束世澂《論北宋時資本主義關係的產生》認為北宋時期已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提供了前提條件，柯昌基《宋代雇傭關係的初步探索》認為資本主義的雇傭關係已經產生；王方中《宋代民營手工業的社會經濟性質》、吳天穎《論宋代四川製鹽業中的生產關係》、周北彤《宋代造船業的社會性質》等文則持不同觀點，討論促進了對宋代手工業、商品經濟發展的研究。蒙文通《從宋代的商稅和城市看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楊德泉《試論宋代城市經濟的繁榮》等文，討論了宋代的都市和商稅問題。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一書，論述了宋代南方城市經濟。尚鉞主編《中國曆史綱要》中，認為北宋時期莊園製成為土地所有製的絕對支配形態；鄧廣銘《唐宋莊園製度質疑》則提出商榷，認為唐宋莊園製說不能成立；對此，鄭昌淦《論唐宋封建莊園的特征》認為唐宋時期存在莊園製。討論土地所有製的，還有楊國宜《南宋大地主土地所有製的發展》等文。張維華《宋代的地租形態》認為地租與地權關係日益密切；華山《關於宋代的客戶問題》認為是南宋地租中已有為數不多的貨幣地租，還在《關於宋代的客戶問題》、《再論宋代客戶的身份問題》等文中，討論客戶與佃戶的異同、客戶的數量、客戶對地主的依附關係，依時間及地區的不同而有差異，以及南宋末年江南農民走上了第二次農奴化的道路等問題。
丁則良、趙儷生、蔣逸人、張政烺、吳天墀、華山、陳守忠等討論了王小波、李順、王則、宋江、方臘、鍾相、楊麽、範汝為等起義及兵變。0年代初期，重點討論的是宋代農民起義的性質、特點，以及平等、平均思想的意義等問題。關於農民起義的專著，有方詩銘《方臘起義》、劉知漸《王則起義》，雲川、齊治平、白鋼等亦有論述方臘起義的著作。
研究王安石及變法的專著，有鄧廣銘《王安石》、漆俠《王安石變法》。此外，有楊向奎《論王安石變法》、關履權《關於王安石變法》、周良霄《有關王安石變法思想的幾個問題》等文。這些論著雖然在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問題上尚有分歧，但都指出王安石變法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性質，變法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曆史的前進，是地主階級的改革運動。
對宋太祖、楊業、範仲淹、王安石、司馬光、沈括、李綱、宗澤、嶽飛、辛棄疾、李清照、陸遊、文天祥等人物研究討論較多。不僅有不少論文，而且大多有傳記著作，其中僅辛棄疾便有六種著作，嶽飛、陸遊、文天祥等亦有多種專著。王安石、朱熹、張載、葉適等人的哲學思想，主要在哲學史界展開了討論，侯外廬、邱漢生《唯物主義者王安石》，高度評價了王安石的唯物主義思想。
對宋代的醫學、農學、天文學、數學、建築學、礦冶技術等進行了多方麵討論的，有自然科學史、考古學的專家竺可楨、茅以升、嚴敦傑、劉敦楨、錢寶琮、宿白、李濤等。宋代的史學也受到重視，有白壽彝《鄭樵對劉知幾史學的發展》、徐規《李燾年表》及《補正》等文。
對外貿易方麵，有盧韋《宋代海外貿易的發展》、林家勁《兩宋時期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等文。
宋代民族矛盾尖銳，鄧廣銘《南宋對金鬥爭中的幾個問題》分析了南宋初年抗戰派與投降派的鬥爭，華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陝西之戰》、趙儷生《靖康建炎間各種民間武裝勢力性質的分析》、張家駒《宋代的兩淮山水寨》、吳晗《陣圖和宋遼戰爭》等文，也各具特色。
五六十年代宋史的研究為後來的研究開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礎。但不可忽略的是“左”的思想影響了宋史研究，也有研究領域狹窄的問題，許多重要的研究領域如宋代的官製、區域經濟、民情風俗等，很少有文章討論。此外，有些文章資料發掘不深，研究的深度也不夠。
宋史研究的新進展978年開始，學術界重新活躍起來，宋史研究的論文也相繼發表。980年，中國宋史研究會成立，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陳樂素教授分任正副會長；以及後來的範仲淹、王安石、嶽飛、朱熹等研究會先後成立，定期舉行年會，交流學術。十多年來，宋史研究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有了較大的飛躍。宋史的研究論文每年有二三百篇，有時甚至更多，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專著不斷湧現，宋史研究室相繼建立，研究隊伍不斷擴大，宋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多種《中國通史》的宋史部分相繼出版，如原範文瀾主編《中國通史》（宋代部分由蔡美彪、朱瑞熙等撰寫）、原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宋代部分由酈家駒、陳智超等撰寫）、翦伯讚主編《中國史綱要》（宋代部分由鄧廣銘撰寫）、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宋代部分由方貴齡撰稿）等；50年代即已出版的尚鉞主編的《中國曆史綱要》出版了修訂本。