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22日，這一天，正是義和團在天津租界與八國聯軍激戰的日子，整個中國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渤海灣，不會有任何人向渺無人跡的西北大漠與陰冷黝黑的敦煌莫高窟望上一眼。
也就在這一天，在西北邊地敦煌，一扇曆史之門悄悄地被一個小人物打開，被古人封存了近千年的唐代寫本在莫高窟的一間小小密室裏被發現了。中古時代書寫的手稿、曆時久遠的曆史文獻、西亞和中亞各民族文字的文書、精美絕倫的絹畫，堆滿了整整一個洞窟。這個洞窟就是莫高窟編號為16號的洞窟，這個小人物就是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篆。20世紀的世界文化發現史上注定要記下這樣的文字：王道士發現了敦煌藏經洞。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過程還頗具傳奇色彩。開鑿於鳴沙山東崖上的莫高窟，由於西北風的長年吹打，流沙便從窟頂不斷地蔓延下來，洞口甬道堆滿了沙土，整個洞口都被封了起來。王道上雇了幾個夥計幫助清除長年堆積的沙子。那一天，16窟甬道的沙土已經漸次清理完畢，一位叫楊河清的夥計發覺甬道北麵壁裂一孔，懷疑暗藏石室，於是，王道士與楊某夜半破壁，一個在中國考古學史上難得的驚人發現就這樣被一個不知考古為何物的道士發現了。可以想象，隻要塞滿洞口的積沙被挖走以後，掩蓋藏經洞門部分的壁畫失去承重，很可能會有裂縫出現，一旦積沙移走，藏經洞的發現便是必然的結果。
密室已不再是密室，漸漸地人們稱它為“藏經洞”，而把藏經洞內的經卷文書稱為“敦煌遺書”。
愚昧的王道士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但麵對這麽多古代經本和畫卷，當然也知道它們的“價值”，他不斷拿出一些書法精美的佛經寫卷和漂亮絹畫，送給附近的官紳和過往遊客，以換取一些功德錢。但這些人都不識貨，也沒有人去追問這些古老的經卷和絹畫是從哪裏來的。
王道士最先贈送的對象是安肅道台兼兵備使廷棟，因為廷棟可能是王道士原來在肅州當兵時的上司。《敦煌石室記》有如下記載：“王道士頗機詐，思藉之貿利，私載經卷一箱至酒泉，獻於安肅道道台滿人廷棟。廷棟不省，以為此經卷其書法乃出已下，無足重。王道士頗喪沮，棄之而去。”廷棟這位自負的滿族官僚隻是覺得這些古代寫經的書法不如自己寫的好，而沒有對它們表示特別的興趣，但是，王道士送去的一箱卷子，廷棟卻不客氣地據為己有。後來，廷棟在一次肅州駐軍嘩變種被殺後，這些卷子又分別落入甘肅督軍張廣建、甘涼道尹許承堯等人手中。王道士不甘心，仍舊不斷地通過各種途徑贈送經卷，求得捐助。甘肅的地方官紳有許多人都接受過王道士的經卷贈品。
1902年3月，湖北人汪宗瀚出任敦煌縣令，汪縣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來的經卷和絹畫。當這位進上出身、諳熟曆史文化的縣令見到經卷後，立即判斷這些經卷不同一般，於1903年冬天，將這一消息寫信告訴了蘭州的甘肅學政葉昌熾。葉昌熾是在汪宗瀚出任敦煌縣令3個月後，以翰林院編修身份當上甘肅學政的，來甘肅前剛完成《語石》初稿，所以他一到蘭州，便開始上下訪求河隴石刻資料作為補充。葉昌熾通過汪宗瀚，不僅獲得了敦煌莫高窟留存的碑銘拓片，還收到藏經洞出土的佛畫經卷和所藏石碑、梵文寫本等。隻是汪宗瀚傳遞的消息極不準確，說洞中經卷隻有幾百卷，並且好像已經瓜分完畢。敦煌當地文人王宗海也給葉昌熾帶來兩卷藏經洞出的唐代寫卷、一幀佛畫（這幀佛畫即“水月觀音畫”，目前在美國弗利爾博物館收藏），王宗海也說，藏經洞不過是個很小的洞子，並沒有太多的收藏。所以，葉昌熾雖然一眼看出藏經洞經卷的價值，但他一直是坐在書齋裏討論藏經洞藏品的，始終沒有踏上敦煌一步。他事後曾多次表達未去敦煌的悔意。
