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為台輔，政績斐然隆慶二年（58）七月，徐階致仕。第二年張居正與太監李芳等合謀，奏請複起高拱。是年十二月，冷落了一年多的高拱接旨後，不顧臘月嚴寒，日夜兼程，直奔京城，以大學士兼掌吏部重新登台。言路原多與高拱有隙，故人多不自安。胡應嘉聞高拱複出，驚嚇破膽而亡，歐陽一敬也在解官歸田途中鬱鬱而死，一時人心惶惶。高拱通過門生腹心散布言論，安撫言路諸官說“華亭有舊恩，後小相失，不足為怨。”“拱當洗心滌慮，以與諸君共此治朝”2。言之鑿鑿，頗為大度，於是人心稍安。
高拱再度上台後，盡心國事。他“為人有才氣，英銳勃發”3，辦事操切，又不跡常規，在吏治、籌邊、行政等方麵多所建樹。當時高拱以內閣兼領吏部事，責任重大。他“晨理閣事，午視部事”，十分勤勉。他認為吏部職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個人、用其長處並非易事。當時官場士風頹敗，為官隻是獵取高崇，“權勢烜赫者則羨之，正色直言，謫貶蹭蹬者則輕之”4，全不以行為品德為準。因此造成官場“理不明，氣亦不振”，官吏以奔趨、巧媚為能事的局麵。對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察製度“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誌爵裏姓氏”，每月匯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親自過目。到年終將冊籍全部匯總吏部，作為官吏黜陟的依據。天下大治，必須廣選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貢占七成，製科僅為三，但朝廷重製科而輕科貢，他以為“崇其三而棄其七”是失措之舉，應該進士、舉人並用，惟賢是視，量才錄用。但舉人就選，他又主張“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因為州縣之長是地方父母之官，責任艱重，必須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擔2。他又認為，國家必須廣蓄人才，到了要用時才去尋覓稱職的人，那是來不及的，於是提出備才之說“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3他還公開招賢，明令選司，“凡有所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各有司可以薦舉人選。過去吏部推升官吏，隻少數人事，十分隱秘，高拱盡反其道，說“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牘至後堂，命人當眾揭牘，“即塚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4。對於被黜官員，高拱必親“告以故”，黜者“無不懾服”。當時馬政、鹽政被視為閑局，朝廷輕之，因而失人廢事，使“善政無聞”。高拱體察下情，知馬鹽二政官處遠方貧薄苦寒之地，自是艱辛，遂提議改本省廉謹有才者任之，並寬其交納之額。如遇優異，則超等擢用。其官重，馬、鹽二政當自修舉，利於國家。高拱還製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強考察人才、選拔人才的許多製度和措施，“開王親內轉之例，複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核於慎行《穀山筆麈》卷四《相鑒》。
2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3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4《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六。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2高拱《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疏》，《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一。
3《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五。
4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進官升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這些都得到穆宗的準旨，得以實施。於是使朝廷上下、各類官員中出現了人人激奮的新氣象。依照明朝舊例，內閣輔臣，“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但高拱先以閣臣、後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雖犯忌有非議，但成績斐然，利在社稷。
隆慶年間北方蒙古韃靼俺答部依然不斷入擾，邊患成為朝廷沉重負擔。
作為內閣輔臣，高拱也將籌邊視為己任。嘉靖後期，徐階曾對嚴嵩秉權時造成的邊防潰敗有所匡補，選用了一批驍勇善戰的將才赴邊禦敵，又飭厲地方有司加強守備，與將校通力合作，但積重難返，一時邊防猶人力財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邊防用將用人方麵。兵部曆來隻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由於公務繁忙，他們平時很少巡閱邊務。但一遇邊方總督缺員，他們倒要前去頂補。若抽身不出，還得請移他官。去者都不諳邊務，常使事倍而功半。於是高拱提議在兵部添設侍郎二員，主要巡閱邊務，了解下情，做到對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都非常熟悉。這樣邊務有人專管，總督員缺，也可即刻往補。高拱認為“兵乃專門之學”，但現在兵部係統用員往往“不擇其人”，優秀官員將才又常常遷為他官，為此特請準兵部自己選將備才。他提出儲備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邊將由兵部司屬往任。選得有智謀才力者，不得隨意他遷。侍郎、總督應經常對換，使他們熟悉彼此情況，一旦尚書員缺，即可頂任。這確是一項加強兵備的良策，頗得穆宗讚許，後來“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高拱還訪得邊方之官，長年鎮守邊衛，“涉曆沙漠”，“出入鋒鏑”，可他們的俸資待遇和升擢提拔，都與內地處和平環境者同，“甚者且或後焉”。他以為這極不合理，建議對邊臣應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員不得與之相爭。對邊臣中久卓成績者更應體恤、厚加優撫，定期給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濟必多得”2。在加強邊防將帥力量的同時，高拱與徐階一樣，也看到邊沿地方有司在防衛上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充任這類邊沿地方官的，不是雜流，便是遷謫者。朝廷對他們不關心不體察，待遇極差，所以他們沒有上進心。而“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憂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高拱於是“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3，充任邊方有司，以三年為期，比內地超等升遷。若有軍功，不次擢用，總之，“惟以治效，不循資格”。這些都有力地鼓勵了戍邊將帥和邊方有司的進取心。
高拱辦事有膽有識。當時接徐階任首輔者為李春芳。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雖無失措之舉，卻總顯得氣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發揮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慶四年（570）八月，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禦史護守山陵；又起禦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布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2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3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置周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率所屬阿力哥等十人前來求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奏上，朝議紛然，多以為敵情叵測，不能貿然收留把漢那吉。高拱與張居正卻一致王、方意見，請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揮使，並“厚其服食供用”，以誠相待，結得其心，穆宗準旨。接著高拱又命邊臣讓把漢那吉穿錦衣、坐華車、騎好馬，前呼後擁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曉明廷厚待其孫，深受感動，遂決意與明朝和好，請封貢之事。此議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對派援引宋朝講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機，將極力反對與俺答結好的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息異議。他又發內閣舊藏成祖封瓦剌、韃靼諸王故事，揀發兵部。並說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現在虜求於我，主動權在我，應該允許。他還說，這次俺答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2。這種將蒙古與中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批評反對派“彼嘵嘵者豈為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3遂無敢複言者。隆慶五年（57）三月，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為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有差。八月，明廷又準與俺答互市。
時陝西三邊總督以該邊不同宣、大，不欲通貢互市。高拱擬旨切責。不久陝西三邊也開貢市。“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從此基本結束了明朝與蒙古韃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麵。
在滿朝爭議的情況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圓滿地解決這一先朝遺患，與高拱等的著力讚襄是分不開的。在議貢過程中，主通貢互市的總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後，一麵在朝廷力稱崇古議，一麵抱病修書崇古“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2，使崇古受到極大鼓勵和寬慰。方逢時因封貢事曾麵會俺答下人，遭人彈劾，說他“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力斥其謬，“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泄也”3，保護了方逢時，使他免受貶謫。穆宗以拱“殫忠遠謀，勞績可嘉”，進高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改兼建極殿大學士。
封貢事既成，高拱猶居安思危，擔心邊方兵將因無事而疏怠偷安，再壞邊備。他一向主張“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4，強調自強。於是再上疏，“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5，明白開報，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則與過去戰時擒斬同功論賞；如果隻保持以往水平，則罪如失機論處。上嘉納之。兵部遂一一製定具體措施行《明穆宗實錄》卷五○。
2高拱《虜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皇明經世文編》卷三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高拱《虜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皇明經世文編》卷三拱《與王鑒川書論封貢》，《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二。
3《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時傳》。
4《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六。
5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皇明經世文編》、《高文襄公文集》均收載。之。
以後的幾十年中，西北邊境始終安定，無大擾，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兩廣、雲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隆慶初，廣西古田壯族人韋銀豹等據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撫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薦殷正茂為總督往剿。正茂任法嚴、善戰，但性貪。高拱說“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其實，他在用正茂的同時，已著眼於提擢、培養本省人才，在兩廣郡縣中“多除製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引導民風向上。不久，果然“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人都以高拱為善用人。隆慶四年，貴州撫臣告土官安國亨叛，請進剿。高拱不輕信是言，經深入察查，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言以幸功也”，便專派員前去安撫釋嫌，避免了一場兵戎相加。
專橫招物議，逐歸田裏高拱勵精圖治，不數年內，政績卓然，自是一麵。但他以才略自許，負氣淩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2，很是專橫跋扈，這是他的另一麵。正是這一麵，造成了他與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來物議，釀成了以後被逐的悲劇。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舊僚的大學士陳以勤，因與高拱有小嫌，又見高拱在內閣不可一世，恐終不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罷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因高拱挾私憾考科道，上疏請止。高拱不悅，與之相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趙貞吉庸橫。趙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趙貞吉致仕。趙貞吉曾因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如真宰相，請李春芳謀與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權，李春芳許之。趙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階事與高有隙，遂於五年五月乞休歸田。高拱接任首揆，越發趾高氣揚。時殷士儋甫入閣輔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後取中旨入閣，高拱不悅。後有人劾高拱心腹張四維，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韓楫相脅。殷士儋不能忍，在內閣當麵詬拱“若先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此座耶？”說罷竟揮拳擊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驅出。這樣，舊輔除張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淨。高拱位居極品，頤指氣使，專擅國柄。
然而高拱心中總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對當年轟他出京的徐階及其諸言官耿耿於懷。隆慶四年四月，他因海瑞當年劾他的舊怨，將海瑞從應天巡撫調南京清銜。不久，又並其職，逼海瑞“謝病歸”。他還“盡反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恤者，一切報罷”2。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讞獄，本與高拱無關，他卻“自以意請朝審主筆”，且說“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須得情耳”3。其實是專為王金一案改讞。王金是世宗時方士，《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傳》。
2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2《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3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被徐階逮下獄，法司論以子殺父律當剮，高拱為之辯解不懈，後以減戍免死。原內閣有專辦中書事的誥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複後，十人久次考滿當遷，但因他們是徐階下屬，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門去。高拱詭笑說，“吾即有應，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羨”，及令下，十人皆對品外調，為邊遠倉大使。隻此一斑，可見高拱栽人之巧。雖如此，高拱猶不解恨，“專與階修部，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2。徐階致仕後，在鄉裏大治產業，還聽任子弟橫行鄉裏，引起當地百姓的憎恨。高拱親自進疏論徐階“原任大學士徐階（放歸後），當闔門自懼、怡靜自養可也。夫何自廢退以來大治產業，黜貨無厭，越數千裏開鋪店於京師，縱其子攪侵起解錢糧，財貨將等於內帑，勢焰薰灼於天下”，甚至還“故違明旨，（令人）潛往京師，強阻奏詞，探聽消息，各處打點，廣延聲譽，跡其行事，亦何其無大體也”3。接著高拱“嗾言路追論不已”。隆慶五年，高拱起複原蘇州知府蔡國熙為蘇鬆兵備副使，以蔡國熙與徐階故有小隙，授意他，窮治徐階及子弟，“階三子皆就係，擬以城旦，革其蔭敘，入田四萬畝於官”4。徐階狼狽不堪，無奈之中，隻得向高拱俯首，“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此時，張居正也以階事“從容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見徐階大勢已去，不無欣慰。一箭之仇既報，便豁然大度，修書徐階，稱“今以後原與公分棄前惡，複修舊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間”5。同時又接連給蘇鬆官員去信，至囑對徐階三子及家人作寬處，稍存體麵，並在蔡國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讞。”高拱之所以願對徐階網開一麵，本意在於見徐階慘狀，不免“兔死狐悲，不無傷類之痛”，與其修好，可安撫蘇鬆鄉紳，改善與徐階舊僚的關係。高拱的出爾反爾，使“蔡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為恩”。
隆慶六年（572）正月，高拱為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然而他專橫更甚。加之其門生韓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門，狐假虎威，專以博戲為務，人都惡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後漸狎奢，常對人曰“日用不給，奈何？”門生、下僚聞之，爭相進獻，“賕納且■集矣”2，因此遭致物議。禦史汪文輝上疏譏刺時事，語連高拱，高拱召而罵之，亟補寧夏僉事以出。尚寶卿劉奮庸也上疏糾拱，給事中曹大野則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權報複、排斥善類、超擢親戚鄉裏門生故舊，以及親開賄賂之門等等，穆宗不聽。二人皆謫外任。
張居正與高拱為故裕邸舊僚，張居正謀高拱出，高拱也亟稱居正才，兩人尚稱友善。高拱居揆席，張居正又肩隨之。高拱多與同列發生衝突，張居正獨退然下之，不與介入。對於智謀出眾的張居正來說，長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與爭隻是一種策略，高拱並不察知。隆慶五年張居正為徐階三子事諷言高拱。高拱下人傳言張居正受徐階三萬金賄賂，高拱不辨真《萬曆野獲編》卷十一《內閣中書外補》。
2《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3《高文襄公文集·掌銓題稿》卷二六《複巡城禦史王元賓緝獲鑽刺犯人孫五等疏》。4談遷《國榷》卷六七。
5《高文襄公文集·政府書答》卷四《與存翁徐公》。
《高文襄公文集·政府書答》卷四《與存翁徐公》。
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2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假，以此誚張居正，張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張居正指使。兩人便存隙離交，張居正逐高拱之念漸強，於是暗結太監馮保，以借中貴力量圖事。
隆慶六年五月，穆宗大漸，召高拱、張居正等入內。穆宗執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內閣受顧命。時司禮監授遺詔，有二劄，一給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內閣與司禮監馮保商榷而行之說。高拱識其矯。未幾，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衝，馮保倚仗太後勢，挾持幼帝。高拱欲懲中官專政，上言五事，請詘司禮監權，還之內閣，又唆門下言路疏劾馮保。高拱想與張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語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訊即密報馮知。馮保遊說太後及幼帝前，誣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廢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國公爵等等。馮保又買通兩宮近侍，複言之，“皇後與貴妃皆愕然”，便決議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兩宮及帝詔，切責高拱擅權無君，數其罪而逐之，即日歸田裏。高拱原滿以為宣詔必是逐馮保無疑，及詔宣逐己，拱不啻為晴天霹靂，“麵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張居正從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車即路，頗為淒涼地踏上了歸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國事，而“閉戶卻帚下帷著書八十餘卷”。不料馮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於死地2。吏部尚書楊博、禦史葛守禮等知有誣，力救之，高拱才得於幸免。不過從此他驚憂成疾，一蹶不振。萬曆六年（578）十二月卒於家，終年六十六周歲。高拱家屬以恤典請，隻因馮保當權，止許以半葬。二十多年後，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諡文襄。
