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封延安發來的加急電報傳到天津的時候,正好是2月15日10時。
這時,是潘楊召集天津的工人代表進行座談的時候,他拿過電報掃了一眼,旋即將電報塞進了上衣口袋。
這些天以來,作為天津軍管會最高領導人的潘楊,為這座回到人民手中的第一座大城市可謂是操透了心,在發出那封給周副主席的電報之後,他便知道自己在天津能待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為了不給繼任的人留下一個爛攤子,更多的還是考慮到要為今後的工作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為此,這些天來,潘楊深入基層進行調查,費盡心血,想出了很多辦法。
他發現,工人們並不像齊宇所說的那樣,他們不但關心工資、福利和其他生活上的問題,而且更關心生產建設的問題,而且還關心他們在新時期的政治地位問題。
而職員特別是高級職員,怕向農村一樣搞鬥爭挨批鬥,社會上謠言很多,如說“共產黨不準穿好的”,“兩雙鞋分一雙”等等,甚至發展到有的人借破衣服穿,穿好衣服不敢上街。這些除開漢奸,日本特務造謠之外,也同各根據地鎮壓漢奸殺人過多有關。人們對日本必敗,中國抗戰必勝已無疑問,但都想著共產黨不是“正統”,“國民政府不會看著共產黨坐穩大城市的。”
職工對工人不敢管理。工人不但是不服管,而自己又沒有管理能力,這直接導致了生產紀律不好等問題,工人對某些有積怨地職員,有想鬥一鬥的情緒:“共產黨給我們工人撐腰,還讓他們抖威風!”工人中普遍有平均主義思想,私廠工人尤其想鬥想分。對經理們生活優裕普遍不滿意,私廠工人有的成立工會。向廠家提出六小時工作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對老班長、老工人虐待徒弟的行為,也想鬥一鬥。
麵對這些問題,潘楊認為,工人們現在體現出的是一種“主人翁”的思想,他們片麵的理解了人民當家作主地意思,同時也片麵理解了共產主義的意思。不過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卻並不是一件壞事,隻要進行合適地引導,這股勁頭很快將投入到轟轟烈烈的恢複生產運動中去,這一點在潘楊所經曆過的那段曆史中便曾經出現過。要知道不管到那個年代,中國真正的產業工人都是淳樸、任勞任怨的代名詞。
有鑒於此,潘楊才會抓緊時間,在有限的時間內為整個大天津的工業複蘇奠定一個堅實地基層。
收到電報的潘楊並不感到意外,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不過他還是加快了會議的進程,揮揮手示意分組討論的工人代表們停止討論,發表了一次即席講話:
“工人兄弟們,這兩天來,我們在這裏對咱們天津複工及開工之後的一係列問題進行了討論。我很高興的看到,我們的工人不僅僅關心工資、福利及其他生活上地問題。而更多的關心生產建設和自身政治地位的問題,這表示我們工人階級確實具有國家主人翁的氣魄。在國民黨統治和淪陷期間,你們絕不會提出這些問題的,他們也絕對不會讓你們提出這些意見,這證明共產黨和其所領導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為大家“當差”地,是遵循工人、農民和其他人民群眾的意見來辦事的,‘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有事大家開會商量。辦法就出來了。”
潘楊針對工人們提出的幾個問題。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釋。
他說道:“大家反映第一的問題是煤炭,現在給大家發的是爐煤。不好燒,早起做飯困難,還耽誤上班,可為什麽發爐煤呢?我把緣由告訴工友們。天津解放的時候,接收的大部分是日本人囤積於此的唐山開灤煤,隻有兩萬多噸地山西煤,而這些天各大電廠發電,包括山海關到天津地鐵路上的給部隊送給養物資地列車用煤都遠遠不夠。大家都知道,電廠發電和火車頭非用山西煤不可,大家想想,是把山西煤發給大家做飯,讓城市沒有電,前方的戰士餓肚子,打不好仗好呢?還是我們後方工友們和大家委屈一點,用開灤的爐煤做飯好呢?當然是保障城市和打仗第一,隻好大家委屈點,為了全體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隻有暫時忍受一下燒爐煤的困難。政府不是不關心工人的生活,現在正在從各個方麵想辦法,隻要能運到,就給大家發好煤。”
