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元起說道:“請唐總理放心,我們新中國黨一定會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竭盡所能維護袁大總統、內閣和《臨時約法》的權威,力爭把各種糾紛約束在內閣、議會之中,避免訴諸武力,確保民國能夠和平穩定地向前發展!”


    唐紹儀點點頭:“新中國黨諸位同仁能夠如此大公無私、公忠體國,實在是內閣之幸,也是國家、民族之幸。唐某在此先行謝過各位!”說罷起身朝孫元起等人深鞠一躬。


    孫元起、張謇等趕緊搶上前扶住唐紹儀:“唐總理太客氣了!”


    重新坐定後唐紹儀才接著說道:“自就任總理以來,唐某一直私心惴惴,唯恐有所殞越。尤其當同盟會兩位總長遲遲不願北上時,更是憂心如焚,生怕民國首屆責任內閣就此胎死腹中。盡管現在宋總長、王總長已經北上,但南北隔閡在短時間內是很難泯滅的,甚至隨時會因為某些問題而加大。如今有新中國黨三位總長的鼎力支持,唐某終於可以稍稍安心了!”


    孫元起道:“唐總理這是關心則亂!其實民國肇始,無論袁大總統還是中山先生都希望國家盡快恢複和平,通過普及教育、興辦實業、編練新軍、鋪設鐵路等方式早日實現富強。在這個大方向上,兩人的理念並無二致。要說南北之間有什麽隔閡,隻不過是在如何實現、由誰主導等問題上有所分歧,這些都是可以通過對話、和談來解決。我等要做的事情,就是避免激化矛盾、構建交流平台、創造和談氛圍。”


    如孫元起所言,袁世凱和孫中山一樣,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也都強烈渴望中華早日實現富強。雖然袁世凱在政治上走錯了方向,但不能因此否認他為國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不能因此詆毀他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愛國情懷。在傳統教科書中,袁世凱通常會因為簽訂《二十一條》而被斥為賣國賊。其實,在日本咄咄逼人的形勢下,袁世凱竭力維護國家利益已經盡到最大的努力,胡適就認為《二十一條》的談判是弱國外交的勝利。


    相比之下,同樣是“賣國”,孫中山不僅敢賣,還敢賤賣,敢於把豬肉賣出白菜價!對他來說,反正**不成功,那些東西跟自己沒有一毛錢的關係。至於成功了?成功之後再說成功的話吧。比如他在1915年2月滿鐵株式會社兩個重要人物犬塚信太郎、山田純三郎訂立的所謂《中日盟約》,賣國程度與《二十一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論袁世凱、孫中山他們曾經做過什麽,但他們在振興國家這一點上是趨同的,隻是由於知識背景、仕途履曆、國際視野等方麵的差異,其中再夾雜著個人利益、派係利益與國家利益的衝突,這才導致最後他們兵戎相見不死不休的局麵。


    在個人利益、派係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的時候,真正能把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的,那都是百年難得一見的聖人,而且這種不食人間煙火的聖人在波譎雲詭的政壇通常很難手掌重權。而把個人利益、派係利益完全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人,往往也難成大器。正常情況下,政客或者官僚都是在個人利益、派係利益與國家利益衝突之間尋找平衡點,關鍵在於哪一邊占多數。即便說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慈禧太後,在挪用經費修建頤和園的時候也未嚐完全忽略過國家利益。


    比較袁世凱、孫中山兩人的生平行徑就會發現,袁世凱是傳統的中國士人,出生於官宦家庭,曾鎮守屬國朝鮮,生於斯長於斯,而且青年以後一直身居統治高層,相對來說,他更富有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思想,在利益衝突的時候往往更注重國家利益,也更小心謹慎。


    而孫中山受兩廣風氣影響,青少年時期就景仰洪楊造反事業,後來在海外浪跡數十年,經常受到來自國內(清政府、北洋政府)的威脅,加上窮困潦倒、漂泊無定、受人冷遇,內心裏追求成功的渴望有時候甚至會壓倒一切;而且他大多數時間處於社會底層,對於包括領土、礦產等在內的國家利益沒有多少直觀感受,所以在利益衝突的時候非常豪爽、非常大方,甚至是肆無忌憚。


    從當今政治體製和教育體製下穿越過去的青年,在充分了解二十世紀初國內外政治形勢的情況下,十有八九都會傾向於袁世凱,而不是“偉大先行者”孫中山。


    孫元起便是如此。


    幾個人又說了會兒閑話,國務院秘書許寶蘅進來稟告道:“總理大人、三位總長,大總統和陸、趙、熊、段、劉諸位總長已經快到門口了,您看是不是要出去迎接一下?”


    眾人連忙站起身,唐紹儀有些驚異地問道:“什麽,大總統過來了?”按照道理,國務院是內閣總理的地盤,尤其是責任內閣,大總統應該不能隨便插足。就好比現在國務院召開會議,誰見過國家主席出席參會?盡管在此之前唐紹儀曾客套地邀請過袁世凱,但沒想到他居然會應允。


    唐紹儀轉念一想:今天下午不僅要召開首次國務會議,在此之前還要宣布國務院成立,大總統出席成立儀式也無可厚非。不待許寶蘅回話,便又自問自答道:“唐某前數日曾邀請大總統出席儀式,本來不抱多大希望,沒想到大總統竟然能夠俯允,足見大總統對內閣的信任與厚愛!三位總長,我們一起出去迎接大總統如何?”


