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看皇帝嘴上說什麽勿要諱疾忌醫，但實際上，在廢棄運河、漕運轉海之前，黃河問題確實就是個忌諱。
很多人都知道，洪澤湖衝沙的玩法遲早要炸、也知道黃河越來越高早晚要出大事。
但是，沒有人敢去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在大順被劉鈺主持軍改、燧發槍配刺刀加野戰炮兵之前，北方威脅始終存在。這種存在，迫使大順隻能選在在北京定都。
北方是政治中心加軍事重心，南方做經濟中心。依靠漕運、運河來維係帝國運轉；依靠兩淮鹽政，作朝廷重要的緊急財源。
在這個體係之下，很多問題是無解的。
治河必先廢漕，喊了多少年，在大順下南洋徹底擊潰西洋艦隊之前，有前朝的台灣事件、有大順東伐日本的海上戰略調動為鑒，喊再多也不敢動。
解決了海運問題後，黃河問題才真的敢拿出來討論，或者說有了所謂的“勿要諱疾忌醫”的資格。
在這之前，所有人都隻能裝傻，一廂情願地相信黃河不會出大事。
劉鈺算是把這個膿瘡挑開了，但管殺不管埋，就明確表示，別考慮徹底根治黃河了，就大順這點能力和此時的生產力水平，準備救災就得了。
在皇帝看來，大順和大明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已經不一樣了。
大明存在的某種純粹政權意義，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防備北方農耕線以北的夷狄入侵。
大順存在的純粹政權意義，在北方問題解決之後，其實就是加強集權和財政收入，利用國家的調控能力，通過各種方式減緩內部矛盾，延續統治。
相對於賑災這種“保守治療且等死”；變革和擴張移民是“積極治療且等死”。
這種意義上的轉變，就使得皇帝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接受一些改革。
很多事情，劉鈺一直在忽悠皇帝，忽悠皇帝這麽做是為了皇帝。
皇帝當然不是傻子，但他仍然支持，就因為他真的看到了好處。
很多事情，就如康不怠說劉鈺不是大順人一樣，同樣的事，在劉鈺和皇帝眼裏，是截然不同的結論。
比如。
之前的銅錢鑄幣廠叫歇事件、蘇州織工罷業、鬆江府踹工歇業、廣州府石匠鞋匠組織“西家行會”對抗東家等等。
在劉鈺看來，就是這證明……萌芽……發展……局限性……巴拉巴拉巴拉。
在皇帝看來，那就大不一樣。
皇帝仔細研究了這些類似事件，得出了三個結論。
其一：這些工匠們是軟弱的，這些憑借一技之長吃飯的人搞罷業，非常容易擺平，他們非常傾向於獻祭領頭的，而且他們是支持朝廷穩定的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朝廷穩定的得益者。
其二：這些工匠們隻有經濟訴求，他們沒有提出過任何一種能夠威脅大順的口號。反觀明末時候，真正有威脅的，是提出了明確政治上訴求和粗略綱領的那群人。
包括且不限於均田免糧、均平天下、鏟平不公、減租永佃等等。其主力，是失地小農、和各種礦工礦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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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這些工匠們更傾向於相信朝廷的清官，而更恐懼和害怕那些工場主和東家，並且視他們為壞人。而工場主則因為打不過他們，也更需要朝廷的保護。同時也因為大順農村的極端貧困，不管是工匠還是工場主，都對自己現在的穩定生活基本滿意。