高拱的學問高拱素好讀書，為文不好詞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稿》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製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等等，後人輯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僅是一個有幹略的政治家，在學術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於先儒成說，以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直斥程朱理學“遠人情以為天理”；他很讚同同時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觀點，認為理在事物，無其事即無其理。他對“權”字更有一套獨到的見解，把“權”與“經”比作秤上的“錘”和“衡”，兩者關係是“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高文襄公文集·列傳·高拱傳》。
2據《明通鑒》卷六六記“大臣者，浙中傭奴，以浮蕩入都，偽為內侍服，與宮中小豎交昵，竊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宮，為守者所執。詔下東廠究問。馮保欲緣此以陷故輔高拱，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謀大逆。遂發緹騎械高氏奴，圍拱裏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禦史葛守禮詣居正力解守禮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囑錦衣怵大臣吐實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斬，拱獲免。”《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二。
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2。即權和經是對立的統一體，凡事皆有經，其事實行時應認真權一下，使權與經得以統一。在“義”和“利”的問題上，認為“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皆利”3，隻要擺正義和利的關係，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觀點。他還認為正因前人沒有把握住這種關係，才造成“經製之略置之不講”，善理財者不聞，禍國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視理財，重視有關國計民生的政務，主張務實。他的學術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務、取得政績的思想根源。
2《高文襄公文集·問辨錄》卷六。
3《高文襄公文集·問辨錄》卷一。
第二十五章海瑞海瑞（54—587），字汝賢，又字國開，號剛峰，世稱剛峰先生。廣東瓊州瓊山（今屬海南）人。經曆嘉靖、隆慶、萬曆三朝。這時，明朝已處處露出衰敗象，政治汙濁，風氣大壞。海瑞居官則能嚴於律己，恪守朝廷法令與封建道德規範，不畏權勢，敢於為民請命，積極革弊興利；生活儉樸，不愛錢財。他的言行贏得了百姓的尊敬，人稱“海青天”，成為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清官”人物。
第一節聰敏好學，立誌用世海瑞生於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54年月22日），出身於“海南望族”。祖父曆官知縣。從伯父做過監察禦史。父瀚，為廩生，讀書能明大義，安貧樂道。母謝氏粗識書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義。海瑞四歲時父親去世，依靠母親勵節自守，撫養**。海瑞自幼有用世之誌。十三歲入瓊山縣海口鎮私塾。二十七歲在瓊山郡學，經常與二三誌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學問，縱談古今，作《嚴師教戒》、《客位告辭》、《訓諸子說》等文，抒發了自己的非凡抱負。在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誡自己生於天地之間，不能虛度歲月，應當有所作為。他說為人在世，惟務識真，要學聖賢，不做鄉願；不追求富貴利達，以宮室妻妾動心；不羨慕財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謙虛謹慎，不要諱疾忌醫。否則，“不如速死”。這些發自腑肺之言，說明海瑞一生反對奢侈、主張節儉的高貴品德和立誌為民、剛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時代已經形成，並在後來的生活中一一付諸實踐。海瑞的同鄉、門生梁雲龍評論說“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顯而蒞官立朝，質諸其所著《嚴師教戒》，一一契券，無毫厘假，孔子所謂強哉矯，而孟子所謂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2嘉靖二十八年（549），海瑞三十六歲時中舉人，似乎有點大器晚成。
然而就在這一年，他以瓊州為黎族聚居之區，地處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顯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認為治理瓊州的上策是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自此之外，雖議之之盡其方，處之之盡其術，皆下策也。”3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進京參加會試，結果是榜上無名。伏闕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圖說》，再次陳述他關於經略瓊州的方針大政和具體措施。說區處瓊州之要務，莫過於“招民、置軍、設裏、建學、遷創縣所、屯田、巡司、驛傳諸事宜”。並以瓊州去京師萬裏，當事請裁，或致遲誤，請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識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誌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備副使，以專治黎之任”。同時向朝廷表明他雖是一個“濡染翰墨之人”，“未嚐手操矢刃”，但對於“地方變故區處事宜，則習聞知矣。倘得專任其事，馳驅兵革之間，俾黎土盡為治地，黎岐動變盡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請甘服上刑，以謝欺罔虛費兵糧之罪”。奏疏呈上，識者壯之。而下兵部議核，卒不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海瑞第二次公車北上，待到榜發，還是名落孫山。
那時候，許多知識分子都以中進士為得誌，從地方到朝廷各級的重要官員，絕大多數也由中進士者所擔任。海瑞則不同凡俗。連續兩次會試不第的遭遇，使他逐漸看清了科舉取士的種種弊病；某些進士出身者的低能，也使他認識到一個人能否有作為，決不是非走此路不可。他說“文不過如畫師之寫神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中華書局92年版，第57師教戒》，《海瑞集》上冊，第2頁。
2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44頁。
3《治黎策》，《海瑞集》上冊，第5頁。
見《海瑞集》上冊，第8頁。
者耳。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國家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2；“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誌，奚必製科”3。遂毅然不再參加科舉考試，聽從吏部謁選派官。
2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35頁。
3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80頁。
第二節以禮為教，不畏強權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海瑞被授為福建延平府南平縣教諭。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教諭，為一校之長。為使“諸生立有成就”，他立《教約》，作《規士文》，上《申朱提學道教條》，重申縣學的教育方針、內容、方法以及各種規章製度，整頓紀律，嚴肅校風。強**官為人師表，要做遵守封建禮儀的模範，盡心教好學生；學吏職在供寫文案，若“索取生員一錢，並為生員改洗文卷，決無輕貸”；學生學問之道，應遵循朱熹倡導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作為為學之序，還要懂得修身、處事、接物之要。又立二簿，分別稽考學生之德、學。海瑞認為學生隻要“率此而行”，“異日為國家建偉業無難矣”。在具體執行封建禮儀方麵，他明確宣布今後教官和學生於縣學明倫堂見官，要遵從《會典》諸書所訂立之禮節，“不許行跪，學前迎接亦然”。在校風方麵，嚴禁互相造謠中傷，播弄是非，“此等士風，最壞心術”。尤其反對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以為“結黨”一事，“尤幹法紀”。這些教育主張，既反映了海瑞維護封建禮教的立場，也與他“以禮為教”的思想相吻合。海瑞長校，還頗有些民主作風，他說“本職初至學中，某善可興，某敝可革，尚未盡識，容與諸生會議，並參酌提學道教條別為更定。”2所有這一切，對於當時日益敗壞的士風，無疑起到了一定的整飭作用。
海瑞是言行一致的。到校的當年，延平府督學官蒞校視察，在明倫堂召見教官，諸教官一見，皆左右跪拜。唯特海瑞一人，以學校為養士之重地，師長應受到尊敬，如筆架挺立在中間，拒不跪拜，僅長揖而已。由是得了個“筆架博士”的雅號。督學官為此嫉妒他，百般刁難。海瑞誌在行道，謂“此闕陷世界，何能有濟”，遂憤然乞休。後經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朱衡再三慰留，始複教諭之職。
海瑞在訓士之餘，依然十分關心地方政事。在南平縣學任上，他又著文重申他在《治黎策》和《平黎疏》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建議。當他得知福建驛遞困苦，即作《驛傳申文》與《驛傳議》，上報有關衙門。略曰驛遞之疲，千瘡百孔。為今之計，隻有恢複國初之法，厘清積弊，凡利者興之，才是上策。否則，就是中策、下策乃至無策。
時至嘉靖三十七年（558）春，海瑞長校已四年有餘。以實事求是、治學有方、成績顯著，巡撫監司交章論薦，授為浙江嚴州府淳安縣知縣。由此步入政界。
以上見《教約》，《海瑞集》上冊，第3—8頁。
2以上見《規士文》，《海瑞集》上冊，第2頁。
第三節丈田均賦，革弊興利“知縣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縣之責。”不懲貪暴，害怕別人誹謗自己；凡事不認真，害怕生怨取禍，不顧朝廷利益，做個鄉願，“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從這一思想出發，抱著革弊興利的決心，海瑞於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初到達淳安任上。
淳安，地瘠民貧，所產隻有茶、竹、杉、柏。田畝悉歸豪右，窮者卒歲不粒食，百姓“疾苦萬狀”，“民之逃亡者過半”2。海瑞下民間，訪其故。蓋由於賦役不均，浮糧數多，大戶轉嫁。“富豪享三四百畝之產，而戶無分厘之稅。貧者產無一粒之收，虛出百十畝稅差。不均之事，莫甚於此。賠貱則困苦，困苦不堪，相繼逃亡，皆虛稅所壓為之，不可不加意也”3。又淳安位於新安江下流，諸官舫日五六次，夫役迎往，費不可支。於是定《興革條例》三十六項，悉心規劃，認真清丈土地，度田定稅，均平賦役。同時雷厲風行清查積弊，嚴行革除一切陋規，裁冗費，革冗役，息詞訟，懲貪官，肅吏治，民困漸蘇。
海瑞從政克盡職守，為事不懼強權。是年，浙直總督胡宗憲之子過淳安，依仗權勢，盛裝以行，竟以不備供應，吊打驛吏。海瑞得訊，當即下令拘禁之，並將其所帶數千銀子如數沒入充庫。然後去信報告胡宗憲，說此人胡作非為，還冒充總督公子，真不敢相信。氣得胡有口難開，隻好作罷。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嚴嵩黨羽、總理鹽政都禦史鄢懋卿奉命巡查鹽務，欲取道淳安縣境。鄢招權納賄，貪酷成性。若依之，勢必擾民。海瑞以“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往”，去信擋之。鄢不得不懷恨繞道而去。此兩事“更為人所不敢為者”，百姓為之拍手稱快，一時傳為佳話。
海瑞一心為民除弊興利，而他自己卻清苦自持，衣服破舊單薄；為母親做壽，隻買肉二斤，別無他物。淳安百姓頌之曰“愛民如子，視錢如仇。”海瑞去縣之日，人人放聲痛哭，“如喪父母”。
嘉靖四十一年（52）五月初，朝廷以海瑞在淳安政績卓著，擢浙江嘉興府通判。由於他在淳安得罪過鄢懋卿，這時鄢便嗾使其黨羽袁淳上疏彈劾他，海瑞遂被取消任命。不久，嚴嵩敗落，鄢、袁相繼去官，海瑞乃調任江西贛州府興國縣知縣。
四十二年（53）春到任。興國地薄民窮，時弊亦在浮糧，“歲征不滿什之伍”。“虛糧不能貱，重役不能供”，以故“逃絕戶極多”。針對當地的實際情況，海瑞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製定《興國八議》，厘清宿弊，發展生產。“八議”之要者有五一曰屯田，恢複明初撥軍下屯、軍民各有定分之法，清退軍隊由侵吞民田而來之“餘田”，“以補民田之虛貱”，使“下之小民無軍人之擾，上之屯糧無虧欠之累”。二曰地利，招民開墾“無主山地荒田”，使地盡其利，而民無遊食之人。三曰均賦役，此為“八議”之急務，重點是清丈土地，稽查丁糧虛實、人戶富貧，按實征發。四曰招撫逃民，蠲除虛糧重役，招民複業，“三年後實有收成，依例報稅，收成稀少《興革條例》，《海瑞集》上冊，第49頁。
2《淳安縣政事序》，《海瑞集》上冊，第37頁。
3《興革條例》，《海瑞集》上冊，第73頁。
則聽之”。五曰革冗員，凡軍政各衙門一切人浮於事者，皆裁革之。“八議”上南贛巡撫吳百朋，次第施行，官吏“畏法聽令”，“民間用度十分中減去三四”2。任興國知縣一年有餘，因功被薦，應召入京。母謝氏畏北國嚴寒，留居興國。
以上見《興國八議》，《海瑞集》上冊，第202—209頁。
2《申軍門吳堯山便宜五事文》，《海瑞集》上冊，第20—2頁。
第四節冒死上疏，抨擊皇帝嘉靖四十三年（54）十月，海瑞升為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嘉靖皇帝自中年以後，崇信道教，一意修仙，侈興土木，勞民傷財；剛愎自用，喜歡阿諛奉迎，拒絕廷臣勸諫，以致國事日非，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四十四年十月，海瑞憤時政闕失，為維護封建皇朝的久安長治，列舉事實，犯顏直諫。上疏嚴厲抨擊嘉靖皇帝，名曰《治安疏》。因該疏主旨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故又稱為《直言天下第一疏》。這就是當時震驚朝野、後人所說的“海瑞罵皇帝”。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響較大的有兩件事，此為其一。該疏謂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為不稱。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京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遙興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斯也，而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情之偏也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複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麵為順，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為陛下一言之。此疏一出，海瑞“直聲震天下。上自九天，下及薄海內外，無不知有海主事也”2。海瑞自度此疏呈上，必觸怒皇帝，獲罪而死。因此買好棺材，告別妻子，遣散僮仆，托人料理後事，毫無懼色，從容赴朝，席櫜待罪，“真是錚錚一漢子”。果然不出海瑞所料，皇帝大為震怒，將該疏擲之於地，命令左右趕快把海瑞抓起來，不要讓他逃跑了。宦官黃錦說海瑞素有癡名，聽說上疏時自知必死，已安排好後事，在朝聽候處置。皇帝默然。少頃，複取疏覽之，若有所動，遂將其留在宮中者數月。至次年二月，皇帝餘怒未消，還是以“罵主毀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逮捕海瑞，杖六十，拋入錦衣衛獄，後轉刑部獄。戶部司務何以尚疏請釋放海瑞，皇帝命錦衣衛杖之百，亦錮之詔獄，晝夜榜訊。
同年十二月，世宗病逝，第三子朱載垕繼位，是為穆宗。次年改元隆慶，頒布遺詔，大赦天下，海瑞、何以尚同時獲釋。海瑞複官戶部主事。不久，改為兵部武庫司主事。隆慶元年（57）二月，升為尚寶司丞。海瑞上疏請求歸家養母，不予允準。四月，擢大理寺右侍丞。時內閣首輔徐階與高拱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高拱欲奪徐階之權，指使門生、廣東道試監察禦史齊康《治安疏》，《海瑞集》上冊，第27—22頁。
2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88頁。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傳》。
奏劾徐階。海瑞上疏徐階，說徐階為首相，“天下駸駸然有向治之漸”，而且“不招權，不納賄”；高拱為人“狡且凶”，才不足任；齊康捏架無影虛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請罷斥高拱，重治齊康2。結果九卿科道合疏挽留徐階，齊康被謫遠出，高拱落職回家閑住。為此，高拱心裏痛恨海瑞。是年冬，海瑞改調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次年二月初至南京任上。七月，徐階致仕還鄉，次輔李春芳為內閣首輔。隆慶三年春，海瑞遷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晉升都察院右僉都禦史、總督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十府3，遂離開京師，啟程南下，出任江南巡撫。這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響較大的另一件事。
2《乞治黨邪言官疏》，《海瑞集》上冊，第22—227頁。
3時應天巡撫駐蘇州，轄地包括應天、蘇州、鬆江、鎮江、常州、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安慶等府和廣德州，兼理杭州、嘉興、湖州三府稅糧。
第五節巡撫江南，挫抑豪強應天十府是明代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方，是明皇朝經濟重心之所在，但又是曆來素號“繁劇難治”之區。為了鞏固明皇朝在江南的統治地位，海瑞遵照朝廷的法令與條例，根據江南的具體特點，並參照他在南平、淳安、興國的施政經驗，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竭盡心力，一意挫豪強，撫窮弱，做了不少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的事情。擇其大要，有三一曰整飭吏治。自明初以來，江南地區不法官吏往往與當地豪紳大戶串通一氣，貪贓枉法，敲榨勒索，謀財害命，成為地方百姓的一大禍害。據此，海瑞先後頒布《督撫條約》、《續行條約冊式》、《考語冊式》等，斥黜貪墨，搏擊豪強，矯革浮**，厘正宿弊。具體有禁迎送、禁請托、禁請客送禮、禁苛派銀糧包攬侵欺、禁假公濟私、禁苛派差役、禁官吏敷衍塞責、禁私役民壯、禁濫取民財民物、禁差遣人役騷擾鄉裏、禁官吏奸利侵吞、禁賄賂書吏、正軍法、革募兵、定撫按出使車馬，等等。嚴令各府、州、縣大小官吏“一體遵奉施行，俱毋違錯”。令既下，“郡邑吏凜凜競飭，若非往日人。賕者則望風解印綬去，權豪勢宦，斂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
二曰勒令退田。應天十府州強宗巨室數多，土地高度集中，是造成當地階級矛盾尖銳的重要原因。嘉靖以來，兼並之風更為盛行，各地鄉官豪紳無不采取各種卑劣手段大肆掠奪田產。其中比較普通的一種形式是通過“投獻”侵占農民的土地。由於該地賦繁役重，“每一役出，輒破數大家。以故富者輒籍其產於士大夫，寧以身為傭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獻”。至於其他小民之田產，為奸民籍而獻諸勢要歸其所有者，更是“不知凡幾矣”2。鬆江府華亭縣，“鄉官田宅之多，奴仆之眾，小民詈怨而恨，二京十二省無有也”3。其餘府縣亦大都如此。江南鄉官的代表人物徐階家所擁有的二十多萬畝（一說四十萬畝）土地，有相當一部分就是通過所謂“投獻”奪來的。在海瑞巡視各地之時，控告縉紳豪強侵漁白奪小民田產者不計其數，僅鬆江一地即有“告鄉官奪產者幾萬人”4。對此，海瑞十分氣憤，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適當調整土地關係，使鄉官豪紳“百年後得安靜”，維護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他堅決勒令受獻者必須如數退還白奪之田，或者允許被獻者贖回。對勢力最大的徐階也不例外。此令一下，四方震動。貧苦農民熱烈擁護；而豪強縉紳則恨之入骨，謗議紛起，伺機報複。由於官紳勢力的反抗和抵製，遂使這項改革半途而廢。
三曰興修水利。江南河流眾多，湖泊交錯。境內吳淞江水道，尤為“國計所關”，縱貫蘇、鬆兩府，穿越吳縣、吳江、昆山、青浦、嘉定五縣。由於長期失修，淤積不通。屢議疏浚，迄無成效。民有謠曰“惟是海龍王始得開耳。”河道涸塞為陸，使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海瑞巡撫江南時，恰遇暴雨不斷，吳淞江泛濫成災，廣大農民衣食無著，紛紛背井離鄉。海瑞通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40頁。
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0頁。
2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鄉官虐民之害》。
3《被論自陳不職疏》，《海瑞集》上冊，第237頁。
4《被論自陳不職疏》，《海瑞集》上冊，第237頁。