倒是那位對王道士態度冷淡的延棟，後來真的把藏經洞的消息上報了甘肅藩台，甘肅藩台以敦煌到蘭州的運費難以湊齊，運到之後麵對一堆發黃的故紙保管起來更麻煩為由，隻是給汪宗瀚發了一張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汪宗瀚也親臨莫高窟執行這道命令。敦煌人呂鍾編纂的《敦煌縣誌》是這樣記載的：“……時縣令汪宗瀚率同文武官紳大致翻閱一過，約數佛經兩萬餘卷，當時人亦不知重也，有攜回一兩卷，也有不攜回者。汪令即吩示王道士善為保存”。在汪宗瀚後來送給葉昌熾的絹畫上，也有汪宗瀚這樣的題字：“光緒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檢點經卷畫像。”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麵對藏經洞進行封存，但被封存的物品到了汪宗瀚這些執行封存人於中，封存的實際效果可想而知。由於封存措施不力，王道士表麵應承，實際上仍不斷地從洞窟取出經卷悄悄出售。據民國年間敦煌寫本收藏家周延元30年代末所著《周廷元敦煌寫經守殘留影》之《編目贅言》披露，這一時期，石室寫卷為甘肅大吏所得者不下四五千卷，如：督軍張廣建、省長陳閻、政務廳長許承堯、榷運局長蒯壽樞、蘭山道尹孔廷憲、高檢廳長徐聲金、教育廳長馬鄰翼、財政廳長雷多壽、實業廳長司徒穎、電報局長李幼根、省督學李苞等。據《甘肅文史資料選輯》中當事者的文章透露，當時，甘肅官場上盛行的送禮之物為“賀蘭石、卓尼硯、敦煌卷”。很顯然，在王道士向當局報告的過程中，官員們接過藏品時的興奮表情告訴王道士，這些寫卷是珍貴的。於是，王道士把真情一次次地隱瞞了起來，隻是透露了部分實情。而所有的官員，沒有一個人認真對待，沒有一個人願意親自到藏經洞看個究竟。直到藏經洞的藏品紛紛被運往國外，造成敦煌遺書的大量外流，當局仍一無所知。而學者們得知實情後，埋怨當地政府不負責者有之，指責外國人者有之。葉昌熾更是悔恨交加，他後悔自己巡行了大半個甘肅府，隻差敦煌沒有涉足，留下終生遺恨。在外國人到達敦煌之前，中國曾有7年的時間可以妥善保護藏經洞寫卷，但卻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
接著發生的就是眾所周知的西方探險家對敦煌遺書的大肆劫掠。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在《陳垣<燉煌劫餘録>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燉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趄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鹹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世界燉煌學著作主林者，僅三數人而已。”緊接著，有說道：“燉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從陳寅恪先生的這段論述，可以看出敦煌遺書的重要，也能看到敦煌遺書的流散是個多麽沉重的話題。事實上，莫高窟藏經洞中發現的各種文獻資料2萬多卷，如今散落在全世界22個國家，包括英國、法國、日本等國。
