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百语②》 星云大师简介 江苏江都人，1927年生，为禅门临济宗第48代传人。 1949年初到台。曾主编《人生》月刊、《今日佛教》《觉世》旬刊等佛教刊物。1967年创建佛光山，致力推广教育、文化、慈善、共修等佛教事业，并在世界各地创设200余所寺院道场。 文化事业方面：1976年创办《佛光学报》，翌年成立“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编纂《佛光大藏经》《佛光大辞典》。1997年出版《中国佛教白话经典宝藏》《佛光大辞典》光盘版；2001年将发行20余年的《普门》杂志转型为《普门学报》（双月刊）；同时成立“法藏文库”，收录有关佛学之两岸硕、博士论文及世界各地汉文论文，辑成《中国佛教学术论典》《中国佛教文化论丛》各100册等。创立佛教电视台人间卫视，以及创办佛教第一份日报《人间福报》等。 教育事业方面：培养1300余位现代僧才，于五大洲弘法度众。并创立西来大学、佛光大学及南华大学。 1985年，卸下佛光山宗长一职，之后四处云游弘法，创建国际佛光会。 近年致力两岸佛教交流。2003年11月，应邀参加“鉴真大师东渡成功1250年纪念大会”；随后率领佛光山梵呗赞颂团，首度应邀至北京、上海演出；2004年2月，两岸佛教共同组成“中华佛教音乐展演团”至港澳台地区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巡回弘法；2006年4月应邀出席于杭州举办之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说，写下宗教和平交流的新一页。 大师著作等，撰有《释迦牟尼佛传》《星云大师讲演集》《佛教丛书》《佛光教科书》《往事百语》《佛光祈愿文》《迷悟之间》《当代人心思潮》《人间佛教系列》《人间佛教语录》等，并翻译成英、日、德、法、西、韩、泰、葡等10余种语言，流通世界各地。 图字：01-2007-279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百语2／星云大师著.—北京：现代出版社，2007.7 isbn978-7-80188-859-4 1.往…2.星…3.禅宗-人生哲学4.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94989号 作者星云大师 责任编辑张晶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100011 电话（010）64267325 传真（010）64245264 电子邮箱xia dai@c pitc.c 网址.xia daibook 印刷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787x10921/16开 印张12.75 版次2008年4月第1版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978-7-80188-859-4 定价25.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自序 经常有人问我：“请给我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好吗？”我一向满人所愿，就这样“一句话”、“一句话”，一生之中不知给了多少人多少个“一句话”。我深深感到：给人“一句话”很容易，但如何让对方受用，才是最重要的。像六祖惠能大师本来只是一名樵夫，因为听到《金刚经》里的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后，若有所悟，所以寻师访道，后来在五祖弘忍大师座下春米八月，开悟见性；丹霞禅师原本要进京赶考，因为听到一句“选官不如选佛”的话而出家学佛，在一番精进修持之后，也成为禅宗的一代祖师。 《阿含经》说：“闻善言，要著意。”我很庆幸生来就具有这种性格，每逢听到好的句子，都能牢记在心，给予活用，使我一生受益无穷。例如家师志开上人引用古德的“先做牛马，再做龙象”，让我肯定工作最神圣，服务最伟大；芝峰法师的“不要做焦芽败种”，让我随所在之处都不忘失菩提心；尘空法师的“要有佛教靠我的信心”，让我即使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仍能坚忍不拔，无怨无悔；东初法师的“钱，用了才是自己的”让我体会到：最佳的用钱之道，是使大众获得取用无尽的般若宝藏。甚至童年时，外婆的“残缺就是美”、母亲的“排难解纷不是闲事”，还有教育家杜威的“重新估定价值”、一般人所误解的“图利他人”等，都成为我一生待人处世的格言。 后来，我自己在应事接物当中也悟出了许多“一句话”，像“凡处世待人，都要皆大欢喜”、“不要让阿弥陀佛代替我们报恩”、“为信徒添油香”、“要做义工的义工”、“肌肉是要活的”、“你重要，他重要，我不重要”、“感动是最美的世界”、“忙，就是营养”、“疾病就是良药”、“不知道的乐趣”等，于弘法开示中一经提及，立刻就会在徒众之间流传起来，凡此令我感受到“一句话”所散发的力量。无怪乎市面上不乏有关“名人成功一句话”的书籍，多年前也曾经看到《普门杂志》到处为“一句话”的专栏而向人索稿。 后来有人告诉我：一句话固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听时似悟，对境生迷”是一般人的通病，所以希望我将亲身体验说出来，好让大家能够玩味其中的含义。回想我的一生，曲折多变，苦难连连，确实有很多“一句话”的故事值得作为现代青年励志的参考。因此从一九九二年七月开始，我不揣浅漏，将一生事迹，借着“一句话”作为引子口述出来，由弟子满果（辅仁大学、佛光山丛林学院毕业）整理记录，贡献给大家。《普门杂志》得知，率先争取连载，著名的《远见》、《讲义》等杂志也曾索稿刊登。经过七年的时间，我终于完成了一百篇“一句话”，而今结集出书，订名为《往事百语》。 犹记得七年前刚开始撰写《往事百语》时，心里曾经盘算着，如果每个月都为《普门杂志》提供一篇的话，也要花费将近十年的时间才能到一百篇，万一我才完成了六十篇、七十篇就往生了，如何成为“百语”呢？当时有人说，即使真的如此，弟子继续师长未竟之作，古有前例，比比皆是。如今《往事百语》居然在我自己生命过程中留下历史，真是令人欣慰。 最让我感动的是，多年来，读过《往事百语》的人经常让我分享他们的法喜： 有的说，懂得“心甘情愿”之后，做事有了另一番的境界； 有的说，了解“难遭难遇”之后，世界充满了美好的意义； 有的说，“敢，很重要”，使他们在遭逢困境时，仍能抱持信心，冲刺到底； 有的说，“忙，就是营养”，让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产生无比的力量。 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经过了深思体会，真正把书读到了心田里，读到了生活中，所以能有如此的感受。《往事百语》之任何一“语”都不是分别的意识所能认知的境界，而必须用心灵去感受，用实践去印证，才能获得个中的意味。对于“一句话”如果轻易放过的人，即使是读遍千经万论也百无一用，这就好比牛饮狼吞的人哪里能品尝出“无心之茶，花红柳绿”？走马观花的人哪里能看得见“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经云：“以闻思修，入三摩地。”诚乃不虚之言也。 此外，由于书中所述皆为自己经历过的往事，所以： 一、难免以“我”为主轴来发展文章的脉络，同时对于时代、事物也有所臧否，但绝非自我标榜，纯为就事论事，旨在将心路历程及所思所行写下来，盼能对大众有所助益。 二、地点、人物虽不免有重复之处，但感受不同，如能仔细三思，咀嚼回味，必有一得。 三、承蒙学者专家撰文推介，愧不敢当，在此一并致谢，并望各位读者不吝赐教。 值此世纪交替之期，由衷感恩三宝加被，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作为公元两千年及佛教东传中国两千年纪念之献礼。 是为序。 星云于佛光山开山寮 一九九九年七月 目录 横遍十方，竖穷三际 不要同归于尽 语言要像阳光、花朵、净水 皆大欢喜 我就这样忍了一生 将欢喜布满人间 有佛法，就有办法 生气不能解决问题 破铜烂铁也能成钢 做什么要像什么 肌肉是要活的 我是佛 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 不要错失良机 六根互用 错误不能一直下去 欢喜与不欢喜 给人利用才有价值 无用与无明 疾病就是良药 残缺就是美 三分师徒，七分道友 什么都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 一半一半 化缘化心，不一定化钱 随缘不变是最好的性格 人我之间要跳探戈 结缘总比结怨好 拒绝要有代替 了不起与没有什么了不起 天堂地狱一念之间 行善与教化 要空，才能有 横遍十方，竖穷三际 常有人问我：“佛光山僧团人多，事业庞大，究竟是如何管理，竟能上下一心，和合无争？”我往往以一句佛门用语来作答复，那就是： “横遍十方，竖穷三际。” 曾有记者问：“为什么您总是广受欢迎，不知有什么个人的魅力？” 我不知道自己有何魅力，我只是以“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理念来待人接物，并且以此身教课徒而已。 回想自小在佛门熏习，师长要求我们背诵佛学名相，当时不甚了解其意，只是囫囵吞枣，没想到长大后，遇事触缘，迸发了早年深植在八识田中的种子，使我深深感到佛法的妙用，真是不可言喻。尤其是这一句描述自我法身自性的“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用在做人处事上，更是屡试不爽的金科玉律。 所谓“法身自性”，就是我们本自具有的佛性，在横的空间上来说，世上任何一种东西的大小都有其限制，惟有真理和我们的法身慧命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处不遍，无所不在，故日“横遍十方”；在纵的时间上来说，虽然我们的肉体有分段生死，但是我们的真心本性却能超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限制，不生不死，永恒一如，故日“竖穷三际”。所以，简而言之，所谓的“法身自性”，无非就是亘古今而不变、历万劫而常新的真理，而“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即是真理之用；既然是真理之用，则放之四海皆准，做人处事又何能自于其外？ 在佛法的体验上，我所了解的“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则是：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应该三思而行，举凡此事、他事的互动，此人、彼人的关系，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都应该考虑周全。 有时，徒众来向我诉苦：“某人嫌我这件事做不好。” “他责怪你什么呢？”我问及原因。 “他说我事先没有和他沟通。” “这就是你不能‘横遍十方’。” 也曾有徒众向我忏悔：“某人说我这场法会办得不如法。” “为什么呢？” “他们怪我不先向主管请示，也未曾查询旧例，便莽撞行事，因此纰漏百出。” “这就是你不能‘竖穷三际’。” 不能“横遍十方，竖穷三际”，自然在做事上就会有所欠缺。 我自佛光山退位以来，每逢山上重大活动，继任住持心平和尚都来请示：“今年如何做呢？” “参考往例吧！”我总是这么回答。 这句话看似平常，却有着很深的意义，早年的活动有我创业的理想，因此注重往例，便是力求与宗风相应，而随着时移世迁，凡事也应有所改革创新，故言“参考”，而不说遵循。“参考往例”，便是一种“竖穷三际”的表现。论及有所兴革，就要商议协调，并且周知四方，开会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程序。佛光山自创建至今，几乎没有一件事不是用民主的开会方式来解决，因此有所谓的员工会议、职事会议、单位主管会议、各院院务会议……有时，学生们要求参加，我也从善如流，从不拒绝。这种“横遍十方”的作风不但减少了做事的阻力，也使得佛光人从开会中学习沟通的艺术。 也曾有徒众向我报告工作缺失： “我常因怠慢客人而被主管责怪。” “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是开门太迟，就是没有开灯。不是忘了准备茶点，就是不能及时通知相关单位。” “这就是你不能‘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啊！” 过去在丛林里担任职事，从接待宾客中，我培养了敏锐的觉知，凡是一样事情来了，我就事先从一个点联想到其他的点，然后由点而线，再由线考量到全面，如果对于事物都能有一个整体的观念，将时空都能拿捏得恰如其分，就不会挂一漏万了。后来，我以此教育早期的弟子，如今他们不但在接待宾客上是一流的知客，在策划活动上也是顶尖的高手。 时空上的联系固然应该注重“横遍十方，竖穷三际”，人情上的往来也不能偏废此理。我虽然课徒甚严，但是我也很注重个人心理的感受。例如：甲、乙二人工作勤奋，都很值得奖赏，但是我目前只有一份礼物，不知奖励谁好，在左右为难之下，我只得透过甲送给乙，并且对甲说：“我有一个精美的礼物要送给乙，请你替我转送，将来如果还有一份的时候，再送给你。”我这么一说，乙收到了礼物，固然心喜，甲也因为受到重视而感到高兴。如此一来，皆大欢喜。 由于受到“横遍十方，竖穷三际”这句话的熏习甚深，年少时，凡是见到一篇流畅优美的文章、一句金玉良言，我都尽速告知周遭的同学们；凡是听到一则趣闻新知，我也如获至宝，广为传阅，惟恐无人知晓，无形中缔结了许多珍贵的友谊。直至今日，偶然福至心灵，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或计划，我往往毫不吝惜地与良朋好友们分享，即使被同道们先行采用，心中也非常欢喜；一趟云游弘法下来，我也总是迫不及待地将沿途见闻告诉徒众学生们。 我始终认为：横向的传播讯息，是广结善缘的妙方。而交流联谊，则是促进彼此进步的增上缘。因此十年前，我就力主佛学院间应举行院际活动，可惜大家太过保护自我，并不能蔚为风气。 早在一九六四年，我已提出团结、统一、动员作为讨论的核心，当时曾引起在场论师们的一致赞同，直到现在，我仍然不停地以此呼吁佛子们要集体创作，期能众志成城，发挥力量。我不但奔走提倡，更付诸实践。 我在信徒里，成立了念佛会、青年会、妇女会、禅坐会、金刚会……大家以会会友，互勉互励，成为红尘里的一股清流；在学者中，每年举办的佛教学术会议，无论是在台湾或国际性质，都能普获学者的肯定。在宗派间，我曾干一九八五年首开先例，举行“显密佛学会议”，而今年的“禅净密三修法会”中，每场万人的聚会共修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轰动……可见只要以真理的法则来行事，自能到处受人欢迎。 “横遍十方”的空间观，扩大了我们的心胸；“竖穷三际”的时间观，则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我一方面尊重历史传统，但也主张因时制宜。例如，我过去曾为文批评擅改佛诞的庆祝日期，但也尝撰稿建议改良寺院传统课诵；我反对一些人曲意将神佛混为一谈，我却主张应将附佛外道厘定界限；佛教人士将各种修持方法定得繁琐，我却主张将法会仪式简单隆重化，俾能真正摄受众生；我创办佛学院达二十八载之久，在生活上，我们一向采取晨钟暮鼓、早晚课诵、搬柴运水、典座行堂等传统的教育方式，但是在思想上，我鼓励教师们要注重现代的变迁，给予学生们启发式的教育。 为了弘扬正信佛法，从刚来台湾的单车下乡，到这些年来的汽车代步、空中来回，深深感受到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确实给予弘法上诸多便利，然而适时的烙遵古制，也能使人认知佛教的真义，例如：佛光山从一九八九年起，每隔一年举行行脚托钵活动，不但将佛陀的慈悲与光明带到台湾各个角落，给予善男信女供养种福的机会，对于出家僧众而言，也是一项很好的体验。一九八○年后，我们在台湾北、中、南三区首创的“回归佛陀的时代”活动中，利用现代的声光化电，使数万信众有如进入时光隧道，回到两千五百年前的灵山胜境中，享受梵音的法喜…… 四十年来的弘法事业，虽未有很大的建树，但自忖总是兢兢业业，力求远绍如来之遗绪，以竖穷三际，贯通古今的方式，期使广大的信众能真正普获法益，并且借此作为后世徒众的典范。 在教界，我八宗兼弘。我以为佛法里的“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就是要我们大开普门，接引各界人士、三教九流同沽法益。一九八九年，我回到大陆礼拜祖庭、探视母亲，家乡师长亲友，乃至同参学生，无不扶老携幼，拖家带眷，前来拜访，一时之间，门庭若市。凡是与我曾经有一面之缘者，我都出钱资助，广修供养。但愿这一刻的结缘，能带给他们未来得度的希望。 有些人不明白我为何对于所费不赀，屡赔不赚的文教事业情有独钟，其理无他，只因为文字般若能传之千古，而作育英才正足以承先启后，二者均能达到“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效果。此外，我更奖励佛典翻译白话，并且成立英文佛学班、日文佛学班，培养国际弘法人才，期使佛法“横遍十方，竖穷三际”，光照普世，润泽群生。也因此，我在海内外广设别分院，其建设由佛殿到教室，由图书馆到会议室；其活动由各种法会到讲经弘法，由礼佛参禅到研读义理；其佛事由消灾祈福到婚丧喜庆；凡是集会联谊，我们欢迎夫妇连袂参加；凡是佛诞庆典，我们邀请阖家一齐光临。因此，说到佛光家庭，总是祖孙三代；提起信徒聚会，也是亲朋好友齐集一堂。 我们也秉着“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愿心来办理慈善事业。为了使医疗普及偏远乡村，我们以数十辆弘法义诊车为医院，每天载着医师护士，在穷乡僻壤、山岭水涯来往穿梭。我们以佛陀的慈心悲愿为榜样，不但为病患治疗身体，更为说法慰喻，安抚心灵，从根本上拯救众生“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慧命。 出家以来，愧不能深入三藏，对于世间的学问，也没有博古通今的本领，幸好我能运用“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法则来阅读书报杂志，使我在忙碌的弘法行程中，犹能神游古今中外的典籍。我往往以现在所读与过去经验比较分析，综合组织，并且与日常生活、社会现象加以印证，故能将片面的知识融入自己的生命，所以发而为言，也都能旁征博引，虽然自惭未能有所高论，惟自忖尚能深入浅出，不曾误导众生。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曾多次率领佛教团体出国访问、朝圣，我也常常奖励弟子、学生们到各处去参访巡礼。我希望借着瞻仰圣迹，大家能从“竖穷三际”的历史中，激发道念信心，找寻兴衰得失的脉络；借着走访国际，我们能从“横遍十方”的世界里，广为汲取经验，扩大人生的领域。 仔细想来，我一生为所当为的性格不也正是在诠释真如法性的不变随缘吗？例如：我曾撰文维护佛教寺产，也曾谏言民主；我曾与各党各派政要会晤叙谈，也曾和市井小民闲话家常。孙张清扬女士生前对我个人的种种礼遇，我不曾动容，然而由于她在佛教界卓著的贡献，我为了她的后事，不辞辛苦，南北奔波。我觉得：既然佛性充满法界，“横遍十方，竖穷三际”，故就理体而言，我与佛陀具有同一尊贵的佛性，所以我不必为威武所屈，也毋庸为富贵所惑。而在另一方面，我与众生一体，因此，有时我可以高居狮子座，宣佛妙谛；有时我也可以为大众作牛作马，牺牲奉献。于是，我能大能小，能前能后，能有能无，能乐能苦，能伸能屈，能饱能饿……我虽非生而万能，但是由于“肯能”，我尽力发挥自性的潜力，因而走出一片宽广的天地，横遍十方，竖穷三际。 在“横遍十方，竖穷三际”这句真理中，我得到甚深法益，自然也期盼普天下的众生，也能分享真理的法喜。于是，我在一九九二年创立了国际佛光会，聚集世界上有信之士，目的无非是借着交流联谊，实践佛法，希望大家都能群策群力，为“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生命留下历史，为“横遍十方，竖穷三际”的宇宙留下慈悲。 （一九九三年四月） 不要同归于尽 一九三七年的卢沟桥事变点燃了抗日的炮火。那年我十岁，不久，战祸延及家乡扬州，我的外婆刘氏见情势危急，赶紧召集家人开会磋商，逃避战火兵难，以决定去留。没想到一个个都争着与家园共存亡，在僵持不下时，外婆的一句话令我们茅塞顿开： “大家不可以同归于尽啊！” 当我们逃离家乡百里以外，再度遥望故里，只见远方一片火海，大家在惊惶难过之余，无不庆幸能逃过此劫，外婆的那句话也就深深地植入了我幼小的心田。 十二岁那年，我将出家的意愿告诉母亲，她噙着泪水说道：“李家这棵树上结的三颗果实，就看你这一颗怎么红了！” 我俗家姓李，兄弟三人，我排行老二，后来如愿出家，及至和母亲睽违四十余载，彼此再度见面时，她已是白发皤皤、皱纹满面的老妪。兄弟告诉我：数十年来，她每日思我心切，夜夜泪湿衾枕直到天明。我故意问母亲：“当初您怎么舍得答应让我出家呢？”她说：“家乡的文化教育落后，留你在家，恐怕会误了你一生，何必同归于尽呢？”其实这个答案早已在我心里，如今只不过是作个印证罢了！我早就知道：坚强的母亲秉承外婆的深明大义，不会要求我们聚守在一起，让儿女们“同归于尽”的。 出家后，我曾到各处的名山古刹参学，过去佛学院封闭保守的教育，与青少年天真活泼的思想格格不入。记得我们曾经上书院方，建议设立运动场，纠察老师不但不接受，还要全班罚跪，以为惩诫。为了不希望大家“同归于尽”，我勇敢地独往承担，以免大众受罚。另外一次，全班同学以交白卷来抗议老师授课不讲究方法，教务处追究原因，我自愿前去认过，代众接受处罚，以免大家“同归于尽”。虽然几经责罚，乃至一度被师长们视为问题学生，但是想到佛陀在因地修行时，为着不愿大家“同归于尽”，还曾经舍身饲虎，葬身鱼腹，我这一点小小的牺牲，实在不算什么！ 离开佛学院的时候，许多同学都争着去有名的大寺作当家、住持，我却一个人跑到农村去弘扬佛法，一面在田庄耕作，一面在小学教书。因为我觉得何必都走同一路线，佛教的僧才种子应该散播十方，不要死守一处，“同归于尽”。 一九四九年，我与同学智勇法师谈及未来，彼此都有着“不要同归于尽”的共识，随即商议：他留守神州护教，而我则率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大家分头共为佛教的慧命长存而奋斗。 我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先去栖霞山，向家师志开上人请示去留。他一听到我有志到台湾弘法，立即欢喜答应。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师父亲自办了一桌上堂斋为我饯行，师徒二人对着丰盛的菜肴，却无心举著，彼此相望默然，热泪盈眶。我想起历史上的道安大师，在东晋末年战乱连连时，不也安排徒众分散到各地续佛慧命吗？他们这种“不要同归于尽”的大无畏精神是何等令人敬仰啊！我心中暗暗发誓：伟大的师父啊！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回到南京，我听说上海有一班船要开往台湾，为了使法脉在危急存亡之际能够分灯无尽，我连夜坐火车赶往常州佛学院，在黑暗中摇醒与我识与不识的同学，邀集有志的同参共赴宝岛，开创新局。到了人地生疏的台湾以后，我们食宿无着，投靠无门，大家相约各奔前程，以免“同归于尽”。 当时的同参道友们大都热衷于经忏佛事，讲经说法却很少有人愿意从事，更遑论著书立说的佛教文化事业了。于是，我虽学养不够，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怀！我撰文投稿，编印刊物，甚至倒贴车费邮资，义务奉献。虽然一贫如洗，三餐不继，我还是一本初衷，不改其乐，我以为文化教育也好，诵经说法也好，殊途同归，都能达到弘法的目的，又何必大家挤在同一条路上，使佛教不能朝多元化发展呢？ 来台的最初几年，也曾遇到一些善缘，例如妙果长老请我住持苗栗法云寺，宋修振居士邀我前往佛教会馆，无上法师请我负责灵隐寺，吴随居士要将一善堂送我管理，高雄县请我为其管理仁爱之家，高雄市长陈武璋先生欲将寿山公园交给我负责。对于这些好因好缘，我深深感激，然而每次想到我既没有徒众，又没有同参，即使有了道场，也无法发挥。为了不辜负别人一番好意，我一一予以婉拒。 虽然如此，为了使其他同道能发展长才，为了使信徒能有更多的机会长养慧命，我向台湾林务局争取阿里山的慈云寺，交给伦参法师；我介绍真华法师到罗东念佛会；我推荐成一法师到头城念佛会；我引介煮云法师到虎尾念佛会；当我筹建完成高雄佛教堂之后，极力邀请月基长老担任住持……看到这些地方的佛教陆续发展起来，我感到满心欢喜。“不要同归于尽”的性格开拓了我的人生观，使我随时随地都能以众生的需要为前提。 一九五二年，我听说兰阳地处偏僻，没有出家人驻锡弘法，心生慈愍，便立即束装前往弘法。在宜兰，我胼手胝足，以悲心愿力为犁，以忍耐精进为锄，将一片缺少法雨润泽的沙漠耕耘成菩提花果的净土。但是，保守的当地人仍存有狭隘的地域心态，我把雷音寺重建得富丽庄严，他们以我不是本省人为由，不愿让我担任雷音寺的住持，我也不以为意，因为当初我是本着“不要同归于尽”的想法，才来到这里弘法利生的。所以，我在宜兰数十年，除了讲经弘法以外，从来没有计较过名位，后来甚至推荐宜兰人的心平、慧龙担任住持，雷音寺终于成为佛光山的分院。当初假如我计较于名位，何有后来“皆大欢喜”的盛事？ 到了雷音寺之后，我以讲经弘法为主，经常到监狱、军营、工厂、电台、学校、山区等地布教。我创办幼稚园，设立星期学校、学生会、青年会、妇女会、弘法团、歌咏队，我要把佛法种子播撒到社会每一个阶层之中。 佛光山开山时期，在经济与人力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我毅然将慈庄、慈惠、慈容、慈嘉、慈怡、依空等人送到国外深造，许多信徒认为到日本留学，会一去不还，岂不流失人才？甚至将来他们回来，我又怎么领导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呢？我自忖纵然结果如此，也不能因噎废食，我还是一心一意只为培养佛教的人才而努力。