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楞格河畔唇槍舌劍爾虞我詐之時，齊國公的奏折也已經加急飛奔回了京城。
大軍還沒有全部撤回，皇帝和一幹重臣已經先行回京。
北方大勝的消息已經傳遍，雖然還沒有徹底結束，還不到告太廟的時候，皇帝借機吹噓自己指揮若定破堡的事，已然人盡皆知。
一時間馬屁四起，李淦說不出的受用，更為在意的軍中威望也是大漲了一波。
齊國公的急奏一到，上麵固然說內帑密約，但這種事也不可能不和諸臣商議。
禁城天佑殿，大順天佑殿軍國平章事或是加同平章事的閣臣們賜座。
軍國平章事，聽起來仿佛宰相，著實霸氣，但實際上距離宰相還差了十條街。
前朝內閣閣臣就自己說過，所謂閣臣首輔，不過是上借帝君之威、下侵諸曹之權，實則不過一秘書耳。
大順開國時候的第一批平章軍國事們叛的叛、死的死，實無開府之能。到如今幾經變革，權責漸漸明確平衡。
為了控製官員選拔，把吏部文選司從吏政府中剝離升格為文諭院，又增添了一些其餘部門隸屬於天佑殿。
天佑殿實際上比前朝內閣多了一些監察權和人事權，不過平章軍國事們又不兼六政府之首，也無直接控製權，天佑殿的實際頭目還是皇帝。
如今朝廷天佑殿內，連帶加銜的平章軍國事一共六位。
一個是勳貴出身，加權將軍；一個是武德宮魁首出身。
剩下四人，都是科舉出來的。
但這四個人又是不同的學派，互相之間都看不順眼，至少看起來在皇帝麵前是互相看不順眼的。
大順官方意圖推行浙東學派的事功之學，作為官方意識。
但理學心學傳承日久，加之明末的思想混亂，如今還處在一個“破而未立”的階段。
批判理學的多了，可是卻還沒有一位真正的如同王陽明那樣的大儒破而後立。
大順太祖西安建製的時候，東林五虎將之一的惠世揚主持了廢八股而專取策論的考試，選拔了不少人才。
等到高一功複京城、李來亨定江南後，大順的第一場正規殿試的策論，標誌著新朝的風向。
策論題目選自《論語》，也很簡單。
“管仲非仁者與？”
策論題目一出，那些嗅覺敏感的士林大族立刻嗅到了風向。
這新朝，是要外王，而非內聖啊，甚至品出來一絲霸道的滋味。
明末之亂，整個江南的儒學風氣都產生了種種反思和變革。
效伯夷叔齊，自然不食周粟。
子孫後代可以當官，自己卻是不幹的，這是傳統氣節。文丞相也不妨礙親族兄長子侄投元啊，隻要自己為前朝盡忠就是了。
又不做官，又要為前朝盡忠，自然要把明末為什麽混成這個慘樣思索一番。
總得有人出來背鍋。
衍聖公府都因為剃發被降格到了奉祀侯，要是後人不背鍋，那孔夫子可就要背鍋了。
於是王陽明就先把這個大鍋背了起來。
一時間對他的評價，簡直可以和王安石相提並論了。
和王安石相提並論，在宋明時節，那基本上就是說這人禍亂天下了。
王夫之、顧炎武等人，對於明末文人“空談心性、不幹正事”的行為深惡痛絕，以為此是明末亂局的根源。
顧炎武說的還客氣的，說以一個人改變天下的風氣，宋時有王安石的新學，今有王陽明的良知。想要撥亂世反諸正，隻能待後來人了。
王夫之直接不客氣，稱呼王陽明為“江左王氏”，說他陽儒陰佛、誣聖邪說。要對明末士大夫不幹正事、整天想著悟道成聖負責。
王安石的評價，一直都是人品過硬、才能過硬，但是帶壞了風氣。這些人化用此事讓王陽明背鍋，一脈相承，認可其水平，但總需要一個背鍋俠。
這些人批判了一番後，發現朝廷居然在武德宮以及下屬的營學，複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釋。
輿論漸漸轉向，轉而又去讓朱熹背這口大鍋。可有想讓背鍋的，就有想讓其不背的。
明末心學打開了理學的禁錮，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藝複興帶來了享樂主義、放縱主義，道德淪喪等等問題。
物極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認為放縱是不對的，應該加大道德主義，理學禮教不但不應被廢，還應該加強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華傳播，一部分人又想著“以耶補儒”，把天主教十誡和禮教融合起來。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華打不過儒家，我還打不過佛教嗎？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為什麽不取代佛教，成為和儒家關係最近的補充呢？
於是有人提出，所謂佛教，就是天主教東傳後的變種。三位一體，和佛家三佛是一樣的。
化身佛，佛陀為了度脫世間眾生，隨緣教化、隨應三界六道等情況顯現的變化之身。其實，就是耶穌，也是一樣在人間行走。法身佛，即為聖父；報身佛，即為聖靈。
