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百语①》 星云大师简介 江苏江都人，1927年生，为禅门临济宗第48代传人。 1949年初到台。曾主编《人生》月刊、《今日佛教》《觉世》旬刊等佛教刊物。1967年创建佛光山，致力推广教育、文化、慈善、共修等佛教事业，并在世界各地创设200余所寺院道场。 文化事业方面：1976年创办《佛光学报》，翌年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编纂《佛光大藏经》《佛光大辞典》。1997年出版《中国佛教白话经典宝藏》《佛光大辞典》光盘版；2001年将发行20余年的《普门》杂志转型为《普门学报》（双月刊）；同时成立“法藏文库”，收录有关佛学之两岸硕、博士论文及世界各地汉文论文，辑成《中国佛教学术论典》《中国佛教文化论丛》各100册等。创立佛教电视台人间卫视，以及创办佛教第一份日报《人间福报》等。 教育事业方面：培养1300余位现代僧才，于五大洲弘法度众。并创立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及南华大学。 1985年，卸下佛光山宗长一职，之后四处云游弘法，创建国际佛光会。 近年致力两岸佛教交流。2003年11月，应邀参加“鉴真大师东渡成功1250年纪念大会”；随后率领佛光山梵呗赞颂团，首度应邀至北京、上海演出；2004年2月，两岸佛教共同组成“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至港澳台地区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巡回弘法；2006年4月应邀出席于杭州举办之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说，写下宗教和平交流的新一页。 大师著作等，撰有《释迦牟尼佛传》《星云大师讲演集》《佛教丛书》《佛光教科书》《往事百语》《佛光祈愿文》《迷悟之间》《当代人心思潮》《人间佛教系列》《人间佛教语录》等，并翻译成英、日、德、法、西、韩、泰、葡等10余种语言，流通世界各地。 图字：01-2007-279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百语1／星云大师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7.7 isbn978-7-80188-858-7 1.往…2.星…3.禅宗-人生哲学4.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4987号 作者星云大师 责任编辑张晶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话（010）64267325 传真（010）64245264 电子邮箱xia dai@c pitc.c 网址.xia daibook 印刷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x10921/16开 印张12 版次2008年4月第1版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978-7-80188-858-7 定价24.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自序 经常有人问我：“请给我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好吗？”我一向满人所愿，就这样“一句话”、“一句话”，一生之中不知给了多少人多少个“一句话”。我深深感到：给人“一句话”很容易，但如何让对方受用，才是最重要的。像六祖惠能大师本来只是一名樵夫，因为听到《金刚经》里的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后，若有所悟，所以寻师访道，后来在五祖弘忍大师座下春米八月，开悟见性；丹霞禅师原本要进京赶考，因为听到一句“选官不如选佛”的话而出家学佛，在一番精进修持之后，也成为禅宗的一代祖师。 《阿含经》说：“闻善言，要著意。”我很庆幸生来就具有这种性格，每逢听到好的句子，都能牢记在心，给予活用，使我一生受益无穷。例如家师志开上人引用古德的“先做牛马，再做龙象”，让我肯定工作最神圣，服务最伟大；芝峰法师的“不要做焦芽败种”，让我随所在之处都不忘失菩提心；尘空法师的“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让我即使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仍能坚忍不拔，无怨无悔；东初法师的“钱，用了才是自己的”让我体会到：最佳的用钱之道，是使大众获得取用无尽的般若宝藏。甚至童年时，外婆的“残缺就是美”、母亲的“排难解纷不是闲事”，还有教育家杜威的“重新估定价值”、一般人所误解的“图利他人”等，都成为我一生待人处世的格言。 后来，我自己在应事接物当中也悟出了许多“一句话”，像“凡处世待人，都要皆大欢喜”、“不要让阿弥陀佛代替我们报恩”、“为信徒添油香”、“要做义工的义工”、“肌肉是要活的”、“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感动是最美的世界”、“忙，就是营养”、“疾病就是良药”、“不知道的乐趣”等，于弘法开示中一经提及，立刻就会在徒众之间流传起来，凡此令我感受到“一句话”所散发的力量。无怪乎市面上不乏有关“名人成功一句话”的书籍，多年前也曾经看到《普门杂志》到处为“一句话”的专栏而向人索稿。 后来有人告诉我：一句话固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听时似悟，对境生迷”是一般人的通病，所以希望我将亲身体验说出来，好让大家能够玩味其中的含义。回想我的一生，曲折多变，苦难连连，确实有很多“一句话”的故事值得作为现代青年励志的参考。因此从一九九二年七月开始，我不揣浅漏，将一生事迹，借着“一句话”作为引子口述出来，由弟子满果（辅仁大学、佛光山丛林学院毕业）整理记录，贡献给大家。《普门杂志》得知，率先争取连载，著名的《远见》、《讲义》等杂志也曾索稿刊登。经过七年的时间，我终于完成了一百篇“一句话”，而今结集出书，订名为《往事百语》。 犹记得七年前刚开始撰写《往事百语》时，心里曾经盘算着，如果每个月都为《普门杂志》提供一篇的话，也要花费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到一百篇，万一我才完成了六十篇、七十篇就往生了，如何成为“百语”呢？当时有人说，即使真的如此，弟子继续师长未竟之作，古有前例，比比皆是。如今《往事百语》居然在我自己生命过程中留下历史，真是令人欣慰。 最让我感动的是，多年来，读过《往事百语》的人经常让我分享他们的法喜： 有的说，懂得“心甘情愿”之后，做事有了另一番的境界； 有的说，了解“难遭难遇”之后，世界充满了美好的意义； 有的说，“敢，很重要”，使他们在遭逢困境时，仍能抱持信心，冲刺到底； 有的说，“忙，就是营养”，让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产生无比的力量。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深思体会，真正把书读到了心田里，读到了生活中，所以能有如此的感受。《往事百语》之任何一“语”都不是分别的意识所能认知的境界，而必须用心灵去感受，用实践去印证，才能获得个中的意味。对于“一句话”如果轻易放过的人，即使是读遍千经万论也百无一用，这就好比牛饮狼吞的人哪里能品尝出“无心之茶，花红柳绿”？走马观花的人哪里能看得见“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经云：“以闻思修，入三摩地。”诚乃不虚之言也。 此外，由于书中所述皆为自己经历过的往事，所以： 一、难免以“我”为主轴来发展文章的脉络，同时对于时代、事物也有所臧否，但绝非自我标榜，纯为就事论事，旨在将心路历程及所思所行写下来，盼能对大众有所助益。 二、地点、人物虽不免有重复之处，但感受不同，如能仔细三思，咀嚼回味，必有一得。 三、承蒙学者专家撰文推介，愧不敢当，在此一并致谢，并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值此世纪交替之期，由衷感恩三宝加被，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作为公元两千年及佛教东传中国两千年纪念之献礼。 是为序。 星云于佛光山开山寮 一九九九年七月 目录 难遭难遇 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心甘情愿 面临死亡，不要惊慌 忍耐就是力量 要争气，不要生气 有永远休息的时候 不比较，不计较 忙，就是营养 因缘能成就一切 没有待遇的工作 千生万死 一切都是当然的 不要做海豚 举重若轻 小，不能忽视 不见不闻的世界 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 重新估定价值 老二哲学 要做义工的义工 不知道的乐趣 从善如流 被领导学 图利他人 学佛要学吃亏 要知道惭愧与苦恼 最高的管理学 认错，要有勇气 向自己革命 要利用零碎的时间 先做牛马，再做龙象 难遭难遇 我的一生中，有许多信念与习惯，其中，“难遭难遇”这四个字令我毕生受用无穷！ 我出生在历史上著名的鱼米之乡——江苏扬州，我觉得这是一件“难遭难遇”的美事。家父忠厚老成，家母精明能干，童年庭训，爱的摄受与力的折服兼而有之，我感到真是“难遭难遇”。在很自然的因缘下，礼志开上人披剃，他有着恢宏的气度，不希望我终生随侍在旁，因而及早将我付诸十方大众，进入丛林苦修，我能投皈在这么伟大的师父门下，实在是“难遭难遇”。 我出家的地方，是有“六朝圣地，千佛名蓝”之称的栖霞山。在古寺深山里十年，我看到春暖花开的寺周桃杏，也看到深秋漫山的枫叶，我接受善知识炎热严威的考验，也尝到寒冬冰雪般的严峻教化，成就了我的法身慧命，我衷心感到“难遭难遇”。及至行脚台湾，先是落脚在佛寺中，搬柴、运水、拉车、采购……无所不做。后来，又替人看守林产，日夜巡山，这一切“难遭难遇”的经验，无不是在磨炼我的心志，长养我日后淬励奋发的道念。 来台后，由于生性内向，故先投入佛教文化圈中，编辑佛教刊物，但以食宿无着，而改从事佛教教育工作。未久，却遭佛学院因故停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鼓起勇气走入社会弘法。就在这种机缘下，我开始与大众广泛接触，养成我“以众为我”的习性，可谓“难遭难遇”。 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时，多少国家邀我讲经弘法，但我因不懂英文，只得婉拒好意。多少寺院请我主持法会，我也因不擅梵呗唱诵而辞却盛情。现在想想，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安心办道，专意以弘法利生为家业己志，这何尝不是一种“难遭难遇”的因缘呢！当时台湾寺庙囿干思想保守，不易接引青年学佛，欲培养佛教人才，惟有自设道场一途。佛光山，就是在这种理想下开辟而成。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有的困难阻挠、贫乏空无，无一不是“难遭难遇”的逆增上缘。 一九八五年，我自佛光山退位后，承各方信徒爱护，未曾将我遗忘，这里邀我讲经，那里请我弘法，在盛情难却之下，日子未见清闲，反益形忙碌。马不停蹄的云游行脚，足迹遍布海内外，使我结缘更广。虽然舟车劳顿，总有一股“难遭难遇”的法喜，鼓舞着我精进不懈。“国际佛光会”这个世界性的佛教组织终于在一九九二年五月中旬诞生，各地会员也正急遽增加之中，佛教发展至此，可谓永劫刹那，“难遭难遇”。 别人给予我的慈悲关怀、喜舍协助，即使是点滴恩惠，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难遭难遇”的善缘。例如，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物资缺乏，一文不名，每天只能就着一架破旧的缝纫机上撰写文稿。数个月后，信徒将附近监狱中即将丢弃的书桌拣来给我使用。供养虽非珍珠玛瑙，出自一片诚心，却是“难遭难遇”。 年轻时，经年累月，三餐不饱，一位老太太阿绸姑常常送来一碗面、两片面包，给我止饥。清夜自扪：我何功何德？彼此又是萍水相逢，承她厚爱，把我当作师父或是儿子看待，此种恩情，“难遭难遇”。王郑法莲老太太与我素无深交，但凭一股信佛虔心，拿了我所撰写的《无声息的歌唱》和《玉琳国师》，沿门兜售，竟然各卖了两千本。我所有初期弘法和教育事业，一盒粉笔、一个幻灯机，她都赞助，在人情纸薄的社会里，尤其感到“难遭难遇”。现在我将高龄九十多岁的王老太太接来佛光精舍居住，颐养天年，也算聊表寸心。 二三十年来，不少青年学子随我出家为僧，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我对他们牺牲奉献，现在有八百僧伽之多，更有许多护法居士奉行佛光山“人间佛教”的宗旨，尤以支援建寺，帮助印经，发心服务，出钱出力，这一切的一切，令我不时有着“难遭难遇”的感受。 春风秋雨固然可以润泽群生，秋霜冬雪也可以成熟万物。青少年时，师长们无情的打骂，无理的要求，孕育我服从、坚忍的性格，使我安然闯过人生中的每一个惊涛骇浪，这种“难遭难遇”的教育方式，实在功不可没。 初出道说法，往往为一句讲辞、一段例证而斟酌半天，案牍劳神，及至今日，在各地奔波，或广开大座，或随缘法施，信口道来，只觉得俯拾即是佛法。大众慈悲，肯听我演讲，促使我深入经藏，慧解熏修，每思及此，惟有一句“难遭难遇”，足以略表心中无限感激。 有人欺骗我时，自忖我是出家人，就必须宽大为怀；有人毁谤我时，自思我是出家人，就不会寻仇报复；有人加害我时，自许我是出家人，就需以慈心相向；长年经历困顿蹇厄的环境，并没有将我打倒，唯愿天下苍生皆得福禄寿喜；经常遇到无理取闹的众生，也没有令我气馁，惟有祝祷法界有情智慧如海，明理通达。所有的冤亲债主、荣辱毁誉，透过“难遭难遇”的信念，化为忍耐、宽容，便能逆来顺受，甘之如饴。 生命中一切好坏荣衰，都因为我有了这个凡事作“难遭难遇”想的性格，而使我的人生充满了喜乐与幸福！ （一九九二年七月） 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二年起，我负责编辑《人生杂志》，前后有六年之久。记得有一次，发行人东初法师说过这么一句话：“钱，用了才是自己的！”这一句话使我终身受益无穷。 从小我就在贫苦中长大，因为没有钱，养成不购买的习惯，甚至不积聚的习惯。这个习惯，对我一生帮助很大，我一生的佛教事业都从这习惯而来。因为我没有钱，我不积聚钱，但我非常会用钱。有钱是福报，会用钱才是智慧。 一九五一年，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台湾佛教会发给我新台币五十元的月薪。对于一般人而言，这笔钱微乎其微，但是，因为我从小在丛林中长大，养成不贪不聚的习惯，五十元对我来说，也算是很多了。我每个月拿这笔钱为教室校舍添置教学设备，为贫苦学生购买文具用品以后，几乎身无分文，但是眼看莘莘学子在佛学上有所成长，能为教界所用，深深感到欣慰，这不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吗？原来，“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过了两年，我到了宜兰念佛会，每月有新台币三百元的供养，我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富有了！当时，耶教十分盛行，于是，我拿出一百五十元购买银制的卍字项链，与前来听经闻法的青年佛子结缘，希望他们能挂在颈上，代表自己崇高的身份，好让世人知道：不但有人佩戴十字架的项链，也有人以挂佛教项链为荣。另外的一百五十元，我则用来订购一百份《人生杂志》供信徒阅读。一九五四年，每月的供养金提升为六百元，我就拿出一百五十元补助张优理（慈惠）、吴素真（慈容）等三人到台中接受幼教师资训练，其余的一百五十元则用来资助演慈等就读汐止佛学院。每月如是，后来，随我学佛的青年有增无减，阅读《人生杂志》的信徒跟着我到处传教，学习幼教的女青年则回来帮我办理佛教幼稚园，为寺院道场服务。我更进一步地了解到：“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一九五六年，我放弃了日本大正大学博士班的入学机会，将这笔开销节省下来，帮助青年设置“佛教文化服务处”，发起佛教徒购书读书运动，甚至后来供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等人赴日留学。当年，正是经济最为拮据之时，很多人都笑我是个没有财务头脑的傻子。结果，事实胜于雄辩，他们在学成归来后，均以所学奉献佛门。几十年来，我不断地资助年轻佛子念书求学，甚至到国外参学，现在他们都陆续成为佛光山的中坚分子。这些都一再证明，“钱，用了才是自己的”是一句至理名言。 普通家庭不过三五儿女，其教育费用就已非常吃力，而我目前不计算在家弟子，光是随我出家者即不下千人，我办了六所佛学院供他们念书，负责养他教他，尤其是数十名徒众在英国牛津，美国耶鲁、天普、加州，法国巴黎，日本驹泽、佛大、大正、东京，印度国际，韩国东国等大学的留学费用，更为可观。此外，为了增广弟子的见闻，我还鼓励他们到国外旅行参学，每年所费不货。我从不叫穷，也不为难，因为我以为，不播种，就没有收成；有钱不用，纵使积聚再多，也不是自己所有。 “钱，用了才是自己的！”尤其是用在培养人才的身上，我一点也不吝惜，但是，布施金钱给人，最难的是公平恰当。记得早期随我出家的青年，其所来自的家庭有贫有富，所需不一，所以，我就把钱置于一处，随其自取，我认为让他们各取所需，才是真正的平等。 回忆自一九五三年起，出外布教都在露天广场，装一盏临时电灯要十二元，请一个人打锣宣传要十五元，还有其他的文宣、交通费用等，对于当时财源有限的我来说，实在是非常困难。然而，有感于弘法利生的重要，我无惮于捉襟见肘的日子，常常系紧裤带，饿着肚皮，到各处广结法缘。我曾多次在台湾环岛布教，我出钱在电台广播，我是第一个购买电视时间，让法音宣流，十年如一日。 如今台湾佛法普及，岂不是当年遍撒各地的菩提种子开花结果了吗？我们不要怕花钱，因为，“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在编辑《人生杂志》时，我据理力争，建议将本来的篇幅由二十页增加至二十八页，以飨读者，发行人要求我补贴多加八页的费用，我没有钱，但也硬着头皮答应，从此每日更加省吃俭用。花钱还是小事，我往往因为社内编校仅我一人，只得日夜焚膏继晷，绞尽脑汁，改稿撰文，增添的篇幅也成了我写作的园地，《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都是我那时的作品，久而久之，竟然也磨炼出我的文笔来。佛教讲布施，看来好像是给人，实则是给自己；如果当初我吝于出资，也就无法培养自己敏锐的觉知与思考的能力。现在想来，真正是：“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有了写作的习惯，我更发奋笔耕，在各书报杂志发表文章，每次以所得稿酬，买了千百份小纪念品送给信徒。我并非好施小惠，我不望回报，只想以此广结善缘。后来，有许多学子受了我的鼓励，前来学习佛法。而卖纪念品的小贩也发了小财，在买卖之间，受到佛法的熏习加被，而自愿皈依在三宝座下。后来，台湾到处有佛教小纪念品的流通处，这些都是我始料未及之事，于此，更印证了“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我不但编辑杂志，还自掏腰包，购买佛教书刊给信众阅读，《菩提树月刊》、《人生杂志》、《觉世旬刊》，及台湾印经处和瑞成书局的佛书，都是我常与人结缘的礼品。我希望大家多读多看，以便思维与佛法契合，成为佛教的正信弟子，作为净化世间的一股清流。果然，当年受我馈赠的青年，今天都能在佛教界走上讲台，发挥力量。我深深感到：少少的钱，成长了佛教如许的花果。诚然，花钱，不光是买自己所需，最好能买取智慧，贡献大众。 还记得二十六年前，叶鹏胜的父亲以做僧鞋为业，卖价一双三十元，但是我都以四十元跟他购买。经常往来高雄和台北，在中途彰化午餐，小面店里一碗一元五角的素食阳春面，我都付给五元钱。人皆怪之，我却感到理所当然：因为那时佛教事业并不普遍，身为佛子，我只是想尽一份微薄的力量，期能抛砖引玉，鼓励商人多从事有关佛教的事业，如此一来，不但商人可因佛教而受惠，也便利了佛教徒购买佛教用品，方便大家吃素，岂不一举两得？ 我常到**，**的出租车经常拒载出家人，我若乘坐一次，都以双倍的车资给司机，希望能改变风气。后来，我更将这种理念扩及一些贩夫工商，例如我到澎湖去布教，往往买了一大堆当地居民兜售的小石子，回来之后却不知道如何处理是好；我到“泰北”去弘法访问，在小摊子边徘徊良久，左看右看，都没有自己欢喜的东西，只得给每个摊贩泰币一百元，一百多个摊贩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我只是实践我“小小布施”的心愿。 率团出国，观光名胜，我也总是率先购物，俨然一副采购团团长的模样。其实，我自奉甚俭，并不需要那些纪念品，只是我知道：随行的信徒看到我买，就会跟进，让他们跟那些小贩结缘，也是好事。甚至我组织弘法探亲团到大陆时，看到徒众与商家讨价还价，也会被我斥责，因为我知道那些东西索价是高了一些，但他们的生活那么贫苦，我们怎么忍心还价。 我没有购买的习惯，但要买时，从未想买便宜货，总怕商人不赚钱。我以为，本着一种欢喜结缘的心去消费购买，将使商人因经济改善而从事产品质量的改良创新。钱，与其购买自己的方便，不如用来购买大家的共有、大家的富贵。如此一来，“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也是社会大家所共有的。” 一九六三年，我创办寿山佛学院，免费供应膳宿给学佛的青年。于是，我节衣缩食，以便支付巨额的教育费用。不长于经忏佛事的我，也甘愿到殡仪馆诵经，替丧家通宵助念，并且费心于各处张罗师资。此外，我一有了红包，即设法添置设备。一次购买一张、两张椅凳，三本、四本图书，点点滴滴地累积下来，教室就一间间增多了，图书馆也占据了好多间。我不以为这是一种负担，因为我始终觉得是为“大家”买的，而不是为“个人”买的。“钱，用了才是自己的！”想来也不过是向来“以众为我”性格的延伸。 二十年前，慈济功德会刚成立时，我也刚在佛光山开山，即曾以十万元赞助。就在那时，听说台中有一位素未谋面的青年硕士欲至日本攻读佛学博士，惟囿于经济困难，无法如愿。我立即亲自送了十万元到他府上；甚至我多次资助青年学者到国外游学，以增进其阅历……像这种补助文教慈善之事不胜枚举。如今，我看到慈济功德会蓬勃发展，青年学者在佛教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成长促进了佛教的发展，心中也不免欣喜。只要我们能以“享有而不拥有”的观念来理财，自然能时时分享到“钱，用了才是自己的”乐趣。 一九五○年，煮云法师从舟山到台湾，我将刚裁缝好的一件长衫送给他，从此，我在圆光寺一袭短衫过了两年；早年开山时，万般困难，某法师向我借八十万元，念及他是长者，我也尽力筹措，后来知道他只是为了试试我的为人，心中也有不满。我多次率团到日本开会，团里的法师要求我替他们出旅费，当时，我自理都稍有困难，遑论顾及他人，但我还是多方设法，满足所需。过去，一些同参朋友在台湾生活得不如意，即使曾经对我不起，我也不念旧恶，时予资助解困；一些潦倒文人也常向我要钱，我也尽己之力顺应所求。平日看到别人不慎遗失钱财，一副焦急的模样，自然会升起恻隐之心，还自愿出钱帮助，解决困难。我不富有，但肯散财，我不曾因此而贫穷，“钱用了”，只要大家能各得所需，“如同己有”，夫复何求？只是有些厚颜之士，往往狮子大开口，索资数万乃至百万，虽说钱是用来消灾解难，但我不愿给予，因为金钱是“净财”，不能让它成为“脏钱”。 我于各处弘法时，常常留心佛教文物的搜集。早期迫于经济穷困，往往在旅行中省下饭钱，以充购买之资；为了节省运费，我总是忍受手酸腿麻之苦，千里迢迢亲自将佛像捧回，甚至因此遭受同道讥议，认为我是在跑单帮，经营生意，我从不加以辩解。 一九八三年，我在佛光山增建“佛教文物陈列馆”；一九八八年，我在美国西来寺建了“佛教宝藏馆”；现在，我又为巴黎古堡道场搜集佛教法物。所有这些馆内的一品一物，无不是我多年来如此苦心的搜集。成立以来，虽然年年均因维护费用的庞大开销而入不敷出，但是，从来宾赞许的声音及眼神，我更肯定了多年来的信念：“钱，用了才是自己的！”看似冰冷的文物，实则蕴含了无比丰沛的生命，以其简洁有力的方式，无言地宣说了佛教悠久伟大的历史、文化、艺术，这种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建设，才是无价的财宝。钱财，不只是用来满足物质上的需要，更应该用来**众生的慧命。 三十五年前，曾经有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因人介绍，前来找我，表示要跟随我学习佛法。那时，我自己托身何处都感困难，只有婉言拒绝，但在她临走时，我又非常不忍，当下即掏出身上仅有的五十元相赠，以为她另寻佛学院，作为学道之资。没想到三十五年后的今天，她居然以十万倍的捐款作为报答，并且护法护僧，不遗余力。她，就是素有“黄仙姑”之称的黄丽明居士。对于此事，她津津乐道，而我更加确定：“钱用了”，不但“是自己的”，而且还有百千万倍的利息。布施金钱，不是用来买一份虚名，不是在于数目的多寡，而是以一份诚心来赢得自己的欢喜和自己的心安理得！ 我不但布施他人，也常常周旋于弟子徒众间，解囊纾困。佛光山单位与单位间，有时或因权责问题，或因财务困难，或因立场不同，而对某些需要用钱的个案争论计较。我知道后，一句“我出这笔钱”，自能化干戈为玉帛。佛光山多年来平安和谐不也就是我自己的收获吗？因此，我始终坚持：“钱，用了才是自己的！” 因为我有这种“钱，用了才是自己的”理念与不储财的性格，佛光山也一直本着“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的宗风来安僧办道，多年来，不但未曾有些许盈余，反而负债累累；虽然日日难过，但也日日过去，倒也相安无事。佛光山没有人抢着去当当家住持，争着去管理财务，大家凭着一股牺牲小我的精神来服务社会，奉献众生，说来也是我的福气，比拥有金钱更具有意义啊！ 反观涛涛浊世中，一些人坐拥财富珍宝，出入汽车洋房，一旦死后，尸骨未寒，不肖子孙即为分配财产而争论不休。生前的所有钱财不但带不走，尚且形成后世的祸源，宁不悲乎？还有一些人，汲汲营营，贪图小利，放高利贷，招人标会，于金钱之积聚无所不用其极，到头来倒债倒会，一生的辛苦还是归为别人所有，宁无悔乎？在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即已说明：财富是五家所共有——水火、刀兵、盗贼、暴政和不肖子孙，因此教我们要布施结缘。有一首诗将这些情况描写得十分贴切： 一粒落土百粒收，一文施舍万文收， 与君寄在坚牢库，汝及子孙享不休。 过去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一文不名，但是我从不自认贫乏，反而觉得世间处处都是财富：一句好话、一件好事、一个方便、一点友谊……都是弥足珍贵。后来我有了供养，只以为这是宿因所现的福报，实不足为道，反而深深感到金钱如水，必须要流动，才能产生大用；渐而体悟到如何用钱，是一种甚深的智慧。而用钱最好使大众都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般若宝藏，才能使自己永远享有用钱的快乐。所以，我深深觉得：拥有钱是福报，会用钱才是智慧。 （一九九三年元月） 心甘情愿 家师志开上人有两个弟子，一个是师兄满成法师，一个是我。但是师兄已另有师承，是受过戒后才来礼拜家师的。因此，他自谦说他只能算半个徒弟。 师兄年轻时比我更苦，因为做人老实，不很聪明，经常被人欺侮，被人冤枉，像小媳妇一样，每天要做很多的事情，要受很多的委屈。有时，被骂、被怪得太多了，我看不过去，上前安慰他，他总是很泰然地对我说道：“没有关系，那些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他的忍耐，他的无争，他说话旷达的语气、磊落的胸襟，令我钦佩不已，我于是将这句“心甘情愿”的话，牢记在心。 后来，在十年的参学期间里，我也饱受无情的打骂与无理的要求，尤有甚者，严苛封闭的丛林教育，非但隔绝了一切外缘，连眼见耳闻也受到限制。不准看，不准说，这对于一个正值求知欲旺盛、充满好奇心的青少年而言，可以说是莫大的考验；而物质之奇缺、作务之辛劳，更是令人难以想象！我所以能够安住身心，不以为苦，就是凭着师兄的一句“心甘情愿”作为我的座右铭。出家，是我心甘情愿的；读书，是我心甘情愿的，苦行，是我心甘情愿的；各种打骂委屈，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因此我心平气和地度过了十年寒暑，期间所培养的坚忍负重性格，成就了我日后修行办道的雄厚资粮。 我离开丛林，二十一岁担任一所乡村小学的校长。我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只凭着因缘际会，抱持坚忍负责、“心甘情愿”的认知，以勤补拙，谦冲学习，竟然也做得有声有色。 二十二岁，出任南京华藏寺监寺，是一九四八年。虽然明知当时政治局势和佛教状况已不可为，我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联合同道创办《怒涛月刊》，奔走鼓吹革新思想，期盼能力挽狂澜于既倒。尽管多次几至死地，但是我们仍然抱着“心甘情愿”、为教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的决心，屡仆屡起，愈挫愈勇。 那个时候到处人心惶惶，我请求寺院给予挂单，总是遭到拒绝，甚至食宿都没有着落。虽然当时也曾有杂志和报纸聘我为记者、编辑，然而我自己细细思忖：既然身为出家人，就应该把出家人做好，怎么可以舍本逐末？因此都一一予以婉拒。多少的日子，我在饥寒交迫下度过漫漫的长夜；多少人笑我迁腐冬烘，不识时务，我还是“心甘情愿”，只想一心一意做好“和尚”的本分。 后来，终于在一家寺院安顿了下来，我早起晚寐，做种种粗活：拉车买菜、担柴运水、看守林园、跋涉收租，乃至洒扫扒粪、掩埋死尸，虽然时常感到事务繁忙，但是为了感谢他们的慈悲收留，我“心甘情愿”以劳力作务来报答。 在工作之余，我为教撰文。我向各大报刊投寄破邪显正的文章，我反对取缔拜拜，而建议改良拜拜；我反对宗教管理办法，建议订定各宗教一体遵行的宗教法。那时我除了为教的一片赤忱之外，一无所有。 我经常看到同道们外出作完经忏佛事，携回大包小包的供养，而我自己却连购买纸笔的金钱都没有着落，但是我一点儿也不羡慕，因为只有“弘法利生”才是我毕生的志向。 有一天，我正在提笔写作时，一位常在寺中帮忙的达贤姑走来，苦口婆心地对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然你会无饭吃唷！”后来，我才发觉，每当我埋首读书和撰稿时，寺众都投以异样的眼光。这也难怪，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一般人都不注重摇笔杆、爬方格子的文人。虽然如此，有识于文字般若对弘传佛教的重要性，我还是笔耕不懈。我为广播电台撰写广播稿，我为各杂志撰写文章，即使无饭吃，我也“心甘情愿”！ 为了协助东初长老编辑《人生月刊》，我节衣缩食，自掏腰包，购买邮票稿纸，还倒贴车资，前后达六年之久。为了办好《今日佛教》，我也不惮辛劳，经常往返台北宜兰之间。多少个夜晚，我为了撰文审稿而通宵未眠；多少次出刊，我为了赶稿送件而粒米未进。我默默耕耘，不以为苦，因为我已立定志向，“心甘情愿”为佛教慧命的长存而舍身舍命！ 早年，懂得为佛教文化尽心尽力的人实在太少了。因此，对于愿意助我一臂之力的文人作家，我都尊为上宾，给予种种的款待服务；对于文字有兴趣的初学者，我也不厌其烦地教导他们写作，尽管耗时费力，我也“心甘情愿”，乐此不疲。 于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譬如作家郑羽书想要发行宫廷大内典藏的佛经，我便“心甘情愿”作不请之友，向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商借；采风出版社的姚家彦要编印佛教书刊，我也帮助他营销。甚至当年素少往来的张曼涛以及朱蒋元，我也建议他们出版《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和《世界佛学名著译丛》，并且一再赞助他们。后来，他们财政发生困难向我求援时，我也不计嫌隙，四处为他们筹款不下数百万元，助他们渡过了难关。当时徒众都不以为然，而我为了佛教文化的传扬，还是“心甘情愿”，力排众议，抢救了这两套书。今天这两套书对佛教的贡献，我想是有目共睹的。 从《觉世旬刊》到《普门杂志》，从“佛教文化服务处”到“佛光出版社”，从《佛光大藏经》的编纂到《佛光大辞典》的发行，三十年来佛光山文化单位经常入不敷出，然而财务的拮据从未影响我办理佛教文化事业的决心！ 过去，我省吃俭用，每到一处，便广为搜集佛教文物；为了节省运费，我抱着沉重的佛像法器、经书圣典，国内国外，上机下机，出入海关，往往引起旁人奇异的眼光，甚至被讥为经商贩卖。其实，我为了实践自我期许的理想和目标，“心甘情愿”忍受一切难堪与污蔑。后来，从台北到高雄，从国内到国外，因为我的努力，近十间的图书馆成立了，佛光山、西来寺、巴黎道场的佛教宝藏馆完成了，我的心愿逐渐实现，见到正信的佛教徒日渐增加，虽然数十年来屡赔不赚，还是觉得非常“心甘情愿”！ 我历经动乱纷扰的年代，初来民智未开的台湾时，目睹正信佛教之不昌，更能感受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当寿山寺落成时，我便决心创建寿山佛学院，以作育佛教的专业人才。信众得知之后，无不为我担忧，因为以我当时微薄的财力，光是应付平时的食宿费用，便已捉襟见肘，更遑论其他庞大的开支了。甚至有人警告我说：“师父！你会因此没饭吃！”然而想到培养僧才的迫切性，我以为，即使穷苦潦倒，效法武训的乞讨兴学，我也“心甘情愿”。 因此，我还是坚持办学。从此我自奉更俭，每获些微供养，便购买桌椅文具，而且时时留心延揽饱学之士来院授课。为了筹建东方佛教学院，不主张赶经忏的我，也曾到太平间通宵诵经。在筹设佛教研究院研究部时，我率领学生煮饭卖面，以诚心及劳力募得资金，终于把学校办了起来。后来，开办国际学部英文佛学班，我不惜以高薪自海外礼聘名师来佛光山教学，管理财务的职事们常因所费不赀而大吐苦水，我何尝不知此中的种种艰难？但是，只要人才能够得到培养，佛法能够弘传世界，一切一切的牺牲奉献，我都“心甘情愿”啊！ 在佛光山创办沙弥学园，更是含辛茹苦。目睹十岁左右的孩子们，由少不更事，把他们培育到长大成人，不知花费多少的心血！但是就在他们长大之后，难过兵役一关，一个个都因为禁不起环境的诱惑而流失于社会。每见及此，我总像失落掉什么一般的痛心。但是只要有人申请入学，我还是欣然接受。我的弟子不忍见我经常失望难过，往往力图阻止，并且痛切地说道：“师父！您真傻，这些孩子将来不会记住您的恩德的！”常常争执不下时，我的一句“心甘情愿”，即刻令他们为之语塞。 当年近五十人的沙弥，在二十余年后的今天凤毛麟角，只留下慧龙、慧尚等人，但都担任佛光山的要职。虽然是播种多，收成少，我已觉得弥足堪慰。目前，佛光山的沙弥又已增至百人以上，人数何止是当年的三倍，将来又能留住多少人才？弟子们过去所说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师父！您真傻喔！”而我，还是那句话：我“心甘情愿”做一个“傻瓜”！ 二十九年前，我与南亭、悟一两位法师共同创办了智光高级商工。不料到了后来，各种信函和文件的创办人栏中，都没有了我这个创办人的名字，甚至不准我派代表参与会议。一些人为我忿忿不平，我总是一笑置之。 其实，在办学的经验中，不能尽如人意的事还有很多，举其苹苹大者，如：一九八○年，我在文化大学初设印度文化研究所时，不但南北往返，亲自授课，还要奔走各处，募集资金，可谓辛苦至极。办了三届，后来张创办人其昀先生逝世，校方因故停办，心血尽付流水，我始终毫无怨言，毕竟办学培才是我“心甘情愿”的！直至近来，张镜湖校长开始重视佛教文化的研究，一再希望我恢复该研究所，可见，真理的光明毕竟不会永远隐晦。 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我在社会教育建设上，除了各地的幼稚园不算，在岛外，我们有西来大学以及多所的中华学校，在岛内则有六所佛教学院，还有普门中学。佛光大学的筹建工作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我又要开始为教育而费心费力了。我常常自己默念：为了作育英才，无论多么艰困，我都“心甘情愿”，面对挑战。 文教事业固然不是立竿见影的百年大计，弘法利生也需要辛勤的耕耘，才能厥奏其功。最初，我为构思说法的内容而殚精竭虑；我为了争取布教的自由而与警察频生冲突，我以现代的活泼方式讲经，而屡遭自许捍卫传统的佛教人士非议；甚至勒紧裤带，自贴车资来往各地弘法。 记得二十八岁那年，我到东部讲演，为节省运费，自己抱着一台录音机来回跑，结果得了严重的风湿腿疾。当医生宣布需要锯腿的诊断时，我并不害怕，也不怨悔。因为我始终认为，我今日为度化众生，为弘扬佛教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何况行动不便，正可以安坐斗室，读书著作，一样可以弘扬佛法啊！后来，因为传教忙碌，也忘了病苦，腿疾竟然不药而愈，于是我更加勤于说法。 我曾经在宜兰、高雄两地之间，每周来回布教达十年之久；也常沿着荒郊小径步行数小时，到偏远的寺院开示佛法。后来，弘法的邀约不断，经年的赶场赴会不但使我居无定所，连吃睡读写都是在车厢机位上进行；而为了一句承诺，奔波百里，甚至洲际穿梭，也是常有的事。直到现在，我虽已从佛光山退位八年，仍然不得空闲，经常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只要有人邀我，只要是为了佛法的弘扬，我还是“心甘情愿”，勤于赴会。 决意兴建佛光山时，信徒们见到遍山的荆棘麻竹，个个都惊惧起来。他们认为，当时已经有寿山寺足以栖身课徒，又何必千辛万苦，另外开山？在海外建立道场时，一些人又说：“何必将寺庙建得那么多？那么大呢？”这些意见固然不无道理，但是，为了安僧度众，我“心甘情愿”承受辛苦；为了弘化更广，我“心甘情愿”喜舍千金。 佛光山创建后，我为地方修桥铺路，兴学教化，甚至慈善救济，带动繁荣进步，无奈一些乡民反而需索无度，谤佛毁僧。人心之贪嗔愚痴，实在令人扼腕唏嘘！但是为了佛教的弘扬、文化的传播，我还是义无反顾，因为我习惯了“心甘情愿”，忍受那些不明理的流言蜚语。 基于一片弘法的赤忱，我采用现代方式宣扬教义，我以民主法治管理佛寺，我为大众演说生活化的佛法，我将佛教带入国际化的境地。我秉承佛教的慈悲精神，愿以拔苦与乐之心，利益普天下的苍生。我以平等恭敬之行，接引十方大众。我关怀政事，直陈建言；我急公好义，为民喉舌；信徒来山，我以礼相待；政要访问，我也竭诚欢迎；百姓邀约，我满其所愿；军警请法，我也乐说不拒。清夜扪心自问：为教为僧，我不遗余力；为众为民，我用心良苦。区区善意，从不望褒扬，但不意得来“企业和尚”、“政治和尚”之称。尽管如此，能为佛教走出更宽广康庄的天地，我“心甘情愿”背负讥毁，不以为苦！ 大家见到我的徒众与日俱增，好生羡慕，但是其中的辛苦，鲜为人知。《维摩经》云：“弟子众尘劳，随意之所转。”我为了教育不同性格的徒众，或施以开导，或软言慰藉，或赞扬鼓励，或再三教诫……此外，我更方便权巧地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给予他们良好的教育环境，提供进修深造的机缘，建设清幽的居住房舍，制定各种的福利措施。我以养兰之心护覆弟子，我以植苗之诚培养徒众，感恩图报者固然使我聊以安慰，背义忘情者也会让我遗憾惋惜！记得十年前，我曾供给一对姐妹习医，不料，她们医学院毕业后不仅不思回馈，反而耻笑同门；一些弟子身怀长才后，贡高我慢，觅枝另栖。自己的心血、希望付诸东流还算小事，放心不下的是这些徒众走出山门之后，是否会迷失掉自己？ 所幸还有许多以教为命的优秀弟子，日夜精勤，为教为众而奉献自己。如宅心仁厚的心平，早年“心甘情愿”随我开山辟土，继任住持后，接下佛光山庞大的组织和债务仍一本初心，无怨无悔；耐心柔和的慈庄，四十年前未出家时，脚登高跟鞋，挨家挨户推展佛书，后来到美国创建西来寺，历时十年，备尝艰难，一直都是“心甘情愿”，任劳任怨；才华洋溢的慈惠，当年放下高薪的职位，“心甘情愿”地跟着我到处弘法，随侍翻译，并曾在大学任教；能干练达的慈容，自一九五三年皈投三宝后，便“心甘情愿”地以弘法利生为己任，以瘦弱之躯，负责台湾佛光总会的工作，未尝稍懈；淡泊恬正的慈嘉，日本留学后，“心甘情愿”地回来为僧伽教育格尽厥责，三十年如一日。其他如慈怡、心定、依严、依恒、慧开、依空、依谛、依淳、依法等，乃至我后期的弟子，如尼泊尔的满乘，“心甘情愿”地以弘扬大乘佛法为己志；美国籍的满仁，“心甘情愿”地以清除垃圾、美化佛光山来广结善缘；韩国籍的李仁玉，于成功大学毕业后，“心甘情愿”地来到中华佛光总会服务人群。他们的发心奉献，已获得大家的肯定与赞赏，所以我奉劝未来的门徒弟子，想要有所成就，先要“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 人生在世，若能时时以“心甘情愿”的态度来实现理想，必能有苦时不觉苦，有难时不觉难，一切困难自可迎刃而解，无事不办，无愿不成。 （一九九三年六月） 面临死亡，不要惊慌 我这一生，最敬重的人，就是我的外婆刘氏。抗战初起，她被日军火烧、刀砍、推入江中，所幸都能不死。她对我说：“面临死亡，不要惊慌！”后来，我多次在死亡边缘游走，从不惊慌，外婆的话，对我影响最大。 常有人问我对于生死的看法，我这一生走遍****，虽然惭愧鲜少建树，然自忖对于佛教事业总是戮力以赴，因此每天都生活得法喜充满。最难得的是，我曾经多次面临死亡。对于生死，我从外婆的话里体悟到的是：生，未必可喜。死，亦未必可悲。 我小时候既胆大又顽皮。记得有一次路过一条大水沟，本想一跃而过，没想到却陷入水沟里，一个碎玻璃瓶口穿足而过，将脚丫子截成两半。顷刻间，鲜血如注，我随手撕开衣角，胡乱包扎一番，回去也没有看医生，过了些时候，居然自己愈合起来。回想当时因为年纪太小，外婆的话、外婆的勇敢精神让我不懂得害怕，觉得死了也没什么了不起。 家乡每逢严冬必定下雪，连河川都冻结成冰，我经常和哥哥在雪地里玩耍，在冰河上溜冰。八岁那年的春节前夕，我独自在冰河上散步，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一枚雪白的鸭蛋，心想把它捡起来，再走向前一看，原来只不过是冰块即将破碎的白印而已。正想转身离开时，一只脚已经踏入溶冰，刹那间，整个人就掉进了冰窟，怎么奋力也爬不上来。这时，我全身冰冷，以为这下应该是没救了。不知过了多久，我竟然像游魂似的，在寒风中站在家门口敲门。哥哥应声开门，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这才发觉自己全身都结满了冰块，至于是如何从冰窟中上来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家人一再追问，才忆起在朦胧中似乎有一位老婆婆送我回到家门。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才十一岁，对于生死开始有了些微体认。那时，处处烽火弥漫，当前线不断传来胜负伤亡的消息时，在后方的我们也无时无刻不是在枪弹的威吓下过一天算一天。常常天还没亮，兰花会、大刀会等民间抗日组织便起身操练武术刀棍，口里还声嘶力竭地喊着：“杀鬼子喔！杀鬼子喔！”助长了我们不少勇气，也平添几分紧张气氛。每当枪战格斗结束，街头巷尾的孩子一个个都跑出来数死人，丝毫不知“死”为何物。直到有一晚，我为了躲避日军的杀戮，情急生智，赶紧躺在尸堆里屏息装死，这才深深感受到：生死原来只在呼吸之间啊！ 次年，我在栖霞山出家。参学期间，饱受病苦的磨难。记得在十五岁时，我乞授具足大戒，因为燃烧戒疤时，戒师吹气太猛，以致于头顶上的十二个香珠烧在一起，将整个头盖骨都烧凹了下去，疼痛倒不要紧，但脑神经已被烧死，我变得健忘而又笨拙，可是没有半点怨尤。后来，靠着每夜礼佛祈求，在观世音菩萨的加被下，我不但恢复了记忆，还比以前更加聪慧。一段意外的灾祸，没想到竟成了得福的因缘，我的信心道念也因而更加坚强。 十七岁时，我染患疟疾，乍冷乍热，极为难受。当时在丛林参学的人，都抱定把色身托付给护法龙天的决心，即使得了疾病，也从未听过有人请假休息。我拖着虚弱的病体随众作息，直至全身虚脱倒卧在床上。大约一个月后，家师志开上人遣人送来半碗咸菜，我捧着那碗咸菜，感动得涕泗纵横，感谢师父如此爱护弟子。于是，我立下誓愿：“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将全副身心奉献给佛教，以报答师恩。”未几，我的病就在不知不觉中痊愈了。 过了两年，我来到焦山佛学院读书，不知怎的，全身长满了烂疮，历经数月，都未见转机。平日灼痛难耐不说，时值溽暑，脓汁和着汗水紧黏着衣裳，每次脱衣换洗时，身上的一层皮也随着衣服一齐剥下，那种摧肝裂胆之痛才是苦不堪言。当时，物质贫困，三餐不饱，更遑论下山就医。或许是命不该绝吧，我又熬过了一关。 一九四九年，我安单在中坜某个寺院。有一回，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径行驶，为了让路给迎面而来的两名学童，我一个闪身，不料却连人带车滚落到约有四丈高的山崖下。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头朝下、脚朝上，脚踏车则支离破碎成三十几块，散得一地都是。一阵天旋地转，金星乱冒，我合上双眼，自忖已经与世长辞了。 过了不知多久，我爬坐在地上，环顾四周的花草树石，想到阴间与阳间的一切居然完全相同，不禁怀疑自己究竟是死，是活？我摸摸头顶，捏捏四肢，感觉没有异样；又触触鼻孔，碰碰胸口，发现自己竟然还一息尚存。大难不死，赶紧起身，将脚踏车碎片一一拾起，用平日载货用的绳子捆好，扛在肩上，走着回去，一路上只惋惜着车子坏了，损失惨重，一点儿也没想到自己是否无恙。这天，我在日记上写着：“平时是人骑脚踏车，今天是脚踏车骑人。” 二十八岁那年，为了担任影印大藏经环岛弘法团领队，扛着大型录音机前往花东宣传，不料却因此患了严重的腿疾，疼痛无比。医生说：“别无他法，只有将腿锯断，以免病菌蔓延，有致命之虞。”我听了以后并不懊恼，自念“腿锯断，不能行走，正好可以专心著书立说，从事佛教文化工作。”我一点都不觉惊慌，努力筹措锯腿经费，没想到过了些时日，竟不药而愈，自庆免挨一刀。但是就在四十年后，却在浴室内滑了一跤，自己把腿骨跌断了。手术后醒来的第一件事，是请护理人员告知在加护病房外等候的弟子们：“我很舒适安乐！”两年来，我拄杖云游，远赴各地弘法如常。我确实未曾感到丝毫不便，反而觉得：人生有一点缺陷，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一九五七年，蒙信徒赞助，在新北投温泉路购得一屋，将它命名为“普门精舍”。记得一个台风夜里，倾盆豪雨，如排山倒海般下个不停，忽闻屋后轰然作响，原来半山腰的落石滚滚而下。我在一片漆黑中端坐念佛，倾听千军万马似地呼啸不停的风声雨声，心中倒不惶恐自己是否有生命危险，只是慨叹：“如果房子被风雨冲毁，不但有负信徒美意，更让教界人士笑我福报不全。”次日天亮，风停雨罢，我信步踱出屋外检视灾情，只见山的上半部完好无碍，而山的下半部则因为完全崩落而架空，精舍居然没有被落石压垮，众人目睹此景，莫不称奇，并为我捏了一把冷汗，我只有默默感谢诸佛菩萨的庇佑。 一九八一年间，我的背部剧痛，荣民总医院的医师看了我的x光片，告诉我说：只剩下两个月的寿命了！并且一再叮嘱，务必在几日内再来复检。我因为南北奔波弘法，一忙起来，也忘了这事。一年后，医生再看到我时大吃一惊，思维良久，才开口问我：“以前背部是否曾经受伤？”我左思右想，才记起数年前在台风天巡视灾情时，曾经从高处摔落地面，当时也是因为法务系身，而无空就医，久而久之，也就淡忘了。大家这才恍然大悟：x光片上的黑点原来正是体内久积未散的瘀血啊！ 我想起慈庄的父亲李决和居士在宜兰念佛会任职总务主任时（一九六四年），寿山寺落成，请他到高雄帮忙，他忽然吐血不止，特地请铁路医院的医师来检查，这才发现：他的五脏六腑全都腐烂多年，他却不以为意，每天依旧勤奋工作，忙里忙外，后来竟然又活了二十年。七十五岁时，还随我出家，年高八十，才舍寿往生。 在年轻一辈的徒众里，也有染患痼疾而毫不畏怯的，像永文，二十岁初来美国时得了红斑血狼疮，他抱病苦读，终以优异的成绩，在一年内于美国完成专科学业，被全校师生誉为“超级女尼”；十年来，他受尽病痛的折磨，几度差点丧命，却依旧乐观勤劳，不落人后；现在担任美国西来学校校长，并主持《佛光世纪》发行工作。其他的弟子如依宽，在监督极乐寺工程时，曾被山洪冲下，几乎被埋骨在泥砂中；永满，因为尽责看守佛光山的停车场，而被恶民乱棒击打头部。但是他们从未喊苦，也不退缩，依然以为法忘躯的精神服务大众，令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想起了古德们面对死亡的态度则更为潇洒从容，洞山良价禅师在集众开示后，坐化而去；听到弟子的悲号，又张眼复活，七天后以愚痴斋训徒完毕，再端坐舍报。德普禅师令弟子办斋祭祀，在享罢祭祀之后，怡然长辞。晋朝徐明叛乱，劫烧民舍，性空禅师独往贼营斥贼，贼欲斩师首，他却吟渴自称“快活烈汉”，贼众见状动容，非但不杀，还恭送回山，当地居民也因此而消灾免难；后来，他在死前预知时至，坐在自制的木盆里，放人河中，吹笛随流而化，三天后，被人发现坐化在沙滩上。其他还有丹霞禅师策杖着履站立往生，金山活佛妙禅在淋浴冲身时悄然立化。其他如隐峰禅师的倒立而亡，庞酝居士一家人的生死自如，更是传为趣闻美谈。这些禅门先贤们来去自在的风范，无非是对吾辈凡夫俗子的说法示现：放下执著，随缘放旷，自能超越于生死之外！ （一九九三年七月） 忍耐就是力量 “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毁谤、讥讽、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名人道智慧人也。” 