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朝鮮國是自發走到這一步的，其實權哲身和孟鬆麓倒也不至於弄成雞同鴨講，根本講不通的程度。
大順這邊的改革派，或者叫托古改製的複古派儒生，對正常發展出現的種種問題，是可以從曆史中尋找痕跡去理解的。
也就是說，即便孟鬆麓說的東西，權哲身不懂；但權哲身苦悶的思索，孟鬆麓能懂，因為曾經經曆過，至少也能從天朝這邊的史書上讀到。
可偏偏，大順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工業革命，摧毀了朝鮮國正常的、自發的曆史進程。
朝鮮國現在麵臨的問題，尤其是蘇南紡織業革命和仁川開埠之後，對朝鮮國士大夫聚集區漢城周邊農村的衝擊，是被外部力量催動的。
這些東西，孟鬆麓是無法切身感受的，也是不可能從史書中找到類似案例的。
他就算翻遍史書，也在過去找不到“本國手工業被外部力量衝擊”的故事啊。
和東北的情況看著有些像，但又完全不一樣。
大順對東北的開發過程，是資本直接從零開始的塑造。東北之前即便有移民，但因為氣候、環境、土地等因素，男耕女織小農經濟都脆弱無比，資本一衝即破。
朝鮮國的情況就完全不同，舊製度很堅固，從李成桂到現在已經數百年了。
東北算是平地起高樓；朝鮮國則屬於是城中村改造。
以朝鮮的實物稅來做例子，就可以很明顯地理解朝鮮國和大順之間的巨大不同。
比如朝鮮國的軍布，其實就是一種實物稅。
農兵合一製，轉為常備軍製，肯定得加稅。
要養兵。
養兵得穿衣。
穿衣得用布。
布得靠交稅。
不服兵役就交稅、納布。
根據黃宗羲定律可知，因為這玩意兒是按照人頭收的，必然導致大量的底層選擇投效貴族士大夫去逃稅；以及貴族士大夫必然隱匿人口。和明朝的投效、詭寄問題都一個道理，然後這些稅都壓在了社會中堅力量的良丁頭上。
然後，必然社會矛盾激增。
再然後，旁邊就是個宗主國龐然大物，農民起義推翻是不可能的。
那麽，就隻能是自發嚐試改革。
改革嘛，經濟情況就是這樣，改來改去無非就那幾樣。
攤丁入畝。
攤畝入丁。
士紳貴族優免。
士紳一體納糧。
基本上就是這四種玩意兒，排列組合、拆分重構。
和明末的思想家類似，朝鮮那邊的儒生，也是針對這四種排列組合，給出了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
有把稅按照人頭均攤在每個人頭上的口錢法。
有要求“士紳”一體納糧的戶布法。
有攤丁入畝的結布法。
還有諸多類似的這種排列拆分組合的設想。
改來改去，也就那麽回事。
如果，沒有大順入場、沒有釜山租借、仁川開埠、蘇南輕工業革命自織機下鄉，之後的演化路線是非常容易推理的。
大家都要繳納軍布。
必然催生家庭手工業的發展。
我善於織布，我就織布，然後大家都需要繳納布匹作為稅賦，肯定會有人拿東西來和我的布進行交換。
交換的增加，促進了商品經濟。
這裏麵，即便沒有金銀貨幣，也不是說就完全不行。本質上和劉鈺在蘇南進行的全麵稅收貨幣化改革是一樣的——朝廷不收糧食，所以才會逼著每個人把糧食賣了換成貨幣，這是最快的推廣貨幣的辦法，隻要底層還沒有抗稅起義的能力。
朝鮮的布，某種程度上也可以作為貨幣和商品兩種屬性。
如同大明的白銀，從商品變為貨幣一樣。
商品、交換、市場的發展。
下一步就是農村舊製度瓦解、貧富分化、土地兼並、貨物商品化。
但問題就在於大順的工業革命爆發了。
因為軍布稅收改革而剛剛出現、剛剛發展起來的朝鮮家庭手工業，是真的頂不住大順棉布的衝擊。一點也頂不住，幾年就徹底崩了。
而且，這裏麵朝鮮國的稅製，真的是幫了個大忙——軍布製度下，幾十萬人要買棉布交稅。
朝鮮國自己也美滋滋：通過還米製，也就是朝鮮特色的強製青苗貸，利息賺一波；還米利息米賣給大順換了棉布，再把棉布賣給百姓，再逼著百姓用布交稅，再賺一波。
朝廷收入蹭蹭的漲。
本來是個兩條腿輪著往前走的過程：家庭手工織布業發展，農民破產土地兼並，城市發展，以手工業為中心再逐步吸納這些破產的人口。
