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讲故事》 序言 用故事讲述治理之道 序言 用故事讲述治理之道 杨振武 善讲故事是古今中外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更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过人本领。在延安，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主席就给大会代表们讲过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愚公每天挖山不止，最终感动了上帝，派神仙下凡把他门口的两座大山背走了。毛主席以此比喻，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下去，也会感动上帝，而这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两座大山。 习近平总书记是讲故事的大家。无论是会议上的发言、调研时的谈话，还是出访时的演讲、报刊上的文章，他都善于用故事来传达深意，感染他人。这些故事具体而生动、通俗而深刻，洋溢着“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习近平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哲学底蕴，成为他领导风格的一大鲜明特色。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在2013年、2014年五四青年节上，习近平在与青年代表谈话时，分别讲了自己上山看羊、下田锄地时坚持看书，走30里路只为借书的故事，勉励青年抓紧时光多学习。这种用自己切身经历的讲述，远比讲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努力学习的例子来得真切、生动，有感染力。 《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信仰的味道》，讲述陈望道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时，竟将墨汁当成红糖吃掉而浑然不觉，体现出精神之甘、信仰之甜。习近平多次在讲话中引用这个故事，以党史上的感人故事，激励广大干部保持理想，坚守信仰。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种既富张力又具深意的讲述方式，巧妙地反驳了“中国威胁论”，传递出中国梦的世界价值。 正所谓“讲好故事，事半功倍”。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民间传说，里面都穿缀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穿越时空、历久弥新，影响了一代代人的观念和生活。讲故事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正是因为它能在讲述者和受众之间，迅速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产生思想上的共鸣。没有一种抽象概念，比细节更有说服力；而再多的叙事技巧，也不能比真情实感更能打动人心。 古人说“文以载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习近平在故事中贯穿着中国历史文化之“道”，中国改革发展之“道”，中国参与世界治理、与各国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之“道”。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在国内用非常接地气的讲述让党的方针政策入耳入脑入心，更好地凝聚改革发展共识；在国际上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把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这正是习近平讲故事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原因所在。 通过故事，讲述中国历史文化之“道”。善于从丰富的历史资料宝库中寻找经验给养，是习近平重要的执政风格。他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他经常古为今用，援引古代的寓言传说、神话故事和历史事件，把历史巧妙地引入现实，希望人们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比如，他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中南海的“瀛台夜话”，讲述了瀛台的历史：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制定平定内乱、收复台湾的国家方略；后来光绪皇帝时，国家衰败了，他搞“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这个故事引得奥巴马感慨：“中美历史上这一点是相似的，改革总会遇到阻力，这是不变的规律，需要我们拿出勇气。”习近平则总结说：“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 通过故事，讲述中国改革发展之“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集中的体现。他的讲话，善于用讲故事、举事例、摆事实的方式凝聚共识、解惑释疑，把抽象的理论通俗化，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比如，他用自己20世纪80年代在厦门游泳的故事，说明改革要“识水性”，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他通过讲述陕北“梁家河记忆”，表达自己对基层群众的感情，表达改革发展要不忘初心：“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 通过故事，讲述中国大国外交之“道”。朴实而有温度，凝练而有深度，习近平在国际场合的演讲，文风清新，独具魅力，已经成为国际政坛的重要“品牌”。中国梦、合作共赢、正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道路……这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通过习近平演讲中的一个个生动故事，变得易懂、易记、易传播、易接受。2014年8月22日，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时说：“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搭便车”本来是国际上一种嘲讽中国、抹黑中国的论调，但在习近平巧妙引用之下，不仅幽默地驳斥了变味儿的“中国责任论”，也传达了中国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 有哲人说，谁会讲故事谁就能赢得受众，谁就会拥有话语权。历史和现实都说明，政治家深谙本国历史文化，洞察世界文明潮流，善于通俗易懂地向本国人民和外国朋友讲述治国理念，为公众所理解和认同，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舵手，引领国家冲过激流险滩，驶向胜利的彼岸。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抵达多远的未来。理论是灰色的，而故事色彩斑斓。所谓“本立而道生”，我们编写《习近平讲故事》一书，就是希望读者能从中学习做好舆论工作的艺术，体悟故事背后的治国理政之道，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并不断书写更精彩的中国新故事。 是为序。 对内篇 四知拒金 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故事，东汉人杨震做过荆州刺史，后调任为东莱太守。他去东莱上任时路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任职荆州刺史时举荐过的官员。王密听说杨震路过，为报答当年提携之情，白天空手去见了杨震，晚上则准备了十斤金子想送给杨震。王密说：“现在是深夜没有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王密听后很惭愧。杨震为官清廉，有老朋友、长辈劝他为子孙购置产业，杨震说：“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我用这个留给他们，不是也很丰厚吗？”这就是一种觉悟。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 延伸阅读 中国自古就有许多廉吏佳话，比如羊续“悬鱼拒贿”、子罕“以不贪为宝”、孔奋“身处脂膏不自润”、包拯“不持一砚归”，等等。杨震“四知拒金”“清白吏子孙”的故事，同样名垂青史。 杨震，字伯起，陕西华阴人，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学者。他五十岁入仕，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后来位至三公。“四知拒金”之事，始载于《后汉书·杨震传》。王密深夜怀金相赠说，“暮夜无知者”。但杨震却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愧而出”。《后汉书》还记载，杨震“性公廉，不受私谒。子孙常蔬食步行，故旧长者或欲令为开产业，震不肯，曰：‘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因为“四知拒金”的故事，后人称杨震为“杨四知”“四知太守”“四知先生”，直到明代的莱州府署大门内，还有杨公祠、四知堂。唐人胡曾的《咏史诗·关西》赞赏道：“杨震幽魂下北邙，关西踪迹遂荒凉。四知美誉留人世，应与乾坤共久长。” 杨震不但洁身自好，还敢于挺身而出批判官场恶习。对于皇亲贵戚，他也敢于直言不讳。汉安帝的舅父耿宝、皇后的哥哥阎显等，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友入朝做官，杨震知道这些人无才无德，都断然拒绝。 这样的人品、家风，成为对儿孙最好的馈赠。史书记载，杨震家门四世清白、家风廉正。其子杨秉最初隐居乡里教书，四十余岁才出来做官，有其父之风。有故旧部下以百万钱相送，他“闭门不受，以廉洁称”。杨秉之子杨赐官居太尉，杨震曾孙杨奇、杨彪，皆有祖上清廉之风。杨震“清白吏子孙”的家风，千古传颂。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讲觉悟、有觉悟。有了觉悟，觉悟高了，就能找到自己行为的准星。”他讲述杨震“四知拒金”、把清廉留给子孙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觉悟对一个人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重要意义。有觉悟方能辨是非、明公私，有觉悟方能养正气、祛邪气。觉悟是检验一个人思想品质的“试金石”，面对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靠的就是觉悟。 要言妙道 西汉枚乘在《七发》中讲过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楚太子生病，吴客诊断其病源为精神萎靡，开出的药方是学习探讨“要言妙道”，用道德调理自身，慢慢“阳气见于眉宇之间”，最后“霍然病已”。全面从严治党，既要靠治标，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要靠治本，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 延伸阅读 《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文学作品，为汉代辞赋家枚乘所作。这篇文章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从病情、病因出发，两人进行了一连串由浅入深的议论，通过互相问答，构成七层意思。 吴客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养尊处优、享乐过度，出入有车辇、陪侍有佳人，饮食油腻、居所恒温，因而精神不振、百病丛生。这其实不是身体出了毛病，用药和针灸难以治愈；而是精神出现堕落，只能“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 于是，吴客分别描述了音乐、饮食、乘车、游观、田猎、观涛等六件事的乐趣，一步步启发太子改变生活方式，而太子的眉额间也逐渐流露出喜悦之色。最后，吴客提出要向太子引见“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让他们“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与太子一起探讨治理天下、修身养性的道理。太子闻此，据几而起，霍然病愈。 《七发》以虚设人物的对谈，劝诫贵族子弟，不要纵情声色，贪恋安逸，沉湎于享乐。七件乐事，论述的其实是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如果一个人耽于享乐、纵情声色，而缺少精神追求和道德自律，就导致各种“病菌”滋生繁衍，像文中的楚太子一样“精神越渫，百病咸生”。因此，一个人只有补足精神钙质，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毛泽东也很欣赏《七发》，在庐山会议上，他曾指示将此文印发给与会者，还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 《七发》辞采华美、气势壮观、意蕴深远，是汉大赋的发端之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这一文体为后世沿习，比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王粲《七释》、曹植《七启》、陆机《七徵》、张协《七命》等，形成赋中的“七体”。 习近平讲述《七发》中的故事，是为了说明提升修养、坚定信仰，才能守住为政之本。正所谓，“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习近平常常强调“固本培元”，本就是根本、本心，本根不摇，才能汲取养分，枝繁叶茂；元就是灵魂、元气，元气充足，才能抵御邪气入侵，保持旺盛生命力。而根本，就在于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 反腐没有纸牌屋 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舆论倾向和氛围。有几种论调还很有些市场，比如，反腐同群众利益无关，反腐让干部不作为，反腐影响经济发展，反腐是权力斗争，反腐应当缓缓手，等等。对这些模糊认识和错误言论，必须加以辨析、引导，驳斥错误言论，化解消极情绪，消除偏见误解，说清楚我们党反腐败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从而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月12日） 延伸阅读 《纸牌屋》（houseofca ds）是一部美国的政治题材电视剧，讲述了一个冷血无情的美国国会议员及与他同样野心勃勃的妻子，在美国政治舞台上不择手段谋取权力的故事。 电视剧的主人公弗兰克·安德伍德，是一个老谋深算且几乎没有底线的职业政客。为扳倒即将履职的国务卿，他派下属和证人一起酗酒吸毒，以让证人作伪证；为了对付教育部长，他出卖德高望重的老部长，并假惺惺地扮演好人；以下属的不堪过去为要挟获取忠诚，一旦忠诚不再就立刻疯狂报复。这样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为《纸牌屋》赢得了许多掌声和拥趸。 《纸牌屋》第一季于2013年2月1日首播，因为高度逼真地还原了美国政客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的危险游戏，所以一经上映就备受各国政界人士和民众关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都公开表示看过《纸牌屋》。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跌宕起伏，堪称现实版的《纸牌屋》。目前《纸牌屋》第五季已确定拍摄，继续演绎西方政治大染缸中的暗箱阴谋和不堪伎俩。 《纸牌屋》原著小说作者迈克尔·道布斯是英国政治家，1975年步入政坛，先后出任政府特别顾问和撒切尔夫人政府幕僚长，最终在保守党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休。正因为迈克尔·道布斯是西方政治的“圈内人”，所以他写的官场小说真实可感，精彩异常。国外媒体评价《纸牌屋》小说，“这是个无比刺激的故事，生动真实，引人入胜，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冷嘲热讽，同时也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反腐败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有力驳斥了“反腐同群众利益无关”“反腐是权力斗争”等模糊认识和错误言论，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的坚定决心。 这不是习近平第一次以“纸牌屋”为喻。在2015年9月访问美国时，有记者提问“中国反腐有没有权力斗争意味”，习近平表示，我们大力查处腐败案件，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要顺应人民要求，这其中没有什么权力斗争，没有什么“纸牌屋”。善于讲故事的习近平，借用美国文化符号巧妙回答敏感问题，赢得了现场听众和美国媒体的广泛赞誉。“没有什么‘纸牌屋’”的暗喻，诠释出中国共产党正风反腐的坚定立场。 民之脂膏 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延伸阅读 说到清朝的廉吏，除了尽人皆知的于成龙，还有一位不能不提，那就是河南兰考人张伯行。张伯行生于1652年，卒于1725年。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官至礼部尚书，康熙评价“伯行居官清正，天下所知”“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 张伯行在福建巡抚任上，为了杜绝接踵而来的送礼者，特地撰写了这篇《却赠檄文》，张贴于居所院门及巡抚衙门。檄文言简意赅地说，一根丝、一粒米，都关系我的名节；一厘钱、一毫钱，都属于百姓的血汗。宽待一分，百姓所受的恩惠就不止一分；索取一文，我的为人便一文不值。谁说这是交际的常道？其实有损道德。如果不是不义之财，这些东西从何而来？那些送礼者见此犀利檄文，不敢自讨没趣，便悄然离去。这篇檄文也不胫而走，广为传诵，被人们誉为为政清廉的“金绳铁矩”。 不过，在灾荒之年，张伯行却能“家运钱米，并制棉衣，拯民饥寒”，还开仓放粮赈灾，别人因此指责他独断专行时，他义正词严地质问：“谷仓更重要，还是人命更重要？”这样的清官、好官，备受百姓爱戴。张伯行卸任江苏巡抚时，扬州百姓以水果蔬菜相送。他婉言谢绝，百姓们哭着说道：“您在任上，只喝了我们江南一杯水；您今天走了，千万不要推辞百姓的一点心！”万不得已，张伯行才收下一棵青菜、两块豆腐，“一青二白”。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联系河南兰考县。在参加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时，他讲述了张伯行的故事，以张伯行的行止事迹说明，小事小节是恪守廉洁的第一道防线，良好作风是在小事小节中建立起来的。习近平全文引用《却赠檄文》，警醒全党谨记由量变到质变的深刻哲理，因为“大多数腐败分子是从不注意小事小节逐步走到腐化堕落境地的”。 习近平指出，张伯行的《却赠檄文》，“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此文照见严以用权、廉以为官的严格自律，也说明古代廉政文化、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是廉政教育的一座富矿。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述古代廉吏故事、援引廉政格言。2013年时，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就我国历史上的反腐倡廉进行集体学习。 霸王别姬 我们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就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 ——《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12日） 延伸阅读 秦朝末年，项羽同叔父项梁举兵反秦，一路所向披靡，在巨鹿之战中大破秦军。秦朝灭亡后，项羽仗势分天下，册封十八路诸侯。在世人眼中，项羽武勇出众、气魄盖世，是力能扛鼎、气压万夫的英雄豪杰，巨鹿一战项羽更是威震海内，号称“西楚霸王”。 鸿门宴本是项羽杀死刘邦的绝好时机。然而宴会上，项羽狂妄自大，刚愎自用，为刘邦的忍辱屈从所迷惑，为樊哙的义正词严所折服，背弃了同范增的约定。范增“数目项王”，一再提醒项羽杀刘邦，项羽却假装没看见。刘邦脱身离去，项羽竟还欣然收受刘邦的礼品；范增怒斥“竖子不足与谋”，项羽依旧无动于衷。最终，项羽在与刘邦争夺天下中兵败失势，自刎身亡，年仅31岁。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兵败溃退之际和虞姬诀别，悲歌慷慨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悲情场面令众人潸然泪下。 司马迁评价，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尚不觉寤而不自责”，大势已去时竟用“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为自己开脱，失败实属必然。 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惕厉全军不可骄傲自满、不思进取。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他又引用“霸王别姬”的典故，以之勉励领导干部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如果像项羽一样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难免有一天要“别姬”。 习近平从党的执政基础和生死存亡高度看待作风问题，强调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心向背。他以“霸王别姬”的故事警示党员干部，不解决好作风问题，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拥护，就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情时刻。他还说过，“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这些铿锵话语，既有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承载着对全党同志改进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殷切期待。 三命而俯 当然，敢于担当，是为了党和人民事业，而不是个人风头主义，飞扬跋扈、唯我独尊并不是敢于担当。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正考父是几朝元老，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他在家庙的鼎上铸下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意思是说，每逢有任命提拔时都越来越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背，三次提拔要弯腰，连走路都靠墙走。生活中只要有这只鼎煮粥糊口就可以了。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很有感触。我们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更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 延伸阅读 为政之要在于廉洁，廉洁之本在于自律。2000多年前，孔子就提出：“放于利而行，多怨”，只依据利益来行事，会招来很多怨恨；“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应当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舒适，对工作勤劳敏捷，说话小心谨慎，努力向有道德的人学习。而孔子的远祖正考父，早已诠释过严以律己这个命题。 正考父是春秋时期宋国大夫，孔子的七世祖，先后辅佐戴公、武公、宣公三个国君。正考父深受宋国三代国君倚重，官拜上卿，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而他依然保持着谦谦君子之态，为人处世甚是恭谨低调。为了惕厉自儆、教育儿孙，他特意在家庙铸鼎铭文，于是就有了“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的佳话。铭文中一个“偻”字，一个“伛”字，一个“俯”字，伛恭于偻，俯更恭于伛，三个动词生动展现出正考父地位越高越恭敬的情状。“三命”相连，层层递进，可谓谦意涟涟，恭风泱泱。接下来，铭文话锋突转——“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就是说，即便沿着墙根走，也不会有人敢来欺侮你，这正是人格的力量、品德的力量。 正考父的美名和故事，《史记·孔子世家》《左传》等典籍均有记载。《孔子世家》中写道：“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彰显出他严以修身、清廉从政的品德。他教育子女家人守德持正、谦虚恭俭，同样传为佳话。司马光在《训俭示康》里说：“昔正考父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僖子根据“正考父粥以糊口”，预见正考父家族必会出现贤达之人。如今，由北京京剧院与国家大剧院联合制作的新编历史京剧《正考父》，将正考父的事迹搬上舞台。正考父廉洁为官、谦恭用权、忠义传家的优秀品质，还会影响更多的人。 正考父的谦虚低调、清正谨慎，犹如一道对权力诱惑的思想防线，确保了个人不逾矩、权力不越轨。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述“三命而俯”的故事，意在提醒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像正考父一样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把自己位置放低一点。 正确看待权力、规范使用权力，可以说是考验领导干部的第一道门槛。习近平对领导干部权力观的问题有许多重要论述。在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他把“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他强调“为官避事平生耻”，党的干部应该在工作中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在做人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他提出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四有”要求。这些重要论述，为领导干部校正权力观指明了方向。 二世而亡 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了中国的封建帝王，开始是代表了历史发展要求的，但他好大喜功，横征暴敛，弄得民怨沸腾，不过传之二世秦王朝就灭亡了。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王朝建立后，唐太宗励精图治、纳谏任贤，成就了贞观之治。但是，唐王朝后来的统治者渐渐忘乎所以，沉醉于声色犬马，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各级官吏贪污贿赂成风，结果“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就从兴盛走向衰落，最后王仙芝、黄巢起义攻下长安，不久唐王朝就寿终正寝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延伸阅读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欧阳修在为《新五代史·伶官传》作的序中这样写道。欧阳修分析后唐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得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秦朝二世而亡，唐朝安史之乱，都可以从中探得逸豫亡身的历史教益。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始皇有统一中国的业绩，以及“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的功劳。但如《史记》所言，“天下苦秦久矣”。秦始皇嬴政即位之初便开始修陵园，到公元前208年完工，历时39年，共征集了72万人力。有人测算过，修建秦始皇陵的人数，几乎是修建埃及胡夫金字塔人数的8倍。《汉书》中记载：“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养生泰奢，奉终泰厚也。”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也感叹：“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因此可以说，亡秦者，骄奢淫逸、仁义不施也。 唐朝的由盛及衰，统治阶层的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同样是主因。“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选取为杨贵妃飞骑送荔枝一事，形象揭露了唐朝统治者为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根据《旧唐书》记载，玄宗“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如此人员众多，足见日用生活的奢侈靡费。唐玄宗沉迷享乐，任由杨国忠等奸臣祸乱朝政，结果安禄山兴兵谋反，唐朝经安史之乱由盛而衰。 廉洁则政兴，腐败则政息，这是历史的铁律。习近平讲述秦二世而亡和唐王朝衰落的例子，正是要强调腐败是社会毒瘤，提醒全党同志以史为鉴，吸取历史教训，坚定不移地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正像他所指出的：“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啊！” 对于反腐败问题，习近平一直都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他多次表示，“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他也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最痛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最痛恨各种特权现象，这些现象对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最具杀伤力。早在主政宁德时，他就说过：“这里有一个谁得罪谁的问题，你违纪违法占地盖房，为一己之私破坏了党的权威和形象，是你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得罪了党纪国法，而不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查处你的干部得罪了你。” 亡国之音 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国皇帝陈叔宝，在位时生活奢侈、不理朝政，后来隋军南下，其军队不堪一击，陈叔宝被俘病死。他所作的诗《玉树后庭花》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金陵五题·台城》中写道：“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很多地方，大搞“五子登科”，结果弄得民怨沸腾，彻底丧失了人心，最后很快就被我们党领导的革命赶跑了。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月22日） 延伸阅读 若以文情才气为标准给各个朝代皇帝排个名次，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宋徽宗赵佶，绝对都会名列前茅。 陈叔宝对诗词歌赋情有独钟，每有宴会便与大臣吟诗作对，对促使诗歌的格律规范、奠定隋唐诗歌盛世起到了重要作用。《玉树后庭花》等诗作，显示了他较高的文学造诣。李煜精通书法、绘画、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首《虞美人》千古传诵，让李煜有了“词中之帝”的美誉。赵佶自创一种书法字体“瘦金体”，花鸟画自成一格，是古代少有的艺术全才。 清代的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不管陈叔宝、李煜、赵佶的文学、艺术造诣有多高，在治国兴邦上都是不及格的，昏庸荒淫终致国破家亡，让他们的人生履历失色。陈叔宝沉迷于俗脂艳粉、灯红酒绿，终致兵败亡国。《玉树后庭花》因此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刘禹锡也感慨“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杜牧夜泊秦淮，听闻歌女吟唱《玉树后庭花》，也不禁发出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叹。 正所谓“奢靡之始，危亡之渐”，历朝历代，奢靡之风兴盛都是衰败的前兆。“五子登科”原本为中国民间祝福的俗语。五代后周时期，燕山府有个叫窦禹钧的人，他的五个儿子都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故称“五子登科”。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要员趁收复失地之机大捞一把，“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成为“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时人讽为新的“五子登科”。结果民怨沸腾，国民党丧失人心，最终落得败逃台湾的下场。 以陈叔宝“亡国之音”警示骄奢淫逸的危害，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提醒坚守艰苦奋斗精神的重要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告诫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习近平借古警今、借诗言志，让党员干部对作风问题有了具体而深刻的理解。在习近平看来，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亡国之音”还有一层寓意，就是作风建设一定要从为政者抓起，“关键少数”先把自己摆进去，方能“上行之，下效之”。党的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到广东考察，行程中没有戒备森严的安保，也没有欢迎横幅。到河北阜平访贫问苦，他跟陪同人员一起，吃简单的饭菜。在湖北武汉冒雨考察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港区，他卷起裤腿、自己打伞，现场了解情况。这些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表现，让干部群众看到了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坚定决心和以身作则的政治担当。 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 《古文辑要》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初唐名臣裴矩在隋朝做官时，曾经阿谀逢迎，溜须拍马，想方设法满足隋炀帝的要求；可到了唐朝，他却一反故态，敢于当面跟唐太宗争论，成了忠直敢谏的诤臣。司马光就此评论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们只有在那些愿意听真话、能够听真话的人面前，才敢于讲真话，愿意讲真话，乐于讲真话。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本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欢迎和鼓励别人讲真话。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央党校2012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2年5月16日） 延伸阅读 古人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尖锐批评，逆耳之言，越是有含金量的话，可能越难以被接受，能听进去需要胸襟，能讲出来需要胆量。但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说真话的“指挥棒”握在听真话者手中。 唐初名臣裴矩，旧为隋臣。裴矩善于揣摩隋炀帝的心思，投其所好。隋炀帝曾称赞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朕未发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隋炀帝好大喜功，裴矩就建议在东都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元宵庆典。隋炀帝渴望“四夷宾服、万邦来朝”，裴矩就支持发动对外战争。隋朝灭亡，裴矩率部降唐。唐太宗纳谏于朝，裴矩像变成了另一个人，诤言直谏，敢于为唐太宗纠错。唐太宗褒奖他：“裴矩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倘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也就是说，裴矩在隋朝奸佞而在唐朝正直，并非是性情有变化。如果君主不愿听自己的过错，那么正直的人也会变奸佞；如果君主愿意听真话，那么奸佞的人也可以变正直。大臣犹如君王的影子，身子怎么动，影子就会怎么动。 习近平举裴矩的例子，是为了强调说真话的“指挥棒”掌握在领导者手中。领导者只有敢于听真话、鼓励讲真话，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和胸怀，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诚恳态度，方能让真话诤言蔚然成风。 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讲实情，就是讲事物的本来面貌，讲真话、讲真理。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他强调，讲真话的前提是要听真话。除了讲裴矩的故事，他还引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说明听真话是一种智慧：“能够听到别人给自己讲实话，使自己少走或不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实在是福气和造化。” 上行下效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仅关系着本人的品行和形象，更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对社会风气的形成、对大众生活情趣的培养，具有“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这方面的逸事较多，有两则小典故至今读来仍有强烈的警示意义。一则是《宋人轶事汇编》记载：钱俶进宝犀带，太祖曰：“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俶请宣示，上笑曰：“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俶大惭服。另一则是《南村辍耕录·缠足》记载：李后主嫔妃窅娘纤丽善舞，后主令窅娘以帛绕脚，素袜舞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不为者为耻也”。这两则典故一正一反，说明了领导人在生活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态度，决不是小事。 ——《生活情趣非小事》（2007年2月12日）摘自《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延伸阅读 上行之下效之，是自古以来匡正风俗、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古人说：“不躬不亲，庶民不信。”《论语》有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孟子》里也说：“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民间俗语里，同样有“上梁不正下梁歪”之类的说法。宋太祖和李后主的两个故事，从正反两方面给出了有力印证。 钱俶是钱镠之孙，五代十国时期最后一位吴越王。宋太祖平定江南，钱俶拒绝了南唐后主李煜的求援，出兵助宋灭南唐，而后归降宋朝。史书记载，归降后钱俶以器服珍奇进献宋太祖，宋太祖却说：“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宋人轶事汇编》中收录了钱俶向宋太祖进献贵重腰带，反遭奚落的故事，刻画出宋太祖以国家社稷为重的清正形象。钱俶虽为亡国之君，但他遵循钱镠遗训，以天下苍生安危为念，归降宋朝避免一场战事，吴越老百姓深感其恩，至今西湖边仍留存有钱王祠、保俶塔等纪念他的古迹。 缠足陋习起源于何时一直众说纷纭，根据《南村辍耕录·缠足》的记载，有人提出缠足始于五代之说。南唐后主李煜在唐人对“弓鞋”痴迷的审美基础上，别出心裁地将这种弓鞋用长长的布帛缠起来，着素袜翩翩起舞，使舞姿更加优美。世人遂皆效仿，以纤弓为美，足见上行下效的威力之惊人。 在主政浙江时，习近平讲述一正一反两个典故，阐释执政者所能起到的上行下效表率作用。习近平多次明确要求，在作风建设上，各级领导干部需要率先垂范。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一次全会上，他引用“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一语，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他再次表示，“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习近平自青年时期起就是这个理念的身体力行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之所以会形成党心民意同频共振的良好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领导同志亲力亲为、以上率下。从带头遵守“八项规定”，到重拳整治“四风”，从开诚布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到躬身践行“三严三实”，中央政治局坚持从自身抓起、以身作则，树立起徙木立信的公信力，在全党全国产生了强大示范效应。 三不欺 《史记》中的西门豹治邺是大家熟悉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讲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产是春秋时人，他治理郑国，明察秋毫，百姓不可能欺骗他。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他做官重在教化，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百姓受到感化，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是战国时魏人，他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面貌出现，不站在百姓的对立面，顺利革除“为河伯娶妇”的陋习，带领百姓兴修水利，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这些道理对于我们加深理解干群关系，不断改进工作方法不无裨益，应该好好体味。 ——《在瑞安市基层干部座谈会上的谈话》（2004年12月26日）摘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 延伸阅读 民“不欺”，即“民服”，由于时代和认识所限，古代官吏以实现百姓服从为施政目标。《史记》记载：“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则事例三种施政策略，一个亲力亲为，一个求贤自辅，一个威化御俗，虽然施政风格和理念差异很大，但都取得了“民服”的效果。 子产是春秋时郑国的著名政治家，他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汲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他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他“铸刑书于鼎”，公布成文法，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措施，事无巨细，亲力亲为，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百姓不能欺骗他。 子贱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位列“孔门七十二贤”。治理单父时，他每天弹琴取乐，悠然自在，很少走出公堂，却把单父治理得很好。他的施政方案是“躬敦厚，明亲亲，尚笃敬，施至仁，加恳诚，致忠信”，重视选用当地贤人高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使得民“不忍欺”，做到“鸣琴而治”。 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人。他做邺县县令时，调查发现基层官吏和巫婆神汉勾结，假借“为河伯娶妇”骗取百姓钱财。在河伯娶妻时，西门豹借口要向河伯禀告，把巫婆神汉、地方官员扔进河里，一举破除了这一民风陋习。而后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开挖了十二条渠道，把漳水引来灌溉农田；还颁布律令，禁止巫风，用重典治乱世，百姓不敢欺骗他。 在后世看来，子产是事必躬亲的典范，子贱是委任责成的楷模，西门豹则是严厉督责的代表。 做好群众工作，态度情感是基础，方式方法是关键。方法不对头，好心可能办坏事。习近平引述“三不欺”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方式方法对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能欺”的启示是为政应亲力亲为、明察秋毫，让公开透明、公平正义得到最大彰显。“不忍欺”的启示在于重用贤良、广施教化，用实际成效激发人，用真心诚意打动人，用崇高价值鼓舞人。“不敢欺”则告诉我们，法治方式和凌厉作风是纠治社会顽疾的良方，重典治乱、重拳执法才能实现风清弊绝、河清海晏。 做群众工作，习近平在年轻时就已经是行家里手。他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跑遍所有乡和村，乘车、步行几个小时到最边远的山乡视察，不只是嘘寒问暖，而且摸棉被、揭锅盖，去了解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此为“不能欺”。在陕北农村插队，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修筑淤地坝、成立铁业社、建沼气池，与民为善、为民谋利的事他力求做到最好，在乡亲们眼中，他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后生”“贫下中农的好书记”，此为“不忍欺”。在正定工作期间，严肃清理农村财务，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在福州，带领市区领导两天接待逾700位来访群众，当场拍板、限期解决近200件问题；主政浙江，突出污染防治这一重点，确保环境安全，此为“不敢欺”。 民心所向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在他所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曾提出这样的问题：“1928年中国的希望似乎在国民党一边，为什么20年后形势颠倒了呢？”他的回答是：“国民党的领导变得陈腐了”，“因而失掉民心”；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则“都是极热诚忠于他们的事业，并充当开路先锋，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奋起秣马厉兵”。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学者，难得他看到了民心所向问题，这也确实道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存在的血肉联系。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延伸阅读 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人称“头号中国通”。他在自传中坦言，自己“过去长达5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致力于理解中国”。费正清曾于20世纪30年代来到中国，执教清华，并结识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正清这个中国名字就是梁思成替他取的。《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费正清的代表作之一，展现的是从1800年到1985年历时185年中国的政治风云与社会变迁。 国民党何以从大陆溃败，共产党何以赢得胜利，这是一个国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现代中国发展中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早在1946年，《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贾安娜就出版了《中国的惊雷》一书，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客观全面地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费正清撰写书评称，《中国的惊雷》“真正揭开了盖子”，他对国共内战进行了大胆预测，认为群众路线使中共能够深入乡村、发动群众，最后的胜利会属于中国共产党。 与美国政界高层习惯于从意识形态出发看待中国问题不同，熟悉中国历史的费正清以其深邃而清晰的观察指出，只有民心才是决定政权存亡的关键。他将这些观察和判断，写入了《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无独有偶，美国学者易劳逸在《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一书中同样指出，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缺乏“美援”，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诸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所以失去民心、丧失政权。 《摆脱贫困》一书收录了从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的部分讲话和文章，虽然篇幅只有12万字，却能看出他对廉政建设、群众路线、共同富裕等许多重要问题的思考，看出他对人民群众力量的深刻把握。“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和问题，究竟从哪里入手去解决问题，依靠什么去战胜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谈出不同的思路和方法来。但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习近平这个重要判断，至今看来依然分量千钧。 人心向背，是习近平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千万要记住政府前面的‘人民’两字。”“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他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出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对党群关系的深刻理解。他以费正清的研究成果为旁证，阐明中国革命胜利取决于民心向背的历史启示，以此告诫党员干部勿忘为民初心，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黄炎培之问 黄炎培先生曾对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都没有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聚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黄炎培希望“中共诸君”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代统治者从艰苦创业到脱离群众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群众路线。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同志高度概括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庄严而伟大的号召，并把它作为我党的唯一宗旨写进党章之中。可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也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并坚持的优良传统作风。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 延伸阅读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对”，成就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交往佳话。 黄炎培是著名的教育家与社会活动家，早年立志于“教育救国”，在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上不懈探索。抗战爆发后，黄炎培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以社会贤达身份加入国民参政会，竭力维护民主团结、促进抗日斗争。1945年7月，为巩固民主团结、促成国共谈判，黄炎培等6名国民参政员造访延安。虽然只有5天时间，但中共领导人的朴实稳重，红色延安的民主祥和，让黄炎培不禁感慨：“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在造访期间，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的回答干脆果断：“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延安对”，在党史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的写照，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探索、对人民福祉的追求。 