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訴求，這些人可就精神起來了。
雖然劉鈺想說的，肯定要給即將到來的為了市場和殖民地的世界大戰打打雞血，敲敲邊鼓。
隻是這種事，一旦說起來，到底還是會涉及到資本和政權的關係。
曆史總是在不斷重複。
原本曆史上，有三件不算大的、和資本公司有關的小事，基本上也就明白這些新興階層到底是什麽玩意兒了。
第一件，原本曆史上的俄國美洲公司，也就是此時尚未成立的、但已經和大順在毛皮競爭問題上圍繞著阿留申群島和阿拉斯加出現矛盾的那批人的後身。
<a href="http://m.cxzww.com" id="wzsy">cxzww.com</a>
當時俄國為了在巴爾幹問題和希臘問題上得到英法美的支持，舍棄了一部分俄美公司的利益。加之當時公司創始人大股東死後，沙俄政府階借機入股了一部分股份，不是幹股，但年年虧損不盈利。
可能沙俄朝廷覺得這公司也不甚值錢，遂拿來和英法美等做了交易，結果公司頓時鬧了起來，沙皇就算再傻，也看出來貓膩了：既然虧損不盈利，為啥鬧得這麽厲害？
最終，政府要求查賬。
再然後，就是十二月黨人爆發了起義。
十二月黨人最終被判處絞刑的領袖之一，雷列耶夫，是俄國美洲貿易公司的總秘書長，實際上就主持公司日常工作。
俄美公司在彼得堡的公司總管理處莫伊卡街72號，就是兵變貴族的起義指揮部。兵變失敗後，公司負責人燒毀了大量的公司檔案。
當然，這肯定不是十二月黨的主要原因。但要說一點關係沒有，肯定也說不過去。
畢竟沙皇自己也對一個參與兵變的公司高管評價說“你們這夥人真他媽不錯”。俄語裏，公司，與，這夥人，是同一個詞。類似中文裏的諧音梗。
第二件，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斷發展，英國政府成立了“平行的東印度公司”。
成立不久，真·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利用影子持股的方式，徹底控製了平行的東印度公司，繼續維係了公司的全部壟斷權，並且一直堅持500磅以上人人平等你有一萬股也是一票的政策，防止政府控股拿到控製權。
再再之後，是保東印度公司、放茶稅、收窗戶稅、在北美收稅？還是不保東印度公司？最終激發了諸多問題，導致了一係列的後果。
包括放開高額福建武夷茶茶稅，導致北美走私販子大虧損而反抗的波士頓傾茶事件。
第三件，就是原本曆史上的淮南蘇北鹽改墾，兩江總督的官銀借給興墾公司造成虧空但之後換了總督要查賬，最終策動江蘇巡撫反正支持辛亥革命，然後賬目全部被燒。
這三件事，其實都體現了商人階層的力量。
不管是搶到了阿拉斯加的俄美公司，還是為蘇北良田萬傾打下基礎的鹽墾，亦或者奪取了印度的東印度公司。
這都是力量。
可這股力量，一旦失控，又是什麽都敢幹的。
似乎，往好了說，當皇權試圖分潤這些商人利益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想辦法對抗，而且會用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
錢，大部分時候，比口號好用。
然而，大順的情況真的很特殊。
現在固然烈火烹油，但大順的這些新興階層，一樣也要麵臨的還是程廷祚說的這一次皇帝南巡大閱陸海軍的意義。
他們擔心，朝廷見他們太賺錢，出手控製、攫取，或者加稅。
畢竟，買撲製的壟斷權，可不是終身授權的，而是每年交一次錢，下一次是否承包給你、或者下一次承包價格還是不是這個價，那都是不一定的。