現在是因為大順工業革命的爆發，直接把另一條腿打折了。
農村破產了，手工業沒發展起來。好容易靠著之前中日貿易品二道販子積攢起來的那點資本，全都流向買辦商業集團了。
買辦嘛，哪國都一個吊樣。
英國東印度公司，恨不得英國的羊毛紡織業和棉布紡織業全都死掉，讓印度棉布直接毀滅英國的傳統紡織業。
法國東印度公司，恨不得法國的殖民地咖啡種植業，全都破產，從而打開茶的銷路。
荷蘭東印度公司，更是再被大順奪了南洋之後，迅速全麵與大順合作，一起消滅荷蘭殘餘的那點手工業行會。
於是朝鮮國也就出現了孟鬆麓此時完全無法理解的現實。
這個現實，被劉鈺在大順死死壓著，包括斷運河、改鹽政、控棉紗等，都是在極力防止蘇南對周邊省的衝擊。尤其是斷運河，使得內陸運輸成本增加，初步工業革命的優勢被運輸成本抵消，頂到安徽就頂不太動了。
簡言之，怎麽解決封建社會的固有問題，是明末思想界反思的方向。
對朝鮮國來說，則是怎麽解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新問題。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而對朝鮮國來說，這個問題又是無解的。
在沒有外部勢力幹涉的情況下，東亞內部的藩屬國，怎麽反抗完成了軍改、初步工業革命、漢城到威海衛海軍基地的距離甚至趕不上京城出門去趟濟南的這個帝國主義？
朝鮮國嚐試過反抗，搞過禁奢令。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禁奢令以及後續的《皇明通紀》文字獄事件，使得朝鮮國呈現出一種詭異無比的狀態。
思想上，每一次改革嚐試，都會導致反動回潮，思想上更加封閉保守。
經濟上，商品衝擊，原本負責朝廷和地方的類似於大順鹽商的朝鮮“禦”商，迅速買辦化，縱深不寬海港遍布，衝擊飛速蔓延。
這種買辦化，比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更複雜。
因為“尊周”，是朝鮮國的立國之本。
買辦的親華屬性，自帶李氏朝鮮的政治正確。
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不尊周，現實裏是不行的。
可以在內部小圈子裏，嘀嘀咕咕說，大順現在對藩屬全無王道、盡皆霸道，這是標準的從夏變夷。
但官麵上，能說嗎？
北伐？帝出乎震？小中華複正統王道華夏？由天文學地理學引出的地球是圓的根本不存在“中”國這個概念實則夷夏皆同？
哪一個說出來都是滅頂之災。
曆史上，朝鮮國的儒生金若行，還在乾小四統治的巔峰期，提出過“中國已經是夷狄了，朝鮮才是正統，勸進王上，用天子禮樂”的想法。
朝鮮的種姓製是不是華夏正統且不論，隻說能在1768年提出讓朝鮮王“用天子禮樂”，也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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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可見夜郎國的士大夫腦子朽成什麽樣了，不說開眼看世界，開眼看周邊都是奢望。
朝鮮的腐朽勢力和封建意識，可比這邊根深蒂固太多了。
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槍打了許多年的大金，一直到1970年末代“世子”李垠“薨”了，才在72年末把自己的稱呼從“內閣首相”改掉。
標準的為“君父”守孝三年、丞相繼承大統的套路。
比起來盜皇族墓毫無壓力的綠林赤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狗腳朕的傳統，兩邊的情況真的是差得太遠。
不管是現實還是傳統，這個自稱“小中華”的玩意兒和大順之間的區別，都大到了其實壓根不能學的地步。
