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龍（1574一1646），字猶龍，又字公魚、子猶，別號龍子猶、墨憨齋主人、吳下詞奴、姑蘇詞奴、前周柱史，他使用的其他筆名還更多。他出生於明後期萬曆二年。這時在世界的西方正是文藝複興時期，與之遙相呼應，在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文明的東方大國，也出現了許多離經叛道的思想家、藝術家。李卓吾、湯顯祖、袁宏道等等一大批文人，以他們驚世駭俗的見解，鮮明的個性特色，卓絕的藝術成就，寫下了我國思想史、文學史上璀燦的篇章。在這一批文人中，馮夢龍以其對小說、戲曲、民歌、笑話等通俗文學的創作、搜集、整理、編輯，為我國文學做出了獨異的貢獻。他卒於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也就是清順治三年，終年七十三歲。在這一年的前後，有許多很有成就的文學家，如淩蒙初（1644），侯峒曾、黃淳耀、黃道周、吳應箕、夏允彝、祁彪佳、劉宗周（1645），阮大鉞、王思任（1646），楊廷樞、陳子龍、夏完淳（1647）等等，在戰亂中死去。一場具有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的中國式的文藝複興在異族入侵的鐵蹄下夭折了。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弟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熊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馮夢龍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我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還有《新列國誌》、《增補三遂平妖傳》、《智囊》、《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情史》、《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紀史、采風、修誌的著作。
他一生有涉及麵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誌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曆密不可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他曾在《磷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複，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直到崇禎三年（1630），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四年以後回到家鄉。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親曆了女真的**而鬱鬱去世。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世治國之誌，但他不願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廝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汙、疏放不羈，而難以容忍。因而，他隻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糊口，或為書賈編輯養家。也正因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國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這一點，我們至今研究、認識得還很不夠，如果沒有他的辛勤勞作和超出同時代人眼光百倍的見識，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盡的宋元話本以及在民間流傳的歌謠、笑話、戲曲，都將自生自滅，使文學史上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馮夢龍的這些工作成就，實可與孔子刪定《詩經》的意義並肩媲美！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曆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擬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的特色。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
《智囊》、《古今談概》、《情史》三部書，可謂馮夢龍在“三言”之外的又一個“三部曲”係列的小說類書。《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談概》之旨在“療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達了馮夢龍對世事的關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會政治特色和實用價值的故事集。他在《智囊敘》中說：
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為行屍。智用於人，猶水行於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他想由此總結“古今成敗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謂不深遠。
