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二年，八月初五。
當天朝會，大晉皇帝趙詢，以中書省的名義，繞過政事堂，直接下達聖旨，頒布了改革五項。
第一項便是稅賦製度的大變革。
晉初，征收賦稅實行租庸調製。
租庸調以人丁為依據，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晉朝建國以後，土地兼並便在逐步發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百姓增多。
百姓逃亡，官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百姓逃亡，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
與此同時，按墾田麵積征收的地稅和按貧富等級征收的戶稅逐漸重要起來。
晉朝建國已經五百多年，隨著地方藩鎮的越演越烈，朝廷失去有效地控製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並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軍政長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朝廷批準，於是雜稅林立，中央朝廷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製度非常混亂。
殘酷的剝削與重稅，導致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許多地方相繼出現武裝暴亂，苦於賦斂的百姓紛紛參加。
李勳與一旁的劉光輝在那裏言語不斷。
對於這次的大變革，劉光輝雖然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但是從他表情可以看的出來，他是非常激動與興奮的，就內心而言，朝廷的積極變革，劉光輝是極為支持的。
稅賦變革的內容，李勳不甚明白，於是出言詢問，劉光輝興趣很高，對李勳的提問進行了詳細解說。
劉光輝說道：“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製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
聽了劉光輝這一席話，李勳幹咳兩聲，有些尷尬的說道：“劉相國，可否說的簡單一些？”
劉光輝這麽說，李勳還是聽不明白。
劉光輝嗬嗬一笑，說道：“打個比方，兩個百姓，最開始都是有十畝土地，一個人呢有十畝土地，另外一個人呢，賣了五畝，還剩下五畝土地，兩個人的土地數量並不一樣，但他們在官府記錄的數量卻是一致的，所以，不管誰的土地少，誰的土地多，他們所繳納的稅賦卻是一樣的，也就是都要按照十畝土地的數量交稅。”
李勳說道：“這樣很不公平。”
“是不公平，所以要改。”
劉光輝說道：“朝廷這次進行土地改革，從此以後，不在按照人頭收稅，改為按照實際土地數量收稅，土地少的少交，土地多的則是多交。”
李勳看了劉光輝一眼，這樣一來，對於大地主大家族來說，可不是什麽好事，趙詢的這次土地改革，可以看做是一次財富倒流，對天下財富的分配，重新進行洗牌，從那些掌握巨量土地的豪門大族手中，獲取巨量錢糧，彌補朝廷的財政困難。
這樣做的好處，減輕了普通百姓的沉重負擔，同時也減輕了雙方的階級矛盾，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麵來看，趙詢的這種變革，把朝廷和百姓的矛盾，轉移到了門閥世家的身上。
而且從根本上，以新的稅收製度，代替了均田製以及租庸調製，土地兼並的嚴重性，既然控製不了，那就不控製，趙詢顯然徹底摒棄了曾經的老路，以全新的思想與理念，去走一條全新的道路。
均田製度及其伴行的租稅製的失敗，不僅說明流通經濟相當發達的今天，不可能再把土地與百姓束縛定著起來，還說明長期因緣積累所逐漸形成的門閥及其有關的政治勢力，再不會允許他們把已經領有或將要取得的土地所有權力，交到中央朝廷統製支配，任何土地兼並的措施與政策，必然遭到這一政治階層的全力抵製。
所以，為了適應這兩種客觀情勢，綜合以前以及現在的局麵，趙詢聽取了好的建議，並且最終下定決心，不在壟斷土地分配權，以長期控有賦稅源泉，而在承認既成土地所有關係，以改進賦稅收入，也就是從土地的根源上去統計收稅，而不再是把人和土地捆綁在一起。
財政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很繁瑣，劉光輝隻是說了一部分。
邊遠地區，比如嶺南、山南這些地方，土地稅賦的收取，糧食的交付，轉換為等價的白銀、銅錢，這樣可以大大減少路途、押送的損耗與風險，去年，嶺南全道糧食稅收大約兩百萬旦，但是一路的損耗，運到豐京的時候，已經不足一百六十萬旦，這種損耗太大了。
財政改革的內容，其實主要就四點。
第一，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製入。
換言之就是朝廷要用多少錢，就向百姓征收多少。
具體實施時是參照前幾年財政支出。
先製定稅收總額，再將這一稅收額分配到各地，各地按稅收配額製定稅率。
第二，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取消主籍客籍之分，從法律上承認客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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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稅率並非由中央朝廷統一規定，而是由地方根據稅收配額製訂，造成往往人口越稠密的地區，人均稅率就越低。在主客籍不分的情況下，其他地方的百姓紛紛遷入這一低稅率地區，這種遷徙又反過來進一步增加了各地人口密度的差異和稅率差異，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按照資產多少決定納稅額，取消原來按人頭固定征收造成的不公平。
對於民戶以及地主、豪門的資產狀況嚴格掌握，常年核對，每三年進行一次重新核準，然後按照實際土地數量交稅。
