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隻說王猛；不說孔孟，隻說文中子，可畏！可畏！”又說：“江西之學隻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意甚可憂。”1把浙學作為主要靶子來批判，甚至把浙學放在禪學之上，來攻擊，可以看出朱熹思想實質。
此外，還繼續與陸九淵辯“太極”、“無極”諸問題等。
在這一階段，朱熹寫成《易學啟蒙》、《周易本義》；修訂刊刻《詩集傳》。特別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書集注》，次年，刊刻於漳州，這標誌著朱學思想體係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歲，除江南西路提提點刑獄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說，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務”者六：即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朱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以疾辭，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紹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無名之賦700萬，減經總製錢400萬。他欲方量土地，行經界法，為土豪及在朝權勢者所沮。後以子喪，請祠。紹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紹熙五年四月，去長沙上任。在任數月用鎮壓安撫手段，平息少數民族起義。重建嶽麓書院，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在抑豪民，嚴武備諸多方麵有政績。三、從寧宗慶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學進一步完善，同時朱學內又孕育嬗變的因素。
寧宗即位，除朱熹煥章閣待製、侍講。但朱熹在朝不過46日，即被排擠出朝。朱熹回建陽，建竹林精舍，後改名滄州精舍，繼續他的講學與著述事業。
慶元二年，韓侂胄禁理學，沈繼祖指控朱熹十罪。慶元黨禁，立《偽學逆黨籍），籍“偽學”趙汝愚、朱熹、呂祖泰、蔡元定等59人。朱熹的門人“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朱）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譴生徒者，笑而不答”1。在學術上他寫成《楚辭集注》、《儀禮經傳通解》、《韓文考異》以及《周易參同契考異》；修改整理《資治通鑒綱目》等。所有這些，都標誌朱熹學術進一步深化，但朱學在文獻學上注意訓詁章句以及博采的特點也顯示出來了。
慶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這位一代學術大師在淒涼中辭世。臨終前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盡管朝中禁道學很嚴厲，但一些門人學者，還是不顧禁忌，奔赴建陽。十一月，蔡沈、黃幹主喪葬事，參加會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圖使經學、史學、子學及文學融入理學中去，而且他也確實建立了一個宏大的學術體係，縷析理學的淵源及傳授學脈。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後人編纂的有《朱子語類》、《朱文公文集》。慶元黨禁解除後，朱學地位不斷上升。經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學終於上升到統治的地位。陳淳、黃幹、蔡元定等門人，護師門，在一些方麵發展了朱熹的學術。由黃幹1《朱子語類》卷123。
1《宋史》卷429《朱熹傳》。
而金華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及黃震，在閩、浙、贛一帶，傳播朱學、修正朱學、發展朱學。到了南宋末期，朱陸水火，朱陸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則是陸學流於禪，而朱學流於訓詁。
朱熹的天理論朱熹繼承、發展了程頤的天理論，並且構成一個完整的唯心主義的哲學體係。《朱子語類》卷一開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對理的看法，他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隻是一個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個理。
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
有人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朱熹回答說：要之，也先有理，隻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卻是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隻在這裏。
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隻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治。1*28_1793_0從上麵幾段語錄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論、理氣論的要點：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萬物，包括社會上的人，都是“理”的體現。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氣先。理是不生不滅而氣有生有滅。三，社會的變動，是一種氣運循環，而且是盛衰的循環。這就建立理本論的哲學體係。四，理一分殊。他特別肯定程頤的觀點，也吸收周敦頤、張載的說法。在《論語集注》中，朱熹說：至誠無息者，道之全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這是論說全體與個別、一般與特殊的關係。另外，朱熹吸收了張載《正蒙》的觀點與邵雍的《皇極經世》中的思想，進而論說五行陰陽之理，說：“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為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觀、運動觀、社會曆史觀、倫理觀都統一在理學的體係中。
不僅繼承、發展了程頤的思想，同時也融合理學各家的思想。朱熹認為，認識理，是要“即物窮理”，與“格物致知”。他說：隻是推極我所知，須要就那事物上理會。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1*28_1794_0人能認識“理”，是“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通過格物，而豁然貫通，用事物去印證出心中具有的天理。這是先驗的認識論。
朱熹的曆史觀是理氣論的曆史觀。他以“理”作為劃分曆史階段、評論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標準。三代是天理流行，漢唐以後是人欲橫流。天理存在，但不過是暗合。這種觀點為陳亮所批駁。此外，在社會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學說等各個方麵，朱熹都貫穿了他的理氣說。
第二節陸九淵陸九淵（1139—1193），字子靜，為南宋心學理論體係的創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難至撫州金溪（今屬江西）居延福鄉之青田。陸氏為一方宗族大姓，遷至江西後二百年間，合族數千人聚居，族規嚴密。父陸賀，字道鄉，究心典籍，重踐履躬行，在州裏頗有聲望。時家道中衰，沒有田產，一門之衣食，皆仰仗藥肆供給。
九淵兄弟六人，九淵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強；二哥九敘，字子儀。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學成名，是為庸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與朱熹論學，辯《太極圖說》，這是理學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與學者講學，稱為梭山先生。五哥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因齋名為“複”，稱為複齋先生。
九淵在應山講學，改應山為象山，自號象山翁，稱為象山先生。他同子壽齊名，時人稱為“二陸”先生。也有的將梭山列入，稱為江西“三陸”。他們兄弟自相師友，講學授徒，及門受業者數千，在東南有相當大的影響。三陸對心學的形成都有貢獻，“三陸子之學，梭山啟之，複齋昌之，象山成之”1。其中陸九淵成就最大。
讀書有覺陸九淵在紹興三十二年（1164）23歲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學時期。
陸九淵5歲入學讀書，這是啟蒙學習。他自己說：某七歲讀書，十三誌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才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頒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業雲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2*28_1795_1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線條的介紹。7歲讀書，9歲能屬文。所謂13歲誌古人之學，是這一年，他思考出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進而體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係列認識。
陸九淵自小不愛嬉戲，靜重如成*人，他的求學一個重要特點是“讀書有覺”。首先，這是一種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問個原委究竟。4歲時，就詢問天地何所窮際，因為沒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於忘寢食。他提倡讀書不能滿足記誦，“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1。又說：“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隻以曉文義為是，隻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2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體察出一種道理來。三哥陸九韶說：“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嚐聞鼓聲振動窗欞，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3其次，這又是一種批判的精神。陸九淵讀書很刻苦，在“實勤考索”的基礎上，又主張讀書要有疑，認為有疑方有覺，有疑方有進。他五哥陸九齡讀《論語》，問九淵對其中《有子》一章有什麽看法。九淵認為這一章是有子的話，不是孔子的言論。陸九齡說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門人，不可輕議。但陸九淵卻不以為然，對這位賢人進行批評，說：“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1《宋元學案序錄》。
1《陸九淵集》卷36《年譜》。
2《陸九淵集》卷35《語錄下》。
3《年譜》。
他對前人的學術和對社會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認識。關於宇宙的認識，關於二程的評價，關於對王安石新法的意義的估定以及對荊公新學的認識等，有他自己的見解。在理學一些重大的問題上，與朱熹的認識分歧更是明顯。
陸九淵主張為學當先發明本心，但不應當脫離社會現實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說到陸氏家學時有一句話，說：“真所謂本諸心而見之躬行之實者”。所以，重踐履也是九淵“讀書有覺”的一個落腳點。16歲時，象山讀三國、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間北宋社稷覆亡的曆史，“乃剪去指爪，學弓馬”。他並不看重科舉，隻是把作場屋之文，當成是“直寫胸襟”、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方式。
陸九淵作為心學的代表人物，與朱學相對立，但陸九淵在學術上主張不要“護門戶”，說：“後世言學者須要立個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1朱、陸辯異同，他們相互對立又相互吸收，學術上相互服膺。這與後來朱陸門人相互水火不一樣。
聚徒講學陸九淵從24至54歲的近30年中，主要活動是建立心學體係、傳播心學理論，從而形成有自身特點的學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過地方官，也有政績，但與他在學術上的建樹相比，隻占次要的。“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荊門小壘而已”2紹興三十二年（1162）秋試以《周禮》鄉舉，陸九淵應試，開始進入仕途的奮鬥。是年丁父憂。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經》再次鄉舉。次年，陸九淵34歲春試南宮，賜同進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淳熙四年，丁繼母憂。六年，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九年，除國子正，是年秋赴國學。冬，遷敕令所刪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廟，為獻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張。淳熙十三年（1186）除將作監丞，不久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這是一個閑職。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繼位，朝廷詔陸九淵知荊門軍。光宗紹熙二年（1191），去荊門赴任。陸九淵在荊門軍任上，頗有一番作為。在軍事上，嚴邊防，築城池，整頓軍隊，增強戰鬥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經濟上，采取措施，救災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學，親為諸生講學。荊門一方經他一番整頓，風俗一變。周必大稱“荊門之政，如古循吏”。紹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陸九淵病卒。
在這30年中，陸九淵聚徒講學，對陸氏心學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乾道八年，在試進士時，他所作《天地之性人為貴》，為考官呂祖謙、趙汝愚賞識。呂祖謙說：“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中進士後聲名大振，都中諸賢從遊，學者絡繹前來求教，以至40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經浙江富陽回江西時，楊簡等一批學人從遊問學。回鄉在槐堂授徒論道，論涵養德性，誨人為學當“辨誌”；先後得朱桴、傅夢泉一批學者，傅氏也是陸九淵最欣賞的門人。淳熙十年，陸九淵在國學講《春秋》，如居家1《陸九淵集》卷34《語錄上》2《陸九淵集》卷33《覆諡》。
教授，諸生感發良多。後來，江西與浙東成為陸學門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夢泉、鄧約禮與傅子雲為主要人物，是為“槐堂諸儒”；浙東以楊簡、袁燮、舒磷與沈渙為代表，這四個人被稱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陸九淵在貴溪應天山講學。他嫌應天山與佛教徒有瓜葛，根據山形，改名為“象山”。自稱為“象山居士”，又稱“象山翁”。1這在陸九淵心學的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複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數千人”1。陸九淵講論，終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講學的盛況：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蕎至。會揖，升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嘩。首誨以收斂精神間舉經語為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起興起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晦，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嚐及閑話，亦未嚐令看先儒語錄。2*28_1799_1講學的盛況、講學的方法、風格及特點，在這一段文字中說得很清楚。
通過陸九淵的講學，在他的周圍聚集人數眾多的信仰者，形成一個學派。他不重視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勸陸九淵著書。他回答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說：“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3（他的大兒子編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數是陸氏的書信與講學的言論。經過後人不斷的增益，又收進《年譜》等材料，1980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了點校本《陸九淵集》，計36卷。）因此，講學在陸氏的學術體係形成與傳播過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陸學作為一個學派，又是在同其他學派相互鬥爭相互吸收的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陸九淵與朱熹爭論，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學術文化的發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陸之爭，一次是淳熙二年鵝湖之會的為學之方的爭議，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無極”“太極”之辯。
在鵝湖之會之前，朱陸矛盾已經出現。呂祖謙於淳熙二年去武夷訪朱熹，住一個多月，朱熹送呂祖謙到江西信州鵝湖。為調和朱陸分歧，祖謙約朱熹與陸九壽、九淵兄弟相會。陸九齡子壽、陸九淵子靜自金溪來。除二陸外，還有劉子澄及“江浙諸友”。1呂祖謙知道陸與朱議論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鵝湖之會的情況，據陸九淵的回憶，朱陸相會，展開辯論“至晚方罷”。次日，九淵請他哥哥先說，陸子壽將準備好的一首詩朗誦出來：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隻此心。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
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
子壽才讀了四句，朱熹對祖謙說：子壽早已上子靜的船了。誦完詩，陸九淵說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詩：1《陸九淵集》卷13《與朱子淵二》。
1《宋元學案》卷58《象山學案》。
3《宋史》卷434《陸九淵傳》。
1《呂東萊文集·本傳》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詩還沒有讀完，朱熹麵色很不好看。當讀完後兩句：“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隻今。”1朱熹老大不愉快，於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陸再辯，論難往複持續數日。呂祖謙虛心相聽。三年以後，當陸子壽來訪，朱熹和詩：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
偶攜藜杖出寒穀，又枉籃輿度遠岑。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為學應當泛觀博覽，而後歸之於約。二陸的意思是先發明本心，而後使之博覽。陸九淵在詩中譏朱熹的為學之方是繁瑣，是“支離”；朱熹認為陸九淵是不信古今的“無言”空疏之學。
還有朱陸的“道問學”與“尊德性”之爭。關於這兩者的差別，朱熹說：“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兩人也都意識到兩者不能去其一，但側重點與進德的次序不一樣，按黃宗羲的話來說，是陸以“尊德性為宗”，朱以“道問學為主”。陸主張發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認為“格物窮理”，則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後，又有無極、太極之辯。開始是梭山先生陸九韶（子美）與朱氏辯“無極而太極”這一句，認為“太極”上麵又加“無極”二字，與周敦頤的《通書》不一樣；二程也沒有說過“無極”。《太極圖說》的“無極而太極”來自陳摶（希夷），是老氏之學。朱熹“大謂不然”。陸九淵站在他哥哥陸九韶一邊，支持梭山把這場辯論進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對“極”、“中”、“一”等概念、範疇的辯論。
朱陸之爭一方麵使道學與心學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劃清界限形成學派。
同時二人在相互論難中，又促進思考，推動自身學派的發展。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後，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陸九淵去南康拜訪朱熹，時朱熹為南康守，他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為諸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九淵的闡發，為朱熹大加讚賞。太極無極之辯以後，朱熹要門人同誌“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
程頤理學到了南宋，雖然沒有成為學術上的宗主，但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影響，朱熹成了理學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學也有其自身的弱點，沒有脫離傳注章句的路數，其正心誠意一套說教在南宋社稷麵臨覆亡時，很難奏效。朱學在當時的命運並不好。陸學把理又歸之於心，以它的“簡易”心學，在講學與爭論中，發展了自己。朱學、陸學再加上呂學，成為南宋學術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學術流派。
