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四年九月，唐高祖命河間王李孝恭等人率唐軍自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節）沿江東下，進攻割據於江陵（今湖北荊沙）的蕭銑。蕭銑是後梁宣帝的曾孫，隋煬帝時為羅縣（今湖南湘陰東北）令。大業十三年，他乘農民起義之機，割據一方，自稱梁王，次年，又稱皇帝，以江陵為中心，逐步發展力量，以至“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蕭銑聽到唐兵壓境的消息，大為恐慌，倉猝迎戰。唐將李靖把所得艦隻棄而不用、盡散江中，順水而下，蕭銑所調援軍見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為江陵已破，不敢前進。於是，唐軍集中力量圍攻江陵。蕭銑看到大勢已去，遂下令開門出降。至此，長江中遊與嶺南一帶也全為唐所統一了。
武德七年（24），唐軍鎮壓了輔公祏起義，統一了長江下遊。這時，除了仍然割據於朔方（郡治在今陝西靖邊北白城子）的梁師都（貞觀二年被統一）以外，全國又複統一起來了。
附表隋世係表（一）文帝楊堅——（二）煬帝楊廣（58—04）（04—8）
《資治通鑒》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資治通鑒》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七章強大的封建國家（武德、貞觀到開元）
唐朝建立後，自武德元年（8）到開元二十九年（74）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間，是封建國家的鞏固、發展、富強階段。這時的唐朝，政治上強大，經濟上繁榮，文化也有很大發展，不僅在中國曆史上占著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響。這一時期的曆史進程，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節武德貞觀年間的穩定發展唐高祖撥亂反正武德年間（8—2），當隋末戰亂之後，一方麵需要統一全國，一方麵又需要恢複穩定封建秩序，發展生產，以利於新建政權的鞏固。唐高祖正是這樣順應客觀形勢的要求，在進行統一戰爭的同時，又總結隋朝滅亡的教訓，恢複或新建各種製度，鞏固唐朝政權的。武德年間的各種措施，為後來“貞觀之治”奠定了基礎。
隋朝末年，由於隋煬帝的倒行逆施，中斷了正在向前發展的曆史進程。
沉重的徭役負擔，迫使廣大農民離開土地，生產無法繼續下去，正在走向富強繁榮的形勢急轉直下。唐高祖在這種情況下走上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麵臨撥亂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認為，漢高祖“撥亂反正”，糾正了秦的錯誤，從而出現了漢初的繁榮景象；他要“撥亂反正”，糾正隋的錯誤，使唐朝富強。薑謨說“唐公有霸王之才，必為撥亂之主。”2可見，唐高祖發揮“撥亂反正”的作用，既是曆史前進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備了條件。
當時的“撥亂反正”，隻能是把打亂了的封建秩序再恢複起來，使其遵循固有的規律繼續前進。盡管封建製度是束縛勞動人民手足的枷鎖，但由於人們不能超越曆史所允許的範圍進行活動，所以，唐高祖恢複發展封建製度實際上就是為曆史的繼續前進創造條件。
武德二年（9），唐高祖初定租、庸、調法，規定在限額之外，“不得橫有調斂”3。顯然，這有限製統治集團不得為所欲為的意思。把對勞動者的剝削與奴役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是有利於曆史前進的。
土地製度是賦役製度的基礎。自北魏實行均田製以來，對恢複發展生產起了積極作用。唐高祖為了使隋末大量離開土地的農民重新與土地結合起來，以利於政權的鞏固，遂於武德七年（24），實行均田製。所實行的均田製與租庸調法，是隋朝均田製與租調力役製的繼續和發展。所謂“發展”，就是因曆史的前進出現了新的內容。
新的內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齊之製，一個丁男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另外，每丁又受永業田二十畝，夫婦共受田一百四十畝。但是，一對夫婦所納之賦稅卻倍於單丁。由於單丁受田一百畝，僅納一對夫妻受田一百四十畝的一半賦稅，從而就出現了許多人不願結婚或隱瞞妻子的現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規定婦女不受田，不納稅，正是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製度較合理些，無疑會促使勞動者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齊時，官僚地主可以通過奴婢與牛領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與牛的受田。這主要是各級官吏可以通過另一途徑得到永業田、職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過奴婢與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規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這主要是因為隋朝以後，佛教、道教在統治者的倡導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寺院、道觀都占有相當數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認這些既成事實。由此《舊唐書》卷七五《孫伏伽傳》。
2《冊府元龜》卷三四五《將帥部·佐命六》。
3《資治通鑒》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可見，土地製度的發展，正反映了曆史前進的內容。其他，像土地買賣範圍的擴大，以庸代役製的普遍推行等，都順應了曆史發展的要求。均田製與租庸調法在唐朝實行了一百多年，說明它在唐初還是很有生命力的製度。唐朝前期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富強，與此製度密切相關。
古代貨幣的發展，到武德年間也起了很大變化。從西漢到隋朝，五銖錢一直在貨幣流通領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鑄錢大量出現，劣幣盛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線環錢，其製輕小，凡萬才滿半斛”。針對這種情況，武德四年（2）下詔鑄“開元通寶”錢。
“開元通寶”錢的流行，在我國貨幣發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開元”，即開國的意思，“通寶’，即流通的寶貨。其中不包含貨幣的重量，與秦半兩錢、漢五銖錢（二十四銖為一兩）比較，顯然是改變了以重量為幣名的傳統。同時，以錢為寶，也反映了人們對貨幣的作用有進一步的認識，還說明把貨幣視為財富的觀念大大增強了。從此以後，曆代的銅錢都不再以重量為名，都稱為“通寶”、“元寶”。這說明貨幣的發展已到了更高級的階段。《唐律》在古代法製史上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同時，對亞洲各國古代法典的形成與發展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唐律》是在武德、貞觀年間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為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宰相劉文靜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刪大業苛慘之法，製五十三條，務存寬簡，以便於時。”可見《唐律》是根據《開皇律》而來的。貞觀年間，唐太宗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進一步修定為五百零二條2卷的《唐律》。長孫無忌等人又對《唐律》逐條逐句進行詮解和疏釋，成為《唐律疏議》。這種國家法典，有唐一代，沒有大的變化。
唐代的官製也在武德年間確定下來。《舊唐書》卷四二《職官誌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禦史台；次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仆、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三公地位高，無實權，實際上是榮譽職務。六省中的尚書、門下、中書是朝廷機關，三省的長官都是宰相。其中尚書省係執行機關，政務繁多，故又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別管理有關事務。由於這些部門在政權機構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後來往往把唐朝廷的官製概括為三省六部製度。其他三省與政權機關無大關係，不甚重要。禦史台是監察機關。寺、監是分別管理朝廷兵、刑、錢穀事務的機構。這些都是“京職事官”，另外，還有“州縣、鎮戍、嶽瀆、關津為外職事官”。這種官製，後來雖然也有過變動，但朝廷的三省六部製，地方的州縣兩級製，基本上是沿襲武德年間的。
選拔人才的科舉製度，開創於隋，唐代逐步完善起來。《新唐書》卷四四《選舉誌上》“自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於州縣皆有數。既即位，又詔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臣子弟。其後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裏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於京學，為設考課之法。州、縣、鄉皆置學焉。”從京師到州、縣、鄉皆置學，使宗室子孫、功臣子弟、《新唐書》卷五四《食貨誌》四。
吏民子弟都有就學機會。州、縣通過考試入選，“隨物入貢”，實際上就是“鄉貢”。這種通過考試在政治上進行競爭的辦法，正是科舉製度的基本內容。《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也有大體類同的記載，並且認為“斯我唐貢士之始也”。由此可見，隋末中斷了的科舉製度到唐初又恢複起來了。科舉製度對封建的等級製度、門閥製度，都有一定的衝擊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競爭意義，在當時是進步的製度。
府兵製度，從西魏開始到隋末中斷，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在武德初年又將其恢複起來。貞觀十年（3），唐太宗又在全國設置六百三十四個軍府，僅關內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難看出，唐初設置軍府，是以關中為重點的。關中是京師所在之地，這說明唐朝廷掌握著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
以上各種製度，在武德貞觀年間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為唐政權的鞏固與國家的富強發揮了積極作用。
恢複發展各種製度，實際上就是恢複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統治者能夠繼續統治下去，被統治者能夠在可以忍受的剝削奴役下繼續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這種社會秩序鞏固加強了自己的地位，並使國家富強繁榮起來。
唐太宗與“貞觀之治”
唐初的統治者非常重視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常從曆代皇朝的治亂興衰中尋找借鑒。唐高祖就十分重視秦、隋很快滅亡，漢、唐乘機興盛的曆史變化。同時，為了“多識前古，貽鑒將來”，還下詔修撰魏、周、隋、梁、齊、陳等六史。在這方麵，唐太宗更為突出，他明確說過“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2貞觀六年（32），他還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既然從曆史上認識到周、秦統治時間的長短在於統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好行刑罰”，故而短暫。於是，他就從政治、經濟各方麵采取措施，促使國家走上富強的道路。
唐太宗認為，解決民的問題最重要。他說“夫民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2“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3解決民的問題，主要是發展生產，與民休息。他說“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通典》卷二八《職官十·武官上·將軍總敘》。
《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
2《貞觀政要》卷二《任賢》。
《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鑒戒》。
2《帝範·君體篇》。
3《貞觀政要》卷一《君道》。
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4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曾下詔停修勞民傷財的洛陽乾元殿，並且表示“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5為了不誤農時，還把太子舉行冠禮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當有人提出“用二月為勝”的時候，他又明確表示“農時甚要，不可暫失”。這充分說明唐太宗重視農業生產，接受了隋煬帝大量征發徭役，迫使農民走投無路，從而暴動的教訓。另外，他還盡量減輕農民負擔，反對竭澤而漁。他說“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7有鑒於此，他多次下詔減免賦稅。貞觀元年（27），山東大旱，免當年租賦。貞觀二年（28），關中旱災，有賣子為生者，他命出禦府金帛代為贖回。貞觀三年，免關中二年租稅，關東給複一年。類似此例頗多。此外，他還竭力防止統治集團內部驕奢**逸。在他看來，“崇飾宮宇，遊賞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敝。”也就是說，統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階級矛盾。因此，他下詔“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這些措施，都有利於農民發展生產。
唐太宗是通過玄武門之變奪取政權的。唐朝建立後，李建成以李淵長子身份被立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為秦王，李元吉被封為齊王。在統一戰爭過程中，秦王戰功較多，與其謀臣猛將逐步形成一個秦王集團。秦王集團勢力日益強大，李建成感到對自己是嚴重威脅，遂與李元吉聯合，組成一個與之對抗的集團。雙方鬥爭的核心是皇位問題。最初，是雙方在政治上互相傾軋，爭取李淵的信任與支持，削弱對方，壯大自己；最後，就發展到兵戎相見，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2）六月四日，秦王有預謀地安排尉遲敬德、長孫無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門設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來時，出其不意，突然襲擊，建成、元吉被殺，所部馮立、薛萬徹等率眾與秦王兵激戰失敗。這就是玄武門之變。不久，秦王被立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讓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權中，存在著各種政治力量。有原來隋朝的官員，有農民起義軍的將領，還有統一戰爭中敵對勢力的成員與李建成、李元吉集團的重要人物。各種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為中心進行重新組合。唐太宗順應了曆史前進的要求，竭力促進各種力量的重新組合。
在用人方麵，唐太宗根據自己的選人標準，不管是哪一種政治力量，隻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貞觀元年（27），唐太宗剛剛登上皇帝的寶座，就有人要求“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唐太宗說“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他主張“惟賢是與”，反對以新舊為別，正是對各種政治力量一視同仁，廣其德於天下。他還明確提出“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2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玄武門之變以後，盡4《貞觀政要》卷八《務農》。
5《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四年。
7《資治通鑒》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貞觀政要》卷六《儉約》。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太宗貞觀元年。
2《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七年。
管李建成集團中，“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複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3。另外，當唐太宗還是秦王的時候，為了加強自己的力量，就設置了文學館十八學士，作為自己的智囊團。十八學士中的房玄齡、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的骨幹力量，可見文學館學士都是唐太宗的親信。但是，在他剛登上皇帝的寶座以後，武德九年（2）九月，就另設弘文館學士代替文學館學士，弘文館學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團以外的成員。胡三省說“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學生（士），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4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驍武之士”，後“東南儒生”，是根據實際需要而變化的，沒有親疏之別。這種用人之道，無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圍。
再者，他對各種類型的人才還善於因材使用，並不求全責備。他說“明君無棄士。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機，盡其所有。”他還說“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對人各取其長，當然可使各類人都發揮作用。
納諫，是唐太宗從另一方麵籠絡人才的手段。皇帝納諫，是對臣下的極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2的具體表現。唐太宗與魏徵的關係，就是這種思想的典型。魏徵在隋末參加過瓦崗軍，投唐後又為李建成的洗馬，本來是唐太宗的敵對力量。但在玄武門之變以後，唐太宗非常重視他的意見，魏徵視唐太宗為“知己之主”，“知無不言”，前後共諫兩百餘事，使唐太宗非常滿意。魏徵死後，唐太宗說“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3另如，唐太宗與裴矩也是這樣。裴矩佐隋煬帝時雖居高位，卻“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4。投唐以後，則一反常態，對唐太宗的所作所為，他不同意的，敢於直言不諱的批評，極力勸阻，從而頗受唐太宗的讚賞。這都說明，納諫是皇帝發揮臣僚作用、鞏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難怪司馬光說“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5看來，君臣關係的改變關鍵在於君。唐太宗在這方麵是有所認識的。
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對少數民族的基本態度，是“降則撫之，叛則討之”。也就是各少數民族隻要不公開與唐對抗，就對其實行羈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長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來的風俗習慣、社會製度，對本族進行統治。反之，侵擾內地或對唐有嚴重威脅者，就用武力解決。唐初，突厥經常大兵壓境，甚至進兵關中，威脅京師。貞觀三年（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軍十多萬人，分道出擊突厥，消滅了東突厥，俘獲頡3《貞觀政要》卷一《政體》。
4《資治通鑒》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
《帝範·審官篇》。
2《論語·八佾》。
3《貞觀政要》卷二《任賢》。
4《舊唐書》卷六三《裴矩傳》。
5《資治通鑒》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年。
利可汗。貞觀八年（34），又遣大軍進攻吐穀渾，獲取全勝，解除了對河西各州的威脅。另外，還對高麗、薛延陀等也先後有過戰爭。但總的看來，還是以羈縻為主要策略。各族首領到了長安，都以禮相待。打敗突厥後，對隋末沒於突厥的內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贖之，凡得男女八萬口。貞觀四年（30），“四夷君長詣闕請”唐太宗為“天可汗”2。貞觀二十一年（47），諸酋長自稱“唐民”，要求“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為表疏”3。唐太宗同意了他們的要求。貞觀七年（33），唐高祖也曾於故漢未央宮置酒，命頡利可汗起舞，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4這種和諧的氣氛，正說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勝利。貞觀二十一年（47），唐太宗在總結曆史經驗後認為“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過了古人，關鍵在於“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由於這種良好的民族關係，才出現了文成公主與鬆讚幹布結婚的友好範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的盛況。唐太宗還舉漢武帝的例子說“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敝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發之地盡為編戶乎！”2盡管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賞，但所反映的事實大體不錯。大概這是唐太宗善於總結曆史經驗的結果。
由於唐太宗從經濟、政治、民族關係各方麵采取積極措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政治的安定，民族關係的改善，使貞觀初年的人口稀少，災情嚴重，糧價昂貴，百姓東西逐食的情況大大改觀。政治上，“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社會秩序方麵，“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經濟方麵，“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這些“古昔未有”3的現象，正是“貞觀之治”的具體反映。
2《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四年。
3《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4《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七年。
《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2《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3《貞觀政要》卷一《政體》。
第二節高宗武則天時期的繼續發展貞觀遺風與改立皇後貞觀二十三年（49），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
李治是太宗第九子。貞觀十七年（43），太子李承乾被廢，文德皇後之兄長孫無忌竭力稱讚晉王李治“仁孝”，太宗遂立其為太子。高宗即位以後，頗有所作為，非常重視解決民的問題。他曾召朝集使道“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從此，還“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於他勤於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另外，他還注意納諫，不計較進諫者的言辭是否妥當。永徽五年（54）十月，雇雍州四萬多人築長安外郭城，雍州參軍薛景宣進諫道“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複城之，必有大咎。”於誌寧認為薛景宣出言不遜，請高宗殺之。高宗則說“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絕言路。”2遂不加追究。這種豁達大度的作風，必然有利於下情上達，便於處理政事。
