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賦”2。
五代、宋手工業的發展如前所述，在家庭手工業和由此發展起來的小手工業作坊之外，五代、宋還有較大規模的、技術更複雜的手工業。包括坑冶業，鑄錢業、製鹽業、絲織業、製瓷業、印刷業、造船業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比前代有很大的發展。五代、宋的坑冶業，以鐵、銅為主，其次是金、銀、鉛、錫，閩、蜀、湖、廣、江、淮皆有之。坑冶由私人（坑戶）經營的，繳納一定數額的稅“歲課”。也有朝廷直接經營的，產品的運銷全受朝廷的控製。
五代、宋的冶鐵業十分發達。五代時，後唐、後晉都曾下詔“並許百姓逐便自鑄造”，宋代冶鐵業更發達，如徐州利國監大規模的民營冶鐵業。元豐元年（078）蘇軾說“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百萬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采礦伐炭。”“近者河北轉運司類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2可見利國監生產的鐵，運銷受朝廷控製。
冶銅業因鑄造銅錢而有更大的發展，後周顯德二年（955）為鑄造銅錢而“采銅興冶”3。宋代銅礦坑冶業分官營和民營，官營的由官府掌握，在銅礦坑冶處設置監、冶、場、務等機構，招集坑戶，支給本錢；坑戶自雇工匠從事開采，采得礦石後即送到官爐中冶煉，已有采礦、碓磨、淘洗、上爐四道工序，產品則交給官府，不得私有。如南宋紹興二十年（42）洪邁說“信州鉛山之銅，昔係是招集坑戶就貌平官山鑿坑取垢淋銅（即膽銅），官中為置爐烹煉，每一斤銅支錢二百五十。彼時百物俱賤，坑戶所得有贏，故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開鑿，得銅鉛數千萬斤，置四監鼓鑄。”
信州鉛山場銅礦還有一種是民營的，“有力之家”向官府的礦場租佃土地自行開采。“信之鉛山，間有出備工本為官開浚。元佃之家已施工力，及自用財本起創，未享其利，而嘩徒誣脅檢踏，官吏方且如追重囚，黥配估籍，冤無所訴，此坑冶所以失陷”。民營的銅礦坑冶受到官府官吏的打擊。五代初通行唐錢，後晉天福三年（938）允許“公私”有銅者並許鑄錢，次年即“以天下公私鑄錢，雜以鉛錫，缺小違條，今後隻官鑄”而禁止私鑄。後周顯德二年“以縣官久不鑄錢，乃立監采銅鑄錢”2。南唐鑄銅錢，饒州（今江西波陽）永平監每年鑄銅錢萬貫，南唐後又鑄鐵錢；吳越、北漢亦自鑄銅錢，後蜀、湖南、閩則鑄鐵錢，銅、鐵錢兼用，都是官鑄錢，禁止私鑄。
宋代鑄錢業全是官營的，但私鑄亦未能禁絕，鑄錢業雖是官營的，但分工、評工辦法都是仿照民營作坊，如韶州（今廣東韶關）永通監“即韶置2《宋史》卷8《食貨誌》下三。
《續文獻通考》卷9《征榷》二。
2《五代會要》卷2《鐵》。
3《蘇東坡全集·奏議》卷2《上皇帝書》。
《五代會要》卷27《泉貨》。
2《宋會要輯稿》食貨34之27、23、24。
監，分遣金工以往模之。以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錯水浸，離局為二，雇工於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評價而與之金。不發帑貲，不徭民籍，而功用成韶被山帶海，雜產五金。四方之人，棄農畝，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萬。”3可見宋代冶金工業中已有製模、翻沙、刀錯、水浸等工序，分八個作坊，工人是雇用的專業金工，人數“不下十萬”。
宋代銅錢還行使於遼、金、西夏等地區，並遠銷海外。依北宋元豐初年統計，諸路鑄銅、鐵錢共有2監，其中鑄造銅錢的有7監，鑄造額為50萬貫，鑄造鐵錢的有9監，鑄造額近89萬貫。
製鹽業中海鹽和池鹽都由官營榷賣，井鹽是民營的，雇用鹽工，如四川的井鹽經營者隻要繳納“月課稅”，就能在西川四路的市場上銷售。如北宋文同稱井研縣（今屬四川）“蓋自慶曆以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為之卓筒井，以取鹹泉，鬻煉鹽色。訪聞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每一家須沒（役字之誤）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傭身賃力。平居無事，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迭相扇誘，群黨嘩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已複又投一處，習以為業”。
絲織業除鄉村中的家庭手工業外，有不少是民營的大型作坊。台州知州唐仲友在婺（今金華）、台二處都開設彩帛鋪，既是印染作坊又是店鋪。朱熹說“本州（台州）收買紫草千百斤，日逐拘係染戶在宅堂及公庫，變染紅紫（除分給其妓弟等人外）其餘所染到真紅紫物帛，並發歸婺州本家彩帛鋪貨賣”；“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動至數千匹”。又“乘勢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彩帛鋪，充染帛用”2。這個彩帛鋪的規模很大。至於從事印染的工匠，據朱熹說是拘係來的，未知是否可靠。
官營絲織業的規模更大、分工更細，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營織錦院，據費著《蜀錦譜》所記“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十一，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之數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為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
製瓷業在這一時期也獲得很大發展。五代後周時，製瓷還原焰燒化學工藝發達，生產出“雨過天晴雲**”的鄭州柴窯青瓷。北宋時，名窯崛起，除東京的官窯為官營外，還有民營的汝州汝窯、禹州（今皆屬河南）鈞窯（主要在金朝時期）以及定州（今屬河北）以生產白瓷為主的定窯、浙東龍泉縣（今屬浙江）生產斷紋青瓷的哥窯等。南宋時，官、民窯更紛紛興起，如浙西有餘杭窯（又名修內司官窯，今杭州西餘杭鎮）、江西有吉窯（今江西吉安南永和鎮）、福建有建窯（今福建泉州南）等，而最大的是景德鎮窯（今屬江西）。
宋代許多小規模的民窯具有小商品生產的性質，雇用的陶工不多，如江西永和鎮的舒公窯，據清施閏章《蠖齋雜記》記敘“有舒翁工為玩具，翁之女尤善，號曰舒嬌，其爐瓷諸色，幾與哥窯等價相傳陶工作器入窯，變成玉。工懼事聞於上，封穴逃之饒。”舒公3《五代會要》卷27《泉貨》。
餘靖《武溪集》卷5《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2文同《丹淵集》卷34《奏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事》。
窯製瓷僅父女相傳，其陶工也保守技術秘密。
據南宋蔣祁《陶記》所記“景德鎮陶首三百餘座”，“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車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畫花之有其技，秩然規製，各不相紊”。“埏埴之器，潔白不疵，故鬻於他所，皆有饒玉之稱（景德鎮屬饒州浮梁縣）窯火既歇，爭相取售，交易之際，牙儈主之，運器入河，肩夫執券，次第件具，以憑商算。”南宋時瓷器為外貿出口主要商品，外商特別欣賞景德鎮的瓷器，荷蘭人由泉州販至歐洲，其價值每與同等重量的黃金等價。
五代時雕版印書業開始發展，馮道任後唐宰相時，長興三年（932）二月，“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印賣。先刻完五經，後漢時補刻四經，直至後周廣順三年（953）六月，才全部刻成。同年五月，後蜀宰相毋昭裔也“請刻板《九經》”，“由是蜀中文學複盛”，開封、成都是五代時的兩個雕版印書業中心。
宋朝雕版印書業，形成杭州、開封、建陽（今屬福建）、眉山（今屬四川）四個中心，官營的則由國子監雕板，稱為監本，常在杭州刻印。包括啟蒙及諸子百家、各種詩詞、文集、曆書、醫藥以及工農業技術等各種書籍，還流通到遼、金、西夏等地區。民營印書業，不少是為適應士大夫科舉考試的需要，如“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以冀速售。”2宋朝正式發行交子、錢引、會子、關子等紙幣以及茶、鹽鈔引等流通證券，促進了印刷業的發達。交子初行，由益州（今四川成都）路富民十六戶主持印製發行，天聖元年（023）改由官辦的益州交子務印造。南宋初，杭州富戶也印造“便錢會子”，高宗在位末年，會子務印造官“會子”，工匠有204人，是個不小的紙幣生產作坊。茶、鹽引則由榷貨務交引庫等印造，亦應是個相當規模的證券印刷生產作坊。
造船業由於海外貿易的興盛而迅速發展。北宋時東京設有造船務，督造“綱船”（漕運船）為主，以及座船（官員坐的船）、戰船、馬船等類。造船場初期分布在江西路的虔（今江西贛州）、吉（今吉安）二州與湖南路的潭（今湖南長沙）、衡（今衡陽）等州，後期則是兩浙路的溫（今屬浙江）、明（今寧波）二州，福建路的泉州（今屬福建）後躍居首位。當時福建和兩浙都使用抵抗風浪能力較強、吃水較深的尖底海船。20世紀70年代泉州灣出土的宋代海船，屬於“福船型”，尖底造型，多根杆，隔艙數多，容載量為2000料（約合今20噸），結構堅固，穩定性好，抗風力強，適宜於海上航行。至於廣州（今屬廣東）海上民用的商船，據朱彧《萍洲可談》記載，船深闊各數十丈，船幅廣闊，屬“廣船型”。
南宋時，經濟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體積更大，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載，廣西航行於南海的民用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柁長好幾丈，船上存貯一年的糧食，並且還釀酒養豬。直接開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可容納上千人，有街市及紡織業，可見其體積之大。
《朱文公文集》卷8《按唐仲友第三狀》。
劉新園《蔣祁〈陶記〉著作時代考辨》、《〈陶記〉校注》，《文史》第8、9輯，中華書局出版。2《舊五代史》卷43《明宗紀》九；《資治通鑒》卷277、29。
嶽珂《愧郯錄》。
第二節遼的手工業礦冶、鑄造業遼有礦冶、鑄造、食鹽、紡織、陶瓷、建築等多種手工業，尤長於車馬具的製造。
遼朝的礦冶業，起於契丹建國之前，史稱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愛物，始置鐵冶，教民鼓鑄”2。阿保機繼任可汗的第五年（9），征幽燕回師，得銀、鐵礦，命置冶采煉。這次所置礦冶，當在漢城（今河北承德南）附近。《新五代史》卷72載“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這裏的農耕、畜牧和鹽鐵之利為阿保機實力的增長提供了物質條件，所俘漢人及其技藝促進了迭剌部生產力的發展，是阿保機得以建國的堅實基礎。
遼東是鐵的重要產地，這一地區的並入進一步促進了遼朝冶鐵業的發展。初期，以橫帳和大族奴隸置曷術石烈，從事冶煉。“曷術”，即契丹語“鐵”。曷術石烈在聖宗時改編為部，仍以鐵為賦。遼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濕河分置三冶。手山為今遼寧鞍山市的首山，這裏的礦冶史最晚當起自遼代。
此外，東京道的同州（今遼寧開原南），上京道的饒州（今內蒙古赤峰市林西縣櫻桃溝村古城址）長樂縣，分別有300戶和4000戶從事冶煉，皆以鐵納賦。中京柳河（今伊遜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濾沙煉鐵。南京道有景州（今河北遵化）龍池冶，營州（今昌黎）有新興冶，都由官府設官提點，為官營坑場。
東京道的銀州（今遼寧鐵嶺），南京道的漁陽（今天津市薊縣），中京道的澤州（今河北平泉西南）、嚴州（今遼寧興城東南）等地有銀冶。澤州陷河冶，太祖時募民立寨，專事采煉。據承德地區文化局調查，陷河冶地當今河北平泉會州城西南。此地開采時間很長，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開采，儲量當很可觀。此外，尚有陰山、都峰、大石、寶興等銀冶。前者在陰山山脈大青山一帶，聖宗太平七年（027），西南路招討司奏陰山中產金，故置冶，後則以山金（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北）為統軍司名；後三者當在東京和南京道內。
98年，內蒙古察右前旗豪欠營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屍。通過對其葬具銅絲網絡和出土鐵器的分析，得知契丹族的冶煉銅鐵等技術已很發達，當時既可冶煉黃銅，又可冶煉純銅，而且冶煉方式穩定，其鐵釘成分已“接近現代08沸鋼板或純鐵成分”。3遼的金、銀、鐵器的製造技術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從遼墓出土的鐵器看，鐵的應用已相當廣泛。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的“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戶，編荊籬，鍛鐵為兵器”3。東京道河州（當在今吉林中西部）有軍2《鹹淳臨安誌》卷9《會子府》，參見《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87，紹興三十年十二月。《遼史·太祖紀·讚》。
參見承德地區文化局調查組《遼澤州、陷河及陷河銀冶考》，《遼金史論文集》第二輯。3陸金生《豪欠營遼代古墓中金屬網套上鏽蝕物的分析》，載《契丹女屍》，內蒙古人民出版社985年版。
器坊、顯州（今遼寧北鎮西）設甲坊，製造兵器；遼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優質低碳鋼。農業生產工具有犁、鏵、鐮等多種，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極為接近，手工業工具種類繁多，僅葉茂台遼墓出土的鑿就有寬刃、圓刃、斜刃等多種，不但可看出鐵器製造的水平，同時也反映了木器製造的技術。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鬥、火筷、燈、銅鏡和喪葬用的金、銅麵罩和銀、銅絲網絡等。其工藝細致、複雜。葉茂台遼墓出土的嵌銀纏枝花鳥紋鐵罐、銀鎏金鏤花捍腰，赤峰遼駙馬墓出土的鎏金龍鳳紋鞍橋，內蒙古哲裏木盟奈曼旗遼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銀冠、金花銀靴、琥珀瓔珞、八曲花式金盒、鏤雕金荷包、雙龍紋金鐲、纏枝花紋金鐲、金花銀枕等，都反映了遼鑄造工藝的水平。遼的金銀器的加工製作在工藝上繼承了唐朝的傳統，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鹽業耶律阿保機建國之前，安置漢人的炭山東南灤河上遊地區產鹽，八部曾仰以為食。黑車子室韋所在地區內的鶴剌泊（又名廣濟湖，大鹽泊，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境內的達布蘇鹽池）儲量極豐，“鹽生著岸如冰淩，朝聚暮合，年深者堅如巨石”。契丹人取鹽為枕，細碎者食用和販賣。及滅渤海，得燕（今北京）、雲（今山西大同），又增加了海鹽。遼的製鹽業很發達，不僅滿足了境內的消費，而且私販至宋境。北鹽南販增加了遼朝的收入，也直接影響了北宋河北鹽政的製定和實施。紡織業遼朝建國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簡單的織造技術，紡織業的迅速發展和水平的提高則是在大批漢人遷入之後。遼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有官營的手工業作坊綾錦院，為皇室提供紡織品。中京道的宜州（今遼寧義縣）、川州（今北票）、錦州（今屬遼寧）、霸州（興中府，今朝陽）和東京道的顯州，地產桑麻，除向綾錦院提供紡織原料外，也以紡織為副業，生產大量精美的絲織品，甚至專以絲織品納貢賦，供契丹統治者賞賜群臣、贈予外國之用。世宗以定州（今河北正定）俘戶所置的弘政縣（今遼寧義縣），“民工織衽，多技巧”2，帶動了中京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南京（今北京）“錦繡組綺，精絕天下”3。豪欠營契丹墓的發掘，提供了遼朝絲織品實物。契丹女屍身穿衣、裙8件，皆以羅、絹為原料，它們反映了遼朝絲織業的水平。據有關專業技術人員判斷，女屍身上的輕羅薄絹，在當時屬第一流產品。“羅紋織物生產達到了曆史上的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樣品正是在遼。而女屍身上的輕羅蠟光式絹，應是這種最高水平樣品的實物之一”。遼朝生產的“蕃羅”，在宋遼貿易中很受宋朝商人的《契丹國誌》卷24《王沂公行程錄》。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77引路振《乘軺錄》。
2參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9。
3《遼史》卷39《地理誌》三。
歡迎，“遼朝生產的優質羅，到宋地也是奇貨”4。
宋真宗曾將宋初遼的織物同聖宗時的織物進行比較，前者“樸拙”而後者“工巧”，判斷後者為幽州（今北京）所產。遼道宗時下詔禁止南京私造禦用彩緞，也反映了南京紡織業的發展和技術水平之高。南京是遼朝官營紡織業的中心，對遼朝紡織業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帶動作用。遼的紡織品種類齊全，綾、羅、錦、絹、綺、紗、緞、刻絲等應有盡有。與紡織品發展相適應，遼在南京、中京等地都有染院。置使提點院事，管理印染等相關事宜，遼能用“夾纈”，“蠟纈”法印染各種花紋。
陶瓷業遼的陶瓷在中國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特點主要表現在製造工藝上繼承和學習了唐、宋的技術，在造型方麵具有濃厚的遊牧生活特點。雞冠壺、方碟、長頸瓶、牛腿瓶、鳳首瓶和遼三彩、仿定白瓷是遼瓷器物和工藝的代表。
遼三彩直接繼承了唐三彩的風格，色彩為黃、綠、白，器形有長瓶、長盤、方碟、圓碟等。雞冠壺是遼瓷中的典型器物，從造型上看，應是由盛貯水、酒、乳等的皮囊發展而成的，早期的雞冠壺器腹較大，造型渾厚，甚至保留著皮繩縫製的印記；中期漸趨扁平，口高，體小；晚期器體細高，多為捏把。仿定窯的白瓷器多為碗、碟、盤等，金銀飾器的邊緣異常豪華，幾與定窯製品一般無二。
遼的陶瓷多為早期實用器物，除雞冠壺外，倉式罐的造型也別具特色，形似蒙古包，開設小門，並刻有子母鹿紋，從罐中貯有骨灰判斷，這種倉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遼中京鬆山州（今內蒙古赤峰西南）有一規模很大的窯場。從考古發掘得知這裏生產的陶瓷品種齊全，而以粗白瓷為主，器物多為生活用品。除碗、盤、杯、碟、盂、盆、注子、甕、牛腿瓶外，還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綠、黃、黑、褐和三彩等多種，花紋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鳳鳥、蝴蝶等。中京附近遼墓出土的瓷器，多是這裏燒製的，這一窯場產量當是很高的。
皮革與木器加工業長於騎射的契丹人，重視車馬具的製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較高的水平。契丹貴族所用鞍勒，尤為考究。東丹王耶律倍（後唐賜姓名李讚華）所畫契丹貴族“牽黃臂蒼”，“鞍勒率皆瑰奇”，宋人對遼所製馬鞍也讚不絕口。他們稱“契丹鞍，夏國劍，皆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因此遼饋贈宋、高麗等物品中例有鞍轡，種類不一，皆極工巧。近年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多座契丹墓葬，使我們得以見到契丹所製的鞍轡實物。
遼也製造車、船和日用木器家具，奚人和屬部黑車子室韋人善造車，契4《契丹國誌》卷22《四京本末·南京》。
參見王丹華《契丹女屍的絲織品》，載《契丹女屍》，內蒙古人民出版社985年版。佚名《宣和畫譜》卷8。
丹人早年曾向他們學習造車技術。沈括說“奚人業伐山、陸種、斫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車工所聚曰打造館”2。遼上京有車子院，並設監管理，可見當時造車的技術和規模。遼還製造舟船，以及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韓紹孚、劉可度等曾以商稅曲鐵都監和榷鹽使的身份提點、監造舟船。現在已經發現的木器實物有葉茂台遼墓出土的一架木作結構的“小帳”，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出土的用粗大柏木枋構成的八角形疊澀式頂大型木槨等。而從木器加工工具種類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藝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製造也有特色，“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杆，韉勒輕快，便於馳走”。
2太平老人《袖中錦》。
楊渭生《沈括〈熙寧使遼圖抄〉輯箋》，《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三節西夏的手工業西夏的手工業生產相對較發達，手工業門類也較齊全。夏仁宗天盛時期（49—9）修訂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門》中，規定設立的國家手工業管理機構，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絹織院、首飾院、鐵工院、木工院、造紙院、磚瓦院、出車院等2。
據史書記載和考古資料證明，西夏較重要的手工業生產行業，有紡織、冶煉、金銀木器製作、采鹽、陶瓷、建築、磚瓦等。
紡織業西夏建國後，在黨項人原有的家庭畜皮毛加工製作的基礎上逐漸發展了紡織手工業作坊，考古發現有西夏使用的石紡輪、木刮布刀等生產工具，紡織產品有氆氌、毛褐、氈、毯、粗絹、麻布等。西夏生產的白氈，被時人譽為“世界最麗之氈”3。史書多次記載西夏遣使向宋朝求請絲織工匠，西夏可能有自己設立的綿紡和絲織作坊。
冶煉業與金、銀、木器製造業西夏的冶煉業包括采礦、冶煉、金屬製造。夏州（今陝西靖邊境）東境有豐富的鐵礦資源，在那裏設立“冶鐵務”專司采礦煉鐵。
