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於北宋初著書否定《金光明玄義》是智■的真作，而義寂的再傳弟子知禮也著書駁斥，知禮的弟子遂自稱為“山家”，而貶稱晤恩的弟子為“山外”，斥為不純，“山外”派不久即衰，南宋天台宗（山家）僧誌磐於鹹淳五年（29）完成以天台宗（山家）為主的佛教史《佛祖統紀》。
律宗自分為南山宗、相部宗和東塔宗三家後，到五代、宋代已隻有南山宗單傳，吳越末北宋初著名的律師讚寧專習南山律，有“律虎”之稱，奉詔於宋端拱元年（988）撰成《大宋高僧傳》，主要錄唐（高宗時起）、五代及北宋初各宗僧人，是重要的佛教傳記著作。宋仁宗時律師允堪在杭州大昭慶寺、蘇州開元寺、秀州（今浙江嘉興）精嚴寺建戒壇度僧，律宗複興，著有《會正記》，後稱“會正宗”。再傳弟子元照活躍於北宋後期，他原是天台宗，采取天台宗說講律，著《資持記》，後稱“資持宗”，後此宗獨盛，還東傳日本，南宋理宗時有著名律師臨安聞思。
華嚴宗，因是唐代賢首（法藏）所創，也稱賢首宗，唐末五代衰微，北宋神宗時，杭州慧因禪院淨源傳播華嚴宗。元祐元年（08），原高麗王子義天師承淨源，帶來久已散失的經疏多種，元祐三年回國，華嚴宗遂傳往高麗。同年，慧因禪院改為教院，弘揚華嚴宗，時稱淨源為“中興教主”。其後，有道亭著《義苑疏》、觀複著《折薪記》、師會著《焚薪》與《複古記》、希迪著《集成記》，以注解《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史稱宋代華嚴四大家。吐蕃地區在唐代中葉以前傳播的佛教，史稱前弘期，基本上是印度佛教的教義與形式，相當於唐開成三年（828），達瑪（達磨）讚普即位，不久即滅佛，除邊遠地區外，佛教基本被消滅。到相當於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複興，後世稱為“藏傳佛教”（喇嘛教），史稱“後弘期”，有“噶當（甘丹）派”、“薩迦（薩思迦）派”、“噶舉派”以及佛教密宗“寧瑪派”和接受佛教影響的本地原始宗教“本教”（缽教、黑教）等。
道教唐朝奉老子為始祖，崇奉道教，尊老子為聖祖、玄元皇帝，後梁代唐，道教宮觀“例多毀廢”。後唐代梁，以繼承唐朝自居，亦以老子為聖祖、玄元皇帝，於都城洛陽建有聖祖玄元廟。明宗天成二年（927），以“天下宮觀，久失崇修”，以及“有玄元皇帝（老子）宮殿處”，一一進行修複。後晉高祖也是“素尚玄元”，多次召見道士張薦明“禮之為師”，賜號通玄先生，天福五年（940）刻印《道德經》頒行。後周世宗於顯德三年（95）召見華州道士陳摶，六年又於都城開封“新修太清觀”，並將濮州一大鍾移置觀內。五代皇帝除後梁外，大多崇奉道教3。
五代、宋代的漢族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大多兼信佛、道二教，而在佛教傳入與道教創立以前所崇拜的諸神，在道教創立以後大多歸入為道教諸神。道教並不斷創造新的道教神仙，舉凡天、地、風、雨、名山大川、湖海，直至城隍、土地、山神、門神、灶神，無不有神。而名人義士也不斷變為神仙，民間信奉的“八仙”，就是新創造的道教神仙，其中除張果老（張果）、韓3《山堂考索·後集》卷3《財用門·鬻僧類》。
湘子（韓湘）是唐代創造，其他都是五代、宋代創造的。
五代時戰亂不斷，不少士人隱遁山林，道教成為他們的歸宿，中原著名的道士除張薦明、陳摶外，還有道士鄭遨（雲叟）、李道殷、羅隱之，“世目以為三高士”。被後世尊為道家“八仙”之一的呂（岩）洞賓，原是唐末五代的隱士，與陳摶交遊。八仙之二的漢鍾離，原名鍾離權，據說原是後晉的武將，後入道，也與陳摶交往，俗稱漢鍾離，當是後漢時“得道”而稱漢鍾離，但存在不到五年的後漢為後代道徒“遺忘”，而附會為秦漢時的漢代。八仙之三藍采和，乃指南唐洪州西山隱士陳陶，他“以修養燒煉為事”，宋初於市上歌唱“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後世以為藍采和即是陳陶。鍾、呂二人後被全真道列入北五祖。
“十國”帝王也大都禮遇或重用道士，如唐末歙州南山道士聶師道，郡守時谘以郡政，名其山為問政山，時人稱之為問政先生，其地歸吳後他得到吳王楊行密的寵信。泉州道士譚紫霄，先後受到閩帝王繼鵬、南唐後主李煜禮遇。吳越王錢鏐為道士閭邱方遠、朱霄外，分別建或修太極宮、棲霞宮道觀。此外，前蜀王建重用道士杜光庭，北漢劉崇重用道士郭無為、閩帝王鏻重用道士陳守元。
北宋皇朝建立，宋太祖對佛、道采取兼容政策。宋太宗利用道士張守真、方士馬韶為其奪取帝位乃是神和上天的意誌製造輿論，宋太宗隨後即為張守真在終南山建造北帝宮，起用馬韶為官。宋太宗還召見陳摶、丁少微、趙自然等著名道士，或賜道號、紫衣，或修道觀，並命整理道教典籍。宋真宗在“澶淵之盟”後，為了向崇奉天帝的遼朝表明宋朝是受命於天，以掩蓋其處理宋遼關係的無能，景德五年（008）正月，遂利用道教在朝元殿建道場，製造神人降“天書”《大中祥符》，於是改當年為大中祥符，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又製造道教的九天司命天神是趙宋皇族的始祖趙玄朗，降臨宋廷，追尊之為聖祖；後又親赴亳州太清宮，祭祀被尊為道教教祖的老子李耳，並加封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道教宮觀相繼修建，祭祀活動頻繁進行，道教得到空前的尊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2，直至宋真宗死，以“天書”隨葬而告平息。道士總人數自真宗末的天禧五年（02）以後，均略多於2萬人（含女冠，下同），熙寧元年（08）以後降為.9萬多人。
政和三年（3）十一月郊祀時，徽宗等君臣見到空中樓閣（如是事實，當是海市蜃樓），遂製造天神降臨，掀起了又一次崇奉道教的，於是訪求道教經典，建“道學”，修建道教宮觀，塑造老子聖像。七年，道士林靈素又宣說宋徽宗是上帝的長子下凡，奸臣蔡京、王黼、童貫等都是仙吏下凡，昏君徽宗遂自稱“教主道君皇帝”3。宣和元年（9），又罷佛教歸入道教，次年恢複佛教，但崇道活動仍舊進行。靖康元年（2），當麵對金兵圍城之際，欽宗命方士郭京率“六甲”神兵出擊金兵，郭京的出城逃跑直接導致了北宋滅亡。
行者、尼童受十戒剃度為沙彌、沙彌尼，再受大戒（具足戒）為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冊府元龜》卷54《帝王部·尚黃老》二。
參考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90年版；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第卷，東方出版中心99年版。
2《新五代史》卷34《鄭遨傳》。
3《十國春秋》卷29《陳陶傳》。
“龍虎宗”，五代、北宋的道教符籙派分為龍虎宗、茅山宗（上清派）
和閤皂宗（靈寶派）。龍虎宗是張道陵後裔在唐代創建，以龍虎山（今江西貴溪西南）為中心的道教主要宗派，亦稱天師道、正一道。天聖八年（030）賜天師道張乾曜為虛靖（一作澄素）先生，“仍令世襲先生號”。北宋末徽宗時，又升龍虎山上清觀為上清正一宮。
“茅山宗”創自南齊道士陶弘景，上承上清派，逐漸成為道教的主流，直至北宋末。哲宗紹聖四年（097），召茅山（今江蘇句容東南）道士劉混康到首都開封主持上清儲祥宮道觀，賜號洞元通妙大師；元符元年（098），他在茅山所居庵旁的殿宇賜名為元符觀；次年複歸茅山。徽宗時，茅山宗達到全盛時期，“其徒倚為奸利，奪民葦場，強市廬舍，詞訟到（江寧）府，吏觀望不敢治”2。
“閤皂宗”亦稱靈寶派，創立於北宋，以閤皂山（今江西新幹北）為中心。哲宗時，閤皂宗（靈寶籙），與龍虎宗（正一籙）、茅山宗（上清籙）已同為符籙派三宗之一。
南宋時符籙舊派三宗仍是道教的主流，理宗嘉熙三年（239），敕命龍虎宗的三十五代天師張大可為提舉三山（龍虎山、茅山、閤皂山）符籙兼禦前諸宮觀教門公事，龍虎宗遂成為各道派之首。開慶元年（259）忽必烈圍攻鄂州，曾派使密訪張大可，這是對張大可是南宋道教首領的認同，元初任命龍虎宗嗣天師主領江南道教。
此外，符籙派還有臨川（今屬江西）人饒洞天創於北宋淳化五年（994）
的天心派，行天心正法；北宋徽宗時南豐（今屬江西）王文卿創立的神霄派，行神霄雷法；形成於兩宋之際的東華派和理宗時的清微派等，以及何真公創自南宋高宗時強調忠孝主張三教融合，實為儒道合流的淨明道，也稱淨明忠孝道，這些都屬符籙新派。
道教金丹派（亦稱丹鼎派）外丹學派，在唐代因道士想通過服食“仙丹”成仙而中毒死亡之事屢屢發生，故外丹學派到唐末已衰落。五代、北宋初的鍾離權、呂洞賓、陳摶等內丹學派興起。北宋中葉張伯端著《悟真篇》，是內丹學派的重要著作。張伯端，號紫陽，亦稱張紫陽，後被奉為全真道南宗始祖。張伯端傳石泰，石泰傳薛道光，薛道光傳南宋人陳楠，陳楠傳白玉蟾，已是南宋中葉。白玉蟾打破此前單傳的傳統，廣收門徒，終於形成道派，稱建宗傳法之所為“靖”，白玉蟾稱碧芝靖、其徒彭耜稱鶴林靖、彭耜之徒林伯謙稱紫光靖。南宗受符籙派影響，自陳楠起兼行雷法。而以精、氣、神為核心的南宗內丹學亦影響了符籙派，神霄、清微、淨明等新道派，也都主張兼行“內煉成丹”。而同源的北方金朝王喆（重陽子）創立的全真道也吸收了南宗內丹學派理論。南宗到元初與北方全真道（北宗）逐漸合流，元代被稱為全真道南宗，張伯端、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被尊為南五祖2。內丹學的發展也促進氣功學及相關醫學的發展，對“宋學（理學派等）”的形成與發展也有一定影響。
民間信仰的道教人物“八仙”中的何仙姑、李鐵拐（鐵拐李）、曹國舅，《宋史》卷8《真宗紀·讚》。
2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書局本。《續資治通鑒長編》卷09，天聖八年五月甲寅。
2《宋史》卷35《薛靜傳》。
傳說都是宋代人。北宋時有永州（今湖南零陵）女子能知福，南宋末《混元仙派圖》中，呂洞賓有女弟子趙仙姑，元代人又說她姓趙名何，趙仙姑就成了何仙姑；北宋太宗時有“跛仙”
遇呂洞賓於君山（今湖南嶽陽西），到《混元仙派圖》中，有了呂洞賓的弟子李鐵拐、曹國舅。曹國舅“並雲其為北宋丞相曹彬之子，曹皇後之弟，故稱國舅”。武將曹彬確有孫女（但不是女兒）為仁宗皇後，皇後弟曹佾曾以使相兼景靈宮使3，景靈宮原是宋真宗製造的趙姓始祖道教尊神趙玄朗的奉祀宮觀，這些或許是後世道徒製造曹國舅為神仙的依據。五代的漢鍾離、呂洞賓、藍采和，宋代的何仙姑、李鐵拐、曹國舅，再加上唐玄宗時已“得道”的張果（張果老）、韓愈的侄子韓湘（韓湘子）也已於唐憲宗時“得道”，在宋元之際形成為道教的“八仙”。
伊斯蘭教、猶太教、摩尼教喀喇汗王朝，駐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的博格拉汗薩圖克在相當於中原五代時，已接受伊斯蘭教，其子又定為國教，今日中國的新疆西部地區最早擁有大量伊斯教信徒，到宋建隆元年（90）時，已有20萬帳牧民信奉伊斯蘭教。
五代、宋代的東南沿海港口城市廣州（今屬廣東）、泉州（今屬福建）、揚州（今屬江蘇），有不少阿拉伯商人，他們在當地建有伊斯蘭教寺院，最早的是廣州懷聖寺，世傳建於唐代，南宋嶽珂記他在紹熙三年（92）時在廣州所見番商的寺院，當即是懷聖寺。泉州有建於宋真宗時的聖友寺和南宋高宗時的清淨寺，南宋末在揚州也建有禮拜寺等伊斯蘭教寺院，都是來宋經商及僑居的阿拉伯商人為進行宗教活動而建。
北宋首都開封曾聚居了相當多的猶太人，到金代時仍有不少，據明弘治二年（489）《重建清真寺記》所記，猶太人建造該猶太教寺院，是始於宋隆興元年（3），這是金世宗大定三年，其時已是金南京開封府。
摩尼教自唐代傳入後，在唐武宗禁佛時也遭到打擊，遂在民間流傳，宋代東南沿海地區流傳較廣，被稱為“吃菜事魔”教，也稱“明教”，北宋末年兩浙路方臘起義時，摩尼教徒曾參加起義，因而受到打擊，但仍在民間流傳，南宋紹興三十二年（2）十月時，陸遊所說的，“兩浙謂之牟尼教”、“福建謂之明教”，即是。
3《元史》卷202《釋老傳·正一天師》。
為便於敘述此處即稱張伯端一係為南宗。北宗五祖為東華帝君、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喆。南宗始祖張伯端為劉海蟾弟子。北宗高於南宗。
《中國道教史》第十一章，四“曹國舅”。曹佾為保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景靈宮使，按節度使兼同平章事（侍中、中書令）稱為“使相”，隻有丞相的禮遇而無丞相的職權。曹彬曾以節度使兼同平章事，也隻是“使相”而非丞相。
第三節遼代的社會風俗和宗教婚姻、姓氏契丹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則，即所謂“同姓可結交，異姓可結婚”。姑舅表親的婚姻比較普遍，並且不受行輩的限製，建國初期還有“姊亡妹續之法”。述律、拔裏、乙室已三族都是與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家族，後族女為後、男尚主的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的這種婚姻形態，既有早期婚姻習俗的影響，也是統治集團的政治需要，普通部民遵循著同姓不婚的原則。
“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裏，至阿保機建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裏著姓”2。世裏，漢譯為“耶律”。建國後，為籠絡和安撫契丹諸部貴族，阿保機對出任過聯盟首領的大賀、遙輦家族一律賜以國姓，於是遼朝始有“三耶律”。太宗滅晉，漢人李崧依漢人習慣為後族小漢製定了漢姓“蕭”3。從此，與皇室通婚的後族皆以蕭為姓。由於諸部落首領多出自於上述貴族之家，部民的姓氏又從其首領，故而契丹人隻有耶律與蕭二姓。
居住、飲食遊牧的契丹人“隨陽遷徙，歲無寧居”，居住的是便於遷徙的穹廬式氈帳，類似現在內蒙古牧區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內蒙古克什克騰旗二八地遼墓的石棺上所繪的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這種氈帳的形製，門多東向。車馬是遷徙、遊牧不可缺少的運載工具。契丹人遷徙地，夏日選擇高阜處，秋、冬、春季則選擇背風向陽臨水處。食物以乳肉為主，也有少量糧食。肉類可煮成“濡肉”，也可製成“臘肉”，牛、羊乳和乳製品是他們的食物和飲料。糧食則有“糜粥”，“炒■”。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常用蜜漬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風味果品“凍梨”。飲料有乳和酒，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的釀酒業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建國後，漢人、渤海人的食品也傳入了契丹，遼朝皇帝過端午節時就有渤海廚師製作的艾糕。
服飾和發式契丹貴族的服裝依其所任官職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麵官著漢服，皇後和北麵官著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獵服之別。胡服有長袍、短衫、褲、靴、帽。袍服為圓領、交領或直領，左衽，窄袖。腰束帶，有的帶上還懸佩小刀、荷包、針筒、錐、火石和各種金、玉、水晶、碧石等飾物。長褲多為白色，有的還穿套褲。靴多為長筒，顏色以黑、黃為多。上層人物頭戴冠、巾，貴族婦女戴瓜皮帽，侍女戴黑色小帽。衣料夏用綢、絹，冬用參見白壽彝《中國伊斯蘭教史存稿》，寧夏人民出版社982年版。2陸遊《渭南文集》卷5《條對狀》；參見何竹祺《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匯編》，中華書局97年版。3《遼史》卷7《後妃傳》。
《契丹國誌》卷23《族姓原始》。
皮毛，“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2。
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環，並同烏桓、鮮卑人一樣，也有髡發的習慣。其發式不一，有的隻剃去顱頂發，顱四周發下垂並向後披；有的在顱兩側留兩綹長發，自然或結辮下垂；有的留雙鬢上兩綹，自然或結辮下垂，或使其從耳環中穿過再下垂，即沈括所說的，“其人剪發，妥其兩髦”3。遼墓壁畫提供了髡發的形象資料，內蒙古烏蘭察布盟豪欠營出土女屍又提供了不見於文獻記載的契丹女性髡發樣式。
生育和喪葬契丹婦女分娩前須拜日，居住在專門搭製的氈帳中。分娩時臥於甘草苗上，用手帕蒙住醫生雙眼。生男，產婦飲調酥杏油，其夫用蓬子胭脂塗麵；生女，產婦飲加鹽的黑豆湯，其夫以炭塗麵，認為這樣有利於嬰兒的發育成長。若皇後生產，生男，皇帝穿紅衣，奏蕃樂；生女，皇帝穿黑衣，奏漢樂。唐時，契丹人行樹葬、火葬。將屍體置於山樹上，三年收骨焚化。建國後漸行土葬，隨葬品視年代與墓主人地位的不同，多寡精粗不一，有玉、金、銀、銅、鐵、瓷、陶、木、骨等諸種器物和車馬具、絲綢等。聖宗前，尚有人殉遺風。受佛教影響，遼朝的漢人和契丹人死後，有的用柏木雕**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屍體焚化後，將骨灰儲入真容胸腔中。
契丹人處理屍體的方式獨特，對不能及時下葬者，刺其皮膚，令血液流盡，腹中實以鹽、礬等，用絲線縫合。下葬時，有的用金、銀或銅為麵具覆麵，同時用銀或銅絲製成網絡，罩裹全身或手足。
追念死者有燒飯之俗，多於既死、七夕、周年、忌日、節辰、朔望諸日舉行。築土為台，或掘地為坎，上置大盤，盛以酒食並焚化，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車馬、珍玩等皆可奉祭。
節慶風俗契丹人的節日除受漢族習俗影響外，多與宗教信仰和遊牧生活相關。
正月初一，以糯米和白羊髓作成飯團，傍晚於帳內自窗中擲出，得偶數則吉，得單數則不吉。初七為人日，晴則吉；陰則有災，須於庭煎餅食，稱“薰天”。
正月十三至十五日“放偷”，大則妻女、寶貨、衣服、鞍馬、車乘，小則杯盤、箕帚、鍬鎬之類，都可能被人竊去，且不許處分；失者須備酒食錢物贖回。
二月初一為中和節，與六月十八日是請客的日子。中和節國舅蕭氏請耶2《遼史·外戚表》“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裏、乙室已、述律三姓皆為蕭姓。”《新五代史·四裔附錄》“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缽，阿缽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由此可知，蕭氏得姓自蕭翰始，而蕭翰本名小漢，為適應中原習俗，才由漢人以其名字的諧音製定姓名為蕭翰的，此後後族便以蕭為姓。
3《遼史》卷3《營衛誌·序》。
律；六月十八日耶律回請蕭氏。三月三日射兔，重九射虎，臘月辰日燒甲；除夕有歲除儀，燒鹽、羊膏於爐火中，薩滿讚祝火神，皇帝拜火等，或與遊牧射獵生活密切相關，或繼承了古鮮卑人的遺風。立春擊土牛、撒穀豆，端五掛合歡結、長壽縷等，則承自漢地習俗。
娛樂活動契丹人的娛樂活動既有遊牧民族文化特色，也受到了漢人，渤海人的影響，擊鞠、射柳、打髀石、角抵、圍棋、雙陸，都是契丹人喜愛的活動。擊鞠、射柳都是馬上競技活動，擊鞠又稱騎鞠、擊球，即打馬球。射柳多在祈雨的瑟瑟儀之後進行，先在場上插柳枝兩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射者以尊卑為序，各用手帕係於柳枝上以為標誌，使距地數寸，然後乘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射斷而接枝在手者為優勝，斷而不能接者次之，斷其青處或不斷及不中者為負。
髀石即“髕骨”，俗稱“背式骨”、“拐”、“嘎什哈”，四麵凹凸不平，形狀各異。最晚北魏時的鮮卑已經用它為玩具了，契丹人也有擊髀石的遊戲，皇帝也以在冰上擊髀石為樂。
契丹人酷愛角抵，這既是競技活動，也是宴會、集會上的表演形式。不但有契丹人參加，而且有漢人參加。二人兩兩相角，以倒地為負，宋使張舜民曾親見契丹人角力，“兩人相持終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其乳，脫若褫露之，則兩手複麵而走，深以為恥也”。93年在遼陽發現了一隻八角形陶罐，罐腹繪有八幅小兒角抵圖，為研究遼代角抵提供了形象資料。漢人的遊戲娛樂活動也傳入了契丹人地區，可知者有雙陸、圍棋和彩選格。
薩滿教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薩滿教，最尊崇的神靈為天神、地祗、黑山神、木葉山神和鹿神。《遼史·地理誌·永州》載“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鬆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契丹人將騎白馬男子和駕青牛車女子尊為天神和地祗，自認為是他們的後代。木葉山（今內蒙古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合流處的白音他拉）是其始祖奇首可汗的發祥地，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是人死靈魂的歸宿地。狩獵曾是他們的主要活動，鹿神為獵神，獵前祭祀，祈求多獲。這些都與契丹人的起源、發展和生存密切相關，因而受到契丹人的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時祭。
原始的多神信仰、生活習俗和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又形成了契丹獨特的禮儀和諸多禁忌。遙輦阻午可汗時，製定了柴冊儀和再生儀；遙輦胡剌可汗時製定了祭山儀，這是契丹人的重要儀式。建國後，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入了《續資治通鑒長編》卷97；宋綬《契丹風俗》。
楊渭生《沈括lt熙寧使遼圖抄gt輯箋》，《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985年版。《後漢書·烏桓鮮卑傳》載鮮卑“以季春大會於饒樂水上，宴飲畢，然後配合”。契丹耶律與蕭互相宴請，當是為兩姓青年選擇意中人提供機會。
漢禮成分，內容日漸繁複。契丹人崇日尚東，祭祀皆東向，稱“祭東”；對天日的崇拜演生出對日蝕、旋風和霹靂的禁忌。狗是契丹人看門護帳、遊牧、狩獵的重要幫手，備受重視，也被視為驅邪禳災的神物，每年八月初八日，殺白狗埋於寢帳前七步處，露其喙。至八月十五日，移帳於埋狗處，稱“捏褐耐”。“捏褐”為狗，“耐”為頭，以狗頭驅邪護宅。
佛教和道教建國前，佛教已經傳入。痕德堇可汗二年（902），龍化州（今內蒙古開魯西南）建開教寺，為佛教傳入契丹的標誌。神冊三年（98），上京（今巴林左旗南）又建佛寺。天顯元年（92）滅渤海後，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後，諸京和各州縣也相繼修建寺廟。聖宗以後，興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貴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兒女為僧尼，向寺廟施舍錢財、田地、人戶，建寺修塔，造像刻經，更為普遍，寺廟勢力急劇增長。自景宗以來，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道宗時甚至出現了“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發三千”的情況2。契丹上層的崇佛又反過來影響了漢人，遼時南京（今北京）地區的佛事活動也相當頻繁，場麵可觀。