“再一件大事就是糧食。大家普遍反映發糧食的地方太少,太慢,每次還要帶戶籍本子。是的,幾千人到萬把人的工廠,一兩個發糧食的地方的確不夠,但要開那樣多的糧米油鹽煤炭鋪子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咱們這些工廠裏頭作為實物代發的工資,僅糧煤兩項就要三萬多噸,需要一千多個車皮來裝才行,把這些東西在幾天之內發放到各個廠裏去,這是一件大事,再從廠子裏發到每個人的手上,還要發得快,發得好,更不是容易辦的事情,這件事需要代表們回去號召大家出主意,商量個好辦法出來,要大家來參加工作,幫忙,或者是組織工廠消費合作社。”
“大家普遍都覺得發實物太麻煩,不如發票子自己買省心,可如果工資都發錢,讓大家到市麵上去買,那指不定遇上個什麽狀況,物價又會發生波動,到時候票子又要毛了,結果吃虧的還是大家。政府當然願意圖簡單省事,但考慮到大家的實際利益,我覺得還是麻煩一點地好。糧食才能真正填飽肚子。”
潘楊的講話很實在,他也知道,文過飾非,掩蓋困難,或是打官腔,在這些工人們麵前是行不通的,他用一組組調查出來的詳細數字。號召工人們克服困難,這一下子工人代表們就都明白了。
“今天也有許多代表說。我們要實現共產主義,要實現八小時工作製,要自己當家作主,這我完全同意。我們共產黨人為之奮鬥的也正是這樣的生活,是我們**的目標。可大家想過沒有,天津雖然解放了,可全國還有多少城市。多少鄉村淪陷在日本人手裏?所以說我們現在要團結起來,克服困難,努力生產,支援前線地抗戰。讓所有受壓迫,受奴役的勞苦大眾都解放出來,都過上好日子。我們地好日子才能過得安心啊!”
看到台下的工人代表們連連點頭,潘楊借著這股勁頭又說起團結職員的事情起來,他說道:“我們工人兄弟是工廠裏直接參加勞動的。也是人數最多,最重要的一部分。可以往的時候,卻偏偏被那些職員們瞧不起,他們輕視勞動者,瞧不起工人,覺得自己穿長袍握筆杆子就是‘上等人’。這是職員們做得不對,但是,咱們工人兄弟們也要認識到,職員也是生產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沒有職員畫圖,沒有職員算賬、記賬,那一個工廠也運轉不過來,沒有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就更不行了。所以說,現在隻要那些職員們能夠認識到自己地錯誤,我們工人階級就應該放大度一些。主動的和他們團結起來。讓他們也為我們工人階級的偉大事業服務,而且在今後。我們還要培養咱們工人階級自己的職員、工程師和管理人員。為此,我宣布,除開個別作惡多端的職員必須開除之外,各廠員工之間應該團結一致,提高生產,工友之中如果有哪個受過某個職員的氣,這個職員做了自我批評,而且道了歉,那麽,工友的氣也就應該消了,我們工人階級對於打倒侵略者必須堅持到底,對於應該合作的員工之間地小‘氣’,要看成小事。”
潘楊的講話雖然政策水平不如那些政工幹部那麽高,可句句話都恰好抓住了問題的實質。話說得實實在在,有情有理,說到了工人的心坎上,工人們一個個在下邊聽得是眉飛色舞。在潘楊話音落下,起身宣布會議結束的那一刻,代表們不約而同的全體起立,齊聲鼓起掌來。
“困難是有地,但是麵包也會有的,好日子一定會到來的”,潘楊走出會場,摸出胸前口袋裏的那封電報,低聲的自語道:“天津,再見了。”
潘楊是於2月18日完成交接工作動身上路的,他將在一個警衛連的保護下,經鐵路到達山海關,然後在那裏搭乘由當初扣押下來的美國運輸機飛往延安。
在潘楊走後不到一個星期。解放了的天津開始發揮了她的工業、文化、交通中心地作用。
天津機器局開工地第一天就生產步槍三十支、輕機槍三挺,步兵炮一門,各種炮彈六百餘發,槍彈八萬多發,各種紡織、化工工廠全麵開工,工業產品源源不絕的生產出來。
在路上,潘楊一直保持著和中央地電報聯係,這些電文傳遞而來的情報中有不少是大大出乎潘楊意料之外的,那就是到目前為止,重慶政府方麵對《雅爾塔協定》的具體內容竟然完全不知情。
很顯然,雅爾塔會議所達成的有損中國主權的決定,是在蘇、美、英三大強國的操縱下,秘密進行的,中國政府完全不知情。不過當麵對蘇聯政府的示好行為時,蔣委員長似乎也預感到雅爾塔會議對中國將是十分不利的,他甚至在2月8日的日記中如此寫道:“今見羅、邱、史黑海會議第一次公報,一切如預料,其結果與英、俄協以犧牲我乎?”
