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間島交涉和這支民間武裝的曆史，還要上推到幾年前的時候。
清初，蜿蜒起伏的長白山地區，被清朝的皇親國戚們視為“龍興之地”，廣闊的圖們江北岸由於禁山圍場，一度曾經渺無人煙。1896年起，圖們江南岸的朝鮮鍾城一帶經曆了罕見的年饉，大批災民紛紛渡江越界謀生。清政府雖加以阻撓，但終因“天高皇帝遠”，隻好任由韓民在延邊居住。到了光緒初年，清廷迫於這一既成事實，廢除禁山圍場的舊製，一實行了“移民實邊”的政策，在延吉設廳節製，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岡、琿春等處設立墾局，招募中朝兩國人民開荒墾種，一每年收繳一定的租銀。
然而，越墾謀生的韓民並不十分“安分”。1881年，韓民於圖們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條水溝，使江水分出，這樣就出現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夾江”灘地，1903年朝鮮官員李範允致函清朝墾局，指夾江灘地為“間島”，從此才有了“間島”的稱謂。
1905年，日俄簽署了《樸茨茅斯條約》，條約承認日本對朝鮮擁有特權。同年11月，日本強迫朝鮮簽訂了《日韓保護條約》，朝鮮實際上已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圖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島擴展到了圖們江南的東亞大陸，與我國隔江相望。進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貪婪的目光投向我國東北。
1906春，伊藤博文作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鮮統監，欲將其魔爪伸到中國的延邊地區。於是在他的策劃下，他的手下齋藤帶領一夥人或假裝成到中國東北旅行的遊客，或扮成商人，潛入延邊地區。他們先是偷偷地渡過圖們江，進入我國境內光霽峪前的夾江灘地，而後又轉到延邊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頭溝、頭道溝等地窺探虛實。
經過數月的偵察，齋藤回到朝鮮，把搜集到的情報向伊藤博文作了秉報。伊藤對那塊夾江灘地很感興趣，盡管它在齋藤勾畫的草圖上不過占了指甲大小的位置。齋藤對他說，這裏就是當地的韓民所稱的“間島”，是應該處於我們的“保護”之下的……伊藤卻在草圖上大大地畫了一個圈――這家夥的野心可真不小，我國吉林省的延吉、汪清、和龍及琿春等縣的大部分地區，都成了“間島”，下一步隻是考慮如何把它變成“第二個朝鮮”的問題了。他對齋藤說：“間島”是日本帝國的“生命線”，是統統需要我們加以“保護”的。一個所謂“間島”問題就這樣炮製出來了。
1907年7月30日，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簽訂了瞞天過海的《日俄協約》，同日還簽訂了旨在瓜分我國東北三省的《日俄密約》。伊藤博文認為條件成熟，立即於8月18日急電齋藤季治郎，命其於19日由會寧出發，率領日本憲兵進入我國延邊。同一天，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駐華公使阿部守太郎送達的照會：“為照會事，茲奉帝國政府訓令，間島為中國領土，抑或為朝國領土，久未解決，該處韓民十萬餘，受馬賊及無賴淩虐，擬即由統監派員至間島保護，請速電該處華官，免生誤會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會，頓時驚慌失措。還沒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麵的齋藤季治郎已經率領大批武裝憲警，強渡圖們江，進入了我國延邊數十裏地區，並在龍井村內天寶礦主程光第的大院掛出了“統監府臨時何島派出所”的牌子。
