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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在時局特別混亂、思想十分活躍的魏晉時代，文士嗜酒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魏晉文士對酒的不同態度和格調，折射出魏晉文士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魏晉文士的生命旨趣雖然彌漫著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靈魂卻揮不去死亡威脅的陰霾，瀟灑的風姿總流lou出痛苦掙紮的影跡。這別有意味的嗜酒之風，不僅在中國文人心靈史上留下倩影，也為中國文學史、哲學史和美學史憑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
【關鍵詞】魏晉；嗜酒；生命；享樂；境界
考察魏晉文士的生活風貌，可發現嗜酒之風尤為盛行。孔融追求“座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卷七十《孔融傳》)，［1］曹操高唱“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短歌行》）。更有曹植“飲酒不節”（卷十九《曹植傳》），［2］阮籍“酣飲為常”（卷四十九《阮籍傳》），劉伶“唯酒是務”（卷四十九《劉伶傳》），陶潛醉“則大適融然”（卷九十四《陶潛傳》）。［3］前有建安七子，“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談笑”。［4］後有竹林七賢，“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任誕》之二十三），[5]飲酒“幾乎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6]關於魏晉文士嗜酒的史料十分豐富，僅《世說新語·任誕》五十四條中，就有三十餘條與飲酒有關。在時局特別混亂、思想十分活躍的特殊環境中探查魏晉文士的嗜酒風尚，不難發現，酒之於魏晉文士，已超越了它的物質屬性而具有了獨特的文化意義。魏晉文士的醉鄉日月，閃爍著生命智慧的理性之光，折射出別具特色的生命旨趣。
一、“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
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方法，飲酒沉醉以遠禍全身，實為魏晉文士的獨創，在當時也是公開的秘密。這種嗜好或托詞的風行，一方麵源於魏晉文士生命意識的徹底覺醒，另一方麵是因為魏晉時期政治鬥爭的殘酷和恐怖。
中國文士生命意識的覺醒，經曆了漫長的曆程。早在《詩經》時代，《唐風·蟋蟀》就曾發出“今我不樂，日月其邁”[7]的感慨。隻不過這種關注個體感受的聲音，被長期湮沒於注重群體發展的儒家思想潮流之中。尤其在罷黜百家的漢代，儒家的道德倫理成為士人的行為準則和人生動力，文士們在對大一統政權的依附中找到了親近感、歸屬感和責任感。但到了東漢末年，腐敗失據的政治和動蕩失序的時局，使儒家思想失去了統一人心的基礎，血腥殺戮、無端坐監、黨人事件，使得文士的心靈產生裂震，對朝廷和君王的情感由親近走向疏離，他們的視野也由“大我”逐漸轉向“小我”。這一轉變，使漢末的文士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恐懼和茫然之痛：“人生天地間，勿如遠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今日良宴會》），“卜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驅車上東門》）[8]……高頻出現的“忽”、“寄”、“塵”等字眼，反映出覺醒的文士麵對短暫的生命所生發的何等的慌恐、哀痛和悲涼！
這種生命覺醒之後的驚慌哀痛，被魏晉文士曆史地承接下來。而且，由於社會的離亂和政壇的血腥，更加深了他們對生命的體認。漢末魏初，軍閥混戰不已，生命猶如草芥。南征北戰的曹操就感慨:“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淒愴傷懷。”（《全三國文·軍憔令》）[9]建安時代的文士們，大多生於亂世長於軍中，親曆生命毀滅的慘烈，震撼於人類生命的脆弱。他們的詩歌表現出比《古詩十九首》更為濃烈的憂生之情：“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lou，去日苦多”（曹操《短行歌》）。“人生處一世，去若朝lou唏。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曹植《贈白馬王彪》）。“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阮瑀《七哀詩》）。“為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低昂倏忽去，炯若風中燭”（陳琳《室思詩》）。“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阮籍《詠懷詩》之八十二）。[10]如果說漢末文人用“忽”、“寄”、“塵”等字眼，表達他們的生命短促之感。那麽，建安詩人則用“朝lou”、“影響”、“風燭”等語詞，反映出生命的極端脆弱。兵禍之外，疫病數起，士人雕落，王粲等一批文士就死於建安二十二年的一次瘟疫,建安七子損失其四。中原一帶，家家有伏屍之痛，戶戶有號泣之聲。另一方麵，政壇日益險惡，政權頻繁更替，而每一次政權的更替都伴隨著血腥屠殺。司馬氏奪權前後屠殺了曹爽、夏侯玄、何宴等數千士人，造成“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卷四十九《阮籍傳》）[3]的恐怖局麵。據冉昭德先生統計，《文選》中有三十四位作家被砍頭，占其全體作家（130人）的四分之一強。《世說新語》中出現“哭”、“泣”、“亡”、“死”等字總計一百四十四次之多，可見血腥恐怖的現實給魏晉文士造成的心靈傷痛。而當文士們麵對自己活生生的同伴轉瞬間人頭落地的殘酷現實時，他們就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助，甚至產生災難可能隨時降臨自己頭上的恐怖心理。“常恐天網羅，憂禍一旦並”(何晏《言誌詩》)，“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阮籍《詠懷詩》之三十三），這是魏晉文士恐怖心理和性命之憂的直接表白。
