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聯盟，芬蘭隻是一個小國，盡管它很頑強、不屈，甚至還曾經做過“大芬蘭”的夢，但殘酷的現實告訴芬蘭人，如今的世界已經不是中世紀時期的世界了，在如今這個世界裏，小國就是小國，無論是資源還是人口，亦或是地緣政治，都限製了一個小國實現其“大國夢”的可能性。
所以，在無法將自己搬離的情況下，緊挨在蘇聯身邊的芬蘭，隻能學著適應新的生活方式，芬蘭人必須在夾縫中求生存，盡可能在保證自身獨立性的情況下，求得一個發展自身的機會。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且不管現如今的世人如何看待巴錫基維，在維克托看來，這位忍辱負重的芬蘭總理，的確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為芬蘭製訂的外交政策，無疑是最符合芬蘭實際情況的，而且，他的政策對芬蘭的影響將會延續半個多世紀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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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裏亞諾夫同誌的講話完成之後，後續走上發言台的，是一個身材不算很高，留著酷似列寧同誌的發型，也就是前額部分全禿，頭發往回倒著的發型。
根據維羅萊寧的介紹，此人名叫格爾曼·塔瓦賈維，目前擔任著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的職務，也就是和莫洛托夫同誌負責著同樣的工作，不過，莫洛托夫同誌是聯盟外交人民委員會的人民委員，而塔瓦賈維則是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雙方的等級差的有點多。
看著塔瓦賈維走上發言台，維克托將記錄本的名錄打開，找到此人的履曆，翻開去看。
此時，發言台上的塔瓦賈維抬起右手，用手掌心熨了熨鬢角兩側頭發，這才將麵前的發言稿展開，開始做他的匯報。
維克托一邊聽著，一邊看此人的履曆。
其實，隻看塔瓦賈維這個名字，就知道此人肯定是個芬蘭人了，而按照履曆上的記錄，此人於一八八九年出生於芬蘭塔佩雷，芬蘭社會民主黨早期成員之一，一九一八年芬蘭社會民主黨分裂的時候，以該黨左翼成員的身份，參與了芬蘭共產黨的組建工作，換句話說，此人也是老資格的芬蘭共產黨成員了，在芬蘭共產黨內的地位很高。
關鍵一點是，此人與庫西寧同誌的經曆極其相似，他也是在一戰結束後，就被投進了監獄，隨後逃獄之後，沒有返回波蘭，而是在列寧格勒參加了十月革命，其後這些年裏，他一直都在蘇聯工作。
毫無疑問，從此人的履曆上看，他應該是與庫西寧同誌同一陣營的，畢竟兩人不僅都是芬蘭人，而且還長期在一起工作，算是老同事了。
也正因為如此，維克托並沒有仔細看他的履曆，甚至是看了一半就放棄了，因為這樣一個人是不可能與他站到一個方向的。
將記錄本合起來，維克托拿起桌上放著的一包香煙，給自己點了一支，剛吸了一口，眉頭就禁不住皺了起來。
此時，發言台前的塔瓦賈維同誌，正好講到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會的黨組織建設問題上。
在戰爭期間，維克托率先向斯大林同誌提出了組建基層黨組織的建議，在當時，這項工作是首先在軍隊中展開的，隨後，才推行到聯盟各部門以及地方基層。最近兩年，各個部門中黨組織建設工作也開始趨於常態化，每年的各種、各層級會議中，隻要是係統性談論工作安排的，黨組織建設的工作都屬於重要內容之一。
實話說，這種工作其實偏向務虛的，但也存在務實的內容，也就是所謂的務虛話實吧。而在塔瓦賈維的報告中，除了涉及到務虛的內容之外，也涉及到了務實的內容，比如說他所領導的外交人民委員會在過去將近一年的時間內，搞了一些什麽活動，組織了一些什麽學習，在發展黨員的工作中，做出了什麽樣的成績等等。