過民間私訪和實地勘量河道，提出用“以工代賑”（即按工給銀、救濟饑民）的辦法，一麵賑濟救災，一麵修複水利。隆慶四年正月初三日，召集饑民正式動工修吳淞江，至二月二十日告成，全長八十餘裏。又以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為缺事，難免水患”，於二月初九日集眾興工開挑白茆河，至三月底完工。總計救濟饑民數十萬人，而用銀不過五、六萬兩。且所用錢糧，皆為曆年導河夫銀、巡撫衙門贓罰銀以及部分義捐的“賑濟穀”。“不取之民，不捐之官”。官“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2。海瑞還勸民在吳淞江旁墾田四十萬畝。兩河開通，不僅太湖之水直入於海，濱海諸渠皆得以引流灌溉，而且旱澇有備，水患可除。“吳民永賴，樂利無窮。公之開河之功，創三吳所未有也”3。就是當地竭力反對海瑞的官紳們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功勞。說“隆慶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農，即開吳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擔當，安得了此一大事哉。”又雲開河費用之省，皆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嚴也”4。根除水患，是海瑞在應天巡撫位上最有成效的政績。
此外，針對江南官戶多、優免戶多，轉嫁賦役十分嚴重的現象，海瑞在推行“一條鞭法”時，尤其注意均平賦役，製定《錢糧冊式》、《均徭冊式》，減輕農民負擔。同時，認真嚴治刁訟，平反冤獄。時人評曰海瑞撫江南九閱月，“而天下財賦之原，肅然一清”。
海瑞巡撫期間實行的雖然隻是局部的改革，但已經觸犯了江南官紳的利益，因此遭到他們大肆攻擊和極力反對，紛紛指責他“第一不知體”、“不識時務”、“不近人情”、“管閑事”，甚至投匿名信，進行威脅。不僅如此，他們還和朝廷內部的一些人上下勾結，“共思逐公自便”2，千方百計要把海瑞趕走，以便改變他所實行的政策。
隆慶四年（570）正月，正當海瑞領導大批饑民破土修浚吳淞江，江南“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3的時候，刑科給事中舒化首先發難，上疏指責海瑞在巡撫任上“迂滯不諳事體”，所立條例“非人情”、“出尋常之外”、“創新奇之法”，提出隻宜與兩京清秩處之，而不可重用。穆宗沒有同意，仍“留撫地方如故”4。接著吏科給事中、嘉興人戴鳳翔受徐階指使，劾論海瑞“不諳吏事”，“庇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不可一日居地方”5。海瑞向來以剛為主，挺立於世，對於戴鳳翔之流的無恥攻擊，他針鋒相對上疏辯明，用大量的事實予以駁斥。指出戴鳳翔疏中所言，“無一字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純屬“誣妄”，“逞己邪思，點汙善類，不為“報《開白茆河疏》，《海瑞集》上冊，第233頁。
2《開吳淞江疏》，《海瑞集》上冊，第232頁。
3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9頁。
4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十四。
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7頁。
2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5頁。
3李贄《太子少保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47頁。
4《明穆宗實錄》卷四一，隆慶四年正月壬午條。
5參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92頁；《明穆宗實錄》卷四二，隆慶四年二月癸亥條。
國”，而以“行私”。
此時，與海瑞有夙怨的高拱東山再起，以吏部尚書入閣柄政，從而給海瑞的前途蒙上了一層重重的陰影。吏部見到戴鳳翔的奏疏以後，以海瑞“誌大才疏”為由，罷其應天巡撫的職務。消息傳出，江南小民“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2。隆慶四年二月十五日，改為以原官總督南京糧儲。當海瑞將赴南京糧儲之際，高拱又從中作梗。三月二十五日，穆宗詔令裁革南京糧儲都禦史，以其事歸南京戶部侍郎兼管。海瑞被迫上《告養病疏》，明確表示堅持自己的主張，並提出希望，曰“臣二經論劾，眾口呶呶，臣尚執己為是，臣實見得是也”；“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為，竭盡心力，一皆采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所敕新任撫臣，勿以臣受謗而輕改臣事”。同時，懇乞“賜臣回籍，永終田裏”3。上允其請。四月，海瑞離開南京回瓊山老家。他自四十歲跨入仕途，至此十有七年。俸祿所餘，僅置居第一區，值一百二十金；租田十畝，其他皆無所增益。其清苦如此，在當時的官僚中是罕見的。
暗夜武者帖吧以上見《被論自陳不職疏》，《海瑞集》下冊，第237—240頁。
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7頁。
2《明史》卷二二六《海瑞傳》。
3見《海瑞集》上冊，第24—242頁。
第六節退居林下，關心國事海瑞罷歸山林，但並沒有消沉下去，心裏依然關心國事。在田裏閑居的十多年間，尤以吏治為急。經常為地方府縣官員指點政令得失，痛斥貪官汙吏，每一次都是“侃侃條陳，毫無忌諱，恥為麵諛，罔及其私”4。他向瓊州分巡道提出清丈土地、平均賦役的方針辦法，親自草擬條例，繪製圖樣。有一個書吏出於敬慕之心少計海瑞家一畝八分地，他發現後立即予以糾正。上書兩廣軍門，嚴斥官軍無能，以致倭寇猖獗，地方遭殘，提出禦倭剿倭的策略。隆慶五年，史際升任浙江布政司參政，他先後兩次去信詳陳地方安危和自己在淳安的施政經驗。
隆慶六年五月，穆宗卒。六月，年僅十歲的皇太子朱翊鈞繼位，是為神宗，次年改元萬曆。同月，宦官馮保以兩宮懿旨將高拱逐出都門，張居正與馮保相結，出任內閣首輔。居正當國，“憚公（即海瑞）剛直”。萬曆元年（573）正月十一日，吏科都給事中雒遵上疏推薦海瑞，吏部謂“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鯁之節，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隻宜坐鎮雅俗，不當重煩民事”，拒絕起用。
萬曆元年二月，為京師會試之期。張居正以子托會試總裁、大學士呂調陽，一時物議悠悠。海瑞聞之，立即上書呂調陽，曰“今年春公當會試天下士，諒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嶽（按即張居正），太嶽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幹公也。惟公諒之。”2時，神宗登極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則因這事得罪了張居正而不得出山。萬曆五年，張居正以父憂起複，朝廷內外更加議論紛紛，江南寧國人吳仕期出於義憤，暗中用海瑞的名義，擬疏指責張居正父死“奪情”，不遵製回籍守孝，是貪圖祿位、不行孝道、不忠不義，並私擬罷張居正、召海瑞為相的聖旨。爾後，吳中好事者又進一步將吳仕期所擬的“奏疏”和“聖旨”合刻刊行，廣為傳布。江南人見之，信以為真，舉手相慶，謂“朝廷以安車征海公相矣”。此事本與海瑞毫無關係，張居正聞之則大為震怒，不但興大獄，株連無辜，而且特地派禦史渡海到瓊山探察海瑞的行跡。海瑞居於京城萬裏之外的深山老林，消息不通，對張居正父死奪情、吳仕期偽造奏疏之事，確實一無所知，他不卑不亢，以實相告。禦史沒有抓到任何把柄，空手而回。可是，張居正並沒有因為無隙可尋，就此罷休，而是憑借手中的權力，百般阻撓，拒不起用海瑞。
4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94頁。
《明神宗實錄》卷九，萬曆元年正月戊戌條。
2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93頁。
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70頁。
第七節任勞任怨，一生清貧萬曆十年（582）六月，張居正逝世，張四維、申時行相繼為內閣首輔。萬曆十三年正月十日，七十二高齡的海瑞，因眾望所歸，被起複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禦史。二月十一日，詔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為正三品。這時海瑞已經過了七十致仕之年。聞其複起，眾人多舉手加額，亦有勸其辭退者。海瑞思慮再三，最後在“主上有特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2的“忠君報國”思想的驅使下，於二月二十八日“欣然離家”，渡海北上，結束了整整十六年的閑居生活。
五月十二日，趕到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因吏部尚書丘橓未曾赴任，由他主持部事。海瑞留心吏治，至老不倦。一上任就以當年的作風，洞察時弊，首先抓住五城兵馬司擾民問題，頒布《禁革積弊告示》，嚴禁侵用裏甲，攤派物品，勒索錢銀。指出“以五城之人，當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裏甲，朝廷曆曆明禁今後如有部議之外，仍前票擾者，雖小費一分一文不及先日萬分之一，亦不姑恕”。萬曆十四年二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禦史，以“民困火甲，所從來遠”，旋禁旋廢，令而不行，特製定《夫差冊》，均徭役，蘇民困。是冊，“上考法度，下酌人情”，應存應革，一一明文規定。“有冊外取一物一夫者，先執其將票之人，參奏候旨。兵馬司暗地奉行，地方總甲私為科派，一同處治”。部院科道官亦要互相監督糾正，不得官官相護2。同月，懇乞致仕。又上《一日治安要機疏》，謂“今日貪墨為奸，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於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部閣大臣，乃歸本於君身”3。並主張恢複明太祖“枉法八十貫絞之”律令和“剝皮法”等重刑，嚴懲貪官汙吏。
《一日治安要機疏》一出，同樣遭到反對派的責難。三月六日，山東道監察禦史梅鶤祚上疏曰海瑞言“今日刑輕，而侈談高皇帝剝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創聞此不祥之語，豈引君當道誌於仁者哉”4。四月，向以“淩士納賄”、“貪汙狼籍”聞名的南直隸提學禦史房寰，采取“以攻為守”、“先發製人”的伎倆，也操著梅鶤祚的腔調，疏劾海瑞“蒞官無善狀”，主張恢複國初重典是“妄引剝皮囊草之刑，啟皇上好殺之心”。七月二十二日，吏部辦事進士江南人顧允成、諸壽賢和湖北人彭遵古聯名上疏，為海瑞辯誣，認為他是“當朝偉人”，房寰是“不識廉恥二字”的偽君子，並揭露房寰欺君罔上的六大罪行。神宗降旨，一方麵責斥房寰所論“不當”，另一方麵又嚴責顧允成等三進士尚未授官便出位言事，“是何事體？好生輕肆！姑各革去冠帶，退回原籍。且令各衙門堂上官約束辦事進士，不許妄言瀆擾”2。海瑞見正義不得伸張，奸貪之徒姑縱不治，振風肅紀毫無希望，遂連續2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42頁。
見《海瑞集》上冊，第288頁。
2《海瑞集》上冊，第29頁。
3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7頁。
4《明神宗實錄》卷一七二，萬曆十四年三月辛醜條。
詳《三進士申救疏》，《海瑞集》下冊，第25—30頁。
2《明神宗實錄》卷一七六，萬曆十四年條七月乙卯條。
上疏，乞歸田裏。謂“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時節，況天下事隻如此而已，不去何為”3。至萬曆十五年（587）九月，疏凡七上，皆不允歸。入秋，病情漸重，又不服藥。萬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587年月5日），卒於南京都察院右都禦史任上。享年七十四歲，無子。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海瑞極力把“忠君”與“愛民”調和、統一起來，由此形成他的矛盾性格，並招致統治階級中勢力的攻擊和迫害。他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約己”、任勞任怨，一生清貧。至死仍“無一語及身後事”4。他身為都察院都禦史，官秩正二品，可稱得上是個有名的大官。然而，作古之時，僉都禦史王用汲入視，室中惟有葛幃敝籝，俸金十餘兩（另說一百五十兩），舊袍數件，其清貧苦境，為寒士所不堪。王用汲見狀，不禁泣下，率同列捐金治棺。百姓聞之，奔走相告，扶服悲號，罷市數日，哭聲震天動地。及“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哭而奠者百裏不絕，家家繪像祭之”。史家的描寫，雖有溢美之詞，但大體上是符合實際的。
海瑞的著作，均已輯錄在《海瑞集》。
3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43頁。
4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43頁。
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00頁。
第二十六章明神宗第一節衝年即位明神宗朱翊鈞（53—20），是明穆宗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俱早亡。四子朱翊鏐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封潞王。朱翊鈞幼時的命運並不好，由於明世宗晚年迷信道教，“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不要說他沒有被立為皇太孫，就連他出生的消息，穆宗都不敢向世宗奏報，出生兩個月不敢剃頭發，甚至到了五歲還沒有起名字。直到隆慶元年（5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請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穆宗才為他賜名，叫翊鈞。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聖王製馭天下，猶如製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2。隆慶二年（58）三月十一日，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
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將來要治國治民，必須從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業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朱翊鈞雖然年幼，卻很懂得這個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為教官，輔導他讀書。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頗嚴。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禦講筵入，嚐令效講臣進講於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為盥麵，摯之登輦以出”。由於講官的盡心輔導，李太後的嚴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誇耀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隆慶六年（572）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終因縱欲過度，病入膏盲，病死於乾清宮。
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年僅十歲的朱翊鈞即皇帝位，改元萬曆，以翌年為萬曆元年。
明神宗即位時，擺在他麵前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朝綱，矯除積習”2。這個問題，以後變得更為激烈。穆宗彌留之際，授高拱、張居正等人為“顧命大臣”，囑咐他們和內外文武百官一起，“協心輔佐”年幼的皇太子。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衝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如今，先皇屍骨未寒，小皇帝看到的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景那些“顧命大臣”，不是“協心輔佐”，顧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生死，而是首先顧及自己，為了爭奪地位和權力，開始火並起來。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麵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麵對著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小皇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於慎行《穀山筆麈》卷二《紀述一》。
2談遷《國榷》卷六五。
《明史》卷一一四《孝定李太後傳》。
2《明史》卷二○《穆宗紀》。
第二節勵精圖治萬曆元年（573）到萬曆十年（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輝煌時期。在此期間，他用張居正為內閣首輔，大力張居正以整理賦役為中心的社會改革，從而換來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相對安定的局麵。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內閣首輔。高拱，“性直而傲”，“持論多偏”，說話隨便，常常為此得罪人。他與徐階有矛盾，在徐階謝政歸裏以後，高拱即“扼階不遺餘力”，為此又與張居正關係破裂，成為冤家對頭。高拱主閣，堅持反對宦官越權，為此觸犯了當時內廷的大紅人太監馮保。馮保遂與張居正內外串通起來，欲置高拱於死地。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後，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他不問高拱說此話的背景，是否屬實，即於隆慶六年（572）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後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神宗偏聽偏信，把六十一歲的老臣高拱一棍子打下去，顯然做得太過分。但從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與政界人物來看，他用張居正主閣，無疑是最佳選擇。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後，神宗將內廷的事務托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隆慶六年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後左門）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由於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所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神宗承業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
封建國家機器的運轉，歸根結底是一個用人問題。明神宗從一開始就注意“精核吏治”，把用人和皇權的強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且處處表現出他的鮮明個性和獨立見解，決不受製於人。當時對有些人事的處理，他與張居正並非沒有不同的看法。後來張居正的悲劇發生，正是這種君臣意見差異逐漸澱積下來的結果。
在讀書方麵，明神宗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製，舉日講，禦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眾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樣確實是不多見的。萬曆朝舉人沈德符記敘，神宗即位後，就按照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於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後少息片刻，複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內。隻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故十年之中，“聖學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禦極亦在幼衝，初不聞三楊諸公有此朝夕納誨，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今上早年勵精，真可隻千古矣”。明神宗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新政。《明神宗實錄》卷一○。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衝聖日講》。
這次改革，始於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後期政治、經濟關係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範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麵。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後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其間充滿著矛盾和鬥爭。就其實際效果而論，有的可取，有的失算。其結局，歸於失敗，以悲劇告終。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2其特點是改變國家機構的運作機製以內閣監控六科，六科監控部院，部院監控地方撫按，最後使“部權盡歸內閣”。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負責，把它們變為受內閣製約，聽從內閣指揮，實有悖於祖宗舊製，實質上是將一部分皇權轉移到內閣。這是張居正對明代官製的一次重大變革。其時，因為神宗年幼，對祖製還不十分明白，不曉得個中的利害關係。後來，他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學校為養士基地，“人才所係”。為了培養新的人才，萬曆二年（574）神宗命令吏部嚴格選用提學官。次年三月，張居正進呈《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提出選用提學官和整頓學校的十八條方案。神宗以為“深切時弊”，下詔命“各官著實遵行”，並大量裁減府、州、縣學的學生數。在明代，“科舉必由學校”。人口不斷增加，學校招生人數反而減少，不但與社會發展大勢背道而馳，對於那些追求功名利祿者更是當頭一棒。明神宗還根據張居正的建議，詔毀天下書院，迫害士人，實行文化。這些都是倒退行為，所以，一開始就遭到激烈反對，難以貫徹執行。張居正本人更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謂他“千慮一失，在汰郡縣諸生”2，成為後來慘敗的禍根之一。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這是萬曆初年整個社會改革的中心環節，也最有意義與成績。
清丈田畝，又稱“清丈田糧”，目的是為了糾正田製混亂。這是繼洪武朝之後進行的又一次全國性的土地大清丈。洪武朝那次大清丈，與“賦役黃冊”相配套，編造了“魚鱗圖冊”，為明代田賦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封建社會，土地自始至終是關係到農業能否發展、農村能否安定、農民能否生存的根本問題，也是農民與地主矛盾的根源。官豪勢要為了逃避田賦，並向農民榨取更多地租，不斷隱瞞土地，霸占土地，轉嫁賦稅。到了明中葉以後，“魚鱗圖冊”已麵目全非，賦役征派日益不均，國家賦稅收入越來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田畝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經濟改革一樣，這次清丈也是首先從東南沿海地區搞起來的。