一九五四年，我二十七岁，开始撰写佛陀传记，在《佛遗教经》中看到这么一段话时，心中感触甚深，我检视过去颠沛流离的岁月，自忖若非凭仗忍耐作为舟航，如何能安然度过苦难连连的时光？我又盱衡未来复杂多变的社会，人我是非的生存，自觉更需坚此百忍，方足以应付万难。从此，我时时刻刻以“忍耐”作为我为人处事的圭臬。多年后的今天回顾往事，我深深感到：忍耐，实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我出身贫穷的苏北，十二岁出家以后，生活更是清苦，然而贫寒适足以励志，我刻苦耐劳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时候孕育而成。二十三岁那年，我搬迁来台，在兵荒马乱之中，所携带的包袱不慎遗失，身边一无长物，寺庙又不接受外省人挂单，我只得过着四处飘泊，风餐露宿的日子。记得我曾经在狂风暴雨中摔到沟圳里，被水冲走了好一段路，也曾经在烈日当空下晒得汗流浃背，头皮发麻。最后，好不容易从台南走到台中，感谢宝觉寺林锦东先生肯留我小住数日。 后来，我从中坜、新竹又辗转来到宜兰雷音寺弘法，之后的十余年，我的经济都非常拮据。其间曾经有人要认我作母子兄弟眷属，甚至还有人希望我能继承他的地产家业，都被我严辞拒绝。这时我却听说一些同道因为生活艰难，纷纷另谋出路。如果当时我不能忍饥耐贫，岂不也是随俗流转，又哪里能在日后发展弘法利生的抱负呢？所以，“忍耐”并不是胆怯，而是在面对生死存亡、荣辱毁誉时，还能够打从心里发出一种无比的勇气，坚守自己的理想。 记得在丛林参学十载，为了服务大众，除了平常的劳动出坡以外，我自愿发心典座煮饭两年、饭菜行堂六年、担水司茶一年半。初来台湾，为了报答寺院收留之恩，除了上课教书以外，我发心做一切苦役，每天打六百桶井水，清扫数小时落叶、水沟、茅厕，每天还要拉车到十余里外的市场，购买八十余众的油盐柴米。虽然与当地住众、信徒言语不通，勤快的工作倒也博得大众的好感。只是有谁知道，我常常因为体力透支而晕眩呕吐，往往一阵天旋地转后，我又默默地咬紧牙关，继续未竟的工作。 后来，我以文字般若弘扬佛法，开始搜索枯肠，熬夜笔耕。一九五三年，我走入社会说法布教。为了准备讲辞，我经年累月费心思量，有时竟通宵未眠。佛光山开山初期，我又与山崩洪水日夜搏斗。近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在岛内外讲经度众，建寺安僧，每天分秒必争地和有限的时间赛跑。数十年来，无不是在“忍耐”忙碌、“忍耐”奔波、“忍耐”劳累、“忍耐”疲惫中度过。然而我不以为辛苦，因为“忍耐”是为了要积极地开拓人生，创造佛教远大的前程。 “英雄只怕病来磨”。我素来身体结实，然而也有好几次病痛的经历让我苦不堪言。在丛林参学十载，我曾经生烂疮，发疟疾，虽然辛苦难耐，足以致死，但是从来没有寻医就诊，为的是已将“色身归于常住，性命付予龙天”，只好用信仰和时间治疗。不知是诸佛菩萨的加被，抑或是忍耐力量所致，我都能不药而愈。其他如感冒、牙疼、眼痛、脑热，就更算不上什么毛病了。所以及至年长，遇到再厉害的感冒、再严重的病痛，我也惯于忍住苦楚，继续弘法写作，常常等到工作告一个段落时，才发觉自己也奇迹似地恢复了健康。 近几年来，精力不复以往，糖尿病、高血压、眼疾、腿伤接踵而至，四肢五根也日渐衰朽退化，所幸头脑清晰如常，故而依然四处云游，弘法利生不断。多年来的经验使我深深感到：色身的病苦不是真苦，只要我们肯“忍耐”，自然就有力量去承担一切病苦而在病时不觉病，苦时不觉苦，自觉“忍耐的力量”可以应付一切。 过去大陆的丛林教育非常传统，在聆听长老开示时，必须双手合十，如果讲话开示好几个钟点，等到放掌时，手已僵硬不堪。训练最严格的时期要算是在受戒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凹凸不平的石子地上一跪就是五六个小时，起身时，地上的小石子都深深地嵌进肉里，两脚酸麻就更不在话下了。纠察师手拿杨枝，如影随形地跟在我们后面，一个动作不合标准，便是一顿鞭答。试问今天的学子是否也能忍受这种严格的教育？而在平常，打骂棒喝也时常发生，可是从来没听过有人埋怨叫苦。 记得有一回，我向家师禀告学院一位教授推荐我去读“教育学院”，家师听罢骂我：“混蛋！怎可到社会念书？”还给了我两个耳光。事后我丝毫不感到生气，想想自己也的确混蛋，怎么会想到社会上去念书。反观时下许多青年贡高我慢，动辄反抗，真是令人担心他们如何在大时代中迎接各种挑战呢？要想成大器，必须先在生活上学习“忍耐”。“欲成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对于逆境，先忍之于口，是为下忍；再忍之于面，是为中忍；如果能做到凡事不动心，那才是上忍。 我初入佛学院读书时，既不擅长梵呗，又不通晓经文，因此，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歧视，甚至师长们也认为我不堪造就，往往安排工作时，我都除名在外；有时佛事开牌有份，临时又被取消；作文被老师批评得一无是处，偶有佳作，却被怀疑是抄袭而来；一位职事甚至当众说，如果我能有出息，太阳会打西边出来。其他的冤枉委屈更是不计其数，而我觉得这一切一切都是“当然的”，不值得计较，因为未来的时日还长，现在谁能知道呢？ 初到台湾弘法布教，由于当时正信佛教并不普遍，再加上我是外省人氏，常有人不怀好意地对我指指点点，甚至从中阻拦一些好因好缘；也曾有人故意骚扰说法，乃至纠众持棍，怒目以对。对于这些差别待遇，对于这些误会滋扰，我从来未曾怨恨，只是一心一意地做好出家人的本分，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诚意，以静默来回应一切的动乱。所以，“忍耐”并不是退缩，而是用平常心去对待人间一些不平的境界。 体肤的饥寒、筋骨的劳苦可以通过意志力来克服，心中的委屈、他人的误解也可以用平常心来对治。弘法初期，由于办了许多创新的佛教活动，而被社会误解，被同门批评；有时为你戴红帽子，有时又为你戴黄帽子。红帽子是可以砍头的罪名，黄帽子是在佛教里置你于死地的居心，然而我并不急于争辩，只是尽己所能，为所当为。 早年因我为佛教勇于建言，多次被教界人士议论为异端分子；后来由于军工商各界官员来向我请益佛法，我又被新闻媒体说成与政治挂钩。凡此都是打击伤害的话题，然而我并不予以理会，只是淡泊处之，默然以对。果然事实的发展证明了我理念正确，时间的递嬗也还给我清白公道。所以，“忍耐”并不是懦弱无能，而是面对毁谤讥讽，还能择善固执，无怨无悔。 有人见我常云游弘法，行脚名都大邑，欣羡万分，其实个人的辛苦鲜为人知。我常常为了一场演说，在高速公路上奔驰一夜；为了一句承诺，在天空中飞行十余小时。近十年来，弘法邀约不断，往往由于行程紧凑，汗湿衣襟，却来不及更换，只得任着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身体的温度也随着室内室外的冷气热流忽冷忽热。走访五六个国家是常有的事，有时从热带到寒带，有时绕着地球走了一圈，舟车劳顿固然辛苦，适应不同的时差、天候、风土、人情更是艰困。 记得一九六三年首次访问印度新德里，天气酷热无比，每晚睡不着觉，只得趴在地上写日记，《海天游踪》一书就是这样完成的。一九九三年七月，我第七次走访印度，来到北边的拉达克山区，我明知罹患了足以致命的高山症，仍然强忍着头痛脸肿与呼吸困难，主持法会，会晤访客达一星期之久。类似这种经历不一而足，然而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忍耐有时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利益别人。自忖菩萨发心，犹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我这一点小小的奉献牺牲实在微不足道。 忍贫、忍饥、忍病、忍苦、忍劳、忍打、忍骂还算容易，惟有忍气、忍恨的挣扎最难消解。 记得八九岁时，家乡缺水，乡民为了争水闹得不可开交。正巧，一位解姓邻居在我家门前的水沟跌死，他的儿子解仁保遂来闹事，硬说是我家将他父亲害死，要求我家理赔后事。敦厚诚实的家父随即被官府逮捕，后来幸因解仁保不敢出庭审讯，才使得家父无罪开释。一场无妄之灾虽告结束，我幼小的心灵却始终无法排除怨恨，直到出家以后，听说解仁保失业，无法维生，我心生恻隐，还是忍住怨恨，要求恩师帮他介绍一份工作，解决他一家的生活问题。 一九三七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了，美丽的河山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变得残破不堪，温馨的家园付之一炬，家父也在经商途中失踪，根据分析判断，应该是牺牲在日军的枪口下。十一岁时，我曾随着寡母四处寻父，所经之处无不是瓦砾残垣，尸首遍野，更加深我心中的仇日意识。及至成人，我虽然有数次赴日深造的机会，终因国仇家恨不共戴天而毅然放弃。 在岛内外，我的在家信众多达百万；在佛光山，我的出家弟子也不下千人，他们固然对我恭敬孝顺，我也奉献了许多精力心血。大处不提，就琐事而言，我容忍他们的差异性格，耐烦地循循善诱；我容忍他们的情绪用事，耐烦地谆谆教导；我容忍他们的不同意见，耐烦地从中调和；我容忍他们的不守时间，耐烦地予以等候。“忍耐”，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慈悲，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艺术。由于我肯付出容忍耐烦，才能摄受他们来到佛门为大众服务。 幼儿以啼哭为力，然而一旦流出眼泪，力气也耗尽了；妇女以娇媚为力，然而一旦使出娇媚，气势也消失了；莽夫以拳头为力，然而一旦伸出拳头，正气也瓦解了。惟有真正的菩萨行者，他们以“忍耐”为力，以慈悲为力，难行能行，难忍能忍，所以能一鼓作气，排除万难，成就福国利民，饶益众生的丰功伟业。 虽说我一向推许“忍耐”，但自念也有不能忍耐的时候，例如，当我在台上演讲，看到台下前面还有空位，而后面的人却没有位子可坐时，我会罣碍难忍；当知道别人受到侵犯的时候，我也会义愤填膺；当弟子怠慢客人，令人不喜时，我会上前指责；见闻好事，不即刻参与，我也会坐立难安。我以为，一成不变的忍气吞声，姑息纵容，并非“忍耐”之道。真正的忍耐应该是当仁不让，顾全大局，为众谋福。 我今已年近古稀，自愧还是在忍耐上不断学习、突破，在生活当中，对于佛说“忍”的三种境界体会颇多，我以为，“生忍”，是为要生存在人间酝酿的耐力；“法忍”，是在转识成智，用佛法所产生的智慧；“无生法忍”，则是随缘随处能洞察一切事物本不生灭的自在境界。能够拥有“生忍”，就具足面对生活的勇气；能够拥有“法忍”，就具备斩除烦恼的力量；能够拥有“无生法忍”，则处处所所，无不是桃源净土、自由自在的世界。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要争气，不要生气 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华北，在杭州经商的父亲于返乡途中突然失踪，根据判断，应该是在枪林弹雨中丧生了。我家本来贫穷，遭此变故，一门孤寡更是受尽邻里欺负。母亲却从来没有自怜自艾，反而以坚强的语气鼓励我们四个稚龄的子女： “孩子们，我们要争气，不要生气！” 我听了以后，下定决心要力争上游。 那时家乡的经济十分落后，往往要摆渡到运河对岸采购日常用品。然而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没有人肯为了赚一两毛钱而冒着生命的危险渡河。那年我才十岁，看到这种情形便自告奋勇，将衣服一脱，往头上一扎，跳下湍急的河流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大家所需的用品买办齐全。乡人们常竖起大拇指称赞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简单！”看到母亲绽开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诉自己：“我还要更加争气！” 次年，我搀着病弱的母亲离乡寻父，路过栖霞山寺，在偶然的机缘下，我答应寺里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亲知道我意向坚决，只好含着眼泪，独自回乡。望着她孑然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呐喊：“母亲！您放心好了，我会争气的！” 刚到丛林参学时，由于年纪还很小，什么都不懂，常常被同学取笑。这时，母亲的话浮上心头：“我们要争气！”于是，我加紧用功，发心工作，果然获得了许多赞美。 初摸索写作时，也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心路历程。有一回，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住直显般若论”，虽然当时连题目都看不懂，还是非常用心地写了好几张作业纸。老师阅毕发回，评语栏中写着一首诗： 两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同学们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师的意思是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课，题目是“故乡”，我认真地构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觉是得意之作，数天后发回，老师的评语又是两行诗句： 如人数他宝， 自无半毫分。 先前写得不好，是不知所云；这篇写得好，却被误会有抄袭之嫌。虽然如此，我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泄气，反而更加细心地观察事物，揣摩思考。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的佳作频出，老师渐渐对我刮目相看，有时还在课堂上予以褒奖。这时，我随手涂鸦的小诗数篇也陆续在报端披露，更是受到瞩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时，只有自己努力“争气”才有用处。 或许因为我是家师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对于我总是分外严厉。记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家师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问话。在一番开导之后，问起我的近况，我坦然告诉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说道：“你以为没有钱，我就会给你吗？明白告诉你，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给你。什么道理，我现在不说，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全身生满了脓疮，无钱医疗，在等死的状况下，我强耐病痛，写了一封信给家师，报告我的近况，没想到家师回信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那装腔乞怜的信，我已收到。” 面对这些事情的当下，心里的确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后仔细反省，我觉得家师是真正爱护我的，如果他对我和颜悦色，百般安慰，乃至给我钱用，让我生活过得舒适一点，我会很欢喜，他看了也会很高兴。然而，他却故意反其道而行，为的就是要我学习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时候，能够坚强忍耐，自我争气啊！ 一九五五年，当我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浮现在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呈给家师指教。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来往困难，我只有辗转托人由**带到大陆，直到家师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悬宕的石头。我这样煞费苦心，为的就是要让他老人家知道：我是争气的弟子，我不会让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时，善导寺一张八人座的圆形饭桌，却围坐了十五六个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离去。 在走投无路之下，我想到或许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过去的同学。当我们一行三人拖着疲惫冰冷的身躯，冒着寒风细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达山门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寺里的同学听说我们粒米未进，已经一天，赶紧请我们去厨房吃饭。可是就在这时，另外一个人说话了：“某老法师交代，我们自身难保，还是请他们另外设法好了！”当我正想离开之际，同学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钱出来买了两斤米，煮了一锅稀饭给我们吃。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当时捧着饭碗的双手已经饿得不停颤抖。吃完稀饭，向同学道谢以后，在凄风苦雨之中，我们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立下誓愿：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结果，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先后在台北设立“普门精舍”、“普门寺”。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现在，佛光山的每个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方便来者用斋。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在现代社会里，虽然清茶淡饭、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自信一颗诚挚的心意却是无价的。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幼稚园，乃至佛教杂志，也都以“普门”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门示现”之意，希望徒众都能效法“普门大士”的精神，接引广大的众生。 我常常在静夜里回忆往事，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胜感慨！ （至此我坚信，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所谓的“争气”，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众生之福祉。） 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缩。 过了两年，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当时民风保守，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会把学生“带坏”，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就不再请我教书。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请我教书，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 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所以，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对大众，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 我并不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感到生气，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视近利，不免感到遗憾。为了佛教的发展，为了众生的福祉，我只有另辟天地，自我争气。 “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当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间佛教”理念，如今已成为教界趋之若鹜的目标。这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应各地信众请求，在五大洲巡回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也经常邀请我参加相关的活动。 我以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证明了：当我们遭逢横逆时，既不需要哀求怜悯，更不需要愤怒抗争。以愿心为动能，我们一样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愤为力量，我们依然能够拨云见日。 只要自己肯争气，我们尽可以不卑不亢，择善固执，因为自助而后人助，辛苦的血汗不会白流，大众的肯定终将为我们的努力作最佳的证明。 政治的导向与观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备增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湾，只准耶教人士四处传教，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不予认同，即使自己出钱制作电视节目，也遭有关单位驳回，说和尚不可上电视。有一回，我问他们：“连续剧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现吗？”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说法，真和尚不可以说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似是而非的观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首开先例，制作台湾佛教史上第一个弘法节目。此后，由“甘露”到“信心门”，由佛经讲座到“星云禅话”，由“每日一偈”到“星云法语”，我游走三家电视台，非但邀约不断，而且从过去自掏腰包的自制，到现在电视台自愿出钱的内制。应观众要求而将节目内容付诸文字，所出版的书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纷纷前来洽商，希望我能给予他们出版的权利，想到佛法能借此普遍流传，我也都欣然应允。 目睹社会人士对佛教的观感，渐渐由排斥转为接受，由肯定到进一步地赞许时，心中最欣喜的莫过于为佛教争得了发展的空间。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开拓天地，还积极兴办文教事业、慈善事业，而且都先后获得台湾当局的表扬和肯定。我之所以费尽心力擘画各种佛教事业，固然主要是为了广利众生，另一方面也是想替教界争一口气，改变大众对佛教的误解与否定。 建寺安僧本来是好事，但也麻烦。佛光山一九六七年开山，经过十年的申请，至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庙登记，福山寺也是历经八年的奋斗，才成为合法的道场；圆福寺则因为地方财税单位主管的刁难，险些被充公拍卖，靠着慈惠过去同事的帮忙，暂缓查封的时间，才在千钧一发中拯救出来。 披览圣典，翻阅教史，诸佛菩萨的不为恶魔所扰，历代祖师的不被乱世所惑，不也是“争气，而不生气”的最佳例子吗？他们基于“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慈心悲愿，将全副身心抛洒于生命的时空里，往往所争回的，不仅仅是佛教事业的振兴开展，更是千万人法身慧命的亘古长新。我虽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随效法。 反观今日的社会，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一些人为了争取私利，而不惜争狠斗胜，他们即使赢得了一时的胜利，却往往输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获得了富贵荣华，却危害社会，贻祸子孙。还有一些人在困境当头的时候，不但一筹莫展，反而自暴自弃，徒然使亲者恨仇者快，遑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 有永远休息的时候 自从加入弘法利生行列近五十年来，到处行脚，不曾停止，尤以近几年来周游五大洲，更是席不暇暖。有人关心，问我：“你为什么不休息呢？”我都如是回答：“将来有永远休息的时候。” 从小到大，我一直喜欢阅读名人传记，在神游古今中外时，经常发现成功几乎都属于勤奋工作的人，而骄奢放逸的人注定要走向失败的命运。多年来，我踏遍全球各地，在考察人文风俗，经过一番比较之后，深深感到前途充满希望的国家，往往都拥有乐观进取的人民；反之，落后贫穷的国度里，不知勤奋生产的人比比皆是。我发现，那些具有恒心毅力、能够百折不挠的朋友们活得最为充实幸福。我自己做过各类不同的苦工、劳役，只要利济有情的事业，纵使经过一番辛苦奋斗，都能令我终身回味无穷。所以我经常告诫徒众说……精进勤劳是善德，是财富。懈怠放逸是罪恶，是贫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自然中，四季轮流递嬗，行星运转不息，我们是大自然里的一份子，又何能遁逃于天地之间？而“止水易生虫，滚石不生苔”的现象，更说明了惟有将自己“动”起来，才能创造无限的活力；惟有精进不懈，才是顺应天心，安身立命之道。因此，我对那些劝我不要忙碌，好好保重身体的人说：“忙，才是保重。”因为将来我们都有一个永远休息的时间。 隋朝智者大师在读到《法华经·药王菩萨品》时，了悟“心缘苦行，是名真精进”，顿时豁然开悟，我虽自叹无此福德能善人佛慧，但半个世纪来的出家生涯，及数十年来的忧患相煎，使我确实体会到修行并不是表相上的苦乐荣衰，而是在真参实学中显发自性的光芒，在志行坚固中流露悲愿的力量。就拿忙与闲来说，宁可忙着死去，也不要闲着生活。因为基本上，过分的休息就等于冬眠，就等于浪费生命。 我常看到一些原本大有所为的青年，在学佛以后，不是急着闭关念佛，入山修禅，作为躲避忙碌的借口，就是想要去兴建家庙，广收弟子，以募款化缘，自图温饱为足，结果不是在寂静的岁月里消磨了志气，就是在丰厚的供养中埋葬了慈心悲愿，心中真是良感哀痛！ 反观佛陀在证悟真理后，还四处弘法利生，及至八十高龄，仍然拖着疲惫的病躯行化于恒河两岸。我们又看到历劫菩萨在因地修行时，精进不懈，苦忍辛劳，度脱有情，乃至虽舍身首脑髓、国城妻子，而不起丝毫嗔恨之心。圣贤之所以能长久在生死海中作福兴善，永无疲厌，是因为他们都立定远大的志向，坚此百忍，无怨无悔。吾等一介钠僧，浅慧薄福，有无尽的众生需要度脱，有无量的法门需要学习，哪里还敢贪逸恶劳，坐享其成？想要断除无边的烦恼，勤求无上的佛道，岂是只知隐迹遁世或一味人世媚俗者所能轻易成就！ 所谓“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如果我们不能把握当下积极行道，让时光悠悠而过，一旦无所奉献，就业报命尽，岂不有负十方大众信施？倘若袈裟下失却人身，陷入万劫不复之地，更是愧对诸佛菩萨的慈悲。 曾经有一位在外参学多年的徒众，回来向我销假时，惊异地说道：“师父！您怎么一点也没有老？” 我回答：“因为我没有时间老。” 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老”，最怕是心力的衰退，而非年龄的增加。有些人虽然年纪轻轻，心却已经老了，所以只有坐以待毙，如行尸走肉般生活在世间。有些人尽管满头银发，却精神饱满，老当益壮。像东汉马援以耄耋高龄，在沙场上冲锋陷阵，发出“马革裹尸”的豪语，令人荡气回肠；以色列的梅尔夫人，年届八十，仍在烽火中折冲樽俎，她曾豁达地说道：“我从不担忧年老。年老就像飞机在暴风雨中飞行，你既然无法遏止风雨，也不能停止飞机，所以不如乐天知命，让它飞吧！” 不管是在五欲六尘的人生战场里奔波也好，或是在五味杂陈的世间风雨中驰骋也罢，光阴如流水，易逝而难返，要以有涯的生命去完成无穷的使命，就得把精神武装起来，和时间作长期的赛跑。所以我尽量以最快的速度办事，一些堆积很久、棘手难办的问题，只要到我这里来，立刻解决，因此有“马上办中心”之称；无论行程多么忙碌，凡是答应别人的邀约，我一定想尽办法准时赴会，故而得到“限时快递”的美誉。 早年我从走路布教到单车弘法，后来又以火车、汽车代步，南来北往，现在尽管经常搭乘飞机，穿梭于洲际之间，但是每天仍是忙不过来。在生活上，我力求简单，洗脸一把半，剃头五分钟，为的是节俭时间，做更多的事。长久以来，我训练自己随遇而安，所以无论在机舱、车厢、闹市、卧铺，我都能自在地看报读书，借着用功吸收新知，督促自己能与时俱进。我在出家时，从排班、走路中，利用零碎时间学习，直至今日，即使几分钟的散步，开示中的空当，我都不轻易浪费。一份计划大纲，几张结缘的书法，经常都在这些时候完成的。我恨不得一天当一年用，一周当一世用，只觉得时间太少，怎么会有时间老呢？ 有时接到信徒的来函，信尾祝福我“少病少恼”，其实我既然没有时间老，当然也没有时间生病，更没有时间烦恼。维摩诘居士说：“众生病，是故我病。”赵州禅师说：“佛是烦恼，烦恼是佛。”菩萨道的行者，因为能从平等一如的佛性和自他不二的关系上看待众生，所以视众生的疾病为自己的疾病，视众生的烦恼为自己的烦恼，因而能心甘情愿地为众生做牛做马，不以为苦。我自幼厕身丛林，日夜熏习，以前贤为师，所以日夜不停课徒授业，给人欢喜，不敢稍怠；我栉风沐雨接引佛子，布施无畏，不知怨悔。我将“他受用”的法喜，转为“自受用”的禅悦；我将“自受用”的所得，转为“他受用”的利益。多年以来，一直觉得为他人做事好像是在为自己工作，所以兴味益浓，即使遭逢挫折阻碍，也不曾退心转意；纵然病恙染身，也照常工作，乐此不疲。 数年前，我的腿跌断了，许多关怀的声音随之而起：“师父！您的腿不好，不要走太多路！” 我的腿就是不能走了，还有手啊！古人不是常说“双手万能”吗？ 一晃眼，几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我不但绕着地球跑了好几圈，甚至为了筹措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建校基金，写了不下一千张的毛笔字，拿去义卖。 近年来，我的视力日益减退，医师曾警告我，如果不好好保养，将有失明之虞，顿时，耳边又多了许多叮咛：“师父！您的眼睛不好，不能太费神！” 我的眼睛就是不中用了，还有口啊！嘴巴最容易做功德了。 数年的时光匆匆而过，我不但看了上千篇文稿，还主持过无数场的讲经、开示。 半年前，我的心口闷痛转剧，出息人息时感不畅，真正感受到人命就在呼吸之间，更觉得不能随便休息，所以不时鞭策自己，加速弘法的脚步。 最近，我做了心脏手术，一些来探望的弟子都说：“师父！您的心脏不好，不要太累了！” 肉团心虽有小损，真如心何尝有缺？只要“有心”，无事不办！ 他们经常劝我：“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乍闻此语，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休息”并不必然能“走长远的路”。社会上一般人即使晚上睡觉时合着双眼，心念却还流连在白天的事情上，因此，辗转床第者有之，夜不安枕者有之。平常闲暇时更不用说了，六根门头不断地向外攀缘，不但不能达到休息的目的，甚至还增添许多无明烦恼，扰乱了工作时的情绪。所以真正的休息，应该是“休”歇六根，“息”止妄念。果能如此，真心现前，自然就能进一步善用根尘，转识成智，普济天下有情，故到“不休息而休息，休息而不休息”的境地。像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成就念佛圆通；观世音菩萨“初于闻中，人流亡所，所人既寂，明暗二相了然不生”，故能“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我自愧行持浅薄，没有如此深厚功力，但是因为能保有一颗宁静的心灵，所以我可以同时听话、回答、看信、吃饭……而且还能招呼附近每一个人。录制电视节目时，我也能在不备文稿、不看钟表的情况下，安然地说出一则则法语、故事，并且准时结束，从不ng。所以我常说：只要人忙心不忙，工作中可以休息，休息中也能工作。所谓“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无住生心，随缘应物，虽千钧加顶，也能举重若轻。 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至于能否“走长远的路”，并不重要。像僧肇虽然英年早逝，他的《肇论》却是佛教传入中国初期的重要宝典；蔡锷虽然仅仅活到而立之龄，但是由于他奋不顾身，揭穿洪宪帝制的阴谋，使亿万人民免于君主专制的厄运，朝露虽易逝，但它润泽了大地；冬阳虽短暂，然而能销融冰霜。我们应该趁着一息尚存，及时努力，燃烧生命的火花，留下璀璨的光辉，照亮后人，因为将来“有永远休息的时候”。 古圣先贤行愿精进，不肯轻易虚掷光阴，往往坚持到最后一刹那，像道安大师在大座说法中立化，慧远大师在声声佛号中西归，玄奘大师在振笔译经时圆寂，佛印禅师在接引信徒时坐灭，他们的行止风仪是多么的洒脱自在！我今已七十而知天命，生灭荣衰于我有如云淡风轻，但是所谓“死有重干泰山，有轻于鸿毛”，若能有此福报，在精进工作中奄然而去，不也得其所哉，意义非凡！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不比较，不计较 十年前，李志奇、李志希双胞兄弟曾透过周志敏女士，向我索取毛笔字，我信手拈来，在宣纸上写下“不比较，不计较”。后来他们在影艺界相互合作，彼此提携，传为佳话。一名弟子曾问我：“您当初怎么想到这样的句子呢？”我反问他：“人生种种烦恼的主要来源是什么呢？”只见他沉思片刻说道：“比较和计较。” 的确，人的烦恼无明都是从“比较、计较”而来：襁褓期间，婴儿运用触觉，“比较”谁的疼爱多，借着哭声表达自己的“计较”；上学读书时，又“比较”谁的分数高，“计较”老师是否偏心；踏人社会以后，则“比较”谁的待遇好，“计较”老板是否公平；即使父母去世了，还要“比较”谁的财产分得多，“计较”遗嘱是否公正。有了“比较、计较”，一切的分别于焉而起，纷争也应运而生。像古来兄弟反目乃至骨肉相残的惨剧，著称者如七国之争、八王之乱等等，莫不是由“比较、计较”而引起。 童年时，父母经常外出，我虽上有兄姐，下有弟弟，但目睹家事无人料理，便自动负起洒扫烹煮的责任，并且包办一切采购事宜，由于我不比较工作多寡，不计较事务繁杂，八九岁时就“多能鄙事”，从中学习权宜轻重的掌握，对于日后的做人处事助益甚大。 十二岁披剃出家后，到佛教学院读书，当时的生活十分清苦，我不曾穿过新衣，都是捡别人往生后的衣服穿；也不曾饱食一餐，半个月才有一次米饭可吃，汤内无油、无菜，清清如水。在偌大的道场里，人多事繁，冤枉、委屈在所难免，而封闭、棒喝又是当时丛林教育的特色。十年的参学生涯瞬目即过，许多人半途而废，我却将一切磨炼视为“当然”的训练，“不比较”人我是非，“不计较”待遇好坏，因此得以安心修道，自觉法喜充满。 古德云：“至道无难，惟嫌拣择。”年少时读到这句话时，还不能体悟深意，于今回想当年种种，深感所言不虚！反观现代青年之所以难以人道，不外凡事讲究情理，所以别人一句难听的话语，一个难看的脸色，就嗔火中烧，闷闷不乐，道心既缺，遑论成就事业。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情应该是体谅别人，委曲求全；真正的理应该是讲求实务，顾全大局。我们惟有抱持“不比较、不计较”的态度待人处事，才能允执厥中，得其所在。 从焦山佛学院结业以后，家师志开上人有意让我回到栖霞山寺担任知客，当时自忖此地是我披剃所在，知客是四大纲领之一，于公，我应饮水思源，报答深恩；于己，我也乐意担当，自我考验，所以欣然承命。没想到后来常住却将我派往禅堂当“维那”，这非我所长，但我也“不比较”职位大小，“不计较”工作难易，欢喜赴任，老实参学。在这里我获得许多宝贵的实务经验，使我无论在坐禅的体验上，或在规矩的了解上，都有更深一层的领悟。后来我经常劝勉徒众应该自许为一颗“活棋”，以“不比较、不计较”的精神，随常住的调派，多方学习，养深积厚，定有所成。 一九四九年，我随僧伽救护队渡海来台，几番转折之后，总算在中坜落脚。为了感谢寺院的收留，我发心工作以为报答，不料却引起他人的疑忌。遇有难做的事情，一些同道总是在一旁说风凉话：“这个让星云去做，他比较有力气！”记得我常常工作到晕眩呕吐，全身虚脱，但是惟恐耽误寺务，所以往往忍耐苦楚，咬紧牙根，接做余事。后来，承住持妙果老和尚赏识，不但经常带我到各地弘法，还有意介绍寺院交给我管理，但我志不在高位，故予以婉拒。至今想来，什么是星云的力气？不过是“不比较”别人的闲话，“不计较”工作的辛劳，所以才能力行不懈，一鼓作气。 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从事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工作。记得有一天，一位同道从外面回来，神色仓皇地嚷着：“不得了啦！现在外省人做住持的竟然有二十人之多！”我听了觉得欣喜万分，高兴地说道：“太好了！他们在各地建寺，我们往后到哪里都有饭可吃，有寺可住了！”“不比较”成就高低，“不计较”拥有多少，抱持共存共荣的胸怀，何时何地不是光风霁月？后来他在新加坡建设养老院时，向我化缘，虽然当时佛光山正是草莱初辟，经济十分拮据，想到他在异邦嘉惠他人，难能可贵，我仍然为筹善款，乐见其成。 同年，我应东初法师之邀，编辑《人生月刊》。此后六年当中，不但义务写稿补白，总包一切编务杂事，还倒贴邮费、车资。尽管如此，我“不曾比较”有无名分，也“未尝计较”工作繁剧，自觉在当时佛教凋零之际，能担当文教重任，将佛法传递十方，其意义实在非比寻常！后来，在杂志一角将我列为“督印人”，虽名实不符，但也无所“计较”了。再后来，报章杂志、广播电台纷纷邀我撰文，我都一概不收稿费。五十年来，目睹佛法由衰微到兴盛，不知度化了多少迷失的众生，不禁感到世间一切有非真有，无亦非无，惟有“不比较、不计较”，才能将有限的生命融入无限的时空之中，为世间留下永恒的贡献。 “不计较”贫富、“不计较”有无都还算容易，最困难的是面对得失毁誉，仍能一本初衷，如如不动。民国初年，仁山长老追随太虚大师革新佛教，以“大闹金山寺”事件闻名遐迩。有一回到马来西亚弘法，一位法师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竟然向他说：“您认不认识金山寺一个叫仁山的地狱种子，他造下无边罪业，恐怕将来只有在第十九层地狱才找得到他！”仁山长老当下供养这名法师两枚银元，并且说：“您刚才开示得很对！”言罢潇洒而去。对他而言，革新佛教乃势在必行，但对于别人的言行，则不必斤斤“计较”。 当时，大醒法师也是太虚大师的高足之一，他因为办理《现代僧伽杂志》，大肆批评旧僧制度而饱受非议。一天，他到苏州灵岩山寺拜谒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一见面就愤愤地责备：“你是在造口业啊！”为了纪念印光大师的开示，他回去以后即刻将杂志内的文章结集成书，订名为《口业集》，这无非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说明自己是在为佛教的前途而勇于建言，而不是在私人的荣利上“比较、计较”！ 太虚大师则在他的文章《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中，道尽佛教积弊难返的情况，字里行间却没有半点比较的怨尤，没有丝毫计较的愤慨。年少时耳闻前贤大德的为教热忱，只觉得正气凛然，钦服不已，直至自己来台以后从事种种改革时，才感到大不易也！ 当年台湾民风保守，耶教盛行，而且正值戒严时期，言行有些许开放，佛教有稍许改革，均足以惊世骇俗，小至出家人戴手表、用钢笔、坐车子都会备受指摘。而我却教导学生打篮球、组织青年成立佛教歌咏队，因此更是被人视为异端，饱受恐吓。从到处弘法布教，被警察人员频频监视，到大胆启用言论开放的学者讲课，被有关当局连番调查……乃至不实的毁谤连番而至，使得一向求全求好的我一度感到悲愤难平，然而念及佛教的未来，心中又顿生动力，奋勇向前。如今我冲破种种难关，回想过去种种，深感成功之道无他，只要凡事往大处、远处着想，不在无谓的事情上“比较、计较”，当因缘成熟时，自然水到渠成，一切现前。 新观念的建立固然耗时费事，新方式的推展也必须拥有“不比较”辛劳、“不计较错误”的雅量，才不至前功尽弃。一九五八年，台湾电影界首次开拍《释迦传》时邀我当顾问，我义不容辞地答应；但当时缺乏经验，只知助成好事，没有细看脚本，没想到演出后因剧情不当，引起轩然大波，不但台湾的信徒们纷纷来到三重市新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向我谩骂，扬言要捣毁办公的地方，甚至到马来西亚上映时，当地僧侣也聚集在戏院门口静坐抗议，在台湾的我当然也连带受责。尽管知情者为我叫屈，但我未尝以只字词组怪罪电影制作单位，因为我总认为，佛教电影化在刚开始时难免有各种缺点，必须有人担当责难，否则因噎废食，阻碍了佛教的进步，岂不枉哉！后来游娟女士在台视制作《佛祖传》连续剧，也是因为以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为蓝本，而让我再度遭受无妄之灾，但我觉得一些不如法的地方只是过程，将来一定会有所改善。所以只有自己含垢忍辱，“不予计较”。果真，现在制作的佛教影片不是越来越进步了吗？ 三年前，勾峰先生将我撰写的《玉琳国师》改编成《再世情缘》剧本在中视上演，不但轰动岛内外，而且度化了影片的男女主角、工作人员，乃至许多电视观众此片皈依佛教。记得二十多年前，《玉琳国师》在空军电台以文艺小说播出时，教界乏人认同，直至今日，大家才日益肯定声光化电对弘扬佛教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不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不是很好的事吗？ 一九九四年的一日午后，周游女士来电表示想来拜访我，没想到见面时，她已经带了一组摄影队来到现场，并且要我为她新制作的连续剧《唐太宗》说几句好话。我一向不逆人意，虽然心中不悦，明知此举将遭到议论，依然勉为其难，满人所愿。后来片头上演后，多少通电话、多少封来信交相指责。但由于这个因缘，佛教得到更开阔的发展空间，从而度化更多的民众。所以，凡事无法尽如人意，如果只是在枝末细节上“比较、计较”，不惟因此蹉跎光阴，也往往错过良机，倒不如直下承担，忍辱负重。 四十年前刚到宜兰弘法时，为了化导顽强的民众，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像林松年每次进我的寮房，总是踢门而入，怒言相向；熊岫云一向以知识分子自诩，在他伯父的劝诱下前来宜兰念佛会听我讲经，刚开始时也都是双手抱胸，一副倨傲怀疑的模样。我当时自忖来到一个新地方，必定会有新的挑战，但对于个人有利与否，我“不想比较、计较”，唯愿在自己的岗位上成就大众，所以仍以平常心来待人处事，后来他们都成为最忠实的佛教护法者，而我也从此没有离开过宜兰。 俗语说：“同行相轻。”但我的同道中，却不乏互相提携的善友，其中煮云法师是我在栖霞佛学院的同学，因为我们彼此“不比较，不计较”，所以成为莫逆之交。记得一九五三年在宜兰念佛会，一位老居士对我说：二月份煮云法师要到高雄凤山，但他很喜欢在宜兰弘法，希望我能和他调换。我想到大家同学一场，所以欣然答应，没想到后来煮云法师从花莲经台东来到凤山时，受到当地信徒的盛大欢迎，于是就在当地落脚。 一九六四年，我在寿山寺创立佛学院，特邀煮云法师前来授课。他每次来，信徒供养的水果、从报摊上买来的杂志都放在桌上，甚至厨房里好一点的菜，总是先被他的弟子收去给他。我的弟子三番两次和我抱怨，我都和他们说：“煮师和我数十年的交情，如今他不嫌弃和我同住，我没什么好供养他，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 同道们都称煮老为“上、中、前”的法师，因为他每次用餐时习惯坐在“上”位，照相时喜欢坐在“中”间，走路时自动走在“前”面，唯独外出买车票付钱时，他一定“后”退，由我付钱。次数一多，我的弟子又发出不满的声音，我经常告诉他们：“钱就是要拿来用的，不劳你们为我担心！” 煮云法师对我很好。有位同道多少次背后说我的坏话，从中挑拨我们之间的友谊，他不是哈哈一笑，就是为我说好话。我们相知相惜，直到他往生为止。 一九五五年，我着手筹建高雄佛教堂，没想到从开工伊始，人为纷争即不断发生。我一生做事，觉得完成使命才是重点，从未在利上和人“比较、计较”，所以一落成以后，便交给我过去的师长月基法师主持。 后来，我以此为据点，创建寿山寺，开辟佛光山，在岛内外发展一百多个佛教事业单位。回想来台四十年，之所以能为佛教做这么多的事，不在于我有智慧、有能力，而是跟随我的弟子也都与我一样，具有“不比较，不计较”的性格，大家分工合作，集体创作，所以能集思广益，众志成城。 于今我云游世界讲经说法，海外华人问我应如何出人头地时，我总是以自己的经验告诉他们：不要只在私利上“比较、计较”，而应抱持“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融入当地社会，努力奉献服务，和大家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在大自然的世界里，树木因为承受风吹雨打，所以浓荫密布，众鸟栖息；海水因为不辞百川，所以宽广深邃，水族群集。人，也唯有秉持“不比较，不计较”的胸怀，才能涵容万物，罗致十方。在佛教里，禅门所谓的“不思善，不思恶”，正是要我们不在表相上分别“比较”；《心经》所说的“不住色声香味触法”，也是要我们不在外境上执著“计较”。唯有超越对待，我们才能和虚空一样，随缘自在，任性逍遥。 （一九九六年九月） 忙，就是营养 有一段时间，一连有好几位徒众因身体有病而住在如意寮中静养。为我开车多年、曾经担任人事监院的永均法师问我：“那些人看起来身体很好，但每天又无所事事，为什么那么多病？我们每天忙碌不已，身兼数职，为什么反而身体健康不生病呢？”我随口回答他：“因为忙，就是有营养啊！”不料这句话在徒众间流传起来，成为一句法语。回想起来，我的一生的确是因为“忙”，才少病少恼，身健心安。 童年时代，我就很喜欢忙。每天鸡鸣而起，忙着帮大人插秧、除草、放牛、养鸡，忙着和同伴捉泥鳅、找蟋蟀、玩纸牌、说故事。甚至连吃饭、睡觉都是在忙中度过。即使生病，也是在忙的里面似有似无地打发过去。忙，不但强健我的体魄，也长养我的耐力。 及至我十二岁出家之后，虽然生活方式有所改变，但是忙碌依旧，所以我从来没有适应上的困难。记得那时我忙着早晚课诵、上课读书，忙着出坡作务、挑柴担水，忙着看守林园、捉拿山林小偷、护卫山门，甚至忙着立菩提愿、发增上心，忙着念佛号，忙着打腹稿……几乎到了无事不忙，无处不忙的地步。这样从早到晚，忙此忙彼，不但于己丝毫无损，反倒强化我的身心，增加我的人缘。 由于我经常自动帮忙菜园工作，所以园头不时送我两棵白菜、几粒番薯姜，让我带回去烧汤煮面，与同学共享，彼此皆大欢喜。尤其在隆冬的夜晚，三五好友蹲踞厨房一角，一面忙着偷吃面条，一面忙着闪躲纠察老师，既刺激，又温馨。如今回味起来，依然乐趣无穷。 创办的《中流杂志》每个月出刊时，我总是义务地前往协助包装寄发。一天忙碌下来，不但赢得师长的赞美，而且还能获赠一份杂志作为酬劳，使我能免费阅读，先睹为快。这对于嗜书如命，却囊中羞涩的我而言，真是无上的珍宝。 就读佛学院期间，我不但每天发心煮放参（晚饭）供养大众，也时常到常住的织布工厂里帮忙。虽不曾多吃一粥一饭，也未尝得到一丝一缕的赐赠，但在忙的同时，我深深了解物力的艰难与缘起的妙用，一生受用无穷。 所以，在“忙”中，有数不尽的乐趣；在“忙”中，有无限的喜悦；在“忙”中，能安身立命；在“忙”中，能多所体悟。“忙”的生活实在太美妙了！在“忙”中，我感觉到懒惰懈怠实在就是罪恶。 为了照顾一窝刚生下来的小老鼠，我将它们偷偷藏在抽屉里，每天咬破饭粒慢慢喂食。看着它们从全身无毛到一身乌亮，从未睁双眼到活蹦乱跳，我感受到生命之可贵在于跃动不息，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焉能不将自己“忙”起来呢？ 为了同学赠送的几条蚕宝宝，我在读书作务之余，跑全山，摘桑叶，一面注意它们的温饱情况，一面还要避免被老师发现，一直养到它们长大成蛾，破茧而出。这些点滴体验，让我及早深入“虽忙犹闲”的三昧，对于我未来的弘法事业具有莫大的助益。 在佛学院图书馆兼任管理员期间，我除了夜以继日地整理“活页文选”之外，还经常忙里偷闲，翻看《水浒传》、《三国演义》、《基度山恩仇记》等中外名著。甚至在开大静之后，点着线香躲在棉被里偷偷阅读，直至天亮。就这样，数年之间拜忙中自修之赐，我不但得以遍览群书，更激发对文学的深厚兴趣。 老师的一声令下，我忙着奔走油印，供给教材；同学的一句要求，我忙着整理讲义，装订成本。