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懷和利益結合起來，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士人重情懷，恢複漢唐故土，為黎民百姓開拓更多的生存空間，與西夷爭鋒於南洋，這符合他們治國理念和名垂青史的情懷。
武人重現實，一旦沒有武人用武之地，那軍隊勢必要遭到縮減，十二鎮整編為四大戰區集群，還能保留多少，就全憑你能在未來對外征伐中你能保有多少份額，你對外開疆辟土所在的方向重要性有多大了。
商賈重利益，南洋帶來的香料、蔗糖、名貴木材以及消費市場，都是他們無法舍棄的，而遼東的苦兀和蝦夷，西域的漢唐故土，西南的安南和洞武，除了安南盛產稻米能讓他們有所心動外，其他反而缺乏動力。
接下來的兩日中，武人和商人便會在所謂的討論中不斷地接觸，名與利的交換，鬥爭和結盟，最終嬗變為種種名利結合體。
“紫英，你這種用名和利驅使眾人，可謂無往不利啊。”
崔景榮和王永光的到來，馮紫英也早有準備，但麵對對方的發問，馮紫英也還是有些感慨。
這些老牌士人，顯然對自己這種方式手段還是有些看法的。
馮紫英奉上茶後，這才嗟歎道：“自強公，有孚公，你們站在我的位置上，能有更好的辦法麽？有些是大勢所趨，有些是未雨綢繆，有些是力所不及，同樣的一件事情，放在不同人眼中，那就是截然不同的看法，像南洋，或許有人就覺得我大周富有萬物，何須勞師遠征，爭搶那邊荒蠻夷之地？可有人卻不然，南洋富庶，香料和蔗糖都是我們所不能及的，何況西夷已經踏入此地，所謂唇亡齒寒，莫過於此，我們不去，或許下一步人家船堅炮利就會直抵我們嶺南和江南沿海，禦敵於國門之外，上之上也，……”
“西域漢唐故土，有人會認為早已是故事，何必還要計較過往的燦爛，做好現實才是正經，勞民傷財，反為不美，但也有人會認為那本來就是我們的漢唐故地，現在條件成熟，為何不能收回來，讓其沐浴我們漢唐文明之光？何況打通西域通道，讓我們控製力抵達中亞腹地，也能更好地知曉和構建國防線，這是未雨綢繆，明智之舉，……”
“綜上種種，皆為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的結果，既然如此，我就把前景後果一一擺出來，讓大家各抒己見，群策群力，這也是一種民主，匯聚眾人之智，不能說你的看法就絕對正確，人家的觀點就是鼠目寸光，就是迂腐之舉，不能說你堅持的就是泱泱大義，人家追逐的就不值一提，給他們一個溝通、融合、妥協的機會，讓他們求同存異，我覺得這是好事，也是一個增強了解，實現共存的好時機，……”
“再說了，謀利不是壞事，隻要謀取來的利益能為我們大周所用，能為我們大周子民所用，我覺得就沒有問題。朝廷是做什麽的，不就是捍衛國家和子民利益的麽？否則我們養這麽多官員和軍隊來做什麽？隻要有利於國家和子民的，就該去坦然去做，不存在什麽義和利的對立，……”
講到這個份上，崔景榮和王永光也大致明白了馮紫英的觀點。
站在國家這個角度，隻要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於國有利的，就不能用固有的義與利的道理來計較，朝廷不就是隻為自己的子民負責麽？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何況這種方式最為武人和商人所喜，甚至可以說相當一部分士人和他們代表的士紳也同樣十分支持。
崔景榮和王永光要比韓爌、孫氏兄弟開明很多，而且對地方上的變化也更深入了解，他們很清楚當下士紳與工商勢力的合流日益成為一種時尚。
士紳賣掉土地參與工商實業成為大趨勢，同樣工商勢力培養自己子弟入仕一樣成為潮流。
如馮紫英所言，義和利，並不對立，同樣可以做到相輔相成。
“紫英，禮部之事，我聽有孚說了，你要讓有孚出任禮部尚書？”這才是今日崔景榮和王永光來此的目的。王永光出任禮部尚書當然是崔王二人都樂見其成的，但是馮紫英卻提出了要改革科舉的想法，這又讓崔王二人都陷入了艱難的選擇之中。