《智囊》初編成於明天啟六年（1625），這年馮夢龍已屆天命之年，還正在各地以做館塾先生過活，兼為書商編書以解無米之炊。此時也是奸黨魏忠賢在朝中掌權，提督特務機關東廠，大興冤獄，正紅得發紫之際，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黑暗的時期之一。馮夢龍編纂這部政治色彩極濃，並且許多篇章直斥閹黨掌權之弊的類書，不能不令人對馮氏大智大勇的膽識表示敬佩。
以後此書又經馮夢龍增補，重刊時改名《智囊補》，其他刊本也稱《智囊全集》、《增智囊補》、《增廣智囊補》等，內容上均同《智囊補》。全書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曆代智慧故事1238則，依內容分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曆代政治故事表達了馮氏的政治見解和明察勤政的為官態度；《膽智》、《術智》、《捷智》編選的是各種治理政務手段的故事；《語智》收辯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種出奇製勝的軍事謀略；《閨智》專輯曆代女子的智慧故事；《雜智》收各種黠狡小技以至於種種騙術。馮夢龍在《雜智部總敘》中說：“正智無取於狡，而正智反為狡者困；大智無取於小，而大智或反為小者欺。破其狡，則正者勝矣；識其小，則大者又勝矣。況狡而歸之於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於大，未始不大乎？”點明了這些雜智故事的認識價值。全書既有政治、軍事、外交方麵的大謀略，也有士卒、漂婦、仆奴、僧道、農夫、畫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機智。這些故事匯成了中華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書中涉及的典籍幾乎涵蓋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筆記、野史，使這部關於智慧和計謀的類書還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校勘價值。書中的一千多則故事，多數信而有征，查而有據，真實生動，對我們今天學習曆史，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應當特別提及的是書中專輯《閨智》一部，記敘了許多有才智、有勇謀、有遠見卓識的婦女，這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時代，使此書具有鮮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書中各部類之前的總敘、分敘，各篇之後的評語，文中的夾批，均由馮夢龍撰寫。這些地方是馮氏政治態度、人生見解、愛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達，喜笑怒罵皆成文章，是研究馮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此書“間係以評語，佻薄殊甚。”這一站在封建正統道德一邊的評價是不公平的。不過書中確實有一些迷信觀念，對少數民族、農民起義有一些誣蔑之詞，這些落後的東西今天並不難識別，這裏就不再贅言了。
《智囊》的刻本很多，我們這次校譯所用的底本名《增廣智囊補》，題為馮夢龍重輯，張明粥、沈幾、張我城同閱。雖然是清初的印本，但和其他清刻本相比，此本不避“夷”、“虜”等字，如卷三《薛簡肅》中的“虜酋”，他本改作“胡人”或“汗”；同卷《高拱》中的“夷民”、“夷俗”、“夷人”，他本改作“其民”、“民俗”、“民人”，證明此本可能是明末的原刻本或離原刻本很近的翻刻本。
我們在校點中，除與其他刊本校勘外，對文中有疑問的地方還盡可能查找原出處加以訂正。一些誤刻入正文中的批語、評語，我們也仔細加以辨別一一析出。張明粥、沈幾以及李漁的序附錄於書後。
我們的譯文盡可能忠於原著，不加刪改。但對於原文中需要解釋的職官、典章、古地名，我們在譯文中予以串講，不再另外注釋，以省去讀者翻檢之勞，也使譯文意思更暢達易懂。從這一角度來看，譯文已不完全是直譯，而是據史料加以增補的意譯。書名為《文白對照全譯智囊全集》。這種做法是否妥當，還盼方家和讀者指正。
本書各卷的校點、翻譯者分別為：第1一3卷，許言；第4一5卷，張祥生；第6一9卷趙智海；第10一16卷，衛紹生；第17一23卷之《賀若粥》，裴澤仁；第23卷之《用間三條》一28卷，鄭敏、葛峰。
許言
1995.6.26
馮夢龍是南直隸蘇州府吳縣籍長洲（今蘇州）人，出身名門世家，馮氏兄弟三人被稱為“吳下三馮”。其兄夢桂是畫家，其弟夢熊是太學生，作品均已不傳。馮夢龍自己的詩集今也不存，但值得慶幸的是由他編纂的三十種著作得以傳世，為我國文化寶庫留下了一批不朽的珍寶。其中除世人皆知的“三言”外，還有《新列國誌》、《增補三遂平妖傳》、《智囊》、《古今談概》、《太平廣記鈔》、《情史》、《墨憨齋定本傳奇》，以及許多解經、紀史、采風、修誌的著作。
他一生有涉及麵如此廣，數量如此多的著作，這除了和他本人的誌趣和才華有關外，也和他一生的經曆密不可分。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與封建社會的許多讀書人一樣，把主要精力放在誦讀經史以應科舉上。他曾在《磷經指月》一書的《發凡》中回憶道：“不佞童年受經，逢人問道，四方之秘複，盡得疏觀；廿載之苦心，亦多研悟。”他的忘年交王挺則說他：“上下數千年，瀾翻廿一史。”然而他的科舉道路卻十分坎坷。直到崇禎三年（1630），他五十七歲時，才補為貢生，次年破例授丹徒訓導，七年（1634）升任福建壽寧知縣。四年以後回到家鄉。在天下動蕩的局勢中，親曆了女真的**而鬱鬱去世。