當潘楊等機準備前往延安時,最新的消息傳來了。
“2月19日,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魏道明發來電報說,他訪問從雅爾塔歸來的羅斯福時問及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關於遠東問題的意見時,羅斯福回答說:斯大林提出三條:1、承認蒙古的現狀2、承認中國對中東鐵路的主權,但必須要有一個托管製度,3、蘇聯要在旅順港南麵有一個不凍港如大連或其附近的港口。”至此,我們的蔣委員長才確切的得知雅爾塔密約的具體內容。
事已至此,羅斯福隻得圓通的向蔣介石解釋:對於斯大林提出的三個條件,由於中國仍保留對外蒙的主權,維持現狀似乎不會有什麽問題,中東鐵路主權仍屬於中國,但可以由中、蘇、美三國各派代表實施托管,關於軍事港口,旅順港可以租借給蘇聯若幹年,隻要主權仍屬於中國。
“閱此,但有悲憤和自我反省而已,雅爾塔果然已賣華乎?唯如何可以斷定,此次黑海會議,俄國對日作戰已有成議,果爾如此,則此次抗日戰爭之理想,恐成夢幻爾。”
盡管如此,蔣委員長還是希望能說服美國,盡量在此時節維護中國的利益,他在4月初指示宋子文轉告羅斯福,任何把旅順或是大連租借給蘇聯的做法都將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羅斯福逝世後,蔣委員長又囑咐赫爾利致電杜魯門,說中國一直在為保衛其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而奮鬥,並希望美國政府將此意轉告斯大林,中國不會接受違背這一原則的任何要求。
ps:感冒了,之後又帶病晚上出去蹲點,次日成了肺炎,點滴掛了整整五天,人暈暈乎乎的……
這時,是潘楊召集天津的工人代表進行座談的時候,他拿過電報掃了一眼,旋即將電報塞進了上衣口袋。
這些天以來,作為天津軍管會最高領導人的潘楊,為這座回到人民手中的第一座大城市可謂是操透了心,在發出那封給周副主席的電報之後,他便知道自己在天津能待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為了不給繼任的人留下一個爛攤子,更多的還是考慮到要為今後的工作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為此,這些天來,潘楊深入基層進行調查,費盡心血,想出了很多辦法。
他發現,工人們並不像齊宇所說的那樣,他們不但關心工資、福利和其他生活上的問題,而且更關心生產建設的問題,而且還關心他們在新時期的政治地位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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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對工人不敢管理。工人不但是不服管,而自己又沒有管理能力,這直接導致了生產紀律不好等問題,工人對某些有積怨地職員,有想鬥一鬥的情緒:“共產黨給我們工人撐腰,還讓他們抖威風!”工人中普遍有平均主義思想,私廠工人尤其想鬥想分。對經理們生活優裕普遍不滿意,私廠工人有的成立工會。向廠家提出六小時工作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對老班長、老工人虐待徒弟的行為,也想鬥一鬥。