我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他们陆续学成归来后，无论是在佛光山主持佛教事业，或者在大学教书授课，都做得有声有色。不仅如此，他们也都承袭了“不要同归于尽”的观念，提携后进，不遗余力。 近十年来，佛光山学佛的人与日俱增，除了随顺弟子们的个性，分派他们担任寺院行政、弘法、文教等工作以外，我更力促各单位多方延聘专家人才，授以专业训练。我自从佛光山退位以来，对于徒众学习的事更为热心，除了为海内外弘法以及国际佛光会的事务而到处云游行脚以外，我总是在忙碌的行程中，尽量拨出时间，为徒众上课，与会员们座谈，听听他们的心声，将自己平生的经验倾囊相授。凡此无非希望弟子们以及会员们都能青出于蓝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代代人才辈出。 就在这种“不要同归于尽”的理念下，佛光山的徒众自然而然也养成了分工合作的性格，遇有大型活动，一经会议决定，便分头进行。逢有出外参访的机会，也不会一窝蜂地争先恐后，而能彼此谦让。全佛光山千余位僧众弟子，在去年年底以前，全部都已轮流到过国外参访。 看到徒众都能在“不要同归于尽”的共识中互相成就，无我奉献，心中真是备感欣慰。想起过去，我以著作出版弘扬佛教，有人便讥讽我：“他只会摇笔杆，不会做事！”等到我努力奉献，从事苦役时，又有人嘲笑我：“他只不过块头大，有力气而已，不会说法，怎能称为法师呢？”后来，我到各处讲经，又听到别人指责：“现在是国际化的时代了，他只会用中文开示，不懂得abc，有什么用呢？”我问对方会什么，他也什么都不会，只不过希望我和他一样一事无成，同归于尽罢了。 其实，一个人可以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但是心里面不能没有大众。驽钝如我，不也凭着一股“不要同归于尽”的信念，建立起海内外数十个道场，培养了无数的佛教人才，树立佛光人“以众为我”的精神吗？ 一个人如果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是永远不会快乐的。社会上有一种人往往只看到别人发财，不但不为对方欢喜，反而在背后批评：“他不知是用什么手段发了横财？”看到别人升迁，不但不去道贺，却在一旁冷冷地说：“一定是阿谀奉承得来的！”这种人连随口的赞美都吝于布施，又哪里会有良好的人缘与成功的事业呢？ 记得数年前，佛光山普门中学有一个女学生，长得非常清秀，人称“校花”，却因此招来嫉妒，许多同学讥讽她是“妖精”。有一天，我应邀为学生们开示，就趁这个机会和大家说：“你们说这位同学长得美丽不好，难道要我们学校里的每一位同学都是丑八怪，你们才欢喜吗？” “同归于尽”的心态只会造成自恼恼他，一个人如果不喜欢别人成功，不喜欢别人拥有，那么对于自己究竟有什么利益呢？ 四十年来，我在台湾致力于弘法利生的工作，但是受到来自于教界的伤害真是无法说尽。除了屡次遭遇毁谤打击不说，譬如台湾佛教会借故扣留我的资料，不让我出外参加会议；甚至各地教界人士也多方阻挠佛光山的别分院在各地的建设……忆及三十年前，我正开办“东方佛教学院”时，一名长老召集教界人士开会，在会议中，他不集合群力研究佛教如何薪传，也不谋求共识，讨论佛法如何弘扬，反而提议：“如何打倒东方佛教学院？”幸好席中有人仗义直言，说道：“耶稣教办圣经书院，天主教建立神学院，我们都没有想要去打倒他们，为什么却要打倒佛教人士创办的佛教学院呢？”众人听了这番正义之声后，哑口无言，东方佛教学院才得以幸存。 诸如此类的人为障碍不胜枚举，尽管教界人士一再置我于绝地，我不但从不失望沮丧，也未曾以牙还牙，反而主动和他们广结善缘，譬如每次佛光山举办三坛大戒时，我礼请佛教耆宿担任和尚阿阇梨；举行国际佛教会议时，我也力邀各地佛教精英共同参与；我不念旧恶，协助教界办学；我尽释前嫌，居间调和佛教人事问题；我曾为同参道友觅地建寺；我提拔后生晚辈学有所成……我并非企图他们的感谢酬报，更不是以此来笼络人心，我只是不愿大家“同归于尽”，让佛教蒙害，而希望佛法广被，众生有福。 多年以来的事实证明只要自我健全，别人无法使我们“同归于尽”。希望普天下的众生，应有共存共荣的理念，涵养尊重包容的雅量，捐弃同归于尽的偏狭心态，建立欢喜融和的人间净土。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语言要像阳光、花朵、净水 多年以前，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这么一句话：“语言，要像阳光、花朵、净水。”当时深深感到十分受用，于是谨记心田，时刻反省，随着年岁的增长，益发觉得其中意味深长…… 我自幼出家，丛林的教育虽然严苛，但是从师长的对话里，我体会到佛门深睿的智慧与无限的慈悲。例如见面时，常说到的： “欢迎法驾光临，在此为您接驾。” “后学初参，请您老多多开示。” “我能为您服务什么吗？” “感谢您老提拔。” “感谢您给我学习机会。” “请您慈悲原谅。” “打扰您了！非常对不起。” 这些丛林用语和雅谦恭，不就像初春和煦的阳光一样，给人温暖亲切的感觉吗？在佛门常听到的赞美辞，如： “您好威仪。” “您真亲切。” “您很发心。” 这些话像夏日绽开的花朵，美丽芬芳，让人心旷神怡。最叫人回味的是：在佛门中，即使对某人不满，在语言的表达上也极具艺术，例如： “不知惭愧！” “不知苦恼！” “拖拉鬼！”（指做事慢半拍者） “初参！”（指初来佛门，行事冒失者） “老皮参！”（指在佛门参学已久的老油条）等等，既具有教训意味，又不失厚道，能令人心生警惕，恰似净水一般，能涤人习染。 及至年长，与社会进一步接触时，我不但保持过去在丛林里养成的习惯，以谦逊的言语待人接物，更广为运用，借着口说笔书，散播乐观进取的思想。 我从弱者身上学习到强者的真理，并且发而为言，利乐大众。 我告诉哑巴：“你们是世界上口业最清净的人。” 我告诉聋子：“不听是非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告诉盲者：“方寸之间是最美丽的世界。” 我告诉肢体残障者：“心灵的健康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资产。” 面对怯弱胆小的众生，我鼓励他们前进； 面对缺乏信心的众生，我赞美奖励他们的优点； 面对自卑心重的众生，我甚至不惜说出我自己的缺点，鼓励他们面对现实，超越心理的障碍。 我对因故失学的青年说：“我一生从没有领过一张毕业证书，有志气的人应该以天下为我们的教室。” 我对成绩不佳的学生说：“我过去在佛学院读书时，也曾一度吊在班尾扛榜，但是我的发心、热诚不落人后，一样也能获得大家的肯定。” 我对家境贫苦的儿童说：“我幼年时曾以拾荒为生，由于少时多能鄙事，故能在日后承担艰巨的工作。” 我对生下畸形儿的妇女说：“我刚出生时半边脸红半边脸白，长相骇人，许多人都说我母亲生了一个妖怪，如今这些人却改口说这是‘瑞相’。” 我不以为这样会损害我的形象，破坏我的尊严。我觉得：只要能使失意的对方扬起信心的风帆，驶向希望的港口，则于愿足矣。 要使语言能像阳光一样，不只要用爱心温沃人们冷却的心灵，更需要付出心血，发心为众生作光明的指引。因此我留心各行各业的形态，为他们应机说法。 我勉励文艺人士应善运如椽之大笔，立千秋之伟言； 我呼吁军警人士应抱持菩萨般的慈悲心肠，行金刚般的霹雳手段； 我提醒政界人士应时时不忘初心，为民服务； 我开示商业人士应赚取合理的净财，带动社会的繁荣； 我建言农工人士应不断研究发展，造福全球人类…… 我不仅追溯历史，也分析现况。我不但举出方法，更陈述理由。我虽非天生具有雄辩滔滔的本领，亦非后天习得满腹经纶的学问，但是由于我拥有一份光照普世的热忱，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股沛然莫御的动力。 由于曾在大时代的动荡中历经多劫，我深知遭逢苦难的人们特别渴望法水的滋润，失去自由的人们尤其需要佛光的照耀，所以四十年的弘法生涯中，我不辞辛苦地来往于岛内外的监狱、看守所与感训学校之间，探视受刑人士，为他们说法。 我常告诉他们：“在社会上，有的人虽然住在有形的牢狱中，但是还有更多的人是住在无形的心牢里……监狱其实是一个最好的修道场所，在狱中虽然身不自由，心却可以自由，只要大家肯真心忏悔，放下万缘。在狱中虽然看不到外面的世界，正可以利用这段禁闭时间反观内心的般若风光。如果能将受刑视为一期的闭关修行，心中何其自在！” 这一席话不知在各地监狱讲说了多少遍，也不知感动了多少受刑人。他们痛哭流涕，真心忏悔，他们自动求受皈依在三宝座前。有的从狱中捎信，感激我的鼓励；有的出狱以后改过自新，专程来向我道谢。知道他们得度有望，为他们庆喜之余，我更加勉励自己要多说好话，以裨益更多的众生。 我曾数度走访香江难民地区，甚至远赴泰北抚慰难胞，也曾与抱屈受冤的人会晤谈话。我勉励他们要自立自强，天下没有绝人之路。我劝告他们要忍耐负重，因为“法律容或有冤枉我们的时候，历史也有辜负我们的一刻，但是真理绝对会给我们公道。在受到委屈，无法申辩的时候，不妨自我充实，以待因缘。”我不但以自己的苦难经验现身说法，更广举司马迁、文天祥作为例证。目睹愤世嫉俗的眼神逐渐转为平和安详，我确信黎明的曙光已经到来。 “一言足以伤天地之和”，我们怎能不慎之于口呢？我不但常常提醒自己慎口，更时时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时间，使之恰如其分，适时而止。所以无论是在家信徒的婚丧喜庆，或者是机关行号的活动开示，总欢喜邀我前往主持。 显正首要破邪，扬清必先激浊。杯盘器皿还需涤去尘污，方足以纳受洁物；沟渠河床也要疏通杂质，才能够畅流无阻。于是我自许要做一滴净水，从根本上洗除众生心中烦忧： 我鼓励恸失亲人者“走向社会，关怀众生”； 我勉励事业受挫者“从跌倒的地方自己爬起来”； 我安慰感情失落者“以慈作情，以智化情”； 我劝告婚姻触礁者“以爱才能赢得真爱”。 往往一天的时间就在接引信徒，四处弘法中飞逝而过，直至深夜时分，我才有空闲，于是我又拾起秃笔写作，期能与读者分享心中的禅悦法喜。这样的长期付出，虽然辛劳备至，然而它的收获匪浅。 回忆四十年的弘法生涯里，多少失亲的人走出心头的阴影，在服务大众中，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多少徘徊在歧途边缘的人，放弃自杀、作歹的念头，如今事业有成；多少曾被感情困惑的人，也打破执著，心开意解；多少即将破裂的婚姻，在真爱的覆护下重修旧好…… 多少人携家带眷，引朋唤友，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只为了感谢我所说的一句话、两句话，成了他们生命的转折点；多少人来信，感谢我文章里的只字词组，给予他们重生的力量。对于这些，我丝毫不敢居功，只觉得完全是他们的善根与彼此的有缘，互相配合成就的结果。然而由于他们的鼓励，我更加积极努力，多说些有建设性的好话，多写些利民的文章，与大家共同结缘。由此可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具有互动的作用，所以惟有大家互道好话，互助互利，才能拥有一片光光相摄的人间净土。 俗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是传达感情、沟通交流的工具，但是如果运用不当，虽是出自无心，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 回想我这一生中，不也常被人拒绝，被人挖苦，甚至被人毁谤，被人诬蔑吗？我之所以能安然渡过每个惊涛骇浪，首先应该感谢经典文籍里的佳句和古德先贤的名言，其中史传描述玄奘大师的“言无名利，行绝虚浮”，是我自年少以来日日自我勉励的座右铭，多年来自觉从中获益甚深；地藏菩萨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总是在我横逆迭起的时候，掀起我无限的勇气；每当险象环生的时候，想到鉴真大师所说的“为大事也，何惜生命！”，强烈的使命感不禁油然而生，增添我心中无限的力量。 在遭遇屈辱而气愤填膺的时候，想起《华严经》中“常乐柔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舍中”的偈子，每每令我暗自生愧，从而激励自己广行慈悲。在平日的生活里，《华严经》的“不忘初心”、《维摩诘经》的“不请之友”、《八大人觉经》的“不念旧恶”、《大乘起信论》的“不变随缘”等，虽是短短数语，却带给我宽广健全的人生观；而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迁怒，不贰过”、“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澹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虽言简意赅，也让我毕生受用无穷。 此外，我也颇能在心里“自创”如阳光、花朵般的语言，陶醉其中，怡然自得。 记得开创佛光山时，学部圆门前面有一块小空地，我常邀师生徒众共同喝茶谈叙，当时心中常对自己说：“真是太好了！居然有这么一块空地，供我们师徒接心！” 后来我们开辟了一条菩提路，我心里也十分兴奋：“真是太美了！我们又多了一个跑香散步的地方！” 当宝桥完工的时候，快乐的感觉常常涌上心头：“真是太方便了！现在有了这么一条桥越过溪流，再也不用涉水绕路了！” 即使买了一本小书放在图书馆，我也是满心欢喜：“大家又多了一份精神食粮了！” 由于把许多事都视为“好大！好美！”所以，我从不将心思局限于人我比较上，而能从心灵的提升，来扩大自己；从建设的增长，来完成自我，故能知足常乐，积极进取。 经云：“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我们的心就好像工厂一样，设备良好的工厂制造出良好的产品，人见人爱，设备不好的工厂只会增加环境的污染，自恼恼他。如果我们能正本清源，打从自己的心里制造光明的见解、芬芳的思想、洁净的观念，生产阳光、花朵、净水般的语言，与他人共享，则能拥有一个丰美的人生。 （一九九四年三月） 皆大欢喜 一树春风有两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现前一段西来意，一片西飞一片东。 这是苏东坡与秦少游争论“虱子是什么做的？”时，佛印禅师为他们两人下评语所吟的诗偈。多年来，我一直朗朗上口，对于其中“皆大欢喜”的意境心仪不已。直至数年前，在吟诵之际，才蓦然觉醒：这不正是我向来做人处事所抱持的原则吗？ 回想起来，早在三岁那年，我就具有“皆大欢喜”的性格。那时家境不好，一片供过佛祖的糕饼、一块路上拣来的奇石，我都如获至宝般，与玩伴们共同分享。每逢年节，我拿不动家里的糖果罐，往往使尽力气，把它拖到庭院里，邀请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一起过来吃糖，街坊邻居都取笑母亲养了一个傻儿子。我那时还不懂得大人们持家艰辛，只是看到大家吃得欢喜的模样，就打从心底高兴起来，所以乐此不疲，也就顾不得别人的椰榆了。 十二岁时，我入寺出家，虽然过着和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待人处事“皆大欢喜”的原则，未曾稍改。后来，我沉潜佛法日久，慧解与实践相互印证，渐渐体悟到佛教教义中的慈悲喜舍、爱语利行，正是要众生“皆大欢喜”，于是我更加信受奉行，始终不偷。 在多年的参学弘法生涯中，我不曾以公物私惠好友或亲人，而总是想尽办法，让大家利益均沽，“皆大欢喜”；我未尝因小祸而加害于人，反而宁己受苦，使众人免受责难。遇有好文，我传递阅览，和同门学侣共赏佳句；逢有善事，我也转告四方，与同参道友互相勉励。老师处罚大家，我一人挺身而出，代众受责；同窗受到欺负，我也自动前往关怀，为其解困。 一九四九年，我来到台湾，初时在寺院里从事杂役，每于工作之余，阅藏撰文，后来发现不为寺众所认同，虽然心中对于时人之贬抑文教，深感不以为然，但是为了让大家“皆大欢喜”，我白天付出全部的劳力，勤苦工作，晚上才集中精神，挑灯夜读。平日我随众学习客家语言，和大家打成一片，到了住持长老开示时，我为他即席翻译，使当地各方人士都能共享法喜。一年下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住持甚至有意安排我到他派下的道场法云寺担任住持。 一九五二年，我应邀来到宜兰弘法，以现代化的布教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来寺学佛共修，他们的活泼好动，不能为老一辈较为保守的寺众所见容，于是我时时居中协调，让老少都能“皆大欢喜”。直到现在，慈庄、心平、慈惠、慈容、慈嘉等和我谈到往事，还常常津津乐道地提及当年，爱姑每次总是只煮一碗素面端到我面前，并且当众言明是给我吃的。每次我都闻言不语，等到她走了以后，才分给大家同享。时光虽已不复倒流，但是欢喜之情却能永驻人心，成为大家共同美好的回忆。 及至来到高雄，建设寿山寺，开创佛光山以后，虽然追随我的徒众日益增多，“皆大欢喜”依然是我待人处世的圭臬。如果弟子只盛一碗饭，放到我面前，而别人却没有，或者侍者等到访客走了以后，才煮面给我吃，我都会面有愠色。 不仅如此，即使是年纪再小的徒众、徒孙前来请法，我也极尽“地主之谊”，招呼他们坐下、喝茶，请他们一起用餐、观景。有时遇上一些反应迟钝的徒众，听我叫了好几声，才“依教奉行”，旁边其他弟子看不过去，往往说道：“师父！您不要管他！”虽然常逢此情，但是天生“皆大欢喜”的性格实不易改。徒众常说我是“倒驾慈航”，我实在愧不敢当，自忖与观世音菩萨的拔苦予乐、普度众生相去尚远，不敢媲美，但愿以为模范，常随效法。 为了四处弘法的方便起见，十余年前，徒众建议我以车代步，在购买时，我总是在经济范围许可下，尽量选择容量较大的。近年，在旧车淘汰换新时，我干脆买了一部能坐九人的“载卡多”，希望给予更多人欢喜与便利。 有一次，我参加佛学院学生的结业旅行，环岛巡访各别分院时，我舍专车不坐，而和同学一起改乘大巴士，从第一车轮流坐到第四车，以期和大家都能有谈话的机会，好让师生们“皆大欢喜”。一些弟子恐怕我因此而无法休息，往往好心劝阻，我向来不逆人意，但是对干这些违背我个性的谏言，也只有心领了。每次出国弘法，我总不忘记沿途购买礼物，一回到山上，就立即聚集寺众，与大家分享旅途种种经历趣闻，然后举行摸彩抽奖，让大家人手一物。虽说各式礼物均非昂贵之品，但是透过轻松的联谊场面，希望大众都能从中领会“皆大欢喜”的意义与价值。 早年在北部宜兰布教时，南部的信徒请我前往说法，虽然路途遥远，为了让信徒们都能“皆大欢喜”，我不惮舟车劳顿，来往于南北之间。后来，在高雄开辟佛光山后，又应北部信徒的请求，在当地建立别分院。有一天，曾经帮我设计殿堂，籍属客家的工程师谢润德居士向我抗议：“您为什么只在闽南人的地方建寺，而没有在客家人的地方建寺呢？”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因此就在桃园、新竹、苗栗、头份等地陆续设立道场。不多时，东部的信徒也频频邀请我们前往建寺，屏东、潮州、花莲、台东等地的讲堂又于焉兴建。当别分院在台湾各地一一成立时，海外侨民又一再陈情，希望我们能解除其精神上的饥渴，就这样，在“皆大欢喜”的理念之下，“无心插柳柳成荫”，佛光山的标帜竟然在全球树立起来。 外界人士经常很好奇地问我：“在海内外普建道场，是很花钱的事吧？”的确，我们在硬件建设上需款甚巨，但是更多的经费是应当地信众的请求，就地筹措而成，为的也是希望满其所愿，让各地的信徒都能“皆大欢喜”。 佛光山固然是以文教起家，但是并没有偏废慈善事业，所以我们不但办杂志、编藏经、搞出版、设学校，也同时成立云水医院，设置急难救济专户，兴建老人精舍，办理育幼院；佛光山虽然以弘法为家务，但是也重视修行的生活，因此我们在遍设道场，讲经弘法之余，也成立修持殿堂，举办禅坐、念佛、礼忏、抄经等共修活动。但看弟子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得其所，佛光人都能“老有所安，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信徒们也找到适合自己根性的修道法门，那种人间佛教本自具有的蓬勃朝气，从每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不就证明了“皆大欢喜”正是弘法利生的最佳体现！ 曾经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杂志。也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佛学院。回想多年来办杂志与办学院的经验，我觉得这些话诚然不虚，但是，办杂志或者办教育的艰辛，比起教养徒弟的困难，可谓万分不及其一。 如果不算以百万计的在家信徒，我的出家弟子已逾千人，入室不退转的在家弟子也千人，包括老、中、青、少，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各人脾气性向不一，工作立场也互有差别，融和之道无他，尽在令其“皆大欢喜”而已矣！ 直至今日，每年期头人事调动之际，我总是分批约见即将从佛学院毕业及实习期满的学生，耐心垂询其理想志趣、技能所长、学习心得，甚至家中情况，然后给予适当建议。曾经有不少弟子劝我不必这么辛苦，依常住需要分派职务即可。然而基于我向来“皆大欢喜”的做事原则，实在不忍见到他们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上，苦苦煎熬，所以即使再忙再累，我也抽出空档，一一面谈。 对于弟子们已经作好的决定，我即使不觉满意，也不轻易说出一句否定的话。弟子有许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偶尔在无意间知道了，我也不会怪他们不和我说，我以为自己能够担当最好。一旦他们出了纰漏，我不但不严辞责备，反而体念他们心中的焦急，给予种种指导，并且集合相关单位，共商良策，一起解决问题。徒众和我应对，言语上偶有不当，我也不太计较他们的无心之过，顶多以幽默的口吻反嘲一记，在不伤感情之下，让他们自己省悟。如此一来，不知杜绝了多少意见纷争，泯除了多少代沟问题，无形中也带动了全山徒众“以和为贵”的风气。开山近三十年来，不曾有过什么纠纷，自忖与我“皆大欢喜”的性格应该很有关系。 我不但费心促使全山的徒众“皆大欢喜”，也尽力让山下村庄居民同感悦乐。多年来，我出资铺路修桥，争取装设自动电话，设法接通自来水管，制造就业机会，设立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星期学校、民众补习班，让莘莘学子可以读书进修，从多方面为民谋福建言。每逢年节，我邀请附近村民来山同乐，摸彩抽奖，给予红包；寻常时日，我也责成有关单位，义诊施棺，冬令救济，寻访疾苦，总希望做到“皆大欢喜”。 今年（一九九四年）三月份的“台北七号公园观音事件”轰动了整个台湾，当事人各执其理，僵持不下，颇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防止事态严重，危及社会安宁，我秉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在忙碌的行程中，安插时间与昭慧法师、林正杰居士等佛教界人士晤谈，同时也拜访市长黄大洲先生与耶稣教灵粮堂的林治平先生，大家沟通协调，终获圆满解决，佛教徒留下了观音，耶稣教也充分表现了尊重的美德。事后，卫星电视台的李涛先生就这个事件采访时，问我如何使结局“皆大欢喜”？我答道：在当初参与时，就希望有“皆大欢喜”的结果。 多年前，台湾劳资冲突时有所见。有一天，我召集全山约六百名员工开会，询问他们是否需要示威游行，摇旗呐喊，要求加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不意大家竟一致说道：“我们不要钱，我们在佛光山有信仰，有欢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贵的了！”我不禁在内心赞叹：诚哉斯言矣！ 无奈我虽有“皆大欢喜”之心，然而事事不能尽如人意。佛光精舍、仁爱之家的老人口味咸淡不一；经常要求出家的男女青年，未能全满其愿；要求短期出家修道的人过多，未能全部录取；另外，这个世上更多的要求，我无法全部满足所求，也自感惭愧不安。 人类要达到真正的和平幸福，必须要让大家“皆大欢喜”，而要求事事“皆大欢喜”，则有赖当事者抱持“皆大欢喜”的诚意，多方沟通，费心协调。 （一九九四年八月） 我就这样忍了一生 一九八五年，我从佛光山住持之位退居下来，将寺务交给心平处理。在传法大典那天，记者们目睹满山满谷的人们对我种种恭敬，甚至匍匐迎送，好奇地问我何以致此？我突然想起一部电影名《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心中不禁感触良多，回想大家对我的肯定，是自己付出多少的辛苦、忍耐所换取来的成果啊！如果将这部片名换一个字，改为“我就这样忍了一生”，用来形容自己，应该是很贴切的写照了。 我从小生长在乱世里，先是军阀割据，外强环伺；继之抗日战争爆发，家乡的经济本来就很落后，加上这些人为的祸患，生计更是困难重重。在粮食极为短缺的当时，我吃过麦渣糊粥，我以地瓜当饭，每天三顿，吃得都怕了起来。十二岁出家以后，寺里仍是以稀粥代替干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或一些素菜。这对于正值成长期间的我来说，当然是不够纳胃的，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常住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能忍的习惯。 一九四九年，刚来到台湾时，我四处飘泊，无人收容，真正遇到难以度日的苦楚。不过，忍是一种力量，我开始与生活搏斗，与命运挑战。后来我辗转来到宜兰，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当时正信佛教不发达，为了接引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不惜将些微稿费、□钱拿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的青年；我甚至经常忍饥耐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点以上的路程，到各处讲经说法，将饭钱、车费节省下来，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佛教第一次传教用幻灯机、录音机、扩音器，就是那时购买的。 