忙，使我得到师长的肯定；忙，使我得到同济的友谊；忙，使我意识到集体创作的重要；忙，使我感受到同心协力的意义。在闭塞的深山丛林里，虽不曾阅读“青年守则”，但我早已体会“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真谛。观世音菩萨因为二六时中忙着寻声救苦，地藏王菩萨由于时时刻刻忙着地狱度生，所以赢得佛子们的顶礼赞叹。因此，忙是善举，忙是利行，忙是情义，忙是功德。忙，才是佛法的真谛。 刚开始时，为着一个开示，我往往忙了几个通宵，准备讲稿；为了一篇文章，我经常忙了几个夜晚，搜索枯肠。虽然未曾领过任何钟点费，亦未曾得到任何稿酬，但是看着台下的群众由少而多，由点头会意到拍手鼓掌，看着自己的一笔一画印成方方正正的铅字，刊在每期的《菩提树》、《人生》、《觉生》、《自由青年》等报章杂志上，一股强烈的成就感不禁油然而生，充塞胸怀，实非锦衣玉食、华厦美屋之乐所能比拟。在忙中，我充分领略服务奉献，不求报偿的法喜。所以，我能有能无，能苦能乐，能大能小，能进能退。 为了让一本书及早付梓，我曾经守在深山草棚里一个月之久，趴在尘泥地上，以大地为桌案，奋笔疾书，写出我对人间佛教的理想。为了让一本杂志如期出刊，我时时饿着肚子，从台北大理街走到万华火车站，坐火车到老北投，再转公车到新北投，摸黑步行至山顶，将一本新印的刊物交到老法师手上，才松了一口气。每次完稿，望着鱼肚白的天色，再看看表，往往已是凌晨时分。虽然我整天忙得无人无我，无日无夜，但在我不仅未曾减少什么，反而增进了信心道念。 一九五一年，我担任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每天起早睡晚，忙着带领学生做早晚课诵、出坡劳动，忙着准备授课及批改作业。此外，还得忙着圈点八十余本的学生日记及辅导学生的生活。一个月下来，整整瘦了五公斤。尽管如此，我的心灵却在忙碌中逐渐提升，我的视野也在忙碌中逐渐开阔。忙，开启人人本具的潜能；忙，发掘方寸自有的宝藏。所以，我喜欢忙。借着忙，我精进奋发，自强不息。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四五十年前，正是民生困乏的时代，有人又说：“教书自有香菇面，教书自有好供养。”但我觉得，教书之乐不在丰衣美食，而在灌输大家正确的观念。所以每次收到些微稿费或□钱时，我总是拿去购买佛书，与佛子们结缘。忙着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实在比黄金屋、颜如玉、香菇面、好供养更有价值。记得那时我常常为了一场讲座，从宜兰坐上一天的火车到高雄，演说完毕，又从高雄乘夜车回到宜兰。在北宜线、纵贯线上，我虽然耗费了无数光阴，但生命的力量却随着滋长，怎不叫人欢喜？除了定期的讲演之外，我马不停蹄，忙着到工厂为劳工开示，到码头为渔民布教，到监狱为受刑人皈依，到军营为官兵们说法。有人说时间难挨，我却觉得一天二十四小时瞬息即过，恨不得一天能有四十八小时可以使用。 那时，台湾的出租车刚刚开始营业，我为了赶路，偶尔不得不以出租车协助自己奔忙。每当里程表跳动一次，我的心脏也随之起伏跳动。又要忙碌，又想省钱的滋味固然颇不好受，但是每当望着台下听众心开意解的表情，看着身边的工作能够完成，心中的喜悦真是无与伦比。 一九六二年以后，各个大学纷纷成立佛学社团，广播电台也增辟佛教节目，一向喜爱文教的我益形忙碌起来。我不但为寺院服务，为信徒讲经，还要为学生授课，为电台供稿，整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虽然如此，我仍感到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寺院的落成开光、住持晋山，我经常南北奔跑，亲往参加；为了信众的婚丧喜庆，我往往毫不犹豫，前去致意。渐渐地，应酬日增，但因深恐人情不够，所以只有自己忙碌，不愿对别人失礼。虽说凡事已格尽己心，无奈仍有未如人意之处。我深深感到，未成名时，忙，是一种快乐的修行；成名之后，忙，有时却成为一种艰难的负担。俗谓“人为名累”，其实，再忙再苦，我也不累，人情难却才是累人最甚。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我还是欢喜忙，所以仍然继续地忙下去。 随着佛教的发展，五十岁以后，我又忙出另一片天地。在建寺安僧、办理学院、创建养老育幼事业、从事出版文化工作等方面，我都写下了“忙”的历史。但有谁知道，我常常为了开导一个顽皮的小孩，忙着想尽办法；我往往为了疏通一位固执的老人，忙得舌千唇燥。时间在忙碌地思考、忙碌地做事中飞逝而过。佛经上说：“常做佛事，永不休息。”在忙碌的度众工作中，我学习到谦虚耐烦的美德，也长养了慈悲包容的雅量，真是人生一大收获。 佛光山开山之初，我忙着带领弟子们披荆斩棘，启建山林。平日里，我忙着在全山扫除各地落叶；假日时，我忙着进厨房供应香客素斋。山洪爆发时，我忙着以身挡水，保卫道场，事后还要忙着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台风来袭，我忙着巡视各地，灾后还要忙着修补摇摇欲坠的草寮。经云：“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在“忙”的生活中，我对于这句话有很深的体会，因为佛光山的一沙一叶中，有我全部生命的虔诚供养。 近十年来，我的弘法脚步拓展到国际舞台。我曾六去印度朝圣，八赴欧洲弘法。我曾七往澳洲、新西兰大洋洲地区巡视寺务，三到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视察佛光山的别分院。为了将大乘佛法传入西方世界，我去过北美洲的美加一带三十次以上；为了每年为期三天的佛学讲座，在马来西亚的莎亚南体育馆，我主持过八万人的集会；在印度的拉达克，我爬上海拔四千公尺的高地，向当地信众弘法。联合国大厦曾有我过往的足迹，印度总统府、泰国皇宫、美国白宫也留下我和各国领导人会谈的历史。世界的七大奇观，我曾一一伫足观赏。在倥惚的弘法行程中，我浏览过莫斯科红场的风光；走访过德克萨斯州的美国太空总署，使我对尖端科技的成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参观加利福尼亚州的环球影城，让我对声光化电的功用有了深一层的认知。我忙着做一个地球人，将欢喜遍撒十方世界，将自己融入万物之中，每天过着既充实又幸福的忙碌生活。 滚石不生苔，流水不生蠹。忙，才能发挥生命的力量；忙，才能使我们身心灵活起来。经云：“若行者之心数数懈废，譬如钻火，未热而息，虽欲得火，火难可得。”又说：“人所欲为，譬如穿池，凿之不止，必得泉水。”借着忙，将自己动员起来，才能一鼓作气，先驰得点。如果能善于忙碌，“忙”就是一帖人生康乐的最佳营养剂。 （一九九七年七月） 因缘能成就一切 佛陀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夜睹明星，所证悟的真理最主要的是：万事万物的生灭都是在遵循着“因缘”法则的运作。所谓“因”，是指最初引生后来结果的直接内在原因；所谓“缘”，是指外来助成结果的间接关系。由此看来，“因缘”不是佛陀所发明的名词，而是宇宙人生本来的真理。因缘既不是宿命观点，也不是灵异现象，而是最合乎科学的法理轨则。我出家半个世纪以来，对此感悟良多，如果有人问我一生之中体会最深的佛法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因缘能成就一切。” 我出生在战乱时代，记得那时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不知多少人家园毁于一旦，多少**儿骨肉离散。我常想：“为什么会有如此惨不忍睹的结果呢？必定有所原因。”听到年老的外婆和师公（出家的姨婆）谈话时慨叹：“这些‘因缘’都是众生的业力！”我继续追问：“业力是什么？”他们说：“这是因缘果报。”后来，我出家学佛，一路行来，感到世界的成、住、坏、空，人间的生、老、病、死，心念的生、住、异、灭，原来一切无常的世事都逃不过“因缘”二字，所谓“因缘生，因缘灭”，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像我，童年未曾读过多少书，而能认识一些字，主要是因为母亲听我读故事小说时，在旁指正我的错别字，让我有了识字的“因缘”。家里人口稀少，无人烧煮三餐，年幼的我自动负起烧饭煮菜的责任，不意却获得卧病在床的慈母指导，让我得到烹调秘诀的“因缘”。少时亲近信佛虔诚的外婆，在外婆的念佛诵经声中，增加我信仰的“因缘”。家乡寺院庵堂很多，出家人衣袂飘然、法相**的行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种子，不知不觉中酝酿我出家学道的“因缘”。所以，“因缘能成就一切”，诚信然也。 “因缘”，有顺“因缘”、逆“因缘”的分别。风调雨顺，让万物成长，此乃顺的“因缘”；风霜冰雪，让万物坚强，此乃逆的“因缘”。“因缘”有善“因缘”、恶“因缘”两种类型。助长成功的“因缘”，乃善的“因缘”；破坏损毁的“因缘”，乃恶的“因缘”。但善、恶因缘不是绝对的，一个人历经父母的呵护、学校的教育、社会的进步、经济的繁荣，能得到顺的、善的成长“因缘”；有些人从出生伊始，就遭遇到破碎的家庭、艰辛的生活、苦难的挫折、种种不幸的恶“因”恶“缘”，也能从坚强奋发中，淬炼出逆的成长“因缘”。检视过往，年少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养成我善观事物的性格；没有贵亲厚戚的照顾，养成我平等爱人的性格；没有周全衣食的供应，养成我随遇而安的性格；没有冶游玩耍的环境，养成我慎思自省的性格。这一切不顺利的境遇，不也都成为我成长的“因缘”吗？其他诸如战争伤亡、家庭贫困、饥寒交迫、横逆临身，如今想来，也全是增上的“因缘”。 后来，我到南京律学院念书，因逢战乱，缺乏适任的老师。每当他方有一位老师前来，大家奔走相告，认为是天大的喜事，而且在课堂上，都能珍惜宝贵的机会，专心听讲。久而久之，养成我习惯于谛听的“因缘”。其中，有的老师不善教授方法，上课不发一言，写了满黑板的粉笔字，养成我善于抄录的“因缘”，不意日后专注听讲的“因缘”与善于抄录的“因缘”，对于我自学修习助益甚多，让我感到“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刚来台时我身无分文，突然想到栖霞山在**的分院“鹿野苑”中，或有道友可资助我的船票，让我前往**，遂去信求援。哪知船票寄达台湾时，我已被冤囚狱中。及至释放，错过了赴港因缘，后来承蒙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长者，以警民协会会长的身份为我保证，办理户口，打消我赴港的想法，成就我留在台湾的“因缘”。 感谢身为客家人的妙果老和尚，与我既非同门，又非同宗，却在我无衣无食的时候，伸出援手，给我挂单安住的“因缘”，并为我担待安全单位许多调查盘问的风险，若非如此，生死存活可能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后来为了报答妙果老和尚的慈心，以及客家籍的工程师谢润德先生的“因缘”，我在苗栗、竹东、头份、屏东等客家人聚集的地方设立了很多禅净中心、道场及布教所，聊以报答这许多美好的“因缘”。 自从吴鸿麟老先生冒险为我保证之后，我与吴家结下了几代“因缘”。数年前，吴老先生过世，我从菲律宾赶回，亲自为他主持奠礼；吴老夫人在台大医院住院治疗，我也多次探望。今年（一九九八年）三月，吴伯雄先生继我之后，担任国际佛光会台湾总会的总会长，当我陪着他到各地视察会务的时候，突然感到“因缘成就一切”的妙处，真是不可思议！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我在江苏宜兴办了一份《怒涛月刊》，虽只油印五百份的发行量，但承蒙教界长老大醒法师在《海潮音月刊》上公开推介，使《怒涛月刊》立即身价十倍。到了台湾之后，大醒法师于一九五一年主办台湾省佛教讲习会，我感念他提拔《怒涛》的“因缘”，毅然承命为其担当教务主任之职，以供驱使。仔细回想人生种种在“因缘”里流转回荡的情景，不禁礼赞“因缘”真是奇妙无比！ 在讲习会期中培养的僧才，有被冤屈死于狱中的台东修和法师，有主编《海潮音月刊》的灵泉寺修严法师，有在台中创立万佛寺、慈明寺的圣印法师，有在花莲担任佛教会会长的真宝法师等。由于我和大醒法师的一点“因缘”，这许多青年僧宝对台湾佛教作出一定的影响和贡献，心中也同感与有荣焉。 此外，由于我和妙果老和尚的“因缘”，承蒙他推介，让我和台湾佛教界的大德，如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宋修振、台中宝觉寺林锦东、台南县佛教会吕竹木、彰化昙花佛堂林大赓、南投县佛教会理事长曾永坤，甚至在台湾大学教学任职的李添春、李世杰，北河高中老师张玄达等本土俊彦结识来往，深感荣幸。后来我在台湾多次环岛布教，宣扬影印大藏经，到各地弘法讲学，出版《释迦牟尼佛传》，发行《今日佛教》等，他们都给予我许多支持，这些好“因”好“缘”，抵消了许多坏“因”坏“缘”，让我得以一展发扬佛教的抱负。感念于“因缘成就一切”，我发愿要时时刻刻给别人一点帮助的“因缘”，让自己也能成为别人的好“因”好“缘”。 一九五二年左右，花莲不断地发生强烈地震，天灾人祸频传，我感谢东净寺的曾普信居士平日以谦谦君子之风，待我诚信，所以除了曾在《人生杂志》上呼吁救济花莲灾民，重建东净寺之外，也为他出版《苏东坡史话》等书，让彼此都在好“因”好“缘”中来往。 记得有一年，彰化妈祖行香团朝拜北港的妈祖庙，林大赓先生邀我坐三轮车到妈祖行阵中参观，让我对台湾的民间信仰有了深切的认识。为了感激他的热忱，后来我在彰化开建“福山寺”，请他担任“福山佛学院”的副院长，希望彼此的好“因”好“缘”能对彰化佛教有所贡献。 后来，屏东东山寺圆融法师、苗栗净觉院智道法师、台中慎斋堂德熙法师、后里毗卢寺妙本法师、美浓朝元寺的善定、慧定法师、板桥菩提院的文智法师等，都曾是支助我弘法的“因缘”，我无以为报，只有努力著述，寄赠书报月刊，聊表寸心。 一九五二年，由于先有马腾居士写信邀请我前往宜兰弘法为“因”，后有李决和居士面邀驻锡宜兰为“缘”，我欣然允诺。四十六年之后的一九九八年，马腾居士在冈山以八十余高龄辞世，我感念他当年给予我赴往宜兰的“因缘”，除了前去拈香祝祷冥福，吩咐佛光山都监院的满净法师、永能法师为其处理一切丧葬事宜之外，并将其灵骨安奉于佛光山，满我感谢好“因”好“缘”的心愿。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垦丁公园一带弘法，莲海念佛会邀我前往主持落成开光，三十多年后，我应邀为东海寺主持佛事，才知此地已有几十个寺院道场分建各处。想到佛典中描述尼拘陀树的种子虽小，长成的大树却能枝叶繁茂，蔓生四方，以此比喻小“因缘”能得大果报，不禁深有所感：播种者植种于地，虽然不一定自己收成，但有朝一日看到浓荫伞盖，大众蒙福，也觉得欣慰无比。初到宜兰的时候，一无所有，仰赖别人给我“因缘”，自忖：“我能给别人什么‘因缘’呢？”于是一得到净财，便购买《人生杂志》、《菩提树月刊》及台湾印经处出版的佛书，免费送给寺院、商店、信徒、青年，由于这些“因缘”，无形中助长宜兰读书学佛的风气，头城、罗东等地相继成立念佛会，圆明寺觉意老尼师提供草寮给我静修写作。天理堂香店的老板方铁铮先生是李决和居士的女婿，后因流通佛书与我结识，在这诸多“因缘成就”之下，李决和居士不但自己以年老之身随我出家学佛，女儿慈庄、外孙慧龙、慧传也随我剃发为僧，目前在佛光山都担任要职。 在宜兰弘法的“因缘”，除了造就了许多有为的青年僧才，与我共同开创佛教事业，除最初参与开辟佛光山的一级主管之外，在家信众方面也是人才辈出，像郑石岩教授在佛教心理学方面开创天地，利人无数；杨梓滨、张肇、张钢鎚、林清志等人为佛光大学奔走筹画，格尽心力……凡此“因缘”皆犹如滚雪球一般，缘缘相续，灯灯无尽，使偏处一隅的宜兰成为台湾佛教的摇篮地，点点滴滴的往事形成延续历史的轨迹，诚为不可思议之“因缘”也。 喜舍一句受用的佛法能给人一些“因缘”，布施一声亲切的关怀能给人一些“因缘”，甚至供养一丝真诚的微笑，赠予一本浅显的佛书，都可以提供别人一些“因缘”。多少年来，在与道友、信徒的来往之中，我深深感到，不论是旧识或新知，不论是老参或新学，最重要的是彼此要互相珍惜“因缘”，惟有让心和心之间搭建起道情法爱的桥梁，才能使好“因”好“缘”绵延不断。 一九五五年，南亭、煮云法师与我等人共同发起“影印大藏经环岛布教团”。一个多月来，我们搭乘板车、牛车、三轮车、火车、汽车、小船、军舰、飞机，所到之处，锣鼓喧天，鸣炮献花，甚至地方寺庙抬出神明金轿前来欢迎，以麦克风、扩声机助长热闹，只见台上、台下水**融，打成一片。此后，我又多次率领学生、青年到全省各地布教，也蒙获大家的热烈护持，让我愧不敢当。其中，有人说我成就台湾佛教蓬勃发展的“因缘”，但我却认为是台湾民众成就我推动佛教事业的“因缘”。 回忆四十年来，台湾佛教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因缘”际会当居首功。例如，由于电台传播“佛教之声”，让多少民众有了得度的“因缘”；由于詹煜斋先生每年赞助大专青年佛学奖学金的“因缘”，让全台湾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纷纷成立；由于朱镜宙、张少齐印经的“因缘”，多少人因此而深入经藏，智慧如海；由于白圣法师等传戒的“因缘”，使今日出家僧尼增加；而佛光山办学的“因缘”，则使得现代的佛教教育提升层次。 佛陀出现于世，是为了一大事“因缘”——让众生开示悟人佛之知见；一千多年前，由于汉明帝夜梦金人的因缘，使大法东来，此乃东土人民的福德“因缘”成熟有以致之；二十世纪末，大法西来，让佛光普照，法水流长，又是另外一个殊胜“因缘”的到来。 早年，我来美洲创建道场时，正逢中国与美利坚修好时期，眼见许多留学生蜂涌到美国留学，但经济都非常拮据，我和潘孝锐先生共同成立“西来奖学金”，每人三千至一万美金不等，希望能为他们作一些“因缘”，台湾名作家阿城、史玲玲、郭震扬等人都曾得到奖助。其中，王丹先生来美之后，拒绝外面的捐赠，却乐意接受这项奖助，可见“西来大学奖学金”是一个清净善美的“因缘”。名新闻记者卜大中先生，伦敦音乐家陈惠珊小姐，也都曾得过此一奖学金的资助。 此外，台湾名作家北岛先生发行文学刊物，希望我有所资助，我乐见其成，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因缘”；德国汉堡大学车慧文教授在欧洲召开“国际华文会议”，希望佛光山巴黎道场能负担食宿、交通，我感到自己能对世界华人帮助一点“因缘”，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因此慨然允诺。过去“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每年召开的大会从来没有超出亚洲范围，也未尝在台湾举行过，但第十六届却能移尊到美国西来寺举行，此后，第十八届大会，及今年（一九九八年）的第二十届大会也相继在台湾佛光山、澳洲南天寺召开，虽说为此所费不赀，但我觉得自己能参与其中，为“佛教国际化”穿针引线，尽心尽力，“因缘”殊胜难得，所以每次都怀抱着珍惜助成的心情戮力以赴，共襄盛举。 我深深感到，有“因缘”，就有希望；有“因缘”，就有方便；有“因缘”，才能成就一切。“因缘”，实在是美妙无比！所以我不时提醒自己：不但要感谢过去的“因缘”，把握现在的“因缘”，更要培养未来的“因缘”，为自他开拓光明的人生。 为了贡献一点“因缘”，让更多人有志研究佛学，我结合两岸学者编写《中国佛教经典宝藏》；为了播洒菩提种子，给予各地人士一些佛法的“因缘”，我席不暇暖，云游岛内外，随喜主持佛学讲座。我在电视里主持弘法节目，有五分钟的“因缘”、有半小时的“因缘”、有一小时的“因缘”……三十多年来，从一台到三台，从无线到有线，甚至自创“佛光卫星电视台”，播放有益身心的节目，无非都是希望观众们能得到一点善“因”善“缘”。我经常举办功德主、信徒、妇女、金刚、青年、僧伽等各种讲习会，也是在创造各种“因缘”，让大家的人生都能有所提升进步。佛光山虽只有而立之龄，但是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国际会议已达三十次以上，主要是想给高级知识分子一些佛教的“因缘”。佛光会虽然只有七年的历史，但在海内外所举行的公益活动，不下七千次以上，主要也是希望为各地社会带来一点净化的“因缘”。 四十年来，我努力传授三皈五戒，让大家有三皈五戒的“因缘”；我在世界各道场发起短期出家修道会，让大家有短期出家的“因缘”……直到今日，我的理念是应以大学“因缘”得度者，即办大学而度化之；应以佛光会“因缘”得度者，即设佛光会而度之；应以寺院庵堂“因缘”得度者，即建寺院庵堂而度之，应以佛学院“因缘”得度者，即办佛学院而度之；应以美术馆“因缘”得度者，即建美术馆而度之；应以青年团“因缘”得度者，即办青年团而度之；应以学生会“因缘”得度者，即办学生会而度之…… 佛教主张“因缘和合”，“因缘”不是单一直线的发展，而是互有影响，前因后果，左右关联，彼此呼应，重重无尽的关联。“因缘能成就一切！”懂得重重无尽的“因缘”，才能有重重无尽的“成就”！ （一九九八年七月） 没有待遇的工作 在泰国法身寺负责国际弘法部门的范淑智小姐，今年（一九九八年）五月代表法身寺陪同世界佛教青年会的会长帕拉普先生将佛牙恭送到台湾的时候，曾经来山住了几天。有一天，她说：“我在法身寺十年了，非常欢喜、安住，因为我在法身寺不是从事职业，而是一件没有待遇的工作。”我虽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还是继续问她：“没有待遇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她说：“如果我有待遇，就是一种职业，我会计较待遇多少、休假日期、工作成果，反而失去了欢喜。现在因为没有待遇，我觉得是法身寺的法务，是我良心的责任，是我人生的使命感，因此我觉得没有待遇的工作比职业性的工作要快乐得多。”善哉斯言！难怪多少年来我看到范小姐在法身寺忙而忘食，乐而忘忧，原来她已经深入快乐工作的三昧了，这大概就如同佛光山大众从信仰里、从服务中所激发的法喜禅悦吧！ 不少各界人士想要了解佛光山入门的长老职事，为什么能数十年发长远心，为佛门奉献，无怨无悔？仔细想来，不正是因为他们不计“待遇”，只求佛法能发扬光大吗？像心平原本在台湾印刷厂服务，慈庄原本在兰阳女子中学服务，慈惠在税捐处服务，慈容在制药公司服务，心定在邮局服务，萧慧华在电信局服务……三十年前他们为了信仰，不惜辞去千元待遇优厚的工作，投入佛门的弘法事业，每月只领取区区二十元的零用金，但每天所发挥的力量比受薪更多数倍以上，推究原由，不外因为他们弘法利生的代价不是外来的金钱数字，而是内心的功德法喜。 记得有一次，一位游教授到西来寺参加佛教会议时，看到住众从早到晚忙得如此欢喜，不禁慨叹自己经常找不到一位乐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而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分晨昏跟我投入工作，于是问我其中有什么秘诀。我说：“这是因为我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待遇’，心甘情愿的工作。”回想多少年来，我经常想到自己只是大众中的一个，所以从来不以师长自居，命令别人做事，结果大家对于这种没有命令、“没有待遇的工作”反而更加热心。 像在台湾荣民总医院为我心脏开刀的张燕医师、美国皮肤科的沈仁义医师、眼科的罗嘉医师、牙科的李锦兴医师，不但视我如亲，耐烦问诊，即使听说任何一个佛光山的住众生病了，他们都会自动放下手边的工作，亲为治疗。长远以来，从不接受金钱或物质上的“待遇”，比“为待遇而工作”的人更加认真。 “没有‘待遇’的工作做起来更加起劲。”台北佛光青年团团长黄金宝如是说。看着她领导一群青年干部在公暇课余，从普门寺做到台北道场，从台北道场做到佛光山，任劳任怨，十数年如一日，不禁让我回忆起数十年的弘法生涯中，许多不求“待遇”的义工为法忘躯的精神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像李决和居士在宜兰雷音寺为我义务担任总务主任二十年以上时间，后来随我出家，法名慧和；陈伯汾先生为佛光山万寿园和佛光大学的建校工作在台北、台中忙碌奔走；此外从早期的林松年、郭爱、陈慈如、洪吕淑贞等，到近来佛光山各别分院的义工，如台北的苏月桂、李虹慧、游登瑞、许卉吟，基隆的孙淑英、李凤玉，台中的沈尤成、洪嘉隆、赖义明，台南的曾进朑、陈顺章、叶惠贞、萧英芳……甚至加拿大的蔡辰光、赵翠慧，波士顿的冯文銮，休士顿的赵辜怀箴，洛杉矶的陈居，**的严宽枯，马来西亚的陈瑞莱，日本的西原佑一，澳洲的游象卿、廖德培，布里斯本的刘招明，巴黎的江基明，巴西圣保罗的张胜凯，南非的热内等。 近年来，我在台北道场出入频繁，常常天还没亮，就看到义工们已忙着擦窗、洗厕、沏茶、拖地……有的做完道场的工作就搭公车去上班，有的继续留在道场值日服务，其中有许多人在家里是被供奉如神的富豪士绅、千金娇女，一到了寺院，立刻放下身段，从事金刚、侍席的工作，如果只有待遇，没有道情，哪里会有人肯如此热心？所以我常说：“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 在佛光山的职事员工有千人以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假期，每天供应信众饭食、带领香客参观、照顾佛殿香火、从事文教工作之余，还得自修佛学，早晚课诵，朝醒夜寐，无时无刻不在分秒必争中度过，但是大家都一致认为这种“没有待遇的工作”让心灵更充实，更快乐。因为在“没有待遇的工作”里面，有自己的尊严，有奉献的诚意，有发心的喜悦，有无限的价值。 佛光山佛教学院的学生不但每天下午有出坡作务，寒暑假有劳动，过年过节还得为众忙碌，有时第二天就要考试了，但为了让来山的信众都能心无旁鹜，安住修道，所以依然精神抖擞地从事行堂、典座、香灯、知客等工作。有时我和老师们说：“学业要紧，应该让学生有多一点时间准备考试。”没想到学生们却说：“我们在佛门里修行，要为弘扬佛法多做一点事情，佛光山是选佛场，我们要经得起佛陀的考试。”——“没有待遇的工作”实际上是一张满分的成绩单！ 记得过去在台湾，著名的台南大仙寺里面有三百多位住众，寺院规定他们在做苦工十五年后，可以换得一间房间居住。如今佛光山的大众连房间的观念都没有，每天沉醉在奉献的法喜中，像慈庄在美国开山时，曾经以马场为家。满彻初到德国时，以车库为房……如果不是诸佛菩萨的威德感召，何能致此？如果不是使命感沛然填膺，何能让四众弟子携手合作，在全球各地共建佛光净土？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实则获得更多，“不求待遇的人”，实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黄世梁和林秀兰夫妇是四十五年前我在宜兰度化的信徒，那时他们还没结婚，双方都曾要求随我出家，而我当时没有道场，无法教养他们，所以劝他们在家结婚一样可以修行，不必出家。后来他们虽然成家立业，但双方约定，不被家庭所囚，不生养子女。当我建佛光山时，他们结束事业，和我共同开山，二十余年来，黄先生从事水电修缮，黄师姐为大众服务，不但不要求待遇，还将台北房屋的租金捐献给各种佛教事业。发菩提心容易，发长远心难；做没有待遇的工作容易，做几十年还能保持如此欢喜更是大不易了。 有一年，台北的工商界为了要求加薪，纷纷游行街头，示威抗争，一时之间，震动了整个台湾。我在一次集会中，和佛光山近千名员工幽默地说：“你们也可以摇旗呐喊，走到大雄宝殿或朝山会馆前要求增加待遇。”原本以为大家不免也会对“待遇”提出一些要求，但出乎意料之外，一位在山上负责清洁扫地的老先生起身发言，说道：“我们不是为待遇而来的，我们是为欢喜和功德而来的。”我问他：“你在佛光山工作有什么欢喜呢？”他说：“法师们遇到我们的时候，都称我们‘老伯’，而且对我们微笑、尊重，种种关怀，在这里工作，有很大的尊严，有很多的喜悦，这些就是无上的‘待遇’，为什么要去游行增加‘待遇’呢？” “没有待遇的工作”蕴含了多少的乐趣！回想我一生做事，不但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没有暑寒假、没有年节，也从来没有要求过“待遇”。在大陆做小学校长的时候虽有待遇，但我没有领过一毛钱薪水，因为我和师兄说：“校长的薪水，请您一半交给常住，一半交给我的母亲。” 由于十年丛林教育养成我没有用钱的习惯，所以有“待遇”也像没有“待遇”一样。记得我初到台湾在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时，发的钱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单银”，每个月可以领到单银五十元。但是我都将这笔钱拿来订佛教杂志或购买图书送给学生阅读。 后来在宜兰念佛会服务几十年当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单银，我用来添置弘法道具，率领青年到各处布教讲演。当时苏澳到瑞芳所有火车站的站长都皈投三宝座下，宜兰铁路局运务段段长张文炳居士认为我们对宜兰佛教有贡献，因此每次看到我们一行多人搭乘火车到各地布教时，都不收车票钱。让我得以将省下的车资做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来，仍感念不已。布教之外，我将单银余款购买纪念品、卍字项链和青年朋友结缘。那时耶教盛行，挂十字项链者比比皆是，这些可爱的佛教青年们却将我送他们的卍字项链挂在颈项上，露在衣领外面，穿梭在机关行号、市街大道上，引来许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当时的情景，都不禁欢喜鼓舞，因为在那个佛教备受压抑的社会里，在那种民风保守的年代里，他们这种大胆的行动是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开山之初，每逢周末，台北等地都有许多人成群结队朝山，在早课时皈依三宝，我的红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没有接受待遇的习惯，所以就将红包聚集起来，为大众购买桌椅、拜垫。几十年来，看到信徒上山，所坐的桌椅、所拜的拜垫，无一不含藏了我诚挚的心意，偶尔在内心也会洋洋自得。 我经常应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专院校讲学，我一概拒绝酬劳，但企业行号、公司工厂等地方，因为是生产单位，我恐怕不接受显得太过矫情，所以收下来之后，就盘算如何用之于大众。甚至于台湾省省训团公务人员集训时，我是讲师之一；成功岭大专青年集训时，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学、东海大学，我也曾担任教席，像这些常态性上课的钟点费，我都集合起来购买图书，供大家阅读。现在佛光山别分院几十个图书馆里都有我购买的书籍，当青年们阅读时，虽然不知道书里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内心的欢喜，却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我曾经担任中佛会理监事数十年，也曾在台湾省佛教会各支会被选为理事长、常务理事多次，都没有待遇；甚至我担任常务顾问、评议委员，也都是无给职；我参加各处道场开光剪彩，都不收车马费。虽然做了多少“没有待遇的工作”，初时默默无闻，可是为我一生带来多少善缘。 我和发心的人一样，一生乐于做社会的义工。我曾担任蒙藏委员会的顾问、侨务委员会的委员、法务部的监狱教诲师，凡此都是“没有待遇的工作”，但我做得很欢喜，很自然，因为一直都认为服务大众是自己的本分事，好像生活里的呼吸一样，没有特别的感觉。 我不但自己不做有待遇的工作，甚至办《今日佛教》、《人生杂志》、《普门杂志》、《觉世旬刊》的时候，还要自己义务为文撰稿，自己掏腰包购买邮票、车票、稿纸、信纸。我办佛学院三十余年，曾担任无给职的校长、老师，不但不收学费，还供给学生吃住衣单等等。虽然都是一些“没有待遇的工作”，但当我看到多少社会人士得度，多少佛教青年成才，比什么报偿都来得更加欣慰。 现在佛光山各别分院办中文学校、才艺班，我希望他们不要收费，但徒众却说社会上请来的老师需要有钟点费，因为“因果业报平等”固然是佛门人士秉持的心念，但社会的游戏规则却是“义务权利对等”，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之事，因此也顺应时代需要，让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不一定好，有待遇的工作也不是不好。尤其我个人认为，想要未来的佛教有光明的前途，必须提供权利、义务对等的工作，不能只希望别人长期义务奉献。 过去多少年来，我看到前来佛门发心的人都是一些在社会上年老退休以后，已经不计较，也不需要金钱来养活家人和自己，才将残余岁月的力量全心奉献给佛教，自忖：“这样的帮忙，能够成就多少事业呢？佛门对于一些工作人员也应当给予合理的‘待遇’。”所以当我成立普门中学、佛光出版社、普门杂志、佛光大学等等时，对于所聘的专职员工，都支付薪津报酬，因为有了待遇，才能解决生活问题，才能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为弘法利生而奉献自己。如果个人不需要外财负担家计，有了佛法，内心必定会更加富有，所以也不必拒绝接受待遇，所谓“有无一如”，不执不拒，无住生心的中道生活是最善美的一种修行境界。 此外，我认为，佛门对于一些学有专精，却心甘情愿在宗教里奉献、不要求待遇的人，也应该给予发展的渠道。像高呈毅先生从退休以后，大陆邀请他前往指导长江三峡的建坝工程，但他却婉辞这项待遇优渥的工作，宁愿殚精竭虑发心参与策划佛光大学的建校工程；嘉义东元电机公司的老板游次郎先生自愿监督南华管理学院的工程事宜；住在高雄的余陈月瑛女士为了佛光山的事经常到各个阶层奔走发言，我曾取笑她说：“你比佛光山的住持更像佛光山的住持。”她听到这句话，也莞尔一笑。台北的舒建中律师、高雄的苏盈贵律师、专科职校的陈潮派老师等保护佛光山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样。我想，即使给予再优厚的待遇，恐怕也找不到如此献身献命的人。感念之余，我对他们备加敬重礼遇。从他们的身上，我深深感到：“没有待遇的工作”实则收到的待遇更多。 普门中学教职员的待遇按照一般公立学校来发给月薪，而佛光山徒众没有待遇，只有每个月三百元的零用金。但有一次普门中学一位老师将薪水用罄之后，向佛光山一位职事说：“将你的三百元也借给我好吗？”可见得有待遇的人，不见得有，不见得多；“没有待遇”的人，也不见得少，不见得无。 今年（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在印度传授三坛大戒，邀请二十多个国家的戒师穿越千山万水，前来担任戒场教诫工作，没有一个人要求待遇多少。出家僧伽为弘法利生而摩顶放踵，不计利益的美德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巴西佛光会的张会长不但舍宅为寺，又再添购大笔土地，计划建设南美第一大寺，将来还要办南美洲佛学院；美国休士顿佛光会的赵会长不但购地建寺，还到处张罗建设基金。现代居士大德为兴教利生而勇往直前，出钱出力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佩啊！比起大多数人锱铢必较的普遍心态，佛教的无相功德不是更丰富、更圆满吗？所以，有，是有限，有量，有穷，有尽；无，是无限，无量，无穷，无尽。“没有待遇的工作”，实际上拥有了更多、更大、更宽、更广的世界。 我不但个人不曾要求“有待遇的工作”，甚至佛光山开山建寺，也是“以无为有”，经常今日不知明日粮，日日难过日日过，正应了古人的诗偈：“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我时时刻刻都觉得法喜充满，希望无限。《般若心经》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真是一点儿也不错。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看起来一文不名，实际上是心甘情愿、欢喜结缘的工作；“没有待遇的工作”看起来一无所得，实际上才是真正能获得功德法财的工作。 让我们歌颂工作的权利义务有对等价值的同时，也礼赞“没有待遇的工作”，因为那不但是佛教有缘人的本分，也是一种能让自己拥有无限，获益无穷的生活哲学！ （一九九八年八月） 千生万死 在我一生当中，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几次入狱，险些被拉去枪毙；二十八岁时，医生说我的腿必须锯断，否则生命难保，想不到蒙佛庇佑，病况好转；五十四岁时，医生说我只有两个月的生命，又在忙碌中不药而愈。一九九五年，我年近七十，因心肌梗塞而被推进手术室，医生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我很坦然地接受，因为我知道人生必须要经过千生万死才能走过来，是生是死，是好是坏，我都要去面对。开刀完毕，在恢复室中醒来，回想过往种种，深深感到“千生万死”正是我一生的写照。 童年时尽管家庭贫穷，没有得到父母多少怜爱，但是亲情、恩情在心中盘旋荡漾，形成一番执著，总是难以摆脱。记得初出家时，想到父母，想到外婆，心中不免千百回转，难以割舍。想到哥哥、姐姐、弟弟，想到亲戚友人，也是牵肠挂肚，多少怀念。每当家中传来一丝消息，或姐姐做了鞋子托人老远带来给我，都会让平静的心湖再添波涛；甚至我出生满月时寄名礼拜的师父捎来对我的思念，或某位同学为了想念而写一封信函，也使我因感念知遇的人情而乡愁盈怀。多次想返回故里探望亲旧，终于还是给古寺深山的丛林规矩限制住，多少妄念在方寸中激荡，经过“千生万死”，才慢慢跳出私情的牢笼，悠游于法海之中。 本以为如此就能超然世外，但跟着而来的爱教热忱、护教勇气在心中翻腾，每次自问：“兴教度众，舍我其谁？”一股沛然之气涌上胸怀。但是目睹社会多有不平，佛教界有些人又昏庸无能，经常午夜梦回，情不自已，激昂慷慨，热血填膺。在兴教护教理念中几经挣扎，才懂得仅凭血气方刚、一片愚诚，终是无用，必须学养充分，以待来日。一旦己立，何患无成？因此，也从爱教的框框中脱身而出，立志发愿奋发图强，才感觉到“千生万死”的枷锁已不再桎梏我了。 从一字不识到慢慢阅读，从懵懂无知到懂得分析，从记忆全失到思辨快速，从扛榜挨骂到名列前茅，在我而言，心智上的发展亦如小龙蜕皮，需要经过多少层的剥落及愈合，“千生万死，万死千生”，才能得到一点成果。烽火连天，颠沛流离，每逢换老师，换学校，换同学，换地点，必须要舍弃多少，提起多少，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定下心来接受无常的变易。如今回首前尘，若非经历“千生万死”的陶铸，学业、道业哪能有一点成就？ 在念佛堂里想要将一句佛号念得纯熟，意念上必须通过“千生万死”的考验，才能将心魔打败；在禅堂里静坐，好不容易将腿子坐得柔软，不再酸麻难耐，心却如猿猴般七上八下，经过“千生万死”的锤炼，才得到一点忘我的境界。童年的时候，正逢抗日战争，我以十岁之龄，就想去当游击队里的儿童兵，为国家抵抗外侮，稍尽棉薄之力；及至出家受过三坛大戒之后，仍想做一名僧众的警察，护教卫僧。那时，对世俗也曾有一些向往，对人间也有一些抱负，觉得身为佛子，应该从事生产，不可作社会的寄生虫、国家的消费者，所以很想为佛教兴办实业，诸如农场、矿场、窑业、学校、医院、报馆、电影院等等。此后，每当看到一片广大的农地，就想到佛教的种子能种在这样的平野上开花结果；每当看到工厂烟囱冒烟，就好像看到炊烟袅袅都变成佛教的字样，整日为此梦魂颠倒，就如同轮回业力束缚住自己的思念。也曾有过努力的成果，像白塔小学、大觉农场、益华文具社、华藏清净水、华藏小学、华藏织布厂等，无奈最终全部成为梦幻泡影，顿时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千生万死”，不知如何了脱。 丛林十载，过着贫乏空无的日子，写了一封信给母亲，要寄的时候却发现没有钱买邮票，只好放在口袋里，如此写写放放，竟也积了十几封信。衣服鞋袜常常是拣老和尚往生遗留的旧物穿着，破了，就用纸糊一糊再穿，千疮百孔的衣物似乎代表着出家僧侣“千生万死”学佛求道的决心。 离开焦山到南京、离开大陆到台湾之际，匆忙之间，书籍、衣物无法带走，只有转送他人。渡海来台，在基隆下船，从台湾北部走到南部，从南部走到北部，沿途民众大都打赤脚，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我们只好人境随俗，把僧鞋扔了，买一顶斗笠戴在头上。后来，煮云法师从普陀山来台，我将仅有的长衫相赠，从此一袭短褂，一穿数年，后来有了一点□钱，才买布染衣，自制僧衣。一种失而复得的心情油然而生，仿佛物品也会死而复生，这才醒悟：“千生万死”就在眼前，何必往他处体会轮回流转？ 其中有好长的一段期间，我是处在三餐不继的饥饿状态。记得有一次到日月潭传教，因为没有钱买回程车票，只得将别人刚刚送我的二十型派克钢笔卖给他人，才有钱回去。也常常由于买不起一张公共汽车车票，所以从台北车站步行到万华，只为了将一本杂志编好。每次在印刷厂里排版时，因为买不起面包，终日以喝水充饥，发现还是可以挨得过去。“千生万死”的忍耐，换得自己慧命的长存，也是很值得的。 多少不怀好意的恶言，多少嗔恨嫉妒的恶行，多少冷漠拒绝的表情，多少轻视不屑的眼神，如果自己的心念不坚，无法从“千生万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很容易就被无明的巨浪波涛所吞噬，而终至于万劫不复。 也曾怨恨自己没有特殊长才，不能受完整的教育；烦忧自己缺乏好因好缘，无法凭仗强势的背景，以致无法光大师门。也曾气恼人间功利充斥，缺乏正义。悲愤社会没有法理，不讲公平，以致内忧外患踵继，身心交相煎迫。继而反观自照，又惭愧自己福德不够、道行不够、年资不够、能力不够，故而立志奋发，积极向前。回顾当年，如果不知回头转身，不能从“千生万死”的境界里及早出离，如何寻求安身立命之道？ 从朴质无华的丛林来到五光十色的城市，从深山苦修的古刹走到熙来攘往的都会，起起伏伏的心念犹如经历“千生万死”的人天交战，才使羞涩内向的我鼓起勇气，转而拥抱大众。早在栖霞山寺出家时，我就已经立定志愿不做住持，要往教学方面发展，但是天不从人愿，初来台湾，佛教不昌，哪来这么多学生给你教学？只有先撰写文章发扬佛教，多少次搜索枯肠，伏案苦思，一篇一篇的文稿如同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轮回，却被人误以为懒惰，不事生产。心想：无法坚持理想，只有向现实妥协，但一意妥协也不是办法。思绪排山倒海而来，如“千生万死”般一波又一波地涌入方寸之中，终于决定日修苦行，服务寺众，夜撰文稿，实现理想。后来又走上弘法度众，甚至建寺安僧的道路，虽是千不愿，万不愿，多少犹豫，多少考虑，方生方灭，方灭方生，如“千生万死”般在心头搅动不已，但形势所逼，没有选择，自佛光山开山以来，遂揭橥“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济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宗旨以为标的。既经决意，永不退票，一路走来，无怨无悔。感谢常住三宝、龙天护法、十方信众，护我、爱我、助我、敬我，若非如此，怎能从烦恼妄想的“千生万死”中解脱至今，达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 出国弘法，看似非常风光，其实在飞机上一坐，短至数小时，长至十数小时，甚至数十小时无法活动自如，抵达目的地，感觉有如脱了一层皮。往往从热带到寒带，跨越数国，还得适应各国的气候、时差、风土、人情、饮食。一下飞机，不断地讲演，不断地会客，不断地座谈，不断地照相。我下榻的房间人来人往，是客堂，也是饭厅。是会议室，也是电话间。对于不同的人，我必须要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对于不同的问题，我必须想出不同的解答方案。一次出国就好像经历了“千生万死”，更何况一年多次的环球弘法。 别人聪明，一讲即悟，我必须千百次斟酌，才能知道本末究竟。别人能干，一件事情一次完成，我必须效法愚公移山的精神，别人一之，我十之。由于抱定“千生万死”的决心，一切方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从最初一所佛学院到目前十六所佛学院，从最初二十个学生到现在将近两千名学生，当中随顺各种因缘，或改变学制，或更易老师，或改善教案，或革新教学方法，虽然只有三十四年的历史，却也好像历经了“千生万死”。 一份《觉世杂志》已经一千多期了，中间多少曲折变化：光是搬迁，就不下十次以上，形态大小从四开、三十六开到十六开，发行量从刚开始的二千份到现在的四十二万份。多少年来，看着坊间许多杂志社从有到无，而我们是凭着“千生万死”、求新求变的共识，才得以屹立至今。 即使一首简短的《三宝颂》，也是“千生万死”，不断酝酿的结果。如果不是四十年念念生灭，心行思维，哪里有现在《三宝颂》的歌声在各种佛教集会中传出呢？ 从雷音寺、寿山寺开始，到世界五大洲近二百间寺院，更是集合多少人力、财力，历经多少周折才得以完成，可以说一切的成就都是用“千生万死”来**的。 佛光山寺院登记，足足等了十年，甚至有些建筑的许可证是到开山三十周年之后，才陆续核发下来。放生池盖好了，一次又一次地被洪水冲垮；土墙建成了，一次又一次被飓风吹倒。每到雨季，惊心动魄，我和弟子们镇日巡视，好像在和大自然作“千生万死”的搏斗。记得举办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时，第一天报到日就遭逢马达故障，我只有守着修理工人寸步不离，甚至在佛前发愿：“如果再没有水来，我愿将身体的血液化为流水，供给大众饮用。”直至工人说已经修理好了，我还是不放心，穿过树林，爬上水塔，摸到汩汩的流水，二十四小时的心焦如焚才一扫而空，耳闻早课的打板声，我才觉醒已经一日未眠，仿佛经历了一场“千生万死”的噩梦。 办活动，怕没有人来参加；办法会，怕细节不周；办讲座，怕天公不作美。办杂志，怕无法如期出刊，种种考量，种种策划，如果不是抱着共同存亡的决心，将相关的人、事、地、物安排妥当，以“千生万死”的态度精益求精，如何能将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呢？ 即使如澳大利亚的南天寺、南非的南华寺，虽然承蒙当地**献地，但也需要筹备擘画，像市长、议长等**官员及建筑师、工程师数十小时的飞行，我和慈庄、慈容也是多次赴往勘察，由于大家都具足了“千生万死”的毅力，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南半球第一大寺于焉成立，战乱不断的黑暗大陆也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从小被老师打骂、责怪，甚至冤枉、委屈，从伤心难过到直下承担，成长的代价需要经过多少“千生万死”的心路历程。及至后来，收徒纳众。许多人羡慕我徒众满天下，但是有谁了解：度一个信徒，需要多少年和他周旋，不秉持“千生万死”的发心，哪里能让他得度？教一个弟子，需要多少年慈威并济，不具备“千生万死”的耐烦，哪里能让他柔软受教？但徒众不解，往往怨怪：“你耳根软，听信人言。”“你不了解我。”“你不公平。”其实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我不从这些情绪的言语里“千生万死”地磨炼出来，如何领众熏修呢？ 苦难固然是一场“生死”，荣耀也是一场“生死”。挫折是一场“生死”，成就也是一场“生死”。多少师长慈颜爱语的慰勉，多少信徒恭敬虔诚的供养，多少人士美言恭维的赞叹，多少机关奖章牌匾的表扬，如果不把它们看成修养的历练，任其埋没大志，也难以从“千生万死”中解脱出来！ 出家六十年来，师长同道中，一些人年纪轻轻就亡故了，一些人老成凋谢，目睹于此，对于“千生万死”的人生早已感悟良多。信徒之中，有些人因亲人伤亡而学佛修行，将小我投入大我之中；有些人因看破世事而积极向道，寻找生命的意义。所以，人必须要经过“千生万死”的体会，才会珍惜自己的人生。 生命，有生、老、病、死；心念，有生、住、异、灭。物质，有成、住、坏、空；甚至细胞，也会自己更新，可见轮回流转是极其自然的道理，并不如一般人想象中那么可悲。可悲的是许多人不了解其中的意义，任其生灭，以致生命如行尸走肉，暗淡无光。儒家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令其空无贫乏。禅门则主张：参禅要参到一个转身时，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生命是不死的！我们唯有了解“千生万死”的真谛，进而积极奋发，才能迈向圆满。 （一九九八年九月） 一切都是当然的 多年前，一家杂志社向我索借三百万元新台币，我无法应付，便撰文毁谤我，弟子们气愤填膺，有些人主张笔伐声讨，有些人建议诉诸法庭。当时我在台北弘法，因此就近于普门寺集合住众，对大家说：“别人对我们的礼遇尊重，不是当然的，所以我们应该涌泉以报；当我们受到伤害打击时，则应该认为这是当然的，因为父母生养我，师长教育我，社会成就我，国家保护我，平时我们就拥有这么多好因缘，相对而言，一些突如其来的挫折逆境，正可以考验我们的气度，可以丰富我们的内涵。因为无聊的伤害破坏，是打不倒一个人的，做一个真正的人，要经得起四面吹来的八风，将一切的横逆都视为是当然的……”一席话下来，总算平息了大家的怒气，也趁此机会，随缘上了一堂“宗门思想”课程。只是有谁知道，从非当然到当然，我是经过了多少的修证历程，才有这么坚固的信念与体悟。 我十二岁那年就在栖霞山寺出家了，在常住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清众，脸皮又很薄，刚开始时，上课听不懂，下课也不好意思问。既不可以外出，又不能和他人来往，家书写好了，没有钱买邮票，好不容易熬到学期结束，学院放假，眼看同学们提着行李回家，我也跟着他们到大雄宝殿向佛陀告假，正要踏出殿门时，家师志开上人把我喝住，骂道：“站着！回什么家！”我只得忍住稚子乍离家园，对家乡的孺慕之情，禁足闭关，有时心里好苦。可是再想想：没有人要我出家，是我自己愿意的，所以也就视为“当然”地接受下来。