唐太宗雖然是封建社會傑出的政治家，但在晚年也像秦始皇等人一樣，有麵臨末日之感，總想求取長生不死藥，妄圖長期居於統治地位。貞觀二十二年（48），王玄策出使印度回來，帶一方士名娑婆寐，娑婆寐自稱有長生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數，使合長生藥”。同時，還派人到處尋求製藥的原料。由於藥未製成，方士被放還。高宗即位後，娑婆寐又來長安，年輕的李治根本不相信他的奇談怪論，命他回去。當王玄策又極力推薦的時候，高宗果斷地說“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敝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又進一步提供證據道這個方士再來的時候，“容發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後來，娑婆寐死於長安，證實長生不死是荒唐的夢想。在這個問題上，高宗與太宗截然不同。他沒有太宗晚年那種悲觀情緒，而是立足現實，積極進取，充分體現了一個年輕皇帝頗有朝氣的精神麵貌。
高宗很有作為，還表現在廢立皇後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排除了元老派的幹擾。本來，廢立皇後是皇帝的私事，但皇後的地位不僅與皇後本人直接相關，而且往往涉及複雜的政治背景，從而使廢立皇後的問題成為政治鬥爭。
廢立皇後的問題是因武則天引起的。武則天，名曌，並州文水（今屬山西）人。其父武士彠是木材商人，曾幫助李淵從太原起兵，建立唐朝，於是，就從富商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官至工部尚書，封應國公，也是開國功臣。武士彠先後娶過兩個妻子，先娶相裏氏，生了兩個兒子；後娶楊氏，生了三個女兒，武則天就是楊氏所生的第二個女兒。
貞觀十一年（37），當武則天十四歲時，被太宗召入宮中，立為才人。
太宗去世，她到感業寺削發為尼。李治為太子時，曾和武則天有過接觸。李治做了皇帝，王皇後將她接到宮中。
武則天再次入宮，深知王皇後的心意，遂對王皇後卑躬屈膝，百依百順。《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2《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資治通鑒》卷二○○，高宗顯慶二年。
王皇後不斷在高宗麵前稱讚她，更加深了高宗對她的寵愛。高宗的寵愛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階梯。
在武則天得寵的同時，王皇後、蕭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後，高宗決心要廢王立武，改換皇後。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關大臣的意見。長孫無忌是開國功臣，又是太宗長孫皇後之兄，高宗的舅父。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地位被立為太子，長孫無忌起了關鍵作用。褚遂良參與過太宗很多軍政大事的決策，被太宗視為“忠烈”之臣。太宗臨終時，特意向他們兩人托付後事，並明確表示“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同時又謂高宗道“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2顯然，廢立皇後是非聽取這二位顧命大臣的意見不可的。
高宗先禮後兵，自己親自前往長孫無忌住宅表明態度，武則天母親楊氏、許敬宗等人也曾勸說長孫無忌順水推舟，都無濟於事。接著，高宗又召長孫無忌、李勣、於誌寧、褚遂良等人入內殿，征求他們對改立皇後的意見。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借口有病，根本沒有入內。於誌寧膽小怕事，不明確表態；褚遂良、長孫無忌堅決反對。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後，必須采取果斷措施。永徽六年（55）十月，高宗不再考慮元老派的反對，下詔廢王皇後，十一月立武則天為後，皇後正式易人。不僅如此，長孫無忌、褚遂良又先後被貶官。顯慶三年（58），褚遂良死於愛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顯慶四年（59）七月，長孫無忌於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殺。長孫無忌這棵大樹一倒，許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連。從此以後，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製約，一切都自作主張。
高宗廢王立武，改換皇後的問題，已超出了皇帝家務事的範圍。褚遂良堅決反對的理由，是“皇後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輕易廢後，即是“違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後，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王皇後出身名門大族，武氏出身低微。這種門第觀念，反映著士族官僚與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勢力的沒落，庶族地主勢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後期以來的曆史潮流。高宗敢冒“違先帝之命”的風險，打破士族勢力的威脅，直接掌握政權，正是他不願任人擺布，敢作敢為的具體表現。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這種膽量和作為的。
武則天執政顯慶五年（0）以後，高宗經常頭暈目眩，影響處理政務。武則天乘機插手政治，開始參與國家大事。
武則天取得皇後的地位並不滿足，她還想進一步掌握政權。於是，她一方麵排除異己，掃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一方麵又組織力量，培植私人勢力，為自己進一步掌權做準備。
在排除異己方麵，除了害死王皇後、蕭淑妃以外，還積極支持高宗打擊元老派。後來，宰相上官儀認為武則天幹預政事，請求高宗廢之。當她知道此事後，立即使許敬宗陷害上官儀，致使上官儀死於獄中。
《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與此同時，武則天還抓緊培植私人勢力，籠絡人才，組織支持自己的力量。她建議高宗設置北門學士就是這方麵的重要措施。
北門學士的任務，是協助皇帝處理政務與各種表疏。設置北門學士的目的，是削弱宰相的權力。由於北門學士直接參與國家重要政事，武則天掌握他們就更有利於自己參與政事。另外，武則天還根據政治的需要安排北門學士為其編撰必要的書文。元百頃、劉禕之、範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等人，都是北門學士的重要成員。他們先後編撰了《列女傳》、《臣規》、《百僚新誡》、《樂書》等一千多卷。武則天編撰書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例如，武則天對太子李賢不滿，遂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少陽指太子居住的東宮）及《孝子傳》以賜太子。李賢接受這種必讀之物，惶恐不安，可見，北門學士所撰的書文是有鮮明的針對性的。北門學士是武則天的政治助手。
北門學士名稱的由來，是因為他們為了避免與南衙發生衝突，而從北門出入。“南衙”是以宰相為首的朝廷機關所在地，武則天於朝廷之外另立辦事中心，當然是與宰相分庭抗禮。
武則天為了取得政權，還想盡一切辦法表現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74），她向高宗提出十二條建議（）勸農桑，薄賦徭；（2）給複三輔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費力役；（）廣言路；（7）杜讒口；（8）王公以降皆習《老子》；（9）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0）上元前勳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這十二條建議，涉及範圍很廣，與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麵都有關係。高宗曾下詔實行。至於實行的效果如何，由於缺乏這方麵的資料，尚難作出確切的說明。不過，從其建議內容看，武則天確有相當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實現她的建議，有利於發展經濟，爭取民心，鞏固其統治地位也是肯定的。
高宗的健康狀況不佳，武則天懂得文史，才能出眾，政權由高宗向武則天手中轉移的趨勢逐步形成。
弘道元年（83）十二月，高宗病死，中宗即位，尊武則天為皇太後，實際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則天定奪，中宗隻不過是個傀儡。這個二十七歲的年輕皇帝，不甘心聽其母親的擺布，自作主張，把皇後的父親韋玄貞自普州參軍提升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為侍中。此事觸怒了武則天，武則天立即廢中宗為廬陵王，另立豫王旦為皇帝，是為睿宗。同時，武則天又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84），命其異母兄之子武承嗣為禮部尚書，很快又為宰相。武承嗣請求立武氏七廟，武則天立即同意。這些事實，說明武則天要進行改朝換代了。
武則天隨意廢立皇帝，欲改朝換代，既與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水火不容，又直接威脅李氏家族的地位。這樣一來，勢必引起一些人公開反對武則天。首先起兵反對武則天的是李（徐）敬業。李敬業是李（徐）績孫，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刺史，後被武則天貶為柳州（治所在今廣西柳州）司馬。其弟盩厔（今陝西周至）縣令李敬猷也被免官。另外，還有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等，也都遭貶官處分。光宅元年（84），這些人會集揚州（治所在今江蘇揚州），聲稱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遂取而代之。李敬業自稱匡《新唐書》卷七六《則天武皇後傳》。
複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匡複廬陵王為號召，很快聚集十餘萬人，發布檄文，公開討伐武則天。
駱賓王起草的檄文，膾炙人口，很有文采。該文指責武則天道“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嚐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猶複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說“一抔之土未幹，六尺之孤何托？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武則天看了這篇檄文，也讚不絕口，認為文章精采。當她知道這是駱賓王所為時，感歎地說“宰相之過。安失此人？”看來，武則天確有政治家的風度，她對敵對勢力的人才，不是嫉妒，貶低，而是稱讚，並為未能得到他而深感惋惜。
李敬業起兵，武則天當然不能容忍，況且，揚州是交通樞紐，經濟意義非常重要，於是，立即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大總管，率軍三十萬，鎮壓李敬業。同時，又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複姓徐氏。
李敬業起兵後，由於其內部意見不一，不能抓緊有利時機，主動進攻，而是在李孝逸軍逼近時才被迫應戰，結果，李敬業全軍潰敗，自己也在逃跑中被殺。這場反對武則天的戰爭，不到五十天就很快結束了。
第二次起兵反對武則天的是唐宗室諸王。
垂拱四年（88）四月，武承嗣為了迎合武則天想做皇帝的需要，使人獻上一塊白石，上鑿文“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武則天欣喜萬分，命白石曰“寶圖”。後又自加尊號“聖母神皇”。這就更接近於皇帝的稱號了。
武則天得寸進尺，使唐宗室感到岌岌可危。他們於七月開始醞釀起兵反對武則天。參與這次反武鬥爭的有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貞（太宗第八子）、絳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絳）刺史韓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青州（治所在今山東益都）刺史霍王李元軌（高祖第十四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刺史魯王李靈夔（高祖第十九子）、通州（治所在今四川達縣）刺史黃公李撰（元嘉子）、金州（治所在今陝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緒（元軌子）、博州（治所在今山東聊城）刺史琅邪王李衝（李貞子）等。八月，琅邪王李衝開始募兵，同時，分別通知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越王貞等，立即起兵，共趨神都。武則天針鋒相對，速派左金吾將軍丘神績統兵進討。
李衝募兵五千人，先攻武水（今山東聊城西南），武本縣令閉門拒守，李衝力攻不下，七日而敗。李貞於豫州舉兵響應李衝，武則天派兵十萬前往鎮壓，李貞僅有數千人，也因寡不敵眾，兵敗自殺。
本來，諸王相約起兵，共同行動。但尚未準備充分，約定發動日期，李衝即倉猝起兵，隻有李貞響應，其他諸王均未發兵，故而聲勢不大，力量不強，致使武則天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接著，武則天又迫使李元嘉、李靈夔、李撰、常樂公主（高祖女）等自殺，其親黨皆受牽連而死。李元軌被貶黔州，於途中死去。武則天為改朝換代進一步削弱了阻力，減少了障礙。以後，又陸續有宗室諸王多人以各種罪名被殺。僅天授元年（90）八月，一次就殺唐宗室十二人，同時又鞭殺李賢二子，唐宗室尚存的一些幼弱都流嶺南，還誅其親黨數百家。不難看出，武則天登上皇帝的寶座已是指日可待了。
《舊唐書》卷六七《李敬業傳》。
《資治通鑒》卷二○四，則天後垂拱四年。
武周皇朝天授元年（90）九月，侍禦史傅遊藝聯合九百餘人上表，請求改唐為周。接著，又有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共六萬餘人上表傅遊藝的請求，睿宗也自請賜姓武氏。武則天認為時機已到，條件成熟，遂改唐為周。自己又加尊號稱“聖神皇帝”，把睿宗改稱皇嗣，賜其姓武。又立武氏七廟於神都。武則天開創先例，成為女皇帝了。
封建社會的帝位繼承製度，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既是武則天稱帝的思想障礙，也是政治上的強大阻力。要改變舊的製度，衝破傳統思想的束縛，必須進行政治鬥爭。所以，武則天除了武力鎮壓公開的敵對勢力以外，還需要從政治上打擊反對者。她為了防止有人暗中密謀造反，非常重視告密。特別是鎮壓了徐敬業以後，她十分清楚唐宗室與一些大臣對她掌權進而稱帝心中不服，懷疑時刻會有人暗算她，故而大開告密之門。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過問，不論是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對告密滿意者，加官褒獎；無事實根據者不加追究。這樣一來，四方告密者蜂起，許多官員提心吊膽，感到朝不保夕。索元禮、來俊臣等酷吏，都是因告密而得到武則天重用的。
提倡告密，重用酷吏，固然起了鞏固武氏政權的作用；但也有消極的一麵，使一些官吏逆來順受，唯唯諾諾，不能發揮其積極作用。有一宰相名婁師德，當其弟赴任代州刺史時，他告誡其弟說為了保持榮寵富貴，即使有人“唾汝麵”，也“當笑而受之”。還有一個蘇味道，當宰相數年，“依阿取容”，辦事不明確表示意見，總是模棱兩可，被人稱為“蘇模棱”。2宰相們逃避政治鬥爭的態度，正說明武則天時期籠罩著恐怖的政治氣氛。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存在著一種潛在的敵對力量。
本來，武則天做皇帝就是困難重重，做了皇帝，人們還視她為武氏之女，李氏之婦，所以，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樣，視夫族為外戚，按照武氏世係傳授帝位。為了減少這方麵的壓力，她把政治中心由長安遷到洛陽，從高宗死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裏，僅有兩年住在長安，其餘時間都在洛陽，並把東都改為神都。實際上這是另起爐灶，企圖削弱李氏的影響。但在夫權思想的束縛下，她不能像劉邦代秦，李淵代隋那樣，與前一皇朝徹底決裂，更不能把前代皇帝當作反麵人物，以此說明改朝換代是合理的。因而，她隻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級地爬上皇帝的寶座，而且與李氏皇族藕斷絲連，不能徹底否定唐朝。她雖然在洛陽立了武氏七廟，但並沒有改變長安唐太廟的地位。武則天以周代唐，是不能與曆史上的其他改朝換代相提並論的。
外來的壓力，女皇帝本身的弱點，都決定武周政權不能長期維持下去。
武則天晚年，不斷有人勸她傳位於兒子，她都猶豫不決。神龍元年（705）正月，武則天病重，其男寵張易之、張昌宗，狐假虎威，獨斷專行。反對派既不能以和平方式使中宗複位，就隻有采取暴力手段了。參與宮廷政變的主要成員，有宰相張柬之、崔玄■，司刑少卿桓彥範、袁恕己，中台右丞敬暉。這些人經過密謀策劃，擁兵入宮，殺張易之、張昌宗，迫使武則天傳位於中宗。中宗尊武則天為“則天大聖皇帝”，複國號曰“唐”，改神都為東都，《資治通鑒》卷二○五，則天後長壽二年。
2《資治通鑒》卷二○六，則天後聖曆元年。
短暫的武周政權壽終正寢了。
從高宗即位到武周政權結束，共五十六年，在這段時期裏，統治集團內部雖然矛盾重重，有過激烈的鬥爭，但武德、貞觀時期建立起來的各種政治經濟製度，基本上延續下來，經濟繼續發展，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唐朝仍然沿著富強的道路前進。這與高宗、武則天的各項措施密切相關。高宗頗有作為，但由於他實際執政時間不長，所以，武則天的作用就顯得更為重要了。武則天開創了婦女稱帝的先例，在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封建社會裏，必然碰到強大的敵對勢力。這就決定當時的政治鬥爭必然通過這一問題反映出來。武則天的各項措施也都無不與此有關。
武則天在政治上的主要傾向，就是打擊反對她執政的元老派與門閥地主。所謂元老派，就是對建立唐朝有功的舊貴族，他們是西魏、北周以來逐步形成的政治勢力，也就是關隴集團。這股勢力，既區別於東漢以來的士族門閥地主，同時，兩者也有一致之處。例如，唐太宗剛做了皇帝，“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禦史張行成奏道“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看來，唐太宗是以關中人自居的。貞觀十二年（38），他為了反對“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不與別人通婚，遂命高士廉等人修《氏族誌》，以抬高自己的門第。唐太宗既反對舊的門第觀念，又樹立新的門第觀念，正是關隴貴族與舊士族有區別又一致的標誌。長孫無忌與褚遂良指責武則天不是天下“令族”，駱賓王斥武則天“地實寒微”，都說明舊的士族門閥地主與關隴貴族都是武則天的敵對勢力。
武則天為了對抗敵對勢力，發展科舉製度，開創了“殿試”。皇帝可以親自主持考試，選拔人才。還開創了武舉，選拔軍人；新辦自舉，招求賢人。盡管也有一些濫竽充數者，但還是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方便，收羅了不少人才。有人認為“太後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禦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2這種評論，頗有見地。武則天通過各種途徑確實選用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如狄仁傑、姚崇、宋璟，張柬之等人，都在政治上發揮了很大作用。另外，許敬宗等人因《氏族誌》不敘武氏本望而請求改為《姓氏錄》，也是為了討好武則天，其目的也是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創造條件。這一切說明，武則天一方麵盡力打擊門閥地主以及元老派，另一方麵又促使庶族地主勢力的增長。這種總的政治傾向，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靠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比靠門第或先輩的權勢地位走上仕途者，更了解社會的實際，能夠更有效地提出政治主張，解決實際問題。因此，武則天的各項措施是有利於曆史發展的。當然，武則天也沒有徹底拋開門第觀念，修《姓氏錄》就是為了抬高武氏的門第。正因為如此，過高地估價武則天的曆史作用也是不適當的。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太宗貞觀元年。
《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太宗貞觀十二年。
2《資治通鑒》卷二○五，則天後長壽元年。
第三節開元時期的繁榮盛況平息宮廷政變中宗重新即位以後，政治上毫無抱負，武則天雖然退位，國號也以唐代周，但武氏勢力仍然相當強大，政權仍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之中。
由於中宗庸庸碌碌，無所作為，他的皇後韋氏就乘機參與政事，妄圖效法武則天，獨掌政權。武三思（武則天侄）與韋後，由私通發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結成武韋集團。韋後嫁女安樂公主於武三思子武崇訓。安樂公主也頗有政治野心，於是，韋後、安樂公主、武三思狼狽為奸，千方百計想左右政局。
發動政變，迫使武則天讓位的張柬之、桓彥範等人，雖然暫時掌權，但由於武韋集團對他們形成了嚴重的威脅，張柬之等人多次勸中宗消滅武氏勢力，中宗都置若罔聞。反之，武三思、韋後誣稱敬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卻相信不疑。他按照武三思的意見，表麵上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為博陵王，以示對其尊寵，實際上解除了張柬之、袁恕己的宰相和其他人的職務。武三思、韋後為了爭取民心，表現自己的政治才能，上表建議天下士庶為出母（被父休棄的生母）服喪三年，百姓年二十三歲為丁（原二十一歲成丁），五十九歲免役（原六十歲免役）。中宗都表示讚成。不久，武三思又促使中宗把張柬之等五王貶出京師，到外地去做刺史。神龍二年（70）五月，武三思又使人誣告五王參與了駙馬都尉王同皎謀害武三思的活動，於是，朗州刺史敬暉被貶為崖州司馬，亳州刺史桓彥範被貶為瀧州司馬，襄州刺史張柬之被貶為新州司馬，郢州刺史袁恕己被貶為白州司馬。七月，武三思又陷害五王欲廢韋後，與安樂公主內外配合，加罪於五王，中宗又流五王於嶺南。接著，武三思又派人赴嶺南，殺害五王。這時，張柬之、崔玄■已死，桓彥範、袁恕己、敬暉被殺。
武三思除掉五王，更加肆無忌憚，他得意忘形地說“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安樂公主也更為恃寵驕恣，甚至賣官鬻獄。因為太子李重俊非韋後所生，武三思、韋後、安樂公主等，都經常淩辱太子，甚至呼其為“奴”。安樂公主竟然要求廢皇太子，立自己為皇太女。李重俊當然憤憤不平。
景龍元年（707）七月，李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動兵變，殺死武三思、武崇訓及其同黨十餘人。由於兵力不強，很快失敗，李多祚被殺，太子走終南山，最後為左右所殺。
太子的失敗，韋後、安樂公主更為驕橫。安樂公主又嫁武延秀（武承嗣子），他們互相勾結，賣官鬻爵，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安樂公主要把昆明池據為己有，中宗不允，她又另奪民田作定昆池，方49裏。安樂公主的一條裙子，值錢一億。針對這些情況，中宗不僅未表示反對，反而還加以縱容。如安樂公主常派人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禦史袁從之把掠民為奴婢者逮捕入獄，安樂公主上奏中宗，中宗竟下敕釋放。更為甚者，安樂公主還自為《資治通鑒》卷二○八，中宗神龍元年。
《資治通鑒》卷二○八，中宗神龍二年。
製敕，掩其文要中宗簽字，中宗也笑而從之。盡管中宗如此昏庸無能，還不能滿足韋後臨朝執政，安樂公主欲做皇太女的要求。於是，景雲元年（70）六月，韋後與安樂公主密謀策劃，毒死中宗。
由於太平公主（武則天女）的幹預，韋後與安樂公主的目的仍未達到。
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為太子，後即皇帝位（殤帝），尊韋後為皇太後。武韋集團並不甘心，中書令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等，力促韋後效法武則天，謀害殤帝，另立國號，但他們又懼怕太平公主與相王（即睿宗，中宗複位後被封為相王）從中阻撓，故不敢輕舉妄動。
實際上真正對韋武集團構成威脅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當時是臨淄王，他頗有膽識，很有作為，在統治集團內部的頻繁變亂中，他暗聚才勇之士，在羽林軍中發展勢力。他乘中宗被害，武韋集團聲名狼藉之機，聯合太平公主，發動政變，殺韋後與安樂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殤帝讓位於相王，恢複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為太子。
在消滅武韋集團時，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頗念兄妹情誼，對她極為尊重。每逢宰相奏事，睿宗總要先問是否與太平公主議過，於是，太平公主更為擅權弄法。太子李隆基不願任人擺布，必然與太平公主發生矛盾。太平公主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視為最主要的敵人。睿宗懦弱無能，無力處理這些矛盾，借口有彗星出現，要“傳德避災”，表示願讓位於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對自己不利，遂與同黨極力勸阻。睿宗堅持己見，終於讓位。景雲三年（72）八月，太子即位，是為玄宗，尊睿宗為太上皇，改元先天。
實行改革，促成開元盛世太平公主結黨營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陰謀廢玄宗。先天二年（73）七月，玄宗盡殺太平公主同黨，賜太平公主死於家中。十二月改元開元。至此，武周以來的多次宮廷政變暫時結束，開始了政權穩定，經濟繁榮的開元盛世階段。
開元年間（73—74），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為，他勤於政事，從各方麵采取措施，鞏固發展了唐朝政權。