經曆了生命意識的覺悟、生命脆弱的體認和朝不保夕的驚恐，魏晉文士終於明白，任何精深理論都阻擋不住死亡的腳步，任何高遠目標也替代不了死亡的結局。因而，魏晉文士在自全心態作用下，表現出遠禍全身的智慧和自覺。羅宗強教授以竹林名士向秀為例，分析指出：“向秀入洛所帶來的一種心理傾向，便是不嬰事務，依阿無心。如果說，在向秀這是一種心路曆程的艱苦轉變的話，那麽晉國始建之後名士群體的依阿無心以求自全，則是一種自覺地選擇。”[11]沉醉於酒、疏遠世事以遠禍全身，就是魏晉文士覺醒後保護生命長度的智慧選擇。“本有濟世誌”的阮籍，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他多次因酒避禍，“文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對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卷四十九《阮籍傳》）。[3]可以說，阮籍是借酒韜晦全身最為成功的。其他士人以酒為盾，溺酒求全者亦不少見，大將軍王敦很賞識阮裕並召為主薄，但阮裕看出了王敦不甘為人臣的野心，便終日沉溺於杯中之物以疏遠王敦。後來，很多人都因王敦叛亂死於刀鋸之下，而阮裕卻保全了性命。東南士大夫顧榮“恒慮禍及”，選擇“終日昏酣”（卷六十八《顧榮傳》)。[3]剛腸嫉惡的嵇康甚至以“就不得遠，取醉為佳”作為處世秘訣，寫進《家誡》[12]傳教後代。
對魏晉文士來說，醉酒避世以遠禍全身已是公開的秘密，而其中奧秘正如陶潛所言“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雜詩》）。南朝沈約對此就看得十分真切：“彼嵇阮二生，誌存保己，既托其跡，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全梁文·七賢論》）[9]南宋葉夢得也評論說:“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俱禍，惟托於醉，可以粗遠世故……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13]《世說新語》那句“酒正使人人自遠”（《任誕》之三十五）更是精深，“遠”就是粗遠世故，粗遠世故就是遠離人禍，從而實現保護生命長度的目的。
二、“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
死對於生其實是一種有效教育。“對於有限的意識來說，死亡意識是本質的，因為此外沒有任何東西能象死亡那樣迫使人意識到他的限度，然而也沒有任何東西能象死亡那樣提高人對實存的投入的必要性的認識”。[14]魏晉文士在對“死”的震駭之餘，把質疑和追問的目光投向了“生”，心態也由憂生轉化為貴生，進而把人生短暫與行樂縱欲聯係起來：“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欲以求歡，苟抑沈以避免”（夏侯淳《懷思賦》）。正是有了這種轉變，魏晉文士在追求生命長度的同時又追求生命的密度，即在長度有限的生命過程中，追求濃烈的享受和充分的滿足，以密集的享樂消減死亡之痛和生存之苦，導致享樂主義蔓延。曹丕說：“何嚐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豔歌何嚐行》）。曹植也宣稱“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厄，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全三國文·與吳質書》）[9]托名列禦寇的偽作《列子》又作了進一步闡發，“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逞死後”（卷七《楊朱》篇）。[15]這一套言論，反映了魏晉文士的思想律動，也為他們縱酒肆欲提供了理論依據。
縱酒是魏晉文士肆欲享樂的典型行為。古人認為，“酒，天下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卷二十四《食貨誌》）。[16]酒是糧食的精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酒無疑就是奢侈品。酒既是魏晉士人享受物欲的首選對象，又是他們享樂人生的特殊介質。曹魏鄴下集團就經常置酒高殿，大宴賓客，並熱情歌詠：“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刻。五味風雨集，杯酌若浮雲”（阮瑀《公宴詩》）。“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劉楨《公宴詩》）。“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合坐同所樂……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王粲《公宴詩》）。在歌唱享樂的聲音中，曹植的調門最高，“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曹植《公宴詩》）。“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膾鯉臇胎鰕，寒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曹植《名都篇》）。可見，鄴下文士生活彌漫著縱酒作樂的濃鬱氣氛。