既是当然的，为什么要感觉苦呢？ 从栖霞律学院结业以后，我又到焦山、金山、天宁等名山古刹参学，当时的教育不但是专制封闭，可说是无情无理。常常把地扫好了，老师不满意，就要重扫；再检查，看到几片落叶掉下来，“不行！”又得再扫一遍。饭吃饱了，纠察师过来，命你再去吃一碗，你就得撑着肚子吞下去，否则，一个耳光随即打下来，完全没有人情可讲。同学说某人故意找我麻烦，我却觉得这就是教育，老师肯教，自己才有机会成长；能成长，才有未来一，所以对于一切的棒喝，乃至冤屈，我都“想当然”地全盘接受。顺逆境遇皆能当然接受，天地间的光暗就都不一样了。 十五岁受戒时，更是备受诸苦。一到了戒场，戒师先找戒子问话审核。第一个戒师问我：“是谁要你来受戒的？” “是老师要我来的。” “难道老师不叫你来受戒，你就不来了吗？”说罢，一连串的杨柳枝如雨点般落在头上。 到了第二个戒师那里，他又问同样的问题，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于是答道：“是我自己要来的。” 没想到“啪！啪！啪……”脑门上又是一阵痛楚，“可恶呐！老师没叫你来，你竟然胆敢自己跑来！” 第三个戒师还是问先前的问题，这回经验丰富，所以毕恭毕敬地答道：“是我自己发心来，师父也叫我来的。”自以为这个答案应该很圆满，结果，“你这么滑头！”当然接着少不了一顿狠打。 顶着一脑子乱冒的金星，来到最后一位戒师的位子前面，我没等他问话，直接就将头伸了过去，说道：“老师慈悲，您要打，就打吧！” 受戒期间，跪听开示、打骂杖责是“当然的”训练，甚至连如厕也受到限制，一个人忍耐不了，中途溜走；也有些人一面抱怨牢骚，一面受完戒期。而我认为这些都是老师的大慈大悲，所以带着感恩的心情，“想当然耳”地度过了五十二个难忘的日子。 十九岁那年，我到焦山佛学院念书。记得有一位教授曾有意推荐我进教育学院读书，我兴高采烈地向家师禀告，却遭来一顿责骂：“混蛋！佛教教育都没有读好，还要到外面去受什么社会教育！” 后来，虽然家师送另一名师弟去教育学院念书，但是我心里一点也没有不平之感，只觉得“这是当然的”！过了几年以后，师弟离开了佛教，我这才深深地体会到家师对我的殷切期望，因此更将学习中的一切磨炼都视为“当然的”过程。有“当然”的感受，是多么的美妙啊！ 那时，焦山佛学院的院长是雪烦和尚。在校期间，他从来没有和我讲过一句话，看到我时，也总是两只眼睛炯炯如炬地朝着我看。有人说：他老是在瞪我，我却觉得他不是恶意的，即使如此，我也认为这是“当然的”——在学习阶段，自己一无所知，有什么资格要求师长对我们好呢？或许因为我对他恭敬一如，后来他说，这么多学生当中，最欣赏的就是我。我自觉一无长才，在受宠若惊之余，细细回想往事，很庆幸自己在一开始时，就能“想当然耳”地在无情无理的教育中茁壮成长。 十余年后，我邀真华法师为《觉世》撰稿“参学琐谈”，文中对于参学的道场表示很多不满的意见，其实这些人、事、地，我也通通经历过，只是那时都觉得“这是当然的”，所以未曾觉得不好，也让我在觉得“当然”中感到没有什么不平，因那些是教育啊！ 十年的参学生涯瞬间即过，后来，我也从事教书工作，由大陆来到台湾，从小学校长到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从佛教学院教师到大专院校教授，从讲授佛学到教导国文，从教人唱诵到指导写作，其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学生的顽强中熬炼自己的耐性与慈悲，“想当然耳”地调适自己的教学方式与授课心态，以求契理契机，如今可说是驾轻就熟。曾有人问我多年来的执教心得，我觉得学生固然应该接受，老师也必须改进，彼此都要从容忍受教中教学相长，如果能从最初的不以为然到最后的“一切想当然耳”，就是一种进步，就是一种成功了。 深感凡事如果都自认有理者，就不易成长。在过去，有老师耳提面命地教我，如今弟子、信徒有时也会不吝“指教”，对于这些，我都“想当然耳”地承受“教诲”，因为“吾爱尊严，但吾更爱真理”，在真理的面前，没有长幼之序，也没有尊卑之分。 直到现在，我还是一直以“一切都是当然的”来自我勉励，教育徒众。弟子中曾有人问我：“您教我们要‘想当然耳’地服膺真理，什么是真理呢？是现代的知识科技？是经典里的十二分教？”我觉得这些都是，但也都不是，因为真理不假外求，在自性中本自具足，最重要的是必须懂得尊重与包容，否则即使是读遍千经万论，学富五车，也不过是穷人数他宝，自欺欺人。一旦境界来临，还是照样被五欲尘劳所障碍迷惑，有时甚至铸成大错，还不自知。一切“当然”，那就能心境一如，物我两忘。 童年时，家境十分贫困，我的几位舅舅虽比较富裕，但也没有心力相助，我一直觉得这是“当然的”。后来我到人文荟萃的焦山念书，他们几次托我代买字画，然而却未曾给钱，我那时一贫如洗，但还是节衣缩食，将佛事□钱一点一滴地储存起来，依言代购。尽管后来母亲知道了，为我心疼不已，我还是认为给人方便、给人利用都是“当然的”。 别离乡里四十载后，我才得以与家人取得联系。亲戚们这时都来函要我寄美金给他们建房子，接着，又多少次向我索取电器用品。母亲获悉后，要我不必烦心，而我始终认为给人是表示自己富有，乃“当然”之事。所以，每次回大陆，我不但购物送给至亲好友，即使与自己稍有关系的老师、同参、学生、乡人，我都一一资助馈赠。 徒众常问我：“那个人这么坏，您为什么还要帮他呢？”因为我向来觉得宽以待己，严以待人不是当然的，忠厚恕道才是当然的，只要这个人对别人能有一点点好，即使于我薄情寡义，我还是想成就他。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名叫解仁保的邻居，曾经陷害家父入狱，后来一度失业，生活潦倒，母亲竟然不计前嫌，劝我乞求恩师为他觅职，我当时心中很不以为然，但基于母命难违，还是遵照行事。 古训有云：“姁之妪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熟也。”在人海沉浮里，受苦受难、委屈冤枉都是“当然的”，惟有坚持信念，我们才可以随遇而安，随缘生活，随喜而作，随心而住，为自己找出通路。在这个世上，给人欢喜，给人信心也都是“当然的”，只有抱定这种决心，我们才能够不计得失，无视荣辱，尽其在我，为所当为，一切皆“当然”耳。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不要做海豚 初到台湾，住在中坜，负责协助佛教会新竹县支会的妙果老和尚回复信函、公文。每次去那里，做完事之后，他就叫人送一杯牛奶给我喝。他是非常慈悲，但我觉得自己好像海洋世界里的海豚，做完表演，就得到一条小鱼的赏赐，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年之后，我收徒纳众，看到跟随我的弟子们做事情也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赞美或奖品，我不禁想起过去的往事，因此对他们说：“希望你们不要做海豚，只要求一条小鱼吃！” 自古以来，人虽贵为万物之灵，却还含有动物贪婪的习性，所以一些在上位者就利用一般人的这种习气，给予好处，作为领导的要诀。例如军队战争胜利时，皇帝便封官赐地。地方人士做了一点慈善事业，父母官便赐匾授爵；为了拢络外强，使不侵略国土，便举行联婚。为了平服内患，开出种种优厚的条件，以招其来归。即使如尧赐女儿给舜、万众拥戴治水有功的大禹、唐太宗为和番而下嫁文成公主、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等，如果将人类心理分析透彻，无非也是一种喂小鱼给“海豚”的想法。 直到现代，有些人对国家社会做了虚伪表现，就希望**给予升官犒赏；有些人自组社运团体，利用抗争游行的方式，强制**给予利益；有些人收受贿赂，从事种种不法勾当。有些人在竞选时买票，以达到当选的目的。像这种“海豚”心态，实在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现象。甚至等而下之者，有些人被敌人买通，充当间谍，导致国破家亡。有些国家则为了得到他国的拥戴而提供给他国武器，造成世界更加混乱。凡此，都说明了“海豚”心态，小则损及个人的道德、事业，大则危及国家、世界的安宁，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回想自佛陀创立佛教以来，以及经历各朝的祖师大德们统领十方僧团，弟子何止万千，但是他们教导徒众做事，是以训诲来代替赏赐，以开示来代替鼓励，因为他们手里虽然没有形式上的小鱼，然而却有另外的法乳滋养徒众的慧命，所以慕道者自然云集。此外，佛陀舍身舍命不离仁义的修行、富楼那尊者的一命供养佛陀的决心、鉴真大师的“为大事也，何惜身命”、省庵大师的“发菩提心，立坚固愿”，都以身教模范后学，无非是在教育大众：人，不是“海豚”，不一定是为“小鱼”而工作，应该要有济世的抱负及远大的理想，而不汲汲于得到一点赏赐。 年少时，每每读到高僧大德的事迹，总是动容不已。后来来到台湾，看到佛教落后，而大多数的人又如“海豚”一般，只为眼前的一些小名小利而随俗浮沉，却不想振兴大法之道。一些有志青年一股“舍我其谁”的悲愿油然而生，例如那时我每到一地弘法，不但拜托大家听讲，而且还得自己张罗道具，租借桌椅，印行传单和大家结缘。不过我不是以小鱼喂食“海豚”的心态来做的，而是抱着心香一瓣，来供养十方的心情来做的。后来佛教人口迅速增加，而当时皈依三宝座下的信徒，四十年来护持佛法，从未退心，这证明了“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哺育资粮。 很长一段时期，我曾经为《人生》、《菩提树》、《今日佛教》等佛教杂志及广播电台、报纸副刊撰写佛教文章，不但不索取稿费，而且还倒贴邮资、车资，这是因为心甘情愿才能持之以恒。当初我从宜兰每次到台北主编《人生杂志》，记得在吃饭时，主事者都说：“你看！就是知道你要来，所以特地加了一道菜！”长老虽是好意，但我每次听了这句话，都觉得很不以为然，心里想着：“工作责任是应该的，难道只为了你这一点赏赐，我才卖命吗？”在世上，论功行赏固然重要，但不必都以小鱼喂食“海豚”的心态来施舍。有气节的“海豚”看到观众拍手，也会高兴地摇首摆尾，不一定只为了小鱼才表演，更何况我们人类呢？只是每次想到以般若文字来宣扬大法，是何等神圣的千秋伟业！ 我初到台湾不久，适逢佛教会改组，我也被任命为改组委员之一，自觉能为佛教发展贡献心力而十分高兴，因此很卖力地去做，并且不时提出意见看法，只是后来发现长老们志不在此，不免有些失望。承蒙长老们看得起，提名我做常务理事，那时我不但无名、无钱，而且连食宿都没有着落，照理说给我一张办公桌就很心满意足了，常务理事是何等尊贵，二十多岁的年轻僧伽，无功无德，岂可据此高位？但我想起明朝史可法宁可死守扬州，也不给清朝官禄收买；民国初年的梁启超宁可退回袁世凯的十万大洋，也要发表“奇哉！所谓国是论者”的文章。我何人也？佛陀大圣的弟子，大乘宗门的后代，又岂能如海洋公园里的“海豚”一样，满足于眼前的小鱼？所以便断然拒绝。 回想五十年来，我和已召开二十届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种种因缘不具足之下，总是与我有缘而无分。年轻时，一直想能以一名代表身份参与大会，但是都给台湾佛教会的主事者障碍而希望落空。虽然如此，我还是很乐意从旁协助会务。后来因缘具备，我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搬出亚洲地区，进入国际舞台。二十次大会，我个人独立负责三次：第一次是第十六届世界会员大会，在美国西来寺举行；第二次是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在台湾佛光山举行；第三次是第二十届世界会员大会，在澳洲南天寺举行。所有代表的食宿交通及会议场所，我都积极主动地给予承担支持。 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时，他们共同推举我为荣誉会长。一九九八年，在南天寺举行第二十届大会时，他们希望我能正式担任总会长，以带领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但我已无意于此，因为国际佛光会的会务已够我忙碌了，尤其我觉得现在佛教界英才辈出，例如越南的一行法师、马来西亚的达摩难陀、韩国的月下长老、日本的水谷幸正、泰国法身寺的住持法乘上座等，都应该来执掌世界佛教会务，而他们也不会如“海豚”般为了小鱼才肯有所作为。所以，世界上国际性的佛教人才，不可用小鱼饲养，而是要给他们佛法更多的掌声。于是就婉拒了他们的厚爱。 一九五四年，我主持宜兰念佛会。因无会址，而需要筹建讲堂，但那时一无所有，岂易进行？宜兰县张某来找我说道：“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的母亲往生，请你为她在告别式上诵经拈香，他们愿意提供兴建讲堂的全部水泥。”我听后非常不悦，立即回答：“水泥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用黄金打造，我也不去！”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用小鱼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那时我还年轻，非常执著。但是隔天一个信徒往生，我却作不请之友，为他诵经祝祷，而且一路送他到坟场。丧家送了我一个六十元的红包，我将它悉数转为《莲友通讯》的经费，表示佛法心意不是用小鱼可以换得的。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尽管人生在世需要衣食物质，就像“海豚”需要小鱼一样，但世上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像宝贵的道情、共同的理念、相知的友谊等，尤其一个人的尊严，更不容许别人践踏！ 三十年前，我率领十二位徒众为嘉义某一佛堂作了七天的法会，堂主拿了许多布料以为回馈供养，在那个物质贫穷时代，这么多的布料可谓价值不菲，但我却予以婉拒，并且另外掏钱给徒众们到阿里山一游，以慰劳他们的辛苦。我觉得：“海豚”可以为了小鱼表演，但人除了小鱼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在；人，应该珍惜小鱼之外的那一点点东西。这几十年来，无论佛光山多么忙碌，我都尽己所能，派遣弟子们帮忙其他友寺法会活动，我所珍惜的就是小鱼之外的这一点点。 有一天，我正在佛光山法堂处理公文时，突然接到侍者通报：高雄某一信徒要供养我十万元，希望能和我见面，并要我去麻竹园拿。我立刻拒绝。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听慈惠说，另外某一位信徒要捐两百元新台币给佛光大学，我立刻很欢喜地去和他见面。侍者们见了莫不怪之，不知为何我的前后态度竟有天壤之别。我和他们解释：“因为他能了解教育的重要性，没有把我当成是‘海豚’。” 几年前，联合报系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去世时，我前去主持告别式，为他拈香祝福，后来他的公子王必成先生送了一个红包给我，我告诉他：“人和人来往，金钱可以表示谢意，感情可以表示谢意，道义可以表示谢意，如果能超越金钱、超越感情、超越道义，另外结一点佛缘，不是更好？”王先生很有智慧，一点就通。 我偶尔资助文教界、艺术界的朋友，也经常在人力上、物力上支持佛教界的团体，常听弟子们说：“师父好傻啊！帮人忙，还要将‘小鱼’给别人吃。”我往往回答：“因为我是人，不是‘海豚’！”人，有通财之义，有互助之情，不一定要为什么，也不一定要得到什么。 吃面包，我总是先吃四边的硬皮；吃甘蔗，我也喜欢先啃有节的部位。先苦还是先甘？这是个人的理念。对于人生的施与受，自己吃小鱼或者将小鱼给别人吃？我觉得小鱼，不管是谁，可以留到后面吃，何必像“海豚”一样，急干用工作交换？你看！过去美国给予台湾许多小鱼（经援），后来台湾的高级知识分子到美国留学后，滞留在当地社会，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及科技进步不无功劳。而今天我在洛杉矶设立西来大学，旨在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并希望能对美国的人文思想有所贡献，凡此不也如同回馈他们一条大鱼吗？ 过去我曾听一位信徒说了这么一段经历：一个传教士来到医院，将他的朋友从床上拉下来和他一起祷告之后，要求对方加入他的信仰，病患者不从，传教士便说他会因此而下地狱。信仰沦落至此，实在令人感慨！ 其实，给人一张纸、给人一幅画、给人一些欢喜、给人一句赞美、给人一点奖励、给人一点安慰，乃至给人一点希望，给人一点祝福，都是十分美好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银货两讫的交易。佛教里的“无相布施”，所谓“三轮体空”，将施与受应有的关系发挥到了极点。因为我们是人，不是海洋公园里表演的“海豚”。 所以，每次为初信者加入佛教举行皈依典礼的时候，我总是向大家先厘清一点：“皈依佛教以后，你可以转信其他宗教，这就好比转学一样。一些宗教说不信的人会遭到天打雷霹，是在利用神权来控制人，佛教不是如此。皈依佛教最主要就是皈依自己，每一个人自性中就有佛、法、僧三宝，皈依佛教是教我们认识自己，找到自己。”这样的说法，每每赢得大众的欢喜，许多原本只是观礼的人也皈投在佛陀的座下。我想这是因为我没有将“人”视为“海豚”，用小鱼去引诱他们的来去吧。 禅门的语录中曾记载这么一段有趣的事情：赵州从谂禅师有一次斥责正在礼佛的文偃禅师：“佛也是用来礼拜的吗？”文偃禅师答道：“礼佛也是好事。”赵州随即说道：“好事不如无事。”黄檗希运禅师也有一句名言：“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当作如是求。”禅师们不是叫我们不去礼敬三宝，而是告诉我们，信仰佛教并不是像“海豚”一样贪求有小鱼可吃（指名利富贵），我们必须要去实践佛陀的真理，当下承担“我是佛”，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我也从不以“海豚”的心理来从事慈善事业，我每次总是告诉前来领取救济品的自强户：“佛教里说：‘施者受者等无差别。’感谢你们给予我结缘的机会，希望你们把佛法的欢喜平安带回家去。”我不期待他们领纳了我的一袋米、一瓶油、一台电扇、一个电锅以后，就对我如何报答，其实我应该报答大家，是大家给我机会，所以我衷心祝祷：希望佛法里的平等思想能让每个人彼此尊重、互相包容；希望我这一点点供养的心意能遍满十方世界，达到普世和平，人民安乐。 过去，达摩祖师渡海来到中国，梁武帝问他：“我到处建寺安僧，有何功德？”达摩祖师立即呵斥他：“毫无功德！”并说：“如此功德，不以事求。”因为有相的功德是有限、有量、有穷、有尽，无相的功德才是无限、无量、无穷、无尽。 《金刚经》也说：真正布施之道，要做到受者、施者以及所施物彼此不着痕迹。“空”不是没有，“空”是融和了你和我，融和了有与无。有了“空”的观念，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更大的世界，而不会像海洋公园里的“海豚”一样，被小鱼束缚住自己的生命未来。 《读者文摘》曾登载一篇故事介绍爱尔兰丁格尔港的一只“海豚”，名叫“风姿”，它拥有爱心，善解人意，不但每天给当地人带来欢喜快乐，并且还会帮忙治愈人类的心灵创伤。一般的海豚误闯入浅水区域，最多只待上一时就走了，但奇怪的是，这只“海豚”却在这里，至今已生活了十三年之久，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这是因为它不是为了“小鱼”而表演，所以才能如此恒长吧！ 像佛经里叙述阿难尊者在担任佛陀的侍者之前，曾经提出三点希望，请目犍连尊者转呈给佛陀：一是佛陀的衣服，无论新旧，他决不穿着；二是如有信众恭请佛陀到家中供养，他不能侍奉前去；三是不是见佛陀的时候，他不去见。佛陀听了很欢喜地接受，并嘉许他的美德。由于阿难尊者一开始就表明，他侍奉佛陀，丝毫不存有“海豚”企求小鱼的心态，果然成为待在佛陀身边最久的侍者，如大海般的佛法完全流入阿难尊者的心中，也因此才使得我们后世的佛子有福报承受佛陀的教法。 天童寺老和尚负责典座，一做六十年，耄耋高龄还在大太阳下晒香菇，从日本东渡到中国来求法的学僧看到老和尚的风范，不禁肃然起敬。如果老和尚存着“海豚”为吃小鱼而来学道的心态，在典座下会悠悠然就是六十年的岁月，一定不会有如此长久的发心。 反观现代的年轻人，做事不耐烦，不持久，不外是因为“海豚”心态作祟，而小鱼来源又不易取得所致，所以有许多人到了这里也跳槽他去，到了那里也请求调职，结果一无所成，能不成为我们的警惕吗？ 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昔时，浮山法远禅师几次被住持责打迁单，仍不忘学佛初心，在寺门前托钵求道，终于得到归省禅师的印可，付予衣法；雪窦禅师宁愿在寺中陆沉三年，操持苦役，也不肯拿出大学士曾巩的推荐书，最后终被龙天推出，担任翠峰寺的住持。高僧大德道风巍巍，无非在向我们开示，惟有不以“海豚”想吃小鱼的心态来做人处事，所谓“人到无求品自高”，才能赢得大家的敬重，获得最后的成功。 所以，在此奉劝大家：如果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做事，人生不会产生力量。权利、义务虽然是对等的，但，人不是“海豚”，尽义务不是一时的表演，重权利也不只是为了得到一条小鱼。要建立起大是大非、大功大德的观念，要懂得生活是为了完成宇宙继起的生命。人，想要活得朝气蓬勃，必须要往远处看，往大处想，不要念念为了小鱼，才要表演。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举重若轻 佛教学者唐一玄居士曾任军队医院院长多年，后来在各个佛教学院授课，佛教著作甚多，由于与我的观念风格不同，对我一向批判多于赞美，但有一次，他竟然很高兴地赞美我处理事情“举重若轻”。我一生受人批判也好，赞美也好，多不介意，但唐老的这一句“举重若轻”，颇令我感到受宠若惊。继而回想自己一生立身行事，的确是本着香严智闲禅师的诗渴“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来待人接物，这句话和“竹影扫阶尘不动，雁过寒潭水无痕”的意义相同，也就是说什么事过去了就算了，绝不会计较得失，或是留恋或懊悔。唐老以“举重若轻”四个字来形容我的为人处事，自觉堪能承当。 记得刚来台湾的时候，我曾在寺院里担任打水、挑担、拉车、采购等工作。寺里的住众看我无论做什么粗重的工作都好像一副驾轻就熟的样子，所以凡是需要用力气的事情，他们都叫我去做。其实我每次拉车拉到要上坡的时候，往往因为用尽全身的力气而晕眩呕吐，但是因为我常怀惭愧感恩之心，所以能产生源源不断的力量服务大众。四十多年前，我为教界长老编辑杂志之余，还经常为其他报章刊物撰写佛教文章，长老看我勤于写稿，又不收分文稿费，以为我笔到神来，“举重若轻”，所以连发行、邮寄等一切工作也都交由我包办，其实我常常为了写稿而搜索枯肠，通宵达旦，不过因为我心中充满弘法利生的使命感，所以不论给我多少工作，我一样都心甘情愿，胜任愉快。后来我经常南北弘法，以火车、汽车为办公室，准备文稿，所以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能即刻乐说不倦，信徒以为我才思敏捷，“举重若轻”，更加喜欢邀请我去说法开示。其实，弘法的最初几年中，我经常为了一篇讲稿而案牍劳神，镇日思维。如今我年届七十余岁，经常一天讲话下来，就感到身乏口干，但每次看到信众们渴望佛法的眼神，就忘记一切辛苦，所以依然精勤度众，乐此不疲。 有人说：“如果要跟谁过不去，就叫他去办教育，编杂志，建道场。”但是许多年来，我教育也办了，杂志也编了，道场也建了，其中各有不同的问题，有的频遭人为的阻碍，像福山寺的寺院登记执照因有关主管互踢皮球而一再延迟，直至八年后，才给予核准；西来寺初建的时候，因异教徒排斥而遭到抗议。有的饱受天灾的侵袭，像佛光山台风来时的洪水、山崩，极乐寺墙瓦的坍方、倒塌……往往将多年的建设毁于一旦。有的是接管别人办不下去的事业，例如接收福国寺、圆福寺之后，才知道还要偿付前人的债务。凡此都因为我稍具发心、愿力，所以虽然困难重重，我也不觉其难；因为我非常注重情义和结缘，所以尽管备尝艰苦，我也甘之如饴；因为我肯随缘、随喜，所以即使忙碌不堪，我不觉得忙不过来；因为我愿意忍耐、承担，所以纵然一无所有，我不觉得空乏无力。总之，无论什么繁复的事情到了我这里，都因为我心甘情愿，无怨无悔，所以自觉能够“举重若轻”地承担。 文殊菩萨以“无”为不二法门，慧开禅师以“无”为宗门一关，惠能大师以“无”摄受傲慢的同道，道树禅师以“无”屈服外道的神通。“无”可以说是世上最美妙的道理！我一生中所遭遇的棘手事件不知凡几，像寿山寺建好之后，军团司令部下令强制拆除；悍民想穿越佛光山作为产业道路，不惜以暴力威胁逼迫；台北七号公园观音事件，眼见即将酿成政教冲突；佛牙来台，异教唆使教徒捣乱阻挠。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险厄，有时我以理说服，有时我以静制动，有时我以诚感化，有时我以慈折服。总之，我没有特定的方式，但是因为我心中常保空“无”，如明镜一般，胡来胡现，所以能够产生“无尽”的力量，“举重若轻”地统摄了有尽的招术。 五十年前，没有法师愿意久留宜兰，我自告奋勇前往弘法。到了那里，才知道不但寺院内住满军眷，僧俗杂处，而且信徒涵盖老、中、青三代，他们有的亲近寺院很久，但所接触的未必是正信佛法；有的忠心耿耿，但个性强悍；有的男众性情特别刚烈；有的年轻活拨，蹦蹦跳跳，不易为保守的老成信徒所接受。我一待数十余年之久，不但和当地民众水**融，和谐相处，而且将正信佛法带动起来，让宜兰成为台湾佛教发展的摇篮。当年宜兰的信徒，直到现在，仍对我关怀备至，一听说我有什么事情，比谁都热心着急。像礁溪的佛光大学，从土地取得到建筑工程，他们都卖力参与，功不可没。很多人惊讶地问我当年是用了什么方法，能在他们心目中一直具有“举重若轻”的形象？我想大概是由于我掌握住老年人的经验、中年人的稳健及青年人的力量吧！ 后来，我在各处建道场，信徒的性格种类更是多得不胜枚举，但我依然应付自如：来的是军人，我和他讲军人法。来的是商人，我和他讲商人法；来的是儿童，我和他讲儿童法。来的是老人，我和他讲老人法；来的是妇女，我和他讲妇女法；来的是伤残，我和他讲伤残法。此外，对于喜欢修持的人，我举办禅坐班、念佛会；对于追求慧解的人，我开设佛学班、读书会；对于擅长艺文的人，我举办技艺班、写作社；对于偏好慈善的人，我成立服务队、救济会。总之，我应机说法，让信众能将佛法带到日常生活之中；我观机逗教，让大家发挥所长，所以就能够“举重若轻”地将佛教带动起来。 俗语说：“宁带一团兵，不带一团僧。”出家人的性格虽然比较超逸淡泊，无所勉求，但相对地，因为不求名，不求利，有时候也很难动之以情，动之以理，所以教育僧团徒众，不像带领世俗企业里的员工那么容易。而我，除了分布在全球各地百万名信徒之外，还收了一千多位出家弟子。我每天不但必须处理忙不完的法务，还得分神为他们处理情绪问题、读书问题、修持问题、弘法问题、养病问题、请假问题。每次主持教育座谈会时，总有人问我如何带领这么多弟子。其实这就像《维摩诘经》所说：“弟子众尘劳，随意之所转。”尘劳虽多，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随意转化，就可以“举重若轻”地转烦恼为菩提，转愚痴为智慧。徒众亦然，无论他们有多少人，有多少问题，因为我在思想上能够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我在方法上，能够随着各人的根性施以不同的教化；我对于弟子不如法的地方能够心怀慈悲，循循善诱；我对于他们不懂事的地方，能够宽容谅解，不去计较，所以再冥顽不灵的人，我都可以“举重若轻”予以转化。 信徒婚姻的危机，我以一句“爱，才能赢得爱”来挽回；演艺人员间的冲突，我以长生童子忍辱的故事来化解；政治人物的心结，我以“退一步，海阔天空”劝和；信徒失去亲人的伤痛，我以“死如移民”的比喻给予抚平，余如信徒财产纠纷、儿女问题，教界人士间的勃溪误解等一切疑难杂症，都由于我能认识问题症结所在，直接切入核心，给予大家，所以能“举重若轻”，片言化解。 我经常参加各种活动、法会，像马来西亚莎亚南体育馆弘法活动、慈悲爱心人誓师运动，各有八万人参加；每年固定在国父纪念馆及**红磡体育馆等地的讲经，每场也都是数万观众聆听；每年的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大会暨理监事会有来自各地数千名代表及观礼员等前往与会；经常在各地为筹募佛光大学建校基金而发起的园游会，共襄盛举者动辄数万人，甚至十余万人。许多人好奇地问我：“怎么有办法举办这么多的活动，同时还能解决这么多人的吃住问题呢？”我想最主要的秘诀是因为我们平时训练人才，事前周密计划，开会讨论意见，懂得分工合作，所以无论来的人再多，时间再紧凑，都能够达到“举重若轻”，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最初设立佛学院时，信徒警告我：“你没有经费，又要办学，以后就没有人敢再接近你，你一定会办不下去！”教界也有人说：“你没有经验，办不起来的。”我最初到美国建寺弘法时，同道讥笑我：“你不会英文，哪里能在岛外弘法？”我登记成立佛光大学之初，官员们提醒我：“办大学耗财费力，必须三思！”佛光山三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我宣布封山，有人劝我：“封山以后，没有油香来源，僧众的生活立刻就会成为问题。”诚然，经验、语文、钱财、物资是弘法利生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是对于出家人而言，这些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佛法、信心、道念、正见，就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基本条件，我“举重若轻”地在岛内外办了十六所佛教学院，丛林学院历史长三十年以上，从未中断；如今我在全球五大洲成立的别分院、布教所一百多间，目前还在陆续增加中；我在美国的西来大学已有十年之久，在台湾办的大学第一届学生将于明年毕业，不但学生增多，校务蒸蒸日上，而且还和其他国家的大学及文教组织频繁交流；佛光山封山之后，僧众们尽管过着清贫生活，但每个周末仍举办假日修道会，供应上千人食宿，此外还有不定期的禅修、佛七、短期出家、讲习会议等文教活动，两年来度众无数，看起来，这也是“举重若轻”呀！ 曾经有人为我计算，我一生在台湾佛教界拥有五十余个“第一”：第一支佛教歌咏队、第一个在电视台弘法的人、第一张佛教唱片、建第一间讲堂、第一本精装佛书、第一个组织信徒穿着制服、第一个创设僧众等级制度、第一个组织青年学生会、第一个成立信徒讲习会、第一个成立儿童班、第一个成立星期学校、第一个成立幼教研习中心、第一个发起光明灯法会、第一个使用幻灯机和投影机弘法、第一所教育部承认的印度文化研究所、第一个大专佛学夏令营、第一个都市佛学院、第一个云水医院、第一所民众图书馆、第一座安宁病房、第一个信徒服务中心（檀信楼）、第一个举行报恩法会、第一个举行园游会、第一个发起供僧法会、第一个建高楼寺院、第一个举行环岛托钵行脚活动、第一个举办世界佛学会考、第一个举行禅净密三修法会、第一次办回归佛陀时代的活动、成立第一所佛教文物陈列馆、第一次台湾举行传法退位大典、第一个举办短期出家、第一部将藏经重新分段标点的佛光大藏经、第一部获得金鼎奖的《佛光大辞典》、第一个到三军官校各种兵团以及离岛布教说法的人、第一个率领两百人前往印度朝圣、第一位到梵蒂冈与教宗会谈……大家看我拥有这么多“第一”的头衔，都说我福报俱全，其实，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些都是佛教共成的第一，都是尽心尽力“举重若轻”所共成。 其实，这其中我不知经历过多少挫折，例如四十多年前，我用白话文写作，文艺教界一些传统人士表示不以为然；我率领佛教青年一起出外布教，引起佛教保守人士的反对；我组织佛教歌咏队，借着跃动的音符将佛法传递到各个角落，却受到强烈的批评；我使用幻灯机布教，幻灯机被警察无理地没收；我在市区的高楼里成立寺院接引民众学佛，有关单位以屋顶无翘角为由，至今仍不准办理寺院登记；我录制电视弘法节目，已经与电视台签约，但临时却被有关单位取消，理由是和尚不能上电视；余如在庙口市街布教被当场取缔，更是常有的事。但这一切阻碍都无法将我打倒，因为我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所以无论多么艰巨的事情，我自信都能“举重若轻”地完成。 凭着愈挫愈勇的精神，近十年来，我将脚步拓展到岛外，在国际间作了许多突破。一九八六年，我在佛光山举行世界显密佛学会议，让汉藏佛教人士在一起促膝畅谈，建立共识，此后彼此互有往来。海峡两岸自从一九四九年之后，很长时间交流不多，我率领“弘法探亲团”到大陆弘法探亲。一九八八年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西来寺举办，我让两岸代表首度坐在同一个会议厅里面开会，赢得全场人士不绝于耳的掌声及欣喜交加的热泪；僧信组织自古有之，可惜彼此向来缺乏联系，甚至有各行其事之憾，一九九二年，我为信众成立国际佛光会之后，和佛光山僧团互相配合，有如人之两臂，鸟之两翼，在弘法度众方面发挥前所未有的功能，也为僧信融和作出了良好的示范；南传国家的比丘尼戒因战乱及上座比丘把持等原因而失传两百多年之久，我经过多次的努力，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在佛教的祖国——印度菩提伽耶举办国际三坛大戒，让二百多位大小乘比丘在二十六位大小乘戒师的证盟下如愿顶受具足戒。就在此时，西藏贡噶喇嘛表示愿将其教派珍藏已久的佛牙舍利赠送给我，许多人问他，国际佛教界人士这么多，为什么独钟于我？他举出上列诸项事实，回答大家：“因为星云某人在国际间具有‘举重若轻’的地位，所以我们相信他能够妥善保存佛牙舍利。”“举重若轻”四个字看似容易，其实这是我一生本着弘法奉献的理念，努力为教筹划，为众谋福得来的些许成绩，而对十方大众又何足道哉？ 在佛教的历史长河里，拥有“举重若轻”地位者不知凡几，我只不过是一滴微不足道的小水珠而已。像伟大的佛陀，在当时阶级分明的时代里倡导四姓平等，竟能得到朝野上下的支持；在各种宗教杂陈的社会中，还能将佛法迅速地传遍整个印度；在多国鼎立争强的土地上，往往以一席建言化干戈为玉帛；即使在极为恶劣难堪的处境下，也能够以善巧方便来化导顽愚……凡此“举重若轻”的风范，两千五百年来一直是亿万佛教徒心目中永不磨灭的精神依赖。佛法初传汉地时，迦摄摩腾以一首正气凛然的渴语慑服外道，“举重若轻”地奠定了佛教在中国的基础；昙无竭不顾生命危险到西域求法、法显度海、玄奘经过沙漠到印度取经、法眼禅师以诗渴驳斥皇上、慧远大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杨仁山的金陵刻经处等，这些举止，外在是如此的“举重若轻”，但内容有千万斤的重力。他们这种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大无畏的精神，是多么地令人敬佩仰慕！ 所以，“举重若轻”的真义，并不是在表面上将“重”的事物变“轻”，而是要我们做好心理的建设，不将“重”的感觉摆在前面，自然就能获得“举重若轻”的泉源，如流水载物般，处处无碍；“举重若轻”的要诀，也不是刻意躲避“重”任，“轻”率行事，而是要我们遇事承担，运用智慧，自然就能培养“举重若轻”的能力，如狮子奋迅般，冲破难关。 （一九九九年七月） 小，不能忽视 一般人皆贪多求大，即使在目前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世人以短小精薄为美，也多从其眼前的实用利益着眼，例如小书易于携带，小车便宜省油。 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小”而不起眼的人、事、物，其未来性往往不可限量。例如“小”砂石混在水泥中，可以建高楼大厦；“小”螺丝钉锁在大机器上，可以运转生产；“小”水滴不断滴下，力可透石；“小”火星足以燎原；河床中一块块“小”土的沉积，可以让流水淤塞，“小小”的一句话，足以影响一国之兴衰。一文“小小”的布施，或能济人燃眉之急；一丝“小小”的微笑，给人信心无限；一声“小小”的爱语，散播了欢喜与鼓励；每日一件“小小”的善行，足以广结善缘；听了一则“小小”的故事，可以发人深省；“小”儿童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小”王子长大可以继任王位，统治全国；“小”不忍，即足以乱大谋……凡此皆说明了“小”之不可忽视。 记得幼时，母亲多恙，我常在病榻前为她读诵故乡扬州七字段的故事，母亲则纠正我所念错的字，日积月累下来，我不但从不识字的母亲那儿认识许多字，培养我阅读的兴趣，更增长我忠孝节义的观念。现在想想，童年时“小小”的孝心，竟成为我希圣希贤的启蒙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及至稍长，家人送我到私塾读书。一天，无意中看到附近读洋学校的小朋友课本上有这么一段话： “短衣短裤上学校， 从不迟到一分钟。” 我将这句话谨记在心，并且朗朗上口，奉为圭臭。直到现在，我向来为人所称道的守时守信习惯，实则源于这“小小”的一句话。 回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出家生涯，我在佛法大海里，也经常自“小小”的一瓢饮中，尽尝无边的法味。 青少年时，于各处参学，无论是一合掌，或一顶礼，虽是“小小”的动作，我都尽量表达内心的诚敬；向师长的一请示、一报告，即使是“小”事一桩，我也尽己所能，述说得适当合宜。犹记得至金山寺挂单，苦候五个小时，没有人理我；到毗卢寺参访首座，等了三天，不蒙接见，在这些“小小”的等候里，我学到了逆来顺受、虚心耐烦，从中获益甚大。 我也曾在多位老和尚座下忝任侍者，每天供应三餐，伫立侍候，添饭加菜；有时参加焰口法会，我侧立在七大师身旁，寸步不动八个小时之久。这样的兼职侍者，一做数年，虽然异常辛苦，精神上却备感充实，因为我从那些长老大德的行仪中，学习到做人处事的礼貌与进退时空的分寸。由于从事这些“小小”的工作，我深深地体会到佛法的大用，使我于忙中不觉忙，苦中不感苦。 出家剃度时，我最尊敬的容斋法师为我提取法名——“今觉”，并且告诉我：“不可以‘小’看这两个字！能够当下做到，就不愧出家学道。”我从此将这“小小”的一段话印烙心田，并且时有所感。后来，我一直鼓励学生或信徒学佛修行，贵在每日反观自照，“小”觉“小”悟，久而久之，自能大彻大悟。 我虽是家师志开上人唯一的人室弟子，但是并不因此而享受殊遇，有的只是更严厉的呵责。十六岁那年，染患疟疾，时冷时热，乏人照顾，正在奄奄一息之际，家师遣人送来一“小”碗咸菜，给我配稀粥吃，令我感动涕零，旋即立誓尽形寿以身心奉献佛教。一“小”碗咸菜，引发大愿，固不足为外人道，凭着这一点“小小”的感恩心，使我在人生旅途中历经千辛万苦，犹能百折不回，而未尝稍改初心，才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收获。 十八岁时，至常州天宁佛学院，因名额已满，无法如愿就读，想去禅堂参学，也遭拒绝，只好任职行单行堂。一位纠察师送我一双袜带，这是我参学期中所收到的唯一礼物，东西虽“小”，却使我从此学会了广结善缘。 十九岁时，来到焦山佛学院读书，客堂知客师慈悲，不但笑容相迎，还帮忙携拿行李，招呼送单。当时，我还只是一名年轻的学僧，竟能受此礼遇，心中真是感动不已！这段人生中的“小”插曲，对于我日后待人处事有着莫大的影响：我毕生提倡“给人欢喜”的信条，不就在这“小小”的事件上透露出无限的深义。 一九四九年我到人生地不熟的台湾，为佛教的继绝存亡尽一己绵薄之力。四十多年来，我念兹在兹，为开拓佛教而努力不懈。每当遭遇困境，忆及与彼岸故人之间“小小”的承诺，心中自然就会产生一股巨大的愿力，激励我奋发坚忍，终能冲破难关。这几年来，我四处打听他的消息，终于与他取得联系，并且尽力给予资助，主要是感念当年彼此心系佛教的这份“小小”共识。 一般人对于我能站在台上，面对数以万计的听众广开大座，感到欣羡，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从过去“小”型的布教中，累积多次经验而有的成果。一九五三年，我应李决和居士之邀，到宜兰雷音寺弘法。记得初次上台讲经时，我手脚发抖，为了不被察觉，只得双手抓紧桌缘，好不容易下了台，才发现自己全身已是汗流浃背。随着说法次数的增加，我的胆子壮了，风仪也有了改进。二十年后，我踏人展演殿堂；近十年来，我频频走上世界的讲坛。此时的心情，既是为现在信众的闻法虔诚而感动不已，更是为过去信众的慈悲成就而升起无限的感恩。 二三十年前，宝岛民智未开，神佛不分，为了使正信的佛教深入民心，只得挖空心思，设计各种活动。一天，我福至心灵，想到过去佛陀时代以音声传教，但是，却苦于当年并没有什么佛教歌曲，便自己动手写词，请杨咏谱先生谱曲，把当地优秀青年一起唱到佛教中来。后来这些青年组成歌咏队，跟着我上山下乡弘法布教，每次风尘仆仆而去，披星戴月而返，一支支“小小”的佛曲就这样传扬开来。 多少民众虽然识字不多，但是被歌曲的词意所感动而法喜落泪！多少人不惯听闻深奥的佛法，却在悠扬的圣乐感召下欣然人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台湾，民风还很保守，这一支“小小”的队伍，却以其朝气蓬勃的歌声，横扫兰阳地区，遍撒菩提种子。后来，我们还突破窠臼，将佛教圣歌、赞渴等录制成唱片，以另一种形态来呈现佛法妙意，令人耳目一新！一张张“小小”的唱片就这样将佛教带入各个家庭。 “宜兰念佛会”的成立，是我与信徒们共修的开始。接着，台北念佛会、龙岩（糖厂）念佛会、头城念佛会、罗东念佛会……相继成立，这些讲堂的规模虽“小”，却接引很多人学佛修行，成就了多少法身慧命。今（一九九二年）春，我到英国主持伦敦佛光协会成立大会，与副会长赵丽珠小姐会面，她首先兴奋地提起三十五年前我曾送她笔纸文具的往事，由此大家打开了话匣子，从其父亲——龙岩糖厂厂长赵望先生当年在厂内设立共修会之种种，谈到目前她对国际佛光会的展望与抱负。时光真有如白驹过隙，孰能想象眼前这名豪气万千，积极在异域推动佛教的护法，正是过去那个乖巧恬静的“小”童女呢？而最可贵的是：“小小”的念佛会成就了殊胜的法缘，缘缘相牵，脉脉相传。 一九五七年，张优理（慈惠）、吴素真（慈容）等首开佛教在电台布教的先例，于民本广播电台制作主持三十分钟的定期节目“佛教之声”。没想到乳燕初啼，一鸣惊人。接着，又应广播公司之邀，再辟“觉世之声”。这些当年与我共写历史的青年们，均先后随我出家，我们胼手胝足，由宜兰雷音寺的弘法到高雄佛光山的开山；由岛内各别分院的建设，到遍布世界的佛光寺与佛光会的成立。由“小”型的共修会到大型的国际活动，一晃三十余载，我们由无到有。如今，心平接棒统领佛光山寺，慈庄、慈惠、慈容、慈嘉等则由少不更事的“小”女孩，成长为当今教界举足轻重的长老比丘尼。慈惠更于第十八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中荣膺副会长，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比丘尼。 年少时非常喜爱读书，每于晚上开大静后，躲在棉被里，拿着一炷香偷偷地阅读默记，夜夜如此下来，居然也背了不少古文佳作，读了不少章回小说。拜这点“小小”香光之赐，我奠下些许国学基础。 记得十八岁在焦山佛学院念书时，有一天心血来潮，涂鸦“小诗”数首，并且试着投稿，不意这篇“小小”的处女诗作竟在《江苏新报》上披露，令我喜出望外，引发了我对文学的兴趣。 二十五岁时，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承关凯图老师在任课之余，发心教演培法师和我六个月的日文，凭着这点“小小”的文法基础，我将智道法师赠我的一本日文佛典译成中文，并承王法莲老居士赠纸、圣瑞法师出款、圣印法师誊清、心悟法师校稿、竺摩法师题字，《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的中文版终于问世了！一本薄薄的“小”书，由这么多因缘和合而成，不也是观音菩萨普门示现吗？ 二十三岁在法云寺日夜看守山林，在山上“小小”的草寮里，我伏在冰冷的地上，完成了《无声息的歌唱》，出版后甚受欢迎，给予我莫大的鼓舞，我自许要继续笔耕，好让读者们饱餐法味！ 二十七岁，在雷音寺的斗室中，每晚就着“小小”的裁缝机，我写下了《玉琳国师》与《释迦牟尼佛传》。《玉琳国师》曾被拍成电影，又被改编成收视率颇佳的连续剧《再世情缘》，一本“小”书能跃上银幕，以声光弘法，实在是始料未及。而《释迦牟尼佛传》则是我日夜揣摩旷世圣者一言一行所写成的，书虽非巨擘，但是其中一小字一小句，无一不是我与佛陀无数次接心印心的深刻体验。后来，我以点滴书款购地兴寺，“小小”的书册不但以文字般若延续慧命，更成为佛教事业的资源。 一九六一年，我承张少齐、张若虚先生的厚爱，接管《觉世旬刊》，三十年来兢兢业业地经营，如今每期十多万份的发行量已普及岛内外多个家庭，这份每十天出版一次的“小”册子可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啊！ 一九七九年始，我陆续在三家电视台制作佛教节目，不但屡获颁奖，也由过去的外制，到目前电视公司的付费内制；此外，更从岛内的播出到岛外电台的转播，并且应观众要求，将内容结集成册，译成各国文字，可见只要内容富含意义，制作质量精良，即使是短“小”的社教节目也能受到社会的肯定。 从宜兰的儿童星期学校到现在各别分院的幼稚园、儿童班，乃至岛外的中华学校，屈指一算，我办了近四十年的儿童教育，对于“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句话实在是体验良深。就以早期毕业的园生来说吧，李宗德是耳鼻喉科的名医，林孝信在美国开创计算机图书公司，韩庆云担任服饰公司董事长，林幸子在岛内外设厂制作礼服，黎明哲、蔡明得在军公机关任职主管等。他们不但事业有成，家庭美满，而且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于护法卫教更是不遗余力。我深深感到：幼稚园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学前教育园地，若能干教学上运用巧思，灌输正确的人生观在幼童“小小”的心灵上，他们长大成人之后，自然就会懂得感恩惜福，勤奋向上，不但个人前途无量，也是国家民族的至福。 环视佛光山，其中的一景一物都与我有着深厚的感情；当年亲栽的小树小花，现在已成了满山的浓荫；东山的一“小”堆砂石阻挡了失控的车轮，使车内的心平和四个小沙弥免于一祸。大悲法会中一“小”瓶一“小”瓶的净水，因屡有灵异事迹而传为佳话；陈列馆中那一尊“小小”的灯花舍利观音像是印度朝圣迹时，佛菩萨显示的圣迹，不知让多少香客伫足围观，增上信心！ 谁说“小”是微不足道的呢？“小”，正代表着无穷的希望——只要我们耐烦有恒，时间的浪潮会将“小小”的人物推向时代的前端；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历史的巨手会将“小”因“小”缘聚合成丰功伟业；只要我们心存笃敬，即使是一念“小小”的诚意，慈悲的诸佛菩萨也会予以庇佑。眼睛很小，可以看遍世界；鼻孔很小，却嗅着虚空的气息；每一个小小细胞，都助长了人生的生存。莫以小善不为，莫以小恶可为，任何一“小”步，都是人间前途的一大步，“小”，蕴藏着不可忽视的力量！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不见不闻的世界 刚入佛学院念书，偶尔也进入禅堂参禅，堂主明度禅师说：“真正会听的人，要听无声之声；真正会看的人，要看心内的世界。” 当时虽不太了解，但是觉得这句话蕴涵着甚深的法义，就把它记在心里，没想到对于我的一生，居然有着很大的影响。 十五岁时，受三坛具足大戒，当我好奇地浏览戒坛风光时，戒师的一根藤条狠狠地打在我身上：“你看什么？这世间哪一样东西是你的？”于是，我闭目不看，在漆黑的世界里，我燃起一盏心灯，世界的一切原来都在自己的心中。我学会了不看外而看内，不看有而看无，不看妄而看真，不看他而看己。三个月后，我在长廊上睁开眼睛，见到外界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真是美不胜收！经过一番反观自照的日子，虽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是心里的感觉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直到现在，我走夜路，上下楼梯，即使不用眼睛看，也都很自如无碍。甚至我常觉得：用心眼去感受世间事，比用肉眼去观察还要来得如实真切。 二十八年前刚买下佛光山时，信徒们看到满山都是野草刺竹，交通又不便利，不禁大失所望，个个都说：“这种地方，谁愿再来！”我不管众人的看法，率领出家弟子们同心协力，搬石运土，移山填沟，终于将荒山旷野开辟成道场。现在，佛光山不但是台湾的观光胜地，而且也成为国际佛教的重镇，当初说不来的信徒，已经不止百次上山，可见当时亲眼所见的，亲口所说的，也不一定正确啊！“有愿必成”，我们要相信自己心中的愿力。 一九四一年受戒后，在律学院念书，夜里巡寮，万籁俱寂，骤听落叶敲砖，夏虫鸣唱，弯弯明月高挂夜空，不觉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不料，一顿杖责加身，纠察师喝斥道：“听什么？把耳朵收起来！这个世界上，什么声音是你应该听的？”于是，我开始练习充耳不闻，但是好难啊！我干脆用棉花球塞住双耳，不听世间的杂音，渐渐地，我的耳根清净了，心中也自然空灵了。才刚体会到无声之声的法喜，老师又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怎么把耳朵塞起来？把耳朵打开来听听，什么声音不是你应该听的？”我把棉花球拿开，各种音声排空而过，直穿脑际。定下神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大自然有这么多美好的音乐交织鸣奏啊！不禁自问：以前我的耳朵都用来做什么呢？抱着“往者已矣”的心情，我下定决心：今后不听是非而听实话，不听恶言而听善语，不听杂话而听佛法，不听闲言而听真理。 