心學理論陸九淵的心學理論，沒有脫離“理”的教條，他認為“理”充塞於天地中，說：“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1又說：“塞1鵝湖之會事，各種記載略有不同，詩句文字個別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陸九淵集》卷34、卷36《年譜》。1《陸九淵集》卷11《與吳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2他由“理”論說“勢”，但理是根本，勢是從屬，這就是他的“理主勢賓”的觀點：“竊謂理勢二字，當辨賓主。天下何嚐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1陸九淵也說“道”，認為“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就這些方麵來說，陸九淵與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陸九淵認為心是宇宙的本體，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2*28_1803_1陸九淵認定“心”與“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這就是他的心學的實質。陸九淵說：“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3明朝王陽明說得直截明白：“聖人之學，心學也。”“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陸九淵的心學與孟子的心學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傳”的傳人。4在認識論上，陸九淵的發明本心與他的心本體說論一致。朱陸的一係列分歧諸如為學之方上的爭論；“尊德心”與“道問學”的辯論；無極、太極之辯也都反映出他們在哲學根本觀點上的差別。但兩人學術的實質、學術的意義，在維係封建等級統治的作用上，沒有根本的差別。這就是黃宗羲說的：“二先生同植綱，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雖東西異戶，及至室中，則一也。”1陸九淵的學術思想，為明代王守仁所繼承發展，成為陸王學派。
第三節呂祖謙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曾祖呂好問，（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東萊郡侯”2，始定居婺州金華（今屬浙江）。當時，學人多稱其伯祖呂本中（1084—1145，字居仁）為“東萊先生”，呂祖謙則稱為“小東萊先生”。到了後世，一般均稱呂祖謙為“東萊先生”了。
家世顯赫，家學深厚呂祖謙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呂蒙正，字聖功，為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進士第一；七世祖呂夷簡（979—1044），字坦夫，真宗鹹平三年（1000）進士；六世祖呂公弼（1007—1073），字寶臣、呂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蔭入仕，分別賜進士出身和登進士第。以上諸呂皆曾入朝為宰相。2《陸九淵集》卷12《與趙詠道四》。
1《陸九淵集》卷12《與劉伯協》。
3《陸九淵集》卷1《與曾宅之》。
4《陸九淵集·附錄》。
1《宋元學案》卷58《象山學案》。
2《宋史》卷362《呂好問傳》。
五世祖呂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呂好問、伯祖呂本中、祖父呂弸中、父親呂大器等，皆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連續不斷地在朝為官，在宋以前和以後的曆朝中不多見。
呂氏家族除官位顯赫外，學業上也頗有建樹，清人王梓材在校訂《宋元學案·範呂諸儒學案》所加按語說：謝山《劄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為安定（按指胡瑗）門人，而希哲自為《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弸中，別見《和靖（按指尹焞）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為《東萊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滎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曆從當世賢士大夫遊，以啟紫微，不能不為之立傳也。足見呂氏家學之深厚。全祖望（謝山）的計算尚不準確，呂氏家族當入學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呂祖謙傳說：“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1少時科試，壯齒隱憂呂祖謙在《除館職謝政府啟》中，對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時既奪移於科試，及乎壯齒，又堙廢於隱憂，竟失全功，徒憐初誌。”2這是頗合實際情況的。
呂祖謙兒時，隨父親在福建任所，他先從師於林之奇，後隨父至臨安，又從師於汪應辰和胡憲。林之奇字少穎，一字拙齋，學者稱三山先生，是呂祖謙伯祖呂本中的門弟子。據《宋元學案》稱，呂本中“教之以廣大為心，以踐履為實，稱高弟”1。從這個意義上說，呂祖謙又成了他伯祖呂本中的再傳弟子，足見其在學業上，受其伯祖影響最深。汪應辰，本名汪洋，18歲成進士，因高宗覽其應對，頗為賞識，賜名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學者稱玉山先生。他受知於趙鼎，也頗得胡安國、呂本中的賞識。據《宋元學案》稱：“先生於學，博綜諸家。”2這對呂祖謙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胡憲字原仲，是著名學者胡安國的侄子，從胡安國學，因居住在籍溪，故自號籍溪先生。“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嚐校也。”3這些個人修養，亦對呂祖謙有很大影響。
呂祖謙早年因祖父呂弸中的致仕恩，補為將仕郎，紹興二十七年（1157），改為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紹興三十一年（1161），為右迪功郎，授嚴州桐廬縣尉，主管學事。這時，他才25歲。但呂祖謙並未看重這些官職，他甚至並沒有去上任，4而一心要走科舉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興元年（1163），呂祖謙終於實現了他的願望。這年四月，先考1《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2《東萊呂太史集》卷4。
1《宋元學案》卷36《紫微門人》。
2《宋元學案》卷46《玉山學案》。
3《宋元學案》卷43《劉胡諸儒學案》。
4見《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呂祖儉《壙記》：“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嚴州桐廬縣尉，未上。”
中博學宏詞科，接著又中進士。孝宗特下詔“減二年磨勘，堂除差遣”1。史臣在這裏還特別注明：“祖謙既中選，賜同進士出身，相繼放進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2呂祖謙由此而特授左從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其製詞說：“爾兩科皆優選，宜有以旌其能，資敘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從政郎，差遣如故。”3看來仕宦的生涯已向呂祖謙展開了坦途，但他的命運不濟，實際上，他所謂的“隱憂”也隨之到來了。
就在呂祖謙連中兩科的前一年，即紹興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韓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親去世，歸葬婺州。由於為母親守喪，他隻得以教授學子為業。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韓氏（為原配之妹），並到嚴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學博士，並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韓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給呂祖謙帶來了極大痛苦。接著，乾道八年（1172），父親因病告歸，並以這年二月去世。在守喪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學子和著述為事。淳熙三年（1176），守喪期滿，因李燾的推薦，升任秘書省秘書郎，並兼國史院編修官與實錄院檢討官。這一年，正40歲。這時，他已疾病纏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這一年他42歲。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歲。
兼收並蓄，獨樹一幟盡管呂祖謙一生屢遭不幸，但在學業上體現的那種寬宏函容和兼收並蓄的精神，仍使他獨樹一幟，成為南宋一位重要學者和思想家。
清代學者全祖望在校補《宋元學案》的過程中，很能發現呂祖謙為學的特點，他說：“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複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1他還說：“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紀其偏，宰相之量也。”2這確是呂祖謙的風格和為學特點，而表現這一風格和為學特點的，莫過於他促成了朱、陸的“鵝湖之會”。
所謂“鵝湖之會”，是指以朱熹為首和以陸九淵為首的兩個針鋒相對的學派，於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鵝湖寺舉行的一次辯論會，這是我國哲學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會，為時三天，於當年六月八日結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譜》，引有陸九淵門人朱亨道的一段話：“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誌於此。語自得，則未也。”3呂祖謙自己亦曾回憶此事說：“某留建寧凡兩月餘，複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1《宋會要輯稿》選舉12之15。
2《宋會要輯稿》選舉12之15。
3《東萊呂太史集》附錄《年譜》。
1《宋元學案》卷51《東萊學案》。
2同上。
3《象山全集》卷36《年譜》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4一個“就實入細”，一個“欠開闊耳”，一褒一貶，判然分明。足見就總體來說，呂祖謙是傾向於朱熹，而對陸九淵是有所批評的。呂祖謙十分注意讀史。朱熹對呂學有所評述。一次，門人黃義剛向老師“問東萊之學”。朱熹便回答他：“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1又一次，朱熹問他的門弟子吳必大：“向見伯恭，有何說？”必大回答：“呂丈勸令看史。”朱熹對此很不滿意，發議論說：“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隻《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抬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2這裏朱熹的意見顯然十分偏頗，既不勸學者讀史，也不勸學者看經，甚至連《論語》、《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隻令“看《大學》”一種，也不過是自己的一己之見，並沒有什麽十足的道理可言。
呂祖謙既重視讀史，他勸人看《左傳》、讀《史記》便是理所當然的了。呂祖謙十分重視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記》12卷（通釋3卷，解題12卷），就是一部本擬“起春秋，後訖於五代”的編年體通史。3可惜天不假年，他隻寫到漢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過，從他留下的這部分書看，這是一部嚴謹的史著，連對呂祖謙教人讀史頗有微詞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其書甚妙，考訂得子細”4。這部書，每個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魯史、《左傳》修。”每條都如此，一絲不苟。本書另附通釋3卷，解題12卷。呂祖謙說：“《大事記》者，列其事之目而已，無所褒貶抑揚也。熟複乎通釋之所載，則其統紀可考矣。解題蓋為始學者設，所載皆職分之所當知，非事雜博、求新奇，出於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記大事無待箋注者，更不解題。”1可見解題就是箋注讀這一條應當掌握的知識。仍以上條“孔子卒”為例，解題說：“魯史、《左傳》皆書己醜。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醜，無己醜；己醜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這的確都是“職分之所當知”的事。而通釋，則正如陳振孫所說，是“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曆代名儒大議論”2。“學者考通釋之綱，玩解題之旨，斯得先生次輯之意雲”3。
呂祖謙於讀史極下功夫，有《十七史詳節》273卷傳世。誠如清代四庫館臣所說：其書“所錄大抵隨時節鈔，不必盡出精要”4。看來這是呂祖謙讀史時隨手抄出的，具有選本性質，故得流傳。
另一較有影響的史著是《東萊博議》，又稱《左氏博議》，雖是“為諸4《東萊太史別集》卷10《尺牘四·與陳同甫》。
1《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2《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3引文見呂祖謙《大事記原序》。
4《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1《大事記解題》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條。
2《直齋書錄解題》卷4。
3李大存：《大事記後序》。
4《四庫總目》卷65《史部·史鈔類存目》生課試之作”5，卻多有呂祖謙的真知灼見。全書共4卷，選《左傳》文66篇，分析透徹，議論明達，不少地方，闡發了他卓越的史學思想。如在《曹劌諫觀社》一文，呂祖謙便盛讚了史官的直筆。他說：“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直也。其後管仲之戒齊桓也，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記之端也。又其後，周王之私犒晉使也，曰，非禮也，勿籍。周王之所舉已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敝，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又說：“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無車則造父不能禦，無弓則後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1這種對古代史官的高度評論，在理學大盛的南宋，可謂不同凡響，反映了呂祖謙重視史學、重視文獻有征的求實精神。
呂祖謙在任史官時，曾參與編修《徽宗皇帝實錄》200卷，又曾奉旨校正《聖宋文海》，這就是由他重新編選的《宋文鑒》。這部書共150卷，所涉詩文集800餘家。其書“斷自中興以前”2，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詩文。呂祖謙曾對他的侄子呂喬年說：“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聞於時，而其文不為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嚐仕於朝，不為清議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3都可見呂祖謙在選文時的良苦用心。此書初成，朱熹並無讚辭，但晚年經過仔細研讀，卻說：“此書編次，篇篇有意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著眼便見。”1足見本書的編選是極有功力的。呂祖謙還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書說》35卷、《呂氏家塾讀詩記》32卷、《春秋左氏傳說》20卷、《春秋左氏續說》12卷、《東漢精華》14卷、《麗澤論說集錄》10卷、《曆代製度詳說》12卷、《古文關鍵》2卷等，皆已收入《四庫全書》，另還有《東萊集》40卷傳世。
呂祖謙關心朝中大事，極力主張抗金。他曾上書說：“恢複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先孰後，使嚐試僥幸之說不敢陳於前。”2他對南渡之後50年，“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的情況極為擔憂3，希望能從根本上予以改變，其用意顯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呂祖謙在從政的18年間，屢被他所說的“隱憂”所困，未能充分發揮他的5《東萊博議·自序》。
1《東萊博議》卷2。
2周必大：《皇朝文鑒序》。
3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鑒始末》，見中華書局版《宋文鑒》附錄一。1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鑒始末》，見中華書局版《宋文鑒》附錄一。2《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3《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才幹，實在令人歎惋。
第五十四章陳亮葉適第一節陳亮“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
陳亮（1143—1194）原名汝能，後慕諸葛亮之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號龍川，婺州永康（今屬浙江）人。祖父陳益，少年以“誌氣自豪”，從事科舉，不得意。晚年，“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1。父親陳次尹，默默無聞。教育陳亮的任務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學識與豪俠之風對陳亮產生了影響。
陳亮青少年時代，就不同凡響，“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2。十歲時，麵對南北對峙、山河破碎的現實，讀史書，生出無限感觸，“餘年十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3。他寫出了《酌古論》，表達自己“經略四方之誌”。紹興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製、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陳亮的史論文字，頗為讚賞，就同他討論、商榷。陳亮直抒胸臆，闡發自己對曆史、對時局的見解。周葵稱道陳亮必為“他日之國士”，待為坐上賓1。
宋孝宗即位，周葵為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戶部侍郎。隆興元年（116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講遷左中大夫，除參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罷參政2。時陳亮在臨安，周葵極為器重。陳亮因為有周葵這一層關係，得以與一時名流俊彥結交，暢述自己的見解。周葵又親為陳亮講授《大學》、《中庸》，並說“讀此可精性命之說。”《宋史·陳亮傳》稱陳亮“遂受而盡心焉。”這不完全是事實。因為周葵在政治上“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就這點說，陳亮與他相左，“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陳）亮持不可”。就學術傾向上說，周葵“平生學問不泥傳注”，這與陳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參知政事被罷以後，陳亮也回鄉裏。不久，母親去世。在服母喪期間，父親因家僮殺人，被捕入獄。接著，是祖父母相繼辭世。父親在丞相葉衡等人的幫助下，得以出獄。
乾道四年（1168），陳亮參加婺州的鄉試，列榜首，入太學。次年參加禮部試，未中。退而上《中興五論》，書入不報。於是，退而修學於家，“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3。陳亮在鄉裏力學著書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陳亮至臨安，複詣闕上書，極論時事。又過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陳亮在考察京口、建業以後，又至臨安，第三次上書，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1《陳亮集（增訂本）》（鄧廣銘點校）卷35《先祖府君墓誌銘》。
2《宋史》卷436《陳亮傳》。
3《陳亮集》卷5《酌古論序桑維翰》。
1參《宋史》卷385《周葵傳》。
2參《宋史》卷385《周葵傳》及卷213《宰輔表四》。
3《陳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從作《酌古論》、作《中興五論》，到多次上孝宗皇帝書，以及其間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與朱熹往複辨“皇帝王霸”，這些標誌陳亮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走向成熟。
陳亮作《酌古論》，所論曆史人物有：漢光武帝、曹操、孫權、劉備以及諸葛亮、呂蒙、鄧艾、羊祜、苻堅、韓信、薛公等。他的史論以史為鑒，寄寓自己的興邦之誌：“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1《中興五論》包括《中興論》、《論開誠之道》、《論執要之道》、《論勵臣之道》與《論正體之道》。這五論，言中興事之大端，明經略四方之誌。如果說《酌古論》重在論史、論古；那麽《中興五論》則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興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書與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主要是論說南宋的中興與金的衰變，是必然；論說不可長久偏安，也是必然；論恢複大計與京口、金陵形勝險要，批評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說：“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他這樣分析：“陛下勵誌複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第二書》）。說太祖、太宗開創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通之道，則維持之具窮矣”（《第三書》）。又說朝廷在用人方麵，是“朝得一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有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上書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話說，為的是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據史載，第一次上書後，孝宗要授以官職，陳亮笑著說：“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1“皇帝王霸”之辨陳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歲時祖父母、母親相繼離世，父親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親也辭世，陳亮靠舉貸才把父親安葬。