眼下，王國維在琉璃廠看到的敦煌卷子，就是王道士贈送給別人而流傳出來的。而王道士的秘密也很少有人知道全部，包括孫元起——畢竟這些知識在課本上隻出現了那麽幾行而已。那麽剛剛好，孫元起知道了最重要的兩點：一、敦煌遺書在莫高窟的藏經洞發現，具體地點王道士知道；二、敦煌遺書很珍貴，現在大多數人還不知道。
自從得知有敦煌卷子流出後，孫元起就有些急不可耐，準備往西北一行。因為他也不知道斯坦因、伯希和兩個家夥什麽時候到得敦煌，隻希望他們現在還沒到！
史實中，斯坦因在新疆探險期間，從敦煌逃到烏魯木齊的維族商人那裏約略得知敦煌藏經洞的消息，於是，帶著他的中文秘書蔣孝婉於1907年3月12日直奔敦煌，“準備用最為妥善的辦法獲取這批寫卷”。他僅用4塊馬蹄銀（合200兩銀子）買通了王道士，攜走了8000餘卷寫本和幾箱絹畫，從西北邊境悄悄出境，開創了敦煌遺書大量流向境外的先例。1908年2月，伯希和接踵而來。他仿斯坦因之例付給王道士500兩銀子，便又將6600餘卷寫本精品和38幅大型繪畫捆載而去。雖然伯希和比斯坦因晚到藏經洞一年，但斯坦因並未能進入藏經洞內挑選，未能看到拿部藏品，而伯希和則不同，他不僅親自進人洞窟翻檢了所有藏品，而且他精通漢語，有著豐富的中國和中亞曆史文獻的知識，獲取遺書的數量雖不如斯坦因，但幾乎全是精品。
有時候，孫元起甚至想：其實敦煌遺書被斯坦因、伯希和得去，未必是壞事。畢竟現在他們掠走的經卷，現在保存在大英博物館等處，成為全世界的瑰寶，中國人還可以見到。如果保存在中國人手裏，經曆國內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特殊時期，又能保存多少呢？隻怕那些經卷逃得過千年的曆史變遷，卻逃不過一群無知者的破壞。
曆史上，這些事就發生過。
伯希和將獲取的卷子從天津以海路運往巴黎後，於1909年5月來到北京。得知清朝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正在“物色各種古籍，以保存國粹”，不知他出於炫耀或別的什麽心理，便以攜帶的正在研究的部分敦煌寫本在北京六國飯店展示。當時，學部侍郎寶熙、京師大學常總監督劉廷琛、京師大學堂經科監督柯劭忘、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學部參事江瀚、京師大學堂教習兼學部編譯局次長王仁俊、京師大學堂教習蔣斧、國子丞徐坊、知名學者羅振玉、董康等都前往參觀。“插架森森多如筍，世人何曾見唐本。”這是清道光年間文人莫友芝感歎古籍的匱乏，寫下的詩句，可見，唐本的珍稀。這些京城的官員和學者看到敦煌寫本《老子化胡經》《尚書》等珍品後，“驚喜欲狂，如在夢寐”，始得知甘肅敦煌有重大發現。伯希和還告訴大家，敦煌石室尚留存以佛經為主的8000卷經卷。當聽說藏經洞還有藏品的時候，中國學者是怎樣的興奮和焦慮已經難以描述了，但是他們立刻采取了行動。在保護和拯救剩餘藏品的行動中，羅振玉是其中最積極努力的一位。羅振玉立即報告了學部左丞喬茂楠，並由羅代擬電報：“行陝甘總督，請飭查檢齊千佛洞書籍、解部，並造像石碑，勿令外人購買。宣統元年已酉八月二十三日。”命護理陝甘總督毛慶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經洞，並將所餘遺書悉數解運京師。清朝學部這時才清醒過來，決定收拾殘餘。而此時，距藏經洞發現已整整9年。