就個人興趣而言，維克托對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並不怎麽重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會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實際權力，他們的工作範圍也非常有限，而維克托現在需要處理的問題太多了，按照重要性來排序的話，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估計得倒數。所以，按照常理而言，塔瓦賈維的發言是不會引起他的關注的。
但常理在這兒顯然被打破了，當塔瓦賈維談到外交人民委員會在發展黨員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績時，維克托情不自禁的皺起了眉頭，他聽到了一些有點刺耳的東西。
在談到發展黨員工作的問題是，塔瓦賈維提到了一個“比例”的問題，也就是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會在過去一年中，包括戰爭期間，在發展新黨員的工作中，按比例接納了十七名芬蘭族的新黨員、四名卡累利阿族的新黨員以及三名其他民族的新黨員。
維克托抬頭朝發言台前的塔瓦賈維看了一眼，隨即拿起手邊的鋼筆，又從記錄本的背麵撕下一張紙。
聽到他撕紙所發出的聲音，旁邊的庫西寧同誌和維羅萊寧同誌都朝他這邊看過來。
維克托麵無表情的用鋼筆在那張紙上寫了一行字，轉手遞給一旁的庫西寧同誌。
庫西寧同誌將紙條接過去，看了看上麵寫的那一行俄文，皺眉想了想，這才拿起鋼筆在上麵補充了一行，反手又遞還給維克托。
維克托將紙條拿回去，看了看。他之前寫的那一行俄文，是一個問題：“為什麽吸收新黨員的過程中，還有民族比例的規定？”
而現在呢，庫西寧同誌給出的答複，則是：“原則上沒有這種規定。”
維克托又不是政治小白了，他自然明白這個答複是什麽意思。“原則”上沒有這種規定，並不意味著現實中就真的沒有，維克托的理解是，這其中有一個潛規則的存在，也就是在卡累利阿地區，不管是地方政府還是各個部門機構，其黨組織在吸納新黨員的過程中，的確是遵循了一個民族比例的問題，在這其中，芬蘭族的黨員占據了很大的比例，這個比例很可能高達百分之七十，甚至是八十以上。
維克托之前沒有負責過地方的工作，因此，他也不知道地方黨組織工作的具體情況，但他知道的是，至少在莫斯科，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內部，是不存在這種規定的，而中央委員會也從來沒有做出過這種規定。
雖然此前沒有負責過相關方麵的工作，當時，在塔瓦賈維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維克托的心裏還是自然而然的也有了一種抵觸感，他認為這種規定非常的不負責任，如果任其發展延續下去的話，甚至會對共和國乃至聯盟的穩定，產生很大的負麵影響。
盯著手中的紙條看了約莫半分鍾，維克托重新將鋼筆拿過來，直接在“原則”這個詞上，用力的畫了一個圈。隨後，他又沉默了一會兒，又用鋼筆在那個圈的下麵，畫了一個箭頭，最後，在箭頭的下方寫道：“民族平等不等於民族主義”。
鋼筆的鼻尖在“主義”後麵點了點，又最後補充道：“幹部民族化是危險的，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提高重視，下午的會議上我將會談到這個問題。”
最後一段話寫完，他將紙條又遞給庫西寧同誌。
維克托沒有接觸過具體的黨務工作，在這方麵的所知也比較有限，但前世的記憶以及今生的工作經驗，都給了他一定的審視問題的能力，或者說，這就是一種基於經驗的政治敏感度。
什麽叫幹部民族化？可以確定的是，在如今的聯盟，肯定是沒有這個詞的，但這個詞卻很容易理解，僅從字麵上就能知道它是什麽意思了。
所謂的“幹部民族化”，就是說領導幹部的提拔任命，不首先考慮其實際的工作能力等內容，卻要首先考慮其民族屬性，如此一來，在幹部的個人發展過程中，他就會自覺不自覺的將自己的民族屬性放大，甚至最終將其擺放到黨性原則之上，考慮任何問題，都首先從自身的民族屬性角度出發，而不是從聯盟，從布爾什維克黨的角度出發。
如此一來，隨著這種思想的發展壯大，其最終的引發的結果，必然是民族主義的蓬勃發展，其影響力甚至會超過布爾什維克黨在聯盟內的影響力，並最終導致整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分裂、崩盤。考慮到聯盟的性質，尤其是憲法中關於各個加盟共和國權力的規定，那麽，聯盟的最終分裂也就成了必然。
