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夏”過後,就該收公糧、餘糧了。


    那時是改革開放初期,農村剛包產到戶沒幾年,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加之風調雨順,糧食產量連年豐收,家家戶戶都是大囤尖來小囤滿,而國家對糧油市場還沒有放開,實行的還是統購統銷政策,政策的不配套使很多地方都出現了賣糧難,懷川鄉也不例外。


    為了解決農民賣糧難問題,鄉黨委、政府提前一個月就開始著手安排部署,多次召集農技、糧站、工商、稅務、財政、信用社、派出所等負責人及鄉村幹部會議,專題研究收公糧、餘糧有關事宜,最後議定此項工作由鄉政府牽頭,糧站具體實施,各部門協作配合,各村交糧順序按照先近後遠,先大後小,先平原後山區的原則排列,依次進行。為了確保萬無一失,在收糧前鄉裏召開了鄉村兩級會議進行緊急動員,會後鄉領導和鄉全體機關人員深入到村分別做工作,並讓各村委簽訂了承諾書。工作不能說是不細、不實。


    但到交糧時還是出現了問題。交糧的第一天人們還能按照鄉裏安排的順序依次進行,到了第二天秩序就有點亂了,很多人都紛紛托親戚求朋友找關係,為的就是早些時間將糧食交了,地裏的活不等人啊。這就引起了那些沒有關係的人的不滿,但這種不滿是放在肚裏的是私下裏咕噥的,畢竟不是多大個事,鄉裏鄉親的,低頭不見抬頭見,誰也不好拉下臉認真計較,要不怎麽說莊戶人家寬厚,他們不但不計較表麵上還流露出羨慕的神情。這使那些找關係交了糧的人感覺特別顯勢特別戇臉,說話都比平時有底氣聲氣足,到後來就演變成誰能找熟人先交了糧就說明誰有路子誰有本事,這種心理態勢助長了人們瘋了似的找關係。


    這種狀態惡性循環,愈演愈烈。最一開始是輪到那個村的人找人先交,後來發展成沒有輪到的村的人也想辦法找人先交,人們看到交糧並不是嚴格按照原定的順序依次進行,再說往年發生過交遲了交不上糧的事,所以誰都想早交早心淨。山上的、平原的、大村的、小村的,甚至兩縣兩鄉交界的邊方村的人,都紛紛開著小四輪、趕著毛驢車、架著木板車,擔著大籮筐,車水馬龍地聚集在鄉糧站門前,交糧的隊伍足足排了有一裏多長。頭兩天賣糧的人還早去晚歸,但看到賣糧的人那麽多,誰也唯恐落後了,就爭先恐後的早早來到糧站排隊,有的半夜兩三點就趕來了,那些路遠的、從山上下來的幹脆晚上就不回去,反正這時正是夏季,在地上鋪一條席子,在車邊或靠或躺眯一下就行了。小商小販們是哪裏人多就往哪裏湊,賣肉丸的、賣包子的、賣涼粉的、賣冰糕的……吆喝聲此起彼伏,好不熱鬧。


    這幾天鄉裏一直在做疏導工作,但效果甚微,為了維持好秩序,鄉黨、政一把手吃住在鄉裏坐鎮指揮,其他班子成員輪流帶班,領著機關人員親臨賣糧現場執勤。為了以示區別,鄉幹部每人胳膊上帶了一個印著“執勤”兩個黃字的紅袖套,人群裏到處都可以看到戴著紅袖套的身影,那時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紅袖套”,隻要哪裏發生了情況,有人一聲喊“紅袖套”,“紅袖套”就會出現在哪裏。


