歎息中，德川吉宗眼中所能看到的，隻有迷茫。
治國理政，不是煮飯。這次水多了，下次多加點米就是，可以不斷試錯。
治國理政沒有試錯的機會，走錯了，可能就萬劫不複。
就算不考慮政策失誤試錯導致的百姓疾苦，單單是幕府的統治還能否維係，就足夠讓德川吉宗頭疼的了。
阿部正福也不過隻是對未來樂觀的猜測，著實說不準將來會變成什麽模樣。
帶著這種疑惑，德川吉宗想和劉鈺談談。
即便劉鈺把他騙的很慘，但他細細思考過，不管是甘薯還是鑄幣，劉鈺並沒有說謊，所說的種種效果確實是達到了，隻是隱藏了真實目的而已。
他也想試探一下劉鈺對日本將來的看法，也想試探一下大順在迫使日本朝貢之後，是否會對南蠻諸國有下一步的動作。
他總覺得，一艘戰艦就大幾十萬兩白銀。相對於大順從條約裏拿走的那些白銀，似乎戰艦的價格更高一些，劉鈺如此重利，怎麽會做這種賠本的買賣？
叫人給在大阪外海停留的大順軍艦送了信，邀約數日後相見。這幾日德川吉宗沒有時間，還要主持恭迎天皇“北狩”歸來的禮儀。
同時也讓那些一直在江戶、沒有真正見過大順海軍大船的武士、旗本們，看看這種非死戰可勝的龐然大物，為將來引入南蠻學問做好基礎。
船上，接到了信的劉鈺同意了和德川吉宗再度會麵的邀請。
開埠之後的很多細節，還需要談的更清晰一點，以及勸說幕府好好當守土官長，這都意義重大。
畢竟天皇就是個神龕，真正掌權的還是幕府將軍。
得了信之後，艦隊轉向西，在距離大阪河口大約二三十裏的兵庫津泊靠，旁邊的神戶村，就是將來五處口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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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那邊辦事的武士，和大順這邊測量的工兵，正在做最後的劃定和交接，計算占用土地的租借費用。
兵庫津本來就是大阪重要的港口，這裏水深適合，而且不是河流入海口那種淤泥區。
不需要太多的修繕和挖掘，完全可以停靠此時最大型的軍艦，甚至日後更大的蒸汽船也一樣可以停靠。
借助西回航線和東回航線，在這裏開埠，基本可以覆蓋日本大部。和大順海岸線綿長、但內陸縱深寬廣不同，日本四周環海的地形，讓劉鈺可以確定，日本所受的開埠衝擊，也會更加嚴重。
但這裏麵與曆史上發生過的，有極大的不同。和曆史上滿清開埠之後的局麵、和日本黑船之後的局麵，都大為不同。
從釜山到下關再到這邊，一路走來，劉鈺尋訪了大量的百姓，詢問了他們的家庭收入、繼承法、家庭手工業、貢賦製度等等，拿到了相當詳實的第一手資料。
短時間內，日本的普通百姓是沒有很強的消費能力的。
大順的人力成本，折算成白銀，大約是此時荷蘭的四分之一；而此時日本的人力成本，居然比大順還低了將近一半。
這一點大順是真比不了。
比如日本的馬，並不用馬蹄鐵，而是用稻草編織的草鞋給馬套上，稱之為馬遝。
一方麵因為日本資源缺乏，冶鐵技術強，也缺乏好的鐵礦。
另一方麵也是人力成本真的是太低了，哪怕一個時辰換一次草鞋，也比買個馬蹄鐵用許久便宜，這在大順實在是難以想象。
除此之外，和大順那邊真正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還有一些區別。
因為四周沿海方便運輸、城下町製度、武士工商圍繞主城生活的因素，日本這邊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商品化程度，也是高於大順的。
加之戰國時代之前莊園主經濟的殘餘，使得日本家庭手工業的分工程度，也高於大順的農村。當然，不能和工商業相當發達的鬆江、景德鎮等地比，但農村整體上是略高的。
