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周淩拿走記錄本的書記員剛想說話，就被旁邊的一個部長級別的攔住了，沒有任何人打擾，周淩手中的筆快速的在本子上劃過，隻有幾個關鍵詞，但是連起來就是一個解決方案。不在周淩身邊的大佬看到周淩在那裏奮筆疾書，不知道這個小家夥有什麽奇思妙想。
本來中央考察團請周淩過來，內部也是有爭論的，畢竟讓一個十六歲的青少年參與到可以說是製定國策的會議上，不少人心中還是有不情願的。不是說這些人不盡職盡責，隻是說這些人還是不放心一個讓一個孩子還影響國策的製定。
等到周淩停下筆，會議室中的煙霧又濃了很多，陣陣的微風根本吹不散大佬們的憂愁。
“恩恩――”周淩清了清嗓子，在座的大佬都精神一震，希望能夠聽到什麽有實施價值的建議。
“在我看來，總體上還是經濟建設過於緩慢的問題，如果把國民經濟總量比作一個大的蛋糕。隻有把蛋糕做大了才能夠讓每一個人都分到更多的蛋糕，也能夠讓更多的人分到蛋糕。這不僅僅是提高居民整體的生活水平，也是解決下崗再就業的問題的一個關鍵，隻在現有的規模下尋求更多的就業機會，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
在座的很多都是在經濟建設上有點建樹的，聽到周淩把國民生產總值比作一個大蛋糕，心中覺得十分的貼切。很多的大佬見周淩的見識還是有點的，心中頓時升起了一點希望。經濟改革所帶來的陣痛已經讓很多大佬心中失去了繼續下去的信心和決心，套用一句老蔣的話，反則亡黨，不反則亡國，這是一個十分兩難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改革的正確性，但是需要舍棄的實在是太多了。
周淩又接著說道：“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必須三駕馬車，即擴大國內投資，刺激國內消費和擴大外貿出口。擴大內需主要是通過擴大國內投資和國內消費來帶動國民經濟增長。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有效擴大內需的差別。
第一種情況：
假設在一個地方發現了金礦，來了一個人投資建了一個礦場，雇一百個工人為他淘金，每年獲利1000萬，礦主把其中的50%%u505a為工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每年收入5萬，他們拿一萬來租房子，剩下的四萬可以結婚，生孩子，成家立業，礦主手裏還有五百萬，可以做投資。因為工人手裏有錢，要安家落戶，所以，房子出現需求。於是礦主用手裏的錢蓋房子，租給工人，或者賣給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開飯店，把工人手裏的錢再賺回來。開飯館又要雇別的工人，於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業機會，也有了收入。一個家庭的消費需求就更大了。這樣，幾年之後，在這個地方出現了100個家庭。孩子要讀書，有了教育的需求，於是有人來辦學校，工人要約會，要消費，要做別的東西，於是有了電影院，有了商店，這樣，50年過去以後，當這個地方的礦快被挖光了的時候，這裏已經成了一個10萬人左右的繁榮城市。
第二種情況：
假設同樣發現了金礦，同樣有人來投資開采，同樣雇100工人，同樣每年獲利1000萬，但是礦主把其中10%%u4f5c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一年1萬。這些錢隻夠他們勉強填飽肚子，沒有錢租房子，沒有錢討老婆，隻能住窩棚。礦主一年賺了900萬，但是看一看滿眼都是窮人，在本地再投資什麽都不會有需求。於是，他把錢轉到國外，因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蓋幾個豪華別墅，雇幾個工人當保鏢，工人沒有前途，除了拚命工作糊口，根本沒有別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戲的就是想辦法騙一個老婆來，生一個漂亮女兒，或許還可以嫁給礦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後，這個地方除了豪華別墅，依然沒有別的產業。等到礦挖完了，礦主帶著巨款走了，工人要麽流亡，要麽男的為盜，女的為娼。”
其實有很多大佬已經有點聽懂周淩的意思了，放鬆對經濟的約束，把權力下放，讓下麵或者說是民間有足夠的動力和空間去發展自己，而不是現在很多民營企業遭到國企和集體企業的壓迫，還有很多來自官員政府的限製和敲詐。