甘肅方麵接到學部電報後，甘肅藩司、代理巡撫何彥升剛剛到任，他命令敦煌知縣陳澤藩點查剩餘經卷，解運京師。1910年，劫餘敦煌遺書從敦煌啟運。陳澤藩派傅寶書、武相臣（兩人負責運卷大車的押運。藏經洞在被發現的第10年，中國政府終於完全接管了。這些藏品雖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剩下的，但畢竟還有8000餘件，數量還是可觀的。但是，從敦煌到北京，敦煌遺書又經曆一個苦難旅程。
運卷大車離開了藏經洞，藏經洞寶藏便成了公開的新聞，無人不知敦煌卷子價值連城。於是，一場以獲得藏經洞卷子為目的的買賣、偷竊、私分行徑由王道士看守藏經洞時的秘密流散轉為公開的掠奪。事實證明，傅寶書、武相臣在押解途中，不盡心力，所經之地敦煌卷子任當地官員抽取、挑撿，並擅自出賣，又為掩人耳目，一卷撕開充作兩卷。許承堯1944年在他原藏的敦煌經卷題跋中講到卷子的來曆時，對運卷大車途中分散卷子的情形說得十分清楚：“清學部乃遣人輦其經人都，號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數。其留於武威、張掖、皋蘭者不少，皆精整。”許承堯1913年到蘭州時，碰見市麵上出售敦煌寫經，購買多達200卷。1919—1921年任蘭山道尹和甘肅省長的陳閻，自稱在甘肅為官時，與朋友爭購敦煌寫經。民國初年任甘肅督軍的張廣建，競以敦煌卷子為買官契，根據卷子多少換取官位大小。賈纘緒在民國六年之後的10年裏，曾先後任甘肅煙酒總辦、甘肅省教育廳長、安肅道尹，在任職期內購得敦煌卷子多達百餘卷。此後，北京大學陳萬裏與美國福格博物館第二次考察隊途經蘭州，以及向達等人西行敦煌，一路上還時時能看到開出大價錢的敦煌藏經。敦煌至北京，迢迢遠途，其中沿途流失者又該有多少呢?
敦煌遺書一路顛沛流離，到達北京後，新一輪劫難又開始了。運卷大車不是直接開進學部的大院，而是開進了甘肅巡撫何彥升在京的兒子何震彝的家裏。何震彝叫來他的嶽父——藏書大家李盛鐸，以及李的親家劉廷深、方爾謙等人，在私家宅院進行了一次認真的挑選，選出的精品收人自家書房。當時，報官的敦煌卷子清單上隻有卷數，沒有卷名、行款等，所以，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後，又將一卷撕成兩份、三份，以符合上報清冊的數量。之後，才移交學部，共18箱，編號計8679卷。
遺憾的是，這些卷子已不是自藏經洞解運之初的卷子原貌、原數。故此，民國年間敦煌寫本收藏家周延元30年代末所著《周廷元敦煌寫經守殘留影》之《編日贅言》記載道：“而令北平圖書館所存的八千餘寫卷，是其糟粕殘餘者，言念及此，尤堪痛恨心碎矣。”那麽，被何彥升之子何震彝等人私吞之卷子下落如何呢?《編目贅言》是這樣記載的：“學部貽書甘肅，令購運來京，其菁華固已無多，時獲甘督何彥升有子在都，故先落其手，佳者複為其所留。其婦翁李盛鐸且分得唐人所寫劄注書經等，尤可寶貴，凡與何子相契者無不得之，有分至數百卷之多者，故廠肆出售不絕也。”
然而，這種分裂經卷以充件數的行徑很快就暴露出來。當時，學部侍郎寶熙發現運送學部的卷子有問題，於是，他寫了上告奏折，負責押運的傅寶書被扣留。隻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顧不暇，不得已，將傅寶書放回了甘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敦煌國寶的流失，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指責外國的所謂探險家，他們使用了各種辦法獲取中國的文化遺產，不合法的手段顯而易見。但是，我們從國人內部的嚴重盜竊行徑中，看到了中國之所以飽受欺淩的原因。