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潛意識裏湧出的“下作”的商人思維，把皇帝自己都弄得內心都有些不好意思，覺得自己貴為天子，怎麽會有這麽最賤之人的思維方式？
待這種心思消退，皇帝卻還是不得不考慮錢的問題。
缺錢。
戶政府能出一部分，但肯定不夠。
內帑今年也沒有多少剩餘，很多錢要投入到南洋貿易之中作為股本，而且之前還收購了一批肉桂檳榔寶石，現在還沒出貨，押在倉庫呢。
外加對官窯瓷器作坊的投入、對西洋貿易的入股，若不想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就不得不等著這些錢慢慢生息。
這時候是取不出來的。
對南洋戰爭，花的是內帑的錢，這些錢肯定是賺的，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連本帶息都回來了。
劉鈺引用太宗皇帝的話，說人的生命誰也不知道啥時候就沒了。而大順的記憶裏，太宗皇帝確實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荊襄之戰後確實沒活幾年，這種事誰也說不準。
故而皇帝是想著，既是要幹，那就晚幹不如早幹。
劉鈺既說能借到錢，實在不行借點錢用也不是不行，周轉一下子，也好過加增“淮餉”，引得天下出亂子。
如果真要治理淮河，明年就要把漕運停了。
趁著冬天，治理淮河的錢得出。
那漕工的安置，這些錢也得出。
全算下來，可就不是三千萬兩這麽簡單了。
不借錢的話，就得一點一點地攢。攢到啥時候呢？攢十年後，假設一切風調雨順，錢夠了，萬一自己嘎一下沒了呢？
打印度，真要能收稅的話，確實也能賺錢。
但劉鈺堅決反對在印度上冒進，這時候全力進印度，就是在和英法為敵。
這玩意兒還是要靠分化瓦解，而且現在打印度意味著貿易停滯，大順好容易在歐洲打開的貿易局麵也就全毀了。
英法合力，能讓大順的貨船，連非洲都過不去。
對內加稅、或者對內改革呢？
加稅是不考慮的。加稅意味著出事。
對內改革，皇帝也不是不知道鬆江府那邊建議試行十一稅的好處。
但一來，這種事難做。
二來，這需要大量的新學學子，進入官吏係統，對抗本地士紳。這會引發儒林的極大反感，並認為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學來對抗聖人弟子。
三來，這是挖天下士紳的根。
士紳靠的是免役、免攤派，不是免稅。
所以對士紳來說，稅率越低越好，因為他們合法地納稅、理論上沒有坑國家一文錢。
但這麽低的稅率，國家到底夠不夠用、基層要不要攤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力役、攤派，和他們無關，本來也不是“合法”的稅收，他們大義在握。
地方官隨便加稅，當然是苛政猛於虎。《打漁殺家》都知道，收稅得看戶政府的文書。
如此種種，借錢也不失為一種考慮。
雖然說，曆朝曆代，問商人借錢這種事，要追述到漢代了。
可如今既大不一樣，開曆代之先，借錢也不是不行。
但既然是借錢，就得還呐。
劉鈺也說了，鹽商和其餘工商與海外貿易的區別，意思便是捐助什麽的，找特殊地位的鹽商；而鹽商之外，隻能借，不能捐。
借，可不是得還嘛。
正想著呢，廖寒輝進言道：“臣以為，若能治好淮河，劣田變為良田，田主得了利。若這劣田，原本價值二兩銀子，如今變為水澆田，價值增至四兩。”
“二兩變四兩，其中二兩的增值，朝廷是否可以收一半呢？”
“若是一年之內加諸於上，或許拿不出，那麽將這一半的增值地錢，分為五年征收。”
“其次，若陛下廢漕改海，民間勞役減輕，漂沒耗損的負擔也減輕了。是否可以增稅呢？”