萬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進行試點。中心問題是為了改變有田者不交納稅糧、無田者苦於賠納的怪現象，使田畝與稅糧掛鉤。由於明神宗態度明確，張居正指導得力，堅決排除阻力，試點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2《明神宗實錄》卷一九。
《明神宗實錄》卷三八。
2談遷《國榷》卷三九。
詳見《明神宗實錄》卷八一。關於這次丈量的始行時間，《國榷》等書記於萬曆五年。至萬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糧事竣”2。神宗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範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製定了八項規定，於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至萬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餘萬頃3。有些地方還重新編造了“魚鱗圖冊”。是明代田製與賦製的又一次綜合整治，成績顯著。缺點是有些地區為“求畝多”，不實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現新的“虛額”，加重小民負擔。
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出重頭戲。一條鞭，又稱“一條邊”、“條邊”、“一條編”、“條編”等。其視點是變通賦與役的征收方法。它和清丈田畝一樣，也是在嘉靖、隆慶以來各地逐步試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明神宗的功勞，是把它推廣到全國，實現了中國古代賦役史上一次偉大的變革，為實行貨幣地租創造了條件。
自唐代楊炎作兩稅法以來，一直是實行賦與役分開。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量，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並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其基本精神與特點是把賦與役合並，簡化征收手續，擴大了折色範圍，改變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展變化的反映。
萬曆九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標誌著整個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這一年又巧逢張居正入內閣十五年。明神宗為了表彰他為國振興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賜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寫敕獎諭，蔭一子為尚寶司丞。太傅與太師、太保，並稱三公，其尊崇僅次於太師，非一般大臣所能享有。這是對張居正的特殊恩寵，也是對他的改革的充分肯定。
張居正直接策劃、設計、指導的這場改革，是“振百年因循之弊”的一次重大變革，雖然成績不少，但是阻力也很大，“豪猾率怨居正”，從一開始就承受著極其沉重的壓力，屢遭攻擊，各項改革措施不久就變了形，“規製頓紊，不能盡遵”。明神宗本人為了“垂戒威權震主”，也很快反過來扼殺這場頗有生氣的改革，自毀新政。
2見《明神宗實錄》卷一○四。
3據《明神宗實錄》卷一一一、一一六、一一九至一二二、一二六至一三一。《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第三節自毀改革成果從萬曆十年（582）初開始，張居正病倒在床，明神宗頻頻遣使慰問、賜物。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張居正已危在旦夕。明神宗以論遼東戰功，進他為太師，蔭一子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文臣沒有生前加三公的，隻有死後才能贈給。在明代，一人而獨享三公之殊榮者，唯有張居正也。在此之前，明神宗還多次說過不僅要破例賞賜張居正，而且要特殊優待他的子子孫孫。六月二十日，張居正與世長辭，終年五十八歲。一代名相謝世，皇上悲痛，下令輟朝一日，舉國哀悼，賜祭九壇，禮視國公兼師傅，贈上柱國，諡文忠。明代身後得贈上柱國者，隻有洪武朝武臣江陰侯吳良、永樂朝僧人太子少師姚廣孝和張居正三人。
張居正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史上偉大的政治家，是因為他在萬曆初年置生死於度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為了富國強兵，進行政治經濟改革。他業績炳然，他的名字也可以說是當時“改革”的代名詞。對此，國人有定論，明神宗更清楚如果沒有張居正，就沒有他的新政，沒有那時“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榮氣象。然而，他終歸是一個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共有的思想特征和心理狀態，是喜怒無常，翻臉不認人，一切以實用為標準。神宗也是這樣一個皇帝。他長大以後，越發感覺到張居正處處攬大權。為了防止今後再發生這種現象，張居正一死，他馬上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於是生前“忠貞不貳”的“元輔張先生”，死後反而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
明神宗心裏明白，張居正在世時，他是如何重用張居正，並許下了多少諾言。而今要實現這個轉變，必須尋找時機，找到借口，不能平白無故地說張居正是壞人。而且要有計劃，有步驟。問題是從哪裏下手？
明神宗素以“貪財好貨”聞名。當時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鏐即將結婚，需要一大筆開支。其母李氏為兒子的婚費焦急，多次催促神宗趕緊籌辦。神宗舍不得動用內府的豐富積蓄，又顧慮大臣再批評他天天隨意挪用國庫的錢，正巧，這時有一個名叫張誠的貼身太監向他秘密奏報，說經過長期暗中偵查，張居正和馮保“寶藏逾天府”。神宗一聽，怦然“心動”，而且懷疑張居正積蓄多於馮保。加上馮、張二人以前對他約束太嚴，使他時存反感，及漸長而“心厭之”。於是就不管什麽馮“大伴”和“元輔張先生”，也不顧不是“謀反、叛逆與奸黨”不可抄家的祖宗法律了2。經過權衡利害得失，決定先拿馮保開刀。
萬曆十年十二月，以“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免去東廠提督，押到南京軟禁，抄家沒產，神宗得到金銀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無算。
當時，馮保和張居正是互為依存，生死與共，誰也離不開誰。馮保垮台，張居正必在劫難逃。由於張居正生前是內閣首輔，又是太傅、太師，影響很大，所以在做法上有些不同。先大造輿論，形成“舉朝爭索其罪”的強大聲勢，將張居正重用的人統統罷去，同時為從前反對張居正的人一一恢複名譽或官職。然後再步步升級，徹底搞臭。萬曆十一年三月，詔奪上柱國、太師《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2《明史》卷一九三《翟鑾傳》。
兼太子太師。八月，複奪“文忠”諡號。萬曆十二年四月，遼王憲■次妃王氏狀告張居正強占遼王莊田和金寶萬計。遂以侵盜王府資產罪，命抄張氏在京與江陵老家財產，總計得銀十多萬兩、黃金數萬。八月十三日，詔削張居正官秩，奪所賜璽書、四代誥命，公布罪狀，曰“張居正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箝製言官，蔽塞聖聰。私廢遼王。假丈量田土，**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破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子張順、張書，都著永遠戍邊。”自此開始，“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張居正其人其事，成為禁區，誰也不得議論。張居正當然有不少過錯，但他所從事的改革事業是進步的。明神宗不問青紅皂白，一概加以否定，用心甚毒，卻也因此走向了反麵。這道詔令，是他自毀新政，全麵扼殺他與張居正共同進行的改革成果的自白書，也是他本人由勤變懶、全麵廢棄勵精圖治的標誌。從此以後，明神宗已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皇上怠荒，朝綱必壞，各種社會弊端開始全麵複辟，地方秩序由相對穩定而走向混亂。
從萬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起，明神宗一麵搞臭張居正，一麵以“病”
為借口，不親郊廟，不見廷臣。內治不修，上梁不正下梁歪。繼張居正為首輔的張四維，“及代柄，務傾江陵以自見，盡反其所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複之”。而後主閣者申時行等人，“亦踵其故智，使紀綱陵遲，侵漁日恣，吏貪而民玩，將惰而兵驕，國儲動蕩”2。萬曆十三年正月，四川建武所兵變。萬曆十四年十月，禮部主事盧洪春奏曰明神宗“日夜縱飲作樂”。從同年起，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十五年十一月，湖廣鄖陽發生兵變。
萬曆十六年八月，明神宗不顧南北各地大饑荒，為身後之計，大肆揮霍，加緊修建“壽宮”。十七年正月，太湖、宿鬆地方爆發農民起義，饑民數萬聞風響應。三月，雲南永昌衛士兵暴動。四月，廣東白蓮教起義。至同年十二月底，太倉外庫銀隻剩下三十一萬餘兩，“利孔已盡，無複可開”。初年改革的積蓄，用得近乎精光。
這一年，明神宗因為有人批評他唯好酒色財貨，暴跳如雷，大怒不止，從此章奏留中不發。
萬曆十八年二月，再罷日講，“自後講筵遂永絕”。缺官嚴重而不補，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萬曆十九年十月，京營武官鬧事，直衝入長安門。舉朝驚駭，人心不安。是時，明神宗也不得不承認這樣嚴峻的現實“近年以來，人各有心，眾思為政以致國是紛紛，朝綱陵替，大臣解體，爭欲乞身，國無其人，誰與共理。內治不舉，外患漸生，四夷交侵。”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訓，反而越走越遠，繼續大逞酒色之樂。萬曆二十年正月，禦史馮從吾奏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禦，章奏不發，而“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內治不舉，外患漸生”。同年二月，寧夏致仕副總兵官啺萜鴇反叛；五月，日本6侵朝戰爭；其時西南又5播州楊應龍之亂c魃褡詒黃攘罹三路出征，史稱“萬曆三大征”n髡鼇6征20險鰨曆時十餘年，喪師《明神宗實錄》卷一五二、黚r />
2以上見談遷《國榷》卷七二。
《明神宗實錄》卷二三八。
數十萬，耗銀千萬兩；兵連禍結，國庫空虛，百姓遭難。明神宗本人至此也徹底完成了由勤變懶的過程，昔日“少年天子”的氣派與風采，已經不複存在。代之而來的是，成年累月深居九重，一味發脾氣整人、嗜酒、戀色、貪財。
第四節三十年晏處深宮在“三大征”尚未結束的時候，萬曆二十四年（59）三月，乾清、坤寧二宮被火化為灰燼。“隻知愛錢”的明神宗，乘機以“修建宮殿”為名，從同年六月起，陸續派出大批太監為礦監、稅使，到各地“開礦榷稅”，大肆搜括錢財，迫害官民無數。明朝曆史上著名的為時近二十年的“礦稅使之禍”，從此開始。這也是他在位期間曆時最久、為禍最烈的弊政。
明代朝廷差官“開礦”，始於明初洪武；遣使“榷稅”，在中葉時亦已有之，皆因得不償失，後多廢止。這次神宗“患內廷匱乏”，擔心因“三大征”耗費數多而影響皇室的高消費，不顧臣民的一再反對，硬幹下去，勁頭大得很。凡有關“開礦榷稅”之事，有求必應，“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日不下”。至萬曆三十三年為止，解進內府的銀子約為五百餘萬兩，被礦稅使等私吞者尤多，“大約以十分為率，入於內帑者一，克於中使者二，瓜分於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其實這些銀兩，並非開礦、征稅所得，不開礦也征銀，不經商亦征稅，“礦不必穴”，“稅不必商”，都是公開掠奪而來的。因此遭到各階層的強烈反抗，紛紛暴動、起義，時稱“市民運動”、“市民風潮”或“城市民變”。
派礦稅使四出，是明神宗貪財思想的一次集中大暴露。關於他的貪財，事例極多。遠在抄張居正家產時，有大臣批評他“重貨而輕人”。就連最起勁幫他大反張居正的禦史李植也說“皇上稱我為兒子。每次看到抄得金銀寶玩，必是喜歡。”在派礦稅使之前，吏科給事中李沂因批評他貪財，而被削籍回裏。稍後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冒死寫了一篇《四箴疏》，說他患的是“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病2。不久，又有人說他平日“好逸”、“好疑”、“好勝”、“好貨”3。在礦稅使橫行之日，萬曆三十二年正月，內閣首輔沈一貫奏曰“皇上視財太重，視人太輕；取財太詳，任人太略。”4直到他去世前一年，還有人說他是“唯賄是聞”5。
“開礦榷稅”，鬧了近二十年方告結束。史載“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自閣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十之二。天下方麵大吏，去秋至今（即萬曆三十九年），未嚐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上下隔絕，而“延臣部黨勢漸成”。
“陛下萬事不理”，此話一針見血，說得何等尖銳、深刻、準確。由於明神宗晏處深宮，不補缺官，早在萬曆三十年南北兩京已缺尚書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國缺巡撫三人，布政監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礦稅諸使》。
《明神宗實錄》卷一六○。
2《明史》卷二三四《雒於仁傳》。
3《明史》卷二三五（張養蒙傳》。
4《國榷》卷七九。
5《明神宗實錄》卷五八○。
《明史》卷二四○《葉向高傳》。
人7。不僅“曹署皆空”，而且自萬曆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紛紛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許多辦事機構陷於癱瘓狀態，政務荒廢。至於“延臣部黨”，問題尤其嚴重。廷臣部黨，就是延臣分門立戶，結黨相爭。結黨，又稱“植黨”、“朋黨”。萬曆朝廷臣黨爭，從一開始就存在。先是以“閣部之爭”為主要形式。後來顧憲成等人在無錫東林書院聚眾講學、議論朝政，形成一股反對派勢力，人稱“東林黨”。於是，宣、昆、齊、浙、楚諸黨互為犄角，專以攻擊“東林”為能事，“東林黨議”由此始。《明史·選舉誌》雲弘、正、嘉、隆間，士大夫廉恥自重，迨萬曆時“黨局既成，互相報複，至國亡乃已”。經過萬曆三十九年京官考察，東林黨人已被排斥殆盡，所剩無幾，後來便被一網打盡。
在東林黨議無休無止之時，由於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於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爭。福王之國洛陽剛剛過了一年，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曆史上著名的梃擊太子東宮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它是明末宮廷三大案（梃擊、紅丸、移宮）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闖入宮廷，這類事在明代多有發生，光是萬曆朝就有好幾次，結果都是不了了之。對這次“梃擊案”，當時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以為張差是一個瘋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種則認為張差非瘋子，是明神宗愛妃鄭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陰謀活動。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誓，自明無他。明神宗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並命“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隻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並特地為此於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將此案草草收場。
就在明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東北遼東“後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向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爭爆發。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後金”
政權正式建國，終於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
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隨之每況愈下。尤其是經過東征援朝戰爭和礦稅使高淮亂遼以後，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萬曆四十七年三月，薩爾滸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戰爭每年約需銀四百餘萬兩2，明神宗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於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萬曆四十八年（20）三月，明神宗因長期酒色無節，加上遼東慘敗，國事困擾，終於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後一口氣，終年五十八歲。二十二日發喪，二十三日頒布遺詔，命皇太子嗣位。九月初十7《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傳》。
《明神宗實錄》卷五三二。這一年禦史翟風翀疏曰“上不見廷臣，又二十五年矣。”2《明光宗實錄》卷四。
日尊諡曰顯皇帝，廟號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於三十多年前精心修建的“壽宮”，名曰定陵。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他即位於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終於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當時，正是整個世界處於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中國封建社會也已經發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產關係開始萌芽，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也同樣處於由古代社會向著近代社會轉型的劇變前夜。在這個曆史的大變動中，由於幾千年中國封建製度的頑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財貨的心理病態，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裏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曆史進程。“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第二十七章張居正第一節厚望所寄張居正（525—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
少年時代“穎敏絕倫”，被譽為“神童”。十三歲時，他寫過一首《題竹》詩“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鳳毛叢徑節，隻上盡頭竿。”反映了他的抱負不同凡響。
大人物的不同凡響，往往托之以夢。據說張居正誕生的前夕，他的大父東湖公（祖父張鎮）夢見“大水驟至，流溢庭下。大父大驚，問奴屬所以來。奴屬口對狀，言水自張少保純地中流出者。是夜會懷葛公（曾祖父張誠）亦夢有月墜水甕中，流光發色，化為白龜浮水上”2。結果，張誠為他的曾孫起了個諧音的名字，叫白圭。
嘉靖十五年（53），張居正參加荊州府的考試。“時大司徒李士翱為郡太守。先一夕夢上帝剖符封識玉璽，令授一童子。明日進所取士庭下，太師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師升階，目攝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太師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為帝者師，餘得聞命天皇上帝矣。”結果，神童易名居正。不但如此，李士翱還竭力向省裏來的督學稱讚張居正，使他名揚全省。
張居正“頎麵秀眉目，髯長至腹”2。這是他成年時的形象，使人過目難忘。“上（神宗）在東宮嚐晝寢，夢一美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上寤，異之。以問內侍，內侍對曰‘殿下他日當有太平宰相如其人。’及見太師平台，長身玉立，髭髯修美。上記憶夢中事，語內侍曰‘此即夢中所見者乎？’”3這些不尋常的夢兆，即使全是編造出來的，至少也顯示了這個人物的重要性。
嘉靖十六年（537），張居正至省城參加鄉試，湖廣巡撫顧璘認為大器當晚成，建議考官不予錄取，以便“老其才”。因而，直到嘉靖十九年（540），張居正才中舉人。顧璘對他當日的主張有些後悔，對張居正說“張生幸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仆誠不當以中人薄視吾子，退吾子三年作相。”4《張太嶽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984年版。
2《張太嶽文集》卷四七《太師張文忠公行實》。
《太師張文忠公行實》。
2《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3《太師張文忠公行實》。
4《太師張文忠公行實》。
第二節從翰林到內閣嘉靖二十六年（547），張居正中進士。從第一次參加鄉試，到會試中第，他曆經十年。而當選庶吉士，讀書中秘，使他再一次得到“老其才”的機會。他所重視的不是儒學經典和文字雕琢，而是史百家者言、國家典故和時務之切要者，遇人多所谘詢，這與“選也以詩文，用也以詩文”2的翰林院傳統不相合拍，很能反映張居正的旨趣。
嘉靖二十八年（549）解館，張居正授翰林院編修。在這一年，他上了一道很重要的奏疏，闡明對時政的看法“臣竊推今之事勢，血氣壅閼之病一而臃腫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為力矣。”3血氣壅閼之病是指世宗自壬寅宮變之後，久不見群臣百僚。臃腫痿痹五種病是宗室驕恣、庶官瘝曠、吏治因循、邊備未修、財用大匱。這篇《論時政疏》有兩千言，是張居正兩年來讀書中秘、觀察時政的成果。第二年發生的“庚戌之變”，證明“吏治因循”、“邊備未修”已到了何等危險的程度。
當然，一個小小的翰林編修的奏疏，不會引起皇帝的重視。但應當說，初入仕途，張居正所處的環境是不錯的。第一個賞識他的官僚李士翱已升至七卿，他雖然隻任職八個月就被免，卻先後任工、刑、戶三部尚書。嘉靖三十一年（552）入閣的大臣徐階對他也格外器重。在這種有利的環境中，他卻在嘉靖三十三年上疏請歸。據他的兒子張敬修說，是因為他“體故孱弱，又倦遊”的緣故。4張居正回到江陵老家，築三五椽小室，養一兩隻臒鶴，過起隱居生活，不但拒見賓客，而且謝摒親故。他“即田中辟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茆結廬，以偃息其中。時複周行阡陌間，與田父傭叟測土壤燥濕，較穜稑先後，占雲望寢，以知歲時之豐凶”。他看到農夫們“被風露，炙熇日，終歲仆仆，僅免於饑。歲小不登，即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嚐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成，黃雲被壟，歲時伏臘，野老歡呼，相與為一日之澤，則又欣然以喜，囂然以娛。雖無冀闕躬饁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詠歌欣戚，罔不在是”。這一段生活，使張居正對農民的生活艱辛有了深切的體會，對他以後推行改革政策有很大影響。