党的十八大结束不久，习近平走访8个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他在座谈中强调，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段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重提“历史周期率”的警示，重温“两个务必”的告诫，警示“霸王别姬”可能因作风问题而出现，都有着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心里装着人民、奋斗为了人民，是我们党90多年风雨历程中沉淀下来的宝贵财富。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宣示的，不论走多远，中国共产党都不会忘记为什么而出发。 去民之患 现在我们非常强调社会稳定。最重要的保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群众。“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古人议政的这句话，今天依然值得借鉴。只要我们把民众的疾苦了解到、处理好，“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只要我们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百姓之心为心”，我们的周围就会吸引和凝聚起千百万大众，还愁什么社会不稳？！明顾炎武有诗云“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意谓越王勾践栖于会稽山中，卧薪尝胆，博得了人民的信任，百姓肯为之捐躯。封建君主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悖，然而当他来到人民中间，肯于多少代表一点人民的意愿，肯于多少与人民同一点甘苦，人民便可为其“致死”。我们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只要我们密切联系人民，真正与民同苦、与民同忧，我们必定会重铸我们与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必定会赢得全体人民的同心同德。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 延伸阅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两句古训，可谓是民本思想的一个缩影。 明万历十年，为缓和社会矛盾，张居正向明神宗上疏，奏请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带征钱粮，对于百姓积欠的税款不再追究。他提出的理由是：“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意思是说，实现国家安定的关键，就在于使百姓安居乐业；而要让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体察他们的疾苦。这一“安民”举措，正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苏辙是苏洵之子、苏轼之弟，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慕“亚圣”孟子。苏辙对王安石变法有不同看法，因此上书神宗皇帝，力陈对新法的看法。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辙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便是其中之一。苏辙以此劝谏宋神宗，应把百姓疾苦当作自己的“腹心之疾”来对待，设身处地为百姓消除忧患。 “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出自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秋山》一诗。1645年清军南渡击灭南明弘光政权，顾炎武的几个亲人在嘉定屠杀中蒙难。作者悲愤赋诗，抒发对南明覆亡的痛楚和复国的决心。越王勾践为报仇雪耻，栖居于会稽山中，卧薪尝胆，越国百姓情愿以死相随，为国捐躯。作者借用勾践复国的典故鼓励南明君臣，只要有抗敌复国的决心，人民就会群起响应，重整河山。 习近平讲述察民疾苦、去民疾患的道理，以之提醒广大干部做好群众工作。要真正把自己放在群众的位置上，切身体会民心所向、民瘼所在、民生疾苦，把工作做到百姓的心坎上。要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多了解群众的期盼，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以百姓之心为心”，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都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曾深情感慨，扶贫是他花精力最多的事情。他曾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深入冰天雪地的边疆，走进贫瘠困苦的老区，察民情、听民意、问冷暖。他还写过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人民公仆，陕北高原是我的根，因为这里培养出了我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无论我走到哪里，永远是黄土地的儿子。” 廉不言贫，勤不道苦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是既廉又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要求自己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何言不能！以毛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廉政与勤政的楷模。我们各级干部一定要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努力做到“廉不言贫，勤不道苦”。这样，我们就能永远植根于群众之中。 ——《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1989年1月）摘自《摆脱贫困》 延伸阅读 河南内乡县衙东账房悬有一副楹联，上联是：廉不言贫，勤不言苦；下联为：尊其所闻，行其所知。上联意思是：真正廉洁的人，不会讲自己如何清贫；真正勤政的人，不会抱怨自己如何辛苦。下联意思是：要重视倾听来自民间的声音，努力践行自己所认知的理念。“廉不言贫，勤不道苦”是对上联的化用。这个既讲廉政也讲勤政的为政箴言，在今天的党风廉政建设中，仍有很强的现实价值。 蜀国丞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生节俭，从27岁出山到53岁病逝于五丈原，勤勤恳恳辅佐刘备和刘禅26年，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据载，诸葛亮在临终前给刘禅写下了《自表后主》一文，文章写道：“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北宋司马光，幼年时“砸缸救友”，成就一段机智果敢的佳话。他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励，做事刻苦勤奋，一生主要精力用在修史和从政上，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入仕40余载，无论早年做地方官吏，还是后来任高官要职，一如既往地清正廉洁，“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晚年的司马光曾写下《训俭示康》一文教导儿子司马康，“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颇具警示意义。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堪称廉政与勤政的楷模。有这样一个细节：1936年，埃德加·斯诺到达陕甘宁边区，成为第一个来这里采访的西方记者。他发现，毛泽东只有两套制服和唯一一件缀补过的大衣，压根儿没有个人财产；红军官兵待遇平等，且薪饷微不足道，没有人为了个人发财而贪污、徇私……斯诺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忍卓绝，任劳任怨，是无法打败的”。 从诸葛亮到司马光，习近平以人解联、以事说理，提出了一个党员干部政治素养的问题。清廉乃为政之基，勤政是善政之要，既廉又勤，官德才算圆满，善治才能成真。 习近平曾填词一首感佩焦裕禄执政为民的情怀，也曾亲自撰文称赞谷文昌“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他言近旨远地说：“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可见，勤政廉洁的优秀品质，是习近平心中分量最重的政治素养。廉政建设和勤政建设既是一场清廉和效能的革命，也是一场思想观念深处的革命。在思想深处建构起清正廉洁、勤政为民的自觉意识，“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干部才是好干部，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 半条棉被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10月21日） 延伸阅读 一条棉被，剪成两半，永不放弃，永远相连，记录着红军战士与老百姓之间的亲密感情，象征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须臾不可分离的鱼水深情。 这个故事发生在1934年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各个军团陆续抵达湖南汝城县文明圩，红军驻扎在文明、秀水、韩田、沙洲等地，并在此休整了一周。正是在此期间，三位疲惫不堪的女红军住在了沙洲村村边的一间破旧茅屋里，茅屋的主人就是徐解秀和她的丈夫。但徐解秀家里一贫如洗，只有一张用楠竹钉成的床架，床上垫着稻草、铺着破席，盖的是一堆烂棉絮，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们在急行军中丢弃了行装，只带着一条棉被，女主人就和三位女红军合盖这一条被子、挤在这一张床上，而男主人则睡在门口的草堆上守护着她们。 三位女红军与徐解秀同吃同睡同劳动，还帮着徐解秀烧火煮饭，闲时给徐解秀夫妇讲革命道理。几天后的大清早，女红军们要上路了，她们决定把这唯一的被子留给徐解秀夫妇，但夫妇俩说什么也不肯接受。直到送到村口，三位女红军和徐解秀夫妇还争执不下，这时一位女红军从背包中摸出一把剪刀，把这条被子剪成了两半，她对徐解秀说：等革命成功以后，一定要送你一条完整的新棉被。徐解秀接过这半条被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哗哗流了下来…… 无论是将八个儿子全部送去参加红军的苏区老农，湍流中用生命摆渡红军的大渡河船工，还是扎起三道“天花”（用松柏和鲜花做的牌坊）迎接红军的硗碛藏民，长征路上处处都有红军的亲人，这正是长征的胜利密码。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向广大党员干部讲述长征路上半条棉被的故事，是为了说明“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为了告诫全党：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 康熙不取灵芝 在实干实政方面，历代统治者都予以注意。有一次，广西巡抚陈元龙给康熙奏报，“桂林山中产有灵芝，时有祥云覆其上”，采到一枝高一尺余、状如云气的灵芝，并引用《神农经》中“王者慈仁则芝生”的话。康熙在其奏折上批道：“史册所载祥异甚多，无益于国计民生。地方收成好、家给人足，即是莫大之祥瑞。”他还批过：“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古代统治者也明白，各级官员不务实，老百姓活不好、活不下去，其封建统治是要垮台的。 ——《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29日） 延伸阅读 中国古代有“天人感应”之说，认为祥瑞象征人间政治清明。封建帝王因而盼望出现所谓“祥瑞”，这就让那些阿谀奉承者得以用虚假祥瑞邀宠献媚。 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1713年，广西布政使黄国材向上级广西巡抚陈元龙报告：当年二月，在桂林山中采到一枝灵芝，高一尺余、状如云气，希望能代为进呈给皇帝。陈元龙于是立即派人将灵芝送往京城，并写了一道奏折，引经据典大谈“祥瑞”，说这是康熙行仁政的象征。陈元龙明知道康熙“不贵祥瑞”，仍要费心阐释一通，是想在康熙大寿之际说几句恭维话。没想到，康熙却并不“领情”，还说对于这样的事，“朕不必览”。 无独有偶，康熙五十六年，直隶总督赵弘燮的奏折，也说到邻居院子里长出一枝灵芝，说“唐虞之世，芝草献瑞”，但当今皇上厚德爱民远远超过尧舜时代，普天之下沐浴着皇上的恩泽，故而芝草之祥也就理当现世了。康熙同样很不以为然，写下朱批：“所为瑞者，年谷丰登，民有吃的，就是大瑞。”还告诉赵弘燮“真伪不必再言”。 康熙摒弃了天降祥瑞的虚浮学说，而把“地方收成好、家给人足”、把“年谷丰登，民有吃的”视为“莫大之祥瑞”，正是要提倡“以实心行实政”。 习近平讲述“康熙不取灵芝”的故事，以此强调要有实干实政，告诫我们的领导干部，即使古代统治者也知道，“各级官员不务实，老百姓活不好、活不下去”，最终是要垮台的。他曾回忆说，当年延安插队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受益终生的东西”。“始终按实事求是的要求办事”成了他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基本遵循。习近平反复强调，“少做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一个“康熙不取灵芝”的故事，正是要说明领导干部一定要务实、扎实。 为政先修身 中国人历来讲究修身，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己以安百姓”，“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正心以为本，修身以为基”。还有，战国时期齐国邹忌以自己与城北徐公比美的故事讽齐王纳谏；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总结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文天祥以生命书写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古人提倡的浩然正气。 ——《在中央政治局“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的讲话》（2015年12月28、29日） 延伸阅读 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强调“内圣外王”，“内圣”是一个人内在的道德素养，意思是说一个人只有修炼内心、锻造品格，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治理者。邹忌、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等人，都是中国历史上以品格和气节闻名的历史人物。 邹忌是战国时代齐国人，他身材高大、长相俊俏。然而，从妻子、小妾、客人对他外形的不同评价中，他得出“私我”“畏我”和“有求于我”都会导致信息扭曲，进而从中悟出治国理政应该广开言路的道理，并劝谏齐威王虚心纳谏、兼听则明，推动齐国称霸诸侯，《邹忌讽齐王纳谏》已经写进中学教材。诸葛亮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三顾茅庐”和“隆中对”成为千古佳话，躬耕南阳的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一辈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家境贫寒，苦读及第，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屡屡因秉公直言而遭到贬谪，但始终不忘初心，无论是治理地方，还是卫国戍边，都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南宋末年名臣文天祥生逢乱世，神州陆沉，在元军大举南下时依然坚持抗战，后来兵败被俘，即便囚禁在“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的土室里，他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价值坚守，留下《过零丁洋》《正气歌》等名篇，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座价值灯塔。 邹忌、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都因其崇高品格而被后世代代传颂，构成了前后相续而又一以贯之的价值图谱，树立起锻造品格的标杆。 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强调了领导干部的修身问题。他讲述邹忌、诸葛亮、范仲淹、文天祥等人的故事，就是要向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表明，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于修其身、治其心、养其德。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天下事未尝不败于专而成于共”“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习近平引用的很多典故，都是关于修身的思考。以“吾日三省吾身”强调反躬自省、自我批评，以“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强调遵纪守法、不碰底线，以“慎权、慎独、慎微、慎友”强调防微杜渐、不弃微末……习近平从安身立命的各个方面，为领导干部崇德修身标注出认识论和方法论。 不贪一时之功 责任就意味着尽心尽责干事。对定下来的工作部署，要一抓到底、善始善终，坚决防止走过场、一阵风。县委书记多数任职就几年，不能有临时工的思想。有的人到了县委书记岗位上，想的是反正干不长，不如弄点大动静出来，也好显示自己的能耐和政绩，为自己晋升提拔铺路。这样的观点要不得。一个县里，规划几年一变，蓝图几年一画，干不成什么事。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张好的蓝图，只要是科学的、切合实际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就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山西右玉县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天然风口地带，是一片风沙成患、山川贫瘠的不毛之地。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县委书记带领全县人民开始治沙造林。六十多年来，一张蓝图、一个目标，县委一任接着一任、一届接着一届率领全县干部群众坚持不懈干，使绿化率由当年的百分之零点三上升到现在的百分之五十三，把“不毛之地”变成了“塞上绿洲”。抓任何工作，都要有这种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耐心和耐力。 ——《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1月12日） 延伸阅读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名利也好，政声也罢，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在滚滚历史长河中，有什么可以历经岁月流转而更加熠熠生辉呢？山西右玉县的故事给出了回答。 新中国成立之初，右玉“十里不见人，百里不见树；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起黄沙飞，雨落洪成灾”，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第一任县委书记张荣怀刚刚上任，铺天盖地的狂风挟带着黄沙就给了他一份特殊的“见面礼”。在认识到右玉县自然环境的恶劣之后，张荣怀就挎着背包，带着炒面，手里拿着军事地图，开始了对右玉全境的徒步考察。两个月的时间里，张荣怀走遍了右玉300多个大小村庄、上千道沟梁河汊，并由此提出了“人要在右玉生存，树要在右玉扎根”的响亮口号，确立了在右玉县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的蓝图。第二任县委书记王矩坤接续奋斗，组织万人植树大会战，他脸膛晒得和群众一样黑，手上一样全是血泡，老百姓直接叫他“植树书记”。接下来的历任书记，从“哪里能栽哪里栽，先让局部绿起来”到“在右玉工作了12年，就种了12年的树”，始终坚持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60多年物换星移，县委班子不知道换了多少届，但是植树造林的蓝图始终未变。从新中国成立前的8000亩森林，覆盖率不足0.3%，到2015年的150万亩有林面积，森林覆盖率达到53%，这里的经济、民生也因生态的改善而获得巨大提升。在一棒接着一棒的接续努力中，右玉这个曾经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真正的“塞上绿洲”。 习近平讲述山西右玉县的治沙故事，正是要向以县委书记为代表的广大基层干部表明，干事创业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要有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耐心和耐力。 习近平强调“功成不必在我”“一张蓝图绘到底”，这既是念兹在兹的理念，也是坚持到底的实践。在宁德，他要求克服经济建设中的急躁情绪和短期行为；在福州，他提出“一个地方的建设，如果没有长远规划，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失误，甚至留下永久的遗憾”；在浙江，他强调要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在前任的基础上添砖加瓦”…… 习近平讲述右玉的故事，也是引导党员干部思考与处理好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个人抱负、个人利益的关系。他强调这样的政绩观是一种政治品格，领导干部应当牢固树立并持久践行。 老师们的人间大爱 我看了不少优秀教师的事迹，很多老师一生中忘了自己、把全部身心扑在学生身上，有的老师把自己有限的工资用来资助贫困学生、深恐学生失学，有的老师把自己的收入用来购买教学用具，有的老师背着学生上学、牵着学生的手过急流、走险路，有的老师拖着残疾之躯坚守在岗位上，很多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就是人间大爱。我们要在广大教师中、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和高尚品德。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2014年9月9日） 延伸阅读 一支粉笔书春秋，三尺讲台无边爱。谁的记忆中没有珍藏着一位启蒙老师？ 翻开报纸，点击网络，每每会为老师的事迹感动。浙江台州一位教师，23年资助贫困生30万元，自己生活节俭骑自行车上下班；四川宜宾一名独臂的残疾教师，在大山中石头垒成的教室里守着三尺讲台，整整30年没有离开；湖北十堰扎根深山35年的女教师，数十万次背学生过河……这些人间大爱，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还有更多教师，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道德风向标。汶川地震中，四川德阳东汽中学教师谭千秋正在上课，他迅速组织学生向楼下疏散。得知有几个学生还没有离开，他又返回四楼，在水泥天花板即将坠落的一瞬间，用双臂将4名学生紧紧地掩护在身下。当人们从废墟中发现他的遗体时，他的双臂还是张开的，趴在讲台上。黑龙江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的教师张丽莉，被网友赞为“最美女教师”。2012年5月8日晚，在一辆客车突然失控并冲向学生的危急时刻，张丽莉挺身而出，为抢救学生被卷入车下，造成双腿粉碎性骨折、高位截肢。他们的事迹，感动中国。 习近平不忘师恩，为尊师重教作出了表率。他每逢过年都会给老师送上问候和祝福。在外地工作期间，每逢有来北京开会或是处理党政工作的机会，他总会抽出一些时间，去拜望教过他的老师。2014年六一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看望少年儿童，还专门请来了自己的初中语文老师、后来调到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的陈秋影老师。他笑着对陈老师说，我还记得读初中一年级时，您教我们语文，把课文解释得非常好。 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当教师必不可少的，甚至几乎是最主要的品质就是热爱学生。”在教师节讲述教师故事，习近平用感人肺腑的细节，勾起了每个人心中最深沉的情感，既传递出尊师重教的价值关怀，也为全体教师树立起见贤思齐的标杆。 在习近平看来，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习近平提出“四有”标准，为新时代的好老师描绘出肖像。他还引用“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等古语，勉励广大教师不仅要传播文化和知识，更要塑造品格和价值。 政治家的抱负 北宋政治家王安石，27岁担任浙江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县令，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贷谷与民、抑制豪强，尊师重教、培养人才，任职4年，“治绩大举，民称其德”，为以后革新变法、矫世变俗打下了基础。明代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传之后世的文学家冯梦龙，科举之路十分坎坷，57岁才补为贡生，61岁才担任福建寿宁知县，任职也是4年。他减轻徭役、改革吏治、明断讼案、革除弊习、整顿学风、兴利除害，打造了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寿宁，当时的记载是“牢房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报平安也”。 ——《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2014年5月9日） 延伸阅读 同为县令，同立功德，王安石与冯梦龙的人生遥相呼应，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交响。王安石初出茅庐，把最好的时光奉献给了阖境之民；冯梦龙身处暮年，仍然用夕阳西下的最后一缕光彩温暖着治下百姓。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曾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他刚刚到鄞县做知县，就开始调查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认为鄞县的百姓最怕旱灾，于是“大为浚治渠川，使水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到鄞县的第二年，在青黄不接的春季，王安石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乡民，约定到秋收之后，加纳少量利息，赴县偿还。这为以后的“青苗法”改革打下了基础。王安石还重视教育，把鄞县孔庙作为学校，“鄞县始有县学”，这对中国文化上的浙东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载寿宁留政绩，先生岂独是文章。”冯梦龙是生活在明代的著名作家、学者。他在寿宁任知县时，也从实地调查开始开展工作。他关心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实现了“凿石为田，高高下下，稍有沙土，无不立禾”的农业生产目标。他还重视兴修水利，因为“大抵田滋于水，水脉通塞，而田之肥瘠随之”。冯梦龙同样重视移风易俗，传播文化，让当时相对落后的福建地区接受到先进文化的沐浴。冯梦龙还追求公正执法、政简刑清，四年任期留下了“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的美名。 王安石和冯梦龙，不以年少而轻浮，不因年长而废事，一个在人生的上半场，一个在人生的下半场，共同勾勒出注重实干的官员形象。 习近平曾强调，广大基层干部是党执政大厦地基中的钢筋，“位子不高但责任很大”。2014年春天，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如火如荼展开。其主要对象，是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主要目的，是把第一批活动取得的成果向基层延伸，让党的优良作风渗透到每一位基层党员干部心中。习近平把第二批活动的宏大主旨融入形象化的故事当中，就是要以历史上的精彩故事，向广大基层干部阐释注重实干、为民服务的价值。 把泪焦桐成雨 焦裕禄同志生活简朴、勤俭办事，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他严守党纪党规，从不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亲属谋好处。他亲自起草《干部十不准》，对干部廉洁自律作出具体规定。昨天，在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干部十不准》展板前，我又仔细看一下，觉得他是真正抓规矩，非常有针对性。所以，我们的规定不要搞得花花绿绿的，措辞很漂亮，但内容空洞。《干部十不准》除了规定“一律不准送戏票”外，还规定“十排以前戏票都不能光卖给机关”，就是说好票要留一些给群众。他无意间听到儿子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未买票，便教育儿子不能搞特殊“看白戏”，并立即拿出钱叫儿子到戏院补票。这样的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生动体现了他对从严治党的自觉。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延伸阅读 焦裕禄，1922年8月出生于山东淄博的一个贫苦家庭，1945年就主动要求当上民兵，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随工作队南下，1962年调到河南兰考县，出任兰考县委书记。正是在兰考县委书记任上，焦裕禄彰显了坚贞不移的信仰本色，铸就了一座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 1962年到1964年间，兰考遭受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三害”威胁，焦裕禄同全县干部和群众一起，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整治“三害”的具体策略，探索出了大规模栽种泡桐的办法。在此期间，焦裕禄身患肝癌，依旧忍受剧痛坚持工作，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使得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焦裕禄带领群众为了防风固沙栽种的泡桐树，在今天已经成了兰考的一个特色产业，截至2014年，兰考泡桐产业年产值已达60多亿元，从防沙树变成了群众的摇钱树。焦裕禄在兰考时间虽短，但是留下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 习近平多次讲述焦裕禄的故事，多次动情回忆40多年前学习焦裕禄的情景：“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我当时上初中一年级，政治课老师在念这篇通讯的过程中多次泣不成声。特别是念到焦裕禄同志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顶着肝部，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时，我受到深深震撼……”从此，焦裕禄精神就在习近平心中深深扎根，激发出巨大的精神动力。习近平还专门为焦裕禄写过一首《念奴娇·追思焦裕禄》的词，“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寄托着习近平对焦裕禄的敬意和缅怀。 焦裕禄的故事代代相传，焦裕禄精神具有永恒的时代价值。习近平反复强调，“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广大党员干部一起重温焦裕禄精神，正是为了激励广大县委书记向焦裕禄学习，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真正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身影与声音 河南内乡县一座古县衙有这么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封建时代的官吏尚且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前不久人民日报一份内参介绍了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独龙族干部高德荣的从政体会，我看了也很有感触。高德荣同志说：“领导就是带领群众一起干活，干出活路来。”“当干部、当领导的如果不务实，指挥棒就会变成搅屎棍。”“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漂浮在官场上使人越来越浮躁，生活在群众中让人过得更充实。”我把这些话推荐给大家，同大家共勉。 ——《同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的讲话》（2013年11月26日） 延伸阅读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副对联，悬挂在河南内乡县衙三省堂前。此联是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内乡知县高以永所撰写。高以永是浙江嘉兴人，他在康熙十八年调任内乡知县时，正值战乱之后，内乡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土地荒芜，经济萧条。高以永忧心忡忡，自感责任重大，夜不能寐，秉烛研墨，写下了这副楹联。 高以永爱护百姓，赋性宽仁。他去省城大梁（开封）时，市井街巷的人都指着他羡慕地说，这就是内乡的县令高公。他离任内乡时，百姓夹道挽留，甚至有追送数百里者。清同治《内乡通考》评论说，高以永大量开垦土地、打击匪盗，对内乡的贡献非常大。 而高德荣，则是今天领导干部的典型。他心里装着独龙族父老乡亲，一生中有两次毅然返乡。一次是在年少走出大山时，留校工作前程似锦，他却主动请求调回偏远的独龙江乡教书；一次是年过半百，升任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再一次向组织提出“把我的办公室设在独龙江”的要求。他的理由非常朴实无华而又动人心弦：“独龙族同胞还在受穷，我在外面享福，睡不踏实。” 高德荣不仅心系群众，而且崇尚实干。从早到晚，一天跑六个村、看十多个项目建设点、走上百里山路，这是这位老县长的工作常态。为了高山雪线下的一条长隧道，高德荣上下奔忙，历时三年多终于打通。 与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率先垂范，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2013年11月，习近平来到山东菏泽调研，在与菏泽市及县区主要负责同志座谈时，他从河南内乡县衙的对联讲起，联系到云南省独龙族干部高德荣的从政体会，让古代的民本思想获得时代意义，也让今天的为民情怀拥有了历史景深，意在重申领导干部的实干作风与群众意识，重温舟水之喻、重拾鱼水之情，引导领导干部继续与广大群众“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习近平以实干为准绳，以群众为旨归。他与全党分享“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的从政体会，可以说是直切时弊。 信仰的力量 革命战争年代，革命先烈在生死考验面前所以能够赴汤蹈火、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们对崇高的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毛主席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徐海东大将家族牺牲70多人，贺龙元帅的贺氏宗亲中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050人。革命前辈们为什么能够无私无畏地英勇献身？就是为了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为了坚守崇高的政治信仰，为了在中国彻底推翻黑暗的旧制度，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我多次读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下的《清贫》。那里面表达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爱和憎，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穷和富，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什么是革命者的伟大信仰，人到底怎样活着才有价值，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鼓舞。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0年9月1日） 延伸阅读 6位亲人、70多人、2050个烈士，这些沉重的数字，诠释着什么是崇高，展示着什么是信仰，诉说着什么才是共产党人的价值本色。 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6位亲人，包括妻子杨开慧、长子毛岸英、大弟毛泽民、二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等，为了革命毁家纾难毫无保留。当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在痛惜之余，说的第一句话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一句话，既表达着一位父亲的牵挂，更彰显着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贺龙元帅生前经常讲，满门忠烈都是为国家献身，那是革命事业的需要，不必要常提我们自己。正是这样一种国而忘家、公而忘私、默默奉献的精神，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 在无数为国牺牲的英烈中，方志敏可以说是杰出代表。他在战场被捕时，国民党士兵竟无法理解：这个国民党通缉的要犯、共产党的“高官”，身上竟然搜不出一个铜板！方志敏不幸被捕后，拒绝国民党达官显贵的拉拢利诱，面对游街示众依旧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在狱中，尽管条件极其恶劣，他仍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著作，成为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食粮，给无数共产党人以巨大精神鼓舞，就像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所写的：“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讲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感人的事迹，以此激励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信仰的基座。信仰，是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字眼，是8800多万共产党员安身立命的根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号召全体党员“坚守崇高信仰，炼就金刚不坏之身”。 《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栏目曾发表文章《信仰的味道》，提到陈望道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竟将墨汁当成红糖吃掉而浑然不觉，体现出精神之甘、信仰之甜。习近平多次讲述党史上的这个感人故事，多次强调“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多次警醒“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正是要激励党员干部保持理想、坚守信仰。 就是讨饭了也要救他 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因为他们的支部书记生病了，一天之内村民自发筹集了数万元手术费为他治病，村民们说“就是讨饭了也要救他”。当地就有一些干部不由地发出了“假如我病倒了，会有多少村民来救我”这样的感慨！郑九万所做的一切都体现在了村民的回报上，是老百姓心中那杆秤称出了一名基层党员干部的分量。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深刻揭示了“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的丰富内涵。这就是我们树立郑九万这个先进典型的意义所在。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2006年7月24日）摘自《之江新语》 延伸阅读 郑九万是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山坑乡后九降村党支部书记。2005年10月5日凌晨，他因长期操劳过度，脑血管破裂，生命垂危。这个乡里最偏远的小山村，当时人均年收入仅2000多元。但乡亲们翻箱倒柜，一天之内竟凑了近7万元，用来付手术费。村民刘良理的手头有准备给养鸡场买饲料的7160元，妻子说：“鸡死了还能再养，支书的病拖不起！”刘良理只留下60元，后来又把借来准备交电费的100元也拿了出来。村妇代会主任陈菊蕊，拿出了她攒下的逢年过节女儿给的1300多元零花钱。患严重肝腹水的困难户刘宋云，把平时用鸡蛋、红柿、大豆换来的300元买药钱，也托人送过来……“我们就是讨饭，也要把九万这条命救回来！”村里能够走动的人，全都自发下山，带着水和麦饼，到医院守候。第一次手术失败，社会各界慷慨解囊，郑九万终于转危为安，不久康复。 “爱人者，人恒爱之。”郑九万从担任村支书开始，十几年如一日，把入党誓言体现在为人民服务的点点滴滴中，有这样几个细节感人至深。村民陈菊蕊老伴得了骨质增生，急需钱治病，郑九万知道后，马上把卖牛准备为儿子娶媳妇的2180元送到了她家里，并叮嘱她丈夫要好好休息。村民刘光淼开拖拉机压坏了腿，郑九万不但为他垫付了几百元的医疗费，而且帮他家收土豆，补种冬麦，还送给他50元买补品。要知道，郑九万的经济条件并不算富裕，对村民的付出可以说是倾其所有。 郑九万与村民之间的感人故事，展示出党员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得知郑九万的事迹后作出批示：“老百姓在干部心中的分量有多重，干部在老百姓心中的分量就有多重。郑九万同志的先进事迹正是这句话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讲述这个故事，重在强调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人民”是处于中心位置的关键词：“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一再强调“初心”，“人民”正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重要内容和价值底色。 谷文昌的潜绩 福建东山县的县委书记谷文昌之所以一直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敬仰，是因为他在任时不追求轰轰烈烈的“显绩”，而是默默无闻地奉献，带领当地干部群众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在沿海建成了一道惠及子孙后代的防护林，在老百姓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这种“潜绩”，是最大的“显绩”。 ——《“潜绩”与“显绩”》（2005年1月17日）摘自《之江新语》 延伸阅读 在福建东山县，“先祭谷公，后祭祖宗”，相沿成习。逢年过节，人们会阖家祭拜他们最敬重的县委书记谷文昌。 如今的东山，绿树环抱、花田掩映，是个美丽富饶的生态岛。谁能想到，60多年前，这里竟是“沙滩无草光溜溜，风沙无情田屋休”。当时，一年6级以上大风天多达150多天，森林覆盖率仅为0.12%；百年间，风沙不断吞没家园，天花、眼病泛滥，外出当苦力、当乞丐的十之有一。 漫山木麻黄，正是东山岛蜕变的关键，也正是谷文昌在东山树起的一座丰碑。谷文昌是河南林县人，1950年随部队南下至福建，在东山县工作了14年，担任县委书记10年。他以“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胆魄，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遍植木麻黄，筑起绿色长城，硬是治服了“神仙都难治”的风沙，让海岛换了天地，让百姓换了人间。 后来，谷文昌转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下放劳动。凡是他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只要提起谷文昌，人们都有说不完的敬重、道不完的思念、言不尽的呼唤。植树造林，治理风沙，修建水库，战天斗地的场景里，他总是冲在一线。新中国成立初期，他提出的把“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的建议，一项德政，赢得十万民心。他常对身边人、家里人说，“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身边的工作人员换了几茬，他没有提拔重用一个人；他招收别人进单位，偏偏不安排自己的5个子女入公职；哪怕是一辆自行车，他也不许家人碰一碰，因为它姓“公”…… “我要和东山的人民、东山的大树永远在一起”，谷文昌临终留下遗言。如今，谷文昌长眠在他当年率领干部群众战天斗地的赤山林场。50多年前栽下的木麻黄参天如盖，守护在墓旁，见证着这位“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好干部的满腔热血、一片忠诚。 习近平曾点赞过三位县委书记：焦裕禄、谷文昌和王伯祥。在《之江新语》中，他以谷文昌为例，讲述“潜绩”与“显绩”的道理。谷文昌种树，可能难以立即看到成效；但努力几十年，就能取得效果，曾经的“潜绩”，就变成了最大的“显绩”。习近平认为，“潜”与“显”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潜”是“显”的基础，“显”是“潜”的结果，后人的工作总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铺路石，不甘于默默无闻地奉献，“显绩”就无从谈起，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使有“显绩”，充其量也只是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 贫困马克思写就《资本论》 纵观人类历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风亮节。马克思就是在他一生中最贫困潦倒的时期写成《资本论》的。他在1852年2月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即使这样，马克思也没有屈服，没有停止工作。不畏艰难困苦，只为主义真，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节。 ——《从政杂谈》（1990年3月）摘自《摆脱贫困》 延伸阅读 马克思，这位共产党人的精神导师，用一生的奋斗写就“气节”二字。在伦敦开始写《资本论》时，马克思正处于人生最为困难的日子。由于缺少固定经济来源，加上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和封锁，饥饿和生存问题困扰着马克思一家。饥饿既成威胁，疾病复相侵袭，马克思写信向恩格斯倾诉：“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他的六个孩子中的三个，就是在这样的贫困中夭折，甚至小孩死后连买副小棺材的钱也没有。 马克思在流亡伦敦期间，生活一直十分贫困。穷得付不起房租时，女房东叫来警察，把床铺、衣物，甚至连孩子的摇篮、玩具都查封了。几个孩子吓得躲在墙角里，偷偷地掉着眼泪。马克思无奈，只好冒着雨找新的住房，但是没有人收留。这时，药房、面包铺、牛奶铺的老板都来逼债了。燕妮在债主面前万般无奈，只好把自己的床抬出去卖掉以偿还欠债。但刚刚把床抬上车，警察又来了，说黄昏时搬运东西违犯法律，并诬蔑他们是要存心逃躲欠债。对于马克思来说，之所以需要钱和生命，只是为了革命事业。他在一封信中说：“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都无所谓了。” 马克思出身富裕家庭，23岁拿到博士学位，25岁娶了一位贵族小姐，还是《莱茵报》主编。他本应成为“马克思爵士”“马克思部长”“马克思行长”“马克思教授”，但他却抛弃了这一切，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为工作和革命颠沛流离40年，一贫如洗、儿女夭殇，直到1883年3月在办公桌前永远地睡去。马克思用行动，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节。 习近平讲述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故事，以此重申这样一个道理：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成大事业者应有的品质，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只要坚定信念、坚守气节，就一定能战胜困难、取得成功。当前，面对利益诱惑和多元思想，应对改革挑战和转型压力，重温习近平的谆谆之言，“纵观人类历史，凡有成就者，必有高风亮节”，“高尚的气节是每一个领导者所应有的品质”，正可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激发高尚气节，在利益诱惑面前洁身自好、在思想交锋面前站稳脚跟、在风险挑战面前勇于奋斗，从而推动“中国号”巨轮不断劈波斩浪，驶向更开阔的水域。 滴水穿石 滴水穿石的自然景观，我是在插队落户时便耳闻目睹，叹为观止的。直至现在，其锲而不舍的情景仍每每浮现在眼前，我从中领略了不少生命和运动的哲理。 坚硬如石，柔情似水——可见石之顽固，水之轻飘。但滴水终究可以穿石，水终究赢得了胜利。 喻之于人，是一种前仆后继、勇于牺牲的人格的完美体现。一滴水，既小且弱，对付顽石，肯定粉身碎骨。它在牺牲的瞬间，虽然未能看见自身的价值和成果，但其价值和成果体现在无数水滴前仆后继的粉身碎骨之中，体现在终于穿石的成功之中。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在一个经济落后地区发展进程，都应该不追慕自身的显赫，应寻求一点一滴的进取，甘于成为总体成功的铺垫。当每一个工作者都成为这样的“水滴”、这样的牺牲者时，我们何愁于不能造就某种历史的成功契机？！ …… 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实在是推崇一种前仆后继，甘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 ——《滴水穿石的启示》（1990年3月）摘自《摆脱贫困》 延伸阅读 水滴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它目标专一，持之以恒，所以能把石块滴穿。在安徽广德太极洞有兔形的“滴水穿石”石，山西五台山有菩萨顶滴水檐大殿，都是因为雨珠滴沥，落地注石，形成了蜂窝状的石坑。 “滴水穿石”的成语，常用来比喻坚持不懈，集细微的力量也能成就很大的功劳。这一成语最早使用，是在北宋。北宋太宗、真宗两朝名臣张乖崖在崇阳县担任县令时，崇阳社会风气很差，盗窃成风，甚至连县衙的钱库也经常发生钱物失窃的事。张乖崖决心好好刹一刹这股歪风。有一天，他看到一个管理钱库的小吏慌慌张张地从钱库中走出来，判断库吏可能监守自盗，于是就让随从对库吏进行搜查。结果，在库吏的头巾里搜到一枚铜钱。库吏辩解说：“偷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张乖崖于是拿起朱笔写下：“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意思是说，一天偷盗一枚铜钱，一千天就偷了一千枚铜钱。用绳子不停地锯木头，木头就会被锯断；水滴不停地滴，能把石头滴穿。从此以后，崇阳县的偷盗风被刹住，社会风气也大大地好转。 1988年9月至1990年5月，习近平在宁德担任地委书记。当时，宁德被国务院认定为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习近平到任3个月就走遍了宁德下辖的9个县，后来又跑遍了全地区绝大部分乡镇，全力推动闽东地区摆脱贫困。习近平离开宁德时，全区已有94%的贫困户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人民日报》当年还以《宁德越过温饱线》为题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在习近平的感召下，宁德以水滴石穿、弱鸟先飞的精神接续努力，如宁德赤溪村用十年“输血”就地扶贫、十年“换血”搬迁扶贫、十年“造血”“旅游+产业”扶贫，终于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小康路。2015年，习近平用“滴水穿石、久久为功”来概括这个“中国扶贫第一村”的扶贫经验。 当年，改革开放打开国门，福建宁德也正处于脱贫攻坚的起步阶段，积贫积弱，一穷二白，习近平讲述滴水穿石的故事，就是要勉励各级领导干部激发信心、激扬斗志，坚定扶贫决心、坚持久久为功。今天，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正向着更高的发展境界迈进，习近平仍然惦念着贫困地区的父老乡亲，他经常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以此勉励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做到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在脱贫攻坚中取得“滴水穿石”的总体成功。 中国的土地浸透他们的热血 正定第一批党的工作者为了家乡和祖国的自由解放事业，前赴后继，一仆百起，他们是正定人民的优秀儿女，家乡的土地浸透了这些爱国志士的热血。尹玉峰、郝清玉同志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尹玉峰，正定周通人，1924年入党，是正定党的第一任县委书记，直至1928年逝世。郝清玉14岁便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很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1924年回到家乡，与尹玉峰等同志一起，为筹建正定党的组织付出了巨大心血。1925年夏，英、日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五卅惨案”，尹玉峰、郝清玉等同志领导成立了“正定各界沪案后援会”，动员正定人民节衣缩食，援助上海被害工人家属，并领导群众集会、学生罢课，在正定掀起了反帝风暴。 1927年6月，他们又领导了著名的正定农民暴动。当时军阀巧立名目，预征3年的钱粮并附加“讨赤捐”，激起全县人民不满。中共正定县委决定，领导农民暴动。旧历五月十七日是正定县赶城隍庙会的日子，方圆几十里的万余名群众汇集城内，上午10点多钟，在当时的戏楼广场上，只见有人把红布白字的“正定县农民反对讨赤捐大请愿”的大旗一举，人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高举着大刀、长矛和铁锨，浩浩荡荡向县公署冲去。少年时代练过武术的郝清玉同志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他率领群众冲进府衙大堂，举起三节鞭砸碎了大堂的屏风，吓坏了一班大小衙役。县知事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写下了废除“讨赤捐”“缓征钱粮”的字据，并晓谕全县。