為了從曆史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他很重視閱讀史書。他說“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心。”2由於史書“事關理道”，所以，他認真閱讀，但因為有些地方不易讀懂，遂又設置了侍讀，馬懷素、儲無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讀。顯然，這是繼承了太宗“以古為鏡”的傳統。
玄宗還反對奢靡，提倡節儉。開元二年（74）七月，他針對當時的“風俗奢靡”下詔曰“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後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同時，“罷兩京織錦坊。”3九月，又下詔禁止厚葬。他認為厚葬“無益亡者，有損生業”，“既竭家產，多至凋敝”。於是，他明確規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數及長短大小；園宅下帳，並宜禁絕；墳墓塋域，務遵簡儉；凡諸送終之具，並不《資治通鑒》卷二一○，玄宗開元元年。
2《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3《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二年。
得以金銀為飾。”這種風氣，雖然是有始無終，堅持時間不久，但至少反映了開元初年玄宗奮發圖強的精神狀態。開元二十二年（734），他還親自在苑中種麥，並和太子等人都參加收割。同時還對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接著又對侍臣道“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2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穡之不易，還要了解農民生產的實際情況，正反映了他要加強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積極進取精神。正是在這種精神支配下，開元年間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首先，在政治上為了勵精圖治，重用賢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後人多把姚、宋與唐太宗時的房（玄齡）、社（如晦）相提並論，說明他們在開元年間起過重要作用。姚崇建議“抑權幸，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群臣褻狎”3等，從刑法、用人、賦稅等十個方麵整頓政治，玄宗全部采納。宋璟為宰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4他還建議恢複貞觀年間史官公開記事的製度。貞觀時，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隨同，記錄所奏內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隨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實。高宗以後，許敬宗、李義府專權，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準史官記錄其所奏內容。玄宗重視宋璟的意見，恢複了這種製度。政事的相對公開，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抑製政治的作用。姚宋兩人還能互相配合。司馬光說“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誌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兩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們，兩者是互為因果的。
開元四年（7），有人認為，當年的官吏選拔太濫，縣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縣令，以“理人策”進行考試，結果有45人不合格被罷官。淘汰無能的官吏，必然加強政權的作用。
開元十三年（725），玄宗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他認為“仙者憑虛之論”，“賢者濟理之具”2，遂改東都的集仙殿為集賢殿，表示他有重視賢才的求實精神。
其次，玄宗重視發展農業生產。開元三年（75）到四年（7），山東發生蝗蟲災害，廣大農民無可奈何，隻得“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姚崇積極主張捕殺，但有人認為“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姚崇堅決反對坐視蝗蟲食苗而不救的悲觀論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見，派人詳察各地捕蝗的情況，結果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3。
開元年間，還多次興修農田水利，直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開元二年（74），在文水東北開甘泉渠、蕩沙渠、靈長渠，引文穀水溉田數千頃。開元四年（7）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頃。開元中，《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2《資治通鑒》卷二一四，玄宗開元二十二年。
3《資治通鑒》卷二一○，玄宗開元元年。
4《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四年。
《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四年。
2《資治通鑒》卷二一二，玄宗開元十三年。
3《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三年、四年。
彭山（今四川彭山）開通濟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頃。開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餘頃。再者，玄宗為了從經濟上削弱貴族的勢力，加強朝廷集權，還改變食實封的製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貴族，封戶的租調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僅二三十家，封戶也不過千餘戶。中宗以後，受封者增多，所封戶數也遠遠超過唐初。中宗時的受封者多達一百四十餘家，封戶遍及五十四州，安樂公主食封四千戶，長寧公主三千五百戶。睿宗時太平公主食封一萬戶。食封者不僅征收租調，影響朝廷收入，還任意敲榨封戶，使封戶增加許多額外負擔。玄宗改變舊製，封戶的租調由朝廷統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額領取。這樣，既加強了朝廷對全國財政的控製能力，也減少了封家對封戶的許多苛索，有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抑製佛教的泛濫，也是開元年間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南北朝時期有很大發展，唐代更為盛行，武則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濫。不少人為了逃避徭役，多削發為僧尼，一些貴族官僚為了從中取利，也爭營佛寺。“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2開元二年（7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議，命偽妄僧尼還俗者一萬二千多人，同時，還不準再建佛寺。這樣，實際上也提高了朝廷控製經濟的權力。
兵製的改革，也有很大影響。隨著均田製度的破壞，府兵製度已難以維持。一方麵是農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麵是府兵不按時更番，久征不還者難以自備資糧，致使許多農民傾家蕩產，逃避兵役的鬥爭日益高漲，“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正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玄宗接受張說建議，在開元十年（722）募兵十三萬，充當朝廷的宿衛（後稱■騎）；開元二十五年（737），根據邊防的需要，“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2。朝廷供給衣糧，長期戍邊。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來的邊兵。從此，強製征發的府兵製演變為募兵製。兵農分離的募兵製，有利於農民安心農業生產。
開元年間，由於玄宗從政治經濟各方麵采取了積極措施，結束了政治上的不穩定局麵，使唐朝進入了富強繁榮時期。
當時，“海內富實，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裏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3這些情況，雖然可能有些誇張，但大體上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情況。同時，也說明杜甫在《憶昔》詩中說的“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並非詩人無中生有。由於經濟的繁榮，人口也大量增加。開元二十八年（740），全國戶數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數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零九，較唐初甚至武則天時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新唐書》卷三九、四○、四二《地理誌》三、四、六。
2《舊唐書》卷九六《姚崇傳》。
《舊唐書》卷九七《張說傳》。
2《資治通鑒》卷二一四，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3《新唐書》卷五一《食貨誌》。
開元二十五年（737），由於“歲稔穀賤傷農”，玄宗命提高糧價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東都一帶購糧，兩地各得數百萬斛。於是，停運當年江、淮之租。同時，“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複東幸”。另外，還下詔河南、河北租應輸含嘉與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京師出現不依靠關東糧食的局麵是難能可貴的，各地糧食都留輸本州，說明國家的糧倉存糧已滿。天寶八年（749），全國各地存糧共有九千六百零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2，各地“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國用豐衍”3的情況，正是以開元年間的生產發展為基礎的。由於經濟的繁榮，國力強盛，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與階級矛盾都有所緩和，故而政權穩定。開元年間是唐朝的黃金時代。
《資治通鑒》卷二一四，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2《通典》卷十二。
3《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八載。
第八章唐中葉的變亂（天寶到元和）
唐中葉，自玄宗天寶元年（742）到憲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裏，是唐朝從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轉變時期。這時，爆發了安史之亂，削弱了朝廷集權，形成了藩鎮割據。在朝廷與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勢力乘機滋長，致使宦官專政成為唐中後期的重要問題之一。
第一節天寶年間的社會危機邊兵尾大不掉在開元年間富強繁榮的情況下，潛在的社會危機也在發展。到天寶年間（742—755），潛在的社會危機已經成為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
唐初，為了加強朝廷集權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內重外輕。後來，由於邊防戰事頻繁，募兵製取代府兵製，邊防的駐軍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內輕的局麵。節度使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
自睿宗時起，就開始設立節度使。到天寶初，從西北到東北，共設立了八個節度使。即安西節度使，駐龜茲（今新疆庫車）；北庭節度使，駐北庭都護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薩爾北）；河西節度使，駐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隴右節度使，駐鄯州（治所在今青海東部）；朔方節度使，駐靈州（治所在今寧夏靈武西南）；河東節度使，駐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範陽節度使，駐幽州（今北京）；平盧節度使，駐營州（治所在今遼寧錦州西）。另外，還有西南的劍南節度使，駐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嶺南的經略使也類似節度使，駐廣州（治所在今廣東廣州）。這些邊鎮，共有兵力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
節度使的權力愈來愈大。最初，節度使隻掌兵權，後來，又逐步掌握了政權、財權，成為事實上的獨霸一方者。這些節度使，表麵上聽命於朝廷，實際上陽奉陰違，我行我素，千方百計地發展自己的勢力。他們為了邀功請賞，作戰時“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於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視。節度使為了拉攏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來，授官者應是有功的將卒，按兵部的規定，因戰功授官者隻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寶以後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製則同授千餘人，其餘可知”。官多俸祿多，朝廷的開支大大增加，很多糧倉都因此而空了。例如，“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全部邊防經費的支出，數字越來越大，開元初年，每年邊費約用錢兩百萬貫，開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萬貫，到天寶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萬貫。這些情況，說明唐廷的危機來自邊防，但並不是敵人的威脅，而是邊將勢力的日益強大，朝廷難以控製，同時，邊費的支出愈來愈多，使國家的倉庫逐步空虛。這就是說，來自邊防的經濟困難與政治威脅，已使玄宗陷入難以擺脫的危機之中。
玄宗驕奢**逸唐玄宗本人的變化，是當時社會危機難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剛即位時，勵精圖治，采取各種措施振興唐朝，致使開元之治受到時人的稱讚。例如，開元二十一年（733），韓休為宰相。他像魏徵對太宗一樣，經常向玄宗進諫，致使玄宗提心吊膽，稍有一點小的過失，就趕快向左右道“韓休知否？”為此有人對玄宗說，韓休為相，陛下操勞過度，比過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韓《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休的職務呢！玄宗道“吾貌雖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韓休常和我有爭執，我卻能睡好覺。“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這樣的皇帝必然使賢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難以施展其伎倆。天寶年間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無複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2。玄宗的變化還表現在各個方麵。
開元初，他注意節儉，反對鋪張浪費。天寶時則驕奢**逸，揮霍無度。
對後宮的賞賜錢不計其數，戶部郎中王鉷為了投其所好，“歲貢額外錢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並且還告訴玄宗“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玄宗不僅不問這些經費的來源，反而對“務為割剝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並以王鉷為禦史丞、京畿采訪使。楊國忠為了討好玄宗，屢次向玄宗報告說倉庫如何豐富，故而玄宗帥群臣參觀左藏（皇宮的倉庫）。因為楊國忠早把各地應輸往京師的租和地稅變成布帛，存於左藏，玄宗看了當然高興。於是，他“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2。
在用人方麵，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賢，而是專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楊國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劍”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視的人，他都千方百計的將其除掉。他忌妒有學問之人，對於有學問的人他表麵與其友好，暗中卻陰謀陷害。他收買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舉一動都為他所掌握。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隨時采取各種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於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陽奉陰違手段可以發揮作用，於是，玄宗在天寶六載（747）把天下所有的貢物都賞賜給李林甫。楊國忠本名楊釗，天寶九載（750）十月玄宗賜名國忠。他是楊貴妃的從祖兄，因楊貴妃受寵而飛黃騰達，他自侍禦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餘職，各種權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兒子楊暄，因“學業荒陋”而舉明經“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楊國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楊暄很快做了戶部侍郎。就這樣，他還對別人說，他升官太慢了。楊國忠不僅在政治上專橫跋扈，而且還利用其權勢大肆貪汙，以致“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2。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對楊國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認為“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資。這完全符合事實。
麵對各種社會問題，玄宗毫無改弦更張之意，仍然沉溺於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華清宮去過冬。安祿山為了討好玄宗和楊貴妃，在得知玄宗要在華清宮新開浴池的時候，立即在範陽以白玉石製成魚龍鳧雁，還有石蓮花，置於池中，使玄宗喜悅異常。每到華清宮，楊貴妃姊妹（韓國夫人、虢國夫《資治通鑒》卷二一三，玄宗開元二十一年。
2《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十一載。
《資治通鑒》卷二一五，玄宗天寶四載。
2《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八載。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十二載。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十二載。
人、秦國夫人）都陪同前往。她們為了標榜自己的地位，競為車服，車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下數十萬貫”。如果騎馬，就競購名馬，“以黃金為銜■”，長長的車馬隊伍，引起廣大市民的反感。他們在華清宮都有豪華的住處，生活用費非常驚人。楊國忠說“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皇後）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歸宿）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美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3於是，他更加驕奢**逸，擅權弄法了。表麵的升平，掩蓋不了潛在的危機，各種矛盾的不斷激化，終於爆發了安史之亂。
3《舊唐書》卷一○六《李林甫、楊國忠傳·史臣曰》。
第二節安史之亂安祿山叛唐楊國忠與安祿山為了在玄宗麵前爭寵，互相傾軋，都想壓倒對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寶十四載（755）二月，安祿山要求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替漢將，吏部侍郎韋見素與楊國忠堅決反對，玄宗派宦官輔璆琳到範陽去觀察安祿山的動靜。安祿山對輔璆琳行賄，輔璆琳回京對玄宗盛言安祿山竭忠奉國，沒有二心。這時，安祿山身兼範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手握重兵，使楊國忠頗感不安。於是，楊國忠、韋見素又建議把三鎮節度使由三人分擔，以便削弱安祿山的兵權，玄宗也未采納。
安祿山為雜種胡人，由於他懂六種民族語言，初為互市牙郎，又為幽州節度使張守珪部下。他抓緊一切機會，厚賂朝廷來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當楊國忠在想方設法除掉他時，他也針鋒相對，準備造反。楊國忠為了搜集安祿山的罪狀，使京兆尹包圍安祿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祿山客人李超殺之。安祿山子安慶宗因尚榮陽郡主在京師為太仆卿，他將京師情況密報其父，更加速了安祿山造反的準備。天寶十四載（755）六月、七月，玄宗兩次手詔安祿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祿山偽稱“奉命討伐楊國忠”，率十五萬眾，號二十萬，造反於範陽。
安祿山率兵南進，“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4。這些事實，迫使玄宗采取相應的對策。他派安西節度使封常清為範陽、平盧節度使，立即赴洛陽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萬人，又斷河陽橋（在今河南孟縣），加強洛陽的守備。同時，以榮王琬（玄宗第六子）為征討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為副元帥，在京師募兵十一萬，準備東征，十二月，高仙芝率軍進至陝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門峽）。兩京陷落安祿山自靈昌（今河南衛輝東）渡過黃河，攻陷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繼又攻下滎陽（今河南滎陽）。封常清在東都所招募的軍隊，未經訓練，在武牢（在今河南滎陽西汜水）一戰，潰敗退回洛陽，在洛陽又遭失敗，安祿山進占唐東京。高仙芝帥眾至陝州，看到叛軍來勢迅猛，遂退守潼關。安祿山占據洛陽後，打算稱帝，暫緩向西進兵，玄宗才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這時，唐朝廷本來應該整頓軍備，加強潼關的防禦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卻適得其反。
封常清從洛陽退至潼關，高仙芝從陝州退至潼關。這是兩支臨時湊合起來的軍隊戰鬥力太差的結果。但監軍的宦官邊令誠卻認為，封常清以叛軍的聲勢動搖軍心，高仙芝不僅放棄潼關以東數百裏的土地，還盜減軍士糧餉。玄宗相信邊令誠，殺了封常清與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關。其實，封常清三次向玄宗報告戰況的表文，玄宗根本沒有看到。由此可見，皇帝的昏庸，宦官的專權，是戰局難以扭轉的重要原因。
當安祿山帥軍南進的時候，他的後方也發生了危機。平原太守顏真卿在4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下，《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985年版，第25頁。平原（治所在今山東陵縣）舉兵抗擊安祿山叛軍，常山太守顏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舉兵，威脅叛軍的後方。同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也奉命東征，靜邊軍（駐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戰，消滅叛軍七千人，繼又攻下雲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東），打通東陘關（今山西代縣東），為繼續東進開辟了道路。這時，顏真卿聯絡顏杲卿，切斷安祿山的後路，顏杲卿還聲言朔方軍即將進駐河北，“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範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這些情況，必然是安祿山的後顧之憂。