西夏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等地有國家設置的鍛造作坊，打造兵器或農具等。西夏的冶煉與鍛造技術都達到了較高水平，如已采用了當時比較先進的鼓風設備豎式風箱。在兵器製作方麵，所造甲胄“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2，“夏人劍”，鋒利無比，宋朝人十分喜愛，讚揚為“天下第一”3。出土的西夏的銅鑄貨幣、官印、符牌，工藝製作都十分精致。西夏皇陵出土的一件鑄銅牛，表麵鎏金，重達88千克，顯示了高超的銅鑄工藝。考古發現的金銀器物有缽、碗、盒、金帶、鞍具，鎏金、銀或鑲嵌寶石的飾物，都具有造型美觀、圖案精美、色澤光瑩等特點，堪稱稀世珍品。西夏墓葬中還出土了木緣塔、木桌、木瓶、筆架、木碗等，也都造型別具風格，工藝精美。
采鹽業采鹽是西夏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手工業生產部門，鹽州（今寧夏鹽池北）、靈州（今靈武西南）等地產鹽，烏池、白池的青、白鹽品質純淨，價廉物美，最為宋朝邊民喜食。西夏朝廷對采鹽實行官營，由國家壟斷鹽產，2《契丹國誌》卷23，宋綬《契丹風俗》。
3史金波、聶鴻音、白濱《天盛律令譯注》，科學出版社993年版。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卷l。
2見史金波、白濱、吳峰雲編著《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988年版。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2。
作為重要的財政收入，並用鹽同宋、遼交換貨物、糧食。夏景宗時，西夏“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青鹽”（《包拯集·論楊守素》），要求宋朝每年向西夏購鹽0萬石。
陶瓷業已發掘的寧夏靈武磁窯堡西夏窯址，發現有多處窯爐和作坊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窯具，如實反映了西夏陶瓷業作坊的規模。靈武磁窯堡附近蘊藏著豐富的煤礦、瓷土和水源，中原的製瓷匠人給西夏帶來了先進的製瓷技術，因此西夏陶瓷業製作技術同中原地區是一脈相承的，僅僅在裝飾、燒製工藝等方麵，因地區與自然條件不同而具有某些特色。已發現的瓷器品種很多，生活用具有碗、盤、盆、缽、釜、杯、盒、壺、瓶、罐、缸、甕、燈具、鉤等。以高圈足的碗、杯為其特色。瓷器釉色多白釉瓷，黑釉與褐釉的剔刻花壺、瓶等具有代表性。尤以兩耳或四係瓷扁壺，駱駝、馬、羊、鉤、鈴及樂器牛頭瓷塤等陶瓷製品，表現了遊牧民族需用和喜好的特點。4建築業西夏建國前後，由於皇室大起宮殿、官衙，營造寺廟、陵園，西夏的磚瓦製作作坊興起，形成了頗具規模的建築工匠隊伍。在今寧夏銀川附近的西夏皇陵遺址發掘了大量的建築材料，如磚石、素麵和琉璃瓦當、鴟吻、柱石等。陵區的附近已發現的數十座磚瓦和石灰窯址，從遺存的磚瓦等建築材料來看與西夏皇陵出土的材料是一致的，說明磚瓦窯場一般建設在建築物的附近，以便於就地製作提供使用。
4太平老人《袖中錦》。
第四節金的手工業金的手工業門類比較齊全，隨著統治範圍的不斷擴大，特別是占有遼與北宋的手工業地區後，不斷地恢複和發展起來。金代手工業繼承和發展了渤海、遼和宋的手工業技術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麵還超過北宋。
礦冶與金屬製造業金代礦冶和金屬製造業是手工業生產中的一個重要部門。金代礦產豐富，大同（今屬山西）貢鐵，雲內州（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西南）產青镔鐵，大興府（今北京）產金、銀、鐵，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產銅、鐵。金世宗主張“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大定三年（3）規定，金銀礦冶許民開采，官府征收產品的二十分之一。五年，許百姓“射”銀冶。十二年，又“詔金銀坑冶，聽民開采，毋得收稅”。因為金產銅量少，命尚書省遣使到各路“規措銅貨”，訪察銅礦苗脈，對能指引礦藏得實的給予獎勵。墳山（今遼寧義縣北）西銀山的銀坑多至處。大定十三年討論鑄錢，打算由國家直接采金銀礦冶，世宗決定當以與民，惟錢不許私鑄。
金製造軍器的作坊是軍器監、利器署（都作院），金銀器物製造屬少府監的尚方署。鑄錢掌握在國家手中，海陵王時中都（今北京）有寶源監、寶豐監，京兆（今陝西西安）有利用監，皆正隆三年（58）設；世宗大定十八年（78）於代州（今山西代縣）設阜通監，二十七年（87）於曲陽縣（今屬河北）設利通監。
金禁止民間私鑄銅器甚嚴，大定十一年（7）二月規定，除神佛像、鍾、磬、鈸、鈷、腰束帶、魚袋外，禁止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值的一半。當時各府州縣和猛安謀克，均有專門管理鑄錢的官手工業和機構，銅器製出後均由官府檢驗，並經有關官署驗押後，方可使用。在嚴防私鑄的禁令下，民間金銀銅鑄造業也有所發展。
煤礦業煤礦業在金代手工業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金以前，東北和中原北部，煤的開采與利用已很發達，據近代在遼寧撫順煤礦的發掘，在舊坑中發現有圓形斜坑，並在此圓形斜坑中發掘出圓形古器，似為用來盛油之用。從采礦方法和器皿證明唐時已被開采經營，遼金以降，久為開采。中原北方多煤，當時燒瓷、煉鐵以及南京（今河南開封）城內一般百姓，多以煤作為燃料。
鹽業金承遼、北宋之後，很重視對鹽業的經營，榷貨之目有十，而鹽稱其首。金世宗置山東、滄州（今河北滄州東南）、寶坻（今屬天津）、解州（今山馬文寬《寧夏靈武窯》，紫禁城出版社988年版。
《金史》卷48《食貨誌》。
西運城西南）、西京（今大同）、遼東、北京（今內蒙古寧城西）七鹽使司。海陵王貞元二年（54）遷燕（今北京）後，初設鹽鈔香茶文引印造庫。世宗又仿宋輸粟之法，許民以米易鹽。金朝已革去隨田畝而輸兩稅鹽錢舊製，但“乾辦鹽錢”弊政依然被保存下來，河東北路“乾辦鹽錢”歲達0萬貫。大定二十八年（88），創置巡捕使，專巡私鹽，主要設在山東、滄州、寶坻、解州、西京，而遼東、北京兩路不設。
製瓷業製瓷業，是金較為發達的手工業行業之一。北宋時北方許多名窯，自熙宗後已多恢複和發展起來。在今內蒙古、東北金代遺址中，大量發現定州（今屬河北）、磁州（今磁縣）、耀州（今陝西耀縣）諸窯製成的著名產品。在東北出土的金代瓷器，以定瓷為最多，有刻花、畫花、印花多種，而以萱草紋、荷花紋較為流行。在黑龍江綏濱發現的磁瓷，黃白釉，繪鐵花纏枝牡丹圖案，胎質比較細膩，花紋與釉質也都較為典型。現已發現陝西耀州窯三座窯爐，其一處遺址麵積達500平方米，分為工作間、晾坯場、窯爐，窯爐作馬蹄形，用耐火磚砌成，並且在表麵上塗有耐火泥，從窯門和火膛內堆積的煤渣可知，此處燒窯已用煤作燃料。出土的瓷片以青釉為主釉色，比汝窯為淡而薄，略呈薑黃色，也有黑色的，花紋多為印刷，以魚紋飾為最突出，器型多為飲食用具。鈞窯是金代新興的一個製瓷基址，在當時聲名很盛，其產品成為世上佳品。河北觀台（今河北磁縣西南）窯所燒的白釉瓷器，造型秀麗，胎質輕薄，釉色帶青，花紋多刻在器內。又如山東、山西所燒製的白瓷，在釉下施以紅綠彩繪，也反映了這些地區製瓷技術的發展水平。在泗州（今江蘇盱眙西北）、宿州（今屬安徽）還出產一種繩紋印飾的白瓷。954年在安徽蕭縣出土的淡黃色瓷瓶上，刻劃“白土鎮窯戶趙順謹施到花瓶一對，供奉本鎮南寺慈氏菩薩。時皇統元年（4）三月二十二日造”。奉聖州永興縣（今河北涿鹿）西南的磨石窯，窯內可容500人，而且燒瓷技術也不落後於北宋。
造紙與印刷業金的造紙與印刷業有很大發展，山西南部因受戰爭創傷最輕，生產破壞較少，故造紙與印刷業極為發達，金代平陽（今山西臨汾）印刷技術的發展，與當地造紙、造墨以及其地多產棗木、梨木有關。金代北方對種植也很重視，設有司竹監。稷山（今屬山西）竹紙與平陽麻紙，是當時聞名的產品。金代刻書大約始於熙宗，而盛於世宗、章宗時期，中都、南京、平陽、寧晉（今屬河北）是金代刻書的中心。在平陽設有專門出版機構，管理民營書坊和書鋪。金代鈔書與刻書之風很盛，《宋史·洪皓傳》記載，皓之使北，“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趙城藏經（原本藏山西趙城廣勝寺），綜計全藏應有783卷，現存4330卷，起皇統八年（48）至大定三年（3），前後雕刻曆時5年始成。
絲織業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平陽、太原（今屬山西）、河間（今屬河北）、懷州（今河南沁陽）等處設綾錦院，派官“掌織造常課匹段之事”。《金史·地理誌》記載，平州（今河北盧龍）貢綾，涿州（今屬河北）貢羅，河間府產無縫錦，東平府（今山東東平縣）產絲、綿、綾、錦、絹。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東北）產縐、縠、絹，相州（今河南安陽）產纈，隰州（今山西隰縣）產綠卷子布，遼東遼陽府（今遼寧遼陽）產師姑布。而誇天下一品的定州（今屬河北）刻絲大約也有製造。《雞肋編》卷上記載，河北定州的刻絲極為精巧。燕山府（今北京）在金代時，“錦繡組綺精絕天下”2。
火器製造業火器製造業，完全是在北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技術的發展有勝於北宋。金代火器製造主要是用之於戰爭的武器，如鐵火炮、震天雷、飛火槍等，此外火藥也曾應用於其他方麵。世宗末年，太原府陽曲縣（今山西太原）鄭村中社李姓獵戶，把火藥裝入陶罐，掛在腰間備用，遇見狐群把藥線點著，猛作大聲，“用以捕殺狐群”。金代鐵火炮不僅最早見於記載，而且以鐵為外殼裝製，口小，說明當時已掌握利用火藥性能的轉化作用，以發揮火炮發射的威力，標誌著對火藥利用技能的成熟。
造船業金代造船業也有一定的發展和提高。海陵王時，張中彥奉命建造巨艦，“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才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2，小舟（模型）製出後，諸匠都駭服其“智巧”。海陵王時，還發明一種撞冰船，蔡珪為之寫《撞冰行》詩，可說是近代破冰船的先驅。《河防通議》記載，當時造船以每一百料（載重量，約合噸）為基本計算單位，對打造一百料船所需要的材料都一一規定了件數，每件的尺寸和重量。還記載不同材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裝置量3。這說明當時的造船技術已較前有所提高和進步。
2《金史》卷7《世宗紀》。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
2元好問《續夷堅誌》。
3《金史》卷79《張中彥傳》。
第三章手工業、工程技術第一節建築城市建設宋代的城市由於商業發達和社會生活的需要，坊（居民區）和市（商業區）的區別逐漸消失，並取消了傳統的宵禁製度，使城市的結構和布局發生了根本變化，這是城市規劃上的一個重大進步。如北宋都城東京開封（今屬河南），中心部位為宮城，另有內城和外城。整個城市方圓五十餘裏，有城門2座，水門座。許多店鋪、作坊和住宅都臨街建造，市井繁華。汴河、蔡河、五丈河和惠通河四條河流流經其間，交通便利。此外，城防工程和消防設施等也都相當完善。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形象生動地描繪出這座“七朝都會”的都市風貌。東京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後來金代擴建中都（今北京），其城市布局就是仿效宋東京，甚至連所建宮殿的名稱都與宋東京的相同。這一時期，如平江（蘇州）、杭州、揚州、成都、遼的南京與金的中都（今北京）、廣州、明州（寧波）、泉州等城市也更加繁榮起來，城市建設愈益完備。從現存的南宋平江城（今蘇州）圖石碑上可以看到，城區內水道密布，住宅和手工作坊前臨街巷，後倚河道，交通運輸水陸兼用，相當方便，清楚地表現出這座水鄉城市的合理布局。
應縣木塔這一時期遼宋夏金都建造有富麗堂皇的宮殿建築群和大型的佛教建築。
如宋正定隆興寺建築群，遼薊縣獨樂寺觀音閣等，都上承唐製，又有創新，是研究唐宋建築製度變化的重要實例。在全國各地保留至今的這一時期的高層建築寶塔也為數不少。如宋塔大多為磚石塔，其中為便於瞭望軍情而建造的河北定縣開元寺料敵塔，有層，高達80餘米，全用磚砌，至今完好。福建泉州開元寺兩座石塔，用石料仿木建築，高度均在40米以上。河南開封祐國寺塔，則是在磚砌塔身外加砌琉璃麵磚，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琉璃塔。遼代佛塔也多為磚砌的密簷塔，如天慶九年（9）建造的北京天寧寺塔，以及山西靈丘覺山寺塔、河北易縣泰寧寺塔等，外觀仿木建築，其柱、梁、鬥栱、門窗、簷口等都用磚仿木構件，技藝精湛，有很高的水平。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著名工匠喻皓在修建開寶寺木塔時，為抵禦西北風的影響，特使塔身略向西北傾斜，這種大膽、巧妙而又有效的措施，在建築史上是不多見的。遼清寧二年（05）建造的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木塔。應縣木塔為樓閣式，全部用木料構築，五層六簷，高7米，體形高大，結構複雜，輪廓優美，且在建築技術上有許多創新。如鬥栱式樣就有0多種，特別是塔的暗層內，在內外槽柱間，使用了斜撐、梁和短柱，由此組成不同方向的複梁式木架，以提高其抗彎剪的能力，增加了整個塔身的穩定性。應縣木塔經曆900多年來多次大風和地震的考驗而未損毀，可見其建築技術之高超。
木構建築技術的進步這一時期木構建築的規模一般比唐代要小，而建築形式總的來說則趨向於輕巧、秀麗和變化。如建築組群在總平麵上加強了進深方向的空間層次。殿堂屋宇坡度增高，屋頂出現了丁字脊、十字脊，殿堂平麵出現了工字形、亞字形等，而鬥栱則比唐代縮小。在宋代建築實物中還出現了減柱的做法。如晉祠聖母殿減中間老簷柱四根，晉城青蓮寺大殿減中間前金柱四根等，這種做法，反映了結構布置的靈活性，因而改善和擴大了室內空間。在金代建築中，如朔縣崇福寺彌陀殿、五台縣佛光寺文殊殿等，又進一步發展了減柱和移柱的做法。這一時期的建築裝修和色彩也有很大發展，如一些建築物的門窗采用各種格子門、格子窗等，改進了采光條件，增加了裝飾效果。此外，還裝飾有各種雕刻紋飾及“五彩遍裝”、“碾玉裝”、“丹粉刷飾”等彩畫，這些都對後世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建築產生了很大影響。
橋梁建築遼宋夏金時期在橋梁建築方麵也有創造性的發展。如木結構橋中著名的虹橋，據王辟之《澠水燕談錄》所述，是青州（今屬山東）一名牢城廢卒所首創。虹橋是一種獨特的單跨木拱橋，由巨木相接而成拱狀，完全不用支柱，宛如長虹，結構簡潔，橋體堅固。東京汴河上也建有這樣的虹橋，《清明上河圖》相當形象地將其描繪出來。北宋皇祐五年（053）至嘉祐四年（059），在福建泉州洛陽江上建造的洛陽橋，又名萬安橋，也很有特色。洛陽橋橋長30丈，寬丈5尺，有47個橋孔2。它是在江底鋪設長條基石，築成長500多米，寬20多米的石堤，由蠣房作為膠結材料來固結石塊，然後在其上築墩建橋。這種“筏形基礎”的新型橋基，是這一時期的首創。現存的洛陽橋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規模。南宋紹興八年至二十一年（38—5）在福建晉江建造的安平橋，全長8丈，有橋墩3座，是905年鄭州黃河土橋建成前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長橋梁。在北方地區，金代按照隋製安濟橋也建造了不少石橋，保存至今的有河北的永通橋、山西的普濟橋等。金代橋梁中最著稱的是大定二十七年（87）至明昌三年（92）在永定河上建造的盧溝橋，盧溝橋橋長22米多，連兩端橋堍共25米，寬8米多，共孔，是石砌的連拱橋，兩側石欄和望柱上雕刻有石獅，造型美觀，堅實穩固，現仍基本保持原來麵貌。兩宋時期的園林建築也有很大發展，皇家苑囿和私家園林都很興盛，其中如宋徽宗營建的“艮嶽”，尤為著名。
《營造法式》遼宋夏金時期出現的《木經》和《營造法式》等建築學專門著作，也是這一時期建築技術水平提高的重要標誌。北宋初年著名工匠喻皓所著《木經》，原作已佚，沈括《夢溪筆談》中有所記述，其中已有關於木結構各類見《河防通議》的“造船物料”、“裝船斤重”節。
參見中國建築史編寫組《中國建築史》，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98年版。2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科學出版社985年版，第4頁。構件之間的尺度比例關係，如屋架尺度以梁的跨度為準，階基的高度以柱高為準等。北宋徽宗時將作監李誡在元符三年（00）編成、崇寧二年（03）刊行的《營造法式》，全書共3卷，357篇。其中包括建築術語考釋，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鋸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畫作、磚作、窯作等工種的標準做法，功限料例及諸作製度圖樣，內容極為豐富。這部著作也是我國古代最早和最完整係統的建築學文獻。在《營造法式》中提出的“材分”製，即“凡構屋之製，皆以材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廣分為十五分，以十分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長，曲直舉折之勢，規矩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為製度”。規定了木構建築各種構件的比例關係和人工材料定額，這實際上就是以古典模數製為基礎的建築規範，也是當時木構建築技術基本成熟的表現，其中有些具體標準，仍為後來元、明、清各代所沿用。
第二節水利五代較重要的水利工程，應推吳越王錢鏐時期修築的捍海塘。它位於杭州候潮門外，即今杭州六和塔到艮山門一帶，是一段竹籠石塘。其作法是“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從唐代的土塘到五代的竹籠石塘，是我國修築海塘技術史上一大進步。
宋大中祥符五年（02），兩浙轉運使陳堯佐和同知杭州戚綸把黃河河工中的埽工技術引入海塘工程，修築柴塘，即用一層柴薪一層土，相間夯築。這種海塘雖然省工節料，提高了抗衝能力，但費柴太多，易朽壞，年年需要維修。後來又進一步發展為石塘。景祐年間（034—038），兩浙轉運使張夏作石堤2裏，自六和塔至東青門。慶曆四年（044）轉運使田瑜、知杭州楊偕在原有石堤的基礎上，續修2200丈。
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範仲淹、郟亶、郟僑、單鍔、趙霖、黃震、蘇軾等人都提出過自己的見解，而最有代表性的是範仲淹和單鍔。
範仲淹（989—052）有較豐富的治水經驗，曾修過蘇北海堤。天聖二年至六年（024—028）修成捍海堰50裏，後人稱為範公堤。他對太湖的情況比較了解，景祐年間（034—038）主持了疏浚港浦的工作。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他認為應采用浚河、修圩、置閘三者相結合的工程措施，使除害與興利相結合，蓄泄兼顧，有利農業生產。單鍔著有《吳中水利書》，書中分析了太湖水患，認為太湖水患原因有三個。針對水患原因，他主張治理太湖應先開吳江塘路，讓水泄盡後再築圍墾田。單鍔片麵強調排泄宜興洪水的重要，使除害和興利對立起來，這顯然是行不通的。
在農田水利方麵，宋熙寧（08—077）王安石當政時，大興農田水利。北方利用河流泥沙進行放淤肥田，取得了較大的成就。這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次放淤，涉及的河流有黃河、汴河、涑水河、北洛河、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蘆河等以及山地溪澗。分布在今山西、陝西、河南、河北等省。淤田數目幾近700萬畝，2規模不小。
北宋雖然花了很多財力治理黃河，但因治河方針不善，成效不大。宋人提出的治河方針主要有寬河緩流和遙堤約水說。姚仲孫於慶曆元年（04）提出係統看法。此論的缺點在於隻著眼於水而忽視沙，因此，它不僅不能減輕河患，反而使災害加重。(2全河分流說。代表人物李垂，於大中祥符五年（02）提出一係列分水建議。此說與寬河緩流說一樣，隻著眼於水，忽視沙，其結果也與前說一樣。(3局部減水說。此說情況較複雜，不能一概而論。大體來說，作為一種臨時分水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作為一種經常的治河方針，到處分流，則有害無益。(4放任行流說。這是一種消極的方針。(5疏河減淤說。著眼於泥沙，但實際行動起來不容易。
五代後期，後周始建以東京（今開封）為中心的運河網。北宋繼續整治，擴大運輸能力。北宋以東京為中心的運河，呈放射狀，構成錯綜密集的運河蔡襄《萬安渡石橋記》。
《宋史·河渠誌》。
2範仲淹《上宰相書》，載《太湖備考》卷3。
網。北宋末，金兵攻宋，北方四通八達的運河網遭到破壞。南宋時隻能在東南一隅維持漕運，在兩浙間開鑿了若幹運河，構成了一個小規模的東南運河係統。
第三節紡織絲織品宋代紗、羅、綺、綾類織物產量大，質量也很高，如亳州所產輕紗極為輕巧，時人形容它“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煙霧”。紗、羅織作也已經達到十分純熟的程度。宋代的紗、羅多是以兩根或三根經絲為一組相絞再織入一根緯絲而成的。975年在福州南宋黃昇墓出土絲織品和衣物近400件，在金壇南宋周瑀墓出土絲織品和衣物50餘件。其中素羅和花羅衣料都是用這種簡潔的絞紗方法織成的，具有良好的透明和飄逸的效果，有些花羅還起有生動活潑甚或奇特的花紋，其質量可說是超過了唐以前的任何一種同類產品。遼宋夏金時期的織錦技術較前代也有很大發展，織造工藝進步，花色品種顯著增多，紋飾圖案更加豐富多采。如宋代用作裝裱書畫的錦，其品種就達40多種。當時蘇州的宋錦、南京的雲錦、四川的蜀錦等都極負盛名。其中宋錦是宋代才開始盛行的緯三重起花的重緯織錦。此外，這一時期回鶻（今維吾爾族）的織金工藝已傳播到中原地區，並逐漸流行起來。據傳說，著名的壯錦也是起源於宋代。