隨著佛教的傳播，個人寫經，集資刻經、印經和由皇帝下令、寺廟校勘、雕印佛經的活動也十分活躍。遼興宗時命人搜集各地佛經，自重熙至道宗鹹雍四年（08），校勘雕印佛經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淶水縣（今屬河北）金山演教寺等地，稱《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傳入高麗，後者據以對照宋藏、高麗藏，進行校勘後雕印成新版《高麗藏》，成為大藏經的較好版本。974年，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應縣木塔）搶修加固時，於木塔四層主佛釋迦牟尼腹中發現了一批遼代瑰寶，其中有《契丹藏》2卷，不僅為研究遼代佛教傳播、藏經雕印提供了珍貴資料，而且為研究遼代造紙、雕版印刷技術提供了實物。木塔發現的《契丹藏》是遼聖宗時期雕印的，看來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經的工作早在聖宗時就已著手進行了。
佛教的傳播，促進了語言文字學的發展。為了解釋佛經音義，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繼唐慧琳《一切經音義》，為《開元釋教錄》之後新譯佛經作音注和義釋，撰成《續一切經音義》0卷。此書由遼傳入高麗，再入宋，宋刻入藏，後傳入日本，對佛教的傳播和文字訓釋裨益良多。燕京又一僧人行均，俗姓於，字廣濟，“善於音韻，閑於字書”，撰成字書《龍龕手鏡》4卷，收字2430餘，注用字370餘，總890餘字，立424部首，部首字及部內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聲為序。在《說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並廣收當時所用異體、俗體、簡體字。書成後傳入宋朝，雕版發行，改名《龍龕手鑒》。此書編纂的目的在於幫助僧徒識字讀經，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釋義一般都很簡單，用例多引佛經。今天它對研究宋以前異體字、簡體字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對契丹人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遼初，以各種方式進入草原的漢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契丹部民和某些契丹上層也信仰《遼史拾遺》引張舜民《畫墁錄》。
2參見
鳥居龍藏《契丹之角抵》，《燕京學報》第29期單行本。道教。神冊二年（98），上京建道觀，道教最晚此時已傳入。遼聖宗對“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更是個虔誠的道教信徒，“自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為東京留守，崇建宮觀，備極輝麗，東西兩廊，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別置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某些上層道士同佛教上層一樣受到皇帝的禮遇。道教的傳播也帶動了道家經典的研究，遼初道士劉海蟾著有《還丹破迷歌》和《還金篇》，耶律倍譯有《陰符經》，聖宗時於闐（今新疆和田南）張文寶曾進《內丹書》。寺公大師的《醉義歌》中也雜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對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響，也可從契丹某些墓葬石棺和畫像石、畫像磚上刻有四神圖，繪有道教內容的壁畫和隨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內容的實物得到印證。
《遼史》卷53《禮誌》六《歲時雜儀》。
《遼史》卷2《道宗紀·讚》。
第四節西夏的社會風俗和宗教服飾與發式早在西夏建國之前，長期和漢族人民雜居一起的黨項人，由於生產活動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固有的風俗習慣也逐漸起了變化。西夏人的風俗依境內民族而異。西夏主體民族黨項人的服飾，除從事遊牧生產者外，都基本改變了原先“衣皮毛”的習慣，穿著與當地漢人一樣的布匹或綢緞。景宗李元昊建國時，曾規定文武官員的服飾“文資則襆頭、靴笏、紫衣、緋衣；武職則冠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塗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馬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紫皂地繡盤球子花旋襴，束帶。民庶青綠，以別貴賤”。夏顯道元年（032），李元昊為保持黨項先祖舊俗，於國內下達“禿發令”，禿發即剃光頭頂，穿耳戴重環。他率先自己禿發，然後令國內人民一律禿發，限期三日，有不從者處死，禿發即成為西夏境內流行的發式。
飲食與居住西夏農牧民生活方式不同，黨項牧民以牛、羊肉及乳製品為主要食物，還遺存“割鮮而食”即吃生肉的習慣。乳製品有乳酪、奶酥、奶油、奶渣等。農業居民種植的農作物以大麥、蓽豆、青稞為主，收成不好，則常輔以野菜度日。西夏食品以麵食為主，有麵、粥、餅、饅頭、包子等幾類。食品製作已采用了燒、烤、炸、蒸、煮、炒等方法，調味品有鹽、油、椒、蔥、蜜等。西夏人普遍喜歡飲茶與酒，茶是西夏牧民不可缺少的飲料，宋人以西夏黨項部族食肉飲酪，稱其“特茶為命”。酒也是西夏人生活中不能須臾離開的，凡聚會、盟誓、喜慶、祝壽、婚喪、嫁娶、出戰、仇解皆取酒痛飲，一醉方休。
西夏黨項牧民居住在覆以毛氈木架的帳幕中，故一家稱一帳。除牧民外，“民居皆立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2。有的地方是一列三間住房中，“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即中間供神，左右兩間住人。西夏皇室帝王效法中原皇朝，大築富麗宏偉的宮殿、陵園、寺廟。貴族富豪、大臣官僚也都競相大興土木，修建官邸、府衙，庭院樓閣，亭榭台池，極盡享樂。
婚喪節慶西夏的婚俗基本上實行一夫一妻製，西夏人的著作中記述婚姻程序有“男《契丹國誌》卷7《聖宗天輔皇帝》。
《契丹國誌》卷4《齊國王隆裕傳》。
2《宋史》卷485《夏國傳》上。
骨勒茂才《蕃漢合時掌中珠》，寧夏人民出版社989年版。
女長大，遣將媒人，諸處為婚，索與妻眷”2，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辦買賣婚姻。自皇帝起到上層貴族官僚則普遍有納妾現象，如李德明娶三室，李元昊凡七娶，仁宗時的晉王察哥“年已七十餘，猶姬妾充下陳”3。部分地方仍保留著自由的風俗，史載“凡育女稍長，靡由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必相挈奔逸於山岩掩映之處，並首而臥，紳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一族方率親屬尋焉。見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
黨項人原本實行火葬，焚屍後可能還要建墳埋骨，在西夏人編著的辭書《文海》中有燒屍場、墓地等辭語。史書還記載黨項人有穴葬風俗，西夏建國前，宋鹹平六年（003），黨項首領李繼遷“尋葬其祖於紅石峽，障水別流，鑿石為穴，既葬，引水其上，後人莫知其處”2。西夏建國後，多實行土葬，使用靈柩。甘肅武威發現的兩座磚室西夏墓，建於夏天慶元年至八年（94—20）之間，墓主為劉姓漢人，生前任官經略司都案，死者葬具是木緣塔，骨灰不存，題款中有“靈匣”字樣與男女主人名字，知其為夫妻合葬墓。西夏皇帝墓葬，從建國之後便取法於唐、宋帝王陵寢製度，在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附近的賀蘭山東麓興建了規模宏大的皇帝陵園。
西夏節日很少。西夏節氣以十二月為歲首，故重冬至節，親友團聚歡宴，以示慶祝。建國後，李元昊下令規定每年四季月首和他的生日五月初五為節日，讓全民歡樂為他祝壽。
宗教信仰西夏統治者篤信佛教，建國前李德明曾遣使赴宋朝河東地區的五台山（今山西五台東北）進香，又向宋求賜佛經。景宗李元昊“曉浮圖學”3，也向宋朝求賜佛經，建國後又組織僧侶用新創的西夏文翻譯佛經，並在首都興慶府東修建高台寺。沒藏太後早年曾出家為尼，元昊死後輔佐年幼的毅宗執政，因宋朝所賜《大藏經》，而於興慶府西建承天寺。今甘肅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有西夏惠宗秉常時期開鑿或重修的洞窟。崇宗乾順時期，不僅在涼州修繕護國寺感應塔，在甘州建造崇慶寺、臥佛寺等；天祐民安元年（090）還完成了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仁宗仁孝時期大量刻印散施佛經。黑水城遺址（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中發現的大量西夏文刻本和寫本中大多數是佛經，也可見西夏佛教傳播之盛。西夏佛教前期來自中原佛教，中期是回鶻佛教，後期是吐蕃佛教（後世稱為“藏傳佛教”）。
西夏亦有道教流傳。景宗元昊長子“寧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氣忤而死”4。又如宋元豐四年（08）宋軍進攻西夏時，西夏“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人”，都說明道教在西夏有所流傳。
2曾鞏《隆平集》卷20。
3沈括《夢溪筆談》卷8。
骨勒茂才《蕃漢合時掌中珠》。
2《西夏書事》卷3。
3張鑒《西夏紀事本末》卷0。
4《西夏書事》卷7。
《宋史》卷485《夏國傳》上。
西夏人“篤信機鬼，尚詛咒，每出兵先卜”。占卜，用以問吉凶，決疑難。西夏占卜方法主要有四種“炙勃焦”，用艾草燒羊胛骨，視其征兆；“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類似折蓍草占術；“咒羊”，於夜間牽羊，焚香禱告，又在野外燒穀火，次日晨屠羊，視其腸胃通暢則主吉，羊心有血則不吉；“矢擊弦”，用箭杆敲擊弓弦，聽其聲而占算戰爭勝負和敵至之期。西夏人作戰忌晦日，重單日，戰敗後還要舉行“殺鬼招魂”的儀式，用以超度亡靈。其法是於戰爭之後三日複至原處，捕捉人馬或縛草人埋於地，眾人以箭射擊。黨項人特別重視複仇，如仇家有喪則不受侵害；無力複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縱火，焚其廬舍，被焚者趨而躲避，因黨項之俗認為“敵女兵不祥”。如仇解，則雙方用雞、豬、犬血和酒，用髑髏盛酒共飲起誓“若複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4《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慶曆八年正月辛未。
第五節金代的社會風俗和宗教飲食金代社會風俗是與金代社會的生產及生活相適應的，反映了以女真為統治民族和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多民族的社會風俗的構成和特點。
女真早期以肉食為主，隨著農業的發展，糧食在主食中逐漸占有更重要地位，其初主要是炒米和粥，後來饅頭、湯餅、燒餅、煎餅等麵食都成女真、漢人日常生活中習見的主食。女真人喜歡以野白芍藥花用麵煎之，做成其味脆美而又易於保存的食品，秋冬之際把新鮮蔬菜醃製鹹菜、酸菜。調味品有鹽、醋、醬、油。金代漢人、女真等飲酒之風盛行，尚豪飲，無論是城市還是山村，往往都有酒樓、酒肆。海陵時曾嚴禁朝官飲酒，犯者處死。世宗詔猛安謀克，隻有節辰和祭天日方許飲燕聚會，在農忙之際不許飲燕或赴會他所，就是農閑之月，也不許痛飲，犯者抵罪。金飲茶之風也盛行，《金史·食貨誌》載“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
服飾金代服製有富貧、貴賤、民族的不同。女真富人，春夏多以紵絲綿r或細布製作，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羊羔的皮為裘。貧者春夏以粗布製作，秋冬以牛、馬、豬、羊、獐、鹿、貓、犬、魚、蛇的皮做衣褲。服製有平居所用常服和自皇帝以下及百官禮服的區別。女真常服有用皂羅製的巾，上結方領，折垂於後。衣尚白，左衽，窄袖，盤領。腰帶有吐鶻，可佩腰牌和刀、弓、劍等。《三朝北盟會編》引範仲熊《北記》“凡番官平居著上領褐衫，無上下之辨，富者著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為帽。”皇帝、皇後、皇太子及百官的禮服，多參酌曆朝服製而製，而百官有朝服、公服、祭服的不同。服製的等級和階級的限製十分嚴格，不僅對統治階級內部有等級界限，對士庶、三教九流、兵卒、奴婢等都有具體規定，詳見《金史·輿服誌》。從民族的服製看，原居契丹統治下的北方漢民的服裝稱“漢服”，而稱南宋服裝為“南人衣裝”。金初強製北方漢人等著女真衣裝，禁民漢服，後禁女真人學南人衣裝，但在各民族交融中是無法禁止的。不僅女真學漢人衣裝已成風尚，女真衣裝也在漢人中流行，而且女真衣裝也傳到南宋。女真繼承了東北民族居住火炕的傳統，火炕在北方各地普遍流行。
家庭、婚姻金代女真從其始祖函普時起就已基本確立一妻一夫製家庭。在家庭內出現了私有財產，確立了父家長在家庭中的統治地位，但仍保留母權製和原始群婚的遺風。建國後，就曾禁止同姓為婚，繼父繼母的男女無相嫁娶，但在宗族內仍實行接續婚，而對男子來說卻是一夫多妻，不僅庶官允許求次室二人，百姓也允許置妾。建國前就出現世族世婚製，而建國後“娶後尚主”的限製很嚴。隨著曆史的發展，女真族的家庭組織也不斷變化，與其他族的接觸和交融也更加密切，由於民族間的調動和互相雜居，遂允許與契丹、漢人互為婚姻。
女真早期男女婚姻有很大的自主權，女子年已及笄，行歌於途，自歌其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伴侶的情意；或者參加富家子弟在夜晚舉行的聚會，與之同飲，或歌或舞選得終身伴侶，即隨之而去，及生子女，回到娘家“拜門”，父母並不幹預。每逢訂婚之時，男方及其親屬攜帶著酒饌到女家，婦家不分大小坐在炕上，婿黨羅拜其下，俗為“男下女”。拜禮完畢，男方牽馬百匹，少者十匹，供女方的家長選擇，女方不過隻留其十之二三，或皆不中選。女家給一定的回禮。在女真婚俗中仍保有贅婿和指腹為婚的習慣。葬禮金代喪俗有土葬、火葬或土葬與火葬結合。女真早期，人死後則埋之，但土葬多行之於漢人中。火葬是一種簡便、經濟、衛生的喪葬方式，在北方各族中久為流行。火葬在金代女真族中流行，而在北方漢人中也受其影響，習以為俗。火葬在傳統的儒家觀念中被認為是不合葬禮的，因此遭到反對。元好問《續夷堅誌》卷3記載，呂忠嗣通經學，每以古人自期，其臨終對諸子說“我死無火葬，火葬是為戮屍；無齋僧作佛事，齋僧佛事是不以堯、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違我言者，非呂氏子孫。諸子從教，無一敢違者。”土葬和火葬結合的葬俗，即將火化後的骨灰及隨葬品裝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內把木棺、骨灰和隨葬品一同焚燒。
《三朝北盟會編》卷3記載女真有殉葬、剺麵、燒飯之俗。女真人死後，“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死亡，則刃剺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所有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長期流行於北方的燒紙錢和以紙作房屋、侍從、車馬等儀物之俗，在金及金元間也頗流行。文體活動女真人俗尚騎射，把打獵看作最快樂的事。通常在重午拜天後進行射柳、擊球的遊戲，擊球有時也在其他日子進行，並曾把擊球列為策論進士的考試科目。角抵（即相撲）在金朝也為皇帝所樂見，宮廷角抵，則“百姓縱觀”。漢族的雙陸、圍棋、象棋等也在女真族中廣為流行。投壺和紙鳶也是金朝常見的遊戲3。
宗教女真人信仰薩滿教，它是一種包括自然崇拜、圖騰、萬物有靈、祖先崇拜、巫術等信仰在內的原始宗教。薩滿是溝通人與神之間的中介，在重大典禮、事件和節日的祭祀時都有巫師參加，或由他們司儀。消災治病、為人求生子女、詛咒他人遭災致禍等，幾乎都成為薩滿的活動內容。
早在女真函普時就已好佛事，滅遼及北宋後，由於中原佛教的影響，對於佛教的信仰更加發展，對金代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習俗都有重要影響。
3《宋史》卷48《夏國傳》下。
道教在金代主要有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全真教創始人是王喆，別號重陽子，於大定七年間（7）創建全真教。先後化度馬從義（馬鈺，丹陽子）、譚處端（長真子）、丘處機（長春子）、劉處玄（長生子）、王處一（玉陽子）和郝大通（廣寧子）、孫不二（清靜散人）等入道。馬、譚、丘、劉、王、郝、孫合稱為七真人。
大道教創始人是金初劉德仁，大約於皇統二年（42）開始傳道。太一教始祖蕭抱珍，創教於天眷（38—40）年間。
金代道教的共同特點是都主張順從和忍耐，是在金朝女真族統治下北方地主階級妥協的產物。無論是金代的佛教還是道教，都主張以本教義為主的佛、道、儒的三者合一，如在佛教的理論發展中有很高造詣的萬鬆行秀和李純甫。全真教創始人王喆，凡立會也必以三教名之，完顏■《全真教祖碑》“足見其衝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王喆從三教合一的主張出發，勸人們誦《道德清靜經》、《般若心經》及《孝經》等道、佛、儒三家經典4。
4《遼史》卷5《西夏外記》。
第十三章學術、文化第一節五代十國的文化詩、文、詞五代詩、文沿襲晚唐遺風，崇尚詞藻華麗，大多內容空洞。時當亂世，士人大多競以科舉入仕，正如馮道所說“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五代初，著名文士李襲吉任河東節度掌書記，為晉王李克用撰“羽檄軍書”，“為文精意練實”，“辭理宏健”，而“動據典故，無所放縱”，可說是代表一代文風。但羅隱《讒書》的小品文，諷刺現實，一針見血，在五代文壇中放出異彩，魯迅曾給予高度評價“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後梁杜荀鶴、閩韓偓、吳越羅隱、前蜀韋莊和僧貫休、後蜀僧可朋、荊南僧齊己等人，皆以詩名，大多是唐末、五代初年人，不少詩作反映了唐末戰亂與民間疾苦的現實，如韋莊的名作《秦婦吟》、杜荀鶴的《山中寡婦》等詩，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現實的寫照。
唐代中葉興起了一種新的詩體“詞”。五代時期，戰亂較少，社會經濟相對繁榮發達的前、後蜀和南唐，君臣們寄情聲色，歌舞升平，為詞的發展提供了適宜的條件。晚唐詩人、著名詞人溫庭筠香軟華豔的詞風，對前、後蜀的詞風產生了重大影響，後蜀趙崇祚將晚唐、五代以溫庭筠為首的詞人，主要是前、後蜀的詞人，共十八家凡五百首詞編為《花間集》，不僅是集溫派詞之大成，也是最早的一部詞總集，溫派詞人因而被稱為“花間詞派”，花間派詞人中韋莊、李珣的詞風則比較清麗素淡。
五代中另一個“詞鄉”是南唐，以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宰相馮延巳為代表的南唐詞派，內容雖也是宮廷生活、花前月下，但詞風大多比較清麗委婉，藝術風格上有所創新，尤其是李煜在被俘往北宋首都開封以後，創作了不少名作，如《虞美人》、《浪淘沙令》等，不僅將詞從“花間派”狹窄的領域中擴展開來，也提高了詞的表現力，有很強的感染力，對宋詞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詞作為一種文體，開始取得和詩同樣重要的地位。李煜不僅是五代、宋初最傑出的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馮延巳的詞清麗典雅，以景見情，對宋初詞風很有影響。
繪畫、書法五代的繪畫在唐代繪畫的基礎上繼續得到發展，尤其是山水畫與花鳥畫成績更為突出。後梁荊浩的山水畫氣勢磅礴，筆墨並重，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關仝師法荊浩，“智妙入神”，他們都強調師法自然，並稱“荊關”山以上有關社會風俗的內容，參見宋德金《金代的社會生活》，陝西人民出版社988年版。金代宗教，參見張博全《金史簡編》第九章第六節，遼寧人民出版社984年版。《舊五代史》卷2《馮道傳》。
水，屬北派山水畫；南唐董源擅長水墨、淡著色山水畫“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屬南派山水畫，兩派對宋代山水畫派都有重大影響2。
花鳥畫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南唐徐熙及前、後蜀黃筌。徐熙一生未做官，善畫江湖魚鳥，花木蔬果，創花卉畫“沒骨法”，水墨淡彩。黃筌則在前、後蜀時待詔宮廷，長於畫鳥，淡墨勾畫，施以濃彩。時“諺雲黃家富貴，徐熙野逸”3，反映了兩派不同的畫風，也都對宋代花鳥畫派產生巨大影響。人物畫的傑出畫家，中原有張圖、趙嵒，南唐有周文矩、顧閎中，前、後蜀有貫休、黃筌，吳越有王道求、李群等，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更是傳世名作。
後蜀後主孟昶創設畫院，這是設立宮廷“畫院”之始。其後，南唐中主李璟也設畫院。後蜀、南唐畫院聚集了許多繪畫人才，對繪畫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
五代的書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帝王中如後梁末帝朱瑱，史稱“喜弄翰墨，多作行書”，“筆勢結密，有王氏羲、獻帖法”。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不但是著名詞人，也是著名書法家，李璟的楷書“乃積學所致”，有名於當世。李煜的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成就僅次於楊凝式。中原楊凝式的行、草，縱逸雄強，獨步五代，深受蘇軾、米芾的讚許。吳越詩人羅隱、前蜀詩人韋莊亦皆以行書名世。
史學雖然戰亂不斷，中原五代皇朝仍沿唐製設史館，史稱“五代（史館）
官局，因循（唐製）無改。”後梁修撰《太祖實錄》，因“敘述非工，事多漏略”2，敬翔又奉詔撰《大梁編遺》，與《實錄》並行。後唐則修撰《莊宗實錄》、《明莊宗錄》、《（後）唐功臣列傳》，還有莊宗曾祖（朱耶）李盡忠、祖李國昌、父李克用的《懿祖、顯祖、太祖紀年錄》；後漢修撰《高祖實錄》，後周修撰《太祖實錄》。
後代為前代修撰實錄，是五代史學的特色。後漢宰相竇貞固提出“近見史臣修《高祖實錄》，述漢之興由晉而起，安可遺落朝代，廢缺編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沒”，並請“敕史官纂集《晉朝實錄》”3。實際修成後晉《高祖實錄》、《少帝實錄》，已是後周初年。後周世宗時，又修成後唐湣帝、廢帝及後漢隱帝《實錄》，“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紀錄，其末帝請依古義，書曰《後梁實錄》”。而後周《世宗實錄》的完成，也已是北宋初年。正是由於五代時後漢、後周的補修前代實錄，五代的各朝實錄總數達30卷之多，為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修撰《五代史》（《舊五代史》）提供了基礎。正如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說“五代之2《舊五代史》卷0《李襲吉傳》。
3《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5卷《南腔北調集》，人民文學出版社973年版。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卷《論三家山水》，卷3《董源》。本節及下節繪畫，參考王伯敏《中國繪畫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982年版。