順帶著，又用佛家不殺生，質問佛家的人怎麽看待文王祭祀、孔夫子祭祀？打不過根深蒂固的儒家，先借著儒家的力把佛教毆了一遍，雙方甚至發生了教徒互毆、殉教武戰、你焚寺廟我燒教堂的情況。
加上王陽明又被一些人認為是“陽儒陰釋”，更是跟著一起背了個談悟性、談心性誤國的大鍋。釋家節節敗退，天主教傳播更加凶猛。
還有一部分守舊黨則又狠批天主教和儒家的經義根本不相容，甚至違背。天主教認為用“天主”、“上帝”這些中國詞匯玷汙了DEUS；儒家部分人還認為天主教瞎雞兒用天主、上帝這樣的詞才是大不敬。
一時間整個文化思想界，比之明末的時候更加混亂，簡直是亂成一團。
奇葩學說湧現不停。
整體上又受拘於先天不足，破而後立一直沒出現，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
從孔孟到陽明，各家學派互相噴，互相拿著放大鏡找不足，真真的群魔亂舞八十年。
除了不敢否定“儒”這個絕對的政治正確外，打著儒學之名的各種學派結社立說，各顯其言。
大順官方擺出姿態，要用宋時的永嘉永康學派，事功之學，這幾年才總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亂。
可這也隻是表麵的平靜，平靜之下，暗流湧動。
朝中有西法黨與守舊黨之爭，也有北儒和南儒之爭。
永嘉學派誕生於工商業發達的浙東，悲憤於靖康之恥和南渡不北伐，又極為事功，認為義利之辨需要細究。
等到大順選用其為官方意識形態，整個國朝的環境基礎又和宋時完全不同了。
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南北邊各自都有對浙東學派的解釋，互相都不認為對方是對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點不會錯。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並的可怕，親曆了空談心性的無用，見證過失地流民的慘劇。
北方派顏元痛斥“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提倡直接跳過宋儒理學，複歸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
甚至認為作為儒生，要“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率以肄三為程，討論兵、農，辨商今古”，不但要學詩歌禮儀，還要學數學、打拳、身法、武術、兵法、農學……
但在土地政策上，見識過北方流民之苦的這一派，是有激進複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圈地運動等見聞、帶來了《烏托邦》等小冊子後，這種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複古井田，但最起碼的抑製兼並等要做好。
不允許大規模雇工，也不允許工商業過度發展，以免出現大順版的羊吃人。不過總算還沒複古到封建封君這一步。
對於朝廷以事功學派為官方學問，北方學派也是支持的。
認為“如果陳亮的學問能夠大興，雖然不免夾雜霸道，非是王道，但至少蒼生能幸運點。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學問大興，以至於朝代交替，世道淪落如此。”
對於朝廷在武德宮試行三舍法，北方學派也認可。
認為這複古複的還不夠，也不應該隻在基本盤裏試行。
應該複到範仲淹慶曆興學時候的蘇湖教法，學堂分經義齋和治事齋：學校既要教經義，還要教兵法、治民、算學、水利、天文、農學、擊劍等。
以經義為主修，以治事為輔修。
主修經義加一門選修輔修，必須都合格才能晉級。
從而讓每個讀書人學成之後，就能幹正事，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辯經，正事啥也不會。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頗有些砸碎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意思。
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
朝廷養一套做基本盤的三舍法，已經耗費太多。
若是全國興學，搞分齋教育，隻怕要把戶政府尚書大人的褲子當了。
沒錢。
至於南方學派。
