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器局製造的東西,主要都是用於軍事。所以人員還是必須要給個官員身份的。不然的話恐怕沒有人願意去做。”何宏俊繼續說道。


    瑞麟想了很久,可能也沒有想出來一個合適的官職。隻好問道:“依你看,應該定一個什麽樣的官職啊?”


    何宏俊笑了笑,說道:“我說不合適,小子到現在,還都是白衣呢?再說我對咱大清的管製,也是不太清楚。這個事情,你不妨問問,你身邊的這位。”


    要不是何宏俊說,瑞麟都忘記他的幕僚一直都在他身邊站著呢。他抬頭看看自己的幕僚,示意讓他說一下。


    隻聽見他說:“機器局是畢竟是生產奇淫技巧之物的地方,官職太高了不妥,可是太低了,也可能沒人來。給個正職,估計在朝堂上也通不過。”


    何宏俊聽完,抬頭用鄙視的目光看著他,同時在心裏說了兩個字:廢話。還看見瑞麟點了點頭,心裏就知道他們這些讀書人還是看不起這些幹實事的人。


    這時候何宏俊正想打斷他的說話,隻聽見他又說道:“不如那就暫定個從五品的員外郎吧!官職不高也不低,應該正合適。”


    何宏俊沒有說話,而是,盯著瑞麟看他的反應。和自己預料的一樣,他算是滿意的答應了。


    在唐朝貞觀時期之前,吏部考功員外郎是科舉考試的主考官。在唐開元年間後,因當時的皇帝李隆基覺得此官職過低,而改由禮部侍郎主持科舉考試,並一直延續下來。在清朝,此官職配置於朝廷或地方之輔助部門,品等為從五品。該官職一般為閑職,明朝以後常有商賈仕紳捐錢獲得此官職。在清朝,基本上捐錢得來的官,基本都是員外郎。但也有直接任命的。捐官這種現象在中國的曆朝曆代都有,包括到現在也有。不說別的,就說你所在地各地的政協委員,他們能夠當上的其中一條就是看你納稅納得多少。時代不同名字自然叫的也就不一樣了。隻不過這種方法得來的官員是進不到主流派係當中的!從這裏也可以看出清朝的洋務運動,走向失敗,就免不了。


    瑞麟看見何宏俊做的眉頭,於是就向他問道:“怎麽,你有什麽意見嗎?”


    何宏俊臉色一轉,說道:“沒有,沒什麽意見。這位大人說的都很好,這個官職正合適。”


    “的確很合適,老夫我也是十分的滿意。現在基本上都已經算是計劃好了。就差人員了?這一時間還真不知道誰合適?”瑞麟說道。


    “選擇合適的人總辦這個機器就是很重要的,這個人必須得懂洋務而且做事又不能太死板。畢竟機器成立起來,我們誰都不想賠錢。不能把它當成一個吞金的怪獸。如果這個人選擇不對的話,就會讓我們所有的努力和我們投入的錢,全部都收不回來。所以說選擇不對努力白費。總督大人真得好好的斟酌斟酌。”何宏俊說道。


    “的確是這樣,看來我需要好好想一下,畢竟這是幾十萬銀子的投入。”瑞麟說道。


    這時候,瑞麟傍邊的幕僚說道:“我倒是有一個人選,隻是不知道說出來合不合適?”說完,就用眼睛直接盯著何宏俊。


    何宏俊見他看著自己,心裏想:你不會選擇我吧?