“既是要治淮、水利、灌溉，就需清查田畝。確定田畝數後，若真能保證十而稅一，或者八而稅一，民間負擔反倒比三十稅一要輕。”
“如此，二三十年內，這治淮費用，當也收回了。”
“臣以為，治淮需三五千萬兩，這是一年收入，朝廷管著偌大天朝，自不可能將全部的錢都投入淮地。”
“今日補淮，明日增淮之稅而補他處，未為不可。”
“隻要治好淮河之後再增，百姓也不會有什麽怨言。而且若真能取消漕運，即便加稅，百姓的負擔也是減輕了的。”
廖寒輝這些年一直在黃淮區，對皇帝訴說的“朝廷做鴕鳥”的說法，當真是理解的相當透徹。
百姓的負擔到底是不是國稅？
廖寒輝自是清楚。
他覺得自己這個辦法，算是跟鬆江府那邊試行的印花稅學來的。既然做生意的，入股票據交易的時候，按照交易價格來交稅。
那麽，土地從劣田變為水澆地，增加的部分，除了增加原本的畝稅之外，完全可以視為朝廷投資的一部分回報。
把土地從劣田變為良田的增值部分，取出一部分交給國庫，好像也不是沒有道理。
不管怎麽說，治淮的錢，是各個省湊的。國庫沒錢也不行，將來別處遭災了，也得用國庫的錢賑濟，讓淮民償還各個省湊出來的治淮錢的一部分，也未嚐不可。
這和後世不一樣，這三千萬，就是大順一年官方的財政總收入。後世治淮河也好、治黃河也罷，沒聽說有投資需要一年財政總收入的。
廖寒輝也知道這個數額對大順來說，著實是大了點。就算大順如今還有海外貿易的收入、工商業的收入，真要是治淮，怕也會留下一個頂大的財政窟窿。
他這想法，也隻是一地一府的視角。
皇帝對此不置可否，並沒有斥責，也沒有稱讚，而是問劉鈺道：“興國公不知治水事。但於錢上向來看的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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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朕真欲廢漕運、治淮河，愛卿可有什麽策略？”
劉鈺多少年前就琢磨著廢運河、走海運的事，哪能不做提前的準備？
如今皇帝不問他這件事應不應該做、而是問他這件事要做該怎麽做好？
這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回答。
於是他便將這些年對於漕運、海運、漕工等等問題的考慮，一一陳奏。
總結起來，無非兩句話。
漕工組建廂軍。
漕米買撲承包。
這兩句話可以概括的策略，讓皇帝陷入了沉思。
說起來也簡單，聽起來好像也不是沒有可行性。
總結起來，無非還是之前的老辦法，舊瓶裝新酒。
既然要治理淮河，那麽反正要找人幹活。
找人幹活，又不想征發勞役。
那麽就得給錢。
同樣是給錢，為啥不把錢給那些因為廢棄運河而影響生計的人呢？
將他們編入廂軍。
不發盔甲、不發火槍、不發鮮豔軍裝，一身裝備行頭也花不了幾個錢。
按照每個月二兩銀子的餉銀，再保證能吃飽飯，讓他們專門幹活去唄。
編入二三十萬廂軍，專門做工程。
挖掘河道，主要用這些人來挖。
找靖海宮培養的工兵軍官生來做軍官。
當然，要趕時間的話，農閑時候，可以募役當地百姓去大堤幹活。發錢就是了，反正是照著3000萬兩花的。
原本，雇人挖人工河、水渠，是一筆錢。
遣散安置那些因為廢棄運河而無疑謀生的人，又是一筆錢。
而如果編製廂軍，就可以用一筆錢，解決兩件事。
此外，就算治好了淮河，日後維護用不用人？淮河治好之後，海河、遼河等，是不是也可以試著治理？黃河長江是不敢動，挑軟柿子捏不行嗎？
日後維護、治水延續，直接可以用成為熟練工的這批廂軍。
另一句話，漕米買撲，則是在確保海運沒有問題、海軍可以控製南洋、實在出事了可以運江南米南洋米的前提下，完全也是一個花一筆錢，解決兩件事的辦法。