五十年后，我于今年（一九九三）新春返乡探母，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长者诚意接待，他从北京专程来到南京，我们两人欢叙畅谈时，他的夫人很奇怪地说：“赵老平日的耳朵重听，常常听不到别人讲话，为什么今天却都听到星师讲话？”赵老说：“我的耳朵只用来听要听的话，凡是不要听的话，我都听不到。”听而不听，不听而听，应该是听闻的最高艺术了。 而我，也曾有过不听而听的经验：一九五四年，我在宜兰雷音寺主持佛七，在喃喃的佛号声中，我进入宁静的禅净境界。七天中，我时时刻刻觉得佛声绵绵不断，即使人不在佛堂，佛号也不绝于耳：吃饭时，一口一口都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刷牙的刷刷声，也变成一声声的“阿弥陀佛”，乃至行住坐卧，念念分明都是弥陀之声，未尝稍停。七天的时间仿佛在一弹指间过去了，其间我所体会到的物我两忘、心境合一、时空俱泯的境界，至今仍然印象深刻。 十九岁我在焦山佛学院时，实行“禁语”。刚开始很不习惯，有时不慎出语违誓，我就走到大殿后面海岛前，重重地捆打自己，直至嘴角出血为止。如是禁语达一年之久，我不但口中无声，竟然连心中也没有了烦恼的音声。在寂寥静默中，我沉醉在静观万物皆自得的境界里，时间仿佛拉长了，方寸的空间也扩展了。 我体会到“刹那永劫”的经验，也感受到“极微”里包容了大千宇宙。当我解禁说话时，同学们都惊讶于我的思辨敏捷。我想起过去外婆腌渍的酱菜，坛口封得紧密的渍物最为香脆，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整天以感官追逐声色，当然也就不能把心安住在佛道之上，所谓“宁静致远”，唯有在宁静中，不乱看，不乱听、不乱说，我们才能找回自己，增长智慧，见人所未见，听人所未听，说人所未说。 一九六三年我到日本访问，在日本国立日光公园看到天照宫的梁上雕有三只猴子：一只猴子双手盖住眼睛，一只双手按着耳朵，一只双手捂住嘴巴，个个栩栩如生。我站立片刻，若有所悟。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每天总是不断地向外界攀缘，对于六尘：色、声、香、味、触、法，虚妄分别，因而产生许多烦恼，如果我们能时时反求诸己，不让心在外境五欲六尘上流转，不当看的不看，不当听的不听，不当说的不说，也就不会起惑造业，频生无明烦恼了。我的思想心境，又获得一次证实。 二十年前，我曾经延聘俞国基先生来佛学院教授音乐，为了能达到教学的效果，我接受俞先生的建议，特地购置了一套非常具有水准的音响设备。记得第一天上课时，他放了一段交响乐给大家听，刹那间，整个教室有如风驰电掣，万马奔腾般的喧闹。听罢，他兴致勃勃地问学生们：“刚才的音乐，你们觉得哪一段最好听？”当时还是学生的依恒法师站起来说：“老师，乐声停下来的时候最好听。” 老子曾经说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光十色、尘世喧嚣使我们如聋若盲，失去自己的方向。我们要安身立命，就必须洞察“无相之相”，倾听“无声之声”，诉说“无言之言”。 我常常率领信徒出国访问或者朝拜佛陀圣地，无意中发现：无论走到哪里，当向导在宣布事情时，团员们总是七嘴八舌，我行我素，等到出了事，却去埋怨别人；明明走廊大厅上有标志指示，团员们却横冲直撞，到处问人。有人说：这就是现代人类的通病——惯于用嘴说话，而少用耳朵与眼睛。 其实，人们不但小看眼耳见闻的作用，即使用眼睛看了，用耳朵听了，用嘴巴说了，也不见得会看、会听、会说呢！ 佛光山的大佛城，中外驰名，每天到这里来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也曾经有人看到大佛城的佛像都是用水泥塑的，不禁批评说：“这是水泥文化，没有什么价值！”这样说话，姑且不论他的心态如何，但是我在佛光山二十余年来，只看到佛陀圣像，而没有看到水泥文化，为什么有些人只看到水泥，而没有看到佛陀呢？原来，只是“观看”还是不够，我们要进一步做到“洞察”、“善观”、“善听”。 我的外婆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十七岁就开始持斋念佛，为人慈悲和蔼，但是她的几个孙儿孙女都在三四岁时就夭折了，她从来不曾悲痛地啼哭诉苦，邻居的闲言闲语，她也从不在意。难道她没有感情吗？不疼爱孙子吗？都不是的，因为学佛已久的她，洞悉世事，了知生死一如，业报昭然，故能坦然面对横逆，而无所愤恨无明。 我初来台湾时，寺庙不肯收留外省人挂单，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外漂泊流浪，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却因而更能领悟“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的妙意，所以心中仍然洋溢着一片幸福。后来我走入社会弘法时，屡遭迫害讥谤，我也未尝以为忧苦，因为苦难正是我的逆增上缘。苦难虽然存在现实生活中，但是如果能够设法克服，就更能体会到快乐的真谛。只有辛勤耕耘之后所收获的果实，才特别香甜，所以我一直觉得人生很快乐。 我在弘法时期曾经有一次得了重感冒，喉咙无法发声，我并不着急，心里想着：“做个哑巴也很好，哑巴是世界上最不会造口业的人。”又有一次，染患恶性关节炎，医师宣布要将双腿锯断，自忖：“行动不便，正好可以读书写作。”心中倒也安然。 尽管目睹世事纷纭，如果我们能将森罗万象汇归佛法，就可以做到观人自在、观事自在、观物自在、观境自在、观理自在、观心自在，一切就会无有挂碍，无有恐怖，无有颠倒，当下我们自己即是“观自在菩萨”，又何须向外寻觅？ 听闻亦然。只是“谛听”还未臻善美，我们要进一步“善听”，将坏的听成好的，将邪的听成正的。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如何将佛法融会于生活之中？”其实，我都是在衣食住行、人我世事中学习佛法。甚至我从不会教书的老师那里学会教书。因为，过去的佛学院不讲究教授法，我每次在课堂上，都很留心老师的授课方式，我一面听讲，一面想象：“如果是我的话，我要怎么去解说呢？”久而久之，自能将佛法融入心海。此外，我平日无论是听经闻法，或是说教开示，都能依照佛陀“四依止”的教示——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来领悟经文言说，故能消化吸收，去芜存菁，世上的一切一切，都能成为自己的宝藏。 我的弟子们常常说：我是处理人事问题的高手，什么疑难杂症到了我的面前，就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固然是因为我能耐心倾听徒众的困难，细心分析事情的前因后果，最重要的还是我尽量做到“兼听”。我不以一家之言来下结语，我也不以一时的好坏来论成败。我想：一个人若能完全做到“谛听”、“善听”、“兼听”，也就庶几无过了！ 我离家四十载后，返回故里，路皆不识；有时出外仅仅半个月，回到佛光山，也觉得有了改变。因缘聚散，人事无常，眼见耳闻都是缘起性空，因为缘起的有，自性的空，法无定法，实相无相。在一次座谈会中，有人曾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佛光山像什么样子？”有人说：像五指的形状；有人说：像兰花瓣的形状；有人说：传统式的寺院；更有人说：现代化的道场……我觉得这些答案都对，但也都不对。我当初创建佛光山时，心中并没有成规，只是随顺因缘。所以佛光山建有各种殿宇客堂，也创办了各种佛教事业。我想：就是因为佛光山没有定样，所以才能拥有多彩多姿的风貌吧！也曾有徒众埋怨：山上最近工程不断，不复过去的宁静。我却只看到建设的进步，没有听到嘈杂的音声。因此，我始终觉得佛光山的宁静祥和，先后一如。 我自佛光山隐退住持一职以来，各处讲经的邀约纷至沓来，各国来访的信徒也络绎不绝，再加上课徒教众，日子可说是在分秒必争中度过，但是我的心境却愈趋空灵。虽然有许多不同的人和事环绕在身边，我一面言谈，一面办事，也照样可以浏览窗景，润稿撰文，思维演说纲目，计划佛教发展，因为我的心中既没有人，也没有事。 我常常一觉醒来，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有时好像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别人都说我太忙碌，要我多休息，我心里一点也不觉得忙，因为我将身心六根都完全投入佛法里，所以一切的荣辱、得失、有无、来去、饱饿、早晚，都不去计较执著了。 海伦·凯勒眼盲心不盲，而能成为伟大的教育家；贝多芬耳聋心不聋，而能创造出悦人的音乐；德山宣鉴因龙潭崇信熄灭灯火，而能明心见性；五千菩萨因维摩居士的默然无语，而得无生法忍。我自愧德薄慧浅，不能有如许成就，但是我由衷感谢佛教让我认识了无声无相无言的妙谛，使我终日为众生服务，而生活在“苦不感到苦，忙不觉得忙”的禅悦里。禅者说：“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不求圣解。”如果当下能如此生活，也就是我们不见不闻的世界了。 （一九九三年八月） 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 今年（一九九四年）五月，我刚从日本开完国际佛光会理事会后返回，听说在松山的台北道场与在台中的东海道场各自为我在十九日的行程中，安排了午宴，正在互相僵持不下，因为两间别院都在阴错阳差的情况下，分别约了演艺人员与新闻记者，在中午时间与我“素斋谈禅”。我知道以后，立即打电话给两家道场，给予承诺。是日，我依约分赴二地，在短短一个半小时内，超速行车，从台中赶到台北松山，既没有让道场失信，也没有令客人失望。事后，二寺的住持前来道歉礼谢，我听了，莞尔一笑，心里想：“没有关系！因为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后来，我无意间和弟子们在闲聊时提及此事，不料这句话竟然在徒众之间传诵开来，成为一桩趣谈。其实，话虽简短幽默，但绝非偶发即兴之语，而是我毕生以来与人相处之道。 即以“素斋谈禅”为例，这是我想出来的方便，意在一方面使各阶层人士借着与我对谈禅道的机会了解禅的本意，从而觅回心灵活水的源头，一方面也让社会大众前来认识新落成的台北道场。四十九天的“素斋谈禅”下来，大家的反应非常热烈，所以至今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又应各界要求，在各个别院普遍展开。我本来已经行程忙碌，于今更形紧凑，许多徒众都笑我自找麻烦，然而我还是自觉有理，因为寺院道场功能的发挥很重要，引导社会大众去执除迷也很重要，相形之下，我的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为筹募佛光大学建校基金而举办的“书画义卖会”及“老歌义唱会”，是与“素斋谈禅”同样轰动一时的活动。其实我原本只是想借着托钵兴学方式筹款，然而自从申请建校通过的消息一经传出，文艺界、演艺界都前来表示支持，因而发起这两项活动。尽管我素无绘画雅好，更无演艺歌唱兴趣，我还是到各地亲自搜集，而且只要一有时间，就到藏画室里欣赏字画，有时一待就是数小时之久。义卖当天，我更是带着感恩的心情来到现场，与拍卖**同起伏。老歌义唱时，我坐在前排，心想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什么歌最好听，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说：不唱歌的时候最好听！但是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存在，大众的欢喜很重要，文艺界、歌唱界，及各地热心赞助的人士，他们那份共襄盛举的善心好意更是重要，这时，我的爱好、我的欢喜又算得了什么呢！ 过去，我每次接获些微供养，总是涓滴归公，捐给常住。自从佛光大学建校以后，我一收到信徒的红包，就想到佛光大学。近来听说弱势团体的发展空间备受阻碍，我又将去年一整年撰文出书的稿费、版税、单银，以及红包供养等共计三百万元，通过监察委员王清峰的安排，赠给六个弱势团体。 有人问我：“佛光山的建设所费不赀，大学的工程需款更巨，既然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捐给别人呢？”我何尝不知常住的困难，但是弱势团体的存在，对于整个社会也有其重要性，更何况如果我们能够借此抛砖引玉，启发大众关怀互助的良知良能，对于人心的潜移默化，更富含重要的意义！尤其，当我回想早年来台之初，那种捉襟见肘的窘状，使我更能肯定这笔钱所带来的鼓舞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回忆当年的我，虽然有心振兴佛教，奋起民心，然而因为经济拮据，所以只得节衣缩食，省下毫厘，累积到相当数目时，才用来购买图书法物；我还撰写文稿，编辑佛教杂志，每当印刷出版，就连夜赶工包装，好让读者及早享受法喜。为了借教育培育僧才，我在千难万难之下，开办佛学院。 当时老师不好请，我给予各种优惠礼遇，甚至深更半夜伫立在头山门，等候远道而来的外请老师；经费不足时，我到太平间、殡仪馆通宵诵经，以贴补学生食宿支出，我在山下煮面供众，来筹措研究部办学资金。那时我因为忙于奔波筹款，而没时间去医治腿疾，也忘了背部隐然作痛的内伤，后来竟然不药而愈。“教运兴亡，佛子有责”，我的确非仅口说，而是真心把教运的兴衰，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 我的为教忘己终于感召了一批青年佛子，志愿和我同心协力，共为续佛慧命而奋斗不懈。刚当上台湾印刷厂的经理吴先生，跟我出家，共创“佛教文化服务处”，后来随着我南下高雄，帮忙开山辟岭，使我无后顾之忧，那就是佛光山现在的住持心平法师；曾经是宜兰女中高材生的李小姐，负责教务，因为有感于办学的种种辛苦，而发心剃度出家，参与诵经行列，那就是现在美国西来寺开山的慈庄法师；放弃社会高薪工作的张老师，负责佛学院训导，每天在课余时间外出帮忙面包店包装月饼糖果，那就是现在的慈惠法师；慈容、慈嘉也将自己在幼稚园教书所得，全部奉献出来，贴补佛学院开销。大家在从事教育工作之余，还要编印、校对《觉世》，处理文物的流通，可说是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我们师徒都有着共同的使命感，以佛教的前途为重，以个人的利益为轻，佛光山以文教为根本，培养不少人才，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因而得以在三十年间迅速发展。 开山以后，我们应信徒食宿上的需要，陆续建设朝山会馆、麻竹园、檀信楼；应信徒咨询休憩上的需要，设立东禅客堂、信徒服务中心；应信徒信仰上的需要，相继兴建大悲殿、大智殿、地藏殿、普贤殿；最近更应信徒修持上的需要，完成了禅堂、抄经堂、礼忏堂、念佛堂，使得佛光山成为名副其实的四大名山菩萨道场。 就在开山期间，我念及年迈的功德主们多年以来对佛教的贡献，所以为他们兴建佛光精舍，邀请他们来此安养天年；后来附近居民经常将一些失怙的孤儿送来山上，我又发心建筑大慈育幼院来养育他们；接着这个信徒要求我们办一所中学，那个信徒建议我们开一家幼稚园，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就这样地成立起来。其他如佛光诊所、万寿园，也莫不是以大家的需要为前提，一一兴设，使得佛光山又成为生、老、病、死都能与诸佛菩萨长相左右的人间净土。 当初我自觉个人不重要，所以纵然经费有限，也设法满足信众的需要，勉力兴建各项设施，不料却使得佛光山更形重要。所以，我常对弟子们说：“光荣应该归于佛陀，成就应该归于大众。” 正因为时时感到自己不重要，所以我不但在建设上尽量满足众生的需求，在寻常时，也总是竭尽心力，表达对大家的一片至诚。四十年前在宜兰弘法时，杨锡铭发心为幼稚园画壁画，我整日像学徒一样跟着他，为他准备画笔、颜料、调色板、米达尺，待他休息时，还不忘奉上茗茶鲜果，后来，他被我的诚意深深感动，因而皈依三宝，佛门又增添了一位金刚力士。 才华横溢的《幼狮杂志》主编朱家骏，为我编辑《觉世》、《今日佛教》时，经常工作到深更半夜，我都在旁陪伴，并且为他下面，泡牛奶，准备点心。他常和我说：“师父！您先去休息吧！”我还是坚持等到他完工，才放心回寮。遇有寒流来袭，我怕他着凉，每次都将自己仅有的一床毛毯拿给他盖。他有感于我的关怀爱护，不但用心编辑，使《今日佛教》带动了教界杂志的进步，也接引了一批文友来学佛。 十年后，我来到高雄，市姑、六姊（苏陈秀琴）、永记油漆行的张云罔雀、裕隆印刷厂的曾进等人，也都因为我很有耐心地和他们谈论佛法，而结下甚深法缘，从寿山寺到佛光山的开建，迄今三十余载，护法护僧，从不退心。近年来，高雄县前县长余陈月瑛女士，因为有感于每次来山时我的热心接待，自己参加国际佛光会不说，还把女儿余玲雅、儿子余政宪都一起拉来加入，成为会员。多年来，我深深感到：如果希望别人觉得你很重要，就必须先觉得别人很重要。 过去，我因为感到沙弥是菩提幼苗，为“四不可轻”之一，非常重要，所以盖了一栋栋很好的校舍给他们读书。后来觉得男众的智慧、果断，具有无限潜力，也很重要，故在北部郊区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为他们兴建一座融和古今的北海道场。继而又想到女众的忍耐、柔和，对佛教的贡献功不可没，所以也为她们建设现代化的寮房宿舍。而我只为自己在传灯楼走廊的过道上，加盖一间起居室，不知不觉地住了十余年。直到一九九一年，心平为我另外建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开山寮，参观者无不赞叹，此虽非生性俭朴的我心中所愿，但是也说明了尽管自觉不重要，只要肯为人着想，自然会有人发觉你的重要，所以我们为人处事，不必患人之不重己，而应患己之不重人。重人而后人重之，这正合乎佛法里所谓“因缘果报”的真理。因此，你重要，他重要，简而言之，就是“心中有佛”最重要！ 昔时，佛印禅师以佛眼视众生，所以苏东坡在他的眼里，也是一尊佛。在我的心目中，所有的弟子徒众也如同佛祖一般地尊贵。 常常这个弟子向我建议必须要见某甲，因为某甲对道场贡献很大，希望我当面赞扬褒奖，以资鼓励；那个信徒也来和我推荐一定要见某乙，因为某乙具有未来性，希望我能将他度入佛门。其实，我知道某甲、某乙固然重要，引介的弟子、信徒更为重要，他们的建言如果获得重视，心中就会非常地欢喜，所以尽管行程紧凑，我也安插时间，依言接见，不予拒绝。凡此，都必须先要觉得自己不重要。 有时好不容易偷得浮生半日闲，想要好好地待在寮房里阅书报，改文章，看公文，回信件，不料这个单位的主管请我前往巡视指导，那个道场的住持也邀我为住众开示。念及弟子的工作法务都很重要，徒众的法身慧命也需要我关心，而我的事情，自有其他时间处理；我的生活，自有办法能力调节。于是我只好又将自己的时间分割给他们，把书报、文章搁一旁，把公文、信件延到晚上处理，因为他们都很重要！ 尽管一些弟子们不忍见我终日繁忙，因此经常建议我参照公务人员朝九晚五的办公方式，并且只依照预约的日程行事，不去理会临时的邀请，然而想到多少徒众等候我的一句回答，多少弟子期盼我的一声鼓励，我虽然不重要，但是却很有价值，又何忍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我每天分秒必争，精进不懈，为的不过是争取更多的时间来满足更多人的需要。 回想自己一生当中，因为能以“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的观念来待人，不知结了多少人缘，免除多少纷争，给人多少希望，予人多少欢喜，所以，我一向提倡“你大我小，你有我无，你乐我苦，你对我错”，人人果能如此，人间何愁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一九九四年十月） 重新估定价值 胡适博士在美国留学时的老师——大教育家杜威先生曾说：“我们要重新估定价值。”这句话对于我思想的开拓有着很大的影响，使我在面对佛教、人生，乃至于社会的种种问题时，都能从各方面予以评估定位，从而也促进了自己日后佛教事业的发展。 如今回想自己之所以能够很快地接受“重新估定价值”这句话的含义，并且善巧地应用在日常生活里，是因为我有幸进入佛门，发现所见所闻竟然都与红尘世俗的观念大相径庭，令我耳目为之一新。佛法里苦、空、无常、无我的真谛，使我觉悟世间的虚妄假相，“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因而发心向道。 所以，当世人以前进显达为荣耀，以拥有越多的名利为幸福，以追求感官刺激为快乐，以自我为中心来待人接物时，我却想在谦逊忍让中养深积厚，在无求无得中享有浩瀚的三千大千世界，在泯除对待中得到无边的法喜禅悦，在牺牲奉献中融和人我，自觉获益更多。 虽然我习干“以退为进，以无为有，以空为乐，以众为我”的理念，但是我不因循旧例，墨守成规，我也不滞于顽空，谈玄说妙，我更不会人云亦云，惑于众议。我时时刻刻都在考量过去的传统，观察现实的环境，思维佛教的前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调整向前迈进的脚步。 太虚大师对佛教提出的兴学理念——“教产革命，教制革命，教理革命”，成为我最早心仪的复兴佛教之不二法门。 二十三岁那年来到台湾以后，目睹惶惶人心飘泊无依，正信佛法隐而不彰，便考虑要循序渐进地改革教界弘法方式，使佛教通俗化、大众化、文艺化、生活化，期能扩大利生的层面与深度。于是，我将以往口头相传的梵呗歌赞一一整理，谱曲填词。我把过去一再翻印的经典加注新式标点，予以白话解释。我用黑板、白板、幻灯片、投影机作为辅助弘法的道具，让听众易于明白经义。我以梵音、佛舞、钟鼓、献供串场，加强大座讲经的**效果。这就是我“重新估定价值”的成效。 自出家以来，至今已历五十五载，其中最令我感慨的，是一些佛门人士在实践教义的时候，以辞害意，断章取义。例如把佛教说的五欲，解释为“地狱五条根”，又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其实古人所云，主要是在提醒大家不要耽溺沉沦其中，可是古往今来一些佛教人士却矫枉过正，什么都排拒不要，穿着崇尚破烂，捐款不留姓名，饮食刻意粗劣，乃至主张不吃不睡，以此为开悟要门。有些人在讲经弘法时，指夫妻为冤家，说儿女是讨债鬼、金钱是毒蛇、人间为秽土、娑婆如牢狱、三界如火宅，使得一些原本有心学佛的人听了以后，退避三舍，踯躅不前。 所谓：“求名当求天下名，计利当计天下利。”我觉得只要有利众生者，净财是多多益善，善名应广为远播，色相的**有其必要。而菩提道长，食物的营养正可以滋补色身，睡眠的休息也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途。虽说情爱如绳索，能束缚身心，又如苦海，能令人倾覆灭顶，但是如果大家能运用慈悲智慧，将儿女私情、手足之谊升华为道情法爱，则菩提眷属正可以在修行路上互相提携，岂不美哉！ 胜鬘王后、鹿母夫人奉行大乘佛道，除了相夫教子之外，教儿童，建道场，也做了许多佛化事业；频婆娑罗王、须达长者兴设讲堂精舍，礼请佛陀说法，度众无数；维摩居士辩才无碍，是佛教著名的护法大士，尽管他有妻子儿女、田园舍宅，但并不妨碍他的修行弘法，虽然他经营商业，赚取俗利，却以无量资财摄诸贫民；经典里描述观世音菩萨披璎戴路，法相**，二六时中恒以自己的名号，寻声救苦，普济天下有情，得到世人无限的尊敬；佛陀的相好光明，净土的富丽堂皇，又令多少众生慕道得度；大珠慧海禅师以“饥则食，困则眠”为用功之道，不但无损于他的行仪，反而令后人更加确信修行只在日常生活之中。 因此，我兴设美轮美奂的殿堂楼阁、花树庭园，接引信徒香客、十方大众；我建立优雅舒适的朝山会馆、檀信大楼，提供素斋妙味、休憩处所；我用种种方便，宣扬佛教；我殚精竭虑，弘传真理；凡有活动，我邀请夫妻连袂出席；举行法会，我鼓励全家一齐参加；从育幼院的孤儿到救济院的老人，从佛光诊所到云水医院，从托儿所到万寿园，从技艺训练到禅净共修，我为解除生老病死之苦，而兴办各种慈善事业。我觉得人间未必是秽土，净土也不一定是死后才能往生。只要有心，我们在现世也可以建设一方净土，让有志之士都能在这里长养身心，同享法乐。 《金刚经》云：“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若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又说：布施四句偈比布施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功德还要多。我们发心度众，并不是光用物质来施舍，最重要者，还是必须从文化教育着手，使广大的众生都能达到心灵的解脱。所以，其他寺院道场喜欢兴建佛殿，我却积极建设讲堂、禅堂、会议室、图书馆、视听中心……其他道场在慈善、经忏上大力用心，我却宁可默默无闻地发行杂志刊物，出版三藏经典，兴办佛教学院，培养弘法人才。 虽然所有这些为弘法利生而兴建的设施，可谓所费不赀，但是我并不因此而特别青睐出手阔绰的财主富豪，反而乐于接受市井小民的微薄捐款，甚至我一向主张“储财于信徒”，拒收信徒们超过经济能力的奉献。一张百万元支票的布施与千人的百元布施，看来似乎价值相等，但是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小额的布施能够源源不断，生生不已，不但持续长久，而且可以广结善缘，使大家都有种植福田的机会。 马祖道一禅师创设丛林，以安禅僧；百丈怀海禅师订立清规，巩固僧团。由是宗门益盛，转化无穷，组织与制度对于佛教发展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只可惜后世佛子不懂得以现代的观点赋予崭新的生命，使得祖师大德的美意创举徒然付诸历史文字，而束之高阁，诚为可叹！ 一九六七年，我辟建佛光山，即着手规划组织，订立制度，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多年以后，岛内外的佛教团体、专家学者，却纷纷来山从事研究。后来因为常住人众越来越多，法务也越来越繁，时代更是越来越新，我自知其中需要改进之处仍有许多。还好心平、慈庄、慈惠、慈容、心定等弟子们都能秉持着如履薄冰的态度，时刻注意环境的变迁，经常检讨修订既有的章程计划，使得佛光山永远充满着蓬勃的朝气。 一九九二年，我成立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信徒团结起来，共同为佛教的发展而努力奋斗。我不但办理各种研习营，训练他们各种能力，而且设立奖评制度，鼓励他们讲经说法。这种空前的创举，当然也在教界里引起了争议，有些人认为，这种做法使得千百年来僧伽所掌握的教权释放无余，将会造成不测之乱。但是我却认为，过去佛教主要靠出家人来弘扬发展，固然有其时代的背景因素，然而时至今日，佛教已经传播到全球五大洲，仅凭少数出家人的努力显然不足。再说随着教育的普及，在家众中，才学丰富者也不在少数，大家何不敞开心胸，彼此尊重，相互融和，在一个教主佛陀的感召之下统一起来，在一个人间佛教的信仰之下动员起来？ 我不但对于佛教的一切“重新估定价值”，对于其他宗教，乃至民间信仰，我也抱持同等态度。三十年前，云林县妈祖宫想加入佛教会，遭到拒绝，我曾挺身而出，为其说项未成，至今深感遗憾。早年一些神道教团体，用轿子抬着神明，来佛光山礼佛，大雄宝殿的殿主面有难色。我得知后，也谆谆开导徒众：人类都可以拜佛，神明为什么不行呢？在佛世时，天龙八部都是三宝的虔诚弟子、佛教的护法神明，只是这些历史随着时光的流转，久已被人忽略，我觉得现在佛教理应为这些民间信仰定位安身。所以，当吉隆坡的一间天后宫邀我前往主持供佛斋天法会时，我欣然赴约，后来，当地的神道寺庙都与佛教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前云林县佛教会理事长郭庆文先生邀我为妈祖填词写歌时，我也欢喜应允，如今郭先生虽已逝世，多年来我却一直在心中酝酿，未曾稍忘。 虽说生存是众生的权利，但是也不可以一概而论，滥行慈悲。例如放生，本来是一桩美事，然而却往往被商人利用作为赚钱的工具，把飞禽走兽捕了又放，放了又捕，徒然使这些野生动物的身心受尽伤害。尤有甚者，放生的时空不对，也常常影响到生态的发展，乃至祸及人类。多年以前，曾有信徒前来佛光山，将一袋乌龟倒在放生池里，未几，将鱼儿全都咬死。过去，大雄宝殿后面是草地果园，也曾有香客半夜把毒蛇带往放生，危及大众生命安全。还有一些游人来山放生鸟雀，因为翅膀还没长硬，求生技能未臻成熟，一放出笼外，立刻遭到弱肉强食的命运，见之令人心悲！看来对于生权的维护，大家应该“重新估定价值”，最好是能慎之于始，以真正爱生、护生、尊重生命的态度来代替放生的表相行为。 随着时移世迁，过去的一些观念已被“重新估定价值”。例如，过去女子无才便是德，如今女强人却比比皆是；以往女子嫁人讲求门当户对，现在却注重对方的幽默情趣；过去父母重视子女的物质生活，如今也开始强调思想的启迪；以往学校注重升学率的高低，现在也着手关怀生活上的教育。 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有待商榷的现象，都值得我们深思考量，“重新估定价值”。例如，只要孩子不要爹的未婚妈妈、在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下被送出国的小留学生、青年男女一窝蜂“跟着感觉走”的时代潮流等等，如果我们继续任由发展，甚或全盘接受，恐将形成社会的乱源。 经云：“法无定法。”又说：“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我们必须跟着社会的脉搏一起跳动，在思想上有所更新，在行为上与时俱进，然而我们也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才不会被眩目的浪花吞噬淹没，尤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里，我们是进是退，是行是止，更要依靠自己的智慧拣择判断，所以无论什么，都要“重新估定价值”！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老二哲学 说起来，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十分凑巧：在俗家兄弟三人中，我排行老二；出家以后，在师兄弟三人里，我又处于仲位，可以说我与“老二”很有缘分，而我也很喜欢当老二。因为老二可以拣老大的衣服鞋袜穿，虽然已经不新，但也不算太旧；老二不懂的事，可以“萧规曹随”，跟着老大的方法去做，尽管不一定十分正确，但也不会相差太远。总之，我优游在“老二”的天地里，自得其乐，最重要的是，我安于做好“老二”的本分，在承上启下当中得到无限的满足。 在同学里面，我最敬佩的就是智勇法师。他不但辩才敏捷，文笔流畅，而且富干道义，精通武艺。基于一份景仰之心，我待他有如兄长，甘于追随左右，任其差遣，凡接受一点衣食供养，我便转赠给他，宁可自己受冻挨饿。对于他所交代的一切事情，我看得比自己还来得重要，一定想法子妥善完成。虽然我们年龄相仿，但是《论语》中所说的弟子之道——有事，服其劳；有食，先生馔——我可以说通通都做到了。 一九四七年，时局动荡，人心涣散，再加上佛教衰颓，无补时弊，因此我四处筹款，出资兴办《怒涛月刊》，宣扬兴教救国之道，并且推举智勇法师担任社长，而我自愿做副社长，为他效劳奔忙。由于大家配合自然，理想一致，社务蒸蒸日上，获得许多好评。记得蒋梦麟先生曾说：“做事时，困难不成问题，危险不成问题，所患者，无伟大之精神矣！”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是凭着“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的精神，得以创立民国。我与同道们虽然仅具微滴之力，但是以坚强的正念为动能，汇入江海，终于一泻千里，形成波波“怒涛”，在教界产生激浊扬清的效应。 在旧僧势力澎湃激扬的当时，位居全国首善之区的南京名刹华藏寺荫云和尚竟然邀请我们前往接管，大家一致公推智勇法师做住持，而我理所当然地又在他手下担任监院，为他做种种策划。在彼此配合无间之下，大家众志成城，拼死抵挡旧势力的种种压迫，将寺务渐渐带入正轨。 一九四九年，我渡海来台。初时三餐不继，生活极为落魄，但还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找个真正志在兴教利民的寺院，长期奉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间，承蒙一些同道看得起，想将道场寺院交给我管理，然自忖出家学佛，不是为了做住持而来，若不能改变当地佛教崇尚愚昧的现状，何忍坐享十方供养？例如台中佛教会馆、新竹青草湖灵隐寺、苗栗法云寺等，我都因此婉拒，宁愿一面从事苦役，一面阅藏撰文，以一管秃笔，将正信佛法介绍给大家。 一九五二年，我听说没有人肯去偏远的宜兰弘法，觉得这才是一份真正有价值的工作，于是放弃在都会发展的机会，自愿独往这风雨饱润的山城。在那里，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只是无名苦役，每天搬蒲团，搬桌椅，让不同程度的人了解佛法，更努力接引青年佛子，教导他们中文写作，阅读佛经。每次到各地乡镇弘法以前，我总是将台词写好让他们背熟，而他们也都能不负所望，在台上表现得可圈可点。慈庄、慈惠、慈容、慈嘉……乃至目前在教育界的郑石岩、林清志等，数十年来弘法不断，都是在那时种下了菩提幼苗，如今他们不但自己花果满树，同时也在各地撒播种子。慧定法师的朝元寺、如学法师在世的师子会等，我都曾用心为他们作幕僚策划。我觉得只要有机会为众谋福，不必计较你我，甚至在幕后默默工作也很好，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有一份为教为众的共识。 一九五四年起，我曾经参与高雄佛教堂的筹建工作十年之久；落成后，我推举月基老和尚任住持，自愿在他底下担任监院。当时一心只想从旁辅佐，让寺务健全起来，使更多南部人士均沾法益，所以不计劳苦，南北两地奔波。无奈内部人事复杂，大家都争着要做“老大”，因而争执频起，我观察分析，自觉势不可为，所以告辞离去。但月基法师建设栖霞精舍，他任住持，我仍做老二，直至他圆寂。之后我不但不去做老大，连老二都放弃。 在苍茫的暮色中，我徒步走到高雄车站，回忆十年间，眼看着矮屋高楼平地起落，沧海桑田变化无穷，深深感到世事的兴衰看似无常，其实还是有一些常规可循——如果自身有不败之资，即使是外患交乘，也能继绝存亡，否则，尽管是因缘殊胜，终将步入穷途。无论是富国也好，兴教也罢，都和“人”的思想正确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必须从根本“树人”着手，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基于当时在北部法缘益广，应酬日多，无法专心办道兴学，所以几经考虑，决定告别繁华的台北，转往南部偏僻乡间办学招生，授以正统的丛林教育。那时外省僧侣住在北部，都是神通广大，住在南部的人，好像矮了半截，只有以“老二”自居。但佛光山的毕业生数以千计，目前都在各地弘法利生。回顾位居市区要津的台北佛教界，甚至高雄佛教堂，三十年来却是纷扰不断，至今有寺无人住持，当年的信徒也都四散他方，只有徒增兴叹。 我不仅热心僧伽教育，也积极从事社会教育。一九六四年，我与南亭、悟一两位法师共同发起筹建智光商工学校，并推举南亭法师为董事长，感谢他几次推让后，终于答应就任。可惜当年的君子之风，却没有泽及后人，目前的主事者竟然处心积虑地欲将我这个创校董事除名于外，抚今追昔，对于今人否定前人努力的心态，连“老二”也要除之而后快，安能妄想老大？ 由于顾虑到贫苦的山区民众就医不便，一九八三年，我们首创“云水医院”，每天用车子将医护人员载往偏远的乡间，为贫苦的山民诊疗，而且为病患洗澡擦药，整理居家环境，做尽“孝子贤孙”的工作。因为做的都是卑微的“老二”事情，后来，慈容、慧龙、依融、绍觉、永胜等，陆续当选为台湾好人好事代表。 当佛光山渐渐在国际崭露头角之际，有鉴于**人十分排斥出家人，所以只得把“佛香精舍”设在九龙的一栋公寓里，默默接引信徒，等到在红磡体育馆举办了几次大型讲座以后，时机成熟，我们才又成立“佛香讲堂”，广施法雨。最近，**最大佛教道场之一的“东莲觉苑”也聘请佛光山慈惠法师前去住持管理。这一切的风云际会，岂是偶然得来？所谓“自助，然后人助之。”古德说：“要做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想要成就任何一件事，就得效法秋圃老农，躬身耕耘，培植善因好缘，才能有丰硕的收获。 所以，当我听到有人称赞我创下了许多“佛教第一”时，心里真是惭愧极了。匮乏如我，只不过是努力做一个“跑腿”的“老二”，将各种人、事、物结合在一起罢了。无论是建寺安僧，还是弘法度众，都是众人因缘成熟，感应道交所致。因此我常说：“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利益归于常住，功德归于檀那。”往后这份福报能否延续下去，还必须靠大家共同努力，“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要光看到高高在上的“老大”，那些无名的“老二”才更伟大！ 佛法说万法相互缘起，故法法平等，每一法都可以是“老大”，也可以都是“老二”，但看你以什么角度去观察。红花如果没有四周的绿叶围绕，怎能显得娇媚动人？主角假使没有诸多配角的陪衬，也表现不出他的重要性来。所以绿叶、配角其实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做个“老大”，能够领导群伦，固然很好；做个“老二”，去成就别人，也很伟大。历史上，项羽打天下，结果竟是刘邦得天下；陈友谅先自立称雄，南征北讨，后来却是朱元璋统一大局，坐上王位。世事不必强求，只要因缘具足，自能水到渠成。 当初，我自号“星云”，只想自我勉励做星云团里的一颗小星星，以一己微弱的光芒和其他星光互相辉映，光照寰宇。如今佛光遍照五大洲，当年的心愿已逐渐成就，印证了发心行道自能聚合善缘，其果报是不可思议的。最怕的是自己说食数宝，不肯耐烦吃苦，连一点亮光都吝于付出，你不愿做“老二”，谁服气你做“老大”呢？ 五指中的拇指，由于生得肥矮，所以能成其大用，试想吃饭、写字，哪一样不用到它？高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高。大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天地无私，故能覆载万物；真如无相，故能遍于一切处。凡此种种，证明古德所说：“无欲则刚，自胜则强。”因此，我们如果想要展现成功的人生，必得先从“老二”做起，不强出头，随缘随分。如果能在服务奉献当中成就他人，在努力工作中实现自我，那么不管现在或将来是否能当上别人的“老大”，至少你已经做了自己的主人。 （一九九五年七月） 要做义工的义工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问我。 我想，这是因为我从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总是先做“义工的义工”，所以我的义工就很多了。 传统观念里，人有士、农、工、商等群类的区分，随着时代的变迁，近来“上班族”、“庞克族”、“原宿族”、“无壳蜗牛族”、“丁克族”等等名词纷纷出笼。自古以来，有一类族群贡献良多，却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义工”。“义工”以服务人群、造福祉会为目的，因此虽然没有领薪，但是所从事的工作却是无价的；虽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悦却是无穷的。他们无所为而为，让人生起无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义工的义工”，为他们服务。 过去，我每次要麻烦义工写标语、写传单时，总是事先将笔纸找妥，并且安置座位；如果请信徒来浇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准备齐全，还要告诉来者水龙头、工具箱在哪里。到了用餐时间，我热心招待他们吃饭，不断地为他们准备茶水、点心；到了回家时，也不忘慰问辛苦，赞美他们的成绩，甚至一路送到门口，看着他们身影远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开办慈爱幼稚园时，请杨锡铭先生担任美工，事先我就准备好彩笔、颜料，在他进行画图时，不时为他沏茶、煮面。他为幼儿们做义工，我就为他做义工，如同仆役般守候在旁，视其所需，随时为他服务。杨居士那时是一个军中的中级校官，不久之后自动皈依在三宝座下。 当时，另外一位朱家骏先生负责编辑《幼狮杂志》，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无出其右者。因为在此之前，他曾为我助编《觉世旬刊》和《今日佛教杂志》。记得每次他一来，糨糊剪刀、文具稿纸早已一应俱全，井井有条地搁在书桌旁边，甚至晚上睡觉，连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干净整齐地叠在床铺上面。本来我是师父，但当他开始工作时，我好像侍者一样，侧立左右，听从吩咐。半夜时分，寒气逼人，我就泡热牛奶，准备点心，为他暖胃疗饥。他一面为我工作，一面编发《幼狮》，声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后来我得以和当时台湾文化界的名笔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痖弦、梅新、公孙嬿等人结识，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以他出众的才华，一定可以为教界贡献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刚成立时，邱创焕先生担任台湾党部社工会主任，拟请张培耕先生出任台湾佛教会秘书长，但因他是我推荐，受到守旧者排斥，后来不得已由我敦聘张培耕先生为佛光山主任秘书。记得，那时我经常如书僮一般任凭差遣，为他取笔拿纸，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愿地跟随我办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时，请李新桃小姐专职负责。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视察时，也总是帮她写信回函，整理庶务。后来她随我出家，法名慈庄，现在佛光山海外道场的开山建设，都有赖她的筹办规划。 其实，杂志的美工、编辑都是我的专长，写公文、定计划的秘书业务，我也不是不会，然而在当义工的“义工”的同时，灌输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经上了轨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别处弘法度众，无形中更为教界培养了许多人才。 在佛教里，鬼子母因为佛陀令僧众为她施食供养，所以后来成了佛教的护法灵只；关云长由于智者大师为他说法安心，是以发愿生生世世守护伽蓝。可见要做“义工的义工”，固然必须为他们服务，更重要的是设身处地，为对方切身的需要考虑周全。记得翁松山先生当年在宜兰时，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油漆工学徒，我见他极其聪明，所以请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经常去他工作的场地，在旁建议指导，赠送各类相关艺术书籍，并且买机票邀他到欧洲考察，当他的旅游向导，观摩各国艺术技术，现在佛光山许多殿堂的**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杰作，他也因此成了声名远播的艺术家。 阿娇女士有心为佛教做事，碍于家庭经济不佳，必须在外兼职赚钱谋生，我知道了以后，为她设法安家。如今她不仅申请入道，做了佛光山的师姑，而且每天发心烹煮美食供养大众。 永均宁可辞去朝山会馆馆长之职为我驾车，经常不分昼夜，南来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车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开车枯燥，撑着沉重的眼皮，找了许多话题和他闲聊。一回一答中，几年的岁月过去了，他载着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几百万里的路程。因为他常听我的说话、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岁的年龄，已当上佛光山人事监院，而且胜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给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时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否胜任，考量他们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军队中说，“带兵要带心”，所谓带心就是最好做他的义工。我认为，如果要感激别人为你工作，为你忙碌，并不是表面上寒暄虚应，物质往来，而是从内心付出真诚的体贴、关怀，为他解决问题，给予种种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缘才能维持长久。 许多人说我聪明圆融，说我通晓人情世故，知道轻重缓急。其实我生来笨拙，一无是处，如果勉强找出自己有哪点长处，那就是我从小喜欢做“义工”了。回想童年时，父母几个儿女当中我最乐意料理家务；同龄的孩子里我最能与人为善。从工作中，我不但获得许多珍贵的友谊，更学到基本的做事程序。少年出家以后，我发心作务，香灯、司水、典座、行堂样样做过。在行堂时，我揣摩如何快速地为大众做最好的服务；司钟时，我设想如何敲出好听的钟声，让冥阳两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时，我体会如何运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爱的菜肴；编写刊物时，我费尽心思撰写有益人心的文章。十九岁那年就读于焦山佛学院时，我曾经建议学院展览佛教文物，从构思到宣传，我都一丝不苟地计划筹备。展出时，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万人潮参观。展览完毕收拾善后时，回想整个过程，深深体悟到发心工作的最大报酬就是学习到智慧与灵巧，感受到当“义工”所得到的代价——结缘和欢喜，无与伦比。 刚到台湾时，我在中坜落脚。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拉着板车，走十五里的黄土路，到市场叫醒菜贩，备办八十人份的柴米油盐，再匆匆赶回寺。早餐以后，我快速将环境清理整洁，又到井边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众使用。日间还要负责厕所的清扫工作，那时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双手将垢秽扒尽。寺里有人往生了，我帮忙装在木箱里，抬出去火葬。每逢秋收时期，我挑着担子、穿着木屐替常住到各处收租。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每天劳役之繁重，可说义务发心，其乐无比。虽然有人嫉妒说闲话，但我一直十分感谢寺主的收留，给予我工作的机会，成就我担当的能力。所谓“义工”，看起来是为人，其实最得利益的还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专司知宾的陀骠比丘，每天任劳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来敲门挂单，他也欢喜地提着灯笼，为其引导安单。数十年如一日，后来终于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报，日后再也用不着打灯笼为人引路了。我自愧功德未臻圆满，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为人服务的同时，心灯通体明亮，法喜充满全身，自认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古德有云：“欲为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在佛门里，讲究的不是世智辩聪，而是菩提道心。翻开佛教典籍，可以发现历代的祖师大德们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务中开悟见性，例如，雪峰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饭头，庆诸禅师在伪山座下担任米头，道匡禅师在招庆座下担任桶头，灌溪禅师在末山座下担任园头，智通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直岁，晓聪禅师在云居座下担任灯头，稽山禅师在投子座下担任柴头，义怀禅师在翠峰座下担任净头。还有，石霜禅师的筛米，云岩禅师的制鞋，临济禅师的栽松，仰山禅师的牧牛，洞山禅师的种茶，云门禅师的担米，玄沙禅师的砍柴，赵州禅师的扫地，丹霞禅师的除草，懒融禅师的典座，印光大师的行堂等等，无非都说明了工作的意义在于扩大自我，服务人群，提升生命的价值。舍义工和劳动之外，还有什么最好？ 我虽然没有历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献工作中，我领悟到许多待人处事的方法原则，发愿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传授给发心服务的人。所以过去我在佛学院担任院长时，总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学生，为他们讲解这次劳动的意义以及工作的内容、做事的诀窍等，让他们在工作当中，体会到更多的佛法，达到解行并重的学习效果。