崔王二人都很清楚當下馮紫英的強勢，他確定了的目標，就一定要去完成，無論王永光是否出任禮部尚書，他也會推動科舉改革。
王永光沉吟著捋須，“紫英，我知道你素來心有宏願，但這科舉改革，事關天下萬千士子命運，稍有不慎，便會掀起滔天巨瀾，自唐宋以來到本朝，從詩賦經義到時政內容，那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你這驟然要將格物、律法和財計加入進去，而且分量加得如此之重，勢必引發動蕩啊。”
馮紫英和王永光談過，科舉改革，要從原來的兩項改為五項。
經義一直是大頭，但是都是士人們經年所習，很難拉開差距，時政所占比例雖小，但是卻因為觀點看法迥異，稍有差池，便是一個在天一個在地，現在再加入士人們原來從未了解學習過的格物、財計和律法，勢必進一步壓縮經義所占分量，肯定會引來未來一到兩科的士子前途，不能不慎重。
“自強公，有孚公，這一步遲早要走，之所以把代表們都帶去京畿煤鐵軍工聯合體去參觀，去看榆關港的發展和鐵軌，就是要讓大家明白，時代在變化發展，社會對各類知識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未來社會發展需要什麽樣的人才來支撐，官員也一樣，你連一爐生產多少鐵水不知道，一丈鐵軌耗鐵杜少不清楚，一艘船可運多少稻米粟米不清楚，一畝田怎麽才能增加糧食產量一無所知，完全依靠下邊人糊弄你，這樣的官員，我覺得以後很難再適應我們大周朝廷。”
“我不求大家對此要有多麽精通，但起碼你在麵對幕僚和胥吏交給你的文冊檔簿時，不要兩眼一抹黑，啥都看不懂，完全聽人家給你說什麽就是什麽，這樣的官員就算是你品德再好，經義再精通，可你怎麽來管治地方呢？難道都依靠幕僚和胥吏？如果他們的清廉出了問題，誰來監督他們？就算是禦史，你起碼也要懂一些格物、財計和律法相關知識，你才能來更好地查案辦案，搞清楚人家的罪證啊。”
馮紫英語重心長，講得很耐心。
崔景榮和王永光很難辯駁對方的道理。
馮紫英的觀點也涉及到了另外一項他即將推動的舉措，那就是進士觀政不再局限於八部和都察院，而要更多地到地方去了解和學習如何當好地方父母官，同時觀政結束根據觀政成效，所有進士都要到地方上任職鍛煉三年，根據任職表現才分批次調回朝中。
要當好地方官，隨著工商實業發展，財賦收入日益複雜化，不僅僅局限於田賦，涉及到地方上經濟官司會越來越多，斷案的要求也會進一步提高，所以馮紫英提出的官員要懂格物、財計和律法將是一個大趨勢，尤其是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江南、廣東以及湖廣和山東、北直，這個標準會更高。
也就是說未來進士出身的官員都要到地方去任職，知縣是主戰場，然後逐漸到州府這一級，而日後吏部和都察院對官員表現考核不再以士紳評價為重要依據，而要看你在地方工商發展和訴訟辦理的高效準確性上的表現。
從這個角度來說，馮紫英提出科舉改革也的確是適應未來地方官員治政的一種需要，也是配合吏治改革的一種舉措。
“紫英，我們理解你的想法，但是在力度和時間上，我們建議恐怕要更平和循序一些，莫要驟起驟落，引來太大震蕩。”
很難說服馮紫英改弦易轍，這也是崔王二人早有預料的，而且馮紫英選擇王永光為具體實施的禮部尚書，實際上也是一個變相的示好，具體尺度王永光可以掌控，但是在目標上不能有變化。
“自強公，有孚公，我知道你們這是為我好，在具體推進的進度上，我們可以具體商量，比如這一科不可能，下一科是不是可以現在秋闈上加入一些比例，比如兩成，格物一成，律法和財計合計一成，春闈考慮一成五，到再下一科我們適當提高比例，……”
接下來無外乎就是一個比例增長和延續到三科四科之後提升到固定比例，這一點上崔王二人都希望能盡可能有一個緩升過程，另外在格物和財計的比例上也有分歧，希望不宜太大。
