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管子山權】
皇帝召見周忠，是想與對方、以及連帶著召見的均輸令麋竺商議錢的問題。站在後世人的角度來說，周忠負責的水衡監隻擁有一個收舊幣、鑄新錢的貨幣發行權，而無任何後世‘中央銀行’該有的功能定位。雖說以眼下的時局和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研究這個還為時尚早，但治國當高屋建瓴，此時不需，焉知以後會不會出現急需轉變適應的變化？
周忠與麋竺二人尚且未有明悟皇帝這一番高瞻遠矚背後的深意，便唯唯諾諾的應下了回去後必要熟讀《管子》一書。隻麋竺還機警些，輕聲提了句：“臣前次得奉詔書，領受錢穀數百萬，主辦平準均輸一事。起初臣秉持陛下‘以工代賑’之法，前後用錢穀無數，意欲使民間百姓得此之後，能聊以生計，坊間糧價也能有所回落。誰知”
麋竺故事重提，未嚐沒有當麵邀功的意思，但見皇帝聽得認真，這才接著說道：“誰知這錢發的越多，便越不值錢，坊間的物價便越高。倘若又是錢發的少了，百姓無錢買糧，饑饉又不得濟。其中關隘，臣出身微末，實在想不清緣由，若按昔年朝議，廢錢易物，卻又有失陛下鑄‘通寶’錢的本意……”
他雖然有經濟之才，但以往也不過是一介豪商，做的也都是些賤買貴賣的生意，對於市場動向、物價漲跌的變動，他倒是嗅覺敏銳、眼光獨到，可一涉及到金融、貨幣發行的領域，麋竺就有些生疏了。當然，這並不是他資質淺薄，而是由於麋竺從市場的參與者成為了調控者，棋子變成了棋手，這一身份的轉變，讓他一時不得適應罷了。
無論是身在何處，上下級關係親密的一個表現就是像這樣隨口談論本職工作上的事，不拘於自己尚且辦不辦得到，隻要表現出自己有獨到的思考、見解，再伏低態度請上位者指教，便極容易滿足上位者的虛榮心。更有甚者，還會故意弄錯一點無傷大雅的小事，讓上位者主動發現，然後一個慷慨賜教、一個恭敬受教，兩者關係便融洽了。
若是樣樣事都辦得出彩，以至於讓上位者無從置喙，添改不得，那麽重用歸重用，喜歡卻未必喜歡了。
皇帝正是這麽一個‘好為人師’的人，他有著兩世的豐富見識與閱曆，對麋竺的這番通貨膨脹的疑問自然是滿心瞧不上眼，但拘於這個時代所限，他還是很滿意麋竺善於思考的行為，若是稍加提點，未嚐不能大用。
這樣轉著心思，皇帝開口說道：“你說這話，可見你未讀過《管子》，其中有言‘幣重則穀輕，幣輕則穀重’，正如秋收豐收之時，穀輕幣重，均輸監便要支使錢帛大肆收購，以防穀賤傷農；而在青黃不接時，則穀重幣輕，屆時由太倉出售穀物，即可緩解饑饉，又能收回先前所出之錢。一出一入，獲利十倍不止，而朝廷、黎庶各皆便宜，這便是‘輕重’之道。”
麋竺早前在徐州時，一心想擠入徐州士人的圈子，不惜費盡心機為自己打造了‘君子’的人設。為了與士人交往時能有的放矢，更是埋頭苦讀經書，哪有餘暇去看《管子》這類書籍？他行商能積攢巨億，靠的全是與生俱來的商人天賦，此時受了皇帝教訓、又見皇帝格外重視，心裏便打定主意回去後必要將此類‘雜書’融會貫通。
晾在一旁的周忠有些不自在，說起來他與麋竺都是皇帝的親戚，麋竺是皇帝表嫂的兄長，周忠是皇帝姐夫的伯父。如今皇帝與麋竺說得熱鬧，自己卻像是與侍奉殿內充數的侍中、黃門侍郎成了局外人，這讓周忠不太樂意，他奉詔而來，可是想著能得受重用的，豈能讓麋竺一個商賈把風頭搶了去？
“陛下睿鑒，錢者，金幣之名也，乃貨之泉，上古為市，為易有無，則錢始行。”周忠見縫插針，湊趣著發表自己的見解：“水衡監負責建安新錢的鑄造、發行，自當要以此為念，秉持‘輕重’之道。依臣之見，前有均輸、平準、太倉三者聯合平抑物價，維持民生，水衡監掌管貨泉，在適當之時，不妨也能廂房前例。譬如平準統算、均輸調度、太倉與水衡糶糴，如此則物價平穩、黎庶安定、百業興盛。”
周忠雖不如麋竺善於經濟，但到底是少曆列位、數次累遷，比麋竺多混跡朝堂十數年，於政治風向自有他過人的嗅覺與敏銳。當初能從董卓手中擔任大司農、又從王允屬下明智的投靠皇帝，全靠的是自己審時度勢的本事。他此時聽皇帝與麋竺談論半句不離一個‘錢’字，心裏便有了底，‘錢’之一字正好是自己所管，那自己就得有一番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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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說的是。”皇帝正與麋竺討論基礎的貨幣知識，但麋竺天生就對此有超乎尋常的稟賦，幾乎一點就通，而且還能舉一反三，皇帝前世不是學經濟的，不過是行商時接觸過一些，底子不厚。眼見麋竺的問題越來越精深，越來越專業，皇帝甚至有些招架不住。
好在周忠這番話解了皇帝燃眉之急，他趁機擺脫意猶未盡的麋竺，欣慰的點頭道：“《管子》‘輕重’之道，利國利民，誠乃治國要術，更是爾等經濟之臣窮理治事之法。眼下關中疲敝，剛過了旱蝗，亟待興複，而涼州、益州業已安定，正是爾等一展所長的時候。”