“一旦我們放鬆管理，可能海南的炒房就會再次發生！”有一位貌似是發改委的官員說道。
1988年8月23日，有“海角天涯”之稱的海南島從廣東省脫離，成立中國第31個省級行政區。海口，這個原本人口不到23萬、總麵積不足30平方公裏的海濱小城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經濟特區的首府，也成為了全國各地淘金者的“理想國”。用潘石屹的話說，1989年他坐船來到海南時還是黑蒙蒙一片，第二天醒來，發現一夜之間，島上已經湧進了15萬人。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隨後，中央向全國傳達了《學習鄧小平同誌重要講話的通知》，提出加快住房製度改革步伐。海南建省和特區效應也因此得到全麵釋放。高峰時期，這座總人數不過160萬的海島上竟然出現了兩萬多家房地產公司。
平均每80個人一家房地產公司，這些公司當然不都是為了蓋房子。事實上，大部分人都在玩一個“擊鼓傳花”的古老遊戲，他們手裏傳的是地皮。
周淩曾經看過一組這樣的數據：
1992年，海南全省房地產投資達87億元，占固定資產總投資的一半，僅海口一地的房地產開發麵積就達800萬平方米，地價由1991年的十幾萬元/畝飆升至600多萬元/畝;
同年，海口市經濟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83％，另一個熱點城市三亞也達到了73。6％，海南全省財政收入的40％來源於房地產業;
據《中國房地產市場年鑒（1996）》統計，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價格為1350元/平方米，1991年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漲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達到7500元/平方米的頂峰。短短三年，增長超過4倍。
與海南隔海相望的廣西省北海市，房地產開發的火爆程度也毫不遜色。
1992年，這座原本隻有10萬人的小城冒出了1000多家房地產公司，全國各地駐紮在北海的炒家達50餘萬人。經過輪番倒手，政府幾萬元/畝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萬元/畝，當地政府一年批出去的土地就達80平方公裏。以至於次年前來視察的朱副總理忍不住提醒當地政府:“北海不同於我的上海……（北海建設）要量力而行”。
在這場空前豪賭中，政府、銀行、開發商結成了緊密的鐵三角。其中銀行不僅充當了遊戲的鼓手和輸血機，自己也忍不住客串了一把玩家的角色。
泡沫生成期間，以四大商業銀行為首，銀行資金、國企、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源源不斷湧入海南，總數不下千億。
幾乎所有的開發商都成了銀行的債務人。精明的開發商們紛紛把倒賣地皮或樓花賺到的錢裝進自己的口袋，把還停留在圖紙上的房子高價抵押給銀行。
由於投機性需求已經占到了市場的70％以上，一些房子甚至還停留在設計圖紙階段，就已經被賣了好幾道手。
每一個玩家都想在遊戲結束前趕快把手中的“花”傳給下一個人。隻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好運氣。1993年6月23日，當最後一群接到“花”的玩家正在緊張尋找下家時，終場哨聲突然毫無征兆地吹響。當天，時任***副總理的朱先生發表講話，宣布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麵控製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
次日，***發布《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16條強力調控措施包括嚴格控製信貸總規模、提高存貸利率和國債利率、限期收回違章拆借資金、削減基建投資、清理所有在建項目等。銀根全麵緊縮，一路高歌猛進的海南房地產熱頓時被釜底抽薪。
這場調控的遺產，是給占全國0。6％總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國10％的積壓商品房。全省“爛尾樓”高達600多棟、1600多萬平方米，閑置土地18834公頃，積壓資金800億元，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壞賬就高達300億元。
海之隔的北海，沉澱資金甚至高達200億元，爛尾樓麵積超過了三亞，被稱為中國的“泡沫經濟博物館”。