宋史斷代史也有了周寶珠、陳振主編的《簡明宋史》。辭書方麵，99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卷》有宋史方麵的諸多條目。984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由鄧廣銘、程應鏐主編的《中國曆史大辭典·宋史卷》，其中對宋代的年號、官製、軍製、社會、經濟、文化、宗教以及史事、人物等問題列有條目敘述。
經濟史方麵，漆俠《宋代經濟史》全麵探討了宋代經濟問題；葉坦《富國富民論——立足於宋代的考察》從新的視角進行探討。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受到不少宋史學者的重視，有韓茂莉《北宋黃河中下遊地區農業生產的地域特征》和《北宋黃河下遊地區主要糧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方如金《宋代兩浙路的糧食生產及流通》、賈大泉《宋代四川農村商品生產》、彭友良《兩宋時代福建商業經濟的發展》、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王曾瑜《宋代的上海》等文，還有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等專著，都是具有特色的區域經濟論著，填補了宋代經濟史研究許多空白。
部門經濟的研究更為活躍，不僅有不少論文，如王菱菱《宋代礦冶經營方式的變革和演進》、周荔《宋代的茶葉生產》、張學舒《兩宋民間絲織業的發展》、陶緒《宋代麻紡織業的發展》、顏惠崇《宋代陶瓷業興盛的原因》、漆俠《宋代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會地位及其曆史作用》、於安義《宋代官吏經商盛因及其社會影響》、雷家宏《宋代農民經商問題略論》、戴靜華《宋代商稅製度簡述》、劉秋根《兩宋私營高利貸資本初探》等文；還有多種專著，如郭正忠《宋代鹽業經濟史》、李華瑞《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薑錫東《宋商業信用研究》、韓茂莉《宋代農業地理》等，這些論著不僅填補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也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宋代貨幣也是不少學者關注的問題，有李埏《從錢帛兼行到錢楮並用》、郭正忠《宋代川峽鐵錢研究》、李兆超《宋代貨幣經濟中的白銀》、賈大泉《論交子的產生》等文，田黎瑛《稱提之說——南宋紙幣管理理論》對南宋紙幣管理進行專門討論，而程民生《宋代內庫的金融職能》認為內庫已粗具銀行功能；劉森《宋金紙幣史》是首部全麵研究宋、金兩代紙幣的專著。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再次受到宋史學者的注意，柯昌基、李春棠、郭正忠、賈大泉、葛金芳、顧蓉等認為，宋代某些行業已出現了資本主義的雇傭關係，資本主義萌芽確已產生。多數學者不同意宋代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但認為當時雇傭製關係已逐步發展，但還不是資本主義雇傭關係；也有些學者認為宋代雇傭製關係已為新的資本主義因素的孕育創造了條件。
宋代城鎮史也有一些學者進行研究，城市史方麵有陳振《十一世紀前後的開封》，倪士毅、方如金《南宋臨安的都市經濟》等文，周寶珠、吳濤、林正秋等有研究開封或臨安的著作。楊立武《北宋東京城市結構論略》、胡建華《宋代城市副食品供應初探》、楊德泉《唐宋行會製度之研究》等文，已深入研究城市的結構、貨物供應、商業行會等領域。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一書，則從新的視角研究宋代城市的經濟、文化、民俗等。草市、鎮史方麵有陳振《關於宋代“鎮”的幾個問題》、戴靜華《關於宋代鎮市的幾個問題》、鬱越祖《關於宋代建製鎮的幾個曆史地理問題》等文；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鎮研究》專著，對宋代的鎮、市進行了深入研究。吳泰《論唐宋文獻中的莊園》、陳振《關於唐宋莊園的幾個問題》等文，再次對唐宋封建莊園製度盛行的觀點提出了批評，此後已很少有人提及宋代莊園製，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宋代盛行租佃製。
漆俠《宋代封建租佃製及其發展》認為勞役地租已為實物地租所取代，李春圃《宋代封建租佃製的幾種形式》認為宋代地租實質是勞役租。關於宋代地租形態問題，亦有較多爭論，漆俠認為宋代出現了貨幣地租，包偉民則認為這種出現在官田的是“折錢租”，還不能說是貨幣地租。