陳亮從上《中興五論》、上孝宗一、二、三《書》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是五次上書，震動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壇上，一個不合時趨而鋒芒畢露的年輕人，要想實現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誌，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兩次參加禮部試，後一次是在紹熙四年（1193）中了狀元，時已51歲。他沒有來得及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個人經曆上，陳亮沒有什麽顯赫的仕宦履曆，但他一生卻三度入獄（關於陳亮一生入獄事，記載相當混亂，綜合各種材料，應當有三次）。第一次1《陳亮集》卷5《酌古論序》。
1參《宋史》本傳及《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入獄當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0天時間內，連上孝宗皇帝三書後，回歸故裏的途中，酒後放言，言語中有犯上言詞，為席間之人告發。刑部尚書何澹曾是禮部試的考試官，有意壓陳亮。陳亮對他言詞不恭，所以何澹利用這件事，誣告陳亮圖謀不軌，事下大理，被拷打得體無完膚。孝宗知道這事，為他開解，說“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陳亮得免一死（《宋史》本傳將陳亮父入獄事，係於陳亮第一次入獄後，誤。陳亮父於乾道四年已出獄）。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時陳亮已42歲。在一次鄉裏間禮儀的宴會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於是懷疑食物異味是有毒，陳亮被捕入大理，後得友人辛棄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獄。
第三次在紹熙元年（1190）。家僮呂興、何念四毆打呂天濟，幾致死。
呂天濟誣告說這是陳亮指使的凶殺。台官諫司諭監司酷吏訊問，無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陳亮於死地。1幸有少卿鄭汝諧，了解案由，很是驚異，在孝宗麵前力言，說：陳亮是“天下奇才也。國家若無罪殺士，上幹天和，下傷國脈矣。”在皇帝過問下，陳亮才得以脫獄。這已是紹熙三年（1192）。
紹熙四年（1193），第二次應禮部試，禮部奏名第三，孝宗擢為第一。
他的策論為孝宗、光宗賞識，簽授建康府判官廳公事。陳亮未到任便去世；時為紹熙五年（1194），終年52歲。
陳亮提倡功利之學，力主抗金，在當時的理學界中，獨樹一幟，“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四君子皆談性命而辟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起其旁，獨以為不然。”1淳熙九年（1182），陳亮至衢州、婺州訪朱熹，相處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訪陳亮，兩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陳亮稱朱熹是“人中之龍”，說：“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唯秘書一人而已。”2是年夏，陳亮再致書朱熹，並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書中稱“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3但兩人在對天理功利等問題的看法上，黑白判別。陳朱爭論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陳亮第二次入獄，尚未脫獄之時，朱熹寫信給陳亮，希望陳亮“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這年五月二十五日，陳亮出獄，在陳一之處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寫了一封回信，這就是《又甲辰答書》。在信中，陳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須之禍。”他在信中慷慨陳辭，坦陳自己的心跡，說：“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睟麵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粗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談到王霸義利問題，陳亮說：1參《陳亮集》卷27《與章德茂侍郎又書》。
1《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龍川門人：簽判喻蘆隱先生偘》。2《陳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3《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陳同甫書》。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
關於醇儒問題，陳亮認為：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仁智勇之達德具於一身而無遺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醜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為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故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
朱熹複信再論王霸義利，認為三代以後，即或是漢高祖、唐太宗這些英主，也都是“無一念不出於私也”，所以，漢唐以後的曆史不同於三代，“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隻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漢唐所謂賢君，何嚐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對於朱熹這些觀點，陳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複的回信中，不斷地對朱熹作出了批駁。陳亮說，不能把曆史斷成兩截，分成三代與秦漢以後的兩個不相聯係的階段：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如果這樣認識曆史，那麽，“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書之一》）又說：“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又乙巳春書之二》）他又說：“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所謂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沒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實，“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乙巳秋書》）。
第三年，即丙午年，陳亮致信朱熹，說：“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為人，掃盡情偽而一至於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複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為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為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丙午複朱元晦秘書書》）。1朱熹在答書中，說：“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為喜。”稱自己：“隻今日用功養病之餘，卻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疏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場王霸義利之爭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陳兩人都保留自己的見解，但又相互諒解。
永康之學與龍川詩詞陳亮與呂祖謙、葉適、陳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學人，都有深厚的交誼。
他們在學術上相互切磋、相互辯難，推動了學術的發展。
1以上引文見《陳亮集》卷28。
陳亮創立龍川事功學派，這個學派受到不少批評。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經製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於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更有慚德。”1歸結起來是兩點，在理學家看來，一是其學術上與二程學統沒有聯係，專言事功，是不純。二是陳亮晚年急於求官，是晚節有虧。後一點是中傷，前一點也不準確。陳亮言事功，主張王霸雜用，在當時朝廷中，是一股新風。
陳亮強調道不離氣、道不離事，說“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如果把事物與理分離開來，即使是孔孟之學，也不是正大的學術。他說：“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2關於事物與道、理之間關係，他說：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3*28_1821_2因此，道不能脫離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間隻有事。這是他的事功之學的哲理依據。因此，道在日用之間，包括禮儀都是與日用不能脫離的。“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陳亮指出，如果拋棄這一根本點，則隻能是流於末學，他以《詩經》來說明：“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複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1朱熹等一些理學家，通過章句疏釋方法，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作為入德之門、進行天理綱常說教的教本。陳亮卻認為，孔子的《論語》隻是“下學之事”的作品。他說：“《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自謂其有得也。”2這是陳亮對理學教條的批判。
陳亮認為天理與人欲是不能分開的。這是他與朱熹辯論的主要論題。陳亮說：“近世儒者，謂三代以天理行，漢唐專是人欲，公、私、義、利，以分數多少為治亂，其說亦不為無據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並用也。”3他認為按照這樣的辦法，君王沒法去治理國家。同樣，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開，互不為用，這不符合曆史事實，而且曆代帝王的成功經驗，也證明這一點。陳亮從道與氣、與事、與物的關係上，說明王霸雜用、義利雙行的根據。在朱熹看來，陳亮龍川事功之學，專是功利。朱熹說：“陳同甫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可畏！可畏！”1陳亮在詩詞上也有很高的造詣。當時詞壇多的是吟風弄月，抒別恨愁腸，而陳亮的長短句“每一章成，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葉適語）。他同朱熹、同辛棄疾、葉適相互唱和，他詠唱道：“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1《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
2《陳亮集》卷9《論·勉強行道大有功》。
1《陳亮集》卷10《六經發題·詩》。
2《陳亮集》卷10《語孟發題·論語》。
3《陳亮集》卷15《問古今損益之道》。
1《朱子語類》卷123。
遠，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念奴嬌·登多景樓》）。他與愛國詞人辛棄疾唱和的詞尤多，他說：“隻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看到南宋樂於偏安，他隻能是：“壯士淚，肺肝裂。”2陳亮詞作感情激越，風格豪放，顯示了他的政治抱負。其著作後人編為《龍川文集》、《龍川詞》。
第二節葉適讀書聰穎，遊學婺州葉適（1150—1223），字正則，溫州永嘉（今屬浙江）人。生於瑞安，後居於永嘉水心村，世稱水心先生。
葉適的少年時代，家境貧困。“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蕢三世矣”3。父親性情開朗，有大誌而未入仕途。母親杜氏嫁到葉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災，家中器物被大水衝盡，自此更為艱難，居無定址，先後遷過二十一處，“窮居如是二十餘年”。11歲時，名儒陳傅良在縣城林元章家執教，葉適經常在林家嬉戲，他得到機會從陳傅良學習。據他自己的回憶，從此受教、請益於陳傅良的時間，前後有40年之久。少年時代從學的學人中，可以考定的還有劉朔、劉愈、劉夙等。
13歲時葉適隨父從瑞安遷到永嘉（今浙江溫州）；15歲，學詩、學時文，這些對他一生學術深有影響。《宋史》本傳稱他“為文藻思英發”1，而全祖望評論說：“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216歲時，葉適在溫州樂清白石北山小學講舍講習，為稻粱謀，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間從學與結交的師友，除陳傅良外，還有王十朋的門人葉士寧與林鼐、林鼒兄弟等。
從19歲開始，一直到28歲，即淳熙四年（1177），葉適主要活動是在婺州地區遊學，曾從學於鄭伯熊，上書宰執葉衡，結識了陳亮、呂祖謙、周必大等。
這十年間，葉適到過臨安，時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葉適上書葉衡，葉衡時為簽書樞密院事。葉適在這封《上西府院書》中，縱論天下大勢，指出天下之患在於“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執能夠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具體地說，一是政治上的有為：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辟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重台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二是經濟上的措施：據歲入之常以製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三是軍事上的廣武舉之路，委諸路以擇材，鼓舞士卒之勇氣，不用增兵而加緊訓練，屯田耕種以代軍輸。四分上流之地，積極準備北伐。
葉適提出中興的“大略”，進一步指出關鍵在於為政要“誠”、“賞”
與“罰”。誠，是指發號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賞，2參《陳亮集》卷39《賀新郎·寄辛幼安，和見懷韻》及《賀新郎·懷辛幼安，用前韻》。3《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誌銘》。
1《宋史》卷434《葉適傳》。
2《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
是指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賤之醜。罰，是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貴近之厚。以後，葉適多次上書朝廷，其要點多是這些內容1。
這一年葉適才25歲，這次上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反響，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葉適26歲，赴武義招明山訪呂祖謙，與陳亮、呂祖謙相聚。
誌存恢複，論政從政淳熙四年（1177），葉適得周必大的保薦，漕試合格，中舉人。次年春，中進士第二名。自此，葉適踏入仕途。
葉適在廷對中，對孝宗和宰執提出了批評。雖然孝宗也力圖精實求治，但十多年過去了，卻沒有尺寸之效。王業偏安於一隅，庶政積廢於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舊，要革去弊政，收複失地。
淳熙五年（1178），葉適授文林郎、鎮江府觀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喪。八年，服除，改武昌軍節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薦葉適等，葉適辭不就。淳熙九年，升兩浙西路提刑幹辦公事，居平江（今蘇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參知政事龔茂良薦，奉召赴臨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學正。次年，升太學博士。
葉適在奏對中，論說國事之中有四難、五不可。四難是：國是、議論、人才與法度方麵的四難；現實是：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葉適向孝宗說：“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製，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孝宗早年的銳意恢複的精神此時已沒有了，對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無可如何，說自己的眼病很重，這樣的誌向已經沒有了。誰能擔當此任的，你就同他說去吧。葉適再次進言，孝宗“慘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葉適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他向丞相推薦陳傅良等34人。後來證明薦人正確，這34人被召，在朝政中發揮了大作用。這一年，林栗發起對朱熹的攻擊，葉適為朱熹伸張，說從鄭丙、陳賈到林栗，以道學之名指斥朱熹，是沒有道理的，是小人殘害忠良的慣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禪位，太子趙惇即位，是為光宗。五月，葉適除秘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官。乞外補，添差湖北安撫司參議官。作《上光宗皇帝劄子》，言國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國勢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財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葉適說：“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末壞，心蠹而枝披，支離而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複用矣。”可是仍然毫無反應。紹熙元年（1190）十月，葉適以秘書郎出知蘄州。
光宗是個有隱疾的皇帝，在請立嘉王趙擴為太子等問題上，與退位在重華宮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後李氏以及陳源等從中離間。自紹熙二年十一月後，父子之間隔閡很深，從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機加深，國事艱危，群臣為促請光宗朝重華宮的太上皇，可說是費盡心機，陳傅良痛哭於庭，趙1《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華宮；太學生也上書。紹熙三年十一月，葉適等上疏，請光宗朝重華宮，不從。紹熙四年（1193），葉適奉召赴臨安行在，十一月除尚書左選郎官。光宗很長時間以稱疾為由，不朝重華宮。宮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廢。葉適盡力上言，對光宗說，父子之間親愛出於自然，不能沒有事實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動心，曾兩赴重華宮，都城臨安人聽說後，都為之歡悅。後來葉適又有建言，未報。但光宗父子之間的矛盾沒有解決，群臣請光宗朝重華宮成了朝政的焦點。
紹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稱疾不執喪事，又引發出朝政危機。趙汝愚及葉適等人，通過韓侂胄請太皇太後吳氏垂簾，尊光宗為太上皇，立嘉王趙擴即帝位，是為寧宗。
寧宗即位後，朝中又展開新的鬥爭。趙汝愚為宰相，韓侂胄自恃立寧宗有功，為自己僅遷樞密院承旨，很不滿意。韓、趙的鬥爭不斷升級。韓侂胄及其周圍一批人，排斥打擊趙汝愚、朱熹、葉適等。趙汝愚被貶死於衡陽。葉適也受到牽連。韓侂胄與趙汝愚的鬥爭越演越烈，說朱熹提倡的學術是“偽學”。由“偽學”之禁，演變成反對“逆黨”所謂的“慶元黨禁”，“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創為‘偽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1。
慶元元年（1195）葉適為禦史胡紱所劾，降兩官。慶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慶元三年，朝廷立“偽學”之籍，名單上共有59人，葉適在其中。嘉泰元年（1201），葉適起為湖南轉運判官，嘉泰二年，弛禁，遷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應召入對，葉適對寧宗說：“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1這番話為寧宗所稱許。