2《圖畫見聞誌》卷《論黃徐體異》。
3《宣和書譜》卷《梁末帝》，卷5《李煜》，卷2《李煜》。
《冊府元龜》卷554《國史部（總序）》，卷557《采撰》三。
諸帝本各有實錄，薛居正即本之以成書。”2“十國”中修撰《實錄》的，有《南唐烈祖實錄》、《後蜀高祖實錄》和《後蜀主實錄》等。
後唐時，又規定時政記、起居注，以及各種行政措施，包括法令變更、州縣廢置、中高級官員的任免、儀製禮樂等文件，並送史館存檔，當為晉、漢、周三代所沿襲。不僅成為曆代修撰本朝或前朝實錄的素材，也是北宋初年修撰《五代會要》、《舊五代史》各誌的依據。
五代史學中最重要的著作，當屬後晉天福六年（94），宰相趙瑩奉詔監修的《唐史》，“至開運二年（945）六月，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唐書》，史稱《舊唐書》）。其時趙瑩已罷相，而以時相劉昫署名3。
2《冊府元龜》卷557《采撰》三。
3《五代會要》卷8《修國史》。
第二節宋代的文化在漫長的中國封建時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榮的時期，無論在科學技術、哲學思想、教育、文學、藝術、史學等方麵，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文學宋代文學藝術繼唐代之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且豐富多采。各種文藝形式，諸如散文、詩、詞、繪畫、書法、雕塑、“說話”、諸宮調、宋雜劇、南戲等的興起、革新與發展，使宋代的文學藝術呈現出一派繁榮瑰麗的景象。
宋初，駢體文占統治地位，柳開、王禹偁以繼承韓愈、柳宗元的古文（散文）傳統為己任，王禹偁主張“近師吏部（韓愈），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穆修、蘇舜欽等相繼而起。宋仁宗時，歐陽修倡導流麗暢達，駢、散結合的散文新風，主張“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甚明而可行”，“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2。獎引王安石、蘇洵；主持科舉考試，蘇軾、蘇轍、曾鞏同年舉進士，歐陽修成為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王安石長於政論文，認為文章應“務為有補於世而已”；蘇軾很重視文采，繼主文壇，古文運動終於取得全勝。他們的文章大多風格清新，自然流暢。歐陽、王、曾、三蘇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後世合稱為“唐宋八大家”。
宋初，王禹偁首倡繼承杜甫、白居易詩風。但不久即出現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昆詩體，崇尚詞藻華麗，重形式、輕內容，風靡一時。文壇主將歐陽修以及梅堯臣、蘇舜欽等相繼而起，詩作大多平淡清新，間或粗獷奔放，詩風始為之一變。才華橫溢的蘇軾，詩備眾格，灑脫豪放。王安石的詩，如《河北民》、《兼並》、《感事》、《省兵》等，反映社會生活、要求變法改革。黃庭堅創江西詩派，提倡以故為新，而後繼者隻注重文字技巧、聲韻格律。江西詩派的陳與義，南渡後詩風轉向悲壯。楊萬裏（號誠齋）、範成大、陸遊、尤袤，號稱南宋“中興四大詩人”。其中最傑出的是愛國詩人陸遊，才氣豪邁，詩作悲壯奔放，曉暢自然。楊萬裏、範成大也是愛國詩人，楊萬裏詩名僅次於陸遊，師法自然，詩作清新活潑，意境新穎，稱為“誠齋體”。範成大反映人民生活的詩篇，如田園詩，清新嫵媚，而使金時所作詩篇，反映了他的愛國思想。後期的徐照（靈輝）、徐璣（靈淵）、翁舒（靈舒）、趙師秀（靈秀），都是永嘉（今浙江溫州）人，合稱“永嘉四靈”，詩作注重技巧，清新可讀。“江湖派”劉克莊、戴複古、方嶽等詩人，大多關心國事民情，詩作或反映農村生活，富有生活氣息；或寄懷江山，流溢著愛國思想。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詩，或激昂，或悲壯，《正氣歌》更是傳世絕唱。
宋詩繼承唐詩而有所創新，題材廣泛，描寫農事的詩篇較多，反映農民的生活和民間疾苦，有助於了解宋代社會。愛國詩篇之多，更是一大特色，《廿二史劄記》卷2《薛史全采各朝實錄》。
2《五代會要》卷8《前代史》。
《小畜集》卷8《答張扶書》。
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詞是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學體裁，北宋前期以晏殊、晏幾道、範仲淹、張先、歐陽修為代表的婉約派，承襲五代詞風，委婉典麗。內容大多依然是樽前酒後、花前月下。範仲淹詞作雖不多，但擴大了詞的表達範圍，詞風也較遒勁。柳永精通韻律，開始創作慢曲長調新體裁，長於鋪敘，用語俚俗，情景交融，深受下層平民的歡迎，以致“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2，其作有“俚詞”之稱，柳永的詞風對秦觀、周邦彥等影響很大。高才逸氣的蘇軾，衝破詞專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境界，清新豪放，開創了豪放詞派。南宋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在蘇軾豪放派詞風基礎上高度發展，抒情、寫景、敘事、議論，無往不宜，氣勢磅礴，充溢著愛國主義的**。陳亮、劉克莊、劉辰翁、文天祥，均受辛棄疾影響，都屬豪放派愛國詞人。而嶽飛的《滿江紅》，粗獷激昂，充滿愛國主義英雄氣概，激勵著千古愛國誌士。
北宋婉約派詞人秦觀，發展了詞的技巧，詞語典雅流暢，形象生動鮮明。周邦彥精於詞法、音律，格律、藝術技巧冠極當世。兩宋之際的著名女詞人李清照，號“易安居士”，認為詞與詩不同，詞“別是一家”3。詞作講究音律，詞語平淡而精巧，婉約中帶豪放，獨樹一幟，時稱“易安體”。南宋後期的薑夔，精通音樂，講究格律，追求藝術美，是南宋最著名的詞家。著名的婉約派詞人還有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
繪畫、書法和雕塑李成為五代入宋的山水畫名家，師法五代荊浩、關仝，善畫平遠寒林，時稱“古今第一”。範寬重視自然山水的寫生，畫風雄健，自成一家。李成、範寬、關仝，形成北方山水畫的三個主要流派。宋神宗時的郭熙，師法李成，其畫秀美明淨，與李成齊名，世稱“李郭”。郭熙與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認為應觀察山水，分別四季，畫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賦予山水畫以生活氣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畫派名家巨然，學習董源水墨畫風，並稱“董巨”，淡墨輕嵐，自成一體。南宋初，李唐以畫牛著稱，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畫，創“大斧劈”皴法，並為劉鬆年、馬遠、夏圭所師法，合稱為南宋四大畫家。五代後蜀黃筌、南唐徐熙，善畫花鳥，風格不同，有“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之說。黃筌子居寀等入北宋畫院，風格工麗細致，為“院畫體”的標準畫格。其後兩派逐漸合流。宋神宗時的崔白，所畫花鳥，清淡生動。宋徽宗繪畫造詣很深，尤工花鳥，畫風工整，神形俱妙。南宋花鳥畫傳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畫麵鮮明生動。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專長佛道人物畫，行筆流暢。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畫馬馳名，又是宋代最有影響的宗教人物畫家，所畫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妙。南宋四大畫家，都兼工人物，劉鬆年的《中興四將圖》為著名人物畫卷。李公麟、蘇漢臣、梁楷、龔開，亦有名作傳世。
反映當時社會生活風習的風俗畫，宋代也有較大的發展。北宋末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風俗畫的代表作，所繪開封景況，是當時社會生活的2《歐陽文忠公文集》卷《與張秀才第二書》，卷47《答吳充秀才書》。3《臨川先生文集》卷77《上人書》。
葉夢得《避暑錄話》。
忠實寫照，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李唐的《村醫圖》，繪一鄉村醫生在田邊為患者治病，救護及圍觀者緊張的神態，躍然紙上。李嵩的《貨郎圖》，描繪了一群婦女兒童被貨郎擔所吸引的生動情景。
文人畫亦稱“士人畫”，不求形似，講求神韻、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稱為“藝畫”。輕視嚴整細致的畫作，稱之為“術畫”，稱其作者為“匠人”。文人畫為文同所創，經文壇領袖蘇軾倡導，遂盛行於當代及後世。蘇軾喜作枯木怪石，畫竹學文同。米芾畫山水，不求工細，多用水墨點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繼承父風，世稱“米派”。南宋揚補之（無咎），“筆法清淡閑野，為世一絕”，此外，還有趙孟堅的水墨花卉，倪濤的水墨草蟲等。
宋代書法亦有很大成就。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閣所藏曆代書法家珍品，命王著編次，標明為《法帖》，稱為《淳化閣帖》，此後重輯、翻摹的很多。北宋時，潭州（今湖南長沙）據《閣帖》又增補部分作品；絳州（今山西新絳）亦據《閣帖》而有所增損，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世稱《潭帖》和《絳帖》，對傳布書法藝術都很有貢獻。史稱“國（宋）初，稱能書者惟李建中與（宋）綬二人”，李建中“字，淳厚不飄逸”；而宋綬“書，富於法度”2，仍都是唐代“尚法”派書法。宋代書法家以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最為著名。蔡襄是北宋前期最著名的書法家，當時“推為本朝第一”，承上啟下，為尚意派先驅，正楷端重，行書婉媚，草書參用飛白法。蘇軾居四大書法家之首，是宋代“尚意”派書法的創導者，認為“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稱自己的書法，“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2，擅長行、楷，刻意創新，用筆豐潤而以韻勝。黃庭堅為“蘇（軾）門四學士”之一，擅行、草，以側險取勢而挺秀，亦以韻重。北宋末米芾，亦擅行、草，得王獻之筆意，書法為當時第一。宋徽宗趙佶是四大書法家之外，最有成就的書法家，正楷學唐薛曜而略變其體，稱為“瘦金體”，亦善狂草。此外，北宋的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文同，蘇軾之子蘇過、米芾之子米友仁，亦以書法著稱。南宋陸遊、朱熹、薑夔、張孝祥、文天祥等，書法造詣也都很高。
位麵商人肖強燃文
山西太原晉祠北宋元祐時塑造的42尊侍女彩塑，富麗濃豔，各具神態，栩栩如生。山東長清靈岩寺北宋末所塑4尊羅漢彩塑，色彩素雅，形象各異，生動逼真。四川大足石刻多數是宋代作品，銘記中載有元豐至紹興時雕刻匠師元俊、文惟一等2人為代表的民間藝術家，創造了無數生動的石刻造像，佛和菩薩形態端莊而具有世人氣息，供養人、力士誇張有度，各有特征。經變故事造像中，大多是現實生活的片斷與勞動生產場景，樸實健康，微妙入神。
宋代的織錦，以蘇州、建康、成都的最為著名。紋樣通常是龜背紋、雲以及“百吉”等圖案、文字，絢麗多彩。緙絲也稱“刻絲”，主要產地為定州（今屬河北）、蘇州。織法稱為“通經斷緯”，可以將山水、花鳥、人物、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33《晁無咎》。
2《宣和畫譜》卷《李成》。
夏文彥《圖繪寶鑒》卷4《楊補之》。
2《宣和書譜》卷《宋綬》，卷2《李建中》。
樓台等照樣織製，成為絕妙的工藝品。傳世的沈子蕃緙絲花鳥，圖像逼真。刺繡有平繡、辮繡、扣繡和打籽繡等多種繡法，針線細密，配色精妙，所繡山水、花鳥、昆蟲、祥雲等，宛如圖畫。97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發現宋慶曆以前的三方經袱，在杏紅色素羅地上用白、黃等色平繡的對飛翔鸞團花雙麵圖案，花紋兩麵一樣，是傳世的雙麵繡品中有明確年代的最早藝術品。雕漆即“剔紅”，以金屬或木作胎，塗上多層朱紅色漆，乘未幹透時鏤雕人物、花鳥、山水、樓台等，金屬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屬本色。用黃漆作底再塗朱紅漆，刻成黃地紅花，稱為“臘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塗黑漆，刻成錦地壓花。或以各色漆重疊塗抹，雕刻時所刻花紋深淺不同，現出各種色彩的圖案，如黃蕊、紅花、綠葉、黑石等，十分美觀。產地主要是兩浙路，尤以溫州最為著名，北宋首都開封有專賣溫州漆器的店鋪。
戲曲、曲藝與“話本”
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促使各種新的曲藝、戲曲形式迅速興起，以適應新的市民階層的文化需要。在北宋首都東京開封、南宋首都“行在所”臨安等大城市中，有著數十座稱為“瓦舍”或“瓦子”的綜合性遊藝場，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幹座“勾欄”（戲院），所上演的，主要有諸宮調、宋雜劇、南戲和“說話”等。宋神宗時，孔三傳以不同宮調的不同曲子，說唱情節曲折的長篇故事，稱為諸宮調。南戲《張協狀元》前麵有一段諸宮調，可從中看到宋代諸宮調的某種格式，諸宮調對宋雜劇、南戲、金院本和元雜劇都有較大的影響。宋雜劇是繼承唐代參軍戲，又吸收“大曲”（歌舞）、諸宮調等形成的早期戲劇。北宋時，雜劇有時還指傀儡戲、“角抵”等。南宋的雜劇，專指有滑稽諷刺的表演，並以曲子演唱的短劇，角色通常是四、五人。傳世的無名氏《宋雜劇圖》，描繪了演出時的生動場麵。南戲，北宋末興起於永嘉，形成於南宋中葉，亦稱“永嘉雜劇”、“溫州雜劇”。南戲起自民間歌舞小戲，後吸收雜劇及其他民間伎藝，詞語通俗，流行於兩浙、福建路。“說話”，通常又分為小說、講史、說經、合生等，小說又稱“銀字兒”，專講短篇故事，題材幾乎無所不包。講史，專說曆史故事。說經包括“說參請”、“說諢經”，專講宗教故事。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譏諷的稱“喬合生”，可能是兩人演出，一人指物為題，一人應命說詠，形式靈活，似乎並無故事情節，近似現代的相聲。此外，還有“說諢話”（近似現代單口相聲）、“商謎”（猜謎）。合生、說諢話和商謎等演出形式與內容已無從確知。
話本是“說話”（說書）人的底本，多數經過文人加工。“小說”家所用的話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稱為“小說”，如《新編小說快嘴李翠蓮記》等，現存不過二三十篇，散見於《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諸書。長篇的講史話本，一般稱為“平話”（“評話”），傳世的有《新編五代史評話》、《大宋宣和遺事》、《全相評話五種》等。話本以白話為主，融合部分文言，穿插一些古典詩詞，語言生動，作品的主角多為手工業者、婦女、市井商人等，為市民階層所喜聞樂見。對後代的小說、戲劇、曲藝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史學宋代是中國封建時期史學的鼎盛期，新史體先後創設，長篇巨著之多，史學家成就之大，各種地理誌的纂修，以及把史學領域擴大至金石學等，足以淩駕漢唐，睥睨明清。
宋初薛居正等編成《五代史》（《舊五代史》）50卷。宋仁宗時，歐陽修受命重修唐史，成《唐書》（《新唐書》）225卷，歐陽修又私撰《五代史記》（《新五代史》）74卷。宋代編修的前代史，傳世的還有王溥《唐會要》、《五代會要》，徐天麟《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以及路振《九國誌》，陸遊《南唐書》等。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294卷，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這種經過改進的編年史體，稱為《通鑒》體，成為後來編年史的通用體裁。南宋袁樞自出新意，將《通鑒》中的重要事件分門別類，每事詳備始終，並列出標題，撰成《通鑒紀事本末》，開創了紀事本末體。
宋人私人修史之風很盛，有題曾鞏所修《隆平集》，孫逢吉《職官分紀》，李燾編撰《續資治通鑒長編》，楊仲良仿《通鑒紀事本末》編撰《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王稱《東都事略》，佚名《宋史全文》，佚名《兩朝綱目備要》，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等。此外，名著還有鄭樵《通誌》，馬端臨《文獻通考》，與唐杜佑《通典》並稱“三通”。
宋廷重視編修本朝史，設國史院、實錄院等機構，由宰相兼任“監修”
或“提舉”，編纂日曆、實錄、會要、國史等，常受政治鬥爭影響而改編。宋代官修史籍記述之詳，篇幅之大，居漢、唐、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在位27年的編年體官史《日曆》，竟有2000卷。現行《宋會要輯稿》，僅為宋代官修《會要》的殘本，材料已十分豐富。宋《國史》原創設有《老釋誌》，是記載佛、道二教的專誌，元修《宋史》時刪除，十分可惜。
宋代方誌的著述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體例已臻完備。地理總誌記載宋朝統治區域概貌，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新設風俗、人物、土產等門；王存《元豐九域誌》，分路記載州縣戶口、鄉鎮、土貢額數等；歐陽忞《輿地廣記》，詳於沿革地理。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多記山川名勝；祝穆《方輿勝覽》，詳於名勝、詩賦、序記。宋代編撰有大量州、縣、鎮誌，傳世的尚有20多種。北宋宋敏求《長安誌》記述還比較簡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誌》、範成大《吳郡誌》、陳耆卿《嘉定赤城誌》、周應合《景定建康誌》、潛說友《鹹淳臨安誌》等，內容豐富，體例完備。南宋常棠《澉水誌》為澉浦鎮鎮誌，鎮誌的出現，反映了宋代鄉村經濟發展的新情況。都市誌有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吳自牧《夢粱錄》，分別記載北宋末開封和南宋臨安的繁華景況，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生動寫照。
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是宋代史學領域新開辟的園地。北宋歐陽修《集古錄》，是現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專書。南宋洪適《隸釋》和《隸續》，為傳世最早的集錄漢魏石刻文字專書，對有關史事進行了考釋。趙明誠《金石錄》，著錄金石拓本2000種，並作辨證。元祐七年（092）成書的呂大臨《考古圖》及《釋文》，著錄古代銅、玉器200多件，繪圖形、款識，載尺寸、重量等，記出土地及收藏處，開創著錄古器物體例，是中國最早而較有係統的古器物圖錄。南宋人繼作《續考古圖》。北宋王黻《宣和博古圖》，著錄古銅器達800多件，亦繪圖形等，考證精審，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第三節“宋學”學派的產生與發展宋代文化學術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過於新儒學“宋學”的產生，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三大學派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其對宋代及後世文化思想的巨大影響。
新儒學“宋學”的產生宋代新儒學的產生，淵源於唐代的韓愈，他在創導古文運動的同時，力排佛、道，提倡儒學，提出“儒學道統說”，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引導對儒學經典義理的探求。並和弟子李翱先後推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韓愈創導的新儒學，經過唐末、五代、宋初的沉寂以後，到北宋中葉的仁宗初年，新儒學又重新開始在宋代文化學術舞台上興起。活躍在宋真宗和仁宗初年的晁迥，“通釋、老書，以經傳傅致，為一家之說”3。吸收佛、道二家學說，成為後來新儒學“宋學”的學術取向。
晁迥之後的胡瑗、孫複、石介，即被後來的理學家稱為理學派先驅的“宋初三先生”，還有範仲淹、歐陽修、李覯、劉敞等，都是宋代新儒學“宋學”的先驅。
文壇領袖歐陽修是宋學先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蘇軾稱“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4。“通經學古”，即不事章句訓詁而探求儒家經典的新意，是宋學的又一特征，他所著《易或問》和《毛詩本義》，是“宋學”在這方麵早期的代表作。而“救時行道”，則是宋學建立初期學者的共同追求，範仲淹的“慶曆新政”，歐陽修、胡瑗、石介等都積極參加。後來的王安石的變法改革，也屬於“救時行道”。而“嘉祐末，號稱多士”，正是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三個學派的創始時期。
“宋學”學派新學、理學、蜀學的形成及在北宋時的發展“新學”為王安石於慶曆二年（042）中舉，任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後，著《淮南雜說》時創始；嘉祐末至治平四年（07），居喪在江寧（今南京）聚徒講學時形成。熙寧變法時開始成為宋學中最大學派，當時稱為“新學”，史稱“荊公新學”，元祐時雖遭打擊，但直至南宋理宗後期以前，一直是宋學的主要學派。
“蜀學”是蘇洵在眉山“閉戶讀書”時，開始研究《六經》百家之說，晚年研究《易經》著《易傳》未完成，治平三年（0）死時，遺囑蘇軾繼述其誌。元豐年間，蘇軾貶居黃州時完成《易傳》，及著《論語說》、《書傳》等，蜀學派的理論大體形成。蜀學派另一主將蘇轍，元符三年（00）3《宣和書譜》卷《蔡襄》。
4《蘇東坡全集·正集》卷5《柳氏二外生求筆跡》，卷2《石蒼舒醉墨堂》。末，開始居許州“居許六年（至崇寧五年，0），杜門複理舊學（蜀學），於是《詩傳》、《春秋》、《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至政和二年（2）去世的3年間，不僅撰著蜀學著作，還傳布蜀學。兩宋之際的蜀人韓“駒，嚐在許下從蘇轍學”，是北宋末年的重要蜀學派，入仕不久，即“坐為蘇氏學”，宣和六年（24），“複坐鄉黨曲學（蜀學）”2。