随着弘化区域的逐渐拓展，闻法信徒的日益增多，我发现到人生的问题无穷无尽，心中益发体会佛陀示教利喜的悲心宏愿，因而更加激励自己以弘法利生为己志，所以凡有人前来请法，无论路途远近，我都欣然答应；凡信徒有所请求，不管事情难易，我也尽量化解其忧。 说到弘法，光是交通，我那时骑过单车、坐过牛车、煤矿坑道用的轻便车、三轮车、手拉车，当然火车、汽油车，甚至骑马、乘轿、飞机、小船统统在内。 尔后数十年来，我常常因为接引信徒，从早上讲到晚上，我时时由于行程紧凑，耽误了用餐的时间。有时为了方便起见，我干脆以冰水泡热饭，或以热茶饱冷饭，聊以充饥；有时刚要举箸用餐，却临时接到邀约，我只得端起碗来，管它里面装的是滚汤，还是热面，唏哩呼噜地，一并倒入嘴里，也顾不得烫破舌头，更遑论是否填饱肠胃了！所以尽管这些年来稍有余裕，我还是经常食不饱腹，就这样，我可以说是忍饥耐饿过了一生。 早年因为没得东西吃，只要有得吃，都觉得好吃。近年来，吃的东西很多，我十分珍惜这份福报，所以不管是汤面、拌面，干饭、稀饭，米粉、冬粉，水饺、包子，虽然不一定觉得好吃，我一概来者不拒。偶尔放在一旁不吃，是因为忙于赴约，或者当时已用过，并不一定表示心里不喜欢。有时候看到徒众很用心地为我准备了一道菜，为了嘉勉他们的辛劳，即使不甚好吃，我也会随意称赞某一道菜十分可口。然而徒众未能善体我心，甚且误解人意，有时候一月半月每天都会吃到同一道菜，问他们是何原因，他们总说是随顺我的喜欢，令我真是啼笑皆非。但是叫我说一句不喜欢吃，怎样我也不肯，我宁愿一直忍下去，也不愿随便说出我的好恶。 最让我感到不解的，是大家“传说”我喜欢吃素乌鱼子。过去曾经有一段时期，每一餐饭都有一盘素乌鱼子摆在我的面前，其实我因为嫌其味道太重，从来不曾动过一筷，吃过一口，所有上桌的素乌鱼子全都是被其他人夹了去，只是大家不察，以讹传讹，甚至还有人误以为真，特地买来送我。对于大家的这番“错爱”，我也只有一直忍了下去。 类似这种事情，还真是无独有偶呢！例如：多年以前，信徒送了我一块佳美香皂，当时物质十分短缺，舶来品更是稀有难得，大家看了十分羡慕，但是我仍旧惯用一般的肥皂，所以一直将它摆在洗手台上，未曾动用。奇怪的是那块香皂的体积居然日渐减少，后来大家都说我喜欢用进口的佳美香皂，我听了也只是忍笑而不语，心想能够让大家的喜好成为我的喜好，不也十分有趣吗？ 有一回在外地讲经，天气突然变冷，有位弟子为我买了一件毛衣，我连说：“厚的衣服真好！”意在赞美他的用心体贴，没想到日后大家都说我喜欢穿厚的衣服，从此尽管天气转热，侍者也依旧为我准备厚的卫生衣、厚的罗汉褂，乃至特地订制厚的长衫大袍，我向来不忍拂逆别人的好意，因此只有自己忍受汗流浃背之苦了。 我常常想起过去在丛林里，戒规十分森严，即使是天寒地冻，也不准我们披围巾，戴帽子，而在那个贫苦的年代里，我们身上穿的几乎都是已圆寂的前人遗物，缝了又补，补了又缝的单衣薄衫，每逢隆冬时节，凛冽的北风从宽大的衣领袍袖中直灌而下，没有忍耐精神，不易度过寒冬。所以我后来到了台湾，只凭一件短褂，度过北部两个冬天。这时，目睹一些出家人，才有一点寒意，就全副御寒配备加身，一眼望去，似乎少了几分道气，在慨叹之余，不禁感谢以往师长的严格教育，培养我无比坚忍的耐力。于今，我将这份耐冷的力量运用在忍受暑热上面，显得驾轻就熟，但是弟子们是否能感受到我这份包容的心意呢？ 所谓“忍”，忍寒忍热，这是很容易的，甚至忍饥忍渴，也算不难，忍苦忍恼，还能勉力通过，然而忍受冤屈，忍一口气，就大为不易。但是，无论如何，想到自己既已学佛，深知相互缘起的真理，明白“忍”是一生的修行，为什么不能依教奉行呢？ 曾经有一位徒孙，经常购买下端绣有图案的毛巾给我使用，我因为脸上破皮，建议他买没有花样的，以免洗脸时觉得不舒服，他却理直气壮地说道：“有图案的毛巾比较美观，您用另外一端擦脸，就不会碰到绣花了！”唉！彼此心境不同，说起话来有如对牛弹琴，我也只有当下“受教”，忍他一忍算了。 有时侍者为我准备饭菜，不是少拿箸匙，就是奉上一双长短不一的筷子，我既不起身自取，也不予以责怪，待别人发现告诉他时，只见他毫无愧色，哈哈大笑就掩饰过去了。 记得我五十岁那年，一名在家信徒特地送我一张价值不菲的弹簧床，无奈我从小睡惯了木板床，但又不忍直言，让他难过，从此只好将床当做装饰品，自己每天睡在地板上，达十年之久。 有一次，我应邀到温哥华弘法，承蒙信徒好意，特意为我商借一位张姓居士的别墅，其中一套考究的浴室，内有新式开关、长毛地毯，还有美轮美奂的浴帘、浴池，我因为不会使用这些繁复的装备，只得忍耐到行程结束，回到佛光山再痛快地洗。 又记得韩国的顶宇法师、多伦多的土地经纪人温居士，为了表达对我的尊敬，他们订了五星级的总统套房给我住。然而我看到内部装潢之富丽堂皇，舍不得使用，只好整夜不倒单坐在沙发椅上，直到天亮。 朝好的方面去想，这也是他们的一番孝心善意，我怎好苛责呢？尤其回忆四十年前，我刚到宜兰雷音寺时的光景，与今比之，真可说是天壤之别。 那时由于政策使然，寺院里住满了军眷，丹墀成了大众的厨房，每次如厕，我都必须等人将煮饭的炉子移开，才能开门进去。最初我都在佛桌下过夜，后来寺众整理出一间斗室给我居住，里面除了一张破旧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每次睡觉的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一躺下来，就不敢翻身，惟恐竹床咿呀作响，吵到别人。 三个月以后，我从布教的监狱捡来一把狱所不用的椅子，欣喜不已，从此每天晚上，等到大家就寝以后，我就把佛前的电灯拉到房门口，趴在缝纫机上写作。在现代人看来，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我，非常珍惜这份难得的机会。那年，我二十六岁，平生第一次使用电灯，以前在栖霞山、焦山、宜兴、中坜、青草湖等地，都没有电灯，所以，尽管群蚊乱舞，蟑螂四出，我都不忍上床，有时写到次日破晓，耳闻板声，方才休笔。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目睹现代的年轻人空腹高心，漫言人山修行、闭关阅藏，不禁感慨万分，倘若福德因缘不具，焉能获得龙天护持？“三只修福慧，百劫修相好”，没有百忍兴教的精神，如何成就人生大事？“我就这样忍了一生”，岂止是就物质上的缺乏而言，其他如精神上、人情上、事理上、尊严上等种种违逆境界，又何止忍上百千万次？ 一九九一年，我在浴室里跌断腿，顿时身边增加不少“管理人”，这个徒弟要求我不能吃这种食物，那个徒弟告诉我不能用那种拐杖，过分周到的看护，使我备感束缚。有时因为身体不适，这个弟子拿来这种药，那个弟子拿来那种药，我为了圆满大家的好意，只得忍耐把两种药都吃下去。有些信徒说美国好，叫我去美国度众；有些信徒说澳洲好、非洲好、欧洲好，也希望我前往弘法。我为了满足大家的“好”，所以，只有忍耐旅途劳顿，到处飞行云游。 虽然百般无奈，但是想到为师者在他们的心目中永远年轻，也只有自我解嘲了。有时回头反省：“为人着想”固然便利了别人，却也让我“就这样忍了一生”。我的腿子之所以会摔断，正是因为在盥洗时听到电话铃声，为了怕对方着急，赶紧从浴室冲出来时，不慎滑倒所致。虽然有了这次前车之鉴，我还是尽量不让电话铃声超过三声以上，与生俱来的性格实在不容易改掉啊！ 回顾我这一生自从拥有电话以来，真可说是不堪其扰。我常常在深更半夜被西半球、南半球打来的电话吵醒，拿起话筒一听，往往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尽管心中也在责怪他们不知体谅别人，预先算好时差，但是仍然出语和缓，不使对方难堪，而我自己却赔上一夜的失眠。 事后被一些徒众知道，总是劝我：“师父！您不要管他们，晚上睡觉前，将电话线拔掉。”但是我从来未曾如此做过，天生不喜欢让人失望的性格，使我注定“就这样忍了一生”。 我不但在半夜耳根不得清净，即便在白天，也还得六根互用，手脚并行。在我的法堂里，总是聚集着一群徒众，七嘴八舌地和我讨论事情，我不但得瞻前顾后，还必须左右逢源，惟恐忽略了哪一个人。有时大家为了公事僵持不下，我还得居中斡旋调处，几个小时下来，真是口干舌燥，精疲力尽。 出了法堂，还有人要我路上办公，拿着一叠表格报告，希望我能指点一二，我虽然按捺性子，有心成就，偏偏这时半路杀出程咬金——遇上了信徒游客，又是对我合掌礼拜，又是要求合影留念，明明短短五分钟的路程，也得走上半个小时。 从十年前多次带团出国访问，到近年来频至世界各地弘法，更无所谓乐趣可言。常常飞行数小时，一下飞机，就被人簇拥而行，照相、讲话占了大半时间，连洗把脸、上厕所的空隙都没有，不到深夜，无法回到寮房里小憩。每日如是，周而复始，十天半个月后，再坐车到机场，飞到另一个地方。虽说行脚各地名都大邑，实则不曾尽兴观赏；虽说走遍世界名山大川，实则未尝仔细探访胜地，只是到而不到，聊以告知来此一游罢了。 数十年来，佛光山大小道场几乎都是在我的手中建立起来，完成以后，即刻交给弟子们管理，里面的一桌一椅、一砖一瓦，都含藏我多年来的经验与理念。但是弟子上任以后，既未能善体我意，又不前来请示缘由，就轻易地改隔间，挖墙壁，甚至换佛像，更制度，当我再度前往巡视时，一切已经“面目全非”，担任住持的弟子还在一旁问我：“改得好不好？”我一向不喜欢否定别人的主张，即使心中不以为然，也只有说“好”。虽是多少忍耐点滴在心头，但我这一声“好”，休却了多少麻烦，给予人多少欢喜，泯除了多少代沟的问题，说来还是颇为值得的。 我有出家弟子千余人、在家信徒百余万，但是他们高兴时不会想到来找我，一旦上门，必定是有了烦恼，而且大多声称是来挂“急诊”的，我再忙再累，也只得“恒顺众生”，予以接见、倾听、安慰、鼓励。凭着自己多年的历练，倒也解决了不少疑难杂症。但也有弟子对我说：“师父！你只叫我们忍耐，难道除了忍耐，就没有其余的办法了吗？”确实，我一生惟一的办法、惟一的力量，就是忍耐。 回顾我的一生，正如同陈诚所言：“为做事，必须忍耐；为求全，必须委屈。”虽然“我就这样忍了一生”，但是唤醒了多少迷惘众生，成就了多少法身慧命，所以，我祈愿生生世世再来娑婆，以比丘身永远堪忍地利济有情。 （一九九四年九月） 将欢喜布满人间 一九九二年，我在洛杉矶主持国际佛光会成立大会时，以“欢喜与融和”为主题发表演说，获得在场中外人士一致赞同。会后，许多人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么一个美妙而又深切时弊的主题？其实，“将欢喜布满人间”是我从小到大对自己一贯的期许，多年来实践的结果，我深深感到：惟有人人布施欢喜，才能相互融和，世界和平、天下一家的理想才能达成。 记得我童年时，家乡生活贫苦，常常见到左邻右舍的人家动怒吵架。出家以后，我又时时目睹一些同道给人难堪。及至弱冠，走出山林，从事弘法活动，接触社会百态，更是经常看到一些人以磨人为乐，以损人为快。对于这些情形，我深以为憾，故自幼至长，一直立志要将欢喜布满人间。 八九岁时，每当家人出门以后，我就开始整理环境，不但将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还钻到炉灶里，把草灰全都耙出来。蹲在水沟边，将树叶污泥掏干净，并且煮好饭菜等候家人回来。每次看到他们一进门惊喜的神情，心里也不自觉地高兴起来。 十二岁那年，我剃度出家，旋即进入佛学院读书。在课余时，我不但发心从事典座、行堂、司水、香灯等工作，而且总是想尽方法，做得尽善尽美。凡是别人不愿做的苦差事，我也都自动前往处理。十年的丛林参学生涯，在服务奉献中，我获得甚深法喜，在给人欢喜上，自己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一九四九年，我来到台湾，尽管身无长物，食宿无着，然而把欢喜带给别人的念头未尝稍减。当道友失意时，我鼓励安慰；当同参病重时，我前往照顾。看着大家从苦难中站起来，在困厄中成长，我同感喜悦，也深深地体悟到：给人欢喜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往来，最重要的是自己肯用一点心意来和别人结缘。 由于过去在丛林里与世隔绝，乍然来到人群社会，顿感手足无措，见到了陌生人，也不知道如何启齿谈话，于是我在寺院中默默地从事苦役，服务寺众，在闲暇时，我闭关阅藏，努力撰稿。借着劳力辛苦与文字般若，我不但将佛法的欢喜散播给周围的人，也传递给十方大众。 一九五一年，来到新竹弘法，最初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但是仍旧笔耕不辍，经常通宵达旦。每次拿到稿费，我总是购买佛珠、项链及佛教书籍，送给前来学佛的青年，希望他们不但将这份法喜放在心上，也传播给四方亲友。 四十年前的台湾，可谓戒备森严，我们的行动也是备受限制。 记得我刚来新竹时，警察局每天都派人跟踪在旁，寸步不离，甚至离开寺院山门，都要先到派出所告假。我因为一心一意弘法利生，并不以此为意。后来，派出所办的民众识字班每天写传票要民众上课，而学生却寥寥无几，派出所不得已，就叫我们代为办理。因此我也不揣浅陋，每天前往教导民众学习国语，第一天只有十余人参加，没想到第二天以后大家奔走相告，居然来了两百多人，将讲习会的一间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此后，每天听课的人数有增无减。警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日后就不派人监视，上街也不要我请假了。此无其他秘诀，只是我上课，不但教民众国语和识字，还讲些故事寓言，把欢乐布施给大家罢了！想到当初我只是凭着给人欢喜的一念心意，与大众结缘，没想到却使得自己获得意外的自由，在惊喜之余，我更确信佛法中的广结善缘，实在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妙谛。 一九五三年，我到了宜兰，除讲经弘法外，我为台北三家定期月刊写稿，四家电台撰写广播稿，经常连夜赶写，直到第二天曙光初透，我把稿件亲自送到邮局寄出，才回寺礼佛做早课。 我同时又在寺内增设中文补习班，除了教学之外，还发心修改学生们的日记、作文，用心地为他们讲解写作技巧，分析为文得失。其实我也所知有限，只是教学相长，但见学生们每天都带着兴奋的心情来上课，拿到我改过的文章，上面红笔画的圈圈点点，也都迫不及待地反复咀嚼。当年的学生如慈庄、慈惠、慈容、慈嘉，以及后来的慈怡、依空等，都是因为喜欢撰写文章而进入佛门，多年来，他们在佛教文化上奉献良多，度众无数，可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后来，我编辑《觉生》，更是夙兴夜寐，勤于审稿。过了好几年，我自己办理《今日佛教》《觉世》《普门》杂志时，一些担任编辑的徒众，经常在即将付印出刊的前夕，拿着稿件请我指导，我也体谅其难，只有挑灯夜战。 及至今日，我还是每天不断地批改文稿，虽说在多年的磨炼下，我自认善于此道，能用最少的字，改出一篇佳作，但是也时时为了一些词不达意的文章，字斟句酌，头痛不已，然而我还是耐烦如昔，未曾怨尤，心想如果能因此而给人一些欢喜，造就更多的文化人才，为人间散播更多的欢喜，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 为文改稿的辛劳疲累，其实还不算什么，办理文化教育事业，投注无以计数的人力钱财，却不能收到立竿见影之效，且鲜为他人认同，才是真正的呕心泣血，若非凭着一股坚定的毅力与决心，根本无法维持长久，但看教界中半途而废者比比皆是，我之所以能够排除万难，拓展出一片天地，是因为我确信惟有文化与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拔苦予乐，使众生获得永恒的欢喜。 因此我节衣缩食，储存□钱，购买课桌椅凳；我徒步行走，省下车钱，物色佛教图书；为了搜集佛教法物，我不惮劳累艰辛，来往各地，背负重物，以至于压坏大腿，险遭锯断之苦；为了聘请老师，我更不惜低声下气，奔走拜访，有时还遇到对方存心戏弄，出尔反尔，令我难堪至极。 我的弟子依空，追随我办理文教事业多年，最知个中辛酸。有一次，他有感而发，红着眼眶，对我说道：“师父！您真是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啊！”我一向谦冲自抑，觉得自己力有所不能，心有所不净，但是对于此话，我愿直下承担，愿如经典所云：“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我自认非但只是口说，而是用整个身心躬自实践。 释迦牟尼佛早于尘沙劫前成就佛道，为示教利喜故，再入娑婆，化导群伦；玄奘大师孤身涉险，横渡流沙，西行取经，为的也是希望众生能够早日离苦得乐。每于清夜，想到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们为了将欢喜布满人间所历经的辛苦，何止自己的千百倍？因此一再自我砥砺，不敢稍有懈怠。 所以，过去经济拮据的时候，为了利乐众生，我固然饿体肤，劳筋骨，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弟子遍满天下，大家争着要来供养我，我也依然吃不饱，睡不好，因为我除了改稿、回信、课徒、议事、演讲以外，一天十几回的会客、开示，已是家常便饭。为了一句话，我经常在一日之内，穿梭数地，讲经说法，甚至只是为了见对方一面，谈一次话，而飞行十数钟点，往返于洲际之间。 我每天的行程，早在数月前，甚至一年以前就已经排满，实在无法应付临时的邀约，但是往往为了给人欢喜，不忍拒人，只有成人之美，劳累自己。 我经常夜半回寮，和衣而眠，一觉醒来，不知天南地北。弟子们不忍，劝我休息，并且半开玩笑地说我是“出去一条龙，回家一条虫”。我想：管它是龙也好，是虫也罢，只要能将欢喜布满人间，我也心甘情愿。 回想数十年的弘法生涯，我曾经出生入死，远赴泰北边区，为忠贞爱国之士布施一点欢喜。我还几次深入港九的难民营、监狱区开示说法，其至明知才刚发生过枪杀暴动，我还是不顾多人劝阻，力排众议，前往接见难胞人犯。 我一生自奉甚俭，从来没有特意为自己添购一样物品，连飞机上、餐厅里供应的纸巾，我都一用再用，舍不得丢弃，但是我却喜欢购买纪念品送人，给人欢喜。有一回，徒众问我为什么口袋鼓鼓的，我往里面一探，竟然掏出一叠厚厚的纸巾，此后，每次出访，徒众都笑称我的口袋是专门用来“带美金出去，带纸巾回来”。 今春我返乡探母，在南京往上海的火车内，遇到一对新婚夫妇，他们向我问好，我拿出身上送人剩余的仅有的一只金戒指，与他们结缘，只见他们那种欢喜雀跃的样子，让早春的寒冷，似乎也为之一扫而空，使我不禁想起三十七年以前的一段往事。 那时晶体管收音机才刚刚上市，价值不菲，我有缘蒙受馈赠，令大家羡慕不已。隔天，一名信徒来普门精舍礼佛，看到这台小巧的晶体管收音机，便借来把玩，我见他爱不释手，当下就决定送给他，他一脸错愕惊喜的模样，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所以，我深深感到“欢喜”实在是人间最宝贵的财宝！一个人纵使是富甲天下，地位崇高，一旦失去了欢喜，人生还有什么意义？而惟有喜舍结缘，我们才能共同享有这份人间至宝。 经云：“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于此得到明证。因此，我不但自己广结善缘，也乐于促成别人的布施。我在佛光山设置慈悲基金会，为十方代募善款，统筹计划，捐助各项慈善事业。我也曾经两次派人为曹仲植先生送款到江苏金山寺，满其所愿。佛光山在海外建寺，我虽有意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但是终究拗不过当地人的好意，故而从善如流，由大家共襄盛举，凡此都是为了想将欢喜布满人间。 年少时，曾在经典中读到普贤菩萨恒顺众生，须菩提不逆人意，自忖虽无上善根器，但愿勤行效法，数十年以后的今天，自认也有少分相应。多少年来，弟子们找我解决困难，我未曾辞却；各单位请我前往巡视，我也无不从命；甚至对于晚辈的善心好意，尽管心中不以为然，我也宁己受苦，未曾说破。 记得多年以前，侍者看到我的罗汉鞋已经破旧，而且容易进水，好意买了一双新的布鞋给我，但是尺寸太小。我为了不让他难过，只好每天穿着忍痛走路，直到穿得脚踝皮破血流为止。 近几年来，我常趁各地弘法之便，前往别分院巡视，弟子们为我准备的饮食，有炸的、黏的、甜的、酸的，有照食谱做成的，有从素食馆里拿来的，虽然不合胃口，但是看到弟子们那么用心地准备了一桌，也不忍苛责，所以都很耐心地吃完。 过去每逢生日那天，想到母亲当年生育的痛苦，不免悲恻，所以目睹徒众们为我张罗庆祝，反而心中不喜，因此总是拂袖而去。直到六十六岁那年，忽然想到人不是只为自己而活，我应该给好意来山祝寿的信徒一些欢喜，因此立即改变主意，邀请千余名六十六岁的信徒欢聚一堂，以酥酡妙味热忱款待，并且为他们开示佛法，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法喜之乐胜于世俗之乐”，但看寿星们感动得喜极而泣，不忍离去，我深深地体会到：真正的欢喜，是要在众生身上求得。真正的欢喜，是从真理中发觉内心的宝藏。 佛教说：“生死一如。”我们在生时固然要将欢喜布满人间，死后又未尝不可呢？数年前，我率领弟子们签下捐赠器官的遗嘱，希望自己百年以后，还能废物利用，遗爱人间。多年以来，我在奔波弘法之余，利用片段时间著书立说，无非也是想借此将毕生处世经验与修行心得公诸社会大众，为后辈子孙指引正路。 我一生致力干散播欢喜，自己也从中获益甚多。近来，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将我过去几年来的日记取其精华，重编成上、下两册，并且将书名定为“欢喜人间”，简短的四个字，道尽我毕生的欢喜哲学，也说明了人间应该是欢喜自在的。 今日的社会尔虞我诈，暴力充斥，这些都是由于人类的心灵枯竭，以致于不能将人性中最尊贵的欢喜心展现出来。因此，对于到处可见的乱象恶习，我们与其痛心疾首，倒不如平心静气地自我期许：从今天开始，尽一己之力，将欢喜布满人间！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有佛法，就有办法 在我这一生中，俗家父母生养我的色身，固然劬劬劳苦，但十二岁出家以后，佛教却给予我教育，长养我的法身慧命，让我受用不尽，更是功德巍巍。我在佛教里近一个甲子，深深体会出佛法的妙处，如果有人问我佛法有什么妙处？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有佛法，就有办法！” 年少在丛林参学时，我发心下山为信徒诵经，经常早出晚归，穿越野狼出没的荒郊，同学们都说我勇气可佳，其实那是因为边走边默诵“六字大明咒”所带来的力量。随着年纪的增长，慧解日增，从虔诵《维摩诘经》、《药师经》中，我勾勒“人间净土”的蓝图；在受持《心经》、《金刚经》时，我享受“以无为有”的法喜，没想到日后这些经文都成为我弘法利生的资粮，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应世度众。 古德常常勉励后学：“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对于这句话，我的体验最多。记得刚入佛学院时，才十来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难免心烦气躁，口没遮拦，后来借着精进念佛，我减少了妄念烦恼，道业也逐渐成长。 一九五三年，我在宜兰雷音寺主持佛七时，突然感到身心俱泯，大地空旷，此后耳边佛号声不断，有时即使在室内行住坐卧，但是外面的人说话、走路，我都清清楚楚。有一次，我在大仙寺主持佛七，居然有人听到我在睡觉时念佛，声音了了分明。还有一回，普门寺举行佛七，两只鸟儿竟然飞进大殿，与我共念佛号，应和有致，经云极乐净土水鸟说法，诚信然也。 直到现在，无论坐车行步，我都习惯称念佛号，路旁一畦畦田地、一棵棵树木，也都成了我的方便念珠。我从正念，念到无念；从妄心，念到一心；从无念而念，到念而无念；从有人有我，念到无人无我；甚至念到时间、空间、天地万物都为之一空，阿弥陀佛好像在我身上活了起来，极乐世界似乎就在当下。我深深感到只要“有佛法”，我们就“有办法”在娑婆世间开创净土。 宗教上的体验，长养我无比的信心，我深信只要大家奉行佛法，启发本自具有的佛性，一定能共成佛道。所以，在弘法生涯中，无论遭逢多少冤屈，我始终没有退心，不管遇到多少阻难，我也没有忘记弘法的使命。 记得四十年前，初到台湾时，欲食无饭，欲眠无榻，有人说：“现在佛教衰微，耶教盛行，不如改变信仰，或许比较容易生存。”我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告诉他：“即使佛陀现身，亲自叫我易服改信，我也不从！”四十年后的今天，佛教不但在台湾的发展盛况空前，即便在耶教为主的欧美国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潜力。 《华严经》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的心中本自具足无限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努力开发，因此，在佛门里讲究发心。一九四九年，我孑然一身渡海来台，虽然居无定所，但每到一寺，我都自动发心服务，从典座到编写，从司水到园头，乃至担米运粮，扒粪除垢，无不任劳任怨，戮力以赴，所以我不但从奉献中拓展更多的能力，更赢得寺众的欢迎。他们赞美我的发心，诚意地留我长住，在世局动荡，人心惶惶的当时，可说是非常难得。 一九六七年，开辟佛光山时，我经常在烈日寒风中，发心砌砖墙，堆石头，锯木料，挑砂土，拌水泥，徒众看了，也前来自动帮忙，大家同心协力，乐趣无穷。后来每次领导弟子们做事时，我也总是率先动手，以无形的身教来代替苦口婆心的言教，往往收到更好的效果。《三皈依》文中，有一段是：“自皈依僧，当愿众生，统理大众，一切无碍。”如果我们能心存“佛法”，发心奉献，人我之间的相处一定“有办法”和敬团结。 佛教本有经世济民之效，无奈数百年来，在政治压迫与人为误导下，失去原来的活力，流于避世的宗教。目睹此景，我发愿力挽狂澜，弘扬圣教，经过数十年的辛劳，终于将佛教教育、文化、慈善事业兴办起来，使佛法与生活融为一体。当雨过天青，云开日现时，我怀抱感激的心情，更立大志，愿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于是继续勇往直前，投注十余年的心血，克服人情风土的种种困难，在世界各地广树法幢，开拓净土。我的一生并不平顺，但是在“佛法”的愿力驱使下，我甘于接受磨炼挑战，所以就“有办法”面对现实，无畏横逆，一步一步地完成理想。 我本身没有什么特长，幸而从小承受“佛法”的熏陶，培养我坚忍的耐力。因为肯忍辱负重，所以在民风保守的宜兰，我能够突破万难，开办台湾第一所佛教幼稚园，组织台湾第一个佛教青年会，兴建台湾第一间念佛堂，成立台湾第一支佛教歌咏队。由于肯忍劳耐怨，因此在人事纷扰的南台湾，我也能调和众议，兴设寿山寺，开辟佛光山。