韓侂胄發動開禧北伐，葉適說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慮周密，“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要考慮戰事給各方麵帶來的後果。開禧二年（1206）葉適除工部侍郎，韓侂胄進行北伐，是要利用葉適的聲望。但如葉適所料的一樣，這次北伐條件不充分，也沒有周密的準備，加上用人的不當，吳曦的叛降，雖然戰爭初期，獲得一些勝利，但很快戰爭的形勢發生變化，金兵南下，形勢危急。葉適乞節製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戰鬥中，他用劫砦等靈活的戰術，給金人以重創。兵退，葉適進寶文閣待製，兼江淮製置使。葉適在長江以北屯田，設置堡塢，一麵屯墾，一麵積極備戰。這些做法很有成效。開禧北伐失敗，史彌遠及楊後謀殺韓侂胄，取其首級，以向金人求和。葉適於戰端未開之時，極力諫止，曉以利害。在戰爭中，特別是他節製江北的過程中，解和州之圍，實施以江北守江的戰略，收到了成效，這些方麵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卻彈劾葉適，“罪名”是葉適曾“附（韓）侂胄用兵”。葉適因此被奪職，回永嘉水心村專心著述講學16年。嘉定四年，轉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獲祠祿，奉祠凡13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辭世，終年74歲。
水心之學，卓然獨立1《宋史》卷434《葉適傳》。
1《宋史》卷434《葉適傳》。
在宋代學術史上，葉適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經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有《葉適集》（《水心文集》與《別集》合編，1961年版）以及《習學記言序目》（上下冊，1967年版）。葉適在學術上的貢獻，全祖望評論說：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學，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於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1*28_1829_0這段話說明了水心之學的幾個方麵。一是水心之學在永嘉之學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學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許景衡等所謂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學派中實際包括兩個學係，一是二程的洛學，一是張載的關學。這就是全祖望說的：“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2傳洛學中尤以周行已為重要，“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尚有緒言”3。南宋永嘉學人在傳洛學方麵，應當提到鄭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陳傅良等。葉適與薛季宣、陳傅良的關係密切，特別是與陳傅良的關係。葉適14歲結識陳傅良並從學，此後交遊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學始是“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1。
所以永嘉之學到了水心，才“一洗之”，這句話可以商榷，但也點出葉適在永嘉學派上的地位。葉適提倡功利，但把講功利與講義理結合起來，反對空談性命，講求學統，說：“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水心文集·贈薛子長》）。葉適雖對理學家有所批判，但他並不是不重視學統，雖然他的道統與程朱的道統觀又有差異。葉適完成了薛季宣、陳傅良對永嘉學的構建。葉適寫《習學記言序目》時，已經是晚年，對曆代儒家經籍和道統都有批判。
葉適的經製之學重典章、重經濟、重致用，倡改革，又講義理。永康的事功之學專言事功，主張“義理之學不必深窮”。水心同這些有差異。
二是水心之學的學風。“水心工於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這是說葉適與永嘉諸子的不同之處。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反映了葉適在理論上的深度不足。《四庫全書總目》對《習學記言》有一段評論，說這本書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確能有所見，“足與其雄辯之才相副”；但指出葉適在論太極生兩儀的論述，是“文淺義陋”。《四庫全書總目》引陳振孫的話，說《習學記言》“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2。
至於說葉適的門人多流於辭章，那是學風的影響所及。但《宋元學案》又說水心門人也有差別：“水心之門，有為性命之學者，有為經製之學者，有為文字之學者。”還有王大受（拙齋）這樣“欲以事功見其門庭”的學者。三是水心之學的影響。南宋乾道、淳熙之際，宋代文化又出現了一個。最初有朱熹的朱學、呂祖謙的呂學以及陸九淵的陸學。所謂的朱學、呂學、陸學，鼎足而三。或謂是朱學與呂學和張栻的湖湘之學，是南宋的三大學派。而張栻死於淳熙七年（1180），次年呂祖謙也逝世了。從此是朱陸兩分天下，葉適的崛起，成為一大宗，遂與朱、陸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學無法2《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
3《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
1《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
2《四庫全書總目》卷13《子部十·習學記言》。
與朱、陸相抗衡。南宋後期，朱學地位在提高，朱、陸合流、相互出入，成為一種文化潮流。朱熹指責陸學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學是大不成學問。1這種學術上黨同伐異，不足取。應該說，水心之學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辯理學家說《易》及解《中庸》、《大學》之非，以為“舍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諸多論斷顯現思想批判的光華，雖然仍是本《六經》之根本。
1參《朱子語類》卷122。
第五十五章李清照朱淑真第一節李清照曆盡人間甘辛的一生李清照（1084—約1155），號易安居士，濟南章丘（今屬山東）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寧進士，官至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路刑獄，以博學工文著稱。母王氏也知書善文。受家學熏陶，李清照博聞強識，精通書史，“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1，早年所作詩《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頗得時人好評。
建中靖國元年（1101），李清照與吏部侍郎趙挺之幼子，太學生趙明誠結婚。趙明誠（1081—1129），密州諸城人。以蔭仕後，初在東京任職，除鴻臚少卿。大觀元年（1107）趙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隨丈夫歸居青州（今屬山東）故第，屏居達十年之久。宣和中，趙明誠出任萊州（今屬山東）、後調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趙明誠婚後恩愛美滿，生活優裕。夫婦倆誌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書畫、曆代圖籍。李清照協助趙明誠整理考訂彝器、碑銘，並進行研究，編撰《金石錄》。平時，常以所藏文物自娛，詩詞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醉花陰》）等著名詞句，即是她當時的生活寫照。
靖康元年（1126），金軍南下，北方陷於戰亂。次年，趙明誠奔母喪赴江寧（今江蘇南京），高宗即位後，起知江寧府。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也避亂至江寧，她感歎“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表達了自己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及對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滿。建炎三年（1129），趙明誠移知湖州（今屬浙江），駐家池陽（今安徽貴池）。他隻身赴建康（時江寧已改名建康）聽命時，不幸病故。李清照殮葬了丈夫後，前往臨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約這時發生了陷害她的“頒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敗逃，她隨著高宗南逃的路線輾轉避亂。先從越州（今浙江紹興）至明州（今寧波），又經奉化（今屬浙江）、台州（今臨海）入海，再經溫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於戰火，或被人盜掠，散失殆盡，境遇十分淒涼。大約在紹興二年（1132），李清照移居臨安，經過數年，“頒金”案之冤亦於此時洗涮清楚。據宋代文獻記載，她再適張汝舟，僅數月旋離異，後世學者對此事尚有異議。1李清照的晚歲是在淒涼孤苦中度過的，但她對國事仍很關心，並一直進行著文學創作和學術活動。紹興三年（1133），她作詩送韓肖胄、胡鬆年使金。四年，她寫作了《打馬圖經》及“自序”，又對《金石錄》作最後的筆削整理，寫下了著名的《金石錄後序》，後將書表上於朝。紹興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跡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約七十餘歲。據今人考證推測，當在紹興二十五1王灼：《碧雞漫誌》卷2。
1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王灼《碧雞漫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晁公武《郡齋讀書誌》等皆載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學者多持異說，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力證其未改嫁，目前學術界對此仍有爭議。
年（1155）或稍後。1多才多藝，以詞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藝著稱，她通書畫善屬文，工詩詞，尤以詞擅長，被稱為南宋婉約派宗主。她的文學創作，從思想內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後為界，分為兩個時期。
前期的詩文，或談史事，或論文藝，題材比較廣泛。早年的《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她以“夏商有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的詩句，提醒人們記取唐代天寶之亂的教訓。她的《詞論》是宋代重要論詞之作，她提出了詞“別為一家”的說法，強調音律和典雅，反對以詩為詞。前期的詞作多寫自然風光景物和個人的離愁，較真實地反映了她的悠閑情懷。如《鳳凰台上憶吹簫》、《一翦梅》等詞，是通過描寫寂寞的生活和抒發憂鬱心情來表達對丈夫的深切眷戀，並較大膽地流露出自己對美好愛情生活的渴望。這對傳統的倫理規範是一種衝擊。故王灼《碧雞漫誌》評論說：“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
南渡以後，李清照後期作品有較明顯的變化。所作詩文，多感歎身世，懷念故國，包含了較多對現實的關心，滲透著愛國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烏江》）。“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詠史》）。詩句用詠曆史人物斥責了當時“偽楚”政權和南宋統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顯示了自己的愛國熱忱和氣節。在《打馬圖經》及“序”中，還提出了秣馬礪兵，恢複中原的主張。
後期的詞作也與前期迥別。當時，國破家亡的現實和淒涼悲慘的個人遭遇，使李清照陷於極度痛苦之中，於是她以詞來抒發傷時憶舊、懷鄉悼亡的感情，風格由清麗、纏綿轉為深沉、悲壯。如“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菩薩蠻》），“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蝶戀花》）等詞句，寄托了對北方故國的懷戀；“元宵佳節，融和天氣，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永遇樂》），“當年曾勝賞，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懷抱，得似舊時那”（《轉調滿庭芳》）等詞句，表達了對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詞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寫“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聲聲慢》寫“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的意況，《清平樂》寫“今年海角天涯，蕭蕭兩鬢生華”的哀傷，皆使人感受到她內心的濃重愁思。
在中國文學史上，李清照的詞作以其高度的藝術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後世論者將她推為宋代“婉約派”詞家的宗主。她作詞十分重視詞的特殊格調和協律性，因而能獨辟蹊徑，在豐富詞的藝術表現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長抒情，巧於構思，常選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詞中，具體而細致地表現自己的內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擬泛輕舟。隻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來描寫滿腔的愁思。她也善於運用白描的手法，通過具體生動的行動或事物，將抽象的內心活動形象化，如《永遇樂》以“向簾兒底下，聽人笑1李清照的卒年今人考證詳見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所附《李清照事跡編年》。語”寫自己的情懷，《一翦梅》以“才下眉頭，卻上心頭”述自己的相思，顯得委婉、含蓄、自然，毫無矯揉造作之態。詞風雖以淒婉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漁家傲》中的“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也使人如讀蘇軾、辛棄疾之詞。李清照詞的語言尤具特色，優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寵柳嬌花”，“綠肥紅瘦”寫花樹，以“濃煙暗雨”，“風柔日薄”寫天氣，以“黃花瘦”擬人，皆很新穎、清麗，顯示出遣詞造句的創造性。又常以淺顯明白的俗語入詞，如“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行香子》），“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聲聲慢》）等，皆信手拈來，便生出許多清新生動的情味。她精於音律，因而作詞強調音樂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詞論》），還講究舌、齒音的交錯和疊字的連續運用，如《聲聲慢》中一開始就連用了十四個疊字，其獨創性為後人所盛讚。李清照詞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人們稱其為“易安體”，曆代都有人學習仿效。李清照詩文也有很高的造詣，如《金石錄後序》一文，敘事、抒情十分優美動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別有詞集《漱玉集》和詩文集《李易安集》傳世，但都已散佚。舊傳《漱玉詞》係後人所輯，如趙萬裏的輯本收詞六十首。今人輯本如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黃墨穀《重輯李清照集》，收錄各類作品較為完備。
第二節朱淑真朱淑真，自號幽棲居士，相傳她祖籍與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屬一地，故有人稱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錢塘，故又稱錢塘人。出生於仕宦世家，家境頗富。據她寫的詩句，稱家裏不僅有東園（見《晚春會東園》），又有西園（見《春遊西園》），1還有樓閣。她即住在西樓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較濃鬱的文化氣氛。她常與父親把酒論文，吟詩作對。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歎：“詩禮聞相遠，琴樽誰是親？”並期盼“把酒何時共，論文幾日親。”2她曾在出嫁後，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興作詩，寫道：“聲聲喜報鵲溫柔，忽接芳緘自便郵。一尺溪藤摛錦帶，數行香墨健銀鉤。傾心吐盡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懷無是處，非幹病酒與悲秋”。3反映她在未出閣前，過著溫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雖是大家閨秀，但卻時時關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熱聞田夫語有感》一詩，她寫道：“日輪推火燒長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雲萬疊赤不雨，地裂河枯塵起風。農憂田畝死禾黍，車水救田無暫處。日長饑渴喉嚨焦，汗血勤勞誰與語？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無成熟。雲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頭向天哭。寄語豪家輕薄兒，給巾羽扇將何為！田中青稻半黃槁，安坐高堂知不知？”4另一首《喜雨》，亦寫道：“高田低田盡沾澤，農喜禾無枯槁傷。我皇聖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鹹蒙滂沛恩，九州盡解焦熬苦。”1《朱淑真詩集》前集卷2《晚春會東園》，後集卷1《春遊西園》。
2《朱淑真詩集》前集卷7。
3《朱淑真詩集》前集卷10。
4《朱淑真詩集》前集卷4。
5這些詩，都可表明她是個頗富正義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極不如意，以致抑鬱以終，鑄成了她的悲劇。
如在《愁懷》二首之一中寫道：“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為主，何似休生連理枝。”1她非常明確地提到了對自己婚姻的不滿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惡”，2而是個官員。朱淑真在《春日書懷》中寫道：“從宦東西不自由，親幃千裏淚長流。已無鴻雁傳家信，更被杜鵑追客愁。日暖鳥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謾盈眸。高樓惆悵憑闌久，心逐白雲南向浮。”3這裏顯然指跟著丈夫宦遊，而遠離父母千裏，極不自由。另一首《寒食詠懷》，記述丈夫的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風流，絲管紛紛逐勝遊。春向眼前無限好，思親懷土自多愁。”4當時，宋金長期劃淮為界，淮河一線，是雙方重點設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斷，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過自己的心事：“初合雙鬟學畫眉，未知心事屬他誰？待將滿抱中秋月，分付蕭郎萬首詩。”5最後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個寫得萬首詩的丈夫，而事實上卻嫁了個武夫，這就不能不是“鷗鷺鴛鴦作一池”了。後來，她乘歸寧省親之機，回到了父母身邊，從此便永遠離開了這個丈夫。由於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寫了許多抒發自己情感的詩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鴛幃不奈寒，起來霜月轉闌幹。悶懷脈脈與誰說，淚滴羅衣不忍看。”6正由於這種境遇，朱淑真終於抑鬱以終。據說她去世時，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並沒有太大的詩名，朱熹說過：“本朝婦人能文，隻有李易安與魏夫人。”1朱淑真也與魏夫人有交往。她寫有《會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終，求詩於予，以“飛雪滿群山”為韻作五絕》。2據說，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036—110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動在北宋哲宗徽宗時。而朱淑真當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與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時或稍後。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編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斷腸詩集》，在此書的序中說：“比往武陵，見旅邸中好事者往往傳誦朱淑真詞，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能及？未嚐不一唱而三歎也。早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及嫁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鬱不得誌，故詩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觀其詩，想其人，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塚之可吊，並其詩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傳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予是以歎息之不足，援筆而書之乃名其詩為《斷腸集》。後有好事君子，當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禮書”。詩存330餘首，5《朱淑真詩集》前集卷4。
1《朱淑真詩集》前集卷9。
2明田汝成《西湖遊覽誌》稱朱淑真“父母無識，嫁市井民家”。其《西湖遊覽誌餘》又稱“朱淑真其夫村惡種種可厭”。
3《朱淑真詩集》後集卷1。
4《朱淑真詩集》後集卷1。
5《朱淑真詩集》前集卷6。
6《朱淑真詩集》後集卷4。
1《朱子語類》卷140。
2詩見《朱淑真詩集》前集卷10。
即《斷腸詩集》，亦稱《斷腸集》；詞存30餘闋，稱《斷腸詞》。朱淑真詩詞的成就可與李清照齊名。遺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記載，而朱淑真卻沒有。據說當時有臨安人王唐佐為朱淑真寫過一小傳，但也沒有流傳下來，對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據她的詩作推知的。
