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壞分子”，指“四類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之一，屬於“群眾專政”的對象。[]
“壞分子”是一個留有強烈曆史痕跡的詞語。所謂“壞分子”，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指“四類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之一，屬於“群眾專政”的對象“壞分子”是一個“中國特色”的詞語。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著作和黨的文件中曾使用過這個概念，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和革命群眾中的“不良分子”，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將他們清除出革命隊伍，防止他們搞破壞活動。新中國成立初，在鎮反（1951）和肅反（1955）運動中，有關政策文件開始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壞分子”是作為反革命分子的“附屬品”出現的，內涵不夠明確。建國以後至1970年代末，對“四類分子”長期實行管製勞動、監督改造的政策，其方法是給這些人戴上“帽子”，一般不抓進監獄，而是交給群眾監管，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讓他們在勞動中自食其力，“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而且不定期對他們進行批鬥。“四類分子”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1951年1月起，各地將未作刑事處罰的反動黨團骨幹、特務、地主、惡霸、土匪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交給群眾管製，實行監督改造。1956年，根據《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開展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規劃工作，富農分子也列為監督改造對象。1957年，除地、富、反之外，壞分子亦列入監督改造對象，合稱“四類分子”。1958年初，將右派分子列入監督改造對象，合稱“五類分子”（即“黑五類”）。
壞分子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勞改釋放犯”，即刑滿釋放的人，本來應當恢複他們的公民權利，但是根據階級鬥爭的需要或者基層領導的意願，可以給他們繼續戴上“壞分子”的帽子。雖然從1960年起，按照黨的政策，對改惡從善、表現好的四類分子，分別給予改變成份、摘掉帽子；但“文革”一來，這些人大都又經受一番折騰。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1979年至1983年，對尚未摘帽的四類分子予以全部摘帽。
“壞分子”是一個留有強烈曆史痕跡的詞語。所謂“壞分子”，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是指“四類分子”（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之一，屬於“群眾專政”的對象“壞分子”是一個“中國特色”的詞語。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著作和黨的文件中曾使用過這個概念，主要是指混入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和革命群眾中的“不良分子”，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將他們清除出革命隊伍，防止他們搞破壞活動。新中國成立初，在鎮反（1951）和肅反（1955）運動中，有關政策文件開始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壞分子”是作為反革命分子的“附屬品”出現的，內涵不夠明確。建國以後至1970年代末，對“四類分子”長期實行管製勞動、監督改造的政策，其方法是給這些人戴上“帽子”，一般不抓進監獄，而是交給群眾監管，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讓他們在勞動中自食其力，“隻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而且不定期對他們進行批鬥。“四類分子”的概念是逐步形成的。1951年1月起，各地將未作刑事處罰的反動黨團骨幹、特務、地主、惡霸、土匪及其他反革命分子，交給群眾管製，實行監督改造。1956年，根據《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規定，開展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加入農業合作社的規劃工作，富農分子也列為監督改造對象。1957年，除地、富、反之外，壞分子亦列入監督改造對象，合稱“四類分子”。1958年初，將右派分子列入監督改造對象，合稱“五類分子”（即“黑五類”）。
壞分子的一個重要來源是“勞改釋放犯”，即刑滿釋放的人，本來應當恢複他們的公民權利，但是根據階級鬥爭的需要或者基層領導的意願，可以給他們繼續戴上“壞分子”的帽子。雖然從1960年起，按照黨的政策，對改惡從善、表現好的四類分子，分別給予改變成份、摘掉帽子；但“文革”一來，這些人大都又經受一番折騰。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從1979年至1983年，對尚未摘帽的四類分子予以全部摘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