魏晉文士在縱酒行樂中流lou出兩種心態：一方麵，為增加生命享受的密度，他們縱情飲酒，不顧一切。比如：曹丕“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善哉行》），曹植“取樂今日，逞恤其它”（《閨情詩》），應璩“鬥酒當為樂，無為待來茲”（《百一詩》）。如果說曹氏兄弟及鄴下文士的縱情飲酒，表現了他們對人生享樂的非理性追求，畢卓等人的舉動則反映出他們把飲酒享樂視為人生的全部，似乎人生就是為了飲酒。畢史部“常飲酒廢職”，竟至於醉後“盜飲”為人所縛，還發出“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卷四十九《畢卓傳》）[3]驚俗之語。劉伶則是“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雲：‘死，便掘地而埋。’”（卷四十九《劉伶傳》）［3］他們追求享樂的極致，“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樂，力憊而不得肆於色，不惶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楊朱》篇）；[15]另一方麵，他們在肆意享受生的歡樂的時候也難以逃出死亡的陰影，所以，他們肆欲極樂也掩蓋不住生命之憂。曹植的《野田黃雀行》突出表現了這種複雜感受：“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複何憂。”美酒佳肴，妙樂靚女，這些奢侈品都是為了增加生命之樂，然而縱情享樂並不能阻止死亡的逼近。相反，肆欲之樂更反襯出人生之苦。因而，魏晉文士始終不能走出憂懼、享樂、更憂懼、再享樂的心理循環。所以，正始之後的文士生活進一步出現奢靡之風也就不難理解。《晉書·任愷傳》載:“初，何韻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撰，愷乃逾之，一食萬錢，猶雲無可下箸處。”（卷四十五）[3]葛洪《抱樸子外篇·疾謬》這樣描述道:“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lou首袒體。盛務唯在擂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逾綺糯縱挎之側，遊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墩野。”[17]字裏行間，流lou出對這種肆欲享樂行為的驚詫。《世說新語》也記載了魏晉士人奢靡之風：人乳飲豚、炊薪雕花、蠟燭燒飯、麗女侍廁、**縱酒、人豬共飲,等等，為了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競相做出駭人之舉。
不難看出，魏晉士人追求享樂是何等急切和濃烈！然而，在嗜酒行樂的背後，其實隱藏著生命無助的莫大恐懼。痛苦的覺醒陡然間轉化為覺醒的痛苦。脆弱的生命難以自握，死亡陰影盤踞於心，隻有以大密度的享樂來消減或轉移生命的哀痛。而傳統士人安身立命的功名思想，此時幾乎蕩然無存。“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任誕》之二十），[5]“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張華《閭裏為消腸酒歌》），[10]這就是魏晉文士新的人生宣言。拋棄了功名的包袱，魏晉文士就如饑似渴的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以彌補生命目標和意義的缺失。如果說漢末文人隻是發出“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古詩十九首》）[8]的慨歎，魏晉的文士們則邁出了“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曹植《當車己駕行》）的步伐。魏晉文士就在縱酒肆欲、加大享受密度的放達行為中，表現出對生命過程的體認、眷戀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質疑和探尋。
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
“酒正引人著勝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複相親”（《任誕》之四十八、五十二），[5]《世說新語》中的這兩句名言，反映出魏晉文士嗜酒的另一種追求，即生命境界的提升。把飲酒與生命境界聯係起來的是玄學。正始之後，玄風席卷士林，影響著他們的人生理想、價值取向、生活情趣和風度容止。如果說玄學理論是水，酒就是舟。他們飲酒談玄，超世越俗，解放精神，與道契合，形神相親，邁向更高的生命境界。
以嵇阮為代表，魏晉文士追求生命境界新高度是從鄙俗拖俗開始。史載阮籍善為清白眼，對禮俗之士以白眼相待，毫不遮掩對世俗之人的鄙視。一次，“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己複來敗人意!’”（《排調》之四）[5]同為竹林名士，阮籍對王戎直呼“俗物”，可見阮籍鄙俗不分親疏，不留情麵。阮籍“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己，由是鹹共稱異”（《阮籍傳》）。[3]阮籍的拖俗又往往通過蔑視禮教來表現，比如他居喪縱酒、送嫂歸寧、醉臥酤酒婦人之側、哭吊陌生女子盡哀而歸等等，無不體現出與世俗的“異”。他曾在《詠懷詩》（二十一）中明確表示：“雲間有玄鶴，抗誌揚聲哀。一飛衝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時人裴楷也評價說:“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製。