張居正說，他“先後山居者六年，有終焉之誌”2，因父親的反對，才不得不複出。
嘉靖三十九年（50），張居正複出。當時，首輔嚴嵩和次輔徐階的矛盾十分突出。因畏懼嚴嵩的權勢，與徐階相善者唯恐避匿不及，而張居正卻能在兩位權貴之間處之自如。不久，張居正升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後又經推薦以副總裁主持修《承天大誌》，他僅用了八個月的時間即脫稿。這件事給世宗以深刻的印象，故命他以右諭德侍裕王朱載垕講讀。不久，又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江陵柄政》。
2高拱《作養相才》，見《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二。
3《張太嶽文集》卷十五《論時政疏》。
4《太師張文忠公行實》。
《張太嶽文集》卷九《學農園紀》。
2《張太嶽文集》卷十七《先考觀瀾公行略》。
遷侍講學士，掌翰林院事。張居正同裕王以及裕邸中官的關係相當好，這是進入權力中心的重要一步。穆宗即位以後，張居正的職銜一年有四變先是升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接著升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讚機務，著入內閣；隆慶元年（57）四月，再升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隆慶二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如果從品秩來講，侍講學士是從五品，少保是從一品，這樣的升遷速度是驚人的。
第三節從普通閣臣到操縱內閣隆慶元年二月以前，內閣有四名成員徐階、李春芳、郭樸、高拱。到二月，又加入陳以勤、張居正。張居正雖排在第六，但他的威望卻重於其他閣臣。這不僅因為他“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更在於他“出一語輒中肯”。
隆慶二年（58）八月，張居正上著名的《陳六事疏》，集中反映了他治國思想的基本綱領。疏中陳述的第一事是“省議論”。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則“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他執政以後所以能廣用人材，推行變法，很得益於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第二事是“振紀綱”。張居正認為，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掛。順情與徇情、振作與操切不同。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欲之”，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徇情者，“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者，“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因此，“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提到的第三事是“重詔令”。他主張下於各部院大小事務，數日之內必須題覆；需要由撫按議處者，酌事情緩急，路途遠近，嚴令限期奏報。吏部據此考察官吏勤惰。第四事是“核名實”。他認為世不患無才而患無用之之道。所謂用之之道，就是要“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具體來說，“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嚴考課，審名實，和上麵提到的嚴令期限，以考勤惰，就是張居正後來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內容。第五事是“固邦本”。關於理財，他講到兩個問題一是指出財用日匱的根源，包括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製；豪強兼並，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等等。另一是要“慎選良吏，牧養小民”。他把守令分為三等守己端潔，實心愛民，與上考；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止與中考，這是核名實思想的具體體現；貪汙顯著，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第六事是“飭武備”。他認為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三者皆不足患，而患在無奮勵激發之誌，因循怠玩，苟且偷安。隻要“修舉實證，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麽，“不出五年，虜可圖矣”。這篇奏疏同嘉靖二十八年上的《論時政疏》的情況相比，張居正的治國思想更進了一步，不僅提出的問題更具體深入，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更切中要害了。他進入內閣以後，權力和地位發生了變化，特別強調“尊主權，一號令”。
這份奏疏上於八月。在前一個月，首輔徐階致仕。對於徐階，張居正一直很敬重，至於其他閣臣，他都沒有放在眼裏。次輔李春芳是張居正同科的狀元，比張居正早兩年入閣。徐階被論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張居正馬上回答“如此，庶保令名。”2可見他的狂傲。在徐階去職後不久，呈上《陳六事疏》，雖是一種巧合，但《張太嶽文集》卷三六《陳六事疏》。
2《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傳》。
是也可把它當作競爭首輔的綱領。
高拱再度上台後，盡心國事。他“為人有才氣，英銳勃發”3，辦事操切，又不跡常規，在吏治、籌邊、行政等方麵多所建樹。當時高拱以內閣兼領吏部事，責任重大。他“晨理閣事，午視部事”，十分勤勉。他認為吏部職在知人，但真要了解一個人、用其長處並非易事。當時官場士風頹敗，為官隻是獵取高崇，“權勢烜赫者則羨之，正色直言，謫貶蹭蹬者則輕之”4，全不以行為品德為準。因此造成官場“理不明，氣亦不振”，官吏以奔趨、巧媚為能事的局麵。對此，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嚴格的官員考察製度“授諸司以籍，使署賢否，誌爵裏姓氏”，每月匯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親自過目。到年終將冊籍全部匯總吏部，作為官吏黜陟的依據。天下大治，必須廣選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貢占七成，製科僅為三，但朝廷重製科而輕科貢，他以為“崇其三而棄其七”是失措之舉，應該進士、舉人並用，惟賢是視，量才錄用。但舉人就選，他又主張“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為州縣之長”，因為州縣之長是地方父母之官，責任艱重，必須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擔2。他又認為，國家必須廣蓄人才，到了要用時才去尋覓稱職的人，那是來不及的，於是提出備才之說“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為備。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3他還公開招賢，明令選司，“凡有所缺，悉揭諸門外，使眾見之”，各有司可以薦舉人選。過去吏部推升官吏，隻少數人事，十分隱秘，高拱盡反其道，說“堂有侍郎，司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他叫人抱牘至後堂，命人當眾揭牘，“即塚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4。對於被黜官員，高拱必親“告以故”，黜者“無不懾服”。當時馬政、鹽政被視為閑局，朝廷輕之，因而失人廢事，使“善政無聞”。高拱體察下情，知馬鹽二政官處遠方貧薄苦寒之地，自是艱辛，遂提議改本省廉謹有才者任之，並寬其交納之額。如遇優異，則超等擢用。其官重，馬、鹽二政當自修舉，利於國家。高拱還製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強考察人才、選拔人才的許多製度和措施，“開王親內轉之例，複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核於慎行《穀山筆麈》卷四《相鑒》。
2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3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4《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六。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2高拱《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疏》，《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一。
3《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五。
4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進官升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這些都得到穆宗的準旨，得以實施。於是使朝廷上下、各類官員中出現了人人激奮的新氣象。依照明朝舊例，內閣輔臣，“若兼領銓選，則為真宰相，犯高皇帝厲禁矣”，但高拱先以閣臣、後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雖犯忌有非議，但成績斐然，利在社稷。
隆慶年間北方蒙古韃靼俺答部依然不斷入擾，邊患成為朝廷沉重負擔。
作為內閣輔臣，高拱也將籌邊視為己任。嘉靖後期，徐階曾對嚴嵩秉權時造成的邊防潰敗有所匡補，選用了一批驍勇善戰的將才赴邊禦敵，又飭厲地方有司加強守備，與將校通力合作，但積重難返，一時邊防猶人力財力不足。高拱治宿弊，便首先把眼光放在邊防用將用人方麵。兵部曆來隻設侍郎二員，協理部事，由於公務繁忙，他們平時很少巡閱邊務。但一遇邊方總督缺員，他們倒要前去頂補。若抽身不出，還得請移他官。去者都不諳邊務，常使事倍而功半。於是高拱提議在兵部添設侍郎二員，主要巡閱邊務，了解下情，做到對邊方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都非常熟悉。這樣邊務有人專管，總督員缺，也可即刻往補。高拱認為“兵乃專門之學”，但現在兵部係統用員往往“不擇其人”，優秀官員將才又常常遷為他官，為此特請準兵部自己選將備才。他提出儲備本兵，當自兵部司屬始，邊將由兵部司屬往任。選得有智謀才力者，不得隨意他遷。侍郎、總督應經常對換，使他們熟悉彼此情況，一旦尚書員缺，即可頂任。這確是一項加強兵備的良策，頗得穆宗讚許，後來“邊方兵備督撫之選，皆於是取之”。高拱還訪得邊方之官，長年鎮守邊衛，“涉曆沙漠”，“出入鋒鏑”，可他們的俸資待遇和升擢提拔，都與內地處和平環境者同，“甚者且或後焉”。他以為這極不合理，建議對邊臣應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功名常在人先，其他官員不得與之相爭。對邊臣中久卓成績者更應體恤、厚加優撫，定期給假令回署休息，“使其精神不疲，而知慧不竭”，如此“以勤王事濟必多得”2。在加強邊防將帥力量的同時，高拱與徐階一樣，也看到邊沿地方有司在防衛上的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充任這類邊沿地方官的，不是雜流，便是遷謫者。朝廷對他們不關心不體察，待遇極差，所以他們沒有上進心。而“邊方有司，有疆埸之責，才者憂懼不堪，即優禮而鼓舞之，猶恐不振”，高拱於是“請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兼通武事者，調用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3，充任邊方有司，以三年為期，比內地超等升遷。若有軍功，不次擢用，總之，“惟以治效，不循資格”。這些都有力地鼓勵了戍邊將帥和邊方有司的進取心。
高拱辦事有膽有識。當時接徐階任首輔者為李春芳。李春芳為人寬厚，居政持論平，不事操切，雖無失措之舉，卻總顯得氣魄、才力不足。高拱仗己是穆宗腹心之臣，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發揮了李春芳起不到的作用。隆慶四年（570）八月，北邊有警，高拱以尚書陳希學、曹邦輔，侍郎王遴各率師背城列陣以待；以京尹栗永祿、南都禦史護守山陵；又起禦史劉燾在天津守通糧，而以總督王崇古、譚綸專征剿無內顧；以侍郎戴才理軍餉。由於布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2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3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置周密，防範嚴謹，蒙古兵未敢入犯。
十月，俺答孫子把漢那吉因與祖父發生衝突，率所屬阿力哥等十人前來求降。巡撫方逢時、總督王崇古主張受降。奏上，朝議紛然，多以為敵情叵測，不能貿然收留把漢那吉。高拱與張居正卻一致王、方意見，請奏穆宗加封那吉指揮使，並“厚其服食供用”，以誠相待，結得其心，穆宗準旨。接著高拱又命邊臣讓把漢那吉穿錦衣、坐華車、騎好馬，前呼後擁在街市行走。俺答得曉明廷厚待其孫，深受感動，遂決意與明朝和好，請封貢之事。此議一起，朝廷上下有如鼎沸，反對派援引宋朝講和之例，力言不可。高拱先利用考察科道之機，將極力反對與俺答結好的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息異議。他又發內閣舊藏成祖封瓦剌、韃靼諸王故事，揀發兵部。並說以己求人機在人，以人求己機在己，現在虜求於我，主動權在我，應該允許。他還說，這次俺答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2。這種將蒙古與中原看成一個整體的觀念，比僅圖邊安的想法又高一籌。高拱批評反對派“彼嘵嘵者豈為國籌利害哉？徒念重大，恐有不效，留為後言耳！”3遂無敢複言者。隆慶五年（57）三月，明廷封俺答為順義王，其他各部首領也分別封為都督指揮、千戶、百戶等有差。八月，明廷又準與俺答互市。
時陝西三邊總督以該邊不同宣、大，不欲通貢互市。高拱擬旨切責。不久陝西三邊也開貢市。“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從此基本結束了明朝與蒙古韃靼各部近二百年兵戈相加的局麵。
在滿朝爭議的情況下，穆宗能如此迅速、圓滿地解決這一先朝遺患，與高拱等的著力讚襄是分不開的。在議貢過程中，主通貢互市的總督王崇古曾以人言求去，高拱知後，一麵在朝廷力稱崇古議，一麵抱病修書崇古“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慮”2，使崇古受到極大鼓勵和寬慰。方逢時因封貢事曾麵會俺答下人，遭人彈劾，說他“輒通寇使，屏人語，導之東行，嫁禍鄰鎮”。高拱力斥其謬，“撫臣臨機設策，何可泄也”3，保護了方逢時，使他免受貶謫。穆宗以拱“殫忠遠謀，勞績可嘉”，進高拱少師兼太子太師、尚書，改兼建極殿大學士。
封貢事既成，高拱猶居安思危，擔心邊方兵將因無事而疏怠偷安，再壞邊備。他一向主張“不恃人之不吾犯，恃我不可犯；不恃人之不吾欺，恃我不可欺”4，強調自強。於是再上疏，“請每歲特遣才望大臣四出閱視，以今視昔，錢穀贏幾何，兵馬增幾何，器械整幾何，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拓廣幾何”5，明白開報，若比往昔有所增益，則與過去戰時擒斬同功論賞；如果隻保持以往水平，則罪如失機論處。上嘉納之。兵部遂一一製定具體措施行《明穆宗實錄》卷五○。
2高拱《虜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皇明經世文編》卷三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高拱《虜眾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皇明經世文編》卷三拱《與王鑒川書論封貢》，《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二。
3《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時傳》。
4《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六。
5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皇明經世文編》、《高文襄公文集》均收載。之。
以後的幾十年中，西北邊境始終安定，無大擾，此亦高拱一大政。
高拱在南方兩廣、雲貴邊事上亦頗多建樹。隆慶初，廣西古田壯族人韋銀豹等據寨反明，有司多次往撫剿，均不效。高拱再起，薦殷正茂為總督往剿。正茂任法嚴、善戰，但性貪。高拱說“吾捐百萬金予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其實，他在用正茂的同時，已著眼於提擢、培養本省人才，在兩廣郡縣中“多除製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引導民風向上。不久，果然“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人都以高拱為善用人。隆慶四年，貴州撫臣告土官安國亨叛，請進剿。高拱不輕信是言，經深入察查，知“國亨非叛，而巡撫者輕聽讒言以幸功也”，便專派員前去安撫釋嫌，避免了一場兵戎相加。
專橫招物議，逐歸田裏高拱勵精圖治，不數年內，政績卓然，自是一麵。但他以才略自許，負氣淩人，“性迫急，不能容物，又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聲繼之，即左右皆為之辟易”2，很是專橫跋扈，這是他的另一麵。正是這一麵，造成了他與同僚的仇隙不合，以致招來物議，釀成了以後被逐的悲劇。
先是四年七月，曾也是裕府舊僚的大學士陳以勤，因與高拱有小嫌，又見高拱在內閣不可一世，恐終不為所容，便激流勇退，引疾罷去。不久，掌都察院大學士趙貞吉因高拱挾私憾考科道，上疏請止。高拱不悅，與之相傾，嗾門生、給事中韓楫劾趙貞吉庸橫。趙貞吉也抗章劾拱。穆宗眷高拱竟令趙貞吉致仕。趙貞吉曾因高拱以內閣掌吏部，權如真宰相，請李春芳謀與掌都察院，以遏高拱權，李春芳許之。趙貞吉去，李春芳自不安，李春芳又曾因徐階事與高有隙，遂於五年五月乞休歸田。高拱接任首揆，越發趾高氣揚。時殷士儋甫入閣輔政。士儋亦高拱裕府同僚，因不曲事高拱而久不得擢。後取中旨入閣，高拱不悅。後有人劾高拱心腹張四維，高拱疑殷士儋指使，又嗾韓楫相脅。殷士儋不能忍，在內閣當麵詬拱“若先逐陳公，再逐趙公，又再逐李公，次逐我。若能長此座耶？”說罷竟揮拳擊高拱。五年十一月殷士儋也被驅出。這樣，舊輔除張居正外，悉被高拱排斥一淨。高拱位居極品，頤指氣使，專擅國柄。
然而高拱心中總有一段未了的宿怨，即對當年轟他出京的徐階及其諸言官耿耿於懷。隆慶四年四月，他因海瑞當年劾他的舊怨，將海瑞從應天巡撫調南京清銜。不久，又並其職，逼海瑞“謝病歸”。他還“盡反階所為，凡先朝得罪諸臣以遺詔錄用贈恤者，一切報罷”2。四年冬，刑部、大理寺例讞獄，本與高拱無關，他卻“自以意請朝審主筆”，且說“上命我視吏部，部事皆吾事，第須得情耳”3。其實是專為王金一案改讞。王金是世宗時方士，《明史》卷二二二《殷正茂傳》。
2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2《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3郭正域《高文襄公拱墓誌銘》。
被徐階逮下獄，法司論以子殺父律當剮，高拱為之辯解不懈，後以減戍免死。原內閣有專辦中書事的誥敕房，序班十人。高拱起複後，十人久次考滿當遷，但因他們是徐階下屬，高拱不予理睬。十人求上門去。高拱詭笑說，“吾即有應，必不令若曹有侏儒之羨”，及令下，十人皆對品外調，為邊遠倉大使。隻此一斑，可見高拱栽人之巧。雖如此，高拱猶不解恨，“專與階修部，所論皆欲以中階，重其罪”2。徐階致仕後，在鄉裏大治產業，還聽任子弟橫行鄉裏，引起當地百姓的憎恨。高拱親自進疏論徐階“原任大學士徐階（放歸後），當闔門自懼、怡靜自養可也。夫何自廢退以來大治產業，黜貨無厭，越數千裏開鋪店於京師，縱其子攪侵起解錢糧，財貨將等於內帑，勢焰薰灼於天下”，甚至還“故違明旨，（令人）潛往京師，強阻奏詞，探聽消息，各處打點，廣延聲譽，跡其行事，亦何其無大體也”3。接著高拱“嗾言路追論不已”。隆慶五年，高拱起複原蘇州知府蔡國熙為蘇鬆兵備副使，以蔡國熙與徐階故有小隙，授意他，窮治徐階及子弟，“階三子皆就係，擬以城旦，革其蔭敘，入田四萬畝於官”4。徐階狼狽不堪，無奈之中，隻得向高拱俯首，“從困中上書拱，其辭哀”。此時，張居正也以階事“從容為拱言”，暗示他衡量利弊。高拱見徐階大勢已去，不無欣慰。一箭之仇既報，便豁然大度，修書徐階，稱“今以後原與公分棄前惡，複修舊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間”5。同時又接連給蘇鬆官員去信，至囑對徐階三子及家人作寬處，稍存體麵，並在蔡國熙的奏疏上批字“太重，令改讞。”高拱之所以願對徐階網開一麵，本意在於見徐階慘狀，不免“兔死狐悲，不無傷類之痛”，與其修好，可安撫蘇鬆鄉紳，改善與徐階舊僚的關係。高拱的出爾反爾，使“蔡國熙聞而變色，曰公賣我，使我任怨而自為恩”。
隆慶六年（572）正月，高拱為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然而他專橫更甚。加之其門生韓楫、程文等日夜奔走其門，狐假虎威，專以博戲為務，人都惡之。高拱初尚持清操，後漸狎奢，常對人曰“日用不給，奈何？”門生、下僚聞之，爭相進獻，“賕納且■集矣”2，因此遭致物議。禦史汪文輝上疏譏刺時事，語連高拱，高拱召而罵之，亟補寧夏僉事以出。尚寶卿劉奮庸也上疏糾拱，給事中曹大野則抗章劾拱不忠十事，中有高拱擅權報複、排斥善類、超擢親戚鄉裏門生故舊，以及親開賄賂之門等等，穆宗不聽。二人皆謫外任。
張居正與高拱為故裕邸舊僚，張居正謀高拱出，高拱也亟稱居正才，兩人尚稱友善。高拱居揆席，張居正又肩隨之。高拱多與同列發生衝突，張居正獨退然下之，不與介入。對於智謀出眾的張居正來說，長期屈居人下，是不甘心的。他退而不與爭隻是一種策略，高拱並不察知。隆慶五年張居正為徐階三子事諷言高拱。高拱下人傳言張居正受徐階三萬金賄賂，高拱不辨真《萬曆野獲編》卷十一《內閣中書外補》。
2《明史》卷二一三《高拱傳》。
3《高文襄公文集·掌銓題稿》卷二六《複巡城禦史王元賓緝獲鑽刺犯人孫五等疏》。4談遷《國榷》卷六七。
5《高文襄公文集·政府書答》卷四《與存翁徐公》。
《高文襄公文集·政府書答》卷四《與存翁徐公》。
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2王世貞《大學士高公拱傳》。
假，以此誚張居正，張居正怒，而高拱也疑曹大野之奏章受張居正指使。兩人便存隙離交，張居正逐高拱之念漸強，於是暗結太監馮保，以借中貴力量圖事。
隆慶六年五月，穆宗大漸，召高拱、張居正等入內。穆宗執拱手曰“以天下累先生”，宣內閣受顧命。時司禮監授遺詔，有二劄，一給皇太子；一授高拱，中有遇事內閣與司禮監馮保商榷而行之說。高拱識其矯。未幾，穆宗崩，神宗即位。神宗幼衝，馮保倚仗太後勢，挾持幼帝。高拱欲懲中官專政，上言五事，請詘司禮監權，還之內閣，又唆門下言路疏劾馮保。高拱想與張居正共成此事，使人語居正曰“當與公共立此不世功。”居正得訊即密報馮知。馮保遊說太後及幼帝前，誣高拱欺太子年幼，欲廢之而迎立河南周王，自己得國公爵等等。馮保又買通兩宮近侍，複言之，“皇後與貴妃皆愕然”，便決議逐拱。第二天，即召群臣入，宣兩宮及帝詔，切責高拱擅權無君，數其罪而逐之，即日歸田裏。高拱原滿以為宣詔必是逐馮保無疑，及詔宣逐己，拱不啻為晴天霹靂，“麵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不能起”。張居正從旁掖他起。第二天一早，柴車即路，頗為淒涼地踏上了歸程。