第五十六章陸遊辛棄疾第一節陸遊半生遊宦，半生奉祠陸遊（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祖先本務農，後來讀書做官。陸遊出生後不久即逢“靖康之變”，金軍南下，擄宋徽、欽二帝北返，北宋滅亡。在動蕩不安的局勢中，父親陸宰被罷去京西轉運副使之職，攜家南歸，輾轉流離。陸遊9歲時才回到故鄉山陰。在山陰，陸遊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代。
紹興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歲的陸遊到臨安應考，名列兩浙路鎖廳試薦送第一。次年應禮部複試，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論恢複”，又名列權臣秦檜的孫子秦塤之前，大為秦檜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紹興二十八年（1158）秦檜死後，陸遊才得出仕。先授福州寧德縣主簿，不久調入臨安，任敕令所刪定官。紹興三十三年（1162），孝宗即位，主戰派的勢力在朝廷有所增強，陸遊以“善詞章，諳典故”被薦。孝宗因對他“力學有聞，言論剴切”，賜進士出身，並調任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證所編修官。在此期間，他毫不掩飾自己主戰的立場，並提出了許多抗金收複失地的策略。後因論龍大淵等人“招權植黨”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鎮江府（今江蘇鎮江）通判，又調隆興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張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轉主議和，主戰派勢力遭到打擊，陸遊也以“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1的罪名罷官遣歸。
乾道六年（1170），陸遊起為夔州（今重慶奉節）通判。免職數年，得到的是遠州副職，去的又是僻遠的山城，這一切使他感到傷懷。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經三峽入川，一路上觀秀麗山水，探幽奇絕境，訪先賢遺跡，采風俗民情，所謂“道路半年進不到，江山萬裏看無窮”2。他且行且記，將一路聞見加上個人感慨，寫成《入蜀記》6卷。這次旅行，使他視野大為開闊，愛國信念更加堅定。乾道八年（1172），四川宣撫使王炎，邀陸遊入宣撫使幕，任帥府幹辦公事兼檢法官。他來到南鄭（今陝西漢中），有機會親臨前線。他常不避艱險，來往於南鄭與前沿軍營之間，曾雪夜渡漢水，掠過金軍陣地；也曾一連三天啃著蕎麥餅，與士兵生活在一起。這段軍旅生活，對他的後半生的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不到一年，隨著王炎被調職，陸遊也離開了南鄭，改任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來到成都，後又在蜀州（今崇慶）、嘉州（今樂山）、榮州（今榮縣）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職，幾乎遍曆蜀中。淳熙元年（1174）末範成大帥蜀，改任四川製置使司參議官，回成都。淳熙三年（1176），因不拘禮法，被劾“燕飲頹放”而罷職領宮觀，他不以為然，毅然自號“放翁”。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看到了陸遊在蜀中所作詩篇印本，遂詔東還。此後十多年，陸遊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擔任監司和州官，雖然未能充分1《宋史》卷395《陸遊傳》。
2《劍南詩稿》卷2《水亭有懷》。
施展其政治抱負，但由於一再堅持抗金主張，為權貴所不容，始終不被重用。淳熙七年（1180），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因發粟賑災，被劾罷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軍器少監，次年任禮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罷官，回山陰故裏閑居。
紹熙元年（1190）冬，複以階官中奉大夫、提舉衝佑觀，均為閑差，陸遊時年66歲。此後十餘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領半俸，過著清貧生活。他雖人閑居，但日夜思念報國之心是閑不住的，他依舊關心國事，憂國憂民。其間，紹熙三年（1192）封男爵，慶元元年（1195）題其書齋為“老學庵”。
嘉泰二年（1202），陸遊又被召，恢原階官提舉宮觀，任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參與修撰孝宗、光宗兩朝實錄。次年修撰完成，升寶謨閣待製，致仕。嘉泰四年（1204）封子爵。開禧三年（1207）封渭南伯，由此自號“陸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病逝，享年85歲。愛國詩人，壯心不已陸遊是宋代著名的愛國詩人。少時聞父執議論國事，深受熏陶。從小就懂得民族壓迫的苦難，埋下了愛國的種子。父親陸宰是一個具有愛國思想和民族氣節的官員，雖然退居林下，仍時時關心著國家興衰、民族危亡，與朋友們談到國家前途時，常食不下咽，悲不自勝。他們“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1。這些長輩們的愛國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響著陸遊，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報國壯誌。成年後，陸遊以“學者當以經倫天下自期”2來自勉。他的“喜論恢複”，顯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遷，並沒有使陸遊的愛國熱情稍減，仍時時準備為恢複中原出力。在陸遊思想上，抗金恢複中原高於一切。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也希望別人也應以國事為重，團結一致對外。恢複中原的愛國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纏綿病榻之時，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寫道：“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夜闌臥聽風和雨，鐵馬冰河入夢來。”3他臨終時吟哦的《示兒》詩：“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與至死不泯的愛國熱情。
詩人陸遊與尤袤、楊萬裏、範成大並稱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種詩體，尤擅七律、七絕。《劍南詩稿》存詩9300餘首。陸遊的創作道路和作品風格，有人分為三個階段：早年從江西派入手，私淑呂本中，又師事曾幾，所作工藻繪，重技巧。中年起詩風改變，尤其是入蜀以後，詩境開拓，博大閎肆。晚年退隱家居，風格漸趨平淡。然而，無論詩風如何改變，鼓吹恢複，詆斥和議，一直是他詩歌的創作主題。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他的詩歌忠實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聲。有時是對恢複中原的無限希望，有時是對偏安局麵的無奈悵恨，有時是對誤國君臣的憤怒控訴，有時是對國事日非的深沉歎息。由於嚴酷的現實，陸遊抗戰必勝的信念屢屢被打擊，幾乎幻滅。但他即使在極其抑鬱、近於失望的心緒時寫下的詩篇，也都是沉鬱頓挫、感激豪放1《渭南文集》卷30《跋周侍郎奏稿》。
2《渭南文集》卷26《跋文武兩朝獻替記》。
3《劍南詩稿》卷26《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之作，因此，人們稱陸遊是繼屈原、杜甫之後又一偉大的愛國詩人。
陸遊描寫田園和景物的詩篇也同樣出色。晚年久居鄉間，對農民的歡樂和疾苦都耳聞目睹。他以清雋流暢的詩句描寫善良純樸的農民生活，一年到頭辛勤的勞作，自給自足的農家樂，他們遭受到的苛取豪奪，字裏行間充溢著對農民命運的關切。陸遊的景物詩，或發思古之幽情，或表現明媚的風光，多清新俊逸，饒有韻致。如“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樓一夜聽風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等，皆為千古名句。
陸遊還擅長詞作。他的《放翁詞》存詞140餘首。除《釵頭鳳》那樣的訴說愛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達愛國思想的。如雄壯悲涼的《訴衷情》，感慨遙深的《水調歌頭》，意氣風發的《秋波媚》，老淚縱橫的《謝池春》，無一不是抒發自己的心聲。著名的《卜算子·詠梅》，是用梅花的高潔和傲霜鬥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堅貞氣節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樣“零落成泥碾作塵”，仍舊是其“香如故”，永遠不改變恢複中原的愛國信念。
陸遊的散文也別具一格。其中《老學庵筆記》記述當時的風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傳聞軼事，不僅內容豐富，可補史傳之闕，而且行文流暢，修潔可誦。《入蜀記》是記古跡、敘風俗，指點江山，引人入勝，故時人就有“四海文章陸放翁”之說。陸遊還長於史學，他曾參與撰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私撰《南唐書》18卷，敘次簡潔，為史著佳作。
由於陸遊的經曆曲折，命運多舛，轉輾流離，接觸社會廣泛，而使他積累了深厚的創作基礎，在詩、詞、文、史等諸多方麵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滿漏*點的詩篇，不僅在當時鼓舞了愛民奮勇殺敵，也激勵著人們反侵略鬥誌。梁啟超所稱頌的那樣：“詩界千載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
第二節辛棄疾由義軍掌書記到封...
此外，還繼續與陸九淵辯“太極”、“無極”諸問題等。
在這一階段，朱熹寫成《易學啟蒙》、《周易本義》；修訂刊刻《詩集傳》。特別是在淳熙十六年（1189），序定《四書集注》，次年，刊刻於漳州，這標誌著朱學思想體係的成熟。
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58歲，除江南西路提提點刑獄公事。
淳熙十五年朱熹上封事，奏事延和殿，說，今日之“大本”，在正皇帝之心。天下有“急務”者六：即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次日，除主管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朱熹力辭，除秘閣修撰，奉外祠。
淳熙十六年（1189）八月，朱熹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以疾辭，十一月除知漳州。次年即光宗紹熙元年（1190），至漳州。在漳州任上奏除無名之賦700萬，減經總製錢400萬。他欲方量土地，行經界法，為土豪及在朝權勢者所沮。後以子喪，請祠。紹熙四年（1193）知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紹熙五年四月，去長沙上任。在任數月用鎮壓安撫手段，平息少數民族起義。重建嶽麓書院，明教化，四方學者畢至。在抑豪民，嚴武備諸多方麵有政績。三、從寧宗慶元元年（1195）至六年（1200）朱熹去世，朱學進一步完善，同時朱學內又孕育嬗變的因素。
寧宗即位，除朱熹煥章閣待製、侍講。但朱熹在朝不過46日，即被排擠出朝。朱熹回建陽，建竹林精舍，後改名滄州精舍，繼續他的講學與著述事業。
慶元二年，韓侂胄禁理學，沈繼祖指控朱熹十罪。慶元黨禁，立《偽學逆黨籍），籍“偽學”趙汝愚、朱熹、呂祖泰、蔡元定等59人。朱熹的門人“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朱）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以謝譴生徒者，笑而不答”1。在學術上他寫成《楚辭集注》、《儀禮經傳通解》、《韓文考異》以及《周易參同契考異》；修改整理《資治通鑒綱目》等。所有這些，都標誌朱熹學術進一步深化，但朱學在文獻學上注意訓詁章句以及博采的特點也顯示出來了。
慶元六年（1200）三月初九，這位一代學術大師在淒涼中辭世。臨終前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盡管朝中禁道學很嚴厲，但一些門人學者，還是不顧禁忌，奔赴建陽。十一月，蔡沈、黃幹主喪葬事，參加會葬者近千人。朱熹力圖使經學、史學、子學及文學融入理學中去，而且他也確實建立了一個宏大的學術體係，縷析理學的淵源及傳授學脈。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後人編纂的有《朱子語類》、《朱文公文集》。慶元黨禁解除後，朱學地位不斷上升。經真德秀、魏了翁的努力，朱學終於上升到統治的地位。陳淳、黃幹、蔡元定等門人，護師門，在一些方麵發展了朱熹的學術。由黃幹1《朱子語類》卷123。
1《宋史》卷429《朱熹傳》。
而金華四先生（即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及黃震，在閩、浙、贛一帶，傳播朱學、修正朱學、發展朱學。到了南宋末期，朱陸水火，朱陸合流，又相互出入，其弊，則是陸學流於禪，而朱學流於訓詁。
朱熹的天理論朱熹繼承、發展了程頤的天理論，並且構成一個完整的唯心主義的哲學體係。《朱子語類》卷一開篇集中表述了朱熹對理的看法，他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隻是一個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個理。
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
有人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朱熹回答說：要之，也先有理，隻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卻是是氣；也須有先後。且如萬一山河大地都陷了，畢竟理卻隻在這裏。
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隻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蓋一治必又一亂，一亂必又治。1*28_1793_0從上麵幾段語錄可以看出朱熹的天理論、理氣論的要點：一，宇宙的本原是“理”。天地萬物，包括社會上的人，都是“理”的體現。二，理在世界之先存在，理在氣先。理是不生不滅而氣有生有滅。三，社會的變動，是一種氣運循環，而且是盛衰的循環。這就建立理本論的哲學體係。四，理一分殊。他特別肯定程頤的觀點，也吸收周敦頤、張載的說法。在《論語集注》中，朱熹說：至誠無息者，道之全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
這是論說全體與個別、一般與特殊的關係。另外，朱熹吸收了張載《正蒙》的觀點與邵雍的《皇極經世》中的思想，進而論說五行陰陽之理，說：“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為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朱熹的宇宙觀、運動觀、社會曆史觀、倫理觀都統一在理學的體係中。
不僅繼承、發展了程頤的思想，同時也融合理學各家的思想。朱熹認為，認識理，是要“即物窮理”，與“格物致知”。他說：隻是推極我所知，須要就那事物上理會。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1*28_1794_0人能認識“理”，是“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通過格物，而豁然貫通，用事物去印證出心中具有的天理。這是先驗的認識論。
朱熹的曆史觀是理氣論的曆史觀。他以“理”作為劃分曆史階段、評論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標準。三代是天理流行，漢唐以後是人欲橫流。天理存在，但不過是暗合。這種觀點為陳亮所批駁。此外，在社會政治思想、倫理道德學說等各個方麵，朱熹都貫穿了他的理氣說。
第二節陸九淵陸九淵（1139—1193），字子靜，為南宋心學理論體係的創建人。
五代末年，先祖避難至撫州金溪（今屬江西）居延福鄉之青田。陸氏為一方宗族大姓，遷至江西後二百年間，合族數千人聚居，族規嚴密。父陸賀，字道鄉，究心典籍，重踐履躬行，在州裏頗有聲望。時家道中衰，沒有田產，一門之衣食，皆仰仗藥肆供給。
九淵兄弟六人，九淵最幼。大哥九思，字子強；二哥九敘，字子儀。三哥九皋，字子昭，力學成名，是為庸齋先生。四哥九韶，字子美，與朱熹論學，辯《太極圖說》，這是理學史上一件重要事情。子美在梭山與學者講學，稱為梭山先生。五哥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因齋名為“複”，稱為複齋先生。
九淵在應山講學，改應山為象山，自號象山翁，稱為象山先生。他同子壽齊名，時人稱為“二陸”先生。也有的將梭山列入，稱為江西“三陸”。他們兄弟自相師友，講學授徒，及門受業者數千，在東南有相當大的影響。三陸對心學的形成都有貢獻，“三陸子之學，梭山啟之，複齋昌之，象山成之”1。其中陸九淵成就最大。
讀書有覺陸九淵在紹興三十二年（1164）23歲以前，是他青少年求學時期。
陸九淵5歲入學讀書，這是啟蒙學習。他自己說：某七歲讀書，十三誌古人之學，亦時習舉子之文，不好也。二十四以書見先達李公，今經略廣西者。書辭才百餘言，而李公嘉之。是歲，實今天子新即位，頒科詔，而某獨殊無應書之意，李公以為不可。乃以向為舉子業雲李公亦謂為能，其秋竟就試中選。2*28_1795_1這是他把自己入仕途之前的生活所作粗線條的介紹。7歲讀書，9歲能屬文。所謂13歲誌古人之學，是這一年，他思考出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進而體悟出宇宙便是吾心等一係列認識。
陸九淵自小不愛嬉戲，靜重如成*人，他的求學一個重要特點是“讀書有覺”。首先，這是一種探索的精神。他遇不明白的事，要問個原委究竟。4歲時，就詢問天地何所窮際，因為沒有得到回答，深思以至於忘寢食。他提倡讀書不能滿足記誦，“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1。又說：“讀書固不可不曉文義，然隻以曉文義為是，隻是兒童之學，須看意旨所在”。2生活中事事物物，他都能體察出一種道理來。三哥陸九韶說：“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嚐聞鼓聲振動窗欞，亦豁然有覺。其進學每如此。”3其次，這又是一種批判的精神。陸九淵讀書很刻苦，在“實勤考索”的基礎上，又主張讀書要有疑，認為有疑方有覺，有疑方有進。他五哥陸九齡讀《論語》，問九淵對其中《有子》一章有什麽看法。九淵認為這一章是有子的話，不是孔子的言論。陸九齡說有子是孔子的主要門人，不可輕議。但陸九淵卻不以為然，對這位賢人進行批評，說：“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1《宋元學案序錄》。
1《陸九淵集》卷36《年譜》。
2《陸九淵集》卷35《語錄下》。
3《年譜》。
他對前人的學術和對社會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認識。關於宇宙的認識，關於二程的評價，關於對王安石新法的意義的估定以及對荊公新學的認識等，有他自己的見解。在理學一些重大的問題上，與朱熹的認識分歧更是明顯。
陸九淵主張為學當先發明本心，但不應當脫離社會現實生活。傅兆文在《序》中說到陸氏家學時有一句話，說：“真所謂本諸心而見之躬行之實者”。所以，重踐履也是九淵“讀書有覺”的一個落腳點。16歲時，象山讀三國、六朝史，又知悉靖康年間北宋社稷覆亡的曆史，“乃剪去指爪，學弓馬”。他並不看重科舉，隻是把作場屋之文，當成是“直寫胸襟”、表達自己政治見解的方式。
陸九淵作為心學的代表人物，與朱學相對立，但陸九淵在學術上主張不要“護門戶”，說：“後世言學者須要立個門戶。此理所在，安有門戶可立？學者又要各護門戶，此尤鄙陋。”1朱、陸辯異同，他們相互對立又相互吸收，學術上相互服膺。這與後來朱陸門人相互水火不一樣。
聚徒講學陸九淵從24至54歲的近30年中，主要活動是建立心學體係、傳播心學理論，從而形成有自身特點的學派。在政治舞台上，他作過地方官，也有政績，但與他在學術上的建樹相比，隻占次要的。“立朝僅丞、匠、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荊門小壘而已”2紹興三十二年（1162）秋試以《周禮》鄉舉，陸九淵應試，開始進入仕途的奮鬥。是年丁父憂。孝宗乾道七年（1171）以《易經》再次鄉舉。次年，陸九淵34歲春試南宮，賜同進士出身。淳熙元年（1174）授右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淳熙四年，丁繼母憂。六年，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九年，除國子正，是年秋赴國學。冬，遷敕令所刪定官。淳熙十一年（1184）在敕局祚德廟，為獻官，向孝宗上言提出改革主張。淳熙十三年（1186）除將作監丞，不久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這是一個閑職。直到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繼位，朝廷詔陸九淵知荊門軍。光宗紹熙二年（1191），去荊門赴任。陸九淵在荊門軍任上，頗有一番作為。在軍事上，嚴邊防，築城池，整頓軍隊，增強戰鬥力；在政治上，改革一些弊政；在經濟上，采取措施，救災度荒；在教育上，修郡學，親為諸生講學。荊門一方經他一番整頓，風俗一變。周必大稱“荊門之政，如古循吏”。紹熙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陸九淵病卒。
在這30年中，陸九淵聚徒講學，對陸氏心學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乾道八年，在試進士時，他所作《天地之性人為貴》，為考官呂祖謙、趙汝愚賞識。呂祖謙說：“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中進士後聲名大振，都中諸賢從遊，學者絡繹前來求教，以至40多天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在經浙江富陽回江西時，楊簡等一批學人從遊問學。回鄉在槐堂授徒論道，論涵養德性，誨人為學當“辨誌”；先後得朱桴、傅夢泉一批學者，傅氏也是陸九淵最欣賞的門人。淳熙十年，陸九淵在國學講《春秋》，如居家1《陸九淵集》卷34《語錄上》2《陸九淵集》卷33《覆諡》。
教授，諸生感發良多。後來，江西與浙東成為陸學門人集中的地方。江西以傅夢泉、鄧約禮與傅子雲為主要人物，是為“槐堂諸儒”；浙東以楊簡、袁燮、舒磷與沈渙為代表，這四個人被稱為“甬上四先生”或“四明四先生”。淳熙十四年，陸九淵在貴溪應天山講學。他嫌應天山與佛教徒有瓜葛，根據山形，改名為“象山”。自稱為“象山居士”，又稱“象山翁”。1這在陸九淵心學的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每詣城邑，環坐二三百人，至不能容。結茅象山，學徒複大集。居山五年，來見者案籍數千人”1。陸九淵講論，終日不倦，有一段文字描述其講學的盛況：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蕎至。會揖，升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嘩。首誨以收斂精神間舉經語為證。音吐清響，聽者無不感動起興起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歌楚辭，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神。諸生登方丈請晦，和氣可掬，隨其人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嚐及閑話，亦未嚐令看先儒語錄。2*28_1799_1講學的盛況、講學的方法、風格及特點，在這一段文字中說得很清楚。