齋藤季治郎在延邊地區劃定了會寧間島、鍾城間島、茂山間島等五區，又在局子街、頭道溝等要地設憲兵分遣所14個，所轄區域達千餘平方公裏，分土設官，發號施令，儼然成了中國境內的外國政府。
清政府曾通過外交途徑複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嚴正聲明所謂“間島”問題純係子虛烏有，該地是中國領土無可非議，但日方對要求其撤出的複照卻置若周聞。由於當時清軍在延邊的守備薄弱，以武力強行驅逐已無可能，於是這個外國的政權機構公然出現在中國的領土上，成了國際震驚、國人汗顏的一個奇特事物。
1907年夏季，年輕幹練的吳祿貞奉命到吉林邊境地區調查界務（直到今天，那場鬥爭的勝利還同這位官吏的名字聯在一起，載入史冊，永誌民心）。吳祿貞帶領兩名助手和六名側繪員“冒暑就道，跋涉山水，窮極邊塞”，備嚐艱辛。他們取道敦化縣到延吉，赴琿春，沿圖們江北岸東進登長白山，對邊界進行實地測量，繪製地圖。這是曆史上中國對延吉境內的第一次全麵踏查，曆時七十三天，行程兩千多裏，凡是與中朝界務有關的地段，都逐段地進行了精密的測量，獲得了大量的邊界勘側數據和資料。
根據這些珍貴資料，製成了有史以來最為詳實準確的《延吉邊務專圖》即（“延吉廳專圖”）。這張地圖和1908年4月寫成的《調查延邊邊務報告書》，以及其他曆史文獻，在清政府對日交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可是，最使吳祿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邊防兵力。當時延吉隻有吉強軍數營，而在他身邊的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務處處吃緊，一旦發生不測，邊防形勢便岌岌可危。為了有效地與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吳祿貞首先派兵對龍峪衙門進行保護，並訓令當地長官不得離開任所，照常處理事務；同時在延吉各處張貼安民告示，揭露齋藤一夥的侵略行徑，安撫當地百姓。又組織民軍，並將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軍的繼續侵入；又調派人力維持治安，以防止出現突發事件給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齋藤本以為用偷襲的手段侵占延邊功在必得，不料卻遭到了當地軍民的頑強抵製，因此也就不敢進一步貿然行動，繼續擴大“戰果”的計劃也泡了湯。雙方一時處於僵持狀態。
這時的吳祿貞並不輕鬆，他知道日本人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他不斷上書清政府，激陳日軍重兵壓境，敵我力量懸殊，形勢十分嚴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務交涉，使衝突加劇。因此，吳祿貞得到的答複隻是“穩慎和平”、‘鎮靜維持杯的諭旨。
正當吳祿貞一籌莫展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在不久前到長白山下的夾皮溝一帶調查邊務時，他曾經遇到一支駐紮在皮夾溝金礦的民間武裝，足有二三千人。
夾皮溝地處吉林省樺甸縣東南，自清鹹豐末年（1854）起，被稱為‘韓邊外”的祖孫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這裏率眾淘金墾荒，組織武裝，且勢力漸大，“局紅管亮”（人多槍好）。由於金礦地處偏遠，官兵無力進剿，當地政府隻好采用安撫的辦法，給當時的首領韓憲宗委以官職，後又授予憲宗之孫韓登舉守備之職，不久又升為都司。但韓登舉雖然接受了官職，卻不受清政府節製，仍然嘯聚山林，獨占一方。這支武裝，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塊心病，因他們大多是獵戶出身，槍法準確，真要動起武來，也不一定討到便宜。為此，日本人多次潛入夾皮溝一帶，軟硬兼施，企圖迫使韓登舉屈服，卻遭到了韓的斷然拒絕.