開發商紛紛逃離或倒閉，銀行頓時成為最大的發展商，不少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度高達60％以上。當銀行開始著手處置不良資產時，才發現很多抵押項目其實才挖了一個大坑，以天價抵押的樓盤不過是“空中樓閣”。更糟糕的是，不少樓盤還欠著大量的工程款，有的甚至先後抵押了多次。
即使是已經建成的抵押項目，由於泡沫破裂後，項目大幅貶值，其處置難度也超過想象。據統計，僅建行一家，先後處置的不良房地產項目就達267個，報建麵積760萬平方米，其中現房麵積近8萬平方米，占海南房地產存量的20％，現金回收比例不足20％。
本來中央考察團請周淩過來，內部也是有爭論的，畢竟讓一個十六歲的青少年參與到可以說是製定國策的會議上，不少人心中還是有不情願的。不是說這些人不盡職盡責，隻是說這些人還是不放心一個讓一個孩子還影響國策的製定。
等到周淩停下筆，會議室中的煙霧又濃了很多，陣陣的微風根本吹不散大佬們的憂愁。
“恩恩――”周淩清了清嗓子，在座的大佬都精神一震，希望能夠聽到什麽有實施價值的建議。
“在我看來，總體上還是經濟建設過於緩慢的問題，如果把國民經濟總量比作一個大的蛋糕。隻有把蛋糕做大了才能夠讓每一個人都分到更多的蛋糕，也能夠讓更多的人分到蛋糕。這不僅僅是提高居民整體的生活水平，也是解決下崗再就業的問題的一個關鍵，隻在現有的規模下尋求更多的就業機會，這是一個很困難的事。”
在座的很多都是在經濟建設上有點建樹的，聽到周淩把國民生產總值比作一個大蛋糕，心中覺得十分的貼切。很多的大佬見周淩的見識還是有點的，心中頓時升起了一點希望。經濟改革所帶來的陣痛已經讓很多大佬心中失去了繼續下去的信心和決心，套用一句老蔣的話，反則亡黨，不反則亡國，這是一個十分兩難的問題，大家都知道改革的正確性，但是需要舍棄的實在是太多了。
周淩又接著說道：“加快經濟發展的步伐，必須三駕馬車，即擴大國內投資，刺激國內消費和擴大外貿出口。擴大內需主要是通過擴大國內投資和國內消費來帶動國民經濟增長。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有效擴大內需的差別。
第一種情況：
假設在一個地方發現了金礦，來了一個人投資建了一個礦場，雇一百個工人為他淘金，每年獲利1000萬，礦主把其中的50%%u505a為工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每年收入5萬，他們拿一萬來租房子，剩下的四萬可以結婚，生孩子，成家立業，礦主手裏還有五百萬，可以做投資。因為工人手裏有錢，要安家落戶，所以，房子出現需求。於是礦主用手裏的錢蓋房子，租給工人，或者賣給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開飯店，把工人手裏的錢再賺回來。開飯館又要雇別的工人，於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業機會，也有了收入。一個家庭的消費需求就更大了。這樣，幾年之後，在這個地方出現了100個家庭。孩子要讀書，有了教育的需求，於是有人來辦學校，工人要約會，要消費，要做別的東西，於是有了電影院，有了商店，這樣，50年過去以後，當這個地方的礦快被挖光了的時候，這裏已經成了一個10萬人左右的繁榮城市。
第二種情況：
假設同樣發現了金礦，同樣有人來投資開采，同樣雇100工人，同樣每年獲利1000萬，但是礦主把其中10%%u4f5c為工資發下去，每個工人一年1萬。這些錢隻夠他們勉強填飽肚子，沒有錢租房子，沒有錢討老婆，隻能住窩棚。礦主一年賺了900萬，但是看一看滿眼都是窮人，在本地再投資什麽都不會有需求。於是，他把錢轉到國外，因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蓋幾個豪華別墅，雇幾個工人當保鏢，工人沒有前途，除了拚命工作糊口，根本沒有別的需求。唯一可能有戲的就是想辦法騙一個老婆來，生一個漂亮女兒，或許還可以嫁給礦主做老婆。50年下去以後，這個地方除了豪華別墅，依然沒有別的產業。等到礦挖完了，礦主帶著巨款走了，工人要麽流亡，要麽男的為盜，女的為娼。”
其實有很多大佬已經有點聽懂周淩的意思了，放鬆對經濟的約束，把權力下放，讓下麵或者說是民間有足夠的動力和空間去發展自己，而不是現在很多民營企業遭到國企和集體企業的壓迫，還有很多來自官員政府的限製和敲詐。
“一旦我們放鬆管理，可能海南的炒房就會再次發生！”有一位貌似是發改委的官員說道。