    孫元起等趕緊答道:“禮應如此!”


    四人剛到門口不久,就看見幾輛馬車在重兵拱衛之下逶迤來到近前。唐紹儀快走幾步,搶上前打開車門,恭敬地從裏麵扶出身著大總統盛裝的袁世凱:“歡迎大總統蒞臨國務院!”


    袁世凱笑眯眯地說道:“什麽叫‘蒞臨’?恁客套!老夫就是過來隨便看看,湊個熱鬧。少川,你該不會怪老夫多事吧?”


    唐紹儀連忙答道:“大總統說笑了!您能來大駕光臨指導工作,那是國務院的榮幸,我等歡迎還來不及呢,哪有二話!”


    袁世凱逮眼看見唐紹儀身後的張謇、湯壽潛和孫元起,笑著招呼道:“季直、蟄先、百熙,三位別來無恙?天寒地凍,讓你們在外麵等候,實在是袁某之過。還請三位恕罪!”


    張謇隨意拱了拱手,便戲謔道:“大總統好久不見!遙想三十年前,鄙人與大總統同在筱公(指淮軍將領吳長慶,字筱軒)營中時,見麵每每尊稱‘夫子大人’;後來大總統擢升至北洋大臣後,再有書信往來便改稱‘仁兄’;如今大總統執掌八方統禦九州,與鄙人相見就稱呼一聲‘季直’了。可見大總統官位愈高,鄙人稱謂愈小。所幸大總統一職已經升無可升,否則鄙人就該淪落為子侄輩嘍!”


    張謇提及的三十年前往事,其實是發生在光緒七年(1881年),那時候張謇還不是狀元郎,甚至連舉人都不是——自同治八年(1869年)十六歲的張謇考上秀才之後,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考中,隻好在淮軍將領吳長慶幕下擔任文書,聊以度日。而袁世凱當時也不是什麽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隻不過是個文不成武不就的二世祖,混到二十歲也沒什麽長進,先後於1876年、1879年兩次參加鄉試都沒能得中,隻好糾集家裏的仆從數十人前往登州投靠養父袁保慶的至交吳長慶。


    吳長慶對於袁世凱攜數十人冒昧從軍很不以為然,除了留下袁世凱在營中讀書外,其他人全部給錢遣散回家。話說吳長慶對子侄輩的袁世凱確實不錯,不僅每個月給餉銀,還請名師給他上課。其中教八股文的老師就是張謇。


    盡管張謇和袁世凱相見之時兩人都是秀才,但江蘇的秀才和河南的秀才、窮人家考上的秀才和二世祖混來的秀才卻有天壤之別。——我們現在去看袁世凱的詩歌、對聯,除了有太祖詩詞的霸悍之氣外,簡直一無是處,和洪天王的歪詩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如果讓這種人考中舉人,那才是沒天理!——張謇奉命教袁世凱寫八股文,可袁世凱連篇像樣的文章都寫不出來,令張謇教無可教、改無可改。


    碰到這種有家世、沒腦子的學生,普通老師算是倒了一輩子血黴。但袁世凱畢竟不是一般人!某天深夜,張謇與袁世凱促膝長談,當論及未來各自打算時,袁世凱指點江山,慨然有澄清天下之誌。張謇聽罷頗為動容,這才刮目相看,並鄭重地向吳長慶推薦袁世凱。袁世凱這才在吳長慶眼中由故人之子變為可造之材,並逐漸飛黃騰達。正因為如此,在吳長慶營中的那段時間,袁世凱一直對張謇執弟子禮,尊為“夫子大人”。


    袁世凱聞言頗為尷尬,隻好顧左右而言他:“百熙,你們今天來得很早啊?”


    孫元起道:“京城人煙輻輳摩肩擦踵,本來以為會堵車,便和嗇翁、蟄翁二位總長提前一個小時出門,沒想到路上極為通暢,沒多久便從前門外趕到了這裏。不過也不算太早,正好剛上迎接大總統。”


    袁世凱沒有追究“堵車”的真實蘊意,轉頭望了望門側的轎車:“你們坐的是這轎車吧?百熙你送我那輛,老夫坐過幾回,確實算得上是風馳電掣!可惜老夫平時難得外出,偶爾外出身邊警衛也不敢讓老夫乘坐這種機器,怕不安全。如此一來隻能放在院子裏當做擺設,偶爾由克文、克定那幾個不成器的東西開出去玩玩,算是大材小用啦!”


    孫元起笑道:“轎車除了做代步工具使用外,本來就是供人玩樂的。既然令公子喜歡開出去,那就是適得其所,怎麽能叫大材小用呢?”


    等唐紹儀與袁世凱帶來的五位總長寒暄過來,過來請示道:“大總統,我們進去吧!”


    袁世凱左顧右盼:“諸位內閣成員都到齊了?”


    唐紹儀有些躊躇:“隻剩下王亮疇、宋遁初二位總長還沒過來。不過現在還有十分鍾開會,他們應該就快到了,我們進去等吧!”


    袁世凱神色不動:“既然他們馬上就到,那老夫就陪著少川和諸位在這裏等他們一會兒吧,省得待會兒還要出來。”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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