宋代人口問題也受到重視，不少學者對袁震50年代的《宋代戶口》提出質疑。王曾瑜《宋代人口淺談》認為宋代戶口統計與實際人數存在明顯差別，穆朝慶、王青濟主張男口說，與30年代日本宮崎市定說法類似；何忠禮則主張丁口說，地方統計的是男口，朝廷統計的是男口中成丁部分即丁口；舒衛喬推算軍人數與總丁數之比，也主張丁口說；王通明通過考察最高墾田數及畝產量等推算，北宋中期人口已達億；葛劍雄認為戶數統計比較正確，據此推算北宋末人口已達億，南宋、金合計超過億。
關於宋代的賦役，許多學者在一些具體問題如差役的性質等雖有不同看法，但都認為宋代賦役負擔是很重的。王曾瑜、汪槐齡、賈大泉、王瑞明、漆俠、王棣、魏天安等，對宋代的賦稅、役法、免行錢等分別進行了討論。高樹林《宋元賦役製度之比較》，認為整體而言宋代是進步的，元代則後退了。
關於王安石變法，鄧廣銘《王安石對北宋兵製的改革措施及其設想》認為其主要目的是將其作為通向征兵製的橋梁以逐步廢除募兵製，穀霽光《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從變法與商品經濟的內在聯係上肯定其積極意義，陳振《論保馬法》論述熙寧保馬法、戶馬法和元豐保瘋狂的魔獸最新章節馬法的區別等，漆俠、郭東旭、周良霄、王瑞明、楊德泉等也都著文，充分或基本肯定王安石變法的曆史作用。王曾瑜《王安石變法簡論》則認為免役法、青苗法等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變法強兵的目的也未達到；顧全芳、胡昭曦、何忠禮、程念祺、季平、楊國宜等人的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或從一個側麵否定王安石變法。對於宋代社會的綜合性研究，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一書綜合研究經濟、階級結構、土地占有和租佃製，以及政治、軍事、哲學等問題。而王曾瑜的專著《宋朝階級結構》，則深入研究了農民、地主、商人、手工業者、奴婢等各階層的情況。
關於宋太宗是不是正常繼位問題再次被提出，李裕民、顧吉辰等認為宋太祖確是為太宗所殺，唐兆梅認為“金匱之盟”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劉洪濤則認為太祖並非遇害而是病死。鄧廣銘從《宋史·孝宗紀》的潛台詞論述宋太宗的非正常繼位，而宋太宗篡位後倉猝命人撰寫，後又命人刪改的繼位詔書，則是企圖進一步掩蓋弑篡痕跡。侯楊方、何冠環、王育濟等則肯定或基本肯定“金匱之盟”，宋太宗是或基本上是正常繼位。
979年，陳振《關於北宋前期的“中書”》指出一些論著將北宋前期“中書門下（政事堂）”簡稱的“中書”，混同於三省的中書省。80年代初以來，宋代官製重新引起不少宋史學者的注意，陳振探討了北宋前期宰相“侍中”的情況；並對有些論著因對宋代官製理解有誤而產生的一些結論性錯誤，以及對台灣楊樹藩教授《宋代中央政治製度》一書中的問題分別進行商榷。梁太濟《北宋前期的中樞機構及淵源》、張其凡《宋初中書事權初探》、傅禮白《北宋三司使與相權》、薑錫東《關於北宋前期宰相製度的幾個問題》等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柯昌基《宋代中樞的秘書製度》認為知製誥是皇帝政治秘書、代言人，陳振《關於宋代知製誥和翰林學士》指出其將翰林學士的加銜知製誥也誤認為是代行中書舍人職務的知製誥，楊果、朱錫光、龔延明亦撰文討論翰林學士、學士院等。此外，曾小華討論了薦舉製度，白文固闡述了祠祿製度，丁淩華論述了寄祿官製度，陳振、張邦煒、苗書梅等討論了回避製度，金圓、賈玉英、季盛清、吳曉萍、蕭建新、江曉敏等闡述了監察製度。鄭世剛討論了北宋轉運使製度、王文楚則論述轉運使的治所、汪聖鐸認為轉運司是路級政權和地方財政的雙生體現者，此外，還有薑漢椿《北宋轉運使路考略》等文。汪聖鐸認為通判隻有監察權、王世民則認為通判既是副知州又是監察官。陳振《論宋代縣尉》指出重設縣尉初期隻管鄉村，後管全縣而鄉村主要是巡檢負責，南宋時鄉村則由縣尉、巡檢分區負責。鄧小南有多篇論文研究宋代的磨勘製度、循資製度、任官製度、考課製度等，她的專著《宋代文官選任製度諸層麵》，是首部深入研究宋代官製的力作。科舉製度研究的論著相對較少，30年代有陳東原《宋代科舉與教育》、聶崇岐《宋代科舉考略》與《宋詞科考》等文。80年代初以來，有關履權《宋代的科舉考試製度的變化和地主階級》、何忠禮《試論北宋科舉製的特點及其曆史作用》、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與《南宋科舉類省試述論》、穆朝慶《試論宋代科舉中的類省試》，以及徐規和何忠禮《北宋的科舉改革和封彌製》等文，討論了科舉製的內容、方法、特點及影響等；劉複生則討論了儒學複興思潮影響下的王安石的科舉改革。鞏本棟《北宋進士科舉改革與文學》則進而討論以經義策論代替詩賦問題，認為既促進了詩文革新，又在某種程度上也阻礙了文學的發展。