由此，皇帝得出了一個結論：即，他這個皇權，可以用一種超然的姿態，淩駕於工匠和工場主之上。在必要的時候，站工匠；在必要的時候，站工場主。
這種脆弱的、軟弱的、憑借一技之長吃飯的人，是成不得事的。並且他們是非常支持朝廷穩定的，絕大多數時候隻需要讓工場主多發兩個錢、過年割點肉送點酒就能解決的。
此輩，不足為慮也。
所以，皇帝支持蘇南工商業的發展，因為工商業的發展，處在工廠製之前的變革階段期，真正能迸發力量的東西皇帝還沒看到。
相反，皇帝看到了這些人可以提供足夠的賦稅、海關收入、貿易收入。
皇帝可以通過這些財政金銀，遏製真正的有危險的東西。
再比如。
廢漕運、改海運、修淮河、變鹽業等一係列事件鏈。
在劉鈺的視角下，是以蘇北蘇中為原材料產地、蘇南為工業基地、南洋西洋為市場，催生新時代所必須的新階級。
但在皇帝的視角下，又大不一樣。
在整個事件鏈裏，皇帝看到的是如下問題。
便是，從明朝中期開始的白銀貨幣化已經不可逆轉，但是，錢和物資並不是一回事。
朝廷的統治，靠的是手裏掌握的物資，如糧食、鹽、武器等等。
錢在穩定的時候，可以等同於物資。
但白銀貨幣化，導致朝廷收稅收白銀，手裏能調控的資源並不多。朝廷手裏隻有點糧食，但糧食也不多，而且一點鹽都沒有。
在白銀貨幣化已經不可逆轉的前提下，朝廷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白銀能夠在想花的時候，快速且大宗地花出去，立刻換取朝廷急需的各種實物。
即，大順現在的首要任務，是打通“錢——物資”的快速轉換。不能重蹈大明的覆轍，有錢有時候也買不到急需的東西。
也就是說，大順必須保證市麵上，存在足夠的流通的現貨，且是大宗的。
在必要的時候，朝廷用錢能確保立刻買到這些大宗的現貨。
這些流通的現貨必須是流通的，但又不會對內部造成巨大衝擊的。
那麽，這就需要一個蓄水池。
這個蓄水池，就是日本、朝鮮、南洋，以及一些再加工產品。
必要的時候，朝廷可以把通往那些蓄水池的水管，換個地方即可。
比如，劉鈺在淮河事件上的操作。
本質就是動用了白銀，買走了遼東、蝦夷、南洋等地市場化的、非小農的大型種植園和農場的粗糧，很多粗糧是用來釀酒賣的，所以有充足的現貨。
並且，如果一旦本國缺糧，大順的海軍可以迅速動員，以日本和南洋市場為主的蝦夷農場、南洋稻米種植園的糧食，快速運回國內。至於日本和南洋缺糧，反正影響不到皇帝的統治。
大順解決了“白銀和物資”快速轉換的問題，極大地提高了皇權的力量，加強了統治。
如果不想退回前朝前期的“實物稅”，那麽怎麽保證錢能買到東西就是大順統治下去的精髓。
要麽，退回白銀貨幣化之前的收實物稅，加大百姓徭役、運輸、損耗。
確保朝廷手裏始終有糧食、有鹽、有布匹。
要麽，認定無法往回退，那就確保大宗物資能買到。
確保朝廷手裏有錢、有海軍，就等於朝廷手裏有糧食、有鹽、有布匹。
從劉鈺躍上大順的決策層開始，實際上大順皇帝李淦，花了二十年時間，搞明白了一件事。
而這件事，用一句話就能概括。
皇帝花了二十年時間，弄明白了：哦，原來錢不是財富啊，糧食大米食鹽鐵器耕牛布匹才是財富啊。
看上去，好像挺搞笑的，皇帝花了二十年時間，就琢磨出來個這？
但實際上，這並不好笑。
中華帝國從大明成化二十三年，丘浚上疏認為使用白銀等於國家放棄鑄幣權、等同於把鑄幣權讓給商人；再到隆慶元年正式白銀貨幣化和稅收白銀化；再到大順主動海外貿易白銀湧入……摸索了整整二百年時間，終於想明白了和之前征收實物稅的時代截然不同了。
也終於回過味兒來了。
而等著皇帝回過來味兒之後，再回頭看看這些年改革的方向，皇帝終於融會貫通，用他自己的理解、或者說他自認為是有效的一套邏輯，來理解這一切的改革。
比如鹽場改革。
皇帝支持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鹽場方便管理，並且在需要的時候，隻需要一小隊士兵、三五個獄吏，就能完全接管這些大鹽場，保證鹽的生產。