江南地區，白銀充足，完全可以支撐完全的白銀貨幣化。
那麽，原本要繳納實物租的漕米，直接換成銀子繳稅不就行了？
朝廷把漕米折算的白銀，交給商人。
按照價格，承包給商人。
然後，朝廷出台一些鼓勵性的政策，比如台灣、南洋新墾地，十年免稅等等——反正這些地方原本也沒有稅。
由此，以政策性引導，讓這些豪商去南洋、台灣去辦稻米種植園。
而興辦稻米種植園，又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因為運河被廢導致的運河兩岸經濟下滑、以及後續的經濟下滑導致的貧苦農民，外加水災等年年都有的災荒，就可以讓大量的需要朝廷賑濟的人口，下南洋。
在稻米種植園當苦力、奴工。
一來大順的人力便宜，也就與荷蘭人用的泰米爾奴隸差不多。
二來，大順的這些人，多半本來也會種田。
反正肯定是比荷蘭人在爪哇推行種靛草要強，當地人根本不知道咋種。
這樣一來，原本每年要給百姓帶來大量負擔的漕運，便可承擔三項責任。
其一：保證漕米供應。
其二：代替一部分朝廷賑災。
其三：充實南洋人口，如兩晉隋唐開始的對江南的開發，假以時日，南洋華人眾多，亦可為天朝的基本盤。
其四：促進南洋發展，由大量種植園，帶來小買賣繁榮、消費品消耗增加、定居成本降低等等，也可以長遠地保證大順所理想的小農經濟在天朝內的穩定，緩解人地矛盾。
而且，爪哇土地肥沃，一年確實多熟，糧食產量肯定比兩淮地區要高的多。
同時，因為人口南遷南洋，興修淮河水利設施，南洋米產量增加，以及不再需要繳納稻米實物租而繳納貨幣稅等等因素，運河地區種植棉花等經濟作物的趨勢也會增加。
而增加的這些棉花，又恰好可以提供對外貿易所需的原料。尤其是在荷蘭談判很順利的完成第一步、在南洋被大順所得的條件下，紡織業肯定是要大發展的，這又可以給朝廷帶來更多的賦稅。
原本是害民害的兩淮崩潰、運河兩岸恨死漕運的漕米，若行此手段，不但可以緩解運河的苦難民役；還能當做朝廷賑濟災民下南洋的手段。
單這幾點，就比繼續走運河要強。
其中朝廷並沒有多花一分錢，因為漕米本來就是要的。
至於說考慮承包種植園需要時間，那也不是問題。
隻要有銀子，大順有海軍，有足夠的貨船，幾百萬石大米，在南洋隨便就買得到。
從爪哇買到暹羅、再買到錫蘭印度，隻要海軍能在南洋稱雄，就根本不存在買不到的情況。
再不濟，還有遼東的糧食呢、日本的糧食呢？日本既然為了搞了大米期貨交易，錢到位，軍艦還能繼續去那邊轉圈，日本的各個封建主巴不得大順去買米呢——日本百姓是交實物稅的，可不是交銀子，這些大米得換成錢，才能買開埠之後大順帶去的大量貨物。
所以，劉鈺覺得，現在完全廢棄過時的運河漕運、廢棄經濟最發達的江南還有實物稅的時機，已經到了。
要說在北方還收實物租吧，也能理解。之前北方白銀確實不足。
但不在北方收，卻在白銀存量最多的江南收實物租，這就說不過去了。
伐日本、下南洋、驅逐西洋勢力確保海運安全的同時，其實也確保了大順的糧食安全。至少，是京城的糧食安全。
從全局考慮，劉鈺並沒有去琢磨治淮之後的加稅或者土地增值的問題，他覺得這倒是細節。
他支持鬆江府尹搞十一稅的原因，不是為了朝廷收更多的稅，而是為了減輕百姓負擔，降低鬆江府的買地收益，從而降低鬆江府的工商業貸款利息。
真要是大順爆種改革，李淦瘋了搞激烈改革，真一年能收大幾千萬兩的土地稅，劉鈺反倒鬱悶了，這龐然大物得讓新興階層長到多大才能推倒？
要是在淮河劉鈺搞均田，劉鈺是支持的，增加內需購買力。
但不動最基本的所有權問題，搞這種修修補補，除了戶政府能多收點錢外，對工商業發展意義不大。
他的目的就是讓皇帝花錢，並且花錢之後還能感覺到非常爽。
並且這錢一定是從工商業賺來的。
劉鈺覺得，真要是去借債，一年五六十萬的利息，根本不是事，他也絲毫不琢磨著在土地上往外擠。
