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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吳世恭就記得陝西農民造反軍隊中有位牛人——闖王李自成了。


    既然打得過李自成,那麽洪承疇肯定也是位很有能力的軍事統帥了。所以吳世恭就把洪承疇的名字給牢牢地記住了。


    不過吳世恭也有些納悶,現在的邸報中,怎麽闖王的名字叫做高迎祥呢?而李自成卻變成了闖將了呢?反正這個問題也難以搞明白,也就暫且擱置吧。


    另一點推測就是:洪承疇的立功,已經引起了崇禎皇帝和朝廷的各位大臣的猜忌和防備。因此,他們並不給洪承疇以授權,讓他可以帶兵進入山西剿滅農民造反軍隊的主力。


    鄭淩當然也提供了相當多的證據,而且這些證據也都是來自於邸報中流露出的蛛絲馬跡的。吳世恭一看以後確實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確實如鄭淩所推測的一樣,洪承疇這隻老虎現在卻被明朝朝廷捆在了陝西境內,不能夠跑出來啦!


    吳世恭是不知道,這其實有些冤枉了崇禎皇帝,而做出這些安排的正是新任首輔溫體仁。溫體仁現在正處在春風得意的時期。他與崇禎皇帝也處在蜜月期。


    我們已經知道,溫體仁是位一心為“國事”的人。不貪財好色、不結黨營私,在道德上堪稱楷模,因此,任何政敵都難以抓住溫體仁的小辮子。


    當然,溫體仁的“國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鞏固自己的首輔地位;第二位的就是迎合崇禎皇帝;到了第三位,才是真正的國家大事。


    並且溫體仁還是位權欲相當強烈之人。雖然洪承疇的威脅還比較遠,但是溫體仁依然要未雨綢繆。萬一洪承疇出兵山西把農民造反軍隊全剿滅了呢?那一定會酬功升任兵部尚書的。甚至可能超拔入內閣。


    而有了軍功在手,洪承疇就很可能威脅到溫體仁首輔的位置。還不如現在讓洪承疇老老實實地待在陝西,讓其他的官員分潤一些功勞吧。


    不過吳世恭肯定不會知道這些高層的隱秘事,他的官職也太小。廟堂上也沒有吳世恭插嘴的地方,現在明白了鄭淩的這個推測以後,也派不上什麽大用場,無非是讓吳世恭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罷了。


    但是,鄭淩的另一個大膽推測就對汝寧軍是至關重要了。


    通過邸報所知,現在在山西的農民造反軍隊的情況並不是太妙。


    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臨洮總兵曹文詔奉命和部將馬科、曹變蛟等人一道,帶領“逐一挑選、屢經戰陣”的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肅慶陽開拔,經潼關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賊聚等處。轉至平陽、潞安一帶各賊四犯地方”


    明廷對剿匪首席劊子手曹文詔部入晉會剿,寄予了很大希望。崇禎皇帝親自批準給曹文詔先加升一級,授權“節製秦,晉諸將。”而馬科、曹變蛟等也分別升官以資鼓勵。明朝朝廷希冀把陝西的戰果擴大到山西,一場圍殲山西起義軍的戰鬥就要開始了。


    而為了對付鏖集山西的明軍。農民造反軍隊采取了避實就虛的策略。崇禎六年正月,他們東跨太行山進入畿輔地區。出現在順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區)、真定(今正定)兩府境內。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


    為了堵禦農民造反軍隊進入畿南平原地帶。保護京師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調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會同保定總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備道盧象升和山西官軍夾剿。


    在同明軍作戰中,農民造反軍隊充分發揮了流動作戰的優越性。他們在晉、冀、豫三省接境地區不斷轉移,避開官軍的重兵,相機出擊。這就使官軍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這裏所說的河南地區是河南省黃河以北的地區。而吳世恭的汝寧軍認為農民造反軍隊進入的河南,為河南省黃河以南地區。因此。這兩個概念是不同的)。


    這一打遊擊戰,明朝朝廷內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責“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賊使入,不得無罪。”而河南的士紳們(這些士紳背後站著的都是河南地方官員)向朝廷請求,由三邊總督洪承疇兼管山西、河南軍務。


    雖然兵部同意了這個方案,認為可以統一事權,防止各省互相推諉,便於全麵部署對農民造反軍隊的圍剿。而且兵部還建議洪承疇移駐三省交界的潼關,監製山西、河南二巡撫和曹文詔、鄧玘、張應昌三總兵。