1988年8月23日，有“海角天涯”之稱的海南島從廣東省脫離，成立中國第31個省級行政區。海口，這個原本人口不到23萬、總麵積不足30平方公裏的海濱小城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經濟特區的首府，也成為了全國各地淘金者的“理想國”。用潘石屹的話說，1989年他坐船來到海南時還是黑蒙蒙一片，第二天醒來，發現一夜之間，島上已經湧進了15萬人。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隨後，中央向全國傳達了《學習鄧小平同誌重要講話的通知》，提出加快住房製度改革步伐。海南建省和特區效應也因此得到全麵釋放。高峰時期，這座總人數不過160萬的海島上竟然出現了兩萬多家房地產公司。
平均每80個人一家房地產公司，這些公司當然不都是為了蓋房子。事實上，大部分人都在玩一個“擊鼓傳花”的古老遊戲，他們手裏傳的是地皮。
周淩曾經看過一組這樣的數據：
1992年，海南全省房地產投資達87億元，占固定資產總投資的一半，僅海口一地的房地產開發麵積就達800萬平方米，地價由1991年的十幾萬元/畝飆升至600多萬元/畝;
同年，海口市經濟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83％，另一個熱點城市三亞也達到了73。6％，海南全省財政收入的40％來源於房地產業;
據《中國房地產市場年鑒（1996）》統計，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價格為1350元/平方米，1991年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漲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達到7500元/平方米的頂峰。短短三年，增長超過4倍。
與海南隔海相望的廣西省北海市，房地產開發的火爆程度也毫不遜色。
1992年，這座原本隻有10萬人的小城冒出了1000多家房地產公司，全國各地駐紮在北海的炒家達50餘萬人。經過輪番倒手，政府幾萬元/畝批出去的地能炒到100多萬元/畝，當地政府一年批出去的土地就達80平方公裏。以至於次年前來視察的朱副總理忍不住提醒當地政府:“北海不同於我的上海……（北海建設）要量力而行”。
在這場空前豪賭中，政府、銀行、開發商結成了緊密的鐵三角。其中銀行不僅充當了遊戲的鼓手和輸血機，自己也忍不住客串了一把玩家的角色。
泡沫生成期間，以四大商業銀行為首，銀行資金、國企、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資本通過各種渠道源源不斷湧入海南，總數不下千億。
幾乎所有的開發商都成了銀行的債務人。精明的開發商們紛紛把倒賣地皮或樓花賺到的錢裝進自己的口袋，把還停留在圖紙上的房子高價抵押給銀行。
由於投機性需求已經占到了市場的70％以上，一些房子甚至還停留在設計圖紙階段，就已經被賣了好幾道手。
每一個玩家都想在遊戲結束前趕快把手中的“花”傳給下一個人。隻是，不是每個人都有好運氣。1993年6月23日，當最後一群接到“花”的玩家正在緊張尋找下家時，終場哨聲突然毫無征兆地吹響。當天，時任***副總理的朱先生發表講話，宣布終止房地產公司上市、全麵控製銀行資金進入房地產業;
次日，***發布《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16條強力調控措施包括嚴格控製信貸總規模、提高存貸利率和國債利率、限期收回違章拆借資金、削減基建投資、清理所有在建項目等。銀根全麵緊縮，一路高歌猛進的海南房地產熱頓時被釜底抽薪。
這場調控的遺產，是給占全國0。6％總人口的海南省留下了占全國10％的積壓商品房。全省“爛尾樓”高達600多棟、1600多萬平方米，閑置土地18834公頃，積壓資金800億元，僅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壞賬就高達300億元。
海之隔的北海，沉澱資金甚至高達200億元，爛尾樓麵積超過了三亞，被稱為中國的“泡沫經濟博物館”。
開發商紛紛逃離或倒閉，銀行頓時成為最大的發展商，不少銀行的不良貸款率一度高達60％以上。當銀行開始著手處置不良資產時，才發現很多抵押項目其實才挖了一個大坑，以天價抵押的樓盤不過是“空中樓閣”。更糟糕的是，不少樓盤還欠著大量的工程款，有的甚至先後抵押了多次。
即使是已經建成的抵押項目，由於泡沫破裂後，項目大幅貶值，其處置難度也超過想象。據統計，僅建行一家，先後處置的不良房地產項目就達267個，報建麵積760萬平方米，其中現房麵積近8萬平方米，占海南房地產存量的20％，現金回收比例不足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