眼瞅著皇帝要來南巡大閱，要說這些新興階層心裏的真實想法，恐怕也隻有天知道了。
因為這些新興階層生活在大順，處在大順這個特殊的環境下。
所以，他們從未產生過荷蘭等國那些商人的世界觀，即，試圖構建一個“資本的自由，這是神聖的、合理的、擁有神性的、不言而喻的”的一種新思想。
不是說他們不想，而是明顯不現實的事，壓根不敢想。
擁有現在的局麵、並且希望現在的局麵保持下去，是一回事。
擁有現在的局麵，並且認為現在的政策法權等，擁有神聖性、不可侵犯、天經地義、不辯自明等等，又是另一回事。
要說起來，他們對現在大順的金融管製、土地管製、貨幣兌換、投資限製等等政策，都不是很滿意。
但他們也真的不敢覺得這些東西限製了他們，就是要直接打出口號，把這一切限製他們的東西推翻。
因為，他們很清楚，一旦他們要這麽幹，等於是和皇權加士大夫加小農作對，死都不知道怎麽死的。
故而他們對皇權的態度，很是微妙。
既害怕皇權看到他們發大財，插手太多，掠奪他們的財富。
又不得不依附皇權的延伸，期待著皇帝的聖明，來保護他們這來之不易的局麵。
這和歐洲那邊的情況很是不同。
而這些貿易中，本身又因為劉鈺需要在朝中拉幫手的因素，摻進來不少的勳貴勢力和良家子勢力，這又使得這些對外的壟斷貿易公司，塑造了大順特殊的一種上層社會的“經書”。
“經書”能夠塑造，和經濟基礎和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
雖然劉鈺嘴上整天喊著自由貿易，可他嘴上喊的他和全力扶植壟斷公司的做法，簡直就是南轅北轍。
相對來說，大順勳貴和良家子上層所信奉的“經書”，更傾向於法國那一邊。
即尤斯季的那篇鼓吹重商主義的《與軍人貴族持不同見解的經商貴族或對貴族經商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兩種見解》。
裏麵的想法，當然比較激進扭曲，但為大順的軍事貴族階層經商，提供了一種特殊的“神聖性”。
【國內貿易、兼並土地，掠奪百姓、低買高賣，那是“奸商”的行徑】
【而對外貿易，則是“政治家”的事。因為對外貿易的繁榮與國力的強盛，是分不開的】
士大夫階層，講究的是耕讀傳家遠。
傳統之下，商人階層地位卑賤，這不是喊幾句四民一體的口號，就能解決的。
千百年的傳統，靠幾句法令、幾個口號就解決，那是癡人說夢。
千百年的傳統之下，經商，確實算是“賤”業。
這本《與軍人貴族持不同見解的經商貴族或對貴族經商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兩種見解》，對大順這邊的最大作用，不是鼓吹重商主義。
大順不需要刻意去搞重商主義，因為白銀黃金始終往這邊流。
但……“國內貿易是奸商，是賤業，傳統是對的”；“對外貿易是政治家的事，是與國家強盛息息相關的”。
關鍵是這些東西，使得“經商”，或者說“對外貿易”這種“賤業”，有了特殊的含義。
把對內的商人，和對外的商業，剝離開。
既然不能全麵扭轉“商人賤業”的意識，那就解構，把商業行為拆成對外、對內。
這，和在鬆蘇的儒學解構重建，思路基本出於一脈。
而這，也正是經書的意義。
正如新教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新教的那些教義使得資本主義開拓，擁有了神聖性一樣。
這些東西，也很符合大順的傳統，使得大順的對外貿易，擺脫了賤業的傳統束縛，塑造出了特殊的神聖性。
我這麽做，是為了發財。
這很俗，而且在傳統意識裏，非常賤。士大夫雖然愛錢，但嘴上是不會說的。
我這麽做，是為了國家、為了社稷。