緙絲創始於隋唐，是一種具有雕鏤質感的精美絲織工藝品。五代時緙絲工藝有所進步，如傳世的後梁貞明二年（9）緙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長達2丈2尺5分，寬9寸分，但其製作風格仍尚素樸。宋代，定州（河北定縣）緙絲非常著名。據莊綽記載，“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絲經於木棦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可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北宋緙絲的傳世之作為數不少，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緙絲紫天鹿、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緙絲紫鸞鵲、北京雙塔寺出土的紫陽荷花等，都是現今可見的著名的北宋緙絲作品。南宋時又創用子母經的緙法，使緙絲工藝更為精湛。這時還開始精心緙製唐宋名家書畫，所緙山水、樓台、人物、花鳥等，刻意追求書畫家原作筆意，如緙絲《蓮塘乳鴨圖》、《青綠山水圖》等，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這一時期名家輩出，如朱克柔、沈子蕃都是這時著名的緙絲高手。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朱克柔所作山茶、牡丹小幅兩開，工細高雅；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沈子蕃所作《梅鵲圖》，惟妙惟肖，這些作品配色富於變化，且具有立體效果，均堪稱南宋緙絲中的絕品。據《契丹國誌》、《遼史》等史籍記載，遼代也有不少緙絲作品，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了多件緙絲實物。洪皓《鬆漠紀聞》等著作也提到金代所製華麗的緙絲衣袍。由此可見，在當時遼、金的一些地區，也可能掌握了緙絲工藝。
宋代的刺繡工藝也有很高的水平。當時的刺繡作品，受繪畫影響很大，常以名家書畫為粉本，且廣泛運用了戧針、套針、網繡、盤金、釘線等各種針法。明代書畫家董其昌讚歎“宋人之繡，針線細密，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發細者為之。設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邃之體，姚漢源《中國水利史綱要》，水利電力出版社987年版，第24頁。陸遊《老學庵筆記》卷。
人物具瞻眺生動之情，花鳥極綽約嚵嘍之態，佳者較畫更勝，望之三趣悉備。十指春風，蓋至此乎？”近年新疆哈拉爾、蘇州虎丘塔、北京雙塔寺及山西等地均有宋代的刺繡出土。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南宋刺繡《瑤台跨鶴圖》、《海棠雙鳥圖》、《梅竹鸚鵡圖》、《金剛經冊》等，也都是技藝高超的精美繡品。麻、毛織品苧麻及葛、大麻織物，在古代總稱為布，在很長時期內，是人民大眾的主要衣著原料。兩宋時期，麻織品生產遍及南方各地，其中尤以廣西最為發達，所產柳布、象布等遠近馳名。金人生產的麻織細布，也是北方地區的主要衣料。當時麻織品的品種也是很多的，如紹興十一年，戶部裁定市舶司發運至都城（行在所臨安）的服物材料就有大布、番青斑布、白熟布、袴布、鞋麵布、青花番布、粗黑小布、單青番棋盤小布、番頭布、海南青花布、襪麵布、小布、青苧布、粗小布、白細布、白苧布、生苧布、海南白布、毛施布、海南棋盤布2。有些著名的麻織品種如郯縣強口布、諸暨山後布等還經過特殊的加工處理，提高了質量。山後布就是在紡績過程中將麻紗加以強拈而後織成的，精巧纖密，經久耐用。又如“綀子”是一種精細的苧麻布，雖然秦漢之前就已經有了，但在宋代得到更大的發展。周去非《嶺外代答》提到“邕州左右江溪洞，地產苧麻，潔白細薄而長。土人擇其尤細者為綀子。暑衣之，輕涼離汗者也。漢高祖有天下，令賈人無得衣綀。則其可貴，自漢而然。有花紋者為花綀，一端四丈餘。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餘地，以染真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端十餘緡也。”
這一時期葛布生產已趨於衰落，但在技術處理上仍有值得稱道之處。如《格物粗談》卷下提到“葛布年久色黑，將葛布洗濕，入烘籠內鋪著，用硫黃熏之即色白。”說明當時已掌握用硫黃熏、蒸的漂白技術。
這一時期西北地區的毛紡織業更為發達。唐代已從西域傳入山羊。唐宋時期的拔羢褐，揩麵如絲帛滑膩，是珍貴的羊絨製品。此外如涇州（今甘肅涇川）“雖小兒皆能撚茸毛為線，織方勝花”，“一匹重隻十四兩”3。連小孩都能用茸毛織成這樣輕薄和精美的織品，說明當地毛紡織工藝是非常普及和高明的。毛紡織業在西夏是比較普遍的家庭副業，主要產品有氆氌、毛褐、氈、毯等。馬可·波羅曾盛讚他所見到的駝毛氈“城中製造駝毛氈不少，是為世界最麗之氈，亦有白氈，為世界最良之氈，蓋以白駱駝毛製之也。所製甚多，商人以之運售契丹及世界各地。”2棉織品棉花古稱“吉貝”等，棉布古稱“白疊”、“吉貝布”等。據文獻記載，我國海南島崖州、新疆吐魯番、雲南哀牢山等少數民族地區，很早就已開始莊綽《雞肋編》卷上。
董其昌《筠清軒閟錄》，轉引自朱啟鈐《絲繡筆記》。
2李仁溥《中國古代紡織史稿》，嶽麓書社983年版，第32頁。
3《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2—23。
進行棉布生產，並能利用天然礦物或植物染料，印染出斑斕多彩的花布。如周去非《嶺外代答》就說海南島的婦女“衣裙皆吉貝，五色燦然”。從東漢、晉、唐等墓葬的考古發掘中也多有棉布實物出土。這些地區的棉織品還曾通過饋贈、納貢及貿易往來等多種方式傳入內地。
從三國到北宋，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技術逐漸擴大到閩廣地區。如方勺《泊宅編》提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茸然。土人摘取出殼，以鐵杖擀盡黑子，徐以小竹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貝。”2趙汝適《諸蕃誌》卷下也提到“吉貝，樹類小桑，萼類芙蓉，絮長半寸許，宛如鵝毳，有子數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鐵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不煩緝績，以之為布”，“或染以雜色，異紋炳然，幅有闊至五六尺者。”從這些記述可見，當時的製棉工具僅有鐵杖和小竹弓，製棉技術還是比較簡陋的。南宋初年，江南仍重蠶桑，而棉紡織業也還沒有推廣到這一地區。謝枋得有詩句說“所以木棉利，不畀江東人”，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
到了南宋末年，江南地區的棉紡織業則有了很大的發展。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木綿”條說“木綿，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絮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為小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繅絲狀，不勞紉緝，織以為布。自閩廣來者，尤為麗密。”盡管這一時期棉紡織技術進展不大，但這段話卻清楚地說明了棉花種植及棉紡織業已擴大到江南地區這一重要事實。9年在浙江蘭溪南宋墓中曾出土一條棉毯，長約2.5米，寬約.米，重約00克，平紋組織，雙麵起絨，絨頭豐滿厚實，經緯紗相當均勻一致，這表明南宋的棉紡織技術已達到較高的工藝水平2。元代以後，棉花種植普遍推廣到全國各地，棉紡織技術也有了重大進步，從而使棉布逐漸成為人民大眾最主要的衣著原料。
印染遼宋夏金時期紡織品印染技術達到了新的高度，凸紋版和鏤空版等印花型板的製作非常精巧，印漿配製更為合理，顏色印花工藝更臻完美，夾纈和蠟染技術也有新的發展。如南宋時嘉定及安亭鎮生產的藥斑布是一種頗受大眾歡迎的產品，據載，“嘉泰中有歸姓者創為之。以布抹灰藥而染青，候幹，去灰藥，則青白相間，有人物、花鳥、詩詞各色，充衾幔之用”。又如蠟染工藝是用蠟刀蘸取蠟液在織物上描繪各種圖案花紋，然後經過浸染再用水煮脫蠟質。這種防染印花方法多用於染製深地淺花或白花，其起源是很早的。959年新疆民豐出土東漢和北朝時期藍白印花的棉布和毛織物，說明當時的蠟染技術已經相當成熟。據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載，南宋時瑤族人生產的“瑤斑布”，則是用鏤刻著花紋的兩片木板夾住布料，將蠟熔化後灌注到鏤空的花紋中去，然後染上藍色，再煮布去除其蠟，就得到極細的斑花。蠟染布獨具特色，深受人們特別是瑤族人民的喜愛。這類產品目前在貴州安順場2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卷第72章，中華書局957年版。
方勺《泊宅編》卷中。
2趙翼《陔餘叢考》引謝枋得《謝劉純文惠木棉》詩。
汪濟英《蘭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975年第期。等地還有生產並遠銷國內外廣大地區。
紡織機械隨著對織物數量和質量不斷增長的需求，這一時期的紡織機械也更加完善並有所創新。如秦觀《蠶書》所述繅車是在煮繭的鍋上裝置銅錢，絲通過錢孔粘並到一起，再往上經過鼓輪和作往複運動的絡絞裝置，纏繞到絲框上。雖然秦漢時手搖繅車已逐步普及，但秦觀所述則是我國古籍中關於手搖繅車結構的最早的明確記載。宋代樓■的《耕織圖》中描繪有腳踏繅車。腳踏機構應用於繅車，大約出現在唐宋之間。它可以使人的雙手解脫出來進行其他操作，從而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這是手工繅絲機械方麵的重大進步，此外，至遲到宋代腳踏紡車也有了重要進步。如當時已能有效地利用偏心和擺軸動作通過繩弦帶動紗錠回轉，同時撚紡三個錠子的紗線。著名的元代水轉大紗車，實際上很可能在宋代就已出現了。宋代的提花機也已發展得相當完整，如南宋紹興年間樓■《耕織圖》中所繪大型提花機，有雙經軸和十片綜，還有挽花工與織花工的相互配合，這完全可以織造出具有複雜花紋的高級織物。
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載，廣西地區的橫州（今橫縣）用濃醋浸野蠶而擘取其絲，“就醋中引之，一蟲可得絲長六七尺，光明如弓琴之弦”2，靜江（今桂林）用帶有堿性的稻草灰煮苧麻紗，織造前再用滑石粉作上漿處理等方法，也都是這一時期在紡織技術方麵值得稱道的傑出創造。
2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8《蘇州府部》。
第四節采礦探礦知識利用礦床與圍岩的地層關係找礦，宋人已有不少記載。如蘇頌以白石（即方解石、石英）作為辰砂礦的礦苗“丹砂生深山石崖間，土人采之，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耳，謂之朱砂床。”寇宗奭認為，伴金石是金礦的標誌，“顆塊金，即穴山至百十尺，見伴金石定見金也。其石褐色，一頭如火燒黑之狀，其金色深赤黃”2。範成大、周去非皆以銅綠作為銅礦的礦苗。範成大說“錄，銅之苗也。亦出右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錄。又有一種脆爛如碎土者，名泥錄，品最下。”3周去非說“銅錄所在有之蓋銅之苗裔也。”4南宋趙彥衛則正確認識到黑色輝銀礦脈乃是銀礦的脈路，“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銀脈，隨脈鑿穴而入”5。朱輔則以絲金作為脈金礦床的苗路，說“絲金，沙中揀金，又出於石。碎石而取者，色視沙金為勝。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絲金。”坑采技術孔平仲，北宋治平二年（05）進士，最初在衡州做官，後因言事得罪上司，被罰到韶州（今廣東韶關）。韶州岑水場是有名的銅礦產地，孔平仲對此地開采銅礦的技術作了一些記錄“韶州岑水場，往歲銅發，掘地二十餘丈即見銅。今銅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雲，地中變怪至多，有冷煙氣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長竹筒端置火先試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煙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2這段話反映了當時采礦業中兩大問題隨著礦**部被開采完畢，很自然地要向深部礦床掘進。由初期的二十丈增加到七八十丈。隨之而來的是井下空氣流通不暢，出現了有害氣體的積貯，傷害礦工生命。當時還沒有什麽好辦法排除毒氣，而隻是先試探，後躲避而已。這是最早記載礦井中的有害氣體及躲避方法。
趙彥衛在《雲麓漫鈔》卷2中，記載了福建建寧府鬆溪縣瑞應場銀礦的開采曆史、開采技術、礦井中的事故以及坑戶生產和生活的悲慘狀況等。其中寫道“乾道中（5—73），人入穴鑿山，忽山合，夾死五十餘人，血自石縫中流出”；“取銀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銀脈，隨脈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數丈，燭火自照，坑戶為油燭所熏，不類人形”。
金代坑采技術可以黑龍江阿城五道嶺地方的古鐵礦井為例說明。在這個古礦遺址中，958—92年先後發現十餘個坑洞和十餘處礦井，坑洞深約40周去非《嶺外代答》卷。
2《圖經本草》，引自《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3。
3寇宗奭《本草衍義》卷4。
4範成大《桂海虞衡誌·金石誌》。
5周去非《嶺外代答》。
趙彥衛《雲麓漫鈔》卷2。
2朱輔《溪蠻叢笑》。
餘米，最淺的隻有7米。坑洞是由山上往下旋轉開鑿的。當下降到45米深時，還陸續發現古洞。坑道狹窄深長，呈螺旋階梯式下降，寬約.5米，高約2米。開鑿方向均依礦體走向。斜坡坑道均有台階，不甚規整。下降至一定深度後，又分出岔洞，至洞底每隔一定距離便有一個寬敞的采礦作業區，呈橢圓袋狀，內部由於依礦脈走向取礦，故不規整3。
井采技術北宋慶曆、皇祐年間（04—054），在四川出現了一種新的井采技術——卓筒井。這是一種小口徑深鹽井。它的出現，為鹽井鑽鑿技術指明了小口深化的正確方向。從此，鹽井鑽鑿工藝從大口淺井階段進入了小口深井階段，影響所及，遍於全世界。它是當今世界上盛行的深井鑽鑿技術的先聲，其發明具有重大曆史意義。
卓筒井又叫筒井，明代以後又叫竹井。北宋蘇軾第一次對卓筒井作了記載。他寫道“蜀去海遠，取鹽於井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圜刃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筒，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啟閉之，一筒致水數鬥。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其後文同、陸遊也對卓筒井作了記載。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井采技術。
3《談苑》卷。
黑龍江博物館《黑龍江阿城縣小嶺地區金代冶鐵遺址》，《考古》95年第3期。第五節冶金五代十國時期，北方連年爭戰，礦冶業呈凋敝停滯狀態，而南方礦冶生產則續有發展，《冊府元龜》卷9載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受貢的九煉鋼刀劍即來自徐州、江陵等地，如後唐同光三年（925），“徐州進九煉鋼刀劍各一”，後晉天福元年（94），“荊南遣使進九煉純鋼金花手劍二口”。五代軒轅述所撰《寶藏暢微論》說“鐵銅，以膽苦水浸至生赤煤，熬煉成，而黑堅”，表明其時已知用膽水浸銅，到宋代則得到長足的發展。後周廣順三年（953）所鑄著名的滄州大鐵獅高5.4米，寬3米，重達40噸。從獅足至脊部共分5段，依次接鑄成型，共用範344塊。廣州光孝寺鐵塔為南漢劉■所建。西塔建於大寶六年（93）。東塔建於大寶十年（97），為現存的最早鐵塔，由方座、蓮座和七層塔身、塔刹構成，總高7.7米，由7件鑄件疊裝而成。經分析，所用材質為中磷、木炭、生鐵，係亞共晶白口組織。
宋代礦冶業較諸前朝有很大發展。據史籍記載，有宋一代共設有4監，2冶，20務，25場，鐵的稅額（“歲課”）以英宗治平年間（04—07）為最高，達824萬斤，比唐宣宗大中年間（847—859）高出約7倍。王安石變法時期，礦冶業最為繁榮，銅、鉛、錫在此期間都達到最高稅額，分別為40萬斤、99萬斤和232萬斤。由於商品經濟的發達，貨幣需求量很大。唐代於全盛時期（玄宗年間），全年鑄錢額為22萬74貫。而宋神宗年間（08—085），年鑄銅錢500餘萬貫，鐵錢88萬餘貫，比唐代增長20餘倍。宋代的鐵主要產自磁州、邢州、兗州和徐州。黃金開采以山東登州、萊州為最著稱。其他有色金屬產地則多在江西、福建、廣東等南方地區。官營礦冶業的管理相當嚴格，據《宋會要輯稿·食貨》記載，當時的銅礦官員要逐日登錄下礦人數，采礦、磨礦簍數，淘洗和入爐冶煉的礦石斤數。《宋史·薛奎傳》提到，永州“發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貲。奎聽民自采，所輸輒倍之”。又，《宋史·梁適傳》載“萊蕪冶鐵為民病，當役者率破產以償。適募人為之，自是民不憂冶戶，而鐵歲溢。”這表明官營礦冶業的和搖役的擾民已嚴重阻礙礦冶的生產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官府被迫采取“豪戶請佃”、“業主開采”等方式，民營坑冶得以有較大發展，如《東坡奏議》卷2即載其時徐州利國監“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每冶有百餘人”，李昭圯《樂靜集》卷29《呂正臣墓誌銘》中記兗州萊蕪冶呂氏”募工徒，斬木鍛鐵，製器利用，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戶禦，其器皆呂氏作也”。遼夏金對西北和東北地區的礦冶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契丹和渤海、室韋諸族原先就都能煉鐵。遼立國後，設五冶太師統轄坑冶。《遼史·食貨誌》記遼陽有鐵冶300戶。幽薊等地的冶鐵業也都保持一定的規模。女真在立國前也已能燒炭煉鐵，其後進一步建立了自己的礦冶業。黑龍江阿城為金上京會寧府，已發現金代冶鐵遺址50餘處，出土有大量煉爐、礦石、煉渣和鐵塊等。陝西榆林窟有西夏時期的冶鐵圖，其中的木扇形製和中原相類似。曆年所出西夏錢幣的合金成分和鑄造工藝，也和宋錢相同。這些都表明遼、西夏、金的礦冶業是在中原先進技術帶動下發展起來的。
傳統鋼鐵技術體係的定型，是唐宋時期金屬技術發展最突出的成就。蘇頌《圖經本草》稱“初煉去礦，用以鑄■器物者為生鐵，再三銷拍可作鍱者為鑐鐵，笑傲之嘯傲江湖全文閱讀亦謂之熟鐵。”唐初仍有部分農具用生鐵鑄就。但到宋代，鋤、耙等鐵農具如河南白沙、山東臨沂、江蘇揚州等地所出已均由鍛製。農具製作由鑄製改為鍛製這一曆史性轉變，對宋代農業生產的發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宋代稱煉鐵爐為蒸礦爐。河南南召縣草店、下村、廟後村、朱砂鋪發現宋代煉鐵豎爐4座，均用耐火石砌築，爐徑2—3米。邯鄲礦山村宋代煉鐵爐保存較好，爐壁殘存高近米，底徑3米。爐體呈鼓形，腹徑較底徑為大，自爐腹至爐頂逐漸收縮。河南林縣鐵牛溝宋冶鐵遺址有爐址座。爐的內徑自0.9米到2.米不等，多依山坡修築，於坡上建平台裝料。阿城金代冶鐵遺址所出煉鐵爐也依山崗修建，爐膛截麵略呈梯形。近處並有礦井0餘個，最深達40米，井內殘存坑木、柳條筐、鐵錘、鐵釺和陶燈盞等。由上可知，至遲到宋代，煉鐵豎爐的內形已略近現代高爐，具有爐腹角和爐身角。這種爐型有利於爐氣合理分布，使爐況順行，爐齡得以延長，是煉鐵豎爐的重大改進。蘇軾《石炭行》詩中記徐州煤礦雲“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石何勞鍛。”河南安陽唐坡出土的9塊宋代鐵錠，經分析含硫.075％。對河南登封、新鄭、密縣等地所出42件宋代鐵器所作分析表明，其中大多數含硫較高，應為煤炭所煉。陸遊《老學庵筆記》卷雲“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邛州出鐵，烹煉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傳統製鋼術以灌鋼為最重要和最具特色。沈括《夢溪筆談》稱“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封泥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這是古代文獻中首次使用“團鋼”、“灌鋼”二詞。它比東魏、北齊間綦毋懷文的宿鐵法減少了灌煉次數，又用封泥造渣和保護，顯有改進。百煉鋼的製備工藝也首見於《夢溪筆談》“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宋曾敏行《獨醒雜誌》又記載一種獨特的製鋼術“（湖南苗族）其俗舉子，姻族來勞視者，各持鐵投其家水中。逮子長授室，大具牛酒，會其所嚐來往者，出鐵百煉，盡其鐵以取精鋼。刀成銛利絕世，一揮能斷牛腰。”類似的製鋼術，西班牙西北部的塞爾忒人也使用。
宋代有色金屬冶煉的傑出成就首推膽銅法。西漢《淮南萬畢術》已有“曾青得鐵則化為銅”的記述。《抱樸子》也說“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可見，古人對鐵與銅鹽的金屬置換作用早有認識。作為提取純銅的水法冶金工藝，膽銅法在宋代得到很大發展，並成功地用於生產。宋哲宗時（08—00），張潛在信州、饒州等地設場用膽水煉銅，並著有《浸銅要略》一書。據《宋會要輯稿》記述，北宋時期用膽水煉銅的冶場有處，分布於廣東、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其中最著名的是信州鉛山、饒州德興和韶州岑水，並稱三大場。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大觀年間（07—0）歲收銅0萬斤，內有膽銅百萬餘斤，可知北宋時膽銅產量約占銅總產量的5—20％。南宋的銅主要來自江南地區，膽銅所占比重更達到85％左右。
用鐵浸泡在膽水中置換金屬銅，稱作浸銅。若膽水不充盈，可用含膽礬的礦土漚泡過濾得到膽水，再置換得銅，稱作淋銅。
宋洪谘夔《大冶賦》記述浸銅、淋銅工藝甚詳浸銅段稱“鉛山興利，首鳩僝功”，即浸銅最早由信州鉛山場和饒州興利場實施。“膽隨味而不同，青澀苦以居上，黃醯酸而次中”，“泛浮漚而異容，赤間白以為貴，紫奪朱而弗庸”，是說由色澤和味感來辨別膽水質量的高下。“乃破不轑之釜，乃碎不湘之釜”，則指鐵片由廢棄的鐵釜、鐵鍋破碎得來。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和使用水法冶金的國家。膽銅法的成熟與推廣是宋代礦冶業的重大成就。
在火法煉銅方麵，《大冶賦》是最早記述“硫化礦—冰銅—銅”工藝的文獻。賦中所載“烏膠”、“金星”、“蔌花”、“丹沙”、“鼠結”、“雞燋”等礦物，據研究，應分別指黑銅礦（uo）、黃銅礦（ufes2）、輝銅礦（u2s）。采礦時，使用火爆法（“宿炎煬而脆解，紛剞劂而巧斷”）。礦物含硫高，須經多次焙燒去硫，再反複烹煉，依次得到品位不同的冰銅（鋶，銅、鐵的硫化物的機械混合體），再經精煉得銅和用灰吹法提取金屬銀（“銗再煉而粗者消，鈲複烹而精者聚”，“排燒而汕溜傾，吹拂而翻窠露”）。鎳白銅是中國古代有色金屬冶煉的又一項傑出成就。除此之外，還有砷白銅即銅砷合金的製備。北宋何薳《春渚紀聞》卷0記薛駝用砒粉點銅“其藥正白而加光璨，取棗肉為圓，俟熔銅汁成，即投藥坩堝中，須臾銅中惡類如鐵屎者膠著堝麵，以硝攪之，傾槽中，真是爛銀。”這一工藝延至明清時期仍廣為應用，見於《本草綱目》、《天工開物》等典籍。
