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嚐計之,人負米六鬥,卒自攜五日幹糧,人餉一卒,一去可十八日。”【夢溪筆談行軍運糧篇】
夕陽斜照,兩人坐在敞開的軺車內,四周除了及腰的屏障以外,沒有任何遮擋。這時候街道上已經沒有什麽人了,賈詡與麋竺二人看著左手邊光輝燦爛的、與平行的大街漸漸分離的漕渠,一時陷入了沉默。
賈詡句句都說到要點,的確,麋竺行商多年,東海麋氏富甲徐州,雖然費盡苦心為自己營造了一個士人的形象,待人慷慨大方、樂善好施,但在正統的經學世家的眼中,麋竺仍是一個不入流的商人。在孝武皇帝時期還有商人、獄吏、等非儒士、各行各業的專業性人才踴躍入朝,可隨著儒學的昌明,朝士公卿便開始名儒輩出,選官的對象與標準也越來越狹隘,逐漸隻重視讀過經學的士人,而忽視了雖不通經書、但有所專長的人才。
‘行商終究是小道,要想入朝為官、傳繼家業,就隻有明經書、成為士人這一條路!’
‘百年間,雖家貧仍不忘好學、終以賢名得受右職,創立家業者還少了麽?’
‘我家若是還無二千石,這巨億家財還能留多久?’
麋竺回過神來,藏在袖子裏的一串金五銖突然隨著車馬的顛簸而落入掌心,那五枚堅挺精整的五銖錢是由他麋氏先祖行商時賺取的第一筆金子熔鑄成的,曆來就是麋氏的家傳,曾經是麋氏的驕傲,但在以經書作為家傳的大族眼中,又是多麽可笑的一件事。
像桑弘羊、孔僅那樣以商賈身份步入仕途的人,自孝武皇帝以後就幾乎再也沒有出現過了。由於存在著這樣的社會氛圍,桑弘羊的光輝事跡無法被後人複製,麋竺心裏再有主意也隻能伴隨主流,努力將自己融入到士人階層中去。盡管這並不是麋竺本心,但隻有這樣,他麋氏才能將財富轉化為權位,甚至朝著士族的方向更進一步。
可如今賈詡的話又讓他看到了新的出路,皇帝任用麋竺,顯然的看在了他商賈的身份,不然何必特意重設一個與商業、經濟密切相關的均輸監給他管理?早在一開始的時候麋竺心裏就有所猜測,直到現在從賈詡這個皇帝最親信的臣子口中,更是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皇帝是拿他當桑弘羊,而不是把他當做一個普通士人。
如果是普通的士人,麋竺自忖以他的能力尚且不能與劉虞、王邑等地方能臣相提並論,但如果是以商人的身份入仕,在最熟悉的領域,麋竺自詡不會輸給任何人。
兩人從一開始的言語試探、到交心交底,機會已經擺在眼前了,麋竺強按下那股激動,臉上依舊掛著禮貌而溫和的笑容,凝聲說道:“賈公說的是,在下蒙受國家厚愛,自受任以來,便夙夜憂歎。常思如何得以報效,眼下正當其時,也不枉在下淺薄之才、終有可用之處。”
這是一個成就自己理想的機會,麋竺要讓所有人都知道,他絕不是憑借著王氏的權勢上位的碌碌庸才。
賈詡點了點頭,繼續說道:“這次長安商賈不聽良言,是所謂‘先禮’而無用,接下來可就得‘動兵’了。依國家的脾性,彼等奸商皆該處死,而不是好言相商。我知道麋君雖與對彼等曾同為商賈,知道朝廷預備的手段,心中不是為彼等不忍,而是不甘。索性此時還不到圖窮匕見的時候,國家也有借此察驗麋君的意思,眼下仍是平準、太倉二署配合均輸監平抑物價,一切都還來得及,就看麋君準備如何自處了。”
這一次若是按賈詡的說法提請皇帝直接采取暴力措施,以‘為富不仁’的名義抄沒奸商輕賈的家財,那麋竺這些天就等於是無功而返、顏麵無光了。