歐洲即將結束戰爭，國債利息趨於穩定，暫時看也沒啥好的投資方向。他們也不會急著要回本金，而是會更傾向於每年收利息。
這錢，等於就是白拿的。
還不還的，真要是大順對外擴張了半天，竟到一千萬兩都要賴賬的地步，也根本不用還了，來大沽口武裝討債吧。
而要是能穩定十年都沒有引發擠兌，證明大順已經在歐洲站穩了腳跟。還差這一千萬兩的本金？
待這種心思消退，皇帝卻還是不得不考慮錢的問題。
缺錢。
戶政府能出一部分，但肯定不夠。
內帑今年也沒有多少剩餘，很多錢要投入到南洋貿易之中作為股本，而且之前還收購了一批肉桂檳榔寶石，現在還沒出貨，押在倉庫呢。
外加對官窯瓷器作坊的投入、對西洋貿易的入股，若不想竭澤而漁，殺雞取卵，就不得不等著這些錢慢慢生息。
這時候是取不出來的。
對南洋戰爭，花的是內帑的錢，這些錢肯定是賺的，但肯定不可能今年打完南洋明年就連本帶息都回來了。
劉鈺引用太宗皇帝的話，說人的生命誰也不知道啥時候就沒了。而大順的記憶裏，太宗皇帝確實是天下未定而崩殂的，荊襄之戰後確實沒活幾年，這種事誰也說不準。
故而皇帝是想著，既是要幹，那就晚幹不如早幹。
劉鈺既說能借到錢，實在不行借點錢用也不是不行，周轉一下子，也好過加增“淮餉”，引得天下出亂子。
如果真要治理淮河，明年就要把漕運停了。
趁著冬天，治理淮河的錢得出。
那漕工的安置，這些錢也得出。
全算下來，可就不是三千萬兩這麽簡單了。
不借錢的話，就得一點一點地攢。攢到啥時候呢？攢十年後，假設一切風調雨順，錢夠了，萬一自己嘎一下沒了呢？
打印度，真要能收稅的話，確實也能賺錢。
但劉鈺堅決反對在印度上冒進，這時候全力進印度，就是在和英法為敵。
這玩意兒還是要靠分化瓦解，而且現在打印度意味著貿易停滯，大順好容易在歐洲打開的貿易局麵也就全毀了。
英法合力，能讓大順的貨船，連非洲都過不去。
對內加稅、或者對內改革呢？
加稅是不考慮的。加稅意味著出事。
對內改革，皇帝也不是不知道鬆江府那邊建議試行十一稅的好處。
但一來，這種事難做。
二來，這需要大量的新學學子，進入官吏係統，對抗本地士紳。這會引發儒林的極大反感，並認為這是朝廷在用微末之學來對抗聖人弟子。
三來，這是挖天下士紳的根。
士紳靠的是免役、免攤派，不是免稅。
所以對士紳來說，稅率越低越好，因為他們合法地納稅、理論上沒有坑國家一文錢。
但這麽低的稅率，國家到底夠不夠用、基層要不要攤派，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力役、攤派，和他們無關，本來也不是“合法”的稅收，他們大義在握。
地方官隨便加稅，當然是苛政猛於虎。《打漁殺家》都知道，收稅得看戶政府的文書。
如此種種，借錢也不失為一種考慮。
雖然說，曆朝曆代，問商人借錢這種事，要追述到漢代了。
可如今既大不一樣，開曆代之先，借錢也不是不行。
但既然是借錢，就得還呐。
劉鈺也說了，鹽商和其餘工商與海外貿易的區別，意思便是捐助什麽的，找特殊地位的鹽商；而鹽商之外，隻能借，不能捐。
借，可不是得還嘛。
正想著呢，廖寒輝進言道：“臣以為，若能治好淮河，劣田變為良田，田主得了利。若這劣田，原本價值二兩銀子，如今變為水澆田，價值增至四兩。”
“二兩變四兩，其中二兩的增值，朝廷是否可以收一半呢？”
“若是一年之內加諸於上，或許拿不出，那麽將這一半的增值地錢，分為五年征收。”
“其次，若陛下廢漕改海，民間勞役減輕，漂沒耗損的負擔也減輕了。是否可以增稅呢？”
“既是要治淮、水利、灌溉，就需清查田畝。確定田畝數後，若真能保證十而稅一，或者八而稅一，民間負擔反倒比三十稅一要輕。”
“如此，二三十年內，這治淮費用，當也收回了。”
“臣以為，治淮需三五千萬兩，這是一年收入，朝廷管著偌大天朝，自不可能將全部的錢都投入淮地。”