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國事，而“閉戶卻帚下帷著書八十餘卷”。不料馮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於死地2。吏部尚書楊博、禦史葛守禮等知有誣，力救之，高拱才得於幸免。不過從此他驚憂成疾，一蹶不振。萬曆六年（578）十二月卒於家，終年六十六周歲。高拱家屬以恤典請，隻因馮保當權，止許以半葬。二十多年後，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擔當受降，北虜稱臣，功不可泯”，贈太師，諡文襄。
高拱的學問高拱素好讀書，為文不好詞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問辨錄》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語》六卷、《邊略》五卷、《綸扉外稿》四卷、《掌銓題稿》三十四卷、《南宮奏牘》四卷、《政府書答》四卷、《綸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製卷》二卷、《日進直講》十卷、《獻忱集》四卷等等，後人輯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僅是一個有幹略的政治家，在學術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於先儒成說，以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直斥程朱理學“遠人情以為天理”；他很讚同同時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觀點，認為理在事物，無其事即無其理。他對“權”字更有一套獨到的見解，把“權”與“經”比作秤上的“錘”和“衡”，兩者關係是“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高文襄公文集·列傳·高拱傳》。
2據《明通鑒》卷六六記“大臣者，浙中傭奴，以浮蕩入都，偽為內侍服，與宮中小豎交昵，竊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宮，為守者所執。詔下東廠究問。馮保欲緣此以陷故輔高拱，令家人辛儒飲食之，納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與太監陳洪謀大逆。遂發緹騎械高氏奴，圍拱裏第，張居正亦請詰主使，舉朝洶洶，謂且逮拱。吏部尚書楊博、左都禦史葛守禮詣居正力解守禮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緩其獄。博陰囑錦衣怵大臣吐實保懼，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斬，拱獲免。”《高文襄公文集·本語》卷二。
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也”2。即權和經是對立的統一體，凡事皆有經，其事實行時應認真權一下，使權與經得以統一。在“義”和“利”的問題上，認為“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皆利”3，隻要擺正義和利的關係，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觀點。他還認為正因前人沒有把握住這種關係，才造成“經製之略置之不講”，善理財者不聞，禍國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視理財，重視有關國計民生的政務，主張務實。他的學術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務、取得政績的思想根源。
2《高文襄公文集·問辨錄》卷六。
3《高文襄公文集·問辨錄》卷一。
第二十五章海瑞海瑞（54—587），字汝賢，又字國開，號剛峰，世稱剛峰先生。廣東瓊州瓊山（今屬海南）人。經曆嘉靖、隆慶、萬曆三朝。這時，明朝已處處露出衰敗象，政治汙濁，風氣大壞。海瑞居官則能嚴於律己，恪守朝廷法令與封建道德規範，不畏權勢，敢於為民請命，積極革弊興利；生活儉樸，不愛錢財。他的言行贏得了百姓的尊敬，人稱“海青天”，成為中國曆史上著名的“清官”人物。
第一節聰敏好學，立誌用世海瑞生於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54年月22日），出身於“海南望族”。祖父曆官知縣。從伯父做過監察禦史。父瀚，為廩生，讀書能明大義，安貧樂道。母謝氏粗識書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義。海瑞四歲時父親去世，依靠母親勵節自守，撫養**。海瑞自幼有用世之誌。十三歲入瓊山縣海口鎮私塾。二十七歲在瓊山郡學，經常與二三誌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學問，縱談古今，作《嚴師教戒》、《客位告辭》、《訓諸子說》等文，抒發了自己的非凡抱負。在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誡自己生於天地之間，不能虛度歲月，應當有所作為。他說為人在世，惟務識真，要學聖賢，不做鄉願；不追求富貴利達，以宮室妻妾動心；不羨慕財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謙虛謹慎，不要諱疾忌醫。否則，“不如速死”。這些發自腑肺之言，說明海瑞一生反對奢侈、主張節儉的高貴品德和立誌為民、剛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時代已經形成，並在後來的生活中一一付諸實踐。海瑞的同鄉、門生梁雲龍評論說“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顯而蒞官立朝，質諸其所著《嚴師教戒》，一一契券，無毫厘假，孔子所謂強哉矯，而孟子所謂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2嘉靖二十八年（549），海瑞三十六歲時中舉人，似乎有點大器晚成。
然而就在這一年，他以瓊州為黎族聚居之區，地處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顯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認為治理瓊州的上策是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自此之外，雖議之之盡其方，處之之盡其術，皆下策也。”3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進京參加會試，結果是榜上無名。伏闕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圖說》，再次陳述他關於經略瓊州的方針大政和具體措施。說區處瓊州之要務，莫過於“招民、置軍、設裏、建學、遷創縣所、屯田、巡司、驛傳諸事宜”。並以瓊州去京師萬裏，當事請裁，或致遲誤，請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識事機、力可大任、不貪富貴、誌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備副使，以專治黎之任”。同時向朝廷表明他雖是一個“濡染翰墨之人”，“未嚐手操矢刃”，但對於“地方變故區處事宜，則習聞知矣。倘得專任其事，馳驅兵革之間，俾黎土盡為治地，黎岐動變盡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請甘服上刑，以謝欺罔虛費兵糧之罪”。奏疏呈上，識者壯之。而下兵部議核，卒不施行。
嘉靖三十二年二月，海瑞第二次公車北上，待到榜發，還是名落孫山。
那時候，許多知識分子都以中進士為得誌，從地方到朝廷各級的重要官員，絕大多數也由中進士者所擔任。海瑞則不同凡俗。連續兩次會試不第的遭遇，使他逐漸看清了科舉取士的種種弊病；某些進士出身者的低能，也使他認識到一個人能否有作為，決不是非走此路不可。他說“文不過如畫師之寫神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中華書局92年版，第57師教戒》，《海瑞集》上冊，第2頁。
2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44頁。
3《治黎策》，《海瑞集》上冊，第5頁。
見《海瑞集》上冊，第8頁。
者耳。窮一生讀書作文，而於國家身心毫無補益，何異宋人所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者乎”2；“士君子由科目奮跡，皆得行誌，奚必製科”3。遂毅然不再參加科舉考試，聽從吏部謁選派官。
2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35頁。
3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80頁。
第二節以禮為教，不畏強權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海瑞被授為福建延平府南平縣教諭。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教諭，為一校之長。為使“諸生立有成就”，他立《教約》，作《規士文》，上《申朱提學道教條》，重申縣學的教育方針、內容、方法以及各種規章製度，整頓紀律，嚴肅校風。強**官為人師表，要做遵守封建禮儀的模範，盡心教好學生；學吏職在供寫文案，若“索取生員一錢，並為生員改洗文卷，決無輕貸”；學生學問之道，應遵循朱熹倡導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作為為學之序，還要懂得修身、處事、接物之要。又立二簿，分別稽考學生之德、學。海瑞認為學生隻要“率此而行”，“異日為國家建偉業無難矣”。在具體執行封建禮儀方麵，他明確宣布今後教官和學生於縣學明倫堂見官，要遵從《會典》諸書所訂立之禮節，“不許行跪，學前迎接亦然”。在校風方麵，嚴禁互相造謠中傷，播弄是非，“此等士風，最壞心術”。尤其反對借斯文之名，倡義氣之說，以為“結黨”一事，“尤幹法紀”。這些教育主張，既反映了海瑞維護封建禮教的立場，也與他“以禮為教”的思想相吻合。海瑞長校，還頗有些民主作風，他說“本職初至學中，某善可興，某敝可革，尚未盡識，容與諸生會議，並參酌提學道教條別為更定。”2所有這一切，對於當時日益敗壞的士風，無疑起到了一定的整飭作用。
海瑞是言行一致的。到校的當年，延平府督學官蒞校視察，在明倫堂召見教官，諸教官一見，皆左右跪拜。唯特海瑞一人，以學校為養士之重地，師長應受到尊敬，如筆架挺立在中間，拒不跪拜，僅長揖而已。由是得了個“筆架博士”的雅號。督學官為此嫉妒他，百般刁難。海瑞誌在行道，謂“此闕陷世界，何能有濟”，遂憤然乞休。後經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朱衡再三慰留，始複教諭之職。
海瑞在訓士之餘，依然十分關心地方政事。在南平縣學任上，他又著文重申他在《治黎策》和《平黎疏》中所提出的思想和建議。當他得知福建驛遞困苦，即作《驛傳申文》與《驛傳議》，上報有關衙門。略曰驛遞之疲，千瘡百孔。為今之計，隻有恢複國初之法，厘清積弊，凡利者興之，才是上策。否則，就是中策、下策乃至無策。
時至嘉靖三十七年（558）春，海瑞長校已四年有餘。以實事求是、治學有方、成績顯著，巡撫監司交章論薦，授為浙江嚴州府淳安縣知縣。由此步入政界。
以上見《教約》，《海瑞集》上冊，第3—8頁。
2以上見《規士文》，《海瑞集》上冊，第2頁。
第三節丈田均賦，革弊興利“知縣知一縣之事。一民不安其生，一事不得其理，皆知縣之責。”不懲貪暴，害怕別人誹謗自己；凡事不認真，害怕生怨取禍，不顧朝廷利益，做個鄉願，“浮沉取名，竊取官爵，非知縣也”。從這一思想出發，抱著革弊興利的決心，海瑞於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初到達淳安任上。
淳安，地瘠民貧，所產隻有茶、竹、杉、柏。田畝悉歸豪右，窮者卒歲不粒食，百姓“疾苦萬狀”，“民之逃亡者過半”2。海瑞下民間，訪其故。蓋由於賦役不均，浮糧數多，大戶轉嫁。“富豪享三四百畝之產，而戶無分厘之稅。貧者產無一粒之收，虛出百十畝稅差。不均之事，莫甚於此。賠貱則困苦，困苦不堪，相繼逃亡，皆虛稅所壓為之，不可不加意也”3。又淳安位於新安江下流，諸官舫日五六次，夫役迎往，費不可支。於是定《興革條例》三十六項，悉心規劃，認真清丈土地，度田定稅，均平賦役。同時雷厲風行清查積弊，嚴行革除一切陋規，裁冗費，革冗役，息詞訟，懲貪官，肅吏治，民困漸蘇。
海瑞從政克盡職守，為事不懼強權。是年，浙直總督胡宗憲之子過淳安，依仗權勢，盛裝以行，竟以不備供應，吊打驛吏。海瑞得訊，當即下令拘禁之，並將其所帶數千銀子如數沒入充庫。然後去信報告胡宗憲，說此人胡作非為，還冒充總督公子，真不敢相信。氣得胡有口難開，隻好作罷。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嚴嵩黨羽、總理鹽政都禦史鄢懋卿奉命巡查鹽務，欲取道淳安縣境。鄢招權納賄，貪酷成性。若依之，勢必擾民。海瑞以“邑小不足奉迎，願取他道往”，去信擋之。鄢不得不懷恨繞道而去。此兩事“更為人所不敢為者”，百姓為之拍手稱快，一時傳為佳話。
海瑞一心為民除弊興利，而他自己卻清苦自持，衣服破舊單薄；為母親做壽，隻買肉二斤，別無他物。淳安百姓頌之曰“愛民如子，視錢如仇。”海瑞去縣之日，人人放聲痛哭，“如喪父母”。
嘉靖四十一年（52）五月初，朝廷以海瑞在淳安政績卓著，擢浙江嘉興府通判。由於他在淳安得罪過鄢懋卿，這時鄢便嗾使其黨羽袁淳上疏彈劾他，海瑞遂被取消任命。不久，嚴嵩敗落，鄢、袁相繼去官，海瑞乃調任江西贛州府興國縣知縣。
四十二年（53）春到任。興國地薄民窮，時弊亦在浮糧，“歲征不滿什之伍”。“虛糧不能貱，重役不能供”，以故“逃絕戶極多”。針對當地的實際情況，海瑞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製定《興國八議》，厘清宿弊，發展生產。“八議”之要者有五一曰屯田，恢複明初撥軍下屯、軍民各有定分之法，清退軍隊由侵吞民田而來之“餘田”，“以補民田之虛貱”，使“下之小民無軍人之擾，上之屯糧無虧欠之累”。二曰地利，招民開墾“無主山地荒田”，使地盡其利，而民無遊食之人。三曰均賦役，此為“八議”之急務，重點是清丈土地，稽查丁糧虛實、人戶富貧，按實征發。四曰招撫逃民，蠲除虛糧重役，招民複業，“三年後實有收成，依例報稅，收成稀少《興革條例》，《海瑞集》上冊，第49頁。
2《淳安縣政事序》，《海瑞集》上冊，第37頁。
3《興革條例》，《海瑞集》上冊，第73頁。
則聽之”。五曰革冗員，凡軍政各衙門一切人浮於事者，皆裁革之。“八議”上南贛巡撫吳百朋，次第施行，官吏“畏法聽令”，“民間用度十分中減去三四”2。任興國知縣一年有餘，因功被薦，應召入京。母謝氏畏北國嚴寒，留居興國。
以上見《興國八議》，《海瑞集》上冊，第202—209頁。
2《申軍門吳堯山便宜五事文》，《海瑞集》上冊，第20—2頁。
第四節冒死上疏，抨擊皇帝嘉靖四十三年（54）十月，海瑞升為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嘉靖皇帝自中年以後，崇信道教，一意修仙，侈興土木，勞民傷財；剛愎自用，喜歡阿諛奉迎，拒絕廷臣勸諫，以致國事日非，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四十四年十月，海瑞憤時政闕失，為維護封建皇朝的久安長治，列舉事實，犯顏直諫。上疏嚴厲抨擊嘉靖皇帝，名曰《治安疏》。因該疏主旨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職，求萬世治安，故又稱為《直言天下第一疏》。這就是當時震驚朝野、後人所說的“海瑞罵皇帝”。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響較大的有兩件事，此為其一。該疏謂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聞，將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為不稱。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盡言焉。京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明而錯用之，謂遙興可得而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膏脂在斯也，而侈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綱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爵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為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為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為薄於夫婦。天下吏貪將弱，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盜賊滋熾，自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增常，萬方則效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極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一意玄修，是陛下心之惑也，過於苛斷，是陛下情之偏也君道不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於此不言，更複何言！大臣持祿而外為諛，小臣畏罪而麵為順，陛下誠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每恨焉。是以昧死竭惓惓為陛下一言之。此疏一出，海瑞“直聲震天下。上自九天，下及薄海內外，無不知有海主事也”2。海瑞自度此疏呈上，必觸怒皇帝，獲罪而死。因此買好棺材，告別妻子，遣散僮仆，托人料理後事，毫無懼色，從容赴朝，席櫜待罪，“真是錚錚一漢子”。果然不出海瑞所料，皇帝大為震怒，將該疏擲之於地，命令左右趕快把海瑞抓起來，不要讓他逃跑了。宦官黃錦說海瑞素有癡名，聽說上疏時自知必死，已安排好後事，在朝聽候處置。皇帝默然。少頃，複取疏覽之，若有所動，遂將其留在宮中者數月。至次年二月，皇帝餘怒未消，還是以“罵主毀君，悖道不臣”之罪，下旨逮捕海瑞，杖六十，拋入錦衣衛獄，後轉刑部獄。戶部司務何以尚疏請釋放海瑞，皇帝命錦衣衛杖之百，亦錮之詔獄，晝夜榜訊。
同年十二月，世宗病逝，第三子朱載垕繼位，是為穆宗。次年改元隆慶，頒布遺詔，大赦天下，海瑞、何以尚同時獲釋。海瑞複官戶部主事。不久，改為兵部武庫司主事。隆慶元年（57）二月，升為尚寶司丞。海瑞上疏請求歸家養母，不予允準。四月，擢大理寺右侍丞。時內閣首輔徐階與高拱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高拱欲奪徐階之權，指使門生、廣東道試監察禦史齊康《治安疏》，《海瑞集》上冊，第27—22頁。
2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88頁。
《明史》卷二二六《海瑞傳》。
奏劾徐階。海瑞上疏徐階，說徐階為首相，“天下駸駸然有向治之漸”，而且“不招權，不納賄”；高拱為人“狡且凶”，才不足任；齊康捏架無影虛詞，“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請罷斥高拱，重治齊康2。結果九卿科道合疏挽留徐階，齊康被謫遠出，高拱落職回家閑住。為此，高拱心裏痛恨海瑞。是年冬，海瑞改調為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次年二月初至南京任上。七月，徐階致仕還鄉，次輔李春芳為內閣首輔。隆慶三年春，海瑞遷通政司右通政。六月二十四日，晉升都察院右僉都禦史、總督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應天十府3，遂離開京師，啟程南下，出任江南巡撫。這是海瑞一生在政治上影響較大的另一件事。
2《乞治黨邪言官疏》，《海瑞集》上冊，第22—227頁。
3時應天巡撫駐蘇州，轄地包括應天、蘇州、鬆江、鎮江、常州、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安慶等府和廣德州，兼理杭州、嘉興、湖州三府稅糧。
第五節巡撫江南，挫抑豪強應天十府是明代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地方，是明皇朝經濟重心之所在，但又是曆來素號“繁劇難治”之區。為了鞏固明皇朝在江南的統治地位，海瑞遵照朝廷的法令與條例，根據江南的具體特點，並參照他在南平、淳安、興國的施政經驗，慨然以澄清天下自任，竭盡心力，一意挫豪強，撫窮弱，做了不少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的事情。擇其大要，有三一曰整飭吏治。自明初以來，江南地區不法官吏往往與當地豪紳大戶串通一氣，貪贓枉法，敲榨勒索，謀財害命，成為地方百姓的一大禍害。據此，海瑞先後頒布《督撫條約》、《續行條約冊式》、《考語冊式》等，斥黜貪墨，搏擊豪強，矯革浮**，厘正宿弊。具體有禁迎送、禁請托、禁請客送禮、禁苛派銀糧包攬侵欺、禁假公濟私、禁苛派差役、禁官吏敷衍塞責、禁私役民壯、禁濫取民財民物、禁差遣人役騷擾鄉裏、禁官吏奸利侵吞、禁賄賂書吏、正軍法、革募兵、定撫按出使車馬，等等。嚴令各府、州、縣大小官吏“一體遵奉施行，俱毋違錯”。令既下，“郡邑吏凜凜競飭，若非往日人。賕者則望風解印綬去，權豪勢宦，斂手屏息，至移他省避之”。
二曰勒令退田。應天十府州強宗巨室數多，土地高度集中，是造成當地階級矛盾尖銳的重要原因。嘉靖以來，兼並之風更為盛行，各地鄉官豪紳無不采取各種卑劣手段大肆掠奪田產。其中比較普通的一種形式是通過“投獻”侵占農民的土地。由於該地賦繁役重，“每一役出，輒破數大家。以故富者輒籍其產於士大夫，寧以身為傭而輸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獻”。至於其他小民之田產，為奸民籍而獻諸勢要歸其所有者，更是“不知凡幾矣”2。鬆江府華亭縣，“鄉官田宅之多，奴仆之眾，小民詈怨而恨，二京十二省無有也”3。其餘府縣亦大都如此。江南鄉官的代表人物徐階家所擁有的二十多萬畝（一說四十萬畝）土地，有相當一部分就是通過所謂“投獻”奪來的。在海瑞巡視各地之時，控告縉紳豪強侵漁白奪小民田產者不計其數，僅鬆江一地即有“告鄉官奪產者幾萬人”4。對此，海瑞十分氣憤，為了緩和階級矛盾，適當調整土地關係，使鄉官豪紳“百年後得安靜”，維護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他堅決勒令受獻者必須如數退還白奪之田，或者允許被獻者贖回。對勢力最大的徐階也不例外。此令一下，四方震動。貧苦農民熱烈擁護；而豪強縉紳則恨之入骨，謗議紛起，伺機報複。由於官紳勢力的反抗和抵製，遂使這項改革半途而廢。
三曰興修水利。江南河流眾多，湖泊交錯。境內吳淞江水道，尤為“國計所關”，縱貫蘇、鬆兩府，穿越吳縣、吳江、昆山、青浦、嘉定五縣。由於長期失修，淤積不通。屢議疏浚，迄無成效。民有謠曰“惟是海龍王始得開耳。”河道涸塞為陸，使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海瑞巡撫江南時，恰遇暴雨不斷，吳淞江泛濫成災，廣大農民衣食無著，紛紛背井離鄉。海瑞通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40頁。
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0頁。
2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二《明鄉官虐民之害》。
3《被論自陳不職疏》，《海瑞集》上冊，第237頁。
4《被論自陳不職疏》，《海瑞集》上冊，第237頁。
過民間私訪和實地勘量河道，提出用“以工代賑”（即按工給銀、救濟饑民）的辦法，一麵賑濟救災，一麵修複水利。隆慶四年正月初三日，召集饑民正式動工修吳淞江，至二月二十日告成，全長八十餘裏。又以三吳入海之道，南止吳淞江，北止白茆河，“若止開吳淞而不開挑白茆，誠為缺事，難免水患”，於二月初九日集眾興工開挑白茆河，至三月底完工。總計救濟饑民數十萬人，而用銀不過五、六萬兩。且所用錢糧，皆為曆年導河夫銀、巡撫衙門贓罰銀以及部分義捐的“賑濟穀”。“不取之民，不捐之官”。官“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2。海瑞還勸民在吳淞江旁墾田四十萬畝。兩河開通，不僅太湖之水直入於海，濱海諸渠皆得以引流灌溉，而且旱澇有備，水患可除。“吳民永賴，樂利無窮。公之開河之功，創三吳所未有也”3。就是當地竭力反對海瑞的官紳們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功勞。說“隆慶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農，即開吳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擔當，安得了此一大事哉。”又雲開河費用之省，皆由“海公清白、不妄用，又用法嚴也”4。根除水患，是海瑞在應天巡撫位上最有成效的政績。