这次暴动打击了奉军的气焰，培养、锻炼了正定党的干部，为争取新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28年，尹玉峰同志积劳成疾不幸逝世，年仅24岁。郝清玉同志在群众斗争中迅速成长，成为我党北方农民运动的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31年，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天津被捕，1935年牺牲，年仅32岁。像尹玉峰、郝清玉同志这样，为中华民族，为家乡父老做过贡献、牺牲了生命的人们，都在正定县的爱国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但他们将永远为子孙后代所崇敬，将永远激励后来者像他们那样，前赴后继，为祖国和家乡的兴盛繁荣，付出自己的心血以至生命。 ——《知之深爱之切》（代序）（1984年）摘自《知之深爱之切》，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延伸阅读 鲁迅先生曾说，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他们或许像流星划过夜空，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尹玉峰、郝清玉就是这样的英雄人物。 郝清玉，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1918年到北京做制鞋工人，1924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和尹玉峰等同志一起，为筹建正定地区党的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为解决联络机构和掩护职业问题，他在正定县城开设了“裕华鞋庄”，为后来正定地区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正定党组织几经扩大改组，由特支发展到中心县委、地方委员会，成为这一带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力量。郝清玉不知疲倦地深入田间地头和贫苦农民的茅屋草舍，发动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当时农村教员中的一位共产党员这样描述郝清玉：“日走阡陌，夜宿草堆，饿食干粮，渴饮冷水。” 1928年春，郝清玉奉调天津，任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兼省委农运部长。1930年夏，他任省委常委、巡视员，兼中共保定特委书记。1931年3月，调回中共顺直省委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同年4月被捕。郝清玉在不幸被捕入狱后身患重病，但仍然气节不改。他在狱中病得很厉害，敌人乘机让他在所谓的“反共启事”上按手印：“给你手上抹点墨，只要在这上边按个手印，就送你到德国医院去治病，送你出去。否则就送你到天桥（刑场）去！”郝清玉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你们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人民，应该反省。我是抗日革命到底，无过可悔，送天桥、地桥随便吧！”1935年9月，郝清玉病逝于监狱。 习近平讲述的这些正定籍英雄，他们的事迹或许鲜为人知，他们的名字或许寂寂无闻，但是他们曾经在历史的剧本里印下奋斗的足迹，用他们坚守信仰流下的热血浸润着这片伟大的土地。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气节与精神，则是这个古老民族实现凤凰涅槃的希望。习近平在主政正定时了解到他们的事迹，并以他们的精神鼓舞正定干部，在今天依然能给党员干部带来精神的震撼。 习近平重英雄、惜英雄，在不同场合都强调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在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仪式上，习近平历数“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及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以国家的名义向抗战英雄表达敬意。正如习近平所言，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像牛一样劳动 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些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都是远离浮躁、不求功利得来的，都是呕心沥血铸就的。我国古人说：“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托尔斯泰也说过：“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可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用它来毫无问题地断定一种我认为是正确的对一切社会问题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小说我还用不了两个小时的劳动。但如果告诉我，现在的孩子们二十年后还要读我所写的东西，他们还要为它哭，为它笑，而且热爱生活，那么，我就要为这样的小说献出我整个一生和全部力量。”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16年11月30日） 延伸阅读 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那些创作出脍炙人口作品的文艺大家，也无不有着心无旁骛、沉潜稳重的品质。 唐代的贾岛，是著名的“苦吟派”诗人。中唐时期以孟郊、贾岛为代表，在诗歌创作中有着极为严谨认真的态度，着意于文辞的锤炼推敲。“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用“推”字还是用“敲”，贾岛曾为此斟酌许久，还因之结缘韩愈，留下了“贾岛推敲”的佳话。贾岛写了《送无可上人》一诗后，在“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一句下加注一首小诗：“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他以诗注解炼句时间之久、吟成后之激动，苦吟精神可见一斑。对于苦吟的创作态度，不仅卢延让以“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寄托胸臆，李白在《戏赠杜甫》中也有“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的感叹，杜甫的传世名句“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更是家喻户晓。 “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句话是路遥的座右铭，也是他人格和精神的写照。路遥所处的年代，现代派、意识流等文学观念风靡一时，文学形式和技巧求新求变令人目不暇接，但他坚持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平凡的世界》从1975年开始创作，到1988年5月历经艰辛成稿，全景式地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曾先后进行过12次大的修改；小说《复活》的开头部分，竟有20种稿本。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习近平看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他对文艺工作寄予殷切期望，也多次指出文艺领域有“高原”缺“高峰”、脱离人民和生活、虚无价值戏说历史等问题。习近平列举古代、当代和外国作家态度专注、踏实创作、艰辛努力的名言和故事，正是为了勉励文艺工作者，要以创作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为己任，避免急功近利、粗制滥造。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还讲述过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故事，以此寄意文艺工作者，只有拿出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才能打造出好的文艺作品。 精忠报国 我看文学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后来看得更多的是政治类书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从中央党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岳飞传》，一套有很多本，里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还有一个版本是专门讲精忠报国这个故事的，母亲都给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她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4日第24版） 延伸阅读 家国情怀是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深入每一个优秀中华儿女的灵魂深处。“岳母刺字”的典故，诠释的正是家风教诲、家国情怀。 岳飞，生于1103年，字鹏举，宋相州汤阴县（今河南汤阴县）人，南宋抗金名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战略家，位列南宋中兴四将之一。他于北宋末年投军，从1128年到1141年间，率领岳家军同金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所向披靡，“位至将相”。1140年，完颜兀朮毁盟攻宋，岳飞挥师北伐，先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又于郾城、颍昌大败金军，进军朱仙镇。朱仙镇大捷后，金兀朮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宋高宗、秦桧却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令退兵，岳飞在孤立无援之下被迫班师。在宋金议和过程中，岳飞遭受秦桧、张俊等人的诬陷，被捕入狱。1142年1月，岳飞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与长子岳云和部将张宪一同被杀害。宋孝宗时岳飞冤狱被平反，改葬于西湖畔栖霞岭。 岳飞北伐金军过程中，写下千古绝唱《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首词壮怀激烈，气盖山河，充分彰显出岳飞一心报国、收复故土的拳拳爱国之情。 岳飞自幼得到父母恩师的教诲，涵养出忠肝义胆、一身正气。“岳母刺字”的演义故事，最早见于清抄本《如是观传奇》与杭州钱彩评《精忠说岳》。《宋史·岳飞传》记载，当岳飞蒙受欲加之罪的冤屈，他撕开衣襟，后背上“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后人评书将“尽忠报国”演为“精忠报国”，故事影响广泛，一直流传至今。 习近平曾把价值观养成比作“扣扣子”，“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正是少年习近平的“第一粒扣子”。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述自己的文学情缘时，回忆了《岳飞传》对自己的影响，“精忠报国”中蕴藏的家国情怀，激励他心怀人民、奋斗不止。常怀爱民之心、常思兴国之道、常念复兴之志，正是共产党人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 30里借书 去年3月，我访问俄罗斯，在同俄罗斯汉学家座谈时就说到，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今年3月访问法国期间，我谈了法国文艺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们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到法国求过学，所以我年轻时对法国文艺抱有浓厚兴趣。在德国，我讲了自己读《浮士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里路去借这本书，后来他又走了30里路来取回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对外国人讲这些？就是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延伸阅读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英雄，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榜样。长篇小说《怎么办？》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不仅是俄罗斯人心灵史中的重要符号，在中国也曾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革命家、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列宁称赞他是“未来风暴中的年轻舵手”，普列汉诺夫把他比作俄国的普罗米修斯。因为宣传进步思想、批判沙俄现实，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政府逮捕，1864年被判处服7年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在囚禁和流放中，他完成了《怎么办？》《序幕》等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优秀作品。《怎么办？》的故事围绕自由劳动、妇女解放和秘密革命活动3条线索展开，提出只有斗争才能改变人民的厄运。主人公拉赫美托夫干过樵夫、锯工、石匠、纤夫，为锻炼革命意志，献身自己的理想，宁愿过极其俭朴清苦的生活。 习近平回忆，他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怎么办？》带给他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浮士德》同样是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作品。有人说过，不提到歌德，就写不成一部世界文学史；同样，不读《浮士德》，也难以理解歌德之所以为歌德。《浮士德》是歌德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创作的长篇诗剧。魔鬼引诱浮士德与他签署了一份协议：魔鬼将满足浮士德生前的所有要求，但是将在浮士德死后拿走他的灵魂作为交换。歌德从这个赌约出发，演绎了有关人生理想和人类前途的许多重大问题，宣示人类奋发进取精神的胜利。习近平多次提到他读《浮士德》的故事，“30里借书，30里讨书”的佳话，无比生动地说明了文学的力量。 习近平讲述自己的文学情缘，回忆各个阶段的阅读对自己的影响，展示出博览群书的儒雅气质，也折射出亲和亲切的性格魅力。他以自身经历，充分说明什么是好的文学：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启迪，才是好的文艺作品。 文艺是世界的语言，文学是沟通的法宝。习近平在许多场合都提到过他的读书经历，他没有泛泛而谈、摆摆样子，而是用亲身经历诠释出知识力量的可贵、文明交流的可能。对待不同文明需要包容，更需要深入理解和体悟，文学作品无疑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如习近平所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 中国科技为什么落伍 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5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2014年6月9日）摘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延伸阅读 屈原有一首《天问》，通篇提出170多个关于天地、自然和人世方面的问题，被誉为“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对于中国历史，也有几个著名的“天问”。其中之一，便是“李约瑟之问”：为什么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的中国？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以来之所以积贫积弱、任人欺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屡次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没有把先进知识应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康乾盛世”历来为人们所赞叹，然而只要将“康乾盛世”放入历史的长河中横向比较一下，就会明白“盛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虚胖”和“幻象”。与康熙一朝同时期的欧洲社会，已进入科学史成就最高的时期之一，产生了培根、牛顿、笛卡尔等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康熙不可谓不好学，他经常同传教士一天三四个小时关在房间，如同师生一样相处，熟悉各类精密仪器，共同钻研各门学科的知识。康熙喜欢数学，尤其是喜欢摆弄各种数学测量工具，如半圆仪、圆规、几何多面体模型。据法国传教士白晋回忆，康熙把业余时间放在学习数学上，一直保持了两年时间。然而，被外国传教士赞誉为“千古一帝”“万古明君”的康熙皇帝，却让科学停留在一己的爱好之上，并没有思考科学背后的方法论、世界观，更没能将西方的科学知识播撒到全国。统治者拒绝与西方工业文明“握手”，拒绝“分享”先进技术和知识，结果便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 2014年3月，习近平访欧期间，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给他一幅1735年德国绘制的第一张精确的中国地图。少有人知的是，早于这张地图十多年，康熙就组织传教士们绘制出一张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参与绘制地图的耶稣会士雷孝思将此图送回法国，根据此图制作的《中国新图》遂在欧洲公开出版。1840年，当英国人拿着《中国新图》用坚船利炮轰开清帝国的大门时，《皇舆全览图》依然被锁在宫廷之中，并未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实际促进作用。 习近平不仅熟读史书，对中国历史了然于心，而且善于思考，能够从历史中总结出国家兴衰治乱的密码——对科学技术不能坐而论道，而要进入社会运用。这是他从康熙与科技的故事中总结出的创新精要，也是对破解“阿喀琉斯之踵”的确切回答。坐而论道、禁中清谈不可能经世致用，“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让创新走出“象牙塔”、跳出“孤岛”，科技创新才能像“杠杆撬动地球”一样，为发展创造更多动力和奇迹。 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国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痼疾，其中一个重要症结就在于科技创新链条上存在着诸多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他打比方说，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我们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完善点火系，把创新驱动的新引擎全速发动起来。 时间都去哪儿了 谈到爱好，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你知道，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时间。今年春节期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然是都被工作占去了。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比如，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说到体育活动，我喜欢游泳、爬山等运动，游泳我四五岁就学会了。我还喜欢足球、排球、篮球、网球、武术等运动。冰雪项目中，我爱看冰球、速滑、花样滑冰、雪地技巧。特别是冰球，这项运动不仅需要个人力量和技巧，也需要团队配合和协作，是很好的运动。 ——《习近平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2014年2月7日）（《人民日报》2014年2月9日第1版） 延伸阅读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让歌唱父母亲情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流行一时。2014年2月，习近平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提到了这首歌，引发了以“时间都去哪儿了”为话题的全民讨论。 习近平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正像他本人所说，自己的时间，大多被工作占去了。据不完全统计，仅2015年一年的公开报道中，习近平就参加了至少61个会，其中包括14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1次深改组会议、10次工作会议、3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还有其他各类重要会议23次。与此同时，中央政治局还进行了9次集体学习，习近平还开展了8次国外出访。 工作之余的时间，大部分被习近平用来读书了。在索契专访习近平的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布里廖夫说，他“特别喜欢”习近平的眼睛，“（从中）看到了思想的光芒”。如果为“思想的光芒”追根溯源，书籍一定是其中之一。在习近平眼中，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有益”，“如同一座宝藏，一旦探秘其中，就会终生受用”。 就任国家主席一周后，习近平首次出访俄罗斯和非洲三国。我国驻俄使馆考虑到行程安排太密集，没有时间休息，想要压缩一些活动的时间，“但是习近平主席一点都不打折扣”。“我不是痛并快乐着，是累并快乐着”，这就是习近平，争分夺秒地为国家、为人民努力工作，为民族复兴中国梦努力奋斗。 习近平讲述时间都去哪儿了的“个人故事”，对广大党员干部是一种勉励，启示大家既要不遗余力履职尽责，也需要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充电。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立德。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正如习近平曾深刻指出的，“领导干部的人格力量对于做好领导工作越来越重要，而人格力量的形成很重要的途径是读书学习”。 英雄出少年 纵观世界发展史，许多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的重要创造都是产生于风华正茂、思维最敏捷的青年时期。《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是30岁，恩格斯是28岁。牛顿和莱布尼茨发现微积分时分别是22岁和28岁。达尔文开始环球航行时是22岁，后来写出了著名的《物种起源》。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时是30岁，发明电灯时是32岁。居里夫人发现镭、钍、钋3种元素的放射性时是31岁，由此得了诺贝尔奖。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时是26岁，提出广义相对论时是37岁。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时分别为30岁和34岁。西汉的贾谊死时32岁。王勃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死时才27岁。 ——《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6月20日） 延伸阅读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篇名为《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的文章，出自17岁的马克思之手。当时，马克思适逢中学毕业，面临着升学还是就业的去向选择问题。身边的同学或是希望成为诗人、科学家或哲学家，或是打算去当教士或牧师，或是希望能过上资本家的豪华生活。马克思并没有像他们那样从利己主义出发，以个人幸福作为选择职业的标准，他把职业选择提高到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生活的态度上加以考虑。于是，就有了这篇惊世之作和这段惊人之言。 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无一不是年纪轻轻就完成了重大发现和发明。青年时期是一个人进行思维创造活动的最好年龄，头脑敏捷，精力旺盛，对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掌握也较为快捷，而且思想包袱少，敢想敢干、敢作敢为。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往往也是新发现、新创造、新知识涌现的时期。这几乎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 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年轻有为的英才俊杰。西汉贾谊少有才名，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他只有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贾谊后来担任梁怀王太傅，写就《治安策》，针对文帝时期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割据等问题上疏陈述政事。毛泽东称赞《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唐代文人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6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虽然27岁时不幸溺水惊悸而亡，但王勃却留下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等千古名句。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初唐四杰”。 习近平对青年成长成才极为关注，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向他们发出了带头刻苦学习、带头苦干实干、带头严格自律、带头联系青年的嘱托。榜样是最好的说服，他引述马克思、牛顿、王勃等人青年时期大有作为的经历，正是为了鼓励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乃至全国广大青年，坚定奋斗决心，成就非凡事业。 习近平愿意跟青年人打交道，经常勉励青年人保持奋斗精神、奉献精神。他先后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勉励他们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努力成为祖国建设的有用之才、栋梁之材。在同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会上，还以穿衣服扣扣子为例，告诫青年抓好价值观养成，“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在习近平看来，“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 革命的青春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很多卓越领导人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革命理想，立志为民奋斗。毛泽东同志在青少年时期就立志献身中华民族强盛，他25岁同何叔衡、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28岁出席党的一大，34岁领导秋收起义、率领起义队伍上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周恩来同志21岁就领导了天津爱国学生运动，24岁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参与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29岁领导南昌起义、创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武装队伍，30岁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同志16岁赴法国勤工俭学并于两年后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23岁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25岁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3年6月20日） 延伸阅读 青春只有一次，如何书写青春精彩、成就不凡人生，是深藏在一代又一代青年心头的“青春之问”。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毅然投身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大潮，在党的历史上镌刻下信仰高扬、为国担当的青春印记。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7岁那年，毛泽东离家去湖南湘乡县求学前，将这首诗写在纸条上夹在父亲账簿里，表明志向和决心。从那时起，百姓疾苦、国之忧患成为青年毛泽东的最大牵挂。20多岁先后发起成立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联合会，创立《湘江评论》，组织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28岁时出席中共一大。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一如他在《沁园春·长沙》中所写的：“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欧洲也出现了一支青年华人的政治力量，那就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在这些旅法学生中，诞生了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王若飞、李立三、向警予、陈毅、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邓小平、李富春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1921年成立巴黎共产党早期组织，第二年发起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那时，24岁的周恩来在执行委员会中负责宣传工作，18岁的邓小平也加入这个组织中。讲述他们旅法经历的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一度引发收视热潮。 从法国回到国内后，周恩来先是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北伐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29岁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邓小平先是到苏联进修学习，而后回国参加革命活动，23岁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25岁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习近平讲述毛泽东等人的革命青春故事，是为了激励当代青年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胸怀理想、不懈奋斗。他带领年轻人重温那些年轻共产党人荡气回肠的奋斗历程，认清百年中国跌宕前行的历史潮流，让青年领悟自己的使命责任、感知信仰的坚不可摧、坚定奋斗的决心信心。青年力量体现中国力量，青春奋斗承载中国梦想。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广大青年是生力军和突击队。无论是决胜全面小康的千钧重担，还是破解改革发展的问题矛盾，无不呼唤青年鼎力担当。千千万万青年放飞青春梦想、激扬奋斗气质，青春中国必将焕发新的荣光。 跟上时代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有人研究过，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还有人说，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3年3月1日） 延伸阅读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就知识生产而言，其新陈代谢明显有加速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表明，18世纪时知识更新周期为80到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为30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般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为5到10年；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许多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缩短为5年；而进入21世纪，这个周期已缩短至2到3年。 一位学者根据放射性元素衰变的原理，就知识新旧交替提出了“知识半衰期”的说法：一个在某一领域很有学问或有丰富专业知识的人，如果不再学习，在一定时间后进入知识半衰期，即基础知识仍可用，其他的一半新知识已经落伍。当前知识“裂变”速度“一日千里”，有人测算，1950年以前知识的半衰期为50年；21世纪，知识的半衰期平均为3.2年；it业高级工程师为1.8年。由此而言，一个人如果不学习或停止学习的时间太久，就难免与社会发展相脱节。许多人遭遇“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困局，原因就在于深陷“知识半衰期”，缺乏最新的知识和本领。 重视学习，是我们党的传统。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过“本领恐慌”的问题，他将学习比作“开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就一定要进货，进货就是学习本领。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这样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说苑》有言：“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意思是说要想增长才干，就要学习；要使刀刃锋利，就得勤加磨砺。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引用过这句话，告诫领导干部要多学习，把读书学习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为第四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的序言中，他强调：“努力学习各方面知识，努力在实践中增加才干，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着力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着力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 习近平还提出过一个“蓄电池理论”：人的一生只充一次电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成为一块高效蓄电池，进行不间断的、持续的充电，才能不间断地、持续地释放能量。这种形象概括，跳出苍白枯燥的说教，不仅易于理解和践行，也能激发兴趣，让学习本身从一种被动要求，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进步必需。 学而有思 我们的先人有许多勤学苦读的动人故事，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等，一直传为美谈，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值得记取。大家要安下心来，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看书学习，深入进行研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这句话讲得好。学习与思考、勤学与善思是相互联系和相辅相成的，不可把二者割裂开来。在学习过程中，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脑子里经常装几个问题，反复思考。这对于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很有好处。中央党校在每学期教学安排中，都有学员论坛和从政经验交流活动，这有助于大家深入研究和切磋执政经验。大家还可以利用课间休息、茶余饭后交流学习体会，在相互交流、相互启发中分享经验。 ——《谈谈党校学员的学习——在中央党校2012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2年9月1日） 延伸阅读 荀子在《劝学》里讲：“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学习是改变个体命运、洞察周遭世界的有力武器。勤学苦读，自古就被视为一项优秀品质。 《战国策》记载，苏秦年轻时发愤图强努力读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汉书》也有则勤奋学习的故事：“孙敬，字文宝，好学，晨夕不休。及至眠睡疲寝，以绳系头，悬屋梁。”“头悬梁”和“锥刺股”两个故事合在一起，便有了“悬梁刺股”的成语。 “凿壁偷光”，讲的是西汉大文学家匡衡幼时凿穿墙壁，借邻居家烛光读书的故事。《西京杂记》记载，匡衡家境贫寒，没有蜡烛供他夜间读书，于是他在墙壁上凿出一个洞，引来邻家的光亮借以夜读。同样是贫困家境，同样是珍惜时间多读书，晋代车胤的“妙招”是抓一把萤火虫照明读书，孙康则利用雪的反光读书。这就是“囊萤映雪”的故事。夜以继日，苦学不倦，成为他们的集体写照。 类似的故事还有许多，比如“韦编三绝”，孔子为读《周易》而多次翻断了编联竹简的牛皮带子；“闻鸡起舞”，东晋祖逖年轻时为了报效国家，半夜一听到鸡鸣，就披衣起床，拔剑练武；“程门立雪”，北宋杨时与好友游酢向程颐求教，为了不打扰程颐在屋中休息，两人静立门口，任鹅毛大雪落满全身。 学习，也需要讲究方式方法。对此，《论语》的主张颇具参考价值。《论语·为政》中讲：“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习而不思考，就会因为迷惑而无所得；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精神疲倦而无所得。《论语·子张》中也提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广博学习、坚定志向，恳切地提出问题，多思考眼前事物，就能从中实现仁德。 习近平讲述古人好学的事迹、学习的方法，以此勉励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勤学、善思。他在浙江工作时就提出，“主动来一场‘学习的革命’”。习近平十分重视“思考”在学习中的作用，“思考是阅读的深化，是认知的必然，是把书读活的关键”。这就像爱因斯坦说的，“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考，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 学懂学通原著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曾指出：“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说，阅读原著的初始阶段，遇到一些困难是难免的，但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只要付出努力一定能够学懂学通。《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说过：“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为了弄清国家问题这“一个最复杂最难弄清的问题”，列宁曾建议大学生花些时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读几本”。他说：“起初也许有人又会因为难懂而被吓住，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以后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他强调：“想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毛泽东同志强调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有的放矢的态度，“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以上这些学习方法，对于今天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同样是适用的。 ——《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央党校2011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1年5月13日） 延伸阅读 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为了追求真理，都付出了巨大努力。 马克思常年伏案阅读与写作，休息就是在室内来回走动，以致在门与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像穿过草地的一条小路一样。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二十来页文章，他曾把整个图书馆里载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过。 列宁在监狱中也坚持读书、写作。为了不让看守发现，他把面包里面灌上牛奶，偷偷用牛奶当墨水写作，干了以后就完全看不出来了。当看守开门进来时，他就一口把小“墨水瓶”吃下去。他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天吃了六个‘墨水瓶’”。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的《列宁文集》第40卷有500页，其中有400页都是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著作上所写的评语、旁注和摘录。 毛泽东曾反复研读《资本论》，人民出版社还专门为他印制了大字本《资本论》。《联共党史》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他读了十遍以上。《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他都反复研读过，许多章节段落还作了批注和勾画。他每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都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上许多批语。在他辞世时，身旁还放有一本大字线装本《共产党宣言》和两本战争年代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详细讲述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对于“读原著”的论述，阐释在读原著遇到理解上的困难时应该如何克服。正如他强调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寻乌调查 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谈谈调查研究——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1年11月16日） 延伸阅读 在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中，有一件珍贵的石印本，它就是毛泽东1930年5月在寻乌写下的《调查工作》，后来题目改成了《反对本本主义》。正是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还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寻乌调查无论从革命指导的意义上，还是从科学研究的意义上，都是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 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也是第一次把调查的重点放在了城市。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江西会昌到达寻乌。寻乌位于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之地，是商品流通的主要集散地。在毛泽东看来，“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于是，趁着部队到附近各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时机，他开始着手调查寻乌城的商业。 “寻乌哪几家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在调查之前，毛泽东的几个问题，问住了当地干部。他带领参加调查的同志，走访了当地47家商店和94家手工业店铺，与群众一起劳动、谈心交流……基于这次调查，红军将城市政策定为“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贸易”，纠正了“左”倾错误，也解决了供应难题。 作为报告的《寻乌调查》，内容上分为寻乌的政治区划、交通、商业、旧有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等五个部分。报告中既有数据统计，又有历史沿革说明；既有行业调查，也有阶级分析。具体到杂货店经营的131种洋货，打首饰、修钟表店铺的经营情况，农村祠堂过节时候如何分谷分肉，都在报告中有着详细体现。细致入微地占有材料，科学地分析和综合研究，成为《寻乌调查》的最鲜明特点。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习近平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崇尚深入唯实的作风，有着鲜明的风格特征。他引述毛泽东开展寻乌调查的例子，告诫领导干部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获得正确认识。 中央党校不少班次都有专题调查研究的教学安排。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就围绕调查研究对党校学员进行专题授课。在这次讲话中，他提出了许多重要判断和工作要求，比如：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衡量调查研究搞得好不好，关键要看调查研究的实效，看调研成果的运用，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好。 114个字的碑文 毛泽东同志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只有114个字，却反映了一部中国近代史。1975年，邓小平同志负责起草周恩来总理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只用了五千字。后来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努力克服不良文风，积极倡导优良文风——在中央党校2010年春季学期第二批入学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0年5月12日） 延伸阅读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天安门外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撰写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短短114个字，一气呵成，雄劲有力，鲜明表达出对人民英雄的敬仰和缅怀之情。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鉴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身体情况，时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不仅将报告的总字数压缩到5000字，还带领起草小组克服重重阻力，将周恩来长期以来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作为重点写入报告文稿中。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一经报道，立刻振奋起全党全国人民冲破“文革”束缚的信心。邓小平由此感慨：“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 文风提倡短实新，反对假大空，习近平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示范的。早在1984年，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第一次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就已经展现出质朴文风。2003年到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发表短论232篇。这些作品大多不过寥寥三五百字，没有空话套话官话，引经据典、论述有力，讲道理浅显易懂，谈问题直击痛点，文章中的许多思想和提法，现在看来依然值得咀嚼回味。 文风体现作风，文风反映领导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文风问题备受习近平关注。关于文风，有一种错误认识是：文章越长越代表有水平。习近平列举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只有114个字、邓小平代周恩来主持起草5000字政府工作报告的例子，意在说明短文亦可以托举起丰富内容，文章应当尽可能做到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内容深刻。 习近平曾援引过《庄子》里的一则典故：“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意思是说，野鸭子的腿虽然很短，给它接上一截它就要发愁；仙鹤的腿虽然很长，给它截去一段它就要悲伤。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写文章。就此他指出，就今天来说，把“野鸭子的腿加长”的文章太多了，提倡短文章、短讲话、短文件是当前改进文风的主要任务。 看100遍《共产党宣言》 读马列、学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夫。1939年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也都在不同时期反复强调认真研读原著的重要性。 ——《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09年5月13日） 延伸阅读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共产党宣言》篇幅不长但其威力却犹如“精神原子弹”，一经问世，就震撼了整个世界。在理论上，《宣言》通篇贯穿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为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方法；在实践上，《宣言》是第一个世界性共产党组织的党纲，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行动上的指南。恩格斯指出，《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也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部“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 《共产党宣言》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样非同寻常。毛泽东曾对斯诺说，正是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到了1920年夏天，他已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晚年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专门走到《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译者陈望道先生跟前，问是否能找到中文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他想再看一眼。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期间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由此选择了加入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深情地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 学习马列原著，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是件“有门槛”、有难度的事。习近平列举毛泽东看《共产党宣言》的例子，让人看到即便是我们党的领袖，也是通过苦学勤学才弄通马克思主义精髓和实质的，以此说明认真研读原著的重要性，也以此增强大家学习经典原著的信心。对于《共产党宣言》，他在多个场合反复谈及，在他眼中，“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 据梁家河村村民回忆，习近平当年上山下乡时就仔细阅读过《资本论》。