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任誕》之二十一）。[5]可見，阮籍的拖俗，不僅被時人所認識也被世人所接受。當然，拖俗不是目的，而是為了追求與道相契、與自然一體的“大人”境界：“夫大人者，乃與造物通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製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大人先生傳》）。[9]對於無法與俗世徹底決裂的阮籍而言，他要體驗自己所追求的生命境界，隻有在沉醉忘俗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實現。所以，他人視為非常態的酣飲醉酒，對阮籍來說恰好“為常”，而且每當其酒後“得意”，便“忽忘形骸”。因為，他已以酒為舟，馳向“意”中的玄美之境。
與阮籍相比，嵇康飲酒較為理智和平靜。嵇康雖然也追求超塵拖俗，不受名教約束，“但他追求的是一種人間實有的境界，在那裏有精神自由，又有必要的物質條件，有淳樸的親情，而無世俗的汙濁與係累。嵇康已經把莊子物我一體、心與道冥人間化了，詩化了”。[11]嵇康結交高士，“不喜俗人”（《與山巨源絕交書》），[12]追求在純樸自然的現實生活中與道契合，而不是把自己封閉在理想的精神幻境之中。他厭棄政治，就公開與司馬氏決裂；他的朋友呂巽為人失德、山濤薦舉他做官，嵇康就斷然與他們絕交。他在詩中也說：“俗人不可親，鬆喬是可鄰”（《雜詩》），“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述誌詩》）。[12]在現實生活中，嵇康也是以其天質自然、形不偶俗而馳譽士林，時人評價說：“嵇夜叔之為人也，岩岩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將崩。”“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容止》之五）。[5]嵇康胸懷邁俗之誌，高亮任性，其生活趣味和精神追求從《贈秀才從軍》詩中可窺一斑：“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皤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嵇康渴望在這樣淡泊樸野、閑適自得的生活中，心與道合，隨著那漸飛漸遠的歸鴻進入大美境界。正因為如此，嵇康不需要、也不必通過醉酒以拖越世俗，他更喜歡流觴曲水式的雅飲。他需要的不是酒中的乙醇，而是酒的雅致和意味。“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睹其蹤”（《遊仙詩》），這就是典型的嵇康之飲。其《酒會詩》也再次印證了這一點:“臨川獻清酷，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弦，寄心在知己。”在清幽雋美的山水之間，嵇康賞美景品清酒，奏一節妙曲，唱一段雅歌，盡情享受人與自然交融、身與靈魂相親的高遠之境。舉杯之際，又不禁懷念起那位已故知己，深厚的情誼和綿邈的思緒，全都寄寓在七弦琴聲之中。可見，嵇康是在品酒的過程中，提升心境，歸於自然，與道相契，進入《莊子·漁夫》所說“飲酒則歡樂”[18]的全新境界。
真正懂酒善飲的人是陶淵明，並將酒融入生命之中。陶淵明嚐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時人謂之實錄”（卷九十四《陶潛傳》）。[3]在這篇短短千餘字的紀傳中，出現“酒”及其相關文字近二十次。陶淵明自己也宣稱：“令吾常醉於酒足矣。”[5]甚至感言“在世無所須，唯酒與長年”(《讀山海經》之五)。難以想像，沒有酒的陶淵明會是怎樣的情狀。但他絕不是借酒消愁，更不是縱酒行樂。雖然他說過“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形贈影》），卻也明確表示“酒雲能消憂，此方詎不劣”（《影答形》！他主張“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神釋》）。在他看來，酒與**、書籍、田園、月色一樣，是一種自然存在，想喝便喝，當醉即醉，無須刻求，一切皆順應自然，才能得到“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連雨得飲詩》）的意義和歡樂。從陶淵明詩作中可見，不管是“得歡當作樂，鬥酒聚比鄰”（《雜詩》之一），還是“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雜詩》之二）；不論是“或有數鬥酒，閑飲亦歡然“（《答龐參軍》），還是“提壺接賓客，引滿更獻酬”（《遊斜川》）；不管是“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乞食》），還是“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擬古》之一），一切都是自然隨性的。不難看出，陶淵明率性之處時時沉醉，乘興之詠“篇篇有酒”(蕭統《陶淵明集序》)。[9]他在隨性之飲中，體悟到“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之十四）；也在作文自娛中，感覺到“此種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之五）。而這“深味”和“真意”，都共同指向陶淵明所追求的委運任化、物我泯一、心靈與自然和諧一體的人生最高境界。詩意的酒趣，飄溢酒香的詩歌，在陶淵明充滿詩意和酒香的生命中妙合無痕，和諧完美。