或者說，保證朝廷手裏有鹽。
而淮南鹽的小生產者模式……同樣是100萬石的產量，是控製一個大鹽場容易？還是控製七八萬小生產者的鹽戶容易？
再比如那些在蝦夷、東北、南洋辦農場種植園的。
如果朝廷急需100萬石糧食的時候，是從這些大農場大種植園搞比較容易？還是從100萬小農手裏征收100萬石糧食容易？
皇帝盤算了一下，如今他手裏握著的、算作必要時候朝廷能夠掌控的力量，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
他手裏，多出來一個可以一次性賴賬不還的銀行，裏麵存著上千萬兩的白銀，必要的時候直接搶。雖然這麽玩隻能用一次，但或許足夠救命、翻盤。
多出來兩個商品糧基地，必要的時候直接強製征調，保證大順遇到大規模災荒，可以迅速征集糧食——可以用錢，如果沒錢，那就直接用槍。
多出來一個扶植起來的財閥模式的運輸公司，必要的時候直接強製征調，保證錢能買到物資、物資能運到地方。
現在，就差一個產鹽基地了。這個產鹽基地必須是密集的、集中的、人少的、方便接管的。必要的時候，必須能保證每年兩三億斤的產量。
在一切平穩、一切順利的時候，朝廷隻要有錢就夠了。
然而一旦出事，錢不管用、或者沒有錢可用的時候，他可以讓艦炮、大炮、火槍去把這些東西控製起來。
皇帝這二十年，總結出來兩個道理。
第一個：大順的十億畝土地，是士紳的，皇帝無力動員這十億畝土地的力量。而大型鹽場、大農場，可以是皇帝的，皇帝隻需要一支軍隊就能控製、並且轉化為皇權的力量。
控製一個用蒸汽機的大型曬鹽場，和控製10萬鹽戶小農，對皇權而言意義一樣，但成本大不一樣。
第二個：真到亂世，比如明末給大順的教訓。錢，不如糧食、鹽、鐵、布管用。
朝廷在放棄了實物稅、又放棄了基層控製力、又放棄了均田製後。已經不能按照實物稅時代的經驗，去治理了。
至於皇帝和林敏講的這些理由，冠冕堂皇罷了。
皇帝隻是單純的壓根不在乎，淮南產業結構改變導致的、揚州府等地數以十萬計的和鹽產業有關的人失業而已。
但又不好直接說，遂用“大義”、“大利”這樣的理由；用未雨綢繆這樣的道理，暗示林敏：揚州淮安的衰敗，是為了“防患於未然”的必要代價。
要麽，你把黃河問題解決了；要麽，你把江蘇問題解決了。
很多人都知道，洪澤湖衝沙的玩法遲早要炸、也知道黃河越來越高早晚要出大事。
但是，沒有人敢去真正解決這個問題。
在大順被劉鈺主持軍改、燧發槍配刺刀加野戰炮兵之前，北方威脅始終存在。這種存在，迫使大順隻能選在在北京定都。
北方是政治中心加軍事重心，南方做經濟中心。依靠漕運、運河來維係帝國運轉；依靠兩淮鹽政，作朝廷重要的緊急財源。
在這個體係之下，很多問題是無解的。
治河必先廢漕，喊了多少年，在大順下南洋徹底擊潰西洋艦隊之前，有前朝的台灣事件、有大順東伐日本的海上戰略調動為鑒，喊再多也不敢動。
解決了海運問題後，黃河問題才真的敢拿出來討論，或者說有了所謂的“勿要諱疾忌醫”的資格。
在這之前，所有人都隻能裝傻，一廂情願地相信黃河不會出大事。
劉鈺算是把這個膿瘡挑開了，但管殺不管埋，就明確表示，別考慮徹底根治黃河了，就大順這點能力和此時的生產力水平，準備救災就得了。
在皇帝看來，大順和大明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已經不一樣了。
大明存在的某種純粹政權意義，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防備北方農耕線以北的夷狄入侵。
大順存在的純粹政權意義，在北方問題解決之後，其實就是加強集權和財政收入，利用國家的調控能力，通過各種方式減緩內部矛盾，延續統治。
相對於賑災這種“保守治療且等死”；變革和擴張移民是“積極治療且等死”。