1998年到2002年，他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他专门要求写入这样一段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正像习近平所强调的，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重要性，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必须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 治学三境界 著名学者王国维论述治学有三种境界：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领导干部学习理论也要有这三种境界。首先，理论学习上要有“望尽天涯路”那样志存高远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静下心来通读苦读；其次，理论学习上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舍得付出，百折不挠，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再次，理论学习贵在独立思考，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最终“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领悟真谛。只有这样，各级领导干部才能做到带头学、深入学、持久学，成为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的模范，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模范，学以致用、用有所成的模范。 ——《理论学习要有三种境界》（2003年7月13日）摘自《之江新语》 延伸阅读 “治学三境界”，是国学大师王国维著作《人间词话》里的一段话。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治学三境界”将晏殊、柳永、辛弃疾的三个词句巧妙化用，将原词对爱情浪漫缠绵的刻画改造成治学、创业的三种境界，增添了哲理意味。 第一境界出自北宋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这首词上阕移情于景，在景物描写中注入离恨之情；下阕承离恨而来，通过高楼独望把主人公相思的神态生动地表现出来。王国维以此寄托胸臆，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 第二境界引用自北宋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首词以春愁相思为主题，着重表现爱的艰辛和无悔，作者把漂泊异乡的落魄感受，同怀念意中人的缠绵情思结合在一起，抒情写景，感情真挚。王国维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就大事业、大学问不可能轻而易举，必须坚定不移，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境界出自南宋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首词上阕写正月十五满城灯火、尽情狂欢的祥和景象；下阕写寻觅意中人，刻画出一位不慕荣华、甘受冷落的美人形象。王国维以此引申，没有千百度的上下求索，不会有瞬间的顿悟和理解。 习近平以“治学三境界”阐释理论学习，把劝学的道理寄托在优美词句中，启发领导干部带头学、深入学、持久学各类理论知识。“治学三境界”启示我们，理论学习不仅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远大追求，也要勤奋努力、刻苦钻研，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更重要的是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学用结合、学有所悟、用有所得，在学习和实践中“众里寻他千百度”，领悟“灯火阑珊处”所藏的真谛。 不悲观不等待 我县七吉大队有个青年叫郑春林，患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有残疾。但是他不悲观、不等待，自费上北京学习了绘画、照相的技术，在家里办起了一个流动照相绘画服务点，给群众画影壁、画炕箱、照相，送技上门，服务到家。有一天晚上，一个民办教师找到他家要照一张相急用，当天就要取。而一个胶卷又必须全部照完之后才能冲洗，这又来不及，他干脆用一个胶卷只照了一张相片，保证了教师急用。他腿有残疾，不能干体力劳动，就在家里搞起了家庭副业，养了20多只貂，并主动向其他青年传授技术，带起了十几户养貂户。两年来，他的收入近万元。他用自己劳动的收入，在七吉大队盖起了第一栋小楼。如果全县青年都能像他一样，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把聪明才智贡献给家乡，那么要不了多少年，正定的面貌就会大变样。 ——《创振兴正定的大业做奋发有为的新人》（1983年8月10日）摘自《知之深爱之切》 延伸阅读 “一个榜样胜过书上二十条教诲”，哪里有榜样，哪里就有前进的动力。郑春林患小儿麻痹症，一条腿有残疾，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自费习得绘画、照相的技术，还搞家庭副业，先自己养貂致富，而后又带动村民养貂创收。郑春林以超出常人的上进心和行动力，创造出脱贫致富、帮扶乡里的不平凡事迹。即便是今天来看，他的故事依然让人心潮澎湃，堪称“励志哥”。 1983年8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提出：“青年是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是振兴正定所要依靠的生力军”。他也尖锐指出部分青年身上存在的弱点和不足，包括“心有余而力不足”“盲目自卑”等问题。“有些人往往一心想摘取远方的蔷薇，却反而把身边的玫瑰踩在脚下，忘记了一切大事都要先从小事做起，先从自己身边做起”。在他看来，如果青年瞧不上基层工作，瞧不上平凡岗位，放着眼前的事情不干，空想坐等干“大事业”，那么一切梦想都只会是幻想。所以，习近平在讲话中加入郑春林带动乡里致富的例子，鼓励正定青年立足本职、埋头苦干，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成就出彩人生。 在这篇《创振兴正定的大业做奋发有为的新人》的讲话中，还有一个励志故事。文化程度不高的黄春生，从1969年开始从事培育棉花优良品种工作。由于缺少知识，他从中学课本中的“植物”开始学起，以后又自学了河北师大、河北大学的有关教材，攻读了大量农业科技杂志，还专程到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请教专家教授。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他培育的“冀棉二号”品种荣获河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省内外推广近百万亩，被誉为棉花育种“土专家”。 习近平通过讲述郑春林的故事启示广大青年，只有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力争在自己的岗位上创出优异成绩，才能将每个人的聪明才智汇集起来，变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立足本职、埋头苦干，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青年人就可成就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郑春林身残志坚、翻身致富的故事，正是这个道理的很好说明。 习近平一再鼓励年轻人常去基层“墩墩苗”。在给大学生村官张广秀的回信中，习近平向全国大学生村官发出了“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增长见识、增长才干，促农村发展，让农民受益，让青春无悔”的殷切期望。在给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服务队”回信中，他也鼓励青年人坚持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以青春梦想、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浪子回头 还有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周处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浪子，小时候力气过人，性情暴烈，平时骑马射猎，并骚扰百姓，横行乡里。当时南山有猛虎，水下有蛟龙，也经常危害百姓，人称猛虎、蛟龙和周处是家乡“三害”。后来周处经当时著名学者陆云的教诲，痛改前非，上山杀死猛虎，下江斩了蛟龙，刻苦学习，终于成为一个知识渊博、很有修养的人，最后为国光荣战死。这说明，人孰无过，朝闻夕改，就是好人，这就是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 ——《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1983年4月25日）摘自《知之深爱之切》 延伸阅读 周处是三国末期、西晋时期的一位勇士，年少时“膂力绝人”，但因为“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在乡邻中留下恶名。乡邻百姓把周处连同南山猛虎、水中蛟龙并称为“三害”，周处被视作“三害”之首。周处自知为人所厌恶，“慨然有改励之志”。他到吴郡寻找陆机、陆云兄弟求教。适逢陆机不在，陆云劝解周处说：“古人贵朝闻夕改，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于是周处虚心改过，励志好学，成为名士。后来周处被派往西北讨伐氐羌叛乱，因寡不敌众战死疆场。有人称赞他，“忠贤之茂实，烈士之远节”。 周处浪子回头的事迹广为流传，《晋书》和《世说新语》中都有“周处除三害”的记载，至今京剧中也保留有《除三害》剧目。后世有人考证，周处的事迹并不全然真实。但是，作为一种价值倡导、修身规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正如《论语》所言，一个人难免犯错误，错而能改、浪子回头，就值得推崇和敬仰。 在《世说新语·自新》一篇中，还有戴渊知错就改的故事。劫掠商旅的戴渊，在陆机“卿才如此，亦复作劫邪”的劝导下改过向善，后来成为征西将军。 1983年3月，河北省正定县制定了关于《树立新时期的用人观点，广招贤才的九条措施》，但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着部分党员干部对“招贤纳士”理解不够、怀疑观望等问题。在1983年4月一个“放开政策、振兴经济”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时任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着重在会上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树立新的用人观点，认真落实县委的“招贤”九条措施，广招“贤才”，促进经济振兴。 习近平引述周处的例子，意在提醒大家“人孰无过，朝闻夕改，就是好人”。对那些有缺点、曾犯过错误的人才，既要看小节，也要看大节；既要看缺点和短处，也要看优点和长处。他还援引古语“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告诫大家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消除偏见，任人唯贤，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 国产手机逆袭 近年来，我国一些企业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进行了成功探索。比如，前些年我国市场上各类手机争奇斗艳，既有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国外品牌，也有国内厂商生产的手机，竞争十分激烈，一些企业破产倒闭。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一些企业从生产端入手，坚持自主创新，瞄准高端市场，推出高端智能手机，满足了人们对更多样的功能、更快捷的速度、更清晰的图像、更时尚的外观的要求，在国内外市场的占有率不断上升。世界手机市场竞争也十分激烈，名噪一时的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手机如今已风光不再，甚至成了过眼烟云。元旦过后，我到重庆看了一家公司，他们生产的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成功案例。这几年，重庆笔记本电脑等智能终端产品和自主品牌汽车产业成长也很快，形成了全球最大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国内最大汽车产业集群，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1台来自重庆制造。这说明，只要瞄准市场推进供给侧改革，产业优化升级的路子是完全可以闯出来的。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延伸阅读 智能手机打开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大门，通过手机市场的变化，也能窥见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几年以前，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品牌还在中国的手机市场独占鳌头，但是这几年出货量和市场占比连续下滑，与之形成对比的另一个现象，则是国产手机品牌的异军突起。2015年，国产手机的用户关注度达到51.3%，已经超过了国际品牌，意味着国产手机厂商的影响力正在赶超国际厂商；2016年前三季度，国内智能手机市场累计出货3.71亿部，华为、oppo、vivo、苹果和小米位列前五名，其中有4个是国产品牌。不仅如此，国产手机还在积极走出去。2016年上半年，联想和小米分别位居印度手机市场畅销品牌排行榜第二、第三位，华为在欧洲上半年出货规模也实现翻番。 重庆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同样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案例。从开始引进笔记本电脑落户谈判，到成为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重庆只用了短短7年时间。2014年智能终端产品产量接近2亿台（件），其中笔记本电脑生产达到6100万台，占全球产量三分之一强。习近平到重庆视察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显示技术、产品与服务提供商，营销和服务体系覆盖欧、美、亚等全球主要地区。京东方投产的第8.5代薄膜晶体管，对于我国半导体显示产业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拉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同时，京东方把创新放在第一位，2014年新增专利申请量5116件，2015年新增专利申请量6156件，目前累计可使用专利超过40000件。创新，既是新发展理念的首要要求，也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必然举措。 习近平通过分享国内手机市场格局变化的故事，讲述重庆笔记本电脑和自主品牌汽车产业的发展突破，说明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向各级领导干部阐明了这样一条经济发展规律：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就会给予积极回应。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如何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习近平反复强调，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习近平还说，“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这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动性积极性，落实好“五大任务”，着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推动中国经济在凤凰涅槃中实现转型升级。 准备吃亏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报告，在讲“准备吃亏”、准备困难时一口气列了17条困难：第一条，外国大骂；第二条，国内大骂；第三条，被国民党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国民党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出了斯科比，中国变成希腊；第八条，“不承认波兰”，也就是共产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万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他说：“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这些，我们都要透彻地想好。”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这样的论述，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讲得很多、也很深刻，是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延伸阅读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战略大师。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是一个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习近平讲述的这个故事，就体现了这样的底线思维。 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已发生重大变化。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实现了伟大的觉醒，实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并拥有121万党员的强大政党，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解放区的人口达到9550万。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革命根据地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多的人口和这样大的军队，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和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现在为最高，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现在也是最大的。在这些条件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大好，但就在人们准备欢呼之时，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却强调要“准备吃亏”，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甚至出人意料地表示赞成有人提出的战后“中国可能变成美国半殖民地”的提法。毛泽东还一口气列举了可能出现的“17条困难”。这体现了毛泽东“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的思维方法和领导艺术，也为我们坚持和善用底线思维谋事创业提供了范例。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不少，各种矛盾源、各类风险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讲述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袖善用底线思维的故事，以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习近平警醒：“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嘱咐：“要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他还多次强调：“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国际上的矛盾风险挑战演变为国内的矛盾风险挑战，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矛盾风险挑战转化为政治矛盾风险挑战，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国家安全。”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增强风险意识、善用底线思维，按照习近平的要求，“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 中国奇迹 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代时，我国人口就超过6000万，垦地超过8亿亩。唐代长安城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宫殿金碧辉煌，佛寺宝塔高耸，东西两市十分繁荣。诗人岑参就有“长安城中百万家”的诗句。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工业革命发生后，我们就开始落伍了，西方国家则发展起来了。鸦片战争后，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工业革命机遇没有抓住，尽管民族工业也有一些发展、外国资本也有一些进入，如上海的“十里洋场”、天津的工业、武汉的军工生产也曾名震一时，但总体上国家是贫穷落后、战乱不已的，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掉队了。这一状态持续了百余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上世纪50年代，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后来，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还发生了“文革”那样的十年浩劫，加上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够深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未能顺利持续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尽管遇到各种困难，但我们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延伸阅读 汉唐盛世不仅永远镌刻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而且也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代表着当时世界的文明高峰。 唐朝在极盛时期，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抵贝加尔湖，有人认为总面积达到1251万平方公里。说到盛唐，总能想到它雍容华美的大气、海纳百川的开明、礼尚往来的文明和从容不迫的自信。当时的长安，可说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来自中亚、南亚、日本、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云集于此，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阿拉伯的“胡商”最多。这些“外籍”商人不仅在长安经商，而且还能娶妻生子、安家立业，甚至还能入朝为官。有资料显示，唐朝的宰相，有29人是外族人，而做官的外国人则多达3000人。王国维的《读史》诗云：“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可以作为唐朝强盛与开放的写照。 中国的发展繁荣在宋代延续，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记录着宋代的工商业与城市发展盛况。但是从明清以来，西方国家逐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的封建王朝却日益僵化保守、闭关锁国，错失了现代化的良机。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等都有实现工业化的追求，但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推动一个农耕古国向工业化转型，让一个古老的文明体系抽出了现代文明的新枝，完成了10亿级人口规模与现代化相结合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特别重视历史比较，在他的讲话中，常常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以开阔的历史视野，观察现实、思考未来。他在时间之轴上溯流而上，追溯古代中国的灿烂业绩，着眼近代中国的落后屈辱，分析当代中国的弯道超车，展示出一幅中国自古及今的发展图景；从信手拈来的历史数字、历史细节、历史镜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强劲脉动，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当今时代的历史方位。 在习近平的宏大视野里，5000年灿烂的农耕文明，100多年跌宕起伏的屈辱历史，30多年激情燃烧的改革开放，构成了中华民族前后相续的历史坐标，在这样的坐标系里，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中国未来的意义。“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习近平把新发展理念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中，为的就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审视中，在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中，在时代与往昔的对话中，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新发展理念的真理力量与时代意义，并使之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精神力量与实践指南。 世界八大公害事件 上个世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其中，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先后导致近千人死亡、75%以上市民患上红眼病。伦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首次暴发的短短几天内，致死人数高达4000，随后2个月内又有近8000人死于呼吸系统疾病，此后1956年、1957年、1962年又连续发生多达12次严重的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因工厂把含有甲基汞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水俣湾中，人食用受污染的鱼和贝类后患上极为痛苦的汞中毒病，患者近千人，受威胁者多达2万人。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对这些状况作了详细描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延伸阅读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经用这样大气磅礴的方式，说明工业文明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但科学技术在创造出惊人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世界级的环境公害事件，以极其惨烈的方式，呈现出环境污染可能带来的悲惨后果，从而对人类提出刺痛神经的警醒。世界八大公害事件，包括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英国伦敦烟雾事件、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日本米糠油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美国多诺拉事件、日本骨痛病事件。 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是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中最早的污染事件，也是20世纪最早记录下的大气污染惨案。在马斯河的一段长达24公里的河谷地带，许多重型工厂星罗棋布，包括炼焦、炼钢、电力、玻璃、炼锌、硫酸、化肥等工厂。从1930年12月1日开始，整个比利时被大雾覆盖，马斯河谷的雾层尤其浓厚，在气候反常的第三天，就有几千居民呼吸道发病，63人死亡，为同期正常死亡人数的10.5倍。只可惜，这些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反思，工业的铁蹄依然以环境为代价高歌猛进，不断酿成环境污染的悲剧。 《寂静的春天》是一本促进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第一次对“人类向大自然宣战”的绝对正确性表达了质疑，如同空谷足音，提出了关于生态文明的反思。 习近平通过讲述“世界八大公害事件”、介绍《寂静的春天》这本书，表达对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高度重视。挥之不去的雾霾带来“会呼吸的痛”，地下水污染引起的普遍忧虑，植被破坏带来的沙漠化问题……多年积累的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成为民生之痛，更容易催生社会层面的问题。习近平强调，“我国生态环境矛盾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不是一天变坏的，但不能在我们手里变得越来越坏，共产党人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意志”。这为正在快速现代化的中国指明方向：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奋力走出一条生态与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 柳青蹲点皇甫村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 延伸阅读 柳青，原名刘蕴华，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出生于贫困的农民家庭，20世纪30年代开始进行文学创作，1947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1960年，柳青又结合在农村生活14年的亲身经历完成了史诗般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确立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如果柳青还活着，2016年刚好100岁。与别人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不同，他主动扎根陕西长安县皇甫村达14年之久，对农村各种人物、风俗习惯和心理结构熟稔于心，这为他创作《创业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资源。正因此，柳青才会成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勤奋实践者，成为文艺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 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因而成功塑造出梁生宝、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郭振山等一批十分成功的文学形象，并由这些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展现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柳青并不是单线条地勾勒人物，而是深挖精凿，描绘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有人说，没有14年扎根农村的经验，就不可能写出《创业史》这样接地气的作品。 正因为扎根人民，才为《创业史》赢得了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中国当代文学史有“三红一创”一说，指的便是《红旗谱》《红岩》《红日》，以及《创业史》这部公认的红色经典。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942年，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70多年风云激荡，“为人民大众”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价值底色。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讲述柳青和群众打成一片的故事，正是为了在思想观念深刻变革、多元文化不断产生的今天，重申“文艺为人民”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价值理念，为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校准航向。习近平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他看来，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就不能停留于口号，更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把根须深入到群众中去，文艺才能获得向上生长的不竭力量。 地府来了 我曾经说过，当县委书记要走遍全县各村，当地市委书记要走遍各乡镇，当省委书记要走遍各县市区。我履行了这一条。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时走遍了所有村，有时候骑着自行车下乡。我当市委书记、地委书记期间走遍了福州、宁德的乡镇。当时，宁德有四个镇没有通路，我去了三个，后来因调离了，有一个没去成。有个下党乡，我去时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杂草，他说这条路还稍微近点，顺着河边穿过去。一路上，老百姓说“地府”来了。他们管地委书记叫“地府”，就是知府的意思。老百姓箪食壶浆，自发摆着各种担桶，一桶一桶都是清凉饮料，用当地土草药做的，还有绿豆汤，说你们喝吧，路上辛苦了。那个地方叫寿宁县，明代写了《警世通言》等“三言”的冯梦龙在那儿当过知县。冯梦龙去上任走了半年。当时我就一个感慨，一个才高八斗的封建时代知县，怎么千辛万苦都去，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不如封建时代一个官员吗？到了那以后，看到乡党委办公室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地方很小。南方的桥是廊桥，我们就在一座桥上办公，摆几把竹椅，中间用简易屏风一隔，开会、吃饭、休息、洗澡都在上面。现在，下党乡面貌已经完全变了。当时，我在那儿看到好几座教堂，是什么人建的呢？18世纪西方传教士。不管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但那种传教的使命感，跟我们共产党就有一比啊！我到浙江当省委书记以后，全部县市区走遍了，之后对浙江发展提出了“八八战略”，就是发挥八个方面优势、采取八个方面举措。这是什么？这就是要亲自摸清吃透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要吃别人嚼过的馍，我们又不是小孩子，还让人家喂？现在，了解情况的手段更多了，电话、微博、微信都很快，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手段更好了。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 延伸阅读 冯梦龙是明代杰出的文学家、戏曲家，收集创作了合称“三言”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成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经典代表。鲜为人知的是，冯梦龙还是勤政爱民的一代廉吏。1634年，年届60岁的冯梦龙远赴福建寿宁担任知县，在他的四年任期中，留下了“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的美名。 冯梦龙上任伊始，就对寿宁做了全方位的深入调查，了解实际情况。他关心农业生产，发现寿宁很多田地是凿石而成，只要稍有沙土，就可以栽种禾苗。他深知“大抵田滋于水”的道理，水脉畅通，田地就肥沃；水脉淤塞，田地就贫瘠。他通过调查还发现，施肥对农业生产很重要，但冬日烧山取灰，随处有灰厂，又因为害怕烧到了树木，所以把落叶和衰草集中在空地上烧，每每造成火灾，应该禁止。这些都是他经过实地调查之后得到的一手资料。 习近平曾在寿宁所属的宁德地区工作两年，与冯梦龙有了地理上的交集。与冯梦龙一样，习近平在宁德到任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后来又跑遍了全地区绝大部分乡镇。这其中就有寿宁县的下党乡。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第一次来到下党乡时，这里是无公路、无自来水、无电灯照明、无财政收入、无政府办公场所的“五无乡镇”，所在地通往四处毗邻乡镇，都得翻山越岭步行10多公里，买卖东西只能靠肩挑背驮。习近平在崎岖山路上，步行了几个小时才走到下党乡。1989年7月26日，他再次冒雨步行3公里到下党乡下屏峰村察看洪水灾情，慰问受灾群众。这样的调查，生动体现了习近平所推崇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 习近平讲述冯梦龙“上任走了半年”的故事，联系自己“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下基层的经历，正是为了重申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勉励领导干部俯身向下、联系群众。 习近平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他以“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勉励广大干部到基层“墩墩苗”，以“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告诫广大干部以实践作为判断准绳，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号召广大干部不受虚言、不兴伪事。 制度成熟需要时间 英国从1640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688年“光荣革命”形成君主立宪制度，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这套制度成熟起来时间就更长了。美国从1775年开始独立战争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新的体制才大体稳定下来，用了将近90年的时间。法国从1789年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到1870年第二帝国倒台、第三共和国成立，其间经历了多次复辟和反复辟的较量，用了80多年时间。就是日本，1868年就开始了明治维新，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体制。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17日） 延伸阅读 一套制度的成熟，究竟是一蹴而就的突变结果，还是循序渐进的内生演化？当西方世界在“历史终结”的欢呼中向全世界推销其制度模式与价值观念时，他们恰恰忘了，他们的制度并非天然就是今天这样，而是曾经历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博弈、动荡与变革。 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莫不如是。比如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喊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革命成功之后并未一步到位实现这些目标。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从1794年6月10日牧月法令通过到7月27日热月政变发生，短短48天内，仅在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历史学家如此形容：“血泊之中，群众的激情消逝了……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在大革命以后的150年内，法国的历史一直在革命与复辟、共和与帝制、民主与专制之间徘徊。有学者研究表明，在1800—1949年期间，法国发生过8次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算真正稳定下来。法国制度稳定过程之长，正说明制度成熟需要时间。再比如美国，美国赢得独立战争之后，更像是各个州之间松散的“邦联”，而不是具有内在凝聚力的“联邦”。直到林肯政府赢得南北战争，用武力的方式捍卫了美国的统一，才为美国作为完整的政治实体打下基础。这前后，用了将近90年时间。 习近平从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制度发展的历史中得出结论，制度体系的成熟不是朝夕之功，而需要一个渐进改进的过程。由此也就自然形成对中国未来的启示：中国制度体系的发展，也会像西方国家那样，需要一个渐进改进、渐趋成熟的过程。 习近平还反复强调，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他通过讲述一些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历史，向人们揭示出制度成熟的内在逻辑，更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历史思维、历史视野。 纪律不能是一纸空文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1964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人员大会上作报告时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是“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毛泽东同志特别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是决定党能否坚持革命、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首要条件”。干部出问题，都是因为纪律的突破。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各项纪律都要严。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而不能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14日） 延伸阅读 《东方红》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国庆献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由周恩来担任总导演。制作《东方红》仅用了两个月时间，但是参演人员达3500多人。这一作品1964年10月2日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首次上演，之后连续上演14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东方红》通过歌舞形式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部作品把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奋斗历程浓缩为可歌可泣的歌舞史诗。 周恩来不仅关心创作本身，还关心全体演职人员的思想工作。为了让大家熟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他在人民大会堂作了连续几个小时的党史报告，生动的报告让大家明白了革命胜利的艰辛，对今天的生活倍加珍惜，统一了大家的思想，更激发了大家的演出热情。 “把有纪律放在最前面”，周恩来报告中的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码”。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不重视纪律，不仅留下了丰富的论述，而且身体力行维护纪律权威。1927年秋天，在上井冈山途中，有些战士拔了百姓地里的红薯，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不久，他向部队宣布了三项纪律，其中一项就是“不拿农民一个红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是由这个红薯引发而来的。周恩来同样也以纪律严格要求自己和身边人。延安整风期间，南方局机关每周安排一天作为党日，某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开会听报告时总爱搬把藤椅，跷起二郎腿。周恩来看见了，就把他叫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你这是遵守学习纪律吗？”“党龄越长越要自觉遵守纪律啊！” 习近平讲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故事，引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经典话语，都是为了强调“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再到生机蓬勃的改革时期，严明纪律，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对从严治党有着清醒认识，对严守纪律有着明确要求。在第一次以总书记的身份会见中外记者时，他就掷地有声地宣示“打铁还需自身硬”，并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与改作风双管齐下，既剜除毒瘤更净化生态，既治病救人更强身健体，这两条相辅相成的红线，共同汇聚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强劲脉动，展示出抓铁有痕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刮骨疗伤的力度，使得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心为之一振。这其中的关键，正如习近平所言，就是“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文学中国 900多年前，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时，就写下不少描绘海南风景的诗句，如“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飞泉泻万仞，舞鹤双低昂”、“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等等。我到湖南去时，也对湖南的同志说，湖南自然风光秀丽。毛泽东同志在《答友人》中写的“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诗句，宋代文学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的“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那都是美景啊！那次还去了湘西，我就想起了沈从文在《边城》、《萧萧》等作品中描写的湘西风光。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3日） 延伸阅读 当文学作品遇到中国美景，就是一场适合心灵旅行的盛会。苏东坡贬谪南下，范仲淹登楼远望，毛泽东诗情飞涌，沈从文驻足倾听，景既铺陈，情遂生焉。 江山胜景，不仅能激发诗情，更能给人慰藉。苏东坡被贬到海南儋州时，已经60多岁，此前他曾被贬到岭南惠州。在儋州的生活之艰难，更超过惠州。苏东坡刚到时暂租公房蔽身，而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时一夜三迁。后来，他在桄榔林中自己动手搭茅屋，命名为“桄榔庵”，在庵中“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在当时的南蛮荒岛，苏东坡不仅用“飞泉泻万仞，舞鹤双低昂”“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等诗句记录下美丽的自然风光，而且涵养着物我两忘的豁达心胸，直到3年后离开儋州，他还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诗句。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已经被贬到河南邓州，当时他的好友滕子京也被贬到湖南岳阳，滕子京不因贬谪而心灰意冷，励精图治，重建岳阳楼，并力邀千里之外的范仲淹为楼作记。范仲淹面对滕子京派人送来的《洞庭晚秋图》，展开想象的翅膀，一挥而就写下《岳阳楼记》，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其中所阐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理念，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近代以来，毛泽东的《答友人》同样寓情于景，以“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表达对理想社会的向往，而沈从文的《边城》《萧萧》等作品则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一片宁静的净土。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谈及生态文明建设时，习近平引述千古流传的美丽篇章，正是为了从这些隽永的文字中钩沉一个记忆中的“美丽中国”，一个曾让我们心向往之、更需我们悉心呵护的“美丽中国”。习近平曾用“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城镇化指明方向，这又何尝不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留住文学作品中的美丽中国，也是为中华民族留住美好的记忆与光明的未来。 错失两百年 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我们更能深切感受到抓住机遇、赶上时代的极端重要性。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大概是100年时间，是工业革命发轫和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当时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失去了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导致我国经济技术进步大大落后于世界发展步伐。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大概又是100年时间，在西方坚船利炮攻击下，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列强侵略、政府腐败，长期战火连绵、动荡不宁、民不聊生，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国家建设，也根本没有条件赶上时代前进步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上兴起一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东亚一批国家和地区抓住这个机会发展上去了，我国在闹“文革”，错失了良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抓住了机遇，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我们国家和民族大踏步赶了上来。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12日） 延伸阅读 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两百年，是西方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世界历史发生巨变的时间段，也是中国逐步从封建时代汇入现代文明的转折时期。 机遇曾主动来敲门，只可惜这个古老的民族在闭目塞听中与之擦肩而过。在习近平划分的第一个百年里，几个细节可以反映清朝统治者的闭关锁国与夜郎自大。当时，英国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则占70%以上，而大清王朝竟对此一无所知，还把英国人和荷兰人统称为“红毛番”。英国使团访问中国时，带来很多好东西：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甚至还带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他就会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然而，清朝的皇帝对工业革命的新鲜事物兴趣寥寥，却对“自行人”“机器狗”那样的精巧玩具钟爱有加，白白浪费了一次与工业革命对话的机遇。 19世纪中叶之后，“实业救国”的呼声折射一些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努力，实业救国在神州大地风起云涌。著名实业家张謇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当时，中国的民族工业确实得到了长足发展，张謇的南通大生纱厂，仅一厂、二厂在1914—1921年期间就获利白银1600多万两。然而，长期战乱频仍、动荡不安，国家未能实现独立统一，实业救国只能是昙花一现，也根本没有条件赶上时代步伐。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钩沉历史，清晰梳理出200多年来的发展脉络，将中国放在世界视野中观察，让时代与历史对话，深刻揭示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分析“抓住机遇、赶上时代的极端重要性”。 与错失200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奋起直追。今天，改革已经站到了更高起点，中国向何处去再次成为世界级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通过讲述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以史实说话，让历史作证，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由此在历史景深中筑牢改革共识的根基。 张之洞的感叹 从历史经验看，凝聚共识对改革能否成功至关重要。