至德元年（75）正月，安祿山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這時，在饒陽（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帶的叛軍將領史思明，為了改變對叛軍的不利形勢，攻陷常山，顏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軍一萬多人，東出井陘（今河北井陘東），攻下常山。已經離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來，企圖奪回常山。雙方相持四十餘日，不分勝負。後因郭子儀援助李光弼，在九門（今河北正定東）大敗史思明；繼又戰於嘉山（今河北曲陽境內），叛軍全線潰敗，河北十餘郡皆殺叛軍守將而降唐。這時，郭子儀曾建議北取範陽，以減輕潼關的壓力，但沒有得到玄宗的許可。
至德元年（75）六月，玄宗急於打敗叛軍，收複洛陽，遂命哥舒翰出關東進。叛軍將領崔乾佑於靈寶（今河南靈寶東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險要之處，另以老弱兵引誘唐軍東進。結果唐軍中伏大敗，哥舒翰投降叛軍，叛軍奪關西進，長安危急萬分。
玄宗無可奈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頓衛隊，離京逃命。在玄宗到達鹹陽時，鹹陽縣令已逃跑，故而逃難的皇帝狼狽不堪，隻得以楊國忠臨時買來的胡餅充饑。其他隨從人員，看見農民送來的粗飯，爭相搶食，也未吃飽。晚上到了金城（今陝西興平），縣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隨從也不斷有人離隊，食宿無人安排。夜間無燈，不分貴賤，混睡一起，皇室貴族的威風掃地以盡。又西行至馬嵬驛（陝西興平西北），由於所隨將士饑餓疲憊，怨聲載道，陳玄禮等乘機發動兵變，殺楊國忠及韓國夫人、秦國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縊殺楊貴妃。虢國夫人雖已遠走至陳倉（今陝西寶雞南），也被追上斬首。馬嵬事變以後，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靈武（今寧夏靈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肅宗。肅宗命郭子儀率軍到靈武，並以郭子儀為兵部尚書兼宰相。
平定叛亂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儀率部從洛交進攻馮翊縣，繼又攻取河東。
唐軍既達關中，肅宗也移住鳳翔。四月，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元帥為皇子李俶），繼續討伐叛軍。叛軍到了長安，“以為得誌，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複西出之意”。這就給唐軍收複長安提供了機會。
九月，郭子儀率唐軍十五萬之眾，逼近長安，與叛軍十萬人相持於長安西香積寺北灃水之東。經過激戰，叛軍全線崩潰，唐軍收複長安。這時，洛陽的叛軍統治集團因爭權奪利，安祿山已被殺死，其子安慶緒繼位稱帝。在《資治通鑒》卷二一七玄宗天寶十四載。
《資治通鑒》卷二一七，玄宗天寶十四載。
唐軍繼續東進的時候，安慶緒放棄洛陽，北走鄴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陽），唐軍收複洛陽。
乾元元年（758）九月，肅宗調動九個節度使的數十萬兵力進攻安慶緒。
在這些節度使中，郭子儀、李光弼的戰功最多，威信最高，肅宗不願把軍權交給他們，所以不設主帥，隻命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攬全局。九節度使圍鄴，並引漳水灌城，安慶緒不僅遭水災之苦，而且城中極其缺糧，甚至老鼠也成了貴重食物，一隻老鼠可賣四千錢。這正是破城良機，但因兵眾無主，無人統一指揮，致使史思明能夠從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援鄴。史思明截劫自江、淮與汾、晉運糧的舟車，斷絕唐軍的糧源。同時，又不斷用聲東擊西的辦法襲擊唐軍，使其處於疲於應付的狀態。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軍與史思明軍展開激戰。正當激戰之際，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敵我。一場混戰，雙方均遭重大損失。叛軍內部又起內哄，史思明殺安慶緒，引兵還範陽，自稱大燕皇帝。唐軍九節度使各自退回，郭子儀被命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後因魚朝恩嫁罪於人，把鄴郡戰爭失敗的責任推給郭子儀，致使肅宗召郭子儀還京，以李光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駐守東京。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陽。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歸仁西攻陝州，被唐軍擊破。上元二年（7）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關，受阻後退回永寧（今河南洛寧）。這時，叛軍內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長子史朝義利用一些將領對史思明的不滿情緒，策動兵變，殺史思明，自己繼位稱帝。同時，又派人到範陽殺了與其爭奪帝位的異母弟史朝清，還殺了持不同政見者數十人。這種自相殘殺，引起大規模的內哄，致使數月之內，範陽有數千人為此而死。
寶應元年（7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仆固懷恩為副元帥，繼續平定叛軍。唐軍東進，很快攻下洛陽。幫助唐軍平定叛亂的回紇兵到了東都，大肆燒殺搶掠，死者上萬人，大火多日不息。宦官魚朝恩統率的神策軍也把東京、鄭州（治所在今河南鄭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開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臨汝）一帶視為賊境，任意擄掠。致使這些地方“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十一月，史朝義自濮州北渡黃河。唐軍追至昌樂，又打敗史朝義。於是，叛軍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唐，恒陽節度使張忠誌以趙、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賜張忠誌姓李，名寶臣，並命其為成德節度使，仍統原來五州之地。廣德元年（73）正月，史朝義敗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縣南），其部將田承嗣趕走史朝義，自己降唐。史朝義又走範陽，其範陽節度使李懷仙也已降唐。史朝義部眾看到大勢已去，都紛紛離去。最後，史朝義帶數百胡騎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懷仙又窮追不舍，史朝義走投無路，自縊於林中。至此，曆時八年的安史之亂才被平定。
《資治通鑒》卷二一八，肅宗至德元年。
第三節藩鎮林立與朝廷集權的削弱藩鎮林立在安史之亂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陽、長安兩京，唐朝廷直接控製的兩支軍隊土崩瓦解。肅宗靠朔方軍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寶座，進而回到長安。最後，又靠各地節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亂。由此可見，唐朝廷的存在，離不開地方勢力的支持。但由於安祿山叛亂的事實，使肅宗、代宗等人總是心有餘悸，所以，他們既利用一些節度使平定叛亂，又不相信他們。
在平定安史之亂中，郭子儀是功績卓著的。但肅宗、代宗都對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肅宗調動九節度使的兵力圍攻安慶緒，郭子儀也在其中，肅宗命宦官魚朝恩總攬全局，不任命郭子儀為主帥。戰後，又相信魚朝恩對郭子儀的誣陷，免其軍職。後來，黨項等羌人在京西不斷製造事端，威脅長安。肅宗為了借重郭子儀的盛名，命其為邠寧、鄜坊兩道節度使，但又不準其離開京師，使其有名無實。寶應元年（72），住絳州的朔方軍發生兵變，主帥李國貞被殺，肅宗隻得命郭子儀出鎮絳州。郭子儀解決了糧餉問題，整頓了軍紀，穩定了軍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肅宗死，代宗即位，郭子儀又被解除兵權，調回長安去了。
平定安史之亂的天下兵馬元帥是皇子，實際指揮作戰的是副元帥。最初的副元帥是郭子儀，代替郭子儀的是李光弼，後來是仆固懷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陽後，肅宗相信魚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勢下反攻洛陽，結果兵敗，隻得辭職。仆固懷恩原是郭子儀部下大將，因其戰功卓著繼李光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安史之亂被平定後，因受代宗猜疑在駐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陽）不敢進京，後被迫叛唐，兵敗病死。這些為唐朝廷立過汗馬功勞的節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對其他節度使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對這些節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籠絡的政策。這樣一來，在安史之亂中新設置的節度使以及安史舊部，就都成為擁有一定實力的藩鎮了。
朝廷集權削弱在這些藩鎮中，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原名張忠誌）、幽州盧龍節度使李懷仙、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昭義節度使薛嵩，都是安史舊部。當史朝義最後失敗時，天下兵馬副元帥仆固懷恩怕平叛結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視，朝廷也因戰爭持久而感疲憊，同時，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脅，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結束戰爭，故而對安史舊部采用籠絡手段，使其仍為節度使。這些藩鎮，“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他們還“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複製，雖名藩臣，羈摩而已”。還有一些藩鎮，他們有時傾向於朝廷，幫助唐廷討伐叛亂的藩鎮，有時也和朝廷對抗。總之，各地藩鎮的林立，嚴重影響了唐朝在政治上、軍事上的統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權。所以史家認為“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資治通鑒》卷二二二，肅宗寶應元年。
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製，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所謂“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對藩鎮無能為力的表現。
朝廷集權的削弱，不僅使唐皇朝無力控製地方，同時也失去了邊防的防禦能力。安史之亂開始後，朔方、隴右、河西諸鎮的兵力大量內調，吐蕃乘機發展勢力，致使西北數十州之地相繼淪沒。廣德元年（73）九月，吐蕃又大舉東進，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邊將告急的事報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涇州（治所在今甘肅涇川），過邠州（治所在今陝西彬縣），代宗才有所聞。接著，吐蕃又攻奉天（今陝西乾縣）、武功（今陝西武功北），京師震駭，代宗才命其子李適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鹹陽。這時京師無兵可發，郭子儀赴鹹陽僅帶二十騎，麵對吐蕃二十餘萬之眾，當然無能為力。於是，吐蕃很快逼近長安，代宗不知所措，倉猝出奔陝州。後經郭子儀多方組織力量，才收複長安，使代宗回京。
永泰元年（75）九月，仆固懷恩勾結回紇、吐蕃、吐穀渾、黨項等數十萬眾再次東進，代宗還是無兵可發，遂召郭子儀於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濟西南），使其守涇陽（今陝西涇陽），又命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守東渭橋，滑濮節度使李光庭（李光進）守雲陽（今陝西涇陽北），鎮西節度使馬璘、河南節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橋（在今陝西鹹陽），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守鳳翔，宦官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守盩厔（陝西周至），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陝西黃陵）。後因郭子儀利用吐蕃與回紇的矛盾，削弱他們進攻的力量，才緩和了這次危機。代宗調動各地節度使的兵力，加強京師的防禦，說明唐朝皇帝是離不開藩鎮的。
在經濟上離不開藩鎮也很明顯，德宗時長安經濟極感困難，浙江東西道節度使韓滉大力支持了德宗。興元元年（784），關中因為戰亂，米價上漲，“鬥值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貞元二年（78），“關中倉廩竭”，禁軍相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憂而不知所措。不久，韓滉運米三萬斛到達陝州。德宗聞訊，喜悅異常，速到東宮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軍的“軍士皆呼萬歲”。
德宗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改變對藩鎮的依賴局麵，也曾采取過一些強硬措施，但還是無濟於事。建中三年（782），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調涇原兵往中原作戰，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軍路過京師，因賞賜菲薄而發生兵變。德宗召禁兵防衛，竟無一人前往。德宗無可奈何，倉猝出奔奉天。叛軍在長安擁曾任涇原節度使的朱泚為首，朱泚自稱大秦皇帝，公開與德宗分庭抗禮。幸有邠寧節度使李懷光率朔方兵抗擊朱泚，奉天才暫時穩定。後來，李懷光也對德宗不滿，與朱泚聯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陝西漢中）。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德宗重用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他組織駐邠寧（治所在今陝西彬縣）、奉天、昭應（今陝西臨潼）、藍田（今陝西藍田）一帶的唐軍，再和從漢中出擊的渾瑊部唐軍互相配合，才打敗朱泚與李懷光。興元元年（784）七月，德宗回到長安，這次戰亂才告結束。《資治通鑒》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新唐書》卷五○《兵誌》。
《資治通鑒》卷二三一，德宗興元元年。
以上事實，說明在藩鎮林立的局麵下，朝廷已經沒有力量自衛，更無能力消滅藩鎮，但又離不開藩鎮在軍事上、經濟上的支持。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樣堅強有力，但又能夠繼續存在的原因。
第四節宦官專政局麵的形成宦官是皇帝周圍的雜役，一般來說，在皇帝勤於政事，積極有為的時候，宦官是難於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皇帝不理政事或難於理政的時候，宦官則往往乘隙而入，染指於政，甚至左右政局。唐代的宦官專政局麵也是這樣形成的。
太宗的時候，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的作用也不過“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宦官的人數增加，品級也有提高，七品以上的就上千人；但衣緋者（五品以上衣緋，三品以上衣紫）還為數不多。玄宗時，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2。開始在政治上有所影響的是高力士。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韋後之亂有功而受重用，後來直接參預玄宗理政。“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禦，小事便決之”。玄宗常說“力士當上，我寢則穩。”當時許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慎矜、楊國忠、安祿山等，其所以飛黃騰達，都和他有關。甚至肅宗為太子時也呼他為二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安史之亂爆發後，他隨玄宗逃往成都。再回長安時，已是肅宗執政，他才不能再幹預政事。
肅宗時的李輔國（本名靜忠），因隨肅宗到靈武稱帝而成為有名的宦官。肅宗還京後，“宰臣百司，不時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府縣政府處理問題，“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製敕，無敢異議者”。太上皇玄宗回到長安，居興慶宮，後來他對玄宗不滿，就私自把玄宗移住太極宮。上元二年（7）八月，他做了兵部尚書還不甘心，又要求做宰相，肅宗沒有答應。代宗即位後，他更加專橫，他公開對代宗說“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雖然也怒其不遜，但因其掌握禁軍，也隻好“乃尊為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決”。
接替李輔國掌權的是程元振，他因助代宗即位而掌權。代宗以他為判元帥行軍司馬，掌握禁軍，又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由於他“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進攻長安，他不及時反映真情，致使代宗狼狽不堪，出奔陝州。代宗“發詔征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鹹切齒而莫敢發言”2。可見宦官專政的程度是日益加深了。
魚朝恩在安史之亂中即掌握重要軍權，九節度使圍攻安慶緒，他是最高統帥；代宗逃往陝州，他有救駕之功，因而更受重視。竇文場、霍仙鳴兩個宦官，因率宦官隨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軍。憲宗雖然是奮發有為的皇帝，但最後也被宦官陳弘惠所害，繼位的穆宗也為宦官所立。這更進一步說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來愈大的作用。
2《資治通鑒》卷二三二，德宗貞元元年。
《資治通鑒》卷二一○，玄宗開元元年。
《舊唐書》卷一八四《高力士傳》。
2《舊唐書》卷一八四《李輔國傳》。
第五節“永貞革新”與“元和中興”
“永貞革新”
安史之亂以後，政治日益嚴重，到順宗、憲宗時，他們也想有所作為，進行一些政治改革，這就是順宗時的“永貞革新”與憲宗時的“元和中興”。
永貞元年（805）正月，順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韋執誼、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在政治上進行改革。
第一，罷宮市。宮市是宦官在長安東西兩市掠奪民間財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購買宮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宮中無用的東西換取高價貨物，常以值百錢之物強取數千錢之貨，甚至有以驢負柴的農民，驢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錢者。可見宮市對長安市民是一災害，大大影響市場的繁榮。順宗罷宮市，無疑有利於商業的發展。
第二，罷五坊小兒。五坊是指宮中的雕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小兒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兒經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財物。他們到處張網捕鳥，甚至把網張在住戶門上，不準其出入；或張網於井上，不允人們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錢物求謝才罷。順宗為太子時就知道這些情況，做了皇帝，罷五坊小兒，也為人民減少一害。
第三，罷鹽鐵使月進錢。唐後期，鹽鐵專賣是朝廷的重要收入，鹽鐵使專門經營這項業務。後來，增加了所謂鹽鐵月進錢，也就是在正課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羨餘錢，供皇帝私用。順宗取消這項額外收入，當然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
第四，欲剝奪宦官的兵權。安史之亂以來，宦官掌軍權的為害相當嚴重。順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將範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命度支郎中韓泰為左右神策軍行軍司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權。但由於宦官有所準備，未能如願。
第五，抑製藩鎮的勢力。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派人到長安，要求兼領三川（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王叔文嚴詞拒絕。
以上改革，雖然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因順宗在位時間很短（七個月），許多政治問題也積重難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權力，所以，改革沒有繼續發展下去，未能取得顯著的效果。
“元和中興”
憲宗是個奮發有為的皇帝，他即位後，“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他把“太宗之創業”、“玄宗之致理”，都當作效法的榜樣。為了糾正朝廷權力日益削弱、藩鎮權力膨脹的局麵，他提高宰相的權威，平定藩鎮的叛亂，致使“中外鹹理，紀律再張”，出現了“唐室中興”3的盛況。
憲宗最主要的功績是改變了對藩鎮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憲宗剛剛即位，西川節度使劉辟就進行叛亂。憲宗派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3《資治通鑒》卷二二三，代宗廣德元年。
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等率軍前往討伐。劉辟屢戰屢敗，最後徹底潰敗被俘，被送到長安斬首。
元和九年（84）九月，彰義（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匿喪不報，自掌兵權。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納，繼又舉兵叛亂，威脅東都。第二年正月，憲宗決定對淮西用兵。淮西節度使駐蔡州汝陽（今河南汝南），地處中原，戰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來，一直保持半獨立狀態，憲宗對其用兵，正是改變這種狀態的決心表現。
對淮西用兵，震動很大。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感到威脅，就采用聲言助官軍討吳元濟，實際上支持吳元濟的兩麵派手法，企圖鞏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潛入河陰漕院（今河南滎陽北），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把江、淮一帶集中在這裏的租賦都燒毀了。接著，又派人到京師暗殺了力主對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潛入東都，打算在洛陽焚燒宮闕，殺掠市民，後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師道的恐怖手段，雖然也曾使一些人動搖，但憲宗始終堅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7）七月，憲宗命自願親赴前線的裴度以宰相兼彰義節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與隨鄧節度使李愬等，大舉進攻吳元濟。九月，李愬軍首先攻破蔡州，大敗淮西軍。吳元濟沒有料到李愬軍快速異常，毫無防備地束手就擒。持續三年的淮西叛亂宣告結束了。
吳元濟敗死，李師道恐懼，初欲獻地歸順朝廷，並以長子入侍為質，後又舉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8）七月，憲宗調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鎮前往討伐。在大兵莊境的情況下，李師道內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馬使劉悟殺李師道，淄、青、江州地複為唐有。
元和十四年（89）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並兩次貢...