關於兵製，40年代有金毓黻《宋代兵製考實》；80年代初鄧廣銘《北宋的募兵製度及其對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產的關係》認為造成大批勞力脫離生產又加重人民賦稅負擔，以及軍事上的無能和形成積貧積弱；他還撰文肯定了王安石對北宋兵製的改革措施及其設想。王育濟則撰文認為募兵製雖有弊端，但使生產者免受征伐之苦以及廂軍分擔勞役，也使農民得以精耕細作；程民生也撰有《北宋募兵製的特征及其性質》。王雲海、張德宗《宋代郵遞鋪兵》認為招募鋪兵傳遞郵件反映了宋代募兵製改革中的一個側麵，張德宗還對北宋的禁兵、廂兵、鄉兵等製度進行討論。程民生研究了西北的鄉兵，任樹民則探討了西北的蕃兵。此外，劉東社《北宋騎兵簡論》、李昌憲《宋代將兵駐地考述》等文，也各具特色。王曾瑜《宋代兵製初探》，是首部係統研究宋代兵製的專著。
宋代法律的研究，929年楊鴻烈《宋代的法律》和942年金毓黻《宋代敕令格式》是早期全麵研究宋代法律的論文；949年鄧廣銘《宋史刑法誌考正》，則是宋代法律研究的基礎之作。此外，有張蔭麟《北宋關於家庭製度的法令》、穀霽光《宋代繼承問題商榷》、陳鵬《唐宋繼承法研究》，是949年前僅有的部門法製論文；唐誌炯《南宋的醫事律令》是五六十年代僅有的宋代法律論文。宋代法律研究到70年代末以後逐漸活躍，季懷銀對宋代法官製度、刑訊製度、司法中的督催等均有專題論文，他還與王雲海、朱瑞熙等合著《宋代司法製度》一書。郭東旭有宋代的財產繼承法、刺配法、酷刑等多方麵的論文和專著《宋代法製研究》。戴建國則研究宋代刑事審判製度、獄政製度及公證機構“書鋪”等。此外，還有楊廷福、錢元凱《宋朝民事訴訟製度述略》，趙曉耕《試論宋代有關民事法律的規範》，張邦煒《宋代官吏經濟違法問題考察》，董家駿《宋代商業立法述略》，殷嘯虎《北宋前期司法監察考察》等文，劉銘恕《宋代出版法及對遼金之書禁》，趙勝《宋代的印刷禁令》，顧利民、霍有光《宋代的礦冶法令及政策》，方寶璋《宋代的財政監督法》，安國樓《宋代笞杖刑製度論略》，王永貞《宋朝預防官吏經濟犯罪的法律措施》，總的來說研究宋代法製史的學者及論著數量較多，雖涉及麵較寬，但許多問題大多還隻有一二篇文章。
農民起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侯外廬、王曾瑜、王瑞明、漆俠、關履權、何竹淇、張誌康、鄭世賢、夏露、顧吉辰、張其凡等人，都有綜合研究宋代農民起義的論文。此外，對宋代各次農民起義的論文數量也不少，自馬泰來《從李若水的lt捕盜偶成gt詩論曆史上的宋江》一文發表後，在宋江受招安問題上的看法已一致，但宋江是否征方臘的問題仍有爭論，對其他農民起義的具體問題也有許多討論。自80年代中葉開始，已很少有討論宋代農民起義的論文。
此外，討論宋與遼、金、西夏、蒙古（元）關係的論文較少，胡昭曦主編的《宋蒙（元）關係史》是迄今這方麵唯一的專著。討論對外貿易的論文稍多，還有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等專著。
文化領域一直是主要由相關學科的學者進行研究，宋史學者研究的既少，又多是對人物以及史學史的研究。文化領域研究最多的是文學史，自20世紀初以來，僅中國文學史的專著就多達一百多種，小說史也有一二十種，文學批評史、詩史、詞史亦有多種，都有論述宋代的篇、章，而以93年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為著。有孫望、常國武《宋代文學史》和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宋代文學研究主要是宋詞研究，主要學者有夏承燾、唐圭璋、胡雲翼等。宋史學者研究宋詞著名的隻有鄧廣銘，所著《稼軒（辛棄疾）詞編年箋注》雖是名著，卻是他研究宋史“走彎路”的作品。
哲學史、思想史的討論，20世紀之初起就受到學者主要是思想史、哲學史學者的廣泛注意，章太炎、錢穆、馮友蘭、白壽彝、賀麟、陳鍾凡、邱漢生、張岱年、李澤厚等，都有論著討論宋代理學，論著多達數百篇、部，而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的專著也有數十種之多，其中以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為最著名，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以很大的篇幅論述宋代思想史以及包括王安石在內的主要思想家，是深入研究宋代思想史的高水平著作。侯外廬等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也以50萬字的篇幅更為詳細地論述了宋代理學思想與理學家，是50年代以來開創性的專著。其他研究宋代理學思想及理學家的論著數量很多，不一一介紹。