維克托不知道塔瓦賈維所提到的這個問題，是不是僅僅存在於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共和國，但他可以確定的是，這種思想，這種潛規則，必須受到批判，必須被嚴格禁止，作為共和國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這也是他的職責所在。
所以，在無法將自己搬離的情況下，緊挨在蘇聯身邊的芬蘭，隻能學著適應新的生活方式，芬蘭人必須在夾縫中求生存，盡可能在保證自身獨立性的情況下，求得一個發展自身的機會。
必須承認的一點是，且不管現如今的世人如何看待巴錫基維，在維克托看來，這位忍辱負重的芬蘭總理，的確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為芬蘭製訂的外交政策，無疑是最符合芬蘭實際情況的，而且，他的政策對芬蘭的影響將會延續半個多世紀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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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維羅萊寧的介紹，此人名叫格爾曼·塔瓦賈維，目前擔任著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的職務，也就是和莫洛托夫同誌負責著同樣的工作，不過，莫洛托夫同誌是聯盟外交人民委員會的人民委員，而塔瓦賈維則是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雙方的等級差的有點多。
看著塔瓦賈維走上發言台，維克托將記錄本的名錄打開，找到此人的履曆，翻開去看。
此時，發言台上的塔瓦賈維抬起右手，用手掌心熨了熨鬢角兩側頭發，這才將麵前的發言稿展開，開始做他的匯報。
維克托一邊聽著，一邊看此人的履曆。
其實，隻看塔瓦賈維這個名字，就知道此人肯定是個芬蘭人了，而按照履曆上的記錄，此人於一八八九年出生於芬蘭塔佩雷，芬蘭社會民主黨早期成員之一，一九一八年芬蘭社會民主黨分裂的時候，以該黨左翼成員的身份，參與了芬蘭共產黨的組建工作，換句話說，此人也是老資格的芬蘭共產黨成員了，在芬蘭共產黨內的地位很高。
關鍵一點是，此人與庫西寧同誌的經曆極其相似，他也是在一戰結束後，就被投進了監獄，隨後逃獄之後，沒有返回波蘭，而是在列寧格勒參加了十月革命，其後這些年裏，他一直都在蘇聯工作。
毫無疑問，從此人的履曆上看，他應該是與庫西寧同誌同一陣營的，畢竟兩人不僅都是芬蘭人，而且還長期在一起工作，算是老同事了。
也正因為如此，維克托並沒有仔細看他的履曆，甚至是看了一半就放棄了，因為這樣一個人是不可能與他站到一個方向的。
將記錄本合起來，維克托拿起桌上放著的一包香煙，給自己點了一支，剛吸了一口，眉頭就禁不住皺了起來。
此時，發言台前的塔瓦賈維同誌，正好講到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會的黨組織建設問題上。
在戰爭期間，維克托率先向斯大林同誌提出了組建基層黨組織的建議，在當時，這項工作是首先在軍隊中展開的，隨後，才推行到聯盟各部門以及地方基層。最近兩年，各個部門中黨組織建設工作也開始趨於常態化，每年的各種、各層級會議中，隻要是係統性談論工作安排的，黨組織建設的工作都屬於重要內容之一。
實話說，這種工作其實偏向務虛的，但也存在務實的內容，也就是所謂的務虛話實吧。而在塔瓦賈維的報告中，除了涉及到務虛的內容之外，也涉及到了務實的內容，比如說他所領導的外交人民委員會在過去將近一年的時間內，搞了一些什麽活動，組織了一些什麽學習，在發展黨員的工作中，做出了什麽樣的成績等等。
就個人興趣而言，維克托對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並不怎麽重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共和國的外交人民委員會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實際權力，他們的工作範圍也非常有限，而維克托現在需要處理的問題太多了，按照重要性來排序的話，外交人民委員會的工作估計得倒數。所以，按照常理而言，塔瓦賈維的發言是不會引起他的關注的。