麵對這些問題,潘楊認為,工人們現在體現出的是一種“主人翁”的思想,他們片麵的理解了人民當家作主地意思,同時也片麵理解了共產主義的意思。不過從某種程度上來講。這卻並不是一件壞事,隻要進行合適地引導,這股勁頭很快將投入到轟轟烈烈的恢複生產運動中去,這一點在潘楊所經曆過的那段曆史中便曾經出現過。要知道不管到那個年代,中國真正的產業工人都是淳樸、任勞任怨的代名詞。
有鑒於此,潘楊才會抓緊時間,在有限的時間內為整個大天津的工業複蘇奠定一個堅實地基層。
收到電報的潘楊並不感到意外,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不過他還是加快了會議的進程,揮揮手示意分組討論的工人代表們停止討論,發表了一次即席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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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楊針對工人們提出的幾個問題。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釋。
他說道:“大家反映第一的問題是煤炭,現在給大家發的是爐煤。不好燒,早起做飯困難,還耽誤上班,可為什麽發爐煤呢?我把緣由告訴工友們。天津解放的時候,接收的大部分是日本人囤積於此的唐山開灤煤,隻有兩萬多噸地山西煤,而這些天各大電廠發電,包括山海關到天津地鐵路上的給部隊送給養物資地列車用煤都遠遠不夠。大家都知道,電廠發電和火車頭非用山西煤不可,大家想想,是把山西煤發給大家做飯,讓城市沒有電,前方的戰士餓肚子,打不好仗好呢?還是我們後方工友們和大家委屈一點,用開灤的爐煤做飯好呢?當然是保障城市和打仗第一,隻好大家委屈點,為了全體工人階級的長遠利益,隻有暫時忍受一下燒爐煤的困難。政府不是不關心工人的生活,現在正在從各個方麵想辦法,隻要能運到,就給大家發好煤。”
“再一件大事就是糧食。大家普遍反映發糧食的地方太少,太慢,每次還要帶戶籍本子。是的,幾千人到萬把人的工廠,一兩個發糧食的地方的確不夠,但要開那樣多的糧米油鹽煤炭鋪子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咱們這些工廠裏頭作為實物代發的工資,僅糧煤兩項就要三萬多噸,需要一千多個車皮來裝才行,把這些東西在幾天之內發放到各個廠裏去,這是一件大事,再從廠子裏發到每個人的手上,還要發得快,發得好,更不是容易辦的事情,這件事需要代表們回去號召大家出主意,商量個好辦法出來,要大家來參加工作,幫忙,或者是組織工廠消費合作社。”
“大家普遍都覺得發實物太麻煩,不如發票子自己買省心,可如果工資都發錢,讓大家到市麵上去買,那指不定遇上個什麽狀況,物價又會發生波動,到時候票子又要毛了,結果吃虧的還是大家。政府當然願意圖簡單省事,但考慮到大家的實際利益,我覺得還是麻煩一點地好。糧食才能真正填飽肚子。”
潘楊的講話很實在,他也知道,文過飾非,掩蓋困難,或是打官腔,在這些工人們麵前是行不通的,他用一組組調查出來的詳細數字。號召工人們克服困難,這一下子工人代表們就都明白了。
“今天也有許多代表說。我們要實現共產主義,要實現八小時工作製,要自己當家作主,這我完全同意。我們共產黨人為之奮鬥的也正是這樣的生活,是我們**的目標。可大家想過沒有,天津雖然解放了,可全國還有多少城市。多少鄉村淪陷在日本人手裏?所以說我們現在要團結起來,克服困難,努力生產,支援前線地抗戰。讓所有受壓迫,受奴役的勞苦大眾都解放出來,都過上好日子。我們地好日子才能過得安心啊!”
