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意識，總是落後於社會存在。
一場劇烈的變動、戰爭，會加速社會意識跟上社會存在的腳步。
大順在亞洲下南洋、在歐洲幹涉俄國政變，就是催生這種社會意識跟上時代腳步的軍鼓。
大順的對外戰略，需要一群腦子好使的敵人、至少是一群意識到“時代變了”的敵人。
否則，恐嚇、威懾之類的辦法，就用不了。
這就好比之前來伶仃洋的喬治·安森，那就是個標準的對社會的認知落後時代的人。相隔數萬裏的大洋補給線、大順的戰列艦已經開始巡航亮肉、自己艦隊的水手因為壞血病死了三分之一，這種情況下開著一艘破百夫長號居然還在伶仃洋牛哄哄，這不是沒意識到“時代變了”是什麽？
和這種人，怎麽打交道？正常思維完全沒用。
當然，在下南洋事件之後、在俄國政變之後，歐洲各國已經開始逐漸改變了對世界格局的認知。
英國東印度公司算是最先受到這種衝擊的。
隻是，還不夠。
現在，劉鈺用另一種方式，喚醒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內心的焦慮。
這就是在逼著東印度公司發散思維、開創思路、不能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
不但要讓法紮克萊焦慮，還要讓法紮克萊將這種焦慮，傳遞給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以及任何一個投資在500磅以上的股東。
你們不想賠錢、不想將來一夜破產，最好就是轉變轉變思路，看看好望角以東的亞洲地區，哪裏還有利潤增長點。
比如說……雪域高原以南、南洋以西的某個地方？
比如說，公司的利潤增長點，應該放在於某富庶之地收稅上，而不是單純的貿易上？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啊。
多遠算遠？
劉鈺這是遠、中、近三位一體的焦慮。
近，有鴉片事件懸而未決。
中，有大順開辟了中荷合作貿易，理所當然會打壓競爭對手。
遠，有技術交流導致的技術爆炸，最終會導致單純的東西方貿易無利可圖。
自然，這種引導，有利有弊。
引向印度，也意味著呂宋問題可能要在幾十年後才能解決了。這種焦慮，必然會讓英國放棄呂宋，轉而集中力量於印度。不會捧著這麽一個燙手山芋的。
而西班牙作為潛在的“反英同盟”的準盟友，真要是英國把呂宋還給西班牙了，那就短時間內還真不好動手。
但這種利弊，從稍微長遠來看，也不是問題。南洋既下、印度既服，孤懸海外的呂宋，早晚的事。
有所得，便有所失。
在這種焦慮引導下，劉鈺麵前的法紮克萊果然沉思起來。
雖然腦子裏始終有個聲音在提醒法紮克萊：
小心，小心！你眼前的這個人是個魔鬼，他的話不可信，他騙過很多人，想想錫蘭移民吧、想想瑞俄戰爭中俄邊境談判吧、想想荷蘭東印度公司倒閉吧！
然而，這個聲音之外，還有另一個聲音在提醒他：
是的，你眼前這個人是個魔鬼，但他是伊甸園裏的那條蛇，依靠的也不是謊言。荷蘭東印度公司不接受錫蘭移民計劃，又能怎麽樣？屠又不敢屠、救濟又不肯救，暴出大起義的結果就是大順提前出兵，錫蘭移民讓荷蘭東印度公司多活了三五年，多賺了幾百萬兩白銀；俄國不接受邊界談判又怎麽樣？瑞俄戰爭爆發，若真不接受，大順難道不會出兵西進嗎？
這兩個聲音不斷在腦海中回蕩，法紮克萊的內心越發緊張和恐懼。
眼前的這個人，很隨和，脾氣很好，雖然剛剛因為鴉片問題罵了半小時的娘，但現在依舊文質彬彬地請他喝茶。這個人並不殘暴，也不以殺人和戰爭為樂。
但這個人背後卻蘊含著一種叫人與他為敵時候莫名恐懼的力量。
未知。
法紮克萊心想，你的每句話，好像都不是假話。
可你說的每一句真話背後，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目的。
然而，偏偏你的每一句真話，讓我們自己思索，最終總能達成你想要的目的。