兩個人之間的交流，因為默認的基礎性的一些東西，牛頭不對馬嘴。說著同樣的漢語，用著同樣的經典，可交流起來完全對不上路。
交流到最後，權哲身隻能試著說出來自己來的目的。
“實不相瞞，孟兄，你說的這些東西，我一時間難以明白。”
“我此番來這裏，是聽聞鹽政改革廢鹽墾荒後，一些大儒鄉紳良善者，買了好大一片草蕩。”
“欲複古時井田之製、鄉約和諧，欲行古時學校政治。是以特地來到這裏，明日就要前往南通北上。”
“我見孟兄亦非那種庸碌之士。”
“之前聽聞鹽政改革時候，諸多生員鬧出大笑話，有人諷之，詩雲：唐宋鞋襪數斤棉，踏進清霜趁暮煙。”
“淺綠周衣長曳地，真紅長扇半遮天。”
“才讀一卷言能律，財盡千金尚有錢。”
“朱門盡日垂頭客，若到鄉關意氣全。”
“此等腐朽之輩，與大道全無用處。”
“若我輩中人盡皆有君子之氣，能如古之道德，恐這天下也未嚐不能治。”
“如今終於有人嚐試買田，而行書中大道。孟兄久居此地，難道不曾去看看？”
一聽這話，孟鬆麓忍不住苦笑出聲，心道自己何止是去看過？自己就是學派裏的人，和泰州的餘部、明末諸先生的後學，一起嚐試搞了這麽個類似於前朝何心隱聚合堂的東西。
自己此番出現在鬆江，也正是因為這個鄉約複古的大村社出了問題才來的。
問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簡言之一個字，缺錢。
這一次修阜寧到南通的運河，所有在淮南圈地的團體或者公司，都必須要按照地畝數量，出這份錢。
省裏麵隻給解決三分之一的款項，剩下三分之一，誰得利、誰出錢。
劉鈺壓根不想把這個立成樣板，既不給特殊撥款，也不給優免待遇。
甚至還寫了封信嘲諷，把程廷祚氣的急火攻心，差點吐血。
信寫的倒是簡單，裏麵就一句話：綿莊先生不是在解決現實問題，而是搭了個舞台演一出上古的戲，滿足各個學派的複古願望。假裝現實的主要矛盾是人均百畝之田如何吃飽，然後通過複雜的嚐試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結論：人均百畝田是可以吃飽的！
大順這邊的改革派，或者叫托古改製的複古派儒生，對正常發展出現的種種問題，是可以從曆史中尋找痕跡去理解的。
也就是說，即便孟鬆麓說的東西，權哲身不懂；但權哲身苦悶的思索，孟鬆麓能懂，因為曾經經曆過，至少也能從天朝這邊的史書上讀到。
可偏偏，大順的資本主義萌芽和工業革命，摧毀了朝鮮國正常的、自發的曆史進程。
朝鮮國現在麵臨的問題，尤其是蘇南紡織業革命和仁川開埠之後，對朝鮮國士大夫聚集區漢城周邊農村的衝擊，是被外部力量催動的。
這些東西，孟鬆麓是無法切身感受的，也是不可能從史書中找到類似案例的。
他就算翻遍史書，也在過去找不到“本國手工業被外部力量衝擊”的故事啊。
和東北的情況看著有些像，但又完全不一樣。
大順對東北的開發過程，是資本直接從零開始的塑造。東北之前即便有移民，但因為氣候、環境、土地等因素，男耕女織小農經濟都脆弱無比，資本一衝即破。
朝鮮國的情況就完全不同，舊製度很堅固，從李成桂到現在已經數百年了。
東北算是平地起高樓；朝鮮國則屬於是城中村改造。
以朝鮮的實物稅來做例子，就可以很明顯地理解朝鮮國和大順之間的巨大不同。
比如朝鮮國的軍布，其實就是一種實物稅。
農兵合一製，轉為常備軍製，肯定得加稅。
要養兵。
養兵得穿衣。
穿衣得用布。
布得靠交稅。
不服兵役就交稅、納布。
根據黃宗羲定律可知，因為這玩意兒是按照人頭收的，必然導致大量的底層選擇投效貴族士大夫去逃稅；以及貴族士大夫必然隱匿人口。和明朝的投效、詭寄問題都一個道理，然後這些稅都壓在了社會中堅力量的良丁頭上。
然後，必然社會矛盾激增。
再然後，旁邊就是個宗主國龐然大物，農民起義推翻是不可能的。
那麽，就隻能是自發嚐試改革。
改革嘛，經濟情況就是這樣，改來改去無非就那幾樣。
攤丁入畝。
攤畝入丁。
士紳貴族優免。
士紳一體納糧。
基本上就是這四種玩意兒，排列組合、拆分重構。
和明末的思想家類似，朝鮮那邊的儒生，也是針對這四種排列組合，給出了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