通過陸九淵的講學，在他的周圍聚集人數眾多的信仰者，形成一個學派。他不重視著述，“不立文字”。有人勸陸九淵著書。他回答說：“‘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說：“學苟知道，‘六經’皆我注腳。”3（他的大兒子編成的《象山先生全集》大多數是陸氏的書信與講學的言論。經過後人不斷的增益，又收進《年譜》等材料，1980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了點校本《陸九淵集》，計36卷。）因此，講學在陸氏的學術體係形成與傳播過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陸學作為一個學派，又是在同其他學派相互鬥爭相互吸收的過程中形成發展起來的。陸九淵與朱熹爭論，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學術文化的發展上是一件大事。朱陸之爭，一次是淳熙二年鵝湖之會的為學之方的爭議，一次是淳熙十五年的“無極”“太極”之辯。
在鵝湖之會之前，朱陸矛盾已經出現。呂祖謙於淳熙二年去武夷訪朱熹，住一個多月，朱熹送呂祖謙到江西信州鵝湖。為調和朱陸分歧，祖謙約朱熹與陸九壽、九淵兄弟相會。陸九齡子壽、陸九淵子靜自金溪來。除二陸外，還有劉子澄及“江浙諸友”。1呂祖謙知道陸與朱議論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鵝湖之會的情況，據陸九淵的回憶，朱陸相會，展開辯論“至晚方罷”。次日，九淵請他哥哥先說，陸子壽將準備好的一首詩朗誦出來：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隻此心。
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
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
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
子壽才讀了四句，朱熹對祖謙說：子壽早已上子靜的船了。誦完詩，陸九淵說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詩：1《陸九淵集》卷13《與朱子淵二》。
1《宋元學案》卷58《象山學案》。
3《宋史》卷434《陸九淵傳》。
1《呂東萊文集·本傳》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詩還沒有讀完，朱熹麵色很不好看。當讀完後兩句：“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隻今。”1朱熹老大不愉快，於是各自休息。次日，朱陸再辯，論難往複持續數日。呂祖謙虛心相聽。三年以後，當陸子壽來訪，朱熹和詩：德業流風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
偶攜藜杖出寒穀，又枉籃輿度遠岑。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隻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朱熹的意思是為學應當泛觀博覽，而後歸之於約。二陸的意思是先發明本心，而後使之博覽。陸九淵在詩中譏朱熹的為學之方是繁瑣，是“支離”；朱熹認為陸九淵是不信古今的“無言”空疏之學。
還有朱陸的“道問學”與“尊德性”之爭。關於這兩者的差別，朱熹說：“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兩人也都意識到兩者不能去其一，但側重點與進德的次序不一樣，按黃宗羲的話來說，是陸以“尊德性為宗”，朱以“道問學為主”。陸主張發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朱認為“格物窮理”，則吾知自致。
淳熙十五年前後，又有無極、太極之辯。開始是梭山先生陸九韶（子美）與朱氏辯“無極而太極”這一句，認為“太極”上麵又加“無極”二字，與周敦頤的《通書》不一樣；二程也沒有說過“無極”。《太極圖說》的“無極而太極”來自陳摶（希夷），是老氏之學。朱熹“大謂不然”。陸九淵站在他哥哥陸九韶一邊，支持梭山把這場辯論進行下去。由此又涉及到對“極”、“中”、“一”等概念、範疇的辯論。
朱陸之爭一方麵使道學與心學的基本分歧明朗化，劃清界限形成學派。
同時二人在相互論難中，又促進思考，推動自身學派的發展。鵝湖之會在淳熙二年（1175），六年後，也就是淳熙八年（1181），陸九淵去南康拜訪朱熹，時朱熹為南康守，他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為諸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九淵的闡發，為朱熹大加讚賞。太極無極之辯以後，朱熹要門人同誌“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毀”。
程頤理學到了南宋，雖然沒有成為學術上的宗主，但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影響，朱熹成了理學的集大成者。程朱理學也有其自身的弱點，沒有脫離傳注章句的路數，其正心誠意一套說教在南宋社稷麵臨覆亡時，很難奏效。朱學在當時的命運並不好。陸學把理又歸之於心，以它的“簡易”心學，在講學與爭論中，發展了自己。朱學、陸學再加上呂學，成為南宋學術思想中鼎足而三的主要學術流派。
心學理論陸九淵的心學理論，沒有脫離“理”的教條，他認為“理”充塞於天地中，說：“此理充塞宇宙，天地鬼神且不能違異，況於人乎？”1又說：“塞1鵝湖之會事，各種記載略有不同，詩句文字個別地方亦有不同。此依《陸九淵集》卷34、卷36《年譜》。1《陸九淵集》卷11《與吳子嗣八》。
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2他由“理”論說“勢”，但理是根本，勢是從屬，這就是他的“理主勢賓”的觀點：“竊謂理勢二字，當辨賓主。天下何嚐無勢，勢出於理，則理為之主，勢為之賓。”1陸九淵也說“道”，認為“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就這些方麵來說，陸九淵與朱熹不存在分歧。
但陸九淵認為心是宇宙的本體，這才是根本。他指出：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萬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萬世之後，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南西北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2*28_1803_1陸九淵認定“心”與“理”不能分二，根本是“心”，這就是他的心學的實質。陸九淵說：“蓋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3明朝王陽明說得直截明白：“聖人之學，心學也。”“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於外也。”陸九淵的心學與孟子的心學思想相通，成了“真有以接孟氏之傳”的傳人。4在認識論上，陸九淵的發明本心與他的心本體說論一致。朱陸的一係列分歧諸如為學之方上的爭論；“尊德心”與“道問學”的辯論；無極、太極之辯也都反映出他們在哲學根本觀點上的差別。但兩人學術的實質、學術的意義，在維係封建等級統治的作用上，沒有根本的差別。這就是黃宗羲說的：“二先生同植綱，同扶名教，同宗孔孟。”“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詔入室，雖東西異戶，及至室中，則一也。”1陸九淵的學術思想，為明代王守仁所繼承發展，成為陸王學派。
第三節呂祖謙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曾祖呂好問，（1064—1131）字舜徒，南宋初年“以恩封東萊郡侯”2，始定居婺州金華（今屬浙江）。當時，學人多稱其伯祖呂本中（1084—1145，字居仁）為“東萊先生”，呂祖謙則稱為“小東萊先生”。到了後世，一般均稱呂祖謙為“東萊先生”了。
家世顯赫，家學深厚呂祖謙出身官宦世家。八世祖呂蒙正，字聖功，為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977）進士第一；七世祖呂夷簡（979—1044），字坦夫，真宗鹹平三年（1000）進士；六世祖呂公弼（1007—1073），字寶臣、呂公著（1018—1089），字晦叔均以蔭入仕，分別賜進士出身和登進士第。以上諸呂皆曾入朝為宰相。2《陸九淵集》卷12《與趙詠道四》。
1《陸九淵集》卷12《與劉伯協》。
3《陸九淵集》卷1《與曾宅之》。
4《陸九淵集·附錄》。
1《宋元學案》卷58《象山學案》。
2《宋史》卷362《呂好問傳》。
五世祖呂希哲（1039—1116，字原明），自其以下，包括曾祖呂好問、伯祖呂本中、祖父呂弸中、父親呂大器等，皆為朝廷命官。如此一代一代連續不斷地在朝為官，在宋以前和以後的曆朝中不多見。
呂氏家族除官位顯赫外，學業上也頗有建樹，清人王梓材在校訂《宋元學案·範呂諸儒學案》所加按語說：謝山《劄記》：“呂正獻公家登學案者七世十七人。”考正獻子希哲、希純為安定（按指胡瑗）門人，而希哲自為《滎陽學案》。滎陽子切問，亦見學案。又和問、廣問及從子稽中、堅中、弸中，別見《和靖（按指尹焞）學案》。滎陽孫本中及從子大器、大倫、大猷、大同為《紫微學案》。紫微之從孫祖謙、祖儉、祖泰又別為《東萊學案》。共十七人，凡七世。然滎陽長子好問，與弟切問曆從當世賢士大夫遊，以啟紫微，不能不為之立傳也。足見呂氏家學之深厚。全祖望（謝山）的計算尚不準確，呂氏家族當入學案的，七世尚不止17人。所以《宋史》呂祖謙傳說：“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1少時科試，壯齒隱憂呂祖謙在《除館職謝政府啟》中，對自己作了如下概括：“自其少時既奪移於科試，及乎壯齒，又堙廢於隱憂，竟失全功，徒憐初誌。”2這是頗合實際情況的。
呂祖謙兒時，隨父親在福建任所，他先從師於林之奇，後隨父至臨安，又從師於汪應辰和胡憲。林之奇字少穎，一字拙齋，學者稱三山先生，是呂祖謙伯祖呂本中的門弟子。據《宋元學案》稱，呂本中“教之以廣大為心，以踐履為實，稱高弟”1。從這個意義上說，呂祖謙又成了他伯祖呂本中的再傳弟子，足見其在學業上，受其伯祖影響最深。汪應辰，本名汪洋，18歲成進士，因高宗覽其應對，頗為賞識，賜名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學者稱玉山先生。他受知於趙鼎，也頗得胡安國、呂本中的賞識。據《宋元學案》稱：“先生於學，博綜諸家。”2這對呂祖謙有至關重要的影響。胡憲字原仲，是著名學者胡安國的侄子，從胡安國學，因居住在籍溪，故自號籍溪先生。“先生質本恬淡，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枵然，如槁木之枝，而即之溫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嚐校也。”3這些個人修養，亦對呂祖謙有很大影響。
呂祖謙早年因祖父呂弸中的致仕恩，補為將仕郎，紹興二十七年（1157），改為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紹興三十一年（1161），為右迪功郎，授嚴州桐廬縣尉，主管學事。這時，他才25歲。但呂祖謙並未看重這些官職，他甚至並沒有去上任，4而一心要走科舉入仕的道路。
孝宗隆興元年（1163），呂祖謙終於實現了他的願望。這年四月，先考1《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2《東萊呂太史集》卷4。
1《宋元學案》卷36《紫微門人》。
2《宋元學案》卷46《玉山學案》。
3《宋元學案》卷43《劉胡諸儒學案》。
4見《東萊呂太史文集》附錄呂祖儉《壙記》：“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嚴州桐廬縣尉，未上。”
中博學宏詞科，接著又中進士。孝宗特下詔“減二年磨勘，堂除差遣”1。史臣在這裏還特別注明：“祖謙既中選，賜同進士出身，相繼放進士榜，又登上第，故有是命。”2呂祖謙由此而特授左從政郎，改差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其製詞說：“爾兩科皆優選，宜有以旌其能，資敘超升，是亦常典，可特授左從政郎，差遣如故。”3看來仕宦的生涯已向呂祖謙展開了坦途，但他的命運不濟，實際上，他所謂的“隱憂”也隨之到來了。
就在呂祖謙連中兩科的前一年，即紹興三十二年（1162），他的妻子韓氏去世，所生男亦夭折。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他的母親去世，歸葬婺州。由於為母親守喪，他隻得以教授學子為業。乾道五年（1169），他再娶韓氏（為原配之妹），並到嚴州任所。乾道六年（1170），他升任太學博士，並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次年（1171）五月，第二任妻子韓氏又去世，所生女亦夭折，在精神上給呂祖謙帶來了極大痛苦。接著，乾道八年（1172），父親因病告歸，並以這年二月去世。在守喪的三年中，他仍以教授學子和著述為事。淳熙三年（1176），守喪期滿，因李燾的推薦，升任秘書省秘書郎，並兼國史院編修官與實錄院檢討官。這一年，正40歲。這時，他已疾病纏身。淳熙四年（1177），又娶芮氏為妻，淳熙六年（1179）七月二十八日，其妻芮氏又去世，這一年他42歲。越二年，淳熙八年（1181）七月二十九日他也病故，享年44歲。
兼收並蓄，獨樹一幟盡管呂祖謙一生屢遭不幸，但在學業上體現的那種寬宏函容和兼收並蓄的精神，仍使他獨樹一幟，成為南宋一位重要學者和思想家。
清代學者全祖望在校補《宋元學案》的過程中，很能發現呂祖謙為學的特點，他說：“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複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1他還說：“小東萊之學，平心易氣，不欲逞口舌以與諸公角，大約在陶鑄同類以漸紀其偏，宰相之量也。”2這確是呂祖謙的風格和為學特點，而表現這一風格和為學特點的，莫過於他促成了朱、陸的“鵝湖之會”。
所謂“鵝湖之會”，是指以朱熹為首和以陸九淵為首的兩個針鋒相對的學派，於淳熙二年（1175）在江西信州鵝湖寺舉行的一次辯論會，這是我國哲學史和思想史上一次重要的聚會，為時三天，於當年六月八日結束。《象山全集》所附《年譜》，引有陸九淵門人朱亨道的一段話：“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恭蓋有誌於此。語自得，則未也。”3呂祖謙自己亦曾回憶此事說：“某留建寧凡兩月餘，複同朱元晦至鵝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1《宋會要輯稿》選舉12之15。
2《宋會要輯稿》選舉12之15。
3《東萊呂太史集》附錄《年譜》。
1《宋元學案》卷51《東萊學案》。
2同上。
3《象山全集》卷36《年譜》淳熙二年引文。
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4一個“就實入細”，一個“欠開闊耳”，一褒一貶，判然分明。足見就總體來說，呂祖謙是傾向於朱熹，而對陸九淵是有所批評的。呂祖謙十分注意讀史。朱熹對呂學有所評述。一次，門人黃義剛向老師“問東萊之學”。朱熹便回答他：“伯恭於史分外子細，於經卻不甚理會。”1又一次，朱熹問他的門弟子吳必大：“向見伯恭，有何說？”必大回答：“呂丈勸令看史。”朱熹對此很不滿意，發議論說：“他此意便是不可曉！某尋常非特不敢勸學者看史，亦不敢勸學者看經。隻《語》、《孟》亦不敢便教他看，且令看《大學》。伯恭動勸人看《左傳》、遷《史》，令子約諸人抬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比孔子相似！”2這裏朱熹的意見顯然十分偏頗，既不勸學者讀史，也不勸學者看經，甚至連《論語》、《孟子》“也不敢便叫他看”，而隻令“看《大學》”一種，也不過是自己的一己之見，並沒有什麽十足的道理可言。
呂祖謙既重視讀史，他勸人看《左傳》、讀《史記》便是理所當然的了。呂祖謙十分重視通史，他留下的未竟史著《大事記》12卷（通釋3卷，解題12卷），就是一部本擬“起春秋，後訖於五代”的編年體通史。3可惜天不假年，他隻寫到漢武帝征和三年便去世了。不過，從他留下的這部分書看，這是一部嚴謹的史著，連對呂祖謙教人讀史頗有微詞的朱熹也不得不承認，“其書甚妙，考訂得子細”4。這部書，每個事目都注明出典，如周敬王四十一年（即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孔子卒”。便注明：“以魯史、《左傳》修。”每條都如此，一絲不苟。本書另附通釋3卷，解題12卷。呂祖謙說：“《大事記》者，列其事之目而已，無所褒貶抑揚也。熟複乎通釋之所載，則其統紀可考矣。解題蓋為始學者設，所載皆職分之所當知，非事雜博、求新奇，出於人之所不知也凡所記大事無待箋注者，更不解題。”1可見解題就是箋注讀這一條應當掌握的知識。仍以上條“孔子卒”為例，解題說：“魯史、《左傳》皆書己醜。杜預曰，四月十八日乙醜，無己醜；己醜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至是年七十三。”這的確都是“職分之所當知”的事。而通釋，則正如陳振孫所說，是“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曆代名儒大議論”2。“學者考通釋之綱，玩解題之旨，斯得先生次輯之意雲”3。
呂祖謙於讀史極下功夫，有《十七史詳節》273卷傳世。誠如清代四庫館臣所說：其書“所錄大抵隨時節鈔，不必盡出精要”4。看來這是呂祖謙讀史時隨手抄出的，具有選本性質，故得流傳。
另一較有影響的史著是《東萊博議》，又稱《左氏博議》，雖是“為諸4《東萊太史別集》卷10《尺牘四·與陳同甫》。
1《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2《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3引文見呂祖謙《大事記原序》。
4《朱子語類》卷122《呂伯恭》。
1《大事記解題》卷1《周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條。
2《直齋書錄解題》卷4。
3李大存：《大事記後序》。
4《四庫總目》卷65《史部·史鈔類存目》生課試之作”5，卻多有呂祖謙的真知灼見。全書共4卷，選《左傳》文66篇，分析透徹，議論明達，不少地方，闡發了他卓越的史學思想。如在《曹劌諫觀社》一文，呂祖謙便盛讚了史官的直筆。他說：“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為史者視以為當然而不疑，此三代之遺直也。其後管仲之戒齊桓也，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管仲之所言雖是，而已開作而不記之端也。又其後，周王之私犒晉使也，曰，非禮也，勿籍。周王之所舉已非，而且顯然戒史官以勿籍矣。然一時之史官世守其職，公議雖廢於上，而猶明於下。以崔杼之弑齊君，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有敝，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終使君臣之分、天高地下，再明於世，是果誰之功哉！”又說：“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書，簡編失實，無所考信，則仲尼雖欲作《春秋》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無車則造父不能禦，無弓則後羿不能射，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大矣哉，史官之功也！”1這種對古代史官的高度評論，在理學大盛的南宋，可謂不同凡響，反映了呂祖謙重視史學、重視文獻有征的求實精神。
呂祖謙在任史官時，曾參與編修《徽宗皇帝實錄》200卷，又曾奉旨校正《聖宋文海》，這就是由他重新編選的《宋文鑒》。這部書共150卷，所涉詩文集800餘家。其書“斷自中興以前”2，保存了北宋大量的詩文。呂祖謙曾對他的侄子呂喬年說：“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聞於時，而其文不為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嚐仕於朝，不為清議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3都可見呂祖謙在選文時的良苦用心。此書初成，朱熹並無讚辭，但晚年經過仔細研讀，卻說：“此書編次，篇篇有意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著眼便見。”1足見本書的編選是極有功力的。呂祖謙還有不少著述，如《古周易》1卷、《書說》35卷、《呂氏家塾讀詩記》32卷、《春秋左氏傳說》20卷、《春秋左氏續說》12卷、《東漢精華》14卷、《麗澤論說集錄》10卷、《曆代製度詳說》12卷、《古文關鍵》2卷等，皆已收入《四庫全書》，另還有《東萊集》40卷傳世。
呂祖謙關心朝中大事，極力主張抗金。他曾上書說：“恢複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先孰後，使嚐試僥幸之說不敢陳於前。”2他對南渡之後50年，“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的情況極為擔憂3，希望能從根本上予以改變，其用意顯然是十分深刻的。可惜呂祖謙在從政的18年間，屢被他所說的“隱憂”所困，未能充分發揮他的5《東萊博議·自序》。
1《東萊博議》卷2。
2周必大：《皇朝文鑒序》。
3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鑒始末》，見中華書局版《宋文鑒》附錄一。1呂喬年：《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鑒始末》，見中華書局版《宋文鑒》附錄一。2《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3《宋史》卷434《呂祖謙傳》。
才幹，實在令人歎惋。
第五十四章陳亮葉適第一節陳亮“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
陳亮（1143—1194）原名汝能，後慕諸葛亮之為人，故改名亮，字同甫，號龍川，婺州永康（今屬浙江）人。祖父陳益，少年以“誌氣自豪”，從事科舉，不得意。晚年，“自放於杯酒間，酒酣歌呼，遇客，不問其誰氏，必盡醉乃止。然其孝友慈愛，明敏有膽決”1。父親陳次尹，默默無聞。教育陳亮的任務落在祖父母身上。祖父的學識與豪俠之風對陳亮產生了影響。
陳亮青少年時代，就不同凡響，“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2。十歲時，麵對南北對峙、山河破碎的現實，讀史書，生出無限感觸，“餘年十矣，而胸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平也”3。他寫出了《酌古論》，表達自己“經略四方之誌”。紹興末年，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製、婺州知州周葵，得到陳亮的史論文字，頗為讚賞，就同他討論、商榷。陳亮直抒胸臆，闡發自己對曆史、對時局的見解。周葵稱道陳亮必為“他日之國士”，待為坐上賓1。
宋孝宗即位，周葵為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戶部侍郎。隆興元年（1163）六月，自兵部侍郎兼侍講遷左中大夫，除參知政事；次年十一月，罷參政2。時陳亮在臨安，周葵極為器重。陳亮因為有周葵這一層關係，得以與一時名流俊彥結交，暢述自己的見解。周葵又親為陳亮講授《大學》、《中庸》，並說“讀此可精性命之說。”《宋史·陳亮傳》稱陳亮“遂受而盡心焉。”這不完全是事實。因為周葵在政治上“晚雖不附秦檜，而與龔茂良皆主和議”。就這點說，陳亮與他相左，“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陳）亮持不可”。就學術傾向上說，周葵“平生學問不泥傳注”，這與陳亮又有近似的地方。
周葵的參知政事被罷以後，陳亮也回鄉裏。不久，母親去世。在服母喪期間，父親因家僮殺人，被捕入獄。接著，是祖父母相繼辭世。父親在丞相葉衡等人的幫助下，得以出獄。
乾道四年（1168），陳亮參加婺州的鄉試，列榜首，入太學。次年參加禮部試，未中。退而上《中興五論》，書入不報。於是，退而修學於家，“窮天地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3。陳亮在鄉裏力學著書近十年。淳熙五年（1178），陳亮至臨安，複詣闕上書，極論時事。又過了十年，即淳熙十五年（1188），陳亮在考察京口、建業以後，又至臨安，第三次上書，這就是《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1《陳亮集（增訂本）》（鄧廣銘點校）卷35《先祖府君墓誌銘》。