縱覽他的一生，雖有經世治國之誌，但他不願受封建道德約束的狂放，他對“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李卓吾的推崇，他與歌兒妓女的廝混，他對俚詞小說的喜愛……都被理學家們認為是品行有汙、疏放不羈，而難以容忍。因而，他隻得長期沉淪下層，或舌耕授徒糊口，或為書賈編輯養家。也正因為如此，不但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奠定了他中國出版史上的崇高地位——這一點，我們至今研究、認識得還很不夠，如果沒有他的辛勤勞作和超出同時代人眼光百倍的見識，那些到明代已散佚殆盡的宋元話本以及在民間流傳的歌謠、笑話、戲曲，都將自生自滅，使文學史上留下大段大段的空白。馮夢龍的這些工作成就，實可與孔子刪定《詩經》的意義並肩媲美！
馮夢龍所編纂的這些書，從出版學的角度來看，有一個共同的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實用。他的那些記錄當時曆史事件的著作在當時具有很強的新聞性；他的那些解說經書的輔導教材受到習科舉的士子們的歡迎；他的那些供市井細民閱讀的擬話本、長篇說部、小說類書，以及劇本民歌、笑話等有更大的讀者群，為書商帶來了巨大的利潤。這使得馮夢龍的編輯工作，具有一定的近代市場經濟下的出版業的特色。在《智囊》一書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
《智囊》、《古今談概》、《情史》三部書，可謂馮夢龍在“三言”之外的又一個“三部曲”係列的小說類書。《智囊》之旨在“益智”、《古今談概》之旨在“療腐”、《情史》之旨在“情教”，均表達了馮夢龍對世事的關心。而《智囊》是其中最具社會政治特色和實用價值的故事集。他在《智囊敘》中說：
人有智，猶地有水；地無水為焦土，人無智為行屍。智用於人，猶水行於地，地勢坳則水滿之，人事坳則智滿之。周覽古今成敗得失之林，蔑不由此。
他想由此總結“古今成敗得失”的原因，其用意不可謂不深遠。
《智囊》初編成於明天啟六年（1625），這年馮夢龍已屆天命之年，還正在各地以做館塾先生過活，兼為書商編書以解無米之炊。此時也是奸黨魏忠賢在朝中掌權，提督特務機關東廠，大興冤獄，正紅得發紫之際，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黑暗的時期之一。馮夢龍編纂這部政治色彩極濃，並且許多篇章直斥閹黨掌權之弊的類書，不能不令人對馮氏大智大勇的膽識表示敬佩。
以後此書又經馮夢龍增補，重刊時改名《智囊補》，其他刊本也稱《智囊全集》、《增智囊補》、《增廣智囊補》等，內容上均同《智囊補》。全書共收上起先秦，下迄明代的曆代智慧故事1238則，依內容分為十部二十八卷。《上智》、《明智》、《察智》所收曆代政治故事表達了馮氏的政治見解和明察勤政的為官態度；《膽智》、《術智》、《捷智》編選的是各種治理政務手段的故事；《語智》收辯才善言的故事；《兵智》集各種出奇製勝的軍事謀略；《閨智》專輯曆代女子的智慧故事；《雜智》收各種黠狡小技以至於種種騙術。馮夢龍在《雜智部總敘》中說：“正智無取於狡，而正智反為狡者困；大智無取於小，而大智或反為小者欺。破其狡，則正者勝矣；識其小，則大者又勝矣。況狡而歸之於正，未始非正，小而充之於大，未始不大乎？”點明了這些雜智故事的認識價值。全書既有政治、軍事、外交方麵的大謀略，也有士卒、漂婦、仆奴、僧道、農夫、畫工等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奇機智。這些故事匯成了中華民族古代智慧的海洋。書中涉及的典籍幾乎涵蓋了明代以前的全部正史和大量的筆記、野史，使這部關於智慧和計謀的類書還具有重要的資料價值、校勘價值。書中的一千多則故事，多數信而有征，查而有據，真實生動，對我們今天學習曆史，增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十分有益的。應當特別提及的是書中專輯《閨智》一部，記敘了許多有才智、有勇謀、有遠見卓識的婦女，這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時代，使此書具有鮮明的反封建的人民性。
書中各部類之前的總敘、分敘，各篇之後的評語，文中的夾批，均由馮夢龍撰寫。這些地方是馮氏政治態度、人生見解、愛憎之情的最集中、最直接的表達，喜笑怒罵皆成文章，是研究馮氏思想的第一手材料。《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謂此書“間係以評語，佻薄殊甚。”這一站在封建正統道德一邊的評價是不公平的。不過書中確實有一些迷信觀念，對少數民族、農民起義有一些誣蔑之詞，這些落後的東西今天並不難識別，這裏就不再贅言了。
《智囊》的刻本很多，我們這次校譯所用的底本名《增廣智囊補》，題為馮夢龍重輯，張明粥、沈幾、張我城同閱。雖然是清初的印本，但和其他清刻本相比，此本不避“夷”、“虜”等字，如卷三《薛簡肅》中的“虜酋”，他本改作“胡人”或“汗”；同卷《高拱》中的“夷民”、“夷俗”、“夷人”，他本改作“其民”、“民俗”、“民人”，證明此本可能是明末的原刻本或離原刻本很近的翻刻本。
我們在校點中，除與其他刊本校勘外，對文中有疑問的地方還盡可能查找原出處加以訂正。一些誤刻入正文中的批語、評語，我們也仔細加以辨別一一析出。張明粥、沈幾以及李漁的序附錄於書後。
我們的譯文盡可能忠於原著，不加刪改。但對於原文中需要解釋的職官、典章、古地名，我們在譯文中予以串講，不再另外注釋，以省去讀者翻檢之勞，也使譯文意思更暢達易懂。從這一角度來看，譯文已不完全是直譯，而是據史料加以增補的意譯。書名為《文白對照全譯智囊全集》。這種做法是否妥當，還盼方家和讀者指正。
本書各卷的校點、翻譯者分別為：第1一3卷，許言；第4一5卷，張祥生；第6一9卷趙智海；第10一16卷，衛紹生；第17一23卷之《賀若粥》，裴澤仁；第23卷之《用間三條》一28卷，鄭敏、葛峰。
許言
1995.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