大順這邊也是自給自足，但手工業可以外銷；而日本這邊出了俵物魚幹之類，也沒什麽可以外銷的手工業品，但其內部自給自足是沒有問題的。
很多貨物暫時來看，確實很難在日本大規模銷售。
這裏麵有一個閾值，就像是馬蹄鐵和草履馬遝，什麽時候大順這邊運來的馬蹄鐵的成本徹底壓過了合計在一起使用壽命的草鞋，才算是真正的開埠。
就像是原本曆史上蘇伊士運河開通，成為了壓到鬆江紡織業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樣。
這個閾值是可以預見的，那就是威海的那群工匠用鏜床鏜出合格氣缸的那一刻。
大順的商人當然不會看這麽遠，他們也沒在乎日本的百姓能不能買得起。隻要能開埠，就算售賣絲瓷玻璃等奢侈品，依舊可以獲得極高的利潤。
劉鈺盤算了一下，這也算是一件好事。
短時間內，不會對日本幕府體製的基礎造成巨大的衝擊，士農工商等級製下，隻要農民和武士穩定，幕府還是可以坐得穩的。
坐得穩，就會慢慢習慣開埠的存在，等到閾值到來的那一刻，就像是溫水煮青蛙，想跳也跳不出來了。
幾日後，在武士和士兵的嚴密保護之下，劉鈺和德川吉宗就在神戶村見了個麵。
上一次劉鈺是帶著巴結的態度去的江戶，為了貿易信牌。那時候德川吉宗沒有在麵前橫一道竹簾子，在日本那邊看來是給了劉鈺極大的顏麵。
這一次兩人再度會麵，時過境遷，隻是分了賓主，再沒有上一次在江戶時候的繁瑣禮節。
將近十年的再度見麵，依舊如同上次一樣，沒有翻譯在場，而是用漢字紙筆交流。
德川吉宗寫給劉鈺的第一句話，就讓劉鈺感覺到了對麵老奸巨猾的壓力。
上一次在江戶見麵，劉鈺是去求貿易信牌的，姿態放的很低，沒有仔細觀察過這個據說號稱“家康再世”的將軍。
他也算是全程圍觀了德川吉宗主持的享保改革，在他看來也就是修補匠的水平，乏善可陳。
要麽就是拍腦袋的政策，要麽就是和抓抓貪官差不多的青天老爺做派，實在沒有什麽值得稱道的改革深度。
這次見麵的第一次紙筆交流，劉鈺覺得可能德川吉宗的腦子都用在陰謀詭計和平衡術上了。
紙上寫的內容倒也簡單，可越是簡單越讓劉鈺不好回答。
“怨不得劉君不怕高鳥盡、良弓藏。以大順之心，日本國非是孤鳥，尚有它隼。劉君這口雕弓尚還有用。日本貧瘠，劉君尚且眼熱如此，老夫實在為那些富庶之地捏一把汗，恐重蹈日本之覆轍。”
這就是明顯的試探，試探大順在處置完日本之後，是否還有下一步的動作。德川吉宗雖然不想再得罪劉鈺，但在鳥盡弓藏這件事上，梁子已經結下，沒有什麽退路了。
之前求和時候給劉鈺寫的信，就一直在挑唆君臣關係，已然是公開的事了。
但這一次再提鳥盡弓藏，卻不是為了挑唆。
劉鈺提起筆，琢磨了一下，回了一句。
“商人求利，所謀者金銀。周邊萬裏之內，唯日本國多金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將軍要怪，就怪新井白石鎖國更甚。若他不出台正德新令，日本又怎麽會招致這場戰爭呢？”
“將軍不是儒生，我也不用儒生的仁義來講道理。若論禮法，將軍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禮法的，難道將軍真的希望天朝講‘仁’、‘禮’嗎？”
拿出了最醜惡的殖民者的道理，把挨打定性為被打者的錯，更是直接拋下了仁義道德麵紗，直言不諱是為求利。
避開了德川吉宗想要真正試探的方向，德川吉宗麵對劉鈺的回筆，也不生氣。
知道這是劉鈺說實話的風格。
為的確實是金銀，這句話絕非謊言。
這句話後麵的全怪新井白石，這就與事實無關了，這是立場問題。
事實是，新井白石確實縮減了長崎的貿易額。
立場是，日本不希望金銀外流，而大順希望日本外流金銀。
牽扯到立場和屁股，事實，隻不過是佐證時候的正反解讀而已。