历史上，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当时君主专制的政权性质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加之统治集团内部盘根错节、相互倾轧，改革触动了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的变法都遭遇了强大阻力，甚至弄得自己身败名裂。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是有改革观念的一个人。清代末年，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大局变革势在必行，各种观点沸沸扬扬，各种人物粉墨登场，搞得莫衷一是，张之洞感叹道：“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 ——《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12日） 延伸阅读 在相沿不废的历史传承中，“改革”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词。历朝历代有通过改革而富国强兵的，也有阻碍改革而江河日下的；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也有“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的悲叹。 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都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改革。尤其是商鞅变法，从徙木立信开始，逐渐废除井田制，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队战斗力不断加强，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富强的国家，为日后统一中国打下了基础。然而，在支持商鞅的秦孝公去世之后，由于商鞅变法触及秦国贵族的既得利益，由此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商鞅最终遭到秦国王室的“车裂”，写下了改革者的悲壮，也为改革之难写下了沉重的注脚。 晚清时期，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和亡国灭种的危险，改革维新已是势在必行。张之洞曾担任湖广总督，是一个主张维新的改革人物。他在湖北开办汉阳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他还开办湖北枪炮厂，从1895年底至1909年底，平均一年生产将近一万支枪。“汉阳造”步枪，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使用最广、制造单位最多、服役时间最长的步枪。从1896年开始，“汉阳造”武装了无数中国武装力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张之洞力主改革，因此对改革遇到的阻力更有切肤之痛，这才有“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感慨。 习近平在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讲述历史上改革者面临的困境，提出在改革中“凝聚共识”的重要性，正是为了给改革者撑腰打气，给予正向激励，避免改革者在激进思潮和保守力量的双重夹击下陷入孤掌难鸣的困境。 事实上，凝聚改革共识，也是习近平的坚定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奋力推进改革，展示出动真碰硬的决心、激流勇进的魄力、壮士断腕的勇气、统筹兼顾的智慧，唤起亿万人民的期待和信心，使改革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最强劲动力，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精神图腾。 争戴贫困帽 我看了一些材料，反映说2012年初，某省某县被确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县政府网站上发布“特大喜讯”，热烈祝贺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还有一个案例，说两个县争戴国家级贫困县帽子，落败的县长含着泪说，我们这次没有争取到贫困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县真的太穷了。再有，有一个地方一直戴着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其实2005年就进入全国百强县之列，2011年因媒体曝光，国家级贫困县资格才被取消。据说，第十一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中国中部百强县、中国西部百强县评比榜单上，竟有17个国家级贫困县。对这种现象，有关部门要研究一下，该摘帽子的就要摘，不该戴就不要戴，没什么好照顾的！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30日） 延伸阅读 当前，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时间紧、任务重。习近平讲述的这些争戴“贫困帽”的故事，揭示出扶贫攻坚过程中存在的深层问题。 2012年初，湖南某县挂出大电子屏，堂而皇之地写道：“热烈祝贺x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成为新时期国家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并在落款上注明是县委、县政府宣。这幅照片在网上曝光后，立即引来舆论广泛关注。该县官方网站上一篇题为《x县成功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文章称，该县为抢抓“十二五”国家扶贫开发政策机遇，县政府把进入国家重点扶贫攻坚范围作为“两重点三主要”工作体系中的首要目标任务，“历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通过两年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成功被纳入国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对此，不少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以被评为贫困县为“喜”，实际上是以获得扶贫资金为喜，“炫贫”看重的是对贫困县的资源倾斜。 习近平早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就十分强调扶贫先要扶志。他经常说，“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但能否实现‘先飞’、‘先富’，首先要看我们头脑里有无这种意识”。在宁德推动扶贫工作时，习近平反复强调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贫困地区完全可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政策、长处、优势在特定领域‘先飞’，以弥补贫困带来的劣势”。 一顶“贫困帽”，不仅能换来大额财政转移支付，而且意味着各项政策倾斜和特殊照顾。事实上，争戴“贫困帽”，背后是缺少脱贫斗志，产生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习近平通过讲述争戴“贫困帽”的故事，正是要表明“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不能失去脱贫斗志、产生依赖心理。争戴“贫困帽”，对其扶贫就犹如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摆脱贫困，首要不仅是摆脱物质上的贫困，更在于摆脱精神上的“贫困”。习近平反复强调，“要重视发挥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首创精神，让他们的心热起来、行动起来，靠辛勤劳动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焕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外在帮扶才能激发内生动力，扶贫攻坚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能量。总而言之，全面小康不是等来的，是干出来的。 你是中国人吗 我1979年出访瑞典，在一个广场上遇见一个马来西亚华人，他用很生涩的汉语问，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他很激动，说终于看到华人了，在瑞典见到华人很不容易。现在，全世界到处都是中国人。上次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我从市政府大楼朝外面一看，半个广场都是中国人。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7—11日） 延伸阅读 从中国人在海外的情况，能够建构一种从世界观察中国的视角。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很少到海外，所以才会有“你是中国人吗”的发问。改革开放前，在广东还有过偷渡潮，一些人想方设法往外跑。深圳的中英街，两边泾渭分明，香港那边是一栋一栋小别墅，深圳这边是参差不齐的破旧房。这些细节，折射出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状况。 “你是中国人吗？”在1979年，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是如此少，而中国与世界的隔绝也是如此深。但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扬帆起航的开局之年。也正因此，有海外学者认为，“人类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30多年之后，中国与世界已经从彼此隔阂走向了深度融合，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快速增长，2015年出境游人数更是达到1.2亿人次，境外消费达1.5万亿元，到2016年已连续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消费国，对全球旅游收入贡献平均超过13%。正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大踏步走出去的背景下，才出现了布鲁塞尔“半个广场都是中国人”的盛况。 更多细节印证着中国走出去的影响力。在法国巴黎，为了吸引中国游客，巴黎商业产业局和地区旅游局专门印发了一本实用手册，教法国人说简单的中文，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游客的喜好，巴黎的不少饭店、餐厅、博物馆工作人员，甚至出租车司机都收到了这本册子。在韩国首尔，机场里面随处可见中文广告，很多商铺的店员都会说简单的中文，以吸引中国游客消费。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第一次出京考察，就选择了改革开放的先行之地广东。在这次考察中，他讲述了自己出国访问时的所见所闻，以一个细节的对比，打开了一扇视窗，让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清晰可见。从改革开放之初国外鲜见中国人，到改革开放30多年后布鲁塞尔“半个广场都是中国人”，中国发展的宏大叙事，还原为这些生动的细节，更能触动人心。 习近平以亲身经历阐释中国发展的世界影响，正是要说明，坚持中国道路、推进改革开放，才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才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和“中国故事”，让全世界感受到“中国触动”和“中国震撼”。他经常强调，“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将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坚定不移走下去，而且要有新举措、上新水平。 和才能合 在一个班子里就像是在同一条船上，开展工作就好比划船。大家同舟共济，目标一致，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形成了合力，这船就能往预定的目标快速前进。如果各有各的主张，各往各的方向划船，这船只能在原地打转，不能前进半步。更有甚者，如果互相拆台，还会有翻船的危险。百年修得同船渡。班子里的同志能聚到一起工作就是一种缘分，要珍惜在一起共事的时间，同心协力，干出一番事业。 ——《要“和”才能“合”》（2007年1月19日）摘自《之江新语》 延伸阅读 《孙子》是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所写的一部兵书，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这一中国传统兵法，已经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成为国际著名的兵学典范。 《孙子·九地》中，讲述了“同舟而济”的故事：“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有人问孙武，怎样用兵才能不败？孙武回答说，用兵布阵应该像蛇一样反击猎手，蛇形阵能够首尾兼顾成为一个整体。孙武说，吴国人与越国人是死敌，但是如果同舟过河，遇到风浪却能像左右手一样互相配合，何况普通的士兵？ 的确，同舟共济、相互配合，则舟行水上、劈波斩浪；各自为战、相互拆台，则原地打转、寸步难行。“在一个班子里就像是在同一条船上，开展工作就好比划船。”习近平一再强调，“要善于把党委一班人、几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2016年初，习近平就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重温这篇经典著作。中组部发出通知，要求把《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纳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内容之中。时隔67年，一篇经典文献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不仅因为它是伟人所著，更重要的是它所揭示的方法论。这篇文章在开篇就指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善于处理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接着阐明“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党委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在这篇不到3000字的经典文献中，强调班子团结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主题，这也是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重温经典的深意所在。 习近平以具体事物阐释抽象道理，用划船的同舟共济，比喻领导班子要团结协作，揭示出做好党委班子工作的重要方法，就是因“和”而“合”，懂得同心协力、团结协作。 领导班子是否团结，决定了领导班子是否有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作为党委书记，要总揽而不包揽，学会‘弹钢琴’”“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要善于团结协作”“团结是班子建设的重要问题，讲团结是讲政治、顾大局的表现”……习近平一再强调班子团结，正是要防止党委班子相互龃龉、自行其政，避免党组织一盘散沙、涣散无力，确保党委班子成为一级党组织的“核心团队”，分工明确而又懂得配合，各司其职而又相互协作，释放出最大的“领导力”，让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力量。 造好两座山 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要“两座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是有矛盾的，但又可以辩证统一。可以说，在实践中对这“两座山”之间关系的认识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一味索取资源。第二个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但是也要保住绿水青山，这时候经济发展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人们意识到环境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要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第三个阶段是认识到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我们种的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形成了一种浑然一体、和谐统一的关系。这一阶段是一种更高的境界，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体现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以上这三个阶段，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是发展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不断调整、趋向和谐的过程。 ——《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2006年3月23日）摘自《之江新语》 延伸阅读 “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两个司空见惯的词语，两种寓意深刻的意象，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而这“两座山”寓意的发展理念，不仅引领着浙江的发展，更成为一个国家的指南。 2005年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考察时，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浙江安吉的竹海是美丽乡村的标志，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影片《卧虎藏龙》的拍摄地即在此，这让浙江安吉一举成名，慕名前来万里竹海参观游览的游客络绎不绝。习近平来到安吉余村考察时，得知村里关闭矿区、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做法后，给予了高度评价。余村村委会主任潘文革记忆犹新，在简陋的村委会会议室举行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告诫干部群众“不要迷恋过去的发展模式”，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今，余村的旅游年收入已达到1500万元，是十多年前矿区卖石头的5倍之多。余村的绿色发展之变，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最生动的佐证。 十多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着浙江发展，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提出的“八八战略”，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打造“绿色浙江”。绿水青山，不仅仅是展示浙江的“金名片”，而且成为浙江可持续发展的“摇钱树”“聚宝盆”。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他在多个场合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使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比喻，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阐释得入木三分。习近平认为，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不是相互否定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而应该浑然一体、和谐统一。跨过拿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的错误阶段，跨越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难以取舍的彷徨与矛盾阶段，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融合境界，习近平提出的这三个阶段，是每个地方发展都应该深入思考的命题。 驴马理论 现代民主政治的成果主要是对权力的制衡机制。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著名的“驴马理论”，说的是：马比驴跑得快，一比较，发现马蹄比驴蹄长得好，于是把驴身上的蹄换作马的蹄，结果驴跑得反而更慢；接着再比较，又发现马腿比驴腿长得好，于是把驴身上的腿也换作马的腿，结果驴反而不能跑了；接下来，依此类推，换了身体、换了内脏，最后整个的驴换成了整个的马，才达到了跑得快的目的。这个“驴马理论”说明，“民主选举”仅仅是一个“马蹄”，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光是换个“马蹄”，倒还不如不换。“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同“民主选举”一样重要，一样关键。“半拉子”的民主，造成“选时有民主，选完没民主”，反而把原有的秩序都搞乱了。 ——《在金华市调研时的讲话》（2005年6月17日）摘自《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 延伸阅读 驴换上马蹄，驴还是驴，但跑得更慢了。换了腿、身体、内脏……整个都换掉，跑得快了，可驴也就变成马了。习近平通过讲述“驴马理论”，在精妙的比喻、生动的细节、有趣的情节让人捧腹之时，将理论问题阐释得清晰透彻、入木三分，可谓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有四两拨千斤的传播效果。 在这次讲话中，他还举了发端于武义、当时正在金华推广的“后陈经验”作例子。后陈村处于武义县城郊结合部，20世纪末，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村集体资金短时期内急剧增多，出现村干部违纪问题频发、干群冲突严重、群众不断上访等问题。2004年6月，后陈村以充满“泥土味”的基层民主政治创新，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以独立于村党支部、村委会的第三方监督机构，监督村务管理制度的实施和村务管理的运作，开启了村务民主管理实践探索的序幕。从此，后陈村走上了以监督促进制度完善、以监督推动民主建设、以监督保障社会和谐、以监督实现村庄繁荣的创新之路，实现了由乱到治的“转身”。 之后，村务监督委员会写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当初应急的“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成为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成功典范。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金华调研时讲述“驴马理论”，是要借此说明，村级民主政治建设要积极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要全面地加以理解”。习近平认为，民主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民主选举，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光是换个“马蹄”，那就是“半拉子”的民主，还不如不换，一选了之肯定会出乱子，四个方面都配套完善起来，才有真正的民主。“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也是习近平经常引用的一句古语。他强调的是，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 天子守国门 何其为领导干部？说得直白一点，组织上让我们当领导干部，就是派我们在这里站岗放哨，这叫守土有责。古时候，刘邦的《大风歌》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意思就是说要有一批人来守土，负责站岗放哨。当年，明成祖迁都到北京，虽然有其他因素，但对外冠冕堂皇的说法，就是“天子守国门”。“天子守国门”，意思就是皇帝不能坐在中间享福，要守国门，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清代守钱塘大堤的塘官，当时是四品官，与知府享受一样的待遇，待遇很高；但是有一条，就是不能决堤，如果决了堤，不等皇帝来找他算账，他就跳塘自尽了。当年的封建官吏尚且如此，现在我们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有强烈的责任感，明白责任，敢于负责，保一方平安，强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真正做到守土有责。 ——《领导干部必须做到“守土有责”》（2005年2月16日）摘自《之江新语》 延伸阅读 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本来是沛县泗水亭长，因为释放刑徒而逃亡到芒砀山中，陈胜吴广起义后，刘邦也举兵响应。公元前206年，刘邦进军灞上，秦王子婴遂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取得最终胜利，统一中国，建立汉朝。 公元前196年，刘邦在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后凯旋，并顺路回到自己的故乡沛县，把昔日的朋友、尊长、晚辈都召来，共同欢饮。席间，他以这首自己即兴创作的《大风歌》，表达着招揽人才、人尽其才的渴望。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也是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朱棣在明朝肇建时被封为燕王，进驻封地北平（今北京）之后，多次受命参与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后来明建文帝即位，采取削藩政策，朱棣遂发动靖难之役，起兵攻打建文帝，于1402年在南京称帝。朱棣在1421年迁都北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北方仍有蒙元残部，对明朝安全构成威胁，朱棣出于国防考虑，采取“天子守边”的方式，用行政手段将全国的人力物力向北方边境集中。 在清代，塘官身系沿江人民身家性命，职责不可谓不重。据浙江《海昌志》《海宁市志》载：从吴越至晚清，赴任浙江海宁塘官之职的有数百名官员。乾隆年间，曾有一次钱塘江大潮冲毁石塘，督阵修塘、护塘的赵姓塘官面对破塘痛呼：“吾身为塘官护不了塘，无颜面对皇上，无脸见于百姓，惟有以死铭心。”言罢，纵身跃入滔滔江水之中，随同的技工、衙役和百姓无不为之动容。塘官投江体现着恪尽职守、死而后已的担当精神。 刘邦的《大风歌》、明成祖的守国门、塘官的防决堤，这些故事虽然分布在时间轴的不同坐标点，却都承载着关于责任与担当的思考，都强调要“明白责任，敢于负责”。习近平以古喻今：连封建官吏都能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意识，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又有什么理由逃避责任、拒绝担当？ “担当”，可以说是习近平使用最频繁的词汇之一。在首次以总书记身份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他就斩钉截铁地宣示，“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习近平向世界表明自己的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可以说，担当，体现着他鲜明的执政风格。习近平对“担当”的大力强调，值得每一位领导干部深思。 木桶理论 必须看到，没有欠发达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没有欠发达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省的现代化。这好比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的装水容量不是取决于这只木桶中最长的那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也就是说，我省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这既需要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更需要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 ——《做长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2004年12月10日）摘自《之江新语》 延伸阅读 “木桶理论”讲的是，一只木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一只木桶想盛满水，必须每块木板都一样平齐且无破损，如果这只桶的木板中有一块不齐或者某块木板下面有破洞，这只桶就无法盛满水。人们往往用“木桶理论”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也好，一个地方的发展也好，各个部分往往是良莠不齐的，而决定总体发展水平的不仅是优势部分，更取决于劣势部分。因此，推进发展不仅要看到优势和长项，更要看到劣势和短板，并尽量补齐短板，实现全面、可持续的协调发展。 2002年，浙江为了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开始实施“山海协作工程”，加强沿海发达地区与浙西南山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在产业开发、新农村建设、劳务培训就业、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项目合作，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同步实现现代化。此举目的在于，通过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全方位的合作，有的放矢地加大工作力度，做长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使各个地区的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把补足短板、协调发展融入到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在他提出的“八八战略”中，“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赫然在列。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习近平更是从全国范围内思考协调发展的蓝图。2012年12月，习近平履新不久就顶风踏雪来到太行山深处，这里道路狭窄崎岖，属全国连片特困区，人均年收入900多元，他对干部们说：如能看到真贫，从北京到此3个半小时的路程就值了！可见他对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的关心。 2014年2月，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习近平以“十个指头弹钢琴”为比喻形象阐述了协调发展的内涵。他说，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贯穿其中的思想，正是协调发展。 习近平通过“木桶理论”，深刻阐释了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全面小康不仅是发达地区的小康，而且是欠发达地区的同步小康；不仅是物质文明的丰富，更应是精神文明的饱满。 注重协调、强调平衡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治理思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协调发展”是重要内容。我国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是要跑得快，但跑过一定路程后，就要注意调整关系，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强调，“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正是要在优化结构、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地瓜理论 有人提出一种“地瓜理论”，非常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现象。地瓜的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但它的块茎始终是在根基部，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同样，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动接轨上海、主动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改造，主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在省外、国外建设我们的粮食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生产加工基地，并非资金外流、企业外迁，这是在更大的范围配置资源、在更大的空间实现更大发展的需要，是“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的需要。对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积极推动，乐观其成。 ——《在更大的空间内实现更大发展》（2004年8月10日）摘自《之江新语》 延伸阅读 地瓜藤蔓向四面八方延伸，为的是块茎长得更加粗壮硕大。没有藤蔓的延伸，块茎就会缺少营养；没有块茎的坚守，藤蔓就会失去方向。藤蔓隐喻着扩大开放的方法论，而块茎则代表着一种站稳脚跟的目的论。可以说，“地瓜理论”揭示出的，正是“站稳脚跟”与“扩大开放”之间的辩证法。 习近平主政浙江时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跳出浙江”就像地瓜向四面八方延伸的藤蔓一样，最终是为了汲取更多的阳光、雨露和养分，企业走出去也能实现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发展转型升级，最终是为了“发展浙江”。习近平认为“跳出浙江”不是“外流”，而是“外扩”。他举例说，无数的温州人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做生意，在当地纳税，但到过年时，温州人带回家乡的资金达300个亿。这正说明，“藤蔓的延伸扩张最终为的是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把“地瓜理论”运用于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之中，勾勒出“跳出中国发展中国，立足世界发展中国”的战略蓝图。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同年10月，他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完整呈现、从容铺展，为亚洲腾飞、中国发展插上了翅膀，疏通了血脉。 习近平用藤蔓与块茎的关系，生动阐释出“地瓜理论”蕴藏的哲学智慧：藤蔓的延伸是一种开放的手段，块茎能长得更加粗壮硕大则是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在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今天，重温习近平阐释的“地瓜理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必须长期坚持，不可动摇。事实上，正是因为坚持在独立自主、站稳脚跟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中国才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今天，面对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我们就要按照习近平的要求，既“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又“坚定不移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 阿根廷为什么失去冠军 当今世界高水平的足球赛，仅讲个人技术水平，单靠个人的脚下功夫，恐怕已经不合潮流了。破门主要靠队员们的有机配合，配合意识已经成为绿茵场上重要的战术意识。一位著名足球评论家评论阿根廷足球队痛失第12届世界杯冠军一战时说：“马拉多纳作为一名球星，在场上只注意个人而不注意集体，阿根廷球星个人主义的踢法，终于导致他们与本届世界杯冠军绝缘。”球迷常批评某个队员“盘带过多”，就是讨厌这个队员过分卖弄自己的个人技术，而破坏了有机配合，以至失去了破门机会。一个地方的经济工作，上下左右要形成一个整体。各个部门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又都是整体中的一个部分，不能独立于整体之外，也不能和其他部门割断关系。 ——《提倡“经济大合唱”》（1988年9月）摘自《摆脱贫困》 延伸阅读 马拉多纳是阿根廷著名球星，拥有精准的脚法和娴熟的带球技术，17岁就入选了阿根廷国家队。无论在国家队还是在俱乐部，他总是球队的“关键先生”。在一次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马拉多纳连过5名防守球员射门得分，让很多人感慨“他是足球史上最伟大的天才”。 足球比赛毕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比拼的不仅是球员的精湛球技，更包括球员们的团队精神和配合意识。一支球队如果只讲究个人技术而不重视集体配合，可能会踢出漂亮的个人足球，但很难赢得比赛。 例如，1982年，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在西班牙盛大开幕，马拉多纳以不到22岁的年龄披上了国家队10号球衣。在阿根廷队4比1战胜匈牙利队的比赛中，他独中两元显示出巨星锋芒。然而，马拉多纳只注意个人发挥而不重视团队协作，加上被各支球队重点盯防，此后再无进球斩获。同巴西队比赛时，他遭到巴西球员犯规后恶意报复对方，被裁判出示红牌驱逐出场，阿根廷队也因此未能进入决赛。 绿茵场上的胜负，有着超越足球的启发意义。习近平作为一位足球爱好者，对此有着深刻认识。英国媒体称习近平是“外交舞台上的足球先生”。在2012年访问爱尔兰时，习近平踢足球的照片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2014年访问德国时，他看望了在德国训练的中国少年足球运动员；2015年访问英国时，他参观了曼彻斯特城市足球俱乐部……展示个人爱好、塑造亲和形象，习近平的“足球外交”，拉近了中国同世界人民的距离。在习近平发表2014年新年贺词时，媒体注意到，他在爱尔兰访问时踢足球的照片摆放在书架上。他曾表示，自己有一个“中国足球梦”。足球改革，也已经被纳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议题设置中。 习近平以足球为喻，阐明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部分之间有机融合，整体的力量就会倍增；部分之间相互龃龉，整体的力量就会削弱。习近平一直强调治国理政过程要注重协调配合，“身在兵位，胸为帅谋”，始终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 用人如器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升平昌盛之世，总是伴随着大批人才贤士的出现；凡是有作为、有建树的历史人物，对人才问题总是高度重视的。像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卧龙”等故事，已为大家熟知，成为千古佳话。这里，我想再讲一个古人荐贤用贤的故事，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 唐太宗李世民，是个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他的用人政策，历来被后人所称道。他当皇帝后，要大臣封德彝负责推荐贤才。可是几个月过去，封德彝一个人才也没有推荐出来。他不仅不举荐，还说自己“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唐太宗当即驳斥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意思是君子选用人才好比使用器物，应该各取所长，因人而异。不这样，难道还能向其他朝代去借人才吗？你推荐不出人才，只能说明你不识人才，怎么能说没有人才，这不太贬低天下之人了吗？唐太宗排除阻力，广开才路，不拘一格，提拔新人，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就是发现和重用马周。马周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做门客。有一次，唐太宗要求大臣“极言得失”，就是让大臣们给皇帝提意见，马周替常何写了一个有20多条意见的条陈。唐太宗看后大为欣赏，当他从常何嘴里知道是马周所写时，立即派人去请，因为来得慢了，他还派人去催。唐太宗亲自同当时仅29岁的马周谈话，认为他很有才能，就安排他在门下省当官，以后不断提拔。马周帮助唐太宗处理了许多复杂事件，成为一时的名臣。由于唐太宗不拘一格，广开才路，重用贤才，使得他统治的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升平时期，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 ——《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1983年4月25日）摘自《知之深爱之切》 延伸阅读 唐太宗李世民一朝的人才之盛可谓灿若星河。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魏征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王珪激浊扬清，嫉恶好善；戴胄处繁治剧，众务毕举。正是因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创造出名垂史册的“贞观之治”。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唐太宗李世民用人如器的胸襟，他驳斥封德彝“但于今未有奇才耳”的谬论，也说明他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气度。 习近平还讲了唐太宗发现和重用马周的故事。马周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中做门客，因为替常何写了一个有20多条意见的条陈，而备受赏识，得到重用。马周曾提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惟在百姓苦乐也”的命题，酷爱读史的毛泽东也高度评价马周的这份时政奏折，称之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唐太宗曾经说：我一天见不到马周就想他。可见马周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当时的宰相岑文本也说马周的才能可比汉朝的张良。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马周当上了宰相，还兼任皇太子李治的老师，对李治谆谆教导，教李治如何治政，对李治当皇帝以后治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太宗为了表彰马周对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亲自为马周题词：“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对马周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在名臣云集、大贤辈出的唐朝初年也是不多见的。 习近平通过讲述唐太宗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故事，说明广开才路、重用贤才对于良政善治的重要作用，对做好人才工作提出了“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的思路。 习近平一向重视人才工作，反复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没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顺利实现”，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说明人才的极端重要性；“谁能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从国际竞争的角度展示人才工作的重要作用；“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从尊重人才的视角阐发深化人才机制改革的现实路径。习近平求贤若渴的呼声，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提醒，也是对天下英才的深沉呼唤。 五百金买马骨 各级领导干部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要有“五百金买马骨”的态度和精神。燕昭王即位后，为报齐国曾经灭燕之仇，请郭相国荐才。郭相国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国王买千里马，使者以五百金买回一匹死千里马的骨头，于是美名传开，人们知道国王连千里马的骨头都爱惜，更会爱惜千里马了。结果，很快得到活千里马3匹。你可把我当死马骨头，引来大批千里马。燕昭王觉得有理，为郭相国筑了行宫，倍加优待，又在易水河边筑起高台，上面堆满黄金，名叫招贤台，也叫黄金台。剧辛、苏代、邹衍等名士相继到了燕国，特别是乐毅，慕名而来。不久，乐毅率军攻齐，势如破竹，大败齐国，为燕国报了仇。 ——《人才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不可估量》（1983年4月25日）摘自《知之深爱之切》 延伸阅读 “五百金买马骨”是中国古代流传千古的故事，讲的是燕昭王听从郭隗的建议广纳人才，并最终凭借人才优势复兴燕国、大败齐国。千百年来，人们往往用“五百金买马骨”来表示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价值理念。 燕昭王即位之前，燕国发生内乱，齐国趁机发兵入侵，等到燕昭王即位时，燕国可以说是山河破碎、百废待兴。燕昭王于是卑身厚币，延揽人才，以图复兴，他向郭隗请教访求贤士的计策。郭隗就给燕昭王讲述这个“五百金买马骨”的故事：曾经有一位君主愿意出价千金购买千里马，历时三年一无所获。正好这时有人主动请缨，就被派往寻求千里马，他果然三个月就找到了千里马，但为时已晚，千里马已经死了。他并没有一走了之，而是花了五百金买了千里马的尸骨，并送回来给君主。君主自然大发雷霆：想要买的是活马，怎么买回来死马？他神色自若地对君主说，死马尚且能以五百金买回来，更何况活马？陛下如此重视千里马的名声一旦传开，必然会有千里马主动送上门来！果然，不出一年，天下但有良驹者纷纷不请自来。 故事讲到这里，燕昭王若有所悟，郭隗接着说，陛下如果真心想笼络天下英才，可以先从郭隗开始，我郭隗都能得到重用，何况那些比我更贤良的人才？郭隗这是把自己等同于千里马的骨头，借此来彰显燕昭王礼贤下士的气度。燕昭王于是为郭隗筑造宫室，并以师长的礼仪对待他，还为此建造了招贤纳士的“黄金台”。此举果然震动天下，乐毅、邹衍、剧辛等贤士纷纷前来，卒成燕国打败齐国之举。 习近平通过讲述燕昭王与郭隗的故事，从方法论层面阐明了吸引人才的具体途径：领导干部只有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真正做到礼贤下士、尊重人才，才能达到野无遗贤、人尽其用的境界。他经常强调，“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这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有求贤若渴的思想认识，更要完善吸纳人才的制度机制，才能达到习近平“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的要求。 尊老为大德 “尊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在回答齐宣王治国之道时，就曾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他把“尊老”提到了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在历朝封建统治阶级中，权势倾轧、父子血刃之类的事屡见不鲜。所谓“尊老”，只不过是他们粉饰太平、笼络人心的手段。然而，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却始终把“尊老”奉为立身处世的大德，相沿成习。如今，“尊老”这一传统美德摒弃了其中的封建成分，增添了新的社会内容，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中青年干部更应身体力行，做好表率。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青年干部要“尊老”》（1984年12月7日） 延伸阅读 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慎终追远的民族，“尊老”是一个直抵人心的情感符号，也是能够引起社会共鸣的价值取向。1984年，年仅31岁的习近平在《人民日报》发表《中青年干部要“尊老”》的署名文章，引用郑板桥的诗句“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来称赞老干部的价值。他指出，在我们干部队伍内部，实现新老交替不是个人或对立集团之间的权力转移，不是什么权势之争，而是为着同一个目标、同一个事业。 习近平对老同志特别敬重。在正定任职时，他自己只要不出城关就骑自行车，却把正定县委仅有的一辆“212”吉普车配给了老干部使用。老干部没有活动场所，他就把县委和县政府合用的大会议室腾出来，改成老干部娱乐室。他将要离开正定时，一些老干部眼圈儿都红了。一位叫祁永的老干部说：“习书记，我们可不愿让你调走哩。”2013年2月4日，习近平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虚拟养老餐厅鸿瑞园店，亲自给72岁的退休职工杨林太老人端盘送餐。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来到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特困户施齐文家，握住老人的手询问年纪，听说老人64岁了，他说：“你是大姐。”2013年12月28日，北京四季青敬老院里，习近平耐心地聆听了正在开展读报活动的老年人朗诵《养生歌》。 习近平倡导“尊老”，还表现在注重家风家教中。2001年10月15日，家人为习仲勋在深圳举办88岁寿宴，习家三代人及亲朋好友欢聚一堂为老爷子祝寿，唯独缺了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习近平不是不想参加父亲的寿宴，而是作为一省之长，他实在是公务繁忙，难以脱身，于是抱愧地向父亲写了一封拜寿信。习近平在信中深情地写道，他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他希望继承和吸取父亲的宝贵高尚的品质。 就像是跨越时间的对话，习近平离开北京去正定，强调尊老爱老，“中青年干部更应身体力行，做好表率”；几十年后回到北京工作，仍然保留着尊老的情怀。他多次强调，“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尊重老同志、爱护老同志、学习老同志的良好社会氛围”，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高度，认真做好新形势下老干部工作”。进入社会转型期，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伴随着“未富先老”的风险，重申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也有利于应对老龄化社会的风险挑战。习近平强调“尊老”，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更涉及复杂的改革发展问题。 对外篇 伟大的兄弟 中智分处地球两端，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交往源远流长，结下了不解之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大诗人聂鲁达亲切地把中国称为“伟大的兄弟”。中国（chi a）和智利（chile）不仅有着兄弟般的国名，两国人民还拥有兄弟般的友情。 中智两国人民素有相知相亲的传统。两国人民隔海相望，彼此欣赏。聂鲁达多次访华，写下了《中国大地之歌》、《亚细亚之风》等歌颂和祝福中国的诗篇。他的作品在中国广为传颂，影响了许多中国诗人。智利著名画家万徒勒里旅居中国多年，他借鉴中国水墨丹青技法，创作了《长江》等作品，饱含着对中国的深深眷恋。这些诗歌和画作凝聚着中智两国人民深情厚谊。他们成立了拉美第一家民间对华友好组织——智中文化协会，带动一批批有识之士投身中智友好事业。在圣地亚哥有一所“长江小学”，寓意中智友谊如同长江一样，后浪推前浪。 ——在智利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共同开创中国和智利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2016年11月22日） 延伸阅读 巴勃罗·聂鲁达，1904年生于智利帕拉尔城，是智利当代著名诗人。他13岁开始发表诗作，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1924年发表成名作《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聂鲁达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很有兴趣，一生中曾经三次来到中国。1928年他来中国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此行还见到了茅盾、丁玲、艾青等文学界名流。在访问中他得知，自己中文译名中的“聂”字是由三只耳朵（聶，简体“聂”）组成，于是说：“我有三只耳朵，第三只耳朵专门用来倾听大海的声音。” 何塞·万徒勒里，1924年出生于智利圣地亚哥，1988年逝世于北京，是蜚声国际的绘画、版画和壁画大师，也是中智、中拉交往的“使节”。1952年，他受邀携妻女来到北京，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来访的拉美知名艺术家。作为亚洲—太平洋和平大会秘书处副秘书长，万徒勒里与家人在中国居住了8年之久。他与周恩来总理，艺术家徐悲鸿、齐白石，诗人艾青等建立了深厚友谊；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将新鲜的艺术理念带给中国学生；他的艺术创作也受到了中国的影响，追求精巧的线条和笔触、开阔的构图和自由运用的色彩。《狂怒之秋》《庐山》《北京的庭院》等画作，都吸收了中国传统画技。