你到底要做什麽？
想不通這一點，法紮克萊的內心始終不安。
而且，更加的不安的，便是一開始本能地警惕劉鈺說的話可能是謊言、蘊含著某種陰謀；然而在本能地警惕過去之後，認真思考，卻又覺得每句話都是真話，叫人無法辯駁且合乎理性的真話。
法紮克萊緊張之餘，不免多喝了幾口茶，滋潤一下因為緊張而有些發幹的喉嚨。
在長久的思考之後，法紮克萊終於問道：“公爵大人，您的話，無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站在您的角度，或者站在您是國家高級官員和內閣成員的角度，您思考的方向是無可指摘的。”
“但是，我還是不明白，這和您把‘航海鍾’作為我們誠意的目的，到底是什麽？”
劉鈺仍舊沒有回答，而是問道：“你看過一部書嗎？是你們英國人寫的。”
“叫《關於最完美的國家製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
法紮克萊當然知道，也可確定劉鈺不是要用航海鍾去找烏托邦群島，這是浪漫的幻想家才會做的事。
眼前這個人一點都不浪漫。
於是他點點頭，表示這本書自己當然讀過。
但隻表示讀過，卻並不對此書發表任何政治上的見解和意見。
劉鈺則用舒緩的語氣，引用了裏麵的一句話。
“綿羊本來是很馴服的，所欲無多，現在它們卻變得很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們要踏平我們的田野、住宅和城市。”
引用完這句話後，劉鈺笑道：“我們天朝呢，玩的比你們早點。村社什麽的，解體比較早；井田製什麽的，都完了兩千年了。也沒有什麽公地可被圈、也沒有什麽所謂的村社的公共土地。君子庶民的等級分野，早就名存實亡了。”
“我們天朝，一直以來實行的，是最為標準的土地私有製製度。自唐朝均田製瓦解之後，土地自由買賣，自由租賃，國家都不能幹涉。”
“當然，我們也沒有你們那邊的村社的傳統地租，傳統在金錢利益麵前，一文不值。我們千年前證明了這一點，你們最近的圈地運動也證明了這一點。”
“我想，你一定對倫敦街頭遊蕩的失地農民，印象深刻吧？當然，你們有《濟貧法》。”
“從《濟貧法》問題上，就能看出來天朝和你們英國在一些問題上的重大分歧。”
“這有助於你們理解天朝，什麽是天朝、天朝存在需要做什麽，以免我們彼此之間產生諸多誤解。”
他借著濟貧法的問題，逐漸把問題引到了土地問題上。
或者說，引到了英國和大順在“抑兼並”問題上的巨大分歧。
英國在前朝嘉靖二十九年，就開始征收濟貧稅了。
這是一種標準的資產稅，按照土地多少、房產多少、產業多少來征收，以資產總額決定要承擔多少濟貧義務。
從經濟學的角度上講，這種稅，以及這種濟貧製度，實際上就是一種“鼓勵兼並”的調控。
比如一個自耕農，有100畝地，假設要繳納10兩銀子的濟貧稅。
一個農場主，有10000畝土地，要繳納1000兩銀子的濟貧稅。
那麽，濟貧濟的是誰？
自然不可能濟到自耕農、小生產者的頭上，他們是納稅的。
而是要濟到窮苦的人身上。
理論上，沒有工作或者工資過低，才能享受到濟貧補貼。
原本在農場打工，工資肯定比濟貧法規定的最低工資高。
但是，很顯然，農場主會選擇降低工資，把工資降到濟貧法規定的工資更低的程度。
比如說，原本在農場打工，一個月賺5錢銀子，而濟貧法固定月薪4錢銀子才能領到濟貧補助。
農場主一看，這不簡單嗎？我把工資降到3錢銀子一個月，打工的每個月能領3錢銀子的工資，還能領2錢銀子的濟貧的麵包補助、房租補助等等。
你我我好大家好。
這就等於什麽？
等於對大農場主、大產業主、大資產者來說，這就是脫褲子放屁的循環：我繳納的濟貧稅，最終通過工資調節，等於我根本沒交錢。隻是把我該付的工資，一半以工資的形式、一半在政府那走了一圈以濟貧補助的方式，發給雇工。
而對自耕農、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業從業者來說，這就不是脫褲子放屁了：我是自耕農，不可能專門去雇人幹活，但濟貧稅我還得交。