1907年8月底，吳祿貞揣著一位綠林朋友的引見信，和他的助手周維禎、李恩榮來到了韓登舉的府邸。韓登舉對吳的到來給予盛情款待，席間，吳祿貞借機向韓揭露了齋藤季治郎率兵強占延吉地區的真相，一席話說得這些綠林好漢義憤填膺。吳祿貞見時機成熟，便說明了來意：“大敵當前公我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如果退縮忍讓，國家亡了，我們還有活路嗎？”一時間群情激奮，齊聲說：和官兵拉個對馬（同官兵聯合），願意聽從吳的指揮。在韓登舉的帶領下，這支武裝隨即開到局子街附近駐紮下來。
1907年11月17日，吳祿貞在當地的一所寺廟內同日本人進行了第一次交涉。當齋藤季治郎來到寺廟的時候，隻見四圍龍旗招展，數千中國官兵荷槍實彈，排成密匝匝的方陣，站滿了山前山後。雖然服裝並不整齊，但其陣勢威嚴，個個精神抖擻。齋藤一夥人十分驚訝，他們不知這些中國官是從哪裏來的。
在吳祿貞的嚴詞詰問下，齋藤理屈詞窮，又領教了中國方麵的陣勢和實力，知道進一步的行動一時難以得逞，隻好自己找個台階，然後悻悻退出會場。
此後，吳祿貞多次與日交涉，根據翔實的材料，確鑿的證據，逐一批駁日本政府的來文，並援引朝鮮人著《地理小識》等十餘種中外論著，論證中朝兩國國界。日本的進一步侵略行動遭到遏止，伊藤博文隻好改變策略，將“間島問題”提交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向中國政府提交長篇照會，就“間島”問題繼續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清廷命吳祿貞、周維禎代寫了萬餘字的邊務節略，複照日本駐華公使.日本go－ver－ment在有力的事實證據麵前，理屈詞窮，詭辮無術，不得不承認圖們江以北之延吉廳為中國領土。
1909年9月4日，清廷欽命梁敦彥和日本特命全權公使伊集院彥吉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間島協約》。條款規定：“中日兩國政府彼此聲明，以圖們江為中、朝兩國國界……”曆史懸案終告結束。
然而，當時的清政府把“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奉為國策，因此不可能取得外交上的完全勝利。依照《協約》，龍井村、局子街、頭道溝、百草溝四處，被日本帝國主義攫為開放的商埠，並取得了在這些地方設置領事館的權利，還取得了領事裁判權與吉會鐵路的修築權等。
（致歉聲明：由於1909年或1910年的資料不太好查，而1911年辛亥革命時的比較詳細，所以借用了很多。但後來才出現有些出入，比如當時四川總督為趙爾巽，不是趙爾豐；東北總督是錫良，不是趙爾巽；這兩處我擇時更改過來，但有些不影響書中構思的，就不改了，反正不是正統的曆史書，請大家理解。）
清初，蜿蜒起伏的長白山地區，被清朝的皇親國戚們視為“龍興之地”，廣闊的圖們江北岸由於禁山圍場，一度曾經渺無人煙。1896年起，圖們江南岸的朝鮮鍾城一帶經曆了罕見的年饉，大批災民紛紛渡江越界謀生。清政府雖加以阻撓，但終因“天高皇帝遠”，隻好任由韓民在延邊居住。到了光緒初年，清廷迫於這一既成事實，廢除禁山圍場的舊製，一實行了“移民實邊”的政策，在延吉設廳節製，委派官吏治理；又在吉林南岡、琿春等處設立墾局，招募中朝兩國人民開荒墾種，一每年收繳一定的租銀。
然而，越墾謀生的韓民並不十分“安分”。1881年，韓民於圖們江北岸私自挖掘了一條水溝，使江水分出，這樣就出現了一江分流之中的“夾江”灘地，1903年朝鮮官員李範允致函清朝墾局，指夾江灘地為“間島”，從此才有了“間島”的稱謂。
1905年，日俄簽署了《樸茨茅斯條約》，條約承認日本對朝鮮擁有特權。同年11月，日本強迫朝鮮簽訂了《日韓保護條約》，朝鮮實際上已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的版圖堂而皇之地由海中三島擴展到了圖們江南的東亞大陸，與我國隔江相望。進而，日本侵略者又把貪婪的目光投向我國東北。
1906春，伊藤博文作為日本天皇任命的第一任朝鮮統監，欲將其魔爪伸到中國的延邊地區。於是在他的策劃下，他的手下齋藤帶領一夥人或假裝成到中國東北旅行的遊客，或扮成商人，潛入延邊地區。他們先是偷偷地渡過圖們江，進入我國境內光霽峪前的夾江灘地，而後又轉到延邊的局子街（今延吉市）、老頭溝、頭道溝等地窺探虛實。