錢幣鑄造至北宋達到巔峰，無論在合金配製的規範化、鑄錢工藝的定型和錢文的摹寫等方麵都有重大的進展。
近年來，趙匡華、華覺明、戴誌強、周衛榮、水上正勝等曾先後分析了近400枚北宋銅錢，絕大多數的銅含量在2—8％之間，鉛在22—29％之間，錫在7—2％之間，各年號、各錢監所鑄銅錢的成分相當接近；其中，太平通寶、天禧通寶的化學成分又與《宋史·食貨誌》所載製度相契合。這些都表明北宋時期迄至真宗時（998—022），鑄錢工藝規範的實施是控製得很嚴格的。錢法大壞是始自徽宗時（0—25），由於軍事連年失利，經濟瀕臨崩潰，鑄錢時以鉛充銅、錫，錢質變劣，急劇貶值，這從實物檢驗也得到了證實。
鑄錢工藝早期多用範鑄。南北朝以後，未見疊鑄錢範及其模具，且唐初已用錫質母錢。因而，學者多認為鑄錢工藝從唐代起有重大的變革。就目前資料來看，北宋初年已用母錢翻製砂質鑄型，其後成為錢監鑄錢的常規工藝，如永通監設有“模沙史·食貨誌》記大觀元年（0）“降錢式及錫母於鑄錢之路”，張世南《遊宦紀聞》稱“（蘄春鐵錢監）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等等。《大冶賦》“液爰瀉於兜杓，匣遂明於模印”，說明也是用母錢印製鑄型的工藝。“磋之以風車之輣軋，轆之以水輪之砰隱”，則更證實在鑄錢作坊中至遲在宋代，就用風力機械和水力機械來磨磋和淘洗錢坯。
鐵錢始鑄於西漢時期。宋代是中國曆史上鑄造鐵錢種類最多，數量最大的時期。神宗時，全國有鐵錢9監，年鑄鐵錢88萬餘貫。夾錫錢則是雜有鉛、錫的鐵錢，而非有些學者認為的銅錢。這種劣錢本是為防止西夏等用鐵錢改鑄兵器而施行，在蔡京當政期間一再大量鑄造，是北宋末期幣政濫惡的又一例證。
隋唐以降，隨著金屬冶煉業的發展，大型、特大型鑄件層出不窮，成為中國古代金屬文化的突出標誌之一。北宋嘉祐六年（0）在湖北當陽建造鐵塔，共3層，由44件鑄鐵構件疊裝而成，總高8米，用鐵近4萬斤，經檢驗屬麻口鐵，含磷較高。正定銅佛坐落在河北正定隆興寺大悲閣內。該寺始建於隋開皇六年（58）。五代時，銅佛被焚。宋開寶四年（97），奉趙匡胤之命重建。銅佛以生鐵為基座，分7節，由泥型接鑄而成，高20米，重達3噸。此外，太原晉祠鐵人4尊，各高2米多，其中一尊鑄於紹聖四年（087）。四川峨嵋山聖壽萬年寺普賢銅像重2萬斤，鑄於太平興國五年（980）。著名的針灸銅人，鑄於天聖五年（027），周身標明穴位，供習練針灸之用。
宋代研習金石之風大盛，朝廷大量鑄作仿古的鼎彝等器。著名的大晟鍾即其一例，至今猶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等處。趙希鵠《洞天清祿集》首載失蠟法的工藝過程“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為模，如此器樣，又加款識刻畫。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略寬，入模於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令有絲絨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俟幹再澆，必令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並紙筋，固濟於原澄泥之處，更加黃土三寸，留竅，中以銅汁深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為貴也。”南宋時，杭州薑娘子以鑄器精巧著稱，用的就是失蠟法。
第六節機械宋代機械製造方麵最傑出的成就是水運儀象台的創製。它突出地反映了處於巔峰時期的傳統機械工程技術的水平。水運儀象台是集天文測量儀器和報時裝置於一體的大型天文鍾，由水力通過一組齒輪係統予以驅動和運行，宋哲宗元祐二年（087）至元祐七年（092）由蘇頌、韓公廉負責設計製造完成。紹聖年間，蘇頌著《新儀象法要》詳細記述並圖示了它的結構和尺寸，使後人得以窺其堂奧。水運儀象台高3.5尺，寬2尺，為截麵方形的木結構建築。其原動輪稱作樞輪，邊緣有水鬥和鐵撥子。頂部設杠杆裝置，相當於鍾表的擒縱機構，可控製樞輪作定速轉動。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擒縱裝置，在機械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價值。計時裝置稱作晝夜機輪，經由木人及擊鍾、擊鼓等方式，自動報時。上設渾象和渾儀，用來觀測天象和顯示天體運行。渾儀所處木屋有可開合的屋麵板，與現代望遠鏡觀測的可開啟屋頂具有相同的作用。水流係由河車經筒車灌注到天河（受水槽）中，再經銅壺滴漏裝置（天池，平水壺）驅動樞輪。晝夜機輪由傳動齒輪通過晝夜鍾鼓輪、晝夜時初正輪、報刻司辰輪、夜漏金鉦輪和夜漏司辰輪來報時。渾象設有天輪，與晝夜機輪軸相接。渾儀設有環狀齒輪（天運單環）和名為天轂的小齒輪，從而也可隨著水輪運轉。全部齒輪係是從個齒輪的傳動到00個齒的運轉。王振鐸於年據《新儀象法要》對水運儀象台按的比例作了複原，陳列9585於中國曆史博物館。
類似的齒輪係在王黼所製名為璿璣玉衡的水力驅動的天文儀器中也予使用。據《宋史·律曆誌》載，宣和六年（24）製成璣衡，這種儀器要“注水激輪。其下為機輪四十有三，鉤鍵交錯相持，次第運轉，不假人力。多者日行二千九百二十八齒，少者五日行一齒。疾徐相遠如此，而同發於一機，其密殆與造物者侔焉”。
宋代在機械製造方麵的另一傑出成就為指南車和記裏鼓車的創製。《宋史·輿服誌》首次詳載指南車的結構“仁宗天聖五年工部郎中燕肅始造指南車其法用獨轅車，車箱外籠上有重構，立木仙人於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合齒一百二十。足輪二，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輪二，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二十四，齒間相去三寸。轅端橫木下立小輪二，其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中心大平輪一，其徑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出齒四十八，齒間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高八尺，徑三寸。上刻木為仙人。其車行，木人指南。”其後，吳德仁於大觀元年（07）又獻指南車和記裏鼓車之製，後者也是利用齒輪傳動，由木人擊鼓表示車行裏程。這兩種車輛也由王振鐸複原，陳列於中國曆史博物館。
第七節交通運輸陸上運輸工具遼宋夏金時期的主要陸上運輸工具是名目繁多的各種車輛，造車技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宋時北方一些地區盛行的“太平車”，是一種載貨車，有的二輪，有的四輪，由牛、騾和驢等畜力拖動，載重量可達數十石。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就繪有由三頭牛或四頭驢拉的小型太平車。當時還有一種“平頭車”，車的雙轅前架一橫木，由牛頸項負橫木拖動。這種車運載量雖然不大，但輕便靈活，如果裝置車箱，並前後開門，則可作為轎車，供商旅長途乘用。在宋代，獨輪車更為普及，是當時農村應用最多的一種運輸工具。獨輪車既可載人，又可運貨，一般是由一人推動。為了多裝載貨物，有的還由一人在後麵推，一人在前麵拉，並套有一頭或兩頭驢，《清明上河圖》中繪有多輛這種類型的獨輪車。
指南車和記裏鼓車是著名的構思巧妙的機械發明，在中國古代多作封建帝王出行的儀仗之用。指南車的指南和記裏鼓車的記裏，都是利用齒輪係的傳動作用配以其他機件而實現的。不少文獻記載，黃帝時就有了指南車，不過，這隻是一種傳說。但至遲在漢代已出現指南車，這是沒有問題的。而三國時馬鈞創製指南車，則更為可信，此後如魏猛、解飛、令狐生、郭善明、馬嶽、祖衝之、索馭驎、楊務廉、金公立等都曾試製過，有成功也有失敗，遺憾的是這些都沒有更多的具體資料流傳下來。直到宋代，宋仁宗天聖五年（027）工部郎中燕肅和徽宗大觀元年（07）內侍吳德仁又分別製成指南車。燕肅指南車和吳德仁指南車原理相同而形製稍有差異，關於其具體形製與內部機械構造，在《宋史·輿服誌》中有較詳細的記載。王振鐸經深入研究，曾據以將燕肅指南車複原，其所製模型現陳列於中國曆史博物館。記裏鼓車，亦稱“大章車”，是一種用木人擊鼓擊鐲自動報知所行裏程的特種車輛。此車之名初見於《西京雜記》和《晉書·輿服誌》。而其具體形製和內部機械構造，則最早見於嶽珂《愧郯錄》和《宋史·輿服誌》所載天聖五年（027）盧道隆和大觀元年（07）吳德仁所上造法。指南車和記裏鼓車構思巧妙，因而引起國內外不少學者（近代）的興趣，並對之作了深入的研討和精心的模製，但由於史籍所載尚不完備，所以見仁見智，多有不同。至於曆史上的指南車和記裏鼓車究竟真相如何，尚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現在學術界一般公認的還是王振鐸先生的複原成果。
遼金兩朝的製車業也比較發達。如遼時設有專門的車輿局，日常運輸有氈車及運載貨物的大車和小車等，有的車輛還用駱駝拖動。當時還有一種特殊的舟車，《泊宅編》提到契丹強盛時，“兵馬略集，便有百萬。多作大舟，安四輪，陸行，以載輜重，遇塘水、黃河，則脫輪以度人馬”。這種水陸兩用的大型運輸工具是遼代頗為實用的創造。
指南針的發明與應用《東坡誌林》卷4。
王振鐸《指南車記裏鼓車之考證及模製》，收入王振鐸《科技考古論叢》，文物出版社989年版。指南針是著名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早在戰國時期，我國就已有關於“司南”的記載。“司南”是利用天然磁體指極性而發明的指向裝置，可說是指南針的始祖。但由於司南還存在不少缺陷，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這種裝置並未得到廣泛應用。隨著航海事業的發展和對指向儀器的需求，至遲到了宋代，人們終於發明了指南針，並使之逐步完善起來。現在已知最早見於文獻記載的指南針製法，是曾公亮《武經總要》所載指南魚。此書提到指南車世法不傳，魚法以“薄鐵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鐵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止，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麵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這是一種利用地磁場的作用使鐵片人工磁化而製作指南魚的方法。人工磁化方法，在指南針發明史和磁學發展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發明。但這種方法隻能獲得較弱的磁性，還不能滿足實際應用的需要。後來經不斷研究與改進，人們又發明了另一種人工磁化的方法。《夢溪筆談》載“方家以磁石摩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這是一種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場作用，通過人工傳磁，而使鋼針磁化的方法。這種方法簡單有效，從而為具有實用價值的指南針的出現，創造了重要的技術條件。
關於磁針的裝置，沈括提到了“水浮”、指甲旋定、碗唇旋定以及“縷懸”四種方法。2其中水浮法在當時應用較多。我國考古工作者五六十年代以來，在河北磁州窯遺址、沉船以及江蘇丹徒和遼寧旅大等地的窖藏、墓葬中，陸續發現一些宋元時期磁州窯生產的“王”字瓷碗，碗底圈足內墨書有“針”字，據研究，這很可能就是浮針所用的針碗。此外，南宋陳元靚在《事林廣記》中還介紹了與上述裝置有所不同的新型指南魚和指南龜“以木刻魚子，如母指大，開腹一竅，陷好磁石一塊子，卻以臈添滿，用針一半僉從魚子口中鉤入，令沒放水中，自然指南，以手撥轉，又複如出”，“以木刻龜子一個，一如前法製造，但於尾邊敲針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釘子，如箸尾大，龜腹下微陷一穴，安釘子上撥轉常指北，須是釘尾後”。3這是將一塊天然磁石安裝在木刻的魚或龜腹內，木魚置於水中指南，而木龜則在其腹下挖一光滑的**，對準安放在頂端尖滑的竹釘上，這樣支點處摩擦阻力很小，木龜便可靈活轉動以指南。這種裝置方法是對指南針的重要改進，通用的旱羅盤，就是由這種指南龜發展而來的。
指南針發明以後，很快就被應用於航海。朱彧《萍洲可談》明確記載“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稍後，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提到“惟視星鬥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而南宋鹹淳間成書的吳自牧《夢粱錄》則說，航海行船“風雨冥晦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厘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係也”，“全憑南針，或有少差，即葬身魚腹”。其中提到“針盤”。比之稍早的趙汝適《諸蕃誌》也曾說“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厘之差，生死係矣”。方勺《泊宅編》卷0。
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5。
2沈括《夢溪筆談》卷24。
3王振鐸《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和《中國古代磁針的發明和航海羅經的創造》，均見王振鐸《科技考古論叢》，文物出版社989年版。
以上引文大體上可以說明，兩宋時期的航海，在一般情況下主要依靠天文導航，而在陰晦天，則用浮針作為導航的輔助設備。在南宋中期以後，航海技術繼續有所發展，海上行船已主要依靠指南針（羅經）來導航了。指南針的發明和應用，是對中國和世界航海事業乃至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
造船與航海遼宋夏金時期是我國古代造船業大發展的時期，出現了許多具有優良性能的新船型和改進船型，造船能力和造船技術水平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如宋代的造船業規模更大，在泉州、虔州（江西贛州）、潭州（湖南長沙）等地設有2處船場，每年造船3000多艘，其中尤以明州（浙江寧波）、溫州兩處造船量最多。史載“哲宗元祐五年正月四日詔溫州、明州每年造船以六百隻為額”。當時建造的大型海船，如出使高麗的使臣乘坐的“神舟”，載重量可達萬石（約00噸）。有的遠洋商船也相當大，吳自牧《夢梁錄》說“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
這一時期創造的各種新型船，如多槳船、馬船、鐵壁鏵觜海鶻戰船、飛虎戰船、無底船等，也都很著名，並在當時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金朝船工還設計製造了一種“舡頭傅鐵”的鐵頭船。這實際上是一種適宜於在北方河道中破冰行駛的船隻，造法雖然較為簡單，卻很實用。又如采用槳輪驅動，是我國古代造船技術的一項重要成就。史載唐代李皋曾創製二輪車船，而宋代楊麽農民起義軍的高宣，又創製大型槳輪戰艦，吃水一丈多，有二三層樓，可載千餘人，“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具有很大的威力，這是對“車船”的改進和發展。
就基本船型而言，宋代有著名的沙船，當時稱為“防沙平底船”。沙船是平底的，不怕擱淺，尤其是在風浪中比較安全。而福船則是一種尖底海船，主要行駛於遠海和南洋，宋人曾說“海舟以福建為上。”2974年，福建泉州灣後渚港發掘出一艘宋代海船，船身扁闊而尖底，原船通長約米深3.27米，排水量達這艘古船，有3個船艙。從龍骨到舷側共有4行船板，最厚的分為三層疊合共厚8厘米，並混合使用搭接和平接兩種方法。用麻絲、竹茹和桐油灰搗合艌縫。據研究，該船結構合理，堅固耐用，具有良好的適航與抗沉性能，從中可見宋代海船建造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在船舶設計製造方麵，這一時期也有很多創新。如宋熙寧年間（08—077），黃懷信鑿渠引船將禦苑金明池作為大船塢以修理龍舟的方法；紹興七年（37）處州知州張觷在造船時，創用“先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這種先做模型再放樣造船的方法，創造了船模放樣的造船技術。金朝正隆年間（5—0），張中彥也“手製小舟才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陳元靚《事林廣記》卷0。
《宋會要輯稿》食貨50之4。
2《宋史·嶽飛傳》。
《三朝北盟會編》卷7。
尾自相鉤帶”2。而宋代文獻中所說“船樣”，可能就是船圖和工料定額。如施德操《北窗炙炙錄》記載當時造700料船，每船要用鐵釘400斤，後來又降為200斤。此外如采用水密隔艙、采用鐵錨和平衡舵、有些船增設浮板等，也都是改進船舶性能的重要措施。以上這些都是這一時期稱得稱道的造船技術成就。
隨著對外貿易的擴大，造船技術的提高和指南針的發明及應用，遼宋夏金時期的航海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如宋代到南海諸國的航線包括了東南亞、阿拉伯以及非洲東海岸的廣大地區。當時海船所到的地區和國家有五六十處，遠遠超過了唐代的活動範圍。與此同時，中國的航海技術也有了相應的進步。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在航海技術方麵有三項重要成就一是對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圖的繪製，三是指南針用於航海3。如我國唐代可能就已經有了引導船舶航行的航海用圖，但據今所知，到了宋代才有關於航海圖的明確記載。宣和五年（23），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提到“謹列夫神舟所往島、洲、苫、嶼而為之圖”，但可惜的是現僅存該書文字部分而圖已失傳。南宋末金履祥曾建議朝廷派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攻打燕京，並詳細繪製了一幅海圖，備記海船所經島嶼的航路，“難易遠近，曆曆可據以行”。但南宋朝廷並沒有采納他的建議。後來元人得到了金履祥繪製的圖和說明，並經實地考察後，據以繪成圖本，作為海上漕運的實用海圖，元明兩代又將其刻印成書，此即著名的《海道經》。航海圖是海上航行的重要依據，在西方，直到4世紀才出現為實用目的而繪製的航海圖。
2《宋史·張觷傳》。
3《金史·張中彥傳》。
第八節造紙遼宋夏金時期的印刷業極為發達，對於紙張的需求大為增加，因而促進了造紙業的發展。這一時期是造紙業發展的鼎盛時期，中國古代造紙技術獲得了全麵的提高，尤其是竹紙興起，其製造技術日臻成熟。此外，還發明了多種造紙新工藝，創製了一些為當時和後世所稱道的名紙，紙的用途也更加廣泛。
竹紙竹紙的興起及其製造技術的成熟，是宋代在造紙方麵的重大成就。竹材質地堅密，結構複雜，要將其中的莖稈纖維分離出來作為紙料，其難度是相當大的，因此用竹造紙也比較晚。竹紙究竟起源於何時，學術界迄今尚無定論，主要有東晉和唐兩說。宋代趙希鵠《洞天清錄集》提到“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真跡，多是會稽豎紋竹紙。”《增補事類統編》載梁蕭子良曾提到張茂作箈紙，據考證，箈即嫩竹，等等。這是主張竹紙始於東晉的基本文獻依據。但不少學者對此有異議，認為這些說法並不可靠。唐代關於竹紙則有可信的明確記載，如李肇《國史補》卷下載有“韶之竹箋”，段公路《北戶雜錄》提到睦州（今浙江淳安西）所出之“竹膜紙”等。近年一些紙史專著引用北宋蘇軾所說“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或認為這種說法與史實不符，或認為這說明竹紙在當時還是一種新事物，對其淵源尚缺乏了解。實際上，蘇軾的原話是“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複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由上下文可見，竹葉帖是在竹葉上書寫的，“以竹為紙”當指竹葉，將其解釋為竹紙，顯然是望文生義而造成的誤解。北宋前期竹紙產量也許還不大，但並不鮮見，如有文獻記載王安石好用小竹紙，士大夫翕然效之，等等。
北宋初期所造竹紙比較脆弱，質量較差。蘇易簡《文房四譜·紙譜》說“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為紙。如作密書，無人敢拆發之。蓋隨手便裂，不複粘也。”蔡襄《文房雜評》也說“吾嚐禁所部不得輒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而案牘已零落，況可存之久遠哉！”這種情況表明當時竹紙製造技術還不成熟，其生產工藝仍在不斷的改進之中。著名書法家米芾曾在《越州竹紙詩》中寫道“越筠萬杵如金版，安用杭由與池繭”，說明竹紙質量有所提高，甚至超過了杭郡“由拳”和池州“繭紙”等皮紙。他在《書史》和《評紙帖》中還提到，他在50歲時始用竹紙作書，並曾親自捶打加工竹紙，“予嚐捶越竹，光滑如金版”，“十日數十紙”。陳槱《負暄野錄》卷下說“今越之竹紙，甲於他處。”剡溪竹紙更是名滿天下，施宿等《嘉泰會稽誌》提到“然今獨竹紙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掩藤紙矣”，“竹紙上品有三，曰姚黃，曰學士，曰邵公，三等皆佳”。這些記載表明，南宋時期竹紙製造技術已經成熟，並且製出質量上乘的著名品種，這是我國造紙術的重大《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988年版。
蘇軾《東坡誌林》卷9。
進展。當時竹紙的產量也很大，以致超過了其他紙種，成為圖書典籍、官府文牘和私家信箋等的主要用紙。
遼宋夏金時期竹紙的主要產地有浙江、福建、四川、江西、廣東、湖南、湖北等省，其中尤以杭州、建陽、成都（雙流）等地的竹紙生產最為發達。關於竹紙的生產工藝，宋代文獻中僅有一些零星的記載，如南宋陳槱提到“又吳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幹，反複捶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澈，是為春膏，其色如蠟。”這段話涉及選取竹料、淋水浸漚、加工捶洗等工序，但其記述較為簡略，且非造竹紙的全過程。直到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殺青”篇才有關於竹紙製造技術的詳細記載。
造紙新工藝這一時期的造紙原料，除竹子外，還有樹皮、麻、藤、麥稈、稻草等。
以楮、桑等抄造的皮紙在產量上僅次於竹紙，居第二位，藤紙則因資源有限而逐漸被淘汰。此外還有竹、樹皮及竹、麻的混料紙，以及利用廢舊紙張經處理回槽並摻入新紙漿所造的“還魂紙”等。
這一時期在造紙工藝方麵也有不少新的發明和改進。如元費著《蜀箋譜》提到四川錦江旁以紙為業...