德川吉宗回筆道：“如果這樣說的話，新井白石並沒有錯，是貴國的海商沒有本事而已。”
“日本國向來仰慕大國，頒發貿易信牌的時候，貴國的商人可以拿到三四十支，而荷蘭人隻能拿到四支。”
“但荷蘭人的船大，四支攜帶的貨物，與貴國商賈幾十艘船的載貨相差無幾。”
“按劉君的說法，要怪的難道不是貴國的海商不能夠造大船嗎？”
雖然一上台就罷免了新井白石，但這一次挨了打，在手上留下了三刀傷口作為記性，德川吉宗此時才算是真正理解新井白石為什麽要出台那些政策。
這時候不免就要爭上一句，明知毫無意義，卻也不希望在他眼中為日本好的人，承擔這樣的責任，亦算是作為幕府將軍最後的一點驕傲和尊嚴。
況且新井白石之所以要發貿易信牌，除了縮減貿易之外，也是在彰顯“日本中心論”，可以自我安慰般理解為“朝貢”。
就像大明規定琉球十年一貢，不準來的時候就是不能來；而新井白石則用貿易信牌製，變相地把貿易變為了大順向日本朝貢，不準來就是不準來、準你多來那是恩賜，史書上史官即可記下：年月日、唐人來貢。
劉鈺不是這個時代的人，這麽久了仍舊沒有完全融入這個時代，不能夠完全地用這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去考慮問題。
他看不懂貿易信牌製背後隱藏的日本中心論，但他也不需要看懂。
如今做到了這一步，回京城後，再頒布一個“禁藩屬與蠻夷私自貿易”、“與藩屬貿易必須本國造船、水手九成本國”、“南洋貨物必經鬆江轉運不得直抵藩屬”等法令，那就直接一步到位搞成了宗主國和殖民地。
帶著勝利者的心態，劉鈺沒有繼續爭論到底是因為日本鎖國有錯在先、還是大順海商無能不能造大船，很“大度”的表示這個問題如同“漢時馬肝之論”，實在沒必要爭論。
然後反客為主，問了德川吉宗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將軍對日本的將來，有何打算？”
治國理政，不是煮飯。這次水多了，下次多加點米就是，可以不斷試錯。
治國理政沒有試錯的機會，走錯了，可能就萬劫不複。
就算不考慮政策失誤試錯導致的百姓疾苦，單單是幕府的統治還能否維係，就足夠讓德川吉宗頭疼的了。
阿部正福也不過隻是對未來樂觀的猜測，著實說不準將來會變成什麽模樣。
帶著這種疑惑，德川吉宗想和劉鈺談談。
即便劉鈺把他騙的很慘，但他細細思考過，不管是甘薯還是鑄幣，劉鈺並沒有說謊，所說的種種效果確實是達到了，隻是隱藏了真實目的而已。
他也想試探一下劉鈺對日本將來的看法，也想試探一下大順在迫使日本朝貢之後，是否會對南蠻諸國有下一步的動作。
他總覺得，一艘戰艦就大幾十萬兩白銀。相對於大順從條約裏拿走的那些白銀，似乎戰艦的價格更高一些，劉鈺如此重利，怎麽會做這種賠本的買賣？
叫人給在大阪外海停留的大順軍艦送了信，邀約數日後相見。這幾日德川吉宗沒有時間，還要主持恭迎天皇“北狩”歸來的禮儀。
同時也讓那些一直在江戶、沒有真正見過大順海軍大船的武士、旗本們，看看這種非死戰可勝的龐然大物，為將來引入南蠻學問做好基礎。
船上，接到了信的劉鈺同意了和德川吉宗再度會麵的邀請。
開埠之後的很多細節，還需要談的更清晰一點，以及勸說幕府好好當守土官長，這都意義重大。
畢竟天皇就是個神龕，真正掌權的還是幕府將軍。
得了信之後，艦隊轉向西，在距離大阪河口大約二三十裏的兵庫津泊靠，旁邊的神戶村，就是將來五處口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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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那邊辦事的武士，和大順這邊測量的工兵，正在做最後的劃定和交接，計算占用土地的租借費用。