魏晉文士嗜酒，對一個時代而言是特殊風尚，對個體來說是生活細節。風尚往往體現在細節上，細節也總能折射出大問題來。在魏晉特殊的時代環境和文化背景中，同樣嗜酒的文士卻從酒中品出不同的“滋味”，正是這一細節差異反映出他們對生命的三種不同追求。這些追求，既表現在不同文士的生命曆程中，也表現在同一個人不同的生命境遇中。還應看到，魏晉文士的生命旨趣雖然彌漫著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靈魂卻揮不去死亡威脅的陰霾，瀟灑的風姿總流lou出痛苦掙紮的影跡。這別有意味的嗜酒之風，不僅在中國文人心靈史上留下倩影，也為中國文學、哲學和美學憑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
【內容提要】
在時局特別混亂、思想十分活躍的魏晉時代，文士嗜酒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魏晉文士對酒的不同態度和格調，折射出魏晉文士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魏晉文士的生命旨趣雖然彌漫著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靈魂卻揮不去死亡威脅的陰霾，瀟灑的風姿總流lou出痛苦掙紮的影跡。這別有意味的嗜酒之風，不僅在中國文人心靈史上留下倩影，也為中國文學史、哲學史和美學史憑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
【關鍵詞】魏晉；嗜酒；生命；享樂；境界
考察魏晉文士的生活風貌，可發現嗜酒之風尤為盛行。孔融追求“座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卷七十《孔融傳》)，［1］曹操高唱“何以解憂，唯有杜康”（《短歌行》）。更有曹植“飲酒不節”（卷十九《曹植傳》），［2］阮籍“酣飲為常”（卷四十九《阮籍傳》），劉伶“唯酒是務”（卷四十九《劉伶傳》），陶潛醉“則大適融然”（卷九十四《陶潛傳》）。［3］前有建安七子，“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談笑”。［4］後有竹林七賢，“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任誕》之二十三），[5]飲酒“幾乎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6]關於魏晉文士嗜酒的史料十分豐富，僅《世說新語·任誕》五十四條中，就有三十餘條與飲酒有關。在時局特別混亂、思想十分活躍的特殊環境中探查魏晉文士的嗜酒風尚，不難發現，酒之於魏晉文士，已超越了它的物質屬性而具有了獨特的文化意義。魏晉文士的醉鄉日月，閃爍著生命智慧的理性之光，折射出別具特色的生命旨趣。
一、“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
作為一種自我保護的方法，飲酒沉醉以遠禍全身，實為魏晉文士的獨創，在當時也是公開的秘密。這種嗜好或托詞的風行，一方麵源於魏晉文士生命意識的徹底覺醒，另一方麵是因為魏晉時期政治鬥爭的殘酷和恐怖。
中國文士生命意識的覺醒，經曆了漫長的曆程。早在《詩經》時代，《唐風·蟋蟀》就曾發出“今我不樂，日月其邁”[7]的感慨。隻不過這種關注個體感受的聲音，被長期湮沒於注重群體發展的儒家思想潮流之中。尤其在罷黜百家的漢代，儒家的道德倫理成為士人的行為準則和人生動力，文士們在對大一統政權的依附中找到了親近感、歸屬感和責任感。但到了東漢末年，腐敗失據的政治和動蕩失序的時局，使儒家思想失去了統一人心的基礎，血腥殺戮、無端坐監、黨人事件，使得文士的心靈產生裂震，對朝廷和君王的情感由親近走向疏離，他們的視野也由“大我”逐漸轉向“小我”。這一轉變，使漢末的文士們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恐懼和茫然之痛：“人生天地間，勿如遠行客”（《青青陵上柏》），“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今日良宴會》），“卜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驅車上東門》）[8]……高頻出現的“忽”、“寄”、“塵”等字眼，反映出覺醒的文士麵對短暫的生命所生發的何等的慌恐、哀痛和悲涼！
這種生命覺醒之後的驚慌哀痛，被魏晉文士曆史地承接下來。而且，由於社會的離亂和政壇的血腥，更加深了他們對生命的體認。漢末魏初，軍閥混戰不已，生命猶如草芥。南征北戰的曹操就感慨:“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淒愴傷懷。”（《全三國文·軍憔令》）[9]建安時代的文士們，大多生於亂世長於軍中，親曆生命毀滅的慘烈，震撼於人類生命的脆弱。他們的詩歌表現出比《古詩十九首》更為濃烈的憂生之情：“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lou，去日苦多”（曹操《短行歌》）。“人生處一世，去若朝lou唏。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曹植《贈白馬王彪》）。“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阮瑀《七哀詩》）。“為稱百年壽，誰能應此錄。低昂倏忽去，炯若風中燭”（陳琳《室思詩》）。“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阮籍《詠懷詩》之八十二）。[10]如果說漢末文人用“忽”、“寄”、“塵”等字眼，表達他們的生命短促之感。那麽，建安詩人則用“朝lou”、“影響”、“風燭”等語詞，反映出生命的極端脆弱。兵禍之外，疫病數起，士人雕落，王粲等一批文士就死於建安二十二年的一次瘟疫,建安七子損失其四。中原一帶，家家有伏屍之痛，戶戶有號泣之聲。另一方麵，政壇日益險惡，政權頻繁更替，而每一次政權的更替都伴隨著血腥屠殺。司馬氏奪權前後屠殺了曹爽、夏侯玄、何宴等數千士人，造成“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卷四十九《阮籍傳》）[3]的恐怖局麵。據冉昭德先生統計，《文選》中有三十四位作家被砍頭，占其全體作家（130人）的四分之一強。《世說新語》中出現“哭”、“泣”、“亡”、“死”等字總計一百四十四次之多，可見血腥恐怖的現實給魏晉文士造成的心靈傷痛。而當文士們麵對自己活生生的同伴轉瞬間人頭落地的殘酷現實時，他們就更加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無助，甚至產生災難可能隨時降臨自己頭上的恐怖心理。“常恐天網羅，憂禍一旦並”(何晏《言誌詩》)，“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阮籍《詠懷詩》之三十三），這是魏晉文士恐怖心理和性命之憂的直接表白。