蕭銑聽到唐兵壓境的消息，大為恐慌，倉猝迎戰。唐將李靖把所得艦隻棄而不用、盡散江中，順水而下，蕭銑所調援軍見了散之江中的舟楫，以為江陵已破，不敢前進。於是，唐軍集中力量圍攻江陵。蕭銑看到大勢已去，遂下令開門出降。至此，長江中遊與嶺南一帶也全為唐所統一了。
武德七年（24），唐軍鎮壓了輔公祏起義，統一了長江下遊。這時，除了仍然割據於朔方（郡治在今陝西靖邊北白城子）的梁師都（貞觀二年被統一）以外，全國又複統一起來了。
附表隋世係表（一）文帝楊堅——（二）煬帝楊廣（58—04）（04—8）
《資治通鑒》卷一，高祖武德四年。
《資治通鑒》卷一八五，高祖武德元年。
第七章強大的封建國家（武德、貞觀到開元）
唐朝建立後，自武德元年（8）到開元二十九年（74）的一百二十三年期間，是封建國家的鞏固、發展、富強階段。這時的唐朝，政治上強大，經濟上繁榮，文化也有很大發展，不僅在中國曆史上占著重要地位，而且在世界史上也有很大影響。這一時期的曆史進程，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節武德貞觀年間的穩定發展唐高祖撥亂反正武德年間（8—2），當隋末戰亂之後，一方麵需要統一全國，一方麵又需要恢複穩定封建秩序，發展生產，以利於新建政權的鞏固。唐高祖正是這樣順應客觀形勢的要求，在進行統一戰爭的同時，又總結隋朝滅亡的教訓，恢複或新建各種製度，鞏固唐朝政權的。武德年間的各種措施，為後來“貞觀之治”奠定了基礎。
隋朝末年，由於隋煬帝的倒行逆施，中斷了正在向前發展的曆史進程。
沉重的徭役負擔，迫使廣大農民離開土地，生產無法繼續下去，正在走向富強繁榮的形勢急轉直下。唐高祖在這種情況下走上曆史舞台，建立唐朝，必然麵臨撥亂反正的使命。
唐高祖認為，漢高祖“撥亂反正”，糾正了秦的錯誤，從而出現了漢初的繁榮景象；他要“撥亂反正”，糾正隋的錯誤，使唐朝富強。薑謨說“唐公有霸王之才，必為撥亂之主。”2可見，唐高祖發揮“撥亂反正”的作用，既是曆史前進的要求，他本人也具備了條件。
當時的“撥亂反正”，隻能是把打亂了的封建秩序再恢複起來，使其遵循固有的規律繼續前進。盡管封建製度是束縛勞動人民手足的枷鎖，但由於人們不能超越曆史所允許的範圍進行活動，所以，唐高祖恢複發展封建製度實際上就是為曆史的繼續前進創造條件。
武德二年（9），唐高祖初定租、庸、調法，規定在限額之外，“不得橫有調斂”3。顯然，這有限製統治集團不得為所欲為的意思。把對勞動者的剝削與奴役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是有利於曆史前進的。
土地製度是賦役製度的基礎。自北魏實行均田製以來，對恢複發展生產起了積極作用。唐高祖為了使隋末大量離開土地的農民重新與土地結合起來，以利於政權的鞏固，遂於武德七年（24），實行均田製。所實行的均田製與租庸調法，是隋朝均田製與租調力役製的繼續和發展。所謂“發展”，就是因曆史的前進出現了新的內容。
新的內容很多，例如，隋遵北齊之製，一個丁男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另外，每丁又受永業田二十畝，夫婦共受田一百四十畝。但是，一對夫婦所納之賦稅卻倍於單丁。由於單丁受田一百畝，僅納一對夫妻受田一百四十畝的一半賦稅，從而就出現了許多人不願結婚或隱瞞妻子的現象。唐初的均田令中，規定婦女不受田，不納稅，正是對這個問題的解決。製度較合理些，無疑會促使勞動者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另如，北魏、北齊時，官僚地主可以通過奴婢與牛領受大量土地，唐朝取消了奴婢與牛的受田。這主要是各級官吏可以通過另一途徑得到永業田、職分田、公廨田，不必要再通過奴婢與牛受田。再者，唐初又規定僧、尼、道士、女冠也可以受田。這主要是因為隋朝以後，佛教、道教在統治者的倡導下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寺院、道觀都占有相當數量的土地，因而，法令中不得不承認這些既成事實。由此《舊唐書》卷七五《孫伏伽傳》。
2《冊府元龜》卷三四五《將帥部·佐命六》。
3《資治通鑒》卷一八七，高祖武德二年。
可見，土地製度的發展，正反映了曆史前進的內容。其他，像土地買賣範圍的擴大，以庸代役製的普遍推行等，都順應了曆史發展的要求。均田製與租庸調法在唐朝實行了一百多年，說明它在唐初還是很有生命力的製度。唐朝前期的經濟發展與國家富強，與此製度密切相關。
古代貨幣的發展，到武德年間也起了很大變化。從西漢到隋朝，五銖錢一直在貨幣流通領域占主要地位。隋末，私鑄錢大量出現，劣幣盛行，“千錢初重二斤，其後愈輕，不及一斤，鐵葉、皮紙皆以為錢。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線環錢，其製輕小，凡萬才滿半斛”。針對這種情況，武德四年（2）下詔鑄“開元通寶”錢。
“開元通寶”錢的流行，在我國貨幣發展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開元”，即開國的意思，“通寶’，即流通的寶貨。其中不包含貨幣的重量，與秦半兩錢、漢五銖錢（二十四銖為一兩）比較，顯然是改變了以重量為幣名的傳統。同時，以錢為寶，也反映了人們對貨幣的作用有進一步的認識，還說明把貨幣視為財富的觀念大大增強了。從此以後，曆代的銅錢都不再以重量為名，都稱為“通寶”、“元寶”。這說明貨幣的發展已到了更高級的階段。《唐律》在古代法製史上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同時，對亞洲各國古代法典的形成與發展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而《唐律》是在武德、貞觀年間逐步形成的。《通典》卷一七○《刑八》“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為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宰相劉文靜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刪大業苛慘之法，製五十三條，務存寬簡，以便於時。”可見《唐律》是根據《開皇律》而來的。貞觀年間，唐太宗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進一步修定為五百零二條2卷的《唐律》。長孫無忌等人又對《唐律》逐條逐句進行詮解和疏釋，成為《唐律疏議》。這種國家法典，有唐一代，沒有大的變化。
唐代的官製也在武德年間確定下來。《舊唐書》卷四二《職官誌一》“武德七年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禦史台；次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仆、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三公地位高，無實權，實際上是榮譽職務。六省中的尚書、門下、中書是朝廷機關，三省的長官都是宰相。其中尚書省係執行機關，政務繁多，故又設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別管理有關事務。由於這些部門在政權機構中所起的作用最大，所以，後來往往把唐朝廷的官製概括為三省六部製度。其他三省與政權機關無大關係，不甚重要。禦史台是監察機關。寺、監是分別管理朝廷兵、刑、錢穀事務的機構。這些都是“京職事官”，另外，還有“州縣、鎮戍、嶽瀆、關津為外職事官”。這種官製，後來雖然也有過變動，但朝廷的三省六部製，地方的州縣兩級製，基本上是沿襲武德年間的。
選拔人才的科舉製度，開創於隋，唐代逐步完善起來。《新唐書》卷四四《選舉誌上》“自高祖初入長安，開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員，自京師至於州縣皆有數。既即位，又詔秘書外省別立小學，以教宗室子孫及功臣子弟。其後又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裏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吏民子弟學藝者，皆送於京學，為設考課之法。州、縣、鄉皆置學焉。”從京師到州、縣、鄉皆置學，使宗室子孫、功臣子弟、《新唐書》卷五四《食貨誌》四。
吏民子弟都有就學機會。州、縣通過考試入選，“隨物入貢”，實際上就是“鄉貢”。這種通過考試在政治上進行競爭的辦法，正是科舉製度的基本內容。《唐摭言》卷一《統序科第》也有大體類同的記載，並且認為“斯我唐貢士之始也”。由此可見，隋末中斷了的科舉製度到唐初又恢複起來了。科舉製度對封建的等級製度、門閥製度，都有一定的衝擊作用，含有一定的平等競爭意義，在當時是進步的製度。
府兵製度，從西魏開始到隋末中斷，唐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眾以臨四方”，在武德初年又將其恢複起來。貞觀十年（3），唐太宗又在全國設置六百三十四個軍府，僅關內就有二百六十一府。不難看出，唐初設置軍府，是以關中為重點的。關中是京師所在之地，這說明唐朝廷掌握著絕對優勢的軍事力量。
以上各種製度，在武德貞觀年間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為唐政權的鞏固與國家的富強發揮了積極作用。
恢複發展各種製度，實際上就是恢複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的作用，就是使統治者能夠繼續統治下去，被統治者能夠在可以忍受的剝削奴役下繼續生活下去。唐太宗利用這種社會秩序鞏固加強了自己的地位，並使國家富強繁榮起來。
唐太宗與“貞觀之治”
唐初的統治者非常重視總結曆史的經驗和教訓，常從曆代皇朝的治亂興衰中尋找借鑒。唐高祖就十分重視秦、隋很快滅亡，漢、唐乘機興盛的曆史變化。同時，為了“多識前古，貽鑒將來”，還下詔修撰魏、周、隋、梁、齊、陳等六史。在這方麵，唐太宗更為突出，他明確說過“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2貞觀六年（32），他還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好行刑罰，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既然從曆史上認識到周、秦統治時間的長短在於統治者本身，周因“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持久，秦因“恣其奢**，好行刑罰”，故而短暫。於是，他就從政治、經濟各方麵采取措施，促使國家走上富強的道路。
唐太宗認為，解決民的問題最重要。他說“夫民者國之先，國者君之本。”2“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3解決民的問題，主要是發展生產，與民休息。他說“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通典》卷二八《職官十·武官上·將軍總敘》。
《舊唐書》卷七三《令狐德棻傳》。
2《貞觀政要》卷二《任賢》。
《貞觀政要》卷三《君臣鑒戒》。
2《帝範·君體篇》。
3《貞觀政要》卷一《君道》。
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4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他曾下詔停修勞民傷財的洛陽乾元殿，並且表示“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5為了不誤農時，還把太子舉行冠禮的日子由二月改到十月。當有人提出“用二月為勝”的時候，他又明確表示“農時甚要，不可暫失”。這充分說明唐太宗重視農業生產，接受了隋煬帝大量征發徭役，迫使農民走投無路，從而暴動的教訓。另外，他還盡量減輕農民負擔，反對竭澤而漁。他說“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7有鑒於此，他多次下詔減免賦稅。貞觀元年（27），山東大旱，免當年租賦。貞觀二年（28），關中旱災，有賣子為生者，他命出禦府金帛代為贖回。貞觀三年，免關中二年租稅，關東給複一年。類似此例頗多。此外，他還竭力防止統治集團內部驕奢**逸。在他看來，“崇飾宮宇，遊賞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敝。”也就是說，統治者的奢侈可以激化階級矛盾。因此，他下詔“奢侈者可以為戒，節儉者可以為師矣”。這些措施，都有利於農民發展生產。
唐太宗是通過玄武門之變奪取政權的。唐朝建立後，李建成以李淵長子身份被立為太子，其弟李世民被封為秦王，李元吉被封為齊王。在統一戰爭過程中，秦王戰功較多，與其謀臣猛將逐步形成一個秦王集團。秦王集團勢力日益強大，李建成感到對自己是嚴重威脅，遂與李元吉聯合，組成一個與之對抗的集團。雙方鬥爭的核心是皇位問題。最初，是雙方在政治上互相傾軋，爭取李淵的信任與支持，削弱對方，壯大自己；最後，就發展到兵戎相見，水火不容了。武德九年（2）六月四日，秦王有預謀地安排尉遲敬德、長孫無忌、侯君集等人，率精兵在玄武門設下埋伏，待建成、元吉早朝到來時，出其不意，突然襲擊，建成、元吉被殺，所部馮立、薛萬徹等率眾與秦王兵激戰失敗。這就是玄武門之變。不久，秦王被立為太子。八月，唐高祖被迫讓位，秦王做了皇帝，他就是唐太宗。
在唐太宗政權中，存在著各種政治力量。有原來隋朝的官員，有農民起義軍的將領，還有統一戰爭中敵對勢力的成員與李建成、李元吉集團的重要人物。各種政治力量，都需要以唐太宗為中心進行重新組合。唐太宗順應了曆史前進的要求，竭力促進各種力量的重新組合。
在用人方麵，唐太宗根據自己的選人標準，不管是哪一種政治力量，隻要有才行即加以重用。貞觀元年（27），唐太宗剛剛登上皇帝的寶座，就有人要求“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唐太宗說“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他主張“惟賢是與”，反對以新舊為別，正是對各種政治力量一視同仁，廣其德於天下。他還明確提出“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如其有才，雖仇不棄。”2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玄武門之變以後，盡4《貞觀政要》卷八《務農》。
5《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四年。
7《資治通鑒》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貞觀政要》卷六《儉約》。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太宗貞觀元年。
2《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七年。
管李建成集團中，“同謀害太宗者數百千人，事寧，複引居左右近侍，心術豁然，不有疑阻”3。另外，當唐太宗還是秦王的時候，為了加強自己的力量，就設置了文學館十八學士，作為自己的智囊團。十八學士中的房玄齡、杜如晦等，都是唐太宗發動玄武門之變的骨幹力量，可見文學館學士都是唐太宗的親信。但是，在他剛登上皇帝的寶座以後，武德九年（2）九月，就另設弘文館學士代替文學館學士，弘文館學士不限十八人，增加了原秦王集團以外的成員。胡三省說“唐太宗以武定禍亂，出入行間，與之俱者，皆西北驍武之士。天下既定，精選弘文館學生（士），日夕與之議論商榷者，皆東南儒生也。然則欲守成者，舍儒何以哉！”4唐太宗用人，先“西北驍武之士”，後“東南儒生”，是根據實際需要而變化的，沒有親疏之別。這種用人之道，無疑可使大量的人才聚集在唐太宗周圍。
再者，他對各種類型的人才還善於因材使用，並不求全責備。他說“明君無棄士。不以一惡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機，盡其所有。”他還說“智者取其智，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無智（愚）勇怯，兼而用之。”對人各取其長，當然可使各類人都發揮作用。
納諫，是唐太宗從另一方麵籠絡人才的手段。皇帝納諫，是對臣下的極大尊重，臣僚必然竭力效忠皇帝。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2的具體表現。唐太宗與魏徵的關係，就是這種思想的典型。魏徵在隋末參加過瓦崗軍，投唐後又為李建成的洗馬，本來是唐太宗的敵對力量。但在玄武門之變以後，唐太宗非常重視他的意見，魏徵視唐太宗為“知己之主”，“知無不言”，前後共諫兩百餘事，使唐太宗非常滿意。魏徵死後，唐太宗說“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3另如，唐太宗與裴矩也是這樣。裴矩佐隋煬帝時雖居高位，卻“無所諫諍，但悅媚取容而已”4。投唐以後，則一反常態，對唐太宗的所作所為，他不同意的，敢於直言不諱的批評，極力勸阻，從而頗受唐太宗的讚賞。這都說明，納諫是皇帝發揮臣僚作用、鞏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難怪司馬光說“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5看來，君臣關係的改變關鍵在於君。唐太宗在這方麵是有所認識的。
對少數民族的政策，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唐太宗對少數民族的基本態度，是“降則撫之，叛則討之”。也就是各少數民族隻要不公開與唐對抗，就對其實行羈縻政策，以各部的酋長為都督、刺史，仍按其原來的風俗習慣、社會製度，對本族進行統治。反之，侵擾內地或對唐有嚴重威脅者，就用武力解決。唐初，突厥經常大兵壓境，甚至進兵關中，威脅京師。貞觀三年（29），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軍十多萬人，分道出擊突厥，消滅了東突厥，俘獲頡3《貞觀政要》卷一《政體》。
4《資治通鑒》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注。
《帝範·審官篇》。
2《論語·八佾》。
3《貞觀政要》卷二《任賢》。
4《舊唐書》卷六三《裴矩傳》。
5《資治通鑒》卷一九二，高祖武德九年。
《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年。
利可汗。貞觀八年（34），又遣大軍進攻吐穀渾，獲取全勝，解除了對河西各州的威脅。另外，還對高麗、薛延陀等也先後有過戰爭。但總的看來，還是以羈縻為主要策略。各族首領到了長安，都以禮相待。打敗突厥後，對隋末沒於突厥的內地人，不是迫使突厥送回，而是以金帛贖之，凡得男女八萬口。貞觀四年（30），“四夷君長詣闕請”唐太宗為“天可汗”2。貞觀二十一年（47），諸酋長自稱“唐民”，要求“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為表疏”3。唐太宗同意了他們的要求。貞觀七年（33），唐高祖也曾於故漢未央宮置酒，命頡利可汗起舞，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4這種和諧的氣氛，正說明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勝利。貞觀二十一年（47），唐太宗在總結曆史經驗後認為“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不能服戎狄。”他之所以超過了古人，關鍵在於“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正是由於這種良好的民族關係，才出現了文成公主與鬆讚幹布結婚的友好範例，才取得了“四夷大小君長爭遣使入獻見，道路不絕，每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的盛況。唐太宗還舉漢武帝的例子說“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敝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發之地盡為編戶乎！”2盡管這是唐太宗的自我欣賞，但所反映的事實大體不錯。大概這是唐太宗善於總結曆史經驗的結果。
由於唐太宗從經濟、政治、民族關係各方麵采取積極措施，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政治的安定，民族關係的改善，使貞觀初年的人口稀少，災情嚴重，糧價昂貴，百姓東西逐食的情況大大改觀。政治上，“深惡官吏貪濁，有枉法受財者，必無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贓者，皆遣執奏，隨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謹。製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社會秩序方麵，“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馬牛布野，外戶不閉。”經濟方麵，“頻致豐稔，米鬥三四錢，行旅自京師至於嶺表，自山東至於滄海，皆不齎糧，取給於路。入山東村落，行客經過者，必厚加供待，或發時有贈遺。”這些“古昔未有”3的現象，正是“貞觀之治”的具體反映。
2《資治通鑒》卷一九三，太宗貞觀四年。
3《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4《資治通鑒》卷一九四，太宗貞觀七年。
《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
2《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3《貞觀政要》卷一《政體》。
第二節高宗武則天時期的繼續發展貞觀遺風與改立皇後貞觀二十三年（49），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
李治是太宗第九子。貞觀十七年（43），太子李承乾被廢，文德皇後之兄長孫無忌竭力稱讚晉王李治“仁孝”，太宗遂立其為太子。高宗即位以後，頗有所作為，非常重視解決民的問題。他曾召朝集使道“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從此，還“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由於他勤於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另外，他還注意納諫，不計較進諫者的言辭是否妥當。永徽五年（54）十月，雇雍州四萬多人築長安外郭城，雍州參軍薛景宣進諫道“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複城之，必有大咎。”於誌寧認為薛景宣出言不遜，請高宗殺之。高宗則說“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絕言路。”2遂不加追究。這種豁達大度的作風，必然有利於下情上達，便於處理政事。