皇帝這話倒是不假，益州的蜀錦、涼州的奇貨、並州的牛羊，樣樣運到關東、關中都是數十倍的利，而均輸監若是能借助平準在市場信息上的準確抓取，以及水衡監源源不斷的通寶，不說府庫充盈，便是現下朝廷的勢力都能連成一片，一個統一的市場將會在麋竺的手中盤活！
這可是一筆曠古未有的大生意，注定載入史冊，可不比自己經營家裏生意那般小打小鬧，麋竺心情激蕩，頓時有些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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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與麋竺二人尚且未有明悟皇帝這一番高瞻遠矚背後的深意，便唯唯諾諾的應下了回去後必要熟讀《管子》一書。隻麋竺還機警些，輕聲提了句：“臣前次得奉詔書，領受錢穀數百萬，主辦平準均輸一事。起初臣秉持陛下‘以工代賑’之法，前後用錢穀無數，意欲使民間百姓得此之後，能聊以生計，坊間糧價也能有所回落。誰知”
麋竺故事重提，未嚐沒有當麵邀功的意思，但見皇帝聽得認真，這才接著說道：“誰知這錢發的越多，便越不值錢，坊間的物價便越高。倘若又是錢發的少了，百姓無錢買糧，饑饉又不得濟。其中關隘，臣出身微末，實在想不清緣由，若按昔年朝議，廢錢易物，卻又有失陛下鑄‘通寶’錢的本意……”
他雖然有經濟之才，但以往也不過是一介豪商，做的也都是些賤買貴賣的生意，對於市場動向、物價漲跌的變動，他倒是嗅覺敏銳、眼光獨到，可一涉及到金融、貨幣發行的領域，麋竺就有些生疏了。當然，這並不是他資質淺薄，而是由於麋竺從市場的參與者成為了調控者，棋子變成了棋手，這一身份的轉變，讓他一時不得適應罷了。
無論是身在何處，上下級關係親密的一個表現就是像這樣隨口談論本職工作上的事，不拘於自己尚且辦不辦得到，隻要表現出自己有獨到的思考、見解，再伏低態度請上位者指教，便極容易滿足上位者的虛榮心。更有甚者，還會故意弄錯一點無傷大雅的小事，讓上位者主動發現，然後一個慷慨賜教、一個恭敬受教，兩者關係便融洽了。
若是樣樣事都辦得出彩，以至於讓上位者無從置喙，添改不得，那麽重用歸重用，喜歡卻未必喜歡了。
皇帝正是這麽一個‘好為人師’的人，他有著兩世的豐富見識與閱曆，對麋竺的這番通貨膨脹的疑問自然是滿心瞧不上眼，但拘於這個時代所限，他還是很滿意麋竺善於思考的行為，若是稍加提點，未嚐不能大用。
這樣轉著心思，皇帝開口說道：“你說這話，可見你未讀過《管子》，其中有言‘幣重則穀輕，幣輕則穀重’，正如秋收豐收之時，穀輕幣重，均輸監便要支使錢帛大肆收購，以防穀賤傷農；而在青黃不接時，則穀重幣輕，屆時由太倉出售穀物，即可緩解饑饉，又能收回先前所出之錢。一出一入，獲利十倍不止，而朝廷、黎庶各皆便宜，這便是‘輕重’之道。”
麋竺早前在徐州時，一心想擠入徐州士人的圈子，不惜費盡心機為自己打造了‘君子’的人設。為了與士人交往時能有的放矢，更是埋頭苦讀經書，哪有餘暇去看《管子》這類書籍？他行商能積攢巨億，靠的全是與生俱來的商人天賦，此時受了皇帝教訓、又見皇帝格外重視，心裏便打定主意回去後必要將此類‘雜書’融會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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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雖不如麋竺善於經濟，但到底是少曆列位、數次累遷，比麋竺多混跡朝堂十數年，於政治風向自有他過人的嗅覺與敏銳。當初能從董卓手中擔任大司農、又從王允屬下明智的投靠皇帝，全靠的是自己審時度勢的本事。他此時聽皇帝與麋竺談論半句不離一個‘錢’字，心裏便有了底，‘錢’之一字正好是自己所管，那自己就得有一番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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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周忠這番話解了皇帝燃眉之急，他趁機擺脫意猶未盡的麋竺，欣慰的點頭道：“《管子》‘輕重’之道，利國利民，誠乃治國要術，更是爾等經濟之臣窮理治事之法。眼下關中疲敝，剛過了旱蝗，亟待興複，而涼州、益州業已安定，正是爾等一展所長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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