他們紮根於經濟發達的江南，那裏的萌芽已經有所體現，他們對於浙東學派的解釋，更趨近於“農商一體、發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
甚至有一些人認為，國家應該進行幣製改革，一方麵試著複用交子紙幣，另一方麵也應該適當學習西洋人，鑄造銀幣。
至於開海、通商這些事，他們也是支持的。
當然，他們也反對收重稅，更反對皇家壟斷經營。
對“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這件事，他們說的更加直白：
什麽狗屁義利之辨、本末之爭？不過是一些人想要掠奪國家財富以為私用。如果說抑商真的是為了義，也就罷了。但看後來的表現，把商人之利掠為己用，這哪裏是義呢？分明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卻要說是為了義，真是既當又立。
至於是哪些人……倒也沒說的太直白。
但問題在於他們暫時也還是破而不立的階段，對於經濟學處在一個模糊朦朧的概念。
再加上他們其實不反兼並，認為兼並之後的人可以從事工商之利，這在此時就有些過於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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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這種經濟基礎差異產生的南北之爭，成為了兩方爭奪“浙東學派正統注經人”的根本矛盾。
大順是見過兼並之後流民遍地的，也是靠這個起家的，南方學派也隻有個朦朧印象，根本沒成體係，自然不敢用。
文華之盛，始在江南，財稅重地，有錢文化就昌盛。
北學派與南學派雙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對外政策、貿易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等等，都各執一詞。
至於官方意識形態到底選哪一種，到現在仍舊沒有定性。
這種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亂，至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正統學問。
破是破了，立卻未立，況且有宋元明數百年，理學深入之深，縱然前朝有心學解開了禁錮，本朝又興事功學，終究扭轉起來沒那麽容易。
就像是王陽明的心學，他可以悟道，可後來學心學的，很多都學歪了。
大順借華夷之別啟用的事功學派，在明末極力宣揚南宋學派興起時的複仇主義，加上理學的殘餘、心學的扭轉，在儒林中完全變了味。真正的實學難學、立功太難，喊天朝上國睥睨四方的口號卻簡單的多，立國沒幾年，誇誇其談之輩漸多。
天佑殿裏的人，總算好些，都是獨木橋上殺出來的人精，但也亂的可以。
除了倆勳貴武德宮將臣，剩下四個，一個北派的，一個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補儒的異端天主教徒大儒，一個南派的，一個心學異端。
大軍還沒有全部撤回，皇帝和一幹重臣已經先行回京。
北方大勝的消息已經傳遍，雖然還沒有徹底結束，還不到告太廟的時候，皇帝借機吹噓自己指揮若定破堡的事，已然人盡皆知。
一時間馬屁四起，李淦說不出的受用，更為在意的軍中威望也是大漲了一波。
齊國公的急奏一到，上麵固然說內帑密約，但這種事也不可能不和諸臣商議。
禁城天佑殿，大順天佑殿軍國平章事或是加同平章事的閣臣們賜座。
軍國平章事，聽起來仿佛宰相，著實霸氣，但實際上距離宰相還差了十條街。
前朝內閣閣臣就自己說過，所謂閣臣首輔，不過是上借帝君之威、下侵諸曹之權，實則不過一秘書耳。
大順開國時候的第一批平章軍國事們叛的叛、死的死，實無開府之能。到如今幾經變革，權責漸漸明確平衡。
為了控製官員選拔，把吏部文選司從吏政府中剝離升格為文諭院，又增添了一些其餘部門隸屬於天佑殿。
天佑殿實際上比前朝內閣多了一些監察權和人事權，不過平章軍國事們又不兼六政府之首，也無直接控製權，天佑殿的實際頭目還是皇帝。
如今朝廷天佑殿內，連帶加銜的平章軍國事一共六位。
一個是勳貴出身，加權將軍；一個是武德宮魁首出身。
剩下四人，都是科舉出來的。
但這四個人又是不同的學派，互相之間都看不順眼，至少看起來在皇帝麵前是互相看不順眼的。
大順官方意圖推行浙東學派的事功之學，作為官方意識。
但理學心學傳承日久，加之明末的思想混亂，如今還處在一個“破而未立”的階段。
批判理學的多了，可是卻還沒有一位真正的如同王陽明那樣的大儒破而後立。