唐太宗雖然是封建社會傑出的政治家，但在晚年也像秦始皇等人一樣，有麵臨末日之感，總想求取長生不死藥，妄圖長期居於統治地位。貞觀二十二年（48），王玄策出使印度回來，帶一方士名娑婆寐，娑婆寐自稱有長生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數，使合長生藥”。同時，還派人到處尋求製藥的原料。由於藥未製成，方士被放還。高宗即位後，娑婆寐又來長安，年輕的李治根本不相信他的奇談怪論，命他回去。當王玄策又極力推薦的時候，高宗果斷地說“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敝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又進一步提供證據道這個方士再來的時候，“容發衰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後來，娑婆寐死於長安，證實長生不死是荒唐的夢想。在這個問題上，高宗與太宗截然不同。他沒有太宗晚年那種悲觀情緒，而是立足現實，積極進取，充分體現了一個年輕皇帝頗有朝氣的精神麵貌。
高宗很有作為，還表現在廢立皇後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排除了元老派的幹擾。本來，廢立皇後是皇帝的私事，但皇後的地位不僅與皇後本人直接相關，而且往往涉及複雜的政治背景，從而使廢立皇後的問題成為政治鬥爭。
廢立皇後的問題是因武則天引起的。武則天，名曌，並州文水（今屬山西）人。其父武士彠是木材商人，曾幫助李淵從太原起兵，建立唐朝，於是，就從富商走上了政治舞台。他官至工部尚書，封應國公，也是開國功臣。武士彠先後娶過兩個妻子，先娶相裏氏，生了兩個兒子；後娶楊氏，生了三個女兒，武則天就是楊氏所生的第二個女兒。
貞觀十一年（37），當武則天十四歲時，被太宗召入宮中，立為才人。
太宗去世，她到感業寺削發為尼。李治為太子時，曾和武則天有過接觸。李治做了皇帝，王皇後將她接到宮中。
武則天再次入宮，深知王皇後的心意，遂對王皇後卑躬屈膝，百依百順。《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元年。
2《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五年。
《資治通鑒》卷二○○，高宗顯慶二年。
王皇後不斷在高宗麵前稱讚她，更加深了高宗對她的寵愛。高宗的寵愛為她提供了步步登高的階梯。
在武則天得寵的同時，王皇後、蕭淑妃都遭冷遇了。最後，高宗決心要廢王立武，改換皇後。他也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遂事先征求有關大臣的意見。長孫無忌是開國功臣，又是太宗長孫皇後之兄，高宗的舅父。高宗以太宗第九子的地位被立為太子，長孫無忌起了關鍵作用。褚遂良參與過太宗很多軍政大事的決策，被太宗視為“忠烈”之臣。太宗臨終時，特意向他們兩人托付後事，並明確表示“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同時又謂高宗道“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2顯然，廢立皇後是非聽取這二位顧命大臣的意見不可的。
高宗先禮後兵，自己親自前往長孫無忌住宅表明態度，武則天母親楊氏、許敬宗等人也曾勸說長孫無忌順水推舟，都無濟於事。接著，高宗又召長孫無忌、李勣、於誌寧、褚遂良等人入內殿，征求他們對改立皇後的意見。李勣采取明哲保身的態度，借口有病，根本沒有入內。於誌寧膽小怕事，不明確表態；褚遂良、長孫無忌堅決反對。勿庸置疑，高宗要改立皇後，必須采取果斷措施。永徽六年（55）十月，高宗不再考慮元老派的反對，下詔廢王皇後，十一月立武則天為後，皇後正式易人。不僅如此，長孫無忌、褚遂良又先後被貶官。顯慶三年（58），褚遂良死於愛州（治所在今越南清化），顯慶四年（59）七月，長孫無忌於黔州（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被逼自殺。長孫無忌這棵大樹一倒，許多元老派人物都受到株連。從此以後，高宗在政治上不再受人製約，一切都自作主張。
高宗廢王立武，改換皇後的問題，已超出了皇帝家務事的範圍。褚遂良堅決反對的理由，是“皇後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輕易廢後，即是“違先帝之命”，即使“欲易皇後，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王皇後出身名門大族，武氏出身低微。這種門第觀念，反映著士族官僚與庶族官僚的矛盾。士族地主勢力的沒落，庶族地主勢力的上升，是南北朝後期以來的曆史潮流。高宗敢冒“違先帝之命”的風險，打破士族勢力的威脅，直接掌握政權，正是他不願任人擺布，敢作敢為的具體表現。昏懦的皇帝是不可能有這種膽量和作為的。
武則天執政顯慶五年（0）以後，高宗經常頭暈目眩，影響處理政務。武則天乘機插手政治，開始參與國家大事。
武則天取得皇後的地位並不滿足，她還想進一步掌握政權。於是，她一方麵排除異己，掃清政治道路上的障礙；一方麵又組織力量，培植私人勢力，為自己進一步掌權做準備。
在排除異己方麵，除了害死王皇後、蕭淑妃以外，還積極支持高宗打擊元老派。後來，宰相上官儀認為武則天幹預政事，請求高宗廢之。當她知道此事後，立即使許敬宗陷害上官儀，致使上官儀死於獄中。
《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2《資治通鑒》卷一九九，太宗貞觀二十三年。
《資治通鑒》卷一九九，高宗永徽六年。
與此同時，武則天還抓緊培植私人勢力，籠絡人才，組織支持自己的力量。她建議高宗設置北門學士就是這方麵的重要措施。
北門學士的任務，是協助皇帝處理政務與各種表疏。設置北門學士的目的，是削弱宰相的權力。由於北門學士直接參與國家重要政事，武則天掌握他們就更有利於自己參與政事。另外，武則天還根據政治的需要安排北門學士為其編撰必要的書文。元百頃、劉禕之、範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賓等人，都是北門學士的重要成員。他們先後編撰了《列女傳》、《臣規》、《百僚新誡》、《樂書》等一千多卷。武則天編撰書文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例如，武則天對太子李賢不滿，遂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少陽指太子居住的東宮）及《孝子傳》以賜太子。李賢接受這種必讀之物，惶恐不安，可見，北門學士所撰的書文是有鮮明的針對性的。北門學士是武則天的政治助手。
北門學士名稱的由來，是因為他們為了避免與南衙發生衝突，而從北門出入。“南衙”是以宰相為首的朝廷機關所在地，武則天於朝廷之外另立辦事中心，當然是與宰相分庭抗禮。
武則天為了取得政權，還想盡一切辦法表現自己的政治才能。上元元年（74），她向高宗提出十二條建議（）勸農桑，薄賦徭；（2）給複三輔地；（3）息兵，以道德化天下；（4）南北中尚禁浮巧；（5）省功費力役；（）廣言路；（7）杜讒口；（8）王公以降皆習《老子》；（9）父在為母服齊衰三年；（0）上元前勳官已給告身者無追核；（）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2）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進階申滯。這十二條建議，涉及範圍很廣，與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各方麵都有關係。高宗曾下詔實行。至於實行的效果如何，由於缺乏這方麵的資料，尚難作出確切的說明。不過，從其建議內容看，武則天確有相當的政治才能是勿庸置疑的。如果實現她的建議，有利於發展經濟，爭取民心，鞏固其統治地位也是肯定的。
高宗的健康狀況不佳，武則天懂得文史，才能出眾，政權由高宗向武則天手中轉移的趨勢逐步形成。
弘道元年（83）十二月，高宗病死，中宗即位，尊武則天為皇太後，實際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則天定奪，中宗隻不過是個傀儡。這個二十七歲的年輕皇帝，不甘心聽其母親的擺布，自作主張，把皇後的父親韋玄貞自普州參軍提升為豫州刺史，很快又要以其為侍中。此事觸怒了武則天，武則天立即廢中宗為廬陵王，另立豫王旦為皇帝，是為睿宗。同時，武則天又重用武氏家族，光宅元年（84），命其異母兄之子武承嗣為禮部尚書，很快又為宰相。武承嗣請求立武氏七廟，武則天立即同意。這些事實，說明武則天要進行改朝換代了。
武則天隨意廢立皇帝，欲改朝換代，既與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水火不容，又直接威脅李氏家族的地位。這樣一來，勢必引起一些人公開反對武則天。首先起兵反對武則天的是李（徐）敬業。李敬業是李（徐）績孫，眉州（治所在今四川眉山）刺史，後被武則天貶為柳州（治所在今廣西柳州）司馬。其弟盩厔（今陝西周至）縣令李敬猷也被免官。另外，還有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等，也都遭貶官處分。光宅元年（84），這些人會集揚州（治所在今江蘇揚州），聲稱揚州長史陳敬之謀反，遂取而代之。李敬業自稱匡《新唐書》卷七六《則天武皇後傳》。
複上將領揚州大都督，以匡複廬陵王為號召，很快聚集十餘萬人，發布檄文，公開討伐武則天。
駱賓王起草的檄文，膾炙人口，很有文采。該文指責武則天道“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嚐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猶複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又說“一抔之土未幹，六尺之孤何托？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武則天看了這篇檄文，也讚不絕口，認為文章精采。當她知道這是駱賓王所為時，感歎地說“宰相之過。安失此人？”看來，武則天確有政治家的風度，她對敵對勢力的人才，不是嫉妒，貶低，而是稱讚，並為未能得到他而深感惋惜。
李敬業起兵，武則天當然不能容忍，況且，揚州是交通樞紐，經濟意義非常重要，於是，立即命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大總管，率軍三十萬，鎮壓李敬業。同時，又追削李敬業祖考官爵，複姓徐氏。
李敬業起兵後，由於其內部意見不一，不能抓緊有利時機，主動進攻，而是在李孝逸軍逼近時才被迫應戰，結果，李敬業全軍潰敗，自己也在逃跑中被殺。這場反對武則天的戰爭，不到五十天就很快結束了。
第二次起兵反對武則天的是唐宗室諸王。
垂拱四年（88）四月，武承嗣為了迎合武則天想做皇帝的需要，使人獻上一塊白石，上鑿文“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武則天欣喜萬分，命白石曰“寶圖”。後又自加尊號“聖母神皇”。這就更接近於皇帝的稱號了。
武則天得寸進尺，使唐宗室感到岌岌可危。他們於七月開始醞釀起兵反對武則天。參與這次反武鬥爭的有豫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刺史越王李貞（太宗第八子）、絳州（治所在今山西新絳）刺史韓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青州（治所在今山東益都）刺史霍王李元軌（高祖第十四子）、邢州（治所在今河北邢台）刺史魯王李靈夔（高祖第十九子）、通州（治所在今四川達縣）刺史黃公李撰（元嘉子）、金州（治所在今陝西安康）刺史江都王李緒（元軌子）、博州（治所在今山東聊城）刺史琅邪王李衝（李貞子）等。八月，琅邪王李衝開始募兵，同時，分別通知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越王貞等，立即起兵，共趨神都。武則天針鋒相對，速派左金吾將軍丘神績統兵進討。
李衝募兵五千人，先攻武水（今山東聊城西南），武本縣令閉門拒守，李衝力攻不下，七日而敗。李貞於豫州舉兵響應李衝，武則天派兵十萬前往鎮壓，李貞僅有數千人，也因寡不敵眾，兵敗自殺。
本來，諸王相約起兵，共同行動。但尚未準備充分，約定發動日期，李衝即倉猝起兵，隻有李貞響應，其他諸王均未發兵，故而聲勢不大，力量不強，致使武則天輕而易舉地取得勝利。接著，武則天又迫使李元嘉、李靈夔、李撰、常樂公主（高祖女）等自殺，其親黨皆受牽連而死。李元軌被貶黔州，於途中死去。武則天為改朝換代進一步削弱了阻力，減少了障礙。以後，又陸續有宗室諸王多人以各種罪名被殺。僅天授元年（90）八月，一次就殺唐宗室十二人，同時又鞭殺李賢二子，唐宗室尚存的一些幼弱都流嶺南，還誅其親黨數百家。不難看出，武則天登上皇帝的寶座已是指日可待了。
《舊唐書》卷六七《李敬業傳》。
《資治通鑒》卷二○四，則天後垂拱四年。
武周皇朝天授元年（90）九月，侍禦史傅遊藝聯合九百餘人上表，請求改唐為周。接著，又有百官及帝室宗戚、遠近百姓、四夷酋長、沙門、道士共六萬餘人上表傅遊藝的請求，睿宗也自請賜姓武氏。武則天認為時機已到，條件成熟，遂改唐為周。自己又加尊號稱“聖神皇帝”，把睿宗改稱皇嗣，賜其姓武。又立武氏七廟於神都。武則天開創先例，成為女皇帝了。
封建社會的帝位繼承製度，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既是武則天稱帝的思想障礙，也是政治上的強大阻力。要改變舊的製度，衝破傳統思想的束縛，必須進行政治鬥爭。所以，武則天除了武力鎮壓公開的敵對勢力以外，還需要從政治上打擊反對者。她為了防止有人暗中密謀造反，非常重視告密。特別是鎮壓了徐敬業以後，她十分清楚唐宗室與一些大臣對她掌權進而稱帝心中不服，懷疑時刻會有人暗算她，故而大開告密之門。凡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過問，不論是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對告密滿意者，加官褒獎；無事實根據者不加追究。這樣一來，四方告密者蜂起，許多官員提心吊膽，感到朝不保夕。索元禮、來俊臣等酷吏，都是因告密而得到武則天重用的。
提倡告密，重用酷吏，固然起了鞏固武氏政權的作用；但也有消極的一麵，使一些官吏逆來順受，唯唯諾諾，不能發揮其積極作用。有一宰相名婁師德，當其弟赴任代州刺史時，他告誡其弟說為了保持榮寵富貴，即使有人“唾汝麵”，也“當笑而受之”。還有一個蘇味道，當宰相數年，“依阿取容”，辦事不明確表示意見，總是模棱兩可，被人稱為“蘇模棱”。2宰相們逃避政治鬥爭的態度，正說明武則天時期籠罩著恐怖的政治氣氛。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存在著一種潛在的敵對力量。
本來，武則天做皇帝就是困難重重，做了皇帝，人們還視她為武氏之女，李氏之婦，所以，她不能像男皇帝那樣，視夫族為外戚，按照武氏世係傳授帝位。為了減少這方麵的壓力，她把政治中心由長安遷到洛陽，從高宗死到她退位的二十多年裏，僅有兩年住在長安，其餘時間都在洛陽，並把東都改為神都。實際上這是另起爐灶，企圖削弱李氏的影響。但在夫權思想的束縛下，她不能像劉邦代秦，李淵代隋那樣，與前一皇朝徹底決裂，更不能把前代皇帝當作反麵人物，以此說明改朝換代是合理的。因而，她隻能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逐步升級地爬上皇帝的寶座，而且與李氏皇族藕斷絲連，不能徹底否定唐朝。她雖然在洛陽立了武氏七廟，但並沒有改變長安唐太廟的地位。武則天以周代唐，是不能與曆史上的其他改朝換代相提並論的。
外來的壓力，女皇帝本身的弱點，都決定武周政權不能長期維持下去。
武則天晚年，不斷有人勸她傳位於兒子，她都猶豫不決。神龍元年（705）正月，武則天病重，其男寵張易之、張昌宗，狐假虎威，獨斷專行。反對派既不能以和平方式使中宗複位，就隻有采取暴力手段了。參與宮廷政變的主要成員，有宰相張柬之、崔玄■，司刑少卿桓彥範、袁恕己，中台右丞敬暉。這些人經過密謀策劃，擁兵入宮，殺張易之、張昌宗，迫使武則天傳位於中宗。中宗尊武則天為“則天大聖皇帝”，複國號曰“唐”，改神都為東都，《資治通鑒》卷二○五，則天後長壽二年。
2《資治通鑒》卷二○六，則天後聖曆元年。
短暫的武周政權壽終正寢了。
從高宗即位到武周政權結束，共五十六年，在這段時期裏，統治集團內部雖然矛盾重重，有過激烈的鬥爭，但武德、貞觀時期建立起來的各種政治經濟製度，基本上延續下來，經濟繼續發展，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唐朝仍然沿著富強的道路前進。這與高宗、武則天的各項措施密切相關。高宗頗有作為，但由於他實際執政時間不長，所以，武則天的作用就顯得更為重要了。武則天開創了婦女稱帝的先例，在男尊女卑、夫為妻綱的封建社會裏，必然碰到強大的敵對勢力。這就決定當時的政治鬥爭必然通過這一問題反映出來。武則天的各項措施也都無不與此有關。
武則天在政治上的主要傾向，就是打擊反對她執政的元老派與門閥地主。所謂元老派，就是對建立唐朝有功的舊貴族，他們是西魏、北周以來逐步形成的政治勢力，也就是關隴集團。這股勢力，既區別於東漢以來的士族門閥地主，同時，兩者也有一致之處。例如，唐太宗剛做了皇帝，“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禦史張行成奏道“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看來，唐太宗是以關中人自居的。貞觀十二年（38），他為了反對“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好自矜地望”，不與別人通婚，遂命高士廉等人修《氏族誌》，以抬高自己的門第。唐太宗既反對舊的門第觀念，又樹立新的門第觀念，正是關隴貴族與舊士族有區別又一致的標誌。長孫無忌與褚遂良指責武則天不是天下“令族”，駱賓王斥武則天“地實寒微”，都說明舊的士族門閥地主與關隴貴族都是武則天的敵對勢力。
武則天為了對抗敵對勢力，發展科舉製度，開創了“殿試”。皇帝可以親自主持考試，選拔人才。還開創了武舉，選拔軍人；新辦自舉，招求賢人。盡管也有一些濫竽充數者，但還是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方便，收羅了不少人才。有人認為“太後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禦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2這種評論，頗有見地。武則天通過各種途徑確實選用了不少有用的人才，如狄仁傑、姚崇、宋璟，張柬之等人，都在政治上發揮了很大作用。另外，許敬宗等人因《氏族誌》不敘武氏本望而請求改為《姓氏錄》，也是為了討好武則天，其目的也是為庶族地主走上政治舞台創造條件。這一切說明，武則天一方麵盡力打擊門閥地主以及元老派，另一方麵又促使庶族地主勢力的增長。這種總的政治傾向，順應了曆史發展的潮流。靠才能走上政治舞台，比靠門第或先輩的權勢地位走上仕途者，更了解社會的實際，能夠更有效地提出政治主張，解決實際問題。因此，武則天的各項措施是有利於曆史發展的。當然，武則天也沒有徹底拋開門第觀念，修《姓氏錄》就是為了抬高武氏的門第。正因為如此，過高地估價武則天的曆史作用也是不適當的。
《資治通鑒》卷一九二，太宗貞觀元年。
《資治通鑒》卷一九五，太宗貞觀十二年。
2《資治通鑒》卷二○五，則天後長壽元年。
第三節開元時期的繁榮盛況平息宮廷政變中宗重新即位以後，政治上毫無抱負，武則天雖然退位，國號也以唐代周，但武氏勢力仍然相當強大，政權仍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之中。
由於中宗庸庸碌碌，無所作為，他的皇後韋氏就乘機參與政事，妄圖效法武則天，獨掌政權。武三思（武則天侄）與韋後，由私通發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結成武韋集團。韋後嫁女安樂公主於武三思子武崇訓。安樂公主也頗有政治野心，於是，韋後、安樂公主、武三思狼狽為奸，千方百計想左右政局。
發動政變，迫使武則天讓位的張柬之、桓彥範等人，雖然暫時掌權，但由於武韋集團對他們形成了嚴重的威脅，張柬之等人多次勸中宗消滅武氏勢力，中宗都置若罔聞。反之，武三思、韋後誣稱敬暉等“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中宗卻相信不疑。他按照武三思的意見，表麵上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己為南陽王、崔玄■為博陵王，以示對其尊寵，實際上解除了張柬之、袁恕己的宰相和其他人的職務。武三思、韋後為了爭取民心，表現自己的政治才能，上表建議天下士庶為出母（被父休棄的生母）服喪三年，百姓年二十三歲為丁（原二十一歲成丁），五十九歲免役（原六十歲免役）。中宗都表示讚成。不久，武三思又促使中宗把張柬之等五王貶出京師，到外地去做刺史。神龍二年（70）五月，武三思又使人誣告五王參與了駙馬都尉王同皎謀害武三思的活動，於是，朗州刺史敬暉被貶為崖州司馬，亳州刺史桓彥範被貶為瀧州司馬，襄州刺史張柬之被貶為新州司馬，郢州刺史袁恕己被貶為白州司馬。七月，武三思又陷害五王欲廢韋後，與安樂公主內外配合，加罪於五王，中宗又流五王於嶺南。接著，武三思又派人赴嶺南，殺害五王。這時，張柬之、崔玄■已死，桓彥範、袁恕己、敬暉被殺。
武三思除掉五王，更加肆無忌憚，他得意忘形地說“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安樂公主也更為恃寵驕恣，甚至賣官鬻獄。因為太子李重俊非韋後所生，武三思、韋後、安樂公主等，都經常淩辱太子，甚至呼其為“奴”。安樂公主竟然要求廢皇太子，立自己為皇太女。李重俊當然憤憤不平。
景龍元年（707）七月，李重俊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發動兵變，殺死武三思、武崇訓及其同黨十餘人。由於兵力不強，很快失敗，李多祚被殺，太子走終南山，最後為左右所殺。
太子的失敗，韋後、安樂公主更為驕橫。安樂公主又嫁武延秀（武承嗣子），他們互相勾結，賣官鬻爵，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安樂公主要把昆明池據為己有，中宗不允，她又另奪民田作定昆池，方49裏。安樂公主的一條裙子，值錢一億。針對這些情況，中宗不僅未表示反對，反而還加以縱容。如安樂公主常派人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禦史袁從之把掠民為奴婢者逮捕入獄，安樂公主上奏中宗，中宗竟下敕釋放。更為甚者，安樂公主還自為《資治通鑒》卷二○八，中宗神龍元年。
《資治通鑒》卷二○八，中宗神龍二年。
製敕，掩其文要中宗簽字，中宗也笑而從之。盡管中宗如此昏庸無能，還不能滿足韋後臨朝執政，安樂公主欲做皇太女的要求。於是，景雲元年（70）六月，韋後與安樂公主密謀策劃，毒死中宗。