理學研究也引起宋史學者的重視，鄧廣銘984年在《略談宋學》中指出“應當把宋學和理學加以區別”，理學是宋學的一個學派，理學形成一個大學派是在宋高宗、孝宗之際。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指出宋學形成後王安石新學派占主導地位，理學在宋高宗時得到南宋朝廷的，成為主導地位的學派。陳振《略論南宋時期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派》，認為直至理宗前期，新學、理學二派是主導學派，理學派的獨尊是在理宗後期開始的。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史學家的重視，40年代金毓黻、魏應麒、傅振倫等均有中國史學史著作問世。宋代史學發達，宋代史學中研究最多的是司馬光《資治通鑒》，陳垣、翦伯讚、白壽彝、聶崇岐等眾多學者都曾撰文討論。其次是對歐陽修、鄭樵、馬端臨等史學家的研究，柴德賡、陳光崇、陶懋炳等均有研究歐陽修史學的論文。關於鄭樵，有顧頡剛《鄭樵傳》等文、白壽彝《鄭樵對劉知幾史學的發展》等文；吳懷祺有多篇研究鄭樵的論文，郭虛中、楊國楨等亦撰文討論。白壽彝《馬端臨的史學思想》是首篇論述馬端臨史學思想的論文，陳光崇、陶懋炳、張孟倫等亦有文論述。對於宋代史學家範祖禹、劉恕、李燾、李心傳、徐夢莘、袁樞等，亦有不少學者撰文討論。吳懷祺《宋代史學思想史》是對宋代史學史深入研究的力作，不但是宋代史學思想史，也是宋代史學史的首部專著。
宋代文化領域的其他學科，如小說、戲曲、音樂、繪畫、書法等，自然科學的天文、數學、化學、建築、農學、水利、醫藥學等，以及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社會風俗等，參與討論的學者和論文不少，且大都有一至數部通史，而專門研究宋代的專史則極少，僅有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程毅中《宋元話本》、郭朋《宋元佛教》等數種。
丁則良、趙儷生、蔣逸人、張政烺、吳天墀、華山、陳守忠等討論了王小波、李順、王則、宋江、方臘、鍾相、楊麽、範汝為等起義及兵變。0年代初期，重點討論的是宋代農民起義的性質、特點，以及平等、平均思想的意義等問題。關於農民起義的專著，有方詩銘《方臘起義》、劉知漸《王則起義》，雲川、齊治平、白鋼等亦有論述方臘起義的著作。
研究王安石及變法的專著，有鄧廣銘《王安石》、漆俠《王安石變法》。此外，有楊向奎《論王安石變法》、關履權《關於王安石變法》、周良霄《有關王安石變法思想的幾個問題》等文。這些論著雖然在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問題上尚有分歧，但都指出王安石變法代表地主階級利益的性質，變法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曆史的前進，是地主階級的改革運動。
對宋太祖、楊業、範仲淹、王安石、司馬光、沈括、李綱、宗澤、嶽飛、辛棄疾、李清照、陸遊、文天祥等人物研究討論較多。不僅有不少論文，而且大多有傳記著作，其中僅辛棄疾便有六種著作，嶽飛、陸遊、文天祥等亦有多種專著。王安石、朱熹、張載、葉適等人的哲學思想，主要在哲學史界展開了討論，侯外廬、邱漢生《唯物主義者王安石》，高度評價了王安石的唯物主義思想。
對宋代的醫學、農學、天文學、數學、建築學、礦冶技術等進行了多方麵討論的，有自然科學史、考古學的專家竺可楨、茅以升、嚴敦傑、劉敦楨、錢寶琮、宿白、李濤等。宋代的史學也受到重視，有白壽彝《鄭樵對劉知幾史學的發展》、徐規《李燾年表》及《補正》等文。
對外貿易方麵，有盧韋《宋代海外貿易的發展》、林家勁《兩宋時期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等文。
宋代民族矛盾尖銳，鄧廣銘《南宋對金鬥爭中的幾個問題》分析了南宋初年抗戰派與投降派的鬥爭，華山《南宋初年的宋金陝西之戰》、趙儷生《靖康建炎間各種民間武裝勢力性質的分析》、張家駒《宋代的兩淮山水寨》、吳晗《陣圖和宋遼戰爭》等文，也各具特色。
五六十年代宋史的研究為後來的研究開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礎。但不可忽略的是“左”的思想影響了宋史研究，也有研究領域狹窄的問題，許多重要的研究領域如宋代的官製、區域經濟、民情風俗等，很少有文章討論。此外，有些文章資料發掘不深，研究的深度也不夠。
宋史研究的新進展978年開始，學術界重新活躍起來，宋史研究的論文也相繼發表。980年，中國宋史研究會成立，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陳樂素教授分任正副會長；以及後來的範仲淹、王安石、嶽飛、朱熹等研究會先後成立，定期舉行年會，交流學術。十多年來，宋史研究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有了較大的飛躍。宋史的研究論文每年有二三百篇，有時甚至更多，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專著不斷湧現，宋史研究室相繼建立，研究隊伍不斷擴大，宋史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多種《中國通史》的宋史部分相繼出版，如原範文瀾主編《中國通史》（宋代部分由蔡美彪、朱瑞熙等撰寫）、原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宋代部分由酈家駒、陳智超等撰寫）、翦伯讚主編《中國史綱要》（宋代部分由鄧廣銘撰寫）、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宋代部分由方貴齡撰稿）等；50年代即已出版的尚鉞主編的《中國曆史綱要》出版了修訂本。宋史斷代史也有了周寶珠、陳振主編的《簡明宋史》。辭書方麵，99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曆史卷》有宋史方麵的諸多條目。984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了由鄧廣銘、程應鏐主編的《中國曆史大辭典·宋史卷》，其中對宋代的年號、官製、軍製、社會、經濟、文化、宗教以及史事、人物等問題列有條目敘述。