看到台下的工人代表們連連點頭,潘楊借著這股勁頭又說起團結職員的事情起來,他說道:“我們工人兄弟是工廠裏直接參加勞動的。也是人數最多,最重要的一部分。可以往的時候,卻偏偏被那些職員們瞧不起,他們輕視勞動者,瞧不起工人,覺得自己穿長袍握筆杆子就是‘上等人’。這是職員們做得不對,但是,咱們工人兄弟們也要認識到,職員也是生產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沒有職員畫圖,沒有職員算賬、記賬,那一個工廠也運轉不過來,沒有工程師和管理人員就更不行了。所以說,現在隻要那些職員們能夠認識到自己地錯誤,我們工人階級就應該放大度一些。主動的和他們團結起來。讓他們也為我們工人階級的偉大事業服務,而且在今後。我們還要培養咱們工人階級自己的職員、工程師和管理人員。為此,我宣布,除開個別作惡多端的職員必須開除之外,各廠員工之間應該團結一致,提高生產,工友之中如果有哪個受過某個職員的氣,這個職員做了自我批評,而且道了歉,那麽,工友的氣也就應該消了,我們工人階級對於打倒侵略者必須堅持到底,對於應該合作的員工之間地小‘氣’,要看成小事。”
潘楊的講話雖然政策水平不如那些政工幹部那麽高,可句句話都恰好抓住了問題的實質。話說得實實在在,有情有理,說到了工人的心坎上,工人們一個個在下邊聽得是眉飛色舞。在潘楊話音落下,起身宣布會議結束的那一刻,代表們不約而同的全體起立,齊聲鼓起掌來。
“困難是有地,但是麵包也會有的,好日子一定會到來的”,潘楊走出會場,摸出胸前口袋裏的那封電報,低聲的自語道:“天津,再見了。”
潘楊是於2月18日完成交接工作動身上路的,他將在一個警衛連的保護下,經鐵路到達山海關,然後在那裏搭乘由當初扣押下來的美國運輸機飛往延安。
在潘楊走後不到一個星期。解放了的天津開始發揮了她的工業、文化、交通中心地作用。
天津機器局開工地第一天就生產步槍三十支、輕機槍三挺,步兵炮一門,各種炮彈六百餘發,槍彈八萬多發,各種紡織、化工工廠全麵開工,工業產品源源不絕的生產出來。
在路上,潘楊一直保持著和中央地電報聯係,這些電文傳遞而來的情報中有不少是大大出乎潘楊意料之外的,那就是到目前為止,重慶政府方麵對《雅爾塔協定》的具體內容竟然完全不知情。
很顯然,雅爾塔會議所達成的有損中國主權的決定,是在蘇、美、英三大強國的操縱下,秘密進行的,中國政府完全不知情。不過當麵對蘇聯政府的示好行為時,蔣委員長似乎也預感到雅爾塔會議對中國將是十分不利的,他甚至在2月8日的日記中如此寫道:“今見羅、邱、史黑海會議第一次公報,一切如預料,其結果與英、俄協以犧牲我乎?”
當潘楊等機準備前往延安時,最新的消息傳來了。
“2月19日,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魏道明發來電報說,他訪問從雅爾塔歸來的羅斯福時問及雅爾塔會議上斯大林關於遠東問題的意見時,羅斯福回答說:斯大林提出三條:1、承認蒙古的現狀2、承認中國對中東鐵路的主權,但必須要有一個托管製度,3、蘇聯要在旅順港南麵有一個不凍港如大連或其附近的港口。”至此,我們的蔣委員長才確切的得知雅爾塔密約的具體內容。
事已至此,羅斯福隻得圓通的向蔣介石解釋:對於斯大林提出的三個條件,由於中國仍保留對外蒙的主權,維持現狀似乎不會有什麽問題,中東鐵路主權仍屬於中國,但可以由中、蘇、美三國各派代表實施托管,關於軍事港口,旅順港可以租借給蘇聯若幹年,隻要主權仍屬於中國。
“閱此,但有悲憤和自我反省而已,雅爾塔果然已賣華乎?唯如何可以斷定,此次黑海會議,俄國對日作戰已有成議,果爾如此,則此次抗日戰爭之理想,恐成夢幻爾。”
盡管如此,蔣委員長還是希望能說服美國,盡量在此時節維護中國的利益,他在4月初指示宋子文轉告羅斯福,任何把旅順或是大連租借給蘇聯的做法都將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羅斯福逝世後,蔣委員長又囑咐赫爾利致電杜魯門,說中國一直在為保衛其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而奮鬥,並希望美國政府將此意轉告斯大林,中國不會接受違背這一原則的任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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