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極大多數是積極進取的。道德標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
：努力目標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是好人；隻著眼於自己的權力名位、物質**，而損
害旁人的，是壞人。好人或壞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
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於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進行改革；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
存希望，也不想和當權派同流合汙，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爭漩渦，獨善其身。所以一向有
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中國的傳統觀念，是鼓勵人“學而優則仕”，學孔
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對隱士也有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清高。隱士對社會並無
積極貢獻，然而他們的行為和爭權奪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種範例。中國人在道德
上對人要求很寬，隻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
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
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孔子對隱者分為三類：像伯夷、叔齊那樣，不放棄自己意誌，不犧牲自己尊嚴
（“不降其誌，不辱其身”）；
像柳下惠、少連那樣，意誌和尊嚴有所犧牲，但言行合情合理
（“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像虞仲、夷逸那樣，則是逃世隱居，放肆直言，不做壞事，不參與政治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孔子對他們評價都很好，顯然認為隱者也有積極的一麵。
參與政治活動，意誌和尊嚴不得不有所舍棄，那是無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
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柳下惠堅持正義，回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論語》）。
關鍵是在“事人”。為了大眾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眾服務，不
以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聽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隱士”——至於一般意義的
隱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
小說一樣。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
現象。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隻有刻劃人性，才有較長期
的價值。不顧一切的奪取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
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任我行、東方不敗、嶽不群、左冷禪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
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衝慮道人、定閑師太、莫大
先生、餘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別的
國家中也都有。“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在六十年代時就寫在書中了。任我行因
掌握大權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現象。這些都不是書成後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
連載。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嶽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
（企圖建立霸權者）。
大概由於當時南越政局動蕩，一般人對政治鬥爭特別感到興趣。令狐衝是天生的“隱
士”，對權力沒有興趣。盈盈也是“隱士”，她對江湖豪士有生殺大權，卻寧可在洛陽隱
居陋巷，琴簫自娛。她生命中隻重視個人的自由，個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隻是愛情。這
個姑娘非常怕羞靦腆，但在愛情中，她是主動者。令狐衝當情意緊纏在嶽靈珊身上之時，
是不得自由的。隻有到了青紗帳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處大車之中，對嶽靈珊的癡情終
於消失了，他才得到心靈上的解脫。本書結束時，盈盈伸手扣住令狐衝的手腕，歎道：“
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終身和一隻大馬猴鎖在一起，再也不分開了。”盈盈的愛情得到圓滿
，她是心滿意足的，令狐衝的自由卻又被鎖住了。或許，隻有在儀琳的片麵愛情之中，他
的個性才極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圓滿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脫一切**而得以
大徹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熱衷於權力的人，受到心中權力欲的驅策，身不由己，
去做許許多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實都是很可憐的。
在中國的傳統藝術中，不論詩詞、散文、戲曲、繪畫，追求個性解放向來是最突出的
主題。時代越動亂，人民生活越痛苦，這主題越是突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
隱也不是容易的事。劉正風追求藝術上的自由，重視莫逆於心的友誼，想金盆洗手；梅莊
四友盼望在孤山隱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他們都無法做到，卒以身殉，因為權力
鬥爭不容許。對於郭靖那樣舍身赴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當有更大的肯定
。令狐衝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隱士。風清揚是心灰意懶、慚愧懊
喪而退隱。令狐衝卻是天生的不受羈勒。在黑木崖上，不論是楊蓮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權，
旁人隨便笑一笑都會引來殺身之禍，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衝
這類人物所追求的目標。因為想寫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所以本書沒
有曆史背景，這表示，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
：努力目標是為大多數人謀福利的，是好人；隻著眼於自己的權力名位、物質**，而損
害旁人的，是壞人。好人或壞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和程度而定。政治上大多
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於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進行改革；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
存希望，也不想和當權派同流合汙，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爭漩渦，獨善其身。所以一向有
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隱士。中國的傳統觀念，是鼓勵人“學而優則仕”，學孔
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對隱士也有極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清高。隱士對社會並無
積極貢獻，然而他們的行為和爭權奪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種範例。中國人在道德
上對人要求很寬，隻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論語》記載了許多隱者，晨門、
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
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並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孔子對隱者分為三類：像伯夷、叔齊那樣，不放棄自己意誌，不犧牲自己尊嚴
（“不降其誌，不辱其身”）；
像柳下惠、少連那樣，意誌和尊嚴有所犧牲，但言行合情合理
（“降誌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像虞仲、夷逸那樣，則是逃世隱居，放肆直言，不做壞事，不參與政治
（“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孔子對他們評價都很好，顯然認為隱者也有積極的一麵。
參與政治活動，意誌和尊嚴不得不有所舍棄，那是無可奈何的。柳下惠做法官，曾被
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柳下惠堅持正義，回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論語》）。
關鍵是在“事人”。為了大眾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眾服務，不
以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聽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隱士”——至於一般意義的
隱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
小說一樣。這部小說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劃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
現象。影射性的小說並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隻有刻劃人性，才有較長期
的價值。不顧一切的奪取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
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任我行、東方不敗、嶽不群、左冷禪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
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衝慮道人、定閑師太、莫大
先生、餘滄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大概在別的
國家中也都有。“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號，在六十年代時就寫在書中了。任我行因
掌握大權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現象。這些都不是書成後的增添或改作。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
連載。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嶽不群”（偽君子）或“左冷禪”
（企圖建立霸權者）。
大概由於當時南越政局動蕩，一般人對政治鬥爭特別感到興趣。令狐衝是天生的“隱
士”，對權力沒有興趣。盈盈也是“隱士”，她對江湖豪士有生殺大權，卻寧可在洛陽隱
居陋巷，琴簫自娛。她生命中隻重視個人的自由，個性的舒展。惟一重要的隻是愛情。這
個姑娘非常怕羞靦腆，但在愛情中，她是主動者。令狐衝當情意緊纏在嶽靈珊身上之時，
是不得自由的。隻有到了青紗帳外的大路上，他和盈盈同處大車之中，對嶽靈珊的癡情終
於消失了，他才得到心靈上的解脫。本書結束時，盈盈伸手扣住令狐衝的手腕，歎道：“
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終身和一隻大馬猴鎖在一起，再也不分開了。”盈盈的愛情得到圓滿
，她是心滿意足的，令狐衝的自由卻又被鎖住了。或許，隻有在儀琳的片麵愛情之中，他
的個性才極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圓滿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解脫一切**而得以
大徹大悟，不是常人之所能。那些熱衷於權力的人，受到心中權力欲的驅策，身不由己，
去做許許多多違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實都是很可憐的。
在中國的傳統藝術中，不論詩詞、散文、戲曲、繪畫，追求個性解放向來是最突出的
主題。時代越動亂，人民生活越痛苦，這主題越是突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
隱也不是容易的事。劉正風追求藝術上的自由，重視莫逆於心的友誼，想金盆洗手；梅莊
四友盼望在孤山隱姓埋名，享受琴棋書畫的樂趣；他們都無法做到，卒以身殉，因為權力
鬥爭不容許。對於郭靖那樣舍身赴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當有更大的肯定
。令狐衝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隱士。風清揚是心灰意懶、慚愧懊
喪而退隱。令狐衝卻是天生的不受羈勒。在黑木崖上，不論是楊蓮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權，
旁人隨便笑一笑都會引來殺身之禍，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衝
這類人物所追求的目標。因為想寫的是一些普遍性格，是生活中的常見現象，所以本書沒
有曆史背景，這表示，類似的情景可以發生在任何朝代。
一九八○·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