經濟史方麵，漆俠《宋代經濟史》全麵探討了宋代經濟問題；葉坦《富國富民論——立足於宋代的考察》從新的視角進行探討。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受到不少宋史學者的重視，有韓茂莉《北宋黃河中下遊地區農業生產的地域特征》和《北宋黃河下遊地區主要糧食作物的地理分布》、方如金《宋代兩浙路的糧食生產及流通》、賈大泉《宋代四川農村商品生產》、彭友良《兩宋時代福建商業經濟的發展》、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王曾瑜《宋代的上海》等文，還有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龍登高《宋代東南市場研究》、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等專著，都是具有特色的區域經濟論著，填補了宋代經濟史研究許多空白。
部門經濟的研究更為活躍，不僅有不少論文，如王菱菱《宋代礦冶經營方式的變革和演進》、周荔《宋代的茶葉生產》、張學舒《兩宋民間絲織業的發展》、陶緒《宋代麻紡織業的發展》、顏惠崇《宋代陶瓷業興盛的原因》、漆俠《宋代的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朱瑞熙《宋代商人的社會地位及其曆史作用》、於安義《宋代官吏經商盛因及其社會影響》、雷家宏《宋代農民經商問題略論》、戴靜華《宋代商稅製度簡述》、劉秋根《兩宋私營高利貸資本初探》等文；還有多種專著，如郭正忠《宋代鹽業經濟史》、李華瑞《宋代酒的生產和征榷》、薑錫東《宋商業信用研究》、韓茂莉《宋代農業地理》等，這些論著不僅填補了以往研究的空白，也是深入研究的成果。宋代貨幣也是不少學者關注的問題，有李埏《從錢帛兼行到錢楮並用》、郭正忠《宋代川峽鐵錢研究》、李兆超《宋代貨幣經濟中的白銀》、賈大泉《論交子的產生》等文，田黎瑛《稱提之說——南宋紙幣管理理論》對南宋紙幣管理進行專門討論，而程民生《宋代內庫的金融職能》認為內庫已粗具銀行功能；劉森《宋金紙幣史》是首部全麵研究宋、金兩代紙幣的專著。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再次受到宋史學者的注意，柯昌基、李春棠、郭正忠、賈大泉、葛金芳、顧蓉等認為，宋代某些行業已出現了資本主義的雇傭關係，資本主義萌芽確已產生。多數學者不同意宋代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但認為當時雇傭製關係已逐步發展，但還不是資本主義雇傭關係；也有些學者認為宋代雇傭製關係已為新的資本主義因素的孕育創造了條件。
宋代城鎮史也有一些學者進行研究，城市史方麵有陳振《十一世紀前後的開封》，倪士毅、方如金《南宋臨安的都市經濟》等文，周寶珠、吳濤、林正秋等有研究開封或臨安的著作。楊立武《北宋東京城市結構論略》、胡建華《宋代城市副食品供應初探》、楊德泉《唐宋行會製度之研究》等文，已深入研究城市的結構、貨物供應、商業行會等領域。李春棠《坊牆倒塌以後——宋代城市生活長卷》一書，則從新的視角研究宋代城市的經濟、文化、民俗等。草市、鎮史方麵有陳振《關於宋代“鎮”的幾個問題》、戴靜華《關於宋代鎮市的幾個問題》、鬱越祖《關於宋代建製鎮的幾個曆史地理問題》等文；傅宗文的《宋代草市鎮研究》專著，對宋代的鎮、市進行了深入研究。吳泰《論唐宋文獻中的莊園》、陳振《關於唐宋莊園的幾個問題》等文，再次對唐宋封建莊園製度盛行的觀點提出了批評，此後已很少有人提及宋代莊園製，絕大多數學者認為宋代盛行租佃製。
漆俠《宋代封建租佃製及其發展》認為勞役地租已為實物地租所取代，李春圃《宋代封建租佃製的幾種形式》認為宋代地租實質是勞役租。關於宋代地租形態問題，亦有較多爭論，漆俠認為宋代出現了貨幣地租，包偉民則認為這種出現在官田的是“折錢租”，還不能說是貨幣地租。
宋代人口問題也受到重視，不少學者對袁震50年代的《宋代戶口》提出質疑。王曾瑜《宋代人口淺談》認為宋代戶口統計與實際人數存在明顯差別，穆朝慶、王青濟主張男口說，與30年代日本宮崎市定說法類似；何忠禮則主張丁口說，地方統計的是男口，朝廷統計的是男口中成丁部分即丁口；舒衛喬推算軍人數與總丁數之比，也主張丁口說；王通明通過考察最高墾田數及畝產量等推算，北宋中期人口已達億；葛劍雄認為戶數統計比較正確，據此推算北宋末人口已達億，南宋、金合計超過億。
關於宋代的賦役，許多學者在一些具體問題如差役的性質等雖有不同看法，但都認為宋代賦役負擔是很重的。王曾瑜、汪槐齡、賈大泉、王瑞明、漆俠、王棣、魏天安等，對宋代的賦稅、役法、免行錢等分別進行了討論。高樹林《宋元賦役製度之比較》，認為整體而言宋代是進步的，元代則後退了。