正如魯迅先生所深刻剖析的那樣：中國人對於國粹的態度，“內行就是偷光，外行就是糟蹋光”。在我們理直氣壯地指責外國探險家的時候，我們的內心不免多了一份傷痛和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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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這一天，在西北邊地敦煌，一扇曆史之門悄悄地被一個小人物打開，被古人封存了近千年的唐代寫本在莫高窟的一間小小密室裏被發現了。中古時代書寫的手稿、曆時久遠的曆史文獻、西亞和中亞各民族文字的文書、精美絕倫的絹畫，堆滿了整整一個洞窟。這個洞窟就是莫高窟編號為16號的洞窟，這個小人物就是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篆。20世紀的世界文化發現史上注定要記下這樣的文字：王道士發現了敦煌藏經洞。
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的過程還頗具傳奇色彩。開鑿於鳴沙山東崖上的莫高窟，由於西北風的長年吹打，流沙便從窟頂不斷地蔓延下來，洞口甬道堆滿了沙土，整個洞口都被封了起來。王道上雇了幾個夥計幫助清除長年堆積的沙子。那一天，16窟甬道的沙土已經漸次清理完畢，一位叫楊河清的夥計發覺甬道北麵壁裂一孔，懷疑暗藏石室，於是，王道士與楊某夜半破壁，一個在中國考古學史上難得的驚人發現就這樣被一個不知考古為何物的道士發現了。可以想象，隻要塞滿洞口的積沙被挖走以後，掩蓋藏經洞門部分的壁畫失去承重，很可能會有裂縫出現，一旦積沙移走，藏經洞的發現便是必然的結果。
密室已不再是密室，漸漸地人們稱它為“藏經洞”，而把藏經洞內的經卷文書稱為“敦煌遺書”。
愚昧的王道士雖然沒有讀過多少書，但麵對這麽多古代經本和畫卷，當然也知道它們的“價值”，他不斷拿出一些書法精美的佛經寫卷和漂亮絹畫，送給附近的官紳和過往遊客，以換取一些功德錢。但這些人都不識貨，也沒有人去追問這些古老的經卷和絹畫是從哪裏來的。
王道士最先贈送的對象是安肅道台兼兵備使廷棟，因為廷棟可能是王道士原來在肅州當兵時的上司。《敦煌石室記》有如下記載：“王道士頗機詐，思藉之貿利，私載經卷一箱至酒泉，獻於安肅道道台滿人廷棟。廷棟不省，以為此經卷其書法乃出已下，無足重。王道士頗喪沮，棄之而去。”廷棟這位自負的滿族官僚隻是覺得這些古代寫經的書法不如自己寫的好，而沒有對它們表示特別的興趣，但是，王道士送去的一箱卷子，廷棟卻不客氣地據為己有。後來，廷棟在一次肅州駐軍嘩變種被殺後，這些卷子又分別落入甘肅督軍張廣建、甘涼道尹許承堯等人手中。王道士不甘心，仍舊不斷地通過各種途徑贈送經卷，求得捐助。甘肅的地方官紳有許多人都接受過王道士的經卷贈品。
1902年3月，湖北人汪宗瀚出任敦煌縣令，汪縣令很快就得到了王道士送來的經卷和絹畫。當這位進上出身、諳熟曆史文化的縣令見到經卷後，立即判斷這些經卷不同一般，於1903年冬天，將這一消息寫信告訴了蘭州的甘肅學政葉昌熾。葉昌熾是在汪宗瀚出任敦煌縣令3個月後，以翰林院編修身份當上甘肅學政的，來甘肅前剛完成《語石》初稿，所以他一到蘭州，便開始上下訪求河隴石刻資料作為補充。葉昌熾通過汪宗瀚，不僅獲得了敦煌莫高窟留存的碑銘拓片，還收到藏經洞出土的佛畫經卷和所藏石碑、梵文寫本等。隻是汪宗瀚傳遞的消息極不準確，說洞中經卷隻有幾百卷，並且好像已經瓜分完畢。敦煌當地文人王宗海也給葉昌熾帶來兩卷藏經洞出的唐代寫卷、一幀佛畫（這幀佛畫即“水月觀音畫”，目前在美國弗利爾博物館收藏），王宗海也說，藏經洞不過是個很小的洞子，並沒有太多的收藏。所以，葉昌熾雖然一眼看出藏經洞經卷的價值，但他一直是坐在書齋裏討論藏經洞藏品的，始終沒有踏上敦煌一步。他事後曾多次表達未去敦煌的悔意。