大順太祖西安建製的時候，東林五虎將之一的惠世揚主持了廢八股而專取策論的考試，選拔了不少人才。
等到高一功複京城、李來亨定江南後，大順的第一場正規殿試的策論，標誌著新朝的風向。
策論題目選自《論語》，也很簡單。
“管仲非仁者與？”
策論題目一出，那些嗅覺敏感的士林大族立刻嗅到了風向。
這新朝，是要外王，而非內聖啊，甚至品出來一絲霸道的滋味。
明末之亂，整個江南的儒學風氣都產生了種種反思和變革。
效伯夷叔齊，自然不食周粟。
子孫後代可以當官，自己卻是不幹的，這是傳統氣節。文丞相也不妨礙親族兄長子侄投元啊，隻要自己為前朝盡忠就是了。
又不做官，又要為前朝盡忠，自然要把明末為什麽混成這個慘樣思索一番。
總得有人出來背鍋。
衍聖公府都因為剃發被降格到了奉祀侯，要是後人不背鍋，那孔夫子可就要背鍋了。
於是王陽明就先把這個大鍋背了起來。
一時間對他的評價，簡直可以和王安石相提並論了。
和王安石相提並論，在宋明時節，那基本上就是說這人禍亂天下了。
王夫之、顧炎武等人，對於明末文人“空談心性、不幹正事”的行為深惡痛絕，以為此是明末亂局的根源。
顧炎武說的還客氣的，說以一個人改變天下的風氣，宋時有王安石的新學，今有王陽明的良知。想要撥亂世反諸正，隻能待後來人了。
王夫之直接不客氣，稱呼王陽明為“江左王氏”，說他陽儒陰佛、誣聖邪說。要對明末士大夫不幹正事、整天想著悟道成聖負責。
王安石的評價，一直都是人品過硬、才能過硬，但是帶壞了風氣。這些人化用此事讓王陽明背鍋，一脈相承，認可其水平，但總需要一個背鍋俠。
這些人批判了一番後，發現朝廷居然在武德宮以及下屬的營學，複用了王安石的三舍法，科考去《中庸》，也不用朱子的注釋。
輿論漸漸轉向，轉而又去讓朱熹背這口大鍋。可有想讓背鍋的，就有想讓其不背的。
明末心學打開了理學的禁錮，可也如同意大利的文藝複興帶來了享樂主義、放縱主義，道德淪喪等等問題。
物極必反之下，一些人又認為放縱是不對的，應該加大道德主義，理學禮教不但不應被廢，還應該加強才是。
加之天主教在華傳播，一部分人又想著“以耶補儒”，把天主教十誡和禮教融合起來。
甚至有人琢磨，我天主教在中華打不過儒家，我還打不過佛教嗎？
取代儒教不可能，那為什麽不取代佛教，成為和儒家關係最近的補充呢？
於是有人提出，所謂佛教，就是天主教東傳後的變種。三位一體，和佛家三佛是一樣的。
化身佛，佛陀為了度脫世間眾生，隨緣教化、隨應三界六道等情況顯現的變化之身。其實，就是耶穌，也是一樣在人間行走。法身佛，即為聖父；報身佛，即為聖靈。
順帶著，又用佛家不殺生，質問佛家的人怎麽看待文王祭祀、孔夫子祭祀？打不過根深蒂固的儒家，先借著儒家的力把佛教毆了一遍，雙方甚至發生了教徒互毆、殉教武戰、你焚寺廟我燒教堂的情況。
加上王陽明又被一些人認為是“陽儒陰釋”，更是跟著一起背了個談悟性、談心性誤國的大鍋。釋家節節敗退，天主教傳播更加凶猛。
還有一部分守舊黨則又狠批天主教和儒家的經義根本不相容，甚至違背。天主教認為用“天主”、“上帝”這些中國詞匯玷汙了DEUS；儒家部分人還認為天主教瞎雞兒用天主、上帝這樣的詞才是大不敬。
一時間整個文化思想界，比之明末的時候更加混亂，簡直是亂成一團。
奇葩學說湧現不停。
整體上又受拘於先天不足，破而後立一直沒出現，倒是都破的差不多了。
從孔孟到陽明，各家學派互相噴，互相拿著放大鏡找不足，真真的群魔亂舞八十年。
除了不敢否定“儒”這個絕對的政治正確外，打著儒學之名的各種學派結社立說，各顯其言。
大順官方擺出姿態，要用宋時的永嘉永康學派，事功之學，這幾年才總算是止住了思想的大混亂。
可這也隻是表麵的平靜，平靜之下，暗流湧動。
朝中有西法黨與守舊黨之爭，也有北儒和南儒之爭。
永嘉學派誕生於工商業發達的浙東，悲憤於靖康之恥和南渡不北伐，又極為事功，認為義利之辨需要細究。
等到大順選用其為官方意識形態，整個國朝的環境基礎又和宋時完全不同了。
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南北邊各自都有對浙東學派的解釋，互相都不認為對方是對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一點不會錯。
北方人目睹了明末土地兼並的可怕，親曆了空談心性的無用，見證過失地流民的慘劇。
北方派顏元痛斥“宋元來儒者卻習成婦女態，甚可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即為上品矣”。
提倡直接跳過宋儒理學，複歸到原教旨的春秋之儒。
甚至認為作為儒生，要“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擊拳，率以肄三為程，討論兵、農，辨商今古”，不但要學詩歌禮儀，還要學數學、打拳、身法、武術、兵法、農學……