“今日補淮，明日增淮之稅而補他處，未為不可。”
“隻要治好淮河之後再增，百姓也不會有什麽怨言。而且若真能取消漕運，即便加稅，百姓的負擔也是減輕了的。”
廖寒輝這些年一直在黃淮區，對皇帝訴說的“朝廷做鴕鳥”的說法，當真是理解的相當透徹。
百姓的負擔到底是不是國稅？
廖寒輝自是清楚。
他覺得自己這個辦法，算是跟鬆江府那邊試行的印花稅學來的。既然做生意的，入股票據交易的時候，按照交易價格來交稅。
那麽，土地從劣田變為水澆地，增加的部分，除了增加原本的畝稅之外，完全可以視為朝廷投資的一部分回報。
把土地從劣田變為良田的增值部分，取出一部分交給國庫，好像也不是沒有道理。
不管怎麽說，治淮的錢，是各個省湊的。國庫沒錢也不行，將來別處遭災了，也得用國庫的錢賑濟，讓淮民償還各個省湊出來的治淮錢的一部分，也未嚐不可。
這和後世不一樣，這三千萬，就是大順一年官方的財政總收入。後世治淮河也好、治黃河也罷，沒聽說有投資需要一年財政總收入的。
廖寒輝也知道這個數額對大順來說，著實是大了點。就算大順如今還有海外貿易的收入、工商業的收入，真要是治淮，怕也會留下一個頂大的財政窟窿。
他這想法，也隻是一地一府的視角。
皇帝對此不置可否，並沒有斥責，也沒有稱讚，而是問劉鈺道：“興國公不知治水事。但於錢上向來看的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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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朕真欲廢漕運、治淮河，愛卿可有什麽策略？”
劉鈺多少年前就琢磨著廢運河、走海運的事，哪能不做提前的準備？
如今皇帝不問他這件事應不應該做、而是問他這件事要做該怎麽做好？
這就可以大大方方地回答。
於是他便將這些年對於漕運、海運、漕工等等問題的考慮，一一陳奏。
總結起來，無非兩句話。
漕工組建廂軍。
漕米買撲承包。
這兩句話可以概括的策略，讓皇帝陷入了沉思。
說起來也簡單，聽起來好像也不是沒有可行性。
總結起來，無非還是之前的老辦法，舊瓶裝新酒。
既然要治理淮河，那麽反正要找人幹活。
找人幹活，又不想征發勞役。
那麽就得給錢。
同樣是給錢，為啥不把錢給那些因為廢棄運河而影響生計的人呢？
將他們編入廂軍。
不發盔甲、不發火槍、不發鮮豔軍裝，一身裝備行頭也花不了幾個錢。
按照每個月二兩銀子的餉銀，再保證能吃飽飯，讓他們專門幹活去唄。
編入二三十萬廂軍，專門做工程。
挖掘河道，主要用這些人來挖。
找靖海宮培養的工兵軍官生來做軍官。
當然，要趕時間的話，農閑時候，可以募役當地百姓去大堤幹活。發錢就是了，反正是照著3000萬兩花的。
原本，雇人挖人工河、水渠，是一筆錢。
遣散安置那些因為廢棄運河而無疑謀生的人，又是一筆錢。
而如果編製廂軍，就可以用一筆錢，解決兩件事。
此外，就算治好了淮河，日後維護用不用人？淮河治好之後，海河、遼河等，是不是也可以試著治理？黃河長江是不敢動，挑軟柿子捏不行嗎？
日後維護、治水延續，直接可以用成為熟練工的這批廂軍。
另一句話，漕米買撲，則是在確保海運沒有問題、海軍可以控製南洋、實在出事了可以運江南米南洋米的前提下，完全也是一個花一筆錢，解決兩件事的辦法。
江南地區，白銀充足，完全可以支撐完全的白銀貨幣化。
那麽，原本要繳納實物租的漕米，直接換成銀子繳稅不就行了？
朝廷把漕米折算的白銀，交給商人。
按照價格，承包給商人。
然後，朝廷出台一些鼓勵性的政策，比如台灣、南洋新墾地，十年免稅等等——反正這些地方原本也沒有稅。
由此，以政策性引導，讓這些豪商去南洋、台灣去辦稻米種植園。