五代、宋手工業的發展如前所述，在家庭手工業和由此發展起來的小手工業作坊之外，五代、宋還有較大規模的、技術更複雜的手工業。包括坑冶業，鑄錢業、製鹽業、絲織業、製瓷業、印刷業、造船業等，在不同程度上都比前代有很大的發展。五代、宋的坑冶業，以鐵、銅為主，其次是金、銀、鉛、錫，閩、蜀、湖、廣、江、淮皆有之。坑冶由私人（坑戶）經營的，繳納一定數額的稅“歲課”。也有朝廷直接經營的，產品的運銷全受朝廷的控製。
五代、宋的冶鐵業十分發達。五代時，後唐、後晉都曾下詔“並許百姓逐便自鑄造”，宋代冶鐵業更發達，如徐州利國監大規模的民營冶鐵業。元豐元年（078）蘇軾說“利國監自古為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鏹百萬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采礦伐炭。”“近者河北轉運司類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2可見利國監生產的鐵，運銷受朝廷控製。
冶銅業因鑄造銅錢而有更大的發展，後周顯德二年（955）為鑄造銅錢而“采銅興冶”3。宋代銅礦坑冶業分官營和民營，官營的由官府掌握，在銅礦坑冶處設置監、冶、場、務等機構，招集坑戶，支給本錢；坑戶自雇工匠從事開采，采得礦石後即送到官爐中冶煉，已有采礦、碓磨、淘洗、上爐四道工序，產品則交給官府，不得私有。如南宋紹興二十年（42）洪邁說“信州鉛山之銅，昔係是招集坑戶就貌平官山鑿坑取垢淋銅（即膽銅），官中為置爐烹煉，每一斤銅支錢二百五十。彼時百物俱賤，坑戶所得有贏，故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開鑿，得銅鉛數千萬斤，置四監鼓鑄。”
信州鉛山場銅礦還有一種是民營的，“有力之家”向官府的礦場租佃土地自行開采。“信之鉛山，間有出備工本為官開浚。元佃之家已施工力，及自用財本起創，未享其利，而嘩徒誣脅檢踏，官吏方且如追重囚，黥配估籍，冤無所訴，此坑冶所以失陷”。民營的銅礦坑冶受到官府官吏的打擊。五代初通行唐錢，後晉天福三年（938）允許“公私”有銅者並許鑄錢，次年即“以天下公私鑄錢，雜以鉛錫，缺小違條，今後隻官鑄”而禁止私鑄。後周顯德二年“以縣官久不鑄錢，乃立監采銅鑄錢”2。南唐鑄銅錢，饒州（今江西波陽）永平監每年鑄銅錢萬貫，南唐後又鑄鐵錢；吳越、北漢亦自鑄銅錢，後蜀、湖南、閩則鑄鐵錢，銅、鐵錢兼用，都是官鑄錢，禁止私鑄。
宋代鑄錢業全是官營的，但私鑄亦未能禁絕，鑄錢業雖是官營的，但分工、評工辦法都是仿照民營作坊，如韶州（今廣東韶關）永通監“即韶置2《宋史》卷8《食貨誌》下三。
《續文獻通考》卷9《征榷》二。
2《五代會要》卷2《鐵》。
3《蘇東坡全集·奏議》卷2《上皇帝書》。
《五代會要》卷27《泉貨》。
2《宋會要輯稿》食貨34之27、23、24。
監，分遣金工以往模之。以模沙冶金，分作有八，刀錯水浸，離局為二，雇工於巧，凡手指之勤，筋力之用，率評價而與之金。不發帑貲，不徭民籍，而功用成韶被山帶海，雜產五金。四方之人，棄農畝，持兵器，慕利而至者，不下十萬。”3可見宋代冶金工業中已有製模、翻沙、刀錯、水浸等工序，分八個作坊，工人是雇用的專業金工，人數“不下十萬”。
宋代銅錢還行使於遼、金、西夏等地區，並遠銷海外。依北宋元豐初年統計，諸路鑄銅、鐵錢共有2監，其中鑄造銅錢的有7監，鑄造額為50萬貫，鑄造鐵錢的有9監，鑄造額近89萬貫。
製鹽業中海鹽和池鹽都由官營榷賣，井鹽是民營的，雇用鹽工，如四川的井鹽經營者隻要繳納“月課稅”，就能在西川四路的市場上銷售。如北宋文同稱井研縣（今屬四川）“蓋自慶曆以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為之卓筒井，以取鹹泉，鬻煉鹽色。訪聞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每一家須沒（役字之誤）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傭身賃力。平居無事，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迭相扇誘，群黨嘩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已複又投一處，習以為業”。
絲織業除鄉村中的家庭手工業外，有不少是民營的大型作坊。台州知州唐仲友在婺（今金華）、台二處都開設彩帛鋪，既是印染作坊又是店鋪。朱熹說“本州（台州）收買紫草千百斤，日逐拘係染戶在宅堂及公庫，變染紅紫（除分給其妓弟等人外）其餘所染到真紅紫物帛，並發歸婺州本家彩帛鋪貨賣”；“及染造真紫色帛等物，動至數千匹”。又“乘勢雕造花板印染斑襭之屬凡數十片，發歸本家彩帛鋪，充染帛用”2。這個彩帛鋪的規模很大。至於從事印染的工匠，據朱熹說是拘係來的，未知是否可靠。
官營絲織業的規模更大、分工更細，如四川成都府路的官營織錦院，據費著《蜀錦譜》所記“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十一，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之數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為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
製瓷業在這一時期也獲得很大發展。五代後周時，製瓷還原焰燒化學工藝發達，生產出“雨過天晴雲**”的鄭州柴窯青瓷。北宋時，名窯崛起，除東京的官窯為官營外，還有民營的汝州汝窯、禹州（今皆屬河南）鈞窯（主要在金朝時期）以及定州（今屬河北）以生產白瓷為主的定窯、浙東龍泉縣（今屬浙江）生產斷紋青瓷的哥窯等。南宋時，官、民窯更紛紛興起，如浙西有餘杭窯（又名修內司官窯，今杭州西餘杭鎮）、江西有吉窯（今江西吉安南永和鎮）、福建有建窯（今福建泉州南）等，而最大的是景德鎮窯（今屬江西）。
宋代許多小規模的民窯具有小商品生產的性質，雇用的陶工不多，如江西永和鎮的舒公窯，據清施閏章《蠖齋雜記》記敘“有舒翁工為玩具，翁之女尤善，號曰舒嬌，其爐瓷諸色，幾與哥窯等價相傳陶工作器入窯，變成玉。工懼事聞於上，封穴逃之饒。”舒公3《五代會要》卷27《泉貨》。
餘靖《武溪集》卷5《韶州新置永通監記》。
2文同《丹淵集》卷34《奏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事》。
窯製瓷僅父女相傳，其陶工也保守技術秘密。
據南宋蔣祁《陶記》所記“景德鎮陶首三百餘座”，“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車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畫花之有其技，秩然規製，各不相紊”。“埏埴之器，潔白不疵，故鬻於他所，皆有饒玉之稱（景德鎮屬饒州浮梁縣）窯火既歇，爭相取售，交易之際，牙儈主之，運器入河，肩夫執券，次第件具，以憑商算。”南宋時瓷器為外貿出口主要商品，外商特別欣賞景德鎮的瓷器，荷蘭人由泉州販至歐洲，其價值每與同等重量的黃金等價。
五代時雕版印書業開始發展，馮道任後唐宰相時，長興三年（932）二月，“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印賣。先刻完五經，後漢時補刻四經，直至後周廣順三年（953）六月，才全部刻成。同年五月，後蜀宰相毋昭裔也“請刻板《九經》”，“由是蜀中文學複盛”，開封、成都是五代時的兩個雕版印書業中心。
宋朝雕版印書業，形成杭州、開封、建陽（今屬福建）、眉山（今屬四川）四個中心，官營的則由國子監雕板，稱為監本，常在杭州刻印。包括啟蒙及諸子百家、各種詩詞、文集、曆書、醫藥以及工農業技術等各種書籍，還流通到遼、金、西夏等地區。民營印書業，不少是為適應士大夫科舉考試的需要，如“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以冀速售。”2宋朝正式發行交子、錢引、會子、關子等紙幣以及茶、鹽鈔引等流通證券，促進了印刷業的發達。交子初行，由益州（今四川成都）路富民十六戶主持印製發行，天聖元年（023）改由官辦的益州交子務印造。南宋初，杭州富戶也印造“便錢會子”，高宗在位末年，會子務印造官“會子”，工匠有204人，是個不小的紙幣生產作坊。茶、鹽引則由榷貨務交引庫等印造，亦應是個相當規模的證券印刷生產作坊。
造船業由於海外貿易的興盛而迅速發展。北宋時東京設有造船務，督造“綱船”（漕運船）為主，以及座船（官員坐的船）、戰船、馬船等類。造船場初期分布在江西路的虔（今江西贛州）、吉（今吉安）二州與湖南路的潭（今湖南長沙）、衡（今衡陽）等州，後期則是兩浙路的溫（今屬浙江）、明（今寧波）二州，福建路的泉州（今屬福建）後躍居首位。當時福建和兩浙都使用抵抗風浪能力較強、吃水較深的尖底海船。20世紀70年代泉州灣出土的宋代海船，屬於“福船型”，尖底造型，多根杆，隔艙數多，容載量為2000料（約合今20噸），結構堅固，穩定性好，抗風力強，適宜於海上航行。至於廣州（今屬廣東）海上民用的商船，據朱彧《萍洲可談》記載，船深闊各數十丈，船幅廣闊，屬“廣船型”。
南宋時，經濟重心更向南移，海船的體積更大，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載，廣西航行於南海的民用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柁長好幾丈，船上存貯一年的糧食，並且還釀酒養豬。直接開往阿拉伯的海船，船上可容納上千人，有街市及紡織業，可見其體積之大。
《朱文公文集》卷8《按唐仲友第三狀》。
劉新園《蔣祁〈陶記〉著作時代考辨》、《〈陶記〉校注》，《文史》第8、9輯，中華書局出版。2《舊五代史》卷43《明宗紀》九；《資治通鑒》卷277、29。
嶽珂《愧郯錄》。
第二節遼的手工業礦冶、鑄造業遼有礦冶、鑄造、食鹽、紡織、陶瓷、建築等多種手工業，尤長於車馬具的製造。
遼朝的礦冶業，起於契丹建國之前，史稱太祖之父撒拉的“仁民愛物，始置鐵冶，教民鼓鑄”2。阿保機繼任可汗的第五年（9），征幽燕回師，得銀、鐵礦，命置冶采煉。這次所置礦冶，當在漢城（今河北承德南）附近。《新五代史》卷72載“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這裏的農耕、畜牧和鹽鐵之利為阿保機實力的增長提供了物質條件，所俘漢人及其技藝促進了迭剌部生產力的發展，是阿保機得以建國的堅實基礎。
遼東是鐵的重要產地，這一地區的並入進一步促進了遼朝冶鐵業的發展。初期，以橫帳和大族奴隸置曷術石烈，從事冶煉。“曷術”，即契丹語“鐵”。曷術石烈在聖宗時改編為部，仍以鐵為賦。遼在手山、三黜古斯和柳濕河分置三冶。手山為今遼寧鞍山市的首山，這裏的礦冶史最晚當起自遼代。
此外，東京道的同州（今遼寧開原南），上京道的饒州（今內蒙古赤峰市林西縣櫻桃溝村古城址）長樂縣，分別有300戶和4000戶從事冶煉，皆以鐵納賦。中京柳河（今伊遜河）流域的渤海人，也就河濾沙煉鐵。南京道有景州（今河北遵化）龍池冶，營州（今昌黎）有新興冶，都由官府設官提點，為官營坑場。
東京道的銀州（今遼寧鐵嶺），南京道的漁陽（今天津市薊縣），中京道的澤州（今河北平泉西南）、嚴州（今遼寧興城東南）等地有銀冶。澤州陷河冶，太祖時募民立寨，專事采煉。據承德地區文化局調查，陷河冶地當今河北平泉會州城西南。此地開采時間很長，曆金、元、明直至清朝，仍可開采，儲量當很可觀。此外，尚有陰山、都峰、大石、寶興等銀冶。前者在陰山山脈大青山一帶，聖宗太平七年（027），西南路招討司奏陰山中產金，故置冶，後則以山金（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北）為統軍司名；後三者當在東京和南京道內。
98年，內蒙古察右前旗豪欠營契丹古墓中出土了一具契丹女屍。通過對其葬具銅絲網絡和出土鐵器的分析，得知契丹族的冶煉銅鐵等技術已很發達，當時既可冶煉黃銅，又可冶煉純銅，而且冶煉方式穩定，其鐵釘成分已“接近現代08沸鋼板或純鐵成分”。3遼的金、銀、鐵器的製造技術也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從遼墓出土的鐵器看，鐵的應用已相當廣泛。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的“打造部落館，有蕃戶百戶，編荊籬，鍛鐵為兵器”3。東京道河州（當在今吉林中西部）有軍2《鹹淳臨安誌》卷9《會子府》，參見《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87，紹興三十年十二月。《遼史·太祖紀·讚》。
參見承德地區文化局調查組《遼澤州、陷河及陷河銀冶考》，《遼金史論文集》第二輯。3陸金生《豪欠營遼代古墓中金屬網套上鏽蝕物的分析》，載《契丹女屍》，內蒙古人民出版社985年版。
器坊、顯州（今遼寧北鎮西）設甲坊，製造兵器；遼墓出土的一些兵器有的已使用優質低碳鋼。農業生產工具有犁、鏵、鐮等多種，有些已同近代所用工具極為接近，手工業工具種類繁多，僅葉茂台遼墓出土的鑿就有寬刃、圓刃、斜刃等多種，不但可看出鐵器製造的水平，同時也反映了木器製造的技術。生活用品有火盆、剪、熨鬥、火筷、燈、銅鏡和喪葬用的金、銅麵罩和銀、銅絲網絡等。其工藝細致、複雜。葉茂台遼墓出土的嵌銀纏枝花鳥紋鐵罐、銀鎏金鏤花捍腰，赤峰遼駙馬墓出土的鎏金龍鳳紋鞍橋，內蒙古哲裏木盟奈曼旗遼陳國公主與駙馬合葬墓出土的鎏金銀冠、金花銀靴、琥珀瓔珞、八曲花式金盒、鏤雕金荷包、雙龍紋金鐲、纏枝花紋金鐲、金花銀枕等，都反映了遼鑄造工藝的水平。遼的金銀器的加工製作在工藝上繼承了唐朝的傳統，在造型上具有契丹民族的特征。
采鹽業耶律阿保機建國之前，安置漢人的炭山東南灤河上遊地區產鹽，八部曾仰以為食。黑車子室韋所在地區內的鶴剌泊（又名廣濟湖，大鹽泊，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沁旗境內的達布蘇鹽池）儲量極豐，“鹽生著岸如冰淩，朝聚暮合，年深者堅如巨石”。契丹人取鹽為枕，細碎者食用和販賣。及滅渤海，得燕（今北京）、雲（今山西大同），又增加了海鹽。遼的製鹽業很發達，不僅滿足了境內的消費，而且私販至宋境。北鹽南販增加了遼朝的收入，也直接影響了北宋河北鹽政的製定和實施。紡織業遼朝建國前，契丹人已掌握了簡單的織造技術，紡織業的迅速發展和水平的提高則是在大批漢人遷入之後。遼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中京、祖州（今巴林左旗西南）有官營的手工業作坊綾錦院，為皇室提供紡織品。中京道的宜州（今遼寧義縣）、川州（今北票）、錦州（今屬遼寧）、霸州（興中府，今朝陽）和東京道的顯州，地產桑麻，除向綾錦院提供紡織原料外，也以紡織為副業，生產大量精美的絲織品，甚至專以絲織品納貢賦，供契丹統治者賞賜群臣、贈予外國之用。世宗以定州（今河北正定）俘戶所置的弘政縣（今遼寧義縣），“民工織衽，多技巧”2，帶動了中京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南京（今北京）“錦繡組綺，精絕天下”3。豪欠營契丹墓的發掘，提供了遼朝絲織品實物。契丹女屍身穿衣、裙8件，皆以羅、絹為原料，它們反映了遼朝絲織業的水平。據有關專業技術人員判斷，女屍身上的輕羅薄絹，在當時屬第一流產品。“羅紋織物生產達到了曆史上的最高水平的宋代，其最高水平的樣品正是在遼。而女屍身上的輕羅蠟光式絹，應是這種最高水平樣品的實物之一”。遼朝生產的“蕃羅”，在宋遼貿易中很受宋朝商人的《契丹國誌》卷24《王沂公行程錄》。
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77引路振《乘軺錄》。
2參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9。
3《遼史》卷39《地理誌》三。
歡迎，“遼朝生產的優質羅，到宋地也是奇貨”4。
宋真宗曾將宋初遼的織物同聖宗時的織物進行比較，前者“樸拙”而後者“工巧”，判斷後者為幽州（今北京）所產。遼道宗時下詔禁止南京私造禦用彩緞，也反映了南京紡織業的發展和技術水平之高。南京是遼朝官營紡織業的中心，對遼朝紡織業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帶動作用。遼的紡織品種類齊全，綾、羅、錦、絹、綺、紗、緞、刻絲等應有盡有。與紡織品發展相適應，遼在南京、中京等地都有染院。置使提點院事，管理印染等相關事宜，遼能用“夾纈”，“蠟纈”法印染各種花紋。
陶瓷業遼的陶瓷在中國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特點主要表現在製造工藝上繼承和學習了唐、宋的技術，在造型方麵具有濃厚的遊牧生活特點。雞冠壺、方碟、長頸瓶、牛腿瓶、鳳首瓶和遼三彩、仿定白瓷是遼瓷器物和工藝的代表。
遼三彩直接繼承了唐三彩的風格，色彩為黃、綠、白，器形有長瓶、長盤、方碟、圓碟等。雞冠壺是遼瓷中的典型器物，從造型上看，應是由盛貯水、酒、乳等的皮囊發展而成的，早期的雞冠壺器腹較大，造型渾厚，甚至保留著皮繩縫製的印記；中期漸趨扁平，口高，體小；晚期器體細高，多為捏把。仿定窯的白瓷器多為碗、碟、盤等，金銀飾器的邊緣異常豪華，幾與定窯製品一般無二。
遼的陶瓷多為早期實用器物，除雞冠壺外，倉式罐的造型也別具特色，形似蒙古包，開設小門，並刻有子母鹿紋，從罐中貯有骨灰判斷，這種倉式罐有被用作骨灰罐的。
遼中京鬆山州（今內蒙古赤峰西南）有一規模很大的窯場。從考古發掘得知這裏生產的陶瓷品種齊全，而以粗白瓷為主，器物多為生活用品。除碗、盤、杯、碟、盂、盆、注子、甕、牛腿瓶外，還有玩具骰子等。色釉有茶、綠、黃、黑、褐和三彩等多種，花紋有卷草、牡丹、荷花、梅花、水波、鳳鳥、蝴蝶等。中京附近遼墓出土的瓷器，多是這裏燒製的，這一窯場產量當是很高的。
皮革與木器加工業長於騎射的契丹人，重視車馬具的製造，皮革和木器加工也有較高的水平。契丹貴族所用鞍勒，尤為考究。東丹王耶律倍（後唐賜姓名李讚華）所畫契丹貴族“牽黃臂蒼”，“鞍勒率皆瑰奇”，宋人對遼所製馬鞍也讚不絕口。他們稱“契丹鞍，夏國劍，皆天下第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因此遼饋贈宋、高麗等物品中例有鞍轡，種類不一，皆極工巧。近年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多座契丹墓葬，使我們得以見到契丹所製的鞍轡實物。
遼也製造車、船和日用木器家具，奚人和屬部黑車子室韋人善造車，契4《契丹國誌》卷22《四京本末·南京》。
參見王丹華《契丹女屍的絲織品》，載《契丹女屍》，內蒙古人民出版社985年版。佚名《宣和畫譜》卷8。
丹人早年曾向他們學習造車技術。沈括說“奚人業伐山、陸種、斫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車工所聚曰打造館”2。遼上京有車子院，並設監管理，可見當時造車的技術和規模。遼還製造舟船，以及桌、椅、床等生活用具。韓紹孚、劉可度等曾以商稅曲鐵都監和榷鹽使的身份提點、監造舟船。現在已經發現的木器實物有葉茂台遼墓出土的一架木作結構的“小帳”，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出土的用粗大柏木枋構成的八角形疊澀式頂大型木槨等。而從木器加工工具種類之多，也可看出其工藝水平。此外，契丹人的弓箭製造也有特色，“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杆，韉勒輕快，便於馳走”。
2太平老人《袖中錦》。
楊渭生《沈括〈熙寧使遼圖抄〉輯箋》，《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三節西夏的手工業西夏的手工業生產相對較發達，手工業門類也較齊全。夏仁宗天盛時期（49—9）修訂的法典《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司序行文門》中，規定設立的國家手工業管理機構，有刻字司、造案司、金作司、絹織院、首飾院、鐵工院、木工院、造紙院、磚瓦院、出車院等2。
據史書記載和考古資料證明，西夏較重要的手工業生產行業，有紡織、冶煉、金銀木器製作、采鹽、陶瓷、建築、磚瓦等。
紡織業西夏建國後，在黨項人原有的家庭畜皮毛加工製作的基礎上逐漸發展了紡織手工業作坊，考古發現有西夏使用的石紡輪、木刮布刀等生產工具，紡織產品有氆氌、毛褐、氈、毯、粗絹、麻布等。西夏生產的白氈，被時人譽為“世界最麗之氈”3。史書多次記載西夏遣使向宋朝求請絲織工匠，西夏可能有自己設立的綿紡和絲織作坊。
冶煉業與金、銀、木器製造業西夏的冶煉業包括采礦、冶煉、金屬製造。夏州（今陝西靖邊境）東境有豐富的鐵礦資源，在那裏設立“冶鐵務”專司采礦煉鐵。
西夏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等地有國家設置的鍛造作坊，打造兵器或農具等。西夏的冶煉與鍛造技術都達到了較高水平，如已采用了當時比較先進的鼓風設備豎式風箱。在兵器製作方麵，所造甲胄“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2，“夏人劍”，鋒利無比，宋朝人十分喜愛，讚揚為“天下第一”3。出土的西夏的銅鑄貨幣、官印、符牌，工藝製作都十分精致。西夏皇陵出土的一件鑄銅牛，表麵鎏金，重達88千克，顯示了高超的銅鑄工藝。考古發現的金銀器物有缽、碗、盒、金帶、鞍具，鎏金、銀或鑲嵌寶石的飾物，都具有造型美觀、圖案精美、色澤光瑩等特點，堪稱稀世珍品。西夏墓葬中還出土了木緣塔、木桌、木瓶、筆架、木碗等，也都造型別具風格，工藝精美。
采鹽業采鹽是西夏有關國計民生的重要手工業生產部門，鹽州（今寧夏鹽池北）、靈州（今靈武西南）等地產鹽，烏池、白池的青、白鹽品質純淨，價廉物美，最為宋朝邊民喜食。西夏朝廷對采鹽實行官營，由國家壟斷鹽產，2《契丹國誌》卷23，宋綬《契丹風俗》。
3史金波、聶鴻音、白濱《天盛律令譯注》，科學出版社993年版。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卷l。