当众人赞叹我很“有办法”，能行人所不能行时，我想到《维摩经》里的一段话：“一切烦恼，为如来种，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不免深自庆幸在烦恼交煎的人生苦海里，拥有宝贵的“佛法”，使我在动心忍性之中，增益己所不能，从而不断地超越自己，实现生命的意义。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 身心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首佛教偈语，对于我毕生做人处事，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记得一九五二年，我在宜兰落脚，曾有人提议我担任中国佛教会宜兰县支会的理事长，我自忖才疏德浅，于是推荐成一法师前往任职；在连任届满之后，我又再度被属意为继任人选，然而我还是执意辞让给真华法师。如是十余年过去了，当无人可继时，我才从善如流，出任掌职。由于谦让成风，偏处一隅的宜兰佛教在一团和气下，发展之迅速，连一些大都会都望尘莫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先天条件不足，只要“有佛法”，自然就会“有办法”。 刚出家时，年少气盛，看到佛门里一些长老的言行不能令人起敬，十分不以为然；然而当我在《法华经》中读到常不轻菩萨的行持时，不禁起大惭愧心，从此对于一切众生，我都抱持尊重的态度，纵使遇到与自己风格不一的长老大德，我也恭敬礼遇，并且在背后赞美他们的长处，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久而久之，长老们也给予我很多赞助鼓励。 一九五四年，南亭法师不弃偏远，拨冗来到宜兰小镇，为乡民讲说《八识规矩颂》；道源法师也曾在示寂前，南下高雄，前来佛光山为学生教授《大乘起信论》；其他如印顺、默如、东初、演培等诸山大德，都曾应邀至雷音寺、寿山寺等处说法，支持我办学度众。我乃一介后学，又非隶属同门，承蒙他们鼎力相助，在感激之余，我深深感受到只要“有佛法”，就“有办法”融和异己。 过去在佛门里规定：出家人必须学戒五年，方可听教参禅。由于在律仪上受有严格训练，使我虽然出了佛学院的校门，依然行止合度。二十一岁那年，我被派往宜兴出任小学校长，住在祖庭大觉寺。有一天，担任住持的师兄前来，称赞我做人老实。原来他为了试探我，在房间的坛子里藏着宝物，结果发现一个也没少。其实，我一直遵守不予不取的戒规，从来不曾兴起掀开坛盖一探究竟的念头，所以连里面装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没想到却赢得师兄的敬重。 三十多年前，我经常搭乘平快火车，南北两地奔波讲经，因为在佛门里惯于抬头挺胸，目不斜视，在八个小时的车程里，我直脊端坐，默念佛号。有一回感动了一名邻坐的军官，竟然跟着我下车，要求皈依在三宝座下。其余以持戒度众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 只是在奉行戒律时，我们必须圆融通达，否则为教条所缚，反而失去了佛法的精神。记得有一次，南亭法师与我应邀到宜兰高中校长温麟的家中作客，主人亲自下厨包饺子殷勤款待，我们虽然明知里面是以韭菜、鸡蛋为馅，还是隐忍不语，将一盘饺子吃完，以免唐突失礼。十年前，在日本佛教会用餐，当侍者端来面时，腥羶四溢，才知道此地的面汤全都是用鱼虾熬成的，为了避免大家难堪，我们只有囫囵吞下面条了事。《七佛通偈》中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法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学佛度众，内心的清净最为重要。 佛光山的道场，建在山明水秀之中者固然有之，但多半是设在喧嚣闹市的高楼大厦里，楼下往往是美容院、ktv，在深夜里饱受噪音侵扰。初来乍到者，不明其理，以为怪事，久而久之，也明了个中奥妙：幽兰长在深谷里，因此只能孤芳自赏；牡丹性喜南地，所以北地之人无缘亲炙。如果太坚持表面的清净，反而无法对一切万物发挥正面的力量，必得了解“佛法”的真谛，和光同尘，不执不拒，如莲花一般出污泥而不染，在暑热中吐露芬芳，才“有办法”让更多人分享清凉美意。 经常有很多人羡慕我定力很够，其实我自知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佛法”带来的利益：少年时出家学佛，我从排班、经行、静坐、念佛里修习耐烦的定力。青年时来到台湾，我在衣食缺乏，生活艰困中，增长坚毅的定力。中年时法缘渐佳，我从接引信徒，谈话开示里，培养说话的定力。老年时云游传教，我从乘坐十数小时的飞机，与信徒一次合照数十张照片，应邀出席几个钟头的斋饭供养中，成就适应时空的定力。懂得将“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就“有办法”随缘自在。 许多人告诉我：佛法里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让他们感到害怕。其实这些都是世间的实相，不能逃避，也无需惊惧，如果我们能顺应真理而行，将会发现：“无常”真好！“无我”真美！ 我回想自己本来并不聪慧，但因为体会“无常”，所以我不气馁，加紧功行，终能以勤补拙；我原先一无所有，但由于了解“无常”，因此我不放心，努力奋斗，故能以福慧庄严一切；遇到挫折失败，因为深明“无常”，我培植因缘，最后定能转危为安；徒弟顽劣，由于知道“无常”，我耐心辅导，使顽廉懦立，终会成为良才法匠。因为世事“无常”，所以文明才得以进步；因为生命“无常”，所以未来才抱有希望。能够以“佛法”的观点看待一切，从世事无常中汲取经验，就“有办法”处理多变的人生。 “诸法无我”并不是说没有了我，而是指世间诸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一个固定独立的实体存在。懂得“无我”，能够放下小我，融入大我，方能拥有更多；体悟“无我”，博得布施成就，分享众生，就能处处有我。 五十年前，我因为割爱辞亲，出家为僧，将身心奉献尘刹，所以才能拥有三千法界。来到台湾以后，我因为舍去北投静修的机会，投入大众之中，所以才能在佛教文化事业上有所建树；三十年前，我走避荣华名利，来到偏僻的高雄乡镇弘法利生，所以才能发展出闻名世界的佛教重镇；十年前，我卸下国内道场的一切行政职务，胸怀法界，才能将佛教推展到世界各地。甚至我将自己的寺院送给同道，舍给学生，所结的法缘更广；我把每次出国弘法所得到的红包供养，悉数馈赠给当地寺院，因此成就了海外道场的建设。紧握不舒的拳头，怎能掬握秋毫，更遑论宇宙法界？能彻悟“佛法”的无我真理，进而喜舍布施，才“有办法”享受更多丰美的果实。 一灯能照破千年晦暗，一灯也能分灯无尽，光照大千。拥有佛法的喜悦，应该让众生共同分享。昔时，维摩诘居士授予天女“无尽灯”法门，使得天宫大众同受法益；佛陀在临入灭时，于法华会上，授记诸阿罗汉皆当成佛，并嘱咐他们，亦当为后世弟子授记传法，于是娑婆世界有了无穷的希望。 我虽自愧才薄德浅，但于大觉佛陀的圣教总是念兹在兹，力图发扬，所以我举行过不下千百场皈依典礼，借着常住三宝的功德，开发大众自性三宝的灵光；我努力兴办各种佛教事业，顺应各种众生的根机，将佛法的智慧传递给十方大众；我提拔徒众法子晋升住持，亲授袈裟法衣；我创立佛光会檀讲师制度，为入选者亲颁证书。 如今，传灯不仅是神圣的使命，也成了一本书的名字。天下文化公司将我数十年来的弘法生涯记录成册，以此为名，公诸于世。社长高希均教授在记者会上说：“……四十年来，台湾经济是一种奇迹，而星云大师将佛光山组织得有条不紊，让佛教无远弗届送至全球各地，也是另一种奇迹……”对于他的赞美，我愧不敢当，因为这一切都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而是千千万万的佛子们在佛法的感召之下，发心努力，携手缔造的佳绩，这就是为什么我常说：“有佛法，就有办法！” 诵经念佛是佛法，正知正信是佛法，发心立愿是佛法，忍耐谦让是佛法，尊敬包容是佛法，持戒禅定是佛法，清净中道是佛法，无常无我是佛法，喜舍布施是佛法，传灯授法是佛法……乃至四无量心、六度四摄、惭愧感恩、因缘果报等都是佛法。离开了世间，就没有佛法。有了佛法，生活在世间上的人才能够拥有幸福美满的人生。所以，“有佛法，就有办法”。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 生气不能解决问题 一九六○年间，道安法师和我共组佛教访问团，前往日本参加佛教***。会后并参访日本各佛教本山，当时负责财务的某一团员，账务不清，吞没公款约三十万元。对此非法侵占，我气愤填膺，主张追查究问，当时道源长老见我怒气冲冲，便劝我说：“生气不能解决问题，他何许人也？你为这件事生气查问，实在是太不聪明了！” 我当下恍然大悟，记忆跌入一九四七年在小学担任教师的时候，一个六岁才入学的女生走进教室，随手将墙上的日历拿下来，一张一张撕碎玩耍。当时物资缺乏，一纸难求，二十一岁的我年轻气盛，顾不得儿童好玩的心态，拿起藤条，作势欲责打，女孩的哭声顿时划破宁静的校园，也唤醒我的思绪。“生气”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我心底留下永无止尽的悔意。 水，质性柔软，以高就低，遇物则转，所以能流出独特的曲线。人，何妨效水，以随缘转境的功夫，悠游于天地之间。 一九六四年，我与南亭、悟一两法师共创智光商校，有一法师数次以责难的口气问我：“为什么副校长陈秀平皈依你，不皈依我？”“皈依三宝，怎可以说皈依你我？”一次，在餐桌上，他再度以此事挑衅，问我是何居心？我拍桌拂袖而去，继而想到“生气不能解决问题”，校务能顺利发展才是师生之福，因此满其所愿，力劝陈秀平拜他为师，此后怨气顿消，皆大欢喜。 二十年前，我到洛杉矶参访，特地前往万佛城拜访宣化法师，并且致赠佛像，以示友好。一九七八年，我命慈庄、依航至美国建寺，宣化法师居然寄函向当地政府密告：从台湾来的法师都是假的。并且反对建西来寺。洛杉矶政府将他的信函寄给我，我虽然深知此事将妨碍建寺工作，但普度天下苍生是我向来的心愿，所以我不顾讥毁，坚持理想。洛杉矶政府反而安慰我，秘密黑函不代表美国政府意见。十年的时间悠悠而过，西来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建成，佛光山以此为据点，不但将法水遍洒欧美各地，而且与各宗教间友好往来，备受各界肯定。如今西来寺以“西半球最宏伟的佛教道场”而名闻遐迩，各国政要人士相继来访。今年四月，美国副总统戈尔也亲来参观，赞誉不绝，这一切不都说明了：“生气不能解决问题”。乐观进取，不嫉人有，才能广结善缘，共成美事。 尽管西来寺的贡献有目共睹，然而这是个一半一半的世界，一个人无论做了多少好事，获得多少人的赞美，总会有人大唱反调，不予认同。西来寺亦然，从刚开始建筑期间，附近一位退休女公务员就经常用望远镜瞭望，只要寺中多了一根柱子，乃至油漆颜色稍有不同，她都写信向政府当局报告检举。西来寺落成以后，她又每天费心观察多少人进出道场，其密告函件达数百封之多。久而久之，这种为反对而反对的行为，连邻近海拓区的居民都觉得十分反感，纷纷向县政府表示：如果要找西来寺麻烦，他们就集体搬家。经过寺方多次交涉解释，诚意邀请，老太太终于首肯出面参加协调会议，社区代表、政府官员都在一旁为我们据理力争。至此，事端终于露出一线曙光，也说明了频“生”枝节，意“气”用事，都“不能解决问题”。理性的沟通交流，良好的互动关系，才能彼此互惠。 佛光山开山之初，我即本着为民谋福的心念，请相关部门为大树乡铺柏油路，并且三次翻新重整。此外，我还请电信局设置自动电话，请自来水厂安装自来水，请邮政局在当地设立邮政代办所，请客运公司兴立站牌。接着又创建幼稚园、中学，解决附近孩童就学问题；成立佛光山慈悲基金会，以施棺、施诊、冬令救济等来嘉惠乡民。甚至我们提供工作机会，带动地方经济繁荣；年终举行联欢晚会，让大家共享福利。 此等微薄善意，从来不敢四处张扬，更不望有所回报，无奈中国人向来无视于宗教的文教慈善功用，再加上有心人士的唆使耸动，十多年前，山下悍民竟然在“信徒香会”时团团围山，要胁我们让山后农民自由通行，运送水果。僧信二众咸感愤怒，山内山外弥漫着一片火暴气氛，我力劝徒众一忍再忍，不可冲动，因为“生气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深怨怼，徒令亲者痛，仇者快。后来为息事宁人，由佛光山提供土地，干后山另辟产业道路。 本以为至此一切皆休，没想到近日乡代又鼓动乡民以不实的毁谤，与佛光山抗争。我们虽有意沟通，派人解释说明，但对方却无心续谊，一再恶言相向，长此以往，终非究竟。所谓“忍一口气，风平浪静；退一步想，海阔天空。”我们痛下决心，订于明年五月十六日起，实行“封山”，并借此让徒众摒除外缘，充实弘法能力，提升度众层次。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和一位长老法师同往台东监狱布教，当天我开示“脱苦的方法——忏悔、发愿”。次日，我们转往屏东监狱说法，没想到该长老讲演的内容和我前一天所说的完全相同。轮到我的时候，我不疾不徐地说：“我也来跟各位讲脱苦的方法……”一直讲到最后，我才道出：“脱苦的方法是：第一、我们要念观世音菩萨——了生；第二、我们要念阿弥陀佛——脱死。”台下掌声不断，事后这位长老和我说：“我吓了一跳，以为你也要讲忏悔、发愿。”我想：当时如果我心生怨怒，必定自乱阵脚，无法在台上侃侃而谈。古德云：“宁静致远。”“生气不能解决问题”，心平气和，才能长养智慧，止于至善。 三四十年前，台湾民风保守，女性地位低落，比丘以“八敬法”为借口，使得尼僧更无出头之日。我却一改常态，接引女性青年弘法利生，并且设立女众佛教学院，培养人才，凡此均遭致恶意中伤，但是我自认为所当为，一点也不生气。如今佛光山有许多比丘尼在大学任教，著作等身；学有专精者甚至还到男众佛学院授课；而享誉世界，获得金鼎奖的《佛光大辞典》，其编辑群也全都是佛光山的比丘尼。我数十年的奋斗，可说没有白费。 三十多年前，我想在台北兴办“台湾佛教研究院”，到处借场地，几乎到了磕头的地步，却没有人首肯，我也不曾动怒，自惭空有一腔热血，没有能力，也是枉然，所以率领学生回山煮面供众，以劳力换取办学基金，反而使徒众更珍惜深造求学的机会。所以，“生气不能解决问题”，化悲愤为力量，转阻力为动能，才能成就不朽的事业。 一九六七年，佛光山辟除草莱，殿堂院舍已粗具规模，当时创业维艰，一木一瓦来处不易。一天，我在远处见到一位信徒站在佛前桌上照相，我深不以为然，加快步伐，急忙趋前大喊：“你怎么可以站在佛桌上照相！”事后一直后悔，不该伤此信徒尊严。十多年前，普门中学一位女老师在龙亭的石桌上跳舞给学生看，我在东山遥遥望见，随即直奔过去，怒言斥责：“你为人师表，教育子弟，能将桌子当舞台吗？”女老师颜面尽失，赧然离去。直至今日，我仍深以为憾，因为教育不以盛气凌人，责备也要令人堪受。 盘硅禅师以慈悲心爱护后学，转恶徒为赤子；金代禅师以喜舍心培植兰花，行不言之教化。怒目金刚固然可以慑人干一时，低眉菩萨更能保持对方的尊严，揭开心地的光明面目。像早年依晟法师主编《觉世》，我往往在半夜十二点正要关门休息的前一刻，才见她匆匆抱着一堆文稿前来，数年来我为她熬夜挑灯审稿，和她讨论利弊得失，不曾出言责备，因而造就今日依晟的文采并茂。满舟建光明学苑时，花下大笔经费装潢内部，一向勤俭自持的我虽然为此心疼不已，也未尝责怪一句。这种“无为而治”的作风尽管付出不少代价，却使得年轻一辈的徒众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自我担当中汲取经验，未尝不是一得。 有位李先生帮我处理文书工作的时候，一会儿要纸笔，一会儿要信封，一会儿索邮票，一会儿索糨糊……我仍带着欢喜的心情，欣赏他的举止，不曾假以言辞。由于我的包容忍耐，因此数十年来，只要我开口请求，他都依言照办。 萧顶顺半生以来为我兴建寺院殿堂，刚开始时因为经验不足，常发生建筑倒塌事件，我不但不追究责任，还频频问他工钱够不够发。由于我能易地而处，体贴关怀，所以不但他的一家都为佛光山效命，连木工、瓦工、泥水工、油漆工等，也都是原班人马，在山上一做就是三十年之久。回顾往事，我更确定：“生气不能解决问题。”不生气并不代表懦弱无能，不明是非，因为人我无间的爱心才是维护情谊，促进和谐的良方妙药。 人，究竟有多少“气”？能忍者，善养浩然正“气”，因此不卑不亢；无力者，总是垂头丧“气”，所以精神涣散。君子者，谦下处众，因此所到之处，都是一团和“气”；小人者，仗势欺人，所以身置何地，均为乌烟瘴“气”。有为者，虽泰山崩于前，仍“气”定神闲，面不改色；无能者，遇小事临身，就“气”急败坏，惊惶失措。乐观者，英“气”焕发，人见人喜；易怒者，杀“气”腾腾，人见人畏。“生气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气”一发出，心中的力量也就随之瓦解，偈云： 面上无嗔是供养，口里无嗔出妙香， 心中无嗔无价宝，不怒不恨见真常。 所以为自求进步，我们应该以“养气”代替“怨气”；为成就事业，我们应该以“和气”代替“意气”。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 破铜烂铁也能成钢 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和其他小孩一样上学读书，受完整教育，所以一直很自卑，总觉得自己好比路边的一块破铜烂铁，一无是处。十一岁那年，我无意间和外婆谈起心中的感受，外婆告诉我：“傻孩子！破铜烂铁有什么关系，只要肯在大冶洪炉中锻炼，破铜烂铁也能成钢。”这句话犹如黑暗里的一道光明，引领我走向多彩多姿的人生。 不久，我剃度出家。在那个年代里，教育并不普及，佛事念经成为最普遍的度众方式，因此有一个“好喉咙”是身为出家人必备的条件之一，偏偏我不仅天生一副“破嗓子”，而且缺乏节拍观念，诵起经来荒腔走板，敲打法器又不上板，所以经常因此而遭受讥嘲讽刺。正当十分气馁的时候，外婆的话在耳边响起，于是我下定决心，昼夜练习，在熟能生巧下，渐渐获得师长认可。现在弟子们竟然都说我梵呗音声很好听，甚至还有信徒将我主持佛七时的佛号声录音下来作为珍藏。俗谓：“宁在大庙睡觉，不在小庙办道。”“要得会，人前泪。”我深深体会到：大众就是一座最佳的大冶洪炉，只要我们肯安住学习，肯在别人面前丢人现丑，不怕困难，“破铜烂铁也能成钢”。 就读佛学院时，为了磨炼身心，我曾效法古德，以各种方式来刻苦自励：在过午不食期间，我体悟到精神超脱的法喜甚于口腹贪求之欲；在刺血写经时，我感受到自己与佛陀血肉相连，与众生心心相系；在实行禁语期间，我曾因多次违禁而掌掴自己，久而久之，连心中也不复闲言杂语；在拜佛礼忏之时，我仆倒佛前，长跪哀悔往世罪业，乌云般的无明层层剥落，明月般的佛性逐渐显现，一股法喜冉冉升起。凡此不仅强壮我的体格毅力，也长养我的菩提道心，使我经得起日后风霜雨雪的考验。佛说“身为苦本”，历代祖师们则鼓励我们进一步“借假修真”。身体其实就是一座炼钢厂，若能下定决心，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苦恼正是最好的燃料，它能促进烈火的焚烧，将“破铜烂铁”的杂质，烧炼成“金钢”一般的法身。 老师的责备，同学的耻笑，我都视为当然，自知聪明才智比不上别人，惟愿以勤奋的作务来弥补不足。因此，当大家还在温暖的被窝里时，我摸黑起床，打板司钟；当同学在孜孜自修的时候，我发心到河边挑水供养大众；三餐前后，我赶去斋堂行堂洒扫；课余之暇，我前往大寮典座，在热炉沸汤、柴米油盐中穿梭不停。佛门里有句话说：“金衣钵，银客堂，珍珠玛瑙下厨房。”平凡无比的青菜萝卜禁得起大火烧炖，所以能煮成珍馐美味的上堂斋；同样地，一文不值的“破铜烂铁”，只要肯接受千锤百炼，也能铸成风雨不蚀的不锈“精钢”。有首石灰诗云：“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莫等闲，粉身碎骨都无怨，留得清白在人间。”在劳苦的作务里，我学习到数量的掌握，时空的拿捏；在触类旁通，应用万端之下，日后各种大小活动的策划进行再也难不倒我。 我自觉学问浅陋，所以极力向常住争取担任图书管理工作，借此机会阅览群书。我自忖天资愚昧，所以上课时聚精会神，博文强记。每天我利用零碎时间伏案思索，在日记上发抒我对一件事的意见，对一个人的描述，对一堂课的感想，对一句话的看法……久而久之，文思如泉涌一般泻入笔端；每月将尽，我将学习所得编成一本《我的园地》，里面有诗篇、有散文、有论说、议事……年少时的自我鞭策毕竟没有白费，直至今日，山河大地、风土人情，无一不是我弘法的素材，所谓“大块假我以文章”。因此，我常劝勉年轻人不要画地自限，只要肯不断虚心地吸收世间的光热，自我塑造，自我建设，“破铜烂铁也能成钢”。 二十三岁时，赤手空拳，渡海来台，初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念及自己既无显赫家世，又无师门特色，幸赖世间诸多因缘助我成长，所以总是抱持惜福感恩之心，任劳任怨。同道说我力气很大，为了不辜负他的赞美，所以使出全身力气，拉车、挑水、担石、负薪，没想到日后竟成为开辟佛光山的资本；前辈命我前往教书，我原本生性怯弱，不敢面对大众，但既然承他看得起，因此我挑灯熬夜，准备教材，鼓起勇气，登台宣讲，没想到就这样一路从北部讲到南部，从岛内讲到岛外；长老要我负责文宣，编辑杂志，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经验，蒙他不予嫌弃，所以我全力以赴，从撰文、编辑，一直到印刷、发行，我一手包办，没想到后来凭着这一点历练，开办了各种佛教学报、杂志；信徒请我写标语斋条，我从未有练习书法的机会，但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所以我先揣摩酝酿，然后小心下笔，不料一直写到现在，徒众们竟以拥有我的亲笔墨迹为荣，弘法之暇，写字送人成为我自娱娱人的兴趣之一。 西来大学的募款，是我为前来参加大悲忏法会的信众，每人出功德善款十万元者，即写一张毛笔字来感谢他们对西来大学的护持。佛光大学书画义卖会中，我写的毛笔字竟然是炙手可热的高潮卖点，自觉不入流的两幅字——“法界惟心”、“云水三千”，各卖了六百万元新台币，约合美金每幅二十四万元，后来我自动降价，索性多写几张法语，每幅只准以新台币三十万元为限，来满足大家的愿望。我深深感到身在世间，若能经常为对方着想，随顺别人的需要，增加自己的韧性与强度，哪怕是一块破铜烂铁，也能久炼成钢。 我生性不擅主动与人交往，无形之中丧失许多人缘，念及于此，我从不推辞开始努力；我不长于交际应酬，经常因此被人误会，思及于此，我从直心待人着手学习。我自忖一文不名，无以予人，所以布施所学，教导后人；我自认缺点甚多，愧对十方，因此兢兢业业，三思而行……点点滴滴的改进，将我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我深信在长远的菩萨道上，即使资质如“破铜烂铁”般的我，也必能借着反复琢磨，自我修正，去芜存精，成就像“金钢”不朽的法身慧命，所以行走于人生逆旅之中，即使面对再大的挫折，再多的阻难，也不曾灰心失意。 在一个简陋的小庙里，一架老旧不堪的裁缝机上，我写了一本《释迦牟尼佛传》；在乡间臭气冲天的尿桶边，我完成一部《玉琳国师》。在崎岖不平的山路行进当中，《弘法者之歌》于脑海里一气呵成；在汗流浃背的披荆斩棘期间，《佛光山之歌》于心湖里陆续成章。在地势悬殊的麻竹林中，我建立一座世界最大的僧团道场；在政令繁复的教育界中，我创设古今第一所不收学杂费，由佛教开办的社会大学。初辟草莱时，寮房里的书桌是将工地拾获的几块木板拼制而成，春去秋来，我埋首其上，不知拟好多少份计划，写就多少篇文章；刚成立客堂时，里面的沙发是信徒丢弃不要的旧物，我们把它拣回来使用，三十年来，不知接待多少世界知名的宾客。“净土洞窟”刚建好时，没有余钱添置设备，只得因陋就简，以彩色布条代替雕梁画栋，几年下来，也度了不少信众。“宝藏堂”初成之时，我在这三十坪不到的房子里摆设佛像、文物，供人参观，有谁料到这竟是日后各别分院“宝藏馆”的雏形？所以我们不必遇难自怜，受挫怨天，只要自己肯力争上游，克勤克俭，一旦因缘成熟，即使是“破铜烂铁也能成钢”。 天生智障的李忠山，初来佛光山时，因异于常人，我多方关怀鼓励，后来他乐观开朗，勤于拜佛；因中风不良于行的郑昭暄，在佛七期间蒙佛加被，从坐椅上奋力站起，匍匐感泣，从此勤于参加念佛法会。萧顶顺当初不过是一名初中毕业的木工，三十年来，我们合作无间，所有佛光山的建筑都是在他手中完成；韩昭泉早年为佛光山开车时，第一天就发生一些小事故，虽遭多人埋怨，但我从不责备，只在他每次出门前，再三叮咛他小心驾驶，随着开车日久，技术增进，后来他娶了在佛光山育幼院服务的王小姐之后，成家生子，自行开业，现在已是游览公司的大老板；宗福十几岁来山时，连玩耍都不会，我教他打球，后来他精通总务，成为修理电器的高手；颜香原本是一个乡下姑娘，一句国语都不会说，在佛学院的熏陶下，不但国语流利，甚至考取托福，出国深造；慧尚刚从印尼来台时，一句中文都听不懂，后来他发心从事全山环保工作，终日与垃圾为伍，余暇刻苦自修，后来竟能以中文作诗撰文，现在肩负沙弥学园的教育使命；慧庆虽然天生咬字不清，但无法阻碍他上进的决心，在不断努力之下，成为《普门杂志》的资深编辑，文字功夫高人一等；慧岸初学佛时，矮小胆怯，几年的佛门训练之后，竟能登台主法，侃侃而谈，目前在“光明学苑”担任讲师。永光体弱多病，数度住院就医，凭着柔和忍耐的性格、坚毅不拔的精神，在耶教国家菲律宾各地弘法度众，广受信徒爱戴。 我来台湾弘法时，大胆起用一群未见世面的乡下青年，结果一鸣惊人，博得好评；台湾初次举办敦煌古物展览时，我大力推荐年幼的沙弥担任解说员，结果深受来宾赞许。可见只要肯赋予任务，导以训练，男女老少、智愚巧拙都能够发挥一流的表现，这不也证明了“破铜烂铁也能成钢”这句话，诚然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随着僧团人多，难免龙蛇俱处，玉石混杂，一些弟子对于我普门大开、广纳徒众的作风有不同的意见，慈庄毕竟跟随我多年，最知其中三昧，她总是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反对师父收徒弟，即使是‘破铜烂铁’，师父也能用慈悲的热火，包容的巨炉，将他铸炼成‘钢’。” “破铜烂铁也能成钢”，过去是我勉励自己的座右铭，如今却成为我接引人才的方便之道。其实，在古今中外，正有许多名人的范例足以作为我们励志修行、待人接物的榜样。像爱迪生小时候被老师视为低能儿童，但是在母亲循循善诱之下，吸收了许多现代知识。长大以后，一生从事发明，造福无数人群，带动文明的进步。松下幸之助十一岁辍学，十三岁丧父，三十四岁时，惟一的儿子出生仅六个月就夭折，他自己一生则受病魔纠缠，四十岁以前，有一半的时间都卧病在床，但凭着乐观进取的精神积极奋斗，不但寿达百岁，而且拥有国际知名的电器事业。