    史玉林帶著紅袖套每天穿梭在人群中,因他是剛參加工作,所以做的格外地認真賣力,他不停地巡視著吆喝著,一刻也不消停,幾天下來他和七裏八村的人就都熟識了,沒事的時候就和他們坐在一起拉呱(拉家常的意思),有位農民很熱情地掏出旱煙袋招待他。這種煙袋是用本鄉的小竹杆做的,有大拇指粗細,前邊帶著桃核一樣大小的竹根,上麵用燒紅的鐵條烙個窟窿,與竹竿相通,當時很多地方的農民吸煙用的都是這個,也有的地方很形象地把它叫做煙槍,他們把煙草直接按在煙袋的窟窿裏,然後用火柴點著,就著竹竿美美地吸上幾口,一直吸到肺腑裏吸到胸腔裏吸到骨髓裏去,然後再把肚裏的心裏的肺裏的脹氣饢膀氣悠悠地吐出來,覺得特別暢快特別提神。飯後一袋煙賽似活神仙,這些農民可以三天無飯不可一日無煙,寧可沒有老婆也不能沒有煙袋,煙袋是農民用來解乏提神消遣的重要工具,它已不僅僅是物質的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麵的東西,它象夥伴一樣不離須臾地追隨著它的主人。這麽重要體己的東西我肯與你一起分享,不是一鍋搗勺的自家人,不是磕頭碰臉的兄弟,不是打小光屁股一起長大的夥伴,不是吃喝不論的的朋友,誰肯。所以在農村誰讓你吸他的旱煙袋,是把你當作了自己人才肯這樣做的,你想想一根煙袋在你我的手上、嘴上傳遞著,那種氣息相通骨肉相連的象征意義,怎麽想怎麽都象握手、親吻的感覺。這時候你千萬別不接,不接你就是不把他當自己人看,你就是端著給他擺架子,你就是看不起人,他嘴上不說什麽心裏會惱你一輩子,林站站長“老古頭”至今一直與鄉裏的人、村裏的人隔著,不能打成一片,據說很大原因就是他不吸煙不喝酒造成的。想到這裏,史玉林趕忙接過煙袋,但他拿煙袋的姿勢很笨拙,一看就知道是不會吸煙的人,他不得要領的把煙杆唚在嘴裏,讓他煙的農民殷勤地給他點上煙,然後憨厚地笑著用鼓勵的眼光望著他,史玉林微微地閉閉眼,猛地吸了一口,濃重的煙草味嗆的他喉嚨發緊,口腔幹辣,他忍不住大口地咳了一聲,一口濃煙就從他嘴裏吐了出來,受此啟發以後他再遇到農民讓煙,就毫不推拒地接過來,但煙隻在他嘴裏打個滾就出來了,真正吸進去的很少,但他後來卻慢慢地吸上了紙煙。


    那位農民看他將煙吸了下去,親切地拍拍他的肩膀問:“小兄弟,這是第一次吸煙吧?”


    史玉林點點頭,他問那個農民:“你是哪個村的?”


    那個農民說:“俺是大王莊的。”


    “你和王魁、王桂蘭一個村的,我包的就是你們村。請問老兄你貴姓?”


    “也姓王,叫王利良,王在俺村是大姓,姓王的占百分之九十多,其他都是小姓,別看俺還沒結婚,論輩分排王魁還得喊俺爺,王桂蘭是俺遠方姑,他男人當過兵,因家裏弟兄多沒有房才倒插門到俺村,她家住的和俺家擱幾個大門。”


    “她做過手術現在怎麽樣了,沒落下什麽毛病吧?”


    “農村人哪有那麽嬌貴,早下地幹活了。(.無彈窗廣告)”他看著史玉林問:“如果俺沒猜錯,你就是那個動員王桂蘭做手術的史玉林吧。”


    史玉林點點頭。


    “王桂蘭在街坊麵前經常提起你,她說你樸實能幹,沒架子,說你們公家人其實也挺不容易的。”


    “她不惱我。”


    “沒見她怎麽惱你。王桂蘭這人屬驢的,順毛扒拉,咋說咋好。她人其實很好的,爽爽快快剛刀利水,就是在這件事上做的有點過。”


    “沒什麽,人都是不能脫俗的,幾千年形成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扭轉的,什麽都要有個過程。”


    “難得你這樣理解人。小老弟,你家是哪地方的?”


    “我是景陽鄉史莊的。”


    “南傍的,離咱鄉不遠。你村有個叫史玉琴的,你認識不認識?”


    “史玉琴是我姐。”


    王利良左右端詳著史玉林說:“怪道俺覺得你有點麵熟,你們姐弟倆長得真帶氣。俺和你姐是同學,她學習成績在班裏一直是頭幾名,高考時隻差了幾分沒考上,她後來又複讀來沒有?”


    “沒有,俺家條件不太好,她是老大,又是女孩,父母就沒讓她再複讀。”


    “真是可惜了。”王利良惋惜地搖搖頭。


    “誰說不是呢?”姐姐不能上學的事一直是史玉林心中的結,提起它他就感到黯然神傷。


    “你姐現在情況怎麽樣?”