很顯然，這推動的是什麽呢？
推動的，是自耕農破產、小手工業者破產。
推動的，是農場規模擴大兼並土地、工場手工業打敗小手工業者。
推動的，是底層使勁兒生孩子，然後工資越發的低，要麽去做工要麽當契約奴。
如今，英國正在醞釀新一輪的《濟貧法》改革，但改革的方向，從經濟學原理來看，仍舊是以“鼓勵兼並、鼓勵工場業、消滅小農、消滅小生產者”為方向。
反過來，大順這邊，實際上也在醞釀一場稅法改革。
然而，以鬆江府準備試行的“十一稅”國庫地方分稅改革來看，大順的稅法改革，實際上是一場“抑兼並”的改革。
通過明確的十一稅，砍掉在自耕農、小農、小生產者身上的攤派、地方加派、徭役力役等。
這次改革砍的這一刀，實際上是砍在了士紳身上，因為他們有合法的避攤派避力役的能力。
也就是說，之前每年全國至少大約一億兩的有形或者以勞役模式的稅收，其中2500萬的國稅土地稅，是按照土地均攤的；而剩下的7500萬的地方稅，實際上是全壓在了自耕農、小農的身上的。
現在，理論上如果稅法全國推廣，則是將全國的總土地稅收定在7000萬兩，國庫依舊按照之前的拿走2500萬，剩下的4500萬歸地方。但，這7000萬兩的總稅額，是均攤在全國土地上的。
這就使得自耕農不容易破產、小農經濟更加穩固、男耕女織的模式更加持久，且更能抵禦衝擊和天災。
兩種稅法改革的區別，也就是英國和大順之間的最大區別的一個體現。
大順無論哪個皇帝，至少在出發點上，絕對不敢實行“鼓勵兼並”、“鼓勵小農破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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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執行下去變成什麽樣，那又另說。
劉鈺和法紮克萊說，天朝早就完成了圈地運動，也不是完全瞎說。畢竟，陳勝吳廣是與人“傭耕”而不是“佃耕”，沒有村社公地和井田公地，都是私有土地的話，怎麽圈？當年先秦村社的公地，又歸誰了呢？
隻不過，可以理解為，農業技術進步飛快但工業技術沒達標，最終這一步走完，可工業技術上的進步卻又不足以讓城市和工廠容納那麽多人，但農業技術卻早已達到歐洲16世紀的水平，於是最終搞出的租佃製和小農經濟。也促使講仁義的儒家魔改，以及複井田在漢朝的農業技術水平下就成為一種反動了。
應該說，要是英國圈地運動繼續進行，卻又沒有美洲泄壓和工業進步，人口繼續暴增，早晚也得走到小農加租佃這一步。
這是一種妥協，給底層的巨量人口一條差不多恰恰餓不死的活路，否則就是你死我活。英國砍完國王腦袋那段期間的掘土派運動，已經有這個趨勢了。
劉鈺講這其中的區別，其實就是想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給英國政府傳遞一個信號，以及讓英國政府更加“了解”中國。
甚至，似乎像是一種委婉的示好。隻不過似乎礙於法國的存在，不好說的太明確。
這可以稱之為“鴉片懲罰外交”。
所謂，烈火烹油、繁花似錦之下，危機就在眼前。
大順正在上一個巨型的、耗費幾千萬兩的治淮工程；大順要考慮國內改革，要解決國內的諸多問題；大順的武裝中立是絕對真心的武裝中立，因為大順在解決掉國內危機之前，無餘力繼續擴張。
當然，他不能說的這麽直白，所以他要提航海鍾問題——以讓英國順理成章地做出判斷：大順下南洋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移民區解決國內土地問題、是為了拿到去往南半球大陸移民的跳板。
鑒於赤道無風帶的存在，必須要借助洋流，這就需要借助東太平洋的島嶼，搞三角跳。
而太平洋茫茫，島嶼狹小，沒有大陸，缺乏航海鍾找不準經度，就沒法三角跳。
這玩意兒，島嶼不是美洲大陸，甭管經度，航就是了，總能到。