理學則是由河南（今河南洛陽）程顥、程頤兄弟所創，創始的時間約在至和末至嘉祐初，形成於元豐年間居洛陽聚徒講學之時。張載創立“關學”大致也在至和末，而形成於熙寧年間聚徒講學於家鄉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時。周敦頤，曾著《太極圖》、《易通》，早年曾任二程少年時的啟蒙老師，因而被朱熹推為理學開山，但他未形成自己的學派。同時的邵雍著《皇極經世書》等，創象數學體係。二程、周、張、邵五人，同被朱熹列為理學派的創始人，稱為“北宋五子”。但是，理學派在北宋末仍隻是個較小的學派。與理學家楊時關係密切的張觷，向蔡京推薦“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楊時遂被起用。靖康元年（2），當金兵南下，北宋危亡之際，楊時又借攻擊蔡京之機，攻擊王安石及新學派，為宋欽宗采納，但北宋隨即為金所滅，理學派未能有所發展。“時人有十不管之語雲不管太原（時為金兵圍攻），卻管太學；不管‘防秋’（防備秋季金軍南侵），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王）安石；不管肅王（欽宗弟趙樞，時在金營作人質），卻管舒王（王安石）。鹹謂深中時病。”2秦檜對理學派的扶持與打擊北宋末，昏君宋徽宗與奸臣蔡京打著崇奉王安石和新學派的旗號，進行著腐朽黑暗的統治，斷送了北宋，成為南宋君臣及理學家們攻擊王安石及新學派的口實。右相範宗尹曾正確地指出“王安石學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說敷衍被蔓，浸失其意”所致。
紹興元年（3）八月，秦檜升任右相（獨相），隨即追贈程頤直龍圖閣職名，稱其學說為“高明自得之學”。起用與理學有關的人士，即所謂“紹興初，秦檜為亞相，引（胡）安國侍經席，一時善類多聚於朝”2。次年，秦檜罷相，秦檜黨羽在此前後被罷斥的達20餘人。
紹興四年，趙鼎任相後，原先被稱為秦檜黨羽的張觷、江躋、劉一止、樓炤、胡安國等，再次被起用。在新學是顯學的情況下，次年“召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說，並自出己意，文理優長，並為合格”。實際上凡不符合理學觀點的應試者，一概不錄取。理學派在秦檜、趙鼎先後扶植下，得到了初步發展，但還未成為顯學。
《宋史》卷305《晁迥傳》。
2蘇軾《居士集序》，《歐陽文忠公文集·卷首》。
蘇轍《欒城集·後集》卷3《潁濱遺老傳》下。
2《宋史》卷445《韓駒傳》；黃淮、楊士奇《曆代名臣奏議》卷5，載有韓駒“高宗時”奏議八篇，從內容看，應是徽宗時。
《宋史》卷379《張觷傳》。
2《三朝北盟會編》卷5，靖康元年八月三日引《靖康遺錄》。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34，建炎四年六月己亥。
紹興八年（38）秦檜再任右相，獨相擅權，成為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檜後來被說成是打擊理學推行新學的人物，即所謂秦“檜再得政，複尚王金陵，而洛學廢矣”2。其實，秦檜再相的前期，禮遇年邁的尹淳；任用楊時之子楊適、楊迥，婿陳淵；與胡安國父子更是關係密切。胡“寧本因其父（胡安國）兄（胡寅）與（秦）檜厚，故召用之”，紹興十九年（49），“（秦）檜知（胡）寧兄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之貧，因其往劍州（今四川省劍閣）省世母，遺以白金”。由於胡寅的回書，秦“檜以為幾己，始怒之”3，秦檜與胡寅兄弟的關係，也是與理學派的關係，從此惡化。此前，曾有一徐“存頂冒楊時高第徐存（江山人）之名，於秦檜當軸時，乞送入試院，試官觀望，遂竊一第”4。紹興十八年朱熹等理學人士中舉，都說明秦檜當時還是扶持理學派的。
紹興二十年九月，采納曹筠建請科舉中淘汰采用二程學說者，開始打擊理學派。紹興二十三年，楊時之子楊迥因與胡寅的特殊關係罷官，秦檜黨羽又“揭出”胡安國的門生胡“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眾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而被罷官。次年，又發生“甚至蕭振以附程氏之學而得禍，洪興祖以序程瑀《論語注》而得禍”2。正如其後葉謙亨所說“學術粹駁，係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宋高宗隨即說“趙鼎主程頤，秦檜尚安石。”3秦檜“陰佑”新學派與打擊理學派，是在其當政最後的五、六年。
宋孝宗時期的新學、理學和蜀學“宋學”三大學派中，宋孝宗對理學派的攻擊新學派，采取不的政策，形成各學派自由發展的學術環境，除新學派仍是顯學外，蜀學派在沉寂了數十年之後重新興起；理學派自宋高宗在位末年扶持以來，又有了很大的發展。朱熹建立了完整的理學體係，形成理學的主流學派，史稱“程朱學派”，陸九淵則創建理學心學派，反理學的主要學派是陳亮、葉適的浙東事功學派等。
乾道六年（70）前，員興宗提出“今蘇、程、王之學，未必盡善，未必盡非，執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宜合三家之長以出一道，使歸於大公至正。”4宋孝宗又追賜蘇軾“文忠”、蘇轍“文定”，為蘇軾文集作序等，對蜀學派采取扶持的政策。而對當時的主流學派新學派、理學派，則采取相2《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4，紹興元年八月戊子；《兩朝綱目備要》卷4，慶元年正月甲辰。3《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90，紹興五年六月甲子；卷73，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乙酉。“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陸遊《老學庵筆記》卷9。
4《兩朝綱目備要》卷4，慶元二年正月甲辰。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2，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醜。
2《宋會要輯稿》職官7興十八年同年小錄》載朱熹同榜的第三甲第十三人徐存（蘭溪人），可能為“頂冒”者。頂原作項，誤。
3《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紹興二十年九月乙酉（參見《宋史·選舉誌》2）；卷5，紹興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4《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9，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辛卯；卷7，紹興二十四年七月甲子、十二月丙戌。對遏製的政策，如淳熙五年（78），“謝廓然言‘近來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說則尚穿鑿，主程氏之說則務為虛誕乞詔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專尚程、王之末習。’從之。”5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三大學派在宋孝宗後期並為顯學，其明證莫過於淳熙十四年（87）時年58歲的朱熹所說“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朱熹在這裏所說的諸子，不僅是指理學派的許多學者，也包括新學派王安石、王■和蜀學派的蘇軾，他所舉的“五經”“四書”的注疏著作，就包括了他們的著作，並說學者學習三派著作，才使“先王之道得以複明於世”。朱熹實際上是認為理學派與新學派、蜀學派同是宋學的學派之一。
寧宗後期理學地位的提高寧宗初年，“慶元黨禁”打擊了理學派，三大學派並存的局麵被打破。
嘉定元年（208）的宋金“嘉定和議”後，理學人士劉爚向奸相史彌遠建議，實行“收召諸賢”、“以爵祿縻天下士”，扶持理學派。次年，諡“賜朱熹諡曰文”，提高理學派的地位。
嘉定三年，劉爚“遣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注》刊行之”2。
嘉定十三年，諡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元”、“純”、“正”，後又諡張載為“明”，為後來理學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基礎。同年九月，胡衛的奏議稱“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後，士氣卑弱，二三聖人作而新之熙寧以來，凡典章號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蘇軾之發語純明，；程顥、程頤又以洙泗之源流興於伊洛間，士之所趨一歸於正。”胡衛的奏議意在推崇理學，但隻將宋學三大學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蘇軾、程顥、程頤，同列於“二三聖人作而新之”的行列，說明理學派當時的地位雖已提高，但新學、蜀學派也還是主流學派。
理宗後期理學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嘉定十七年，寧宗死，奸相史彌遠廢寧宗自定的皇位繼承人趙竑，改立宗室趙貴誠（改名趙昀）為帝（理宗），隨即“詔褒表老儒”，年邁的朱熹弟子傅伯成、陸九淵弟子楊簡，以及自幼讀程頤書的柴中行等，被授予殿閣職名，賜金帶。寶慶三年（227），宋理宗又表彰朱熹的《四書集注》，並“特贈（朱）熹太師，追封信國公”2，再次提高理學派的地位。
5《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73，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乙酉。
員興宗《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九華集》卷9。員興宗死年不詳，《九華集》附錄祭員興宗文數篇，最早的撰於乾道六年八月。
2《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5，淳熙五年三月。
《朱文公文集》卷9《學校貢舉私議》。
2《宋史》卷40《劉爚傳》，卷437《真德秀傳》、《魏了翁傳》。
端平元年（234），重用理學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十多位“名士”。次年，詔議胡瑗、孫明複、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十人從祀孔子。李■稱這十人“卓然為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3，意在取得與早已從祀孔子的王安石同等的地位，但是此次“詔議”未能使其中的任何一人列入從祀。嘉熙元年（237）三月，劉漢弼“為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結合理學派肆意攻擊王安石，以及後來新學派被稱為“邪黨”，可見此時宋學的三大學派仍然並存。
淳祐元年（24）正月，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和朱熹從祀孔廟，而將王安石排擠出從祀的行列，以及推崇理學的其他措施，正式確定了理學為南宋官方的統治思想。有識之士對於理宗在麵對蒙古軍南侵的南宋存亡之際，不是發憤圖強，而是熱中於扶持宋學的理學派並打擊其他學派，深為不滿。理學人士劉克莊在淳祐六年的《召對劄子》中說“薄物細故，紛挐不已；急政要務，謙遜未遑，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譏。夫廢《春秋》，用安石，致禍之本也，於時（指北宋末）尚以為不急，況今之不急有甚於此者乎。今廟謨睽異，邪黨（指新學派等）揶揄，臣實未知其所終。”2南宋皇朝在宋理宗致力於“不急之甚”的扶持理學派打擊其他學派，而不思救亡圖存的“急政要務”下，走上滅亡之途。3《宋會要輯稿》選舉之40。
《宋史》卷4《理宗紀》一。
2《宋史》卷42《理宗紀》二；《宋史全文》卷32。
第四節遼代文化的發展及其特點遼朝的創建者耶律阿保機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少數民族政治家，他通曉漢語，也吸收了一部分燕薊地區的上層人物參與國家治理，積極借鑒中原封建政權的統治經驗，吸收漢地的封建文化，同時也重視繼承和發展遊牧民族的傳統文化。與政治、經濟製度胡漢分治相適應，遼朝的文化也表現出了遊牧文化與高度發展的漢文化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共同發展、相得益彰的特點。境內契丹、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創造和發展了以漢文化為核心又帶有草原遊牧文化特點和時代特色的遼文化。它不但促進了契丹民族的發展，而且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
契丹人的語言文字契丹語為與烏桓、鮮卑一脈相承的東胡語的一個分支，屬阿爾泰語係。
與古蒙古語同源，關係密切，某些契丹語詞匯與古蒙古語相同或相近。
建國前，契丹無文字。神冊五年（920），阿保機命耶律突呂不和耶律魯不古創製文字。他們在漢人的協助下，以漢字隸書減少筆畫，或直接借用漢字創製了契丹大字，即所謂“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3。契丹大字筆畫較漢字為簡，但字數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並且用以記錄契丹語，效果不理想。後來，皇弟迭剌參照回鶻字對大字加以改造，創製了契丹小字。小字為拚音文字，有300多個表音符號，稱原字。將若幹原字拚在一起以記錄契丹語，“數少而該貫”，比大字使用方便，它的拚音方法受了回鶻字的啟發和漢字反切注音的影響。
契丹小字的研究，現在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國內外學者已釋出語詞400餘條，構擬出00多個原字的音值。
遼朝境內，契丹語和漢語都是官方和民間的通用語言。兩種契丹字和漢字也同樣被官民使用和在境內外通行。契丹字除用來書寫官方文書、碑碣、牌符、書狀、印信等外，也翻譯了大量儒家經典和文學、史學、醫學著作，有些契丹文人也用契丹文字進行文學創作。
大量漢文書籍的翻譯，將中原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和統治經驗，中原人民的科學技術、文學、史學成就等介紹到了草原地區，帶動和促進了遊牧民族草原文化的發展。遼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層人物多仰慕漢文化，很多人有較高的漢文化修養，漢人上層也多通曉契丹語，連出使遼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語作詩，對溝通契丹人與漢人的思想感情，加強遼宋間的兄弟友好關係起了重要作用。
文學契丹人在語言運用上有其獨特的技巧，他們善於運用比喻的手法評論事3《宋史》卷40《劉漢弼傳》；《南宋館閣續錄》卷8《官聯》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對劄子》，“揶揄”原文作“挪揄”。參見《庚申召對》。《新五代史·四裔附錄》。
物和品評人物。遼朝文人既用契丹語言文字創作，也大量用漢語文寫作。他們的作品有詩、詞、歌、賦、文、章奏、書簡等各種體裁，有述懷、戒喻、諷諫、敘事等各種題材。作者包括帝後、宗室、群臣、諸部人和著帳郎君子弟。
遼聖宗0歲能詩，一生作詩500餘首，常自出題目召宰相以下賦詩，並親自審閱。興宗也善為詩文，他不但與詩友唱和，還親自出題，以詩賦試進士於廷。
在遼朝諸帝中，道宗洪基文學修養最高，善為詩賦，作品清新雅麗，意境深遠。其詩《題李儼黃菊賦》“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2。有詩文集《清寧集》。
宗室東丹王耶律倍有《樂田園詩》、《海上詩》。耶律國留、資忠、昭兄弟三人皆善屬文，工辭章，國留有《兔賦》、《寤寐歌》；資忠出使高麗被留期間，“每懷君親，輒有著述”，後編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書招討使蕭撻凜，陳安邊之策，詞旨皆可稱。
道宗皇後蕭觀音的《諫獵疏》、《回心院》和應製詩《君臣同誌華夷同風》，天祚文妃的諷諫歌，太師適魯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時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們的文學修養，而且表達了她們關心社稷安危、致主澤民的政治理想。詩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為典，更體現了她們的經學、史學造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閬苑集》，樞密使蕭孝穆有《寶老集》，北女直詳穩蕭柳有《歲寒集》，蕭韓家奴有《六義集》，敦睦宮使耶律良有《慶會集》等詩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詩》，耶律韓留有《述懷詩》等，但遼朝書禁甚嚴，不許傳入宋境，故皆不傳。現在已無從知道他們是用哪種語言文字創作的。遼朝境內的漢人如楊佶、李瀚等也分別有詩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傳至今的遼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錄》外，還有寺公大師的《醉義歌》。《醉義歌》係用契丹語創作，曾有金人耶律履的譯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譯文已失傳，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漢譯本傳世。
遼人頗喜宋人詩文，對三蘇的作品多能道其詳。有的詩文集，在宋朝境內尚未廣泛流傳，卻已為遼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3。
遼代私家著述傳世極少，現存者有王鼎的《焚椒錄》、耶律淳的《星命總括》和釋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行均的《龍龕手鏡》等。
儒學遼朝統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學說作為治國的主導思想。建國初，阿保機將擇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認為“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於是神冊三年，建孔子廟於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阿保機親謁2《遼史·皇子表》。
3參見清格爾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會科學出版社985年版。
蘇轍《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道》記載，南京副留守邢希古通過殿侍元辛傳語稱，遼境內已有蘇軾《眉山集》，並建議蘇轍印行文集；中京度支使鄭顓對蘇洵“文字中事跡，頗能盡其委曲”；至上京，館伴王祭祀。契丹上層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養上，也多自覺地以儒家的道德標準為準則。連作述時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金元之際傑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懷古一百韻》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遼家尊漢製，孔教祖宣尼”這一曆史事實。
仕遼的漢官利用一切機會向契丹統治者介紹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統治經驗，對契丹上層接受儒家思想起了推動作用。遼聖宗繼位之初，樞密使、監修國史室昉進《尚書·無逸》篇，太後“聞而嘉獎”。侍讀學士馬得臣錄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進與聖宗，又上書諫止頻繁擊鞠，皆得到聖宗的讚許。興宗時樞密使馬保忠見皇帝“溺於浮屠”，“朝政不綱”，嚐從容進諫，他說“強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道宗對儒家經典更是“神領心解”，他不但學習和熟悉儒家經典，而且有自己的獨到認識和深刻理解。認為自身的文化素養和遼朝的典章文物，並不亞於中原皇帝和中原王朝。自聖宗至道宗、在法律和禮儀製度製定中，更不斷加進儒家思想中維護封建統治和封建秩序的內容，使之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
契丹上層雖崇佛、尊儒，但佛、儒在遼朝的地位卻並不一致。佛教不過是他們的一種宗教信仰，而儒術卻是他們治國的主導思想和統治者極力提倡的行為標準。
繪畫與雕塑契丹畫家善畫草原風光和騎射人物，他們創作了大量優秀的繪畫作品。
著名畫家胡瑰、胡虔父子和東丹王耶律倍所畫多入宋內府，被譽為“神品”。耶律倍“多寫貴人酋長，至於袖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國衣冠”2；畫馬“骨法勁快，不良不駑，自得窮荒步驟之態”。他的作品甚為五代人所喜，甚至爭相購買。流傳至今者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射騎圖》和流傳到美國的《人騎圖》、《射鹿圖》。胡瑰所畫“穹廬部落、帳幕旗旆、弧矢鞍韉，或隨水草放牧，或馳逐弋獵，而又胡天慘冽，沙磧平遠，能曲盡塞外不毛之景趣，信當時之神巧，絕代之精技歟”2。他畫契丹人馬，“用狼毫製筆，疏渲鬃尾，細密有力。至於穹廬什物，各盡其妙”3。他的作品流傳至今者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卓歇圖》，流傳到海外的《出獵圖》、《回獵圖》，也有人列為他的畫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學有父風”，與其父的畫品“殆未可分真贗也”。
遼興宗“工畫，善丹青，嚐以所畫鵝、雁送諸宋朝，點綴精妙，宛乎逼師儒知蘇轍有《服茯苓賦》，因求其方。
《玉壺清話》；《宋史·魏野傳》。
2《遼史·宗室·義宗倍》。
《契丹國誌·馬保忠傳》。
2《宣和畫譜》卷8。
3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走獸門第三·神品》。
《五代名畫補遺》。
真，仁宗作飛白書答之”2。外戚蕭瀜，“慕唐裴寬、邊鸞之跡，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購求。凡遇名跡，不惜重價。裝潢即就而後攜歸本國，建小樓以貯之。風和日麗，焚香展卷，臨摹所至，鹹有法則”3。
此外，契丹人耶律褭履（耶律防）、耶律題子、秦晉國妃蕭氏，漢人陳升、常思言、吳九州等，也皆以善畫稱。常思言“善山水林木，求之者甚眾”。求畫者必與之誌趣相投乃可得，“既不可以利誘，複不可以勢動”4。
除上述見於記載的畫家外，遼朝還有大量湮沒無聞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遼代所建寺廟、塔刹和遼墓出土的畫幅、壁畫，同樣反映了遼代的繪畫水平和技巧。如遼寧義縣奉國寺大雄寶殿彩畫，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珍藏的掛幅《神農采藥圖》、《南無釋迦牟尼佛像》，立軸《藥師琉璃光佛說法圖》、《熾盛光九曜圖》，這些畫品雖無作者名款，卻同樣能反映遼代不同時期的...