六祖惠能本是目不识丁的“南方獦獠”，由于他肯潜心苦行，终于在弘忍座下春米得道。太虚大师原为体弱多病的牧童，在奘年老和尚的栽培下，广阅经藏，后来成为一代高僧。 所以，我们不必怨叹自己因缘不足，境遇不佳，只要具备“铜”一般的决心，“铁”一般的意志，再“破烂”的天赋，再恶劣的状况，也能成就“钢”一般的丰功伟业；我们也不必怨怪别人资质低劣、条件不好，如果自己能拥有不熄的慈心，不灭的悲愿，“破铜烂铁”也能在我们手中淬炼成为像“钢”一样的栋梁之才。 （一九九七年九月） 做什么要像什么 “人生如戏”，随着时空舞台的变换，随缘任运，自能肩挑一切重任。 童年出家后，常听师长们训诫大家：“做和尚就要像个和尚，你们不要画地自限，要做什么像什么才好啊！”我听了以后，谨记在心。后来这句“做和尚就要像个和尚”、“做什么要像什么”在我一生当中，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记得当时正逢抗日战争期间，民生匮乏，寺院经济更是捉襟见肘，常常水已经煮滚了，还不见有米下锅。我那时只是一个小沙弥，看到常住这么困难，就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上山采无花果（可以染布），一面增加常住的收入，一面可以帮常住巡逻看守山林，以防宵小偷窃木材。数年后，我奉师命到焦山定慧寺就读佛学院，但每值假期，我一定赶快回到栖霞山。暑假时，无花果累累结实，我依然每天早出晚归，将它们摘下来献给常住；干旱期间，看到寺众饮水盥洗不便，我也自动到江边挑水，每次来回总要花上一两个小时的脚程。寒假时，农历新年将至，我又拿起抹布、扫帚清理环境，单单从早到晚，擦玻璃就费时一个月；春节期间，我又忙着帮常住接待香客。虽然一天下来，往往疲累不堪，但我常想：自己在栖霞山出家，栖霞山就是我的，我要“像一个栖霞山的出家弟子”。 青少年时，我在丛林十载生活，其中做了六年行堂，两年司水，一年半的香灯，还兼任图书馆管理员、自治会的会长。每至冬天，行堂最是辛苦，双手浸泡在冰冻的水里洗几百双碗筷，手掌、手背的皮肤一处处都皲裂了，连里面红色的肉都看得一清二楚，那时不懂得包扎涂油，第二天还是照常工作，好像从来不觉得伤口的痛楚，只知道“做一个苦行僧，就应该要像一个苦行僧的样子”，任劳任怨，谦虚学习。 童年时因家境贫寒，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很珍惜有书可读的机会，为了“做好一个学生的样子”，我自动自发，自我学习。由于白天忙于出坡，读书的时间很少，我利用在图书馆整理书籍剩余的零碎时间温习功课，并且翻阅一些课外读物。此外，我还每月督促自己编一本《我的园地》，里面有论文、讲座、新诗、散文、心得报告、生活感想等等，虽然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看，但是从那时一点一滴地打下基础，让我日后在编辑杂志、写作撰文，乃至弘法布教、接引众生时，都能得心应手，实在是始料未及之事。经云：“一一尘出一切法，旋转无碍遍庄严。”又说：“释迦牟尼佛名毗卢遮那，遍一切处。”我由躬身实践中更加相信：只要肯发最上心，时时想到自己“做什么要像什么”，其所带来的利益实在是无量无边。 那时晚上没有电灯，常住也不准我们用花生油点灯，因为平日食用的油水已经不敷使用，遑论有余存的油让寺众点灯看书。我每晚都借着礼佛禅坐来度过漫漫长夜，每当心性懈怠的时候自我观照，想到高僧传中古德艰苦奋发的精神，不禁自惭形秽。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个佛门的行者”，我在万籁俱寂的黑夜，就着佛前微弱的灯光刺血写经，蘸着一滴滴的鲜血，培养我对佛法的信心道念。此外，我也自持禁语戒，并尝试过午不食的修持。除了平日坐禅拜佛以外，凡是听闻举办禅修、佛七，我也都极力争取参加，其中曾有过忘我的悟境。多少年来，我无论是主持禅七、佛七，或是指导徒众修持，都能得心应手，不禁感谢老师那句“做什么要像什么”，让我得以从事自利利他的工作。 佛教僧侣必备的三刀六槌，四十八单中的苦修，我都是在早晚课诵、劳动作务中揣摩熏习；佛法妙谛则是在平日行住坐卧，一点一滴的实践当中有所体悟。在忙碌的参学生活中，我一心一意要求自己“做得像一个出家人”，所以平常对于常住的一切安排，我都欢喜随众，余暇则兼行密行，就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净化，出家人的样子自然而然地就显现出来了。直至今日，我常教诫徒众“不私收徒众，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的理念，其实都是源自于早年我在佛门里学习“做得像一个出家人”所体验到的法则。 过去丛林的教育十分严厉，行进时眼睛要看前方七尺处，不可左顾右盼，不可仰视、低头、跑步、疾行；站要有站相，两手下垂，操手当胸，要知道自己站的位置。坐下时，椅子只能坐半座，背脊自然挺直，肩膀要平，下巴要收缩。安眠时，要右胁吉祥卧。外出时，衣着要整齐，出房门一定要着长衫，出山门要穿海青，不可戴围巾、帽子。如果威仪稍有差错，言行些微不如法，就会遭到师长的棒打、怒喝，而冤枉、委屈更是常有的事情。但我从来不曾挫折、灰心，也未尝顶撞、怀恨，因为我始终觉得这是老师的慈悲教导，做一个晚辈后学，就应当“像一个晚辈后学的样子”，以恭敬的身形，以感恩的心意来接受一切教导训诲。正因为如此，老师们很乐意教我，原本不聪明的我，在千锤百炼之下居然进步迅速。 回想当初之所以在童稚之龄祝发出家，是因为从小在家乡看到大和尚威仪庠序的法相，所以暗自发愿有一天也要穿上僧袍，让别人说我像一个庄严的大和尚，后来果真愿不虚发。我剃度之后，一直牢记这个誓言，并且常以玄奘大师的“言绝虚浮，行绝名利”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六十年来，我不曾散着裤管，身着短衫外出，我不曾穿着大袍跑步，不曾上咖啡厅与人聊天，不曾在倾盆大雨时手执雨伞，甚至地震摇撼时，落石崩于前，也都能镇静念佛，不惊不惧……这些举止均非矫饰，而是经年累月持续当年的一念初心——“做得像一个和尚的样子”所养成的习惯。一九八八年，西来寺刚落成时，徒众基于好奇，一窝蜂地开车到比萨屋去吃素食比萨，我闻言禁止，并不是比萨不可以吃，而是身为一个出家人应该像一个出家人，在公共场所走动总非所宜。 如今有许多人夸赞我威仪具足，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行止如法，我听到这些话，除了感念当年佛门严峻的道风之外，更要谢谢老师赐给我的一句金玉良言——“做什么要像什么”。 从佛学院出来之后，常住派我到宜兴祖庭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小学担任校长，这对于从来没有社会经验的我而言，是一项崭新的经验，为了要“做得像一个校长”，我收集了许多教育及行政方面的书籍，反复研究。乡下地方经费不够，师资缺乏，我还得兼任好几班的老师。为了做得像一个老师，让学童们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事先深思计划，竟然可以达到一人同时教授好几班的课程，而小孩子们也都能安静上课，不吵不闹，这番历练让原本羞涩内向的我增加不少信心。经云：“一切善法，欲为其本。”“做什么就要像什么”的意愿在无形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将我步步往前推进。 后来我和同学智勇法师等人来到南京接管华藏寺，试图一展革新佛教的抱负。当时嫉恨者固然有之，但暗中欢喜者也为数不少，他们称我们是一群有为的僧青年，我一听此话，立刻告诉自己要做得“像一个僧青年的榜样”。因此尽管旧势力经常想要置吾等于死地，我们还是保持乐观进取，为教牺牲在所不惜的态度，勇往直前，虽然革新一举因时势混乱功败垂成，但这些体验无形中长养了我的胆量与见识，使我日后得以临危不乱，履险如夷。 一九四九年，我在台湾基隆下船，又辗转来到中沥、新竹，后来在宜兰雷音寺驻锡讲经，为了想要“做得像一个布教师的样子”，我开始思维如何以事显理，以理说事；我时时揣摩音调的高低急缓、态度的祥和适中；我经常检讨自己的举手投足、风度仪表是否慈悲庄重。如今我四处演讲，可谓信手拈来，驾轻就熟，想来都要归功于多年来的辛勤努力。 当稍有余力时，我开始实践早年培才安僧的心愿，于一九六五年，在高雄建立寿山寺，并且开办佛学院，未久，以学生日多，校舍不敷使用，又另觅大树乡一块麻竹林地，创建佛光山，将佛学院迁址于此。我一人身兼住持、监工、院长、老师、师父等多重身份，为了将每一个角色扮演好，我可说是煞费苦心，尤其学生从万丈红尘来到清净道场，必然会有很多身心上调适的问题。因此在推土挑石，运砖搬瓦之余，我自拟教育手册，订定教学方针暨生活规约；我责成教务处充实教材，聘请名师，带动学生和老师交流；我要求辅导处以鼓励代替责罚，以疏导代替禁止；而我自己也经常居中劝诱、协调，好让大家都能在修道中有欢喜，在生活中有法乐。后来随我出家的弟子迭有所增，凡是会读书的，我让他继续深造；会办事的，我让他一展办事长才；会教化的，我教导他如何弘法施教；会修持的，我制造机缘，让他专心修持。看到徒众们都能各得其所，安心办道，可说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 随着朝山团的成立，佛光山的名声远播，信徒香客日渐增多。经常一听到弟子通报客人来访，我马上踏过崎岖不平的山路，从工地快步走到客堂，如此一天数回，光是会客就已经汗流浃背，衣服来不及换，只有任它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为了“做得像一个称职的住持兼知客”，我利用走路的时间，脑海里事先对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单元、每一个过程和环节都有一番通盘的计划；到了见面的时候，我也多方揣摩来者的心理，顺应他们的需要，期使大家都能有宾至如归、满载法喜的感受。 几十年来，我未曾刻意学过布教、工程、知客、典座……但我都抱着“做什么要像什么”的态度边做边学，从错误中调整脚步，从眼耳见闻中吸取正确的方法。悠悠岁月，春去冬来，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越加丰盈自在。 四十年的寻觅，我总算与母亲联系上消息。我不但为她在南京雨花台买了一栋精舍给她安居，并且请了四个老太太陪她聊天打牌。凡是对母亲好的人，我多少都在物质上、金钱上给予回馈。后来，我请母亲到日本、美国、香港、台湾等地，和徒众们见面结缘，甚至在佛光山，我请她在信徒大会上讲话，她对一万多名信众说：“我送给你们大家的礼物，就是我的儿子。”但在私底下，我每次向她晨昏定省时，她总是对我说：“你在台上面对千万个人讲话，但在台下要听我一个人的话。”的确，直到她舍报往生，不管我年纪多大，我总得努力“做得像个儿子”。 近十年来，我云游访问世界各地弘法利生，为了要“做得更像一个拥抱世界的地球人”，我入境随俗，每到一地，总是探问民情风俗，并且学习一些当地语言，走在路上，一声“howa eyou？”总能博得对方的友善微笑；站在台上，一句“乙凡仁色注”往往获得听众的欢喜鼓掌。 《金刚经》说，人要放下执著，去除四相。惟有无相，才能如虚空一般无所不相，达到真空生妙有的境地。古德亦云：“君子不器。”惟其不器，所以能随缘任运，肩挑一切重任。 走访世界各地，非佛教徒总喜欢问我如何能得到感应，我觉得“做什么，像什么”，就是一种感应。《阿含经》里记载：佛陀在切利天讲经三月，回到娑婆世界时，优填王造的紫檀佛像竟然自行离座，向前迎接佛陀，这是因为佛像是以虔诚心恭造得推妙惟肖，“像佛陀的样子和精神”，所以能有如此难得的感应。会演戏的人，无论是好人、坏人、忠臣、奸臣，都能扮演得入木三分，像仪铭、金超群演包公，都因为演得“像”，所以赢得观众热烈的回响，这不也是一种殊胜的感应吗？有人说：“人生如戏。”果真如此，我们也要随着时空舞台的变换，而“做什么像什么”，切勿因为自己的不尽责，坏了一场戏的气氛，让自他懊恼遗憾。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肌肉是要活的 有一次，我到日本去巡视道场，几天下来，看到一个徒众无论何时何地都是面无表情，暮气沉沉。最后一天，我终于忍不住，把他叫来，说道：“你几乎像个死了的人，可能你的心意是好的，但是我感觉不到你是活脱脱的生命，你要将你的肌肉活起来啊！”过后，才发觉自己七十年的岁月中，虽然受尽酸甜苦辣，却从来没有被人骂过是“死人”，觉得这一生过得很有意义。 因为，“活”，就是美。花儿吐露芬芳，我们觉得赏心悦目，因为它是“活”的。树梢随风轻摇，我们觉得生意盎然，因为它是“活”的。鸟儿枝头鸣叫，我们觉得动听悦耳，因为它是“活”的。云朵舒卷自如，我们觉得自在舒畅，因为它是“活”的。溪水淙淙流动，我们觉得涤尽尘虑，因为它是“活”的。同样地，人的肌肉也要是“活”的，才能散发出生命的喜悦与希望。 五十年前，我在江苏金山寺的禅堂参学时，老师说：“要眼观鼻，鼻观心。”“眼睛要收起来。”起初我老是做不好，经常挨罚，因为从小母亲就教我们：“当别人讲话时，你要看着他，才有礼貌。”后来才知道禅堂的老师是在训练我们静下心来观无相之相，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要注意向对方注目、瞻仰，表示尊重他，也表示自己是一个活生生，有反应的“活”人。 数十年来，我看尽人间悲欢离合，目睹世事沧桑盛衰，一件事情到我手上，我能够看出它大概的前因后果；一个人来了，我能够看出他心里的喜怒哀乐。一篇文章，我能够很快地读出它的内容重点；到任何地方去，我能够一眼判断我站立的地理位置。 徒众常问我：“您怎么能看出这么多巧妙来？”我告诉他：“因为我的眼睛是‘活’的。” “活”的眼睛才能称为是灵魂之窗，活的眼睛才能称为是辨别之神。 有人问我：“为什么和别人交谈时，你总要在对方说完一段话之后，重复叙述其中的两三句？”这是因为我要让对方知道我的听觉神经是“活”的，我很重视他的问题，我要马上解决。 像有些弟子听完我的话之后，唯唯诺诺，但是做出来的却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有的时候，他只听了一半，所以做得不周全，引生很多麻烦；有的时候，也会错意思，结果自己听出许多烦恼，也把烦恼传给了别人。所以仅仅听话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全听、会听，才能不负所托，把事情做得神似“活”现。 现今是一个有色彩、有声音的时代，我们不但要用“活”的眼睛、“活”的耳朵接收宇宙万物的声音、色彩，也要用“活”的嘴巴制造美丽的色彩，发出动人的声音。 记得过去有一位同道虽然学养很好，但是因为面无表情，让人见了索然无味，所以大家在背地里称他为“活僵尸”。我当时觉得：人还没死，先让肌肉死了，真是太可惜了！所以以此为惕，经常笑脸迎人，因此结了许多善缘。后来我收徒纳众，也一再告诫大家，要做一个“脸上无嗔是供养”的活人。 有一天，一个在殿堂做香灯的弟子向我诉苦：“您老是要我们笑，您可知道，笑久了，嘴角会酸啊！”我回答他：“可见你平常没有养成笑的习惯，嘴角的肌肉已经死了！” 让嘴角的“肌肉活过来”，要先从微笑开始！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清晨，我走到半路，一位信徒快步走来，希望能和我合照，只见他一直向树丛里的太太招手，高喊：“快来和大师合照啊！”“卡紧啊！（台语）”“卡紧啊！”但是太太却一股劲儿地摇手。我回过头来，朝着这位太太打趣地说道：“大家都喜欢和我拍照，你为什么躲起来呢？”这位太太才面带羞涩地走出来，回答说：“不好意思啦！我今天没化妆啊！”我告诉她：“你对着镜头笑就是最好的化妆了！”几天后，我收到这对夫妇和我合照的相片，我觉得这位太太笑的样子，好像艳阳下绽放的花朵，真美！ 笑，不但是最美的表情，也是最好的沟通桥梁。多年前，我到一间泰国寺院，那里的小朋友和我语言不通，但他们灿然的笑容将彼此之间的距离拉得好近，仿佛我们是旧识相逢。直到离去，我还觉得依依不舍。西哲说：“如果你笑，世界就会跟着你笑。”如果我们想要拥抱世界，就要学着去做一个会笑的“活”人。 信徒经常找我去排难解纷，我常听做丈夫的对我说：“太太不爱我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他：“你必定在家里常常板起面孔，没有幽默的表情，所以太太不喜欢你。” 也曾听做太太的和我说：“先生移情别恋了，我好伤心哟！”我劝她：“你必定在家里像个木头人，没有反应，当然丈夫不能接受。” 世上有很多人不漂亮，但是很耐看，很有人缘，那是因为他的“肌肉是活的”，四周环境也因他而显得亮丽耀眼；也有很多人很漂亮，但是不耐看，没有人缘，那是因为他冷若冰霜，让人敬而远之，当然也就失去了美感。所以奉劝天下的师长父母们，教导后辈子弟不要光着重于知识的堆砌，最要紧的，是让他们先“把肌肉训练得活起来”。 人，有了表情，就像甘霖遍洒大地，一切都会“活”过来！ 过去在大陆，师长出门做客，我随侍在旁，都会一边恭听，一边面露微笑，帮忙点头示意。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虽然我是一个不起眼的后学，但是，我是一个“活”人，我有灵敏的觉知，我有快速的反应。或许因为如此，师长们都喜欢带我出去。及至来台，慈航法师、妙果老和尚、智光法师、东初法师等前辈大德也很喜欢找我讲话聊天，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和他们一样，有哀喜的神情，有丰富的应对，彼此一来一往，所以话题源源不绝，气氛“活”泼生动。 我很感谢从小父母就教导我“童子应对”，记得第一课是：长辈问话时，晚辈要立即回答。这种训练养成我主动和人讲话、招呼的习惯。有时候连徒孙来了，我都先问他：“吃过饭了吗？”旁边的人听了，往往不以为然地说：“他是后辈，你不要管他！”我总是说：“我嘴巴是‘活’的，不能不说话。” 俗语说：“有话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孔子也说自己像一口钟，小叩小响，大叩大响。其实每一个人都有钟的潜力，但是我们要做一口“活”力充沛的洪钟，千万不要做一口死气沉沉的哑钟。过去，我有一名弟子，性情温和，最大的缺点就是不喜欢讲话。有一次，他来看我，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半天不说一句话，大家几乎都忘了他的存在。在他起身即将告退时，我故意用“激将法”告诉他：“你来了不跟我讲话，我以后也不要同你讲话了。”他一急，嗫嚅地答道：“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教他先附和响应长老大德的意见，然后再慢慢学习表达自己的意见。他努力地照着我的话去做，几年之后，变得侃侃而谈，整个人也显得神气“活”现。 我在上课写板书时，有时字写在东边，有时字写在西边；有时字写得大一点，有时字写得小一点；有时字写在上面一点，有时字写在下面一点。有时字写横的，有时字写直的……因为我总想到自己是个“活”人，所以要充分地“活”用黑板上各部分的空间。我在讲经说法时，经常通过手势、动作、表情、语气，来表达圆融的妙谛，因为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活”人，所以要积极地“活”用身体上各部分的肌肉，将佛法展现出来。 慈惠跟着我到各处弘法，帮我翻译了四十年的台语。她经常对我说：“我很佩服师父，因为您不论在何时何地，威仪都这么好。”我不知道是否真是如此，但对于佛门的教育，我由衷感恩敬佩。记得十二岁出家时，常住首先教我佛门行仪，从行住坐卧、吃饭穿衣当中，活灵“活”现地将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后来我经常奉老师之命，去放蒙山施食，我遵守师长的教诲，努力将步伐放得沉稳，将手势表现得柔软，我默默地告诉自己：要从“活”的肌肉里，无声地表达虔诚的心意、生命的真谛。 每次有焰口法会，我也经常被开牌做老和尚的侍者，虽然在仪式进行中，双脚不可以移动，眼睛不可以乱视，但是我用耳朵倾听梵呗音声，用心来感觉周遭的变化，用手来为老和尚翻经书，因为我的六根是“活”的，我要“活”络地运用它们。 平时，我非常喜欢出坡作务、打球跑步，因为我要将肌肉训练成“活”的，让自己身强体健；我也乐于为人服务，帮忙跑腿，因为我要将“活”力散发出去，让大家同感愉悦。我性喜淡泊宁静，但是在团体人群当中，我一定随喜随众，让大家感觉到我是一个真正的“活”人，而不是一个“活死人”。惟其如此，师长才肯用我做事，同侪才喜欢和我合作，我才能有更多的机会为佛教、为大众奉献心力。 直至今日，我年逾七十，仍南北奔走，洲际弘法，徒众都劝我要多休息，但我觉得：“活”跃的人生应该是飞扬的，前进的。人，如果不能动，不是身体违和，就是舍报往生。要休息，将来到棺材里去，就可以永远休息，何必在“活”着的时候，虚掷光阴呢？ 童年时，正值抗战期间，为了躲日本兵，我经常躺在死尸堆里装死，身体一动也不敢动，呼吸也暂时停止。此后这种印象一直鲜明地印在脑海里，因为装死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活”着的可贵，因此备加珍惜生命。一九九五年，我因为冠状动脉阻塞入院开刀，在恢复室里醒来，第一眼看到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走着，一种“活着”的幸福感觉油然生起，因为它是动态的，不是死寂的。人生存在世间，也必须将自己动起来。世界上没有比人能够“活”动更美好的事情了！ 佛陀着衣持钵，乞食经行，走入大众，真理才得以弘扬开来；观世音菩萨三十三应身寻声救苦，众生才有得度的契机；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才有光明的希望；玄奘大师千辛万苦跋涉八百里流沙，西天取经，中国佛教才能够盛传不辍。我们想要“活”出人生的意义来，应该以古圣先贤为榜样，动眼观察众生疾苦，动耳听闻佛法，动口讲说好话，动手多做善事，动脚迈向佛道，动心将方寸里的宝藏挖掘出来。 出家半世纪以来，从香灯到司水，从知客到布教，从学生到老师，从幕僚到主管，我无不戮力以赴；从黑板到电台，从幻灯机到投影机，从电视到电影，从音乐到舞蹈……都是我布教的工具；从学校到监狱，从工厂到机关，从农村到都市，从海边到山顶……皆有我弘法的足迹；从老人到儿童，从青年到壮年，从妇女到男士，从难民到显贵……全是我接引的对象。我觉得人生好充实，好精彩！中国人常说：“话不要说尽，要留一点转圜的空间。”其实，举凡应世接物均是如此，我们惟有去除我执的框框，不为自他预设立场，能饱能饿，能尊能卑，能进能退，能早能晚……才能把握当下，“活”用周遭的资源，发挥生命的光与热。 “活”，不但是精神力、生命力的表现，也是慈悲力、忍耐力的诠释。所谓“哀莫大于心死”，人有没有办法，不但要看你的肌肉是不是“活”的，也要看你的心是不是“活”的！ 我一生历经挫折、打击，但我从不灰心失意，因为我始终坚信只要自己不死，一定可以“活”出希望来！我拥有千余名智愚、贤钝不同的入室弟子，事实证明，只要能启发众生本自具有的佛性，败卒残兵也都可以训练成为“活”的！ “活”字印刷的发明、“活”页簿本的应用，可以将文字随意照排、装订，为人类带来多少方便；梵刹的飞檐斗拱、教堂的浮雕壁画，展现宇宙“活”拨的生机，让人们多么遐思神往！可见即使小至一沙一石，只要我们具有慧思巧手，也能使它“活”出尊严，再创生机。 三十年前，佛光山东侧本是一片狭窄的断崖，我填土整治，植花种树，气势雄伟的“大佛城”于焉成立，承蒙前高雄县县长余陈月瑛女士赞美，说它是全县的地标。两年前，嘉义大林镇一处闲置的工地恍如废墟，我接收过来，重新擘划，以精致著称的“南华管理学院”迅速成办，打破全台湾大学教育史的多项记录。所以，我们不要以一成不变的眼光、墨守成规的态度来看待万事万物，会做事的人将事情做“活”了，所以能越做越大；会下棋的人将棋下“活”了，所以能全盘皆赢；会写文章的人将文字写“活”了，所以能感动人心；会讲演的人将道理讲“活”了，所以能引起共鸣。甚至会玩球的选手扭转劣势，让球局从败部复“活”，所以我们为他喝彩叫好；会医病的大夫妙手回春，让濒死病人复“活”，所以我们对他礼敬崇戴。 因此，“活”，非仅指肉体的存活，我们要用慈悲的行为、善巧的语言、灵敏的心意，让人产生信心，让人增加欢喜，让人涌现希望，让人得到方便，进而立功、立德、立言，让我们的善行懿举能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让我们的国家社会能永远活在安和乐利之中。这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先从基本动作——将我们个人的肌肉培养成为“活”的做起！ （一九九八年五月） 我是佛 禅门里有这么一段故事： 有一天，信徒问禅师：“什么是佛？” 禅师十分为难地望着信徒，说道：“这，不可以告诉你，因为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 信徒说：“师父！您的话我怎敢不信！我是很诚恳地来向你问道的。” 禅师点点头，说道：“好吧！你既然肯相信，我告诉你：你就是佛啊！” 信徒惊疑地大叫：“我是佛，我怎么不知道呢？” 禅师说：“因为你不敢承担啊！” 古往今来很多人不敢承认自己是“佛”，像法融禅师不敢坐在写着“佛”的石头上，道信禅师因而笑着说：“你还有‘这个’在吗？”慧忠国师有一次喊着：“佛啊！佛啊！”侍者四处张望之后，满脸狐疑地望着国师，说：“这里没有佛，您在叫谁啊？”国师回答：“我就是在叫你啊！你为什么不敢承担呢？” 有一次，信徒向我索取一幅字，想要挂在客厅里作为提醒自己的座右铭，我立刻濡墨展纸，写了“我是佛”送给他，信徒立刻说：“我怎么敢当？师父！这一张墨宝我可不敢要！”其实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佛”，佛陀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悟道的那一刻，就说道：“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佛性，只因颠倒妄想不能证得。”颠倒妄想其实也是幻化无自性的，只要我们向上提起“佛”的一念，如霜露般的颠倒妄想自会消融。 回想我这一生受益于“我是佛”这三个字的地方非常之多。记得我初入佛门的时候，想到自己应该做好一个佛教徒的样子，所以我认真课诵，严守净戒；后来想想这样还不够，我应该还要担当佛陀的使者、佛教的法师，将真理的法音传播给别人，所以认真研究经教，随喜说法结缘；后来再过一些时候，我觉得做法师也是不够的，我应该进一步做菩萨，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所以我要努力行人之所不能行，忍人之所不能忍。