這就很高了。
我這麽做，是為了國家、為了社稷，順便發了財，而且發財越大，就為國家為社稷做的越多。
這就非常高了。
類似於新教那邊我努力賺錢、殺人、發財，是為了履行上帝給我的義務和責任，差毬不多了。
畢竟這邊不講上帝。
講的是社稷、國家、天下。
大順的對外貿易的“神聖性”，在這一刻也算是正式建立了，有了自己的“經書”體係。
這經書，不是教怎麽貿易的，這個不用教。
這經書，是把“庸俗”的經商，變為了神聖的為了社稷、是立功於國家。
這又和大順自身所樹立的事功學，完成了主題升華，並且抽象出來了一個社稷和國家，同時伴隨著大順對外交流而使得國家這個概念逐漸清晰起來。
舊天下範圍內，盛世時候，國家是很難清晰起來的。亂世除外。
新天下的範圍內，我是誰，才有清晰的意義。
本身，這種東西要加深印象，需要有別人，才知道自己是誰。下南洋、伐日本、海外競爭、對外貿易，也讓“我”這個概念漸漸清晰起來。
其實，也就是把天下的範圍擴大。
這就使得舊天下內的盛世一統，變成了新天下內的列國爭雄，於是“我”就越來越清晰。
大順當然沒在大西洋和各國開戰。
可大順今天譴責英國的棉布禁止令、明天嘀咕西班牙總督受賄不辦事、後天又麵臨著走私販子從印度拿到的棉布競爭，一部分人對這種列國爭雄的認識越來越清晰——畢竟，這他媽都是白花花的銀子。
皇權。
軍事貴族和對外商人的聯合。
新實學精英半數在軍隊中是中下層軍官團、半數在采煤冶鐵機械鑄炮軍工等產業中。
鬆蘇的全麵外向型經濟，同時又是天下財稅之半。
這是大順走的一條完全不同於英荷法等同步先發國家的路。
某種程度上講，此時劉鈺問這些新興階層的頭部，有何訴求。
總結起來，多半是，他們希望給皇權當狗，並且希望皇帝能夠把這種當狗的現狀，政策化、法律化、明確化、製度化。
至少，此時是這樣的。如果再成長幾年，說不定也會琢磨琢磨諸如兵變、革命、控製輿論之類的事，但現在肯定不是。
現在他們很明確，就是想讓他們做附庸犬的現狀，明確為製度化。
雖然劉鈺想說的，肯定要給即將到來的為了市場和殖民地的世界大戰打打雞血，敲敲邊鼓。
隻是這種事，一旦說起來，到底還是會涉及到資本和政權的關係。
曆史總是在不斷重複。
原本曆史上，有三件不算大的、和資本公司有關的小事，基本上也就明白這些新興階層到底是什麽玩意兒了。
第一件，原本曆史上的俄國美洲公司，也就是此時尚未成立的、但已經和大順在毛皮競爭問題上圍繞著阿留申群島和阿拉斯加出現矛盾的那批人的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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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沙俄朝廷覺得這公司也不甚值錢，遂拿來和英法美等做了交易，結果公司頓時鬧了起來，沙皇就算再傻，也看出來貓膩了：既然虧損不盈利，為啥鬧得這麽厲害？
最終，政府要求查賬。
再然後，就是十二月黨人爆發了起義。
十二月黨人最終被判處絞刑的領袖之一，雷列耶夫，是俄國美洲貿易公司的總秘書長，實際上就主持公司日常工作。
俄美公司在彼得堡的公司總管理處莫伊卡街72號，就是兵變貴族的起義指揮部。兵變失敗後，公司負責人燒毀了大量的公司檔案。
當然，這肯定不是十二月黨的主要原因。但要說一點關係沒有，肯定也說不過去。
畢竟沙皇自己也對一個參與兵變的公司高管評價說“你們這夥人真他媽不錯”。俄語裏，公司，與，這夥人，是同一個詞。類似中文裏的諧音梗。