律宗自分為南山宗、相部宗和東塔宗三家後，到五代、宋代已隻有南山宗單傳，吳越末北宋初著名的律師讚寧專習南山律，有“律虎”之稱，奉詔於宋端拱元年（988）撰成《大宋高僧傳》，主要錄唐（高宗時起）、五代及北宋初各宗僧人，是重要的佛教傳記著作。宋仁宗時律師允堪在杭州大昭慶寺、蘇州開元寺、秀州（今浙江嘉興）精嚴寺建戒壇度僧，律宗複興，著有《會正記》，後稱“會正宗”。再傳弟子元照活躍於北宋後期，他原是天台宗，采取天台宗說講律，著《資持記》，後稱“資持宗”，後此宗獨盛，還東傳日本，南宋理宗時有著名律師臨安聞思。
華嚴宗，因是唐代賢首（法藏）所創，也稱賢首宗，唐末五代衰微，北宋神宗時，杭州慧因禪院淨源傳播華嚴宗。元祐元年（08），原高麗王子義天師承淨源，帶來久已散失的經疏多種，元祐三年回國，華嚴宗遂傳往高麗。同年，慧因禪院改為教院，弘揚華嚴宗，時稱淨源為“中興教主”。其後，有道亭著《義苑疏》、觀複著《折薪記》、師會著《焚薪》與《複古記》、希迪著《集成記》，以注解《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史稱宋代華嚴四大家。吐蕃地區在唐代中葉以前傳播的佛教，史稱前弘期，基本上是印度佛教的教義與形式，相當於唐開成三年（828），達瑪（達磨）讚普即位，不久即滅佛，除邊遠地區外，佛教基本被消滅。到相當於北宋太平興國三年（978），具有吐蕃本教特色的佛教複興，後世稱為“藏傳佛教”（喇嘛教），史稱“後弘期”，有“噶當（甘丹）派”、“薩迦（薩思迦）派”、“噶舉派”以及佛教密宗“寧瑪派”和接受佛教影響的本地原始宗教“本教”（缽教、黑教）等。
道教唐朝奉老子為始祖，崇奉道教，尊老子為聖祖、玄元皇帝，後梁代唐，道教宮觀“例多毀廢”。後唐代梁，以繼承唐朝自居，亦以老子為聖祖、玄元皇帝，於都城洛陽建有聖祖玄元廟。明宗天成二年（927），以“天下宮觀，久失崇修”，以及“有玄元皇帝（老子）宮殿處”，一一進行修複。後晉高祖也是“素尚玄元”，多次召見道士張薦明“禮之為師”，賜號通玄先生，天福五年（940）刻印《道德經》頒行。後周世宗於顯德三年（95）召見華州道士陳摶，六年又於都城開封“新修太清觀”，並將濮州一大鍾移置觀內。五代皇帝除後梁外，大多崇奉道教3。
五代、宋代的漢族上自帝王下至百姓，大多兼信佛、道二教，而在佛教傳入與道教創立以前所崇拜的諸神，在道教創立以後大多歸入為道教諸神。道教並不斷創造新的道教神仙，舉凡天、地、風、雨、名山大川、湖海，直至城隍、土地、山神、門神、灶神，無不有神。而名人義士也不斷變為神仙，民間信奉的“八仙”，就是新創造的道教神仙，其中除張果老（張果）、韓3《山堂考索·後集》卷3《財用門·鬻僧類》。
湘子（韓湘）是唐代創造，其他都是五代、宋代創造的。
五代時戰亂不斷，不少士人隱遁山林，道教成為他們的歸宿，中原著名的道士除張薦明、陳摶外，還有道士鄭遨（雲叟）、李道殷、羅隱之，“世目以為三高士”。被後世尊為道家“八仙”之一的呂（岩）洞賓，原是唐末五代的隱士，與陳摶交遊。八仙之二的漢鍾離，原名鍾離權，據說原是後晉的武將，後入道，也與陳摶交往，俗稱漢鍾離，當是後漢時“得道”而稱漢鍾離，但存在不到五年的後漢為後代道徒“遺忘”，而附會為秦漢時的漢代。八仙之三藍采和，乃指南唐洪州西山隱士陳陶，他“以修養燒煉為事”，宋初於市上歌唱“藍采和，藍采和，塵世紛紛事更多”，後世以為藍采和即是陳陶。鍾、呂二人後被全真道列入北五祖。
“十國”帝王也大都禮遇或重用道士，如唐末歙州南山道士聶師道，郡守時谘以郡政，名其山為問政山，時人稱之為問政先生，其地歸吳後他得到吳王楊行密的寵信。泉州道士譚紫霄，先後受到閩帝王繼鵬、南唐後主李煜禮遇。吳越王錢鏐為道士閭邱方遠、朱霄外，分別建或修太極宮、棲霞宮道觀。此外，前蜀王建重用道士杜光庭，北漢劉崇重用道士郭無為、閩帝王鏻重用道士陳守元。
北宋皇朝建立，宋太祖對佛、道采取兼容政策。宋太宗利用道士張守真、方士馬韶為其奪取帝位乃是神和上天的意誌製造輿論，宋太宗隨後即為張守真在終南山建造北帝宮，起用馬韶為官。宋太宗還召見陳摶、丁少微、趙自然等著名道士，或賜道號、紫衣，或修道觀，並命整理道教典籍。宋真宗在“澶淵之盟”後，為了向崇奉天帝的遼朝表明宋朝是受命於天，以掩蓋其處理宋遼關係的無能，景德五年（008）正月，遂利用道教在朝元殿建道場，製造神人降“天書”《大中祥符》，於是改當年為大中祥符，東封泰山，西祀汾陰；又製造道教的九天司命天神是趙宋皇族的始祖趙玄朗，降臨宋廷，追尊之為聖祖；後又親赴亳州太清宮，祭祀被尊為道教教祖的老子李耳，並加封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道教宮觀相繼修建，祭祀活動頻繁進行，道教得到空前的尊奉，“一國君臣如病狂然”2，直至宋真宗死，以“天書”隨葬而告平息。道士總人數自真宗末的天禧五年（02）以後，均略多於2萬人（含女冠，下同），熙寧元年（08）以後降為.9萬多人。
政和三年（3）十一月郊祀時，徽宗等君臣見到空中樓閣（如是事實，當是海市蜃樓），遂製造天神降臨，掀起了又一次崇奉道教的，於是訪求道教經典，建“道學”，修建道教宮觀，塑造老子聖像。七年，道士林靈素又宣說宋徽宗是上帝的長子下凡，奸臣蔡京、王黼、童貫等都是仙吏下凡，昏君徽宗遂自稱“教主道君皇帝”3。宣和元年（9），又罷佛教歸入道教，次年恢複佛教，但崇道活動仍舊進行。靖康元年（2），當麵對金兵圍城之際，欽宗命方士郭京率“六甲”神兵出擊金兵，郭京的出城逃跑直接導致了北宋滅亡。
行者、尼童受十戒剃度為沙彌、沙彌尼，再受大戒（具足戒）為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冊府元龜》卷54《帝王部·尚黃老》二。
參考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90年版；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第卷，東方出版中心99年版。
2《新五代史》卷34《鄭遨傳》。
3《十國春秋》卷29《陳陶傳》。
“龍虎宗”，五代、北宋的道教符籙派分為龍虎宗、茅山宗（上清派）
和閤皂宗（靈寶派）。龍虎宗是張道陵後裔在唐代創建，以龍虎山（今江西貴溪西南）為中心的道教主要宗派，亦稱天師道、正一道。天聖八年（030）賜天師道張乾曜為虛靖（一作澄素）先生，“仍令世襲先生號”。北宋末徽宗時，又升龍虎山上清觀為上清正一宮。
“茅山宗”創自南齊道士陶弘景，上承上清派，逐漸成為道教的主流，直至北宋末。哲宗紹聖四年（097），召茅山（今江蘇句容東南）道士劉混康到首都開封主持上清儲祥宮道觀，賜號洞元通妙大師；元符元年（098），他在茅山所居庵旁的殿宇賜名為元符觀；次年複歸茅山。徽宗時，茅山宗達到全盛時期，“其徒倚為奸利，奪民葦場，強市廬舍，詞訟到（江寧）府，吏觀望不敢治”2。
“閤皂宗”亦稱靈寶派，創立於北宋，以閤皂山（今江西新幹北）為中心。哲宗時，閤皂宗（靈寶籙），與龍虎宗（正一籙）、茅山宗（上清籙）已同為符籙派三宗之一。
南宋時符籙舊派三宗仍是道教的主流，理宗嘉熙三年（239），敕命龍虎宗的三十五代天師張大可為提舉三山（龍虎山、茅山、閤皂山）符籙兼禦前諸宮觀教門公事，龍虎宗遂成為各道派之首。開慶元年（259）忽必烈圍攻鄂州，曾派使密訪張大可，這是對張大可是南宋道教首領的認同，元初任命龍虎宗嗣天師主領江南道教。
此外，符籙派還有臨川（今屬江西）人饒洞天創於北宋淳化五年（994）
的天心派，行天心正法；北宋徽宗時南豐（今屬江西）王文卿創立的神霄派，行神霄雷法；形成於兩宋之際的東華派和理宗時的清微派等，以及何真公創自南宋高宗時強調忠孝主張三教融合，實為儒道合流的淨明道，也稱淨明忠孝道，這些都屬符籙新派。
道教金丹派（亦稱丹鼎派）外丹學派，在唐代因道士想通過服食“仙丹”成仙而中毒死亡之事屢屢發生，故外丹學派到唐末已衰落。五代、北宋初的鍾離權、呂洞賓、陳摶等內丹學派興起。北宋中葉張伯端著《悟真篇》，是內丹學派的重要著作。張伯端，號紫陽，亦稱張紫陽，後被奉為全真道南宗始祖。張伯端傳石泰，石泰傳薛道光，薛道光傳南宋人陳楠，陳楠傳白玉蟾，已是南宋中葉。白玉蟾打破此前單傳的傳統，廣收門徒，終於形成道派，稱建宗傳法之所為“靖”，白玉蟾稱碧芝靖、其徒彭耜稱鶴林靖、彭耜之徒林伯謙稱紫光靖。南宗受符籙派影響，自陳楠起兼行雷法。而以精、氣、神為核心的南宗內丹學亦影響了符籙派，神霄、清微、淨明等新道派，也都主張兼行“內煉成丹”。而同源的北方金朝王喆（重陽子）創立的全真道也吸收了南宗內丹學派理論。南宗到元初與北方全真道（北宗）逐漸合流，元代被稱為全真道南宗，張伯端、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被尊為南五祖2。內丹學的發展也促進氣功學及相關醫學的發展，對“宋學（理學派等）”的形成與發展也有一定影響。
民間信仰的道教人物“八仙”中的何仙姑、李鐵拐（鐵拐李）、曹國舅，《宋史》卷8《真宗紀·讚》。
2黃以周《續資治通鑒長編拾補》卷32，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書局本。《續資治通鑒長編》卷09，天聖八年五月甲寅。
2《宋史》卷35《薛靜傳》。
傳說都是宋代人。北宋時有永州（今湖南零陵）女子能知福，南宋末《混元仙派圖》中，呂洞賓有女弟子趙仙姑，元代人又說她姓趙名何，趙仙姑就成了何仙姑；北宋太宗時有“跛仙”
遇呂洞賓於君山（今湖南嶽陽西），到《混元仙派圖》中，有了呂洞賓的弟子李鐵拐、曹國舅。曹國舅“並雲其為北宋丞相曹彬之子，曹皇後之弟，故稱國舅”。武將曹彬確有孫女（但不是女兒）為仁宗皇後，皇後弟曹佾曾以使相兼景靈宮使3，景靈宮原是宋真宗製造的趙姓始祖道教尊神趙玄朗的奉祀宮觀，這些或許是後世道徒製造曹國舅為神仙的依據。五代的漢鍾離、呂洞賓、藍采和，宋代的何仙姑、李鐵拐、曹國舅，再加上唐玄宗時已“得道”的張果（張果老）、韓愈的侄子韓湘（韓湘子）也已於唐憲宗時“得道”，在宋元之際形成為道教的“八仙”。
伊斯蘭教、猶太教、摩尼教喀喇汗王朝，駐喀什噶爾（今新疆喀什）的博格拉汗薩圖克在相當於中原五代時，已接受伊斯蘭教，其子又定為國教，今日中國的新疆西部地區最早擁有大量伊斯教信徒，到宋建隆元年（90）時，已有20萬帳牧民信奉伊斯蘭教。
五代、宋代的東南沿海港口城市廣州（今屬廣東）、泉州（今屬福建）、揚州（今屬江蘇），有不少阿拉伯商人，他們在當地建有伊斯蘭教寺院，最早的是廣州懷聖寺，世傳建於唐代，南宋嶽珂記他在紹熙三年（92）時在廣州所見番商的寺院，當即是懷聖寺。泉州有建於宋真宗時的聖友寺和南宋高宗時的清淨寺，南宋末在揚州也建有禮拜寺等伊斯蘭教寺院，都是來宋經商及僑居的阿拉伯商人為進行宗教活動而建。
北宋首都開封曾聚居了相當多的猶太人，到金代時仍有不少，據明弘治二年（489）《重建清真寺記》所記，猶太人建造該猶太教寺院，是始於宋隆興元年（3），這是金世宗大定三年，其時已是金南京開封府。
摩尼教自唐代傳入後，在唐武宗禁佛時也遭到打擊，遂在民間流傳，宋代東南沿海地區流傳較廣，被稱為“吃菜事魔”教，也稱“明教”，北宋末年兩浙路方臘起義時，摩尼教徒曾參加起義，因而受到打擊，但仍在民間流傳，南宋紹興三十二年（2）十月時，陸遊所說的，“兩浙謂之牟尼教”、“福建謂之明教”，即是。
3《元史》卷202《釋老傳·正一天師》。
為便於敘述此處即稱張伯端一係為南宗。北宗五祖為東華帝君、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喆。南宗始祖張伯端為劉海蟾弟子。北宗高於南宗。
《中國道教史》第十一章，四“曹國舅”。曹佾為保平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景靈宮使，按節度使兼同平章事（侍中、中書令）稱為“使相”，隻有丞相的禮遇而無丞相的職權。曹彬曾以節度使兼同平章事，也隻是“使相”而非丞相。
第三節遼代的社會風俗和宗教婚姻、姓氏契丹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則，即所謂“同姓可結交，異姓可結婚”。姑舅表親的婚姻比較普遍，並且不受行輩的限製，建國初期還有“姊亡妹續之法”。述律、拔裏、乙室已三族都是與皇族耶律氏互通婚姻的家族，後族女為後、男尚主的特殊地位和它所反映的這種婚姻形態，既有早期婚姻習俗的影響，也是統治集團的政治需要，普通部民遵循著同姓不婚的原則。
“契丹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裏，至阿保機建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裏著姓”2。世裏，漢譯為“耶律”。建國後，為籠絡和安撫契丹諸部貴族，阿保機對出任過聯盟首領的大賀、遙輦家族一律賜以國姓，於是遼朝始有“三耶律”。太宗滅晉，漢人李崧依漢人習慣為後族小漢製定了漢姓“蕭”3。從此，與皇室通婚的後族皆以蕭為姓。由於諸部落首領多出自於上述貴族之家，部民的姓氏又從其首領，故而契丹人隻有耶律與蕭二姓。
居住、飲食遊牧的契丹人“隨陽遷徙，歲無寧居”，居住的是便於遷徙的穹廬式氈帳，類似現在內蒙古牧區牧民居住的蒙古包。內蒙古克什克騰旗二八地遼墓的石棺上所繪的契丹住地小景，提供了這種氈帳的形製，門多東向。車馬是遷徙、遊牧不可缺少的運載工具。契丹人遷徙地，夏日選擇高阜處，秋、冬、春季則選擇背風向陽臨水處。食物以乳肉為主，也有少量糧食。肉類可煮成“濡肉”，也可製成“臘肉”，牛、羊乳和乳製品是他們的食物和飲料。糧食則有“糜粥”，“炒■”。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常用蜜漬成“果脯”，夏日有西瓜，冬天有風味果品“凍梨”。飲料有乳和酒，中京（今內蒙古寧城西）的釀酒業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建國後，漢人、渤海人的食品也傳入了契丹，遼朝皇帝過端午節時就有渤海廚師製作的艾糕。
服飾和發式契丹貴族的服裝依其所任官職而有所不同，皇帝和南麵官著漢服，皇後和北麵官著胡服。又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田獵服之別。胡服有長袍、短衫、褲、靴、帽。袍服為圓領、交領或直領，左衽，窄袖。腰束帶，有的帶上還懸佩小刀、荷包、針筒、錐、火石和各種金、玉、水晶、碧石等飾物。長褲多為白色，有的還穿套褲。靴多為長筒，顏色以黑、黃為多。上層人物頭戴冠、巾，貴族婦女戴瓜皮帽，侍女戴黑色小帽。衣料夏用綢、絹，冬用參見白壽彝《中國伊斯蘭教史存稿》，寧夏人民出版社982年版。2陸遊《渭南文集》卷5《條對狀》；參見何竹祺《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匯編》，中華書局97年版。3《遼史》卷7《後妃傳》。
《契丹國誌》卷23《族姓原始》。
皮毛，“貴者被貂裘，貂以紫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2。
契丹人男女皆佩戴耳環，並同烏桓、鮮卑人一樣，也有髡發的習慣。其發式不一，有的隻剃去顱頂發，顱四周發下垂並向後披；有的在顱兩側留兩綹長發，自然或結辮下垂；有的留雙鬢上兩綹，自然或結辮下垂，或使其從耳環中穿過再下垂，即沈括所說的，“其人剪發，妥其兩髦”3。遼墓壁畫提供了髡發的形象資料，內蒙古烏蘭察布盟豪欠營出土女屍又提供了不見於文獻記載的契丹女性髡發樣式。
生育和喪葬契丹婦女分娩前須拜日，居住在專門搭製的氈帳中。分娩時臥於甘草苗上，用手帕蒙住醫生雙眼。生男，產婦飲調酥杏油，其夫用蓬子胭脂塗麵；生女，產婦飲加鹽的黑豆湯，其夫以炭塗麵，認為這樣有利於嬰兒的發育成長。若皇後生產，生男，皇帝穿紅衣，奏蕃樂；生女，皇帝穿黑衣，奏漢樂。唐時，契丹人行樹葬、火葬。將屍體置於山樹上，三年收骨焚化。建國後漸行土葬，隨葬品視年代與墓主人地位的不同，多寡精粗不一，有玉、金、銀、銅、鐵、瓷、陶、木、骨等諸種器物和車馬具、絲綢等。聖宗前，尚有人殉遺風。受佛教影響，遼朝的漢人和契丹人死後，有的用柏木雕**形（真容木雕像），中空。屍體焚化後，將骨灰儲入真容胸腔中。
契丹人處理屍體的方式獨特，對不能及時下葬者，刺其皮膚，令血液流盡，腹中實以鹽、礬等，用絲線縫合。下葬時，有的用金、銀或銅為麵具覆麵，同時用銀或銅絲製成網絡，罩裹全身或手足。
追念死者有燒飯之俗，多於既死、七夕、周年、忌日、節辰、朔望諸日舉行。築土為台，或掘地為坎，上置大盤，盛以酒食並焚化，死者生前所用衣物、弓矢、車馬、珍玩等皆可奉祭。
節慶風俗契丹人的節日除受漢族習俗影響外，多與宗教信仰和遊牧生活相關。
正月初一，以糯米和白羊髓作成飯團，傍晚於帳內自窗中擲出，得偶數則吉，得單數則不吉。初七為人日，晴則吉；陰則有災，須於庭煎餅食，稱“薰天”。
正月十三至十五日“放偷”，大則妻女、寶貨、衣服、鞍馬、車乘，小則杯盤、箕帚、鍬鎬之類，都可能被人竊去，且不許處分；失者須備酒食錢物贖回。
二月初一為中和節，與六月十八日是請客的日子。中和節國舅蕭氏請耶2《遼史·外戚表》“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裏、乙室已、述律三姓皆為蕭姓。”《新五代史·四裔附錄》“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缽，阿缽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由此可知，蕭氏得姓自蕭翰始，而蕭翰本名小漢，為適應中原習俗，才由漢人以其名字的諧音製定姓名為蕭翰的，此後後族便以蕭為姓。
3《遼史》卷3《營衛誌·序》。
律；六月十八日耶律回請蕭氏。三月三日射兔，重九射虎，臘月辰日燒甲；除夕有歲除儀，燒鹽、羊膏於爐火中，薩滿讚祝火神，皇帝拜火等，或與遊牧射獵生活密切相關，或繼承了古鮮卑人的遺風。立春擊土牛、撒穀豆，端五掛合歡結、長壽縷等，則承自漢地習俗。
娛樂活動契丹人的娛樂活動既有遊牧民族文化特色，也受到了漢人，渤海人的影響，擊鞠、射柳、打髀石、角抵、圍棋、雙陸，都是契丹人喜愛的活動。擊鞠、射柳都是馬上競技活動，擊鞠又稱騎鞠、擊球，即打馬球。射柳多在祈雨的瑟瑟儀之後進行，先在場上插柳枝兩行，削皮使之露出白色。射者以尊卑為序，各用手帕係於柳枝上以為標誌，使距地數寸，然後乘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射斷而接枝在手者為優勝，斷而不能接者次之，斷其青處或不斷及不中者為負。
髀石即“髕骨”，俗稱“背式骨”、“拐”、“嘎什哈”，四麵凹凸不平，形狀各異。最晚北魏時的鮮卑已經用它為玩具了，契丹人也有擊髀石的遊戲，皇帝也以在冰上擊髀石為樂。
契丹人酷愛角抵，這既是競技活動，也是宴會、集會上的表演形式。不但有契丹人參加，而且有漢人參加。二人兩兩相角，以倒地為負，宋使張舜民曾親見契丹人角力，“兩人相持終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其乳，脫若褫露之，則兩手複麵而走，深以為恥也”。93年在遼陽發現了一隻八角形陶罐，罐腹繪有八幅小兒角抵圖，為研究遼代角抵提供了形象資料。漢人的遊戲娛樂活動也傳入了契丹人地區，可知者有雙陸、圍棋和彩選格。
薩滿教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薩滿教，最尊崇的神靈為天神、地祗、黑山神、木葉山神和鹿神。《遼史·地理誌·永州》載“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鬆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契丹人將騎白馬男子和駕青牛車女子尊為天神和地祗，自認為是他們的後代。木葉山（今內蒙古西拉木倫河與老哈河合流處的白音他拉）是其始祖奇首可汗的發祥地，黑山（今巴林右旗北罕山）是人死靈魂的歸宿地。狩獵曾是他們的主要活動，鹿神為獵神，獵前祭祀，祈求多獲。這些都與契丹人的起源、發展和生存密切相關，因而受到契丹人的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時祭。
原始的多神信仰、生活習俗和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又形成了契丹獨特的禮儀和諸多禁忌。遙輦阻午可汗時，製定了柴冊儀和再生儀；遙輦胡剌可汗時製定了祭山儀，這是契丹人的重要儀式。建國後，在原有的基礎上加入了《續資治通鑒長編》卷97；宋綬《契丹風俗》。
楊渭生《沈括lt熙寧使遼圖抄gt輯箋》，《沈括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985年版。《後漢書·烏桓鮮卑傳》載鮮卑“以季春大會於饒樂水上，宴飲畢，然後配合”。契丹耶律與蕭互相宴請，當是為兩姓青年選擇意中人提供機會。
漢禮成分，內容日漸繁複。契丹人崇日尚東，祭祀皆東向，稱“祭東”；對天日的崇拜演生出對日蝕、旋風和霹靂的禁忌。狗是契丹人看門護帳、遊牧、狩獵的重要幫手，備受重視，也被視為驅邪禳災的神物，每年八月初八日，殺白狗埋於寢帳前七步處，露其喙。至八月十五日，移帳於埋狗處，稱“捏褐耐”。“捏褐”為狗，“耐”為頭，以狗頭驅邪護宅。
佛教和道教建國前，佛教已經傳入。痕德堇可汗二年（902），龍化州（今內蒙古開魯西南）建開教寺，為佛教傳入契丹的標誌。神冊三年（98），上京（今巴林左旗南）又建佛寺。天顯元年（92）滅渤海後，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後，諸京和各州縣也相繼修建寺廟。聖宗以後，興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貴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兒女為僧尼，向寺廟施舍錢財、田地、人戶，建寺修塔，造像刻經，更為普遍，寺廟勢力急劇增長。自景宗以來，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道宗時甚至出現了“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發三千”的情況2。契丹上層的崇佛又反過來影響了漢人，遼時南京（今北京）地區的佛事活動也相當頻繁，場麵可觀。
隨著佛教的傳播，個人寫經，集資刻經、印經和由皇帝下令、寺廟校勘、雕印佛經的活動也十分活躍。遼興宗時命人搜集各地佛經，自重熙至道宗鹹雍四年（08），校勘雕印佛經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淶水縣（今屬河北）金山演教寺等地，稱《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傳入高麗，後者據以對照宋藏、高麗藏，進行校勘後雕印成新版《高麗藏》，成為大藏經的較好版本。974年，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應縣木塔）搶修加固時，於木塔四層主佛釋迦牟尼腹中發現了一批遼代瑰寶，其中有《契丹藏》2卷，不僅為研究遼代佛教傳播、藏經雕印提供了珍貴資料，而且為研究遼代造紙、雕版印刷技術提供了實物。木塔發現的《契丹藏》是遼聖宗時期雕印的，看來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經的工作早在聖宗時就已著手進行了。
