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4章 蒙仲與趙王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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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此人乃魏國出身，是魏文侯時期的魏國國相。
在任期間，李悝在魏文侯的鼎力支持下，匯集各國法令而編纂了《法經》，被當世譽為是近幾十年最全麵的法典，據說後來商君衛鞅在秦國任相時推行的《商君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鑒了李悝的《法經》。
《法經》，總共分為《盜》、《賊》、《網》、《捕》、《雜》、《具》六篇。
在當代，竊取他人之物物為“盜”，害命作亂為“賊”，是故，《盜法》即是維護個人財務不受侵犯的法律；而《賊法》，則是維護政權穩定以及人命安全的法律。
除此之外，《網（囚）法》是有關審判、斷獄的法律；《捕法》是有關追捕罪犯的法律；《雜法》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汙、**等行為的法律；《具法》是規定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的法律——相當於刑法總則。
這部法經，即是李悝推行《李悝法》的依據與基礎。
《李悝法》，也就是李悝在擔任魏相時期推行的法令，某種程度上說它也是與時俱進的。
首先，跟所有法令施行的最根本目的一樣，它是為了“定分止爭”。
對此，趙國邯鄲出身的齊國稷下先生「慎到」，就曾做過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這是說，有一隻兔子跑的時候，許多人都去追，但對於集市上售賣的許多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並非不想要兔子，而是因為那些兔子的所有權都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製裁。
這即是法製秩序。
其次，《李悝法》明確提出反對禮製。
這裏所說的“禮製”，即儒家竭力維護的“禮製”，它的本質是“世卿世襲世祿”，說白了，即指貴族階級壟斷經濟與政治利益的世襲權力——儒家的聖人孔子，雖然曾打破了貴族壟斷知識的局麵，但孔子本人又提倡維護禮製，維護貴族世襲權力，這一點，是被法家所深深詬病的。
因此有不少法家弟子覺得，孔子不是“打破”了貴族壟斷知識的格局，而是“竊取”了本來屬於貴族權力的“知識壟斷”，並且以此成為了貴族中的一員，以至於此後成為了“貴族世襲”的幫凶，根本不能作為打破“貴族世襲”的先驅。
真正打破“貴族世襲”的先驅，應該是法家，因為法家才是徹底打破貴族壟斷的格局。【ps:注意是貴族壟斷、而不是君主壟斷，否則就變成墨家思想了。法家也是提倡維護君王統治的。】
如果說“禮製”的本質是“世卿世襲世祿”，那麽“法製”的本質又是什麽呢？
法製的本質，是通過“好利惡害”的人性，來建立新的穩固秩序。
“好利惡害”，這是齊國名相「管仲」提出的觀點。
管仲曾經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裏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有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裏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
在此基礎上，商君衛鞅也提出他的觀點：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這即是法製思想形成的最重要的依據，即通過製定相關的刑律，讓國民自己“趨利避害”、避免去犯罪，人人遵紀守法，以建立新的穩定的國家秩序——它是具有一定強製意味的，但法律誕生的目的，卻並非是為了懲罰國民，而是為了約束國民的行為，確立穩定的新秩序。
一旦確定了新的秩序，一切就能“有法可依”——因此為了使世人遵紀守法，法家的法令主張（盡可能的）公平與公正，不允許任何人挑戰法律的權威，因為一旦法律喪失權威，以法製創建的新秩序將徹底崩潰。