兵庫津本來就是大阪重要的港口，這裏水深適合，而且不是河流入海口那種淤泥區。
不需要太多的修繕和挖掘，完全可以停靠此時最大型的軍艦，甚至日後更大的蒸汽船也一樣可以停靠。
借助西回航線和東回航線，在這裏開埠，基本可以覆蓋日本大部。和大順海岸線綿長、但內陸縱深寬廣不同，日本四周環海的地形，讓劉鈺可以確定，日本所受的開埠衝擊，也會更加嚴重。
但這裏麵與曆史上發生過的，有極大的不同。和曆史上滿清開埠之後的局麵、和日本黑船之後的局麵，都大為不同。
從釜山到下關再到這邊，一路走來，劉鈺尋訪了大量的百姓，詢問了他們的家庭收入、繼承法、家庭手工業、貢賦製度等等，拿到了相當詳實的第一手資料。
短時間內，日本的普通百姓是沒有很強的消費能力的。
大順的人力成本，折算成白銀，大約是此時荷蘭的四分之一；而此時日本的人力成本，居然比大順還低了將近一半。
這一點大順是真比不了。
比如日本的馬，並不用馬蹄鐵，而是用稻草編織的草鞋給馬套上，稱之為馬遝。
一方麵因為日本資源缺乏，冶鐵技術強，也缺乏好的鐵礦。
另一方麵也是人力成本真的是太低了，哪怕一個時辰換一次草鞋，也比買個馬蹄鐵用許久便宜，這在大順實在是難以想象。
除此之外，和大順那邊真正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還有一些區別。
因為四周沿海方便運輸、城下町製度、武士工商圍繞主城生活的因素，日本這邊家庭農業和手工業的商品化程度，也是高於大順的。
加之戰國時代之前莊園主經濟的殘餘，使得日本家庭手工業的分工程度，也高於大順的農村。當然，不能和工商業相當發達的鬆江、景德鎮等地比，但農村整體上是略高的。
大順這邊也是自給自足，但手工業可以外銷；而日本這邊出了俵物魚幹之類，也沒什麽可以外銷的手工業品，但其內部自給自足是沒有問題的。
很多貨物暫時來看，確實很難在日本大規模銷售。
這裏麵有一個閾值，就像是馬蹄鐵和草履馬遝，什麽時候大順這邊運來的馬蹄鐵的成本徹底壓過了合計在一起使用壽命的草鞋，才算是真正的開埠。
就像是原本曆史上蘇伊士運河開通，成為了壓到鬆江紡織業的最後一根稻草一樣。
這個閾值是可以預見的，那就是威海的那群工匠用鏜床鏜出合格氣缸的那一刻。
大順的商人當然不會看這麽遠，他們也沒在乎日本的百姓能不能買得起。隻要能開埠，就算售賣絲瓷玻璃等奢侈品，依舊可以獲得極高的利潤。
劉鈺盤算了一下，這也算是一件好事。
短時間內，不會對日本幕府體製的基礎造成巨大的衝擊，士農工商等級製下，隻要農民和武士穩定，幕府還是可以坐得穩的。
坐得穩，就會慢慢習慣開埠的存在，等到閾值到來的那一刻，就像是溫水煮青蛙，想跳也跳不出來了。
幾日後，在武士和士兵的嚴密保護之下，劉鈺和德川吉宗就在神戶村見了個麵。
上一次劉鈺是帶著巴結的態度去的江戶，為了貿易信牌。那時候德川吉宗沒有在麵前橫一道竹簾子，在日本那邊看來是給了劉鈺極大的顏麵。
這一次兩人再度會麵，時過境遷，隻是分了賓主，再沒有上一次在江戶時候的繁瑣禮節。
將近十年的再度見麵，依舊如同上次一樣，沒有翻譯在場，而是用漢字紙筆交流。
德川吉宗寫給劉鈺的第一句話，就讓劉鈺感覺到了對麵老奸巨猾的壓力。
上一次在江戶見麵，劉鈺是去求貿易信牌的，姿態放的很低，沒有仔細觀察過這個據說號稱“家康再世”的將軍。
他也算是全程圍觀了德川吉宗主持的享保改革，在他看來也就是修補匠的水平，乏善可陳。
要麽就是拍腦袋的政策，要麽就是和抓抓貪官差不多的青天老爺做派，實在沒有什麽值得稱道的改革深度。
這次見麵的第一次紙筆交流，劉鈺覺得可能德川吉宗的腦子都用在陰謀詭計和平衡術上了。