麋竺明白皇帝之所以遲遲不曾動手嚴懲,不僅是顧忌著‘規矩’與聲名,更是要給他一個表現能力的機會。若是他成功平抑了物價,那今後前景可期,若是辦不好,皇帝也就隻好出於下策、而他也就可能沒有繼續待在均輸監的必要了。
“在下明白,這幾日均輸監的糧價之所以隻比市價低上些許,主要是還是擔心倉公那裏供應艱難、以及擔心有人趁機倒賣。”麋竺在袖子中悄然握緊那五枚金五銖,對賈詡凝聲說道:“既然商賈不聽,那在下自會有新的應對。”
賈詡挑了挑眉,主動提出來說道:“若有所需,但請相告。”
於是平準令與均輸令便在車上細細談論起來,這個職能互補、曾經共掌天下經濟命脈的部門,在其丟棄塵埃很久以後,終於如這兩個人在夕陽的影子一樣,再度融合起來。
太倉北麵正是執金吾下屬的武庫,裏麵存放著大量預備使用的方盾寬劍、鉤戟長铩、弓弩箭矢等兵器。賈詡與麋竺兩人共乘的車駕進入幹道,還沒到武庫跟前,便遠遠地見到其周圍結隊巡視的、整齊有序的執金吾緹騎,長安附近的軍事力量,光是執金吾手下就有兩百名緹騎、五百二十名執戟。僅憑這七百二十人的步騎就能輕鬆掃除長安所有的商賈,更遑論精銳程度更在緹騎之上的南北禁軍。
麋竺默默感受著經過武庫時直麵而來的冷冽氣息,心中忽然想到:當年袁術在南陽征調軍糧,本地大族吝嗇不出,結果被袁術指使黃巾流賊以及部下公然搶掠。這種惡劣的、大失眾望的事朝廷隻是不會去做,並不是做不到,彼等商賈應該慶幸遇見的是他這個手段‘平和’的對手。
到了第二天,原本比市價隻低數百錢的官糧突然大跌,直接變成了穀八百錢一石、豆麥五百錢一石,長安百姓聞訊紛紛丟下價格數千錢的私人糧鋪不顧,跑到官署購買糧穀。那些奸商更是大喜,更想故技重施,派人私下攜巨款搶購,試圖吃進朝廷的官糧。
麋竺早有準備,他這回定下了詳細的規章,以成年人日食六升的用量來計算,每人每天隻許買一鬥米,為了便於鑒別,每天會在買者的手腕塗上不易擦洗的色漆。有了限購的規定以後,商賈偷偷倒賣、私買官糧的行為得到了極大程度的遏製,哪怕他們全家包括家奴一齊上陣,一天也買不到幾石米,更遑論借此謀利了。
如果僅僅是大幅降價、限購限買,最多也隻是讓那些商賈一時做不成生意。等到長安附近越來越多是受災民眾聞風搶購糧穀,太倉米不足支應的時候,他們照樣能在最後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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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詡句句都說到要點,的確,麋竺行商多年,東海麋氏富甲徐州,雖然費盡苦心為自己營造了一個士人的形象,待人慷慨大方、樂善好施,但在正統的經學世家的眼中,麋竺仍是一個不入流的商人。在孝武皇帝時期還有商人、獄吏、等非儒士、各行各業的專業性人才踴躍入朝,可隨著儒學的昌明,朝士公卿便開始名儒輩出,選官的對象與標準也越來越狹隘,逐漸隻重視讀過經學的士人,而忽視了雖不通經書、但有所專長的人才。
‘行商終究是小道,要想入朝為官、傳繼家業,就隻有明經書、成為士人這一條路!’
‘百年間,雖家貧仍不忘好學、終以賢名得受右職,創立家業者還少了麽?’
‘我家若是還無二千石,這巨億家財還能留多久?’