這種意義上的轉變，就使得皇帝在某種程度上，必須接受一些改革。
很多事情，劉鈺一直在忽悠皇帝，忽悠皇帝這麽做是為了皇帝。
皇帝當然不是傻子，但他仍然支持，就因為他真的看到了好處。
很多事情，就如康不怠說劉鈺不是大順人一樣，同樣的事，在劉鈺和皇帝眼裏，是截然不同的結論。
比如。
之前的銅錢鑄幣廠叫歇事件、蘇州織工罷業、鬆江府踹工歇業、廣州府石匠鞋匠組織“西家行會”對抗東家等等。
在劉鈺看來，就是這證明……萌芽……發展……局限性……巴拉巴拉巴拉。
在皇帝看來，那就大不一樣。
皇帝仔細研究了這些類似事件，得出了三個結論。
其一：這些工匠們是軟弱的，這些憑借一技之長吃飯的人搞罷業，非常容易擺平，他們非常傾向於獻祭領頭的，而且他們是支持朝廷穩定的因為他們本身就是朝廷穩定的得益者。
其二：這些工匠們隻有經濟訴求，他們沒有提出過任何一種能夠威脅大順的口號。反觀明末時候，真正有威脅的，是提出了明確政治上訴求和粗略綱領的那群人。
包括且不限於均田免糧、均平天下、鏟平不公、減租永佃等等。其主力，是失地小農、和各種礦工礦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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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皇帝得出了一個結論：即，他這個皇權，可以用一種超然的姿態，淩駕於工匠和工場主之上。在必要的時候，站工匠；在必要的時候，站工場主。
這種脆弱的、軟弱的、憑借一技之長吃飯的人，是成不得事的。並且他們是非常支持朝廷穩定的，絕大多數時候隻需要讓工場主多發兩個錢、過年割點肉送點酒就能解決的。
此輩，不足為慮也。
所以，皇帝支持蘇南工商業的發展，因為工商業的發展，處在工廠製之前的變革階段期，真正能迸發力量的東西皇帝還沒看到。
相反，皇帝看到了這些人可以提供足夠的賦稅、海關收入、貿易收入。
皇帝可以通過這些財政金銀，遏製真正的有危險的東西。
再比如。
廢漕運、改海運、修淮河、變鹽業等一係列事件鏈。
在劉鈺的視角下，是以蘇北蘇中為原材料產地、蘇南為工業基地、南洋西洋為市場，催生新時代所必須的新階級。
但在皇帝的視角下，又大不一樣。
在整個事件鏈裏，皇帝看到的是如下問題。
便是，從明朝中期開始的白銀貨幣化已經不可逆轉，但是，錢和物資並不是一回事。
朝廷的統治，靠的是手裏掌握的物資，如糧食、鹽、武器等等。
錢在穩定的時候，可以等同於物資。
但白銀貨幣化，導致朝廷收稅收白銀，手裏能調控的資源並不多。朝廷手裏隻有點糧食，但糧食也不多，而且一點鹽都沒有。
在白銀貨幣化已經不可逆轉的前提下，朝廷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白銀能夠在想花的時候，快速且大宗地花出去，立刻換取朝廷急需的各種實物。
即，大順現在的首要任務，是打通“錢——物資”的快速轉換。不能重蹈大明的覆轍，有錢有時候也買不到急需的東西。
也就是說，大順必須保證市麵上，存在足夠的流通的現貨，且是大宗的。
在必要的時候，朝廷用錢能確保立刻買到這些大宗的現貨。
這些流通的現貨必須是流通的，但又不會對內部造成巨大衝擊的。
那麽，這就需要一個蓄水池。
這個蓄水池，就是日本、朝鮮、南洋，以及一些再加工產品。
必要的時候，朝廷可以把通往那些蓄水池的水管，換個地方即可。
比如，劉鈺在淮河事件上的操作。
本質就是動用了白銀，買走了遼東、蝦夷、南洋等地市場化的、非小農的大型種植園和農場的粗糧，很多粗糧是用來釀酒賣的，所以有充足的現貨。
並且，如果一旦本國缺糧，大順的海軍可以迅速動員，以日本和南洋市場為主的蝦夷農場、南洋稻米種植園的糧食，快速運回國內。至於日本和南洋缺糧，反正影響不到皇帝的統治。