反對禮製，提倡法製，不法古，不循今，與時俱進，這即是法家思想的根本，也是《李悝法》所提倡的根本之一。
在此基礎上，《李悝法》又確定了“食有勞而祿有功”、“賞必行，罰必當”的基本準則。
顧名思義，即「使付出辛勞的人得到食物，使有功勞的人能得到俸祿與賞賜」，這一項，即是《李悝法》對貴族世襲製度衝擊最大的地方，也是魏國在三家分晉後的初期能迅速強大，吸引天下各國人才紛紛湧到魏國的最根本的原因——奪**民（無功無勞者）之祿，以來四方之士。
除此之外，《李悝法》還主張“重農抑商”，提出“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
盡地力，即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
而“善平糴”，即《平糴法》，由國家控製糧食的購銷和價格：政府在豐年以平價收購農民餘糧，防止商賈壓價傷農；在災年則平價出售儲備糧，防止商賈抬價傷民，杜絕“穀賤傷農、穀貴傷民”的現象。
總而言之，《李悝法》，也就是李悝在位期間推行的魏國法令，的確是當時全麵而又完善的，哪怕是如今，其實也並未落後。
足足一個大半個時辰左右，趙王何這才講述完他對《李悝法》的心得。
其實這長達一個半時辰的講述，總結下來隻有寥寥幾個字：李悝法，好！
當然，趙王何也講解了《李悝法》究竟好在哪裏，至少蒙仲聽了之後是認同的。
繼《李悝法》之後，趙王何又向蒙仲講述了他對《商君法》的心得。
《商君法》，即商君衛鞅在秦國擔任國相時推行的法令，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李悝編纂《法經》，但是，《商君法》與《李悝法》卻有很大的區別。
這個區別，即「軍功爵製」。
說起來，事實上《李悝法》中就有類似的法令規定，即「興功懼暴」，即鼓勵國民立戰功，使不法之徒感到恐懼。
但《李悝法》的鼓勵軍功，隻是給予有功之士相應的錢物、田地賞賜，而《商君法》的軍功爵製，卻是將軍功與名爵聯係在一起——這是「名田製」的雛形。【ps：名田製的雛形，即是軍功爵製，漢朝的名田製，就是沿用於秦朝的名田製。但對於苛刻的秦法，漢朝的法令要寬鬆地多，可能是因為劉邦出身低賤，深知民間疾苦吧。】
而除了「軍功爵製」，商君法又加強了“連坐（處罰）”。
所謂連坐，即使本人未實施犯罪行為，但因與犯罪者有某種關係而受牽連入罪，事實上這項懲罰，早在夏周時期就已出現，但商鞅卻是第一個專門給“連坐”立法的人，這也是秦國的政策被成為“暴政”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實在太苛刻、太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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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此人乃魏國出身，是魏文侯時期的魏國國相。
在任期間，李悝在魏文侯的鼎力支持下，匯集各國法令而編纂了《法經》，被當世譽為是近幾十年最全麵的法典，據說後來商君衛鞅在秦國任相時推行的《商君法》，很大程度上就是借鑒了李悝的《法經》。
《法經》，總共分為《盜》、《賊》、《網》、《捕》、《雜》、《具》六篇。
在當代，竊取他人之物物為“盜”，害命作亂為“賊”，是故，《盜法》即是維護個人財務不受侵犯的法律；而《賊法》，則是維護政權穩定以及人命安全的法律。
除此之外，《網（囚）法》是有關審判、斷獄的法律；《捕法》是有關追捕罪犯的法律；《雜法》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汙、**等行為的法律；《具法》是規定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的法律——相當於刑法總則。
這部法經，即是李悝推行《李悝法》的依據與基礎。
《李悝法》，也就是李悝在擔任魏相時期推行的法令，某種程度上說它也是與時俱進的。
首先，跟所有法令施行的最根本目的一樣，它是為了“定分止爭”。
對此，趙國邯鄲出身的齊國稷下先生「慎到」，就曾做過淺顯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積兔於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分定不可爭也。