此外，針對江南官戶多、優免戶多，轉嫁賦役十分嚴重的現象，海瑞在推行“一條鞭法”時，尤其注意均平賦役，製定《錢糧冊式》、《均徭冊式》，減輕農民負擔。同時，認真嚴治刁訟，平反冤獄。時人評曰海瑞撫江南九閱月，“而天下財賦之原，肅然一清”。
海瑞巡撫期間實行的雖然隻是局部的改革，但已經觸犯了江南官紳的利益，因此遭到他們大肆攻擊和極力反對，紛紛指責他“第一不知體”、“不識時務”、“不近人情”、“管閑事”，甚至投匿名信，進行威脅。不僅如此，他們還和朝廷內部的一些人上下勾結，“共思逐公自便”2，千方百計要把海瑞趕走，以便改變他所實行的政策。
隆慶四年（570）正月，正當海瑞領導大批饑民破土修浚吳淞江，江南“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3的時候，刑科給事中舒化首先發難，上疏指責海瑞在巡撫任上“迂滯不諳事體”，所立條例“非人情”、“出尋常之外”、“創新奇之法”，提出隻宜與兩京清秩處之，而不可重用。穆宗沒有同意，仍“留撫地方如故”4。接著吏科給事中、嘉興人戴鳳翔受徐階指使，劾論海瑞“不諳吏事”，“庇奸民，魚肉縉紳，沽名亂政”，“不可一日居地方”5。海瑞向來以剛為主，挺立於世，對於戴鳳翔之流的無恥攻擊，他針鋒相對上疏辯明，用大量的事實予以駁斥。指出戴鳳翔疏中所言，“無一字是臣本心，無一事是臣所行事跡”，純屬“誣妄”，“逞己邪思，點汙善類，不為“報《開白茆河疏》，《海瑞集》上冊，第233頁。
2《開吳淞江疏》，《海瑞集》上冊，第232頁。
3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9頁。
4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十四。
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7頁。
2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5頁。
3李贄《太子少保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47頁。
4《明穆宗實錄》卷四一，隆慶四年正月壬午條。
5參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92頁；《明穆宗實錄》卷四二，隆慶四年二月癸亥條。
國”，而以“行私”。
此時，與海瑞有夙怨的高拱東山再起，以吏部尚書入閣柄政，從而給海瑞的前途蒙上了一層重重的陰影。吏部見到戴鳳翔的奏疏以後，以海瑞“誌大才疏”為由，罷其應天巡撫的職務。消息傳出，江南小民“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2。隆慶四年二月十五日，改為以原官總督南京糧儲。當海瑞將赴南京糧儲之際，高拱又從中作梗。三月二十五日，穆宗詔令裁革南京糧儲都禦史，以其事歸南京戶部侍郎兼管。海瑞被迫上《告養病疏》，明確表示堅持自己的主張，並提出希望，曰“臣二經論劾，眾口呶呶，臣尚執己為是，臣實見得是也”；“臣叨任巡撫，凡所施為，竭盡心力，一皆采訪民言，考求成法，民利與興，民害與除，不可易也。伏願皇上所敕新任撫臣，勿以臣受謗而輕改臣事”。同時，懇乞“賜臣回籍，永終田裏”3。上允其請。四月，海瑞離開南京回瓊山老家。他自四十歲跨入仕途，至此十有七年。俸祿所餘，僅置居第一區，值一百二十金；租田十畝，其他皆無所增益。其清苦如此，在當時的官僚中是罕見的。
暗夜武者帖吧以上見《被論自陳不職疏》，《海瑞集》下冊，第237—240頁。
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7頁。
2《明史》卷二二六《海瑞傳》。
3見《海瑞集》上冊，第24—242頁。
第六節退居林下，關心國事海瑞罷歸山林，但並沒有消沉下去，心裏依然關心國事。在田裏閑居的十多年間，尤以吏治為急。經常為地方府縣官員指點政令得失，痛斥貪官汙吏，每一次都是“侃侃條陳，毫無忌諱，恥為麵諛，罔及其私”4。他向瓊州分巡道提出清丈土地、平均賦役的方針辦法，親自草擬條例，繪製圖樣。有一個書吏出於敬慕之心少計海瑞家一畝八分地，他發現後立即予以糾正。上書兩廣軍門，嚴斥官軍無能，以致倭寇猖獗，地方遭殘，提出禦倭剿倭的策略。隆慶五年，史際升任浙江布政司參政，他先後兩次去信詳陳地方安危和自己在淳安的施政經驗。
隆慶六年五月，穆宗卒。六月，年僅十歲的皇太子朱翊鈞繼位，是為神宗，次年改元萬曆。同月，宦官馮保以兩宮懿旨將高拱逐出都門，張居正與馮保相結，出任內閣首輔。居正當國，“憚公（即海瑞）剛直”。萬曆元年（573）正月十一日，吏科都給事中雒遵上疏推薦海瑞，吏部謂“海瑞秉忠亮之心，抱骨鯁之節，天下信之。然考其政，多未通方。隻宜坐鎮雅俗，不當重煩民事”，拒絕起用。
萬曆元年二月，為京師會試之期。張居正以子托會試總裁、大學士呂調陽，一時物議悠悠。海瑞聞之，立即上書呂調陽，曰“今年春公當會試天下士，諒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嶽（按即張居正），太嶽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幹公也。惟公諒之。”2時，神宗登極伊始，一再欲起用海瑞。海瑞則因這事得罪了張居正而不得出山。萬曆五年，張居正以父憂起複，朝廷內外更加議論紛紛，江南寧國人吳仕期出於義憤，暗中用海瑞的名義，擬疏指責張居正父死“奪情”，不遵製回籍守孝，是貪圖祿位、不行孝道、不忠不義，並私擬罷張居正、召海瑞為相的聖旨。爾後，吳中好事者又進一步將吳仕期所擬的“奏疏”和“聖旨”合刻刊行，廣為傳布。江南人見之，信以為真，舉手相慶，謂“朝廷以安車征海公相矣”。此事本與海瑞毫無關係，張居正聞之則大為震怒，不但興大獄，株連無辜，而且特地派禦史渡海到瓊山探察海瑞的行跡。海瑞居於京城萬裏之外的深山老林，消息不通，對張居正父死奪情、吳仕期偽造奏疏之事，確實一無所知，他不卑不亢，以實相告。禦史沒有抓到任何把柄，空手而回。可是，張居正並沒有因為無隙可尋，就此罷休，而是憑借手中的權力，百般阻撓，拒不起用海瑞。
4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94頁。
《明神宗實錄》卷九，萬曆元年正月戊戌條。
2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593頁。
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70頁。
第七節任勞任怨，一生清貧萬曆十年（582）六月，張居正逝世，張四維、申時行相繼為內閣首輔。萬曆十三年正月十日，七十二高齡的海瑞，因眾望所歸，被起複為南京都察院右僉都禦史。二月十一日，詔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由正四品升為正三品。這時海瑞已經過了七十致仕之年。聞其複起，眾人多舉手加額，亦有勸其辭退者。海瑞思慮再三，最後在“主上有特達之知，臣子不可無特達之報”2的“忠君報國”思想的驅使下，於二月二十八日“欣然離家”，渡海北上，結束了整整十六年的閑居生活。
五月十二日，趕到南京吏部右侍郎任上，因吏部尚書丘橓未曾赴任，由他主持部事。海瑞留心吏治，至老不倦。一上任就以當年的作風，洞察時弊，首先抓住五城兵馬司擾民問題，頒布《禁革積弊告示》，嚴禁侵用裏甲，攤派物品，勒索錢銀。指出“以五城之人，當千百官大小用度之害，侵用裏甲，朝廷曆曆明禁今後如有部議之外，仍前票擾者，雖小費一分一文不及先日萬分之一，亦不姑恕”。萬曆十四年二月，晉南京都察院右都禦史，以“民困火甲，所從來遠”，旋禁旋廢，令而不行，特製定《夫差冊》，均徭役，蘇民困。是冊，“上考法度，下酌人情”，應存應革，一一明文規定。“有冊外取一物一夫者，先執其將票之人，參奏候旨。兵馬司暗地奉行，地方總甲私為科派，一同處治”。部院科道官亦要互相監督糾正，不得官官相護2。同月，懇乞致仕。又上《一日治安要機疏》，謂“今日貪墨為奸，毫不可縱。欲使百姓安樂，其於守令務極選，欲督守令先司道，督司道先撫按，而致望部閣大臣，乃歸本於君身”3。並主張恢複明太祖“枉法八十貫絞之”律令和“剝皮法”等重刑，嚴懲貪官汙吏。
《一日治安要機疏》一出，同樣遭到反對派的責難。三月六日，山東道監察禦史梅鶤祚上疏曰海瑞言“今日刑輕，而侈談高皇帝剝皮囊草之法者。以清平之世，創聞此不祥之語，豈引君當道誌於仁者哉”4。四月，向以“淩士納賄”、“貪汙狼籍”聞名的南直隸提學禦史房寰，采取“以攻為守”、“先發製人”的伎倆，也操著梅鶤祚的腔調，疏劾海瑞“蒞官無善狀”，主張恢複國初重典是“妄引剝皮囊草之刑，啟皇上好殺之心”。七月二十二日，吏部辦事進士江南人顧允成、諸壽賢和湖北人彭遵古聯名上疏，為海瑞辯誣，認為他是“當朝偉人”，房寰是“不識廉恥二字”的偽君子，並揭露房寰欺君罔上的六大罪行。神宗降旨，一方麵責斥房寰所論“不當”，另一方麵又嚴責顧允成等三進士尚未授官便出位言事，“是何事體？好生輕肆！姑各革去冠帶，退回原籍。且令各衙門堂上官約束辦事進士，不許妄言瀆擾”2。海瑞見正義不得伸張，奸貪之徒姑縱不治，振風肅紀毫無希望，遂連續2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42頁。
見《海瑞集》上冊，第288頁。
2《海瑞集》上冊，第29頁。
3黃秉石《海忠介公傳》，《海瑞集》下冊，第57頁。
4《明神宗實錄》卷一七二，萬曆十四年三月辛醜條。
詳《三進士申救疏》，《海瑞集》下冊，第25—30頁。
2《明神宗實錄》卷一七六，萬曆十四年條七月乙卯條。
上疏，乞歸田裏。謂“年七十有四非做官時節，況天下事隻如此而已，不去何為”3。至萬曆十五年（587）九月，疏凡七上，皆不允歸。入秋，病情漸重，又不服藥。萬曆十五年十月十六日（587年月5日），卒於南京都察院右都禦史任上。享年七十四歲，無子。贈太子少保，諡忠介。
海瑞極力把“忠君”與“愛民”調和、統一起來，由此形成他的矛盾性格，並招致統治階級中勢力的攻擊和迫害。他為了“利民”、“裕民”，而“一意約己”、任勞任怨，一生清貧。至死仍“無一語及身後事”4。他身為都察院都禦史，官秩正二品，可稱得上是個有名的大官。然而，作古之時，僉都禦史王用汲入視，室中惟有葛幃敝籝，俸金十餘兩（另說一百五十兩），舊袍數件，其清貧苦境，為寒士所不堪。王用汲見狀，不禁泣下，率同列捐金治棺。百姓聞之，奔走相告，扶服悲號，罷市數日，哭聲震天動地。及“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哭而奠者百裏不絕，家家繪像祭之”。史家的描寫，雖有溢美之詞，但大體上是符合實際的。
海瑞的著作，均已輯錄在《海瑞集》。
3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43頁。
4梁雲龍《海忠介公行狀》，《海瑞集》下冊，第543頁。
王國憲《海忠介公年譜》，《海瑞集》下冊，第00頁。
第二十六章明神宗第一節衝年即位明神宗朱翊鈞（53—20），是明穆宗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長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鈐，俱早亡。四子朱翊鏐與朱翊鈞同為李氏所生，封潞王。朱翊鈞幼時的命運並不好，由於明世宗晚年迷信道教，“諱言儲貳，有涉一字者死”，不要說他沒有被立為皇太孫，就連他出生的消息，穆宗都不敢向世宗奏報，出生兩個月不敢剃頭發，甚至到了五歲還沒有起名字。直到隆慶元年（5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請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穆宗才為他賜名，叫翊鈞。穆宗說賜你名字，名為鈞，是說聖王製馭天下，猶如製器之轉鈞也，含義非常重大。你當念念不忘2。隆慶二年（58）三月十一日，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正位東宮。
皇太子就是未來的皇帝，將來要治國治民，必須從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業治國的經驗教訓，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駕馭臣民的本領。朱翊鈞雖然年幼，卻很懂得這個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為教官，輔導他讀書。朱翊鈞學習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頗嚴。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禦講筵入，嚐令效講臣進講於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為盥麵，摯之登輦以出”。由於講官的盡心輔導，李太後的嚴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鈞年漸長而學愈進。他自己後來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誇耀說“朕五歲即能讀書。”
隆慶六年（572）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終因縱欲過度，病入膏盲，病死於乾清宮。
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年僅十歲的朱翊鈞即皇帝位，改元萬曆，以翌年為萬曆元年。
明神宗即位時，擺在他麵前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柄臣相軋，門戶漸開，而帝未能振肅朝綱，矯除積習”2。這個問題，以後變得更為激烈。穆宗彌留之際，授高拱、張居正等人為“顧命大臣”，囑咐他們和內外文武百官一起，“協心輔佐”年幼的皇太子。神宗自己在登極詔中也命令他們朕方在衝年，尚賴文武親賢，“共圖化理”，“與民更始”。如今，先皇屍骨未寒，小皇帝看到的卻完全是另一種情景那些“顧命大臣”，不是“協心輔佐”，顧及民族的利益、百姓的生死，而是首先顧及自己，為了爭奪地位和權力，開始火並起來。同時，在經濟和政治方麵的問題也堆積如山。麵對著這些重重的困難，這個小皇帝沒有畏縮不前，為了“皇圖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氣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殺予奪在朝廷這根權柄，勵精圖治，推行新政，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為。
於慎行《穀山筆麈》卷二《紀述一》。
2談遷《國榷》卷六五。
《明史》卷一一四《孝定李太後傳》。
2《明史》卷二○《穆宗紀》。
第二節勵精圖治萬曆元年（573）到萬曆十年（582），是明神宗人生的輝煌時期。在此期間，他用張居正為內閣首輔，大力張居正以整理賦役為中心的社會改革，從而換來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相對安定的局麵。
明穆宗末年，高拱為內閣首輔。高拱，“性直而傲”，“持論多偏”，說話隨便，常常為此得罪人。他與徐階有矛盾，在徐階謝政歸裏以後，高拱即“扼階不遺餘力”，為此又與張居正關係破裂，成為冤家對頭。高拱主閣，堅持反對宦官越權，為此觸犯了當時內廷的大紅人太監馮保。馮保遂與張居正內外串通起來，欲置高拱於死地。穆宗去世時，高拱以主幼國危，痛哭時說了一句“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後，馮保將這句話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講，十歲小孩哪能決事當皇帝”。神宗聽到這話，“專權之疑，深中帝心”。他不問高拱說此話的背景，是否屬實，即於隆慶六年（572）六月十六日將他免職，以張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後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終堅持自操威柄。他說過“若用舍予奪，不由朝廷，朕將何以治天下！”神宗偏聽偏信，把六十一歲的老臣高拱一棍子打下去，顯然做得太過分。但從當時中國的政治形勢與政界人物來看，他用張居正主閣，無疑是最佳選擇。
張居正為內閣首輔以後，神宗將內廷的事務托給馮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對張居正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尊禮有加，言必稱“元輔張先生”，或“張先生”，從不直呼其名。隆慶六年六月十九日，張居正剛剛走馬上任幾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後左門）單獨召見他，共商大計。由於明穆宗在位從沒有召見過大臣，所以這事在當時曾引起轟動，使廷臣看到神宗承業治國的精神和決心，又大大提高了張居正的威信。
封建國家機器的運轉，歸根結底是一個用人問題。明神宗從一開始就注意“精核吏治”，把用人和皇權的強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並且處處表現出他的鮮明個性和獨立見解，決不受製於人。當時對有些人事的處理，他與張居正並非沒有不同的看法。後來張居正的悲劇發生，正是這種君臣意見差異逐漸澱積下來的結果。
在讀書方麵，明神宗也是從一開始就堅持按照祖宗舊製，舉日講，禦經筵，讀經傳、史書。在明朝的眾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樣確實是不多見的。萬曆朝舉人沈德符記敘，神宗即位後，就按照內閣首輔張居正的建議，每天於太陽初出時就駕幸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然後少息片刻，複回講席，再讀史書。至午飯完畢時始返回宮內。隻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暫免講讀。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從不間斷。故十年之中，“聖學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禦極亦在幼衝，初不聞三楊諸公有此朝夕納誨，遂使王振得盜國柄，幾危宗社。則今上早年勵精，真可隻千古矣”。明神宗從思想上到行動上，全力張居正，合力進行改革，推行新政。《明神宗實錄》卷一○。
《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衝聖日講》。
這次改革，始於萬曆元年，至萬曆十年基本結束。它是明中葉以來地主階級革新自救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也是明後期政治、經濟關係新變動的深刻反映。其範圍，覆蓋政治、經濟諸方麵。具體步驟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為重點，後五年以經濟改革為主要任務。其間充滿著矛盾和鬥爭。就其實際效果而論，有的可取，有的失算。其結局，歸於失敗，以悲劇告終。
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萬曆元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針對官僚作風和文牘主義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提高朝廷機構辦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專任，立限完成；層層監督，各負其責。明神宗說“事不考成，何由底績。”2其特點是改變國家機構的運作機製以內閣監控六科，六科監控部院，部院監控地方撫按，最後使“部權盡歸內閣”。六科和部院原是直接向皇帝負責，把它們變為受內閣製約，聽從內閣指揮，實有悖於祖宗舊製，實質上是將一部分皇權轉移到內閣。這是張居正對明代官製的一次重大變革。其時，因為神宗年幼，對祖製還不十分明白，不曉得個中的利害關係。後來，他意識到張居正的權力過大，“幾乎震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原因。
學校為養士基地，“人才所係”。為了培養新的人才，萬曆二年（574）神宗命令吏部嚴格選用提學官。次年三月，張居正進呈《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提出選用提學官和整頓學校的十八條方案。神宗以為“深切時弊”，下詔命“各官著實遵行”，並大量裁減府、州、縣學的學生數。在明代，“科舉必由學校”。人口不斷增加，學校招生人數反而減少，不但與社會發展大勢背道而馳，對於那些追求功名利祿者更是當頭一棒。明神宗還根據張居正的建議，詔毀天下書院，迫害士人，實行文化。這些都是倒退行為，所以，一開始就遭到激烈反對，難以貫徹執行。張居正本人更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大邑士子多怨之，或謂他“千慮一失，在汰郡縣諸生”2，成為後來慘敗的禍根之一。
經濟領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國田畝；二是推廣“一條鞭法”。這是萬曆初年整個社會改革的中心環節，也最有意義與成績。
清丈田畝，又稱“清丈田糧”，目的是為了糾正田製混亂。這是繼洪武朝之後進行的又一次全國性的土地大清丈。洪武朝那次大清丈，與“賦役黃冊”相配套，編造了“魚鱗圖冊”，為明代田賦征收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封建社會，土地自始至終是關係到農業能否發展、農村能否安定、農民能否生存的根本問題，也是農民與地主矛盾的根源。官豪勢要為了逃避田賦，並向農民榨取更多地租，不斷隱瞞土地，霸占土地，轉嫁賦稅。到了明中葉以後，“魚鱗圖冊”已麵目全非，賦役征派日益不均，國家賦稅收入越來越少，“私室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田畝已是非清不可了。同明代其他重要經濟改革一樣，這次清丈也是首先從東南沿海地區搞起來的。
萬曆六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進行試點。中心問題是為了改變有田者不交納稅糧、無田者苦於賠納的怪現象，使田畝與稅糧掛鉤。由於明神宗態度明確，張居正指導得力，堅決排除阻力，試點工作進行得頗為順利。2《明神宗實錄》卷一九。
《明神宗實錄》卷三八。
2談遷《國榷》卷三九。
詳見《明神宗實錄》卷八一。關於這次丈量的始行時間，《國榷》等書記於萬曆五年。至萬曆八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糧事竣”2。神宗與張居正因勢利導，趁熱打鐵，立即通行全國清丈。戶部奉旨就清丈範圍、職責、政策、方法、費用、期限等製定了八項規定，於同年十一月下發各地。至萬曆十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總計支出新增一百四十餘萬頃3。有些地方還重新編造了“魚鱗圖冊”。是明代田製與賦製的又一次綜合整治，成績顯著。缺點是有些地區為“求畝多”，不實事求是，用小弓丈量，以致出現新的“虛額”，加重小民負擔。
推廣“一條鞭法”，是當時經濟改革的又一出重頭戲。一條鞭，又稱“一條邊”、“條邊”、“一條編”、“條編”等。其視點是變通賦與役的征收方法。它和清丈田畝一樣，也是在嘉靖、隆慶以來各地逐步試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明神宗的功勞，是把它推廣到全國，實現了中國古代賦役史上一次偉大的變革，為實行貨幣地租創造了條件。
自唐代楊炎作兩稅法以來，一直是實行賦與役分開。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量，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並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故謂之一條鞭”。其基本精神與特點是把賦與役合並，簡化征收手續，擴大了折色範圍，改變了以往的征收方法。它的推行，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展變化的反映。
萬曆九年，一條鞭法已在全國各地“盡行之”。這標誌著整個改革已經取得了重大勝利。
這一年又巧逢張居正入內閣十五年。明神宗為了表彰他為國振興而“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賜伯爵祿，加上柱國、太傅，寫敕獎諭，蔭一子為尚寶司丞。太傅與太師、太保，並稱三公，其尊崇僅次於太師，非一般大臣所能享有。這是對張居正的特殊恩寵，也是對他的改革的充分肯定。
張居正直接策劃、設計、指導的這場改革，是“振百年因循之弊”的一次重大變革，雖然成績不少，但是阻力也很大，“豪猾率怨居正”，從一開始就承受著極其沉重的壓力，屢遭攻擊，各項改革措施不久就變了形，“規製頓紊，不能盡遵”。明神宗本人為了“垂戒威權震主”，也很快反過來扼殺這場頗有生氣的改革，自毀新政。
2見《明神宗實錄》卷一○四。
3據《明神宗實錄》卷一一一、一一六、一一九至一二二、一二六至一三一。《明史》卷七八《食貨二》。