紙上寫的內容倒也簡單，可越是簡單越讓劉鈺不好回答。
“怨不得劉君不怕高鳥盡、良弓藏。以大順之心，日本國非是孤鳥，尚有它隼。劉君這口雕弓尚還有用。日本貧瘠，劉君尚且眼熱如此，老夫實在為那些富庶之地捏一把汗，恐重蹈日本之覆轍。”
這就是明顯的試探，試探大順在處置完日本之後，是否還有下一步的動作。德川吉宗雖然不想再得罪劉鈺，但在鳥盡弓藏這件事上，梁子已經結下，沒有什麽退路了。
之前求和時候給劉鈺寫的信，就一直在挑唆君臣關係，已然是公開的事了。
但這一次再提鳥盡弓藏，卻不是為了挑唆。
劉鈺提起筆，琢磨了一下，回了一句。
“商人求利，所謀者金銀。周邊萬裏之內，唯日本國多金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將軍要怪，就怪新井白石鎖國更甚。若他不出台正德新令，日本又怎麽會招致這場戰爭呢？”
“將軍不是儒生，我也不用儒生的仁義來講道理。若論禮法，將軍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禮法的，難道將軍真的希望天朝講‘仁’、‘禮’嗎？”
拿出了最醜惡的殖民者的道理，把挨打定性為被打者的錯，更是直接拋下了仁義道德麵紗，直言不諱是為求利。
避開了德川吉宗想要真正試探的方向，德川吉宗麵對劉鈺的回筆，也不生氣。
知道這是劉鈺說實話的風格。
為的確實是金銀，這句話絕非謊言。
這句話後麵的全怪新井白石，這就與事實無關了，這是立場問題。
事實是，新井白石確實縮減了長崎的貿易額。
立場是，日本不希望金銀外流，而大順希望日本外流金銀。
牽扯到立場和屁股，事實，隻不過是佐證時候的正反解讀而已。
德川吉宗回筆道：“如果這樣說的話，新井白石並沒有錯，是貴國的海商沒有本事而已。”
“日本國向來仰慕大國，頒發貿易信牌的時候，貴國的商人可以拿到三四十支，而荷蘭人隻能拿到四支。”
“但荷蘭人的船大，四支攜帶的貨物，與貴國商賈幾十艘船的載貨相差無幾。”
“按劉君的說法，要怪的難道不是貴國的海商不能夠造大船嗎？”
雖然一上台就罷免了新井白石，但這一次挨了打，在手上留下了三刀傷口作為記性，德川吉宗此時才算是真正理解新井白石為什麽要出台那些政策。
這時候不免就要爭上一句，明知毫無意義，卻也不希望在他眼中為日本好的人，承擔這樣的責任，亦算是作為幕府將軍最後的一點驕傲和尊嚴。
況且新井白石之所以要發貿易信牌，除了縮減貿易之外，也是在彰顯“日本中心論”，可以自我安慰般理解為“朝貢”。
就像大明規定琉球十年一貢，不準來的時候就是不能來；而新井白石則用貿易信牌製，變相地把貿易變為了大順向日本朝貢，不準來就是不準來、準你多來那是恩賜，史書上史官即可記下：年月日、唐人來貢。
劉鈺不是這個時代的人，這麽久了仍舊沒有完全融入這個時代，不能夠完全地用這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去考慮問題。
他看不懂貿易信牌製背後隱藏的日本中心論，但他也不需要看懂。
如今做到了這一步，回京城後，再頒布一個“禁藩屬與蠻夷私自貿易”、“與藩屬貿易必須本國造船、水手九成本國”、“南洋貨物必經鬆江轉運不得直抵藩屬”等法令，那就直接一步到位搞成了宗主國和殖民地。
帶著勝利者的心態，劉鈺沒有繼續爭論到底是因為日本鎖國有錯在先、還是大順海商無能不能造大船，很“大度”的表示這個問題如同“漢時馬肝之論”，實在沒必要爭論。
然後反客為主，問了德川吉宗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將軍對日本的將來，有何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