麋竺回過神來,藏在袖子裏的一串金五銖突然隨著車馬的顛簸而落入掌心,那五枚堅挺精整的五銖錢是由他麋氏先祖行商時賺取的第一筆金子熔鑄成的,曆來就是麋氏的家傳,曾經是麋氏的驕傲,但在以經書作為家傳的大族眼中,又是多麽可笑的一件事。
像桑弘羊、孔僅那樣以商賈身份步入仕途的人,自孝武皇帝以後就幾乎再也沒有出現過了。由於存在著這樣的社會氛圍,桑弘羊的光輝事跡無法被後人複製,麋竺心裏再有主意也隻能伴隨主流,努力將自己融入到士人階層中去。盡管這並不是麋竺本心,但隻有這樣,他麋氏才能將財富轉化為權位,甚至朝著士族的方向更進一步。
可如今賈詡的話又讓他看到了新的出路,皇帝任用麋竺,顯然的看在了他商賈的身份,不然何必特意重設一個與商業、經濟密切相關的均輸監給他管理?早在一開始的時候麋竺心裏就有所猜測,直到現在從賈詡這個皇帝最親信的臣子口中,更是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皇帝是拿他當桑弘羊,而不是把他當做一個普通士人。
如果是普通的士人,麋竺自忖以他的能力尚且不能與劉虞、王邑等地方能臣相提並論,但如果是以商人的身份入仕,在最熟悉的領域,麋竺自詡不會輸給任何人。
兩人從一開始的言語試探、到交心交底,機會已經擺在眼前了,麋竺強按下那股激動,臉上依舊掛著禮貌而溫和的笑容,凝聲說道:“賈公說的是,在下蒙受國家厚愛,自受任以來,便夙夜憂歎。常思如何得以報效,眼下正當其時,也不枉在下淺薄之才、終有可用之處。”
這是一個成就自己理想的機會,麋竺要讓所有人都知道,他絕不是憑借著王氏的權勢上位的碌碌庸才。
賈詡點了點頭,繼續說道:“這次長安商賈不聽良言,是所謂‘先禮’而無用,接下來可就得‘動兵’了。依國家的脾性,彼等奸商皆該處死,而不是好言相商。我知道麋君雖與對彼等曾同為商賈,知道朝廷預備的手段,心中不是為彼等不忍,而是不甘。索性此時還不到圖窮匕見的時候,國家也有借此察驗麋君的意思,眼下仍是平準、太倉二署配合均輸監平抑物價,一切都還來得及,就看麋君準備如何自處了。”
這一次若是按賈詡的說法提請皇帝直接采取暴力措施,以‘為富不仁’的名義抄沒奸商輕賈的家財,那麋竺這些天就等於是無功而返、顏麵無光了。
麋竺明白皇帝之所以遲遲不曾動手嚴懲,不僅是顧忌著‘規矩’與聲名,更是要給他一個表現能力的機會。若是他成功平抑了物價,那今後前景可期,若是辦不好,皇帝也就隻好出於下策、而他也就可能沒有繼續待在均輸監的必要了。
“在下明白,這幾日均輸監的糧價之所以隻比市價低上些許,主要是還是擔心倉公那裏供應艱難、以及擔心有人趁機倒賣。”麋竺在袖子中悄然握緊那五枚金五銖,對賈詡凝聲說道:“既然商賈不聽,那在下自會有新的應對。”
賈詡挑了挑眉,主動提出來說道:“若有所需,但請相告。”
於是平準令與均輸令便在車上細細談論起來,這個職能互補、曾經共掌天下經濟命脈的部門,在其丟棄塵埃很久以後,終於如這兩個人在夕陽的影子一樣,再度融合起來。
太倉北麵正是執金吾下屬的武庫,裏麵存放著大量預備使用的方盾寬劍、鉤戟長铩、弓弩箭矢等兵器。賈詡與麋竺兩人共乘的車駕進入幹道,還沒到武庫跟前,便遠遠地見到其周圍結隊巡視的、整齊有序的執金吾緹騎,長安附近的軍事力量,光是執金吾手下就有兩百名緹騎、五百二十名執戟。僅憑這七百二十人的步騎就能輕鬆掃除長安所有的商賈,更遑論精銳程度更在緹騎之上的南北禁軍。
麋竺默默感受著經過武庫時直麵而來的冷冽氣息,心中忽然想到:當年袁術在南陽征調軍糧,本地大族吝嗇不出,結果被袁術指使黃巾流賊以及部下公然搶掠。這種惡劣的、大失眾望的事朝廷隻是不會去做,並不是做不到,彼等商賈應該慶幸遇見的是他這個手段‘平和’的對手。
到了第二天,原本比市價隻低數百錢的官糧突然大跌,直接變成了穀八百錢一石、豆麥五百錢一石,長安百姓聞訊紛紛丟下價格數千錢的私人糧鋪不顧,跑到官署購買糧穀。那些奸商更是大喜,更想故技重施,派人私下攜巨款搶購,試圖吃進朝廷的官糧。
麋竺早有準備,他這回定下了詳細的規章,以成年人日食六升的用量來計算,每人每天隻許買一鬥米,為了便於鑒別,每天會在買者的手腕塗上不易擦洗的色漆。有了限購的規定以後,商賈偷偷倒賣、私買官糧的行為得到了極大程度的遏製,哪怕他們全家包括家奴一齊上陣,一天也買不到幾石米,更遑論借此謀利了。
如果僅僅是大幅降價、限購限買,最多也隻是讓那些商賈一時做不成生意。等到長安附近越來越多是受災民眾聞風搶購糧穀,太倉米不足支應的時候,他們照樣能在最後獲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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