佛教的傳播，促進了語言文字學的發展。為了解釋佛經音義，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繼唐慧琳《一切經音義》，為《開元釋教錄》之後新譯佛經作音注和義釋，撰成《續一切經音義》0卷。此書由遼傳入高麗，再入宋，宋刻入藏，後傳入日本，對佛教的傳播和文字訓釋裨益良多。燕京又一僧人行均，俗姓於，字廣濟，“善於音韻，閑於字書”，撰成字書《龍龕手鏡》4卷，收字2430餘，注用字370餘，總890餘字，立424部首，部首字及部內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聲為序。在《說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並廣收當時所用異體、俗體、簡體字。書成後傳入宋朝，雕版發行，改名《龍龕手鑒》。此書編纂的目的在於幫助僧徒識字讀經，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釋義一般都很簡單，用例多引佛經。今天它對研究宋以前異體字、簡體字仍有重要參考價值。
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對契丹人也產生了一定影響。遼初，以各種方式進入草原的漢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契丹部民和某些契丹上層也信仰《遼史拾遺》引張舜民《畫墁錄》。
2參見
鳥居龍藏《契丹之角抵》，《燕京學報》第29期單行本。道教。神冊二年（98），上京建道觀，道教最晚此時已傳入。遼聖宗對“道釋二教，皆洞其旨”，其弟耶律隆裕更是個虔誠的道教信徒，“自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為東京留守，崇建宮觀，備極輝麗，東西兩廊，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別置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某些上層道士同佛教上層一樣受到皇帝的禮遇。道教的傳播也帶動了道家經典的研究，遼初道士劉海蟾著有《還丹破迷歌》和《還金篇》，耶律倍譯有《陰符經》，聖宗時於闐（今新疆和田南）張文寶曾進《內丹書》。寺公大師的《醉義歌》中也雜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對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響，也可從契丹某些墓葬石棺和畫像石、畫像磚上刻有四神圖，繪有道教內容的壁畫和隨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內容的實物得到印證。
《遼史》卷53《禮誌》六《歲時雜儀》。
《遼史》卷2《道宗紀·讚》。
第四節西夏的社會風俗和宗教服飾與發式早在西夏建國之前，長期和漢族人民雜居一起的黨項人，由於生產活動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固有的風俗習慣也逐漸起了變化。西夏人的風俗依境內民族而異。西夏主體民族黨項人的服飾，除從事遊牧生產者外，都基本改變了原先“衣皮毛”的習慣，穿著與當地漢人一樣的布匹或綢緞。景宗李元昊建國時，曾規定文武官員的服飾“文資則襆頭、靴笏、紫衣、緋衣；武職則冠金帖起雲鏤冠，銀帖間金鏤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塗銀束帶，垂蹀躞，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馬乘鯢皮鞍，垂紅纓，打跨鈸拂。便服則紫皂地繡盤球子花旋襴，束帶。民庶青綠，以別貴賤”。夏顯道元年（032），李元昊為保持黨項先祖舊俗，於國內下達“禿發令”，禿發即剃光頭頂，穿耳戴重環。他率先自己禿發，然後令國內人民一律禿發，限期三日，有不從者處死，禿發即成為西夏境內流行的發式。
飲食與居住西夏農牧民生活方式不同，黨項牧民以牛、羊肉及乳製品為主要食物，還遺存“割鮮而食”即吃生肉的習慣。乳製品有乳酪、奶酥、奶油、奶渣等。農業居民種植的農作物以大麥、蓽豆、青稞為主，收成不好，則常輔以野菜度日。西夏食品以麵食為主，有麵、粥、餅、饅頭、包子等幾類。食品製作已采用了燒、烤、炸、蒸、煮、炒等方法，調味品有鹽、油、椒、蔥、蜜等。西夏人普遍喜歡飲茶與酒，茶是西夏牧民不可缺少的飲料，宋人以西夏黨項部族食肉飲酪，稱其“特茶為命”。酒也是西夏人生活中不能須臾離開的，凡聚會、盟誓、喜慶、祝壽、婚喪、嫁娶、出戰、仇解皆取酒痛飲，一醉方休。
西夏黨項牧民居住在覆以毛氈木架的帳幕中，故一家稱一帳。除牧民外，“民居皆立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2。有的地方是一列三間住房中，“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即中間供神，左右兩間住人。西夏皇室帝王效法中原皇朝，大築富麗宏偉的宮殿、陵園、寺廟。貴族富豪、大臣官僚也都競相大興土木，修建官邸、府衙，庭院樓閣，亭榭台池，極盡享樂。
婚喪節慶西夏的婚俗基本上實行一夫一妻製，西夏人的著作中記述婚姻程序有“男《契丹國誌》卷7《聖宗天輔皇帝》。
《契丹國誌》卷4《齊國王隆裕傳》。
2《宋史》卷485《夏國傳》上。
骨勒茂才《蕃漢合時掌中珠》，寧夏人民出版社989年版。
女長大，遣將媒人，諸處為婚，索與妻眷”2，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辦買賣婚姻。自皇帝起到上層貴族官僚則普遍有納妾現象，如李德明娶三室，李元昊凡七娶，仁宗時的晉王察哥“年已七十餘，猶姬妾充下陳”3。部分地方仍保留著自由的風俗，史載“凡育女稍長，靡由媒妁，暗有期會，家不之問。必相挈奔逸於山岩掩映之處，並首而臥，紳帶置頭，各悉力緊之，倏忽雙斃。一族方率親屬尋焉。見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
黨項人原本實行火葬，焚屍後可能還要建墳埋骨，在西夏人編著的辭書《文海》中有燒屍場、墓地等辭語。史書還記載黨項人有穴葬風俗，西夏建國前，宋鹹平六年（003），黨項首領李繼遷“尋葬其祖於紅石峽，障水別流，鑿石為穴，既葬，引水其上，後人莫知其處”2。西夏建國後，多實行土葬，使用靈柩。甘肅武威發現的兩座磚室西夏墓，建於夏天慶元年至八年（94—20）之間，墓主為劉姓漢人，生前任官經略司都案，死者葬具是木緣塔，骨灰不存，題款中有“靈匣”字樣與男女主人名字，知其為夫妻合葬墓。西夏皇帝墓葬，從建國之後便取法於唐、宋帝王陵寢製度，在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附近的賀蘭山東麓興建了規模宏大的皇帝陵園。
西夏節日很少。西夏節氣以十二月為歲首，故重冬至節，親友團聚歡宴，以示慶祝。建國後，李元昊下令規定每年四季月首和他的生日五月初五為節日，讓全民歡樂為他祝壽。
宗教信仰西夏統治者篤信佛教，建國前李德明曾遣使赴宋朝河東地區的五台山（今山西五台東北）進香，又向宋求賜佛經。景宗李元昊“曉浮圖學”3，也向宋朝求賜佛經，建國後又組織僧侶用新創的西夏文翻譯佛經，並在首都興慶府東修建高台寺。沒藏太後早年曾出家為尼，元昊死後輔佐年幼的毅宗執政，因宋朝所賜《大藏經》，而於興慶府西建承天寺。今甘肅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有西夏惠宗秉常時期開鑿或重修的洞窟。崇宗乾順時期，不僅在涼州修繕護國寺感應塔，在甘州建造崇慶寺、臥佛寺等；天祐民安元年（090）還完成了西夏文《大藏經》的翻譯。仁宗仁孝時期大量刻印散施佛經。黑水城遺址（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中發現的大量西夏文刻本和寫本中大多數是佛經，也可見西夏佛教傳播之盛。西夏佛教前期來自中原佛教，中期是回鶻佛教，後期是吐蕃佛教（後世稱為“藏傳佛教”）。
西夏亦有道教流傳。景宗元昊長子“寧明，喜方術，從道士路修篁學辟穀，氣忤而死”4。又如宋元豐四年（08）宋軍進攻西夏時，西夏“靈州城中惟僧、道數百人”，都說明道教在西夏有所流傳。
2曾鞏《隆平集》卷20。
3沈括《夢溪筆談》卷8。
骨勒茂才《蕃漢合時掌中珠》。
2《西夏書事》卷3。
3張鑒《西夏紀事本末》卷0。
4《西夏書事》卷7。
《宋史》卷485《夏國傳》上。
西夏人“篤信機鬼，尚詛咒，每出兵先卜”。占卜，用以問吉凶，決疑難。西夏占卜方法主要有四種“炙勃焦”，用艾草燒羊胛骨，視其征兆；“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類似折蓍草占術；“咒羊”，於夜間牽羊，焚香禱告，又在野外燒穀火，次日晨屠羊，視其腸胃通暢則主吉，羊心有血則不吉；“矢擊弦”，用箭杆敲擊弓弦，聽其聲而占算戰爭勝負和敵至之期。西夏人作戰忌晦日，重單日，戰敗後還要舉行“殺鬼招魂”的儀式，用以超度亡靈。其法是於戰爭之後三日複至原處，捕捉人馬或縛草人埋於地，眾人以箭射擊。黨項人特別重視複仇，如仇家有喪則不受侵害；無力複仇者，集壯婦享以牛羊酒食，赴仇家縱火，焚其廬舍，被焚者趨而躲避，因黨項之俗認為“敵女兵不祥”。如仇解，則雙方用雞、豬、犬血和酒，用髑髏盛酒共飲起誓“若複報仇，穀麥不收，男女禿癩，六畜死，蛇入帳。”4《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慶曆八年正月辛未。
第五節金代的社會風俗和宗教飲食金代社會風俗是與金代社會的生產及生活相適應的，反映了以女真為統治民族和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多民族的社會風俗的構成和特點。
女真早期以肉食為主，隨著農業的發展，糧食在主食中逐漸占有更重要地位，其初主要是炒米和粥，後來饅頭、湯餅、燒餅、煎餅等麵食都成女真、漢人日常生活中習見的主食。女真人喜歡以野白芍藥花用麵煎之，做成其味脆美而又易於保存的食品，秋冬之際把新鮮蔬菜醃製鹹菜、酸菜。調味品有鹽、醋、醬、油。金代漢人、女真等飲酒之風盛行，尚豪飲，無論是城市還是山村，往往都有酒樓、酒肆。海陵時曾嚴禁朝官飲酒，犯者處死。世宗詔猛安謀克，隻有節辰和祭天日方許飲燕聚會，在農忙之際不許飲燕或赴會他所，就是農閑之月，也不許痛飲，犯者抵罪。金飲茶之風也盛行，《金史·食貨誌》載“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
服飾金代服製有富貧、貴賤、民族的不同。女真富人，春夏多以紵絲綿r或細布製作，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羊羔的皮為裘。貧者春夏以粗布製作，秋冬以牛、馬、豬、羊、獐、鹿、貓、犬、魚、蛇的皮做衣褲。服製有平居所用常服和自皇帝以下及百官禮服的區別。女真常服有用皂羅製的巾，上結方領，折垂於後。衣尚白，左衽，窄袖，盤領。腰帶有吐鶻，可佩腰牌和刀、弓、劍等。《三朝北盟會編》引範仲熊《北記》“凡番官平居著上領褐衫，無上下之辨，富者著褐色毛衫，以羊裘狼皮等為帽。”皇帝、皇後、皇太子及百官的禮服，多參酌曆朝服製而製，而百官有朝服、公服、祭服的不同。服製的等級和階級的限製十分嚴格，不僅對統治階級內部有等級界限，對士庶、三教九流、兵卒、奴婢等都有具體規定，詳見《金史·輿服誌》。從民族的服製看，原居契丹統治下的北方漢民的服裝稱“漢服”，而稱南宋服裝為“南人衣裝”。金初強製北方漢人等著女真衣裝，禁民漢服，後禁女真人學南人衣裝，但在各民族交融中是無法禁止的。不僅女真學漢人衣裝已成風尚，女真衣裝也在漢人中流行，而且女真衣裝也傳到南宋。女真繼承了東北民族居住火炕的傳統，火炕在北方各地普遍流行。
家庭、婚姻金代女真從其始祖函普時起就已基本確立一妻一夫製家庭。在家庭內出現了私有財產，確立了父家長在家庭中的統治地位，但仍保留母權製和原始群婚的遺風。建國後，就曾禁止同姓為婚，繼父繼母的男女無相嫁娶，但在宗族內仍實行接續婚，而對男子來說卻是一夫多妻，不僅庶官允許求次室二人，百姓也允許置妾。建國前就出現世族世婚製，而建國後“娶後尚主”的限製很嚴。隨著曆史的發展，女真族的家庭組織也不斷變化，與其他族的接觸和交融也更加密切，由於民族間的調動和互相雜居，遂允許與契丹、漢人互為婚姻。
女真早期男女婚姻有很大的自主權，女子年已及笄，行歌於途，自歌其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伴侶的情意；或者參加富家子弟在夜晚舉行的聚會，與之同飲，或歌或舞選得終身伴侶，即隨之而去，及生子女，回到娘家“拜門”，父母並不幹預。每逢訂婚之時，男方及其親屬攜帶著酒饌到女家，婦家不分大小坐在炕上，婿黨羅拜其下，俗為“男下女”。拜禮完畢，男方牽馬百匹，少者十匹，供女方的家長選擇，女方不過隻留其十之二三，或皆不中選。女家給一定的回禮。在女真婚俗中仍保有贅婿和指腹為婚的習慣。葬禮金代喪俗有土葬、火葬或土葬與火葬結合。女真早期，人死後則埋之，但土葬多行之於漢人中。火葬是一種簡便、經濟、衛生的喪葬方式，在北方各族中久為流行。火葬在金代女真族中流行，而在北方漢人中也受其影響，習以為俗。火葬在傳統的儒家觀念中被認為是不合葬禮的，因此遭到反對。元好問《續夷堅誌》卷3記載，呂忠嗣通經學，每以古人自期，其臨終對諸子說“我死無火葬，火葬是為戮屍；無齋僧作佛事，齋僧佛事是不以堯、舜、文、武、周、孔之教待我。有違我言者，非呂氏子孫。諸子從教，無一敢違者。”土葬和火葬結合的葬俗，即將火化後的骨灰及隨葬品裝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內把木棺、骨灰和隨葬品一同焚燒。
《三朝北盟會編》卷3記載女真有殉葬、剺麵、燒飯之俗。女真人死後，“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以殉之”。“其死亡，則刃剺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所有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長期流行於北方的燒紙錢和以紙作房屋、侍從、車馬等儀物之俗，在金及金元間也頗流行。文體活動女真人俗尚騎射，把打獵看作最快樂的事。通常在重午拜天後進行射柳、擊球的遊戲，擊球有時也在其他日子進行，並曾把擊球列為策論進士的考試科目。角抵（即相撲）在金朝也為皇帝所樂見，宮廷角抵，則“百姓縱觀”。漢族的雙陸、圍棋、象棋等也在女真族中廣為流行。投壺和紙鳶也是金朝常見的遊戲3。
宗教女真人信仰薩滿教，它是一種包括自然崇拜、圖騰、萬物有靈、祖先崇拜、巫術等信仰在內的原始宗教。薩滿是溝通人與神之間的中介，在重大典禮、事件和節日的祭祀時都有巫師參加，或由他們司儀。消災治病、為人求生子女、詛咒他人遭災致禍等，幾乎都成為薩滿的活動內容。
早在女真函普時就已好佛事，滅遼及北宋後，由於中原佛教的影響，對於佛教的信仰更加發展，對金代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習俗都有重要影響。
3《宋史》卷48《夏國傳》下。
道教在金代主要有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全真教創始人是王喆，別號重陽子，於大定七年間（7）創建全真教。先後化度馬從義（馬鈺，丹陽子）、譚處端（長真子）、丘處機（長春子）、劉處玄（長生子）、王處一（玉陽子）和郝大通（廣寧子）、孫不二（清靜散人）等入道。馬、譚、丘、劉、王、郝、孫合稱為七真人。
大道教創始人是金初劉德仁，大約於皇統二年（42）開始傳道。太一教始祖蕭抱珍，創教於天眷（38—40）年間。
金代道教的共同特點是都主張順從和忍耐，是在金朝女真族統治下北方地主階級妥協的產物。無論是金代的佛教還是道教，都主張以本教義為主的佛、道、儒的三者合一，如在佛教的理論發展中有很高造詣的萬鬆行秀和李純甫。全真教創始人王喆，凡立會也必以三教名之，完顏■《全真教祖碑》“足見其衝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王喆從三教合一的主張出發，勸人們誦《道德清靜經》、《般若心經》及《孝經》等道、佛、儒三家經典4。
4《遼史》卷5《西夏外記》。
第十三章學術、文化第一節五代十國的文化詩、文、詞五代詩、文沿襲晚唐遺風，崇尚詞藻華麗，大多內容空洞。時當亂世，士人大多競以科舉入仕，正如馮道所說“中朝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皆竊取公卿，何淺狹之甚耶！”五代初，著名文士李襲吉任河東節度掌書記，為晉王李克用撰“羽檄軍書”，“為文精意練實”，“辭理宏健”，而“動據典故，無所放縱”，可說是代表一代文風。但羅隱《讒書》的小品文，諷刺現實，一針見血，在五代文壇中放出異彩，魯迅曾給予高度評價“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後梁杜荀鶴、閩韓偓、吳越羅隱、前蜀韋莊和僧貫休、後蜀僧可朋、荊南僧齊己等人，皆以詩名，大多是唐末、五代初年人，不少詩作反映了唐末戰亂與民間疾苦的現實，如韋莊的名作《秦婦吟》、杜荀鶴的《山中寡婦》等詩，它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五代現實的寫照。
唐代中葉興起了一種新的詩體“詞”。五代時期，戰亂較少，社會經濟相對繁榮發達的前、後蜀和南唐，君臣們寄情聲色，歌舞升平，為詞的發展提供了適宜的條件。晚唐詩人、著名詞人溫庭筠香軟華豔的詞風，對前、後蜀的詞風產生了重大影響，後蜀趙崇祚將晚唐、五代以溫庭筠為首的詞人，主要是前、後蜀的詞人，共十八家凡五百首詞編為《花間集》，不僅是集溫派詞之大成，也是最早的一部詞總集，溫派詞人因而被稱為“花間詞派”，花間派詞人中韋莊、李珣的詞風則比較清麗素淡。
五代中另一個“詞鄉”是南唐，以中主李璟、後主李煜、宰相馮延巳為代表的南唐詞派，內容雖也是宮廷生活、花前月下，但詞風大多比較清麗委婉，藝術風格上有所創新，尤其是李煜在被俘往北宋首都開封以後，創作了不少名作，如《虞美人》、《浪淘沙令》等，不僅將詞從“花間派”狹窄的領域中擴展開來，也提高了詞的表現力，有很強的感染力，對宋詞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詞作為一種文體，開始取得和詩同樣重要的地位。李煜不僅是五代、宋初最傑出的文學家，在中國文學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而馮延巳的詞清麗典雅，以景見情，對宋初詞風很有影響。
繪畫、書法五代的繪畫在唐代繪畫的基礎上繼續得到發展，尤其是山水畫與花鳥畫成績更為突出。後梁荊浩的山水畫氣勢磅礴，筆墨並重，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關仝師法荊浩，“智妙入神”，他們都強調師法自然，並稱“荊關”山以上有關社會風俗的內容，參見宋德金《金代的社會生活》，陝西人民出版社988年版。金代宗教，參見張博全《金史簡編》第九章第六節，遼寧人民出版社984年版。《舊五代史》卷2《馮道傳》。
水，屬北派山水畫；南唐董源擅長水墨、淡著色山水畫“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屬南派山水畫，兩派對宋代山水畫派都有重大影響2。
花鳥畫取得突出成就的是南唐徐熙及前、後蜀黃筌。徐熙一生未做官，善畫江湖魚鳥，花木蔬果，創花卉畫“沒骨法”，水墨淡彩。黃筌則在前、後蜀時待詔宮廷，長於畫鳥，淡墨勾畫，施以濃彩。時“諺雲黃家富貴，徐熙野逸”3，反映了兩派不同的畫風，也都對宋代花鳥畫派產生巨大影響。人物畫的傑出畫家，中原有張圖、趙嵒，南唐有周文矩、顧閎中，前、後蜀有貫休、黃筌，吳越有王道求、李群等，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更是傳世名作。
後蜀後主孟昶創設畫院，這是設立宮廷“畫院”之始。其後，南唐中主李璟也設畫院。後蜀、南唐畫院聚集了許多繪畫人才，對繪畫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
五代的書法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帝王中如後梁末帝朱瑱，史稱“喜弄翰墨，多作行書”，“筆勢結密，有王氏羲、獻帖法”。南唐中主李璟、後主李煜，不但是著名詞人，也是著名書法家，李璟的楷書“乃積學所致”，有名於當世。李煜的行書，“落筆瘦硬而風神溢出”，成就僅次於楊凝式。中原楊凝式的行、草，縱逸雄強，獨步五代，深受蘇軾、米芾的讚許。吳越詩人羅隱、前蜀詩人韋莊亦皆以行書名世。
史學雖然戰亂不斷，中原五代皇朝仍沿唐製設史館，史稱“五代（史館）
官局，因循（唐製）無改。”後梁修撰《太祖實錄》，因“敘述非工，事多漏略”2，敬翔又奉詔撰《大梁編遺》，與《實錄》並行。後唐則修撰《莊宗實錄》、《明莊宗錄》、《（後）唐功臣列傳》，還有莊宗曾祖（朱耶）李盡忠、祖李國昌、父李克用的《懿祖、顯祖、太祖紀年錄》；後漢修撰《高祖實錄》，後周修撰《太祖實錄》。
後代為前代修撰實錄，是五代史學的特色。後漢宰相竇貞固提出“近見史臣修《高祖實錄》，述漢之興由晉而起，安可遺落朝代，廢缺編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沒”，並請“敕史官纂集《晉朝實錄》”3。實際修成後晉《高祖實錄》、《少帝實錄》，已是後周初年。後周世宗時，又修成後唐湣帝、廢帝及後漢隱帝《實錄》，“又梁末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篡弑居位，未有紀錄，其末帝請依古義，書曰《後梁實錄》”。而後周《世宗實錄》的完成，也已是北宋初年。正是由於五代時後漢、後周的補修前代實錄，五代的各朝實錄總數達30卷之多，為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修撰《五代史》（《舊五代史》）提供了基礎。正如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說“五代之2《舊五代史》卷0《李襲吉傳》。