第四，秋夏兩征之，原有的租庸調三個項目都並入兩稅，地方官府遵照朝廷統一標準，進行征稅，不得自己進行調整與增加，取消所有兩稅之外的一切稅賦，也就是把地方財政大權，全部收歸中央朝廷，地方官府隻是起到一個代為征收的作用，中央朝廷對全國所有稅賦進行統一籌劃，額定之外的稅收數量，地方官府的這個權利，被直接剝奪了。
當天朝會，大晉皇帝趙詢，以中書省的名義，繞過政事堂，直接下達聖旨，頒布了改革五項。
第一項便是稅賦製度的大變革。
晉初，征收賦稅實行租庸調製。
租庸調以人丁為依據，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晉朝建國以後，土地兼並便在逐步發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百姓增多。
百姓逃亡，官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百姓逃亡，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
與此同時，按墾田麵積征收的地稅和按貧富等級征收的戶稅逐漸重要起來。
晉朝建國已經五百多年，隨著地方藩鎮的越演越烈，朝廷失去有效地控製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並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軍政長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朝廷批準，於是雜稅林立，中央朝廷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製度非常混亂。
殘酷的剝削與重稅，導致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許多地方相繼出現武裝暴亂，苦於賦斂的百姓紛紛參加。
李勳與一旁的劉光輝在那裏言語不斷。
對於這次的大變革，劉光輝雖然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但是從他表情可以看的出來，他是非常激動與興奮的，就內心而言，朝廷的積極變革，劉光輝是極為支持的。
稅賦變革的內容，李勳不甚明白，於是出言詢問，劉光輝興趣很高，對李勳的提問進行了詳細解說。
劉光輝說道：“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製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
聽了劉光輝這一席話，李勳幹咳兩聲，有些尷尬的說道：“劉相國，可否說的簡單一些？”
劉光輝這麽說，李勳還是聽不明白。
劉光輝嗬嗬一笑，說道：“打個比方，兩個百姓，最開始都是有十畝土地，一個人呢有十畝土地，另外一個人呢，賣了五畝，還剩下五畝土地，兩個人的土地數量並不一樣，但他們在官府記錄的數量卻是一致的，所以，不管誰的土地少，誰的土地多，他們所繳納的稅賦卻是一樣的，也就是都要按照十畝土地的數量交稅。”
李勳說道：“這樣很不公平。”
“是不公平，所以要改。”
劉光輝說道：“朝廷這次進行土地改革，從此以後，不在按照人頭收稅，改為按照實際土地數量收稅，土地少的少交，土地多的則是多交。”
李勳看了劉光輝一眼，這樣一來，對於大地主大家族來說，可不是什麽好事，趙詢的這次土地改革，可以看做是一次財富倒流，對天下財富的分配，重新進行洗牌，從那些掌握巨量土地的豪門大族手中，獲取巨量錢糧，彌補朝廷的財政困難。
這樣做的好處，減輕了普通百姓的沉重負擔，同時也減輕了雙方的階級矛盾，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麵來看，趙詢的這種變革，把朝廷和百姓的矛盾，轉移到了門閥世家的身上。
而且從根本上，以新的稅收製度，代替了均田製以及租庸調製，土地兼並的嚴重性，既然控製不了，那就不控製，趙詢顯然徹底摒棄了曾經的老路，以全新的思想與理念，去走一條全新的道路。
均田製度及其伴行的租稅製的失敗，不僅說明流通經濟相當發達的今天，不可能再把土地與百姓束縛定著起來，還說明長期因緣積累所逐漸形成的門閥及其有關的政治勢力，再不會允許他們把已經領有或將要取得的土地所有權力，交到中央朝廷統製支配，任何土地兼並的措施與政策，必然遭到這一政治階層的全力抵製。
所以，為了適應這兩種客觀情勢，綜合以前以及現在的局麵，趙詢聽取了好的建議，並且最終下定決心，不在壟斷土地分配權，以長期控有賦稅源泉，而在承認既成土地所有關係，以改進賦稅收入，也就是從土地的根源上去統計收稅，而不再是把人和土地捆綁在一起。
財政改革的力度很大，也很繁瑣，劉光輝隻是說了一部分。
邊遠地區，比如嶺南、山南這些地方，土地稅賦的收取，糧食的交付，轉換為等價的白銀、銅錢，這樣可以大大減少路途、押送的損耗與風險，去年，嶺南全道糧食稅收大約兩百萬旦，但是一路的損耗，運到豐京的時候，已經不足一百六十萬旦，這種損耗太大了。
財政改革的內容，其實主要就四點。
第一，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製入。
換言之就是朝廷要用多少錢，就向百姓征收多少。
具體實施時是參照前幾年財政支出。
先製定稅收總額，再將這一稅收額分配到各地，各地按稅收配額製定稅率。
第二，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取消主籍客籍之分，從法律上承認客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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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按照資產多少決定納稅額，取消原來按人頭固定征收造成的不公平。
對於民戶以及地主、豪門的資產狀況嚴格掌握，常年核對，每三年進行一次重新核準，然後按照實際土地數量交稅。
第四，秋夏兩征之，原有的租庸調三個項目都並入兩稅，地方官府遵照朝廷統一標準，進行征稅，不得自己進行調整與增加，取消所有兩稅之外的一切稅賦，也就是把地方財政大權，全部收歸中央朝廷，地方官府隻是起到一個代為征收的作用，中央朝廷對全國所有稅賦進行統一籌劃，額定之外的稅收數量，地方官府的這個權利，被直接剝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