有把稅按照人頭均攤在每個人頭上的口錢法。
有要求“士紳”一體納糧的戶布法。
有攤丁入畝的結布法。
還有諸多類似的這種排列拆分組合的設想。
改來改去，也就那麽回事。
如果，沒有大順入場、沒有釜山租借、仁川開埠、蘇南輕工業革命自織機下鄉，之後的演化路線是非常容易推理的。
大家都要繳納軍布。
必然催生家庭手工業的發展。
我善於織布，我就織布，然後大家都需要繳納布匹作為稅賦，肯定會有人拿東西來和我的布進行交換。
交換的增加，促進了商品經濟。
這裏麵，即便沒有金銀貨幣，也不是說就完全不行。本質上和劉鈺在蘇南進行的全麵稅收貨幣化改革是一樣的——朝廷不收糧食，所以才會逼著每個人把糧食賣了換成貨幣，這是最快的推廣貨幣的辦法，隻要底層還沒有抗稅起義的能力。
朝鮮的布，某種程度上也可以作為貨幣和商品兩種屬性。
如同大明的白銀，從商品變為貨幣一樣。
商品、交換、市場的發展。
下一步就是農村舊製度瓦解、貧富分化、土地兼並、貨物商品化。
但問題就在於大順的工業革命爆發了。
因為軍布稅收改革而剛剛出現、剛剛發展起來的朝鮮家庭手工業，是真的頂不住大順棉布的衝擊。一點也頂不住，幾年就徹底崩了。
而且，這裏麵朝鮮國的稅製，真的是幫了個大忙——軍布製度下，幾十萬人要買棉布交稅。
朝鮮國自己也美滋滋：通過還米製，也就是朝鮮特色的強製青苗貸，利息賺一波；還米利息米賣給大順換了棉布，再把棉布賣給百姓，再逼著百姓用布交稅，再賺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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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破產了，手工業沒發展起來。好容易靠著之前中日貿易品二道販子積攢起來的那點資本，全都流向買辦商業集團了。
買辦嘛，哪國都一個吊樣。
英國東印度公司，恨不得英國的羊毛紡織業和棉布紡織業全都死掉，讓印度棉布直接毀滅英國的傳統紡織業。
法國東印度公司，恨不得法國的殖民地咖啡種植業，全都破產，從而打開茶的銷路。
荷蘭東印度公司，更是再被大順奪了南洋之後，迅速全麵與大順合作，一起消滅荷蘭殘餘的那點手工業行會。
於是朝鮮國也就出現了孟鬆麓此時完全無法理解的現實。
這個現實，被劉鈺在大順死死壓著，包括斷運河、改鹽政、控棉紗等，都是在極力防止蘇南對周邊省的衝擊。尤其是斷運河，使得內陸運輸成本增加，初步工業革命的優勢被運輸成本抵消，頂到安徽就頂不太動了。
簡言之，怎麽解決封建社會的固有問題，是明末思想界反思的方向。
對朝鮮國來說，則是怎麽解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新問題。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而對朝鮮國來說，這個問題又是無解的。
在沒有外部勢力幹涉的情況下，東亞內部的藩屬國，怎麽反抗完成了軍改、初步工業革命、漢城到威海衛海軍基地的距離甚至趕不上京城出門去趟濟南的這個帝國主義？
朝鮮國嚐試過反抗，搞過禁奢令。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禁奢令以及後續的《皇明通紀》文字獄事件，使得朝鮮國呈現出一種詭異無比的狀態。
思想上，每一次改革嚐試，都會導致反動回潮，思想上更加封閉保守。
經濟上，商品衝擊，原本負責朝廷和地方的類似於大順鹽商的朝鮮“禦”商，迅速買辦化，縱深不寬海港遍布，衝擊飛速蔓延。
這種買辦化，比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更複雜。
因為“尊周”，是朝鮮國的立國之本。
買辦的親華屬性，自帶李氏朝鮮的政治正確。