經過數月的偵察，齋藤回到朝鮮，把搜集到的情報向伊藤博文作了秉報。伊藤對那塊夾江灘地很感興趣，盡管它在齋藤勾畫的草圖上不過占了指甲大小的位置。齋藤對他說，這裏就是當地的韓民所稱的“間島”，是應該處於我們的“保護”之下的……伊藤卻在草圖上大大地畫了一個圈――這家夥的野心可真不小，我國吉林省的延吉、汪清、和龍及琿春等縣的大部分地區，都成了“間島”，下一步隻是考慮如何把它變成“第二個朝鮮”的問題了。他對齋藤說：“間島”是日本帝國的“生命線”，是統統需要我們加以“保護”的。一個所謂“間島”問題就這樣炮製出來了。
1907年7月30日，日俄在俄都彼得堡簽訂了瞞天過海的《日俄協約》，同日還簽訂了旨在瓜分我國東北三省的《日俄密約》。伊藤博文認為條件成熟，立即於8月18日急電齋藤季治郎，命其於19日由會寧出發，率領日本憲兵進入我國延邊。同一天，清政府即接到日本駐華公使阿部守太郎送達的照會：“為照會事，茲奉帝國政府訓令，間島為中國領土，抑或為朝國領土，久未解決，該處韓民十萬餘，受馬賊及無賴淩虐，擬即由統監派員至間島保護，請速電該處華官，免生誤會為要！”
清政府突然接到照會，頓時驚慌失措。還沒有等到中方前去交涉阻止，日本方麵的齋藤季治郎已經率領大批武裝憲警，強渡圖們江，進入了我國延邊數十裏地區，並在龍井村內天寶礦主程光第的大院掛出了“統監府臨時何島派出所”的牌子。
齋藤季治郎在延邊地區劃定了會寧間島、鍾城間島、茂山間島等五區，又在局子街、頭道溝等要地設憲兵分遣所14個，所轄區域達千餘平方公裏，分土設官，發號施令，儼然成了中國境內的外國政府。
清政府曾通過外交途徑複照日本公使阿部守太郎，嚴正聲明所謂“間島”問題純係子虛烏有，該地是中國領土無可非議，但日方對要求其撤出的複照卻置若周聞。由於當時清軍在延邊的守備薄弱，以武力強行驅逐已無可能，於是這個外國的政權機構公然出現在中國的領土上，成了國際震驚、國人汗顏的一個奇特事物。
1907年夏季，年輕幹練的吳祿貞奉命到吉林邊境地區調查界務（直到今天，那場鬥爭的勝利還同這位官吏的名字聯在一起，載入史冊，永誌民心）。吳祿貞帶領兩名助手和六名側繪員“冒暑就道，跋涉山水，窮極邊塞”，備嚐艱辛。他們取道敦化縣到延吉，赴琿春，沿圖們江北岸東進登長白山，對邊界進行實地測量，繪製地圖。這是曆史上中國對延吉境內的第一次全麵踏查，曆時七十三天，行程兩千多裏，凡是與中朝界務有關的地段，都逐段地進行了精密的測量，獲得了大量的邊界勘側數據和資料。
根據這些珍貴資料，製成了有史以來最為詳實準確的《延吉邊務專圖》即（“延吉廳專圖”）。這張地圖和1908年4月寫成的《調查延邊邊務報告書》，以及其他曆史文獻，在清政府對日交涉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可是，最使吳祿貞感到棘手的是延吉的邊防兵力。當時延吉隻有吉強軍數營，而在他身邊的馬步兵也不足二百人，沿江防務處處吃緊，一旦發生不測，邊防形勢便岌岌可危。為了有效地與日本侵略者周旋抗衡，吳祿貞首先派兵對龍峪衙門進行保護，並訓令當地長官不得離開任所，照常處理事務；同時在延吉各處張貼安民告示，揭露齋藤一夥的侵略行徑，安撫當地百姓。又組織民軍，並將有限的兵力集中到沿江渡口布防，阻止日軍的繼續侵入；又調派人力維持治安，以防止出現突發事件給日本入侵造成借口。
齋藤本以為用偷襲的手段侵占延邊功在必得，不料卻遭到了當地軍民的頑強抵製，因此也就不敢進一步貿然行動，繼續擴大“戰果”的計劃也泡了湯。雙方一時處於僵持狀態。
這時的吳祿貞並不輕鬆，他知道日本人是不會善罷甘休的。他不斷上書清政府，激陳日軍重兵壓境，敵我力量懸殊，形勢十分嚴峻，要求清政府派兵增援。然而，**的清廷深恐惹怒日本人，引起外務交涉，使衝突加劇。因此，吳祿貞得到的答複隻是“穩慎和平”、‘鎮靜維持杯的諭旨。
正當吳祿貞一籌莫展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在不久前到長白山下的夾皮溝一帶調查邊務時，他曾經遇到一支駐紮在皮夾溝金礦的民間武裝，足有二三千人。
夾皮溝地處吉林省樺甸縣東南，自清鹹豐末年（1854）起，被稱為‘韓邊外”的祖孫三代人即冒犯清廷的例禁，在這裏率眾淘金墾荒，組織武裝，且勢力漸大，“局紅管亮”（人多槍好）。由於金礦地處偏遠，官兵無力進剿，當地政府隻好采用安撫的辦法，給當時的首領韓憲宗委以官職，後又授予憲宗之孫韓登舉守備之職，不久又升為都司。但韓登舉雖然接受了官職，卻不受清政府節製，仍然嘯聚山林，獨占一方。這支武裝，也成了日本人的一塊心病，因他們大多是獵戶出身，槍法準確，真要動起武來，也不一定討到便宜。為此，日本人多次潛入夾皮溝一帶，軟硬兼施，企圖迫使韓登舉屈服，卻遭到了韓的斷然拒絕.