這一點上馮紫英也能理解，畢竟要讓大周這樣一個長期處於封建社會的王朝轉向，哪怕提升一個百分點的比例都關係重大，他也不希望因為這件事情失去這二人的支持，所以也表示可以進一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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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重情懷，恢複漢唐故土，為黎民百姓開拓更多的生存空間，與西夷爭鋒於南洋，這符合他們治國理念和名垂青史的情懷。
武人重現實，一旦沒有武人用武之地，那軍隊勢必要遭到縮減，十二鎮整編為四大戰區集群，還能保留多少，就全憑你能在未來對外征伐中你能保有多少份額，你對外開疆辟土所在的方向重要性有多大了。
商賈重利益，南洋帶來的香料、蔗糖、名貴木材以及消費市場，都是他們無法舍棄的，而遼東的苦兀和蝦夷，西域的漢唐故土，西南的安南和洞武，除了安南盛產稻米能讓他們有所心動外，其他反而缺乏動力。
接下來的兩日中，武人和商人便會在所謂的討論中不斷地接觸，名與利的交換，鬥爭和結盟，最終嬗變為種種名利結合體。
“紫英，你這種用名和利驅使眾人，可謂無往不利啊。”
崔景榮和王永光的到來，馮紫英也早有準備，但麵對對方的發問，馮紫英也還是有些感慨。
這些老牌士人，顯然對自己這種方式手段還是有些看法的。
馮紫英奉上茶後，這才嗟歎道：“自強公，有孚公，你們站在我的位置上，能有更好的辦法麽？有些是大勢所趨，有些是未雨綢繆，有些是力所不及，同樣的一件事情，放在不同人眼中，那就是截然不同的看法，像南洋，或許有人就覺得我大周富有萬物，何須勞師遠征，爭搶那邊荒蠻夷之地？可有人卻不然，南洋富庶，香料和蔗糖都是我們所不能及的，何況西夷已經踏入此地，所謂唇亡齒寒，莫過於此，我們不去，或許下一步人家船堅炮利就會直抵我們嶺南和江南沿海，禦敵於國門之外，上之上也，……”
“西域漢唐故土，有人會認為早已是故事，何必還要計較過往的燦爛，做好現實才是正經，勞民傷財，反為不美，但也有人會認為那本來就是我們的漢唐故地，現在條件成熟，為何不能收回來，讓其沐浴我們漢唐文明之光？何況打通西域通道，讓我們控製力抵達中亞腹地，也能更好地知曉和構建國防線，這是未雨綢繆，明智之舉，……”
“綜上種種，皆為不同角度看待事物的結果，既然如此，我就把前景後果一一擺出來，讓大家各抒己見，群策群力，這也是一種民主，匯聚眾人之智，不能說你的看法就絕對正確，人家的觀點就是鼠目寸光，就是迂腐之舉，不能說你堅持的就是泱泱大義，人家追逐的就不值一提，給他們一個溝通、融合、妥協的機會，讓他們求同存異，我覺得這是好事，也是一個增強了解，實現共存的好時機，……”
“再說了，謀利不是壞事，隻要謀取來的利益能為我們大周所用，能為我們大周子民所用，我覺得就沒有問題。朝廷是做什麽的，不就是捍衛國家和子民利益的麽？否則我們養這麽多官員和軍隊來做什麽？隻要有利於國家和子民的，就該去坦然去做，不存在什麽義和利的對立，……”
講到這個份上，崔景榮和王永光也大致明白了馮紫英的觀點。
站在國家這個角度，隻要有利於國家發展的，於國有利的，就不能用固有的義與利的道理來計較，朝廷不就是隻為自己的子民負責麽？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何況這種方式最為武人和商人所喜，甚至可以說相當一部分士人和他們代表的士紳也同樣十分支持。
崔景榮和王永光要比韓爌、孫氏兄弟開明很多，而且對地方上的變化也更深入了解，他們很清楚當下士紳與工商勢力的合流日益成為一種時尚。
士紳賣掉土地參與工商實業成為大趨勢，同樣工商勢力培養自己子弟入仕一樣成為潮流。
如馮紫英所言，義和利，並不對立，同樣可以做到相輔相成。
“紫英，禮部之事，我聽有孚說了，你要讓有孚出任禮部尚書？”這才是今日崔景榮和王永光來此的目的。王永光出任禮部尚書當然是崔王二人都樂見其成的，但是馮紫英卻提出了要改革科舉的想法，這又讓崔王二人都陷入了艱難的選擇之中。
崔王二人都很清楚當下馮紫英的強勢，他確定了的目標，就一定要去完成，無論王永光是否出任禮部尚書，他也會推動科舉改革。