大順解決了“白銀和物資”快速轉換的問題，極大地提高了皇權的力量，加強了統治。
如果不想退回前朝前期的“實物稅”，那麽怎麽保證錢能買到東西就是大順統治下去的精髓。
要麽，退回白銀貨幣化之前的收實物稅，加大百姓徭役、運輸、損耗。
確保朝廷手裏始終有糧食、有鹽、有布匹。
要麽，認定無法往回退，那就確保大宗物資能買到。
確保朝廷手裏有錢、有海軍，就等於朝廷手裏有糧食、有鹽、有布匹。
從劉鈺躍上大順的決策層開始，實際上大順皇帝李淦，花了二十年時間，搞明白了一件事。
而這件事，用一句話就能概括。
皇帝花了二十年時間，弄明白了：哦，原來錢不是財富啊，糧食大米食鹽鐵器耕牛布匹才是財富啊。
看上去，好像挺搞笑的，皇帝花了二十年時間，就琢磨出來個這？
但實際上，這並不好笑。
中華帝國從大明成化二十三年，丘浚上疏認為使用白銀等於國家放棄鑄幣權、等同於把鑄幣權讓給商人；再到隆慶元年正式白銀貨幣化和稅收白銀化；再到大順主動海外貿易白銀湧入……摸索了整整二百年時間，終於想明白了和之前征收實物稅的時代截然不同了。
也終於回過味兒來了。
而等著皇帝回過來味兒之後，再回頭看看這些年改革的方向，皇帝終於融會貫通，用他自己的理解、或者說他自認為是有效的一套邏輯，來理解這一切的改革。
比如鹽場改革。
皇帝支持的原因，就是因為大鹽場方便管理，並且在需要的時候，隻需要一小隊士兵、三五個獄吏，就能完全接管這些大鹽場，保證鹽的生產。
或者說，保證朝廷手裏有鹽。
而淮南鹽的小生產者模式……同樣是100萬石的產量，是控製一個大鹽場容易？還是控製七八萬小生產者的鹽戶容易？
再比如那些在蝦夷、東北、南洋辦農場種植園的。
如果朝廷急需100萬石糧食的時候，是從這些大農場大種植園搞比較容易？還是從100萬小農手裏征收100萬石糧食容易？
皇帝盤算了一下，如今他手裏握著的、算作必要時候朝廷能夠掌控的力量，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
他手裏，多出來一個可以一次性賴賬不還的銀行，裏麵存著上千萬兩的白銀，必要的時候直接搶。雖然這麽玩隻能用一次，但或許足夠救命、翻盤。
多出來兩個商品糧基地，必要的時候直接強製征調，保證大順遇到大規模災荒，可以迅速征集糧食——可以用錢，如果沒錢，那就直接用槍。
多出來一個扶植起來的財閥模式的運輸公司，必要的時候直接強製征調，保證錢能買到物資、物資能運到地方。
現在，就差一個產鹽基地了。這個產鹽基地必須是密集的、集中的、人少的、方便接管的。必要的時候，必須能保證每年兩三億斤的產量。
在一切平穩、一切順利的時候，朝廷隻要有錢就夠了。
然而一旦出事，錢不管用、或者沒有錢可用的時候，他可以讓艦炮、大炮、火槍去把這些東西控製起來。
皇帝這二十年，總結出來兩個道理。
第一個：大順的十億畝土地，是士紳的，皇帝無力動員這十億畝土地的力量。而大型鹽場、大農場，可以是皇帝的，皇帝隻需要一支軍隊就能控製、並且轉化為皇權的力量。
控製一個用蒸汽機的大型曬鹽場，和控製10萬鹽戶小農，對皇權而言意義一樣，但成本大不一樣。
第二個：真到亂世，比如明末給大順的教訓。錢，不如糧食、鹽、鐵、布管用。
朝廷在放棄了實物稅、又放棄了基層控製力、又放棄了均田製後。已經不能按照實物稅時代的經驗，去治理了。
至於皇帝和林敏講的這些理由，冠冕堂皇罷了。
皇帝隻是單純的壓根不在乎，淮南產業結構改變導致的、揚州府等地數以十萬計的和鹽產業有關的人失業而已。
但又不好直接說，遂用“大義”、“大利”這樣的理由；用未雨綢繆這樣的道理，暗示林敏：揚州淮安的衰敗，是為了“防患於未然”的必要代價。
要麽，你把黃河問題解決了；要麽，你把江蘇問題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