經曆了生命意識的覺悟、生命脆弱的體認和朝不保夕的驚恐，魏晉文士終於明白，任何精深理論都阻擋不住死亡的腳步，任何高遠目標也替代不了死亡的結局。因而，魏晉文士在自全心態作用下，表現出遠禍全身的智慧和自覺。羅宗強教授以竹林名士向秀為例，分析指出：“向秀入洛所帶來的一種心理傾向，便是不嬰事務，依阿無心。如果說，在向秀這是一種心路曆程的艱苦轉變的話，那麽晉國始建之後名士群體的依阿無心以求自全，則是一種自覺地選擇。”[11]沉醉於酒、疏遠世事以遠禍全身，就是魏晉文士覺醒後保護生命長度的智慧選擇。“本有濟世誌”的阮籍，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他多次因酒避禍，“文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對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卷四十九《阮籍傳》）。[3]可以說，阮籍是借酒韜晦全身最為成功的。其他士人以酒為盾，溺酒求全者亦不少見，大將軍王敦很賞識阮裕並召為主薄，但阮裕看出了王敦不甘為人臣的野心，便終日沉溺於杯中之物以疏遠王敦。後來，很多人都因王敦叛亂死於刀鋸之下，而阮裕卻保全了性命。東南士大夫顧榮“恒慮禍及”，選擇“終日昏酣”（卷六十八《顧榮傳》)。[3]剛腸嫉惡的嵇康甚至以“就不得遠，取醉為佳”作為處世秘訣，寫進《家誡》[12]傳教後代。
對魏晉文士來說，醉酒避世以遠禍全身已是公開的秘密，而其中奧秘正如陶潛所言“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雜詩》）。南朝沈約對此就看得十分真切：“彼嵇阮二生，誌存保己，既托其跡，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全梁文·七賢論》）[9]南宋葉夢得也評論說:“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沈醉者，此未必意真在於酒。蓋時方艱難，人各俱禍，惟托於醉，可以粗遠世故……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13]《世說新語》那句“酒正使人人自遠”（《任誕》之三十五）更是精深，“遠”就是粗遠世故，粗遠世故就是遠離人禍，從而實現保護生命長度的目的。
二、“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
死對於生其實是一種有效教育。“對於有限的意識來說，死亡意識是本質的，因為此外沒有任何東西能象死亡那樣迫使人意識到他的限度，然而也沒有任何東西能象死亡那樣提高人對實存的投入的必要性的認識”。[14]魏晉文士在對“死”的震駭之餘，把質疑和追問的目光投向了“生”，心態也由憂生轉化為貴生，進而把人生短暫與行樂縱欲聯係起來：“何天地之悠長，悼人生之短淺。思縱欲以求歡，苟抑沈以避免”（夏侯淳《懷思賦》）。正是有了這種轉變，魏晉文士在追求生命長度的同時又追求生命的密度，即在長度有限的生命過程中，追求濃烈的享受和充分的滿足，以密集的享樂消減死亡之痛和生存之苦，導致享樂主義蔓延。曹丕說：“何嚐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豔歌何嚐行》）。曹植也宣稱“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厄，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全三國文·與吳質書》）[9]托名列禦寇的偽作《列子》又作了進一步闡發，“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逞死後”（卷七《楊朱》篇）。[15]這一套言論，反映了魏晉文士的思想律動，也為他們縱酒肆欲提供了理論依據。
縱酒是魏晉文士肆欲享樂的典型行為。古人認為，“酒，天下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卷二十四《食貨誌》）。[16]酒是糧食的精華，在糧食緊缺的情況下，酒無疑就是奢侈品。酒既是魏晉士人享受物欲的首選對象，又是他們享樂人生的特殊介質。曹魏鄴下集團就經常置酒高殿，大宴賓客，並熱情歌詠：“上堂相娛樂，中外奉時刻。五味風雨集，杯酌若浮雲”（阮瑀《公宴詩》）。“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劉楨《公宴詩》）。“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合坐同所樂……不醉且無歸。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王粲《公宴詩》）。在歌唱享樂的聲音中，曹植的調門最高，“公子愛敬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曹植《公宴詩》）。“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膾鯉臇胎鰕，寒鱉炙熊蹯。鳴儔嘯匹侶，列坐竟長筵”（曹植《名都篇》）。可見，鄴下文士生活彌漫著縱酒作樂的濃鬱氣氛。