倒是那位對王道士態度冷淡的延棟，後來真的把藏經洞的消息上報了甘肅藩台，甘肅藩台以敦煌到蘭州的運費難以湊齊，運到之後麵對一堆發黃的故紙保管起來更麻煩為由，隻是給汪宗瀚發了一張命令：“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汪宗瀚也親臨莫高窟執行這道命令。敦煌人呂鍾編纂的《敦煌縣誌》是這樣記載的：“……時縣令汪宗瀚率同文武官紳大致翻閱一過，約數佛經兩萬餘卷，當時人亦不知重也，有攜回一兩卷，也有不攜回者。汪令即吩示王道士善為保存”。在汪宗瀚後來送給葉昌熾的絹畫上，也有汪宗瀚這樣的題字：“光緒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檢點經卷畫像。”這是第一次由政府出麵對藏經洞進行封存，但被封存的物品到了汪宗瀚這些執行封存人於中，封存的實際效果可想而知。由於封存措施不力，王道士表麵應承，實際上仍不斷地從洞窟取出經卷悄悄出售。據民國年間敦煌寫本收藏家周延元30年代末所著《周廷元敦煌寫經守殘留影》之《編目贅言》披露，這一時期，石室寫卷為甘肅大吏所得者不下四五千卷，如：督軍張廣建、省長陳閻、政務廳長許承堯、榷運局長蒯壽樞、蘭山道尹孔廷憲、高檢廳長徐聲金、教育廳長馬鄰翼、財政廳長雷多壽、實業廳長司徒穎、電報局長李幼根、省督學李苞等。據《甘肅文史資料選輯》中當事者的文章透露，當時，甘肅官場上盛行的送禮之物為“賀蘭石、卓尼硯、敦煌卷”。很顯然，在王道士向當局報告的過程中，官員們接過藏品時的興奮表情告訴王道士，這些寫卷是珍貴的。於是，王道士把真情一次次地隱瞞了起來，隻是透露了部分實情。而所有的官員，沒有一個人認真對待，沒有一個人願意親自到藏經洞看個究竟。直到藏經洞的藏品紛紛被運往國外，造成敦煌遺書的大量外流，當局仍一無所知。而學者們得知實情後，埋怨當地政府不負責者有之，指責外國人者有之。葉昌熾更是悔恨交加，他後悔自己巡行了大半個甘肅府，隻差敦煌沒有涉足，留下終生遺恨。在外國人到達敦煌之前，中國曾有7年的時間可以妥善保護藏經洞寫卷，但卻一次又一次地失之交臂。
接著發生的就是眾所周知的西方探險家對敦煌遺書的大肆劫掠。
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在《陳垣<燉煌劫餘録>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燉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自發見以來，二十餘年間，東趄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範圍，先後鹹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於世界燉煌學著作主林者，僅三數人而已。”緊接著，有說道：“燉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從陳寅恪先生的這段論述，可以看出敦煌遺書的重要，也能看到敦煌遺書的流散是個多麽沉重的話題。事實上，莫高窟藏經洞中發現的各種文獻資料2萬多卷，如今散落在全世界22個國家，包括英國、法國、日本等國。