    “姐姐下了學就一直在家勞動,沒再出去過。”


    王利良若有所思地“噢”了一聲,就沒再說什麽。


    這時遠處傳來高高低低的爭吵聲,史玉林站起身向遠方看去,看到鄉糧站門前了擠了很多人,那裏一片騷亂,史玉林對王利良說:“我過去看看發生了什麽事。”


    王利良說:“俺和你一起過去,看有什麽事需要幫忙的沒有。”然後給排在他身後的人交代了一下,就和史玉林廝跟著急急地走過去。


    史玉林和王利良來到鄉糧站門口,隻見這裏的人已擠成一疙瘩,水泄不通,可遠遠近近的人還在往這邊圍攏,人們高一聲低一聲地議論紛紛。


    原來這裏發生擁堵現象是因為糧站壓等級。


    物以稀為貴,什麽東西多了也不值錢,那幾年連年豐產,糧食過剩,很多地方都存在著賣糧難,但糧價實行的是統購統銷不能動,明著不能降價,就來暗的把糧食等級壓下來,該是一級的壓成二級,這樣一斤就差幾分錢,糧食價格自然降了下來。這樣做的結果是國家得到了實惠,吃虧的卻是農民,在個別地方還出現了套購國家糧食現象,就是低價收購高價賣出,之間的差價中飽私囊。農民對於找關係提前交糧的事還能容忍,但對於糧站壓等級的事就不能容忍了,雖然一級和二級也就差幾分錢,但隔不住積少成多,一斤幾分錢,十斤幾毛錢,一百斤幾塊錢,一千斤就是幾十塊錢,二千斤就是一百多塊錢,差不多是一個人的半年工資了,夠一個學生一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如何叫人不計較。


    所以每年這時候鄉糧站的人特別吃香,那時鄉糧站驗糧全憑收糧的人上下嘴片一張嘴,驗糧的人在大竹筐或大麻袋裏上下翻騰一下,看一下雜質,感覺一下幹濕,然後我說你一級就是一級,我說你二級你就是二級,全憑直觀感覺。為了讓收糧的人鬆一些嘴,驗的等級高一些,人們想盡各種辦法,但因糧食等級的高低直接關係著經濟利益,甚至部門或個人利益,因此收糧的人的嘴咬的很緊,不是打個招呼陪個笑臉說句好話就輕易能撬得動的,但也不是完全不能鬆動的。驗糧的標準越有彈性人為的可操作性越大,政策把握得越緊越是有特權,誰都想打個招呼陪個笑臉說句好話,其實這樣做是根本不管用的,甚至賣盒香煙或者拿點瓜果、花生瓜籽、糖買賄一下,因此收糧的人很牛,但不論他們多牛終歸也是人,是人就脫不了人情世故,他們也有至親也有好友也有惻隱之心也難免有貪欲之念……這時候他們的嘴就會鬆動一下,這就分出薄厚來了,幾天來人們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嘟囔在嘴裏,就差嚷嚷出來了。


    有個從山上下來買糧的年輕農民,他拉著架子車排了整整兩天兩夜的隊,一步一挨好不容易輪到了他,驗糧員在他的糧袋裏草率地抓了把麥子,用眼輕輕一瞟就對過秤的人說:“二級。”


    那位農民趕忙按住糧袋,他央求驗糧員說:“你再好好給看看,你再好好給看看。”一邊說著一邊就把糧袋口敞開到最大,好讓驗糧的人看得清楚一點。


    驗糧員板著臉看都不看這位農民,他仰仰脖子不耐煩地說:“下一個。”


    驗糧員的態度激怒了農民,他掂起糧袋更近地往驗糧員跟前一墩說:“你再看看,俺的糧食收拾的幹幹淨淨,你憑啥才給俺驗個二級?”


    “你說你的糧食幹淨,我說你的糧食不幹淨,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給你驗個二級就得過你了,你還咋著。”


    那位農民一腳把自己的糧袋蹬翻,裏麵的麥子倒了出來,他氣哼哼地說:“咋著,俺就讓大家夥都看看俺的糧食是好還是賴。”他還一不做二不休,他掂起旁邊一袋糧食往地上一倒說:“這是剛才俺前邊一個人賣的麥子,被定為一級,俺看看俺的麥子和他的差哪去了?”