關於王安石變法，鄧廣銘《王安石對北宋兵製的改革措施及其設想》認為其主要目的是將其作為通向征兵製的橋梁以逐步廢除募兵製，穀霽光《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從變法與商品經濟的內在聯係上肯定其積極意義，陳振《論保馬法》論述熙寧保馬法、戶馬法和元豐保瘋狂的魔獸最新章節馬法的區別等，漆俠、郭東旭、周良霄、王瑞明、楊德泉等也都著文，充分或基本肯定王安石變法的曆史作用。王曾瑜《王安石變法簡論》則認為免役法、青苗法等加重了對人民的剝削，變法強兵的目的也未達到；顧全芳、胡昭曦、何忠禮、程念祺、季平、楊國宜等人的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或從一個側麵否定王安石變法。對於宋代社會的綜合性研究，朱瑞熙《宋代社會研究》一書綜合研究經濟、階級結構、土地占有和租佃製，以及政治、軍事、哲學等問題。而王曾瑜的專著《宋朝階級結構》，則深入研究了農民、地主、商人、手工業者、奴婢等各階層的情況。
關於宋太宗是不是正常繼位問題再次被提出，李裕民、顧吉辰等認為宋太祖確是為太宗所殺，唐兆梅認為“金匱之盟”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劉洪濤則認為太祖並非遇害而是病死。鄧廣銘從《宋史·孝宗紀》的潛台詞論述宋太宗的非正常繼位，而宋太宗篡位後倉猝命人撰寫，後又命人刪改的繼位詔書，則是企圖進一步掩蓋弑篡痕跡。侯楊方、何冠環、王育濟等則肯定或基本肯定“金匱之盟”，宋太宗是或基本上是正常繼位。
979年，陳振《關於北宋前期的“中書”》指出一些論著將北宋前期“中書門下（政事堂）”簡稱的“中書”，混同於三省的中書省。80年代初以來，宋代官製重新引起不少宋史學者的注意，陳振探討了北宋前期宰相“侍中”的情況；並對有些論著因對宋代官製理解有誤而產生的一些結論性錯誤，以及對台灣楊樹藩教授《宋代中央政治製度》一書中的問題分別進行商榷。梁太濟《北宋前期的中樞機構及淵源》、張其凡《宋初中書事權初探》、傅禮白《北宋三司使與相權》、薑錫東《關於北宋前期宰相製度的幾個問題》等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柯昌基《宋代中樞的秘書製度》認為知製誥是皇帝政治秘書、代言人，陳振《關於宋代知製誥和翰林學士》指出其將翰林學士的加銜知製誥也誤認為是代行中書舍人職務的知製誥，楊果、朱錫光、龔延明亦撰文討論翰林學士、學士院等。此外，曾小華討論了薦舉製度，白文固闡述了祠祿製度，丁淩華論述了寄祿官製度，陳振、張邦煒、苗書梅等討論了回避製度，金圓、賈玉英、季盛清、吳曉萍、蕭建新、江曉敏等闡述了監察製度。鄭世剛討論了北宋轉運使製度、王文楚則論述轉運使的治所、汪聖鐸認為轉運司是路級政權和地方財政的雙生體現者，此外，還有薑漢椿《北宋轉運使路考略》等文。汪聖鐸認為通判隻有監察權、王世民則認為通判既是副知州又是監察官。陳振《論宋代縣尉》指出重設縣尉初期隻管鄉村，後管全縣而鄉村主要是巡檢負責，南宋時鄉村則由縣尉、巡檢分區負責。鄧小南有多篇論文研究宋代的磨勘製度、循資製度、任官製度、考課製度等，她的專著《宋代文官選任製度諸層麵》，是首部深入研究宋代官製的力作。科舉製度研究的論著相對較少，30年代有陳東原《宋代科舉與教育》、聶崇岐《宋代科舉考略》與《宋詞科考》等文。80年代初以來，有關履權《宋代的科舉考試製度的變化和地主階級》、何忠禮《試論北宋科舉製的特點及其曆史作用》、張希清《論宋代科舉取士之多與冗官問題》與《南宋科舉類省試述論》、穆朝慶《試論宋代科舉中的類省試》，以及徐規和何忠禮《北宋的科舉改革和封彌製》等文，討論了科舉製的內容、方法、特點及影響等；劉複生則討論了儒學複興思潮影響下的王安石的科舉改革。鞏本棟《北宋進士科舉改革與文學》則進而討論以經義策論代替詩賦問題，認為既促進了詩文革新，又在某種程度上也阻礙了文學的發展。
關於兵製，40年代有金毓黻《宋代兵製考實》；80年代初鄧廣銘《北宋的募兵製度及其對當時積弱積貧和農業生產的關係》認為造成大批勞力脫離生產又加重人民賦稅負擔，以及軍事上的無能和形成積貧積弱；他還撰文肯定了王安石對北宋兵製的改革措施及其設想。王育濟則撰文認為募兵製雖有弊端，但使生產者免受征伐之苦以及廂軍分擔勞役，也使農民得以精耕細作；程民生也撰有《北宋募兵製的特征及其性質》。王雲海、張德宗《宋代郵遞鋪兵》認為招募鋪兵傳遞郵件反映了宋代募兵製改革中的一個側麵，張德宗還對北宋的禁兵、廂兵、鄉兵等製度進行討論。程民生研究了西北的鄉兵，任樹民則探討了西北的蕃兵。此外，劉東社《北宋騎兵簡論》、李昌憲《宋代將兵駐地考述》等文，也各具特色。王曾瑜《宋代兵製初探》，是首部係統研究宋代兵製的專著。