2見史金波、白濱、吳峰雲編著《西夏文物》，文物出版社988年版。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2。
作為重要的財政收入，並用鹽同宋、遼交換貨物、糧食。夏景宗時，西夏“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青鹽”（《包拯集·論楊守素》），要求宋朝每年向西夏購鹽0萬石。
陶瓷業已發掘的寧夏靈武磁窯堡西夏窯址，發現有多處窯爐和作坊遺址，出土了大量的瓷器、窯具，如實反映了西夏陶瓷業作坊的規模。靈武磁窯堡附近蘊藏著豐富的煤礦、瓷土和水源，中原的製瓷匠人給西夏帶來了先進的製瓷技術，因此西夏陶瓷業製作技術同中原地區是一脈相承的，僅僅在裝飾、燒製工藝等方麵，因地區與自然條件不同而具有某些特色。已發現的瓷器品種很多，生活用具有碗、盤、盆、缽、釜、杯、盒、壺、瓶、罐、缸、甕、燈具、鉤等。以高圈足的碗、杯為其特色。瓷器釉色多白釉瓷，黑釉與褐釉的剔刻花壺、瓶等具有代表性。尤以兩耳或四係瓷扁壺，駱駝、馬、羊、鉤、鈴及樂器牛頭瓷塤等陶瓷製品，表現了遊牧民族需用和喜好的特點。4建築業西夏建國前後，由於皇室大起宮殿、官衙，營造寺廟、陵園，西夏的磚瓦製作作坊興起，形成了頗具規模的建築工匠隊伍。在今寧夏銀川附近的西夏皇陵遺址發掘了大量的建築材料，如磚石、素麵和琉璃瓦當、鴟吻、柱石等。陵區的附近已發現的數十座磚瓦和石灰窯址，從遺存的磚瓦等建築材料來看與西夏皇陵出土的材料是一致的，說明磚瓦窯場一般建設在建築物的附近，以便於就地製作提供使用。
4太平老人《袖中錦》。
第四節金的手工業金的手工業門類比較齊全，隨著統治範圍的不斷擴大，特別是占有遼與北宋的手工業地區後，不斷地恢複和發展起來。金代手工業繼承和發展了渤海、遼和宋的手工業技術水平，而且在某些方麵還超過北宋。
礦冶與金屬製造業金代礦冶和金屬製造業是手工業生產中的一個重要部門。金代礦產豐富，大同（今屬山西）貢鐵，雲內州（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西南）產青镔鐵，大興府（今北京）產金、銀、鐵，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產銅、鐵。金世宗主張“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大定三年（3）規定，金銀礦冶許民開采，官府征收產品的二十分之一。五年，許百姓“射”銀冶。十二年，又“詔金銀坑冶，聽民開采，毋得收稅”。因為金產銅量少，命尚書省遣使到各路“規措銅貨”，訪察銅礦苗脈，對能指引礦藏得實的給予獎勵。墳山（今遼寧義縣北）西銀山的銀坑多至處。大定十三年討論鑄錢，打算由國家直接采金銀礦冶，世宗決定當以與民，惟錢不許私鑄。
金製造軍器的作坊是軍器監、利器署（都作院），金銀器物製造屬少府監的尚方署。鑄錢掌握在國家手中，海陵王時中都（今北京）有寶源監、寶豐監，京兆（今陝西西安）有利用監，皆正隆三年（58）設；世宗大定十八年（78）於代州（今山西代縣）設阜通監，二十七年（87）於曲陽縣（今屬河北）設利通監。
金禁止民間私鑄銅器甚嚴，大定十一年（7）二月規定，除神佛像、鍾、磬、鈸、鈷、腰束帶、魚袋外，禁止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值的一半。當時各府州縣和猛安謀克，均有專門管理鑄錢的官手工業和機構，銅器製出後均由官府檢驗，並經有關官署驗押後，方可使用。在嚴防私鑄的禁令下，民間金銀銅鑄造業也有所發展。
煤礦業煤礦業在金代手工業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在金以前，東北和中原北部，煤的開采與利用已很發達，據近代在遼寧撫順煤礦的發掘，在舊坑中發現有圓形斜坑，並在此圓形斜坑中發掘出圓形古器，似為用來盛油之用。從采礦方法和器皿證明唐時已被開采經營，遼金以降，久為開采。中原北方多煤，當時燒瓷、煉鐵以及南京（今河南開封）城內一般百姓，多以煤作為燃料。
鹽業金承遼、北宋之後，很重視對鹽業的經營，榷貨之目有十，而鹽稱其首。金世宗置山東、滄州（今河北滄州東南）、寶坻（今屬天津）、解州（今山馬文寬《寧夏靈武窯》，紫禁城出版社988年版。
《金史》卷48《食貨誌》。
西運城西南）、西京（今大同）、遼東、北京（今內蒙古寧城西）七鹽使司。海陵王貞元二年（54）遷燕（今北京）後，初設鹽鈔香茶文引印造庫。世宗又仿宋輸粟之法，許民以米易鹽。金朝已革去隨田畝而輸兩稅鹽錢舊製，但“乾辦鹽錢”弊政依然被保存下來，河東北路“乾辦鹽錢”歲達0萬貫。大定二十八年（88），創置巡捕使，專巡私鹽，主要設在山東、滄州、寶坻、解州、西京，而遼東、北京兩路不設。
製瓷業製瓷業，是金較為發達的手工業行業之一。北宋時北方許多名窯，自熙宗後已多恢複和發展起來。在今內蒙古、東北金代遺址中，大量發現定州（今屬河北）、磁州（今磁縣）、耀州（今陝西耀縣）諸窯製成的著名產品。在東北出土的金代瓷器，以定瓷為最多，有刻花、畫花、印花多種，而以萱草紋、荷花紋較為流行。在黑龍江綏濱發現的磁瓷，黃白釉，繪鐵花纏枝牡丹圖案，胎質比較細膩，花紋與釉質也都較為典型。現已發現陝西耀州窯三座窯爐，其一處遺址麵積達500平方米，分為工作間、晾坯場、窯爐，窯爐作馬蹄形，用耐火磚砌成，並且在表麵上塗有耐火泥，從窯門和火膛內堆積的煤渣可知，此處燒窯已用煤作燃料。出土的瓷片以青釉為主釉色，比汝窯為淡而薄，略呈薑黃色，也有黑色的，花紋多為印刷，以魚紋飾為最突出，器型多為飲食用具。鈞窯是金代新興的一個製瓷基址，在當時聲名很盛，其產品成為世上佳品。河北觀台（今河北磁縣西南）窯所燒的白釉瓷器，造型秀麗，胎質輕薄，釉色帶青，花紋多刻在器內。又如山東、山西所燒製的白瓷，在釉下施以紅綠彩繪，也反映了這些地區製瓷技術的發展水平。在泗州（今江蘇盱眙西北）、宿州（今屬安徽）還出產一種繩紋印飾的白瓷。954年在安徽蕭縣出土的淡黃色瓷瓶上，刻劃“白土鎮窯戶趙順謹施到花瓶一對，供奉本鎮南寺慈氏菩薩。時皇統元年（4）三月二十二日造”。奉聖州永興縣（今河北涿鹿）西南的磨石窯，窯內可容500人，而且燒瓷技術也不落後於北宋。
造紙與印刷業金的造紙與印刷業有很大發展，山西南部因受戰爭創傷最輕，生產破壞較少，故造紙與印刷業極為發達，金代平陽（今山西臨汾）印刷技術的發展，與當地造紙、造墨以及其地多產棗木、梨木有關。金代北方對種植也很重視，設有司竹監。稷山（今屬山西）竹紙與平陽麻紙，是當時聞名的產品。金代刻書大約始於熙宗，而盛於世宗、章宗時期，中都、南京、平陽、寧晉（今屬河北）是金代刻書的中心。在平陽設有專門出版機構，管理民營書坊和書鋪。金代鈔書與刻書之風很盛，《宋史·洪皓傳》記載，皓之使北，“所著詩文，爭鈔誦，求鋟梓”。趙城藏經（原本藏山西趙城廣勝寺），綜計全藏應有783卷，現存4330卷，起皇統八年（48）至大定三年（3），前後雕刻曆時5年始成。
絲織業金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平陽、太原（今屬山西）、河間（今屬河北）、懷州（今河南沁陽）等處設綾錦院，派官“掌織造常課匹段之事”。《金史·地理誌》記載，平州（今河北盧龍）貢綾，涿州（今屬河北）貢羅，河間府產無縫錦，東平府（今山東東平縣）產絲、綿、綾、錦、絹。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東北）產縐、縠、絹，相州（今河南安陽）產纈，隰州（今山西隰縣）產綠卷子布，遼東遼陽府（今遼寧遼陽）產師姑布。而誇天下一品的定州（今屬河北）刻絲大約也有製造。《雞肋編》卷上記載，河北定州的刻絲極為精巧。燕山府（今北京）在金代時，“錦繡組綺精絕天下”2。
火器製造業火器製造業，完全是在北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其技術的發展有勝於北宋。金代火器製造主要是用之於戰爭的武器，如鐵火炮、震天雷、飛火槍等，此外火藥也曾應用於其他方麵。世宗末年，太原府陽曲縣（今山西太原）鄭村中社李姓獵戶，把火藥裝入陶罐，掛在腰間備用，遇見狐群把藥線點著，猛作大聲，“用以捕殺狐群”。金代鐵火炮不僅最早見於記載，而且以鐵為外殼裝製，口小，說明當時已掌握利用火藥性能的轉化作用，以發揮火炮發射的威力，標誌著對火藥利用技能的成熟。
造船業金代造船業也有一定的發展和提高。海陵王時，張中彥奉命建造巨艦，“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才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2，小舟（模型）製出後，諸匠都駭服其“智巧”。海陵王時，還發明一種撞冰船，蔡珪為之寫《撞冰行》詩，可說是近代破冰船的先驅。《河防通議》記載，當時造船以每一百料（載重量，約合噸）為基本計算單位，對打造一百料船所需要的材料都一一規定了件數，每件的尺寸和重量。還記載不同材料，船舶一定的上、下水裝置量3。這說明當時的造船技術已較前有所提高和進步。
2《金史》卷7《世宗紀》。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
2元好問《續夷堅誌》。
3《金史》卷79《張中彥傳》。
第三章手工業、工程技術第一節建築城市建設宋代的城市由於商業發達和社會生活的需要，坊（居民區）和市（商業區）的區別逐漸消失，並取消了傳統的宵禁製度，使城市的結構和布局發生了根本變化，這是城市規劃上的一個重大進步。如北宋都城東京開封（今屬河南），中心部位為宮城，另有內城和外城。整個城市方圓五十餘裏，有城門2座，水門座。許多店鋪、作坊和住宅都臨街建造，市井繁華。汴河、蔡河、五丈河和惠通河四條河流流經其間，交通便利。此外，城防工程和消防設施等也都相當完善。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形象生動地描繪出這座“七朝都會”的都市風貌。東京城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後來金代擴建中都（今北京），其城市布局就是仿效宋東京，甚至連所建宮殿的名稱都與宋東京的相同。這一時期，如平江（蘇州）、杭州、揚州、成都、遼的南京與金的中都（今北京）、廣州、明州（寧波）、泉州等城市也更加繁榮起來，城市建設愈益完備。從現存的南宋平江城（今蘇州）圖石碑上可以看到，城區內水道密布，住宅和手工作坊前臨街巷，後倚河道，交通運輸水陸兼用，相當方便，清楚地表現出這座水鄉城市的合理布局。
應縣木塔這一時期遼宋夏金都建造有富麗堂皇的宮殿建築群和大型的佛教建築。
如宋正定隆興寺建築群，遼薊縣獨樂寺觀音閣等，都上承唐製，又有創新，是研究唐宋建築製度變化的重要實例。在全國各地保留至今的這一時期的高層建築寶塔也為數不少。如宋塔大多為磚石塔，其中為便於瞭望軍情而建造的河北定縣開元寺料敵塔，有層，高達80餘米，全用磚砌，至今完好。福建泉州開元寺兩座石塔，用石料仿木建築，高度均在40米以上。河南開封祐國寺塔，則是在磚砌塔身外加砌琉璃麵磚，這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琉璃塔。遼代佛塔也多為磚砌的密簷塔，如天慶九年（9）建造的北京天寧寺塔，以及山西靈丘覺山寺塔、河北易縣泰寧寺塔等，外觀仿木建築，其柱、梁、鬥栱、門窗、簷口等都用磚仿木構件，技藝精湛，有很高的水平。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著名工匠喻皓在修建開寶寺木塔時，為抵禦西北風的影響，特使塔身略向西北傾斜，這種大膽、巧妙而又有效的措施，在建築史上是不多見的。遼清寧二年（05）建造的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是我國現存最早的木塔。應縣木塔為樓閣式，全部用木料構築，五層六簷，高7米，體形高大，結構複雜，輪廓優美，且在建築技術上有許多創新。如鬥栱式樣就有0多種，特別是塔的暗層內，在內外槽柱間，使用了斜撐、梁和短柱，由此組成不同方向的複梁式木架，以提高其抗彎剪的能力，增加了整個塔身的穩定性。應縣木塔經曆900多年來多次大風和地震的考驗而未損毀，可見其建築技術之高超。
木構建築技術的進步這一時期木構建築的規模一般比唐代要小，而建築形式總的來說則趨向於輕巧、秀麗和變化。如建築組群在總平麵上加強了進深方向的空間層次。殿堂屋宇坡度增高，屋頂出現了丁字脊、十字脊，殿堂平麵出現了工字形、亞字形等，而鬥栱則比唐代縮小。在宋代建築實物中還出現了減柱的做法。如晉祠聖母殿減中間老簷柱四根，晉城青蓮寺大殿減中間前金柱四根等，這種做法，反映了結構布置的靈活性，因而改善和擴大了室內空間。在金代建築中，如朔縣崇福寺彌陀殿、五台縣佛光寺文殊殿等，又進一步發展了減柱和移柱的做法。這一時期的建築裝修和色彩也有很大發展，如一些建築物的門窗采用各種格子門、格子窗等，改進了采光條件，增加了裝飾效果。此外，還裝飾有各種雕刻紋飾及“五彩遍裝”、“碾玉裝”、“丹粉刷飾”等彩畫，這些都對後世特別是明清時期的建築產生了很大影響。
橋梁建築遼宋夏金時期在橋梁建築方麵也有創造性的發展。如木結構橋中著名的虹橋，據王辟之《澠水燕談錄》所述，是青州（今屬山東）一名牢城廢卒所首創。虹橋是一種獨特的單跨木拱橋，由巨木相接而成拱狀，完全不用支柱，宛如長虹，結構簡潔，橋體堅固。東京汴河上也建有這樣的虹橋，《清明上河圖》相當形象地將其描繪出來。北宋皇祐五年（053）至嘉祐四年（059），在福建泉州洛陽江上建造的洛陽橋，又名萬安橋，也很有特色。洛陽橋橋長30丈，寬丈5尺，有47個橋孔2。它是在江底鋪設長條基石，築成長500多米，寬20多米的石堤，由蠣房作為膠結材料來固結石塊，然後在其上築墩建橋。這種“筏形基礎”的新型橋基，是這一時期的首創。現存的洛陽橋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規模。南宋紹興八年至二十一年（38—5）在福建晉江建造的安平橋，全長8丈，有橋墩3座，是905年鄭州黃河土橋建成前曆史上保存至今的最長橋梁。在北方地區，金代按照隋製安濟橋也建造了不少石橋，保存至今的有河北的永通橋、山西的普濟橋等。金代橋梁中最著稱的是大定二十七年（87）至明昌三年（92）在永定河上建造的盧溝橋，盧溝橋橋長22米多，連兩端橋堍共25米，寬8米多，共孔，是石砌的連拱橋，兩側石欄和望柱上雕刻有石獅，造型美觀，堅實穩固，現仍基本保持原來麵貌。兩宋時期的園林建築也有很大發展，皇家苑囿和私家園林都很興盛，其中如宋徽宗營建的“艮嶽”，尤為著名。
《營造法式》遼宋夏金時期出現的《木經》和《營造法式》等建築學專門著作，也是這一時期建築技術水平提高的重要標誌。北宋初年著名工匠喻皓所著《木經》，原作已佚，沈括《夢溪筆談》中有所記述，其中已有關於木結構各類見《河防通議》的“造船物料”、“裝船斤重”節。
參見中國建築史編寫組《中國建築史》，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98年版。2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編《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科學出版社985年版，第4頁。構件之間的尺度比例關係，如屋架尺度以梁的跨度為準，階基的高度以柱高為準等。北宋徽宗時將作監李誡在元符三年（00）編成、崇寧二年（03）刊行的《營造法式》，全書共3卷，357篇。其中包括建築術語考釋，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鋸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畫作、磚作、窯作等工種的標準做法，功限料例及諸作製度圖樣，內容極為豐富。這部著作也是我國古代最早和最完整係統的建築學文獻。在《營造法式》中提出的“材分”製，即“凡構屋之製，皆以材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廣分為十五分，以十分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長，曲直舉折之勢，規矩繩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為製度”。規定了木構建築各種構件的比例關係和人工材料定額，這實際上就是以古典模數製為基礎的建築規範，也是當時木構建築技術基本成熟的表現，其中有些具體標準，仍為後來元、明、清各代所沿用。
第二節水利五代較重要的水利工程，應推吳越王錢鏐時期修築的捍海塘。它位於杭州候潮門外，即今杭州六和塔到艮山門一帶，是一段竹籠石塘。其作法是“造竹器，積巨石，植以大木”。從唐代的土塘到五代的竹籠石塘，是我國修築海塘技術史上一大進步。
宋大中祥符五年（02），兩浙轉運使陳堯佐和同知杭州戚綸把黃河河工中的埽工技術引入海塘工程，修築柴塘，即用一層柴薪一層土，相間夯築。這種海塘雖然省工節料，提高了抗衝能力，但費柴太多，易朽壞，年年需要維修。後來又進一步發展為石塘。景祐年間（034—038），兩浙轉運使張夏作石堤2裏，自六和塔至東青門。慶曆四年（044）轉運使田瑜、知杭州楊偕在原有石堤的基礎上，續修2200丈。
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範仲淹、郟亶、郟僑、單鍔、趙霖、黃震、蘇軾等人都提出過自己的見解，而最有代表性的是範仲淹和單鍔。
範仲淹（989—052）有較豐富的治水經驗，曾修過蘇北海堤。天聖二年至六年（024—028）修成捍海堰50裏，後人稱為範公堤。他對太湖的情況比較了解，景祐年間（034—038）主持了疏浚港浦的工作。在治理太湖的方略上，他認為應采用浚河、修圩、置閘三者相結合的工程措施，使除害與興利相結合，蓄泄兼顧，有利農業生產。單鍔著有《吳中水利書》，書中分析了太湖水患，認為太湖水患原因有三個。針對水患原因，他主張治理太湖應先開吳江塘路，讓水泄盡後再築圍墾田。單鍔片麵強調排泄宜興洪水的重要，使除害和興利對立起來，這顯然是行不通的。
在農田水利方麵，宋熙寧（08—077）王安石當政時，大興農田水利。北方利用河流泥沙進行放淤肥田，取得了較大的成就。這是中國曆史上唯一的一次放淤，涉及的河流有黃河、汴河、涑水河、北洛河、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蘆河等以及山地溪澗。分布在今山西、陝西、河南、河北等省。淤田數目幾近700萬畝，2規模不小。
北宋雖然花了很多財力治理黃河，但因治河方針不善，成效不大。宋人提出的治河方針主要有寬河緩流和遙堤約水說。姚仲孫於慶曆元年（04）提出係統看法。此論的缺點在於隻著眼於水而忽視沙，因此，它不僅不能減輕河患，反而使災害加重。(2全河分流說。代表人物李垂，於大中祥符五年（02）提出一係列分水建議。此說與寬河緩流說一樣，隻著眼於水，忽視沙，其結果也與前說一樣。(3局部減水說。此說情況較複雜，不能一概而論。大體來說，作為一種臨時分水措施，有一定作用。但作為一種經常的治河方針，到處分流，則有害無益。(4放任行流說。這是一種消極的方針。(5疏河減淤說。著眼於泥沙，但實際行動起來不容易。
五代後期，後周始建以東京（今開封）為中心的運河網。北宋繼續整治，擴大運輸能力。北宋以東京為中心的運河，呈放射狀，構成錯綜密集的運河蔡襄《萬安渡石橋記》。
《宋史·河渠誌》。
2範仲淹《上宰相書》，載《太湖備考》卷3。
網。北宋末，金兵攻宋，北方四通八達的運河網遭到破壞。南宋時隻能在東南一隅維持漕運，在兩浙間開鑿了若幹運河，構成了一個小規模的東南運河係統。
第三節紡織絲織品宋代紗、羅、綺、綾類織物產量大，質量也很高，如亳州所產輕紗極為輕巧，時人形容它“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煙霧”。紗、羅織作也已經達到十分純熟的程度。宋代的紗、羅多是以兩根或三根經絲為一組相絞再織入一根緯絲而成的。975年在福州南宋黃昇墓出土絲織品和衣物近400件，在金壇南宋周瑀墓出土絲織品和衣物50餘件。其中素羅和花羅衣料都是用這種簡潔的絞紗方法織成的，具有良好的透明和飄逸的效果，有些花羅還起有生動活潑甚或奇特的花紋，其質量可說是超過了唐以前的任何一種同類產品。遼宋夏金時期的織錦技術較前代也有很大發展，織造工藝進步，花色品種顯著增多，紋飾圖案更加豐富多采。如宋代用作裝裱書畫的錦，其品種就達40多種。當時蘇州的宋錦、南京的雲錦、四川的蜀錦等都極負盛名。其中宋錦是宋代才開始盛行的緯三重起花的重緯織錦。此外，這一時期回鶻（今維吾爾族）的織金工藝已傳播到中原地區，並逐漸流行起來。據傳說，著名的壯錦也是起源於宋代。
緙絲創始於隋唐，是一種具有雕鏤質感的精美絲織工藝品。五代時緙絲工藝有所進步，如傳世的後梁貞明二年（9）緙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長達2丈2尺5分，寬9寸分，但其製作風格仍尚素樸。宋代，定州（河北定縣）緙絲非常著名。據莊綽記載，“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絲經於木棦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可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北宋緙絲的傳世之作為數不少，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緙絲紫天鹿、遼寧省博物館所藏緙絲紫鸞鵲、北京雙塔寺出土的紫陽荷花等，都是現今可見的著名的北宋緙絲作品。南宋時又創用子母經的緙法，使緙絲工藝更為精湛。這時還開始精心緙製唐宋名家書畫，所緙山水、樓台、人物、花鳥等，刻意追求書畫家原作筆意，如緙絲《蓮塘乳鴨圖》、《青綠山水圖》等，都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這一時期名家輩出，如朱克柔、沈子蕃都是這時著名的緙絲高手。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朱克柔所作山茶、牡丹小幅兩開，工細高雅；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沈子蕃所作《梅鵲圖》，惟妙惟肖，這些作品配色富於變化，且具有立體效果，均堪稱南宋緙絲中的絕品。據《契丹國誌》、《遼史》等史籍記載，遼代也有不少緙絲作品，考古發掘中還發現了多件緙絲實物。洪皓《鬆漠紀聞》等著作也提到金代所製華麗的緙絲衣袍。由此可見，在當時遼、金的一些地區，也可能掌握了緙絲工藝。