后来，我在佛光山举办活动时，也都在事前、事后召开讲习会议，让参与的人不仅能怀抱法喜在佛门服务，成就他们广泛学习的机会，进而提升“义工”的层次。 这些善因善缘，使得许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被人服侍得无微不至的董事长、阔夫人们，听到佛光山举办活动，便千里迢迢专程赶来当“义工”；甚至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西来寺帮忙寺务；有的还穿着围裙，卷起袖子，在斋堂里行堂端茶，在厨房里洗碗拣菜。那种发心，那份认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进同泰寺，舍身为奴；汉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贵入寺作役，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工作无分贵贱，只要做者有心，一样能得到欢喜自在；事务无分难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将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声有色，将程序繁复的活动办得轰轰烈烈。 释迦牟尼佛色身虽已入灭，但法身常住灵山，以诸神通力化导众生，是娑婆世界里的“义工”；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义工”；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热恼炼狱里的“义工”；阿弥陀佛以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树木罗列**极乐净土，可以说是净土世界的“环保义工”。由于诸佛菩萨常住世间，精进不懈地做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见到光明。我们凡夫俗子福薄德浅，在承受庇荫之余，岂能苟且偷安，贪逸恶劳？所以我一直觉得，佛门“义工”除了替三宝服务以外，更应该效法诸佛菩萨度众不倦的精神，在世上为广大的有情布施欢喜，先做好义工的义工。 在这种理念下，我创立国际佛光会时，不断地呼吁各个协、分会的会长、会员们，应该积极举办各项有益社会人心的活动。在大家携手合作之下，四年来成绩斐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肯定。例如在学校附近护送学童过马路的“爱心妈妈”，不知获得多少父母的感激；在医院里帮忙排队挂号的义工，不知协助过多少老年病患；到偏远地区为人义诊的“友爱服务队”，不知解决多少贫苦人家无钱就医的问题；在万丈红尘中设立的“读书会”，不知带动多少家庭共创书香社会。其他诸如植树救水源活动、净化人心七诫运动、特殊学生游艺会、废纸回收保护环境活动、到监狱戒毒村帮助受刑人等，都是在各地会员义工的积极推动之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为民风日益恶化的社会注入一股清流。例如，今年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一百万人的佛学会考，光是义工就有三万多人。 近年来，我常收到各地来鸿，有的感谢佛光会的善行义举，有的邀请佛光会共同协办公益活动。对于真正有益于大众的事情，不管大小巨细，我一直认为是“义”不容辞的“工”作，因此一概不加推辞。至于一些赞美过誉，则愧不敢当，因为我们不过是在做“穿针引线”的“义工”，将各种好因好缘结合在一起，为开创人间净土而尽一份力量罢了。 一些事业有成的信徒常对我说：等到将来退休以后，要来佛光山当义工，服务大众。其实做“义工”不必寄望于未来，此时此刻，就可以实践菩萨道的“义工”精神，以四摄六度利乐有情。有心服务大众，更不必等到退休，眼前就能自我期许，做个不“退”转菩萨、不“休”息菩萨。人身难得，胜缘难再，把握当下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间广结善缘，人生岂不更有意义？ （一九九六年三月） 不知道的乐趣 去年（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我在荣民总医院做心脏手术，为我主持开刀的张燕大夫因而与我成为好友。有一天，他和我说：“如果我早已认识你，就不敢为你开刀了。”我笑着说：“这就是不知道的乐趣啊！”回想从开刀房到恢复室这段时间，历经三十个小时，我都是在浑然不知的状态中，并不感到痛苦；后来知道许多人在门外整日守候，心里一直觉得不安。我突然体悟到：世间许多的忧悲苦恼不都由于人知道的事情太多而造成的吗？再回想我这一生当中，由于“不知道”而得到的乐趣可真是不胜枚举啊！ 五岁那年，外公刘文藻溘然长逝，家中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我当时不知死为何物，只感到外公平日时常板起脸来训人，现在却睡得那么安详，不禁窃喜。及至稍长，方觉抱愧不已。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童年时因为“不知道”人事的沧桑，所以天真烂漫，随着年纪增长，见识越广，“乐趣”也渐渐淡然。 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和儿女们说起一九二七年，孙传芳与北伐军队在龙潭会战，士兵们来家中搜人，拿刀到处乱刺的情景。尽管事过境迁已久，然而母亲每次说到这里，总是神色骇然，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那时的我，因为没有经过战乱，不知惶怖，只觉得与“官兵捉强盗”的游戏相仿。十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虽然真正的战争已经来临，远地也不时传来日军烧杀掳掠的消息，但事不及身，所以依然不觉惊恐。当时我参加国民**举办的民众补习班，因为念错一个字而惹得全班哄堂大笑，那种切肤之耻竟然有甚于耳闻战争之苦，至今仍记忆犹新。次年，我随母亲离乡寻找在战地里失踪的父亲，目睹尸骨遍野，漂血成河的景象，我终于意识到战争的可怕，儿时与兄弟玩“骑马打仗”的“乐趣”，也随着“知道”事实的残酷而消失殆尽。 自一九四九年告别故乡以后，与家人中断音讯，没想到首次得到的消息竟是外婆亡故的噩耗，使我既震惊又伤恸。外婆的温良恭俭，是我一生的典范，然而却不能为她亲料后事，抱憾之余，只有将多年积蓄的供养□钱寄给弟弟，请他为外婆建立塔堂，以为至少略尽孝意，了己心愿。没想到数年前返乡，看到的居然是弟媳妇的墓碑，当下心甚不悦，久久不能释怀。想到世间多少恋人因为发现对方没有忠于感情而发生勃溪，终至分手；多少患者由于了解自己病情深重而日渐消沉，抑郁而死。我深深感到：在“不知道”中，与事实保持距离，反倒是一种美好的境界。 一九四九年初来台湾，八月二十二日那天，秋季法会结束，我拿着□钱，欢喜地上街买布，准备裁制僧衣，没想到半路上被捉去警察局，因为平日不做亏心事，心中坦荡荡的，心里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被释放以后，得悉是在搜捕匪谍，让我倒捏了一把冷汗，因为一旦定罪，只有死路一条，不禁庆幸当时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才能安之若素地渡过难关。 我一生中看遍各种出家因缘，大致说来，有闻法欢喜，立刻决定落发者；有考虑再三，才乞求师父圆顶者；也有犹豫徘徊，依然踯躅不前者。而我是在偶然的因缘下髫龄出家，没有考虑的机会，或许正因为“不知道”出家是什么，没有分别心，反倒比别人更能安住在佛法里。当时我是寺中年纪最小的沙弥，由于自愧什么都“不知道”，我虚心向学，因此承教最多；由于自惭什么都“不知道”，我谦卑恭顺，因此结缘最广。人生有如一场马拉松，回首当年，一些聪慧过人的学长因熬不过风霜雨雪而堕入红尘，另有一些才学超群的同道则耐不住人情冷暖而流落世俗。所谓“打死拿拳的，淹死会水的”，登高山的健将容易死于山难，开快车的好手也经常亡于车祸，能在“不知道”中随遇而安，真是一种难得的福分啊！ 二十三岁来台时在基隆海港登岸，望着阴晦的天色，只觉路途茫茫，每遇一人，皆不认识；每走一步，不知止于何处。虽说“今日不知明日事”，但我确信只要站稳每一个脚步，珍惜每一个因缘，将今日的事情做好，未来就有希望。至于明日将发生什么事情，既无从知道，也不一定要知道，就这样安然地度过了一生中最困顿的时光。 由于仰慕慈航法师盛名，因此安身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专程前往弥勒内院拜访求教。慈航法师笑脸相迎，随即聚合寺众，临时提议要我代他上课，我只好依言开示。事后想想，还好事先“不知道”，否则，恐怕紧张得三天三夜都难以安眠。后来，我经常在“不知道”的情况下，于各种场合应邀即席发言，无形中培养了应变的能力。所以，“不知道”没有关系，把握当下的机缘才是最重要的。 四十年来的弘法生涯，从宜兰到高雄，从乡镇到市街，从山林到殿堂，从台湾到世界，教界的指责、外道的骚扰、当局的禁止、民间的诽谤、佛光山的移山填谷、西来寺的百余次公听会……一切建设所历经的困难阻碍，都是当初无法想象的。一旦知道的时候，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尽管前程未卜，也只好继续“不知道”，勇敢地向前迈进。没想到，一路行来有惊无险，种种事业于焉完成。 记得有好几次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弟子们纷纷关心日后的经费问题，我都和他们说：“不必担心那些事，我自有办法，你们知道了，会睡不着觉的。”唐睢谓信陵君日：“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不当知道的事知道了，会削减勇气，不如“不知道”，反而能一鼓作气，先驰得点。“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不知道”有时更能解决问题。 我走访世界各地，经常有人询问日后政经发展的趋势？我笑答，自己只是个和尚，不是算命的，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其实，无论是团体的发展也好，个人的前途也罢，都与整个大环境有连带的关系，非现在所能知道。然而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未来才充满了无穷的希望。 三年前，江灿腾先生在一次会谈中对我说：“有些人很仰慕您，但为什么教界又有人不喜欢和您往来？”我不但不追问当事人的姓名，反而回答他：“不是我不好，就是他不好，这就要看个人的看法了。”他闻言哈哈大笑。 我以为众生的安危才是学佛者所应该知道的，至于其他琐事，我们不但不强求“知道”，还应该学习赵州禅师的“忘”字诀——忘是、忘非、忘情、忘境，甚至忘你、忘我、忘有、忘无。 所以，收徒四十年来，我不曾问过弟子：“这件事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向我报告？”我觉得“不知道”很好，表示他们能承担，我也没烦恼。 有一回，我自美国弘法归来在桃园机场出关，远远瞧见四位徒众向我走来，不禁皱眉，心想：怎么这么多人来接机？我还没开口，其中两位徒众见状，赶紧说道：“我们刚送客人上机，恰巧在这里遇见师父。”原来是我错怪了他们，可见眼耳见闻的觉知也不尽然是正确的。所以即使是知道的事情，我们也不宜妄下评断。 然而有许多人不但滥信所见所闻，连“不知道”的事也想尽办法去挖掘，不当看的，眼睛偏要看，结果看出烦恼来；不当听的，耳朵偏要听，结果听出痛苦来；不当问的，嘴巴偏要问，结果问出是非来；不当做的事，偏要去尝试，结果做出问题来。人生有许多过患不都是因为“不知”而强求知所引起的吗？像影视红星林雁听信风水师的话，以为家里有鬼，最后精神崩溃，三枪自戕；名作家三毛经常与灵媒沟通，结果宁愿舍弃人间的生活，到鬼域与亲友做伴，这些行为是多么的愚痴啊！而神棍敛财、少年吸毒，也都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所造成，其所导致的社会乱象尤其让人痛心疾首。 数年前，佛光山功德主黄丽明居士和我谈起她三十年前的一段旧事，我将其中的地点、人名、经过都说得一清二楚，她惊讶得瞠目咋舌。我每到一地，都能迅速掌握自己行进的方位、说话的分寸，甚至连电视弘法的录像，也都能在不看表的情况下，准时讲完应该讲的话，从不ng。徒众常问我：如何知道这些时空、人际之间的关系？其实世间任何事物，都有它一定的道理，我们不一定要亲耳听闻，亲眼看见，才会知道。 每个人都有无穷的潜力，佛教称它为“佛性”。佛性不可说，它不讲求外在的知识，而注重内心的体悟。“不知道”的事情，都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用心眼去看，用心耳去听，只要我们以平常心来看这个世间，就会感到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美妙，“乐趣”盎然。 （一九九六年五月） 从善如流 有一天从高雄回山，依空法师同行。途中他忽然问我：“您一生中最得意的性格是什么？”我随口答道：“从善如流。”过后认真回忆往事，发觉“从善如流”的确为我带来宽广的人生。 十二岁披剃出家以后，师父志开上人命我进入栖霞律学院就读，当时我是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位，同学们都大我十岁以上，他们不是嫌我小，就是怕我跟不上，所以总是和我说：“你要用功一点啊！”有感于大家的好意，我“从善如流”，非常认真地顶戴奉行，加倍精进，终于渐入佳境。 十五岁受具足戒时，我因燃烧戒疤而烧坏脑神经，记忆力大为退步，每次背书时，总是记得上一句，就忘了下一句。老师痛责之余，非打即骂，罚跪更是每日功课。老师无法可想，教我礼拜观世音菩萨，求聪明，拜智慧。我“从善如流”，每天半夜三更都到大殿祈求菩萨加被，果然两个月不到，不但记忆力恢复，而且领悟力比以前更好。 这时，同学们又嫌我不会唱诵法器，我“从善如流”，自我努力练习，到处请益师长，结果虽因天赋荒腔走板的嗓音使我不得不往文教上发展，但由于这段期间曾经痛下苦功，钻研入里，所以直至今日，不仅大陆丛林的佛门规矩、法会仪式，我全都了然于心，而且宗下、教下、律下的一切仪轨，我也能如数家珍。我除了感谢学长们的督促教诲之外，更感到这是“从善如流”性格给予我莫大的助益。 由于自幼家境贫寒，未曾受过良好教育，初入佛学院时，作文课成为我最头痛的时刻。老师在作文簿上的评语，不是说我文不对题，就是说我辞不达义。同学们在取笑之余，叫我多用点心。我听了以后，“从善如流”，不但在课余时翻阅课外读物，而且训练自己在行走排班时运用零碎时间，暗打腹稿。经过这些努力之后，我大有进步，老师不但在课堂上表扬我的文章，而且将我的作品誊写之后，送到报章杂志上发表。 从佛学院毕业出来之后，听到有人说：“以舞蹈艺术可以帮助弘扬佛法。”我就“从善如流”，鼓励别人参加舞蹈社团，表演敦煌飞天的舞蹈，一直舞到美洲、澳洲、欧洲等地。听到有人说：“以话剧方式可以吸收更多佛子。”我也“从善如流”，亲身参与话剧表演，甚至多位青年因此得度。乃至听说运用传单标语、街头布教等方式能增益度众效果，我都“从善如流”，邀集同道，从上海、南京开始，一直到台湾大街小巷，甚至偏远乡村，大家一齐努力。没想到这些宝贵的经验对我日后在设计活动方面竟然有着莫大的助益。 后来，我“从善如流”地接受家师的安排，前往宜兴担任小学校长，使我在弱冠时就略谙校务行政；我“从善如流”地和同学们合办《怒涛杂志》（《霞光半月刊》），使我在年轻时就具备扎实的编务经验；我“从善如流”地跟随同道们来到南京重整寺院，复杂的环境使我由年少无知渐渐转为老成持重。 初来台湾时人地生疏，我四处行脚挂单，寺院叫我整理环境，我就“从善如流”，洒扫庭院，清理内外；寺众叫我专办饮食，我也“从善如流”，挑水担柴，买菜典座；住持叫我担任书记，我就“从善如流”，跟随翻译，处理公文；信徒要我讲解经义，我也“从善如流”，深入浅出，阐释佛法。我本来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乡下青年，由于我肯“从善如流”，满人所愿，因此无形中获得许多珍贵的友谊。 我“从善如流”，接受同道的邀请，来到偏僻的风城教导佛子，当年的学生们如圣印法师、修严法师等，而今都成为教界的长老大德，怎不令人欢喜？我“从善如流”，答应信徒的要求，前往湿冷的雨乡驻锡弘法，那时的青年们如心光、心平、慈嘉等，现在都成为佛门的龙象栋梁，怎不令人欣慰？因此，“从善如流”不但可以拓展我们的人际关系，更能使我们的生命得到无限的延伸。 我虽被信徒们尊为师父，但依旧本着“从善如流”的精神为大众服务，当寺院需要张贴活动标语布告时，我“从善如流”，为撰文稿，如今我对于各式公告可说是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当法会需要缮写榜文斋条时，我“从善如流”，濡墨挥笔，字虽不好，但愿以心香一瓣，与大众广结善缘。 我到台湾有了落脚之地的宜兰之后，对干喜欢念佛的信徒，我“从善如流”，成立念佛会。对于热衷歌唱的青年，我“从善如流”，组织歌咏队；对于即将升学的学子，我“从善如流”，设立光华补习班；对于牙牙学语的幼童，我“从善如流”，开办幼稚园、托儿所。凡此不但为台湾佛教创下了先例，也为有情众生种下得度的因缘。 三十多年前曾听人说：“从大陆来的法师为什么都喜欢集中在台北，而不往美丽宝岛的中、南部发展呢？”我自忖所言甚是，遂“从善如流”，南下弘法，先建佛教堂、寿山寺，后开辟佛光山。十余年前，苗栗谢润德居士对我说：“大师，您为什么都在福建人的地方设立寺院，不到客家人的地方兴建道场呢？”我想想此话也对，便“从善如流”，在潮州、屏东、新竹、桃园等地成立别分院，以示我对所有族群一律平等。 到世界各处云游弘法，我“从善如流”；应各地信徒的恳请，在岛内外遍设道场，以法水润泽有情大众；从佛光山住持之位退居后，我“从善如流”，应十方信众的要求，组织国际佛光会，将在家佛子的力量凝聚起来。我原本从小是一个羞涩的农家子弟，只能躲在别人背后做做助手，但因为“从善如流”的性格，不但使我的脚步跨出本土，立足世界，也让我的眼界穿越过去，掌握现在，眺望未来的远景。 常有人问我：“您如何规划生涯？”其实我生平素无大志，只是“从善如流”地随顺大家的喜好，没想到居然能开创一片宽阔的天地。记得过去有人说佛教教育很重要，我就“从善如流”，如今佛光山在全球建有十六所佛教学院。有人说社会学校很重要，我也“从善如流”，创建智光工商学校、普门中学、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南华管理学院。有人说无依的老人需要照顾，我就“从善如流”，接管宜兰救济院，建设佛光精舍，专为老人服务。有人说年幼的儿童需要培育，我也“从善如流”，成立育幼院、安亲班、幼稚园、童军团，还为他们取名“善财童军团”、“妙慧童军团”。有人说发行杂志对弘扬佛法助益甚大，我就“从善如流”，《今日佛教》、《觉世》、《普门》都是在这种因缘下问世。有人说出版佛书能广度众生，我也“从善如流”，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佛光出版社。有人说佛教应该顺应现代人的需要，我就“从善如流”，印行新式标点断句的《佛光大藏经》、语体化的《中国佛教经典宝藏》、光牒版的《佛光大藏经》。有人说修持应该遵行古制，我也“从善如流”，兴设禅堂、念佛堂、礼忏堂、抄经堂等硬件设施，并且备有专人指导。今后我仍乐意本着“从善如流”的观念，为十方大众服务奉献。 虽说我生性“从善如流”，但回忆年轻时，毕竟血气方刚，也有非常固执的一面。例如对于建筑的外观设计、室内的装潢布置、活动的程序内容、事务的先后步骤等，既已订定，就不喜欢别人轻易更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越广，或许是受了西方民主观念的影响，我执日益淡薄，只要对方言之成理，大家没有异议，我就不予置评，自觉在“从善如流”的层次上更为进步；而佛光山的建筑式样、活动形式也因多样化而显得多彩多姿；弟子们更因为和我在一起，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所以我所到之处，总是被一堆人簇拥而行。 四十多年前，我本来获准到日本攻读博士，但因为信徒质疑“师父”是至高无上的头衔，为何还要去求取世间的学位，所以我“从善如流”，放弃负笈东瀛的机会，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培育青年佛子，未尝不是人生一得。二十多年前，我本来想建朝山会馆以供络绎不绝的来山信徒食宿之用，但因为慈惠建议当时台湾信众大多喜欢拜佛，所以我“从善如流”，先建大雄宝殿，佛光山的建设因而一帆风顺。 多年前到西来寺弘法，一位小弟弟对我说：“师公！美国的新年好冷清，您过年和我们一起围炉好不好？”我听了以后，感慨系之，不但“从善如流”，连续三年在美国和当地徒众一起过年，而且嘱咐海外别分院的弟子们：新春期间，寺院道场一定要张灯结彩，举办活动，邀请信徒一起聚餐，好让大家每年都能度过一个温馨感人的中国新年，甚至每年春节，邀约社区美籍人士数千人联谊活动，几年实行下来，转信佛教的人士越加增多。 一九九六年年底，一位信徒请我写一副春联，我不但“从善如流”，写了一张“平安吉祥”送给他，并且令弟子印行二十万份，分送信众，没想到不数日后，便索取一空。 我虽然“从善如流”，但也有某些方面坚守原则的时候。例如我一生自己的日用只喜欢一，不喜欢二，比方我只拥有一双僧鞋，感谢信徒经常缝制僧鞋送给我，但节俭的习惯实不易改，不得已，偷偷转赠他人。我一生对于座位，既已坐定，就不轻易起来，已经起来，就不喜欢换位。记得数年前在飞机上普通舱就座后，承蒙机长要亲自为我升等，请我坐头等舱，但我既已坐下，就不移动，只得婉谢他的好意。我一生信守承诺，永不退票，即使跌断腿骨，住院治疗，也坚持办理出院，坐着轮椅，依约赴会。我一生不随便听信人言，看病吃药，纵然熟人介绍，我也一概婉拒。记得有一回咳嗽不停，即将上台讲经的前一刻，信徒带来医生要为我打针，当时的情况已不容多言，只得“从善如流”，没想到一针下去，半年左右左手无法举起。去年冬赴美弘法时，小腿肿胀，弟子们坚持将我送医检查，我拗不过他们的好意，只得“从善如流”，不料护士量错体温，一定要我住院观察，让我在病床上白挨了几个小时。这两次的经验，使我更加坚守自己的原则，除听主治医师张燕大夫的指示外，其他一概不听，至今身心安泰，颇为自得。 我素无购物娱乐的习惯，三十年前率团到各地访问时，我只有“从善如流”地随众一起参观百货公司，欣赏各类展览；我不喜欢非时而食，但到各地弘法时，徒众好意地准备了一整桌的点心，我只得“从善如流”，放大肚皮，自嘲如同金鱼，饱死方休，常常等大家走了以后，独自一人以跑香经行活动来消化胃食。 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虚空无有定相，无所不相，所以能成其宽广；流水居高就下，不拘形式，所以能遍泽大地。尽管“从善如流”会带来一些不便与困扰，但我还是宁愿自己吃亏，成就大众。因为“从善如流”不但满足了他人的希望心愿，也是在实现自我美好的世界。 （一九九七年元月） 被领导学 最近领导学、统御学、统帅学、主管学等书籍林林总总，充斥书店，正符合中国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的观念。其实就我一生的阅历来说，被人领导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而且能够被人领导的人将来才能做好领导的角色。我深感领导别人固然很难做好，但能够擅于被人领导，亦非易事。所以，当目睹大家热衷于做领导人时，我不禁在此大声疾呼：做一个成功的“被领导者”才是一门最重要的学问。 我从小出家时，就一直希望能有一位领导者让我追随效法。当时，太虚大师有感于中国佛教积弊甚深，所以极力推动教制、教理、教产改革，他的悲心愿力、深厚学养、热忱为教、勇于承担……再度成为许多青年僧伽心目中最景仰的对象。虽然我只有亲聆教诲一二次，但心常向往之，甚至经常想到如果有一天能为他效命，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一九四六年，我好不容易获得师父志开上人的允准，准备回家，这是我出家以来第一次探亲，正当喜不自胜时，太虚大师倡组“中国佛教会第一届会务人员训练班”的消息传来，我立刻放弃返乡计划，争取参加，成为我一生中难忘的回忆之一。 中国佛教会正筹组第一届大会时，太虚大师在上海圆寂的噩耗惊动了整个佛教界，缁素二众无不哀恸莫名，我也如遭晴天霹雳，镇日失魂落魄，顿感前途一片茫然，犹如日月无光，大地一片漆黑，不知何去何从。因为我不仅是在为我个人的损失而伤感，也是为中国佛教的未来感到担忧。后来我想到同学智勇法师能写善说，文武兼具，遂一心追随，并多次去函表示欲将宜兴地方小学校长一职让给他做，请他速来领导。后来在某种机缘之下，我们连袂离开宜兴，抵达南京华藏寺时，我也拥护他当住持，并自愿做他的副手，接受领导，亟思竭智尽忠，共为复兴佛教而努力。 一九四九年，我们相约分头努力，希望借此天涯海角，分灯为教。后来他从南京又回到宜兴，我从大陆来到台湾，从此关山远隔，音讯全无。我心中依然盼望能有一位大德让我追随左右，奉行领导。所以，我观察良久，准备择主常随。在寻寻觅觅之中，我发现尽管有的大德长于教理研究，有的大德精于时势分析，有的大德擅于政论批评，有的安于高位荣显，但都未能怀抱振兴佛教的理念。在茫然无主之余，我更加渴望能出现一位没有自私主观立场，而且真正关心整个佛教的高僧大德，来作为依止的对象。 一九五五年，大藏经环岛弘法宣传团成立，我担任领队，追随团长南亭法师四处布教，秉持属下分担忧劳应有的态度为其效命。只是生性保守的南亭法师经常指示我这样不能做，那样不可做，所以虽然合作期间从未发生争执，但心中深以为憾。尽管如此，我自始至终从未有不欢的场面，一直很庆幸自己还是能接受别人的领导。 一九六三年，我和白圣法师组织台湾佛教会第一个访问团到世界各国访问时，曾亟思扮演好助理的角色，无奈身为发言人的我却不能发言。我有一种不被人尊重的感觉。虽然别人如此不尊重我，但我仍要尊重别人，最后才能圆满结局。 四十年前，有鉴于圣教不彰，佛子大多因循旧习，仅思向外求福，不知自我实践，我也曾一度为人编辑《人生杂志》，为人助印发行大藏经影印工作，希望借此推展佛教文化事业。但主事者仅想守成，与我开创的理念无法相符。虽然我并不满意他的领导作风前后有多年，但直到我向他辞退时，他依依不舍，说我很适合跟随他工作。这可以证明一点，我懂得被人领导。 尽管世事无法尽如己愿，我还是十分尽力地做好幕僚工作。我曾亲近新竹、桃园、苗栗三地佛教会理事长妙果老和尚，任其助理。记忆中，我所拟定的各种计划，回复的各种公文，不曾见他更动一字；所建议的各种事项，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安排，乃至会客、翻译，也未尝见他否决。不仅如此，在当时交通不便的年代，还承蒙他亲自带我跋山涉水，周游各个客家地区，例如竹南的狮头山、大湖的法云寺、竹东的师善堂，关西的潮音寺，乃至平镇、杨梅，还有许多新竹、苗栗的道场，都感谢他的慈悲向导，让我结下许多因缘。记得有一天，太阳很大，他以一顶拿破仑式的帽子赠给我遮荫，直到今日，我仍参不透老和尚的肚里玄机。 我也曾做过《慈航法师全集》的助编，并多次前往探望慈航法师，承其慈悲垂护，亲切接待。他虽然是我的长辈，但每次来信皆以“云弟”称我，可谓厚爱备至。不幸年至六十时，正如人云：“慈航止于汐止。”我因而未能长期亲炙，受他领导，至今追思，深憾缘悭。 由于几次未能如愿地被人长期领导，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青年佛子慢慢推上了领导人的位子。自一九五三年以后，我都是担任住持、会长、校长、院长、所长等职位，更加体会出“被人领导是幸福的，领导别人是辛苦的”。 这一路行来，我虽未曾找到心目中的领导人，但因为我甘干随缘、被人领导，不但悟出一番领导的方法，更深深感到“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侍”之铭语诚乃掷地铿锵，历久弥新的至理。换言之，一个称职的被领导者如果找到了名主，就必须心悦诚服，放下“上、中、前”（请客坐在上位，照相坐在中间，走路走在前面）的欲望，捐弃己见，时时记住扮演好幕僚角色，不但不可批评领导者，更不可出卖领导者自我求荣，一个被人领导的晚辈不得利用领导者的名声，而且应该善于体会领导者的理念，勤于执行领导者的指示。春秋时代的乐毅说：“君子绝交，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像刘墉的方正不阿，尽忠职守；和坤的八面玲珑，只顾私利，是两种不同形态的被领导人。结果前者流芳百世，后者遗臭万年，实足以为后人深思简择。 对于徒众，我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而总是循循善诱，观机逗教。大多数的弟子都心甘情愿、死心塌地服从领导，在工作岗位上勤奋精进，但也有些弟子表面顺从，心中却存深厚我见。对于这类人等，我也只好装聋作哑，忍痛见他受挫以后，悔不当初。有时，我也让一些弟子偶尔有机会充当我的管理人，让他们心里高兴一下。所以，在走路时，有时听到他们善意地要我向前退后，我都无不遵守；在吃饭时，有时听到他们好心地要我吃这吃那，我也咸皆从命；乃至在开会时，弟子提出佳见，我均从善如流；在做事时，徒众另有良策，我也随喜接纳。也许正因为我与生俱来这种“被人领导”的性格，所以能与弟子融洽相处，和合无间。 至于我所创设的佛光会，各地协、分会的会长、干部等，大多为事业有成的社会精英，大家在一个佛陀的人间佛教信仰下团结合作，所以我对于他们的领导也仅限于信仰上的指点，其他如感情、事业、友谊、婚姻等问题，我都避免干预。由于彼此认清界线，所以能凝聚共识，发挥力量。 在丛林中，住持虽贵为一寺之主，但举凡进出道场，都要遵守客堂规矩，事先告知头单知客；早先出家的师兄即使年至耄耋，亦须遵从工作伦理，服从序级较高的师弟领导行事。这就是佛教界的长老担任“领导人”和“被领导人”，以法制为尊，不计较名位的典范。放眼古今，可说最合乎工作的伦理，最合乎做人的艺术。 披览圣典，观世音菩萨本于无量劫前证悟佛果，号正法明如来，却甘于倒驾慈航，接受阿弥陀佛的领导，在世间应声救苦，所以娑婆秽土有了光明的希望；弥勒菩萨与释迦如来本为同参道友，但由于前者乐意做补处菩萨，接受后者的领导，使得来世的佛子有幸于龙华三会时，全部得度。诸佛菩萨尚且如此，身为凡夫俗子的我们更应放下尊卑大小的观念，以众生的福祉、世界的安乐为重。 翻阅史籍，周公辅佐周成王，后人不仅赞美成王的仁慈爱民，更对周公的廉能贤达叹服有加；魏征辅弼唐太宗，后人不仅称道太宗的察纳雅言，更被魏征的公忠体国感动不已；诸葛孔明辅佐愚昧的阿斗，阿斗之父刘备虽明示诸葛亮可取而代之，但诸葛亮仍一心为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伯温帮助明太祖得到天下，却甘于屈居其下，做一个谋臣，贡献良策。凡此无不成为佳话，传诵至今。因此“被领导者”虽干表相上地位较低，但只要肯韬光养晦，涵养人格，坚守岗位，公忠辅弼，其诸般成就即足以与领导者并称媲美。 在中国，经常将妻子称为贤内助，在现今男女平权的时代里，显得女人好像低了一截。但仔细推究，实际上在一个家庭里如果没有母亲、妻子，何以为家？所以一个真正的贤内助应该具备贤慧、勤劳、能干、友善的条件。在欧美，重要人物的身边都有许多助理来帮他打点事情，中国的社会一向称之为秘书，无论是助理也好，秘书也罢，与要人比之，似乎都处于卑微的“被领导”地位，但一切要务若非助理、秘书的推动，则无法成事。所以身为一个被人领导的属下，除了要具备瞻前顾后、策划事务、人际融和、勤奋耐劳的条件之外，更必须有忠诚不二、通达情理、知进退、不越分的美德，最忌短视近利、欺下瞒上、逢迎攀缘、曲躬谄媚。 所谓“世事通达皆学问”，人间何处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看！红花必须要有绿叶的陪衬，才能显得出整体的美感；明月也必须要有众星的点缀，才可以表现出夜色的美丽。“被领导”是一门很大的学问，“被领导者”能做得称职中矩，将一己融入别人，遍入大我之中，也是在扩大自己，成就自己。 （一九九七年八月） 图利他人 多年来，我每次从媒体报道中看到公务人员因为图利他人而被撤职查办，吃上官司的消息时，心中不免奇怪，身为国家公仆，只要是正当事务，不为民求福、图利他人，难道要图利自己，私心自用吗？儒家提倡舍己为人，墨家提倡兼爱非攻，道家提倡无私寡欲，耶教提倡服事于人，而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义更将正当地图利他人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在佛教家庭长大，从小出家学佛，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自许不做自私自利的人，不做刁钻刻薄的人，不做骄傲自恃的人，不做忘恩负义的人……要做与人为善、“图利他人”的人，没想到这个观念居然使我一生受益不尽。 记得童年时，我就经常替父母分担家事，帮助兄姐解决困难，为师长们跑腿办事，襄助同学一臂之力，我从“图利他人”当中学习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及处事的经验。 来到台湾，我帮忙挂单的寺院每天打六百桶井水，买八十人份的菜米，还要洗厕所，扫落叶。冬去春来，我每天仍照常上殿、禅坐、念佛、写作，当时的环境虽然很差，却忙得不亦乐乎。看到现代的青年尽管环境良好，却烦恼丛生，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我不禁感到“图利他人”其实得益最多的还是自己。所以，我常常教诫徒众们：“要常想自己如何为别人作因缘，而不要想别人如何待我们好。” 后来一些寺院请我去驻锡管理，想到其他同道的需要，我一一介绍他们前往任事。多少年过去了，听说台湾早年有许多佛寺在没有法师住持的情况下，被一些附佛外道占用，不禁感谢当年这些同道答应住持，使得正信佛法不致被扭曲。 一九六一年，我想去美浓闭关，偶然得知某一法师也有此意，我立刻将关房让给他用，并常去探望他，建议他如何阅藏、写作。六年过去了，他出关弘法，我欣见佛教多了一位青年才俊，心中真是欢喜。后来我听说他又因为身份证上没有父母名字，以致拿不到美国签证而未能应邀至纽约弘法，立即为其设法请高雄警察局姜振勋督察长帮他在身份证上添加父母名字。不久之后，他到美国担任住持，我也为大法得以西行而高兴万分。两年过去了，他回来有意接掌师父的遗产，我也抱持乐观其成的心，一再请张少齐居士重视他的未来性。后来，终于成功。这些微力助他之心，只觉得是为人应有的行持，并不冀求有丝毫的回报。 创建佛光山以来，我立下“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信条，教育所有的弟子，希望大家以佛法平等无私的胸怀，来“图利”一切的众生。今日，佛光山的道场不但遍及美、加各大都会，后来更应各国信徒的要求，在南美、中美、澳洲、非洲、亚洲等地设立别分院，除弘法利生之外，还设立了接送飞机、中华学校、松鹤学苑、托儿育幼、午斋供应、以粥代茶等服务项目，凡此种种都获得当地民众的好评。这一切证明了“图利他人”、助人成事的观念才是正确的。 早年我被推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自忖有更多的机会能为大众服务，所以，对于一切会务，我都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主办息灾法会时，我一无所有，凭着利济众生的诚心，兢兢业业，结果轰动一时。受命远赴东瀛，为台湾争取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会籍资格时，不谙日语的我，竟也凭着为教的决心，获得对方首肯。甚至在经济拮据时，我曾为会址的兴建捐出不少净财。后来，台湾佛教会主办世界佛教僧伽会，佛光山捐了二百万元台币；佛教会开办玄奘大学，建校筹款运动伊始，我们也赞助一百万元，以示共襄盛举之意。 我不但帮忙台湾教界，对于大陆各个道场的来函化缘，我也随喜随分，不只资助三百家以上。其他如印度、锡兰、尼泊尔，乃至欧美国家的寺院募款，我都量力帮助。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佛学院落成，我错开忙碌的行程，特地去参加典礼；马来西亚佛教青年会道场开光，我也千里迢迢前往主持。我觉得能够“图利他人”，表示自己很有价值，尤其目睹各地佛教，或欣欣向荣，或方兴未艾，自己能够稍尽绵薄之力，更感到与有荣焉。 我的弟子永有在伦敦留学期间曾和我说：“一位南传佛教法师上课时，曾经告诉大家，出家人不能对在家信徒布施。”我听到这句话，觉得十分惊讶。佛教的六度波罗蜜里，以“布施”为上首，甚至主张实践“图利他人”的布施时，应该“三轮体空”，为何会有出家、在家之分呢？回想四十年前我在宜兰展开弘法生涯时，常用单银购买佛书、杂志，分送给年轻人看，他们在言谈时互相讨论，无形中带动了当地的学佛风气。得知乡民之中有些人喜欢唱歌，却不得其门而入；有些人喜欢读书，却没有很好的教育环境，我便成立歌咏队，设立补习班，以音声、国学、文艺为因缘，方便接引青年学佛。久而久之，他们都将寺院看成自己的家一样。当我了解到当地缺乏完善的幼儿教育，于是办了一所慈爱幼稚园。为了提高教师素质，我甚至还节衣缩食，送几位幼教老师到台中接受训练，结果幼稚园口碑甚佳，学生达数百名之多，办学成果为全岛之冠，而家长们也因为送小孩来上学，无形中接触到佛法，信仰了佛教。一些年轻人由入门初识到虔诚信仰，由护法金刚到义工菩萨，后来跟着我南来北往弘法利生，原本偏僻保守的宜兰小镇竟然成为日后台湾佛教蓬勃发展的摇篮。凡此都是我始料所未及之事，但又何尝不是念念“图利他人”的善因所得来的善果。 为了“图利他人”，亲近佛教，我为前来拈香礼佛的人端上一杯热茶，在氤氲的香气中，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为程度较差的人念书读报，在珠巩的字句中，培养大家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我为前来问道的人说法，从他们的言谈中，倍觉如何观机逗教、契理契机的重要性；我为伤心难过的人回信，从众生的烦恼中，体验弘法利生工作的刻不容缓。经云：“菩萨发心，自己未度，先度他人。”其实在图利他人、成就对方的同时，我们已经逐渐完成了自己。 四十年前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凭着一股弘法热忱，我忙过白日的法务工作之后，往往利用晚上时间来撰写佛教书籍，由于当时佛教经典发行不够普及，经常必须苦苦追忆过去所学，方能成篇。后来每念及当年窘境，我在出门弘法的时候，总是节衣缩食购买书籍，好让弟子们能够得到法益，甚至想尽办法，提供资料给所需的人。像蓝吉富要出版佛教书籍，需要日文资料参考，我立刻嘱咐当时远在日本深造的弟子依空代为搜集，他依言照办，拷贝寄回的资料竟达一尺多高。新文丰书局欲发行高丽藏经，我也将仅有的一套借给他们影印。一九五九年，我成立佛光出版社，所发行的书籍、录音带等文物，也本着“图利他人”的愿心，或采结缘方式印赠十方，或以大众化的价格供应读者。得过金鼎奖，耗资一千余万元，费时十余年，动员数十位佛教学者编纂出版的《佛光大辞典》，本着促进两岸佛教文化交流的信念，我慨然将它无条件地给台湾佛教协会在大陆境内发行，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法喜充满的人生。 许多弟子常对我说：“师父！您这样挖心剖肺地对待他人，但是他们都能了解您的苦心吗？您会吃亏上当啊！”我想“图利他人”不嫌多，虽然难免会有吃亏上当的时候，但是我宁可如此，更何况从吃亏上当之中，培养我包容天地，忍耐异己的胸襟。出家六十年来，再大的挫折都不足以动摇我的信念，想来也未尝不是人生一得。 记得西来寺刚落成时，为了办事的需要，常住曾到附近买车，日裔车商问清楚我们的需要之后，耐烦地说明哪一种车比较便宜、实用，并且教导如何退税，由于他“图利他人”，无欺诚恳的服务，七八年下来，我们向这家厂商买了不下十多辆的载卡多。民族性的不同，“图利他人”的态度也千差万别，譬如日本商人的敬业精神就令人十分敬佩，如果甲店没有这样货品，售货员会不厌其烦地指点你去乙店购买，我遇到这类情况，在离开甲店以前通常都会多购买一些小纪念品以为感谢。加拿大的税务员最为彬彬有礼，不但依约定时间在门口等候迎接，而且还告诉你如何节税。反观台湾一些公务人员却以磨人为乐，总不一次说明如何办理，这一次也许怪你证件没有带齐，下一次又说你印章不合格，常常办一件事情，总要奔走来回三五次，像佛光山的一些别分院道场，办个寺院登记，甚至要十年、八年才能拿到执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经历世间诸多风霜磨难，我深以为警惕，经常提醒自己，教诫弟子要常常“图利他人”，给人欢喜，给人方便。 信徒阿敏姑在宜兰开布庄，有一次她告诉我：“做生意很难持守妄语戒，因为如果对顾客照实说面料会褪色，就没有人愿意买了。”我教她：“你可以坦白对客人说明这一种布会褪色，但是比较便宜，一尺要四块钱；那一种布不会褪色，但是比较贵，一尺要八块钱。”她本着“图利他人”之心，不计得失，依法行事，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买了好几栋楼房。信徒奉献油香，有时我看对方经济不佳，不收他们的供养，他们感动之余，赚了钱以后，竟然不止十倍、百倍地奉献道场。可见“图利他人”其实是在为自己广结善缘，得利的还是自己，因为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 西来寺刚落成时，电台的赵元元小姐想要采访我。她顾念到节目在夜间播出，时间太晚了，对我造成不方便，所以改以录音方式访问。我得知后，告诉她：“只要对人间有意义的事，不要说时间很晚，纵然刮风下雨，我也会欣然前往。”赵小姐对我的“图利他人”态度，心生欢喜，约定两天后在电台见面。去年，台湾电视公司制作“莲心”节目，邀请我主持第一次的历史性录像，我看到他们的企划资料，觉得这是一个有益世道人心的节目，因此欣然答应，虽然每次录像都要花上一天的时间，使我的行程益形紧凑忙碌，但想到能够“图利他人”，我觉得这一点牺牲仍是值得的。由于访谈内容都是对大家生活上十分受用的话题，所以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应十分热烈，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我对于报社记者的采访，一向欢迎接待，坦诚相谈，只是他们总喜欢问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尤其台湾有许多记者不重视文教的价值，有时和他们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有关宗教对净化人心的重要性，他们却片言只字也不刊登，只照着自己的意见，大谈佛教的财富。我虽然心中百般无奈不悦，但是生性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仍然勉为其难地接受访问，甚至体念到立足社会谋生艰困，往往主动结缘，提供一些资料给记者发表。如此多年下来，台湾的一些名记者像李堂安、苏正国等都和我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中肯而又不失生动的报导发挥了媒体造福人群的功能，可谓功德无量。这种图利他人的精神与方式，不正是社会祥和幸福的原动力吗？ 多少年来，只要知道有苦难的地方，我都自动挺身而出，“图利他人”，像台湾的水灾，我不止捐助十次以上；其他如孟加拉、菲律宾、俄罗斯、神户、大阪、洛杉矶等地水、风、火等天灾人祸，我也都竭尽所能，倾囊相助。一九九四年，台湾因为台风过境造成严重的“八一二水灾”，我那时正在欧洲弘法，尽管佛光山也是灾区之一，心中忧心不已，我仍直下承担，登高响应，呼吁全世界的佛光会员发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勉力捐献了一千万元给当局赈济灾民。 近来，台湾社会治安败坏，重大刑案一再发生，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一些民间团体在市街游行，要求当局提出革新社会的方案。一时之间，台湾的社会问题成了社会大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与我素昧平生的名教授邵玉铭先生在一次电视访问中谈及此事，竟然说道：“台湾要净化心灵，只有星云大师出来才办得到！”我辗转耳闻，除了感谢他的过誉之外，更觉得自己应该身先士卒，为社会安定尽棉薄之力。不久之后，我发起“慈悲爱心列车——环岛布教”活动，倡导社会安定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唤醒大家应从自己做起，除了揭橥去十恶、守七诫的德目之外，更主张要日行一善，“图利他人”。只见“慈悲爱心列车”所到之处，均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许多人扶老携幼全家一起共襄盛举，他们顶着烈日，冒着大雨，跟着我们一路走下去，希望能走出台湾和谐、安定的康庄大道。有的人甚至搬出家中的饮食果蔬送给沿街布教的佛光会员们解渴止饥，我们坚信如果能将这种善良的风气持续传播下去，台湾的每一个人都是爱心人，台湾的每一块地都是慈悲地，那么何患社会不能繁荣进步，人民不能幸福康乐？ 佛经云：“人我一如，自他不二。”冀望社会大众人人都能建立“图利他人”的观念，共同携手努力，共创美好家园。如果教育界都能努力教学，作育英才；传播界都能笃实客观，作正面报导；工商界都能改善质量，增加生产；执政者都能重视人权，为民谋福……大家必能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下，享有祥和安乐的生活。 （一九九八年四月） 学佛要学吃亏 一九四一年我受具足戒时，得戒和尚若舜长老在教礼时和我们这群新戒说：“你们出家受戒要学的东西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要记得学佛，要学吃亏。”这一句话我谨记在心，对于我一生的做人处事有很大的受用。 说到“吃亏”，大多数的人不喜欢，因为人都喜欢讨便宜。我们不妨想想，如果别人的便宜给你讨了去，他就非得要吃亏不可，世间哪有给你永远占便宜，别人永远吃亏的事情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些贪婪无厌、喜欢占便宜的人，其实到头来真正吃亏的人，必然是自己。像现在社会上被金光党骗财的人，大都懊悔一时的利欲熏心；反观一些看起来“吃亏”的人，结果才是真正占了大便宜。 像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人，因为他为民谋福，宁愿自己吃亏，但到最后，大家公推他为帝；著名的“管鲍之交”，旁人都说管仲在占鲍叔牙的便宜，但是鲍叔牙却处处为管仲说话，后来还推荐他做宰相。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正因为鲍叔牙肯“吃亏”，所以不但交到一个好朋友，而且为国举才，利益了全国人民。我们看中外历史的忠臣义士也是因为肯“吃亏”，结果救国救民，力挽狂斓于既倒，而自己也能流芳百世，永垂不朽。所以，讨便宜未必真讨便宜，吃亏也未必真吃亏，真正来说，吃亏才是在讨便宜。 我有幸亲承若舜长老的教诲，在丛林参学时期就体会到“吃亏”的妙用。记得那时大家都很穷苦，我每次得到一点什么东西，宁愿自己没有，也要分给同参道侣。目睹烧水、行堂等工作必须起早待晚，花费劳力，没有人愿意承担，我就自动挑起来做；听到师长同学有什么困难，我也毛遂自荐，设法帮助；甚至有时候同学们做错事，担心他们挨罚，我还自愿代受处分。也曾有年长的同学劝我：“你这样会‘吃亏’的啊！”但我谨记着若舜长老的话。结果几年之后，像我这么一个头脑并不聪明，又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乡下孩子，居然学习到许多做事的技巧，也锻炼出强健的体魄来，我对“学佛要学吃亏”这句话更加增长了信心。 直到现在，我虽然年逾古稀，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仍然一马当先，甚至还做“不请之友”，指示徒众安排我多教一点课，让我多做一点事。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辛苦，只要换来大家的欢喜，何“吃亏”之有呢？ 我不但宁可自己“吃亏”，多承担一些事情，有时也会给人冤枉，受诸多委屈。自己只要自觉心甘情愿，没有什么事情不可承担，而且经常拣别人不要的来做。一九四八年，南京华藏寺的住持将寺产几乎败光，世局又动荡不安，佛教界没有人愿意接管这个烂摊子，眼看这间寺院就要被地方恶霸占去。刚好我和一些同道们从宜兴来到南京，听说此事，便提议和寺方接洽，结果在荫云和尚的撮合下，接管了华藏寺。我们排除万难，整顿僧纪，并且兴学校，办工厂。在这段期间内所吸收的行政经验，对于我后来建寺办学都有着莫大的助益。 到台湾来的因缘，也是由于不怕“吃亏”而拣来的便宜。一九四九年春，智勇法师组织了“僧侣救护队”，临时退却，我那时连台湾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看到“僧侣救护队”群龙无首，即将散失，便自告奋勇，负责带队，就这样，我与一千人等来到了台湾。 当时台湾的佛教被列为神道迷信之流，地位十分低落，尤其从大陆来的僧侣经常被疑为匪谍，三天两头就被抓去盘查询问，甚至锒铛入狱。许多人开始另谋出路，我也曾打算到其他地区，如**、马来西亚、瑞士等有因缘的地方，但是好不容易筹足了路费之后，听说一些同道有的没有身份证，有的没有入境证，无法在台久居，也急于到其他地方去。我心生不忍，于是将仅有的钱分送给他们做盘缠，自己继续留在台湾。没想到后来居然能在这里结了许多法缘，开展出另外一片天地，俗语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一直相信：随顺因缘，助人为先，“因果”必定不让你“吃亏”的。 