魏晉文士在縱酒行樂中流lou出兩種心態：一方麵，為增加生命享受的密度，他們縱情飲酒，不顧一切。比如：曹丕“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善哉行》），曹植“取樂今日，逞恤其它”（《閨情詩》），應璩“鬥酒當為樂，無為待來茲”（《百一詩》）。如果說曹氏兄弟及鄴下文士的縱情飲酒，表現了他們對人生享樂的非理性追求，畢卓等人的舉動則反映出他們把飲酒享樂視為人生的全部，似乎人生就是為了飲酒。畢史部“常飲酒廢職”，竟至於醉後“盜飲”為人所縛，還發出“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卷四十九《畢卓傳》）[3]驚俗之語。劉伶則是“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雲：‘死，便掘地而埋。’”（卷四十九《劉伶傳》）［3］他們追求享樂的極致，“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樂，力憊而不得肆於色，不惶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楊朱》篇）；[15]另一方麵，他們在肆意享受生的歡樂的時候也難以逃出死亡的陰影，所以，他們肆欲極樂也掩蓋不住生命之憂。曹植的《野田黃雀行》突出表現了這種複雜感受：“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複何憂。”美酒佳肴，妙樂靚女，這些奢侈品都是為了增加生命之樂，然而縱情享樂並不能阻止死亡的逼近。相反，肆欲之樂更反襯出人生之苦。因而，魏晉文士始終不能走出憂懼、享樂、更憂懼、再享樂的心理循環。所以，正始之後的文士生活進一步出現奢靡之風也就不難理解。《晉書·任愷傳》載:“初，何韻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撰，愷乃逾之，一食萬錢，猶雲無可下箸處。”（卷四十五）[3]葛洪《抱樸子外篇·疾謬》這樣描述道:“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lou首袒體。盛務唯在擂蒲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間，舉足不逾綺糯縱挎之側，遊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清談論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為先。以如此者為高遠，以不爾者為墩野。”[17]字裏行間，流lou出對這種肆欲享樂行為的驚詫。《世說新語》也記載了魏晉士人奢靡之風：人乳飲豚、炊薪雕花、蠟燭燒飯、麗女侍廁、**縱酒、人豬共飲,等等，為了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競相做出駭人之舉。
不難看出，魏晉士人追求享樂是何等急切和濃烈！然而，在嗜酒行樂的背後，其實隱藏著生命無助的莫大恐懼。痛苦的覺醒陡然間轉化為覺醒的痛苦。脆弱的生命難以自握，死亡陰影盤踞於心，隻有以大密度的享樂來消減或轉移生命的哀痛。而傳統士人安身立命的功名思想，此時幾乎蕩然無存。“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任誕》之二十），[5]“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張華《閭裏為消腸酒歌》），[10]這就是魏晉文士新的人生宣言。拋棄了功名的包袱，魏晉文士就如饑似渴的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以彌補生命目標和意義的缺失。如果說漢末文人隻是發出“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古詩十九首》）[8]的慨歎，魏晉的文士們則邁出了“不醉無歸來，明燈以繼夕”（曹植《當車己駕行》）的步伐。魏晉文士就在縱酒肆欲、加大享受密度的放達行為中，表現出對生命過程的體認、眷戀以及對生命意義的質疑和探尋。
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
“酒正引人著勝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複相親”（《任誕》之四十八、五十二），[5]《世說新語》中的這兩句名言，反映出魏晉文士嗜酒的另一種追求，即生命境界的提升。把飲酒與生命境界聯係起來的是玄學。正始之後，玄風席卷士林，影響著他們的人生理想、價值取向、生活情趣和風度容止。如果說玄學理論是水，酒就是舟。他們飲酒談玄，超世越俗，解放精神，與道契合，形神相親，邁向更高的生命境界。
以嵇阮為代表，魏晉文士追求生命境界新高度是從鄙俗拖俗開始。史載阮籍善為清白眼，對禮俗之士以白眼相待，毫不遮掩對世俗之人的鄙視。一次，“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己複來敗人意!’”（《排調》之四）[5]同為竹林名士，阮籍對王戎直呼“俗物”，可見阮籍鄙俗不分親疏，不留情麵。阮籍“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歎服之，以為勝己，由是鹹共稱異”（《阮籍傳》）。[3]阮籍的拖俗又往往通過蔑視禮教來表現，比如他居喪縱酒、送嫂歸寧、醉臥酤酒婦人之側、哭吊陌生女子盡哀而歸等等，無不體現出與世俗的“異”。他曾在《詠懷詩》（二十一）中明確表示：“雲間有玄鶴，抗誌揚聲哀。一飛衝青天，曠世不再鳴。豈與鶉鷃遊，連翩戲中庭。”時人裴楷也評價說:“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製。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任誕》之二十一）。[5]可見，阮籍的拖俗，不僅被時人所認識也被世人所接受。當然，拖俗不是目的，而是為了追求與道相契、與自然一體的“大人”境界：“夫大人者，乃與造物通體，天地並生，逍遙浮世，與道俱成，變化散聚，不常其形。天地製域於內，而浮明開達於外，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也”（《大人先生傳》）。[9]對於無法與俗世徹底決裂的阮籍而言，他要體驗自己所追求的生命境界，隻有在沉醉忘俗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實現。所以，他人視為非常態的酣飲醉酒，對阮籍來說恰好“為常”，而且每當其酒後“得意”，便“忽忘形骸”。因為，他已以酒為舟，馳向“意”中的玄美之境。