习近平提到的《长江》，就采用了传统的中国山水画构图。正如他的外孙女马尔瓦所说：“对于何塞·万徒勒里来说，中国是至关重要的，中国标志了他的思想、艺术和精神。” 中国与智利分处地球两端，但两国间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1952年，聂鲁达、万徒勒里和政治家阿连德等人便发起创建了拉美最早的民间对华友好组织“智利—中国文化协会”。时至今日，人口不过1600多万的智利设有两家孔子学院和20多个汉语教学点，孔子学院拉美中心就设在首都圣地亚哥。习近平提到的“长江小学”，就位于圣地亚哥大区皇后市，于1987年正式命名，2008年率先在智利小学中开设汉语课程。 在2011年访问智利之后，2016年习近平再次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备感亲切，充满期待”。正如他在署名文章中所言，“中国（chi a）和智利（chile）不仅有着兄弟般的国名，两国人民还拥有兄弟般的友情。”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回顾了两国关系创造的多项“第一”：智利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南美国家，是第一个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中方签署双边协议、第一个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长江后浪推前浪，在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智关系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还谈到，中国建设银行智利分行作为拉美首家人民币清算行正式开业，为中智关系增添了新的“第一”；如今，中国成为智利第一大贸易伙伴和铜、车厘子、蓝莓、海鲜、葡萄酒等产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智利前驻华大使费尔南多·雷耶斯说，习近平主席谈到的多个“第一”令人印象深刻。中智人民友好交往的“往事”和“新事”，正如习近平访问智利时引用的拉美谚语：“真正的朋友能够从世界的另一头触及到你的心灵。” 金玉良缘 中国人将美好的姻缘称为“金玉良缘”。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牌就是用智利金和中国玉制作而成。这一枚枚奖牌象征着中智两国人民情同手足的缘分。 ——在智利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共同开创中国和智利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2016年11月22日） 延伸阅读 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薛宝钗的“金锁”和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被认为是“金玉良缘”的象征，体现着缘分与感情的寓意。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采用“金镶玉”的设计，体现了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和对运动员的褒奖。这一设计方案，创意十分新颖，突破了以往奥运会奖牌设计单一材质的传统，又融入了典型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国与智利，也通过北京奥运的“金镶玉”奖牌，再次结下美好的缘分：6000多枚金、银、铜牌，使用的玉为“昆仑玉”，而与玉镶嵌的合金，全部由世界最大矿业巨头、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在智利的矿产企业提供。世界最大的露天铜矿埃斯康迪达铜矿的含金铜精矿提供了制作金牌所需的13.04公斤的金；坎宁顿铅银矿提供了制作金牌和银牌所需的1.34吨的银；另一家铜矿斯潘塞铜矿则提供了用于制作铜牌和纪念奖牌的6.93吨电解铜。智利是世界上最大的铜出口国，而中国是智利铜的最大进口国，进口的铜40%来自智利。智利国家铜业委员会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从智利进口220万吨铜，相当于智利铜出口量的39%。 如今，中国与智利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中国是智利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智利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智利则是中国在拉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鲜果进口来源地、第三大葡萄酒进口国，以及第七大海产品进口国。自2006年双边自贸协定生效以来，双边贸易快速增长，从2005年的8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5年的318亿美元，是10年前的近4倍。现在，中国品牌汽车在智利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智利葡萄酒、三文鱼，以及蓝莓、车厘子、食用葡萄等水果，已成为中国消费者青睐的产品。 在智利媒体发表的文章中，习近平以北京奥运奖牌为例，道出了中智人民的“金玉良缘”。智利金和中国玉制作而成的“金镶玉”，隐喻着习近平的深刻判断：中智关系之所以能够长期稳定发展，是因为双方坚持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是因为双方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更是因为双方坚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推动两国关系迈向一个又一个新高度。 就地理位置而言，智利是世界上离中国最远的国家。但习近平却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今天，太平洋早已不是将中国和智利分开的屏障，而是联系彼此的纽带和桥梁。正如习近平在会见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时所说的，中智双方政治上高度互信，经济上互利共赢，多边协作日益密切，中智关系已经进入成熟稳定的新阶段。在此次访问期间，习近平与巴切莱特一致决定将中智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和全局性得到进一步提升，两国关系进入更加深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中华通惠总局的百年往事 秘鲁是中国在太平洋对岸的“邻居”。早在400多年前，中秘人民就跨越大洋，拉开了双方交往的序幕。多年来，旅居秘鲁的华侨华人同秘鲁人民一道，同甘共苦，自强不息，艰苦创业，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30年前成立的“中华通惠总局”，为促进中秘关系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了解到，目前，秘鲁拥有中国血统的华裔约250万人。在秘鲁，西班牙语“老乡”一词用来专指中国后裔，中国广东话“吃饭”一词演变为中餐厅的统称。中秘亲如一家的友好情谊早已在两国人民心中生根发芽。 ——《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在秘鲁国会的演讲》（2016年11月21日） 延伸阅读 “通商惠工，造福侨社。”1884年，清政府派光禄寺卿郑藻如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郑藻如到达秘鲁后了解到，华人在秘鲁已经生活了40年，分散在秘鲁各地，约有六七万人。为了把各地华人联络起来，保护华人权益，兴办各类善事，1886年，郑藻如创立了秘鲁中华通惠总局。栉风沐雨130年，中华通惠总局目前已发展成为秘鲁境内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全国性侨团组织。 成立后的中华通惠总局秉承“复畴无私、通商惠工、义重合群”三大信条，在团结广大华人华侨、发展中秘友谊、支持祖国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19世纪中叶，一批来自福建、广东等地的华人，越洋过海来到秘鲁，从事铁路修建、矿山开采等工作，任务繁重，生活艰辛。通惠总局便在秘鲁筹捐善款，帮他们排忧解难，并资助贫老华侨回国。同时，还在广州设立秘鲁华侨安集所，收容归国老华侨。 抗战期间，远在秘鲁的华侨华人心系祖国，中华通惠总局倾力联合在秘华人成立了“秘鲁华侨抗日筹饷总会”，并在秘鲁各地设立分会，组织侨胞捐款、义卖，支援祖国。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为抗战筹款100万美元。周恩来曾赞扬：“万里外六千侨胞，统筹债捐达二百万秘币，是侨胞之模范，是抗战之光荣。” 如今，中华通惠总局继往开来，继续擦亮这家“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通惠总局不仅经常协助、配合中国驻秘大使馆、国内涉侨单位举办各类型的座谈会、庆祝会、联欢会，还协助当地警方搞好警民关系，组织筹款委员会以华人名义每年向秘鲁全国性电视筹款节目捐款。这些善行义举，为中秘友好交往、两国人民互相了解起到了桥梁作用，受到了中国和秘鲁各界的好评。在2016年6月北京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上，中华通惠总局还因其贡献，荣获“华社之光”社团的荣誉。 辽阔的太平洋阻隔不了中秘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2016年是中秘建交45周年。在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习近平在秘鲁国会讲述中华通惠总局的历史往事、中秘两国人民的百年情谊，正是要说明，“中秘亲如一家”有着深厚的历史土壤。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安第斯山雄鹰”秘鲁是在拉美国家中华人移民最早、同新中国建交最早、开展对华经贸往来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在习近平访问秘鲁仅仅两个月之前，刚刚担任秘鲁总统的库琴斯基就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他就任总统后的首次正式出访。两国元首在短短两个月之内实现互访，也在两国交往史上创下新纪录。秘鲁第二副总统阿劳斯不无感慨地说道：“习近平主席对秘鲁的访问意义重大，必将把秘中关系提升至新高度。”习近平发表这次演讲前，还被授予秘鲁国会最高等级荣誉勋章“大十字勋章”。这也从侧面证明，中秘双边关系发展正驶入“快车道”。 秘鲁两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有句古话：“人生乐在相知心。”中秘两国人民历来感情相连、心灵相通。这里，我想提及两位秘鲁朋友。一位是已故秘鲁作家、记者安东尼奥·阿尔塞，上世纪60年代起，为了向拉美民众展示真实的中国，他多次远赴中国采访报道。1970年，他的女儿梅梅在北京出生，但不幸罹患败血症。周恩来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医学专家对她进行救治，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组织战士赶往医院献血，梅梅最终转危为安。长大后，同父亲一样，梅梅长期为中秘友好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另一位是秘鲁汉学家和翻译家吉叶墨先生，他1979年至1991年在中国南京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教授西班牙语，撰写了《来自中国的报道》、《李白诗选》、《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等著作。此外，他在中国还是一位影星，出演了包括《大决战》、《重庆谈判》等25部中国电影，受到中国观众喜爱。现在，吉叶墨先生已经87岁了，听说他仍然坚持每年访华，我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同舟共济、扬帆远航，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在秘鲁国会的演讲》（2016年11月21日） 延伸阅读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东尼奥·阿尔塞是秘鲁记者和作家。他于1931年出生在秘鲁北部城市特鲁希略，25岁时就当选为秘鲁全国记者协会主席，并先后在秘鲁的多家知名报纸担任总编。 阿尔塞长期关注中国的变化和发展，也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有关新中国的文章。1967年，阿尔塞带着妻子一起来到中国，在北京广播电台工作。3年后，他的女儿梅梅顺利出生。然而没过多久，梅梅就得了严重的败血症，病情危急。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请军区医院安排几位专家为梅梅进行会诊。要给梅梅治病，需要大量输血。然而，医院的血库与梅梅血型匹配的血浆却已不多。情况紧急，医疗部门迅速向驻京部队求援。战士们知道消息后，纷纷赶到医院献血。最终，梅梅转危为安，脱离险境。 在中秘建交的历史过程中，阿尔塞还扮演了“特使”的角色。1970年前后，在回秘鲁探望病重的父亲时，阿尔塞把中国愿意与秘鲁扩大交往的意愿，以及建交的相关原则传递给秘鲁政府。经过他的牵线搭桥，中秘两国迅速建立起了沟通渠道，并于1971年11月2日正式建交。1983年，阿尔塞再次来到中国，担任新华社国际部的西班牙文专家。他撰写了大量报道中国的文章，刊登在拉美和西班牙的报刊上。 已近90岁高龄却还在不断播撒中国文化种子的吉叶墨，原名吉列尔莫·达尼诺，是秘鲁的一位汉学家。他与中国的缘分始于1979年。那年，在秘鲁国立圣马尔科斯大学担任文学和语言学教授的他，受邀来到南京大学，为15名西语教师开设课程。除此之外，他还是“影星”和“诗人”。在中国的20多年里，参演了《大决战》《重庆谈判》《毛泽东与斯诺》等25部中国电影，并用9年时间翻译了9本唐诗，成为拉美国家翻译唐诗最多的汉学家之一。此外，他还出版了《雕龙·中国古代诗歌选》《勤劳的蜜蜂·成语、谚语、歇后语1000条》《中国文化百科全书》等多部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 习近平在秘鲁国会的演讲中，讲述两位秘鲁朋友的感人故事，旨在说明，“中秘两国人民历来感情相连、心灵相通”，是心与心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国家友好，根在人民，源在交流。20世纪90年代，习近平访问过秘鲁。时隔20余年再次踏上秘鲁的土地，他用了“三个好”概括中秘友谊：相互信任的好兄弟，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共担责任的好朋友。在演讲中，习近平还引用秘鲁作家里韦罗的一句名言：“真正的幸福在于始终保持开拓的热情。”以此寄寓对两国人民在实现各自梦想的道路上精诚合作的愿望。秘鲁要在2021年独立200周年之际，实现“公正、公平、团结的秘鲁”这一奋斗目标；届时，中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习近平将中秘两国的奋斗目标并举，正是希望两国人民“并肩同行、携手圆梦”。 唱革命歌曲的自由战士 中国和津巴布韦虽然远隔万里，但联结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深厚而牢固。在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了难忘的战友情。我听说，许多当年在中国国内和坦桑尼亚纳钦圭阿营地接受中方培训的津巴布韦自由战士，至今仍会哼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这令我非常感动。 ——在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让中津友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2015年11月30日） 延伸阅读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多年来久唱不衰，在许多重大场合都可以听到这首歌。从1927年10月“三湾改编”时提出“三大纪律”，到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歌中所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形成和发展，前后经历了20年的时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证，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它对于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增强官兵团结，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人民军队的著名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曾被斯诺、史沫特莱和索尔兹伯里等3位美国记者先后写进了各自的作品中。斯诺当时在甘肃省豫旺县采访，听到了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十五军团都在唱这首歌，认为这就是国民党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红军初抵陕北时，曾引发老百姓恐慌；可仅仅数月后，当地百姓就将这支队伍亲切地称为“咱们的军队”。“铁的纪律、铁的军队、铁的战斗力”，随着歌曲深入人心。 津巴布韦人民之所以熟悉这首中国军歌，是因为早在20世纪60年代，在津巴布韦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过程中，中方曾向津方提供无私帮助。津巴布韦“解放军”中有一批人曾受过中国军事训练，他们学会了中国军队的战略战术，也学会了中国的革命歌曲，理解了中国革命者的精神。据津巴布韦语言学家彭维尼回忆，当年军中流传最广的革命歌曲就是这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鼓舞士气、增加凝聚力和广泛团结群众方面发挥了不小作用。 1980年4月18日，津巴布韦共和国独立当天，中津两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30多年来，双方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友好合作关系顺利稳定发展，双边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中津关系堪称中非团结合作的典范。 2015年12月，习近平对津巴布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首次访津。在临行前发表的这篇文章里，习近平以津巴布韦自由战士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例，回顾在津巴布韦民族解放斗争时期，两国人民并肩战斗结下的难忘战友情，正是要说明，中津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也借此表达中国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中津两国不仅要做政治上的好朋友，还要做发展中的好伙伴”。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津两国作为真正的全天候朋友，要将中津友好更多转化为深化务实合作的动力，促进共同发展繁荣。“中津友谊源于两国真诚友好、重情守义的文化传统，源于两国共同遵循的独立自主、相互尊重等对外关系基本原则，源于两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同使命。” 非爱不可妈妈团体 中津友好也在两国人民心中生根发芽。据我了解，旅居津巴布韦的华侨中间有一个名为“非爱不可”（loveofaf ica）的妈妈团体，还有一位连车牌号都被当地孩子熟知的“程爸爸”（fathe che g）。他们多年如一日给当地孤儿送去关爱和温暖，用实际行动书写着中津友好的“现在时”，也培育着中津友好的“将来时”。 ——在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让中津友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芳华》（2015年11月30日） 延伸阅读 在当地捐助孤儿院，为孤儿万里寻药，给孤儿精神关爱……在津巴布韦华侨群体中，有一个名叫“非爱不可”的爱心妈妈团体远近闻名。 据统计，津巴布韦有约180万名孤儿，他们或被父母遗弃，或是父母早亡，其中还有不少是艾滋病孤儿。一些幸运的孤儿被社会福利局收留，分到了各孤儿院，还有很多则成了流浪儿童。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条件，津巴布韦大部分孤儿院的资金都非常匮乏。2014年4月10日，彭艳和津巴布韦的一些华侨华人妈妈们决定成立一个公益组织，以帮助更多孤儿。妈妈们为这个组织起了个动听的名字——“非爱不可”，一语双关，既有“必须要爱”的意思，也有“非洲之爱”的含义。 “非爱不可”爱心妈妈团体成立后，专门选择了几所资金匮乏的孤儿院给予支持。除了积极捐款捐物，还帮助孩子们筹集学费。在非洲大陆上，“非爱不可”的妈妈们播下一粒粒爱的种子，她们与不辞辛苦的“程爸爸”们一道，温暖着一个个孤儿的心灵。这样的善举感动了很多人，卡若依孤儿院财务经理林迪对这种无私的帮助非常感激。她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们这样善良有爱心的人，从来没有过。她们给孩子们付学费，给孩子们带来新的床垫，给他们买食物……如果没有中国爱心妈妈的帮助，我们很难支撑下去。” 在津巴布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习近平讲述了“非爱不可”妈妈团体这个动人的故事。当地主流报刊《星期日邮报》在刊登习近平署名文章时，就用了“来自中国，带着爱”的标题。该报主编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做这个标题，就源自读完文章之后的直接感受。 在这篇文章中，习近平还引用了两句谚语，一句是津巴布韦的“一根柴火煮不熟萨杂”（萨杂，即sadza，在津巴布韦通用语言绍纳语中意为白玉米面，是津巴布韦人民喜爱的主食），一句是中国人常说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可以说，中非人民友好交往是中非关系发展的牢固基石。正如习近平在2012年第二届中非民间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的：“现在，直接参与中非合作与交流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中非双方民众对发展中非关系的期待也越来越高。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让中非双方更多民众分享日益丰硕的中非合作成果，进一步夯实中非合作的民意基础。” 不忘马克林教授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格里菲斯大学的马克林教授。1964年，马克林教授首次赴华任教。半个世纪来，马克林教授60多次访华，在亲历中国发展进步的同时，孜孜不倦向澳大利亚和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林教授的儿子斯蒂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出生的第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可以说，马克林教授以不懈努力和真挚热情，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搭建起一座桥梁。今年9月，马克林教授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我要对你及众多澳大利亚人士为中澳友好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谢意！ ——《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的演讲》（2014年11月17日） 延伸阅读 马克林1939年出生于悉尼。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林开始了他的汉学研究生涯。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后，他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继续深造。1964年，刚毕业的马克林与妻子自荐来华执教，那时，澳大利亚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1965年2月，马克林的长子斯蒂芬在中国出生，这是第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的澳大利亚孩子。 如今，当年的青年学者已经成为著作等身的中国问题专家——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旅游孔子学院澳方院长、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教授热爱中国，以中国文化、中澳关系等为主要研究领域。他关注中国的戏剧，出版了《京剧的崛起》《中国戏剧简史》；他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全球化》《1912年后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及融合》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他更关注中国的历史，有《新剑桥当代中国手册》《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等著作。马克林曾说：“当初决定来中国是受母亲影响，此后的生活，中国也像母亲一样影响了我。” 作为中澳友谊的使者，马克林已经访问过中国60余次，或以学者身份参加学术会议，或观光交流进行实地调查，并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多次任教。半个世纪以来，他在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往返奔波，孜孜不倦地向澳大利亚、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我看中国——1949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中，他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深入分析了中国形象背后隐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因素，受到汉学家们的好评。 把老朋友的故事讲给后人听，把结识更多新朋友的故事讲给世界听，习近平在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介绍马克林教授的故事，生动说明了一个道理：一座相亲相知的大厦，需要众多国际友好人士共同搭建。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每位朋友。”习近平在外交场合的生动细节，充分印证了这一点。3000多名日本各界对华友好人士访华，习近平亲自出席，与朋友们叙旧，为中日友好打气；访问印度，专门安排会见柯棣华大夫的妹妹，令她感言中国政府和人民没有忘记柯棣华和他的家人；访问埃及，特地会见了获得“中国阿拉伯友好杰出贡献奖”的友好人士，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2014年6月，习近平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设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其目的正在于鼓励更多友好人士为传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发挥表率作用。 有颗中国心的巴西人 巴西一位耄耋老人卡洛斯·塔瓦雷斯说自己是“一个有颗中国心的巴西人”。40多年来，他孜孜不倦关注和研究中国，笔耕不辍撰写关于中国的8本书籍和500多篇文章，作了数百场关于中国的演讲。许多巴西人因为他的文字认识中国、走近中国。有人问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他说“我只想介绍中国，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别无他图”。 这个感人故事，只是中拉人民友好交往长河中的一朵美丽浪花。正是得益于众多中拉人士的辛勤付出，中拉关系才如同长江和亚马孙河一样奔流不息、一往无前！ ——《弘扬传统友好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2014年7月16日） 延伸阅读 很多刚到巴西履职的中国记者都会得到这样一个建议：对巴西的过去和现在有什么不明白，可以去请教塔瓦雷斯；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有什么困惑，也可以去请教这位中国问题专家。 塔瓦雷斯已年过九旬，关注和研究中国40多年。1971年，塔瓦雷斯在巴西《环球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中国的长篇报道；1972年，他在中国与巴西两国尚未建交、巴西处于军政府独裁的特殊时期，冒着生命危险接待了来自中国的代表团；1990年，巴西媒体刊登他的专访，称他是“有一颗中国心的巴西人”；2010年，中拉友协和巴西全国联邦商业协会授予他“中拉友谊奖章”，巴西有史以来只有两人获此殊荣。2014年7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中拉是互惠互利的典范》，认为“中国与万里之遥的拉美建立了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这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均衡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就在习近平讲述完塔瓦雷斯的故事后不久，他又出了一本介绍中国的新书——《致迪尔玛的两个课题：中国和港口》，展示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发展成就，介绍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该书首发式上，塔瓦雷斯还特意系了一条写满中国篆书的领带，并这样说：“中国如今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也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大部分巴西人却对中国不了解或了解非常片面，甚至有不少成见，但事实上中国一直在快速发展，其中很多经验值得巴西借鉴。” 习近平讲述“有颗中国心的巴西人”的故事，意在说明，“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怎样才能真正认识中国？习近平认为，“了解中国是要花一番功夫的，只看一两个地方是不够的”。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需要讲好自己的“中国故事”，也同样需要更多人走进中国、了解中国、推介中国。既要“我说”，也要“你说”和“他说”，这样才能让人摘下有色眼镜，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也才能在国家和人民之间增进了解。 义乌的阿拉伯餐馆 中阿关系的快速发展，也把双方普通人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浙江，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乌市，一位名叫穆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最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一个普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入中国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中，执着奋斗，演绎了出彩人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 ——《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2014年6月5日） 延伸阅读 年轻的穆罕奈德在义乌外商圈知名度颇高，他来自约旦，他的夫人刘芳是安徽人。2000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广州一家阿拉伯餐厅工作，从此与中国结缘，不仅爱上了这个国家，也爱上了同在餐厅工作、开朗健谈的安徽女孩刘芳。2001年，穆罕奈德与刘芳结婚，成了地道的中国女婿。他接手叔叔2002年在义乌开设的一家阿拉伯餐厅，将餐厅改名为“花”，寓意是幸福之花、和平之花，餐厅的标志也是穆罕奈德设计的一朵白色的花。 作为全球知名国际商贸城市，义乌与阿拉伯国家的贸易频繁，大量阿拉伯客商来义乌采购商品。2005年，公安部授权义乌市可以直接办理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作为常住义乌的4000多名阿拉伯客商之一，如今穆罕奈德有了自己的贸易公司。两个儿子现在义乌读小学，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穆罕奈德说，自己在中国生活很开心，朋友很多，他最近打算在义乌买房子，安定下来。 对于义乌为何能聚集如此多的阿拉伯商人，当地有人说，义乌堪称古代丝绸之路的现代版，义乌人民的包容性很强，而且很热情。走进义乌就能发现，无论是国际商贸城，还是篁园市场、宾王市场，总能遇到说着不同国家语言的“老外”。从商品的集散地，过渡到商人的集散地，包容性成长不仅让义乌，也让整个中国不断获得新的成功。 “金鹁鸪银鹁鸪，飞来飞去飞义乌。”以开放、市场、包容为目标的义乌，从“鸡毛换糖”起步，现在已成货品最齐全的“世界超市”；“进口商品馆”累计已引进百余个国家和地区的5.5万种境外商品，除了“卖全球”，还能“买全球”……从2014年开始，发往阿拉伯国家的货物出口额占到了义乌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每年超过10万的阿拉伯客商来义乌采购商品，数万阿拉伯人希望定居在义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梦想是没有隔阂的语言。习近平多次指出，中国梦与世界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梦想内在相通，“就是让经济更有活力，贸易更加自由，投资更加便利，道路更加通畅，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讲述义乌阿拉伯餐馆的故事，正是要说明：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和平，不是动荡；是机遇，不是威胁。 从提出中国梦到瞩望亚洲梦、亚太梦，从描绘中国梦到援引美国梦、欧洲梦，习近平所阐述的中国梦从来都不是封闭和单一的，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都是相通的。梦想“像种子在地下一样，一定要萌芽滋长，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穆罕奈德的中国故事，就是在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结出的那朵相通的梦想之花。 半个世纪寻母 上世纪40年代末，一位在新疆工作的中国小伙儿认识了在当地医院工作的美丽姑娘瓦莲金娜，两人真心相爱并结婚生子。后来，由于一些客观原因，瓦莲金娜回国了，当时他们的儿子才6岁。这个孩子长大后，不断寻找自己的母亲，想尽了各种办法，始终没有音讯。2009年，儿子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母亲瓦莲金娜，他的母亲就住在阿拉木图。这一年，儿子61岁，瓦莲金娜80岁。后来，儿子来到阿拉木图看望母亲，还把母亲接到中国旅游。这迟到了半个世纪的幸福，是中哈人民友好的有力见证。 ——《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2013年9月7日） 延伸阅读 这一段异国情缘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黎远康的父亲黎怀钰在新疆工作时，结识了在当地医院工作的瓦莲金娜，两个异国青年很快坠入爱河并结婚生子。1954年，瓦莲金娜因为特殊历史原因带着女儿回国，留下了6岁的黎远康。“妈妈姐姐，不要哭，我和父亲住一个礼拜就回来。”——分别的场景，50多年来一直挥之不去，孩童时母亲精心准备的面包、牛奶、香肠的味道，分别时从母亲手中要来的旧表和小马车，成了黎远康对母亲思念的唯一依托。 20世纪80年代，在父亲去世后，黎远康对母亲的思念更切。每当有熟人去俄罗斯或者附近的独联体国家，黎远康都会托对方带一份寻亲资料。2007年冬天，朋友把他的寻亲资料发给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一个叫“等着我”的寻亲栏目。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发现，黎远康的寻亲资料竟与另一份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寻亲资料高度契合。原来，就在黎远康寻找母亲的同时，瓦莲金娜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孩子。 2009年9月，中央电视台俄语国际频道的“悠悠岁月”栏目，与“等着我”栏目联合进行跨境视频连线直播。12月27日，在中央电视台的安排下，黎远康来到了莫斯科参与节目制作，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定居的瓦莲金娜和女儿也受邀来到现场。演播室里，黎远康眼前的妈妈，已不是当年分别时的样子，她的身躯已然佝偻，她的脸上满是皱纹。黎远康扑通一声跪下了，抱着母亲的双腿，泪流满面。 半世纪寻母的成功，得益于中哈日益密切的人文交往。中哈人员往来如今已达到每年50万人次，中哈友好省州、城市已达到12对，民间交往如同“走亲戚”一样便利和密切。在习近平讲述这个故事之后，黎远康的电话几乎被打爆，所有认识的亲友都打来电话祝贺问候。黎远康说，习主席提到他，他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温暖，“如果说我和母亲、姐姐在哈萨克斯坦的这些亲人是亲情，那对于两个国家来说，我们也可以是两个国家友谊的象征”。 “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习近平通过这个久别的家庭终于团聚的故事，诠释了中哈友好的深度，让在场听众感受到了中哈人民“血浓于水”的友情亲情和文化血脉，拉近了两国人民心与心的距离。 作为唇齿相依的亲密邻居，从古代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到现代“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的呼啸声，中哈交流绵延不绝。在讲述“半个世纪寻母”故事前，习近平说，“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古丝绸之路起点的家乡记忆，“半个世纪寻母”的情感共鸣，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角度，有力传递了习近平珍视两国友谊的真诚、真挚和真情。 献给中国朋友的熊猫血 rh阴性血型在中国属于十分稀有的血型，被称为“熊猫血”。这种血型的病人很难找到血源。哈萨克斯坦留学生鲁斯兰正是这种血型。在海南大学读书期间，鲁斯兰自2009年起参加无偿献血，每年两次，为一些中国病人解除病痛作出了贡献。当中国朋友称赞鲁斯兰时，鲁斯兰说：“我觉得应该帮助别人，献血是我应该做的。” ——《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2013年9月7日） 延伸阅读 “熊猫血”，就是rh阴性血型，是一种稀有血型。人的血型在a、b、o、ab这套血型系统之外，还另有一套rh血型，分阳性和阴性两种，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rh阳性血型。在欧美人中，拥有rh阴性血型的比例在15%左右，而在亚洲人中，rh阴性血型仅为0.3%—0.4%。 故事的主人公、海南大学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鲁斯兰就有着这种稀少的血型。2009年，他进入海南大学学习。鲁斯兰说，由于年纪小，他在自己的国家献血较少，来到中国才知道自己的血型那么特别。来中国后，他看到自己的同学在献血，所以也加入进来，每年两次参加无偿献血，奉献“熊猫血”解中国病人燃眉之急。对于自己能被中国国家主席称赞为中哈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使者，鲁斯兰表示非常荣幸，他说：“很愿意继续为中哈两国友好交往作出自己的贡献！” 鲁斯兰的在华经历，可谓中哈友好交往画卷的一个缩影。据哈方统计，目前哈萨克斯坦来华留学生达到了1.12万人，很多人都成为习近平所说的“中哈友谊的使者”。西安交通大学留学生卡米拉和娜娅姐妹，从哈萨克斯坦初来中国时“完全不懂中文”，如今“对西安比对家乡的城市还熟悉，回到家乡有的时候还要到处问路”。2014年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总理的马西莫夫，同样是一位能讲流利汉语的“老留学生”。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踏上了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两名来自宁夏的技术工人王琨和兰志学，克服重重险阻，以高超技艺和认真态度，为哈萨克斯坦三大炼油厂之一的阿特劳炼油厂解决了重大技术难题，在当地被传为佳话。他们回国时，哈方专门在机场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置身互联互通的世界，中哈两国类似的“友谊使者”，俨然已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 青年是人民友谊的生力军。青年人情趣相近、意气相投，最谈得来，最容易结下纯真的友谊。习近平讲述“熊猫血”的故事，既表明了中哈人民心心相印、情同手足的友谊，同时也希望两国青年成为友谊的使者，为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青春和力量。 在此次演讲中，习近平引用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思想家阿拜·库南巴耶夫的诗句勉励青年，“世界有如海洋，时代有如劲风，前浪如兄长，后浪是兄弟，风拥后浪推前浪，亘古及今皆如此”。从“半个世纪寻母”到“熊猫血”，习近平讲述中哈两国人民交往的这两个感人故事，正是要说明“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关键在于青年之间的交往。 包揽金牌的滋味 我是一个足球迷。中国足球队一直很努力，但目前只有一次闯进过世界杯比赛，带领中国队创造这次纪录的就是也担任过墨西哥国家足球队主教练的米卢。 我听说，一位墨西哥体育官员曾问中国跳水队领队，包揽金牌是什么滋味。两年前，在中国教练指导下，墨西哥“跳水公主”埃斯皮诺萨和队友们包揽了2011年泛美运动会跳水项目全部8块金牌。墨西哥朋友们尝到了包揽金牌的滋味。我们祝愿墨西哥跳水队今后夺得更多金牌！祝愿中墨两国合作夺得更多“金牌”！ ——《促进共同发展共创美好未来——在墨西哥参议院的演讲》（2013年6月5日） 延伸阅读 说起“神奇教练”米卢，墨西哥球迷和中国球迷都不会忘记他创造的奇迹。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米卢率领的那支“草帽军”闯进了世界杯八强，米卢的“86队”成为墨西哥足球的经典。2002年韩日世界杯，米卢的“02队”，同样是中国足球的经典。2001年10月7日，凭借于根伟的进球，中国队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战胜阿曼队，第一次拿下世界杯决赛圈入场券。这个唯一一位曾带领五支不同国家的足球队闯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塞尔维亚人，被《环球时报》评选为影响中国的60个外国人之一。墨西哥人称赞在本国成名的米卢“再次创造了奇迹”，认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进入世界杯决赛圈，“对于世界杯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 而说起跳水，中国人也许只知道我们的“梦之队”，其实还有一个“墨西哥梦之队”。2011年泛美运动会，墨西哥跳水队一举夺得8枚金牌，其中“跳水公主”埃斯皮诺萨一人独得4枚。带领墨西哥人品尝包揽金牌滋味的，是来自中国的国家公派体育教练马进。作为中国援墨教练团的一员，马进既管队员业余时间的训练，又要操心器材、比赛安排，甚至还要管队员的生活。埃斯皮诺萨一开始不服马进，但随着成绩的提高，她把马进当成了真正可信赖的人。马进生日时，“跳水公主”和她的男友送给马进一个项链坠，上面是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他们希望马进把他俩当作自己的孩子。成了墨西哥名人之后，马进也成了中墨友好的使者。墨西哥前总统曾多次接见马进，墨政府还向她颁发了“阿兹特克雄鹰”勋章，以表彰她对墨西哥跳水事业作出的贡献及对中墨两国友好关系起到的促进作用。马进认为，跳水是中墨体育交流的一大亮点，而中墨关系的友好发展将为她在墨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提供更好的环境，更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从米卢带领中国队闯进世界杯，到中国跳水教练助力墨西哥运动员夺金，习近平讲述这两个体育故事正是要说明，“合则强、孤则弱”，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脱离相互依存而发展，只有通力合作，才能互利共赢。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习近平提起一句中国古话——“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同时借用墨西哥诗人阿方索·雷耶斯的名句——“唯有益天下，方可惠本国”。包揽金牌的滋味是什么？大家合作共赢，就都能尝到。习近平以体育喻发展：光是自己发展，比不上大家一起发展。正如他所说的：“加强互利合作，能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积极效应。” 中国小两口的非洲蜜月 我听说了一个故事，有一对中国年轻人，他们从小就通过电视节目认识了非洲，对非洲充满了向往。后来他们结婚了，把蜜月旅行目的地选在了坦桑尼亚。在婚后的第一个情人节，他们背上行囊来到了坦桑尼亚，领略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和塞伦盖蒂草原的壮美。回国后，他们把在坦桑尼亚的所见所闻发布在博客上，得到了数万次的点击和数百条回复。他们说，我们真的爱上了非洲，我们的心从此再也离不开这片神奇的土地。这个故事说明，中非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只要不断加强人民之间的交流，中非人民友谊就一定能根深叶茂。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2013年3月25日） 延伸阅读 被写入国家元首讲稿的这一对年轻人，是喜欢“诗和远方”的驴友。两人在旅行中找到了彼此的另一半，而走进非洲，则给陈先生和李小姐的新婚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2010年2月14日，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是两人抵达非洲的第二个早晨，也是他们新婚后的第一个情人节。 新婚蜜月，为什么会选择去非洲？李小姐说，自己小时候特别喜欢看央视的《动物世界》，她一直觉得，非洲是一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能净化心灵的净土。《狮子王》《马达加斯加》《走出非洲》和bbc关于非洲的纪录片，总是能勾起她对这块大陆的渴望。由于她先生也很向往非洲，所以，两个人就把蜜月之旅定在了坦桑尼亚，以完成多年来的愿望。 李小姐曾向媒体描述非洲之旅中的惊喜和感动。他们在大草原追逐动物大迁徙，在火山口寻觅狮子和猎豹，在“非洲屋脊”眺望赤道雪山美景，在印度洋与海豚共同游泳……给他们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旅途中结识的非洲朋友。载过他们的出租车司机，不仅带着他们不厌其烦地寻找酒店，而且在雨中帮他们搬行李直到浑身湿透；带过他们的导游，为了不侵入野生动物的领地，绕了一大圈才靠近，尽量不打搅野生动物。非洲人民的淳朴善良、热爱自然，成了连接两国普通人最直接的心灵桥梁。 旅游是国家友好和合作的重要纽带，非洲是中国出境游市场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15》显示，2014年中国出境旅游市场中，非洲占9.4%，同比增速达到80.9%，是近年出境游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数据显示，每年8月至10月中国公民赴肯尼亚观看动物大迁徙的游客数量已经超过欧美。 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习近平首次访问非洲，第一站就选择了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听说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演讲中阐述中国对非洲之“亲”时，习近平分享了中国年轻人向往非洲、探访非洲、热爱非洲的故事，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普通百姓对非洲的质朴感情，这可以说是中非之间友好交往史诗中的一个当代片段。 习近平本人也是中非友好的重要见证者。年轻时期，他就熟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非洲老一代领导人的真情交往；他自己先后7次来到非洲。讲述两个年轻人的故事，就是要说明，中非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只要不断加强人民之间的交流，中非友谊就一定能根深叶茂。 丝路上的中伊友谊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伊朗，但同很多中国人一样，我对你们古老而美丽的国度并不陌生，因为丝绸之路早就把我们两个伟大民族联结在一起。史书记载下一个又一个精彩故事。 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西汉时期，中国使者张骞的副使就来到伊朗，受到隆重接待。7世纪后的中国唐宋时期，许多伊朗人前往中国求学行医经商，足迹遍及西安、广州等地。13世纪，伊朗著名诗人萨迪记录下到中国新疆喀什的难忘游历。15世纪，中国明代郑和7次率领庞大船队远洋航海，其中3次到达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地区。 来自中国的丝绸和伊朗的高超工艺结合，成就了波斯丝毯的高贵；来自伊朗的苏麻离青和中国的高超工艺结合，成就了青花瓷器的雅致。中国的漆器、陶器以及造纸、冶金、印刷、火药等技术经伊朗传向亚洲最西端乃至欧洲等更远的地方，石榴、葡萄、橄榄以及玻璃、金银器皿等又从伊朗和欧洲等地传入中国。 ——在伊朗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共创中伊关系美好明天》（2016年1月21日） 延伸阅读 与中国一样，伊朗也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古代伊朗都是必经之地。今天，这个北接里海、南临波斯湾的国家，扼守着中东海上交通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一带一路”的交会之地。 中国与伊朗的交往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始通丝绸之路。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张骞派副使甘英一行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经条支（今伊拉克），到达安息（今伊朗）诸国，安息王以2万骑兵列队迎候的隆重礼仪接待这位汉朝使者。此后历经东汉至唐朝的不断开拓，形成了从大唐之都长安出发，通过河西走廊，西出阳关，经过伊朗直至欧洲地中海沿岸的“丝绸之路”。 驼铃相闻，舟楫相望。沿着绵延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和伊朗两大文明同行并拥抱，两国人民相遇并交好。正如伊朗诗人萨迪在诗中写道，“久远，方值得留恋”。萨迪于伊朗，好似杜甫于中国，这个被誉为“波斯古典文坛最伟大人物”的诗人，几百年来一直是波斯文学的典范。中国与伊朗的交流，不仅催生了青花瓷和波斯毯这样的艺术品，也丰富了诗人的创作，推动了两国的人文交流。 中东之行是习近平2016年首次出访，标志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出访足迹实现全球覆盖。习近平此次到访的中东三国，都是中方倡导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伙伴和积极支持者，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与中东国家关系正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新起点上，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已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重要特征。习近平在出访之际讲述历史故事，烘托出中伊两大文明再次拥抱的气氛。 古有互通有无的历史情谊，今有共建“一带一路”的共同愿景。如果说历史上中伊两国为建设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作出过重要贡献，那么两国建交40多年来的友好交往正是对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和诠释。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是伊朗核问题解决后首位到访伊朗的外国元首，反映了伊中积极友好关系的水平。习近平在演讲中则以从伊朗落户中国的石榴 小平纪念碑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回顾中新关系发展历程，我们倍加怀念缔造中新关系的两位伟人，邓小平先生、李光耀先生。5年前我访问新加坡时，同李光耀先生一起在新加坡河畔为邓小平先生纪念碑揭幕。如今斯人已逝，他们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2015年11月7日） 延伸阅读 在新加坡河畔，有一座邓小平纪念碑。纪念碑上，由著名雕塑家李象群雕刻的邓小平半身像，目光坚毅、面庞和蔼，似在沉思、似要远行。纪念碑后刻有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 90多年前，邓小平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时，曾踏上新加坡这块土地，停留了两天，从此与新加坡结下渊源。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在酝酿、喷涌之时，邓小平再次踏上新加坡的土地。在这次访问期间，邓小平向李光耀祝贺“新加坡的变化”，李光耀认为，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他解释说：“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中国）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1992年，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纪念碑碑文获得两国政府同意，内容涵盖邓小平生平、他与中国改革的关系，以及他在两国关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碑文提到：“邓小平在著名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谈到新加坡管理得好，社会秩序井然。