2《宋史》卷436《陳亮傳》。
3《陳亮集》卷5《酌古論序桑維翰》。
1參《宋史》卷385《周葵傳》。
2參《宋史》卷385《周葵傳》及卷213《宰輔表四》。
3《陳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從作《酌古論》、作《中興五論》，到多次上孝宗皇帝書，以及其間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與朱熹往複辨“皇帝王霸”，這些標誌陳亮的政治思想與學術思想走向成熟。
陳亮作《酌古論》，所論曆史人物有：漢光武帝、曹操、孫權、劉備以及諸葛亮、呂蒙、鄧艾、羊祜、苻堅、韓信、薛公等。他的史論以史為鑒，寄寓自己的興邦之誌：“吾鄙人也，劍楯之事，非其所習；鉛槧之業，又非所長，獨好伯王大略，兵機利害，頗若有自得於心者。故能於前史間竊窺英雄之所未及，與夫既已及之而前未能別白者，乃從而論著之，使得失較然，可以觀，可以法，可以戒，大則興王，小則臨敵，皆可以酌乎此也。”1《中興五論》包括《中興論》、《論開誠之道》、《論執要之道》、《論勵臣之道》與《論正體之道》。這五論，言中興事之大端，明經略四方之誌。如果說《酌古論》重在論史、論古；那麽《中興五論》則是重在言今，由史而求中興之道。
淳熙五年上孝宗皇帝三書與淳熙十五年的《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主要是論說南宋的中興與金的衰變，是必然；論說不可長久偏安，也是必然；論恢複大計與京口、金陵形勝險要，批評朝政，指斥君王之苟且，說：“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上孝宗皇帝第一書》）。他這樣分析：“陛下勵誌複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恤民，有大德於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書”（《第二書》）。說太祖、太宗開創的宋朝，“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通之道，則維持之具窮矣”（《第三書》）。又說朝廷在用人方麵，是“朝得一士，而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泯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有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上書孝宗皇帝，用他自己的話說，為的是複開數百年太平之基。據史載，第一次上書後，孝宗要授以官職，陳亮笑著說：“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1“皇帝王霸”之辨陳亮一生遭遇坎坷。自幼家境窘困，二十多歲時祖父母、母親相繼離世，父親又遭不白之冤。乾道九年（1173），父親也辭世，陳亮靠舉貸才把父親安葬。
陳亮從上《中興五論》、上孝宗一、二、三《書》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是五次上書，震動朝廷。在因循苟且的政壇上，一個不合時趨而鋒芒畢露的年輕人，要想實現自己的理想，一展平生之誌，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兩次參加禮部試，後一次是在紹熙四年（1193）中了狀元，時已51歲。他沒有來得及在政治舞台上發揮作用，次年便病卒。
在個人經曆上，陳亮沒有什麽顯赫的仕宦履曆，但他一生卻三度入獄（關於陳亮一生入獄事，記載相當混亂，綜合各種材料，應當有三次）。第一次1《陳亮集》卷5《酌古論序》。
1參《宋史》本傳及《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入獄當在淳熙五年（1178），他在近20天時間內，連上孝宗皇帝三書後，回歸故裏的途中，酒後放言，言語中有犯上言詞，為席間之人告發。刑部尚書何澹曾是禮部試的考試官，有意壓陳亮。陳亮對他言詞不恭，所以何澹利用這件事，誣告陳亮圖謀不軌，事下大理，被拷打得體無完膚。孝宗知道這事，為他開解，說“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陳亮得免一死（《宋史》本傳將陳亮父入獄事，係於陳亮第一次入獄後，誤。陳亮父於乾道四年已出獄）。第二次是在淳熙十一年（1184），時陳亮已42歲。在一次鄉裏間禮儀的宴會上，“末胡椒，特置同甫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於是懷疑食物異味是有毒，陳亮被捕入大理，後得友人辛棄疾等的援助，五月才得以出獄。
第三次在紹熙元年（1190）。家僮呂興、何念四毆打呂天濟，幾致死。
呂天濟誣告說這是陳亮指使的凶殺。台官諫司諭監司酷吏訊問，無所得，仍入大理，欲置陳亮於死地。1幸有少卿鄭汝諧，了解案由，很是驚異，在孝宗麵前力言，說：陳亮是“天下奇才也。國家若無罪殺士，上幹天和，下傷國脈矣。”在皇帝過問下，陳亮才得以脫獄。這已是紹熙三年（1192）。
紹熙四年（1193），第二次應禮部試，禮部奏名第三，孝宗擢為第一。
他的策論為孝宗、光宗賞識，簽授建康府判官廳公事。陳亮未到任便去世；時為紹熙五年（1194），終年52歲。
陳亮提倡功利之學，力主抗金，在當時的理學界中，獨樹一幟，“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四君子皆談性命而辟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起其旁，獨以為不然。”1淳熙九年（1182），陳亮至衢州、婺州訪朱熹，相處旬日。朱熹也至永康訪陳亮，兩人私交甚密，相互服膺。陳亮稱朱熹是“人中之龍”，說：“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唯秘書一人而已。”2是年夏，陳亮再致書朱熹，並且把自己的文字寄去就教。朱熹在答書中稱“新論奇偉不常，真所創見。”3但兩人在對天理功利等問題的看法上，黑白判別。陳朱爭論是不可避免的。
淳熙十一年（1187）的四月，即甲辰年四月，陳亮第二次入獄，尚未脫獄之時，朱熹寫信給陳亮，希望陳亮“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這年五月二十五日，陳亮出獄，在陳一之處才得到朱熹的文字，寫了一封回信，這就是《又甲辰答書》。在信中，陳亮申述自己是蒙不白之冤，“當路之意，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須之禍。”他在信中慷慨陳辭，坦陳自己的心跡，說：“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睟麵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粗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談到王霸義利問題，陳亮說：1參《陳亮集》卷27《與章德茂侍郎又書》。
1《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龍川門人：簽判喻蘆隱先生偘》。2《陳亮集》卷28《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3《朱文公文集》卷36《答陳同甫書》。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
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
關於醇儒問題，陳亮認為：夫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仁智勇之達德具於一身而無遺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醜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為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故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
朱熹複信再論王霸義利，認為三代以後，即或是漢高祖、唐太宗這些英主，也都是“無一念不出於私也”，所以，漢唐以後的曆史不同於三代，“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隻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禹、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嚐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漢唐所謂賢君，何嚐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
對於朱熹這些觀點，陳亮在淳熙十二年（乙巳年）的往複的回信中，不斷地對朱熹作出了批駁。陳亮說，不能把曆史斷成兩截，分成三代與秦漢以後的兩個不相聯係的階段：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如果這樣認識曆史，那麽，“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存不息哉？”（《又乙巳春書之一》）又說：“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乎？”（《又乙巳春書之二》）他又說：“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所謂三代天理流行，人人都沒有利欲之心，也不是事實，“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乙巳秋書》）。
第三年，即丙午年，陳亮致信朱熹，說：“秘書之學，至公而時行之學也；秘書之為人，掃盡情偽而一至於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獨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耳。有公則無私，私則不複有公。王霸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並行矣。亮所以為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正學也，豈好為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丙午複朱元晦秘書書》）。1朱熹在答書中，說：“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為喜。”稱自己：“隻今日用功養病之餘，卻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疏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一場王霸義利之爭到此基本告一段落，朱、陳兩人都保留自己的見解，但又相互諒解。
永康之學與龍川詩詞陳亮與呂祖謙、葉適、陳傅良及朱熹等一代大學人，都有深厚的交誼。
他們在學術上相互切磋、相互辯難，推動了學術的發展。
1以上引文見《陳亮集》卷28。
陳亮創立龍川事功學派，這個學派受到不少批評。全祖望指出：“永嘉以經製言事功，皆推原以為得統於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更有慚德。”1歸結起來是兩點，在理學家看來，一是其學術上與二程學統沒有聯係，專言事功，是不純。二是陳亮晚年急於求官，是晚節有虧。後一點是中傷，前一點也不準確。陳亮言事功，主張王霸雜用，在當時朝廷中，是一股新風。
陳亮強調道不離氣、道不離事，說“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如果把事物與理分離開來，即使是孔孟之學，也不是正大的學術。他說：“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學真迂闊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2關於事物與道、理之間關係，他說：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3*28_1821_2因此，道不能脫離日用事物而孤立存在。在宇宙之間隻有事。這是他的事功之學的哲理依據。因此，道在日用之間，包括禮儀都是與日用不能脫離的。“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陳亮指出，如果拋棄這一根本點，則隻能是流於末學，他以《詩經》來說明：“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複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1朱熹等一些理學家，通過章句疏釋方法，把《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作為入德之門、進行天理綱常說教的教本。陳亮卻認為，孔子的《論語》隻是“下學之事”的作品。他說：“《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自謂其有得也。”2這是陳亮對理學教條的批判。
陳亮認為天理與人欲是不能分開的。這是他與朱熹辯論的主要論題。陳亮說：“近世儒者，謂三代以天理行，漢唐專是人欲，公、私、義、利，以分數多少為治亂，其說亦不為無據矣；而不悟天理、人欲不可並用也。”3他認為按照這樣的辦法，君王沒法去治理國家。同樣，把皇、帝、王、霸道各分割開，互不為用，這不符合曆史事實，而且曆代帝王的成功經驗，也證明這一點。陳亮從道與氣、與事、與物的關係上，說明王霸雜用、義利雙行的根據。在朱熹看來，陳亮龍川事功之學，專是功利。朱熹說：“陳同甫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可畏！可畏！”1陳亮在詩詞上也有很高的造詣。當時詞壇多的是吟風弄月，抒別恨愁腸，而陳亮的長短句“每一章成，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葉適語）。他同朱熹、同辛棄疾、葉適相互唱和，他詠唱道：“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1《宋元學案》卷56《龍川學案》。
2《陳亮集》卷9《論·勉強行道大有功》。
1《陳亮集》卷10《六經發題·詩》。
2《陳亮集》卷10《語孟發題·論語》。
3《陳亮集》卷15《問古今損益之道》。
1《朱子語類》卷123。
遠，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念奴嬌·登多景樓》）。他與愛國詞人辛棄疾唱和的詞尤多，他說：“隻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看到南宋樂於偏安，他隻能是：“壯士淚，肺肝裂。”2陳亮詞作感情激越，風格豪放，顯示了他的政治抱負。其著作後人編為《龍川文集》、《龍川詞》。
第二節葉適讀書聰穎，遊學婺州葉適（1150—1223），字正則，溫州永嘉（今屬浙江）人。生於瑞安，後居於永嘉水心村，世稱水心先生。
葉適的少年時代，家境貧困。“自處州龍泉徙於瑞安，貧蕢三世矣”3。父親性情開朗，有大誌而未入仕途。母親杜氏嫁到葉家的那一年，正逢水災，家中器物被大水衝盡，自此更為艱難，居無定址，先後遷過二十一處，“窮居如是二十餘年”。11歲時，名儒陳傅良在縣城林元章家執教，葉適經常在林家嬉戲，他得到機會從陳傅良學習。據他自己的回憶，從此受教、請益於陳傅良的時間，前後有40年之久。少年時代從學的學人中，可以考定的還有劉朔、劉愈、劉夙等。
13歲時葉適隨父從瑞安遷到永嘉（今浙江溫州）；15歲，學詩、學時文，這些對他一生學術深有影響。《宋史》本傳稱他“為文藻思英發”1，而全祖望評論說：“然水心工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216歲時，葉適在溫州樂清白石北山小學講舍講習，為稻粱謀，這樣的生活一直維持到乾道三年（1167）。其間從學與結交的師友，除陳傅良外，還有王十朋的門人葉士寧與林鼐、林鼒兄弟等。
從19歲開始，一直到28歲，即淳熙四年（1177），葉適主要活動是在婺州地區遊學，曾從學於鄭伯熊，上書宰執葉衡，結識了陳亮、呂祖謙、周必大等。
這十年間，葉適到過臨安，時為乾道九年（1173）；淳熙元年（1174），葉適上書葉衡，葉衡時為簽書樞密院事。葉適在這封《上西府院書》中，縱論天下大勢，指出天下之患在於“朝廷之上，陋儒生之論，輕仁義之學，則相與擯賢者而不使自守以高世”。因此他望宰執能夠酌古今之變，權利害之實，以先定國是於天下。具體地說，一是政治上的有為：收召廢棄有名之士，斥去大言無驗之臣，辟和同之論，息朋黨之說。重台諫而任刺史，崇館閣以親講讀。二是經濟上的措施：據歲入之常以製國用，罷太甚之求，以紓民力。三是軍事上的廣武舉之路，委諸路以擇材，鼓舞士卒之勇氣，不用增兵而加緊訓練，屯田耕種以代軍輸。四分上流之地，積極準備北伐。
葉適提出中興的“大略”，進一步指出關鍵在於為政要“誠”、“賞”
與“罰”。誠，是指發號出令，必思生民之大計，而不徇乎一身之喜怒。賞，2參《陳亮集》卷39《賀新郎·寄辛幼安，和見懷韻》及《賀新郎·懷辛幼安，用前韻》。3《水心文集》卷25《母杜氏墓誌銘》。
1《宋史》卷434《葉適傳》。
2《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
是指愛人之功，求人之善，舉之公卿之上而忘其疏賤之醜。罰，是懲人之過，明人之惡，加之竄殛之戮而遺其貴近之厚。以後，葉適多次上書朝廷，其要點多是這些內容1。
這一年葉適才25歲，這次上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反響，他很失望。
淳熙二年（1175），葉適26歲，赴武義招明山訪呂祖謙，與陳亮、呂祖謙相聚。
誌存恢複，論政從政淳熙四年（1177），葉適得周必大的保薦，漕試合格，中舉人。次年春，中進士第二名。自此，葉適踏入仕途。
葉適在廷對中，對孝宗和宰執提出了批評。雖然孝宗也力圖精實求治，但十多年過去了，卻沒有尺寸之效。王業偏安於一隅，庶政積廢於今日。他提出不可因循守舊，要革去弊政，收複失地。
淳熙五年（1178），葉適授文林郎、鎮江府觀察推官。是年母病逝，服喪。八年，服除，改武昌軍節度推官。同年秋，宰相史浩推薦葉適等，葉適辭不就。淳熙九年，升兩浙西路提刑幹辦公事，居平江（今蘇州）。在平江首尾四年，淳熙十二年仍在平江，冬，參知政事龔茂良薦，奉召赴臨安。淳熙十三年（1186），改宣教郎，任太學正。次年，升太學博士。
葉適在奏對中，論說國事之中有四難、五不可。四難是：國是、議論、人才與法度方麵的四難；現實是：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葉適向孝宗說：“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習牽製，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為耳。”孝宗早年的銳意恢複的精神此時已沒有了，對這一番刺耳的忠言，也無可如何，說自己的眼病很重，這樣的誌向已經沒有了。誰能擔當此任的，你就同他說去吧。葉適再次進言，孝宗“慘然久之”。
淳熙十五年（1188），葉適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他向丞相推薦陳傅良等34人。後來證明薦人正確，這34人被召，在朝政中發揮了大作用。這一年，林栗發起對朱熹的攻擊，葉適為朱熹伸張，說從鄭丙、陳賈到林栗，以道學之名指斥朱熹，是沒有道理的，是小人殘害忠良的慣用的手法。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禪位，太子趙惇即位，是為光宗。五月，葉適除秘書郎，仍兼實錄院檢討官。乞外補，添差湖北安撫司參議官。作《上光宗皇帝劄子》，言國家有六不善，即：今日之國勢未善，今日之士未善，今日之民未善，今日之兵未善，今日之財未善，今日之法度未善。葉適說：“不先明治國之意，使此六者本傷而末壞，心蠹而枝披，支離而渙散，而臣之議論無所複用矣。”可是仍然毫無反應。紹熙元年（1190）十月，葉適以秘書郎出知蘄州。
光宗是個有隱疾的皇帝，在請立嘉王趙擴為太子等問題上，與退位在重華宮的太上皇孝宗有矛盾。皇後李氏以及陳源等從中離間。自紹熙二年十一月後，父子之間隔閡很深，從此光宗不朝孝宗。朝廷危機加深，國事艱危，群臣為促請光宗朝重華宮的太上皇，可說是費盡心機，陳傅良痛哭於庭，趙1《水心集》卷27。
汝愚甚而引裾求光宗朝重華宮；太學生也上書。紹熙三年十一月，葉適等上疏，請光宗朝重華宮，不從。紹熙四年（1193），葉適奉召赴臨安行在，十一月除尚書左選郎官。光宗很長時間以稱疾為由，不朝重華宮。宮廷矛盾使朝中大小事皆廢。葉適盡力上言，對光宗說，父子之間親愛出於自然，不能沒有事實而生疑忌。光宗有所動心，曾兩赴重華宮，都城臨安人聽說後，都為之歡悅。後來葉適又有建言，未報。但光宗父子之間的矛盾沒有解決，群臣請光宗朝重華宮成了朝政的焦點。
紹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孝宗死。光宗稱疾不執喪事，又引發出朝政危機。趙汝愚及葉適等人，通過韓侂胄請太皇太後吳氏垂簾，尊光宗為太上皇，立嘉王趙擴即帝位，是為寧宗。
寧宗即位後，朝中又展開新的鬥爭。趙汝愚為宰相，韓侂胄自恃立寧宗有功，為自己僅遷樞密院承旨，很不滿意。韓、趙的鬥爭不斷升級。韓侂胄及其周圍一批人，排斥打擊趙汝愚、朱熹、葉適等。趙汝愚被貶死於衡陽。葉適也受到牽連。韓侂胄與趙汝愚的鬥爭越演越烈，說朱熹提倡的學術是“偽學”。由“偽學”之禁，演變成反對“逆黨”所謂的“慶元黨禁”，“初，韓侂胄用事，患人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創為‘偽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1。
慶元元年（1195）葉適為禦史胡紱所劾，降兩官。慶元二年（1196），差知衢州。慶元三年，朝廷立“偽學”之籍，名單上共有59人，葉適在其中。嘉泰元年（1201），葉適起為湖南轉運判官，嘉泰二年，弛禁，遷知泉州，次年，赴任。同年九月，應召入對，葉適對寧宗說：“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圖報方來可也。”1這番話為寧宗所稱許。
韓侂胄發動開禧北伐，葉適說這件事至大至重，一定要考慮周密，“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要考慮戰事給各方麵帶來的後果。開禧二年（1206）葉適除工部侍郎，韓侂胄進行北伐，是要利用葉適的聲望。但如葉適所料的一樣，這次北伐條件不充分，也沒有周密的準備，加上用人的不當，吳曦的叛降，雖然戰爭初期，獲得一些勝利，但很快戰爭的形勢發生變化，金兵南下，形勢危急。葉適乞節製江北，在和州、滁州等地戰鬥中，他用劫砦等靈活的戰術，給金人以重創。兵退，葉適進寶文閣待製，兼江淮製置使。葉適在長江以北屯田，設置堡塢，一麵屯墾，一麵積極備戰。這些做法很有成效。開禧北伐失敗，史彌遠及楊後謀殺韓侂胄，取其首級，以向金人求和。葉適於戰端未開之時，極力諫止，曉以利害。在戰爭中，特別是他節製江北的過程中，解和州之圍，實施以江北守江的戰略，收到了成效，這些方麵是有功的，但中丞雷孝友卻彈劾葉適，“罪名”是葉適曾“附（韓）侂胄用兵”。葉適因此被奪職，回永嘉水心村專心著述講學16年。嘉定四年，轉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獲祠祿，奉祠凡13年，直至嘉定十六年（1223）辭世，終年74歲。
水心之學，卓然獨立1《宋史》卷434《葉適傳》。
1《宋史》卷434《葉適傳》。
在宋代學術史上，葉適有重要的地位，其主要著作經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有《葉適集》（《水心文集》與《別集》合編，1961年版）以及《習學記言序目》（上下冊，1967年版）。葉適在學術上的貢獻，全祖望評論說：水心較止齋又稍晚出，其學始同而終異。永嘉功利之學，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資高，放言砭古人多過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僅如象山之詆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經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見棄之。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間，遂稱鼎足。然水心工於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1*28_1829_0這段話說明了水心之學的幾個方麵。一是水心之學在永嘉之學中的地位。宋代的永嘉學派重要人物是周行己、許景衡等所謂的永嘉九先生。永嘉學派中實際包括兩個學係，一是二程的洛學，一是張載的關學。這就是全祖望說的：“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2傳洛學中尤以周行已為重要，“永嘉諸先生從伊川者，其學多無傳，獨先生尚有緒言”3。南宋永嘉學人在傳洛學方麵，應當提到鄭伯雄、伯英兄弟，以及薛季宣、陳傅良等。葉適與薛季宣、陳傅良的關係密切，特別是與陳傅良的關係。葉適14歲結識陳傅良並從學，此後交遊40年。南宋的永嘉之學始是“教人就事上理會，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1。