而興辦稻米種植園，又需要大量的勞動力。
因為運河被廢導致的運河兩岸經濟下滑、以及後續的經濟下滑導致的貧苦農民，外加水災等年年都有的災荒，就可以讓大量的需要朝廷賑濟的人口，下南洋。
在稻米種植園當苦力、奴工。
一來大順的人力便宜，也就與荷蘭人用的泰米爾奴隸差不多。
二來，大順的這些人，多半本來也會種田。
反正肯定是比荷蘭人在爪哇推行種靛草要強，當地人根本不知道咋種。
這樣一來，原本每年要給百姓帶來大量負擔的漕運，便可承擔三項責任。
其一：保證漕米供應。
其二：代替一部分朝廷賑災。
其三：充實南洋人口，如兩晉隋唐開始的對江南的開發，假以時日，南洋華人眾多，亦可為天朝的基本盤。
其四：促進南洋發展，由大量種植園，帶來小買賣繁榮、消費品消耗增加、定居成本降低等等，也可以長遠地保證大順所理想的小農經濟在天朝內的穩定，緩解人地矛盾。
而且，爪哇土地肥沃，一年確實多熟，糧食產量肯定比兩淮地區要高的多。
同時，因為人口南遷南洋，興修淮河水利設施，南洋米產量增加，以及不再需要繳納稻米實物租而繳納貨幣稅等等因素，運河地區種植棉花等經濟作物的趨勢也會增加。
而增加的這些棉花，又恰好可以提供對外貿易所需的原料。尤其是在荷蘭談判很順利的完成第一步、在南洋被大順所得的條件下，紡織業肯定是要大發展的，這又可以給朝廷帶來更多的賦稅。
原本是害民害的兩淮崩潰、運河兩岸恨死漕運的漕米，若行此手段，不但可以緩解運河的苦難民役；還能當做朝廷賑濟災民下南洋的手段。
單這幾點，就比繼續走運河要強。
其中朝廷並沒有多花一分錢，因為漕米本來就是要的。
至於說考慮承包種植園需要時間，那也不是問題。
隻要有銀子，大順有海軍，有足夠的貨船，幾百萬石大米，在南洋隨便就買得到。
從爪哇買到暹羅、再買到錫蘭印度，隻要海軍能在南洋稱雄，就根本不存在買不到的情況。
再不濟，還有遼東的糧食呢、日本的糧食呢？日本既然為了搞了大米期貨交易，錢到位，軍艦還能繼續去那邊轉圈，日本的各個封建主巴不得大順去買米呢——日本百姓是交實物稅的，可不是交銀子，這些大米得換成錢，才能買開埠之後大順帶去的大量貨物。
所以，劉鈺覺得，現在完全廢棄過時的運河漕運、廢棄經濟最發達的江南還有實物稅的時機，已經到了。
要說在北方還收實物租吧，也能理解。之前北方白銀確實不足。
但不在北方收，卻在白銀存量最多的江南收實物租，這就說不過去了。
伐日本、下南洋、驅逐西洋勢力確保海運安全的同時，其實也確保了大順的糧食安全。至少，是京城的糧食安全。
從全局考慮，劉鈺並沒有去琢磨治淮之後的加稅或者土地增值的問題，他覺得這倒是細節。
他支持鬆江府尹搞十一稅的原因，不是為了朝廷收更多的稅，而是為了減輕百姓負擔，降低鬆江府的買地收益，從而降低鬆江府的工商業貸款利息。
真要是大順爆種改革，李淦瘋了搞激烈改革，真一年能收大幾千萬兩的土地稅，劉鈺反倒鬱悶了，這龐然大物得讓新興階層長到多大才能推倒？
要是在淮河劉鈺搞均田，劉鈺是支持的，增加內需購買力。
但不動最基本的所有權問題，搞這種修修補補，除了戶政府能多收點錢外，對工商業發展意義不大。
他的目的就是讓皇帝花錢，並且花錢之後還能感覺到非常爽。
並且這錢一定是從工商業賺來的。
劉鈺覺得，真要是去借債，一年五六十萬的利息，根本不是事，他也絲毫不琢磨著在土地上往外擠。
歐洲即將結束戰爭，國債利息趨於穩定，暫時看也沒啥好的投資方向。他們也不會急著要回本金，而是會更傾向於每年收利息。
這錢，等於就是白拿的。
還不還的，真要是大順對外擴張了半天，竟到一千萬兩都要賴賬的地步，也根本不用還了，來大沽口武裝討債吧。
而要是能穩定十年都沒有引發擠兌，證明大順已經在歐洲站穩了腳跟。還差這一千萬兩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