此后许多中国官员被派到新加坡培训。多年来，两国高层互访频繁，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人文交流日益扩大，双边关系进一步深化。” 镜头转到2010年11月14日，华灯初上之时，葱茏的雨树下，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和李光耀亲切会谈后，一起来到河畔，出席了纪念碑揭幕仪式。 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在中新建交25周年之际访问新加坡。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他怀念了邓小平与李光耀两位伟人，回忆起5年前自己为邓小平纪念碑揭幕的情形，在深情的讲述中，展现了中新间走出的一条与时俱进的合作之路。“新加坡的实践为中国破解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宝贵借鉴，中国发展也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习近平表示，在中新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不断加深政治互信，深入拓展务实合作，中新关系必将迎来新的更大的发展，中新两国必将书写发展的历史新篇章。 巴铁到底有多铁 2008年中国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巴基斯坦倾囊相助，出动所有的战略运输机，将全部战略储备帐篷第一时间运到了灾区。随行医疗队为节省飞机空间，拆掉了飞机上的座椅，一路上席地而坐。今天，数以千计的巴基斯坦工作人员在各地同中国职工一起夜以继日建设中国承担的项目，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同样，在巴基斯坦需要的时候，中国始终是巴方的坚强后盾。中国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努力。2010年巴基斯坦遭受特大洪灾，中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陆空全方位施援，派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医疗救援队，首次派遣大规模车队和直升机执行救援任务，开创了中国对外援助史上的先河。2014年底，白沙瓦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中方专门邀请巴方受伤学生和家人赴华疗养，让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感受到中国人民真挚的情谊。 在不久前的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军舰搭载176名巴基斯坦公民从亚丁港撤离，巴基斯坦军舰协助从穆卡拉港撤离8名中国留学生。巴方军舰指挥官下达命令：“只要中国留学生不到，我们的军舰就不离港。”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再次证明中巴友谊情比海深。 ——《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2015年4月21日） 延伸阅读 中国和巴基斯坦地理相近，利益相连，情感相亲。巴基斯坦是首个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伊斯兰国家，早在1951年5月21日，两国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领导人曾用“比山高、比海深”来形容中巴间始终不渝的友好关系，巴基斯坦朋友又加上“两比”：“比蜜甜、比钢硬”。 “宁舍金子，不舍中巴友谊。”在巴基斯坦，有这么一句名言。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后，巴基斯坦时任总统穆沙拉夫亲临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中国人民表示亲切慰问。“中国的坚定盟友”这一次几乎是倾尽所有，巴方“动用国家全部的运输机”“搬光国家战略储备的帐篷”，而且始终拒绝透露帐篷的价格——“这些援助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中国兄弟以前帮助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要过钱吗？”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巴基斯坦需要的时候，中国也是巴方的坚强后盾。2010年7月，历史性的大洪水侵袭巴基斯坦，全国1/5的地区受洪灾之苦近3个月，受灾人口达到2000万，经济损失超过100亿美元。中方派出最大规模的医疗队，蹚着积水、冒着高温救人。有人因中暑输液，拔掉针头就开始工作；有人在高温中一天喝掉15瓶水，因忙于救援一整天都没上厕所。2014年12月，巴基斯坦塔利班袭击了白沙瓦陆军公立学校，141名师生在袭击中遇难，“即便是最小的棺材，抬起来也无比沉重”。中国第一时间谴责恐袭、第一时间提供援助，并且专门邀请巴方受伤学生和家属分两批赴华疗养，安排他们访问北京、深圳、香港、广州等地，让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发展，更体会到了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的深情厚谊”。 中国人习惯把真正靠得住的朋友称为“铁杆”朋友，而巴基斯坦永远都是这样的“铁杆”朋友。巴基斯坦领导人曾经有句话：“如果有人想知道世界上两个国家之间可以拥有多么友好的关系，他就应该看看中国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将“中国是巴基斯坦的坚定盟友”写在小学课本上的国家，而中国唯一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国家就是巴基斯坦。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习近平对巴基斯坦的国事访问，是他第一次访巴。用习近平的话来说，虽然是第一次来到巴基斯坦，但对巴基斯坦一点也不陌生。“一踏上这片美丽的土地，我和我的同事们就沉浸在热情友好的海洋之中，仿佛回到亲如手足的兄弟家中。”就在此次访问期间，习近平同巴基斯坦侯赛因总统、谢里夫总理一致同意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在巴基斯坦议会，习近平深情讲述了中巴国家交往、民间交流的故事，生动体现了中巴“风雨无阻、永远同行”的独一无二的情谊，诠释了中巴肝胆相照的信义之交、休戚与共的患难之交。同时，他还表示，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巴关系，将巴基斯坦置于中国外交优先位置，并提出了五点主张，更加充实了中巴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在演讲中，习近平还引用了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他的老领导耿飚的一句话瞩望未来：“中巴传统友谊必然像喀喇昆仑公路一样越走越宽广。” 牛顿力学 总理女士是物理学博士，我由“牛顿力学三定律”联想到如何更好推动中德关系发展。一是牢牢把握中德合作的“惯性”。合作是中德关系的主旋律和大方向，双方要坚持不动摇。要继续加强高层交往，用好政府磋商、战略对话等机制，不断提升战略互信。二是通过深化务实合作提升中德关系的“加速度”。中国正在以改革促调整，以调整促发展。我们有信心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中德合作提供更多机遇。两国要强化伙伴和机遇意识，本着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精神，不断扩大利益交融，全面深化务实合作。三是减少两国关系发展的“反作用力”。双方要着眼共同利益，求大同，存小异，减少两国关系发展的阻力。 ——在圣彼得堡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说（2013年9月6日） 延伸阅读 牛顿出生于1643年，是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天才。1687年，他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是第一次科学革命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万有引力和三大运动定律的描述，奠定了此后三个世纪里物理世界的科学观点，并成为了现代工程学的基础。 牛顿力学三定律，也称为“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包括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和牛顿第三运动定律。第一定律说明了力的含义：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第二定律指出了力的作用效果：力使物体获得加速度；第三定律揭示出力的本质：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 牛顿三大运动定律是整个经典物理学的基础，甚至是近代科学的基础。爱因斯坦曾这样评价：“牛顿力学是整个物理学的基础，同时也是近代科学的基础，如果没有牛顿力学也就没有现代科学。”可见牛顿力学在物理学中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而牛顿三大运动定律则是经典力学的三大支柱，因为经典力学中几乎所有的定理或定律都必须以它为根基。 有人把牛顿对现代科学的贡献，称为“牛顿革命”。牛顿深入研究了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胡克以及惠更斯等人的研究成果，谨慎地选择有价值的思想并且进行变革，完成了这场标志近代精确科学诞生的革命。所以牛顿才说，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2013年9月，习近平来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期间，在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他用“牛顿力学三定律”来阐述中德关系的大方向、新机遇和可能面临的问题。默克尔是莱比锡大学物理学博士，从政之前一直是科研工作者。以牛顿力学为喻，既是取自西方文化的合理发挥，也体现出对默克尔学养的尊重。习近平还有个比喻，“发展中德关系，好比驾驶一辆汽车，必须看得远，才能安全和顺利。只要我们双方充实燃料，握好方向盘，中德合作之车一定能既跑得快，又开得稳，驶向光明的未来”。以更加宏观和长远的眼光为两国关系发展谋划蓝图，中德合作的车轮才会越转越快、越转越好。 河有源泉水才深 非洲有句谚语：“河有源泉水才深。”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从那时起，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 ——《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2013年3月25日） 延伸阅读 中国与非洲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中非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动力十足、源远流长。中非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始终相互同情、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为患难与共的好朋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时期，中国坚定地站在非洲人民一边，全力支持非洲各国人民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三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从1963年12月至1965年2月，周恩来先后三次率团访问非洲十国，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建立中非新型关系的“开山之旅”，成为中非用50年历史书写成的“老友记”的序言。在访问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时，周恩来提出了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成为中非交往的基础，双方建立起了一种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的新型关系。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平等、真诚，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非洲人民也给予中国人民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23个提案国中有11个非洲国家，表决时的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在挫败“中国人权状况”反华议案和“台湾参与联合国”提案、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中国申办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非洲绝大多数国家都给予了中国有力的支持。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友好合作关系经受了岁月的考验，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目前，非洲54个国家中已有52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2013年3月24日，习近平一行抵达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市国际机场，并对这个东非国家进行了26小时的访问，这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之后首次访问非洲，也是他第六次踏上非洲大陆。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重要演讲中，习近平讲述中非友谊源远流长，正是要说明，中非关系不是一天发展起来的，更不是什么人赐予的，而是双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也是在这次重要的演讲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发展对非关系的“四字主张”：对待非洲朋友，讲一个“真”字；开展对非合作，讲一个“实”字；加强中非友好，讲一个“亲”字；解决合作中的问题，讲一个“诚”字。习近平的“四字主张”生动诠释了中非关系的本质特征：真诚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中非虽然远隔重洋，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 友谊铸就的坦赞铁路 40多年前，5万多名中华儿女满怀对非洲人民的真挚情谊来到非洲，同兄弟的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人民并肩奋斗，在茫茫非洲草原上披荆斩棘，克服千难万险，用汗水和鲜血乃至生命筑成了被誉为友谊之路、自由之路的坦赞铁路。他们中有60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永远长眠在这片远离故乡的土地上。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铸就中坦、中非友谊丰碑的英雄，他们的名字和坦赞铁路一样，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和坦赞两国人民心中。 ——在凭吊援坦中国专家公墓时说（2013年3月25日） 延伸阅读 在“和平之港”达累斯萨拉姆西南郊的一片墓地，长眠着为帮助坦桑尼亚建设而献身的69位中国同胞。墓地绿草如茵，青松、凤凰树高大挺拔，一块巨大的石碑上用中英文刻着两排鲜红的大字：“中国援坦专家光荣牺牲同志之墓”。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向坦桑尼亚派出专家几万人次，在各个领域为这个非洲国家的经济建设作出了无私的奉献。在这69位同胞中，有帮助坦桑尼亚人民建设煤矿的，有帮助发展农业的，也有帮助兴修水利的，但绝大多数是为建造坦赞铁路而捐躯的。 坦赞铁路是中非友谊的突出象征。从1968年5月，第一支中国勘探队踏上千里莽原选路定线，到1976年7月坦赞铁路正式通车，共有5万多人次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苦战在近2000公里的建设工地上。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工程技术人员历经艰险，在崇山峻岭中开出一条1860公里的铁路运输线，使之成为连接坦赞两国，乃至其他非洲国家的经济动脉，为坦赞两国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支持了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两国人民誉之为“自由之路”“解放之路”。 长眠在援坦中国专家公墓的水利专家张敏才，是第一位牺牲的中国援坦专家。为了给当地人民找到可以饮用的水源，张敏才于1967年10月在野外灌木丛中勘探时，遭到了铺天盖地的野蜂叮咬，全身中毒。周恩来总理获悉后，立即派医生从中国赶来抢救，但未能留住他35岁的年轻生命。 习近平深切缅怀援坦牺牲的中国专家，深情讲述中非友好合作的往事，表达了弘扬坦赞铁路精神、精心珍惜和呵护中非传统友谊这份宝贵财富的美好心愿。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就包括非洲这片“充满希望的大陆”，折射出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始终如一的兄弟情怀。“加强中非友好，我们讲一个‘亲’字。”通过讲故事，习近平告诉世界，中非友好关系，并不是以某种条件为基础，而是以经得起风雨考验的友谊作为支撑的。正如坦桑尼亚前驻华大使查尔斯·桑嘎的评价：“习近平主席因非洲大陆不断发展而备受鼓舞的喜悦是那么真诚，令人感动，这是从心底发出的爱。” 马斯卡廷市赠送的金钥匙 今天下午我将启程前往艾奥瓦州访问。这是阔别27年之后对艾州的故地重访。我会告诉艾州的老朋友们，当年马斯卡廷市政厅代表赠送给我们的“金钥匙”，是打开中美两国地方交流合作大门的一个象征，现在中美已建立38对友好省州和176对友好城市关系；美国50个州中有47个州在过去10年对华出口额增长了几倍甚至几十倍。这表明，中美地方交流合作的大门一经打开，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再把它关上了，相反，这扇门只会越开越大。 ——《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2012年2月15日） 延伸阅读 马斯卡廷市是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县的首府，位于密西西比河畔，地方经济支柱是农业和畜牧业，出产的西瓜和珍珠尤其著名。 1985年，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带领代表团访问艾奥瓦州，并到马斯卡廷小镇考察当地农业和畜牧业。他走进农场，请农场主示范如何在温室内培育红薯苗；他住在民众家中，抓住一切机会了解美国；他回国后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其中很多内容都引用了美国当地人的原话，给正定县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做参考。在当地人眼中，习近平是一个“很有能力的领导者，很清楚自己要了解什么内容，每次都很守时出现且穿戴整洁，而且总是充满了好奇心”，不管走到哪里，都要请教、询问。 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期间重访该地。艾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夫妇、副州长雷诺兹夫妇、马斯卡廷市市长、当年曾接待过习近平的房东德沃切克夫妇以及当地高中生代表等热情接待了习近平一行。老朋友们纷纷表示，习近平的这次访问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续写了27年前结下的特殊缘分和友情，同时也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树立了一个榜样，希望并相信习近平的来访将推动美中两国之间建立更为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随后，马斯卡廷市市长再次向习近平赠送了该市的“金钥匙”。在马斯卡廷市历史上，习近平是第一位获得两把“金钥匙”的人。 “对我来说，你们就是美国”，马斯卡廷人至今牢记着习近平的这句评价。2015年9月17日，马斯卡廷市市长德文·霍普金斯宣布，将习近平30年前曾经住过的那所民宅命名为“中美友谊屋”，作为中美地方合作和民间友谊的见证，免费向公众开放。“这间房子是中美两国友谊的象征”，德沃切克夫妇的儿子格雷·德沃切克说。走进“中美友谊屋”，温馨的房间内“中国风”浓郁。墙壁上、壁炉上挂满了习近平和马斯卡廷朋友的合影照片。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2012年2月15日，习近平重访马斯卡廷市，他用这句中国古语，表达了与老房东德沃切克夫妇的情谊。正如他所言，“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淳朴、勤劳、热情、友好，两国人民之间共同语言很多，完全能够成为互利合作的好朋友、好伙伴”。他在欢迎午宴上讲述“金钥匙”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念旧情、重故交、续新谊的交友之道，也突出了中美两国地方交流合作的重要意义。 从基层成长起来的习近平，特别重视与外国地方开展合作交流，2015年9月22日，在美国西雅图出席第三届中美省州长论坛时，他再次强调“国与国关系归根结底需要人民支持，最终也服务于人民”，而“地方是最贴近老百姓的”。 来自捷克的小鼹鼠 捷克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建交67年来，中捷两国和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不断加深。上世纪50年代，捷克著名画家斯克莱纳尔到访中国，同吴作人、齐白石等中国美术大师结下友好情谊。斯克莱纳尔回到捷克后创作了许多《美猴王》画作，被称作孙悟空的第七十三种变化。《鼹鼠的故事》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动画片。小鼹鼠憨态可掬、善良勇敢的卡通形象深受中国广大少年儿童喜爱。音乐大师斯美塔那创作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和文学家哈谢克的著作《好兵帅克》在中国广为人知。 ——在捷克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奏响中捷关系的时代强音》（2016年3月26日） 延伸阅读 捷克著名画家兹德涅克·斯克莱纳尔出生于1910年。20世纪50年代，斯克莱纳尔到中国办展览，被中国美猴王孙悟空的故事深深吸引，于是开始用画笔将美猴王和《西游记》故事介绍给捷克人民。斯克莱纳尔创作的捷克版“美猴王”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捷克民族特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色彩变化强烈、形象多样，500多个《西游记》人物被重新设计，七十二变的孙悟空有了第七十三变，斯克莱纳尔也因此被誉为“捷克美猴王”。 “小鼹鼠”是捷克国宝级卡通形象。《鼹鼠的故事》是捷克著名插图画家、电影导演兹德涅克·米勒的经典著作。为了使“小鼹鼠”能够跨越国界和语言的障碍，米勒在动画片创作中，选择了以丰富的动作、表情和简单的声音来传递信息，而尽量避免用言语表达。20世纪80年代，《鼹鼠的故事》引入中国，成为一代人的经典回忆。2016年3月，一部由中捷两国合拍的动画片《熊猫和小鼹鼠》开播，融入中国元素的“鼹鼠的故事”，也让小鼹鼠继续在两国的孩子们心中播撒友谊的种子。 贝德里赫·斯美塔那出生于1824年，是捷克古典音乐的奠基人、捷克民族歌剧的先行者、捷克民族乐派的创始人。1874年，斯美塔那不幸耳聋，但仍继续坚持创作，创作了大量作品。习近平提到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就是斯美塔那的代表作。而1883年出生的捷克著名作家哈谢克，作品以幽默和讽刺见长，代表作《好兵帅克》以一个普通的捷克士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为情节线索，深刻揭露了奥匈帝国统治者的凶恶专横及其军队的腐败堕落。很多评论家都把帅克比作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好兵帅克》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近30种文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 2016年3月，习近平访问捷克，是他担任国家主席后第一次访问中东欧国家。在讲述中捷人文交流的故事之前，习近平特意提到捷克“人杰地灵，山川秀美，人文历史底蕴深厚”。回忆20世纪90年代曾经到访捷克，勤劳智慧的捷克人民、蓬勃开展的捷克经济社会建设、伏尔塔瓦河孕育的波西米亚文明，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捷克画家根据孙悟空的形象创作了《美猴王》画作，《鼹鼠的故事》在中国少年儿童中广受欢迎……习近平在捷克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讲述的这些故事，不仅形象道出了中捷的历史情谊，更生动指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他由此指出，中捷两国人民素来互相欣赏对方的文明、文化，近年来更是不断掀起交流高潮，希望能够“加强人文交流，赋予时代内涵”。 新加坡大学生看中国 今年7月，几名新加坡“90后”大学生参加了2015“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他们来到中国西北，用镜头记录现代中国，通过秦腔、兰州牛肉面、羊皮筏子等元素了解和传递中华文化。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深造的两名大学生则用一年时间拍摄了50个新加坡当地人物的梦想故事。相信在座的同学们身边还有很多这样的事例。 ——《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2015年11月7日） 延伸阅读 “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和会林文化基金联合主办，是一项外国青年以自己的独特视角观察中国，并通过自主拍摄讲述中国故事、记录中国风貌、展现中国精神的文化体验活动。2015年的“看中国”项目，共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的100位青年大学生参加，他们围绕“人·家·国”主题，拍摄了100部纪录短片。其中，既有通过“筷子”探寻中国阴阳平衡文化的《筷子：青岛的阴与阳》，也有以牛肉面为线索思考“家”文化的《来一碗兰州牛肉面》，还有聚焦一对在高校做后勤工作多年的老夫妻的《相伴》……近距离的接触，连续的跟踪，深度的观察，让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中国”。一位参加者在甘肃兰州经历17天的拍摄生活后，就表示“改变了对中国西部城市的传统印象，看到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新中国西北地区城市”。 同样是“他者视角”，两名中国大学生以镜头记录下了50位新加坡当地人的故事，同样让人“感受到梦想的巨大力量”。这50个人中，年龄最小的刚刚出生还没几天，年龄最大的已经97岁了，他们的故事拼接起来，就是一幅斑斓的新加坡时代画卷。摄影的首展是在一个商场里，来看的基本上都是路过的本地观众。他们在看完展览后感叹，原来在狮城不仅有曾参加对日作战的“飞虎队”队员，还有几十年如一日打磨出数不胜数作品的木雕师，更有用草根书店筑起一片郁郁葱葱“文化防护林”的守望者……所感者，是有那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所叹者，是这些故事就在身边，自己却未曾发现。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讲述中新两国大学生探索与发现对方国家的故事，既展示了两国友谊的接力棒正在由两国年轻一代接过来、跑下去，更要说明，只有在加深了解、互学互鉴中，才能增进友谊。 每一次的文明探索之旅，每一次的深入交流之行，都是拆除心灵围墙的契机。习近平多次向世界各国人民发出邀请，热诚欢迎他们来感知中国、了解中国，并强调，“了解中国，不能只看一个点、一个面，切忌盲人摸象”“我们期待时间能够消除各种偏见和误解，也期待外界能够更多以客观、历史、多维的眼光观察中国，真正认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在他看来，“如果说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是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刚力，那么人文交流则是民众加强感情、沟通心灵的柔力。只有使两种力量交汇融通，才能更好推动各国以诚相待、相即相容”。 寻找莎士比亚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哈姆雷特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中国陕北的一个小村子当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青春时光。那个年代，我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剧本。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我。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我相信，每个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不仅能够感受到他卓越的才华，而且能够得到深刻的人生启迪。 中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他创作的《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等戏剧享誉世界。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人都是1616年逝世的。明年是他们逝世400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两国人民交流、加深相互理解。 ——《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2015年10月21日） 延伸阅读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两位同时代的东西方戏剧大师，两位大师同在1616年逝世，又在2000年同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百位历史文化名人。 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最重要的作家，莎士比亚写过众多剧作和十四行诗，被誉为“人类文学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他的作品不仅展现了精妙绝伦的语言艺术，更有耐人寻味的立意和主题。在他笔下，延宕忧郁的王子哈姆雷特、邪恶冷酷的阴谋家麦克白、刚愎自用的将军奥赛罗、昏聩暴虐的李尔王等，人物形象令人过目难忘；爱与宽恕、复仇与背叛、死亡与毁灭、“人的哀乐与生的光华”，作品的主题恢弘深刻。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感慨：“每一条意识的河流都通往莎士比亚，白天和黑夜都迂回而不间断地通往莎士比亚。”莎翁的挚友、诗人本·琼森更是断言：“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他的代表作除了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皆大欢喜》等经典作品。 汤显祖是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戏剧作品《牡丹亭》（又名《还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如同莎士比亚的鸿篇巨制一样，这些作品展现了极为丰富广阔的人生，其中许多名句和形象早已家喻户晓，流传千古而不绝。“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杜丽娘，黄粱一梦经荣辱的书生卢生，梦入蝼蚁之槐安国为南柯郡太守的游侠淳于棼……汤显祖以梦境写人生，以虚幻写现实，其浪漫的文学想象、绮丽的艺术文笔、深邃的人文精神，在当时的剧坛超迈绝伦。与汤显祖同时期的曲论家王骥德称赞他的剧作“婉丽妖冶，语动刺骨”。 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是“巨人时代”的“时代巨人”，以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力量的讴歌，成为西方文艺复兴和东方人文启蒙的“时代的灵魂”，艺术的魅力使他们不仅属于一个国家，更是属于整个世界。 在习近平访英后，中国的抚州市向莎士比亚出生地基金会赠送了一尊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人在一起的青铜塑像。如今，该塑像被放置在莎翁故居里，而另一尊同样的塑像则存放在抚州市汤显祖纪念馆，作为中英两国文化交流的见证。 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以自己与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对话，以莎士比亚与汤显祖的同频共振，生动地阐明了他的一个判断：我们的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主基调”。他用讲故事的方式，表明希望通过人文交流，拉近中国与英国的“文化距离”，让“中英两国文化中的精华”，能“对两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来一杯海明威的莫希托 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托马斯·潘恩的《常识》等著作，也喜欢了解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等美国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还读过梭罗、惠特曼、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等人的作品。海明威《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第一次去古巴，专程去了海明威当年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边。第二次去古巴，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块。我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我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 ——《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 延伸阅读 有着“文坛硬汉”之称的海明威，出生于1899年，是美国著名作家，被誉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以红十字会司机的身份投身于意大利战场。在那里，他被授予中尉军衔和三枚奖章，也留下了237处伤痕和梦魇般的记忆。康复后的海明威在巴黎一边当记者，一边写小说。1926年，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出版，真实表现了战争对年轻一代在生理和心理上造成的巨大伤害。海明威和他所代表的一些作家因而被称为“迷惘的一代”。 发表于1952年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是海明威最著名、影响力最大的作品之一。它讲述的是一位名叫圣地亚哥的老渔夫在大海中，与巨大的马林鱼、成群的鲨鱼搏斗的故事，赞颂了人类面对艰难困苦时所显示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可就是打不败他。”这句常被人引用的名言，便出自《老人与海》。在62年的人生旅程中，他还创作出了《永别了，武器》《乞力马扎罗的雪》《渡河入林》等诸多不朽名著。1954年，海明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的一生，超过1/3是在古巴哈瓦那度过的。他曾描述道：“我热爱这个国家，感觉像在家里一样。一个使人感觉像家一样的地方，除了出生的故乡，就是命运归宿的地方。”而在这里，有一个“街中小酒馆”，最有名的酒是用古巴特产朗姆酒加薄荷叶和柠檬调配的鸡尾酒，名叫“莫希托”，也是海明威的最爱。 与海明威一样，《联邦党人文集》也体现着浓厚的美国精神。1787年5月，应美国邦联国会邀请，在乔治·华盛顿主持下，费城举行了全国代表会议。会议否定了旧的《邦联条例》，重新制定了一部取而代之的新宪法。新宪法在美国各州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种拥护，一种反对。因此就发生了美国历史上一场最激烈的论战。《联邦党人文集》就是这次论战的结果。它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共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文集。 托马斯·潘恩被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名也出自潘恩。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撰写广为流传的《常识》小册子，鼓舞北美民众争取独立，建立共和政体。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价值。习近平详细列举自己阅读过的美国经典作品和造访海明威酒吧的亲身经历，正是为了表达：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我们需要去深入了解”。 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不仅熟络地说起雄伟挺拔的雷尼尔山、波光潋滟的华盛顿湖，还提到电影《西雅图不眠夜》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这部讲述爱与被爱故事的经典电影，塑造了中国观众对西雅图的最初印象：浪漫之都。直至今日，电影海报上的那句话，依然常被人提起：“如果那个你从未遇到，从未见过，从未认识的人，却是唯一属于你的人，那么，你将怎样？这里是西雅图，它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奇遇。”习近平以此为例，说明一个道理，“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白马驮经与玄奘西行 公元67年，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译经著说，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佛经翻译。白马驮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带回中国。中国大航海家郑和七次远航、六抵印度，带去了中国的友邦之谊。印度歌舞、天文、历算、文学、建筑、制糖技术等传入中国，中国造纸、蚕丝、瓷器、茶叶、音乐等传入印度，成为两国人民自古以来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历史佐证。 ——《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2014年9月18日） 一个多星期前，印度总理莫迪先生访问了我的家乡陕西省，我在西安同他一道追溯了中印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隋唐时期，西安也是中日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当年很多来自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僧人在那里学习和生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阿倍仲麻吕，同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留下了一段动人佳话。 ——《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5月23日） 延伸阅读 佛兴西方，法流东国。东汉时期，汉明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域，西行求法。使者一路向西，到达大月氏（今阿富汗境至中亚一带），遇到在此传播佛法的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邀请他们入汉传法。公元67年，高僧随使者一起用白马将经书驮回洛阳，历史上因此称之为“白马驮经”。汉明帝还专门在洛阳城建造了一座白马寺，两位高僧便是在此译出了著名的四十二章经。南北朝时的佛教典籍《洛阳伽蓝记》称：“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 与白马驮经相比，玄奘西行的知名度或许更高。家喻户晓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就是以玄奘取经为蓝本创作的。据文献记载，唐代时，高僧玄奘从长安出发，向西经西域，历经艰险，到达印度。在印度学成之后，玄奘携带经书回到长安，先后在大慈恩寺、弘福寺、西明寺等处翻译佛经。玄奘谢绝了唐太宗让其还俗任相、辅佐朝政的要求，“专务翻译，无弃寸阴”。因其所依据的印度梵本后来散佚较多，玄奘的译本也被视为“第二梵本”“准梵本”。除了译经，玄奘还把他在印度的经历用文字记录了下来，写成《大唐西域记》。这部书生动地记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成为研究中西交通、佛教历史的重要文献。更值得一说的是，据《旧唐书》记载，玄奘还把老子的《道德经》翻译成梵文，传入印度。 阿倍仲麻吕是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留学生。他在开元年间参加科举考试，高中进士。阿倍仲麻吕不仅学识渊博、才华过人，还感情丰富、性格豪爽，是一位天才诗人，与诗人李白、王维等相交甚深。他在回国之前曾写下《衔命还国作》一诗，赠答友人。后来此诗还被收录在宋人编辑的优秀诗文集《文苑英华》里，也是里面收录的唯一一个外国人的作品。王维更是提笔写下《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以“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表达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历史上那一个个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故事，也正是沟通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座座桥梁。习近平讲述白马驮经、玄奘西行、阿倍仲麻吕与中国唐代大诗人结下深厚友谊等故事，目的正是要说明，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割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对于邻国，习近平有一个精辟的说法：邻居是搬不走的，人可以择邻而居，但国家是搬不走的，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和睦邻邦。中国与周边邻国，古有往来互鉴之情，近有患难与共之交，现有共同复兴之业，地缘相邻、文化相近、历史相亲，睦邻友好是最佳的选择。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中国将“诚心诚意同邻居相处，一心一意共谋发展，携手把合作的蛋糕做大，共享发展成果”。 泰戈尔的中国故乡 90年前，中国人民喜爱的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了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一踏上中国的土地，泰戈尔就说：“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在离开中国时，他伤感地说：“我的心留在这里了。” ——《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2014年9月18日） 对印度文明，我从小就有着浓厚兴趣。印度跌宕起伏的历史深深吸引了我，我对有关恒河文明、对有关吠陀文化、对有关孔雀王朝、贵霜王朝、笈多王朝、莫卧儿帝国等的历史书籍都有涉猎，特别关注印度殖民地历史以及印度人民顽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也十分关注圣雄甘地的思想和生平，希望从中参透一个伟大民族的发展历程和精神世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新月集》等诗集我都读过，许多诗句让我记忆犹新。他写道，“如果你因为失去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失去了群星”，“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候”，“错误经不起失败，但真理却不怕失败”，“我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它欺骗我们”，“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等等，这些优美又充满哲理的诗句给了我很深的人生启迪。 ——《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梦——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2014年9月18日） 延伸阅读 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被视为印度文明在国际上的“代言人”。他在长达60多年的文学生涯里，创作出了包括《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名作在内的50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20多个剧本。在印度，泰戈尔影响巨大，与同时期的印度伟人甘地并称为印度文学和政治领域的两大圣贤，甘地“圣雄”的称号便由泰戈尔所起，而泰戈尔则被甘地称为“大智者”。 泰戈尔与中国的情谊由来已久。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泰戈尔的许多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并持续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1924年3月，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泰戈尔一行六人组成访华团来到中国。在杭州参观访问时，泰戈尔在浙江教育厅发表了名为《从友爱上寻光明的路》的演讲，听众超过3000人。泰戈尔感怀杭州之美丽，现场作诗一首：“山站在那儿，高入云中，水在他的脚下，随风波荡，好像请求他似的，但是他高傲的不动。” 泰戈尔访华期间，正值64岁寿辰，梁启超在为其祝寿之时，合中国对印度的古称——天竺，以及印度对中国的古称——震旦为一体，赠送给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泰戈尔欣然接受。珠联璧合的名字，也表达了中国朋友对泰戈尔在中印文化交流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期望。 之后，泰戈尔以其不懈的努力，回应了这个美丽的名字。1937年，他在印度国际大学设立中国学院，开印度研究中国之先河。中国作家许地山、画家徐悲鸿、教育学家陶行知等都曾赴该学院讲学。我们现在常见的那幅泰戈尔画像，便是徐悲鸿在印度讲学时所作。1941年，泰戈尔还在自己的最后一个生日上，口述了《我曾踏上中国的土地》一诗，深情地回顾了他在中国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 文学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对外交流的有效载体。经典的篇章、哲思的语言，往往能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中，引起情感的共鸣。2014年9月18日，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讲述自己读泰戈尔作品的故事，并引用泰戈尔的名句，拉近了心灵的距离。从告诉世人对印度文明“从小就有着浓厚兴趣”，到如数家珍般地讲述印度历史，再到朗声诵读泰戈尔的名句，习近平娓娓道来的叙述，就像是老朋友间的对话，情深意长。 1990年，习近平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在即将离开他工作了近两年的宁德之际，他引用了泰戈尔访华回国时的一则故事，作为给当地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友人问泰戈尔，你到中国丢失了什么？他回答：什么也没丢，就是留下了一颗心。习近平以此为喻说道：“人虽然即将离开闽东，但我留下了一颗热爱闽东的赤诚之心。”人都是一样的，都会因相知而相惜，因知心而暖心。以情暖人，以诚动人，感情的水温就会慢慢升高。 法门寺的琉璃器 1987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 延伸阅读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始建于东汉末年，被称为“关中塔庙之祖”。寺内的法门寺塔因葬有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故名“真身宝塔”。唐贞观年间，法门寺塔改建为4级木塔，但于明隆庆三年（1569年）因地震而倒塌。后又改建为13层八棱砖塔，高47米，极为壮观。 由于塔身重量过大，塔基下又有地宫，上重下轻，建成54年后，在一次地震中塔身开始向西南倾斜。1981年，在风雨交加中法门寺塔的西半侧突然垮塌，塔刹也随即跌落。1987年，重建新塔、清理塔基时，意外发现地宫。除了4枚舍利、121件金银器、14件秘色瓷，地宫还出土了20多件琉璃器。 琉璃器自公元3世纪传入我国后，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比金银器还珍贵的物品。这批出土的琉璃器，既有琉璃瓶，也有琉璃盘，还有茶杯和茶托，以伊斯兰样式居多，分别由东罗马、西亚和中国制造，是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文物价值极高。 琉璃器皿虽由域外传入，却早已融入唐代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其物质文化的重要部分。唐代诗人韦应物就曾以“咏琉璃”为题，盛赞琉璃：“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尘。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而素有“诗鬼”之称的李贺也写道：“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 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既让中国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华夏。习近平讲述他在法门寺欣赏琉璃器的故事，正是要阐释“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这个道理。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全面阐述对世界文明传播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第一次系统提出“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这次演讲中，习近平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包括三个层面内容：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习近平曾打过一个精妙的比喻：“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正如他在这次演讲中强调的，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 丝路上的中西交流史 公元前100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琉璃、珍珠等物品。中国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交好的国家多达70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中国人的知识视野。之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 延伸阅读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自西汉起，就有一条连接中国、中亚、西亚和欧洲的贸易大通道，横穿欧亚大陆。丝绸、瓷器西去，良马、宝石东来，这一通道的开辟，书写下中西交流史的瑰丽篇章。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将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得到广泛认同。 “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还有一条海上的经贸和文化交往大通道，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被法国汉学家沙畹命名为“海上丝绸之路”。宋代之后，瓷器替代丝绸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也被称为“陶瓷之路”。 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上，有两位中国人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一位是西汉的张骞。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两度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各国的通道，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张骞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麻等西域文化成果。由于他所经过的地方都是汉人没有到过的地方，历史上称之为“张骞凿空”。 另一位是明代的郑和，他受命率领200多艘海船、2.7万余人，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东非、红海。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最多、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比欧洲国家航海时间早半个多世纪，是明朝强盛的直接体现。 