    “哦,你倒是說說你的人選。”瑞麟說道。


    “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瑞麟傍邊的幕僚賣著關子說道。


    “不行。”何宏俊和瑞麟同時說道。


    “他的年齡太小,雖然懂一些洋務。但是,他並不適合,當總辦。即使我把他扶上這個位置,以他的資曆,是坐不穩當的。他要是再大一點,說不定我真把他扶上這個位置。現在不行。”瑞麟說道。


    “我是要準備考狀元的,現在絕對不會,摻於你們的事情。所以,你們別打我的注意。”何宏俊說道。


    “當然不是你,聽說何耀章的人目前正閑賦在家。他正是員外郎。”幕僚說道。


    “他父親?懂得洋務嗎?”瑞麟問道。


    “何公子現在懂得這麽多,必與其的教導有關。想來也應該是通曉洋務的人,而且我聽說何耀章大人,造福一方,為官清廉,在任上,不成克扣糧餉。隻是水至清,則無魚。這種性格不受同僚待見,升職以後,一直在等待職缺。”幕僚說道。


    說到這裏,也就沒有再說下去。不過所有人也都聽明白了。這個職位不僅要懂得洋務,關鍵這個人還不能貪。畢竟是幾十萬銀子,一旦有人貪腐,那就什麽事情都不用做了。


    “你有什麽意見沒有?”瑞麟向何宏俊問道。


    何宏俊苦笑了一下回答說:“這種事情我能有什麽意見?再說即便有,我說了也沒有用啊!”


    瑞麟聽了以後,哈哈大笑。看了一眼何宏俊,然後說道:“那就是何耀章了。”、


    清朝末年,湖南湘潭縣流傳一句話:“不貪不濫,一年三萬。”指的是一個知縣一年的最低收入就有3萬兩。清代的官員似乎頗精於以財生財之道,他們貪了錢,一般不會蠢到存進錢莊,他們或用親戚的名義放高利貸,或用親戚的名義經營房地產(康熙朝大臣高士奇就是一例),或向官商合營的鹽業入股,每年分得大筆紅利(袁世凱的從祖父袁甲三就是一例),哪怕最沒有經濟頭腦的官員,也懂得買地收租,投資於細水長流的種植業。不管怎麽投資,都能讓錢生錢,都能讓他們的贓款變得更多,更驚人。


    乾隆年間有個兩廣總督叫李侍堯,兼管著廣東的食鹽專賣和海關稅收,他從鹽商那裏得到的年禮是兩萬兩,過生日的時候又能收兩萬兩,你看,過一個春節,過一個生日,4萬兩銀子就到手了。乾隆曾經要查封廣東十三行,李侍堯勸乾隆不要查封,十三行的商人們表示感謝,集資送禮,給他送了10萬兩的大紅包。早在南北朝時,廣州刺史到城門口轉一圈,就有3000萬文的進項,我看清代兩廣總督的收入不亞於此。


    坦白說,跟其他總督相比,李侍堯還算不上貪官,起碼他不主動伸手要錢,更不挪用公款和善款。後來李侍堯轉任雲貴總督,被乾隆發現有貪汙行為,逮了起來,想殺掉,又不舍得(李侍堯是能力很強的幹部,很受乾隆賞識),讓百官評議,有個官員說:“李侍堯貪那麽點兒錢,算是清廉的了。”於是乾隆改判李侍堯死緩,沒幾年又讓他做了閩浙總督。


    當然也不排除有極個別清廉的官員,像若幹年前繼任兩廣總督的孫士毅,家裏“不名一錢”。可惜這樣的清官少之又少,比華南虎都稀缺。


    清官之所以稀缺,不是因為廣大幹部缺乏憂患意識、公仆意識和節儉意識,也不是因為他們缺乏政治學習(康熙、雍正和乾隆都喜歡親自撰寫“聖訓”,讓全國官員背誦和學習,讓全國的學官向秀才們宣講),而是因為製度上出了大問題,逼著官員不得不貪。


    最明顯的製度問題是坐地分贓:知縣收了火耗,得分給上司,總督貪了巨款,得花給皇帝。我想再補充一句,乾隆給母親過大壽,要造金發塔,缺1200兩黃金,又不想從國庫裏出錢,最後是讓兩廣總督李侍堯埋的單。按當時金銀比價,一兩黃金等於20兩白銀,1200兩黃金就是24000兩銀子,李侍堯一年的合法收入還不到兩萬兩,你讓他埋單,他肯定得貪。所以說清官在這個年代是混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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