3《小品文的危機》，《魯迅全集》第5卷《南腔北調集》，人民文學出版社973年版。郭若虛《圖畫見聞誌》卷《論三家山水》，卷3《董源》。本節及下節繪畫，參考王伯敏《中國繪畫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982年版。
2《圖畫見聞誌》卷《論黃徐體異》。
3《宣和書譜》卷《梁末帝》，卷5《李煜》，卷2《李煜》。
《冊府元龜》卷554《國史部（總序）》，卷557《采撰》三。
諸帝本各有實錄，薛居正即本之以成書。”2“十國”中修撰《實錄》的，有《南唐烈祖實錄》、《後蜀高祖實錄》和《後蜀主實錄》等。
後唐時，又規定時政記、起居注，以及各種行政措施，包括法令變更、州縣廢置、中高級官員的任免、儀製禮樂等文件，並送史館存檔，當為晉、漢、周三代所沿襲。不僅成為曆代修撰本朝或前朝實錄的素材，也是北宋初年修撰《五代會要》、《舊五代史》各誌的依據。
五代史學中最重要的著作，當屬後晉天福六年（94），宰相趙瑩奉詔監修的《唐史》，“至開運二年（945）六月，史館上新修前朝李氏書”（《唐書》，史稱《舊唐書》）。其時趙瑩已罷相，而以時相劉昫署名3。
2《冊府元龜》卷557《采撰》三。
3《五代會要》卷8《修國史》。
第二節宋代的文化在漫長的中國封建時代，宋代是文化高度繁榮的時期，無論在科學技術、哲學思想、教育、文學、藝術、史學等方麵，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文學宋代文學藝術繼唐代之後，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且豐富多采。各種文藝形式，諸如散文、詩、詞、繪畫、書法、雕塑、“說話”、諸宮調、宋雜劇、南戲等的興起、革新與發展，使宋代的文學藝術呈現出一派繁榮瑰麗的景象。
宋初，駢體文占統治地位，柳開、王禹偁以繼承韓愈、柳宗元的古文（散文）傳統為己任，王禹偁主張“近師吏部（韓愈），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穆修、蘇舜欽等相繼而起。宋仁宗時，歐陽修倡導流麗暢達，駢、散結合的散文新風，主張“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甚明而可行”，“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2。獎引王安石、蘇洵；主持科舉考試，蘇軾、蘇轍、曾鞏同年舉進士，歐陽修成為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王安石長於政論文，認為文章應“務為有補於世而已”；蘇軾很重視文采，繼主文壇，古文運動終於取得全勝。他們的文章大多風格清新，自然流暢。歐陽、王、曾、三蘇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後世合稱為“唐宋八大家”。
宋初，王禹偁首倡繼承杜甫、白居易詩風。但不久即出現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昆詩體，崇尚詞藻華麗，重形式、輕內容，風靡一時。文壇主將歐陽修以及梅堯臣、蘇舜欽等相繼而起，詩作大多平淡清新，間或粗獷奔放，詩風始為之一變。才華橫溢的蘇軾，詩備眾格，灑脫豪放。王安石的詩，如《河北民》、《兼並》、《感事》、《省兵》等，反映社會生活、要求變法改革。黃庭堅創江西詩派，提倡以故為新，而後繼者隻注重文字技巧、聲韻格律。江西詩派的陳與義，南渡後詩風轉向悲壯。楊萬裏（號誠齋）、範成大、陸遊、尤袤，號稱南宋“中興四大詩人”。其中最傑出的是愛國詩人陸遊，才氣豪邁，詩作悲壯奔放，曉暢自然。楊萬裏、範成大也是愛國詩人，楊萬裏詩名僅次於陸遊，師法自然，詩作清新活潑，意境新穎，稱為“誠齋體”。範成大反映人民生活的詩篇，如田園詩，清新嫵媚，而使金時所作詩篇，反映了他的愛國思想。後期的徐照（靈輝）、徐璣（靈淵）、翁舒（靈舒）、趙師秀（靈秀），都是永嘉（今浙江溫州）人，合稱“永嘉四靈”，詩作注重技巧，清新可讀。“江湖派”劉克莊、戴複古、方嶽等詩人，大多關心國事民情，詩作或反映農村生活，富有生活氣息；或寄懷江山，流溢著愛國思想。南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的詩，或激昂，或悲壯，《正氣歌》更是傳世絕唱。
宋詩繼承唐詩而有所創新，題材廣泛，描寫農事的詩篇較多，反映農民的生活和民間疾苦，有助於了解宋代社會。愛國詩篇之多，更是一大特色，《廿二史劄記》卷2《薛史全采各朝實錄》。
2《五代會要》卷8《前代史》。
《小畜集》卷8《答張扶書》。
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詞是宋代最具特色的文學體裁，北宋前期以晏殊、晏幾道、範仲淹、張先、歐陽修為代表的婉約派，承襲五代詞風，委婉典麗。內容大多依然是樽前酒後、花前月下。範仲淹詞作雖不多，但擴大了詞的表達範圍，詞風也較遒勁。柳永精通韻律，開始創作慢曲長調新體裁，長於鋪敘，用語俚俗，情景交融，深受下層平民的歡迎，以致“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2，其作有“俚詞”之稱，柳永的詞風對秦觀、周邦彥等影響很大。高才逸氣的蘇軾，衝破詞專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境界，清新豪放，開創了豪放詞派。南宋著名愛國詞人辛棄疾，在蘇軾豪放派詞風基礎上高度發展，抒情、寫景、敘事、議論，無往不宜，氣勢磅礴，充溢著愛國主義的**。陳亮、劉克莊、劉辰翁、文天祥，均受辛棄疾影響，都屬豪放派愛國詞人。而嶽飛的《滿江紅》，粗獷激昂，充滿愛國主義英雄氣概，激勵著千古愛國誌士。
北宋婉約派詞人秦觀，發展了詞的技巧，詞語典雅流暢，形象生動鮮明。周邦彥精於詞法、音律，格律、藝術技巧冠極當世。兩宋之際的著名女詞人李清照，號“易安居士”，認為詞與詩不同，詞“別是一家”3。詞作講究音律，詞語平淡而精巧，婉約中帶豪放，獨樹一幟，時稱“易安體”。南宋後期的薑夔，精通音樂，講究格律，追求藝術美，是南宋最著名的詞家。著名的婉約派詞人還有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
繪畫、書法和雕塑李成為五代入宋的山水畫名家，師法五代荊浩、關仝，善畫平遠寒林，時稱“古今第一”。範寬重視自然山水的寫生，畫風雄健，自成一家。李成、範寬、關仝，形成北方山水畫的三個主要流派。宋神宗時的郭熙，師法李成，其畫秀美明淨，與李成齊名，世稱“李郭”。郭熙與子郭思合著《林泉高致》，認為應觀察山水，分別四季，畫出朝暮等景色，要求賦予山水畫以生活氣象。南唐入宋的南方山水畫派名家巨然，學習董源水墨畫風，並稱“董巨”，淡墨輕嵐，自成一體。南宋初，李唐以畫牛著稱，兼工人物，尤擅山水畫，創“大斧劈”皴法，並為劉鬆年、馬遠、夏圭所師法，合稱為南宋四大畫家。五代後蜀黃筌、南唐徐熙，善畫花鳥，風格不同，有“黃家富貴，徐熙野逸”之說。黃筌子居寀等入北宋畫院，風格工麗細致，為“院畫體”的標準畫格。其後兩派逐漸合流。宋神宗時的崔白，所畫花鳥，清淡生動。宋徽宗繪畫造詣很深，尤工花鳥，畫風工整，神形俱妙。南宋花鳥畫傳世作品不少，作者大都佚名，畫麵鮮明生動。
北宋前期的武宗元，專長佛道人物畫，行筆流暢。北宋中期的李公麟，以畫馬馳名，又是宋代最有影響的宗教人物畫家，所畫人物，性格突出，形神俱妙。南宋四大畫家，都兼工人物，劉鬆年的《中興四將圖》為著名人物畫卷。李公麟、蘇漢臣、梁楷、龔開，亦有名作傳世。
反映當時社會生活風習的風俗畫，宋代也有較大的發展。北宋末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風俗畫的代表作，所繪開封景況，是當時社會生活的2《歐陽文忠公文集》卷《與張秀才第二書》，卷47《答吳充秀才書》。3《臨川先生文集》卷77《上人書》。
葉夢得《避暑錄話》。
忠實寫照，具有極大的史料價值。李唐的《村醫圖》，繪一鄉村醫生在田邊為患者治病，救護及圍觀者緊張的神態，躍然紙上。李嵩的《貨郎圖》，描繪了一群婦女兒童被貨郎擔所吸引的生動情景。
文人畫亦稱“士人畫”，不求形似，講求神韻、情趣，作者都是文人，自稱為“藝畫”。輕視嚴整細致的畫作，稱之為“術畫”，稱其作者為“匠人”。文人畫為文同所創，經文壇領袖蘇軾倡導，遂盛行於當代及後世。蘇軾喜作枯木怪石，畫竹學文同。米芾畫山水，不求工細，多用水墨點染，“意似便已”；子友仁，繼承父風，世稱“米派”。南宋揚補之（無咎），“筆法清淡閑野，為世一絕”，此外，還有趙孟堅的水墨花卉，倪濤的水墨草蟲等。
宋代書法亦有很大成就。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出秘閣所藏曆代書法家珍品，命王著編次，標明為《法帖》，稱為《淳化閣帖》，此後重輯、翻摹的很多。北宋時，潭州（今湖南長沙）據《閣帖》又增補部分作品；絳州（今山西新絳）亦據《閣帖》而有所增損，皆摹勒上石，十分精美，世稱《潭帖》和《絳帖》，對傳布書法藝術都很有貢獻。史稱“國（宋）初，稱能書者惟李建中與（宋）綬二人”，李建中“字，淳厚不飄逸”；而宋綬“書，富於法度”2，仍都是唐代“尚法”派書法。宋代書法家以蘇軾、黃庭堅、米芾和蔡襄最為著名。蔡襄是北宋前期最著名的書法家，當時“推為本朝第一”，承上啟下，為尚意派先驅，正楷端重，行書婉媚，草書參用飛白法。蘇軾居四大書法家之首，是宋代“尚意”派書法的創導者，認為“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稱自己的書法，“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2，擅長行、楷，刻意創新，用筆豐潤而以韻勝。黃庭堅為“蘇（軾）門四學士”之一，擅行、草，以側險取勢而挺秀，亦以韻重。北宋末米芾，亦擅行、草，得王獻之筆意，書法為當時第一。宋徽宗趙佶是四大書法家之外，最有成就的書法家，正楷學唐薛曜而略變其體，稱為“瘦金體”，亦善狂草。此外，北宋的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文同，蘇軾之子蘇過、米芾之子米友仁，亦以書法著稱。南宋陸遊、朱熹、薑夔、張孝祥、文天祥等，書法造詣也都很高。
位麵商人肖強燃文
山西太原晉祠北宋元祐時塑造的42尊侍女彩塑，富麗濃豔，各具神態，栩栩如生。山東長清靈岩寺北宋末所塑4尊羅漢彩塑，色彩素雅，形象各異，生動逼真。四川大足石刻多數是宋代作品，銘記中載有元豐至紹興時雕刻匠師元俊、文惟一等2人為代表的民間藝術家，創造了無數生動的石刻造像，佛和菩薩形態端莊而具有世人氣息，供養人、力士誇張有度，各有特征。經變故事造像中，大多是現實生活的片斷與勞動生產場景，樸實健康，微妙入神。
宋代的織錦，以蘇州、建康、成都的最為著名。紋樣通常是龜背紋、雲以及“百吉”等圖案、文字，絢麗多彩。緙絲也稱“刻絲”，主要產地為定州（今屬河北）、蘇州。織法稱為“通經斷緯”，可以將山水、花鳥、人物、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33《晁無咎》。
2《宣和畫譜》卷《李成》。
夏文彥《圖繪寶鑒》卷4《楊補之》。
2《宣和書譜》卷《宋綬》，卷2《李建中》。
樓台等照樣織製，成為絕妙的工藝品。傳世的沈子蕃緙絲花鳥，圖像逼真。刺繡有平繡、辮繡、扣繡和打籽繡等多種繡法，針線細密，配色精妙，所繡山水、花鳥、昆蟲、祥雲等，宛如圖畫。97年浙江瑞安仙岩塔中發現宋慶曆以前的三方經袱，在杏紅色素羅地上用白、黃等色平繡的對飛翔鸞團花雙麵圖案，花紋兩麵一樣，是傳世的雙麵繡品中有明確年代的最早藝術品。雕漆即“剔紅”，以金屬或木作胎，塗上多層朱紅色漆，乘未幹透時鏤雕人物、花鳥、山水、樓台等，金屬作胎的常露出胎底金屬本色。用黃漆作底再塗朱紅漆，刻成黃地紅花，稱為“臘地”。也有以朱漆作底而塗黑漆，刻成錦地壓花。或以各色漆重疊塗抹，雕刻時所刻花紋深淺不同，現出各種色彩的圖案，如黃蕊、紅花、綠葉、黑石等，十分美觀。產地主要是兩浙路，尤以溫州最為著名，北宋首都開封有專賣溫州漆器的店鋪。
戲曲、曲藝與“話本”
宋代城市經濟的發展，促使各種新的曲藝、戲曲形式迅速興起，以適應新的市民階層的文化需要。在北宋首都東京開封、南宋首都“行在所”臨安等大城市中，有著數十座稱為“瓦舍”或“瓦子”的綜合性遊藝場，每座瓦舍中又有若幹座“勾欄”（戲院），所上演的，主要有諸宮調、宋雜劇、南戲和“說話”等。宋神宗時，孔三傳以不同宮調的不同曲子，說唱情節曲折的長篇故事，稱為諸宮調。南戲《張協狀元》前麵有一段諸宮調，可從中看到宋代諸宮調的某種格式，諸宮調對宋雜劇、南戲、金院本和元雜劇都有較大的影響。宋雜劇是繼承唐代參軍戲，又吸收“大曲”（歌舞）、諸宮調等形成的早期戲劇。北宋時，雜劇有時還指傀儡戲、“角抵”等。南宋的雜劇，專指有滑稽諷刺的表演，並以曲子演唱的短劇，角色通常是四、五人。傳世的無名氏《宋雜劇圖》，描繪了演出時的生動場麵。南戲，北宋末興起於永嘉，形成於南宋中葉，亦稱“永嘉雜劇”、“溫州雜劇”。南戲起自民間歌舞小戲，後吸收雜劇及其他民間伎藝，詞語通俗，流行於兩浙、福建路。“說話”，通常又分為小說、講史、說經、合生等，小說又稱“銀字兒”，專講短篇故事，題材幾乎無所不包。講史，專說曆史故事。說經包括“說參請”、“說諢經”，專講宗教故事。合生，也作“合笙”，滑稽而含譏諷的稱“喬合生”，可能是兩人演出，一人指物為題，一人應命說詠，形式靈活，似乎並無故事情節，近似現代的相聲。此外，還有“說諢話”（近似現代單口相聲）、“商謎”（猜謎）。合生、說諢話和商謎等演出形式與內容已無從確知。
話本是“說話”（說書）人的底本，多數經過文人加工。“小說”家所用的話本，都是短篇故事，通常即稱為“小說”，如《新編小說快嘴李翠蓮記》等，現存不過二三十篇，散見於《京本通俗小說》、《清平山堂話本》諸書。長篇的講史話本，一般稱為“平話”（“評話”），傳世的有《新編五代史評話》、《大宋宣和遺事》、《全相評話五種》等。話本以白話為主，融合部分文言，穿插一些古典詩詞，語言生動，作品的主角多為手工業者、婦女、市井商人等，為市民階層所喜聞樂見。對後代的小說、戲劇、曲藝等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史學宋代是中國封建時期史學的鼎盛期，新史體先後創設，長篇巨著之多，史學家成就之大，各種地理誌的纂修，以及把史學領域擴大至金石學等，足以淩駕漢唐，睥睨明清。
宋初薛居正等編成《五代史》（《舊五代史》）50卷。宋仁宗時，歐陽修受命重修唐史，成《唐書》（《新唐書》）225卷，歐陽修又私撰《五代史記》（《新五代史》）74卷。宋代編修的前代史，傳世的還有王溥《唐會要》、《五代會要》，徐天麟《西漢會要》、《東漢會要》，以及路振《九國誌》，陸遊《南唐書》等。
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294卷，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這種經過改進的編年史體，稱為《通鑒》體，成為後來編年史的通用體裁。南宋袁樞自出新意，將《通鑒》中的重要事件分門別類，每事詳備始終，並列出標題，撰成《通鑒紀事本末》，開創了紀事本末體。
宋人私人修史之風很盛，有題曾鞏所修《隆平集》，孫逢吉《職官分紀》，李燾編撰《續資治通鑒長編》，楊仲良仿《通鑒紀事本末》編撰《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王稱《東都事略》，佚名《宋史全文》，佚名《兩朝綱目備要》，佚名《宋季三朝政要》等。此外，名著還有鄭樵《通誌》，馬端臨《文獻通考》，與唐杜佑《通典》並稱“三通”。
宋廷重視編修本朝史，設國史院、實錄院等機構，由宰相兼任“監修”
或“提舉”，編纂日曆、實錄、會要、國史等，常受政治鬥爭影響而改編。宋代官修史籍記述之詳，篇幅之大，居漢、唐、明、清各朝之冠。宋孝宗在位27年的編年體官史《日曆》，竟有2000卷。現行《宋會要輯稿》，僅為宋代官修《會要》的殘本，材料已十分豐富。宋《國史》原創設有《老釋誌》，是記載佛、道二教的專誌，元修《宋史》時刪除，十分可惜。
宋代方誌的著述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體例已臻完備。地理總誌記載宋朝統治區域概貌，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新設風俗、人物、土產等門；王存《元豐九域誌》，分路記載州縣戶口、鄉鎮、土貢額數等；歐陽忞《輿地廣記》，詳於沿革地理。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多記山川名勝；祝穆《方輿勝覽》，詳於名勝、詩賦、序記。宋代編撰有大量州、縣、鎮誌，傳世的尚有20多種。北宋宋敏求《長安誌》記述還比較簡略，而南宋梁克家《淳熙三山誌》、範成大《吳郡誌》、陳耆卿《嘉定赤城誌》、周應合《景定建康誌》、潛說友《鹹淳臨安誌》等，內容豐富，體例完備。南宋常棠《澉水誌》為澉浦鎮鎮誌，鎮誌的出現，反映了宋代鄉村經濟發展的新情況。都市誌有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吳自牧《夢粱錄》，分別記載北宋末開封和南宋臨安的繁華景況，是宋代城市生活的生動寫照。
金石學是中國考古學的前身，是宋代史學領域新開辟的園地。北宋歐陽修《集古錄》，是現存最早研究石刻文字的專書。南宋洪適《隸釋》和《隸續》，為傳世最早的集錄漢魏石刻文字專書，對有關史事進行了考釋。趙明誠《金石錄》，著錄金石拓本2000種，並作辨證。元祐七年（092）成書的呂大臨《考古圖》及《釋文》，著錄古代銅、玉器200多件，繪圖形、款識，載尺寸、重量等，記出土地及收藏處，開創著錄古器物體例，是中國最早而較有係統的古器物圖錄。南宋人繼作《續考古圖》。北宋王黻《宣和博古圖》，著錄古銅器達800多件，亦繪圖形等，考證精審，所定古器名多沿用至今。第三節“宋學”學派的產生與發展宋代文化學術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莫過於新儒學“宋學”的產生，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三大學派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其對宋代及後世文化思想的巨大影響。
新儒學“宋學”的產生宋代新儒學的產生，淵源於唐代的韓愈，他在創導古文運動的同時，力排佛、道，提倡儒學，提出“儒學道統說”，以孟子上承孔子，而自承孟子，引導對儒學經典義理的探求。並和弟子李翱先後推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韓愈創導的新儒學，經過唐末、五代、宋初的沉寂以後，到北宋中葉的仁宗初年，新儒學又重新開始在宋代文化學術舞台上興起。活躍在宋真宗和仁宗初年的晁迥，“通釋、老書，以經傳傅致，為一家之說”3。吸收佛、道二家學說，成為後來新儒學“宋學”的學術取向。
晁迥之後的胡瑗、孫複、石介，即被後來的理學家稱為理學派先驅的“宋初三先生”，還有範仲淹、歐陽修、李覯、劉敞等，都是宋代新儒學“宋學”的先驅。
文壇領袖歐陽修是宋學先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蘇軾稱“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4。“通經學古”，即不事章句訓詁而探求儒家經典的新意，是宋學的又一特征，他所著《易或問》和《毛詩本義》，是“宋學”在這方麵早期的代表作。而“救時行道”，則是宋學建立初期學者的共同追求，範仲淹的“慶曆新政”，歐陽修、胡瑗、石介等都積極參加。後來的王安石的變法改革，也屬於“救時行道”。而“嘉祐末，號稱多士”，正是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三個學派的創始時期。
“宋學”學派新學、理學、蜀學的形成及在北宋時的發展“新學”為王安石於慶曆二年（042）中舉，任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後，著《淮南雜說》時創始；嘉祐末至治平四年（07），居喪在江寧（今南京）聚徒講學時形成。熙寧變法時開始成為宋學中最大學派，當時稱為“新學”，史稱“荊公新學”，元祐時雖遭打擊，但直至南宋理宗後期以前，一直是宋學的主要學派。
“蜀學”是蘇洵在眉山“閉戶讀書”時，開始研究《六經》百家之說，晚年研究《易經》著《易傳》未完成，治平三年（0）死時，遺囑蘇軾繼述其誌。元豐年間，蘇軾貶居黃州時完成《易傳》，及著《論語說》、《書傳》等，蜀學派的理論大體形成。蜀學派另一主將蘇轍，元符三年（00）3《宣和書譜》卷《蔡襄》。
4《蘇東坡全集·正集》卷5《柳氏二外生求筆跡》，卷2《石蒼舒醉墨堂》。末，開始居許州“居許六年（至崇寧五年，0），杜門複理舊學（蜀學），於是《詩傳》、《春秋》、《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至政和二年（2）去世的3年間，不僅撰著蜀學著作，還傳布蜀學。兩宋之際的蜀人韓“駒，嚐在許下從蘇轍學”，是北宋末年的重要蜀學派，入仕不久，即“坐為蘇氏學”，宣和六年（24），“複坐鄉黨曲學（蜀學）”2。
理學則是由河南（今河南洛陽）程顥、程頤兄弟所創，創始的時間約在至和末至嘉祐初，形成於元豐年間居洛陽聚徒講學之時。張載創立“關學”大致也在至和末，而形成於熙寧年間聚徒講學於家鄉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時。周敦頤，曾著《太極圖》、《易通》，早年曾任二程少年時的啟蒙老師，因而被朱熹推為理學開山，但他未形成自己的學派。同時的邵雍著《皇極經世書》等，創象數學體係。二程、周、張、邵五人，同被朱熹列為理學派的創始人，稱為“北宋五子”。但是，理學派在北宋末仍隻是個較小的學派。與理學家楊時關係密切的張觷，向蔡京推薦“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楊時遂被起用。靖康元年（2），當金兵南下，北宋危亡之際，楊時又借攻擊蔡京之機，攻擊王安石及新學派，為宋欽宗采納，但北宋隨即為金所滅，理學派未能有所發展。“時人有十不管之語雲不管太原（時為金兵圍攻），卻管太學；不管‘防秋’（防備秋季金軍南侵），卻管《春秋》；不管炮石，卻管（王）安石；不管肅王（欽宗弟趙樞，時在金營作人質），卻管舒王（王安石）。鹹謂深中時病。”2秦檜對理學派的扶持與打擊北宋末，昏君宋徽宗與奸臣蔡京打著崇奉王安石和新學派的旗號，進行著腐朽黑暗的統治，斷送了北宋，成為南宋君臣及理學家們攻擊王安石及新學派的口實。右相範宗尹曾正確地指出“王安石學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說敷衍被蔓，浸失其意”所致。