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是沿线众多民族的共同创造，是名副其实的交流之路、友谊之路。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联通的纽带，也是文明交融的血管，对推动科学技术进步、文化传播、物种引进，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政治交流以及创造人类新文明，有着重大贡献。 跨越千年的历史，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互通有无之路，也是一条民心相通之路，更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习近平讲述丝绸之路上中国与古代西域各国交流的故事，不仅是要告诉大家，“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更是在强调，“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前行。演讲中，习近平引用了两句西方的名言，一句是雨果所说的，“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另一句是拿破仑所说的，“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他以此告诉世人，一方面，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苏西洛写歌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苏西洛总统创作的一首歌，名字叫《宁静》。那是2006年10月，苏西洛总统来到中国广西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会议间隙，他在漓江上产生了创作灵感，提笔写下了一首优美的歌词：“快乐的日子，在生命中不断循环，我与伙伴，共同度过那美好时光。”苏西洛总统在中国的山水之间触景生情，想起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家乡，说明我们两国人民是心相通、情相近的。 ——《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2013年10月3日） 延伸阅读 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是印度尼西亚第六任总统。1949年，苏西洛生于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巴芝丹市的一个贫苦的军人家庭，2004年在印度尼西亚总统大选中获胜。担任总统期间，他以“亲民”和“廉洁”为口号，掀起一场席卷印度尼西亚的反腐运动，惩治了大量贪腐官员，被民众誉为“清廉先生”。 苏西洛不仅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在音乐方面也多有建树。他曾在2007年到2010年期间出过3张音乐专辑，均由他本人创作。他表示，希望通过这些歌曲，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并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热爱祖国，为印度尼西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2006年10月29日，苏西洛趁着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峰会间隙，到桂林访问，并游览了漓江和芦笛岩。十月的桂林，桂树飘香；秋日的漓江，如同一条青绸罗带，盘绕在群峰山峦之间。泛舟畅游，仿佛置身画廊美景。苏西洛被漓江的美丽深深吸引，他用诗一般的话语赞美道：“上帝给漓江这样美丽的景色，世界绝无仅有，让我饱尝了她的美丽。在适当的时候，我将带着所有的亲人来这里，让家人也品尝这天下美景。”漓江的山水风光，也让苏西洛总统想起了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家乡。他触景生情，产生了创作灵感，写下了《宁静》这首歌：“宁静的夜晚，在那美丽的村落外，我独自思索，思索再思索。快乐的日子，在生命中不断循环，我与伙伴，共同度过那美好时光。村落安静又寂静，爱情花儿朵朵开，我不停地耕织，耕织再耕织。心中默默地祈祷，求主恩赐我民族，生活永远安宁，永远和睦。” 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以苏西洛写歌的故事说明，“正是有了这样一个个友好使者，架起了一座座友谊桥梁，打开了一扇扇心灵之窗，我们两国人民友谊才得以穿过历史长河、跨越浩瀚大海，历久弥坚，历久弥新”。 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引用了印度尼西亚的一句谚语：“金钱易得，朋友难求。”一部世界文明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民间交往史、交融史。那些打动人心的人文交流，是维系和发展国家关系最朴实、最坚固的情感纽带。国家间的友谊，需要相互理解、相互支持、携手合作，更需要两国有识之士参与其中，脚踏实地去耕耘。 冼星海大道 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广泛欢迎。 ——《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2013年9月7日） 延伸阅读 千百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友好篇章。中国音乐家冼星海的故事，正是其中的一页。 1940年，冼星海受命从延安前往苏联，为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与配乐。然而，1941年苏德战争的爆发，不仅使得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冼星海的回国之路也因之受阻。之后，他辗转到达阿拉木图。举目无亲、居无定所、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两位音乐家在艰苦岁月中，依然坚持音乐理想，不断相互激励，创作乐曲，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拜卡达莫夫非常欣赏冼星海的音乐才华，推荐他到北部城市科斯塔奈，为当地初创的音乐馆作音乐指导。在科斯塔奈，冼星海不辞辛苦，用音乐激励当地群众。在他的努力下，科斯塔奈音乐馆顺利开张，并举行了卫国战争爆发之后的第一场音乐会。冼星海不仅负责指挥，还亲自参加演奏。由此，他也得到了一个当地语言的名字——“黄什”，也就是欢乐的意思。他还经常与同行前往山村巡回演出，并逐渐开始了解哈萨克斯坦的民间音乐，不仅学会了弹奏冬不拉，还收集、改编、创作了许多当地风格的作品。在哈萨克斯坦，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及管弦乐组曲《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其中，他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着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欢迎。冼星海去世后，阿拉木图市将拜卡达莫夫家附近的一条大街命名为“冼星海大道”，并为他竖立起一座纪念碑。 不同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相互激荡，形成润物无声的精神纽带，加深了沿途人民心心相印的相互理解。回顾丝绸之路的历史，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才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习近平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讲述冼星海的故事，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 各国人民共同谱写出千古传诵的交流互鉴、友好往来篇章中，冼星海的故事只是其中一页，但这一页也无可辩驳地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习近平的这句话，正是“冼星海大道”给予我们的宝贵启示。 新加坡的郑和宝船 15世纪初，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扬帆远航，多次到访新加坡。新加坡海事博物馆里有一艘按原尺寸复制的郑和宝船，以纪念这一伟大事件。明末清初，许多来自中国广东、福建的民众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带来了中华文化和技术，也播下了中新友好的种子。 ——《深化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亚洲美好家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2015年11月7日） 延伸阅读 在距今600多年前的15世纪初，一支由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从中国太仓的刘家港起锚，先后7次，历时28年，由海路造访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便是举世闻名的“郑和下西洋”。郑和的这一壮举，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堪称“大航海时代”的先声。 在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中，“体势巍然”的宝船，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曾称赞“郑和之后，再无郑和”的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就特别指出，郑和下西洋“有深当注意者二事”，其中一事，就是明朝“航海利器之发达”。据史料记载，郑和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换算下来，船长为125米，宽50米，吃水9米，排水量17000余吨。在这样的“庞然大物”面前，哥伦布舰队的旗舰（长25.9米）不过是“一叶扁舟”；4个世纪后，英国举全国之力、6年财政预算建造的木质战舰“维多利亚”号，也“稍逊风骚”。明朝当时国力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下西洋却不是为了侵占掠夺他国，更不是要充当“海上霸主”。恰恰相反，郑和一直是东西方交流的“和平使者”。他每到一国，第一件事就是宣谕皇帝诏书，表达共享天下太平之福的期望；第二件事是向国王和官员赠送礼物，传递建立和发展友好往来的意愿；第三件事便是商谈贸易。郑和七次下西洋，没有占领他国一寸土地，没有掠夺他国一点财物，对所有国家民族都以礼相待、平等交往。而且，还给所到之国的人民带去了大量的丝绸、瓷器等精美物品。也因此，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郑和宝船至今仍被视为“和平”“友好”“交流”的象征。 坐落于新加坡圣淘沙岛的新加坡海事博物馆里，就有一艘按原尺寸复制的郑和宝船。宝船足有三层楼高，雄伟异常。宝船的船头，也是博物馆的开放式剧场，参观者可以在大屏幕上观看动画短片，重温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故事。 习近平访问新加坡时，一个“亲”字，一个“新”字，是屡屡见诸中新两国报端的文字。他在演讲中讲述新加坡复制郑和宝船的故事，既表达两国具有“人缘相亲”的情谊，也寄寓共同书写“历史新篇章”的期待。 习近平访新，新加坡各界满怀“亲戚”来家的感觉。当地人不无感慨地说道，习近平在福建工作多年，而新加坡华人绝大多数来自福建与广东，对习近平格外有亲切感。其实，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习近平就曾三次来到新加坡。他与陈庆炎总统、李显龙总理也曾多次见面，都是老朋友。中新友好，习近平既是亲历者，更是推动者。习近平在新加坡演讲结尾时的一段话，真挚而深沉：“展望未来，亚洲再次站到了引领历史发展的前列。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前途命运维系于斯。”发自内心的语言，往往更能深入人心。习近平之所以屡屡在访问时引发“中国旋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中美的友好往事 230多年前，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跨洋过海首航中国。150年前，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同美国人民一起，铺设了横贯东西的美国太平洋铁路。70年前，中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并肩奋战，共同捍卫了世界和平和正义。在那场战争中，数以千计的美国将士为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赢得自由和独立给予的道义支持和宝贵援助。 ——《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 延伸阅读 1784年2月22日，一艘载重360吨的货船从美国纽约启航，驶向中国广州。此时，刚刚获得独立、饱受英国贸易封锁困扰的美国，迫切希望与外部世界交往。美国商人将目光投向了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并为商船取了一个悦耳的名字——“中国皇后号”。1785年5月11日，“中国皇后号”完成了中美的首次通航，满载而归，船上装载了大量陶器、瓷器、丝绸、檀香扇等中国商品。美国国父、首任总统华盛顿闻讯鉴赏了“中国皇后号”贩回的瓷器后，一下购买了300多件，这些两个多世纪前的古董至今仍收藏在华盛顿故居维尔农山庄和宾夕法尼亚州博物馆。美国一位“中国通”曾评价道：“对于一艘盲目航行的船来说，所有风向都是逆风，可喜可叹的是‘中国皇后号’没有盲目航行，它带来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让美利坚获益匪浅。” 横贯美国东西的大动脉——太平洋铁路，同样有着深深的“中国印记”。1863年，太平洋铁路动工修建。相比于东段平原广布，铁路的西段地形复杂，施工条件恶劣。然而，中国工人却“做到了其他人难以做到的事”。当时的加州州长在向美国总统约翰逊报告时感慨：“他们沉着而安静，此外，他们非常勤劳，热爱和平，耐力也比其他民族强得多。这些华人的学习能力令人惊讶，他们很快就学会了未来铁路建设工作中所需要具有的专业技术，而且无论哪一种工作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熟练。”于是，中国工人迅速成为修建西段铁路的主力军。人数最多时，有超过6000名中国工人奋战在修建太平洋铁路的第一线。 7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更是“抹不去的国家记忆”。由美国飞行员陈纳德组建的“飞虎队”，为中国战场运送了80万吨战备物资，击落、击毁敌机逾2600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果；驼峰航线的开辟，更是在滇缅公路被切断的危急时刻，保障了中国战略物资的运输。在共同战斗的岁月，来华的美籍飞行员都会随身携带标有“来华助战洋人（美国），军民一体救护”的“血幅”，看到携带有“血幅”的受伤飞行员，中国的群众就会全力救治。 2015年，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一站就是华盛顿州西雅图市。面对欢聚一堂的新老朋友，习近平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中美人民合力建设太平洋铁路以及两国共同抗击法西斯这三个故事，对一些人的疑问作出了回答：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有着深厚的民意基础和历史渊源。 在这次演讲中，习近平提出在新起点上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几件事尤其要做好：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坚定不移推进合作共赢、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广泛培植人民友谊。“中国皇后号”等三个故事，是习近平在讲到最后一件要做好的事时说到的，旨在强调“中美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 抗日战场上的外国八路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的宝贵支持。苏联给予中国抗战有力的物资支持，美国“飞虎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一大批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战。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不远万里来华救死扶伤，法国医生贝熙叶开辟运输药品的自行车“驼峰航线”，德国的拉贝、丹麦的辛德贝格在南京大屠杀中千方百计保护中国难民，英国的林迈可、国际主义战士汉斯·希伯等记者积极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壮举。战争后期，苏联红军开赴中国东北战场，同中国军民一道对日作战，加速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进程。这些事迹至今仍在中国人民中间广为传颂。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2015年9月3日） 延伸阅读 在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中，正义的力量携手跨进同一条战壕。直至今日，动人的故事仍在流传。 白求恩，加拿大医生。1938年1月，他率领一个医疗队，越洋过海来到中国。在此后近两年时间里，他出入火线救死扶伤。在著名的齐会战斗中，白求恩把手术台设在一座离火线7里的庙里。即便敌人的炮弹炸塌了围墙，他仍坚持工作，为115名伤员做了手术，持续时间达69小时。这时的他，已年近50岁，还两次为伤病员输血，每次300毫升。他总是说：“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白求恩在一次为伤员实施急救手术时受感染，1939年11月12日于河北唐县黄石口村不幸逝世，终年49岁。 柯棣华，印度医生。柯棣是他的姓，到中国后，为了表示在这里奋斗的决心，他在姓后面加了一个“华”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随一个五人援华医疗队来到了中国，1939年2月在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医疗队，并于194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晋察冀边区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始终以白求恩为榜样，全力抢救与日本军队作战的伤员，即便是重病也表示“一分钟也不愿离开战斗的岗位”。1942年12月，由于癫痫病发作，柯棣华不幸在前线逝世，年仅32岁。 贝熙叶，法国医生。抗战时期，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缺医少药，贝熙叶便利用自己外国医生的身份，穿越日军的封锁线，担负起了为八路军运输药品、绷带等医疗用品的任务。一开始，他用汽车运送，但日军随后对汽油实施配额供应政策，贝熙叶便改用自行车，开辟出了一条运输医疗用品的自行车“驼峰航线”。 英国友人林迈可则在担任八路军通讯技术顾问期间，不仅为革命根据地培养无线电人才，还为八路军设计建造了天线和发射机，让“延安声音”传递到海外。 德国朋友汉斯·希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不畏艰险先后到延安、皖南、苏北采访八路军和新四军，撰写了大量报道，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被称为“外国八路”。 9月3日，是一个值得世界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1945年的这一天，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习近平深情讲述外国友人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的故事，就是为了强调，和平来之不易，和平必须捍卫。 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更好开创未来。讲话中，习近平从正反两个方面阐释了中国人民的历史观。从反面而言，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侵略历史，是对历史的嘲弄，是对人类良知的侮辱，必然失信于世界人民；从正面来说，历史的启迪和教训是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应更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持和平发展，共同开创世界和平充满希望的未来。在同一天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不仅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外交理念，还宣布裁军30万，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维护和平的坚定决心。 集中营里的元帅女儿 中白两国人民同仇敌忾、并肩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彪炳史册的伟大贡献。在明斯克的纳粹集中营里，新中国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的女儿朱敏曾同白俄罗斯小伙伴共抗德国法西斯，唐铎将军曾驾机参加解放明斯克的战役。苏联红军中白俄罗斯籍将士曾远赴中国参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空战和解放中国东北的重要战役，“苏联英雄”布拉戈维申斯基空军中将、尼古拉延科空军中将、兹达诺维奇少将等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在白俄罗斯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让中白友好合作的乐章激越昂扬》（2015年5月8日） 延伸阅读 朱敏是朱德元帅唯一的女儿。1941年2月，朱敏被送到苏联莫斯科第一国际儿童院学习，为了不暴露身份，她化名“赤英”。姓“赤”，即隐指“朱”。朱敏从小就患有哮喘病，加上莫斯科气候寒冷，导致旧疾复发。儿童院便将她送到白俄罗斯首府明斯克郊区的少先队夏令营进行疗养。然而，天不遂人愿，朱敏到达宿营地的当晚，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夏令营的孩子们还未来得及撤退，敌军就占领了明斯克。随后，他们又被送往纳粹的集中营。在集中营里，朱敏与小伙伴们受尽折磨，但他们仍不忘与法西斯“作战”，或是趁敌人不注意，往子弹箱里倒水，让子弹受潮；或是在装子弹时，往火药里吐唾沫、掺沙子等。直到1945年初，在苏联红军的解放下，朱敏等人才最终逃离纳粹集中营。 “飞将军”唐铎，是唯一一位曾在苏联、波兰和德国境内与纳粹德国空军搏击长空的中国人。卫国战争期间，他参加空军冲击团，任见习空中射击副团长，曾带领4架强击机超低空出航，炸毁几十架敌机，一战成名，被誉为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中国雄鹰”。唐铎还在1945年春天解放东普鲁士战役中创下了一天放飞六次的纪录。由于其卓越的战功，唐铎被苏联政府授予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和苏联卫国战争勋章等荣誉。 中国人民同样不会忘记“老朋友”的帮助。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的苏联飞行员组成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来到中国。空军中将布拉戈维申斯基在1937—1938年期间，曾在中国指挥过一个由中苏飞行员组成的歼击机大队，参加了多次空战。1938年5月，武汉遭日机空袭时，该大队共击落敌机36架，其中7架由布拉戈维申斯基击落。而空军中将尼古拉延科曾率领飞行员，在敌人有着三倍兵力优势的情况下，成功破坏了日军对汉口进行密集轰炸的计划。在4年多的时间里，志愿航空队有14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 习近平在白俄罗斯媒体发表的这篇署名文章中，用朱德元帅女儿朱敏的故事、两国飞行员并肩作战的故事，回顾中白友谊，让中白历史情谊尽显纸上，使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 中国读者或许知道朱敏是朱德元帅的女儿，却不一定知道她曾与白俄罗斯的小伙伴共抗德国法西斯；白俄罗斯的读者或许听说过布拉戈维申斯基空军中将，却不一定知道他曾远赴中国参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空战，还被中国人民亲切地称为“张飞大队长”。白俄罗斯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馆长斯科别列夫就不无感慨地说，习主席在文中提到了白中两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作战，建立牢固友谊的故事，这对于白俄罗斯人民了解中国的抗战历史非常有益。 照亮黑暗的人道之光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中国城乡战火连绵、硝烟四起，中国人民生灵涂炭、苦难深重，中国大地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三分之一建筑遭到毁坏，大量财物遭到掠夺。侵华日军一手制造的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 令人感动的是，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们中有德国的约翰·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的约翰·马吉等人。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2014年12月13日） 延伸阅读 纵然是深沉的黑夜，也遮不住光亮。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在金陵古城沦为“死亡之海”的危急关头，德国友人约翰·拉贝联络了其他十几位在华外国人士，设立了“南京安全区”，为20多万中国人拉起了一道“生命防线”。有人因此称拉贝为“中国的辛德勒”。在日军的轰炸声中，拉贝不仅毅然留在南京，保护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还写下了长达2400多页的《拉贝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日军的各种暴行，是南京大屠杀最重要、最翔实的史料之一。 同样是在南京被攻占期间，丹麦友人贝恩哈尔·辛德贝格则以他所在的南京江南水泥厂为阵地，为中国百姓提供避难场所。为了阻止日军进入工厂，辛德贝格特意在江南水泥厂周围插满丹麦和德国国旗；他还让人在厂房屋顶上，用油漆绘出了一面近1350平方米的丹麦国旗，“升起了一面在中国最大的丹麦国旗”。从1938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辛德贝格他们庇护的百姓达1.5万人以上。 视中国为“我的家”的美国朋友约翰·马吉，在南京期间，用家用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了下来。他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长约105分钟，记录下日军暴行。1946年，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上，他又勇敢地走上目击证人的席位，当场指控日军在南京的血腥暴行。如今，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约翰·马吉拍摄的这段珍贵影像资料仍在每天循环播放。 正义永远不会被忘记。人性的光芒，不会因为黑暗而熄灭，这是人类永恒的希望。习近平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上，回顾中国人民与国际友人守望相助、共御侵略的故事，就是要向世人宣告，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的宝贵支持，更不会忘记在他们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 在国家公祭仪式上，习近平搀扶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85岁的夏淑琴，与13岁的大屠杀死难者后代袁泽宇一同走上公祭台，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鼎揭幕。其寓意，正是要向世人宣告“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的心愿。铭记历史的瞬间，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坚守。 巴西的中国茶缘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用这句中国古诗来形容中巴关系再贴切不过了。中国和巴西远隔重洋，但浩瀚的太平洋没能阻止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进程。200年前，首批中国茶农就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巴西种茶授艺。在1873年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巴西出产的茶叶赢得了广泛赞誉。中巴人民在漫长岁月中结下的真挚情谊，恰似中国茶农的辛勤劳作一样，种下的是希望，收获的是喜悦，品味的是友情。中国国画大师张大千曾旅居巴西17年，在他居住的八德园画出了《长江万里图》、《黄山图》、《思乡图》等传世珍品。 ——《弘扬传统友好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2014年7月16日） 延伸阅读 一说到“桑巴国度”巴西，不少人都会联想到咖啡。然而，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事实是，这个“世界最大的咖啡生产国”最早的国饮，是和咖啡同为舶来品的中国茶。 巴西与茶叶结缘甚早。1812年至1819年期间，一批来自中国内地、有着丰富种茶经验的茶农经澳门来到巴西里约热内卢，进行茶叶种植。中国茶农在里约热内卢的蒂茹卡获得了一片特别授权的土地，精耕细作中国茶叶。他们不仅在巴西成功试种茶叶，还把种茶和制茶的技艺传授给巴西人民，让巴西一跃成为当时世界上除中国、日本以外的第三大种茶国。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有一段呈现中国茶人来到巴西的表演，原型便是这段历史。 在中国茶农的帮助下，巴西的种茶业蓬勃发展，种植范围也从里约热内卢扩展到多个地区，出产的茶叶不仅满足了巴西国内消费的需求，还成功打入了国际市场。当时，巴西的上流社会都以饮茶为时尚，茶也一度成为巴西的国饮。在1873年的维也纳博览会上，巴西出产的茶荣获第二名，仅次于中国茶。 如今，在里约热内卢的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里，还有一座观景台，名为“中国亭”，是当地的知名景观，就是为纪念曾经在这里种植茶叶的中国茶农而修建。在风靡全球的影片《里约大冒险》中，还有“中国亭”的身影。 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曾旅居巴西17年，在圣保罗市郊修建了一座名园——八德园。1953年初到巴西时，张大千在暂居的朋友家附近山坡散步，见到眼前景色颇似故乡成都平原，于是买下这片地，花3年时间修建了总面积14.52万平方米的中国庭园格局的园林。取名“八德园”，与园中多柿树有关。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中说柿有七德：一长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可娱嘉宾，七落叶肥大可供临书，再加上张大千所说的：柿叶煎水可治胃病（一说可入画），共八德，故将此园称作“八德园”。 巴西有句谚语，友谊就像葡萄酒一样，时间越久越好。中巴的友好往来，正印证了这一点。习近平回顾两国人民交好的历史，并以中国茶农的辛勤劳作，比喻中巴人民在漫长岁月中结下的真挚情谊，形象地道出了“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个道理。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一个细节，足以反映中巴两国关系持续“升温”：习近平抵达巴西时，巴西以骑兵马队护卫习近平出席欢迎仪式，这在巴西已多年未见。习近平2014年的拉美之行，是他担任国家主席之后“第二次到拉美和加勒比走亲访友”。访问首站就是巴西，同样足见中国对巴西的重视。而在演讲中，习近平打动人心的故事、赤心相待的真诚，也让他在巴西国会成为迄今赢得“最多掌声”的外国领导人。 最忆是杭州 杭州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文化重镇和商贸中心。千百年来，从白居易到苏东坡，从西湖到大运河，杭州的悠久历史和文化传说引人入胜。杭州是创新活力之城，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在杭州点击鼠标，联通的是整个世界。杭州也是生态文明之都，山明水秀，晴好雨奇，浸透着江南韵味，凝结着世代匠心。 我曾在浙江工作了6个年头，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在中国，像杭州这样的城市有很多，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大发展、大变化，许许多多普通家庭用勤劳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这一点一滴的变化，集合起来就是磅礴的力量，推动着中国发展进步，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中国发展新起点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9月3日） 延伸阅读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杭州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五代十国时即为吴越国都邑。良渚文化、吴越文化、南宋文化和明清文化，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发展系列，不仅留下了无数名胜古迹，而且成就了很多文人墨客。白居易一生作诗3600多首，其中写西湖山水的诗就有200余首。他捍湖浚湖、重疏六井，使市民能够近湖而栖、安居乐业，也奠定了西湖“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格局。苏东坡不仅留下了佳肴“东坡肉”，留下了“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名句，还将葑草淤泥善加利用，筑成一道横贯南北的长堤。堤上建六桥九亭，遍种桃柳芙蓉，让西子湖变得美不胜收。杭州的历史，是一部因西湖而成名的历史，也是一部因京杭大运河而兴的历史。由于处于海运和内河航运便利的地位，杭州自古就商贸往来繁荣，南宋时期就已经发展成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今天更成为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浙江全省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科教中心。 2002年，习近平开始主政浙江。在接下来的近5年时间里，他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习近平既是杭州点滴变化的见证者，也是杭州大发展的推动者。2003年，习近平担任省委书记不久后，就到杭州进行专题调研，要求推进文化大省建设。随后，他在《浙江日报》的特色栏目——“之江新语”中，以“哲欣”为笔名发表《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一文，指出“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强调“杭州应在保护文化遗存、延续城市文脉、弘扬历史文化方面，发挥带头作用，做得更好”。西湖免费开放后，他又三次向西湖管理部门提出建议：一是西湖边的公共厕所应24小时免费开放；二是在游船船头应增设橡胶轮胎，以免游船经过时损伤桥洞；三是景区长椅的布局，应保持一定的间距。他考虑到“西湖边的恋人很多，如果椅子之间距离太近，恋人们反而会感到不自在”。习近平对杭州调查研究之仔细，由此也可见一斑。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当世界经济进入“新平庸”时代，怎样才能重新激活这“一池春水”？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以杭州为例讲述中国的大发展、大变化，不仅给世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同时也寄语二十国集团，“一点一滴的变化，集合起来就是磅礴的力量”，只有联起手来，才能“让增长和发展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 如果说2015年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安塔利亚峰会，是要对世界经济进行一次精准把脉，那么，2016年的杭州峰会，则是要为世界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药方。对此，习近平提出了四个关键词：创新、开放、联动、包容。这一植根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中国方案”，之所以能提振世界经济的信心，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原因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 梁家河的变化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 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 ——《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2015年9月22日） 延伸阅读 陕西延安60多公里之外，陕北高原的山岭脚下，有一个小村子，名叫梁家河。1969年初，小村子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不满16岁的习近平，与14名北京八一中学的知青一起，徒步来到梁家河，在那里开始了他7年的插队岁月。 黄土地的生活很艰苦。那时的梁家河晚上没有电，习近平与另外5个知青一起住窑洞、睡土炕。窑洞里跳蚤很多，他被咬得浑身都是包，只能在炕席下面撒农药粉灭蚤。一开始，他连掏地、种玉米、割麦子都不会，只能跟着学，村子里的农民咋做，他就咋做。从种地到拉煤，从打坝到挑粪，插队那些年，习近平几乎没歇过，几乎什么活都干过。村民张卫庞回忆道，“习近平是吃了苦的，跟我们一般苦”。 黄土地的生活也很充实。梁家河的插队生活，不仅让习近平锻炼了“挑一二百斤麦子走10里山路长时间不换肩”的毅力，学会了“擀面条、蒸团子、腌酸菜，样样都行”的技能，还让他有了一个施展才干的舞台。在梁家河，习近平“干活不惜力”，被认为“有知识、点子多”，是个“吃苦耐劳的好后生”，逐渐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先后入团入党，还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一次，习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一些农村在搞沼气，便自费前往四川取经，回村后带领村民修建了陕北第一口沼气池，解决了村民做饭和照明的困难。为了增加农田面积，寒冬时节，他带着乡亲们一起修筑淤地坝，每次都主动带头赤脚站在冰水里凿冰清理坝基。此外，习近平还帮着村里建起了磨坊、裁缝铺、铁业社等，改善了大家的生活。 1975年，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村前往清华大学读书。临行前，大家排起了长队为他送行，很多人都不舍地哭了。乡亲们还送给了他一个镶着“贫下中农的好书记”的镜框，以此表达大家的敬意。2015年2月春节前夕，已成为13亿中国人民领路人的习近平，重回梁家河。看到曾一起生活、战斗过的乡亲，习近平动情地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 一位大国的国家主席，站在世界舞台中央向世人阐释中国，没有用宏大的场景描述，也没有用什么统计数字，而是选择了一个对他个人而言最具意义的村庄。这样的选择，源自习近平不变的“初心”，而梁家河的今昔变化，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7年的农村生活，7年的同甘共苦，习近平收获了成长，更坚定了信念。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由迷惘到坚定，由彷徨到自信，这样的转变，就在于陕北高原培养了他不变的信念：要为人民做实事，要与人民心在一起、苦在一起、干在一起。他最初对“人民”二字的体悟，就来自梁家河，来自那些让习近平始终魂牵梦萦的乡亲。 瀛台夜话 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珍视国家独立、统一和尊严。中国政府必须顺乎民意，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中美国情各异，历史文化、发展道路、发展阶段不同，应该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聚同化异，和而不同。两国难免存在一些分歧，但这不是两国关系的主流。两国政府要起到稳定器作用，妥善处理有关分歧。 ——同奥巴马在中南海会晤时说（2014年11月11日） 延伸阅读 北京初冬的中南海，水波荡漾，树影婆娑。习近平在瀛台前迎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两国元首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瀛台桥上，两人凭栏远眺。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华灯初上，熠熠生辉，古老的瀛台见证了中国几百年的变迁。习近平向奥巴马介绍瀛台历史，他表示，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 习近平介绍说，瀛台建于明朝，在清朝是皇帝批文、避暑和宴客的地方。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制定平定内乱、收复台湾的国家方略。后来光绪皇帝时，国家衰败了，他搞“百日维新”，失败后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奥巴马马上接话说：中美历史上这一点是相似的，改革总会遇到阻力，这是不变的规律，需要我们拿出勇气。 难忘此夜。皓月当空，两人边走边聊，谈得特别好，特别深入。每一个环节都大大延迟，原定90分钟的宴会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原定30分钟的茶叙，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当习近平说，吃饭去吧，不想让客人饿肚子。奥巴马却说，还想和你谈几个问题。精彩的对谈，引得奥巴马的官方摄影师皮特虽冻得一直抽鼻涕，就是舍不得到屋里去。一晃五个小时就过去了，夜里11点多，两位大国的领导人才挥手告别。临别之际，奥巴马用了非常动情的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感受，“今晚，我这辈子最全面、深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执政理念以及您的思想”。 继安纳伯格庄园之后，瀛台夜话是中美两国元首第二次不打领带的会晤。冒着寒风，顶着严寒，习近平为何要向奥巴马讲历史？原因正在于，了解中国近代以来历经落后挨打、努力抗争、最终“站起来”的命运，才能理解中华民族为何孜孜以求将实现民族复兴作为百年梦想；了解中国近代以来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探索、奋斗和抉择，才能理解中国人民为何选择马克思主义，为何选择中国共产党，为何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句话，“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瀛台夜话，并非为讲历史而讲历史，其指向乃是当下，即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庄园会晤”到“瀛台夜话”，再到“白宫秋叙”，两国的元首正是在不断的沟通对话、增进互信中，逐步书写下国际关系史崭新的一页。 APEC蓝 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以便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时感觉舒适一点。好在是人努力天帮忙啊，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好多了，不过我也担心我这个话说早了，但愿明天的天气也还好。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好，是我们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我要感谢各位，也感谢这次会议，让我们下了更大的决心，来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我们今后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也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apec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蓝能够保持下去。 ——《在apec欢迎宴会上的致辞》（2014年11月10日） 延伸阅读 从“时间都去哪儿了”到“蛮拼的”，再到“apec蓝”，这些年，习近平用活了不少新语汇。而这些热词，每一个都像一个超级链接，点击其中任何一个，都会展开生动的故事。 2014年11月初，在经历了10月份的多次“雾霾袭城”后，北京的天空迎来了一片湛蓝。监测数据显示，11月1日至12日，除了11月4日为轻度污染之外，其他时间北京的空气质量均为优良级别。而这段时期，也正值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人们便把这样的蓝天称为“apec蓝”，虽有几分调侃，却真切地表达出了对蓝天的期待。 事实上，为了保障apec会议的顺利召开，从11月初起，华北及周边地区工厂停产限产、工地停工，部分城市汽车单双号限行，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放假，进行高强度的督查……一定意义上，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成就了北京的“apec蓝”。对此，有网友提出质疑：停了工厂，关了锅炉，又放了假，是不是有点形式主义？习近平却深思熟虑：“实际上是借apec的东风，尝试推进协同治理的举措。几个省市联合行动，污染排放最终减少了三成以上。这对我们今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都积累了有益的经验。这就是一种实际的努力，并不仅仅为了开会。” apec会议之后，习近平马不停蹄前往布里斯班出席g20峰会。在飞机上，当随行记者向习近平说起“apec蓝”这个热词时，习近平用了一句很辩证的话：变坏事为好事。“大家意识到雾霾不好，形成共识后，主动治理雾霾，唤醒和提高了环保意识，不是好事吗？” 鲁迅先生说过：“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习近平在apec会议如此重要的场合，主动提到“apec蓝”，不仅充分体现了他“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的执政风格，更显示了对人民期望的积极回应，在党心民意的同频共振中，让世人看到了中国治理环境污染的决心。 其实，在2014年初考察北京时，习近平就专门提到了雾霾治理，他指出：“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 心中的鼓岭 1992年春天，我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工作时，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啊，鼓岭！》的文章，讲述了一对美国夫妇对中国一个叫“鼓岭”的地方充满眷念与向往，渴望故地重游而未能如愿的故事。丈夫密尔顿·加德纳生前是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教授，他1901年随父母来到中国，在福州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福州的鼓岭给他留下了特别难忘的印象。1911年他们全家迁回美国加州。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回到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一看。令人惋惜的是，加德纳直到去世也未能如愿。临终前，他仍不断念叨着“kuli g，kuli g”。加德纳夫人虽然不知丈夫所说的“kuli g”在什么地方，但为了实现丈夫魂牵梦萦了一生的心愿，她多次到中国寻访，最终都无果而返。后来，她在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的帮助下，终于查明加德纳所说的地方就是福建省福州市的鼓岭。放下报纸，我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她访问鼓岭。1992年8月，我和加德纳夫人见了面，并安排她去看了丈夫在世时曾念念不忘的鼓岭。那天鼓岭有9位年届90高龄的加德纳儿时的玩伴，同加德纳夫人围坐在一起畅谈往事，令她欣喜不已。加德纳夫人激动地说，丈夫的遗愿终于实现了，美丽的鼓岭和热情的中国人民使我更加理解了加德纳为什么那样深深地眷恋着中国。她表示要把这份情谊永远传承下去。我相信，像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厚植中美互利合作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2012年2月15日） 延伸阅读 1992年4月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一篇叫《啊，鼓岭！》的文章，作者钟翰是一位中国留美学生。钟翰认识加德纳夫人时，加德纳已去世两年。从加德纳夫人口中，钟翰了解到，加德纳的父母是美国前驻华人员，他出生后不到10个月，他们就举家迁到中国。他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直到民国建立，复又迁回”。 孩童时的生活，给加德纳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文章写道，在加德纳的客厅里，有着非常多的“中国元素”：有唐寅的《仕女图》，有一只小小的木雕城隍，有一尊铁铸昭烈帝刘玄德的全身像……而加德纳更是一直有颗“中国心”，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上一看，怎奈当时中美尚未建交。等中美关系好转后，老人又不幸瘫痪并罹患癌症。弥留之际，老人口中仍喃喃不绝地呼唤着“kuli g，kuli g”。 为了圆丈夫的心愿，加德纳夫人曾于1988年初夏造访中国，但无果而返。直到1990年春，她在整理加德纳的遗物时，从其幼时的藏书与作业中发现了11枚邮票，多枚邮票上都有“福州·鼓岭”字样，由此才知道，“kuli g”就是“鼓岭”。 1992年春天，在福建省福州市担任市委书记的习近平，看到报道之后，马上指示有关部门与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热情邀请她访问鼓岭。随后，加德纳夫人从旧金山转道北京抵达福州。在习近平安排下，加德纳夫人来到其丈夫生前念兹在兹的鼓岭，亲眼看到那个美丽的地方，看到丈夫儿时曾徜徉其间的空蒙云雾、滴翠青山。来华期间，加德纳夫人还将丈夫生前收藏的一对脱胎漆花瓶赠送给福州人民，如今，这对花瓶仍珍藏在福州市博物馆。 一个心中的地名，一段友谊的佳话。鼓岭、马斯卡廷，相距万里，却在那个春天隔洋交汇。习近平讲述的鼓岭之缘，是根深叶茂的中美友谊史的一个掠影。跨越20年，习近平用这个动人的故事告诉世界：人民的参与和支持，始终是国家间友好的根本。 有这么两段话，真切地表达了习近平对深化中美人文交流和地方合作的殷殷期许。一段是加德纳夫人访问鼓岭成功后，习近平给她发去贺信，其中说道：“我相信，由《人民日报》刊登的钟翰先生的《啊，鼓岭！》一文引出的感人故事，将在福州以至更大范围内广为流传，将激励更多的人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继续做出努力。”另一段是习近平2012年到访马斯卡廷市后，寄语老朋友：“中美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两国人民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进一步增进中美两国16亿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将决定两国关系的未来。” 后记 当好中国故事主讲人 后记 当好中国故事“主讲人” 卢新宁 有学者认为，政治分为感性政治和理性政治。无论是对外交往，还是著作演讲，“讲故事”不仅能阐释观念、触发思考，而且能感染受众、拉近距离，最终在受众头脑中、心灵中获得双重共鸣，可谓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 “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一个鲜明感受就是，故事可以“载道”，把深刻的思想、抽象的道理，转化成鲜活的故事、生动的例子，既接地气、有文气，更见视野、显水平。 正因此，我们想一窥习近平讲故事的奥秘。人民日报社社长杨振武嘱我带领评论部同志编写《习近平讲故事》一书，他亲自谋篇布局并为本书作序，总结阐述习近平讲故事的方法和意义，思考其中的改革发展之道、大国外交之道、修身为人之道。 作为中国故事的“第一主讲人”，习近平讲故事，有着丰富的内涵，也有着高超的技巧。我们对这些故事进行了“延伸阅读”。一是，丰富故事信息，对故事细节进行补充，详细介绍习近平所讲述的人与事。二是，还原故事语境，看看是何时讲述、向谁讲述，在上下文本中、在时代场景中解读故事。我们希望从这两个层面，让读者对“习近平讲故事”有一个更全面、更立体、更深刻的理解。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曾感慨：“中国领导人是讲故事高手。”可以说，讲故事也是一种重要的软实力。解读习近平讲故事，也是希望更多人能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讲人”。在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价值出口”；在地球村时代，每个人都是“国家名片”。更重要的是，大时代、大变迁，让中国人有着无比丰富的生命可能、有着更为多彩的生活体验。梦想与奋斗、成功与挫折、欢笑与泪水，正是最打动人心的故事。学会发现故事、讲述故事，讲述自己的故事、身边的故事，我们就能向世界更好地展现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 “打动人、说服人”，也是党报评论员的工作。会讲故事、讲好故事，正是本书编写者们要学习的本领和追求的目标。人民日报评论部张铁、范正伟、曹鹏程、李拯、李斌、陈凌等同志精心撰写了故事“延伸阅读”。人民出版社李春生副社长亲自领衔，对该书进行了编辑设计。希望这本书能在思想和表达方面给读者以启发，在这个格外需要“交流与理解”的时代，找到一把沟通心灵、联通情感、融通中外的“金钥匙”。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