由於太平公主（武則天女）的幹預，韋後與安樂公主的目的仍未達到。
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為太子，後即皇帝位（殤帝），尊韋後為皇太後。武韋集團並不甘心，中書令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農卿趙履溫等，力促韋後效法武則天，謀害殤帝，另立國號，但他們又懼怕太平公主與相王（即睿宗，中宗複位後被封為相王）從中阻撓，故不敢輕舉妄動。
實際上真正對韋武集團構成威脅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當時是臨淄王，他頗有膽識，很有作為，在統治集團內部的頻繁變亂中，他暗聚才勇之士，在羽林軍中發展勢力。他乘中宗被害，武韋集團聲名狼藉之機，聯合太平公主，發動政變，殺韋後與安樂公主。太平公主又迫使殤帝讓位於相王，恢複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為太子。
在消滅武韋集團時，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頗念兄妹情誼，對她極為尊重。每逢宰相奏事，睿宗總要先問是否與太平公主議過，於是，太平公主更為擅權弄法。太子李隆基不願任人擺布，必然與太平公主發生矛盾。太平公主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也把李隆基視為最主要的敵人。睿宗懦弱無能，無力處理這些矛盾，借口有彗星出現，要“傳德避災”，表示願讓位於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對自己不利，遂與同黨極力勸阻。睿宗堅持己見，終於讓位。景雲三年（72）八月，太子即位，是為玄宗，尊睿宗為太上皇，改元先天。
實行改革，促成開元盛世太平公主結黨營私，“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陰謀廢玄宗。先天二年（73）七月，玄宗盡殺太平公主同黨，賜太平公主死於家中。十二月改元開元。至此，武周以來的多次宮廷政變暫時結束，開始了政權穩定，經濟繁榮的開元盛世階段。
開元年間（73—74），玄宗在政治上很有作為，他勤於政事，從各方麵采取措施，鞏固發展了唐朝政權。
為了從曆史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他很重視閱讀史書。他說“朕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心。”2由於史書“事關理道”，所以，他認真閱讀，但因為有些地方不易讀懂，遂又設置了侍讀，馬懷素、儲無量就是他最早的侍讀。顯然，這是繼承了太宗“以古為鏡”的傳統。
玄宗還反對奢靡，提倡節儉。開元二年（74）七月，他針對當時的“風俗奢靡”下詔曰“乘輿服禦，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後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同時，“罷兩京織錦坊。”3九月，又下詔禁止厚葬。他認為厚葬“無益亡者，有損生業”，“既竭家產，多至凋敝”。於是，他明確規定“冥器等物，仍定色數及長短大小；園宅下帳，並宜禁絕；墳墓塋域，務遵簡儉；凡諸送終之具，並不《資治通鑒》卷二一○，玄宗開元元年。
2《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3《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二年。
得以金銀為飾。”這種風氣，雖然是有始無終，堅持時間不久，但至少反映了開元初年玄宗奮發圖強的精神狀態。開元二十二年（734），他還親自在苑中種麥，並和太子等人都參加收割。同時還對太子等人道“此所以薦宗廟，故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接著又對侍臣道“比遣人視田中稼，多不得實，故自種以觀之。”2他既要使太子等人懂得稼穡之不易，還要了解農民生產的實際情況，正反映了他要加強自己的地位，不甘受人蒙蔽的積極進取精神。正是在這種精神支配下，開元年間的政治措施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首先，在政治上為了勵精圖治，重用賢才，裁汰冗吏。姚崇、宋璟，就是他重用的著名宰相，後人多把姚、宋與唐太宗時的房（玄齡）、社（如晦）相提並論，說明他們在開元年間起過重要作用。姚崇建議“抑權幸，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群臣褻狎”3等，從刑法、用人、賦稅等十個方麵整頓政治，玄宗全部采納。宋璟為宰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4他還建議恢複貞觀年間史官公開記事的製度。貞觀時，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向皇帝奏事，史官隨同，記錄所奏內容，故大臣奏事不敢隨心所欲，任意歪曲事實。高宗以後，許敬宗、李義府專權，為了任意密奏其事，不準史官記錄其所奏內容。玄宗重視宋璟的意見，恢複了這種製度。政事的相對公開，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抑製政治的作用。姚宋兩人還能互相配合。司馬光說“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誌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兩人合作的效果很好，玄宗尊重他們，兩者是互為因果的。
開元四年（7），有人認為，當年的官吏選拔太濫，縣令多不合格。玄宗立即召集縣令，以“理人策”進行考試，結果有45人不合格被罷官。淘汰無能的官吏，必然加強政權的作用。
開元十三年（725），玄宗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他認為“仙者憑虛之論”，“賢者濟理之具”2，遂改東都的集仙殿為集賢殿，表示他有重視賢才的求實精神。
其次，玄宗重視發展農業生產。開元三年（75）到四年（7），山東發生蝗蟲災害，廣大農民無可奈何，隻得“於田旁焚香膜拜設祭”。姚崇積極主張捕殺，但有人認為“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姚崇堅決反對坐視蝗蟲食苗而不救的悲觀論者。玄宗接受姚崇的意見，派人詳察各地捕蝗的情況，結果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3。
開元年間，還多次興修農田水利，直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開元二年（74），在文水東北開甘泉渠、蕩沙渠、靈長渠，引文穀水溉田數千頃。開元四年（7）河（今河北三河）修渠河塘、孤山陂，溉田三千頃。開元中，《舊唐書》卷八《玄宗紀》上。
2《資治通鑒》卷二一四，玄宗開元二十二年。
3《資治通鑒》卷二一○，玄宗開元元年。
4《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四年。
《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四年。
2《資治通鑒》卷二一二，玄宗開元十三年。
3《資治通鑒》卷二一一；玄宗開元三年、四年。
彭山（今四川彭山）開通濟大堰一，小堰十，溉田一千六百頃。開元二十七年（739），武陵（今湖南常德）修北塔堰，溉田千餘頃。再者，玄宗為了從經濟上削弱貴族的勢力，加強朝廷集權，還改變食實封的製度。唐初，凡受封的王公貴族，封戶的租調由受封者征收。但唐初受封者僅二三十家，封戶也不過千餘戶。中宗以後，受封者增多，所封戶數也遠遠超過唐初。中宗時的受封者多達一百四十餘家，封戶遍及五十四州，安樂公主食封四千戶，長寧公主三千五百戶。睿宗時太平公主食封一萬戶。食封者不僅征收租調，影響朝廷收入，還任意敲榨封戶，使封戶增加許多額外負擔。玄宗改變舊製，封戶的租調由朝廷統一征收，食封者到朝廷定額領取。這樣，既加強了朝廷對全國財政的控製能力，也減少了封家對封戶的許多苛索，有利於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抑製佛教的泛濫，也是開元年間的重要措施。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南北朝時期有很大發展，唐代更為盛行，武則天提倡佛教，更使佛教泛濫。不少人為了逃避徭役，多削發為僧尼，一些貴族官僚為了從中取利，也爭營佛寺。“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2開元二年（74），玄宗接受姚崇的建議，命偽妄僧尼還俗者一萬二千多人，同時，還不準再建佛寺。這樣，實際上也提高了朝廷控製經濟的權力。
兵製的改革，也有很大影響。隨著均田製度的破壞，府兵製度已難以維持。一方麵是農民逃亡日多，兵源枯竭；一方麵是府兵不按時更番，久征不還者難以自備資糧，致使許多農民傾家蕩產，逃避兵役的鬥爭日益高漲，“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正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玄宗接受張說建議，在開元十年（722）募兵十三萬，充當朝廷的宿衛（後稱■騎）；開元二十五年（737），根據邊防的需要，“於諸色征人及客戶中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2。朝廷供給衣糧，長期戍邊。次年，又遣返所有非募而來的邊兵。從此，強製征發的府兵製演變為募兵製。兵農分離的募兵製，有利於農民安心農業生產。
開元年間，由於玄宗從政治經濟各方麵采取了積極措施，結束了政治上的不穩定局麵，使唐朝進入了富強繁榮時期。
當時，“海內富實，米鬥之價錢十三。青、齊間鬥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裏不持尺兵。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端。”3這些情況，雖然可能有些誇張，但大體上可以反映當時的社會情況。同時，也說明杜甫在《憶昔》詩中說的“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並非詩人無中生有。由於經濟的繁榮，人口也大量增加。開元二十八年（740），全國戶數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七十一，口數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零九，較唐初甚至武則天時期有大幅度的增加。
《新唐書》卷三九、四○、四二《地理誌》三、四、六。
2《舊唐書》卷九六《姚崇傳》。
《舊唐書》卷九七《張說傳》。
2《資治通鑒》卷二一四，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3《新唐書》卷五一《食貨誌》。
開元二十五年（737），由於“歲稔穀賤傷農”，玄宗命提高糧價十分之二三，在京畿和東都一帶購糧，兩地各得數百萬斛。於是，停運當年江、淮之租。同時，“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複東幸”。另外，還下詔河南、河北租應輸含嘉與太原倉者，“皆留輸本州”。京師出現不依靠關東糧食的局麵是難能可貴的，各地糧食都留輸本州，說明國家的糧倉存糧已滿。天寶八年（749），全國各地存糧共有九千六百零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2，各地“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帑藏充牣，古今罕儔國用豐衍”3的情況，正是以開元年間的生產發展為基礎的。由於經濟的繁榮，國力強盛，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與階級矛盾都有所緩和，故而政權穩定。開元年間是唐朝的黃金時代。
《資治通鑒》卷二一四，玄宗開元二十五年。
2《通典》卷十二。
3《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八載。
第八章唐中葉的變亂（天寶到元和）
唐中葉，自玄宗天寶元年（742）到憲宗元和十五年（820）的七十九年裏，是唐朝從政治上由盛到衰的轉變時期。這時，爆發了安史之亂，削弱了朝廷集權，形成了藩鎮割據。在朝廷與地方的矛盾中，宦官勢力乘機滋長，致使宦官專政成為唐中後期的重要問題之一。
第一節天寶年間的社會危機邊兵尾大不掉在開元年間富強繁榮的情況下，潛在的社會危機也在發展。到天寶年間（742—755），潛在的社會危機已經成為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
唐初，為了加強朝廷集權政治的需要，兵力的分布是內重外輕。後來，由於邊防戰事頻繁，募兵製取代府兵製，邊防的駐軍日益增多，故而形成了外重內輕的局麵。節度使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
自睿宗時起，就開始設立節度使。到天寶初，從西北到東北，共設立了八個節度使。即安西節度使，駐龜茲（今新疆庫車）；北庭節度使，駐北庭都護府（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薩爾北）；河西節度使，駐涼州（治所在今甘肅武威）；隴右節度使，駐鄯州（治所在今青海東部）；朔方節度使，駐靈州（治所在今寧夏靈武西南）；河東節度使，駐太原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範陽節度使，駐幽州（今北京）；平盧節度使，駐營州（治所在今遼寧錦州西）。另外，還有西南的劍南節度使，駐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嶺南的經略使也類似節度使，駐廣州（治所在今廣東廣州）。這些邊鎮，共有兵力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
節度使的權力愈來愈大。最初，節度使隻掌兵權，後來，又逐步掌握了政權、財權，成為事實上的獨霸一方者。這些節度使，表麵上聽命於朝廷，實際上陽奉陰違，我行我素，千方百計地發展自己的勢力。他們為了邀功請賞，作戰時“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於是，更加受到皇帝的重視。節度使為了拉攏部下，常向朝廷要求大量授以其部下官爵。本來，授官者應是有功的將卒，按兵部的規定，因戰功授官者隻能是千分之一二，但到天寶以後授官者就大大增多了。例如，“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製則同授千餘人，其餘可知”。官多俸祿多，朝廷的開支大大增加，很多糧倉都因此而空了。例如，“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全部邊防經費的支出，數字越來越大，開元初年，每年邊費約用錢兩百萬貫，開元末年就增加到一千萬貫，到天寶末年又增加了四五百萬貫。這些情況，說明唐廷的危機來自邊防，但並不是敵人的威脅，而是邊將勢力的日益強大，朝廷難以控製，同時，邊費的支出愈來愈多，使國家的倉庫逐步空虛。這就是說，來自邊防的經濟困難與政治威脅，已使玄宗陷入難以擺脫的危機之中。
玄宗驕奢**逸唐玄宗本人的變化，是當時社會危機難以克服的主要原因。他剛即位時，勵精圖治，采取各種措施振興唐朝，致使開元之治受到時人的稱讚。例如，開元二十一年（733），韓休為宰相。他像魏徵對太宗一樣，經常向玄宗進諫，致使玄宗提心吊膽，稍有一點小的過失，就趕快向左右道“韓休知否？”為此有人對玄宗說，韓休為相，陛下操勞過度，比過去瘦多了，何不免去韓《通典》卷一四八《兵一》。
休的職務呢！玄宗道“吾貌雖瘦，天下必肥。”有人常按我的意思奏事，但我不放心；韓休常和我有爭執，我卻能睡好覺。“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這樣的皇帝必然使賢人受到重用，不肖之徒難以施展其伎倆。天寶年間的玄宗就截然不同了，他“自恃承平，以天下無複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悉委政事於（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妒賢疾能，排抑勝己，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2。玄宗的變化還表現在各個方麵。
開元初，他注意節儉，反對鋪張浪費。天寶時則驕奢**逸，揮霍無度。
對後宮的賞賜錢不計其數，戶部郎中王鉷為了投其所好，“歲貢額外錢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宮中宴賜”，並且還告訴玄宗“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玄宗不僅不問這些經費的來源，反而對“務為割剝以求媚”的“中外嗟怨”者，“益厚遇之”。並以王鉷為禦史丞、京畿采訪使。楊國忠為了討好玄宗，屢次向玄宗報告說倉庫如何豐富，故而玄宗帥群臣參觀左藏（皇宮的倉庫）。因為楊國忠早把各地應輸往京師的租和地稅變成布帛，存於左藏，玄宗看了當然高興。於是，他“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2。
在用人方麵，玄宗不再是任人唯賢，而是專用投其所好者。李林甫、楊國忠都是因此而受重用的。李林甫是“口有蜜，腹有劍”的人物，凡是才能在他之上而被皇帝所重視的人，他都千方百計的將其除掉。他忌妒有學問之人，對於有學問的人他表麵與其友好，暗中卻陰謀陷害。他收買玄宗左右的人，致使皇帝的一舉一動都為他所掌握。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隨時采取各種措施，去迎合玄宗的需要。由於玄宗不理政事，李林甫的陽奉陰違手段可以發揮作用，於是，玄宗在天寶六載（747）把天下所有的貢物都賞賜給李林甫。楊國忠本名楊釗，天寶九載（750）十月玄宗賜名國忠。他是楊貴妃的從祖兄，因楊貴妃受寵而飛黃騰達，他自侍禦史以至宰相，身兼四十餘職，各種權力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他的兒子楊暄，因“學業荒陋”而舉明經“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暗中向他透露消息，楊國忠大怒道“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楊暄很快做了戶部侍郎。就這樣，他還對別人說，他升官太慢了。楊國忠不僅在政治上專橫跋扈，而且還利用其權勢大肆貪汙，以致“中外餉遺輻湊，積縑至三千萬匹”2。即使如此，玄宗仍然對楊國忠相信不疑。所以，史家認為“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資。這完全符合事實。
麵對各種社會問題，玄宗毫無改弦更張之意，仍然沉溺於酒色之中，每年十月照例到華清宮去過冬。安祿山為了討好玄宗和楊貴妃，在得知玄宗要在華清宮新開浴池的時候，立即在範陽以白玉石製成魚龍鳧雁，還有石蓮花，置於池中，使玄宗喜悅異常。每到華清宮，楊貴妃姊妹（韓國夫人、虢國夫《資治通鑒》卷二一三，玄宗開元二十一年。
2《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十一載。
《資治通鑒》卷二一五，玄宗天寶四載。
2《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八載。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十二載。
資治通鑒》卷二一六，玄宗天寶十二載。
人、秦國夫人）都陪同前往。她們為了標榜自己的地位，競為車服，車上“飾以金翠，間以珠玉，一車之費，不下數十萬貫”。如果騎馬，就競購名馬，“以黃金為銜■”，長長的車馬隊伍，引起廣大市民的反感。他們在華清宮都有豪華的住處，生活用費非常驚人。楊國忠說“某家起於細微，因緣椒房（皇後）之親，以至於是。吾今未知稅駕（歸宿）之所，念終不能致令名（美名），要當取樂於富貴耳。”3於是，他更加驕奢**逸，擅權弄法了。表麵的升平，掩蓋不了潛在的危機，各種矛盾的不斷激化，終於爆發了安史之亂。
3《舊唐書》卷一○六《李林甫、楊國忠傳·史臣曰》。
第二節安史之亂安祿山叛唐楊國忠與安祿山為了在玄宗麵前爭寵，互相傾軋，都想壓倒對方，抬高自己的地位。天寶十四載（755）二月，安祿山要求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替漢將，吏部侍郎韋見素與楊國忠堅決反對，玄宗派宦官輔璆琳到範陽去觀察安祿山的動靜。安祿山對輔璆琳行賄，輔璆琳回京對玄宗盛言安祿山竭忠奉國，沒有二心。這時，安祿山身兼範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手握重兵，使楊國忠頗感不安。於是，楊國忠、韋見素又建議把三鎮節度使由三人分擔，以便削弱安祿山的兵權，玄宗也未采納。
安祿山為雜種胡人，由於他懂六種民族語言，初為互市牙郎，又為幽州節度使張守珪部下。他抓緊一切機會，厚賂朝廷來往使者，逐步取得玄宗的信任。當楊國忠在想方設法除掉他時，他也針鋒相對，準備造反。楊國忠為了搜集安祿山的罪狀，使京兆尹包圍安祿山在京的住宅，逮捕安祿山客人李超殺之。安祿山子安慶宗因尚榮陽郡主在京師為太仆卿，他將京師情況密報其父，更加速了安祿山造反的準備。天寶十四載（755）六月、七月，玄宗兩次手詔安祿山赴京，他均置之不理。十一月，安祿山偽稱“奉命討伐楊國忠”，率十五萬眾，號二十萬，造反於範陽。
安祿山率兵南進，“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4。這些事實，迫使玄宗采取相應的對策。他派安西節度使封常清為範陽、平盧節度使，立即赴洛陽募兵。封常清很快就募兵六萬人，又斷河陽橋（在今河南孟縣），加強洛陽的守備。同時，以榮王琬（玄宗第六子）為征討元帥，右金吾大將軍高仙芝為副元帥，在京師募兵十一萬，準備東征，十二月，高仙芝率軍進至陝州（治所在今河南三門峽）。兩京陷落安祿山自靈昌（今河南衛輝東）渡過黃河，攻陷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繼又攻下滎陽（今河南滎陽）。封常清在東都所招募的軍隊，未經訓練，在武牢（在今河南滎陽西汜水）一戰，潰敗退回洛陽，在洛陽又遭失敗，安祿山進占唐東京。高仙芝帥眾至陝州，看到叛軍來勢迅猛，遂退守潼關。安祿山占據洛陽後，打算稱帝，暫緩向西進兵，玄宗才得到了一個喘息的機會。這時，唐朝廷本來應該整頓軍備，加強潼關的防禦力量，但玄宗的措施卻適得其反。