宋代的刺繡工藝也有很高的水平。當時的刺繡作品，受繪畫影響很大，常以名家書畫為粉本，且廣泛運用了戧針、套針、網繡、盤金、釘線等各種針法。明代書畫家董其昌讚歎“宋人之繡，針線細密，用絨止一二絲，用針如發細者為之。設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遠近之趣，樓閣得深邃之體，姚漢源《中國水利史綱要》，水利電力出版社987年版，第24頁。陸遊《老學庵筆記》卷。
人物具瞻眺生動之情，花鳥極綽約嚵嘍之態，佳者較畫更勝，望之三趣悉備。十指春風，蓋至此乎？”近年新疆哈拉爾、蘇州虎丘塔、北京雙塔寺及山西等地均有宋代的刺繡出土。遼寧省博物館所藏南宋刺繡《瑤台跨鶴圖》、《海棠雙鳥圖》、《梅竹鸚鵡圖》、《金剛經冊》等，也都是技藝高超的精美繡品。麻、毛織品苧麻及葛、大麻織物，在古代總稱為布，在很長時期內，是人民大眾的主要衣著原料。兩宋時期，麻織品生產遍及南方各地，其中尤以廣西最為發達，所產柳布、象布等遠近馳名。金人生產的麻織細布，也是北方地區的主要衣料。當時麻織品的品種也是很多的，如紹興十一年，戶部裁定市舶司發運至都城（行在所臨安）的服物材料就有大布、番青斑布、白熟布、袴布、鞋麵布、青花番布、粗黑小布、單青番棋盤小布、番頭布、海南青花布、襪麵布、小布、青苧布、粗小布、白細布、白苧布、生苧布、海南白布、毛施布、海南棋盤布2。有些著名的麻織品種如郯縣強口布、諸暨山後布等還經過特殊的加工處理，提高了質量。山後布就是在紡績過程中將麻紗加以強拈而後織成的，精巧纖密，經久耐用。又如“綀子”是一種精細的苧麻布，雖然秦漢之前就已經有了，但在宋代得到更大的發展。周去非《嶺外代答》提到“邕州左右江溪洞，地產苧麻，潔白細薄而長。土人擇其尤細者為綀子。暑衣之，輕涼離汗者也。漢高祖有天下，令賈人無得衣綀。則其可貴，自漢而然。有花紋者為花綀，一端四丈餘。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餘地，以染真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稍細者一端十餘緡也。”
這一時期葛布生產已趨於衰落，但在技術處理上仍有值得稱道之處。如《格物粗談》卷下提到“葛布年久色黑，將葛布洗濕，入烘籠內鋪著，用硫黃熏之即色白。”說明當時已掌握用硫黃熏、蒸的漂白技術。
這一時期西北地區的毛紡織業更為發達。唐代已從西域傳入山羊。唐宋時期的拔羢褐，揩麵如絲帛滑膩，是珍貴的羊絨製品。此外如涇州（今甘肅涇川）“雖小兒皆能撚茸毛為線，織方勝花”，“一匹重隻十四兩”3。連小孩都能用茸毛織成這樣輕薄和精美的織品，說明當地毛紡織工藝是非常普及和高明的。毛紡織業在西夏是比較普遍的家庭副業，主要產品有氆氌、毛褐、氈、毯等。馬可·波羅曾盛讚他所見到的駝毛氈“城中製造駝毛氈不少，是為世界最麗之氈，亦有白氈，為世界最良之氈，蓋以白駱駝毛製之也。所製甚多，商人以之運售契丹及世界各地。”2棉織品棉花古稱“吉貝”等，棉布古稱“白疊”、“吉貝布”等。據文獻記載，我國海南島崖州、新疆吐魯番、雲南哀牢山等少數民族地區，很早就已開始莊綽《雞肋編》卷上。
董其昌《筠清軒閟錄》，轉引自朱啟鈐《絲繡筆記》。
2李仁溥《中國古代紡織史稿》，嶽麓書社983年版，第32頁。
3《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2—23。
進行棉布生產，並能利用天然礦物或植物染料，印染出斑斕多彩的花布。如周去非《嶺外代答》就說海南島的婦女“衣裙皆吉貝，五色燦然”。從東漢、晉、唐等墓葬的考古發掘中也多有棉布實物出土。這些地區的棉織品還曾通過饋贈、納貢及貿易往來等多種方式傳入內地。
從三國到北宋，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技術逐漸擴大到閩廣地區。如方勺《泊宅編》提到“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茸然。土人摘取出殼，以鐵杖擀盡黑子，徐以小竹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為布，名曰吉貝。”2趙汝適《諸蕃誌》卷下也提到“吉貝，樹類小桑，萼類芙蓉，絮長半寸許，宛如鵝毳，有子數十。南人取其茸絮，以鐵筋碾去其子，即以手握茸就紡，不煩緝績，以之為布”，“或染以雜色，異紋炳然，幅有闊至五六尺者。”從這些記述可見，當時的製棉工具僅有鐵杖和小竹弓，製棉技術還是比較簡陋的。南宋初年，江南仍重蠶桑，而棉紡織業也還沒有推廣到這一地區。謝枋得有詩句說“所以木棉利，不畀江東人”，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
到了南宋末年，江南地區的棉紡織業則有了很大的發展。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木綿”條說“木綿，江南多有之”，“土人以鐵鋌碾去其核，取如絮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為小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繅絲狀，不勞紉緝，織以為布。自閩廣來者，尤為麗密。”盡管這一時期棉紡織技術進展不大，但這段話卻清楚地說明了棉花種植及棉紡織業已擴大到江南地區這一重要事實。9年在浙江蘭溪南宋墓中曾出土一條棉毯，長約2.5米，寬約.米，重約00克，平紋組織，雙麵起絨，絨頭豐滿厚實，經緯紗相當均勻一致，這表明南宋的棉紡織技術已達到較高的工藝水平2。元代以後，棉花種植普遍推廣到全國各地，棉紡織技術也有了重大進步，從而使棉布逐漸成為人民大眾最主要的衣著原料。
印染遼宋夏金時期紡織品印染技術達到了新的高度，凸紋版和鏤空版等印花型板的製作非常精巧，印漿配製更為合理，顏色印花工藝更臻完美，夾纈和蠟染技術也有新的發展。如南宋時嘉定及安亭鎮生產的藥斑布是一種頗受大眾歡迎的產品，據載，“嘉泰中有歸姓者創為之。以布抹灰藥而染青，候幹，去灰藥，則青白相間，有人物、花鳥、詩詞各色，充衾幔之用”。又如蠟染工藝是用蠟刀蘸取蠟液在織物上描繪各種圖案花紋，然後經過浸染再用水煮脫蠟質。這種防染印花方法多用於染製深地淺花或白花，其起源是很早的。959年新疆民豐出土東漢和北朝時期藍白印花的棉布和毛織物，說明當時的蠟染技術已經相當成熟。據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載，南宋時瑤族人生產的“瑤斑布”，則是用鏤刻著花紋的兩片木板夾住布料，將蠟熔化後灌注到鏤空的花紋中去，然後染上藍色，再煮布去除其蠟，就得到極細的斑花。蠟染布獨具特色，深受人們特別是瑤族人民的喜愛。這類產品目前在貴州安順場2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卷第72章，中華書局957年版。
方勺《泊宅編》卷中。
2趙翼《陔餘叢考》引謝枋得《謝劉純文惠木棉》詩。
汪濟英《蘭溪南宋墓出土的棉毯及其他》，《文物》975年第期。等地還有生產並遠銷國內外廣大地區。
紡織機械隨著對織物數量和質量不斷增長的需求，這一時期的紡織機械也更加完善並有所創新。如秦觀《蠶書》所述繅車是在煮繭的鍋上裝置銅錢，絲通過錢孔粘並到一起，再往上經過鼓輪和作往複運動的絡絞裝置，纏繞到絲框上。雖然秦漢時手搖繅車已逐步普及，但秦觀所述則是我國古籍中關於手搖繅車結構的最早的明確記載。宋代樓■的《耕織圖》中描繪有腳踏繅車。腳踏機構應用於繅車，大約出現在唐宋之間。它可以使人的雙手解脫出來進行其他操作，從而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這是手工繅絲機械方麵的重大進步，此外，至遲到宋代腳踏紡車也有了重要進步。如當時已能有效地利用偏心和擺軸動作通過繩弦帶動紗錠回轉，同時撚紡三個錠子的紗線。著名的元代水轉大紗車，實際上很可能在宋代就已出現了。宋代的提花機也已發展得相當完整，如南宋紹興年間樓■《耕織圖》中所繪大型提花機，有雙經軸和十片綜，還有挽花工與織花工的相互配合，這完全可以織造出具有複雜花紋的高級織物。
周去非《嶺外代答》記載，廣西地區的橫州（今橫縣）用濃醋浸野蠶而擘取其絲，“就醋中引之，一蟲可得絲長六七尺，光明如弓琴之弦”2，靜江（今桂林）用帶有堿性的稻草灰煮苧麻紗，織造前再用滑石粉作上漿處理等方法，也都是這一時期在紡織技術方麵值得稱道的傑出創造。
2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8《蘇州府部》。
第四節采礦探礦知識利用礦床與圍岩的地層關係找礦，宋人已有不少記載。如蘇頌以白石（即方解石、石英）作為辰砂礦的礦苗“丹砂生深山石崖間，土人采之，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耳，謂之朱砂床。”寇宗奭認為，伴金石是金礦的標誌，“顆塊金，即穴山至百十尺，見伴金石定見金也。其石褐色，一頭如火燒黑之狀，其金色深赤黃”2。範成大、周去非皆以銅綠作為銅礦的礦苗。範成大說“錄，銅之苗也。亦出右江有銅處，生石中，質如石者名石錄。又有一種脆爛如碎土者，名泥錄，品最下。”3周去非說“銅錄所在有之蓋銅之苗裔也。”4南宋趙彥衛則正確認識到黑色輝銀礦脈乃是銀礦的脈路，“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銀脈，隨脈鑿穴而入”5。朱輔則以絲金作為脈金礦床的苗路，說“絲金，沙中揀金，又出於石。碎石而取者，色視沙金為勝。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絲金。”坑采技術孔平仲，北宋治平二年（05）進士，最初在衡州做官，後因言事得罪上司，被罰到韶州（今廣東韶關）。韶州岑水場是有名的銅礦產地，孔平仲對此地開采銅礦的技術作了一些記錄“韶州岑水場，往歲銅發，掘地二十餘丈即見銅。今銅益少，掘地益深，至七八十丈。役夫雲，地中變怪至多，有冷煙氣中人即死。役夫掘地而入，必以長竹筒端置火先試之，如火焰青，即是冷煙氣也。急避之，勿前，乃免。”2這段話反映了當時采礦業中兩大問題隨著礦**部被開采完畢，很自然地要向深部礦床掘進。由初期的二十丈增加到七八十丈。隨之而來的是井下空氣流通不暢，出現了有害氣體的積貯，傷害礦工生命。當時還沒有什麽好辦法排除毒氣，而隻是先試探，後躲避而已。這是最早記載礦井中的有害氣體及躲避方法。
趙彥衛在《雲麓漫鈔》卷2中，記載了福建建寧府鬆溪縣瑞應場銀礦的開采曆史、開采技術、礦井中的事故以及坑戶生產和生活的悲慘狀況等。其中寫道“乾道中（5—73），人入穴鑿山，忽山合，夾死五十餘人，血自石縫中流出”；“取銀之法，每石壁上有黑路乃銀脈，隨脈鑿穴而入，甫容人身，深至十數丈，燭火自照，坑戶為油燭所熏，不類人形”。
金代坑采技術可以黑龍江阿城五道嶺地方的古鐵礦井為例說明。在這個古礦遺址中，958—92年先後發現十餘個坑洞和十餘處礦井，坑洞深約40周去非《嶺外代答》卷。
2《圖經本草》，引自《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3。
3寇宗奭《本草衍義》卷4。
4範成大《桂海虞衡誌·金石誌》。
5周去非《嶺外代答》。
趙彥衛《雲麓漫鈔》卷2。
2朱輔《溪蠻叢笑》。
餘米，最淺的隻有7米。坑洞是由山上往下旋轉開鑿的。當下降到45米深時，還陸續發現古洞。坑道狹窄深長，呈螺旋階梯式下降，寬約.5米，高約2米。開鑿方向均依礦體走向。斜坡坑道均有台階，不甚規整。下降至一定深度後，又分出岔洞，至洞底每隔一定距離便有一個寬敞的采礦作業區，呈橢圓袋狀，內部由於依礦脈走向取礦，故不規整3。
井采技術北宋慶曆、皇祐年間（04—054），在四川出現了一種新的井采技術——卓筒井。這是一種小口徑深鹽井。它的出現，為鹽井鑽鑿技術指明了小口深化的正確方向。從此，鹽井鑽鑿工藝從大口淺井階段進入了小口深井階段，影響所及，遍於全世界。它是當今世界上盛行的深井鑽鑿技術的先聲，其發明具有重大曆史意義。
卓筒井又叫筒井，明代以後又叫竹井。北宋蘇軾第一次對卓筒井作了記載。他寫道“蜀去海遠，取鹽於井自慶曆、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圜刃鑿如碗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筒，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啟閉之，一筒致水數鬥。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其後文同、陸遊也對卓筒井作了記載。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井采技術。
3《談苑》卷。
黑龍江博物館《黑龍江阿城縣小嶺地區金代冶鐵遺址》，《考古》95年第3期。第五節冶金五代十國時期，北方連年爭戰，礦冶業呈凋敝停滯狀態，而南方礦冶生產則續有發展，《冊府元龜》卷9載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受貢的九煉鋼刀劍即來自徐州、江陵等地，如後唐同光三年（925），“徐州進九煉鋼刀劍各一”，後晉天福元年（94），“荊南遣使進九煉純鋼金花手劍二口”。五代軒轅述所撰《寶藏暢微論》說“鐵銅，以膽苦水浸至生赤煤，熬煉成，而黑堅”，表明其時已知用膽水浸銅，到宋代則得到長足的發展。後周廣順三年（953）所鑄著名的滄州大鐵獅高5.4米，寬3米，重達40噸。從獅足至脊部共分5段，依次接鑄成型，共用範344塊。廣州光孝寺鐵塔為南漢劉■所建。西塔建於大寶六年（93）。東塔建於大寶十年（97），為現存的最早鐵塔，由方座、蓮座和七層塔身、塔刹構成，總高7.7米，由7件鑄件疊裝而成。經分析，所用材質為中磷、木炭、生鐵，係亞共晶白口組織。
宋代礦冶業較諸前朝有很大發展。據史籍記載，有宋一代共設有4監，2冶，20務，25場，鐵的稅額（“歲課”）以英宗治平年間（04—07）為最高，達824萬斤，比唐宣宗大中年間（847—859）高出約7倍。王安石變法時期，礦冶業最為繁榮，銅、鉛、錫在此期間都達到最高稅額，分別為40萬斤、99萬斤和232萬斤。由於商品經濟的發達，貨幣需求量很大。唐代於全盛時期（玄宗年間），全年鑄錢額為22萬74貫。而宋神宗年間（08—085），年鑄銅錢500餘萬貫，鐵錢88萬餘貫，比唐代增長20餘倍。宋代的鐵主要產自磁州、邢州、兗州和徐州。黃金開采以山東登州、萊州為最著稱。其他有色金屬產地則多在江西、福建、廣東等南方地區。官營礦冶業的管理相當嚴格，據《宋會要輯稿·食貨》記載，當時的銅礦官員要逐日登錄下礦人數，采礦、磨礦簍數，淘洗和入爐冶煉的礦石斤數。《宋史·薛奎傳》提到，永州“發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貲。奎聽民自采，所輸輒倍之”。又，《宋史·梁適傳》載“萊蕪冶鐵為民病，當役者率破產以償。適募人為之，自是民不憂冶戶，而鐵歲溢。”這表明官營礦冶業的和搖役的擾民已嚴重阻礙礦冶的生產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官府被迫采取“豪戶請佃”、“業主開采”等方式，民營坑冶得以有較大發展，如《東坡奏議》卷2即載其時徐州利國監“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每冶有百餘人”，李昭圯《樂靜集》卷29《呂正臣墓誌銘》中記兗州萊蕪冶呂氏”募工徒，斬木鍛鐵，製器利用，凡東州之人，一農一工，家爨戶禦，其器皆呂氏作也”。遼夏金對西北和東北地區的礦冶發展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契丹和渤海、室韋諸族原先就都能煉鐵。遼立國後，設五冶太師統轄坑冶。《遼史·食貨誌》記遼陽有鐵冶300戶。幽薊等地的冶鐵業也都保持一定的規模。女真在立國前也已能燒炭煉鐵，其後進一步建立了自己的礦冶業。黑龍江阿城為金上京會寧府，已發現金代冶鐵遺址50餘處，出土有大量煉爐、礦石、煉渣和鐵塊等。陝西榆林窟有西夏時期的冶鐵圖，其中的木扇形製和中原相類似。曆年所出西夏錢幣的合金成分和鑄造工藝，也和宋錢相同。這些都表明遼、西夏、金的礦冶業是在中原先進技術帶動下發展起來的。
傳統鋼鐵技術體係的定型，是唐宋時期金屬技術發展最突出的成就。蘇頌《圖經本草》稱“初煉去礦，用以鑄■器物者為生鐵，再三銷拍可作鍱者為鑐鐵，笑傲之嘯傲江湖全文閱讀亦謂之熟鐵。”唐初仍有部分農具用生鐵鑄就。但到宋代，鋤、耙等鐵農具如河南白沙、山東臨沂、江蘇揚州等地所出已均由鍛製。農具製作由鑄製改為鍛製這一曆史性轉變，對宋代農業生產的發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宋代稱煉鐵爐為蒸礦爐。河南南召縣草店、下村、廟後村、朱砂鋪發現宋代煉鐵豎爐4座，均用耐火石砌築，爐徑2—3米。邯鄲礦山村宋代煉鐵爐保存較好，爐壁殘存高近米，底徑3米。爐體呈鼓形，腹徑較底徑為大，自爐腹至爐頂逐漸收縮。河南林縣鐵牛溝宋冶鐵遺址有爐址座。爐的內徑自0.9米到2.米不等，多依山坡修築，於坡上建平台裝料。阿城金代冶鐵遺址所出煉鐵爐也依山崗修建，爐膛截麵略呈梯形。近處並有礦井0餘個，最深達40米，井內殘存坑木、柳條筐、鐵錘、鐵釺和陶燈盞等。由上可知，至遲到宋代，煉鐵豎爐的內形已略近現代高爐，具有爐腹角和爐身角。這種爐型有利於爐氣合理分布，使爐況順行，爐齡得以延長，是煉鐵豎爐的重大改進。蘇軾《石炭行》詩中記徐州煤礦雲“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石何勞鍛。”河南安陽唐坡出土的9塊宋代鐵錠，經分析含硫.075％。對河南登封、新鄭、密縣等地所出42件宋代鐵器所作分析表明，其中大多數含硫較高，應為煤炭所煉。陸遊《老學庵筆記》卷雲“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邛州出鐵，烹煉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見之。”
傳統製鋼術以灌鋼為最重要和最具特色。沈括《夢溪筆談》稱“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間，封泥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這是古代文獻中首次使用“團鋼”、“灌鋼”二詞。它比東魏、北齊間綦毋懷文的宿鐵法減少了灌煉次數，又用封泥造渣和保護，顯有改進。百煉鋼的製備工藝也首見於《夢溪筆談》“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宋曾敏行《獨醒雜誌》又記載一種獨特的製鋼術“（湖南苗族）其俗舉子，姻族來勞視者，各持鐵投其家水中。逮子長授室，大具牛酒，會其所嚐來往者，出鐵百煉，盡其鐵以取精鋼。刀成銛利絕世，一揮能斷牛腰。”類似的製鋼術，西班牙西北部的塞爾忒人也使用。
宋代有色金屬冶煉的傑出成就首推膽銅法。西漢《淮南萬畢術》已有“曾青得鐵則化為銅”的記述。《抱樸子》也說“以曾青塗鐵，鐵赤，色如銅。”可見，古人對鐵與銅鹽的金屬置換作用早有認識。作為提取純銅的水法冶金工藝，膽銅法在宋代得到很大發展，並成功地用於生產。宋哲宗時（08—00），張潛在信州、饒州等地設場用膽水煉銅，並著有《浸銅要略》一書。據《宋會要輯稿》記述，北宋時期用膽水煉銅的冶場有處，分布於廣東、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省，其中最著名的是信州鉛山、饒州德興和韶州岑水，並稱三大場。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大觀年間（07—0）歲收銅0萬斤，內有膽銅百萬餘斤，可知北宋時膽銅產量約占銅總產量的5—20％。南宋的銅主要來自江南地區，膽銅所占比重更達到85％左右。
用鐵浸泡在膽水中置換金屬銅，稱作浸銅。若膽水不充盈，可用含膽礬的礦土漚泡過濾得到膽水，再置換得銅，稱作淋銅。
宋洪谘夔《大冶賦》記述浸銅、淋銅工藝甚詳浸銅段稱“鉛山興利，首鳩僝功”，即浸銅最早由信州鉛山場和饒州興利場實施。“膽隨味而不同，青澀苦以居上，黃醯酸而次中”，“泛浮漚而異容，赤間白以為貴，紫奪朱而弗庸”，是說由色澤和味感來辨別膽水質量的高下。“乃破不轑之釜，乃碎不湘之釜”，則指鐵片由廢棄的鐵釜、鐵鍋破碎得來。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和使用水法冶金的國家。膽銅法的成熟與推廣是宋代礦冶業的重大成就。
在火法煉銅方麵，《大冶賦》是最早記述“硫化礦—冰銅—銅”工藝的文獻。賦中所載“烏膠”、“金星”、“蔌花”、“丹沙”、“鼠結”、“雞燋”等礦物，據研究，應分別指黑銅礦（uo）、黃銅礦（ufes2）、輝銅礦（u2s）。采礦時，使用火爆法（“宿炎煬而脆解，紛剞劂而巧斷”）。礦物含硫高，須經多次焙燒去硫，再反複烹煉，依次得到品位不同的冰銅（鋶，銅、鐵的硫化物的機械混合體），再經精煉得銅和用灰吹法提取金屬銀（“銗再煉而粗者消，鈲複烹而精者聚”，“排燒而汕溜傾，吹拂而翻窠露”）。鎳白銅是中國古代有色金屬冶煉的又一項傑出成就。除此之外，還有砷白銅即銅砷合金的製備。北宋何薳《春渚紀聞》卷0記薛駝用砒粉點銅“其藥正白而加光璨，取棗肉為圓，俟熔銅汁成，即投藥坩堝中，須臾銅中惡類如鐵屎者膠著堝麵，以硝攪之，傾槽中，真是爛銀。”這一工藝延至明清時期仍廣為應用，見於《本草綱目》、《天工開物》等典籍。
錢幣鑄造至北宋達到巔峰，無論在合金配製的規範化、鑄錢工藝的定型和錢文的摹寫等方麵都有重大的進展。
近年來，趙匡華、華覺明、戴誌強、周衛榮、水上正勝等曾先後分析了近400枚北宋銅錢，絕大多數的銅含量在2—8％之間，鉛在22—29％之間，錫在7—2％之間，各年號、各錢監所鑄銅錢的成分相當接近；其中，太平通寶、天禧通寶的化學成分又與《宋史·食貨誌》所載製度相契合。這些都表明北宋時期迄至真宗時（998—022），鑄錢工藝規範的實施是控製得很嚴格的。錢法大壞是始自徽宗時（0—25），由於軍事連年失利，經濟瀕臨崩潰，鑄錢時以鉛充銅、錫，錢質變劣，急劇貶值，這從實物檢驗也得到了證實。