但在土地政策上，見識過北方流民之苦的這一派，是有激進複古“井田”的想法的。
尤其是一些傳教士帶來了西方的圈地運動等見聞、帶來了《烏托邦》等小冊子後，這種恐慌更甚。
即便不可能全部複古井田，但最起碼的抑製兼並等要做好。
不允許大規模雇工，也不允許工商業過度發展，以免出現大順版的羊吃人。不過總算還沒複古到封建封君這一步。
對於朝廷以事功學派為官方學問，北方學派也是支持的。
認為“如果陳亮的學問能夠大興，雖然不免夾雜霸道，非是王道，但至少蒼生能幸運點。可惜是朱熹等人的學問大興，以至於朝代交替，世道淪落如此。”
對於朝廷在武德宮試行三舍法，北方學派也認可。
認為這複古複的還不夠，也不應該隻在基本盤裏試行。
應該複到範仲淹慶曆興學時候的蘇湖教法，學堂分經義齋和治事齋：學校既要教經義，還要教兵法、治民、算學、水利、天文、農學、擊劍等。
以經義為主修，以治事為輔修。
主修經義加一門選修輔修，必須都合格才能晉級。
從而讓每個讀書人學成之後，就能幹正事，而不是整天就知道辯經，正事啥也不會。
高呼：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頗有些砸碎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意思。
理想是美好的，現實是殘酷的。
朝廷養一套做基本盤的三舍法，已經耗費太多。
若是全國興學，搞分齋教育，隻怕要把戶政府尚書大人的褲子當了。
沒錢。
至於南方學派。
他們紮根於經濟發達的江南，那裏的萌芽已經有所體現，他們對於浙東學派的解釋，更趨近於“農商一體、發展工商、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
甚至有一些人認為，國家應該進行幣製改革，一方麵試著複用交子紙幣，另一方麵也應該適當學習西洋人，鑄造銀幣。
至於開海、通商這些事，他們也是支持的。
當然，他們也反對收重稅，更反對皇家壟斷經營。
對“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這件事，他們說的更加直白：
什麽狗屁義利之辨、本末之爭？不過是一些人想要掠奪國家財富以為私用。如果說抑商真的是為了義，也就罷了。但看後來的表現，把商人之利掠為己用，這哪裏是義呢？分明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卻要說是為了義，真是既當又立。
至於是哪些人……倒也沒說的太直白。
但問題在於他們暫時也還是破而不立的階段，對於經濟學處在一個模糊朦朧的概念。
再加上他們其實不反兼並，認為兼並之後的人可以從事工商之利，這在此時就有些過於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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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要是敢用，北方可能又得吃他娘喝他娘。
這種經濟基礎差異產生的南北之爭，成為了兩方爭奪“浙東學派正統注經人”的根本矛盾。
大順是見過兼並之後流民遍地的，也是靠這個起家的，南方學派也隻有個朦朧印象，根本沒成體係，自然不敢用。
文華之盛，始在江南，財稅重地，有錢文化就昌盛。
北學派與南學派雙方矛盾日深，不管是對外政策、貿易政策、土地政策、稅收政策等等，都各執一詞。
至於官方意識形態到底選哪一種，到現在仍舊沒有定性。
這種明末的思想大解禁和大混亂，至今還沒有結束，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正統學問。
破是破了，立卻未立，況且有宋元明數百年，理學深入之深，縱然前朝有心學解開了禁錮，本朝又興事功學，終究扭轉起來沒那麽容易。
就像是王陽明的心學，他可以悟道，可後來學心學的，很多都學歪了。
大順借華夷之別啟用的事功學派，在明末極力宣揚南宋學派興起時的複仇主義，加上理學的殘餘、心學的扭轉，在儒林中完全變了味。真正的實學難學、立功太難，喊天朝上國睥睨四方的口號卻簡單的多，立國沒幾年，誇誇其談之輩漸多。
天佑殿裏的人，總算好些，都是獨木橋上殺出來的人精，但也亂的可以。
除了倆勳貴武德宮將臣，剩下四個，一個北派的，一個能上火刑架的以耶補儒的異端天主教徒大儒，一個南派的，一個心學異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