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恩有一千兵額,但事實上隻有八十騎兵,二百多步兵。


    不是他惡意貪墨了七百兵馬的軍餉,而是他實際到手的糧餉至多隻能勉強養活五百兵馬。


    明末大多數武官都是采取克扣大多數兵丁的糧餉豢養家丁。


    沒辦法,層層克扣,不這樣做就得自己貼錢替朝廷養兵。


    李思恩本就是李家的家生子,是李家打通關節扶持他在張家口當武官。


    李維達如今在李家的地位越來越高,管理著整個北方的生意。


    他要求李思恩別管事兒,把軍隊交給興和軍,李思恩哪敢有異議?


    況且興和軍僅僅是要兵額,該李思恩拿的好處並沒有剝奪。


    因為是黃大鵬擔任張家口守備,所以黃毅沒有再另外派人,讓黃大鵬的八百守備營兵馬和李思恩的人馬合練,缺額從興和軍輔兵中選拔。


    二月底,興和軍正兵達到了七千。


    除了黃毅擔任副將的興和城奇兵營三千六百人馬,還有三個守備營兩千四百,外加李思恩的千總。


    興和軍輔兵的數量也增加了不少,現有足五千人,這些人都是不能騎戰的步兵,有兩千多能夠騎馬快速運動。


    訓練騎馬是興和軍的必修課,無論是正兵還是輔兵。


    假以時日,五千輔兵都能夠提高騎術。


    除了原本就能夠射箭並且射術精湛的,其他的輔兵都是火槍手,人人裝備燧發槍。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在塞外立足何其艱難?


    黃毅要刻意製造緊張渲染戰爭迫在眉睫的氣氛,興和城到處是用白石灰刷的標語,刷得最多的是:


    “時刻準備著打仗,打大仗!”


    第二多的是:“不想被韃子、建奴打草穀,就得拿起武器保衛家園!”


    “當兵最光榮!”


    根據地每一個保甲每一個農場都有在訓練中的民兵。


    民兵伍長、什長以上級軍頭都裝備了燧發槍,普通民兵都使用一丈二尺的長槍訓練突刺。


    為了提高民兵的防禦力,每個百人隊的民兵都裝備了能夠遮擋全身的盾牌。


    這種盾牌不可能是鋼鐵打製,也不是牛皮盾牌,都是藤牌,重量輕,足以抵擋弓箭。


    裝備藤牌的民兵不使用一丈二尺的長槍,他們的武器是四支短槍,可以投擲,也可以單手突刺。


    黃毅覺得軍隊的武器越簡單越好,以後會淘汰所有的冷兵器,隻保留射術精湛的弓箭手。


    興和軍的主要裝備就是帶刺刀的燧發槍,每個百總配兩門三斤團炮,正經八百的炮營裝備幾十門十二斤野戰炮。


    崇禎四年底,山西、陝西的流寇被遏製住,山東卻鬧出了大亂子。


    李九成、孔有德在吳橋兵變後,一千人馬變成了兩千、三千、四千……


    他們沒往京師方向前進,而是轉向殺回山東半島,一時間勢如破竹,連陷臨邑、陵縣、商河、青城諸城。


    山東巡撫餘大成是個窩囊廢,極力避免交戰,也有可能是自家人知自家事。


    他麾下的兵馬不但缺額太多而且疏於訓練簡直是不堪一擊。


    可巡撫就是管一方軍政的大員,躲是躲不掉的。


    所以餘大成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派遣撫標營副將沉廷諭、參將陶廷鑨拚湊了七八千兵馬前去平叛。


    他自己可沒膽量親自帶兵。


    被派出的將領沒有戰鬥力,並不表示沒有智力值,他們知道七拚八湊的這些兵馬絕大多數是乞丐、流民和臨時拉來的壯丁。


    跟叛軍遭遇必然一觸即潰。


    所以他們采取拖遝的方法,爭取盡可能不遭遇叛軍。


    可是誰也想不到,因為怕死不敢去遼東打建奴而兵變的叛軍,此時如同打了雞血般。


    李九成、李應元、孔有德等等叛將帶領叛軍騎兵奔襲遠遠的跟著,並沒有打算開戰的山東兵。


    副將沉廷諭、參將陶廷鑨都想錯了,他們的兵馬並沒有一觸即潰,而是紛紛倒戈,剛剛接戰滿耳都是:“兄弟們反了吧!”


    “把喝兵血的狗官剁了!”


    “莫要讓沉廷諭、陶廷鑨逃了!”


    因為山東巡撫派來幾千兵馬平叛,所以叛軍的兵馬立刻暴增一倍。


    屢戰屢勝,叛軍的士氣如虹,打到登州城下之時人馬已經一萬五千多。


    然登來巡撫孫元化僅僅是個科學家,不是軍事家也不是政治家,他根本認不清現實,居然沒有選擇堅守待援。


    而是急令總兵官張可大和心腹將領張燾率兵馬形成兩路成合擊之勢出城野戰。


    登來兵馬中遼東人太多了,這些人都受夠了當地人的白眼,一接戰就有超過一半兵馬倒戈相向。


    登州城裏的遊擊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等都是東江鎮舊將,都對朝廷充滿怨氣,漸漸的怨氣就變成了仇恨!


    他們見城外的叛軍把明軍打得潰不成軍都樂開了花,於是乎,他們帶領手下立即舉火開門。


    崇禎五年正月,堅城、大城、防禦力無與倫比的登州城在裏應外合下不到半個時辰就宣告陷落。


    叛軍俘獲八千沒有倒戈的明軍,繳獲戰馬三千餘匹,紅夷大炮二十幾門,弗朗機炮三百多門。


    在府庫搜查到存銀十幾萬兩,從登州文官武將家查抄出大量金銀財寶,合計價值超過百萬兩白銀。


    登州城裏還有許多達官貴人大商賈,他們家裏的貴金屬價值恐怕不會低於五百萬銀子。


    事兒越來越大,想瞞住的登來巡撫孫元化都被叛軍俘虜了,肯定瞞不住了。


    正月中旬登州被叛軍攻克的消息終於傳到京師。


    崇禎皇帝勃然大怒,派出緹騎逮拿山東巡撫餘大成。


    崇禎五年二月,李九成和孔有德等等叛將在勸孫元化自立為王未果的情況下,把他放了。


    原因很簡單,孫元化對他們有知遇之恩。


    一同被釋放的還有山東按察司副使宋光蘭、兵備道王徵、副將張燾等等不願意投降叛軍的文官武將。


    事兒發展到二月份,可謂越來越糟糕!


    文官武將的表現讓崇禎皇帝更加寒心。


    於是乎他想起來了知兵、勇於任事、清廉如水的太監楷模——王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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