    可是,在首輔溫體仁的勸說下,這時崇禎皇帝還是不願意讓臣下掌握較大的權力,沒有同意這個方案。


    崇禎皇帝把起義軍活躍於三省歸咎於官軍作戰不力,所以派太監陳大奎、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等為內中軍,分別出任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四鎮的監軍。


    崇禎皇帝也當了皇帝六、七年了,也在文官的麵前吃過太多的苦頭了,所以現在他也隻能夠自打耳光,任用太監派到軍中充當自己的耳目,以此來防止文武官員的欺蒙。


    但是,宦官們擅長的隻是巧言令色騙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權納賄。在軍事上他們完全是外行。所謂“監紀功過”,不過是給他們提供一個發財的機會罷了。


    而地方上的文武官員,為了讓他們在皇帝麵前說點好話,從貪汙所得中分給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氣,互為表裏了。


    農民造反軍隊在畿南地區同明軍作戰互有勝負。由於當時造反的農民的力量還敵不過官軍,華北大平原上又無險可據,在朝廷逐漸加強這一帶防守力量以後,起義軍就轉入太行山區。


    而明潞王分封在衛輝府(府治在河南汲縣),他眼看農民軍在豫北的力量越來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因此,崇禎皇帝特命倪寵、王樸任總兵,太監楊進朝、盧九德為監軍,統京營兵六千往豫北征討義軍。官軍倚仗優勢兵力,逐漸把起義軍主力壓縮在河南省的黃河以北地區。明政府以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義軍消滅在這裏。


    而在這時候,崇禎六年五月,起義軍的一位重要首領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濟源病死了。王自用在王嘉胤死了以後,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義軍推為盟主。後由於明庭施展離間計,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領人物之間有了隔閡。不過盡管如此,王自用在當時仍然是一位有影響的領袖人物。


    而這時候,明庭調來的官軍雲集於晉、冀、豫三省的交界地區。由於當時主要的戰場已經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軍稱為主兵,共有八千三百餘名;山西、河北和京營客兵達一萬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詔等所統陝西兵,參加圍剿的官軍總數當在三萬以上。而農民造反軍隊活動的餘地也越來越小,糧食給養都極感困難,麵臨著被官軍圍殲的危險。


    因此,在明庭下發的邸報中是一片樂觀情緒。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到了這個時候,整個明庭還是沒有對縱橫幾省的農民造反大軍重視起來。明朝朝廷的軍費開支還是大部分投入到了遼東。當然,孔有德的登萊叛變也占用了明朝朝廷的大量軍費。


    可是汝寧軍可不同,因為他們的首領——吳世恭已經做出了“天下大亂“的預測。因此,汝寧軍的一切行動都是向最壞的結果而準備的。


    而鄭淩的推測正是基於此點。他在推測中說:如果陝匪要擺脫這種不利的局麵,那一定要渡過黃河進入中原河南腹地。


    可是在重兵防禦之下,渡河是件很困難的事,也搜集不到這麽多的渡船,所以要渡河,就一定要等到黃河封凍。因此,陝匪最可能進入河南腹地的時間,也是最危險的時間,就是今年的冬天。為此,汝寧軍要盡快做好一切對敵的準備。


    當然如果今年冬天陝匪不能夠渡過黃河,那麽陝匪將會蒙受重大的損失,在未來的幾年內,陝匪也將不再可能進入河南腹地,威脅到汝寧軍。


    在看了鄭淩的這個推測以後,吳世恭與鄧啟帆和薛永利等主要幕僚商討了一番,發覺這個推測有著相當大的可能性。而吳世恭也首次能夠把握住農民造反大軍的動態了。而這對於汝寧軍的備戰更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寧願白用功,也不願意抱有僥幸。吳世恭立刻開始加緊汝寧軍的備戰工作。而楊狗蛋的所有工坊也開始了倒班生產,抓緊每一點時間來增加汝寧軍的實力。


    吳世恭立刻把鄭淩提拔為山川司的副司長。而且鄭淩負責的這個情報匯總和分析部門,也直接歸於了汝寧軍的內書房來管理。


    而在現代的情報搜集中,通過敵國的報紙、電視等新聞媒體的搜集,也是情報的一大來源。而現在有了鄭淩的這個部門,汝寧軍的情報工作終於開始打開了局麵。不過,這也與鄭淩自身的努力用心分不開的。這機會總是落到有準備的人的身上啊!


    但是令吳世恭沒想到的是,吳世恭在這裏爭分奪秒的,一件很大的意外事件卻發生了。他將不得不離開汝寧,要趕回京城去了。(未完待續……)


    是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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