四十多年前，地处台湾东北的宜兰还是一个没有开发的乡镇，从台北前往宜兰必须搭乘四五个小时的煤炭火车。到了宜兰，因为要通过二十多个山洞，所以脸庞、耳朵、鼻孔全都沾满了黑色的煤炭，再加上那里生活条件很差，请来的法师没有一个愿意待在那里弘法，因为连上一个厕所都要行走二十分钟到火车站去方便。我知道以后，便束装前来，就这样，我在宜兰一待就是数十年，至今户口仍在宜兰。虽然创建佛光山，但从来没有离开的念头，我在这里建讲堂，设立幼稚园，成立佛教歌咏队、弘法队、学生会、儿童班，成为新佛教发展的基础。我想当初如果害怕“吃亏”，继续待在人文荟萃的台北，可能就不容易有如此的成就，台语有一则俗谚，说：“佛祖疼憨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一九六七年，褚伯思夫妇将全部资金投资在高雄大树乡的一块丘陵地上，想要开建一所海事专科学校，结果和合伙人意见不合而作罢。但这块地因土壤贫瘠，麻竹遍布，高低不平，到处兜售都无人肯买，褚氏夫妇一家老小的生活，甚至债务，顿时面临问题。我知道以后，为了替他们解危，立即让售高雄市中山一路三十四号佛教文化服务处的房屋，以所得款项买下这块丘陵。闻者莫不说我是个傻子，因为一来，我和褚氏夫妇素昧平生。二来，这两块地的价值简直有如天壤之别。我力排众议，节衣缩食，搭草寮，开荒地，三十多年来，在这里奠定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弘法事业的基础，这座当初没有人要的丘陵，就是现在封了山大家还设法要来此一看的“佛光山”。直到如今，我们每个周末所举办的假日修道会，都是上千甚至数千人从台湾各地前来参加。回想当初种种，不禁礼赞若舜长老那句“学佛要学吃亏”，真是一句掷地铿锵的至理名言。 一九九六年，嘉义某管理学院虽申请立案，但没有经费开工建筑，不知如何是好，探询佛光山有没有接办的意愿。那时我们正在宜兰礁溪林美山探勘地形，筹建佛光大学，无论在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都十分吃紧，许多人劝我：“如果另外再接办一个大学，恐怕十分困难。”但是我仍然坚持己见，付费接管，一面接下待建的工程，一面和有关部门进行申请开学事宜，一年不到，崭新的南华管理学院成立，二三年来，不但办学风评甚佳，而且已经举办了多次的国际学术会议。这又证明了，只要你心存正念，即使“吃亏”，也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 从华藏寺到僧侣服务队，从大陆到台湾，从台北到宜兰，从佛教文化服务处到佛光山……回想我和每一个地方的因缘几乎都是将别人不要的拿去做，但我都能做得不负众望，不仅将佛教发展到五大洲，而且为佛门办了许多事业。从普门中学到南华管理学院，我也是咬紧牙关，接下别人未完的事业，虽说是多少血汗，多少辛苦的结晶，但能为佛教界、教育界竖立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形象，不也是意义非凡吗？所以，后来我常教导弟子们不要怕“吃亏”，多承当，多担待，正好可以考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慈悲，我们的道念，我们的能力。 中国有一则故事，叙述阎罗王审判两兄弟，问他们将来投胎为人，要做受的人生，还是给的人生。哥哥说：希望能做一个为人付出的人；弟弟说：希望能做一个接受别人所有的人。后来，阎罗王依照他们的愿望，哥哥投生在一个富贵人家，终其一生乐善好施；弟弟投生在一个以乞丐为生的人氏，终其一生皆以乞讨为业。这虽是一则寓言，但也说明了：一个人懂得付出，不计较“吃亏”，才能拥有一个富有的人生；一个人如果锱铢必较，只知道接受，却吝于付出，必定是一个贫穷的人生。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吃亏便是福。”真可以说是先人智慧的结晶。 我经常怀念和煮云法师之间数十年不变的交情，他过去和我在一起旅行，坐车、住宿都是我去付钱，可是一到了吃饭、照相，他都抢先中间座，走在前面站。有人说他喜欢讨我的便宜，但我却心甘情愿地“吃亏”，而且很喜欢他讨我的便宜，因为我很体谅他青少年时穷久了才会如此，更何况他真情善良，没有心机，甚至经常对我的弟子说：“煮云没有福报，有的东西也守不住，不像你师父，到哪里都能所愿成就。”其实我的所愿成就也都是从“吃亏”来的。 记得四十多年前在宜兰弘法的时候，每逢法会，我都请前来参加的信徒们顺便在寺院用斋。那时大家的经济都不富裕，许多人携家带眷来吃斋饭，才添几角的香油钱，因此每次法会办下来都入不敷出。有些人就劝我不要办斋，但我还是宁愿自己“吃亏”，结果一次一次办下来，信佛教的人越来越多，像依空、慧龙、李宗德、林清志、杨梓滨等，那时候都还是小孩子，由于曾经结下这段法缘，他们长大之后，有的跟随我出家，有的在各地帮我办佛光会，实在是当初始料未及之事。所以后来佛光山各别分院的住持、当家向我抱怨，许多上班族的人在吃饭的时间总喜欢到寺院来赶斋时，我总是告诉弟子们：“人家肯来吃饭，是看得起我们，我们应该感谢他们给你添福的机会。” 佛教的出家人有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弘法利生，一种是经忏佛事。一般人很感谢经忏佛事的法师，一堂功德佛事下来，不但磕头跪谢，还自动送上红包供养。但是对于弘法的法师，一般人比较不了解他们的重要性。尤其在以前民智未开的时代，你要弘法，不但自己要花钱租场地，装电灯，还得拜托人去听你讲经。他们来听经，你还要感谢他们前来捧场。 由于弘法利生看起来是一条很“吃亏”的路，所以过去很多出家人不喜欢发心弘法。但我却认为弘法是佛教的根本，因为菩提种子一旦撒播出去，将来的收成必定不可限量。所以我宁可自己小小牺牲，也设法到各处去弘扬佛法，而且办理免费的佛学班、夏令营等等，结果接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前来信仰佛教，我们一起奋发努力，将台湾的佛教从老年的佛教带向青年的佛教，从迷信的佛教带向正信的佛教，从拜拜的佛教带向闻法的佛教，从寺院的佛教带向会堂的佛教……这不全都是肯“吃亏”得来的成绩吗？ 慈航法师曾说：“如果你和哪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去办学或办杂志。”而我在全世界，寺院建了一百多间，国际佛光会在世界各国重要定点都成立有总会、协会一百五十多个，由佛光会办有中华学校、《佛光世纪》以外，也已办了十六所佛教学院及中学、大学、杂志社、编藏处、经典翻译中心等，虽说是多少血泪辛酸，但是为社会培养了多少人才，为佛教扎下了多少的基础，这些事情深远的意义不是只看表面的“吃亏”所能计算的。 尽管我为了佛法的弘扬，为了大众的利益，做了许多吃亏的事情，但了解“吃亏”三昧的人还是不多。像南华管理学院创办之初，我就规定不收学杂费，一些学者认为办高等教育应该采取高学费制度，让有经济条件的人来读书；也有许多关心佛光山的人恐怕这样一来，我们要担负更多的银行债务。但我觉得佛法之前，人人平等；大学之前，也应该让人人有机会读书。 我经常看到许多清寒子弟虽然资质优秀，但是因为学费太高，只好望着大学的门槛兴叹，心里觉得很可惜。再说，现今的时代，功利主义挂帅，连教育都变成一种商业交易，长久以来青年学子缺乏感恩的美德，所以我也想换一个方式来引导社会的风气。基于这许多理由，我还是坚持实行不收学杂费的制度，一年之后，我就收到学生的感谢函，最难得的是，我在学校举办成年礼的时候，许多青年学子都自动报名来参加，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不在乎将来他们是否信仰佛教，但是我想如果莘莘学子能在这所学校的教育下，建立正确的人生观，甚至社会大众能因此对经济价值观念重新思考，估定了解“吃亏”哲学的美妙，那我就可说是“赚”到了。 一向以来，对于佛教界的事情，我即使自己生活困难，也设法予以支持。近十年来经济比较宽裕，我经常开办僧伽讲习会、寺院讲习会，不但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而且还将一套套新编的藏经、《佛教丛书》送给大家，连弟子都在笑我又在做“吃亏”的傻事。而我则认为与其自己珍藏，不如供养一切有心人士，让所有的寺院都能具备健全的制度，让所有的佛教徒都能拥有正确的理念，让大家都一起来光大佛教，弘法利生，让整个社会风气改良，人心净化起来，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吗？ 我不但经常资助佛教寺院及其他公益社团，也劝信徒对他们作一些布施。弟子不明白，问我：“佛光山的建设需要那么多的经费，你还教信徒捐给别人，不是白白‘吃亏’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哲学是：“该是你的，即使‘吃亏’，还是你的。” 记忆最深刻的是数年前，我将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给我的版税捐给花莲基督教门诺医院，信徒知道以后，纷纷赞叹，我告诉他们：“你们也可以捐给他啊！”像罗李阿昭居士依言捐献之后，看到我要开办佛光卫视，更加感动，所以掏出不止数倍的钱给我作为电视台的筹备基金，甚至张姚宏影、陈郑秀子、薛政芳等人，一个个跟进。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世间一切诸法本来平等，不增不减。“吃亏”，即非吃亏也。 目前，社会上有许多人觉得拜神比信佛好，因为拜神可以向神明祈求功名利禄，佛教却教人要布施喜舍、忍辱负重，这些看起来都是让自己“吃亏”的事情。其实，凡事皆有因果，布施、忍辱，看起来是别人占便宜了，其实自己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像我终生都因为“吃亏”而让我的佛道更上一层楼，因为“吃亏”而使得佛教事业更加兴隆发达。所以，在此奉告大众：“吃亏”不但是修行最讨巧的方式，也是做人处世的不二法门。 （一九九九年一月） 要知道惭愧与苦恼 净土宗印光大师自称“常惭愧僧”，我的同学煮云法师也经常自称“苦恼僧”。“惭愧与苦恼”确实不可不知，不可不奉行。因此，要知道“惭愧与苦恼”这一句话，也成为我的座右铭。 印光大师、煮云法师一个称“惭愧”，一个称“苦恼”，历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高僧大德都经常自谦“惭愧”与“苦恼”，今日的青少年学道不易成功，就是因为少了知“惭愧”、知“苦恼”的性格。假如一个人从他懂事的时候开始，就经常“惭愧”对父母的孝顺不够，经常“惭愧”对老师的尊敬不够，经常“惭愧”对亲人的照顾不够，经常“惭愧”对晚辈的提携不够，经常“惭愧”不懂世间的各种学术，经常“惭愧”对别人的恭敬与沟通不够，经常“惭愧”没有能力担当世间的各种责任，经常“惭愧”不能帮助世间多少的苦难众生，经常“惭愧”自己的思想、信仰不够清净，果能如此“惭愧”，就会奋发图强，有所作为。所以儒家有谓：“知耻近乎勇。”《佛遗教经》也说：“惭耻之服，无上**。” 光是知道“惭愧”不够，我们还要知道“苦恼”。我自幼就不善于佛教的歌咏梵呗，自觉非常苦恼；我一生没有语言天才，学了多次的英文、日文，都不能进入情况，经常感到非常苦恼。此外，我没有特殊的技能和专长，也觉得非常苦恼。例如听到有人向我报告水电的专业设备，我就不知如何是好；听到有人和我说明财务收支预算的数据，我也不知如何应对。但由于我能效法古德“知道惭愧与苦恼”的美德，发心学习，勤劳向上，不敢稍懈，让我感受到“惭愧与苦恼”为我的一生增加了无比的力量。 先师志开上人在我初出家的时候，经常训示说：“我们要‘知道惭愧’，要‘知道苦恼’。因为我们这一世系既没有辉煌的传承，也没有往圣先贤的历史；我和你既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也没有过人的智慧，既没有皇亲国戚可以依附，也没有豪门巨子作为靠山。现在我们的一切，所能靠的只有佛法、因缘，靠我们‘知道惭愧与苦恼’，以‘惭愧与苦恼’激发我们奋斗、精进的力量。”恩师志开上人的勉励更增加我对于“惭愧与苦恼”的认知与受用。 回想数十年来我对佛教事业的发心承办，不都是靠着“惭愧与苦恼”的力量吗？办杂志或印行佛书的时候，遭逢许多困难，幸好我知道自己能力不够的苦恼，进而到处请益，虚心学习，因此所办的文化事业均能维持不辍。我更感谢读者们热心的护持，由于他们的净财使佛法传播得以发扬广大，惭愧我何功何德，只不过是一个代办者而已，既然有人如此看得起我，我就要更加努力，以不断地突破向前，不断地进步成绩，向他们表示我的礼敬与感谢。所以，每当佛光山的功德主护法会议时，我都用台语向大家说：“欢迎你们‘头家’回来。” 每当有人赞叹我办的佛教学院、僧伽教育，或者大学、中学的时候，我也感到十分惭愧，因为这都是许多功德主的布施净财，他们设立各种奖学金，以各种喜舍得来的成就。是他们给我的因缘，让我有机会服务，所以我要加倍用心，以优良的办学成果奉献给我们的“头家”。 多年来，我在各个国家的会堂及各大都会的体育馆主持佛经讲座时，总是万千听众齐聚一堂，其实有谁知道我每次在这种场合的时候，都会胆颤心惊，深怕没有好的佛法来供养大家，劳烦大家不辞辛苦前来闻法，能不“惭愧”，所以在讲经的时候，我总是准备酝酿，戮力以赴。 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虽然“惭愧与苦恼”的心情形成不断的煎熬，但也促使我在佛道上永远精进不懈。有人说我带动了台湾佛教的发展，甚至将佛法弘扬到全世界。其实，这都是十方大众带动了我的发心，“惭愧与苦恼”给予我增上的因缘。 我从幼小到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就有害羞的性格，在人前不敢讲话，甚至别人的赏赐也不敢接受，凡有所表现总是畏缩后退。初到台湾，约有十多年，我每个月一次又一次地从台北坐火车到高雄讲经，后来因为禁不起每次信徒的迎送，感到“惭愧与苦恼”，受当不起，所以决心有一段时间不曾前往，但“惭愧与苦恼”有时也鼓动我发心增上；而责任感的驱使，也与“惭愧、苦恼”奋斗。 虽然我发起“家庭普照”，但我平时却很少到信徒家中走动，为的是不敢承受太多的恭敬供养，甚至于我自己所创建的各别分院，有时前去，也不敢事前告诉大家，唯恐他们费心张罗，特别接待。基于自己发自内心深处的“惭愧与苦恼”，所以一概不敢给予他人太多的麻烦，许多事情我都是自己处理，所以我不但自己学会理发、洗衣服，也学会缝衣补丁。 这几年在世界各地，为了弘法，从这一个城市到那一个城市，从这一个都会飞到那一个都会，每次一抵达机场，或者一下火车的时候，就看到信徒们罗列成队，献花顶礼，甚至还插旗子，拉布条，邀请乐队击鼓奏乐以示欢迎。目睹此景，每次均令我“惭愧、苦恼”，真想钻一个地洞跳进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有向岛内外佛光山各地别分院的徒众及信众宜布：“以后你们如果有十个人以上来接我，我就至少一年不再前来。如果有献花，我就两年不会前来；如果再有拉欢迎布条，我就三年不来。如果要我到餐馆里吃饭，我就四年不来；如果吃饭的时候，像斋宴一样，一道一道地吃法，我就五年不到。”因为“惭愧、苦恼”渺小如我，实在承担不起如此多的浓情厚意，遑论至尊至贵的恭敬供养，个人实在承受不起啊！ 君不见前贤先辈们都十分自我珍惜，恐怕折福，所以不敢承受他人过多的好意，甚至喊出“惜福”的口号。的确，银行里的存款再多，如果你不爱惜，不但不能继续进账，而且还挥金如土，一旦存款用完，将到何处去张罗呢？福报也是如此，赶快培植都来不及了，哪里敢去浪费耗用呢？ 记得过去慈航法师一见到人，再心爱的东西也都愿意喜舍给对方。他有一次告诉我：“有感于此生的福德因缘不够，深深觉得‘惭愧’，觉得‘苦恼’，所以怎么能错过广结善缘的机会呢？”我觉得能做到慈航法师的慈悲，才无愧于为僧之道。 大醒法师也曾对我说过：“《口业集》是我将平日评论佛教界长短的文章结集而成的一本书，回想当初写作的时候，对寺院人事严词厉语，毫不留情，及至印光大师骂了我一句话‘造口业’，才自觉‘惭愧与苦恼’，所以就将这本书定名为《口业集》，以表忏悔之意。”祖师大德反求诸己，自承过失的风范于此可见。 多年来，我不但在教界学习施舍，对于教外也乐于结缘。例如，善牧修女会救援雏妓，我听说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欣然资助；阳光基金会帮忙残障人士，我也极愿奉献；甚至慈济功德会及基督教门诺医院，我都曾做过捐献；此外，台南、屏东的戒毒所及各地监狱，我也派遣弟子前往辅导、说法，因为总想到为自己“惭愧、苦恼”的人生，结上一些善缘。 在社会上，我们常听到不少人怨怪国家对自己的刻薄，但不妨想一想：我们对国家又贡献了什么呢？有的人怨怪亲人，但是请你再想一想；我们对亲人又有什么样的照顾呢？有的人怨怪朋友，但是最好也先反省自己：我们对朋友又做了些什么？有的人怨怪儿女，但做父母的有没有考虑到：我们对儿女又尽到什么长辈的责任呢？假如我们能够“知道苦恼与惭愧”，念及国家的保护，父母的养育、师长的教诲、亲人的关怀、朋友的支持，我们除了“惭愧、苦恼”之外，感恩都尚且不及，哪里敢去怨天尤人呢？ 世间士、农、工、商供应我们衣食住行；社会上传播媒体供给我们讯息新知。一丝一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一粥一饭不会从虚空中蹦出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仰赖十方大众的因缘，我们只有用“知惭愧、知苦恼”的心情来接受，以惜福、感恩的行动来报答，唯有如此抱着共享共有的雅量，才是一个有承担、有情义、受得起、给得起的人生。 此外，春天盛开的花朵、夏日和煦的熏风、秋天朗净的明月、冬日温暖的太阳，让我们享有多少生活的情趣，我们如果不知道“惭愧与苦恼”，整日在人我是非里面打转执著，怎能堪受大自然的厚爱呢？桥梁给我们通过，大树给我们荫凉，雄伟的高山给我们攀登，辽阔的湖海给我们遨游……那一草一木的情义，那一砂一石的贡献，我们都必须带着惭愧与感恩、苦恼与惜福的态度来领纳承受，否则岂不是连树木花草、江湖河海都不如吗？ 佛光山之所以能千辛万苦地把佛教带动到国际化、现代化、人间化、大众化，首先得感谢万千的信众给我的善缘，否则慧浅德薄如我，哪里能得到这许多的善缘美景呢？由于我自己一直抱持惭愧与苦恼的心念，例如每次法会、活动从开始筹划到进行期间，我总是谨慎地四处查问，担心来山大众吃得不好，住得不好，往往为此责备徒众准备不周；活动结束时，我也带着一颗感念的心，在佛前祈愿祝福，希望大家都能把朝山的法喜和平安带回家去，和家人共享。 国际佛光会百万会员分布在全世界各地，他们有的关怀社会救济赈灾，有的施舍贫苦关怀残障，有的创校兴学慈悲度众，有的护持弱小，照顾孤寡。例如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副总会长游象卿多次急难济助、严宽枯奖学助人、曹仲植万辆的轮椅施舍、张姚宏影文教事业的发心、王树芳在世界各地慈悲喜舍，乃至全佛光会的人等，他们近年来对于巴布新几内亚的海啸、哥斯达黎加的风灾、洪都拉斯的水患、南非以及孟加拉、拉达克的兴学、救灾支持及公益活动都不遗余力，每次发动会员们共同募款，动辄都是数千百万元的善款。他们的发心喜舍更加使我感到“惭愧与苦恼”。因为我的倡导，他们就响应割肉喂鹰的发心，不但向诸佛菩萨学习，也实践了佛菩萨的悲愿。因此，我除了弘法利生的文教事业以外，更要走向慈善的行列，对他们除了“惭愧感恩大愿心”外，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从未学过建筑工程及室内设计，但佛光山各道场的建筑专家、室内设计师却经常询问我的意见，“惭愧、苦恼”的心情油然而生。为了给信众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佛环境，我曾经每到一地总是留心当地的各种建设作为参考，我每接触一个工程，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开会向大家学习，现在各地别分院不但能拥有融合古今的特色，佛光山也把佛教和社会做了融合，由此深深感到“惭愧与苦恼”能够建设未来的世界。 《远见杂志》曾说我是“佛教的创意大师”，名记者卜大中则以“佛教的马丁路德”形容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是如此，但我的确认为，在人生的道路上，自满是阻碍进步的最大因素，傲慢是破坏道业的最大敌人，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培养“惭愧与苦恼”的性格。常听别人说：“你不了解我。”其实真正最不了解自己的还是自己。若非通过彻底地自我反省，不懂得惭愧与苦恼，就不易看清自己的缺点，当然就不能革除染污执著的习气。 《弥兰陀王问经》记载希腊的弥兰陀王与那先比丘之间论辩的精彩对话。有一天，王问比丘：“一个证悟四果的在家居士也要向没有开悟的出家人礼敬吗？”那先比丘答道：“应该礼敬，因为出家人严持净戒，具有惭愧心，将来会有证悟佛果的一天。”如同一块白布有了一些污点，就十分明显，但只要马上洗清，就会恢复洁白；但一块肮脏不堪的抹布，大家习以为常，想要洗清也不容易。恶习也是如此，唯有赶紧以“惭愧、苦恼”的法水，才能荡涤清净。九五之尊的弥兰陀王与那先比丘一番唇枪舌战之后，终于拜服在三宝座下，因为他在真理之前，不得不“惭愧、苦恼”自己的卑微。 记得童年的时候，母亲指着我说：“你这个八折货。”这是家乡骂人的话，意指人的质量不好，如同只能打八折的货品一样。母亲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直至今日，我仍然时常提醒自己，待人处世不能打折扣，必须全心全意，希望能减少“惭愧与苦恼”的遗憾。 记得初来台湾时，有一天有人告诉我：一位同参道友对我的照顾不周，表示非常不满，要找我抗议。我知道以后，心中充满“惭愧与苦恼”，想到数十年患难与共来台，必定自己有得罪他的地方，所以我就注意改进，加倍对他关心友好，结果后来彼此一直如兄弟般往来。 萧师姑是非常善于烹饪的高手，每次我请她为客人准备宴席时，总是心怀“惭愧”，感念她的辛苦，同时也自觉“苦恼”，因为自己事情忙碌，无法亲自掌厨，经常给她带来辛苦，所以频频感谢、赞美。我每次到各别分院巡视时，不先到佛殿拜佛，总是到厨房向义工表示感谢；我每次请学生出坡劳作时，也经常用感谢的语气跟大家说“这件事非得要你们帮忙才行”……由于“惭愧”的感谢，“苦恼”的求助，往往能获得大家更多的帮助。 对于徒众，我也经常感觉“苦恼”，因为没有给大家好因好缘，不能让每位弟子都能发挥潜力，所以感到“惭愧”万分。在佛光山，我设立良好的福利制度，让他们在教育、深造、度假、医疗、退休等方面都能得到最佳的保障。所谓“身安则道隆”，如今看到一千余位出家弟子们能在道业上精进不懈，是我最安慰的事情。 同参道友和一些信众常说我是调和高手，都找我去排难解纷，甚至于兄弟分家、夫妻不和，我都去。其实，秘诀无他，只在于我抱持皆大欢喜的想法，并带着“惭愧与苦恼”的态度，先说好话，多陈己过，对别人多加尊重，因此一些暴戾气氛的情形，我都能迎刃而解。 多年来的人事历练使我深深感受到：一个人只要把“惭愧与苦恼”培养成为自己血肉的一部分，把“惭愧与苦恼”表现在行住坐卧、语默动静之中，必定能广结善缘、增长品德。惭愧自己的无知、惭愧自己的无德、惭愧自己的无能、惭愧自己的不足，因而具有苦恼的自谦，益己又益人，何乐而不为呢？ 《法华经》中有一位常不轻菩萨遇人即行礼拜，并且说道：“我不敢轻视汝等，汝等将来皆当作佛。”由于他累劫以来，心中常怀“惭愧、苦恼”，所以不但拥有“常不轻”的美名，也成就了日后的佛道。世亲菩萨本来学习小乘佛法，有一天他无意中接触到大乘经典，当下惭愧，苦恼过去以小谤大的过失，欲以割舌来忏悔前愆，后来在胞兄无着菩萨的劝导下，写下许多不朽的大乘论典，裨益了后世无数的众生。古圣先贤秉持惭愧、苦恼的美德，在弘法利生上兢兢业业，精勤勇猛，吾辈凡夫慧浅德薄，怎能傲慢懈怠，无所用心呢？ 如今我年七十又三，怀着“惭愧、苦恼”的心情，期待自己能在菩提道上更加努力，把握快速飞逝的时间，将和平的理念贡献世界，将佛法欢喜布满人间，则于愿足矣！ （一九九九年四月） 最高的管理学 妙睦从佛学院毕业出来之后，就被常住派到洛杉矶西来寺担任知客。有一天，我在西来寺款待客人，对过程有一些意见，我问她：“你在哪里受教育的？”她说：“就读佛光山丛林学院之前，是在**念管理学。”我听了以后，对她说：“你过去念的管理学，都是学着去管事，去管人，是不够的；你今后最好要学习把自己管理好，才是最高的管理学。” 今天正逢“管理学”到处普及的时候，论其种类，真是不胜枚举，有企业管理、人性管理、民主管理、分层管理，乃至于饭店管理、医院管理、行政管理、仓库管理等等，但是对于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内心，就很少设立如此的课程了。在一九九六年，我创设了南华管理学院，和台湾各个大学一起参加联合招生。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我深深感到：佛教其实就是一门精深博大的“管理学”。 三十年前我访问日本时，见到日本工商企业团体，一队一队，一团一团的，都到各大寺院集合受训，听说这叫作“职前训练”，是公司行号为了教育员工良好的思想理念及生活习惯，所以在他们正式工作之前，送到寺院里接受佛教的“管理”训练。当时日本寺院负责行政的出家法师也无不以佛门“管理”做人、“管理”工作的方式倾囊相授。那时我就认为，今后佛教在社会的管理方面应该做出一些贡献。 世上，物品的管理比较容易，因为物品既不会表达意见，也不会和你对立抗争，你怎么安排，它就如何地发挥功用。说到管理事情，事情也还算很好管理，因为事情有一定的原则，如果能将事情的轻重缓急拿捏妥当，将事情的好坏得失权衡清楚，管理起来也就不为难了。 最难“管理”的是人。因为人性是自私的，人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意见，最重要的是面对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学历、不同的资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籍贯、不同的年龄，如何在这么多的差异之中，将人统摄起来，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人，很难管理。其实，更难管理的还是自己的一对眼睛，你要管理它非礼勿视，它有时偏不听话；两只耳朵，你要管理它非礼勿听，它偏欢喜窃听他人的隐私；一张口，你要管理它不乱说，它偏偏祸从口出，闯下许多麻烦来；一双手，你要管理它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以取，但贪爱小便宜的人总是不计后果。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都不能听从自己的命令指挥，又如何能管理别人，管理其他的事情呢？ 其实，眼、耳、鼻、舌、身是有形有相的，还算好管理，假如管理自己的内心，这就难上加难了。心中的自私无明、烦恼邪见，如骄慢、嫉妒、愤恨、执著等等，如波浪一般鼓荡不已，如果自己缺乏大愿、大力、大智、大悲，哪里能管理得了自己和自己的内心呢？ 盘踞在心中的烦恼虽然难以管理，即使是心中的一念情执也不易管理，有的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说是将自己心意情执发扬到极点；有的人爱国、爱民、爱家、爱人，即使如何地执著不舍，也还能为社会所接受；但，就有一些人，他们的心像顽猴恶马一样，总是犯人禾稼，最终还是自己受害至深。 一个人想将自己管理好，则须管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例如自己的思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心念要管理好，自己的威仪要管理好，自己的语言要管理好，任何一个地方管理不好，都会为我们带来多少无谓的灾殃。 平时承蒙有人赞美我，说我门下徒众之多、寺院之多不知是如何管理的。其实，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管理”的法则，像我管理寺院，从不上锁，像大雄宝殿、大悲殿、会议室、客堂、教室等等都是全日开放，好让大众随时都可以进来瞻仰、使用。我管理物品，不喜欢建仓库，我觉得物品是做来给大家用的，最好能物尽其用，东西一旦堆在仓库，没有人看得到，往往一放多年，等到要用的时候已经发霉生锈，岂不可惜！我管理钱，也不喜欢放在秘密的地方，三十多年前在寿山寺的时候，我将钱放在固定的地方，让学生、徒众各取所需，我认为这才是公平之道。我管理人，倡导法治、人治，甚至无为而治，我觉得最好的管理，其实是自己内心的管理。心治则身治，身治则一切皆治。 有一段民间的绕口令说：“有一个城隍庙，东边坐了一个管判官，西边坐了一个潘判官，西边的潘判官要管东边的管判官，东边的管判官要管西边的潘判官，究竟是要东边的管判官来管西边的潘判官，还是西边的潘判官来管东边的管判官。”就是判官也彼此不服气，你要管我，我要管你，互相看不起，僵持不下，就很难为城隍爷了。可见有了管理对方的想法，就有了分别对立，反而就更难管理了。 在禅门有一则饶富趣味的故事，可以和上面的绕口令成为对比。有一个信徒到寺院找住持讲话，住持叫旁边的一位老禅师说：“你赶快去沏茶！”不久，住持又叫他：“你快去切一盘水果来！”住持和信徒讲完话，又向老禅师喊道：“你陪客人聊聊啊！我有事要先走了！”住持出去了以后，信徒很奇怪地问老禅师：“这位住持是你的什么人啊？”老禅师回答：“是我徒弟啊！”信徒大为不满，说道：“既是徒弟，怎么可以叫师父去泡茶？”老禅师回答：“他只有叫我去泡茶，没有叫我去烧茶，烧茶就比较难了。”“他还叫你切水果！”“他很慈悲啊！只有叫我去切水果，没有叫我去种水果，种水果可就更难了。”“他自己先走了，还叫你来陪我！”“他年轻，比较有用；我老了，所以做一些琐碎的事情。”其实，在这个寺院里，老禅师才是真正懂得“管理”三昧的人，由于他能顾全大局，放下身段，透视人际之间的因缘关系，因此让整个寺院和合无争。 有鉴于“人和为贵”，所以我一向主张“集体创作”，我觉得最上乘的管理方式，应该是让大家自动自发，肯定彼此所扮演的角色，互相合作，共同奋发突破。我也大力提倡“同体共生”的精神，我觉得最高明的管理原则，应该是让整个团体能够产生共识，上下一心。虽然我一手创建佛光山，但我都以召开会议来代替下达命令；尽管我是多少人的师父、师公，但我宁愿大家商讨研究，也不愿断然否决别人的意见。当然，其中也曾遇到很多不必要的困扰，例如一些应赶紧实行的议案，因为主事者的保守而延误时机，以致日后必须付出多倍的努力及代价，但是为了尊重他人的看法也有其必要，所以我愿承担一切后果。三十年来，为了斡旋各个单位的意见，为了调和各个主管不同的看法，总有开不完的会议，但想到能给人多少利益，给人多少方便，给人多少学习，一切的辛苦即刻化为乌有。 过去曾经听过一则家庭主妇的故事，让我感念良多。有一个母亲就要过七十岁生日了，家人们秘密地商量着如何为她祝寿，想了半天都不知道她最喜欢什么，最后小儿子说：“我知道，妈妈最喜欢吃我们每餐剩下来的饭菜。”大家想想，的确如此，于是到了这一天，儿女们就将冰箱里的剩菜清出来煮了一锅，说道：“妈妈！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煮了您最喜欢的剩菜孝敬您。”这位母亲听了，一面流泪，一面说道：“是的，我最喜欢吃剩菜，几十年来，你们所不喜欢的，我都默默欢喜承受下来。”自古以来，男士多称自己的太太是内人、拙荆，甚至贱内等等，其实贤妻良母才是一个家庭里面主导内外的核心人物。我将这种肯牺牲，肯奉献，不计较，不嫌苦的管理方法称为“剩菜哲学”，用它来教导我的徒众；但看古今中外，善于管理的良臣名将不都是因为拥有这种体贴、承担的美德，所以能够克敌制胜吗？像吴起领军，不但与兵士同榻而眠，同桌而食，而且嘘寒问暖，为吮脓血，所以官兵们都肯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李广带兵，在饥乏之际发现泉水，不待士卒尽饮，必不近水；不待士卒尽餐，必不尝食，所以大家都乐于为他效劳卖命，出生入死。 因此，所谓“管理”，不一定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应当深入群众，将团队的精神带领起来。三十多年前，我初创佛教学院，即使像“出坡”这么一件例行的事情，我都亲自说明意义，并且身先表率，挑砖担水。三十年后的今天，想要为我做事情的徒众何止万千，但我不仅未曾以命令的口吻叫人做事，还经常主动地为徒众解决问题。常常听说某个徒众在北部事情忙碌，我便为他主持南部的会议；往往知道哪个徒众正在主持会报，一时无法结束，我就为他代课教书。我觉得，最好的管理，是自己先与对方建立“生死与共”的观念，才能发挥最大的整体力量。 有些人从事管理，善以谋略在人我之间制造矛盾，然而一旦被人拆穿，就不易为属下所尊重；有些人从事“管理”，喜用计策先试探别人的忠诚，但是一旦被人识破，就不能为对方所信服。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最好的管理方式，是以己心来测度他情，以授权来代替干涉。像龚鹏程先生和我素昧平生，只因听说他的才华，便立刻在飞驰于高速公路的车厢里，先用行动电话邀请他担任校长，他先是一阵愕然，听说我要建的是一所属于全民的精致大学，便一口答应，从此多年来的校务我未插手干涉，“南华”在他的带领下，校誉日有所增。目前西来大学的校长陈乃臣先生，过去是花莲师范学院校长，我将校务交付给他之后，也很少过问，西来大学的校务在他的拓展之下，也是蒸蒸日上。 在世上，一些父母和儿女们说：“你看！隔壁张家的某某多好，成绩这么好，哪像你？”结果，孩子被说得一无是处，只有自暴自弃。在社会上，一些主管总是责备属下不如别人，说者固然是“恨铁不成钢”，但没有想到听者的想法如何，根器如何，也就枉费心机了。每个人资质不一，各有妙用，只要你善于带领，败卒残兵也能成为骁将勇士，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看出他们的优点长处，而给予适当的鼓励？你能否看出他们犯错的症结，而给予确切的辅导？尤其，你能否不伤害他的尊严，而让他的人生得到成长？像盘硅禅师以慈悲爱心感动恶习不改的惯窃，仙崖禅师以不说破的方式教导顽皮捣蛋的沙弥，凡此皆可看出历代高僧大德“管理”十方丛林，接引各类僧众的善巧智慧。 过去曾经有一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男孩被送来佛光山，大家都嫌他笨拙，我用玩的方式来教他，慢慢地，他竟然开了智慧。大雄宝殿刚落成时，里面一万四千八百个小灯饱的线路错综复杂，都是他一人包办。还有一个摩登妙龄女郎，每次来山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反对我收她做出家弟子，但她后来在佛法的熏陶下，不但勤劳努力，而且本分尽责，得到众人的赞美。所以，说到“管理”，其实是在考验自己心中有多少慈悲与智慧。 信徒和我讲话时常会惊讶地说：“你说中我的心事了！”这是因为，我自四十多年前弘法以来，就常在揣摩前来的听众、信徒是什么职业，抱着什么心态，我要和他讲什么话，让他欢喜，让他感动，由于我能用心为人着想，所以后来我在“管理”人众的时候，就能应付裕如。 我接办南华管理学院时，曾将一座大楼的设计方位改变，事后许多人说改得真好，他们问我是不是会看地理风水？其实，心有心理，人有人理，情有情理，物有物理，地当然也有地理。过去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每次一上殿，我就知道要赶快站到哪个位置，因为我喜欢敲法器，即使没有开我的牌，也总想有递补的机会。每次一到斋堂，我也知道应该往哪里坐，因为我的食量大，我要找一个行堂容易看到的地方，好为我添饭；每次一到教室，我会知道该到哪个位置去，因为过去寺院没有钱点油灯，只有自己赶紧选择光线最好的地方；每次和师长谈话，我也知道该往哪里站，因为我要引起他的注意，好让我能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后来举凡队伍的排列形式、建筑的远近高低、事情的快慢程序等等，我都能拿捏得准确，这是因为我能用心将自己的“空间”管理得当的缘故。 我经常在客人要来的前一刻，站在门口迎接，让对方惊喜不已，有人问我是不是有神通？其实这是因为我从小就训练自己要有时间观念，例如什么是五分钟，什么是十分钟，甲地到乙地需要多少时辰，做一件事情要花费多少时间，我的心中都了了分明，所以一切事物当然也就能够“管理”得恰到好处了。 每年大年初一，我能约略算出今年春节大概会有多少人上山；在某些地方待上一两天，我也能知道当地寺院油香的多寡。徒众辄感惊讶，其实我无丝毫特异功能，只是因为我有心去留意大小车子的流量，我肯去主动地了解每个地方的人文经济，由于我心里面有数字的概念，所以在管理寺院的时候，无论行政、财务、工程、总务……当然就能够预事而立，面面俱到了。 所以，管理的妙诀，在于将自己的一颗心先管理好，让自己的心中有时间的观念，有空间的层次，有数字的统计，有做事的原则。尤其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心里有别人的存在，有大众的利益，能够将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将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才算修满“最高管理学”的学分。 （一九九九年五月） 认错，要有勇气 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位生性固执的男子驾着马车往北方行去，途中遇到多年的老友。 朋友问他：“你要往哪里去？” 这位男子回答：“我要去楚国。” 朋友一脸狐疑地问道：“楚国是在南方，你往北方走，是背道而驰啊！” 男子辩驳：“没关系！我的马非常优秀。” 朋友无法理解，又问：“即使是一匹良驹，日行千里，但方向错误，还是没有办法到达目的地啊！” 男子还是非常不以为然地说道：“你不用费心了！我有足够的旅费。” 朋友说：“你就是有再多的旅费，但路的方向毕竟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到得了楚国呢？” 朋友虽然再三告诫他，这位男子仍然坚持己见，说道：“不打紧！我还有一个善于驭马的好车夫。” 总之，任凭朋友如何分析解说，男子依旧执著自己的理由，“死不认错”。这就是人的愚痴，人的执著！ 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则故事罢了，其实，类似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在现代的社会。我曾经看过一个慈爱的母亲因为女儿即将到寒冷的山区旅行，怕她冻着，所以就和女儿说：“乖宝贝啊！你去的地方很冷，不要只顾到漂亮，要多带一点衣服去啊！” 女儿回答：“不必了，冷的时候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一件毛衣。” 母亲不放心，说道：“寒带偏远的地方，通常很难找得到一家店面。” 女儿还是说：“没关系，我可以找一个人家商借一件。” 母亲说：“越冷的地方，人烟越稀少，你到哪里去商借呢？” 女儿说：“万一真的冷得没办法了，我马上回来，不就得了吗？” 无论母亲如何地叮咛嘱咐，殷殷劝诱，做女儿的就是不肯多带一点衣服预备。 “死不认错”就是一般人的通病。 所以，“认错，要有勇气”，我一生都将这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一九七一年，我想将朝山会馆的建筑列为佛光山第一期工程。因为我认为：现代佛教应该和社会大众结合为一体，能够提供好的食宿，才能让信徒安心欢喜地朝山拜佛，所以建议设立一座美轮美奂的朝山会馆，不料很少信徒支援这项建设，眼看工程无法进行。有一天，慈惠法师对我说：“台湾的信徒根本不懂什么叫作‘朝山会馆’，他们只希望有殿堂可以拜佛，师父应该先建大雄宝殿才对。”我一听，觉得她的话非常合理，于是立刻修正，因此佛光山后来的建设一直非常的顺利。假如当初我只凭理想，没有“认错的勇气”，又何能有后来的方便呢？ 我提倡僧团的民主，效法佛陀时代的三番羯磨。每次在佛光山开会的时候，难免有一些徒众的意见与我不同，但只要合理，我立刻自己修正，所以我自许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人，很怕徒众认为师父也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久而久之，上焉者不敢违抗，只会唯唯诺诺，没有深思远虑；下焉者遵循效法，只知指责别人，不能检讨自己。这样一来，佛光山哪里能突破创新，为众谋福呢？ 以我多年来授徒的经验，凡是能够接受教诲，“勇于认错”的人，大多进步得快。凡是觉得自己全部有理，“死不认错”的人，大多在原地踏步。像我常劝一些徒众既然不长于读书，就要及早学习其他技术，但他们却执著己见，不肯“认错”，结果花了许多年的时间钻研学问，才发现走错了路，后悔莫及。另有一些徒众做事不能顾全大局，懒惰又不和众，经过一再训诫，还“死不认错”，到头来没有一个单位肯要他做事。还有一些徒众溜单以后，虽然知道自己错了，却没有勇气向大众“认错”，只得流浪在外。我虽有心宽容接纳，基于宗门法规，也只有徒呼奈何！ 因此，人一生际遇的平顺安危，其实和自己能否“认错”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甚至古往今来，无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团体，主事者乃至组成的分子，能够“认错”与否，往往就是成败得失的关键所在。像项羽之所以在楚汉之争中饮恨败北，就是因为他刚愎自用，所以众叛亲离，最后自刎于乌江，临终前还死不认错，喊着：“天亡我也！天亡我也！”三国名将周瑜，因为心胸狭窄，妒贤嫉能，错失联蜀灭魏的机会，却不知反省，反而感叹：“既生瑜，何生亮？”终致英年早逝。反观刘邦和曹操，一个原本默默无名，一个被世人称为奸雄，却因为能听从谏言，改正过失，而成就霸业。 最近报载，经营亚都饭店成绩卓著，获得中外一致好评的严长寿先生，被聘请到台北圆山饭店担任总经理时，原本意气风发，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不久之后就递上辞呈，因为工作人员无法改掉威权时代的习气，“死不认错”，配合困难，严先生眼见无法改进，只得拂袖而去。 凡此都说明了：“认错要有勇气。”能够“勇于认错”，才不会失去发展的契机。 记得三十年前，因为台北到佛光山路途遥远，北部的信徒纷纷请求佛光山在台北设立道场，好让他们可以常常听经礼佛。我也很想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四处打听，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场地。最初我们看中民权东路行天宫对面的一块土地，通过一位经纪人接洽，虽然一坪的价钱不及市价的三分之一，但佛光山还是负担不起，结果失去了这次的机会。后来，那块土地上面起了一座大厦，每次坐车经过时，我的心里都会生起一阵婉惜，总觉得对信徒虔诚的心意抱愧无比，因而发愿有一天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必定要在台北建一座空间宽敞的现代化道场。后来，信徒听说此事，有感于我为了不能给大家一处好地方拜佛而“认错”、难过，便发起大家协助出资。一九九四年，终于买下信义区一栋大楼中的几个楼层，集台北道场、台湾佛光会总会、佛光缘美术馆、佛光缘滴水坊于一处，实现我多年来对于现代佛教建筑的四个理想：传统与现代结合、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文艺合一。 一九九二年夏季，因为耐特台风来袭，山洪暴发，雨水成灾，造成台湾南部地区一片汪洋泽国，佛光山东山的砂石也流失不少。当时我人在外国，闻后匆匆赶回，看到坍方流失的土石及满目疮痍的坡地，真是一阵伤感，但我没有责怪主事的职事照顾不周，防范不严，反而召集寺众，对大家说道：“这次意外事件怪我当初没有用心把挡土墙做好，让常住遭受损失。”徒众们听了之后，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这不是挡土墙做得不够稳固，而是我们没有随时清理水道。” 我们师徒互相认错，于是大家同心协力，奋力抢救，很快地，东山又恢复以往的宁静美好。从这件事，我深深感到：一个人要肯“认错”，才有人乐意帮忙。因此，所谓的“广结善缘”，不光是嘘寒问暖，解衣推食就够了，还应该在有“错误”的时候，能够做到“严以责己，宽以待人”。 中国古时凡有灾祸，皇帝就下诏罪己，以求抚平人心，在今天民主时代的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像去年（一九九八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为绯闻案而闹得满城风雨，举世皆知。刚开始时，克林顿不肯认错，对大法官做不实的证词，结果引起民众反感，险遭国会议员弹劾。所幸他后来勇敢地出来，公开向全美国的人民道歉，终于获得民意支持，而稳住总统的宝座。可见一个人唯有“勇于认错”，才能获得大家的谅解，才有机会重新做人。 久远以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临终时，犹念念不忘欠了邻人一只鸡无法偿还，直至今日，没有人批评苏格拉底的贫穷，反而称道他是一位坦然率真的哲人；三世纪前统一全印度的阿育王向小沙弥赔罪，自古以来，没有人耻笑阿育王以九五之尊礼拜道歉，反而同声赞美他“勇于认错”的美德。所以，“认错”不但不会失去自己的身份，反而能赢得更多的尊重。只可惜很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奥妙，行事强横，不肯低头，最后自己成了最大的输家。 记得三十多年前，雷音寺首度重建时，一再商请门口的民房让售搬迁，以便道场的整体规划，虽经多次提出优惠的方案，屋主却始终执著己见，不肯利益别人。后来信徒因共修时进出不便，也多次好言劝告，对方还是依然故我，不肯让步，给人方便，结果招引众怒，真是损人又不利己。 佛光山开山不久，请了附近一位乡民为我们做一些杂工。我曾给了他一些钱，请他买些果树的幼苗种在寺周，没想到他买好之后，种在自己的地上，而且暗中修筑水道，将寺院用水引到他的田园灌溉，还向人夸耀他的土地是黄金之地，犹如黄金一般宝贵。我心里不禁想到：你的果树黄金，都是因为佛光山而有，这有什么值得引以为荣？ 后来，我为了建大雄宝殿，向他情商购地，他的土地一日三涨，我问他：“你的名字叫作‘祝成’，为什么没有‘助成’的习惯呢？” 他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答道：“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打算，我不助成是应该的。” 结果就因为他凡事不助成，引起大家反感，一致决议不再用他，后来听说连家人都不理睬他，这就是没有人缘的后果。 许多人问我：为什么所到之处，都能受人欢迎？我自觉一生最大的长处就是能明理，肯“认错”，因此无论长幼尊卑都喜欢和我在一起。 有一年，我率团到印度朝圣，途中请购了一尊石佛，拜托团员之一的蔡沧洲居士运回台湾。事后发觉这尊石佛重量达一百公斤，不知蔡居士是如何运到台湾的。想到自己当时只知道请购，却全然没有顾及别人搬运的辛苦，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深深的歉意。后来我不时到他开设在善化的亚洲面包店买面包，以弥补自己的无心之过。多年来，蔡居士一师一道，护持佛光山，虽然不是因为我经常买他的面包，但我能够“勇于认错”，相信对于师徒之间道情的维系应该也有助长之处。至今这尊佛像陈列在佛光山宝藏馆内供人观赏，蔡居士佛国有知，当会原谅我的无知之失。 从小在美国留学长大的觉穆，在德州大学建筑系毕业之后，随我出家，回到台湾，一心想进佛光山丛林学院研读佛学，因适逢佛光山筹建南华大学，正好需要她的专长，所以要她先到大学筹备处帮忙。只见身躯瘦弱的她，南北奔波不停，时而到嘉义大林的南华大学监督施工进度，时而到宜兰礁溪的佛光大学了解工程状况。虽然她表示心甘情愿如此，但我还是觉得不忍，所以每次看到她回山，总要多给予一些招呼，也算是一种聊表心意的补偿，没想到她却更加卖力地工作，如今她已是净土文教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出家学道一甲子以来，应事接物，使我悟出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你对我错，你好我坏，你大我小，你乐我苦。”我不但将这个“四句渴”挂在口边教育徒众，而且经常引用一则故事来说明它的道理： 从前有一户姓张的人家与一户姓李的人家毗邻而居。张家经常吵闹不休，李家却和睦互敬。 有一天，张先生问李先生：“为什么你们家到处充满欢乐，我们家却天天像个战场一样？” 李先生回答说：“因为你们家都是好人，我们家都是坏人。” 张先生不解其意，问道：“此话怎讲？” 李先生答道：“譬如，在我们家，如果有人将茶杯打破了，一定有人赶快跑去‘认错’：‘是我不好，把杯子放得太靠边了，害你满身都弄湿了，有没有伤到手啊？’打翻的人也会连忙说：‘没事，没事，是我自己不小心，对不起，让你吓着了。’但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你们家，打翻的人会说：‘是谁这么没大脑，把杯子放得这么靠边，害我全身都弄湿了？’另外一个人就立刻反驳：‘是我放的杯子，怎么样？你自己不小心，还要赖到别人身上！’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不肯‘认错’，当然就不会安宁了。” 依空法师的弟弟张进辉居士在普门中学教书，育有两名天资聪颖，活泼可爱的儿子。有一天，他正为教育孩子的问题而伤脑筋时，听到我上述这番话，觉得很有道理，马上拿回家去应用。在餐桌上，儿子抱怨饭菜不好吃，张居士马上满脸愧疚地说道：“都是爸爸没有用，爸爸不能赚很多钱，不能提供你们很好的生活。爸爸对不起你们！” 儿子们听到爸爸“认错”，反而觉得又感动，又赧然，两个人一致说道：“爸爸最伟大，我们要好好念书，将来用最好的东西来孝顺爸爸。” 