1907年8月底，吳祿貞揣著一位綠林朋友的引見信，和他的助手周維禎、李恩榮來到了韓登舉的府邸。韓登舉對吳的到來給予盛情款待，席間，吳祿貞借機向韓揭露了齋藤季治郎率兵強占延吉地區的真相，一席話說得這些綠林好漢義憤填膺。吳祿貞見時機成熟，便說明了來意：“大敵當前公我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抵抗。如果退縮忍讓，國家亡了，我們還有活路嗎？”一時間群情激奮，齊聲說：和官兵拉個對馬（同官兵聯合），願意聽從吳的指揮。在韓登舉的帶領下，這支武裝隨即開到局子街附近駐紮下來。
1907年11月17日，吳祿貞在當地的一所寺廟內同日本人進行了第一次交涉。當齋藤季治郎來到寺廟的時候，隻見四圍龍旗招展，數千中國官兵荷槍實彈，排成密匝匝的方陣，站滿了山前山後。雖然服裝並不整齊，但其陣勢威嚴，個個精神抖擻。齋藤一夥人十分驚訝，他們不知這些中國官是從哪裏來的。
在吳祿貞的嚴詞詰問下，齋藤理屈詞窮，又領教了中國方麵的陣勢和實力，知道進一步的行動一時難以得逞，隻好自己找個台階，然後悻悻退出會場。
此後，吳祿貞多次與日交涉，根據翔實的材料，確鑿的證據，逐一批駁日本政府的來文，並援引朝鮮人著《地理小識》等十餘種中外論著，論證中朝兩國國界。日本的進一步侵略行動遭到遏止，伊藤博文隻好改變策略，將“間島問題”提交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向中國政府提交長篇照會，就“間島”問題繼續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清廷命吳祿貞、周維禎代寫了萬餘字的邊務節略，複照日本駐華公使.日本go－ver－ment在有力的事實證據麵前，理屈詞窮，詭辮無術，不得不承認圖們江以北之延吉廳為中國領土。
1909年9月4日，清廷欽命梁敦彥和日本特命全權公使伊集院彥吉在北京簽訂了《中日間島協約》。條款規定：“中日兩國政府彼此聲明，以圖們江為中、朝兩國國界……”曆史懸案終告結束。
然而，當時的清政府把“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奉為國策，因此不可能取得外交上的完全勝利。依照《協約》，龍井村、局子街、頭道溝、百草溝四處，被日本帝國主義攫為開放的商埠，並取得了在這些地方設置領事館的權利，還取得了領事裁判權與吉會鐵路的修築權等。
（致歉聲明：由於1909年或1910年的資料不太好查，而1911年辛亥革命時的比較詳細，所以借用了很多。但後來才出現有些出入，比如當時四川總督為趙爾巽，不是趙爾豐；東北總督是錫良，不是趙爾巽；這兩處我擇時更改過來，但有些不影響書中構思的，就不改了，反正不是正統的曆史書，請大家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