有一天，我突然想：“我岂止想做菩萨，为什么不直下承担我是佛呢？我应该行佛所行，为佛所为才对啊！”这样一想，忽然间，心里就豁然开朗了。 记得四十多年前刚来台湾的时候，耶教当行，佛教地位低落，佛教徒无论是布教、出访都备受限制，从大陆搬迁来台的佛教僧侣三天两头被人盘查询问，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许多同道另谋他路，一些信徒为了寻职的方便及身家的安全，也纷纷转信他教，我告诉自己：“即使佛陀和我说大家都信耶教了，你也去信耶教吧！但我仍然要说：我是佛，怎么可以去信耶教呢？”就这样一句“我是佛”，在当年那种复杂的环境下，我凭着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冒着被抓坐牢的危险，四处弘法，将正信佛教拓展开来。 不久，香港的大本法师捎了一封信给我，表示想到台湾弘法，希望我能帮他的忙。那时要拿到一张从香港到台湾的入境证简直难如登天，而我一无各种人事关系，二无经济来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下落，怎么答应他的要求呢？但是想到他曾做过我的老师，而“我是佛”，理应恒顺众生，怎能拒绝别人？于是想尽一切方法，终于满其所愿。从此，我更相信“我是佛”这句话的力量实在是广大无比。 经云：“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诚乃不虚之言也！佛陀的法力无边，只要你愿意学佛所行，就会产生力量，何况能真正发心成佛作祖呢？所以，我每次主持皈依典礼时，总是问大家：“你们是什么？”台下的人都不敢作答。我告诉他们：“你们跟着我说：我是佛。”大家起初都很小声地说：“我是佛。”我说：“太小声了，不够力量，你们再大声一点，说：我是佛。”第二次，大家的声音果然变得宏亮了。我接着说：“好，既然大家都已经承认自己是佛，那么你们皈依典礼完毕回家的时候，夫妻就不能吵架，因为佛陀不会吵架；你们以后也不能吸烟，你们有看过佛祖叼着烟斗吗？……”大家听了，都会心地笑了起来。因为承认“我是佛”，人人都做得到，然而大家万万没想到，这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力量。 记得我年少时，喜欢蹦跳玩乐，有时候还借着几分自以为是的义气，打架闹事，但一出家之后，想到“我是佛”，行止怎么能不庄重呢？所以每当走路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佛陀行化时候的威仪，自然目不斜视，肩不摆动；每当站立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佛陀顶天立地的圣容，自然收敛下巴，脊骨挺直。每当端坐的时候，我也总是想到佛陀各种端正的坐姿，自然就会正襟危坐，每当睡觉的时候，我总是想到佛陀吉祥卧的样子，自然就会安详入眠。许多人说我无论何时何地威仪都很好。我在心中暗暗想着：“我是佛，威仪怎能不好呢？” 不但行住坐卧如此，我的日常生活也因为“我是佛”这句话而有很大的转变。每当沉思的时候，我想到是佛在沉思，一切的邪念妄想就会一排而空。每当自处的时候，我想到是佛在自处，所有的语默动静都会导向正道。儒家所谓“不欺暗室”的功夫，用一念“我是佛”的想法就能够办得到。日常的穿衣吃饭也莫不如此，一旦想到是“佛”在穿衣服，无论在人前人后，我都能够保持威仪庠序；一旦想到是“佛”在吃饭，每一顿饭我都可以吃得安心，吃得自在。古德说：“五观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难消。”过去在丛林里，吃得都是沾满鸟粪的豆腐渣、爬满蛆虫的萝卜干，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生过病，我想这是因为我是用佛心来吃饭的缘故吧！ 心中常存“我是佛”三个字，在待人处事上也可以产生很大的提示作用。每当和别人说话的时候，我想到是佛在说话，所以我要讲慈悲的爱语，要讲方便的智语；每当向大众开示的时候，我想到是佛在开示，所以我要观机逗教，处众无畏。每当教诲顽劣的徒众时，我想到是佛在教诲，所以我要循循善诱，耐烦开导；每当面对怯弱的众生时，我想到是佛在面对他们，所以我要易地而处，给他们信心，给他们希望，虽然我还是一个凡夫，与“佛”的境界距离很远，但因为心心念念都是“佛”，我仿佛蒙获佛陀的加被，也仿佛得到了佛陀的力用。《法华经》云：“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诚信然也。 古德说：“取法乎上，不中，亦不远矣！”小时候的作文课，老师要我们写“我的志愿”；及至长大，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职业。但，不管你是士、农、工、商也好，不管你是教、科、文、医也罢，我们的自性是“佛”。如何激发我们自性佛的潜能来提升工作的质量，造福祉会呢？如何善用我们自性佛的功用来发挥一己的力量，奉献人群呢？我们必须要在心中建立一个观念：“我是佛！”数年前，荣民总医院的张燕大夫为我做完心脏动脉绕道手术之后，常常到病房来和我讨论佛理。有一天，他和我说：“大师！其实是您在为我‘开心’，过去我每天只能做一个病人的手术，现在我每天可以做二个病人的手术。”因为张医师开发了自己的“佛”心，所以能早能晚，能忙能闲，因此我们只要时时肯定自己——“我是佛”，当然可以无所不能。 记得我初发慈悲心的时候，只想到尽量地为别人着想，却经常感觉力有未逮，但是后来心中存有一念“我是佛”之后，即使一只小蚂蚁，我不但不敢踏死，还要想办法将它送到安全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这是“佛”应该有的行为。一只蚊子来咬我的时候，我不再像过去一样举起手往痒的地方拍去，因为我想到：“我是佛。我这一点点牺牲，不能用它珍贵的生命来补偿。佛陀在因地修行时，尚且割肉喂鹰，舍身饲虎，我何人也？我也是‘佛’啊！难道连这一点点修养都没有吗？”就这样，我的慈悲心才感觉到一点一点地有了进步。 我在修忍耐的时候，最早忍饥、忍寒、忍热、忍苦、忍痛……都还算容易，但是忍气就很困难，常常因为忍不住一口气，和别人发生冲突，事后懊悔不已，但是后来心中起了一念：“我是佛，我能起嗔心吗？我能起无明火吗？”忍耐的力量油然而生。渐渐地，我体会到“面上无嗔是供养，口中无嗔出妙香，心中无嗔无价宝，不断不灭是真常”这句话的妙意实在是无穷无尽。 一生之中，曾经好几次遇到蛮不讲理的人口出恶言，存心寻衅；也曾经遇到几次有人欲加害于我，我念佛静坐，安之若素，不知消弭了多少纷争，事后有人说我默然摈置、闭目端坐的样子，让大家不得不敬而畏之。其实，这是因为我心中常念“我是佛”，是佛的威德加被，光照四方有以致之啊！ 从出家到弘法，一甲子以上的岁月中，不知受过多少伤害、多少冤枉。起初，我心中也会不平：“我是如此地为人着想，如此地洁身自爱，为什么会得到受伤害的后果？”但是后来想到“我是佛”，佛陀不也曾受过多少诬蔑，像战遮女的恶计、提婆达多的陷害、善觉王的问难，以及许多人随他出家造成的误解谣言等等，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反而更彰显佛陀光风霁月般的品格。于是我学习佛陀坦然的态度，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讥毁，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多少年后，终于如晓日般破云而出。 既然“我是佛”，十方诸佛都成为我的典范，所以我追随佛陀行化人间的脚步，将佛教的种子散播到世界五大洲；我学习药师琉璃光如来疗治众生疾病的精神，设立云水医院等设施，将爱心扩及医疗，带到全省各个偏远的角落，让佛陀的慈悲遍满人间；我效法阿弥陀佛接引众生的方便，在全球各地建设美轮美奂的道场、美术馆、茶坊、书坊……让佛陀的光明普照大地；我发扬当来下生弥勒佛给人欢喜的理念，设立养老育幼、文化教育种种设施，让佛陀的欢喜长存于世。 我不但自己得到“佛”的受用，我也鼓励弟子们直下承担，从寺院中走出来，从佛殿中走出来，到大街小巷，到高楼大厦，到机关行号，到山巅海滨，到工厂学校度化众生，甚至我在世界各地组织佛光会，让在家信众从弟子做到讲师，让佛陀的法音得以处处宣流，让生佛平等的思想得以落实人间。 所以，当有人问我：信仰佛教会不会得到佛陀的感应时，我总是告诉他们：“人间到处都有感应，例如：喝水可以止渴，吃饭可以饱腹，按下电钮开关，电就来了……这些都是日常生活的感应，你能够肯定自己是佛，依照佛陀的教法去做，怎么不会得到佛陀的感应呢？”如果你懂得其中的道理，学习佛的欢喜，你不但拥有了佛陀的欢喜，而且也成为一个“欢喜佛”；你学习佛陀的自在，你不但拥有了佛陀的自在，而且也成为一个“自在佛”；甚至你一整天都在实践佛陀的慈悲喜舍，你当下就是“慈悲喜舍佛”了。如果你每天都在奉行佛陀的真理，你还怕得不到佛陀的消息吗？ 过去，一个学者问真观禅师：“佛经里面说：‘情与无情，同圆种智。’这意思就是花草树木都能成佛。请问禅师：花草树木真的都能成佛吗？” 真观禅师回答道：“你挂念花草树木能不能成佛，对你有什么益处？你为什么不关心自己能不能成佛呢？” 大地山河都是从我们自性中流露出来，一旦承认自己是佛了，花草树木怎能不成佛呢？苏东坡的一首诗偈说得很明白：“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渴，他日如何举似人？”世界周遭无不是佛陀示现说法，我们赶紧去领悟、传播都来不及了，哪里有时间去烦恼无明、闭关自了呢？ 佛光山从早期大悲殿里面的几千尊佛像，到大雄宝殿的一万四千八百尊佛像，甚至到大佛城接引大佛周遭四百八十尊与人等高的阿弥陀佛像……目的无非是希望大家在瞻仰佛陀的圣容时，激发心中本自具有的佛性，但愚人不明个中原因，反而称怪，还批评说：“佛光山的佛像都是水泥做的，是水泥文化。”我听了十分讶异，为什么我们多年来都只看到佛，没有看到水泥；而他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只看到水泥，没有看到佛呢？这基本的关键在于心中有没有“佛”的关系。 也有人问：佛光山为什么不请艺术家雕刻佛像？我回答他：“我要用‘佛心’雕刻的佛像。”记得过去一个艺术家拿了一尊佛像来，美则美矣，但断臂缺手，令人一见不无遗憾之感，他告诉我：“这就是艺术。”我觉得艺术家或能容许残缺之美，但信仰是圆满的、庄严的，尤其佛陀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在我心目中已经成为一种神圣的象征，完美的典范，是怎样也不能动摇的！古时候的人要雕刻一尊佛像，或者要画一幅佛像的时候，都有所谓“一刀三礼”、“一笔三礼”的仪式，经云：“佛道在恭敬中求。”心中有佛，才能塑造出圆满庄严的佛像。 过去栖霞山的“千佛岭”，传说是由父、子、孙三代相继雕刻而成，第三代的雕刻师雕到最后，再怎么数都是九百九十九尊佛像。再雕，再数，也是九百九十九尊佛像。如是数次之后，他心中动了一念：“我就是佛啊！”于是把自己嵌在石壁上，成为第一千尊佛。姑且不论这个故事的虚实，但它触动了我的心灵深处，让我感动，久久不已。 “我是佛”，多么美的境界啊！ 记得有一次我应邀在电视上受访，主持人李涛先生在节目最后几分钟，要我用一句话来告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如何改善社会乱象，我说道：“心中有佛。”事后，许多人告诉我：“这句话言简意赅，太好了！” 的确，如果一个人“心中有佛”，眼里看到的必定都是佛的世界，耳朵听到的必定都是佛的音声，鼻中嗅到的必定都是佛的气息，口里所说的必定都是佛的语言，身体所做的事必定都是佛的事情，如果人人如此，这就是一个佛的世界，家庭怎能不幸福安乐呢？治安怎能不安全良好呢？国家怎能不富强康乐呢？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都自我期许“我是佛”吧！ （一九九九年二月） 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 一九四六年七月，太虚大师主持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讲习会，我有幸参加，大师在会中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要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撼。 回想我刚出家的时候，长老法师们常和我说：“你要好好修行，赶紧去了生脱死啊！”当时我才十二岁，在佛学院里读书，他们的话虽然听来语重心长，却在我方寸中起了一个很大的问号：“为什么不鼓励我多闻熏习，将来弘法利生，反而要我赶快了生脱死呢？”后来，我在课余时充当知宾，遇到一些信徒来到佛门，经常说：“三界如火宅，娑婆如苦海，我要赶快脱离啊！”我更觉得纳闷：“人间的责任都还没有完成，却急着要去脱离，这样的人生观不是很奇怪吗？”如今听太虚大师一席话，令我心开意解，我体会到：“佛陀出生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成道在人间，说法在人间，他的一生正是人间佛教性格的体现；佛陀说法四十九年，讲经三百余会，不是对神仙、鬼怪说的，也不是对地狱、傍生说的，佛法主要还是以‘人’为对象，所以它的本身就具备了人间佛教的性格。所以，人间佛教不是太虚大师的创说，而是佛陀的本怀；人间佛教也不是标新立异，而是复兴佛法的根本。我们忝为佛子，想要绍隆佛种，光大圣教，就应该先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 数年之后，我来到台湾，目睹佛教的没落，更觉得惟有太虚大师那句“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才足以振衰起弊，挽救颓势，这时，经典中胜鬘夫人宫廷设学，教导幼童的耐心。大爱道比丘尼谆谆善诱，教化妇女的慈悲。马鸣菩萨披上白毡，奏曲度众的方便；道安大师四处讲学，接引青年的智慧；法照大师发明五会念佛，度化朝野的善巧……一一浮现在我脑海里。我以先贤作为榜样，“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率先成立了星期学校、学生会、青年会、读书会、念佛会、妇女法座会、佛教歌咏队……在教学时，尽量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及例子，让大家了解佛法就在我们的生活里。 记得有一次，煮云法师到南方澳去布教，呼吁那里的渔民要放弃妈祖信仰，转而皈投佛教，结果引起当地居民的抗议，他们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说自己是佛教徒，但佛教却没有一个法师来为我们说法开示，都是妈祖在护佑着我们，现在你一来，凭什么就要我们放弃对妈祖的信仰呢？”当我得知此事时，心中顿觉惭愧无比：身为佛弟子的我们没有到各处去弘法布教，化导众生，辜负了佛陀美好的教义。另一方面，我更深深感到：无论是哪一种信仰，都必须能帮助人们处理生活上的问题，才足以感召大家自动来归。 佛教其实有很多法门都可以为世人解除疑难，只可惜许多佛教徒不但没有好好应用，反而以讹传讹，误导了大家，例如：称夫妻为冤家，说儿女是讨债鬼，视功名富贵如浮云，责怪男女情爱是业障，还有鼓励大家要遗世独居，了生脱死等等。试问：这样的佛教如何对社会有所贡献，如何能够得到大众的支持呢？回想佛世时，佛陀时而在皇宫官邸和国王大臣说法；时而到乡村陋巷托钵，化导布衣百姓，为的是将佛法的喜悦传播给大家，为什么后世的佛子却要违背佛陀普济社会的人间性格，将自己与人间大众孤立起来呢？佛陀告诫玉耶女要孝养公婆，敬顺丈夫；告诉善生如何支配收入，如何事上待下；教育阿阁世王富国利民，安居乐业之道。劝导波斯匿王多食淡味，强健体魄之法。佛陀以其平易可亲的人间性格，解决大众现前的问题，因此所到之处，人人匍匐欣仰，为什么后来的佛教徒却自私自利，反其道而行呢？此外，佛陀并不因为自己已经证悟宇宙真理而排斥其他的神祇，相反地，佛陀给予诸多礼遇，不仅让天龙八部作佛教的护法，而且让他们站在身边，一起听闻真理。这种包容异己，自他互易的心量，将“人间佛教的性格”发扬到极致，我们又学到了多少呢？ 念及佛陀的“人间佛教性格”，我觉得自己有责任身先力行，以扭转误导的观念。所以，除了更加精进地迈开脚步，走遍世界各个角落，发扬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怀之外，举凡信徒有了家庭纠纷、人际不和，只要找到我，我都本着佛陀平等和谐的原则排难解纷，总要让大家都能皆大欢喜，才觉得善尽己责。信徒生儿育女，我为他们提取名字；信徒子女结婚，我也为他们主持婚礼。新年到来，我为信徒们写春联；信徒们家有丧事，我也前往助念。甚至我还应信徒的请求，为他们教育子女，为他们排难解纷。我不但常常在开示时，鼓励信徒求取净财，奉献社会。我也常常在说法时，告诉大家群我和谐之道，家庭美满之道。我不但经常应邀主持佛化婚礼，我也在各地提倡佛化成年礼、佛化寿礼、佛化丧礼。议会开庭之日，请我主持洒净，我欣然前往；公司股票上市，邀我为其开示，我也乐于赴会。我不但在工厂、公司、大厦、水库的动土、落成典礼中主持洒净仪式，让佛陀的法水润泽各行各业，我也抽空作“家庭普照”，让佛陀的光明照亮每个家庭成员。 多年以来在各地云游弘法，我深深体会到：佛教徒应该当仁不让，主动担负起净化社会的责任，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先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前年，我赴马来西亚弘法时，告诉当时担任马来西亚佛光协会的秘书长陈瑞莱居士：“你能热心从事公益活动固然很好，但是也要注重家庭生活，因为在一个家庭里，先生需要太太的关怀，儿女需要母亲的照顾，佣人需要女主人的鼓励。”她的丈夫梁伟强先生在一旁听了，高兴得一再鼓掌，此后对于佛光会更加护持。去年，我再度应邀到马来西亚作了九场的演讲，承蒙那里的林良实等多位部长的护持，不但每场必到，而且紧紧地跟着我，最难得的是，他们虽然都不是佛教徒，但是在皈依典礼时，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和大家一起合掌称念三宝。在主持点灯仪式，诵念祈愿祝祷的时候，我突然心有所感，脱口而出：“希望在座的佛教徒们将心灵的灯光献给佛陀，在座的耶稣徒们将心灵的灯光献给上帝，在座的回教徒们将心灵的灯光献给阿拉……”事后，许多人十分讶异于我的开明，他们说：“从来没有一位佛教法师敢公开教人去尊奉其他宗教的神明！”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北港天后宫想要参加台湾佛教会，但不获准许，我建议主事者应当慎重考虑，因为台湾人向来拜妈祖的、拜城隍的，甚至信奉一贯道的，都称自己是佛教徒，可见他们都将佛陀视为是最高的信仰，佛教应该摄受他们，为他们定位。像过去拜火教的优楼频螺迦叶、那提迦叶、伽耶迦叶，信奉怀疑论的舍利弗、目键连，率领众弟子们皈投佛陀之后，佛教马上就多了一千两百五十位生力军，他们在佛法弘传初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佛陀教舍利弗、目键连必须尊重他们过去的外道老师删阇耶毗多罗尼子，教师子将军应继续奉养他以前的外道老师，凡此不但无碍于佛教的发展，反而更让人敬佩佛陀的通情达理，这不正是“人间佛教性格”最好的写照吗？ 苏东坡、柳宗元、白居易、王维、谢灵运、岳武穆、郑成功、梁启超、章炳麟、蒋维乔、丁福保、杨仁山等，虽然都是饱读诗书的儒者与武将，但由于他们对佛法的尊重，佛教界一直和他们保持友好的往来。他们赞美佛教，护持佛法的诗偈、文稿，脍炙人口，不但有助于佛教的发展，即使在今天，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佛法的广博涵容及当时佛教的活跃状况。因此，有容乃大不正是“人间佛教性格”的体现吗？ 所以，我不但在回教国家的马来西亚鼓励一个人可以拥有两个信仰，在耶教国家的美国、澳大利亚，我也允许当地人士可以不放弃原来的信仰，而又皈依佛教。我相信慈悲伟大的佛陀一定能够了解我的心意，懂得这种方便。近几年来，前往佛光山欧美纽澳各道场请益佛法的当地人士越来越多，我也设法改善这些地方的学佛环境，例如：规定诵经要用英语，集会场合以英语为主，安装同步翻译设备，提供翻译人员服务等等。 在西来寺的一次讲习会中，我告诉大家：“以后美国人参加法会、课诵，不一定要跪拜，可以另外找个教室，设置一些桌椅让他们坐着诵经。”没想到话语甫毕，在座的美国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都欢呼叫好。下课之后，有人问我：“这样的做法是否会有不良的影响？”我回答他：“不会的，一旦他们有了信仰的感情，就会自动地对诸佛菩萨五体投地。”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刚到高雄时，建了一个寿山寺，最初许多白领阶级人士慕名而来，但只肯上香，不肯跪拜，我就将沙发椅搬到大雄宝殿去，邀请他们坐着诵经。此后，前来参加法会的人日益增多，一些原来不肯跪拜的人，后来不但每天都准时参加早晚课，行礼如仪，而且成为忠实的信徒。经云：“欲令人佛智，先以欲钩牵。”佛教四摄法门里的同事、利行，四无量心里的慈、悲、喜、舍，无非都是“人间佛教性格”的具体延伸，都是自利利他的无上法宝。 多年以前，我远赴东瀛访问，一位日本大学的校长和我说：“你们中国佛教常说要亲善交流，其实你们心里看不起我们日本，觉得我们日本和尚娶妻食肉；但日本和尚学历高，会讲经说法，也不一定看得起中国的出家人。此外，北传佛教看不起南传佛教，觉得他们是小乘行人；但南传佛教也看不起北传佛教，觉得北传佛教的人没有严守声闻律仪。在佛教界，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怎么团结得起来呢？其实每一个地方佛教的发展形态都有它独特的社会背景啊！”对于这番话，我深有所感。佛经中描述净光庄严国的净华宿王佛再三嘱咐妙音菩萨到娑婆世界晋谒释迦牟尼佛时，看到土地秽恶，人身卑小，仍心存恭敬；众香佛国的香积如来甚至命彼国菩萨来到娑婆国土时，必须收摄身上的香气，舍去端严的身形，以免此土众生心生羞耻，自惭形秽。可见十方诸佛都十分尊重各个地方的特性及不同众生的根器。所以，我在世界各国推展国际佛教，也效法诸佛菩萨的“人间性格”，倡导佛教应该本土化，尤其在欧美国家，我鼓励学佛不一定要剃头出家，在家人只要有能力，一样也可以领众熏修。后来我更为全球的在家信众组织国际佛光会，成立檀讲师制度，让他们也有机会发挥所长，从弟子升级为讲师，升级为领导。 佛陀在证悟时说道：“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颠倒，不能证得。”这句“众生平等”的宣言，为黑暗的世间带来无限的光明。可叹古今能真正实践“平等”教义者能有几人？多少年来，由于佛教徒墨守成规，以致于佛教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过去曾有一位比丘，语带气愤地问我：“为什么比丘尼都不实践八敬法向比丘跪拜呢？”一位比丘尼事后闻言，立即向我反驳：“跪拜是出自心中的诚意，那位比丘在佛教有什么样的功德建树值得我们向他跪拜呢？”的确，“八敬法”在制定的时候有其时代背景，时至今日，比丘尼的学历、能力都不在比丘之下，大家应该论功行事。法华会上，八岁龙女成佛，身为七佛之师的文殊师利菩萨还要向她礼拜；维摩丈室中，美丽天女借着散花演说大乘佛法，已证四果的舍利弗尊者也要对她恭敬赞叹。遥想当年大乘佛教能够在印度蓬勃发展，不正因为它符合了“人间性格”吗？ 记得四十多年前，我刚到台湾的时候，见到比丘尼们一辈子在寺院里清理洒扫，在家女性也总是躲在道场的厨房里烧煮炊爨，心中颇不以为然。后来我训练佛教妇女们从事各种佛教事业，发觉女众具有耐烦细心的特质，做起事来丝毫不让须眉。所以，初建佛光山的时候，我就喊出“四众共有，僧信平等”的口号，我不但设立佛学院，让有心学佛的男、女二众都能入学就读，而且订出规章制度，让比丘、比丘尼们都享有同等权利义务，让在家、出家的弟子们都有加入僧团，参与寺务的机会。 过去曾经有一位同道讥称我为“女性工作大队的队长”，幸好今日女众弟子们都很争气，例如：被岛内外佛教界、学术界交相赞誉的《佛光大辞典》，就是由佛光山的一群比丘尼所编辑而成的，而目前海内外的滴水坊也是由佛光山一群在家师姑相继成立的。曾经有人说我太过保护在家众的结果，将使白衣上座的末法时代加速来临。但直至今日，我觉得四众和谐，佛教兴隆，并不让古德专美于前。尤其近十年来，佛光山及佛光会由海内各地遍布到世界五大洲，由纯粹中国人的僧团、教团发展到外籍人士的加入，这种迅速的成长过程岂是偶然？若非千千万万的弟子们都能秉持“人间佛教的性格”，实践佛陀的平等教义，何以致此？ 记得从前家师志开上人每回写信代我向母亲报平安时，总是称母亲为“亲家母”，直至今日，仍令我难以忘怀。有感于此，我不但对弟子们的父母优待礼遇，而且每年举办亲属会，邀请大家的父母欢聚一堂；同时对佛门有功的居士大德，我也给予安居奉养。我衷心希望大家都能肯定佛光山“人间佛教的性格”，并且和我们一起携手共建人间净土。 如今，全中国的人民对“人间佛教”都充满了渴仰之心。记得一九八九年，我访问大陆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老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说道：“让我们共同推动人间佛教吧！”后来他还公开发表了人间佛教的五项特性：一、群众性：有广大的信徒；二、长期性：佛教不会是一时一刻，而是长远为大家所接受；三、国际性；四、民族性；五、复杂性，亦即融和性。最近，乌克兰的新闻学博士斯大涅彻涅扩先生来访，他也说：“虽然我信奉东正教，但是对于佛光山的人间佛教向往已久。”可见人间佛教的性格已成为全球人类未来幸福的指标。 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就是在建立美好的人间净土；建立人间佛教的性格，就是在建立佛化的清净生活。希望我们每位佛教徒都先从自己开始，建立起人间佛教的性格！ （一九九九年三月） 不要错失良机 一九五三年，我常在宜兰弘法，后来创设了一个幼稚园，那时有七八位年轻小姐担任老师。我见她们很有学习性，便省吃俭用，凑出一笔经费，作为车资，经常送她们到台北、板桥接受幼教师资的讲习。她们每每在即将出发之前，一再问我：“师父！