    地上被定為一級的麥子粒扁色灰,麥芒雜質很多,而山裏農民的麥子粒粒飽滿,幹淨利亮。兩袋麥子一對比,涇渭分明,一下子捅了馬蜂窩,積聚在人們心裏的不平不滿之氣一下子引發了出來,大家紛紛起哄指責驗糧員,有的說他眼珠子掉到地上了,有的說他的良心讓狗扒吃了,還有的說他吃人嘴短拿人手軟……


    眾怒難犯,唾沫星子打死人,驗糧員被說的臉一赤一紅,他惱羞成怒地抓住山裏農民的衣領,山裏農民也不示弱,撕扒著就和他扭在了一起。


    大家起哄:“沒理還占三分,竟敢動手打人,太欺咱農民了,打他!打他!”其中也有在一邊看笑話扇風點火的,還有好事之徒唯恐天下不亂火上加油的,反正是人群中一片喊“打”聲,有幾個鄉間的野小子沒事還想生非,正愁手癢癢沒處下手呢,所以就在一邊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正在這千均一發之際,史玉林趕到了,有人喊:“‘紅袖套’來了,讓‘紅袖套’評評理。”


    那時人們還是比較信服鄉幹部的,尤其是在解決群眾賣糧難問題上,鄉機關幹部幾乎是全體出動,每天沒黑沒夜地陪著群眾一起忙。鄉糧站和鄉政府僅一牆之隔,這幾天鄉人民政府真成了“人民政府”,賣糧的人出出進進,來來往往,誰都可以到鄉裏的廁所去“方便”,誰都可以到鄉裏的水龍頭下去洗洗臉衝衝腳,鄉政府大門樓下午間、晚上蹲滿了歇晌涼快的人。門崗怕不安全,曾建議鄉領導收糧期間關閉大門,鄉機關人員上下班走小門,鄉黨委書記侯福生說:“咱好賴也是一級人民政府,咱們不但不能攆群眾,還要敞開大門歡迎農民兄弟,盡可能地給群眾提供方便。”鄉機關專門成立了後勤服務組,負責打掃院裏及廁所的衛生,並在大門樓下設置了一個茶水爐,24小時免費供應開水。這一切人們都看在眼裏記在心上,因為鄉裏執勤的人都戴著紅袖套,所以群眾就親切地喊他們“紅袖套”。


    史玉林戴著紅袖套擠在人群裏特別顯眼,人們給他讓出一條道,他和王利良走到對峙著的兩個人麵前,史玉林看驗糧員也就十八、九歲的樣子,就拽著他一隻胳膊說:“這位小老弟,你鬆鬆手,咱有啥話好好說。”


    其實驗糧員看到群情激憤的樣子,心裏也很害怕,隻是表麵上硬撐著,這時正好史玉林出來攔架給他了一個台階,他就悻悻地率先放了手。王利良也走上前去拉著那位山裏的農民的手說:“這位老兄,消消氣,抽袋煙。”說著就遞上自己的小煙袋。那位農民鬆開手,接過煙袋蹲在地上抽煙。


    但這事並不算完,驗收員說那位農民妨礙公務,尋釁鬧事,不依法懲處就不收糧。那位農民說驗收員驗糧不公平,不給個公道就不拉倒。兩邊僵持著,賣糧的群眾等不急了,就喧嘩起來,眼看又要引起騷亂,這時鄉裏其他的“紅袖套”圍攏了上來,有人怕事態擴大,還叫來了鄉長關長青,關鄉長對驗糧員說:“先收糧,今天的事回頭再說。”


    可驗糧員就是不動,嘴上還說:“不處理這事,哪怕把我開除了,我也不收。”驗糧員之所以敢這樣說,他知道鄉長開除不了他,鄉糧站屬於糧食係統,鄉裏管不著他。


    那位農民一聽這話氣憤地把煙袋灰往地上一嗑,還給王利良,站起身來抓住驗糧員:“你驗的啥雞巴糧,好的你驗成賴的,賴的你驗成好的,你還讓處理我,俺看得好好修理修理你。”


    兩個人就又扭在了一起。


    鄉派出所的民警聞訊趕來,關鄉長對著幾個民警說:“給我帶走,問清楚了再說。”然後對史玉林說:“你協助派出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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