島嶼稍微偏離點緯度，又不知道經度，說不定一場風暴就特麽飄到美洲去了，沒法三角跳。
劉鈺當然就是在扯淡，他對南半球移民的事，寄托在將來的“大順版的、但是真有金子的南海和密西西比公司”上，但這個蛋在英國東印度公司麵前卻扯的很圓。
一場劇烈的變動、戰爭，會加速社會意識跟上社會存在的腳步。
大順在亞洲下南洋、在歐洲幹涉俄國政變，就是催生這種社會意識跟上時代腳步的軍鼓。
大順的對外戰略，需要一群腦子好使的敵人、至少是一群意識到“時代變了”的敵人。
否則，恐嚇、威懾之類的辦法，就用不了。
這就好比之前來伶仃洋的喬治·安森，那就是個標準的對社會的認知落後時代的人。相隔數萬裏的大洋補給線、大順的戰列艦已經開始巡航亮肉、自己艦隊的水手因為壞血病死了三分之一，這種情況下開著一艘破百夫長號居然還在伶仃洋牛哄哄，這不是沒意識到“時代變了”是什麽？
和這種人，怎麽打交道？正常思維完全沒用。
當然，在下南洋事件之後、在俄國政變之後，歐洲各國已經開始逐漸改變了對世界格局的認知。
英國東印度公司算是最先受到這種衝擊的。
隻是，還不夠。
現在，劉鈺用另一種方式，喚醒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內心的焦慮。
這就是在逼著東印度公司發散思維、開創思路、不能躺在“功勞簿”上吃老本。
不但要讓法紮克萊焦慮，還要讓法紮克萊將這種焦慮，傳遞給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以及任何一個投資在500磅以上的股東。
你們不想賠錢、不想將來一夜破產，最好就是轉變轉變思路，看看好望角以東的亞洲地區，哪裏還有利潤增長點。
比如說……雪域高原以南、南洋以西的某個地方？
比如說，公司的利潤增長點，應該放在於某富庶之地收稅上，而不是單純的貿易上？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啊。
多遠算遠？
劉鈺這是遠、中、近三位一體的焦慮。
近，有鴉片事件懸而未決。
中，有大順開辟了中荷合作貿易，理所當然會打壓競爭對手。
遠，有技術交流導致的技術爆炸，最終會導致單純的東西方貿易無利可圖。
自然，這種引導，有利有弊。
引向印度，也意味著呂宋問題可能要在幾十年後才能解決了。這種焦慮，必然會讓英國放棄呂宋，轉而集中力量於印度。不會捧著這麽一個燙手山芋的。
而西班牙作為潛在的“反英同盟”的準盟友，真要是英國把呂宋還給西班牙了，那就短時間內還真不好動手。
但這種利弊，從稍微長遠來看，也不是問題。南洋既下、印度既服，孤懸海外的呂宋，早晚的事。
有所得，便有所失。
在這種焦慮引導下，劉鈺麵前的法紮克萊果然沉思起來。
雖然腦子裏始終有個聲音在提醒法紮克萊：
小心，小心！你眼前的這個人是個魔鬼，他的話不可信，他騙過很多人，想想錫蘭移民吧、想想瑞俄戰爭中俄邊境談判吧、想想荷蘭東印度公司倒閉吧！
然而，這個聲音之外，還有另一個聲音在提醒他：
是的，你眼前這個人是個魔鬼，但他是伊甸園裏的那條蛇，依靠的也不是謊言。荷蘭東印度公司不接受錫蘭移民計劃，又能怎麽樣？屠又不敢屠、救濟又不肯救，暴出大起義的結果就是大順提前出兵，錫蘭移民讓荷蘭東印度公司多活了三五年，多賺了幾百萬兩白銀；俄國不接受邊界談判又怎麽樣？瑞俄戰爭爆發，若真不接受，大順難道不會出兵西進嗎？
這兩個聲音不斷在腦海中回蕩，法紮克萊的內心越發緊張和恐懼。
眼前的這個人，很隨和，脾氣很好，雖然剛剛因為鴉片問題罵了半小時的娘，但現在依舊文質彬彬地請他喝茶。這個人並不殘暴，也不以殺人和戰爭為樂。
但這個人背後卻蘊含著一種叫人與他為敵時候莫名恐懼的力量。
未知。
法紮克萊心想，你的每句話，好像都不是假話。
可你說的每一句真話背後，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目的。
然而，偏偏你的每一句真話，讓我們自己思索，最終總能達成你想要的目的。