鑄錢工藝早期多用範鑄。南北朝以後，未見疊鑄錢範及其模具，且唐初已用錫質母錢。因而，學者多認為鑄錢工藝從唐代起有重大的變革。就目前資料來看，北宋初年已用母錢翻製砂質鑄型，其後成為錢監鑄錢的常規工藝，如永通監設有“模沙史·食貨誌》記大觀元年（0）“降錢式及錫母於鑄錢之路”，張世南《遊宦紀聞》稱“（蘄春鐵錢監）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等等。《大冶賦》“液爰瀉於兜杓，匣遂明於模印”，說明也是用母錢印製鑄型的工藝。“磋之以風車之輣軋，轆之以水輪之砰隱”，則更證實在鑄錢作坊中至遲在宋代，就用風力機械和水力機械來磨磋和淘洗錢坯。
鐵錢始鑄於西漢時期。宋代是中國曆史上鑄造鐵錢種類最多，數量最大的時期。神宗時，全國有鐵錢9監，年鑄鐵錢88萬餘貫。夾錫錢則是雜有鉛、錫的鐵錢，而非有些學者認為的銅錢。這種劣錢本是為防止西夏等用鐵錢改鑄兵器而施行，在蔡京當政期間一再大量鑄造，是北宋末期幣政濫惡的又一例證。
隋唐以降，隨著金屬冶煉業的發展，大型、特大型鑄件層出不窮，成為中國古代金屬文化的突出標誌之一。北宋嘉祐六年（0）在湖北當陽建造鐵塔，共3層，由44件鑄鐵構件疊裝而成，總高8米，用鐵近4萬斤，經檢驗屬麻口鐵，含磷較高。正定銅佛坐落在河北正定隆興寺大悲閣內。該寺始建於隋開皇六年（58）。五代時，銅佛被焚。宋開寶四年（97），奉趙匡胤之命重建。銅佛以生鐵為基座，分7節，由泥型接鑄而成，高20米，重達3噸。此外，太原晉祠鐵人4尊，各高2米多，其中一尊鑄於紹聖四年（087）。四川峨嵋山聖壽萬年寺普賢銅像重2萬斤，鑄於太平興國五年（980）。著名的針灸銅人，鑄於天聖五年（027），周身標明穴位，供習練針灸之用。
宋代研習金石之風大盛，朝廷大量鑄作仿古的鼎彝等器。著名的大晟鍾即其一例，至今猶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等處。趙希鵠《洞天清祿集》首載失蠟法的工藝過程“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為模，如此器樣，又加款識刻畫。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略寬，入模於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令有絲絨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俟幹再澆，必令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並紙筋，固濟於原澄泥之處，更加黃土三寸，留竅，中以銅汁深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為貴也。”南宋時，杭州薑娘子以鑄器精巧著稱，用的就是失蠟法。
第六節機械宋代機械製造方麵最傑出的成就是水運儀象台的創製。它突出地反映了處於巔峰時期的傳統機械工程技術的水平。水運儀象台是集天文測量儀器和報時裝置於一體的大型天文鍾，由水力通過一組齒輪係統予以驅動和運行，宋哲宗元祐二年（087）至元祐七年（092）由蘇頌、韓公廉負責設計製造完成。紹聖年間，蘇頌著《新儀象法要》詳細記述並圖示了它的結構和尺寸，使後人得以窺其堂奧。水運儀象台高3.5尺，寬2尺，為截麵方形的木結構建築。其原動輪稱作樞輪，邊緣有水鬥和鐵撥子。頂部設杠杆裝置，相當於鍾表的擒縱機構，可控製樞輪作定速轉動。這是世界上最早的擒縱裝置，在機械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價值。計時裝置稱作晝夜機輪，經由木人及擊鍾、擊鼓等方式，自動報時。上設渾象和渾儀，用來觀測天象和顯示天體運行。渾儀所處木屋有可開合的屋麵板，與現代望遠鏡觀測的可開啟屋頂具有相同的作用。水流係由河車經筒車灌注到天河（受水槽）中，再經銅壺滴漏裝置（天池，平水壺）驅動樞輪。晝夜機輪由傳動齒輪通過晝夜鍾鼓輪、晝夜時初正輪、報刻司辰輪、夜漏金鉦輪和夜漏司辰輪來報時。渾象設有天輪，與晝夜機輪軸相接。渾儀設有環狀齒輪（天運單環）和名為天轂的小齒輪，從而也可隨著水輪運轉。全部齒輪係是從個齒輪的傳動到00個齒的運轉。王振鐸於年據《新儀象法要》對水運儀象台按的比例作了複原，陳列9585於中國曆史博物館。
類似的齒輪係在王黼所製名為璿璣玉衡的水力驅動的天文儀器中也予使用。據《宋史·律曆誌》載，宣和六年（24）製成璣衡，這種儀器要“注水激輪。其下為機輪四十有三，鉤鍵交錯相持，次第運轉，不假人力。多者日行二千九百二十八齒，少者五日行一齒。疾徐相遠如此，而同發於一機，其密殆與造物者侔焉”。
宋代在機械製造方麵的另一傑出成就為指南車和記裏鼓車的創製。《宋史·輿服誌》首次詳載指南車的結構“仁宗天聖五年工部郎中燕肅始造指南車其法用獨轅車，車箱外籠上有重構，立木仙人於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合齒一百二十。足輪二，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足立子輪二，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二十四，齒間相去三寸。轅端橫木下立小輪二，其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其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中心大平輪一，其徑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出齒四十八，齒間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高八尺，徑三寸。上刻木為仙人。其車行，木人指南。”其後，吳德仁於大觀元年（07）又獻指南車和記裏鼓車之製，後者也是利用齒輪傳動，由木人擊鼓表示車行裏程。這兩種車輛也由王振鐸複原，陳列於中國曆史博物館。
第七節交通運輸陸上運輸工具遼宋夏金時期的主要陸上運輸工具是名目繁多的各種車輛，造車技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載，宋時北方一些地區盛行的“太平車”，是一種載貨車，有的二輪，有的四輪，由牛、騾和驢等畜力拖動，載重量可達數十石。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就繪有由三頭牛或四頭驢拉的小型太平車。當時還有一種“平頭車”，車的雙轅前架一橫木，由牛頸項負橫木拖動。這種車運載量雖然不大，但輕便靈活，如果裝置車箱，並前後開門，則可作為轎車，供商旅長途乘用。在宋代，獨輪車更為普及，是當時農村應用最多的一種運輸工具。獨輪車既可載人，又可運貨，一般是由一人推動。為了多裝載貨物，有的還由一人在後麵推，一人在前麵拉，並套有一頭或兩頭驢，《清明上河圖》中繪有多輛這種類型的獨輪車。
指南車和記裏鼓車是著名的構思巧妙的機械發明，在中國古代多作封建帝王出行的儀仗之用。指南車的指南和記裏鼓車的記裏，都是利用齒輪係的傳動作用配以其他機件而實現的。不少文獻記載，黃帝時就有了指南車，不過，這隻是一種傳說。但至遲在漢代已出現指南車，這是沒有問題的。而三國時馬鈞創製指南車，則更為可信，此後如魏猛、解飛、令狐生、郭善明、馬嶽、祖衝之、索馭驎、楊務廉、金公立等都曾試製過，有成功也有失敗，遺憾的是這些都沒有更多的具體資料流傳下來。直到宋代，宋仁宗天聖五年（027）工部郎中燕肅和徽宗大觀元年（07）內侍吳德仁又分別製成指南車。燕肅指南車和吳德仁指南車原理相同而形製稍有差異，關於其具體形製與內部機械構造，在《宋史·輿服誌》中有較詳細的記載。王振鐸經深入研究，曾據以將燕肅指南車複原，其所製模型現陳列於中國曆史博物館。記裏鼓車，亦稱“大章車”，是一種用木人擊鼓擊鐲自動報知所行裏程的特種車輛。此車之名初見於《西京雜記》和《晉書·輿服誌》。而其具體形製和內部機械構造，則最早見於嶽珂《愧郯錄》和《宋史·輿服誌》所載天聖五年（027）盧道隆和大觀元年（07）吳德仁所上造法。指南車和記裏鼓車構思巧妙，因而引起國內外不少學者（近代）的興趣，並對之作了深入的研討和精心的模製，但由於史籍所載尚不完備，所以見仁見智，多有不同。至於曆史上的指南車和記裏鼓車究竟真相如何，尚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現在學術界一般公認的還是王振鐸先生的複原成果。
遼金兩朝的製車業也比較發達。如遼時設有專門的車輿局，日常運輸有氈車及運載貨物的大車和小車等，有的車輛還用駱駝拖動。當時還有一種特殊的舟車，《泊宅編》提到契丹強盛時，“兵馬略集，便有百萬。多作大舟，安四輪，陸行，以載輜重，遇塘水、黃河，則脫輪以度人馬”。這種水陸兩用的大型運輸工具是遼代頗為實用的創造。
指南針的發明與應用《東坡誌林》卷4。
王振鐸《指南車記裏鼓車之考證及模製》，收入王振鐸《科技考古論叢》，文物出版社989年版。指南針是著名的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早在戰國時期，我國就已有關於“司南”的記載。“司南”是利用天然磁體指極性而發明的指向裝置，可說是指南針的始祖。但由於司南還存在不少缺陷，所以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這種裝置並未得到廣泛應用。隨著航海事業的發展和對指向儀器的需求，至遲到了宋代，人們終於發明了指南針，並使之逐步完善起來。現在已知最早見於文獻記載的指南針製法，是曾公亮《武經總要》所載指南魚。此書提到指南車世法不傳，魚法以“薄鐵葉剪裁，長二寸，闊五分，首尾銳如魚形，置炭火中燒之，候通赤，以鐵鈐鈐魚首出火，以尾正對子位，蘸水盆中，沒尾數分則止，以密器收之。用時置水碗於無風處，平放魚在水麵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這是一種利用地磁場的作用使鐵片人工磁化而製作指南魚的方法。人工磁化方法，在指南針發明史和磁學發展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發明。但這種方法隻能獲得較弱的磁性，還不能滿足實際應用的需要。後來經不斷研究與改進，人們又發明了另一種人工磁化的方法。《夢溪筆談》載“方家以磁石摩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這是一種利用天然磁石的磁場作用，通過人工傳磁，而使鋼針磁化的方法。這種方法簡單有效，從而為具有實用價值的指南針的出現，創造了重要的技術條件。
關於磁針的裝置，沈括提到了“水浮”、指甲旋定、碗唇旋定以及“縷懸”四種方法。2其中水浮法在當時應用較多。我國考古工作者五六十年代以來，在河北磁州窯遺址、沉船以及江蘇丹徒和遼寧旅大等地的窖藏、墓葬中，陸續發現一些宋元時期磁州窯生產的“王”字瓷碗，碗底圈足內墨書有“針”字，據研究，這很可能就是浮針所用的針碗。此外，南宋陳元靚在《事林廣記》中還介紹了與上述裝置有所不同的新型指南魚和指南龜“以木刻魚子，如母指大，開腹一竅，陷好磁石一塊子，卻以臈添滿，用針一半僉從魚子口中鉤入，令沒放水中，自然指南，以手撥轉，又複如出”，“以木刻龜子一個，一如前法製造，但於尾邊敲針入去，用小板子上安以竹釘子，如箸尾大，龜腹下微陷一穴，安釘子上撥轉常指北，須是釘尾後”。3這是將一塊天然磁石安裝在木刻的魚或龜腹內，木魚置於水中指南，而木龜則在其腹下挖一光滑的**，對準安放在頂端尖滑的竹釘上，這樣支點處摩擦阻力很小，木龜便可靈活轉動以指南。這種裝置方法是對指南針的重要改進，通用的旱羅盤，就是由這種指南龜發展而來的。
指南針發明以後，很快就被應用於航海。朱彧《萍洲可談》明確記載“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稍後，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提到“惟視星鬥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而南宋鹹淳間成書的吳自牧《夢粱錄》則說，航海行船“風雨冥晦時，惟憑針盤而行。乃火長掌之，毫厘不敢差誤，蓋一舟人命所係也”，“全憑南針，或有少差，即葬身魚腹”。其中提到“針盤”。比之稍早的趙汝適《諸蕃誌》也曾說“舟舶來往，惟以指南針為則，晝夜守視惟謹，毫厘之差，生死係矣”。方勺《泊宅編》卷0。
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5。
2沈括《夢溪筆談》卷24。
3王振鐸《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和《中國古代磁針的發明和航海羅經的創造》，均見王振鐸《科技考古論叢》，文物出版社989年版。
以上引文大體上可以說明，兩宋時期的航海，在一般情況下主要依靠天文導航，而在陰晦天，則用浮針作為導航的輔助設備。在南宋中期以後，航海技術繼續有所發展，海上行船已主要依靠指南針（羅經）來導航了。指南針的發明和應用，是對中國和世界航海事業乃至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
造船與航海遼宋夏金時期是我國古代造船業大發展的時期，出現了許多具有優良性能的新船型和改進船型，造船能力和造船技術水平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如宋代的造船業規模更大，在泉州、虔州（江西贛州）、潭州（湖南長沙）等地設有2處船場，每年造船3000多艘，其中尤以明州（浙江寧波）、溫州兩處造船量最多。史載“哲宗元祐五年正月四日詔溫州、明州每年造船以六百隻為額”。當時建造的大型海船，如出使高麗的使臣乘坐的“神舟”，載重量可達萬石（約00噸）。有的遠洋商船也相當大，吳自牧《夢梁錄》說“海商之船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
這一時期創造的各種新型船，如多槳船、馬船、鐵壁鏵觜海鶻戰船、飛虎戰船、無底船等，也都很著名，並在當時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金朝船工還設計製造了一種“舡頭傅鐵”的鐵頭船。這實際上是一種適宜於在北方河道中破冰行駛的船隻，造法雖然較為簡單，卻很實用。又如采用槳輪驅動，是我國古代造船技術的一項重要成就。史載唐代李皋曾創製二輪車船，而宋代楊麽農民起義軍的高宣，又創製大型槳輪戰艦，吃水一丈多，有二三層樓，可載千餘人，“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具有很大的威力，這是對“車船”的改進和發展。
就基本船型而言，宋代有著名的沙船，當時稱為“防沙平底船”。沙船是平底的，不怕擱淺，尤其是在風浪中比較安全。而福船則是一種尖底海船，主要行駛於遠海和南洋，宋人曾說“海舟以福建為上。”2974年，福建泉州灣後渚港發掘出一艘宋代海船，船身扁闊而尖底，原船通長約米深3.27米，排水量達這艘古船，有3個船艙。從龍骨到舷側共有4行船板，最厚的分為三層疊合共厚8厘米，並混合使用搭接和平接兩種方法。用麻絲、竹茹和桐油灰搗合艌縫。據研究，該船結構合理，堅固耐用，具有良好的適航與抗沉性能，從中可見宋代海船建造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在船舶設計製造方麵，這一時期也有很多創新。如宋熙寧年間（08—077），黃懷信鑿渠引船將禦苑金明池作為大船塢以修理龍舟的方法；紹興七年（37）處州知州張觷在造船時，創用“先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這種先做模型再放樣造船的方法，創造了船模放樣的造船技術。金朝正隆年間（5—0），張中彥也“手製小舟才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陳元靚《事林廣記》卷0。
《宋會要輯稿》食貨50之4。
2《宋史·嶽飛傳》。
《三朝北盟會編》卷7。
尾自相鉤帶”2。而宋代文獻中所說“船樣”，可能就是船圖和工料定額。如施德操《北窗炙炙錄》記載當時造700料船，每船要用鐵釘400斤，後來又降為200斤。此外如采用水密隔艙、采用鐵錨和平衡舵、有些船增設浮板等，也都是改進船舶性能的重要措施。以上這些都是這一時期稱得稱道的造船技術成就。
隨著對外貿易的擴大，造船技術的提高和指南針的發明及應用，遼宋夏金時期的航海事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如宋代到南海諸國的航線包括了東南亞、阿拉伯以及非洲東海岸的廣大地區。當時海船所到的地區和國家有五六十處，遠遠超過了唐代的活動範圍。與此同時，中國的航海技術也有了相應的進步。總的來說，這一時期在航海技術方麵有三項重要成就一是對海洋潮汐的研究，二是航海圖的繪製，三是指南針用於航海3。如我國唐代可能就已經有了引導船舶航行的航海用圖，但據今所知，到了宋代才有關於航海圖的明確記載。宣和五年（23），徐兢所著《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提到“謹列夫神舟所往島、洲、苫、嶼而為之圖”，但可惜的是現僅存該書文字部分而圖已失傳。南宋末金履祥曾建議朝廷派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攻打燕京，並詳細繪製了一幅海圖，備記海船所經島嶼的航路，“難易遠近，曆曆可據以行”。但南宋朝廷並沒有采納他的建議。後來元人得到了金履祥繪製的圖和說明，並經實地考察後，據以繪成圖本，作為海上漕運的實用海圖，元明兩代又將其刻印成書，此即著名的《海道經》。航海圖是海上航行的重要依據，在西方，直到4世紀才出現為實用目的而繪製的航海圖。
2《宋史·張觷傳》。
3《金史·張中彥傳》。
第八節造紙遼宋夏金時期的印刷業極為發達，對於紙張的需求大為增加，因而促進了造紙業的發展。這一時期是造紙業發展的鼎盛時期，中國古代造紙技術獲得了全麵的提高，尤其是竹紙興起，其製造技術日臻成熟。此外，還發明了多種造紙新工藝，創製了一些為當時和後世所稱道的名紙，紙的用途也更加廣泛。
竹紙竹紙的興起及其製造技術的成熟，是宋代在造紙方麵的重大成就。竹材質地堅密，結構複雜，要將其中的莖稈纖維分離出來作為紙料，其難度是相當大的，因此用竹造紙也比較晚。竹紙究竟起源於何時，學術界迄今尚無定論，主要有東晉和唐兩說。宋代趙希鵠《洞天清錄集》提到“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真跡，多是會稽豎紋竹紙。”《增補事類統編》載梁蕭子良曾提到張茂作箈紙，據考證，箈即嫩竹，等等。這是主張竹紙始於東晉的基本文獻依據。但不少學者對此有異議，認為這些說法並不可靠。唐代關於竹紙則有可信的明確記載，如李肇《國史補》卷下載有“韶之竹箋”，段公路《北戶雜錄》提到睦州（今浙江淳安西）所出之“竹膜紙”等。近年一些紙史專著引用北宋蘇軾所說“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或認為這種說法與史實不符，或認為這說明竹紙在當時還是一種新事物，對其淵源尚缺乏了解。實際上，蘇軾的原話是“昔人以海苔為紙，今無複有，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由上下文可見，竹葉帖是在竹葉上書寫的，“以竹為紙”當指竹葉，將其解釋為竹紙，顯然是望文生義而造成的誤解。北宋前期竹紙產量也許還不大，但並不鮮見，如有文獻記載王安石好用小竹紙，士大夫翕然效之，等等。
北宋初期所造竹紙比較脆弱，質量較差。蘇易簡《文房四譜·紙譜》說“今江浙間有以嫩竹為紙。如作密書，無人敢拆發之。蓋隨手便裂，不複粘也。”蔡襄《文房雜評》也說“吾嚐禁所部不得輒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而案牘已零落，況可存之久遠哉！”這種情況表明當時竹紙製造技術還不成熟，其生產工藝仍在不斷的改進之中。著名書法家米芾曾在《越州竹紙詩》中寫道“越筠萬杵如金版，安用杭由與池繭”，說明竹紙質量有所提高，甚至超過了杭郡“由拳”和池州“繭紙”等皮紙。他在《書史》和《評紙帖》中還提到，他在50歲時始用竹紙作書，並曾親自捶打加工竹紙，“予嚐捶越竹，光滑如金版”，“十日數十紙”。陳槱《負暄野錄》卷下說“今越之竹紙，甲於他處。”剡溪竹紙更是名滿天下，施宿等《嘉泰會稽誌》提到“然今獨竹紙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掩藤紙矣”，“竹紙上品有三，曰姚黃，曰學士，曰邵公，三等皆佳”。這些記載表明，南宋時期竹紙製造技術已經成熟，並且製出質量上乘的著名品種，這是我國造紙術的重大《中國航海史（古代航海史）》，人民交通出版社988年版。
蘇軾《東坡誌林》卷9。
進展。當時竹紙的產量也很大，以致超過了其他紙種，成為圖書典籍、官府文牘和私家信箋等的主要用紙。
遼宋夏金時期竹紙的主要產地有浙江、福建、四川、江西、廣東、湖南、湖北等省，其中尤以杭州、建陽、成都（雙流）等地的竹紙生產最為發達。關於竹紙的生產工藝，宋代文獻中僅有一些零星的記載，如南宋陳槱提到“又吳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幹，反複捶之，使浮茸去盡，筋骨瑩澈，是為春膏，其色如蠟。”這段話涉及選取竹料、淋水浸漚、加工捶洗等工序，但其記述較為簡略，且非造竹紙的全過程。直到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殺青”篇才有關於竹紙製造技術的詳細記載。
造紙新工藝這一時期的造紙原料，除竹子外，還有樹皮、麻、藤、麥稈、稻草等。
以楮、桑等抄造的皮紙在產量上僅次於竹紙，居第二位，藤紙則因資源有限而逐漸被淘汰。此外還有竹、樹皮及竹、麻的混料紙，以及利用廢舊紙張經處理回槽並摻入新紙漿所造的“還魂紙”等。
這一時期在造紙工藝方麵也有不少新的發明和改進。如元費著《蜀箋譜》提到四川錦江旁以紙為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