我们真的要去吗？我们走了，谁来教幼稚园呢？”我回答她们：“我也会带幼稚园，你们快去吧！不要错失良机！”她们学成回来之后，继续担任教职，将幼稚园办得比以前更有声有色，学生人数竟达五百余人之多，在当时可说是台湾之冠。后来她们陆续随我出家，其中就有现在的慈嘉、慈容、慈惠。 十多年后，在佛光山草创初期，正是财务最拮据的时候，我又陆续送慈惠、慈嘉、慈怡、慈庄、慈容等人去日本留学。她们甚至在临上飞机时，频频问我：“师父！我们一个个走了，您一个人怎么能料理开山那么多事情呢？”我依然以平静的口气回答她们：“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你们不要犹豫迟疑，错失了良机！”她们毕业归来之后，帮我办理各种文教事业，佛光山因此而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后来，我又送了一些徒众继续到世界各国去深造，但也有一些没有条件留学的弟子，自己前来要求留学，我回答他们：“你们留在山上好好学习行政、法务，不要错失良机！”一些弟子听从我的劝告，继续留在佛光山多方参与，现在都已是住持一方，“良机”无限，他们都很感谢我当年的苦心；一些弟子一意孤行，后来学无所成，悔不当初，才知道自己没有条件，即使争取到机会，也不是“良机”。所以，什么是“良机”？我觉得：有未来性，能利己利人的机会，才是“良机”。回想我并无聪明才智，境遇也不是很好，但是仍能为佛教创出一番天地，“没有错失良机”正是重要因素之一。 即以读书深造为例，过去我还在焦山佛学院念书的时候，曾有机会可以进师范学院念书，但师父却以苛责的语言回绝了我，而送我的师弟今慈去念大学。后来师弟还俗，我才恍然大悟，伟大的师父严厉地骂我，是故意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让我“不要错失良机”。 来到台湾之后，我遇到曾在天宁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的圆明法师，一九五一年，他获得台湾佛教会的奖学金赴日留学，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只可惜他也像许多到日本留学的年轻比丘一样，滞留当地，后来听说在大学教书，兼开补习班，将会终此一生。记得当时的我居无定所，一文不名，既没有圆明法师这么好的机缘，也没有同门师兄弟得以依靠，但凭一股爱教热忱，在各处弘法布教，却因此结下许多法缘，开拓日后广大的人生。所以，机会来了，不见得好，如果一念之差，随波逐流，反而“错失其他真正的良机”；没有机会，却能脚踏实地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一种潜在的“良机”。 四十年前，因为我经常为了护持正法、厘清佛教的原则，而在报章杂志上扫除邪见；又写了一本《释迦牟尼佛传》，引起日本大正大学的注意，一九五七年寄给我一纸博士班入学通知单，希望我前往就读。当时我想：这个机会实在太好了，我要努力读书，将来学成归来，服务大众，好为中国比丘争一口气，让大家知道不是每一个人到了日本就会变节还俗。既而又想：“我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在台湾这片佛教沙漠之中开辟了一些绿洲，如果我去了日本，有谁能继续我的愿心，将菩提种子遍撒台湾各个角落呢？”正在犹豫的时候，高雄万隆酱园的朱殿元居士得知这个消息，焦急地跑来问我：“你已经是我们的师父了，为什么还要去日本当学生呢？”我突然醒悟：“此时此刻，我何必为了博士虚名争一口气远赴东瀛呢？我留在台湾好好耕耘这一片净土，如果能让佛教拥有光明的前途，就足以证明比博士学位更为重要！”后来事实证明：我虽然失去了深造的机会，但是我并“没有错失良机”。在此二十年后，美国东方大学颁给我荣誉哲学博士学位。这么多年来，我看尽世事起伏，往往发现：人，之所以会“错失良机”，大多在于私心自蔽，以致自他受害。原来所谓“良机”，是要自他欢喜，彼此有益，公私两利才可。 像太虚大师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组团到国外宣扬国威，揭穿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宣传，获得英、美、锡、缅等国的支持，使得八年抗战终于胜利成功，所以无论在朝在野，声望都很高，这本来是振兴佛教的“良机”，但由于佛教守旧派的僧伽不肯合作，以致功败垂成，令人扼腕。记得当时我等一批僧青年为了响应他的号召，曾在南京组织佛教青年会，准备如火如荼，有一番作为，可惜后来因为会内有人捣蛋而使会务告终，就这样丢失了“良机”，当时我的心中真是悲愤填膺，但又徒呼奈何！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在佛教地位低落的当时，曾遭遇一段困厄的时期，但我并不气馁，依然为弘扬佛法而奔走，或救济风灾、震灾，或到监狱讲经说教，或到乡间海边弘法，或编印发行杂志，或许是因为如此，得到多位教界前辈的垂爱，给予我发展的机会，只可惜因缘不具，仍然不能圆满所愿。像慈航法师曾介绍我到嘉义天龙寺去当住持，尽管老住持能之法师已然承诺，但由于没有得到寺内全部委员的同意，所以我默然不敢承受；一善堂的负责人吴随居士也想将堂务交给我接管，然而他的亲族很多，意见不一，所以我婉拒了他的美意。纽约大乘寺的主事者应金玉堂有意将道场交给我，并承诺我办移民二十人前往美国，也听说他家人有意见，因此我没有动身前往接任。许多人说：“你好傻！既然住持人都同意了，你何必管那些闲话，而白白浪费弘法利生的机会呢？”我告诉他们：“机会如果是勉强成事，而非众缘和合，就不是‘良机’，宁可失去的好。”当时心想：“惭愧自己无福无德，惟愿效法前辈给人因缘的精神，并且设法让大家皆大欢喜，使之成为别人的良机。”或许是因为事先设想周到，我推荐同道至各处住持道场，例如我推荐月基法师到高雄佛教堂、成一法师主持头城念佛会、真华法师主持罗东念佛会、煮云法师到虎尾念佛会，都能一一成功，眼看佛法传播日广，心中好不欢喜，深深感到：“良机”不一定要自己拥有，同道们遍布各地弘法，促使佛教兴隆，不但大众受益，身为佛教徒的我们也都可以跟着沽光，不是很好吗？一向以来，我本着这种为大家制造“良机”的理念立身行事，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知为自己创造了多少“良机”。 想当初没有人愿意留在宜兰弘法，因为大家都觉得这里地方偏僻，设施落后，并非“良机”，而我却能在此地一待数十余年，将兰阳佛教带动起来，使兰阳弟子遍布全省，甚至全世界，最主要是因为我只想到要为宜兰人创造“良机”，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尊荣利益。 开辟佛光山亦然，那时曾有人劝我：“这片山林地质不佳，风水又不好，难怪没有人要，尤其高屏溪就在山的前面流过，将来钱财全部都会流走。”我告诉他：“我觉得溪水流过去很好，这代表法水永长流。”等到我力排众议，将佛光山建好了，却又听到别人说：“你真会看风水，拣到一个‘良机’，我今天绕山走了一圈，发现整个佛光山是兰花瓣的形状，好一块福地啊！”其实我哪里懂得什么风水，当初来此，既是为了找一片便宜的山林可以建寺办学，也是因为看中它在乡下，可以让我避免许多无谓的应酬，而能专心一意为佛教培养人才，创造更多发展的“良机”。结果，我真的“没有错失良机”！可见“良机”处处有，地理风水也是惟心所造啊！ 一九七一年，佛光山上正大兴土木，兴建朝山会馆，由于必须移山填沟，所以花费甚巨，虽然建筑商特别通融，答应我的请求，让佛光山赊欠钢筋水泥款，但是那段日子还是十分难挨。当时有人劝我也不要再进行了。我回答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建朝山会馆，是因为看到信徒每次来山，连食宿的地方都没有，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想到朝山会馆建好之后，给予信徒莫大的方便，来山的人因而越来越多，我用佛法接引他们，奠定了佛光山的发展基础，至今想到此事，还很自豪从头到尾都“没有错失良机”。 美国弘法之初更是困难重重。记得慈庄、依航才到洛杉矶筹备建寺不久，就饱受民众严重抗议，加上当地美国人不了解正信佛教，而一些异教徒又故意从旁毁谤。从台湾前往美国探亲的信徒们，回来之后，向我描述当地情况直可以“风声鹤唳”四个字来形容，虽说知徒莫若师，我相信弟子们一定能够完成使命，但我还是打电话告诉他们：“只要抱定奉献的心意，和大众结缘，就是‘良机’，不要错失了！”十多年寒暑过去了，她们以无比的诚意及耐心与当地人士不断地沟通交流，提供服务，果然不负众望，最后附近的居民竟然全力支持西来寺的建设。一九八八年落成之日，嘉宾云集，有一位记者问我：“西来寺能为美国带来什么？”我告诉他：“西来寺不但开放给僧信二众作为礼佛净修的场所，也提供各界及社区人士举办有意义的活动，我们希望以热忱的服务，用佛法的文化为大家带来各种‘良机’。” 真的，我在各地弘法度众所抱持的就是这种给人“良机”的心情，也因此有难不觉难，有苦不觉苦。像香港过去有些人基于对赌博赛马的迷信，见到出家人非常排斥，许多外地法师不敢久留，但我仍派依如到那里，亲近当地长老大德，一再告诉他要不计辛劳，默默服务，他善解我意，十年有成。我在香港讲经，从沙田大会堂讲到红磡体育馆，听众一年比一年盛况。后来应当地信徒要求，兴建道场，从佛香精舍到佛香讲堂，法务一年比一年昌隆；后来当地张莲觉居士创建的东莲觉苑委托我派人管理，荃湾的弘法精舍提供给我作为教育场所。香港人对出家人也一改以往的态度，对他们亲切而有礼。尤其近几年来，我在世界各地弘法，发现香港移民最为热忱，不但出钱出力，而且从不居功。问起他们学佛因缘，许多来自佛光山最早办的佛香精舍，让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大家彼此都“没有错失良机”。 其他弟子如慧礼、依来等人在南非建寺时，正值种族纠纷最严重的期间；永光、永宁等人被派去菲律宾弘法时，也是内乱暴动最厉害的时候。尤其当地人大都信奉耶教，“佛教”是一个崭新的名词，可以说种种情况对我们都十分不利。幸好派在当地的徒众都具有共识，认为越苦难的地方，越需要佛法，所以宁可为法捐躯，也“不要错失良机”。只见他们不顾众人奇异的眼光及嗖嗖的枪声，在街巷市场弘法布教；不计辛苦疲惫，跋山涉水到乡间发放赈济品，短短几年间，大家对佛教都刮目相看了！一九九七年春节，菲律宾拉采瑞兹主教邀请在马尼拉佛光山讲堂僧信二众至岷仑洛天主教堂，共同为社稷祈福，因属首次，成为媒体竞相报导的新闻；前不久南非总统曼德拉先生也派人到约翰尼斯堡的南华寺访问，也是轰动一时。凡此都说明了“良机”固然有时候是天赐的佳缘，但更多的时候，是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才会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我祖籍扬州，居台半世纪，在青少年时期，历经颠沛流离，忧患相煎的岁月，目睹杀人盈野，血流成渠的惨状，身遭骨肉离散，天人永隔的悲剧。多年来，我深信许多人和我一样，世代的对立意识已然云淡风清，两岸彼此的隔阂才是大家心中未愈的伤痕。我有意促进彼此的沟通交流，却苦无机会。直到一九八七年，我参加泰王六十岁大寿的庆典，才有了转机。当时，大陆方面的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长老及其夫人也应邀在座，但碍于当时情势，我们彼此无法交谈。就在典礼刚开始不久，赵夫人突然咳嗽起来，坐在后面的慈惠法师拿出一颗止咳糖递给她。赵朴老当晚回赠大作以示感谢，我觉得“良机不可错失”，殷勤接待，在畅谈之际，欣知彼此在许多事情上都很有共识。后来听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前两次大会因两岸名称问题，弄得场面十分尴尬，所以隔年的下一届大会的主办权成为烫手的山芋，我心生一念：危机正是“良机”，“不可错失”，遂主动争取由西来寺承担这个任务。为了加速完工时间，不惜加倍给付建筑商赶工费用，好让西来寺的工程能及时完成，赶上大会的召开。至于两岸的佛教会名称，我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即中文名称——“中国北京、中国台北”照样沿用，英文译名改为thebuddhistassociatio ofbeiji g,chi a和thebuddhistassociatio oftaipei。自以为如此设想十分周到，但还是经过一番曲折，多次协商濒于破裂。为了不要因这一点点问题而“错失良机”，我一次又一次居间调和，终于化解僵局。当我在大会开幕典礼中宜布“海峡两岸的团体第一次坐在同一个会议厅里开会”时，三十余国，八十几个佛教团体，五百多位代表，长时间报以热烈掌声。由于这次的成功，拉近了两岸佛教界的距离，赵朴老邀我去大陆访问。翌年（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我率领正团七十二人，副团五百人组成的“国际佛教中国弘法探亲团”成行，赵朴老在北京机场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千载一时，一时千载！”我也深深地感叹着：“良机”不易，幸好“没有错过”，否则不知道还要等到何年何月。 成立佛光大学及佛光卫星电视台的情况也有点相似，虽说早年就有的构想，但那时法令并不允许；等到法令开放，一时之间，无人又无钱，但我还是紧急设法，在短期间内筹办起来。有人说：“何必那么辛苦，等到以后一切具足了因缘再办，不是更从容吗？”我觉得：世事无常难料，把握当下的“良机”，才不会导致日后的遗憾，更何况以佛教精神办理的大学和电视台，可以及早为社会注入清流，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总之，“良机”稍纵易逝，不可不慎！翻阅中外历史，宋高宗因为听信奸人秦桧的谗言，将岳飞斩杀，错失了反攻的“良机”；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锐意新政，但由于行法苛严，触怒了士大夫、商主，引起大力反弹，反倒阻碍了改革的“良机”；而齐桓公却因不计前嫌，重用管仲，开创了春秋霸业的“良机”；福特则因善用父亲给予的一块钱美金，成为建设汽车公司的“良机”。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一句话、一个环节、一个人、一文钱，乃至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都足以导致成败的关键，岂能轻乎渺视？ 在中国有许多要我们把握良机的格言，很值得我们铭记在心，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在教导为人子女者不要错过行孝的“良机”；“苦口良药，忠言逆耳”，是提醒在迷途的当局者不要错过忠言的“良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是在警惕青少年们不要错过青春的“良机”；“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是在劝告行为放逸的人不要错过行善的“良机”。佛教的经典里，鼓励大家不要错失良机的字句更是俯拾皆是，像《华严经》的“不忘初心”，《八大人觉经》的“不念旧恶”，《维摩经》的“不请之友”，《大乘起信论》的“不变随缘”，都是“把握良机”的最佳法门。总之，没有机会的时候，广结善缘；机会来临的时候，及时掌握，就不会有“错失良机”的遗憾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 六根互用 佛教认为人生和宇宙之间的关系，是由六根、六识、六尘互相牵连而成。根，有生长的意思。六根，指眼、耳、鼻、舌、身、心等六种能生起感觉的器官。尘，是动摇、污染的意思。六尘，指色、声、香、味、触、法六种能污染身心，并且动摇变化的境界。识，是认识、了别的意思。六识，指眼、耳、鼻、舌、身、心六根，和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接触时，所产生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心识等六种认识、了别的作用。因此，以现代的话来说，六根是生理的器官，六尘是物理的世界，六识是心理的作用，三者构成了整个世界。其中，六根追逐六尘，而后产生六识，所以“六根”又常被称为“六根门头”，意谓六根居于守门的地位，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般人都认为“六根互用”是诸佛菩萨才具有的能力，其实，诚如《华严经》所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众生本来就具有“六根互用”的潜能，因此有些人经过练习之后，不必用耳朵听声音，眼睛也可以看出声音来；肉眼即使没有接触，身体也能感触到外境的状况，像聋子，虽然听不到你的声音，但是看到你嘴唇动的样子，也能会意明白；盲人，虽然见不到东西，但是靠着触摸，也能了解周围环境的状况；哑巴，虽然不能讲话，但是借着比手画脚也能沟通彼此的情谊；一些口足画家，虽然身体有着某些残缺，但是靠着其他健全的器官，也能谋生自立。修行到某种程度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像文殊菩萨能看出八岁龙女具有龙象之资。奕尚禅师能从森田敲钟的声音中听出他是佛门栋梁；云盖守智禅师从洞山克文的臭布裙中嗅出真理的法味。珠光禅师能尝出“无心之茶，柳绿花红”的色味，这一切都说明了“六根互用”的能力。经典里说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可以用“观”看声“音”的方式救苦救难，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依据我多年的佛法体验，“六根互用”是经由练习、修行得来的功夫，对我们人生的扩大、升华有很大的助益。 有趣的是，不但人类具有六根，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植物，将可以发觉植物虽然只有生机，没有生命，但是它们也具有六根的功能。像一些爬藤植物，有的攀着墙壁往上爬升，有的缠绕着其他的大树，作寄生的发展，你能说它没有眼睛的功能吗？花草树木如果经常听到优美的旋律或主人的称赞，就会长得茂盛青翠，这不就相当于耳朵的功能吗？植物有光合作用，而且在空气污浊的城市里，长得比较干瘪瘦小，如果罩在没有空气的地方就会死去，可见植物也有鼻子的功能。植物吸收土里的水分和养分才能活下去，好比人要进食喝水一样。植物如经移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现象，中国有句话说：“橘逾淮而北为积。”不也证实了植物有身体的功能？根据科学家实验，如果有人拿起斧头作状要砍杀植物，甚至只是心里在想，而未行诸动作，植物内部都会显示明显而高亢的波动，这不也类似植物有心的功能吗？ 至于动物，和人类一样具有六根，而且有些比人类更出色，像蚂蚁，能以嗅觉辨识路径，知悉安危，以触角分辨食物，知道敌友；鸽子具有良好的记忆力，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它来传递书信；狗的听力奇佳，所以常被训练用来寻找逃犯、失物、毒品、炸药等。这些都是人类所不及，但是因为人类联想、推理、分析、综合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便自称为“万物之灵”。 “六根”如同家族的联合国一样，不但彼此合作，有时还能相互为用，例如，耳朵突然听到了什么声音，眼睛就会帮忙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鼻子感觉不到的特色，可以用舌头尝一尝味道；眼睛看到远处有什么好东西，手就要去拿，脚也会帮忙走过去；身体上破了一块皮，马上眼睛看，手去摸，各种感官都会给予帮忙。 可惜的是，人类往往由于不能善用“六根”，而为自己带来很多烦恼，甚至惹来杀身之祸。例如：眼睛喜欢见到美色，耳朵喜欢听闻好音，鼻子喜欢嗅到香味，舌头喜欢品尝珍馐，身体喜欢触感细滑。如果顺从己意，就贪着执取；如果违逆己意，就嗔怒怨恨。我们的情绪在这喜恶之中，每天不知波动起伏多少次。其实，事物本身没有美丑净秽之别，分别往往来自于我们主观的感受，例如：臭豆腐，喜欢吃的人，吃得津津有味；不喜欢吃的人，则避之惟恐不及。明月出云，在情侣看来诗意盎然，在小偷看来是破坏好事。 此外，同一个人对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的情境下，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我们高兴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很顺眼。生气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都讨厌；悲伤的时候，目睹花儿也会落泪。恐惧的时候，一点点事物也可以引起惊惧。像“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望梅止渴”等中国成语故事都足以说明“六根”的感觉虚幻不实。 曾经有两则很有趣的故事，生动地刻画出六根是不可以全然依恃的： 第一则故事是说，日本人侵略中国时，重庆方面接获情报：“日本来了一架飞机。”电话的另一头急切地问：“你再讲清楚！是多少架飞机？”“是一架。”结果，传到第二个人时，“是一架”被听成“十一架”；再传到第三个人时，“就是十一架飞机”被听成“九十一架飞机”，就这样，才一会儿的功夫，敌机的数目膨胀了九十倍之多。 第二则故事是说，有一个士兵提着两只鸭子走进办公室，当他看到平日不苟言笑的长官时，心情突然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说道：“报告鸭子，抓了两个营长来了！”周围的人哄堂大笑，士兵这才发觉自己说错了话。 六根就是这么淘气，经常地愚弄着我们！我们常听人说：“这件事情是我亲眼看到的！”“这件事情是我亲耳听到的！”“我明明是这样讲的，对方怎么会听错？”“我明明是这样做的，怎么结果会那样？”其实，即使是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也不见得正确；亲口讲出来的话，亲手做出来的事，也不一定符合自己的原意。我们必须找出一个究竟的方法，来弥补六根的不足。 佛陀将我们的身体比喻成一栋房子，如果像主人翁一样的真心无法管辖这个房子，让六个像盗贼一样的六根住在里面，就会不得安宁。惟一的解决之道，就是唤醒沉睡已久的真心，叫他做好自己的主人翁，调御六根的盗贼成为自己的家兵家将，就能太平无事了。有些人没有抓到要领，以为将六根压制，不让它们为非作歹就好，其实这就好比将六个盗贼全都关起来，只能收一时之效，一旦释放出来，恶性未改，依旧会起惑造业。 过去有一个仙人收了两名徒弟，跟着他在深山里修道，仙人为了让徒弟早日证得仙果，从小就将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绝。等到两人长大的时候，仙人为了想要试验他们的道心，将他们带到一个热闹的都市里去。 “师父！那是什么啊？”小徒弟指着一个婀娜窈窕的妙龄女郎问。 “吃人的老虎！”仙人说的时候，看都不看一眼。 回到深山以后，仙人问这二个弟子：“徒儿啊！你们今天下山走了一趟，觉得什么东西最好看？” 没想到两个徒弟都异口同声地答道：“吃人的老虎最好看！” 经云：“善恶是法，法非善恶。”俗谓：“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是六根攀缘五欲六尘闯出来的祸，我们就必须引导自己的六根，超越五欲六尘的善恶，启发本自具有的般若智慧，来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古时的禅宗大德用作务、问答、棒喝、参话头等教育方式，无非就是在借此让徒众们斩除迷执，断惑证真。今人所实施的视听教学、互动教学等等，固然在科技的运用上，或许更胜一筹，但论及实效，却不如祖师大德的教法灵活，直指人心。 记得我十二岁出家时，师长们就教我们要闭起眼睛，练习眼观鼻，鼻观心，结果观久了以后，连上下台阶，拐弯抹角，都可以不用眼睛看，用心观照就可以感触得到。有的时候，老师又要我们眼观六面，耳听八方，并且即席点名，问你问题，让你不得不振作精神，提起意志，强行了知周遭的环境。这样训练了一段时日之后，我的心思变得细密周全，“六根”也变得机警灵巧起来。 有了这些体验之后，我知道“六根”并非生来如此，可以经由训练来增强能力，所以我很认真地学习，例如：我最初看报纸的时候，觉得内容很多，但仍然坚持自己在繁忙中抽空读完，一段时日以后，阅读速度自然增快，如今，报纸一摊开，岂但是一目十行，简直是一目了然。我曾经担任过六年的《人生杂志》编辑，刚开始学习校稿时，也是备觉辛苦，甚至看上好几遍，都校不出错字，但进入熟练情况之后，就十分驾轻就熟了，错字好像会自己浮现出来，告诉我：它就在这里。我读书、写作的时候，经常专心到废寝忘食，往往另外一件事情进来，才醒觉过来，但是竟然一点也不觉得饿，也不想睡，这才想起小时候常听人说：“我看饱了！”“我听饱了！”原来，目看、手写、心想真的可以当饱。我平常睡眠不多，然而一旦决定要睡，无论行住坐卧，都可以入眠，不但不会受到外界干扰，而且时间一到自己就会醒过来，心里好像有一个时钟似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更体悟到：六根、六尘、六识，诚如《楞严经》所说，是真心一念不觉才有的妄想分别，如果我们能够泯除对待，去妄归真，则朗朗乾坤就在当下。 常有人问我：“怎么能同时处理那么多的事情？”这就是“六根互用”的功夫了！回想我在佛学院就读时，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到斋堂行堂，为几百个人添饭加菜了，因为我可以一次舀出适当的分量，很准确地放在每个人的碗里，不让一粒米饭、一滴菜汁流到桌子上，也能够很迅速地完成任务，让大家吃得欢喜。最让我得意的是，我可以一面手动脚走，一面感受周遭的情况，一面想计划，打腹稿。我发觉一旦心灵保持清净安详，眼、耳、鼻、舌、身、心“六根”既可以个别活动，也可以互相协调。及至年长，经过世事磨炼，书本上的知识稍能融会贯通，成为活的学问，因此我在开示的时候，即使没有准备，内容和事例也会如镜花水月般浮现脑海，脱口而出；我在开会的时候，能够一面看文件资料，一面听人发言讲话，一面想着如何裁决。