第三節自毀改革成果從萬曆十年（582）初開始，張居正病倒在床，明神宗頻頻遣使慰問、賜物。至同年六月十一日，張居正已危在旦夕。明神宗以論遼東戰功，進他為太師，蔭一子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文臣沒有生前加三公的，隻有死後才能贈給。在明代，一人而獨享三公之殊榮者，唯有張居正也。在此之前，明神宗還多次說過不僅要破例賞賜張居正，而且要特殊優待他的子子孫孫。六月二十日，張居正與世長辭，終年五十八歲。一代名相謝世，皇上悲痛，下令輟朝一日，舉國哀悼，賜祭九壇，禮視國公兼師傅，贈上柱國，諡文忠。明代身後得贈上柱國者，隻有洪武朝武臣江陰侯吳良、永樂朝僧人太子少師姚廣孝和張居正三人。
張居正之所以成為中國古代史上偉大的政治家，是因為他在萬曆初年置生死於度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為了富國強兵，進行政治經濟改革。他業績炳然，他的名字也可以說是當時“改革”的代名詞。對此，國人有定論，明神宗更清楚如果沒有張居正，就沒有他的新政，沒有那時“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的繁榮氣象。然而，他終歸是一個封建帝王。封建帝王共有的思想特征和心理狀態，是喜怒無常，翻臉不認人，一切以實用為標準。神宗也是這樣一個皇帝。他長大以後，越發感覺到張居正處處攬大權。為了防止今後再發生這種現象，張居正一死，他馬上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於是生前“忠貞不貳”的“元輔張先生”，死後反而變成了“謀國不忠”的“大奸”。
明神宗心裏明白，張居正在世時，他是如何重用張居正，並許下了多少諾言。而今要實現這個轉變，必須尋找時機，找到借口，不能平白無故地說張居正是壞人。而且要有計劃，有步驟。問題是從哪裏下手？
明神宗素以“貪財好貨”聞名。當時他的弟弟潞王朱翊鏐即將結婚，需要一大筆開支。其母李氏為兒子的婚費焦急，多次催促神宗趕緊籌辦。神宗舍不得動用內府的豐富積蓄，又顧慮大臣再批評他天天隨意挪用國庫的錢，正巧，這時有一個名叫張誠的貼身太監向他秘密奏報，說經過長期暗中偵查，張居正和馮保“寶藏逾天府”。神宗一聽，怦然“心動”，而且懷疑張居正積蓄多於馮保。加上馮、張二人以前對他約束太嚴，使他時存反感，及漸長而“心厭之”。於是就不管什麽馮“大伴”和“元輔張先生”，也不顧不是“謀反、叛逆與奸黨”不可抄家的祖宗法律了2。經過權衡利害得失，決定先拿馮保開刀。
萬曆十年十二月，以“馮保欺君蠹國，罪惡深重”，免去東廠提督，押到南京軟禁，抄家沒產，神宗得到金銀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無算。
當時，馮保和張居正是互為依存，生死與共，誰也離不開誰。馮保垮台，張居正必在劫難逃。由於張居正生前是內閣首輔，又是太傅、太師，影響很大，所以在做法上有些不同。先大造輿論，形成“舉朝爭索其罪”的強大聲勢，將張居正重用的人統統罷去，同時為從前反對張居正的人一一恢複名譽或官職。然後再步步升級，徹底搞臭。萬曆十一年三月，詔奪上柱國、太師《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
2《明史》卷一九三《翟鑾傳》。
兼太子太師。八月，複奪“文忠”諡號。萬曆十二年四月，遼王憲■次妃王氏狀告張居正強占遼王莊田和金寶萬計。遂以侵盜王府資產罪，命抄張氏在京與江陵老家財產，總計得銀十多萬兩、黃金數萬。八月十三日，詔削張居正官秩，奪所賜璽書、四代誥命，公布罪狀，曰“張居正誣蔑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箝製言官，蔽塞聖聰。私廢遼王。假丈量田土，**海內。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破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子張順、張書，都著永遠戍邊。”自此開始，“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張居正其人其事，成為禁區，誰也不得議論。張居正當然有不少過錯，但他所從事的改革事業是進步的。明神宗不問青紅皂白，一概加以否定，用心甚毒，卻也因此走向了反麵。這道詔令，是他自毀新政，全麵扼殺他與張居正共同進行的改革成果的自白書，也是他本人由勤變懶、全麵廢棄勵精圖治的標誌。從此以後，明神宗已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皇上怠荒，朝綱必壞，各種社會弊端開始全麵複辟，地方秩序由相對穩定而走向混亂。
從萬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起，明神宗一麵搞臭張居正，一麵以“病”
為借口，不親郊廟，不見廷臣。內治不修，上梁不正下梁歪。繼張居正為首輔的張四維，“及代柄，務傾江陵以自見，盡反其所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複之”。而後主閣者申時行等人，“亦踵其故智，使紀綱陵遲，侵漁日恣，吏貪而民玩，將惰而兵驕，國儲動蕩”2。萬曆十三年正月，四川建武所兵變。萬曆十四年十月，禮部主事盧洪春奏曰明神宗“日夜縱飲作樂”。從同年起，為爭立皇太子，演成了曠日持久的“國本之爭”。十五年十一月，湖廣鄖陽發生兵變。
萬曆十六年八月，明神宗不顧南北各地大饑荒，為身後之計，大肆揮霍，加緊修建“壽宮”。十七年正月，太湖、宿鬆地方爆發農民起義，饑民數萬聞風響應。三月，雲南永昌衛士兵暴動。四月，廣東白蓮教起義。至同年十二月底，太倉外庫銀隻剩下三十一萬餘兩，“利孔已盡，無複可開”。初年改革的積蓄，用得近乎精光。
這一年，明神宗因為有人批評他唯好酒色財貨，暴跳如雷，大怒不止，從此章奏留中不發。
萬曆十八年二月，再罷日講，“自後講筵遂永絕”。缺官嚴重而不補，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萬曆十九年十月，京營武官鬧事，直衝入長安門。舉朝驚駭，人心不安。是時，明神宗也不得不承認這樣嚴峻的現實“近年以來，人各有心，眾思為政以致國是紛紛，朝綱陵替，大臣解體，爭欲乞身，國無其人，誰與共理。內治不舉，外患漸生，四夷交侵。”可惜他非但不吸取教訓，反而越走越遠，繼續大逞酒色之樂。萬曆二十年正月，禦史馮從吾奏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禦，章奏不發，而“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真是“內治不舉，外患漸生”。同年二月，寧夏致仕副總兵官啺萜鴇反叛；五月，日本6侵朝戰爭；其時西南又5播州楊應龍之亂c魃褡詒黃攘罹三路出征，史稱“萬曆三大征”n髡鼇6征20險鰨曆時十餘年，喪師《明神宗實錄》卷一五二、黚r />
2以上見談遷《國榷》卷七二。
《明神宗實錄》卷二三八。
數十萬，耗銀千萬兩；兵連禍結，國庫空虛，百姓遭難。明神宗本人至此也徹底完成了由勤變懶的過程，昔日“少年天子”的氣派與風采，已經不複存在。代之而來的是，成年累月深居九重，一味發脾氣整人、嗜酒、戀色、貪財。
第四節三十年晏處深宮在“三大征”尚未結束的時候，萬曆二十四年（59）三月，乾清、坤寧二宮被火化為灰燼。“隻知愛錢”的明神宗，乘機以“修建宮殿”為名，從同年六月起，陸續派出大批太監為礦監、稅使，到各地“開礦榷稅”，大肆搜括錢財，迫害官民無數。明朝曆史上著名的為時近二十年的“礦稅使之禍”，從此開始。這也是他在位期間曆時最久、為禍最烈的弊政。
明代朝廷差官“開礦”，始於明初洪武；遣使“榷稅”，在中葉時亦已有之，皆因得不償失，後多廢止。這次神宗“患內廷匱乏”，擔心因“三大征”耗費數多而影響皇室的高消費，不顧臣民的一再反對，硬幹下去，勁頭大得很。凡有關“開礦榷稅”之事，有求必應，“乞請之章，無日不上，批答之旨，無日不下”。至萬曆三十三年為止，解進內府的銀子約為五百餘萬兩，被礦稅使等私吞者尤多，“大約以十分為率，入於內帑者一，克於中使者二，瓜分於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其實這些銀兩，並非開礦、征稅所得，不開礦也征銀，不經商亦征稅，“礦不必穴”，“稅不必商”，都是公開掠奪而來的。因此遭到各階層的強烈反抗，紛紛暴動、起義，時稱“市民運動”、“市民風潮”或“城市民變”。
派礦稅使四出，是明神宗貪財思想的一次集中大暴露。關於他的貪財，事例極多。遠在抄張居正家產時，有大臣批評他“重貨而輕人”。就連最起勁幫他大反張居正的禦史李植也說“皇上稱我為兒子。每次看到抄得金銀寶玩，必是喜歡。”在派礦稅使之前，吏科給事中李沂因批評他貪財，而被削籍回裏。稍後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冒死寫了一篇《四箴疏》，說他患的是“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病2。不久，又有人說他平日“好逸”、“好疑”、“好勝”、“好貨”3。在礦稅使橫行之日，萬曆三十二年正月，內閣首輔沈一貫奏曰“皇上視財太重，視人太輕；取財太詳，任人太略。”4直到他去世前一年，還有人說他是“唯賄是聞”5。
“開礦榷稅”，鬧了近二十年方告結束。史載“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自閣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十之二。天下方麵大吏，去秋至今（即萬曆三十九年），未嚐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上下隔絕，而“延臣部黨勢漸成”。
“陛下萬事不理”，此話一針見血，說得何等尖銳、深刻、準確。由於明神宗晏處深宮，不補缺官，早在萬曆三十年南北兩京已缺尚書三人，侍郎十人，科道官九十四人；全國缺巡撫三人，布政監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文秉《定陵注略》卷四《礦稅諸使》。
《明神宗實錄》卷一六○。
2《明史》卷二三四《雒於仁傳》。
3《明史》卷二三五（張養蒙傳》。
4《國榷》卷七九。
5《明神宗實錄》卷五八○。
《明史》卷二四○《葉向高傳》。
人7。不僅“曹署皆空”，而且自萬曆三十七年起，不少大臣紛紛封印出城，拜疏自去，許多辦事機構陷於癱瘓狀態，政務荒廢。至於“延臣部黨”，問題尤其嚴重。廷臣部黨，就是延臣分門立戶，結黨相爭。結黨，又稱“植黨”、“朋黨”。萬曆朝廷臣黨爭，從一開始就存在。先是以“閣部之爭”為主要形式。後來顧憲成等人在無錫東林書院聚眾講學、議論朝政，形成一股反對派勢力，人稱“東林黨”。於是，宣、昆、齊、浙、楚諸黨互為犄角，專以攻擊“東林”為能事，“東林黨議”由此始。《明史·選舉誌》雲弘、正、嘉、隆間，士大夫廉恥自重，迨萬曆時“黨局既成，互相報複，至國亡乃已”。經過萬曆三十九年京官考察，東林黨人已被排斥殆盡，所剩無幾，後來便被一網打盡。
在東林黨議無休無止之時，由於明神宗私愛貴妃鄭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堅持其王府莊田“務足四萬頃之數”，才肯讓其出京之國，於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場長達七八年之久的福王莊田之爭。福王之國洛陽剛剛過了一年，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酉時，又發生了晚明曆史上著名的梃擊太子東宮案，作案的是一個名叫張差的薊州男子，史稱“梃擊案”。它是明末宮廷三大案（梃擊、紅丸、移宮）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闖入宮廷，這類事在明代多有發生，光是萬曆朝就有好幾次，結果都是不了了之。對這次“梃擊案”，當時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以為張差是一個瘋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種則認為張差非瘋子，是明神宗愛妃鄭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陰謀活動。起初，皇太子也以為“必有主使”。是時，鄭貴妃一再指天發誓，自明無他。明神宗見事涉鄭氏，加上多年來人們一直議論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燒自己，很快就親自定張差為“瘋癲奸徒”，並命“毋得株連無辜，致傷天和”，隻處決張差及與之有關的太監龐保、劉成二人。並特地為此於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態，二十五年來第一次召見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將此案草草收場。
就在明神宗晏處深宮，“萬事不理”，導致從內廷到外廷鬧得不可開交之際，東北遼東“後金”迅速崛起，不斷出兵南犯，向明軍發動進攻，遼東戰爭爆發。萬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日，“後金”
政權正式建國，終於成為明朝的主要威脅。
自此明朝遼東的形勢也隨之每況愈下。尤其是經過東征援朝戰爭和礦稅使高淮亂遼以後，遼東邊防空虛，軍民困甚，供應艱難，加上明神宗用人不當，明軍屢屢敗北。萬曆四十七年三月，薩爾滸之戰，明軍四路大軍，三路全軍覆沒，喪師九萬，敗局遂成。遼東戰爭每年約需銀四百餘萬兩2，明神宗為了應付這筆龐大的軍費，自萬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後三次下令加派全國田賦，時稱“遼餉”。明末“三餉（遼餉、剿餉、練餉）加派”開始。加派非但無濟於事，反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不滿，紛紛投入反對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緒低落，愁眉不展。
萬曆四十八年（20）三月，明神宗因長期酒色無節，加上遼東慘敗，國事困擾，終於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後一口氣，終年五十八歲。二十二日發喪，二十三日頒布遺詔，命皇太子嗣位。九月初十7《明史》卷二三七《田大益傳》。
《明神宗實錄》卷五三二。這一年禦史翟風翀疏曰“上不見廷臣，又二十五年矣。”2《明光宗實錄》卷四。
日尊諡曰顯皇帝，廟號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於三十多年前精心修建的“壽宮”，名曰定陵。
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前十年奮發圖強，中間十年由勤變懶，最後近三十年“萬事不理”。他的主要特征，是貪酒、貪色、貪財而又貪權，始終“魁柄獨持”，可謂操權有術，從這一點說，他不是一個庸人之輩。但他又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樣的雄才大略。他即位於十六世紀七十年代初，終於十七世紀二十年代。當時，正是整個世界處於翻天覆地的大變動時期。中國封建社會也已經發展到晚期，“天崩地裂”，新的生產關係開始萌芽，生產力有了巨大發展，也同樣處於由古代社會向著近代社會轉型的劇變前夜。在這個曆史的大變動中，由於幾千年中國封建製度的頑症根深蒂固，加上他沉溺酒色、財貨的心理病態，非但未能使中國跟上世界新潮流，迎來新時代的曙光，相反在他的手裏把明朝推向絕境，加快了其終結的曆史進程。“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第二十七章張居正第一節厚望所寄張居正（525—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
少年時代“穎敏絕倫”，被譽為“神童”。十三歲時，他寫過一首《題竹》詩“綠遍瀟湘外，疏林玉露寒。鳳毛叢徑節，隻上盡頭竿。”反映了他的抱負不同凡響。
大人物的不同凡響，往往托之以夢。據說張居正誕生的前夕，他的大父東湖公（祖父張鎮）夢見“大水驟至，流溢庭下。大父大驚，問奴屬所以來。奴屬口對狀，言水自張少保純地中流出者。是夜會懷葛公（曾祖父張誠）亦夢有月墜水甕中，流光發色，化為白龜浮水上”2。結果，張誠為他的曾孫起了個諧音的名字，叫白圭。
嘉靖十五年（53），張居正參加荊州府的考試。“時大司徒李士翱為郡太守。先一夕夢上帝剖符封識玉璽，令授一童子。明日進所取士庭下，太師名在第一。李公揖太師升階，目攝童子何如人，果夢中所見者，乃大喜。更太師初名曰“白圭不足名子，子他日當為帝者師，餘得聞命天皇上帝矣。”結果，神童易名居正。不但如此，李士翱還竭力向省裏來的督學稱讚張居正，使他名揚全省。
張居正“頎麵秀眉目，髯長至腹”2。這是他成年時的形象，使人過目難忘。“上（神宗）在東宮嚐晝寢，夢一美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上寤，異之。以問內侍，內侍對曰‘殿下他日當有太平宰相如其人。’及見太師平台，長身玉立，髭髯修美。上記憶夢中事，語內侍曰‘此即夢中所見者乎？’”3這些不尋常的夢兆，即使全是編造出來的，至少也顯示了這個人物的重要性。
嘉靖十六年（537），張居正至省城參加鄉試，湖廣巡撫顧璘認為大器當晚成，建議考官不予錄取，以便“老其才”。因而，直到嘉靖十九年（540），張居正才中舉人。顧璘對他當日的主張有些後悔，對張居正說“張生幸過我，大器晚成，此自中材。仆誠不當以中人薄視吾子，退吾子三年作相。”4《張太嶽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984年版。
2《張太嶽文集》卷四七《太師張文忠公行實》。
《太師張文忠公行實》。
2《明史》卷二一三《張居正傳》。下引本傳者不另作注。
3《太師張文忠公行實》。
4《太師張文忠公行實》。
第二節從翰林到內閣嘉靖二十六年（547），張居正中進士。從第一次參加鄉試，到會試中第，他曆經十年。而當選庶吉士，讀書中秘，使他再一次得到“老其才”的機會。他所重視的不是儒學經典和文字雕琢，而是史百家者言、國家典故和時務之切要者，遇人多所谘詢，這與“選也以詩文，用也以詩文”2的翰林院傳統不相合拍，很能反映張居正的旨趣。
嘉靖二十八年（549）解館，張居正授翰林院編修。在這一年，他上了一道很重要的奏疏，闡明對時政的看法“臣竊推今之事勢，血氣壅閼之病一而臃腫痿痹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療之，恐不易為力矣。”3血氣壅閼之病是指世宗自壬寅宮變之後，久不見群臣百僚。臃腫痿痹五種病是宗室驕恣、庶官瘝曠、吏治因循、邊備未修、財用大匱。這篇《論時政疏》有兩千言，是張居正兩年來讀書中秘、觀察時政的成果。第二年發生的“庚戌之變”，證明“吏治因循”、“邊備未修”已到了何等危險的程度。
當然，一個小小的翰林編修的奏疏，不會引起皇帝的重視。但應當說，初入仕途，張居正所處的環境是不錯的。第一個賞識他的官僚李士翱已升至七卿，他雖然隻任職八個月就被免，卻先後任工、刑、戶三部尚書。嘉靖三十一年（552）入閣的大臣徐階對他也格外器重。在這種有利的環境中，他卻在嘉靖三十三年上疏請歸。據他的兒子張敬修說，是因為他“體故孱弱，又倦遊”的緣故。4張居正回到江陵老家，築三五椽小室，養一兩隻臒鶴，過起隱居生活，不但拒見賓客，而且謝摒親故。他“即田中辟地數畝，植竹種樹，誅茆結廬，以偃息其中。時複周行阡陌間，與田父傭叟測土壤燥濕，較穜稑先後，占雲望寢，以知歲時之豐凶”。他看到農夫們“被風露，炙熇日，終歲仆仆，僅免於饑。歲小不登，即婦子不相眄，而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嫠夜泣，逋寇宵行，未嚐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或幸年穀順成，黃雲被壟，歲時伏臘，野老歡呼，相與為一日之澤，則又欣然以喜，囂然以娛。雖無冀闕躬饁之勤，沮溺耦耕之苦，而詠歌欣戚，罔不在是”。這一段生活，使張居正對農民的生活艱辛有了深切的體會，對他以後推行改革政策有很大影響。
張居正說，他“先後山居者六年，有終焉之誌”2，因父親的反對，才不得不複出。
嘉靖三十九年（50），張居正複出。當時，首輔嚴嵩和次輔徐階的矛盾十分突出。因畏懼嚴嵩的權勢，與徐階相善者唯恐避匿不及，而張居正卻能在兩位權貴之間處之自如。不久，張居正升右春坊右中允，領國子司業事，後又經推薦以副總裁主持修《承天大誌》，他僅用了八個月的時間即脫稿。這件事給世宗以深刻的印象，故命他以右諭德侍裕王朱載垕講讀。不久，又穀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六《江陵柄政》。
2高拱《作養相才》，見《皇明經世文編》卷三○二。
3《張太嶽文集》卷十五《論時政疏》。
4《太師張文忠公行實》。
《張太嶽文集》卷九《學農園紀》。
2《張太嶽文集》卷十七《先考觀瀾公行略》。
遷侍講學士，掌翰林院事。張居正同裕王以及裕邸中官的關係相當好，這是進入權力中心的重要一步。穆宗即位以後，張居正的職銜一年有四變先是升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接著升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讚機務，著入內閣；隆慶元年（57）四月，再升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隆慶二年正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如果從品秩來講，侍講學士是從五品，少保是從一品，這樣的升遷速度是驚人的。
第三節從普通閣臣到操縱內閣隆慶元年二月以前，內閣有四名成員徐階、李春芳、郭樸、高拱。到二月，又加入陳以勤、張居正。張居正雖排在第六，但他的威望卻重於其他閣臣。這不僅因為他“獨引相體，倨見九卿，無所延納”，更在於他“出一語輒中肯”。
隆慶二年（58）八月，張居正上著名的《陳六事疏》，集中反映了他治國思想的基本綱領。疏中陳述的第一事是“省議論”。他提出考察人和事的原則“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欲為一事，須審之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他執政以後所以能廣用人材，推行變法，很得益於不求全人、不求全功的思想。第二事是“振紀綱”。張居正認為，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倒掛。順情與徇情、振作與操切不同。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欲之”，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徇情者，“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操切者，“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因此，“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提到的第三事是“重詔令”。他主張下於各部院大小事務，數日之內必須題覆；需要由撫按議處者，酌事情緩急，路途遠近，嚴令限期奏報。吏部據此考察官吏勤惰。第四事是“核名實”。他認為世不患無才而患無用之之道。所謂用之之道，就是要“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具體來說，“毋徒眩於聲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嚴考課，審名實，和上麵提到的嚴令期限，以考勤惰，就是張居正後來推行考成法的基本內容。第五事是“固邦本”。關於理財，他講到兩個問題一是指出財用日匱的根源，包括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製；豪強兼並，賦役不均，花分詭寄，偏累小民；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等等。另一是要“慎選良吏，牧養小民”。他把守令分為三等守己端潔，實心愛民，與上考；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止與中考，這是核名實思想的具體體現；貪汙顯著，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第六事是“飭武備”。他認為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三者皆不足患，而患在無奮勵激發之誌，因循怠玩，苟且偷安。隻要“修舉實證，不求近功，不忘有事”，那麽，“不出五年，虜可圖矣”。這篇奏疏同嘉靖二十八年上的《論時政疏》的情況相比，張居正的治國思想更進了一步，不僅提出的問題更具體深入，解決問題的辦法也更切中要害了。他進入內閣以後，權力和地位發生了變化，特別強調“尊主權，一號令”。
這份奏疏上於八月。在前一個月，首輔徐階致仕。對於徐階，張居正一直很敬重，至於其他閣臣，他都沒有放在眼裏。次輔李春芳是張居正同科的狀元，比張居正早兩年入閣。徐階被論致仕，李春芳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徐公尚爾，我安能久？容旦夕乞身耳。”張居正馬上回答“如此，庶保令名。”2可見他的狂傲。在徐階去職後不久，呈上《陳六事疏》，雖是一種巧合，但《張太嶽文集》卷三六《陳六事疏》。
2《明史》卷一九三《李春芳傳》。
是也可把它當作競爭首輔的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