可见“认错”没有大小之分，只在于我们是否具有“勇气”；而能够真诚“认错”的人，才能够处处祥和，一片欢喜。 佛教十分注重“认错”的修持，除了有各种忏悔法门之外，丛林道场选任住持当家，也以是否有供养大众，“勇干认错”的美德作为标准之一，因为有“认错勇气”的人才能够以身教领众、教众、服众、和众。像晋朝的法遇禅师，是江陵长沙寺的住持，有一天收到师父道安大师寄来的荆杖，立即领悟：这是师父在训诫他不久前对一名沙弥喝酒只略施处罚而没有迁单的过失。于是立即鸣钟集众，向荆杖烧香致意，表示敬领师训之后，便伏在地上，命维那师杖答三下，并且垂泪自责，此后僧俗二众更加精进道业。禅门语录中更是充满师徒之间以喝骂论道的公案，不但徒弟在错误时，能够勇干认罪，即使老师不对，也有俯首道歉的雅量。正因为如此，禅宗能以活泼伶俐的道风流传久远。 所谓“不怕念头起，只怕觉照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人，不怕犯错，就怕没有“认错的勇气”。在今天开放的时代里，常看到坊间书籍及知名人士都在鼓励大家“前进，要有勇气”、“表达，要有勇气”。我常想，是否更应该提倡“认错，要有勇气”的精神？因为唯有父母与子女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老板与伙计之间、长官与属下之间都能具有“勇于认错”的美德，我们的国家才能更进步发展，我们的社会才会更温馨祥和。 （一九九九年七月） 向自己革命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常常被佛陀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而热泪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谊之后，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个教育家、宗教家，还是一个革命家。不过佛陀的革命不同于世间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称之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内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贪嗔愚痴的烦恼。“向自己革命”这句话从此就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种，有政治上的革命、社会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习俗上的革命、种族上的革命等等。一个新朝代的诞生、一个新国家的成立、一个新主张的宣誓、一个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经过一番革命而产生的。但人事无常，法久生弊，等到时间一久，理想变质了，主义不实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谓“穷则变，变则通”，佛教也说“法无定法”，一切都是应时应机。世间法没有一成不变的，有形的革命与无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断发生，从而促使了文明的进步。 政治制度由君权时代进步到民权时代固然需要革命，社会形态由家族社会进步到宗族社会，经济体制由农牧经济进步到工业经济，也都需要经过革命的历程。革命本来是把一些迁腐、陈旧、罪恶、保守的思想、行为或体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国武王伐纣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的革命、欧洲的新教革命、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等等，不但为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将国家社会，乃至思想信仰带入崭新的阶段，为人类历史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许多人以革命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结果使得万千生灵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是因为人们的心中有贪欲、嗔恚、愚痴、嫉妒、邪见等许多不好的念头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当境界来临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因此，革命应该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们翻阅史册，将会发现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乐，进而联想到别人的不自由、不安乐，才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势力，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别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来贵为王子，过着优裕的生活，照理说是用不着革命的，但他看到许多遭受压迫的民众，为了公理和正义，便勇敢地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被压迫的阶级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个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烦恼痛苦及世间斗乱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爱染执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 由于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传到世界各地，不但没有发生过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还能够融入各种习俗，丰富当地的文化；佛教历经不同的时空，不但未被时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还能够因时制宜，破除妄执，继续为每一世代的众生做出最大的贡献。 然而却有许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带来的发展，却没有看到祖师大德“向自己革命”的过程，像龙树、提婆都有过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时期，但他们经过法水的洗礼之后，翻然悔悟，精进道业，学有所成，因此能在众说纷纭之际，发出狮子般的吼声，威服群伦；无著、世亲本来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论师，但他们在听闻大乘佛法之后，觉昨日之非，而虚心学习，所以能进步神速，一日千里，对佛教做出卓越的贡献；百丈怀海参学多日，被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后，才开悟见性，及至晚年，仍勤劳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与担当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拟；南泉普愿用心习律、学教、参禅，而后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进京赶考，在听闻“选官不如选佛”一语后，及时觉醒，拜师学佛，终成一代大师；太虚大师曾掩关阅藏，而有悟境，又广读世间书籍，学通内外，而有改革佛教积弊的主张；仁山法师曾在金山寺穷研经典六载，并屡游诸方，遍礼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圣先贤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气，放弃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无畏、大精进、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荡荡地面对威势利诱？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觉得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对。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阅过去的日记，发现都是在嫌别人如何不好不对，突然对于自己丑陋的心态感到惭愧。“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战”，我不惜将数十本从大陆带来台湾，写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记付之一炬，经过这么一烧，对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点点觉醒，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革命”事迹。 二十岁那年，我踏出佛教学院大门，身处局势动荡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里，眼见社会种种的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许多热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样，拥有满腔改革佛教的抱负，有鉴于太虚大师的教产、教义、教理“革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以致功败垂成。所以我与同道们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并且订定新生活规约，试图借此恢复丛林学团的道风，然而这岂是一个经忏道场所能做到的？失败自是在意料之中，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许多佛寺被军营军眷所占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传教，散发传单，但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多所限制；至于社会人士谤佛毁僧的言行更是不胜枚举，报纸、电台、电影、小说，甚至教科书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当时的佛教徒们大多像惊弓之鸟，连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认，遑论挺身而出，护法卫教。许多人说这是因为民众多随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却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决心，将本身的思想、行为健全起来，积极弘法利生，努力为民谋福，才是振兴之道。 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是年五月，我应邀驻锡宜兰雷音寺。由于来台数年之间，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赶赴斋会，祈求福寿，却不知佛法真义，遑论内修外弘，对此我早已感慨干心。这时又见到寺院佛殿内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借此教育信徒，遂将其全部收藏起来，只供佛像，以正视听。此举虽然触犯部分地方人士的习惯，幸好我也另有基础，所以才没有被人打倒。这一次“革命”的小小胜利对我不无鼓舞之效。 后来，为了出外布教，屡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门据理力争；为了运用现代声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缔，我也与有关单位周旋到底；对于名伶顾正秋在永乐戏院唱戏诬蔑佛教，我致信抗议。尽管长老、信徒反对我提倡以歌声弘法，并且以杀害为恐吓，我仍然义无反顾，不为所动。在亲身经历了这许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后，我慢慢地发现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会家一样，向别人“革命”总不可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执、法执，方足以自利利人，广度众生。 像我初来台湾弘法时，对于当地迷信的习俗深不以为然。但是后来渐渐发觉，信仰是有层次的，就好比学校分有小学、中学、大学，我何必对每一位初入学的人要求如此严厉呢？其实，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过去大陆乡村方圆几十里没有一间派出所，维系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间寺庙，任何人有了纷争，只要双方当事人在神佛面前发誓，就得到解决。由于大家具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观念，不敢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无事。这说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么都不信，或误信邪教，迷信至少还有维护善良习俗的贡献。更何况在佛教的历史上，玉皇大帝、财神爷、城隍爷、关云长等都是护法神；大陆上的佛教学院也经常收留道士就读，我何不效法古圣先贤，秉持包容与尊重的理念呢？经过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后，我一改过去二分是非的看法，进而从内到外开拓了更宽广的空间。所以早年我设立的念佛会，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爱协助，为宗教融和添增佳话。我也曾到指南宫参观挂单，并在祈梦室上睡过一宿，甚至我创立的南华大学所聘请的首任校长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学院院长的龚鹏程先生。自弘法以来，我曾到新竹城隍庙多次讲经开示，也曾远赴马来西亚天后宫多次主持法会。我不但到过北港妈祖宗圣台弘扬佛法，而且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首赞颂妈祖的歌词，虽已酝酿多时，可惜尚未完成。 过去在大陆参学时，虽然生活贫困，经常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袜，但保持整洁威仪始终是寺院丛林的法师们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来到台湾，我却看到僧侣们足穿木屐，头戴斗笠，身着短衫，手撑雨伞，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师表，不但手拿包袱，满街奔走，而且购物还价，争先恐后。目睹于此，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向生活的陋习挑战，我不但在佛教杂志上多次撰写有关四威仪的文章以资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学院之后，便订立规约：不穿长衫，鞋袜不整齐，不可以出门；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当空，也不准携带雨具。现今各个佛寺道场对于丛林生活礼仪逐渐讲究重视，我虽不敢居功，但起码证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别人，从“自己”先做起，会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常到富家信徒应供。有一次，台湾警务处处长陶一删先生曾办一桌素斋，与我对谈，餐毕之后，又用豪华轿车送我坐头等火车。到了高雄下车的时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对于自己这种贪慕虚荣的心理感到极为僧恶，为了彻底地“向自己的贪念革命”，从此我经常到乡间小径，偏僻村庄布教，像旗山、美浓那一带的山地，我不知来回多少次；东势、后里、铜锣、火炎山，也是我经常路经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脚的足迹。就这样，我终于逐渐走出我心内的佛光山来。 我年轻时，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后两面不一的假道学、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尤其事关佛教时，我往往不惜与人抗争。例如，为了智光商职，我曾和南亭长老争执；为了《人生杂志》，我曾和东初法师辩论；为了教会制度，我也曾和白圣法师多次议论，常常都是弄得不欢而散。后来我自觉虽是理直气壮，但也未免过于刚直。有感于此，我到处设立托儿所、幼稚园、儿童班、星期学校，希望从幼儿的慈爱做起。我也走遍城市乡野、神庙广场，给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湾全省的大小监狱及离岛的看守所，期能借此让不幸误入歧途的人获得重生。现在我经常自豪地向徒众们说：“我在台湾五十年，从来没有对信徒动过嗔心，从来没有骂过一个信徒。”想当初如果不“向自己的嗔心革命”，何能致此呢？ 我的朋友当中，煮云法师最没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范。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好处，都赞叹随喜；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成就，都恭维羡慕。每当受到嫉妒我的人给予我无情的伤害时，想到他的宽容无争，总是令我惭愧不已，既而扪心自问：“难道我不曾嫉妒过别人？难道我不曾在无意中伤害过别人？”从而砥砺自己“争气，不要生气；好强，但不逞强。”后来，我不断提倡“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精神，并且身体力行，不曾间辍。多年来，虽讥毁不断，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计较，甚至因此而化敌为友，转危为安，当初能“向自己革命”，诚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来时路，无时无刻不是在兢兢业业中防范身口意业的过失，深深感到心中八万四千种烦恼犹如八万四千个盗贼，一不小心，便会落入它们的牢笼之中，难于出离。所谓“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将军主帅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我们唯有自己不断地提起正知正见，不断地“向自己内心的烦恼盗贼革命”，不断地改心、换性、回头、转身，不断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几年鏖战历沙场，汗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烟今已熄，踏花归去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够胜利，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啊！ （一九九九年七月） 要利用零碎的时间 我十二岁出家之后，就进入佛学院念书。我的同学都是高头大马的成年人，在年龄上、在思想上就差了一截，最困难的还是面对艰涩的佛学名相，让我最为头痛，每次上课，我都是在如聋若哑，不知所云中苦苦挨过。 有一天，海珊法师大概看我们不知道如何用功，语重心长地向大家说道：“你们要会利用零碎的时间啊！”这句话如同晨钟暮鼓般，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数十年来分秒必争，不但学业得到迅速的进步，甚至许多心愿、事业也都是在“零碎的时间”中完成。“利用零碎的时间”这句话也就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法语之一。 其实，人的一生，即使能活到百岁高龄，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也不得不将时间分割成零碎片断。例如，我们有时需要吃饭，有时需要睡觉，有时需要处理公务，有时需要办理私事。为了吃一餐饭，就得花时间去想菜单、买菜、洗菜、烹煮、洗碗，即使自己不动手，上馆子去吃，也得要花上时间走上一段路，还要找座位，点菜单，等着侍者将饭菜端来。为了睡觉，我们得时常打扫房舍，整理床铺，有时候躺下来，还会辗转反侧，无法立即成眠。吃饭、走路、睡觉，其实并不一定是自己心甘情愿要做的事情，却是每个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事情。在我们短暂的生命旅途中，如果将每天吃饭、睡觉、走路、上厕所、洗澡的时间全部扣除，还剩下多少时间呢？即使人生还有数十寒暑，如果除去嗷嗷待哺、懵懂无知的幼年，及垂暮多病、心力交瘁的老年，真正能够发挥智慧、奉献社会的时间，还剩多少时间呢？所以，人生的时光，少得有如海中之沤，水中之泡，实在是太有限、太短暂了。既然“时间零碎”是生活中的一项事实，懊恼无用，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进而善用它，将它转化为一股激励向上的力量，实现我们的理想，创造我们的事业，集合诸多“零碎的时间”，成为整体人生，如此也就庶几无愧于难得的人身了。 我回想，自己一生当中光是为了等车子、等客人、等上课、等开会、等吃饭，就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后来，我发觉被人等待固然是一种残忍的行为，学习等待却是一种至高的艺术，所以我自己除了保持守时守信的习惯之外，也喜欢利用等待的“零碎时间”，计划做事的先后程序、考虑人我的彼此关系、甚至思考文章的内容安排、佛学上难懂的名相，或回忆读过的名著佳作等。如此一来，不但培养我集中意志的习惯，也增进我从“闻、思、修”进入三摩地的能力。 在四十多年以前，我曾经坐煤矿小火车去台北县菁洞坑弘法，途中在一座不知名的小站上，火车突然停止不走，五分钟、十分钟过去了，还没有发动的迹象。车上的乘客无不焦急地来回走动、探问，我觉得因缘既是如此，何不平心静气地做些事情。就在人来人往的车厢里，我反复思维，很快地完成了一篇腹稿，半个小时之后，火车启动。到了菁洞坑下车，我再度利用弘法空当的“零碎时间”，将刚才所思所想的一挥而就，这就是《今日佛教杂志》的发刊词——“我们的宣言”。 由于我懂得利用“零碎时间”，订计划、想办法，所以，无论是坐火车、坐汽车、坐飞机、坐轮船，无论要花费多少钟点，路程多么曲折辗转，我不但从未感到时间难挨，反而觉得是席不暇暖的弘法生涯中最大的享受。我常常自豪地告诉别人：“公路、天空是我的床铺，汽车、飞机是我的餐厅，一本书和膝盖是我的书桌，一支笔是我所有的动力。”所以，过去几十年，我南来北往，乃至岛内外来回，一点都不觉得浪费时间，甚至觉得“零碎时间”也不够用。记得有一次在华航飞机上，曾在翻阅杂志时，见到张岳军先生的大作，里面佳句不断，明知即将着陆，还是不忍释手，终因时间不够，无法看完，下了飞机之后，只记得刚开始的一句是“人生七十才开始”，其他内容已不及阅读，不免遗憾万千。高希均教授的感人大作《八张飞机票》也是在飞机上看到的，但也因为匆匆一览，现在回想内容，也记不清楚了。直到现在，我每次只要一上飞机，就赶紧阅读书报杂志，恨不得一口气全都看完，以致于到达忘我的境界，深深感念到经中所谓的“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是多么奥妙的哲理。原来，听闻不足，必须补于思考；思考不足，必须补于实践。而思考的训练、修行的实践，都必须靠永恒持续地精进不懈，其中，“零碎时间”就是我们用功的最好时刻。 例如，我在佛学院就读的时候，为了遵守海珊法师那句“要利用零碎的时间”，无论是扫地、司水、典座、行堂、洗碗等，我都保持正念，思维观察，或者替常住或别人设想，因为身体虽然劳动，头脑却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我看起来好像整天做事，没有读书，但总能考得高分，令人羡慕。 五十多年前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每天清晨为寺院拉车采买用品，一路上，一句“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陪伴着我，让我忘却了是非人我、称讥毁誉，每天悠游在法海之中，因此无论什么难事加身，都不觉得辛苦。后来我南北弘法，常常坐在公车或火车上，一根根的电线杆、一畦畦的稻田也都化为我称念“阿弥陀佛”圣号的念珠，飞扬在宇宙虚空之中，偶尔竟也能到达“念而无念，无念而念”的忘我境界，我发现诸佛菩萨不但在我内心的深处，甚至法身也在山河大地、鸟叫虫鸣里彰显无遗。 近三十年来，法务倥惚，但即使在坐困卧眠的“零碎时间”里，诸佛菩萨的圣容仍在我脑海里盘桓不已，诸佛菩萨的圣号仍在我耳际中荡漾回旋。我始终觉得：如果生活中没有了“零碎时间”，就好像画满一纸的国画，缺少了生命的张力与美感。 我最初尝试以文字弘扬佛法时，常常镇日思维，搜索枯肠，甚至挑灯夜战，伏案终宵，也不见得写出什么东西，但往往在走路、等人的“零碎时间”里，却能触景生情，灵光乍现，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神来之笔，最初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我仔细回忆往事，才明白时间或久或暂不是学习的绝对要素。 一九五七年，我住在新北投普门精舍，印象中云光山色，花树婆娑。像我曾经花了一个暑假，一二个月的时间，读完蔡东藩先生四十册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但是到头来什么也记不得，只觉得他对佛教不友善，也不是议论公正的历史学家；四十年前，报纸连载的武侠小说，如卧龙生的《玉钗盟》，诸葛青云的《护旗》等等，多年以来，都是我晨间阅报先读为快的作品，但是到现在，竟然一点记忆也没有。十年前，尽管朋友们推荐我读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像《神雕侠倡》等，而且我也曾在**和金庸先生晤面畅谈，但是由于我怕记不起那许多每天不吃饭、不谋生，只在刀光剑影中来去挥舞的侠女勇士们，所以想想还是不去接触也罢。反而四十多年前的同道、信徒，即使只花了一两分钟“零碎的时间”，见过一次面，到今天，不但他们的名字我都能叫得出来，而且谈话的内容、事物的背景，也都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可见，心念上的东西不一定要花长久的时间，佛教所谓的“一念三千”、“胸中法界”，诚乃不虚之言也。 二三十年前；电视播放《保镖》、《西螺七剑》等连续剧，我也跟着大家好奇，凑热闹，如此持续数月之久，可是到现在却一点印象都没有。当时有一个小女孩跟着母亲来寺院煮饭多年，法师们才刚讲过的佛门人物故事，再问她人名、内容，她都一概不知。但只要信徒们一提到李璇、白嘉莉、欧阳菲菲等演艺人员，她却能如数家珍，津津乐道。这也说明了每个人的根器不同，心思着力的方向不一，就会在八识田里种下了不同的种子，所以花时间的长短，不是成事的原因。 一九四五年，我到焦山佛学院继续学业。因为焦山位在扬子江中心，所以每天药石（晚斋）过后，总喜欢走到门外沙滩上散步，一走数里之遥。因为面对那一望无际的江水，思绪就好像波波相继的浪潮般，从远处拍岸而来；起伏的念头也如同暮霭返家的帆船般，不断驶进心中的港口。在那段美好的时光里，我虽无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佳句，但也偶有小诗习作登在《新江苏报》上，对我日后从事佛教文艺创作，不无鼓舞。数十年后的今天，厕所文学、马路文学、会议文学流行于世，有人说那是胡思乱想下的产品，我却觉得如果在“零碎时间”里，能用正念对治妄念，未尝不是好事；当然最高的境界，是以无念对治正念，但何其难也！ 一九五二年开始，我驻锡宜兰，每天总有一些青年喜欢来到寺院里听经，他们问我：“青年在佛教里能做些什么事情？”于是，我开始教他们“利用零碎的时间”，做纸人、画连环图。我们每天就骑着脚踏车，带着这些纸做的道具，到乡村的露天广场里，一面采取通俗方式说法，一面以玩纸戏、放幻灯片来作辅助，结果往往吸引了许多人前来闻法，这在当时佛教不普遍的年代里，真是莫大的鼓励。我们每天骑着脚踏车，带着抖擞的精神前往各乡村邻里布教，总能载满法喜的心情返回寺中。有一天，在归程时看到朦胧的月色，我突然心有所感，回到寺院寮房，赶紧拿出纸笔，就着微弱的灯光，写下《弘法者之歌》，由于颇受佛教青年的欢迎，更鼓舞我创作佛教圣歌的兴致，像后来的《西方》、《祈求》、《钟声》、《甘露歌》、《菩提树》、《伟大的佛陀》、《快皈投佛陀座下》、《青年佛教的歌声》、《佛光山之歌》、《信心门之歌》、《佛教驱邪总动员》、《佛化婚礼祝歌》等等，也都是我在“零碎时间”酝酿思维，而后一气呵成的作品。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次应邀到新营高中主持佛学讲座，当汽车飞驰在高速公路上时，偶然一刹那间，心中灵光一现，忽然赞颂三宝的词句全都涌现在脑海里，我立即请同车的慈惠替我记录下来。那就是现在岛内外佛教典礼集会时，大家经常唱的《三宝颂》。 最初，我经常为频繁的讲演所苦，但既然答应了别人，就得全力以赴，于是拿出“利用零碎时间”的全副本领，不敢稍懈，后来竟能驾轻就熟，无论是临时的开幕致辞，即席的餐前开示，我总能在数秒之内，脱口而出；一天数场的讲话，同时进行的会议，我也可以在几分钟之内预先想好说词。破土、落成、开光、启用等的法语，内容不一，有时是为寺院，有时是为商店，有时是为机关，有时是为住家，我经常都是抵达目的地的前一刻，在车上打好腹稿；法会、活动的祝祷、祈愿，对象不一，有时是青年，有时是妇女，有时是幼童，有时是老人，我也往往都是到了会场，和客人寒暄之后，才赶快去思维组织。我发觉刚开始练习“利用零碎时间”的时候，片断的思想就如同水滴透过石缝般，最初是“滴”、“滴”、“滴”……一点一点地流出来，时日一久，自然就会凿穿石壁，形成一道清流，如银瓶泻地般宣流不止；而众生本具的佛性好比包裹在层层弹壳里的**，只要善于“利用零碎时间”，让正念的引信保持干燥，不被妄念欲水所沾湿，一旦因缘具足，点燃火花，总能产生很大的引爆力量，将内在的潜能全部发挥出来。 佛光山开山时期，每周有许多善男信女组团朝山，虽然每次前来的客人、团员都不同，即使讲的是同样的内容，也不致让人有重复的感觉。但是我感到自己身为负责人，又是大家的师父，理当采取不同的题裁以身作则，才能教育担任知客的徒众、职事们，只是那时我既要监工，又要教书；既要计划，又要筹款，整天从早忙到晚，连合眼都成为奢侈的休息，遑论刻意去思考开示的纲要？还好我过去习于“利用零碎时间”构思取材，所以每次从东方佛教学院的宿舍走往朝山会馆，在经过宝桥的路上时，俯瞰池中碧波荡漾、鸢飞鱼跃的景象，往往引发无限的感触。像“你好我坏，你对我错，你大我小，你有我无”；“对自己不忘初心，对国家做不请之友，对朋友不念旧恶，对社会不变随缘”；“见面三句话，相逢应问好，交谈应微笑，口角一回合”……都是在那一段宝桥的路上想到的题裁，我深深感到古德所云“大块假我以文章”固非虚言，但也要吾人肯在“零碎时间”上多下功夫，才能把握其中的妙义。 我每次主持三皈五戒的时候，因为平日习于“利用零碎时间”，头脑从来未停过，即刻就会发现这里不如法，那里不对劲，无奈台上台下的徒众，不能和我相应，只有双眼一合，告诉自己：“着急没有用，一切随缘吧！”就在这闭目的“零碎时间”里，我也经常福至心灵，想到许多深入浅出的词句，在开示时收到很大的效果，例如，我教大家称念“我是佛”，并开示“我是佛”的观念，总能让皈依者立即明白学佛的意义，而得到点头、鼓掌的回响；我告诉大家“皈依佛，是为自己的心建造发电厂，点亮心灵的灯光；皈依法，是为自己的心建造自来水厂，储蓄甘露法水；饭依僧，是为自己的心田开发良田土地，长养菩提花果。”结果也能令大众皆大欢喜，本来是观礼的人，往往在听完开示之后，也发起菩提心加入受持三皈五戒的行列。可见只要我们肯用心“利用零碎的时间”，无论睁眼、闭眼，都能洞悉世事，获得法益。 佛光山三十周年庆时，数项活动同一天举办，先是心定住持晋山典礼，又是功德主会，我既要招呼信徒，又要接待贵宾，没有片刻休息，直到下午举行封山典礼时，我坐在不二门前的法座上，才发觉脑中一片空白，还好宋楚瑜先生即将莅临，就在他的直升机在天空中盘旋，准备着陆时，我想到了四句法语： 封山，封山，常住责任一肩担； 封山，封山，慈心悲愿永不关； 封山，封山，菩提花果处处开； 封山，封山，弘法利生希望大家一起来。 这四句法语虽然是我在片刻等人的“零碎时间”中及时想出，看似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却是我长久以来“利用零碎间”思维法义，观察世事，提起正念，修持不懈的心得感言。 今日的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操作简易的机械虽然取代了程序繁复的手工，但奇怪的是，人类的忙碌却未见其减，反见其增；人类的快乐则未见其增，反见其减。究其原由，不外是因为许多人一味地忙于比较、计较，以致于将自己逼到精神的死角里去，社会的乱象也因而频生不已，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善于“利用零碎的时间”，提炼自己的思想，提升心灵的升华，相信不但个人能拥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整个社会也能臻于幸福美满的境地。 （一九九九年七月） 先做牛马，再做龙象 家师志开上人是佛教的实业家，他除了教书课徒之外，还兴办宗仰中学、栖霞律学院，同时也非常重视佛教的经济实业发展，并效法百丈禅师自食其力农工的修行生活，曾经整治山林、创办农场、烧窑生产、设置染织场。家师在成立这些事业的时候，为了要向**办理登记，必需凑够人数，所以把当时十五六岁的我也登记了进去。他恐怕我不懂得此中的意义，而有所异议或感到疑惑，还特地叮咛我说：“你将来要想做‘佛门龙象’，现在就得先做‘众生牛马’。”这句话我一直奉行不逾，回想佛门的高僧大德不都是“先做牛马，再做龙象”吗？ 像佛世时，舍利弗尊者除讲经说法之外，还负责精舍工程的监督，所以能威服群伦，助佛宣化。陀骠比丘在悟道之后，自愿充任知客，每天起早待晚，提灯帮忙前来参学的比丘安单，后来感得手指发光的瑞相。唐朝的志超法师勤劳众务，每有苦役，必事身先，昼夜克勤，摄引后学，因而得到时人拥戴，数百僧侣翕从学习，法席隆盛。道亮法师六载春米，曾无废惰，后来讲律，声被东夏。宋朝道法禅师白天将乞食所余，咸施虫鸟，夜晚则脱衣露坐，以饲蚊蚋，一日入定，见弥勒菩萨放光照耀，因而更加精勤。雪窦禅师甚至不愿出示大学士曾巩的推荐信函，宁可陆沉灵隐寺中，操持作务三年之久，后为龙天推出，驻锡雪窦山资圣寺时，海众云集，宗风大扬。伪山灵佑禅师及赵州禅师更是令人敬佩，一个发愿来世做老枯牛服务大众，一个希望往生后到地狱度众。而在社会上，以“牛马”精神服务大众，终能以“龙象”之姿成就事业者，更是不胜枚举，如王永庆以卖米白手起家，高清愿从基层学徒做起，林肯童年时曾做过木工、杂工学徒，富兰克林少年时曾担任蜡烛工、印刷工。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真正的“龙象”，不怕“牛马”般苦役的考验；真正以众生“牛马”自居者，也不畏“龙象”的践踏磨炼。 记忆中，我的一生似乎都和劳动、苦行结下不解之缘，好在我从小出生在农家，练就了结实的体力，举凡车水、除草、牧牛、收割等庄稼人必备的本领，我都必须学习，甚至农忙之余，我还得陪着外婆开辟菜园，种植果蔬，以维持家计。记得那时，外婆就经常对我说：“有志没志，就看烧火扫地。”不时地告诫我：“从小一看，到老一半。”要求我做事时必须认真努力。我将这些话谨记在心，一直把“工作最神圣，服务最伟大”视为一生的格言。 出家之后，我到栖霞律学院就读，也是从为人添饭、管理茶水、看守山林、搬运木柴等基本作务开始学起。到了暑假，我们每天得早出晚归到山上采无花果，以增加常住收入；寒假虽然为期稍短，但仍然忙得不亦乐乎，尤其农历春节的大扫除，单单擦拭全寺的玻璃就要花掉一个月的时间。每逢干旱时期，我还发心到江边挑水，一次来回要三个钟点左右。后来，到焦山佛学院继续学业，除了上课之外，还兼做管理油灯、烧煮饭菜等事务。总之，劳动的工作从来未停息过一天。由于白天忙于劳动服务，晚上没有照明设备，因此我就以拜佛、打坐来消磨时间，真正读书的时间并不多，但奇怪得很，我对佛法的体会却能够与日俱增。现在想来，才明白那种如“牛”似“马”般忙碌的作务生活，使我活学活用，让我“读”遍长老大德行事的风采，“读”尽寺院运作的方式，“读”通生活中修持的要诀。佛学院结业之后，我回到祖庭大觉寺，因为那里拥有数百亩的土地农庄，我在教书之余，又恢复儿时农家的生活，与稻麻菽麦、锄头耙铲为伍，从大自然中撷取源源不断的资粮。 我初到台湾时，虽然在寺院里从事的都是一些像拉车、打水、收租、采购等粗重的事情，但是因为一直习于劳力的工作，所以不但不觉得厌烦疲累，反而深深感念能有继续锻炼身心的机会。尤其最令我高兴的是，尽管过去在大陆不曾有过建筑道场的经验，然而由于具备长久的农工杂务基础，一旦有了机缘，就能够得心应手，胜任愉快。像最初在宜兰建设念佛会讲堂时，因为我每天观察施工情形，对于砂石计算、门窗装置、砖瓦搬运、刨木雕刻、浇灌水泥等了然于心，所以后来再开工兴建慈爱幼稚园的时候，在土木工程方面也就十分驾轻就熟了。 我从宜兰来到高雄之后，面对一个与宜兰乡镇截然不同的城市，我必须更加兢兢业业，努力以赴。所以从高雄佛教堂到寿山寺的建筑，对于一砖一瓦，一沙一石，我都不敢掉以轻心，总是观察再观察，研究再研究，所以在如何节省、如何赶工等细节方面，又多加一层认识，由此奠定我对土木工程的兴趣。 那时，我每天除了忙着写稿、编书、教课及一些行政事情之外，一有余暇，便关心各地建筑的外观式样及内部设计，并且不断地思考：“如果是我，我会如何如何去做……”因为有了这些概念，所以后来建设佛光山时，虽然请不起专业的工程师、建筑师，只是和木工出身的萧顶顺先生在泥地上边谈话，边计划，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筹建处，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三十多年来，佛光山一栋栋的建筑就在路边谈话商量中一一地完成了。 记得刚辟建佛光山时，经济十分拮据，每逢假日，我还得亲自下厨，为来山的游客服务，希望多得一些油香，来补助建筑经费。为了节省工资，我经常将很多工作从萧先生的手中再包回来自己做，举凡搬运砂石、搅拌水泥等需要用力的粗活，都由我和早期的徒众，如心平、心定、依严、依恒等人扛起重任，像净土洞窟两边的围墙、灵山胜境的广场、大雄宝殿前面的成佛大道、大悲殿前面的丹墀，还有龙亭、放生池等多处地方，都是在我们师徒同心协力之下完成的作品，外观虽不精美，但很坚固实用。像“牛马”一样的劳动生活不但凝聚了师徒之间的道情法爱，也锤炼着弟子们的道心悟性。 最不可思议的是，萧顶顺先生和我合作至今，三十年来，所有建设佛光山的水泥工、木工、电工、油漆工仍然还是原班人马，未曾换人，他也因为承办佛光山的多项重大工程，而成为工程界的“龙象”，许多建筑公司高薪挖角聘请他，但他还是觉得在佛光山做事，可以赚到更多的欢喜及功德，所以一一婉拒。 天生具有服务性格的我，注定我终此一生要如“牛马”般奉献人群。记得初到台湾时，我虽上无片瓦覆身，下无立锥之地，但只要看到贫苦的人，我就会不顾一切，尽一己之力给予帮助。一九五二年，花莲大地震，我连一张公车票都买不起，却本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愿心，各地行化，劝募救济震区的灾民。多少次台风过境，我和黎元誉先生抢先到灾区运送食物；后来世界各国的水涝、旱荒、震灾、风难，我除了召集各地信徒捐助外，自己也是罄其所有，解囊纤困，明知车水杯薪，如鹦鹉救火，但只想要尽一点微薄的心意。 由于从童年时代，我就曾经为病患疗伤喂食；弱冠之龄，也曾经为亡者更衣安葬，对于生、老、病、死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触。所以一俟佛光山开山之后，我便陆续兴设佛光诊所、云水医院、佛光精舍、万寿公墓。佛光山开山时，我将在工程土堆中挖掘出来的骨灰罐暂厝于工地草寮中，与之同寝共眠，直到万寿堂成立之后，将它们安奉其中，才放下心中的挂念。乡民将路边拾来的小孩送到佛光山，常住为他们添购新衣，送他们上学。后来，送来的小孩越来越多，大家同心协力，兴建育幼院，好让他们享有家庭的温暖。尽管诚心奉献，如“马”负重，如“牛”犁田，但也只是点点滴滴，犹如微尘爪泥，无法拯救苦难重重的世界。所以，后来弘扬佛法，净化人心，成为我一直戮力以赴的目标。 四十多年前的台湾，民风保守，佛教不振，现成的布教场所难得一见，即使有，也不见得肯出借作为弘法之用。我以露天广场作为道场，从搬桌椅、拉电线、安装电灯、放幻灯片中，领略到场地布置的要点。在徒步弘法、单车布教的途中，眼望山河，脚踩大地，引发不少说法的灵感。从接触各式各样的信徒、各行各业的民众当中，感悟到各个阶层的人所面临的苦楚。在身经各类人为阻难、各种天灾变化中屡仆屡起，深深体会到佛法无限的妙用。五十年来，这许多的体验跃然于心，后来，触目遇缘无非妙谛，信手拈来皆是法语，我将之书成条目，从军营兵团讲到监所牢狱，从企业工厂讲到学校会馆，从家庭客厅讲到机关团体，从寺院道场讲到街头巷尾，从国内山河讲到国外海港，从电台电视讲到计算机网络，这一生中，不止讲了千余会以上。有人说：“人永远处于两难的状态，因为活着为自己很自私，活着为别人又很辛苦。”而我却有幸接受佛法的洗礼，自许为“众生牛马”，在为芸芸众生奔波忙碌的同时，还能享有一份自利利他的法乐。 多年来，为了对佛教文化尽棉薄之心力，我好像“牛马”驰骋于道，一意想着如何前进，几乎到达忘我的境界。记得拙作《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因为寺内没有多余的桌子，我就用板车将全部的书载到邮局的前面，一口气包装了两千多本寄给读者，当包完最后一本的时候，已是汗流浃背，湿透衣衫，邮局员工也一直催促离开，因为他们要下班了，但那种欢喜直到现在仍回味无穷。发行一份杂志，从开始到出版，我一周多次来回印刷厂，经常日食不到两餐，有时饥肠辘辘，也觉得兴趣盎然；为了一本新书的印行，我搭乘数小时的火车到印刷厂去看校样。当时只有一个心愿：“我要为众生做些事情！我要让佛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即使一包包的书籍，一堆堆的刊物，无处收藏，我还是欢天喜地地从事佛教文化工作。有时大风大雨来了，为了怕书籍文件给水淹没了，还得东搬西搬，但我依然乐此不疲。一九六三年，台湾北部淹水，在三重埔的一部藏经被水漂走，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回来听说之后，心中一片茫然，只想为这一部大藏经举行追悼会。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编印过《觉世旬刊》、《人生杂志》、《今日佛教》，从写稿、编辑、校对、发行，都是我一人包办，尤其《觉世旬刊》，每十天一次的发行，无或暂息，光是写稿、改稿的辛苦，看稿、催稿的繁琐，不曾经历者很难了解其中的味道。 尽管多少个晨昏在文字堆里度过，多少个深夜在绞尽脑汁中煎熬，既没有拿过一文稿费，也没有得过一句鼓励，但是我心甘情愿，在所不惜，尤其看到许多人因此而走入佛门，更是高兴不已。后来得慈惠、慈怡、依晟相助，又经过了数十年，目前已经发行到一千四百多期，不但在佛光山与信众之间负起沟通的功用，而且被许多人视为初入佛门的指引要津。由于《觉世旬刊》的顺利发行，又带动了《普门月刊》的出版，一批批的有志青年投入其中，接受挑战。多年来，尽管法务倥惚，我却未曾放弃“文化牛马”的职志，不时推陈出新。像近两年来，三百万字的《佛教丛书》和三十万字的《佛光教科书》陆续推出，无不是多年来如“牛马”般服务大众的切身体会。 二三十年前，创办佛教教育事业，高雄师资不多，南部许多老师都是特地从台北延请到佛光山来授课，常常抵达的时候已是深更半夜，但无论多么晚，我都会伫立在山门口，恭候他们驾到，甚至为他们煮宵夜点心，看着他们吃完就寝，我才安心返回寮房。学院草创初期，没有经费聘请行政人员，我不但一人身兼数职，还得到殡仪馆、太平间通宵诵经来弥补学生食宿开支。后来，慈惠、慈嘉、慈怡、慈容、慈庄陆续赴日深造，我一个人从工友打杂、编印讲义到教务行政、辅导训育，忙得不可开交。一些没有恒心的学生中途退学，我的心中不知生起了多少的叹息，多少的无奈，但三十多年来，我仍像“牛马”一样，无怨无悔地耕耘着这片菩提园地，只为了作育僧才，让佛法能远播四海，光照普世。 我这一生，对于某些信徒，或有惭愧照顾不周之处，但我对于大众的福利，自问一向都是格尽心力，不辞辛劳。就以农历过年而言，早年我不是在朝山会馆帮忙典座，就是到果乐斋炒面、炒饭，后来有好几年的春节期间，我都是在指挥交通中度过。记忆中最深刻的，要算是五年前的春节期间，台北道场为募集佛光大学筹建基金而举办书画义卖，我在义卖会的前夕才从泰国弘法归来，虽不曾学过装潢美工，但因嫌其会场布置简陋，即刻召集徒众们通宵达旦重新摆设，直到第二天开幕时，双眼都未曾合过，没想到来宾们赞语连连，听在耳中，真是比什么奖赏都来得更好。后来，我们以此经验在各地开设美术馆，获得许多好评，可见无论什么事都要从“牛马”做起，才能稳扎根基，立于不败之地。 除夕夜是大家围炉团圆的日子，我也经常都是在开示完毕之后，立即赶到山上各个区域视察，从悬吊花灯到工地洒扫，从通宵摆设陈列馆的宝藏到熬夜布置展览馆的物品，我都曾参与其中。六年前，佛光山增购山下土地作为停车场，由于人手有限，负责画停车线的员工直到晚间围炉时还未完成工作，我自告奋勇前往帮忙，一直到第二天清晨四点多才完工，一共画好大客车停车位八十辆，小客车停车位四百辆，大年初一我守候山头，看到车辆整齐有序地排在停车场，给予信徒们多少方便，虽是一夜未眠，那种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却足以让我兴奋良久。 弟子中具有“牛马”精神者也是不胜枚举，像三四十年前，心平从清理环境到印刷传单，办事之谨慎，显出他老成忠厚的特质，直至担任佛光山住持之后，因积劳成疾，圆寂往生为止，种种行仪见证了“欲做佛门龙象，先做众生牛马”诚非虚言；慈庄在寺院里从扫地抹桌到推销书籍，无一不做，如今凭着流利的外语及亲切的风仪，拎着一个小布包，独自一人走遍天涯海角，建寺安僧；慈惠出家之后，赴日留学，每年寒暑假仍不忘回山帮忙寺务，数十年来以文教弘法闻名于海内外佛教界，四所大学筹办工作效率之高，也令大家赞叹不已；慈容从帮我带领幼稚园的小朋友做起，种种活动无一不与，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成立国际佛光会，对于教会事务的娴熟，同济中鲜有出其右者；慈嘉从香灯行堂到烧水洗碗，包办一切杂务，其教课认真，学问扎实，说明了从日常作务中磨炼心志，在胸膛间自然流露出来者，方为真才实学。心定在开山期间搬砂挑土、铲地推车，有求必应，从不推辞，两年前他被推举为佛光山第六任住持，实是众望所归；余如依空、依淳，大学毕业之后来山出家，也都是从担任知宾及端茶服务开始做起，他们分别在日本东京大学及文化大学佛学研究所深造期间，还参与文化编辑工作，学成后受命掌管《普门》、《觉世》的编务及普门中学的校务，如今久炼成钢，成为文教界的尖兵，这一切都是他们从辛勤作务中结成的花果。 佛光山在短短三十年间，之所以能有现在的规模，是许多人“做牛做马”，服务大众得来的成绩，我丝毫不敢以“龙象”自居。随着时代的进步开放，佛门僧伽的数量普遍提升，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但目睹许多人出家之后，即高高在上，自称“僧宝”，借“自修”之名，懒于说法，懒于度众，懒于活动，懒于利生，长此以往，不仅是个人的堕落，也有违于佛教的真义。社会上也有许多人只知道坐享其成，一旦失败，就怨天尤人，甚至为了名利虚荣而作奸犯科，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奉劝大家不要只看到别人的开花结果，要知道最初的播种耕耘是十分重要的，所谓“想要千人头上坐，先在万人脚下行”，唯有先做众生的“牛马”，才能成为顶尖的“龙象”。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