眼下，王國維在琉璃廠看到的敦煌卷子，就是王道士贈送給別人而流傳出來的。而王道士的秘密也很少有人知道全部，包括孫元起——畢竟這些知識在課本上隻出現了那麽幾行而已。那麽剛剛好，孫元起知道了最重要的兩點：一、敦煌遺書在莫高窟的藏經洞發現，具體地點王道士知道；二、敦煌遺書很珍貴，現在大多數人還不知道。
自從得知有敦煌卷子流出後，孫元起就有些急不可耐，準備往西北一行。因為他也不知道斯坦因、伯希和兩個家夥什麽時候到得敦煌，隻希望他們現在還沒到！
史實中，斯坦因在新疆探險期間，從敦煌逃到烏魯木齊的維族商人那裏約略得知敦煌藏經洞的消息，於是，帶著他的中文秘書蔣孝婉於1907年3月12日直奔敦煌，“準備用最為妥善的辦法獲取這批寫卷”。他僅用4塊馬蹄銀（合200兩銀子）買通了王道士，攜走了8000餘卷寫本和幾箱絹畫，從西北邊境悄悄出境，開創了敦煌遺書大量流向境外的先例。1908年2月，伯希和接踵而來。他仿斯坦因之例付給王道士500兩銀子，便又將6600餘卷寫本精品和38幅大型繪畫捆載而去。雖然伯希和比斯坦因晚到藏經洞一年，但斯坦因並未能進入藏經洞內挑選，未能看到拿部藏品，而伯希和則不同，他不僅親自進人洞窟翻檢了所有藏品，而且他精通漢語，有著豐富的中國和中亞曆史文獻的知識，獲取遺書的數量雖不如斯坦因，但幾乎全是精品。
有時候，孫元起甚至想：其實敦煌遺書被斯坦因、伯希和得去，未必是壞事。畢竟現在他們掠走的經卷，現在保存在大英博物館等處，成為全世界的瑰寶，中國人還可以見到。如果保存在中國人手裏，經曆國內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特殊時期，又能保存多少呢？隻怕那些經卷逃得過千年的曆史變遷，卻逃不過一群無知者的破壞。
曆史上，這些事就發生過。
伯希和將獲取的卷子從天津以海路運往巴黎後，於1909年5月來到北京。得知清朝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正在“物色各種古籍，以保存國粹”，不知他出於炫耀或別的什麽心理，便以攜帶的正在研究的部分敦煌寫本在北京六國飯店展示。當時，學部侍郎寶熙、京師大學常總監督劉廷琛、京師大學堂經科監督柯劭忘、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學部參事江瀚、京師大學堂教習兼學部編譯局次長王仁俊、京師大學堂教習蔣斧、國子丞徐坊、知名學者羅振玉、董康等都前往參觀。“插架森森多如筍，世人何曾見唐本。”這是清道光年間文人莫友芝感歎古籍的匱乏，寫下的詩句，可見，唐本的珍稀。這些京城的官員和學者看到敦煌寫本《老子化胡經》《尚書》等珍品後，“驚喜欲狂，如在夢寐”，始得知甘肅敦煌有重大發現。伯希和還告訴大家，敦煌石室尚留存以佛經為主的8000卷經卷。當聽說藏經洞還有藏品的時候，中國學者是怎樣的興奮和焦慮已經難以描述了，但是他們立刻采取了行動。在保護和拯救剩餘藏品的行動中，羅振玉是其中最積極努力的一位。羅振玉立即報告了學部左丞喬茂楠，並由羅代擬電報：“行陝甘總督，請飭查檢齊千佛洞書籍、解部，並造像石碑，勿令外人購買。宣統元年已酉八月二十三日。”命護理陝甘總督毛慶蕃立即查封敦煌藏經洞，並將所餘遺書悉數解運京師。清朝學部這時才清醒過來，決定收拾殘餘。而此時，距藏經洞發現已整整9年。
甘肅方麵接到學部電報後，甘肅藩司、代理巡撫何彥升剛剛到任，他命令敦煌知縣陳澤藩點查剩餘經卷，解運京師。1910年，劫餘敦煌遺書從敦煌啟運。陳澤藩派傅寶書、武相臣（兩人負責運卷大車的押運。藏經洞在被發現的第10年，中國政府終於完全接管了。這些藏品雖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剩下的，但畢竟還有8000餘件，數量還是可觀的。但是，從敦煌到北京，敦煌遺書又經曆一個苦難旅程。