與阮籍相比，嵇康飲酒較為理智和平靜。嵇康雖然也追求超塵拖俗，不受名教約束，“但他追求的是一種人間實有的境界，在那裏有精神自由，又有必要的物質條件，有淳樸的親情，而無世俗的汙濁與係累。嵇康已經把莊子物我一體、心與道冥人間化了，詩化了”。[11]嵇康結交高士，“不喜俗人”（《與山巨源絕交書》），[12]追求在純樸自然的現實生活中與道契合，而不是把自己封閉在理想的精神幻境之中。他厭棄政治，就公開與司馬氏決裂；他的朋友呂巽為人失德、山濤薦舉他做官，嵇康就斷然與他們絕交。他在詩中也說：“俗人不可親，鬆喬是可鄰”（《雜詩》），“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述誌詩》）。[12]在現實生活中，嵇康也是以其天質自然、形不偶俗而馳譽士林，時人評價說：“嵇夜叔之為人也，岩岩若孤鬆之獨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將崩。”“蕭蕭肅肅，爽朗清舉”（《容止》之五）。[5]嵇康胸懷邁俗之誌，高亮任性，其生活趣味和精神追求從《贈秀才從軍》詩中可窺一斑：“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皤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嵇康渴望在這樣淡泊樸野、閑適自得的生活中，心與道合，隨著那漸飛漸遠的歸鴻進入大美境界。正因為如此，嵇康不需要、也不必通過醉酒以拖越世俗，他更喜歡流觴曲水式的雅飲。他需要的不是酒中的乙醇，而是酒的雅致和意味。“臨觴奏九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睹其蹤”（《遊仙詩》），這就是典型的嵇康之飲。其《酒會詩》也再次印證了這一點:“臨川獻清酷，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弦，寄心在知己。”在清幽雋美的山水之間，嵇康賞美景品清酒，奏一節妙曲，唱一段雅歌，盡情享受人與自然交融、身與靈魂相親的高遠之境。舉杯之際，又不禁懷念起那位已故知己，深厚的情誼和綿邈的思緒，全都寄寓在七弦琴聲之中。可見，嵇康是在品酒的過程中，提升心境，歸於自然，與道相契，進入《莊子·漁夫》所說“飲酒則歡樂”[18]的全新境界。
真正懂酒善飲的人是陶淵明，並將酒融入生命之中。陶淵明嚐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時人謂之實錄”（卷九十四《陶潛傳》）。[3]在這篇短短千餘字的紀傳中，出現“酒”及其相關文字近二十次。陶淵明自己也宣稱：“令吾常醉於酒足矣。”[5]甚至感言“在世無所須，唯酒與長年”(《讀山海經》之五)。難以想像，沒有酒的陶淵明會是怎樣的情狀。但他絕不是借酒消愁，更不是縱酒行樂。雖然他說過“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形贈影》），卻也明確表示“酒雲能消憂，此方詎不劣”（《影答形》！他主張“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複獨多慮”（《神釋》）。在他看來，酒與**、書籍、田園、月色一樣，是一種自然存在，想喝便喝，當醉即醉，無須刻求，一切皆順應自然，才能得到“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連雨得飲詩》）的意義和歡樂。從陶淵明詩作中可見，不管是“得歡當作樂，鬥酒聚比鄰”（《雜詩》之一），還是“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雜詩》之二）；不論是“或有數鬥酒，閑飲亦歡然“（《答龐參軍》），還是“提壺接賓客，引滿更獻酬”（《遊斜川》）；不管是“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乞食》），還是“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擬古》之一），一切都是自然隨性的。不難看出，陶淵明率性之處時時沉醉，乘興之詠“篇篇有酒”(蕭統《陶淵明集序》)。[9]他在隨性之飲中，體悟到“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飲酒》之十四）；也在作文自娛中，感覺到“此種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之五）。而這“深味”和“真意”，都共同指向陶淵明所追求的委運任化、物我泯一、心靈與自然和諧一體的人生最高境界。詩意的酒趣，飄溢酒香的詩歌，在陶淵明充滿詩意和酒香的生命中妙合無痕，和諧完美。
魏晉文士嗜酒，對一個時代而言是特殊風尚，對個體來說是生活細節。風尚往往體現在細節上，細節也總能折射出大問題來。在魏晉特殊的時代環境和文化背景中，同樣嗜酒的文士卻從酒中品出不同的“滋味”，正是這一細節差異反映出他們對生命的三種不同追求。這些追求，既表現在不同文士的生命曆程中，也表現在同一個人不同的生命境遇中。還應看到，魏晉文士的生命旨趣雖然彌漫著酒的醇香，但是，沉醉的靈魂卻揮不去死亡威脅的陰霾，瀟灑的風姿總流lou出痛苦掙紮的影跡。這別有意味的嗜酒之風，不僅在中國文人心靈史上留下倩影，也為中國文學、哲學和美學憑添了永不消褪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