所以永嘉之學到了水心，才“一洗之”，這句話可以商榷，但也點出葉適在永嘉學派上的地位。葉適提倡功利，但把講功利與講義理結合起來，反對空談性命，講求學統，說：“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水心文集·贈薛子長》）。葉適雖對理學家有所批判，但他並不是不重視學統，雖然他的道統與程朱的道統觀又有差異。葉適完成了薛季宣、陳傅良對永嘉學的構建。葉適寫《習學記言序目》時，已經是晚年，對曆代儒家經籍和道統都有批判。
葉適的經製之學重典章、重經濟、重致用，倡改革，又講義理。永康的事功之學專言事功，主張“義理之學不必深窮”。水心同這些有差異。
二是水心之學的學風。“水心工於文，故弟子多流於辭章”，這是說葉適與永嘉諸子的不同之處。從另一角度來看，也反映了葉適在理論上的深度不足。《四庫全書總目》對《習學記言》有一段評論，說這本書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確能有所見，“足與其雄辯之才相副”；但指出葉適在論太極生兩儀的論述，是“文淺義陋”。《四庫全書總目》引陳振孫的話，說《習學記言》“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2。
至於說葉適的門人多流於辭章，那是學風的影響所及。但《宋元學案》又說水心門人也有差別：“水心之門，有為性命之學者，有為經製之學者，有為文字之學者。”還有王大受（拙齋）這樣“欲以事功見其門庭”的學者。三是水心之學的影響。南宋乾道、淳熙之際，宋代文化又出現了一個。最初有朱熹的朱學、呂祖謙的呂學以及陸九淵的陸學。所謂的朱學、呂學、陸學，鼎足而三。或謂是朱學與呂學和張栻的湖湘之學，是南宋的三大學派。而張栻死於淳熙七年（1180），次年呂祖謙也逝世了。從此是朱陸兩分天下，葉適的崛起，成為一大宗，遂與朱、陸鼎立而三。但水心之學無法2《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
3《宋元學案》卷32《周許諸儒學案》。
1《宋元學案》卷54《水心學案上》。
2《四庫全書總目》卷13《子部十·習學記言》。
與朱、陸相抗衡。南宋後期，朱學地位在提高，朱、陸合流、相互出入，成為一種文化潮流。朱熹指責陸學之弊是偏，而永康、永嘉之學是大不成學問。1這種學術上黨同伐異，不足取。應該說，水心之學是卓然一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辯理學家說《易》及解《中庸》、《大學》之非，以為“舍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諸多論斷顯現思想批判的光華，雖然仍是本《六經》之根本。
1參《朱子語類》卷122。
第五十五章李清照朱淑真第一節李清照曆盡人間甘辛的一生李清照（1084—約1155），號易安居士，濟南章丘（今屬山東）人。父李格非，字文叔，熙寧進士，官至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路刑獄，以博學工文著稱。母王氏也知書善文。受家學熏陶，李清照博聞強識，精通書史，“自少年便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1，早年所作詩《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頗得時人好評。
建中靖國元年（1101），李清照與吏部侍郎趙挺之幼子，太學生趙明誠結婚。趙明誠（1081—1129），密州諸城人。以蔭仕後，初在東京任職，除鴻臚少卿。大觀元年（1107）趙挺之卒，次年李清照隨丈夫歸居青州（今屬山東）故第，屏居達十年之久。宣和中，趙明誠出任萊州（今屬山東）、後調淄州（今淄博西南）知州。
李清照和趙明誠婚後恩愛美滿，生活優裕。夫婦倆誌同道合，共同致力收藏金石古器、名人書畫、曆代圖籍。李清照協助趙明誠整理考訂彝器、碑銘，並進行研究，編撰《金石錄》。平時，常以所藏文物自娛，詩詞唱和，情深意洽，“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醉花陰》）等著名詞句，即是她當時的生活寫照。
靖康元年（1126），金軍南下，北方陷於戰亂。次年，趙明誠奔母喪赴江寧（今江蘇南京），高宗即位後，起知江寧府。建炎二年（1128），李清照也避亂至江寧，她感歎“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表達了自己對國家命運的擔憂及對朝廷苟且偷安的不滿。建炎三年（1129），趙明誠移知湖州（今屬浙江），駐家池陽（今安徽貴池）。他隻身赴建康（時江寧已改名建康）聽命時，不幸病故。李清照殮葬了丈夫後，前往臨安投靠弟弟李沅。大約這時發生了陷害她的“頒金”案，又值金兵南下，南宋朝廷一路敗逃，她隨著高宗南逃的路線輾轉避亂。先從越州（今浙江紹興）至明州（今寧波），又經奉化（今屬浙江）、台州（今臨海）入海，再經溫州返回越州。多年的文物收藏或亡於戰火，或被人盜掠，散失殆盡，境遇十分淒涼。大約在紹興二年（1132），李清照移居臨安，經過數年，“頒金”案之冤亦於此時洗涮清楚。據宋代文獻記載，她再適張汝舟，僅數月旋離異，後世學者對此事尚有異議。1李清照的晚歲是在淒涼孤苦中度過的，但她對國事仍很關心，並一直進行著文學創作和學術活動。紹興三年（1133），她作詩送韓肖胄、胡鬆年使金。四年，她寫作了《打馬圖經》及“自序”，又對《金石錄》作最後的筆削整理，寫下了著名的《金石錄後序》，後將書表上於朝。紹興二十年左右，她以所藏米芾墨跡向米友仁求跋。李清照卒年約七十餘歲。據今人考證推測，當在紹興二十五1王灼：《碧雞漫誌》卷2。
1李心傳《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王灼《碧雞漫誌》、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晁公武《郡齋讀書誌》等皆載李清照曾改嫁，但明清學者多持異說，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力證其未改嫁，目前學術界對此仍有爭議。
年（1155）或稍後。1多才多藝，以詞名著世李清照以多才多藝著稱，她通書畫善屬文，工詩詞，尤以詞擅長，被稱為南宋婉約派宗主。她的文學創作，從思想內容看，大致可以靖康前後為界，分為兩個時期。
前期的詩文，或談史事，或論文藝，題材比較廣泛。早年的《浯溪中興頌詩和張文潛》，她以“夏商有鑒當深戒，簡策汗青今具在”的詩句，提醒人們記取唐代天寶之亂的教訓。她的《詞論》是宋代重要論詞之作，她提出了詞“別為一家”的說法，強調音律和典雅，反對以詩為詞。前期的詞作多寫自然風光景物和個人的離愁，較真實地反映了她的悠閑情懷。如《鳳凰台上憶吹簫》、《一翦梅》等詞，是通過描寫寂寞的生活和抒發憂鬱心情來表達對丈夫的深切眷戀，並較大膽地流露出自己對美好愛情生活的渴望。這對傳統的倫理規範是一種衝擊。故王灼《碧雞漫誌》評論說：“作長短句，能曲折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
南渡以後，李清照後期作品有較明顯的變化。所作詩文，多感歎身世，懷念故國，包含了較多對現實的關心，滲透著愛國感情，思想性有所提高。如：“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烏江》）。“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詠史》）。詩句用詠曆史人物斥責了當時“偽楚”政權和南宋統治者苟且偷安的政策，顯示了自己的愛國熱忱和氣節。在《打馬圖經》及“序”中，還提出了秣馬礪兵，恢複中原的主張。
後期的詞作也與前期迥別。當時，國破家亡的現實和淒涼悲慘的個人遭遇，使李清照陷於極度痛苦之中，於是她以詞來抒發傷時憶舊、懷鄉悼亡的感情，風格由清麗、纏綿轉為深沉、悲壯。如“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菩薩蠻》），“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蝶戀花》）等詞句，寄托了對北方故國的懷戀；“元宵佳節，融和天氣，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永遇樂》），“當年曾勝賞，生香熏袖，活火分茶如今也，不成懷抱，得似舊時那”（《轉調滿庭芳》）等詞句，表達了對已往生活的追思。李清照晚年的孤苦寂寞也在詞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如《武陵春》寫“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感慨，《聲聲慢》寫“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的意況，《清平樂》寫“今年海角天涯，蕭蕭兩鬢生華”的哀傷，皆使人感受到她內心的濃重愁思。
在中國文學史上，李清照的詞作以其高度的藝術成就而占有重要地位，後世論者將她推為宋代“婉約派”詞家的宗主。她作詞十分重視詞的特殊格調和協律性，因而能獨辟蹊徑，在豐富詞的藝術表現手法上有所突破。她擅長抒情，巧於構思，常選取一些生活片段填入詞中，具體而細致地表現自己的內心世界，如《武陵春》即以“也擬泛輕舟。隻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來描寫滿腔的愁思。她也善於運用白描的手法，通過具體生動的行動或事物，將抽象的內心活動形象化，如《永遇樂》以“向簾兒底下，聽人笑1李清照的卒年今人考證詳見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所附《李清照事跡編年》。語”寫自己的情懷，《一翦梅》以“才下眉頭，卻上心頭”述自己的相思，顯得委婉、含蓄、自然，毫無矯揉造作之態。詞風雖以淒婉為主，但偶作豪放之句，如《漁家傲》中的“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也使人如讀蘇軾、辛棄疾之詞。李清照詞的語言尤具特色，優美、精巧而不刻意雕琢，如以“寵柳嬌花”，“綠肥紅瘦”寫花樹，以“濃煙暗雨”，“風柔日薄”寫天氣，以“黃花瘦”擬人，皆很新穎、清麗，顯示出遣詞造句的創造性。又常以淺顯明白的俗語入詞，如“甚霎兒晴，霎兒雨，霎兒風”（《行香子》），“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聲聲慢》）等，皆信手拈來，便生出許多清新生動的情味。她精於音律，因而作詞強調音樂美，十分注意“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詞論》），還講究舌、齒音的交錯和疊字的連續運用，如《聲聲慢》中一開始就連用了十四個疊字，其獨創性為後人所盛讚。李清照詞在當時和後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人們稱其為“易安體”，曆代都有人學習仿效。李清照詩文也有很高的造詣，如《金石錄後序》一文，敘事、抒情十分優美動人。
李清照的作品在宋代分別有詞集《漱玉集》和詩文集《李易安集》傳世，但都已散佚。舊傳《漱玉詞》係後人所輯，如趙萬裏的輯本收詞六十首。今人輯本如王仲聞《李清照集校注》、黃墨穀《重輯李清照集》，收錄各類作品較為完備。
第二節朱淑真朱淑真，自號幽棲居士，相傳她祖籍與朱熹祖籍徽州婺源同屬一地，故有人稱她乃朱熹侄女。因世居杭州錢塘，故又稱錢塘人。出生於仕宦世家，家境頗富。據她寫的詩句，稱家裏不僅有東園（見《晚春會東園》），又有西園（見《春遊西園》），1還有樓閣。她即住在西樓之上。而且家庭中有較濃鬱的文化氣氛。她常與父親把酒論文，吟詩作對。她在《寄大人二首》中感歎：“詩禮聞相遠，琴樽誰是親？”並期盼“把酒何時共，論文幾日親。”2她曾在出嫁後，得到家嫂的一封信，她即興作詩，寫道：“聲聲喜報鵲溫柔，忽接芳緘自便郵。一尺溪藤摛錦帶，數行香墨健銀鉤。傾心吐盡重重恨，入眼翻成字字愁。添得情懷無是處，非幹病酒與悲秋”。3反映她在未出閣前，過著溫馨的家庭生活。
朱淑真雖是大家閨秀，但卻時時關心百姓的疾苦。如《苦熱聞田夫語有感》一詩，她寫道：“日輪推火燒長空，正是六月三伏中。旱雲萬疊赤不雨，地裂河枯塵起風。農憂田畝死禾黍，車水救田無暫處。日長饑渴喉嚨焦，汗血勤勞誰與語？播插耕耘功已足，尚愁秋晚無成熟。雲霓不至空自忙，恨不抬頭向天哭。寄語豪家輕薄兒，給巾羽扇將何為！田中青稻半黃槁，安坐高堂知不知？”4另一首《喜雨》，亦寫道：“高田低田盡沾澤，農喜禾無枯槁傷。我皇聖德布寰宇，六月青天降甘雨。四海鹹蒙滂沛恩，九州盡解焦熬苦。”1《朱淑真詩集》前集卷2《晚春會東園》，後集卷1《春遊西園》。
2《朱淑真詩集》前集卷7。
3《朱淑真詩集》前集卷10。
4《朱淑真詩集》前集卷4。
5這些詩，都可表明她是個頗富正義感的不凡女性。
可惜的是，朱淑真的婚姻極不如意，以致抑鬱以終，鑄成了她的悲劇。
如在《愁懷》二首之一中寫道：“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為主，何似休生連理枝。”1她非常明確地提到了對自己婚姻的不滿意。她的丈夫既非“市井民家”，亦非“村惡”，2而是個官員。朱淑真在《春日書懷》中寫道：“從宦東西不自由，親幃千裏淚長流。已無鴻雁傳家信，更被杜鵑追客愁。日暖鳥歌空美景，花光柳影謾盈眸。高樓惆悵憑闌久，心逐白雲南向浮。”3這裏顯然指跟著丈夫宦遊，而遠離父母千裏，極不自由。另一首《寒食詠懷》，記述丈夫的為宦地是在淮南：“淮南寒食更風流，絲管紛紛逐勝遊。春向眼前無限好，思親懷土自多愁。”4當時，宋金長期劃淮為界，淮河一線，是雙方重點設防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斷，她的丈夫大概是不通文墨的一介武夫。她在《秋日偶成》中透露過自己的心事：“初合雙鬟學畫眉，未知心事屬他誰？待將滿抱中秋月，分付蕭郎萬首詩。”5最後一句值得注意，她希望自己能嫁個寫得萬首詩的丈夫，而事實上卻嫁了個武夫，這就不能不是“鷗鷺鴛鴦作一池”了。後來，她乘歸寧省親之機，回到了父母身邊，從此便永遠離開了這個丈夫。由於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如意，她寫了許多抒發自己情感的詩篇。如《冬夜不寐》：“推枕鴛幃不奈寒，起來霜月轉闌幹。悶懷脈脈與誰說，淚滴羅衣不忍看。”6正由於這種境遇，朱淑真終於抑鬱以終。據說她去世時，父母尚健在。
朱淑真在生前並沒有太大的詩名，朱熹說過：“本朝婦人能文，隻有李易安與魏夫人。”1朱淑真也與魏夫人有交往。她寫有《會魏夫人席上命小鬟妙舞，曲終，求詩於予，以“飛雪滿群山”為韻作五絕》。2據說，這位魏夫人就是曾布（1036—1107）之妻，魏泰之妹，主要活動在北宋哲宗徽宗時。而朱淑真當是北宋末南宋初年人，與李清照（易安居士）同時或稍後。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魏仲恭編定朱淑真的作品，名《斷腸詩集》，在此書的序中說：“比往武陵，見旅邸中好事者往往傳誦朱淑真詞，每竊聽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豈泛泛者所能及？未嚐不一唱而三歎也。早歲不幸，父母失審，不能擇伉儷，及嫁為市井民家妻。一生抑鬱不得誌，故詩中多有憂愁怨恨之語觀其詩，想其人，風韻如此，乃下配一庸夫，固負此生矣。其死也，不能葬骨於地下，如青塚之可吊，並其詩為父母一火焚之。今所傳者，百不一存，是重不幸也。嗚呼冤哉！予是以歎息之不足，援筆而書之乃名其詩為《斷腸集》。後有好事君子，當知予言之不妄也。”末署“淳熙壬寅二月望日，醉□居士宛陵魏仲恭端禮書”。詩存330餘首，5《朱淑真詩集》前集卷4。
1《朱淑真詩集》前集卷9。
2明田汝成《西湖遊覽誌》稱朱淑真“父母無識，嫁市井民家”。其《西湖遊覽誌餘》又稱“朱淑真其夫村惡種種可厭”。
3《朱淑真詩集》後集卷1。
4《朱淑真詩集》後集卷1。
5《朱淑真詩集》前集卷6。
6《朱淑真詩集》後集卷4。
1《朱子語類》卷140。
2詩見《朱淑真詩集》前集卷10。
即《斷腸詩集》，亦稱《斷腸集》；詞存30餘闋，稱《斷腸詞》。朱淑真詩詞的成就可與李清照齊名。遺憾的是，李清照《宋史》中留有記載，而朱淑真卻沒有。據說當時有臨安人王唐佐為朱淑真寫過一小傳，但也沒有流傳下來，對其生平概略大多是根據她的詩作推知的。
第五十六章陸遊辛棄疾第一節陸遊半生遊宦，半生奉祠陸遊（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今浙江紹興）人。
祖先本務農，後來讀書做官。陸遊出生後不久即逢“靖康之變”，金軍南下，擄宋徽、欽二帝北返，北宋滅亡。在動蕩不安的局勢中，父親陸宰被罷去京西轉運副使之職，攜家南歸，輾轉流離。陸遊9歲時才回到故鄉山陰。在山陰，陸遊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代。
紹興二十三年（1153），二十九歲的陸遊到臨安應考，名列兩浙路鎖廳試薦送第一。次年應禮部複試，又名列前茅。因他“喜論恢複”，又名列權臣秦檜的孫子秦塤之前，大為秦檜所忌恨，故被黜落第。直至紹興二十八年（1158）秦檜死後，陸遊才得出仕。先授福州寧德縣主簿，不久調入臨安，任敕令所刪定官。紹興三十三年（1162），孝宗即位，主戰派的勢力在朝廷有所增強，陸遊以“善詞章，諳典故”被薦。孝宗因對他“力學有聞，言論剴切”，賜進士出身，並調任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證所編修官。在此期間，他毫不掩飾自己主戰的立場，並提出了許多抗金收複失地的策略。後因論龍大淵等人“招權植黨”而忤孝宗之意，出任鎮江府（今江蘇鎮江）通判，又調隆興府（今江西南昌）通判。張浚北伐失利，孝宗也轉主議和，主戰派勢力遭到打擊，陸遊也以“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1的罪名罷官遣歸。
乾道六年（1170），陸遊起為夔州（今重慶奉節）通判。免職數年，得到的是遠州副職，去的又是僻遠的山城，這一切使他感到傷懷。但是，一踏上旅途，他很快克服了失落感。取道今江蘇、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經三峽入川，一路上觀秀麗山水，探幽奇絕境，訪先賢遺跡，采風俗民情，所謂“道路半年進不到，江山萬裏看無窮”2。他且行且記，將一路聞見加上個人感慨，寫成《入蜀記》6卷。這次旅行，使他視野大為開闊，愛國信念更加堅定。乾道八年（1172），四川宣撫使王炎，邀陸遊入宣撫使幕，任帥府幹辦公事兼檢法官。他來到南鄭（今陝西漢中），有機會親臨前線。他常不避艱險，來往於南鄭與前沿軍營之間，曾雪夜渡漢水，掠過金軍陣地；也曾一連三天啃著蕎麥餅，與士兵生活在一起。這段軍旅生活，對他的後半生的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不到一年，隨著王炎被調職，陸遊也離開了南鄭，改任成都府路安撫司參議官，來到成都，後又在蜀州（今崇慶）、嘉州（今樂山）、榮州（今榮縣）等地任通判及代理州事等職，幾乎遍曆蜀中。淳熙元年（1174）末範成大帥蜀，改任四川製置使司參議官，回成都。淳熙三年（1176），因不拘禮法，被劾“燕飲頹放”而罷職領宮觀，他不以為然，毅然自號“放翁”。
淳熙五年（1178），宋孝宗看到了陸遊在蜀中所作詩篇印本，遂詔東還。此後十多年，陸遊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擔任監司和州官，雖然未能充分1《宋史》卷395《陸遊傳》。
2《劍南詩稿》卷2《水亭有懷》。
施展其政治抱負，但由於一再堅持抗金主張，為權貴所不容，始終不被重用。淳熙七年（1180），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因發粟賑災，被劾罷官。淳熙十五年回朝任軍器少監，次年任禮部郎中，十一月又被刻罷官，回山陰故裏閑居。
紹熙元年（1190）冬，複以階官中奉大夫、提舉衝佑觀，均為閑差，陸遊時年66歲。此後十餘年，他基本上以奉祠領半俸，過著清貧生活。他雖人閑居，但日夜思念報國之心是閑不住的，他依舊關心國事，憂國憂民。其間，紹熙三年（1192）封男爵，慶元元年（1195）題其書齋為“老學庵”。
嘉泰二年（1202），陸遊又被召，恢原階官提舉宮觀，任實錄院同修撰兼同修國史，參與修撰孝宗、光宗兩朝實錄。次年修撰完成，升寶謨閣待製，致仕。嘉泰四年（1204）封子爵。開禧三年（1207）封渭南伯，由此自號“陸渭南”。嘉定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210年1月26日）病逝，享年85歲。愛國詩人，壯心不已陸遊是宋代著名的愛國詩人。少時聞父執議論國事，深受熏陶。從小就懂得民族壓迫的苦難，埋下了愛國的種子。父親陸宰是一個具有愛國思想和民族氣節的官員，雖然退居林下，仍時時關心著國家興衰、民族危亡，與朋友們談到國家前途時，常食不下咽，悲不自勝。他們“或裂眥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1。這些長輩們的愛國思想和高尚情操，深刻影響著陸遊，使他很早就立下“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報國壯誌。成年後，陸遊以“學者當以經倫天下自期”2來自勉。他的“喜論恢複”，顯然是仕途坎坷的主要原因。但是，多次播遷，並沒有使陸遊的愛國熱情稍減，仍時時準備為恢複中原出力。在陸遊思想上，抗金恢複中原高於一切。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也希望別人也應以國事為重，團結一致對外。恢複中原的愛國信念，是他一生的精神寄托。就在纏綿病榻之時，仍然念念不忘，至死不渝，寫道：“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夜闌臥聽風和雨，鐵馬冰河入夢來。”3他臨終時吟哦的《示兒》詩：“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正反映出他耿耿丹心與至死不泯的愛國熱情。
詩人陸遊與尤袤、楊萬裏、範成大並稱為南宋“四大家”。他精熟各種詩體，尤擅七律、七絕。《劍南詩稿》存詩9300餘首。陸遊的創作道路和作品風格，有人分為三個階段：早年從江西派入手，私淑呂本中，又師事曾幾，所作工藻繪，重技巧。中年起詩風改變，尤其是入蜀以後，詩境開拓，博大閎肆。晚年退隱家居，風格漸趨平淡。然而，無論詩風如何改變，鼓吹恢複，詆斥和議，一直是他詩歌的創作主題。隨著形勢的不斷變化，他的詩歌忠實地反映了一代人民的心聲。有時是對恢複中原的無限希望，有時是對偏安局麵的無奈悵恨，有時是對誤國君臣的憤怒控訴，有時是對國事日非的深沉歎息。由於嚴酷的現實，陸遊抗戰必勝的信念屢屢被打擊，幾乎幻滅。但他即使在極其抑鬱、近於失望的心緒時寫下的詩篇，也都是沉鬱頓挫、感激豪放1《渭南文集》卷30《跋周侍郎奏稿》。
2《渭南文集》卷26《跋文武兩朝獻替記》。
3《劍南詩稿》卷26《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之作，因此，人們稱陸遊是繼屈原、杜甫之後又一偉大的愛國詩人。
陸遊描寫田園和景物的詩篇也同樣出色。晚年久居鄉間，對農民的歡樂和疾苦都耳聞目睹。他以清雋流暢的詩句描寫善良純樸的農民生活，一年到頭辛勤的勞作，自給自足的農家樂，他們遭受到的苛取豪奪，字裏行間充溢著對農民命運的關切。陸遊的景物詩，或發思古之幽情，或表現明媚的風光，多清新俊逸，饒有韻致。如“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樓一夜聽風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等，皆為千古名句。
陸遊還擅長詞作。他的《放翁詞》存詞140餘首。除《釵頭鳳》那樣的訴說愛情之作外，更多的是表達愛國思想的。如雄壯悲涼的《訴衷情》，感慨遙深的《水調歌頭》，意氣風發的《秋波媚》，老淚縱橫的《謝池春》，無一不是抒發自己的心聲。著名的《卜算子·詠梅》，是用梅花的高潔和傲霜鬥雪的品格，象征自己的堅貞氣節和情操，哪怕有朝一日自己像梅花一樣“零落成泥碾作塵”，仍舊是其“香如故”，永遠不改變恢複中原的愛國信念。
陸遊的散文也別具一格。其中《老學庵筆記》記述當時的風俗民情、朝廷典章以及傳聞軼事，不僅內容豐富，可補史傳之闕，而且行文流暢，修潔可誦。《入蜀記》是記古跡、敘風俗，指點江山，引人入勝，故時人就有“四海文章陸放翁”之說。陸遊還長於史學，他曾參與撰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私撰《南唐書》18卷，敘次簡潔，為史著佳作。
由於陸遊的經曆曲折，命運多舛，轉輾流離，接觸社會廣泛，而使他積累了深厚的創作基礎，在詩、詞、文、史等諸多方麵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尤其是他那充滿漏*點的詩篇，不僅在當時鼓舞了愛民奮勇殺敵，也激勵著人們反侵略鬥誌。梁啟超所稱頌的那樣：“詩界千載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
第二節辛棄疾由義軍掌書記到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