運卷大車離開了藏經洞，藏經洞寶藏便成了公開的新聞，無人不知敦煌卷子價值連城。於是，一場以獲得藏經洞卷子為目的的買賣、偷竊、私分行徑由王道士看守藏經洞時的秘密流散轉為公開的掠奪。事實證明，傅寶書、武相臣在押解途中，不盡心力，所經之地敦煌卷子任當地官員抽取、挑撿，並擅自出賣，又為掩人耳目，一卷撕開充作兩卷。許承堯1944年在他原藏的敦煌經卷題跋中講到卷子的來曆時，對運卷大車途中分散卷子的情形說得十分清楚：“清學部乃遣人輦其經人都，號五千卷，然佳者寥寥，又皆割裂充數。其留於武威、張掖、皋蘭者不少，皆精整。”許承堯1913年到蘭州時，碰見市麵上出售敦煌寫經，購買多達200卷。1919—1921年任蘭山道尹和甘肅省長的陳閻，自稱在甘肅為官時，與朋友爭購敦煌寫經。民國初年任甘肅督軍的張廣建，競以敦煌卷子為買官契，根據卷子多少換取官位大小。賈纘緒在民國六年之後的10年裏，曾先後任甘肅煙酒總辦、甘肅省教育廳長、安肅道尹，在任職期內購得敦煌卷子多達百餘卷。此後，北京大學陳萬裏與美國福格博物館第二次考察隊途經蘭州，以及向達等人西行敦煌，一路上還時時能看到開出大價錢的敦煌藏經。敦煌至北京，迢迢遠途，其中沿途流失者又該有多少呢?
敦煌遺書一路顛沛流離，到達北京後，新一輪劫難又開始了。運卷大車不是直接開進學部的大院，而是開進了甘肅巡撫何彥升在京的兒子何震彝的家裏。何震彝叫來他的嶽父——藏書大家李盛鐸，以及李的親家劉廷深、方爾謙等人，在私家宅院進行了一次認真的挑選，選出的精品收人自家書房。當時，報官的敦煌卷子清單上隻有卷數，沒有卷名、行款等，所以，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後，又將一卷撕成兩份、三份，以符合上報清冊的數量。之後，才移交學部，共18箱，編號計8679卷。
遺憾的是，這些卷子已不是自藏經洞解運之初的卷子原貌、原數。故此，民國年間敦煌寫本收藏家周延元30年代末所著《周廷元敦煌寫經守殘留影》之《編日贅言》記載道：“而令北平圖書館所存的八千餘寫卷，是其糟粕殘餘者，言念及此，尤堪痛恨心碎矣。”那麽，被何彥升之子何震彝等人私吞之卷子下落如何呢?《編目贅言》是這樣記載的：“學部貽書甘肅，令購運來京，其菁華固已無多，時獲甘督何彥升有子在都，故先落其手，佳者複為其所留。其婦翁李盛鐸且分得唐人所寫劄注書經等，尤可寶貴，凡與何子相契者無不得之，有分至數百卷之多者，故廠肆出售不絕也。”
然而，這種分裂經卷以充件數的行徑很快就暴露出來。當時，學部侍郎寶熙發現運送學部的卷子有問題，於是，他寫了上告奏折，負責押運的傅寶書被扣留。隻因辛亥革命起，清朝官人自顧不暇，不得已，將傅寶書放回了甘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敦煌國寶的流失，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指責外國的所謂探險家，他們使用了各種辦法獲取中國的文化遺產，不合法的手段顯而易見。但是，我們從國人內部的嚴重盜竊行徑中，看到了中國之所以飽受欺淩的原因。正如魯迅先生所深刻剖析的那樣：中國人對於國粹的態度，“內行就是偷光，外行就是糟蹋光”。在我們理直氣壯地指責外國探險家的時候，我們的內心不免多了一份傷痛和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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