這是說，有一隻兔子跑的時候，許多人都去追，但對於集市上售賣的許多兔子，卻看也不看。這並非不想要兔子，而是因為那些兔子的所有權都已經確定，不能再爭奪了，否則就是違背法律，要受到製裁。
這即是法製秩序。
其次，《李悝法》明確提出反對禮製。
這裏所說的“禮製”，即儒家竭力維護的“禮製”，它的本質是“世卿世襲世祿”，說白了，即指貴族階級壟斷經濟與政治利益的世襲權力——儒家的聖人孔子，雖然曾打破了貴族壟斷知識的局麵，但孔子本人又提倡維護禮製，維護貴族世襲權力，這一點，是被法家所深深詬病的。
因此有不少法家弟子覺得，孔子不是“打破”了貴族壟斷知識的格局，而是“竊取”了本來屬於貴族權力的“知識壟斷”，並且以此成為了貴族中的一員，以至於此後成為了“貴族世襲”的幫凶，根本不能作為打破“貴族世襲”的先驅。
真正打破“貴族世襲”的先驅，應該是法家，因為法家才是徹底打破貴族壟斷的格局。【ps:注意是貴族壟斷、而不是君主壟斷，否則就變成墨家思想了。法家也是提倡維護君王統治的。】
如果說“禮製”的本質是“世卿世襲世祿”，那麽“法製”的本質又是什麽呢？
法製的本質，是通過“好利惡害”的人性，來建立新的穩固秩序。
“好利惡害”，這是齊國名相「管仲」提出的觀點。
管仲曾經說過，商人日夜兼程，趕千裏路也不覺得遠，是因為有利益在前邊吸引他；打漁的人不怕危險，逆流而航行，百裏之遠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漁的利益。
在此基礎上，商君衛鞅也提出他的觀點：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
這即是法製思想形成的最重要的依據，即通過製定相關的刑律，讓國民自己“趨利避害”、避免去犯罪，人人遵紀守法，以建立新的穩定的國家秩序——它是具有一定強製意味的，但法律誕生的目的，卻並非是為了懲罰國民，而是為了約束國民的行為，確立穩定的新秩序。
一旦確定了新的秩序，一切就能“有法可依”——因此為了使世人遵紀守法，法家的法令主張（盡可能的）公平與公正，不允許任何人挑戰法律的權威，因為一旦法律喪失權威，以法製創建的新秩序將徹底崩潰。
反對禮製，提倡法製，不法古，不循今，與時俱進，這即是法家思想的根本，也是《李悝法》所提倡的根本之一。
在此基礎上，《李悝法》又確定了“食有勞而祿有功”、“賞必行，罰必當”的基本準則。
顧名思義，即「使付出辛勞的人得到食物，使有功勞的人能得到俸祿與賞賜」，這一項，即是《李悝法》對貴族世襲製度衝擊最大的地方，也是魏國在三家分晉後的初期能迅速強大，吸引天下各國人才紛紛湧到魏國的最根本的原因——奪**民（無功無勞者）之祿，以來四方之士。
除此之外，《李悝法》還主張“重農抑商”，提出“盡地力”和“善平糴”的政策。
盡地力，即鼓勵農民精耕細作，增強產量。
而“善平糴”，即《平糴法》，由國家控製糧食的購銷和價格：政府在豐年以平價收購農民餘糧，防止商賈壓價傷農；在災年則平價出售儲備糧，防止商賈抬價傷民，杜絕“穀賤傷農、穀貴傷民”的現象。
總而言之，《李悝法》，也就是李悝在位期間推行的魏國法令，的確是當時全麵而又完善的，哪怕是如今，其實也並未落後。
足足一個大半個時辰左右，趙王何這才講述完他對《李悝法》的心得。
其實這長達一個半時辰的講述，總結下來隻有寥寥幾個字：李悝法，好！
當然，趙王何也講解了《李悝法》究竟好在哪裏，至少蒙仲聽了之後是認同的。
繼《李悝法》之後，趙王何又向蒙仲講述了他對《商君法》的心得。
《商君法》，即商君衛鞅在秦國擔任國相時推行的法令，很大程度上借鑒了李悝編纂《法經》，但是，《商君法》與《李悝法》卻有很大的區別。
這個區別，即「軍功爵製」。
說起來，事實上《李悝法》中就有類似的法令規定，即「興功懼暴」，即鼓勵國民立戰功，使不法之徒感到恐懼。
但《李悝法》的鼓勵軍功，隻是給予有功之士相應的錢物、田地賞賜，而《商君法》的軍功爵製，卻是將軍功與名爵聯係在一起——這是「名田製」的雛形。【ps：名田製的雛形，即是軍功爵製，漢朝的名田製，就是沿用於秦朝的名田製。但對於苛刻的秦法，漢朝的法令要寬鬆地多，可能是因為劉邦出身低賤，深知民間疾苦吧。】
而除了「軍功爵製」，商君法又加強了“連坐（處罰）”。
所謂連坐，即使本人未實施犯罪行為，但因與犯罪者有某種關係而受牽連入罪，事實上這項懲罰，早在夏周時期就已出現，但商鞅卻是第一個專門給“連坐”立法的人，這也是秦國的政策被成為“暴政”的其中一個原因，因為實在太苛刻、太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