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不尊周，現實裏是不行的。
可以在內部小圈子裏，嘀嘀咕咕說，大順現在對藩屬全無王道、盡皆霸道，這是標準的從夏變夷。
但官麵上，能說嗎？
北伐？帝出乎震？小中華複正統王道華夏？由天文學地理學引出的地球是圓的根本不存在“中”國這個概念實則夷夏皆同？
哪一個說出來都是滅頂之災。
曆史上，朝鮮國的儒生金若行，還在乾小四統治的巔峰期，提出過“中國已經是夷狄了，朝鮮才是正統，勸進王上，用天子禮樂”的想法。
朝鮮的種姓製是不是華夏正統且不論，隻說能在1768年提出讓朝鮮王“用天子禮樂”，也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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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的腐朽勢力和封建意識，可比這邊根深蒂固太多了。
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槍打了許多年的大金，一直到1970年末代“世子”李垠“薨”了，才在72年末把自己的稱呼從“內閣首相”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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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現實還是傳統，這個自稱“小中華”的玩意兒和大順之間的區別，都大到了其實壓根不能學的地步。
兩個人之間的交流，因為默認的基礎性的一些東西，牛頭不對馬嘴。說著同樣的漢語，用著同樣的經典，可交流起來完全對不上路。
交流到最後，權哲身隻能試著說出來自己來的目的。
“實不相瞞，孟兄，你說的這些東西，我一時間難以明白。”
“我此番來這裏，是聽聞鹽政改革廢鹽墾荒後，一些大儒鄉紳良善者，買了好大一片草蕩。”
“欲複古時井田之製、鄉約和諧，欲行古時學校政治。是以特地來到這裏，明日就要前往南通北上。”
“我見孟兄亦非那種庸碌之士。”
“之前聽聞鹽政改革時候，諸多生員鬧出大笑話，有人諷之，詩雲：唐宋鞋襪數斤棉，踏進清霜趁暮煙。”
“淺綠周衣長曳地，真紅長扇半遮天。”
“才讀一卷言能律，財盡千金尚有錢。”
“朱門盡日垂頭客，若到鄉關意氣全。”
“此等腐朽之輩，與大道全無用處。”
“若我輩中人盡皆有君子之氣，能如古之道德，恐這天下也未嚐不能治。”
“如今終於有人嚐試買田，而行書中大道。孟兄久居此地，難道不曾去看看？”
一聽這話，孟鬆麓忍不住苦笑出聲，心道自己何止是去看過？自己就是學派裏的人，和泰州的餘部、明末諸先生的後學，一起嚐試搞了這麽個類似於前朝何心隱聚合堂的東西。
自己此番出現在鬆江，也正是因為這個鄉約複古的大村社出了問題才來的。
問題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簡言之一個字，缺錢。
這一次修阜寧到南通的運河，所有在淮南圈地的團體或者公司，都必須要按照地畝數量，出這份錢。
省裏麵隻給解決三分之一的款項，剩下三分之一，誰得利、誰出錢。
劉鈺壓根不想把這個立成樣板，既不給特殊撥款，也不給優免待遇。
甚至還寫了封信嘲諷，把程廷祚氣的急火攻心，差點吐血。
信寫的倒是簡單，裏麵就一句話：綿莊先生不是在解決現實問題，而是搭了個舞台演一出上古的戲，滿足各個學派的複古願望。假裝現實的主要矛盾是人均百畝之田如何吃飽，然後通過複雜的嚐試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結論：人均百畝田是可以吃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