第二件，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斷發展，英國政府成立了“平行的東印度公司”。
成立不久，真·東印度公司的股東，利用影子持股的方式，徹底控製了平行的東印度公司，繼續維係了公司的全部壟斷權，並且一直堅持500磅以上人人平等你有一萬股也是一票的政策，防止政府控股拿到控製權。
再再之後，是保東印度公司、放茶稅、收窗戶稅、在北美收稅？還是不保東印度公司？最終激發了諸多問題，導致了一係列的後果。
包括放開高額福建武夷茶茶稅，導致北美走私販子大虧損而反抗的波士頓傾茶事件。
第三件，就是原本曆史上的淮南蘇北鹽改墾，兩江總督的官銀借給興墾公司造成虧空但之後換了總督要查賬，最終策動江蘇巡撫反正支持辛亥革命，然後賬目全部被燒。
這三件事，其實都體現了商人階層的力量。
不管是搶到了阿拉斯加的俄美公司，還是為蘇北良田萬傾打下基礎的鹽墾，亦或者奪取了印度的東印度公司。
這都是力量。
可這股力量，一旦失控，又是什麽都敢幹的。
似乎，往好了說，當皇權試圖分潤這些商人利益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想辦法對抗，而且會用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
錢，大部分時候，比口號好用。
然而，大順的情況真的很特殊。
現在固然烈火烹油，但大順的這些新興階層，一樣也要麵臨的還是程廷祚說的這一次皇帝南巡大閱陸海軍的意義。
他們擔心，朝廷見他們太賺錢，出手控製、攫取，或者加稅。
畢竟，買撲製的壟斷權，可不是終身授權的，而是每年交一次錢，下一次是否承包給你、或者下一次承包價格還是不是這個價，那都是不一定的。
眼瞅著皇帝要來南巡大閱，要說這些新興階層心裏的真實想法，恐怕也隻有天知道了。
因為這些新興階層生活在大順，處在大順這個特殊的環境下。
所以，他們從未產生過荷蘭等國那些商人的世界觀，即，試圖構建一個“資本的自由，這是神聖的、合理的、擁有神性的、不言而喻的”的一種新思想。
不是說他們不想，而是明顯不現實的事，壓根不敢想。
擁有現在的局麵、並且希望現在的局麵保持下去，是一回事。
擁有現在的局麵，並且認為現在的政策法權等，擁有神聖性、不可侵犯、天經地義、不辯自明等等，又是另一回事。
要說起來，他們對現在大順的金融管製、土地管製、貨幣兌換、投資限製等等政策，都不是很滿意。
但他們也真的不敢覺得這些東西限製了他們，就是要直接打出口號，把這一切限製他們的東西推翻。
因為，他們很清楚，一旦他們要這麽幹，等於是和皇權加士大夫加小農作對，死都不知道怎麽死的。
故而他們對皇權的態度，很是微妙。
既害怕皇權看到他們發大財，插手太多，掠奪他們的財富。
又不得不依附皇權的延伸，期待著皇帝的聖明，來保護他們這來之不易的局麵。
這和歐洲那邊的情況很是不同。
而這些貿易中，本身又因為劉鈺需要在朝中拉幫手的因素，摻進來不少的勳貴勢力和良家子勢力，這又使得這些對外的壟斷貿易公司，塑造了大順特殊的一種上層社會的“經書”。
“經書”能夠塑造，和經濟基礎和傳統有著密切的關係。
雖然劉鈺嘴上整天喊著自由貿易，可他嘴上喊的他和全力扶植壟斷公司的做法，簡直就是南轅北轍。
相對來說，大順勳貴和良家子上層所信奉的“經書”，更傾向於法國那一邊。
即尤斯季的那篇鼓吹重商主義的《與軍人貴族持不同見解的經商貴族或對貴族經商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兩種見解》。
裏麵的想法，當然比較激進扭曲，但為大順的軍事貴族階層經商，提供了一種特殊的“神聖性”。