封常清從洛陽退至潼關，高仙芝從陝州退至潼關。這是兩支臨時湊合起來的軍隊戰鬥力太差的結果。但監軍的宦官邊令誠卻認為，封常清以叛軍的聲勢動搖軍心，高仙芝不僅放棄潼關以東數百裏的土地，還盜減軍士糧餉。玄宗相信邊令誠，殺了封常清與高仙芝，另派因病在家的哥舒翰去守潼關。其實，封常清三次向玄宗報告戰況的表文，玄宗根本沒有看到。由此可見，皇帝的昏庸，宦官的專權，是戰局難以扭轉的重要原因。
當安祿山帥軍南進的時候，他的後方也發生了危機。平原太守顏真卿在4鄭處誨《明皇雜錄》卷下，《開元天寶遺事十種》，上海古籍出版社985年版，第25頁。平原（治所在今山東陵縣）舉兵抗擊安祿山叛軍，常山太守顏杲卿在常山（治所在今河北正定）舉兵，威脅叛軍的後方。同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也奉命東征，靜邊軍（駐地在今山西右玉）一戰，消滅叛軍七千人，繼又攻下雲中（郡治在今山西大同）、馬邑（郡治在今山西朔州東），打通東陘關（今山西代縣東），為繼續東進開辟了道路。這時，顏真卿聯絡顏杲卿，切斷安祿山的後路，顏杲卿還聲言朔方軍即將進駐河北，“於是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唯範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而已”。這些情況，必然是安祿山的後顧之憂。
至德元年（75）正月，安祿山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這時，在饒陽（治所在今河北深州）一帶的叛軍將領史思明，為了改變對叛軍的不利形勢，攻陷常山，顏杲卿被俘。二月，唐新任命的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軍一萬多人，東出井陘（今河北井陘東），攻下常山。已經離去的史思明又卷土重來，企圖奪回常山。雙方相持四十餘日，不分勝負。後因郭子儀援助李光弼，在九門（今河北正定東）大敗史思明；繼又戰於嘉山（今河北曲陽境內），叛軍全線潰敗，河北十餘郡皆殺叛軍守將而降唐。這時，郭子儀曾建議北取範陽，以減輕潼關的壓力，但沒有得到玄宗的許可。
至德元年（75）六月，玄宗急於打敗叛軍，收複洛陽，遂命哥舒翰出關東進。叛軍將領崔乾佑於靈寶（今河南靈寶東北）西原把主力埋伏在險要之處，另以老弱兵引誘唐軍東進。結果唐軍中伏大敗，哥舒翰投降叛軍，叛軍奪關西進，長安危急萬分。
玄宗無可奈何，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頓衛隊，離京逃命。在玄宗到達鹹陽時，鹹陽縣令已逃跑，故而逃難的皇帝狼狽不堪，隻得以楊國忠臨時買來的胡餅充饑。其他隨從人員，看見農民送來的粗飯，爭相搶食，也未吃飽。晚上到了金城（今陝西興平），縣令也早逃走，皇帝的隨從也不斷有人離隊，食宿無人安排。夜間無燈，不分貴賤，混睡一起，皇室貴族的威風掃地以盡。又西行至馬嵬驛（陝西興平西北），由於所隨將士饑餓疲憊，怨聲載道，陳玄禮等乘機發動兵變，殺楊國忠及韓國夫人、秦國夫人等，又迫使玄宗縊殺楊貴妃。虢國夫人雖已遠走至陳倉（今陝西寶雞南），也被追上斬首。馬嵬事變以後，玄宗逃向成都，太子李亨逃到靈武（今寧夏靈武西），七月李亨即皇帝位，改元至德，他就是唐肅宗。肅宗命郭子儀率軍到靈武，並以郭子儀為兵部尚書兼宰相。
平定叛亂至德二年（757）二月，郭子儀率部從洛交進攻馮翊縣，繼又攻取河東。
唐軍既達關中，肅宗也移住鳳翔。四月，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元帥為皇子李俶），繼續討伐叛軍。叛軍到了長安，“以為得誌，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為事，無複西出之意”。這就給唐軍收複長安提供了機會。
九月，郭子儀率唐軍十五萬之眾，逼近長安，與叛軍十萬人相持於長安西香積寺北灃水之東。經過激戰，叛軍全線崩潰，唐軍收複長安。這時，洛陽的叛軍統治集團因爭權奪利，安祿山已被殺死，其子安慶緒繼位稱帝。在《資治通鑒》卷二一七玄宗天寶十四載。
《資治通鑒》卷二一七，玄宗天寶十四載。
唐軍繼續東進的時候，安慶緒放棄洛陽，北走鄴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陽），唐軍收複洛陽。
乾元元年（758）九月，肅宗調動九個節度使的數十萬兵力進攻安慶緒。
在這些節度使中，郭子儀、李光弼的戰功最多，威信最高，肅宗不願把軍權交給他們，所以不設主帥，隻命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攬全局。九節度使圍鄴，並引漳水灌城，安慶緒不僅遭水災之苦，而且城中極其缺糧，甚至老鼠也成了貴重食物，一隻老鼠可賣四千錢。這正是破城良機，但因兵眾無主，無人統一指揮，致使史思明能夠從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援鄴。史思明截劫自江、淮與汾、晉運糧的舟車，斷絕唐軍的糧源。同時，又不斷用聲東擊西的辦法襲擊唐軍，使其處於疲於應付的狀態。
乾元二年（759）三月，唐軍與史思明軍展開激戰。正當激戰之際，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辨敵我。一場混戰，雙方均遭重大損失。叛軍內部又起內哄，史思明殺安慶緒，引兵還範陽，自稱大燕皇帝。唐軍九節度使各自退回，郭子儀被命為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後因魚朝恩嫁罪於人，把鄴郡戰爭失敗的責任推給郭子儀，致使肅宗召郭子儀還京，以李光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駐守東京。
九月，史思明再度南下，攻取洛陽。十二月，史思明又派李歸仁西攻陝州，被唐軍擊破。上元二年（7）二月，史思明欲西破潼關，受阻後退回永寧（今河南洛寧）。這時，叛軍內部矛盾又突然激化，史思明長子史朝義利用一些將領對史思明的不滿情緒，策動兵變，殺史思明，自己繼位稱帝。同時，又派人到範陽殺了與其爭奪帝位的異母弟史朝清，還殺了持不同政見者數十人。這種自相殘殺，引起大規模的內哄，致使數月之內，範陽有數千人為此而死。
寶應元年（72）十月，新即位的代宗（四月即位）命雍王李適為天下兵馬元帥，仆固懷恩為副元帥，繼續平定叛軍。唐軍東進，很快攻下洛陽。幫助唐軍平定叛亂的回紇兵到了東都，大肆燒殺搶掠，死者上萬人，大火多日不息。宦官魚朝恩統率的神策軍也把東京、鄭州（治所在今河南鄭州）、汴州（治所在今河南開封）、汝州（治所在今河南臨汝）一帶視為賊境，任意擄掠。致使這些地方“比屋蕩盡，士民皆衣紙”。十一月，史朝義自濮州北渡黃河。唐軍追至昌樂，又打敗史朝義。於是，叛軍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洺、邢四州降唐，恒陽節度使張忠誌以趙、恒、深、定、易五州降唐。代宗賜張忠誌姓李，名寶臣，並命其為成德節度使，仍統原來五州之地。廣德元年（73）正月，史朝義敗走莫州（治所在今河北雄縣南），其部將田承嗣趕走史朝義，自己降唐。史朝義又走範陽，其範陽節度使李懷仙也已降唐。史朝義部眾看到大勢已去，都紛紛離去。最後，史朝義帶數百胡騎欲北去奚或契丹，李懷仙又窮追不舍，史朝義走投無路，自縊於林中。至此，曆時八年的安史之亂才被平定。
《資治通鑒》卷二一八，肅宗至德元年。
第三節藩鎮林立與朝廷集權的削弱藩鎮林立在安史之亂中，唐朝很快失去洛陽、長安兩京，唐朝廷直接控製的兩支軍隊土崩瓦解。肅宗靠朔方軍的力量取得皇帝的寶座，進而回到長安。最後，又靠各地節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安史之亂。由此可見，唐朝廷的存在，離不開地方勢力的支持。但由於安祿山叛亂的事實，使肅宗、代宗等人總是心有餘悸，所以，他們既利用一些節度使平定叛亂，又不相信他們。
在平定安史之亂中，郭子儀是功績卓著的。但肅宗、代宗都對他很不放心。乾元元年（758），肅宗調動九節度使的兵力圍攻安慶緒，郭子儀也在其中，肅宗命宦官魚朝恩總攬全局，不任命郭子儀為主帥。戰後，又相信魚朝恩對郭子儀的誣陷，免其軍職。後來，黨項等羌人在京西不斷製造事端，威脅長安。肅宗為了借重郭子儀的盛名，命其為邠寧、鄜坊兩道節度使，但又不準其離開京師，使其有名無實。寶應元年（72），住絳州的朔方軍發生兵變，主帥李國貞被殺，肅宗隻得命郭子儀出鎮絳州。郭子儀解決了糧餉問題，整頓了軍紀，穩定了軍心，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不久肅宗死，代宗即位，郭子儀又被解除兵權，調回長安去了。
平定安史之亂的天下兵馬元帥是皇子，實際指揮作戰的是副元帥。最初的副元帥是郭子儀，代替郭子儀的是李光弼，後來是仆固懷恩。史思明再次攻破洛陽後，肅宗相信魚朝恩，迫使李光弼在不利的形勢下反攻洛陽，結果兵敗，隻得辭職。仆固懷恩原是郭子儀部下大將，因其戰功卓著繼李光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安史之亂被平定後，因受代宗猜疑在駐地汾州（治所在今山西汾陽）不敢進京，後被迫叛唐，兵敗病死。這些為唐朝廷立過汗馬功勞的節度使尚且如此，皇帝對其他節度使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朝廷對這些節度使既要利用，又不敢相信，所以不得不采用籠絡的政策。這樣一來，在安史之亂中新設置的節度使以及安史舊部，就都成為擁有一定實力的藩鎮了。
朝廷集權削弱在這些藩鎮中，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原名張忠誌）、幽州盧龍節度使李懷仙、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昭義節度使薛嵩，都是安史舊部。當史朝義最後失敗時，天下兵馬副元帥仆固懷恩怕平叛結束自己失去作用而不受重視，朝廷也因戰爭持久而感疲憊，同時，吐蕃也在西北形成威脅，都使唐朝廷希望早日結束戰爭，故而對安史舊部采用籠絡手段，使其仍為節度使。這些藩鎮，“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他們還“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複製，雖名藩臣，羈摩而已”。還有一些藩鎮，他們有時傾向於朝廷，幫助唐廷討伐叛亂的藩鎮，有時也和朝廷對抗。總之，各地藩鎮的林立，嚴重影響了唐朝在政治上、軍事上的統一，大大削弱了朝廷集權。所以史家認為“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資治通鑒》卷二二二，肅宗寶應元年。
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製，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所謂“姑息之政”，正是皇帝對藩鎮無能為力的表現。
朝廷集權的削弱，不僅使唐皇朝無力控製地方，同時也失去了邊防的防禦能力。安史之亂開始後，朔方、隴右、河西諸鎮的兵力大量內調，吐蕃乘機發展勢力，致使西北數十州之地相繼淪沒。廣德元年（73）九月，吐蕃又大舉東進，宦官程元振根本不把邊將告急的事報告代宗。十月，吐蕃破涇州（治所在今甘肅涇川），過邠州（治所在今陝西彬縣），代宗才有所聞。接著，吐蕃又攻奉天（今陝西乾縣）、武功（今陝西武功北），京師震駭，代宗才命其子李適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出鎮鹹陽。這時京師無兵可發，郭子儀赴鹹陽僅帶二十騎，麵對吐蕃二十餘萬之眾，當然無能為力。於是，吐蕃很快逼近長安，代宗不知所措，倉猝出奔陝州。後經郭子儀多方組織力量，才收複長安，使代宗回京。
永泰元年（75）九月，仆固懷恩勾結回紇、吐蕃、吐穀渾、黨項等數十萬眾再次東進，代宗還是無兵可發，遂召郭子儀於河中（府治在今山西永濟西南），使其守涇陽（今陝西涇陽），又命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守東渭橋，滑濮節度使李光庭（李光進）守雲陽（今陝西涇陽北），鎮西節度使馬璘、河南節度使郝庭玉守渭河便橋（在今陝西鹹陽），鳳翔節度使李抱玉守鳳翔，宦官駱奉仙、將軍李日越守盩厔（陝西周至），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守同州，鄜坊節度使杜冕守坊州（治所在今陝西黃陵）。後因郭子儀利用吐蕃與回紇的矛盾，削弱他們進攻的力量，才緩和了這次危機。代宗調動各地節度使的兵力，加強京師的防禦，說明唐朝皇帝是離不開藩鎮的。
在經濟上離不開藩鎮也很明顯，德宗時長安經濟極感困難，浙江東西道節度使韓滉大力支持了德宗。興元元年（784），關中因為戰亂，米價上漲，“鬥值錢五百；及滉米至，減五之四”。貞元二年（78），“關中倉廩竭”，禁軍相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德宗憂而不知所措。不久，韓滉運米三萬斛到達陝州。德宗聞訊，喜悅異常，速到東宮對太子說“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神策六軍的“軍士皆呼萬歲”。
德宗為了加強自己的地位，改變對藩鎮的依賴局麵，也曾采取過一些強硬措施，但還是無濟於事。建中三年（782），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叛唐。第二年九月，德宗調涇原兵往中原作戰，涇原節度使姚令言率軍路過京師，因賞賜菲薄而發生兵變。德宗召禁兵防衛，竟無一人前往。德宗無可奈何，倉猝出奔奉天。叛軍在長安擁曾任涇原節度使的朱泚為首，朱泚自稱大秦皇帝，公開與德宗分庭抗禮。幸有邠寧節度使李懷光率朔方兵抗擊朱泚，奉天才暫時穩定。後來，李懷光也對德宗不滿，與朱泚聯合反唐，德宗又南走梁州（治所在今陝西漢中）。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德宗重用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他組織駐邠寧（治所在今陝西彬縣）、奉天、昭應（今陝西臨潼）、藍田（今陝西藍田）一帶的唐軍，再和從漢中出擊的渾瑊部唐軍互相配合，才打敗朱泚與李懷光。興元元年（784）七月，德宗回到長安，這次戰亂才告結束。《資治通鑒》卷二二三，代宗永泰元年。
《新唐書》卷五○《兵誌》。
《資治通鑒》卷二三一，德宗興元元年。
以上事實，說明在藩鎮林立的局麵下，朝廷已經沒有力量自衛，更無能力消滅藩鎮，但又離不開藩鎮在軍事上、經濟上的支持。這就是朝廷既不像玄宗以前那樣堅強有力，但又能夠繼續存在的原因。
第四節宦官專政局麵的形成宦官是皇帝周圍的雜役，一般來說，在皇帝勤於政事，積極有為的時候，宦官是難於插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皇帝不理政事或難於理政的時候，宦官則往往乘隙而入，染指於政，甚至左右政局。唐代的宦官專政局麵也是這樣形成的。
太宗的時候，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宦官的作用也不過“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宦官的人數增加，品級也有提高，七品以上的就上千人；但衣緋者（五品以上衣緋，三品以上衣紫）還為數不多。玄宗時，宦官增加到三千多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2。開始在政治上有所影響的是高力士。高力士因助玄宗平定韋後之亂有功而受重用，後來直接參預玄宗理政。“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禦，小事便決之”。玄宗常說“力士當上，我寢則穩。”當時許多在政治上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慎矜、楊國忠、安祿山等，其所以飛黃騰達，都和他有關。甚至肅宗為太子時也呼他為二兄，“諸王公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安史之亂爆發後，他隨玄宗逃往成都。再回長安時，已是肅宗執政，他才不能再幹預政事。
肅宗時的李輔國（本名靜忠），因隨肅宗到靈武稱帝而成為有名的宦官。肅宗還京後，“宰臣百司，不時奏事，皆因輔國上決”。府縣政府處理問題，“必詣輔國取決，隨意區分，皆稱製敕，無敢異議者”。太上皇玄宗回到長安，居興慶宮，後來他對玄宗不滿，就私自把玄宗移住太極宮。上元二年（7）八月，他做了兵部尚書還不甘心，又要求做宰相，肅宗沒有答應。代宗即位後，他更加專橫，他公開對代宗說“大家但內裏坐，外事聽老奴處置。”代宗雖然也怒其不遜，但因其掌握禁軍，也隻好“乃尊為尚父，政無巨細，皆委參決”。
接替李輔國掌權的是程元振，他因助代宗即位而掌權。代宗以他為判元帥行軍司馬，掌握禁軍，又加鎮軍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由於他“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進攻長安，他不及時反映真情，致使代宗狼狽不堪，出奔陝州。代宗“發詔征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鹹切齒而莫敢發言”2。可見宦官專政的程度是日益加深了。
魚朝恩在安史之亂中即掌握重要軍權，九節度使圍攻安慶緒，他是最高統帥；代宗逃往陝州，他有救駕之功，因而更受重視。竇文場、霍仙鳴兩個宦官，因率宦官隨德宗逃往奉天，也逐步掌握了禁軍。憲宗雖然是奮發有為的皇帝，但最後也被宦官陳弘惠所害，繼位的穆宗也為宦官所立。這更進一步說明宦官在政治上有愈來愈大的作用。
2《資治通鑒》卷二三二，德宗貞元元年。
《資治通鑒》卷二一○，玄宗開元元年。
《舊唐書》卷一八四《高力士傳》。
2《舊唐書》卷一八四《李輔國傳》。
第五節“永貞革新”與“元和中興”
“永貞革新”
安史之亂以後，政治日益嚴重，到順宗、憲宗時，他們也想有所作為，進行一些政治改革，這就是順宗時的“永貞革新”與憲宗時的“元和中興”。
永貞元年（805）正月，順宗在病中即位。他重用王叔文、王伾、韋執誼、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在政治上進行改革。
第一，罷宮市。宮市是宦官在長安東西兩市掠奪民間財富的手段。德宗晚年，宦官在市上購買宮中所需要的物品，往往用宮中無用的東西換取高價貨物，常以值百錢之物強取數千錢之貨，甚至有以驢負柴的農民，驢和柴全被掠去而未得一文錢者。可見宮市對長安市民是一災害，大大影響市場的繁榮。順宗罷宮市，無疑有利於商業的發展。
第二，罷五坊小兒。五坊是指宮中的雕坊、鶻坊、鷂坊、鷹坊、狗坊，小兒是指在五坊的服役者。五坊小兒經常借口五坊需要而敲榨人民的財物。他們到處張網捕鳥，甚至把網張在住戶門上，不準其出入；或張網於井上，不允人們取水，迫使受害者出錢物求謝才罷。順宗為太子時就知道這些情況，做了皇帝，罷五坊小兒，也為人民減少一害。
第三，罷鹽鐵使月進錢。唐後期，鹽鐵專賣是朝廷的重要收入，鹽鐵使專門經營這項業務。後來，增加了所謂鹽鐵月進錢，也就是在正課以外每月向皇帝送羨餘錢，供皇帝私用。順宗取消這項額外收入，當然可以減輕人民的負擔。
第四，欲剝奪宦官的兵權。安史之亂以來，宦官掌軍權的為害相當嚴重。順宗命很有威望的老將範希朝為左右神策京西諸鎮行營兵馬節度使，命度支郎中韓泰為左右神策軍行軍司馬，欲取代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兵權。但由於宦官有所準備，未能如願。
第五，抑製藩鎮的勢力。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派人到長安，要求兼領三川（劍南東川、西川及山南西道為三川），王叔文嚴詞拒絕。
以上改革，雖然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因順宗在位時間很短（七個月），許多政治問題也積重難返，改革派很快失去權力，所以，改革沒有繼續發展下去，未能取得顯著的效果。
“元和中興”
憲宗是個奮發有為的皇帝，他即位後，“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他把“太宗之創業”、“玄宗之致理”，都當作效法的榜樣。為了糾正朝廷權力日益削弱、藩鎮權力膨脹的局麵，他提高宰相的權威，平定藩鎮的叛亂，致使“中外鹹理，紀律再張”，出現了“唐室中興”3的盛況。
憲宗最主要的功績是改變了對藩鎮的姑息政策。元和元年（80），憲宗剛剛即位，西川節度使劉辟就進行叛亂。憲宗派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3《資治通鑒》卷二二三，代宗廣德元年。
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等率軍前往討伐。劉辟屢戰屢敗，最後徹底潰敗被俘，被送到長安斬首。
元和九年（84）九月，彰義（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匿喪不報，自掌兵權。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納，繼又舉兵叛亂，威脅東都。第二年正月，憲宗決定對淮西用兵。淮西節度使駐蔡州汝陽（今河南汝南），地處中原，戰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來，一直保持半獨立狀態，憲宗對其用兵，正是改變這種狀態的決心表現。
對淮西用兵，震動很大。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感到威脅，就采用聲言助官軍討吳元濟，實際上支持吳元濟的兩麵派手法，企圖鞏固自己的地位。他首先派人暗中潛入河陰漕院（今河南滎陽北），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把江、淮一帶集中在這裏的租賦都燒毀了。接著，又派人到京師暗殺了力主對淮西用兵的宰相武元衡。不久，又派人潛入東都，打算在洛陽焚燒宮闕，殺掠市民，後因事泄未能得逞。
李師道的恐怖手段，雖然也曾使一些人動搖，但憲宗始終堅持用兵。元和十二年（87）七月，憲宗命自願親赴前線的裴度以宰相兼彰義節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與隨鄧節度使李愬等，大舉進攻吳元濟。九月，李愬軍首先攻破蔡州，大敗淮西軍。吳元濟沒有料到李愬軍快速異常，毫無防備地束手就擒。持續三年的淮西叛亂宣告結束了。
吳元濟敗死，李師道恐懼，初欲獻地歸順朝廷，並以長子入侍為質，後又舉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8）七月，憲宗調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鎮前往討伐。在大兵莊境的情況下，李師道內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馬使劉悟殺李師道，淄、青、江州地複為唐有。
元和十四年（89）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並兩次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