王永光沉吟著捋須，“紫英，我知道你素來心有宏願，但這科舉改革，事關天下萬千士子命運，稍有不慎，便會掀起滔天巨瀾，自唐宋以來到本朝，從詩賦經義到時政內容，那也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你這驟然要將格物、律法和財計加入進去，而且分量加得如此之重，勢必引發動蕩啊。”
馮紫英和王永光談過，科舉改革，要從原來的兩項改為五項。
經義一直是大頭，但是都是士人們經年所習，很難拉開差距，時政所占比例雖小，但是卻因為觀點看法迥異，稍有差池，便是一個在天一個在地，現在再加入士人們原來從未了解學習過的格物、財計和律法，勢必進一步壓縮經義所占分量，肯定會引來未來一到兩科的士子前途，不能不慎重。
“自強公，有孚公，這一步遲早要走，之所以把代表們都帶去京畿煤鐵軍工聯合體去參觀，去看榆關港的發展和鐵軌，就是要讓大家明白，時代在變化發展，社會對各類知識的需求也在發生變化，未來社會發展需要什麽樣的人才來支撐，官員也一樣，你連一爐生產多少鐵水不知道，一丈鐵軌耗鐵杜少不清楚，一艘船可運多少稻米粟米不清楚，一畝田怎麽才能增加糧食產量一無所知，完全依靠下邊人糊弄你，這樣的官員，我覺得以後很難再適應我們大周朝廷。”
“我不求大家對此要有多麽精通，但起碼你在麵對幕僚和胥吏交給你的文冊檔簿時，不要兩眼一抹黑，啥都看不懂，完全聽人家給你說什麽就是什麽，這樣的官員就算是你品德再好，經義再精通，可你怎麽來管治地方呢？難道都依靠幕僚和胥吏？如果他們的清廉出了問題，誰來監督他們？就算是禦史，你起碼也要懂一些格物、財計和律法相關知識，你才能來更好地查案辦案，搞清楚人家的罪證啊。”
馮紫英語重心長，講得很耐心。
崔景榮和王永光很難辯駁對方的道理。
馮紫英的觀點也涉及到了另外一項他即將推動的舉措，那就是進士觀政不再局限於八部和都察院，而要更多地到地方去了解和學習如何當好地方父母官，同時觀政結束根據觀政成效，所有進士都要到地方上任職鍛煉三年，根據任職表現才分批次調回朝中。
要當好地方官，隨著工商實業發展，財賦收入日益複雜化，不僅僅局限於田賦，涉及到地方上經濟官司會越來越多，斷案的要求也會進一步提高，所以馮紫英提出的官員要懂格物、財計和律法將是一個大趨勢，尤其是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江南、廣東以及湖廣和山東、北直，這個標準會更高。
也就是說未來進士出身的官員都要到地方去任職，知縣是主戰場，然後逐漸到州府這一級，而日後吏部和都察院對官員表現考核不再以士紳評價為重要依據，而要看你在地方工商發展和訴訟辦理的高效準確性上的表現。
從這個角度來說，馮紫英提出科舉改革也的確是適應未來地方官員治政的一種需要，也是配合吏治改革的一種舉措。
“紫英，我們理解你的想法，但是在力度和時間上，我們建議恐怕要更平和循序一些，莫要驟起驟落，引來太大震蕩。”
很難說服馮紫英改弦易轍，這也是崔王二人早有預料的，而且馮紫英選擇王永光為具體實施的禮部尚書，實際上也是一個變相的示好，具體尺度王永光可以掌控，但是在目標上不能有變化。
“自強公，有孚公，我知道你們這是為我好，在具體推進的進度上，我們可以具體商量，比如這一科不可能，下一科是不是可以現在秋闈上加入一些比例，比如兩成，格物一成，律法和財計合計一成，春闈考慮一成五，到再下一科我們適當提高比例，……”
接下來無外乎就是一個比例增長和延續到三科四科之後提升到固定比例，這一點上崔王二人都希望能盡可能有一個緩升過程，另外在格物和財計的比例上也有分歧，希望不宜太大。
這一點上馮紫英也能理解，畢竟要讓大周這樣一個長期處於封建社會的王朝轉向，哪怕提升一個百分點的比例都關係重大，他也不希望因為這件事情失去這二人的支持，所以也表示可以進一步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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