你到底要做什麽？
想不通這一點，法紮克萊的內心始終不安。
而且，更加的不安的，便是一開始本能地警惕劉鈺說的話可能是謊言、蘊含著某種陰謀；然而在本能地警惕過去之後，認真思考，卻又覺得每句話都是真話，叫人無法辯駁且合乎理性的真話。
法紮克萊緊張之餘，不免多喝了幾口茶，滋潤一下因為緊張而有些發幹的喉嚨。
在長久的思考之後，法紮克萊終於問道：“公爵大人，您的話，無疑是非常有道理的。站在您的角度，或者站在您是國家高級官員和內閣成員的角度，您思考的方向是無可指摘的。”
“但是，我還是不明白，這和您把‘航海鍾’作為我們誠意的目的，到底是什麽？”
劉鈺仍舊沒有回答，而是問道：“你看過一部書嗎？是你們英國人寫的。”
“叫《關於最完美的國家製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
法紮克萊當然知道，也可確定劉鈺不是要用航海鍾去找烏托邦群島，這是浪漫的幻想家才會做的事。
眼前這個人一點都不浪漫。
於是他點點頭，表示這本書自己當然讀過。
但隻表示讀過，卻並不對此書發表任何政治上的見解和意見。
劉鈺則用舒緩的語氣，引用了裏麵的一句話。
“綿羊本來是很馴服的，所欲無多，現在它們卻變得很貪婪和凶狠，甚至要把人吃掉，它們要踏平我們的田野、住宅和城市。”
引用完這句話後，劉鈺笑道：“我們天朝呢，玩的比你們早點。村社什麽的，解體比較早；井田製什麽的，都完了兩千年了。也沒有什麽公地可被圈、也沒有什麽所謂的村社的公共土地。君子庶民的等級分野，早就名存實亡了。”
“我們天朝，一直以來實行的，是最為標準的土地私有製製度。自唐朝均田製瓦解之後，土地自由買賣，自由租賃，國家都不能幹涉。”
“當然，我們也沒有你們那邊的村社的傳統地租，傳統在金錢利益麵前，一文不值。我們千年前證明了這一點，你們最近的圈地運動也證明了這一點。”
“我想，你一定對倫敦街頭遊蕩的失地農民，印象深刻吧？當然，你們有《濟貧法》。”
“從《濟貧法》問題上，就能看出來天朝和你們英國在一些問題上的重大分歧。”
“這有助於你們理解天朝，什麽是天朝、天朝存在需要做什麽，以免我們彼此之間產生諸多誤解。”
他借著濟貧法的問題，逐漸把問題引到了土地問題上。
或者說，引到了英國和大順在“抑兼並”問題上的巨大分歧。
英國在前朝嘉靖二十九年，就開始征收濟貧稅了。
這是一種標準的資產稅，按照土地多少、房產多少、產業多少來征收，以資產總額決定要承擔多少濟貧義務。
從經濟學的角度上講，這種稅，以及這種濟貧製度，實際上就是一種“鼓勵兼並”的調控。
比如一個自耕農，有100畝地，假設要繳納10兩銀子的濟貧稅。
一個農場主，有10000畝土地，要繳納1000兩銀子的濟貧稅。
那麽，濟貧濟的是誰？
自然不可能濟到自耕農、小生產者的頭上，他們是納稅的。
而是要濟到窮苦的人身上。
理論上，沒有工作或者工資過低，才能享受到濟貧補貼。
原本在農場打工，工資肯定比濟貧法規定的最低工資高。
但是，很顯然，農場主會選擇降低工資，把工資降到濟貧法規定的工資更低的程度。
比如說，原本在農場打工，一個月賺5錢銀子，而濟貧法固定月薪4錢銀子才能領到濟貧補助。
農場主一看，這不簡單嗎？我把工資降到3錢銀子一個月，打工的每個月能領3錢銀子的工資，還能領2錢銀子的濟貧的麵包補助、房租補助等等。
你我我好大家好。
這就等於什麽？
等於對大農場主、大產業主、大資產者來說，這就是脫褲子放屁的循環：我繳納的濟貧稅，最終通過工資調節，等於我根本沒交錢。隻是把我該付的工資，一半以工資的形式、一半在政府那走了一圈以濟貧補助的方式，發給雇工。
而對自耕農、小土地所有者、小手工業從業者來說，這就不是脫褲子放屁了：我是自耕農，不可能專門去雇人幹活，但濟貧稅我還得交。
很顯然，這推動的是什麽呢？
推動的，是自耕農破產、小手工業者破產。
推動的，是農場規模擴大兼並土地、工場手工業打敗小手工業者。
推動的，是底層使勁兒生孩子，然後工資越發的低，要麽去做工要麽當契約奴。