但常理在這兒顯然被打破了，當塔瓦賈維談到外交人民委員會在發展黨員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績時，維克托情不自禁的皺起了眉頭，他聽到了一些有點刺耳的東西。
在談到發展黨員工作的問題是，塔瓦賈維提到了一個“比例”的問題，也就是共和國外交人民委員會在過去一年中，包括戰爭期間，在發展新黨員的工作中，按比例接納了十七名芬蘭族的新黨員、四名卡累利阿族的新黨員以及三名其他民族的新黨員。
維克托抬頭朝發言台前的塔瓦賈維看了一眼，隨即拿起手邊的鋼筆，又從記錄本的背麵撕下一張紙。
聽到他撕紙所發出的聲音，旁邊的庫西寧同誌和維羅萊寧同誌都朝他這邊看過來。
維克托麵無表情的用鋼筆在那張紙上寫了一行字，轉手遞給一旁的庫西寧同誌。
庫西寧同誌將紙條接過去，看了看上麵寫的那一行俄文，皺眉想了想，這才拿起鋼筆在上麵補充了一行，反手又遞還給維克托。
維克托將紙條拿回去，看了看。他之前寫的那一行俄文，是一個問題：“為什麽吸收新黨員的過程中，還有民族比例的規定？”
而現在呢，庫西寧同誌給出的答複，則是：“原則上沒有這種規定。”
維克托又不是政治小白了，他自然明白這個答複是什麽意思。“原則”上沒有這種規定，並不意味著現實中就真的沒有，維克托的理解是，這其中有一個潛規則的存在，也就是在卡累利阿地區，不管是地方政府還是各個部門機構，其黨組織在吸納新黨員的過程中，的確是遵循了一個民族比例的問題，在這其中，芬蘭族的黨員占據了很大的比例，這個比例很可能高達百分之七十，甚至是八十以上。
維克托之前沒有負責過地方的工作，因此，他也不知道地方黨組織工作的具體情況，但他知道的是，至少在莫斯科，在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內部，是不存在這種規定的，而中央委員會也從來沒有做出過這種規定。
雖然此前沒有負責過相關方麵的工作，當時，在塔瓦賈維提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維克托的心裏還是自然而然的也有了一種抵觸感，他認為這種規定非常的不負責任，如果任其發展延續下去的話，甚至會對共和國乃至聯盟的穩定，產生很大的負麵影響。
盯著手中的紙條看了約莫半分鍾，維克托重新將鋼筆拿過來，直接在“原則”這個詞上，用力的畫了一個圈。隨後，他又沉默了一會兒，又用鋼筆在那個圈的下麵，畫了一個箭頭，最後，在箭頭的下方寫道：“民族平等不等於民族主義”。
鋼筆的鼻尖在“主義”後麵點了點，又最後補充道：“幹部民族化是危險的，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提高重視，下午的會議上我將會談到這個問題。”
最後一段話寫完，他將紙條又遞給庫西寧同誌。
維克托沒有接觸過具體的黨務工作，在這方麵的所知也比較有限，但前世的記憶以及今生的工作經驗，都給了他一定的審視問題的能力，或者說，這就是一種基於經驗的政治敏感度。
什麽叫幹部民族化？可以確定的是，在如今的聯盟，肯定是沒有這個詞的，但這個詞卻很容易理解，僅從字麵上就能知道它是什麽意思了。
所謂的“幹部民族化”，就是說領導幹部的提拔任命，不首先考慮其實際的工作能力等內容，卻要首先考慮其民族屬性，如此一來，在幹部的個人發展過程中，他就會自覺不自覺的將自己的民族屬性放大，甚至最終將其擺放到黨性原則之上，考慮任何問題，都首先從自身的民族屬性角度出發，而不是從聯盟，從布爾什維克黨的角度出發。
如此一來，隨著這種思想的發展壯大，其最終的引發的結果，必然是民族主義的蓬勃發展，其影響力甚至會超過布爾什維克黨在聯盟內的影響力，並最終導致整個布爾什維克黨的分裂、崩盤。考慮到聯盟的性質，尤其是憲法中關於各個加盟共和國權力的規定，那麽，聯盟的最終分裂也就成了必然。
維克托不知道塔瓦賈維所提到的這個問題，是不是僅僅存在於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共和國，但他可以確定的是，這種思想，這種潛規則，必須受到批判，必須被嚴格禁止，作為共和國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這也是他的職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