【國內貿易、兼並土地，掠奪百姓、低買高賣，那是“奸商”的行徑】
【而對外貿易，則是“政治家”的事。因為對外貿易的繁榮與國力的強盛，是分不開的】
士大夫階層，講究的是耕讀傳家遠。
傳統之下，商人階層地位卑賤，這不是喊幾句四民一體的口號，就能解決的。
千百年的傳統，靠幾句法令、幾個口號就解決，那是癡人說夢。
千百年的傳統之下，經商，確實算是“賤”業。
這本《與軍人貴族持不同見解的經商貴族或對貴族經商是否有利於國家的兩種見解》，對大順這邊的最大作用，不是鼓吹重商主義。
大順不需要刻意去搞重商主義，因為白銀黃金始終往這邊流。
但……“國內貿易是奸商，是賤業，傳統是對的”；“對外貿易是政治家的事，是與國家強盛息息相關的”。
關鍵是這些東西，使得“經商”，或者說“對外貿易”這種“賤業”，有了特殊的含義。
把對內的商人，和對外的商業，剝離開。
既然不能全麵扭轉“商人賤業”的意識，那就解構，把商業行為拆成對外、對內。
這，和在鬆蘇的儒學解構重建，思路基本出於一脈。
而這，也正是經書的意義。
正如新教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新教的那些教義使得資本主義開拓，擁有了神聖性一樣。
這些東西，也很符合大順的傳統，使得大順的對外貿易，擺脫了賤業的傳統束縛，塑造出了特殊的神聖性。
我這麽做，是為了發財。
這很俗，而且在傳統意識裏，非常賤。士大夫雖然愛錢，但嘴上是不會說的。
我這麽做，是為了國家、為了社稷。
這就很高了。
我這麽做，是為了國家、為了社稷，順便發了財，而且發財越大，就為國家為社稷做的越多。
這就非常高了。
類似於新教那邊我努力賺錢、殺人、發財，是為了履行上帝給我的義務和責任，差毬不多了。
畢竟這邊不講上帝。
講的是社稷、國家、天下。
大順的對外貿易的“神聖性”，在這一刻也算是正式建立了，有了自己的“經書”體係。
這經書，不是教怎麽貿易的，這個不用教。
這經書，是把“庸俗”的經商，變為了神聖的為了社稷、是立功於國家。
這又和大順自身所樹立的事功學，完成了主題升華，並且抽象出來了一個社稷和國家，同時伴隨著大順對外交流而使得國家這個概念逐漸清晰起來。
舊天下範圍內，盛世時候，國家是很難清晰起來的。亂世除外。
新天下的範圍內，我是誰，才有清晰的意義。
本身，這種東西要加深印象，需要有別人，才知道自己是誰。下南洋、伐日本、海外競爭、對外貿易，也讓“我”這個概念漸漸清晰起來。
其實，也就是把天下的範圍擴大。
這就使得舊天下內的盛世一統，變成了新天下內的列國爭雄，於是“我”就越來越清晰。
大順當然沒在大西洋和各國開戰。
可大順今天譴責英國的棉布禁止令、明天嘀咕西班牙總督受賄不辦事、後天又麵臨著走私販子從印度拿到的棉布競爭，一部分人對這種列國爭雄的認識越來越清晰——畢竟，這他媽都是白花花的銀子。
皇權。
軍事貴族和對外商人的聯合。
新實學精英半數在軍隊中是中下層軍官團、半數在采煤冶鐵機械鑄炮軍工等產業中。
鬆蘇的全麵外向型經濟，同時又是天下財稅之半。
這是大順走的一條完全不同於英荷法等同步先發國家的路。
某種程度上講，此時劉鈺問這些新興階層的頭部，有何訴求。
總結起來，多半是，他們希望給皇權當狗，並且希望皇帝能夠把這種當狗的現狀，政策化、法律化、明確化、製度化。
至少，此時是這樣的。如果再成長幾年，說不定也會琢磨琢磨諸如兵變、革命、控製輿論之類的事，但現在肯定不是。
現在他們很明確，就是想讓他們做附庸犬的現狀，明確為製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