宋代法律的研究，929年楊鴻烈《宋代的法律》和942年金毓黻《宋代敕令格式》是早期全麵研究宋代法律的論文；949年鄧廣銘《宋史刑法誌考正》，則是宋代法律研究的基礎之作。此外，有張蔭麟《北宋關於家庭製度的法令》、穀霽光《宋代繼承問題商榷》、陳鵬《唐宋繼承法研究》，是949年前僅有的部門法製論文；唐誌炯《南宋的醫事律令》是五六十年代僅有的宋代法律論文。宋代法律研究到70年代末以後逐漸活躍，季懷銀對宋代法官製度、刑訊製度、司法中的督催等均有專題論文，他還與王雲海、朱瑞熙等合著《宋代司法製度》一書。郭東旭有宋代的財產繼承法、刺配法、酷刑等多方麵的論文和專著《宋代法製研究》。戴建國則研究宋代刑事審判製度、獄政製度及公證機構“書鋪”等。此外，還有楊廷福、錢元凱《宋朝民事訴訟製度述略》，趙曉耕《試論宋代有關民事法律的規範》，張邦煒《宋代官吏經濟違法問題考察》，董家駿《宋代商業立法述略》，殷嘯虎《北宋前期司法監察考察》等文，劉銘恕《宋代出版法及對遼金之書禁》，趙勝《宋代的印刷禁令》，顧利民、霍有光《宋代的礦冶法令及政策》，方寶璋《宋代的財政監督法》，安國樓《宋代笞杖刑製度論略》，王永貞《宋朝預防官吏經濟犯罪的法律措施》，總的來說研究宋代法製史的學者及論著數量較多，雖涉及麵較寬，但許多問題大多還隻有一二篇文章。
農民起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侯外廬、王曾瑜、王瑞明、漆俠、關履權、何竹淇、張誌康、鄭世賢、夏露、顧吉辰、張其凡等人，都有綜合研究宋代農民起義的論文。此外，對宋代各次農民起義的論文數量也不少，自馬泰來《從李若水的lt捕盜偶成gt詩論曆史上的宋江》一文發表後，在宋江受招安問題上的看法已一致，但宋江是否征方臘的問題仍有爭論，對其他農民起義的具體問題也有許多討論。自80年代中葉開始，已很少有討論宋代農民起義的論文。
此外，討論宋與遼、金、西夏、蒙古（元）關係的論文較少，胡昭曦主編的《宋蒙（元）關係史》是迄今這方麵唯一的專著。討論對外貿易的論文稍多，還有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和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等專著。
文化領域一直是主要由相關學科的學者進行研究，宋史學者研究的既少，又多是對人物以及史學史的研究。文化領域研究最多的是文學史，自20世紀初以來，僅中國文學史的專著就多達一百多種，小說史也有一二十種，文學批評史、詩史、詞史亦有多種，都有論述宋代的篇、章，而以93年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為著。有孫望、常國武《宋代文學史》和張毅《宋代文學思想史》。宋代文學研究主要是宋詞研究，主要學者有夏承燾、唐圭璋、胡雲翼等。宋史學者研究宋詞著名的隻有鄧廣銘，所著《稼軒（辛棄疾）詞編年箋注》雖是名著，卻是他研究宋史“走彎路”的作品。
哲學史、思想史的討論，20世紀之初起就受到學者主要是思想史、哲學史學者的廣泛注意，章太炎、錢穆、馮友蘭、白壽彝、賀麟、陳鍾凡、邱漢生、張岱年、李澤厚等，都有論著討論宋代理學，論著多達數百篇、部，而中國思想史、哲學史的專著也有數十種之多，其中以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史》為最著名，侯外廬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以很大的篇幅論述宋代思想史以及包括王安石在內的主要思想家，是深入研究宋代思想史的高水平著作。侯外廬等主編的《宋明理學史》也以50萬字的篇幅更為詳細地論述了宋代理學思想與理學家，是50年代以來開創性的專著。其他研究宋代理學思想及理學家的論著數量很多，不一一介紹。
理學研究也引起宋史學者的重視，鄧廣銘984年在《略談宋學》中指出“應當把宋學和理學加以區別”，理學是宋學的一個學派，理學形成一個大學派是在宋高宗、孝宗之際。漆俠《宋學的發展和演變》，指出宋學形成後王安石新學派占主導地位，理學在宋高宗時得到南宋朝廷的，成為主導地位的學派。陳振《略論南宋時期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派》，認為直至理宗前期，新學、理學二派是主導學派，理學派的獨尊是在理宗後期開始的。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史學家的重視，40年代金毓黻、魏應麒、傅振倫等均有中國史學史著作問世。宋代史學發達，宋代史學中研究最多的是司馬光《資治通鑒》，陳垣、翦伯讚、白壽彝、聶崇岐等眾多學者都曾撰文討論。其次是對歐陽修、鄭樵、馬端臨等史學家的研究，柴德賡、陳光崇、陶懋炳等均有研究歐陽修史學的論文。關於鄭樵，有顧頡剛《鄭樵傳》等文、白壽彝《鄭樵對劉知幾史學的發展》等文；吳懷祺有多篇研究鄭樵的論文，郭虛中、楊國楨等亦撰文討論。白壽彝《馬端臨的史學思想》是首篇論述馬端臨史學思想的論文，陳光崇、陶懋炳、張孟倫等亦有文論述。對於宋代史學家範祖禹、劉恕、李燾、李心傳、徐夢莘、袁樞等，亦有不少學者撰文討論。吳懷祺《宋代史學思想史》是對宋代史學史深入研究的力作，不但是宋代史學思想史，也是宋代史學史的首部專著。
宋代文化領域的其他學科，如小說、戲曲、音樂、繪畫、書法等，自然科學的天文、數學、化學、建築、農學、水利、醫藥學等，以及佛教、道教、伊斯蘭教、社會風俗等，參與討論的學者和論文不少，且大都有一至數部通史，而專門研究宋代的專史則極少，僅有王國維《宋元戲曲考》、程毅中《宋元話本》、郭朋《宋元佛教》等數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