如今，英國正在醞釀新一輪的《濟貧法》改革，但改革的方向，從經濟學原理來看，仍舊是以“鼓勵兼並、鼓勵工場業、消滅小農、消滅小生產者”為方向。
反過來，大順這邊，實際上也在醞釀一場稅法改革。
然而，以鬆江府準備試行的“十一稅”國庫地方分稅改革來看，大順的稅法改革，實際上是一場“抑兼並”的改革。
通過明確的十一稅，砍掉在自耕農、小農、小生產者身上的攤派、地方加派、徭役力役等。
這次改革砍的這一刀，實際上是砍在了士紳身上，因為他們有合法的避攤派避力役的能力。
也就是說，之前每年全國至少大約一億兩的有形或者以勞役模式的稅收，其中2500萬的國稅土地稅，是按照土地均攤的；而剩下的7500萬的地方稅，實際上是全壓在了自耕農、小農的身上的。
現在，理論上如果稅法全國推廣，則是將全國的總土地稅收定在7000萬兩，國庫依舊按照之前的拿走2500萬，剩下的4500萬歸地方。但，這7000萬兩的總稅額，是均攤在全國土地上的。
這就使得自耕農不容易破產、小農經濟更加穩固、男耕女織的模式更加持久，且更能抵禦衝擊和天災。
兩種稅法改革的區別，也就是英國和大順之間的最大區別的一個體現。
大順無論哪個皇帝，至少在出發點上，絕對不敢實行“鼓勵兼並”、“鼓勵小農破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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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執行下去變成什麽樣，那又另說。
劉鈺和法紮克萊說，天朝早就完成了圈地運動，也不是完全瞎說。畢竟，陳勝吳廣是與人“傭耕”而不是“佃耕”，沒有村社公地和井田公地，都是私有土地的話，怎麽圈？當年先秦村社的公地，又歸誰了呢？
隻不過，可以理解為，農業技術進步飛快但工業技術沒達標，最終這一步走完，可工業技術上的進步卻又不足以讓城市和工廠容納那麽多人，但農業技術卻早已達到歐洲16世紀的水平，於是最終搞出的租佃製和小農經濟。也促使講仁義的儒家魔改，以及複井田在漢朝的農業技術水平下就成為一種反動了。
應該說，要是英國圈地運動繼續進行，卻又沒有美洲泄壓和工業進步，人口繼續暴增，早晚也得走到小農加租佃這一步。
這是一種妥協，給底層的巨量人口一條差不多恰恰餓不死的活路，否則就是你死我活。英國砍完國王腦袋那段期間的掘土派運動，已經有這個趨勢了。
劉鈺講這其中的區別，其實就是想通過英國東印度公司，給英國政府傳遞一個信號，以及讓英國政府更加“了解”中國。
甚至，似乎像是一種委婉的示好。隻不過似乎礙於法國的存在，不好說的太明確。
這可以稱之為“鴉片懲罰外交”。
所謂，烈火烹油、繁花似錦之下，危機就在眼前。
大順正在上一個巨型的、耗費幾千萬兩的治淮工程；大順要考慮國內改革，要解決國內的諸多問題；大順的武裝中立是絕對真心的武裝中立，因為大順在解決掉國內危機之前，無餘力繼續擴張。
當然，他不能說的這麽直白，所以他要提航海鍾問題——以讓英國順理成章地做出判斷：大順下南洋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移民區解決國內土地問題、是為了拿到去往南半球大陸移民的跳板。
鑒於赤道無風帶的存在，必須要借助洋流，這就需要借助東太平洋的島嶼，搞三角跳。
而太平洋茫茫，島嶼狹小，沒有大陸，缺乏航海鍾找不準經度，就沒法三角跳。
這玩意兒，島嶼不是美洲大陸，甭管經度，航就是了，總能到。
島嶼稍微偏離點緯度，又不知道經度，說不定一場風暴就特麽飄到美洲去了，沒法三角跳。
劉鈺當然就是在扯淡，他對南半球移民的事，寄托在將來的“大順版的、但是真有金子的南海和密西西比公司”上，但這個蛋在英國東印度公司麵前卻扯的很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