紹興元年（3）八月，秦檜升任右相（獨相），隨即追贈程頤直龍圖閣職名，稱其學說為“高明自得之學”。起用與理學有關的人士，即所謂“紹興初，秦檜為亞相，引（胡）安國侍經席，一時善類多聚於朝”2。次年，秦檜罷相，秦檜黨羽在此前後被罷斥的達20餘人。
紹興四年，趙鼎任相後，原先被稱為秦檜黨羽的張觷、江躋、劉一止、樓炤、胡安國等，再次被起用。在新學是顯學的情況下，次年“召省試舉人程文，許用古今諸儒之說，並自出己意，文理優長，並為合格”。實際上凡不符合理學觀點的應試者，一概不錄取。理學派在秦檜、趙鼎先後扶植下，得到了初步發展，但還未成為顯學。
《宋史》卷305《晁迥傳》。
2蘇軾《居士集序》，《歐陽文忠公文集·卷首》。
蘇轍《欒城集·後集》卷3《潁濱遺老傳》下。
2《宋史》卷445《韓駒傳》；黃淮、楊士奇《曆代名臣奏議》卷5，載有韓駒“高宗時”奏議八篇，從內容看，應是徽宗時。
《宋史》卷379《張觷傳》。
2《三朝北盟會編》卷5，靖康元年八月三日引《靖康遺錄》。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34，建炎四年六月己亥。
紹興八年（38）秦檜再任右相，獨相擅權，成為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檜後來被說成是打擊理學推行新學的人物，即所謂秦“檜再得政，複尚王金陵，而洛學廢矣”2。其實，秦檜再相的前期，禮遇年邁的尹淳；任用楊時之子楊適、楊迥，婿陳淵；與胡安國父子更是關係密切。胡“寧本因其父（胡安國）兄（胡寅）與（秦）檜厚，故召用之”，紹興十九年（49），“（秦）檜知（胡）寧兄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胡）寅之貧，因其往劍州（今四川省劍閣）省世母，遺以白金”。由於胡寅的回書，秦“檜以為幾己，始怒之”3，秦檜與胡寅兄弟的關係，也是與理學派的關係，從此惡化。此前，曾有一徐“存頂冒楊時高第徐存（江山人）之名，於秦檜當軸時，乞送入試院，試官觀望，遂竊一第”4。紹興十八年朱熹等理學人士中舉，都說明秦檜當時還是扶持理學派的。
紹興二十年九月，采納曹筠建請科舉中淘汰采用二程學說者，開始打擊理學派。紹興二十三年，楊時之子楊迥因與胡寅的特殊關係罷官，秦檜黨羽又“揭出”胡安國的門生胡“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眾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而被罷官。次年，又發生“甚至蕭振以附程氏之學而得禍，洪興祖以序程瑀《論語注》而得禍”2。正如其後葉謙亨所說“學術粹駁，係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宋高宗隨即說“趙鼎主程頤，秦檜尚安石。”3秦檜“陰佑”新學派與打擊理學派，是在其當政最後的五、六年。
宋孝宗時期的新學、理學和蜀學“宋學”三大學派中，宋孝宗對理學派的攻擊新學派，采取不的政策，形成各學派自由發展的學術環境，除新學派仍是顯學外，蜀學派在沉寂了數十年之後重新興起；理學派自宋高宗在位末年扶持以來，又有了很大的發展。朱熹建立了完整的理學體係，形成理學的主流學派，史稱“程朱學派”，陸九淵則創建理學心學派，反理學的主要學派是陳亮、葉適的浙東事功學派等。
乾道六年（70）前，員興宗提出“今蘇、程、王之學，未必盡善，未必盡非，執一而廢一，是以壞易壞，宜合三家之長以出一道，使歸於大公至正。”4宋孝宗又追賜蘇軾“文忠”、蘇轍“文定”，為蘇軾文集作序等，對蜀學派采取扶持的政策。而對當時的主流學派新學派、理學派，則采取相2《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4，紹興元年八月戊子；《兩朝綱目備要》卷4，慶元年正月甲辰。3《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90，紹興五年六月甲子；卷73，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乙酉。“紹興初程氏之學始盛”，陸遊《老學庵筆記》卷9。
4《兩朝綱目備要》卷4，慶元二年正月甲辰。
《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2，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醜。
2《宋會要輯稿》職官7興十八年同年小錄》載朱熹同榜的第三甲第十三人徐存（蘭溪人），可能為“頂冒”者。頂原作項，誤。
3《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紹興二十年九月乙酉（參見《宋史·選舉誌》2）；卷5，紹興二十三年十一月甲午。
4《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9，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辛卯；卷7，紹興二十四年七月甲子、十二月丙戌。對遏製的政策，如淳熙五年（78），“謝廓然言‘近來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說則尚穿鑿，主程氏之說則務為虛誕乞詔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專尚程、王之末習。’從之。”5宋學的新學、理學、蜀學三大學派在宋孝宗後期並為顯學，其明證莫過於淳熙十四年（87）時年58歲的朱熹所說“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朱熹在這裏所說的諸子，不僅是指理學派的許多學者，也包括新學派王安石、王■和蜀學派的蘇軾，他所舉的“五經”“四書”的注疏著作，就包括了他們的著作，並說學者學習三派著作，才使“先王之道得以複明於世”。朱熹實際上是認為理學派與新學派、蜀學派同是宋學的學派之一。
寧宗後期理學地位的提高寧宗初年，“慶元黨禁”打擊了理學派，三大學派並存的局麵被打破。
嘉定元年（208）的宋金“嘉定和議”後，理學人士劉爚向奸相史彌遠建議，實行“收召諸賢”、“以爵祿縻天下士”，扶持理學派。次年，諡“賜朱熹諡曰文”，提高理學派的地位。
嘉定三年，劉爚“遣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注》刊行之”2。
嘉定十三年，諡周敦頤、程顥、程頤為“元”、“純”、“正”，後又諡張載為“明”，為後來理學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奠定了基礎。同年九月，胡衛的奏議稱“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後，士氣卑弱，二三聖人作而新之熙寧以來，凡典章號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蘇軾之發語純明，；程顥、程頤又以洙泗之源流興於伊洛間，士之所趨一歸於正。”胡衛的奏議意在推崇理學，但隻將宋學三大學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蘇軾、程顥、程頤，同列於“二三聖人作而新之”的行列，說明理學派當時的地位雖已提高，但新學、蜀學派也還是主流學派。
理宗後期理學思想統治地位的確立嘉定十七年，寧宗死，奸相史彌遠廢寧宗自定的皇位繼承人趙竑，改立宗室趙貴誠（改名趙昀）為帝（理宗），隨即“詔褒表老儒”，年邁的朱熹弟子傅伯成、陸九淵弟子楊簡，以及自幼讀程頤書的柴中行等，被授予殿閣職名，賜金帶。寶慶三年（227），宋理宗又表彰朱熹的《四書集注》，並“特贈（朱）熹太師，追封信國公”2，再次提高理學派的地位。
5《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卷73，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乙酉。
員興宗《蘇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學是非策》，《九華集》卷9。員興宗死年不詳，《九華集》附錄祭員興宗文數篇，最早的撰於乾道六年八月。
2《皇宋中興兩朝聖政》卷5，淳熙五年三月。
《朱文公文集》卷9《學校貢舉私議》。
2《宋史》卷40《劉爚傳》，卷437《真德秀傳》、《魏了翁傳》。
端平元年（234），重用理學家真德秀、魏了翁等十多位“名士”。次年，詔議胡瑗、孫明複、邵雍、歐陽修、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十人從祀孔子。李■稱這十人“卓然為學者所宗，宜在從祀之列”3，意在取得與早已從祀孔子的王安石同等的地位，但是此次“詔議”未能使其中的任何一人列入從祀。嘉熙元年（237）三月，劉漢弼“為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結合理學派肆意攻擊王安石，以及後來新學派被稱為“邪黨”，可見此時宋學的三大學派仍然並存。
淳祐元年（24）正月，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和朱熹從祀孔廟，而將王安石排擠出從祀的行列，以及推崇理學的其他措施，正式確定了理學為南宋官方的統治思想。有識之士對於理宗在麵對蒙古軍南侵的南宋存亡之際，不是發憤圖強，而是熱中於扶持宋學的理學派並打擊其他學派，深為不滿。理學人士劉克莊在淳祐六年的《召對劄子》中說“薄物細故，紛挐不已；急政要務，謙遜未遑，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譏。夫廢《春秋》，用安石，致禍之本也，於時（指北宋末）尚以為不急，況今之不急有甚於此者乎。今廟謨睽異，邪黨（指新學派等）揶揄，臣實未知其所終。”2南宋皇朝在宋理宗致力於“不急之甚”的扶持理學派打擊其他學派，而不思救亡圖存的“急政要務”下，走上滅亡之途。3《宋會要輯稿》選舉之40。
《宋史》卷4《理宗紀》一。
2《宋史》卷42《理宗紀》二；《宋史全文》卷32。
第四節遼代文化的發展及其特點遼朝的創建者耶律阿保機是一個有雄才大略的少數民族政治家，他通曉漢語，也吸收了一部分燕薊地區的上層人物參與國家治理，積極借鑒中原封建政權的統治經驗，吸收漢地的封建文化，同時也重視繼承和發展遊牧民族的傳統文化。與政治、經濟製度胡漢分治相適應，遼朝的文化也表現出了遊牧文化與高度發展的漢文化互相影響、互相吸收、共同發展、相得益彰的特點。境內契丹、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創造和發展了以漢文化為核心又帶有草原遊牧文化特點和時代特色的遼文化。它不但促進了契丹民族的發展，而且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
契丹人的語言文字契丹語為與烏桓、鮮卑一脈相承的東胡語的一個分支，屬阿爾泰語係。
與古蒙古語同源，關係密切，某些契丹語詞匯與古蒙古語相同或相近。
建國前，契丹無文字。神冊五年（920），阿保機命耶律突呂不和耶律魯不古創製文字。他們在漢人的協助下，以漢字隸書減少筆畫，或直接借用漢字創製了契丹大字，即所謂“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3。契丹大字筆畫較漢字為簡，但字數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並且用以記錄契丹語，效果不理想。後來，皇弟迭剌參照回鶻字對大字加以改造，創製了契丹小字。小字為拚音文字，有300多個表音符號，稱原字。將若幹原字拚在一起以記錄契丹語，“數少而該貫”，比大字使用方便，它的拚音方法受了回鶻字的啟發和漢字反切注音的影響。
契丹小字的研究，現在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國內外學者已釋出語詞400餘條，構擬出00多個原字的音值。
遼朝境內，契丹語和漢語都是官方和民間的通用語言。兩種契丹字和漢字也同樣被官民使用和在境內外通行。契丹字除用來書寫官方文書、碑碣、牌符、書狀、印信等外，也翻譯了大量儒家經典和文學、史學、醫學著作，有些契丹文人也用契丹文字進行文學創作。
大量漢文書籍的翻譯，將中原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和統治經驗，中原人民的科學技術、文學、史學成就等介紹到了草原地區，帶動和促進了遊牧民族草原文化的發展。遼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層人物多仰慕漢文化，很多人有較高的漢文化修養，漢人上層也多通曉契丹語，連出使遼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語作詩，對溝通契丹人與漢人的思想感情，加強遼宋間的兄弟友好關係起了重要作用。
文學契丹人在語言運用上有其獨特的技巧，他們善於運用比喻的手法評論事3《宋史》卷40《劉漢弼傳》；《南宋館閣續錄》卷8《官聯》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52《召對劄子》，“揶揄”原文作“挪揄”。參見《庚申召對》。《新五代史·四裔附錄》。
物和品評人物。遼朝文人既用契丹語言文字創作，也大量用漢語文寫作。他們的作品有詩、詞、歌、賦、文、章奏、書簡等各種體裁，有述懷、戒喻、諷諫、敘事等各種題材。作者包括帝後、宗室、群臣、諸部人和著帳郎君子弟。
遼聖宗0歲能詩，一生作詩500餘首，常自出題目召宰相以下賦詩，並親自審閱。興宗也善為詩文，他不但與詩友唱和，還親自出題，以詩賦試進士於廷。
在遼朝諸帝中，道宗洪基文學修養最高，善為詩賦，作品清新雅麗，意境深遠。其詩《題李儼黃菊賦》“昨日得卿黃菊賦，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猶覺有餘香，冷落西風吹不去。”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2。有詩文集《清寧集》。
宗室東丹王耶律倍有《樂田園詩》、《海上詩》。耶律國留、資忠、昭兄弟三人皆善屬文，工辭章，國留有《兔賦》、《寤寐歌》；資忠出使高麗被留期間，“每懷君親，輒有著述”，後編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書招討使蕭撻凜，陳安邊之策，詞旨皆可稱。
道宗皇後蕭觀音的《諫獵疏》、《回心院》和應製詩《君臣同誌華夷同風》，天祚文妃的諷諫歌，太師適魯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時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們的文學修養，而且表達了她們關心社稷安危、致主澤民的政治理想。詩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為典，更體現了她們的經學、史學造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閬苑集》，樞密使蕭孝穆有《寶老集》，北女直詳穩蕭柳有《歲寒集》，蕭韓家奴有《六義集》，敦睦宮使耶律良有《慶會集》等詩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詩》，耶律韓留有《述懷詩》等，但遼朝書禁甚嚴，不許傳入宋境，故皆不傳。現在已無從知道他們是用哪種語言文字創作的。遼朝境內的漢人如楊佶、李瀚等也分別有詩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傳至今的遼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錄》外，還有寺公大師的《醉義歌》。《醉義歌》係用契丹語創作，曾有金人耶律履的譯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譯文已失傳，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漢譯本傳世。
遼人頗喜宋人詩文，對三蘇的作品多能道其詳。有的詩文集，在宋朝境內尚未廣泛流傳，卻已為遼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3。
遼代私家著述傳世極少，現存者有王鼎的《焚椒錄》、耶律淳的《星命總括》和釋希麟的《續一切經音義》、行均的《龍龕手鏡》等。
儒學遼朝統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學說作為治國的主導思想。建國初，阿保機將擇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認為“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於是神冊三年，建孔子廟於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次年阿保機親謁2《遼史·皇子表》。
3參見清格爾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會科學出版社985年版。
蘇轍《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道》記載，南京副留守邢希古通過殿侍元辛傳語稱，遼境內已有蘇軾《眉山集》，並建議蘇轍印行文集；中京度支使鄭顓對蘇洵“文字中事跡，頗能盡其委曲”；至上京，館伴王祭祀。契丹上層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養上，也多自覺地以儒家的道德標準為準則。連作述時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實生民之命”。金元之際傑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懷古一百韻》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遼家尊漢製，孔教祖宣尼”這一曆史事實。
仕遼的漢官利用一切機會向契丹統治者介紹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統治經驗，對契丹上層接受儒家思想起了推動作用。遼聖宗繼位之初，樞密使、監修國史室昉進《尚書·無逸》篇，太後“聞而嘉獎”。侍讀學士馬得臣錄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進與聖宗，又上書諫止頻繁擊鞠，皆得到聖宗的讚許。興宗時樞密使馬保忠見皇帝“溺於浮屠”，“朝政不綱”，嚐從容進諫，他說“強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聖賢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道宗對儒家經典更是“神領心解”，他不但學習和熟悉儒家經典，而且有自己的獨到認識和深刻理解。認為自身的文化素養和遼朝的典章文物，並不亞於中原皇帝和中原王朝。自聖宗至道宗、在法律和禮儀製度製定中，更不斷加進儒家思想中維護封建統治和封建秩序的內容，使之成為人們的行為準則。
契丹上層雖崇佛、尊儒，但佛、儒在遼朝的地位卻並不一致。佛教不過是他們的一種宗教信仰，而儒術卻是他們治國的主導思想和統治者極力提倡的行為標準。
繪畫與雕塑契丹畫家善畫草原風光和騎射人物，他們創作了大量優秀的繪畫作品。
著名畫家胡瑰、胡虔父子和東丹王耶律倍所畫多入宋內府，被譽為“神品”。耶律倍“多寫貴人酋長，至於袖戈挾彈，牽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國衣冠”2；畫馬“骨法勁快，不良不駑，自得窮荒步驟之態”。他的作品甚為五代人所喜，甚至爭相購買。流傳至今者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射騎圖》和流傳到美國的《人騎圖》、《射鹿圖》。胡瑰所畫“穹廬部落、帳幕旗旆、弧矢鞍韉，或隨水草放牧，或馳逐弋獵，而又胡天慘冽，沙磧平遠，能曲盡塞外不毛之景趣，信當時之神巧，絕代之精技歟”2。他畫契丹人馬，“用狼毫製筆，疏渲鬃尾，細密有力。至於穹廬什物，各盡其妙”3。他的作品流傳至今者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卓歇圖》，流傳到海外的《出獵圖》、《回獵圖》，也有人列為他的畫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學有父風”，與其父的畫品“殆未可分真贗也”。
遼興宗“工畫，善丹青，嚐以所畫鵝、雁送諸宋朝，點綴精妙，宛乎逼師儒知蘇轍有《服茯苓賦》，因求其方。
《玉壺清話》；《宋史·魏野傳》。
2《遼史·宗室·義宗倍》。
《契丹國誌·馬保忠傳》。
2《宣和畫譜》卷8。
3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走獸門第三·神品》。
《五代名畫補遺》。
真，仁宗作飛白書答之”2。外戚蕭瀜，“慕唐裴寬、邊鸞之跡，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購求。凡遇名跡，不惜重價。裝潢即就而後攜歸本國，建小樓以貯之。風和日麗，焚香展卷，臨摹所至，鹹有法則”3。
此外，契丹人耶律褭履（耶律防）、耶律題子、秦晉國妃蕭氏，漢人陳升、常思言、吳九州等，也皆以善畫稱。常思言“善山水林木，求之者甚眾”。求畫者必與之誌趣相投乃可得，“既不可以利誘，複不可以勢動”4。
除上述見於記載的畫家外，遼朝還有大量湮沒無聞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遼代所建寺廟、塔刹和遼墓出土的畫幅、壁畫，同樣反映了遼代的繪畫水平和技巧。如遼寧義縣奉國寺大雄寶殿彩畫，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珍藏的掛幅《神農采藥圖》、《南無釋迦牟尼佛像》，立軸《藥師琉璃光佛說法圖》、《熾盛光九曜圖》，這些畫品雖無作者名款，卻同樣能反映遼代不同時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