后来法务倥偬，身边总是围了一堆人，吃饭也不得闲，边夹菜，边听讲，边回答，还得边招呼新来的人坐下，但是我都能忙中有序，提纲挈领，把事情一件一件解决妥当。 此外，我能用眼睛一看，就看出来者的心事；用耳朵一听，就听出报告的重点；很多人来我这里，责怪某甲不对，我却可以从话里面得知某甲的优点；有些事情被大家所否定，我却能够一语道出它的重要性。像园艺组每次剪树，总有人向我投诉，说他们破坏了庭园的美感，我默不作声，因为我知道台风侵袭的时候，大家一定会看出他们的功劳来。过去有一个沙弥，大家都埋怨他不够庄重，脾气又大，建议常住开除他，但是我却看得出他很聪明，假以时日，必定会走出一条路来。果然数年前，他为教界一位长老完成了全集的电子书。 禅门里有一段故事，即使在今日的社会仍富有启示的意味：有一天，玄沙师备禅师向大众开示时，说道：“诸方长老大德常以弘法利生为家业，如果说法的时候，遇到盲、聋、哑这三种病人，要怎么去接引他们呢？假如对盲者振键槌，竖拂尘，他又看不见；对聋者说任何妙法，他又听不到；对哑者问话，他又不会言表，如何印可？”大家听了，都不知道如何回答。 其中的一个学僧就将这段开示向云门禅师请益。云门禅师听了以后，即刻说道：“你既然请问佛法，应该礼拜！”学人依命礼拜，拜起时，云门就用拄杖向他打去，学僧猛然后退。 云门说：“你不是盲人嘛！”又大叫：“向我前面来！”学人依言前行。 云门说：“你不是聋子嘛！”停了一会儿，又问：“你懂吗？” 学僧回答：“不懂！” 云门说：“欸！没有盲、聋、哑的人，如果有，你才是真正盲、聋、哑的人。”学僧闻言，若有所悟。 社会上有许多人本来不聋、不盲、不哑，却因为心地不明，以致成为盲、聋、哑者，更有甚者，闻善言而不着意，见人好而不欢喜，口里说不出好话，不是比聋子、盲人、哑巴还不如吗？反观海伦·凯勒，既聋又盲，却能够凭着学习的毅力，成为世界闻名的教育家。她利用鼻子的嗅觉，可以判断自己到了哪一个国家；她利用手指的触觉，可以感受到音乐优美的旋律；她虽然六根不全，却能做到“六根互用”，造福祉会。有人说：“健康就是财富。”但许多人往往拥有了宝贵的财富，却不知善加珍惜，为大众创造幸福的生活，比起海伦·凯勒，岂不汗颜！所以，我更加勉励自己要慈眼视人，察纳善言，勤说佛法，多做佛事，永不休息，好让我笨拙的“六根”为世间留下善用。 我趁云游世界弘法之便，参观过各地的名胜古迹，每次“六根”融入久远时空的那一刻，我往往情不自禁地和历史人物同悲同喜。所以，当人们对于法门寺地宫的香光庄严叹为观止时，我却依稀感觉高僧大德焚身殉教的烈火迎面而至；当人们对于罗马技击场的雕梁画栋称许不已时，我却好像嗅到君主暴政的血腥扑鼻而来；当人们对于伦敦塔桥的古意盎然流连欣赏时，我却似乎看到骨肉阅墙的悲剧历历在目。如今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烽烟四起，战祸不息，我常在想：时空轮回数百年之后，今日的人将是明日的成堆白骨，但人类是否记取了教训，达到世界和平的境地呢？念及于此，我更加发心地弘扬真理，甚至发愿生生世世永做和尚，度化众生。 从乡村到都市，从国内到国外，每一场的弘法，我无不是“六根互用”，尽心尽力。虽说如此，每年我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讲经，一听说万人以上，座无虚席时，我都感到无比惭愧，因为我看到大家伫立在寒风中排队索票，冷在他们的身上，却也冷在我的心中；每年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说法，面对听众热情闻法的时候，我更觉得赧然以对，因为我看到许多人因为位子坐满了，有的贴墙而立，振笔疾书，有的站在外面听广播器传出来的声音，辛苦在他们的脚上，却也辛苦在我的心里。所以，我衷心希望大家不要只听到我在麦克风里传出来的声音，要用心耳听听我心里的声音。不要只看到我在台上说法的情景，要用心眼看看台下闻法者的虔诚。不要只赞叹我一个人讲经的辛苦，要赞叹所有人的共襄盛举。不要只将法喜留在现场，要将法喜带回大家的家里。 “善于将六根互相为用”的人，就能够扩大自己生命的领域，因为从一砂一石中，我们可以看到无限的世界；从飞湍鸣涧中，我们可以听到真理的声音。从刹那法缘中，我们可以感受永恒的未来；从明月清风中，我们可以体悟清净的自性。所以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以“六根”来创造我们的净土，让我们共同用“六根”来散播欢喜的种子，让我们将来都能享有丰盛的菩提花果！ （一九九九年七月） 错误不能一直下去 记得二十多年前一次法会的前夕，我到会场巡视，发觉所有的设计、布置都不合理想，便将主事的弟子叫来问话，她皱着眉头表示：“明天法会就要开始了，无法再作任何改变。”我当下责问她：“你要知道，错误不能一直下去！”结果大家连夜拆除，重新布置。第二天，人人称赞会场庄严殊胜，有如灵山再现。弟子伏首认错，对我说道：“还好是当初师父的一句‘错误不能一直下去’。”“错误不能一直下去”不但是我经常拿来课徒的警语，也是我一生处事的原则。 许多人觉得一点点的错误，何必那么斤斤计较？其实，小“错误”如果任意不管，就会铸成大“错误”。过去有一个死囚在临刑前，要求吸吮母亲的奶水，当母亲解开衣服时，他一口咬下母亲的乳头，愤愤地说道：“小时候我偷了别人的东西，你不但不骂我，还夸我聪明，现在我到了这个地步，都是你造成的！”这则耳熟能详的故事无非告诉我们：小“错误”也要注意，否则“一直下去”，将会贻害终生。历史上，如战国时代，燕国由于中了田单的连环计，一战而溃；赵王因为听信谣言，不顾众人的劝谏，阵前换将，让仅知“纸上谈兵”的赵括率军攻秦，结果一败涂地。目前的社会新闻中，像不久前，台北捷运局因为一个小小的匣门没有锁好，使得两名孩童触电丧生。某街道一个小小的坑洞多日来没有修补，以致经常发生车祸，造成人命的伤亡。凡此都说明了：因循苟且，“让错误一直下去”，足以酿成不可弥补的灾祸。 其实，“错误”具有教育的功能，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搪塞诿过，让它“一直下去”。像唐太宗因为具有“错误不能一直下去”的决心，察纳雅言，从善如流，所以成就了无可匹敌的大唐盛世。罗斯福总统也是以坦承己过而著称政坛，在他还是纽约市长的时候，曾面对大众，诉说自己因一时不察通过议案，结果赢得了更多人的尊敬。高僧大德中因纠正过失而开悟见性者更是不乏其人，像德山宣鉴禅师因为答不出卖烧饼老婆婆的问题，知道自己所知有限，为了“不让错误一直下去”，即刻将自己所著的《青龙疏钞》烧毁，继续参学，终于在龙潭禅师座下悟道；白云守端禅师因为老师的一句“你连一个脸色都放不下，还不如庙前耍猴把戏的小丑”，而心生惭愧，努力参禅，因为他能秉持“不让错误一直下去”的毅力，时时注意自己的举心动念，所以也获得了开悟。可以说，综观世界上有成就的人，都是因为对于自己一点的“错误”都不肯放过，所以能日新又新，不断进步。 我从小因为做事也力求完善，所以经常获得亲友的称赞，不料出家之后，却经常遭到家师无情的斥责，刚开始时也曾觉得百般委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恍然大悟：家师之所以采取“以无理对有理”、“以无情对有情”的方式来教导我，是希望我能秉持认错的态度行事，不要像一般人一样犯了“死不认错”的毛病。后来，我一生走来都十分注意通盘考虑，“不让错误一直下去”，对于日后的弘法事业产生莫大的助益。 我二十岁时，从佛学院结业出来，曾极力主张僧伽也要加入社会生产工作。来到台湾之后，听到慈航法师对我开示时说：“僧伽出家是要立志做人天师范，如果也要开工厂，难道要做工人吗？如果也要开商店，难道要做商人吗？……” 我闻言若有所悟，知道“错误”的宣导“不能一直下去”，当即发愿：“我所要从事的生产工作，是要为信徒生产正信，为社会生产感恩，为大众生产善缘，为国家生产慈悲，而不是生产工人、商人……”后来我开创佛光山，订立“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为开山宗旨，并以“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为佛光人工作信条，实际上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意念，再经过多年以来的酝酿所产生的。 要做到“不让错误一直下去”，除了必须接受别人的劝告之外，能够时时反省，自我观照，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佛陀不但经常强调自觉觉他，而且教导我们要以达到觉行圆满为修行的最高境界。像中国南北朝时代的道生大师，不惜生命，提出“一阐提也能成佛”的主张；泰国的蒙昆贴牟尼法师不惧迫害，以自己修持所证，倡导“法身”的理念，就是在秉持“不让错误一直下去”的精神，让佛教的真理得到高度的发扬，以裨益更多的众生。 我虽无古圣先贤的通达智慧，但有幸蒙受丛林大海的陶铸，历经大时代的变迁，在一番身心洗练之后，我逐渐厘清佛教未来的方向，立志效法六祖惠能大师和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破除积弊已久的观念及措施，“不让错误一直下去”！在诸多佛教革新的事件当中，尤以一九一二年仁山长老为革新佛教而大闹金山寺的事件最为大快人心，因为此举促使中国佛教会催生成立，让风雨晦暗的佛教出现了一丝曙光。直到抗日战争之后，当我等五位焦山佛学院的青年学生被推选列席旁听中国佛教会的会议时，我的心中即刻为之一振，以为施展抱负的时机终于来临了，不料时局生变，未能实现理想。 刚来到台湾的时候，看到当地佛教落后的情形，回想过去大陆丛林参学的盛况，曾以“回忆比现实美丽”为题撰稿，抒发抚今追昔之感慨。当这篇文章发表在《人生杂志》，再度映入我的眼帘时，却不禁感到赧然，自觉回忆虽然能够作为借镜，但一味沉湎其中，就如同“白头宫女话当年”一样，也是“错误”的，“不能一直下去”，不如改善现况，前瞻未来更有意义。 当时民风保守，再加上长久以来，“山林佛教”的形态深入人心，佛教成为一种老年人的宗教。因为出了家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许多有知识、有抱负的青年僧尼因为不甘愿将岁月消磨在早晚课诵及打扫环境之中，只有易装再人社会；一些在家的佛教青年男女起初也是满怀虔诚悲愿，皈依三宝，希望能为佛教，为众生奉献一己之力，但法师们除了教他们拜佛、念佛以外，没有余事可做，最后也只有隐遁山林或离开佛教一途。目睹佛教留不住人才，庸才方能在佛教生存，我深深感到：这种“错误”的接引方式如果“一直下去”，将使得佛教益加衰微，遑论光大佛教，弘法利生！ 因此，我不但大声疾呼，吁请佛教的长老们爱护青年，创办佛化事业。自己也身体力行，即使在生活最艰困的时候，仍节衣缩食，将所有的斋供、□钱拿来作为维持佛教事业的经费，结果佛教事业，如文化、教育、慈善等，不但利益了社会大众，也为佛教培养了许多人才。例如，筹设佛光大学和西来大学的慈惠、在世界各国设立寺院的慈庄、慈容，都是当初佛教文化服务处的基本干部；为我在幼稚园、育幼院带领小朋友的依来、萧碧凉等，都成为杰出人才。帮我办理佛教学院的慈嘉、依空、依恒、依淳、依华、依法、慧开、慧宽等，都是由于佛教事业而接引他们进入佛门；现时在世界各地建寺的依宽、慧礼、慧应、永祥、永全、满祯、觉穆等，也成为经验丰富的工程专家。在朝山会馆、麻竹园、云居楼服务的萧慧华、黄美华、吴秀月、妙晋等，都因展现了行政管理的才华，而被大众推选为佛光山宗务委员的候选人；曾经担任典座的依恒、依果、永度、永均等多位弟子，现在也住持一方，领众熏修。在出版事业、编藏及书记室工作多年的慈怡、依晟、永明、永进、永庄、满光、满济、满果等人，则是推动现代佛教文化发展的功臣。 事业固然具有养众、教众的功能，但如果沉溺其中，只知向前奔驰，不知向后观照，行之久矣，也会发生“错误”。所以数年前，我陆续辟建关房、禅堂、净业林、礼忏堂，好让徒众们在工作之余，轮流静修，但规定修持阶段到了一定的时日，就必须出来为大众服务，因为养深积厚，充实自我虽然是重要的，但是身为佛子，如果不能将修持带到日常生活，不能将修持运用在工作上，甚至不能将弘法视为自己的家务，不能将利生当成自己的事业，就是“错误”的。 过去常听人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佛教的情形也是如此，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时时思考其中的原因，后来发现这是由于长久以来，中国人，尤其是佛教徒，不知道组织的重要，不强调制度落实才有以致之。其实，在佛陀时代的僧团就是一个讲究现代化的组织，它的布萨举过制度，它的羯磨议事制度，甚至比现代国家的法律程序还要来得细密周全；它通达人性的管理方式，它权巧变通的律仪规章，也足以媲美当今任何的团体机构。可惜的是，后代的佛子不知道灵活运用，扩而充之。所以，虽然历史上曾有高僧大德如道安、百丈等人融古汇今，编纂僧尼规范，撰修丛林清规，但终因后继无人或宗派分歧等因素，不能流传久远。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同样的，没有组织制度，如何凝聚成员的力量？有鉴于“错误不能一直下去”，我在早年成立念佛会，在寿山寺时，就着手拟订寺院规范组织及办法章程，后来辟建佛光山，更大刀阔斧地建立制度法规，并借此铲除教界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例如：修行人拥有日用物资虽然不是罪恶，但如果不能清贫守道，乃至遭致讥嫌，就是“错误”的。所以，佛光人不准戴台币二千元以上的手表，不可用台币五百元以上的念珠，不准私置产业，不准私蓄财物。化缘如果能化到对方的欢喜，化到大众的善缘，固然是一件美好的事，但如果僧众不凭自己的智慧道德苦劳牺牲来奉献众生，却先想到别人的供养恭敬，从而损失了佛教的尊严、佛教的公益，就是“错误”的。所以佛光人不准私自化缘、不准私建道场、不可以经忏化缘为事业。度人出家固然功德无量，但如果滥收徒众，致使僧团水平降低，甚至造成徒众各自卫护自己的师父，闹得人我是非乌烟瘴气，就会变成严重的“错误”。所以，佛光人不准私收徒众，不准私交信徒。人才派到外地驻守，固然可以多方学习，但如果放任不管，任其行事，也是“错误”的，所以佛光山实行轮调及巡监制度。 所谓“会得香云盖，到处吃素菜”，经忏佛事本来是佛教了生脱死，弘法度众的法门之一，长久以来，却因为维生容易，而成为一些僧侣的职业。眼看不知多少出家众埋没大志，堕落僧格；多少社会人士误解佛教，丧失道心！在深恶痛绝之下，我决定从自己做起，“不让错误一直下去”，所以凡有人要求我做功德佛事，一定要先成为我的会员或佛教信徒，否则我都坚持拒绝，甚至为此不惜得罪名门大户。但久而久之，我发现经忏佛事虽然行久弊生，却也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每个人根性不同，有些信徒可以一辈子不听经闻法，但是百年之后，却不能不找法师念经超荐；有些信徒可以在平日不参加法会诵经，但是在喜庆节日，却一定要延请法师念经祝愿；甚至有些人任你舌灿莲花，讲尽了佛教的道理，他也不信，但是参加了一场功德佛事之后，立刻就被庄严的坛场所摄受而皈依三宝。自忖：对于经忏佛事如果一味抱持禁止的态度，徒然失去了度众的方便，也是“错误”的，所以后来我订出一套程序、办法予以净化改善，并且一再告诫弟子们，要让经忏佛事做得庄严如法，而不以热闹应酬为能事；要让经忏佛事作为和信徒结缘的方式之一，而不流于世俗经营；要让经忏佛事能真正地超度亡者，安慰生者，成为一种了生脱死的修持，而不是虚假的应付；要让经忏佛事促使大家了解佛教对日常生活的美化作用与实用价值，而不只是死后的追思。 三四十年前，佛寺争相举行法会，但都是以诵经消灾、聚会吃斋为号召，徒有“法会”之名，而无“法会”之实。因此，我除了在例行法会中添增说法项目之外，更应当时信徒的喜好需求，到处成立念佛会，在共修中兼带讲经，一方面让大家知道佛教的好处，吸引更多的人前来学佛；另一方面借此提高佛教徒的水平。不久，佛教果然适应大家的根机，逐渐兴盛起来。记得当时我曾有一理想：“希望将来有一天，世界各地的信徒都能在周末同一时刻，同声念佛。” 二三十年后，这个愿望果真实现了，我却又在佛光山开会中提议：“为大众在周末假日筹划多样化的弘法活动。”有些弟子不能了解，前来问我：“师父！周末同时同声念佛，不是您过去以来一向的理念吗？为什么突然要改呢？”我回答他们：“因为时代不断地变化，念佛会有其时代的意义及功能，在目前多元化的社会里，如果我们依旧以过去的方式一成不变地推行念佛共修，就是‘错误’的！” 一九九七年，佛光山封山之后，首度推出“假日修道会”，列出礼忏、禅坐、念佛、朝山、抄经、斋戒、佛学讲座、头陀义工、亲子营、青少年营等十种修持方法，供参加者选择，就是一种尝试性的突破。从目前各界纷纷组队报名参加的情况看来，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从而更加警惕自己：“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无论是内修或外弘，固步自封，墨守成规，都是‘错误’的，‘不能一直下去’，我们必须像海水一样，时时激荡，时时更新，才能具有充沛的活力。” 舍利弗曾经问佛陀：“为什么您制定的戒律，有时开，有时遮呢？”佛陀回答他：“这是为了因时制宜，因为有些事情，在此时应该要这样做，在彼时必须要那样做。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把握自利利他的原则来行事。”又说：“我所制订的戒律，如果在其他地方不宜实施，就不要实行。”伟哉佛言！什么事该不该做，必须因人、地、时、物等背景的不同而有灵活变通，否则也是一种“错误”的继续，为害或许更深。例如：慈悲为怀是对的，但如果放纵歹徒，姑息养奸，就是“错误”的；随缘无求是好的，但如果丧失原则，不知变通，就是“错误”的。男婚女嫁是对的，但如果认识不清，勉强凑合，就是“错误”的；养儿育女是好的，但如果视为己物，任意处置，就是“错误”的；孝顺父母是对的，但如果助其恶行，耽误前途，就是“错误”的；广交朋友是好的，但如果结党组派，陷害他人，就是“错误”的。考试选才是对的，但如果偏重成绩，选人失当，就是“错误”的；出国深造是好的，但如果浮夸虚荣，不切实际，就是“错误”的。“错误”有时是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有时是由于前人的偏差误导，但无论如何，一旦发现了“错误”，就必须要以无比的决心及毅力，阻止它“一直下去”，惟其如此，才能圆满自己的人生，促进社会的进步。 （一九九九年七月） 欢喜与不欢喜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小时候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有喜恶之情。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舍昼夜地去做；逢有不喜欢的事，则弃之如敝屣。有一天，我的师祖卓尘长老和我说：“你喜欢的事情，固然要去做，但也应该有所节制；你不喜欢的事情，如果对他人有益，你也一样要发心去做。”从此我开始努力尝试着去做一些虽然不是自己所喜欢，却能利益他人，与人为善的事。 出家以来，我一直不擅长佛门很重要的经忏佛事，但是为了帮忙远地的师兄，我常常披星戴月，翻山越岭，一天走上一百多华里的路程，只为了赶赴一场超度佛事。如是达数年之久，我经历不止百台的焰口法会。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学会了各种楗槌梵呗，也熟悉了法会忏仪的程序，少年初学的我，由此体会到佛教自利利他的方便所带来的法喜。然而对于当时一般寺庙赶赴经忏、度死重于度生的情况，我始终不以为然。 二十一岁时，我担任南京华藏寺监寺，虽然订定了各种新的寺规，但是为了促进与旧僧之间的融和，以达到改良陋习的效果，对于经忏佛事的频繁，我还是保持容忍的态度。来到台湾后，我矢志从事佛教文教工作，宁受饥饿贫困，也不稍改初衷。在三十年前，我创办寿山佛学院时，为了筹措资金，我也曾打破往例，在太平间通宵达旦为亡者诵经超荐，我不觉得勉强，也不以为辛苦，因为我是在为众生累世的慧命募集道粮。如今眼见一所所的佛学院成立了，数以千计的佛子在毕业后为佛教奉献心力，我深感欣慰。 我向来没有音乐素养，也毫无高歌吟唱的雅兴，但是为了使正信的佛法能在宝岛顺利地弘扬开来，我将满腔的弘教热忱一倾而出，写成诗词，请人谱曲，我还组织佛教圣歌团，延聘老师教唱，到各地去高展歌喉，居然广受欢迎，而深奥幽玄的法义就在轻快悠扬的乐声诠释下，迅速地深入人心。后来，我又陆续举办佛教梵呗歌唱比赛，以及梵音海潮音演唱会、录制佛教音乐唱片、发行录像带，也都获得了广大的回响。我以身体力行证明了，即使不喜欢“哆雷咪”，不认得“五线谱”，只要有心，也能以乐曲歌声为佛教作法音宣流。 自从学佛以来，我一直发愿生生世世来此娑婆度化众生，因此，虽然在念佛方面曾有愉悦忘我的心得，但向来不以“往生西方”作为自己的修行诉求。然而，刚开始在台湾弘法时，为了度众的方便，我也曾于各地遍设念佛会，并经常主持佛七法会，开示念佛法要，如此持续近三十余年之久。当初因念佛因缘而皈依三宝的信徒，后来不是投入佛门披剃出家，便是成立佛化家庭，他们积极参与各种佛教活动，对于台湾佛教的蓬勃发展有着莫大的贡献。念佛修行不但庄严了彼生的莲邦，也净化了此生的娑婆。 我曾在大陆金山寺、天宁寺的各处禅堂参学，在禅七中，我虽然曾经体会甚深禅悦，却不主张槁木死灰般的宴坐冥想，我以为真正的禅味源自心头，而非枯坐。尽管如此，为了摄受不同类型的众生，我不但举办了多次的禅七法会，并且在短期出家修道会、教师佛学夏令营、大专佛学夏令营等活动中，开办禅坐课程，藉着这项活动，也激起不少学员的向道之心。目前佛光山正在筹建大型的禅堂，我希望藉由正确的修禅调心，能使整个社会更趋于祥和安乐。 过去，一位密宗的仁波切曾对我说，学密要有十年显教的基础，否则容易走火入魔。后来，我入世布教，也不倡导修密，但是，我并不予以排斥，我反而主办显密佛学会议、禅净密三修法会，我想藉着这些活动，来促进各宗派彼此的了解，团结佛教的力量，以达到益世度众的成效。 我自幼家境贫寒，出家以后，在丛林参学，物质更是缺乏，不但经常三餐不继，不得温饱，身上的衣袜也尽是捡同参道友们千疮百孔的旧物来穿着。在如此艰困的生活下，久而久之，遂养成我不上街购物的习惯；但是，当我领队至澎湖等离岛布教，或者率团到岛外弘法时，为了广结善缘，给人欢喜，我总是率先掏钱购买当地小贩兜售的纪念品。虽然每次回来总是为了处理这些粗制滥造的物品而伤透脑筋，但我还是乐于随缘布施。 丛林十载，在严苛的教育熏陶下，我惯于逆来顺受，并且乐于与人配合，我不喜欢孤立，更不爱做领导人。可是，当我初来台湾时，却备受长老们的打压，他们拒绝我们挂单，不采用我们的投稿，我只好认清时务，自求充实。数十年来，我不怨不悔，为佛教肝脑涂地，培养人才，创办各种事业，却屡遭同济排挤，或许我和他们的宗门素无渊源，或者我不是他们的同事同学，他们甚至想尽法子，阻碍我代表出席世界性的佛教会议，自忖教界四分五裂，缺乏共识，何能奢言团结共勉？为了佛教的发展，我唯有孤军奋斗，为佛教开创另一片天地。 承蒙信徒的厚爱与支持，在多年的辛勤耕耘下，我们将佛教从岛内各地带向世界五大洲，如今，我拥有多个国家颁发的荣誉公民证书，也蒙赠市钥，连四十年来与我有缘无分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也将我拥上荣誉**的宝座。对于这些名位，我向来不伎不求，但是当众意难违时，我也乐意为了佛教，当仁不让地接受殊荣。一九八五年，我毫不眷恋地将佛光山交给我的弟子管理。一九九二年，我又本着舍我其谁的精神，组织国际佛光会，期使佛光能普照寰宇，造福人群。 我年少时就在深山古刹中参学，听惯了松涛拍岸，鸟叫虫鸣，看尽了夏涧秋谷、春花冬雪，在自然的怀抱中陶冶长大，我不喜欢使用繁复冰冷的机械，但是，当经济较为充裕时，我却买了一些录音机、照相机送给需要的人，好让大家共享一份文明的喜悦，而我自己却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大陆的乡亲特别喜爱电视机，我也满足他们的希望，尽量购买，并且从香港雇车运到内地，分赠邻里故旧，后来，由于需索太滥，我才予以节制。我的弟子们基于尊敬师父，常供养我一些自动化的电器用品，只可惜我过惯了简朴的生活，不喜欢操作按键，也只有转赠他人。 我原本生性内向，不喜多言，我乐于宁静自处，观察思维，然而当我踏入红尘浊世，发觉世间需要佛法的滋润时，我不再沉寂无声，闭关自守，我开始走进社会，接触群众。我一改羞怯的本性，在台上讲经说法，在台下接引信众，以佛法真理唤醒迷惑的众生。四十年来，我日日与群众为伍，我没有自己房间的个人锁匙，我没有一封不可给人看的信函，我没有不给人知道的行踪，我时时刻刻都属于大众所有。我虽然牺牲了个人独处的时间，但是也因此长养了我些许的慈心与愿力。 所以，我闭过关，但我不主张一定闭关修行。我曾持“过午不食”，但我不主张一定过午不食。我认为真正的行者，应该是人间的菩萨，以社会大众为第一，不必把自己生活上衣食住行的问题看得太过重要。尽管如此，我并不拘泥己见，我不但建立了几座设备完善的关房，还曾经帮别人护关，并且亲往探视正在闭关的后学，指导他们所遇到的障碍。 我从小吃惯了粗茶淡饭，再加上生性疏懒，连三餐都崇尚简便。平常，我只要有一碗茶饱饭、一道小菜，心中就感到非常满足。可是我每到一地弘法，信徒总是热忱供养佳肴果蔬、琼浆玉液，往往前一餐的饮食还未消化，第二餐的邀宴又接踵而至，如是周而复始，心中常引以为苦，为了给对方欢喜，我只好勉强自己的不喜欢，接受邀请。假如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最不喜欢的事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在弘法访问中，第一苦是宴会，第二苦是照相，第三苦是周围都是人，连要去厕所方便都不方便。但是看到信徒的虔诚欢喜，就算自己不喜欢，也实在不忍拂逆。 弘法行程中的送往迎来也是一苦。我向来害怕惊动别人，所以喜欢悄然来去，然而往往事与愿违。记得四十年前，我住在宜兰及台北，每次南下到高雄讲经时，信徒总是请了乐队，一路吹打，浩浩荡荡地到火车站来迎送，后来为了避免路人讶异，我只得改搭夜车，信徒还是不辞劳苦，赶来接送。直到现在，所到之处，无论是岛内、岛外，无论是城市、乡村，善男信女的隆情厚意依然有增无减，他们或持鲜花素果顶戴相迎，或请警察车队一路护送。一九九三年七月，我到俄罗斯成立佛光会，廖泓毅先生竟然请了六名秘密警察，护送我到圣彼德堡，一路来回，不离我半步。看到大家为我如此辛苦忙碌，心中实在过意不去，可是想到自己如果一味拒绝，也不尽合乎人情，所谓“欢喜与不欢喜”，只得随缘。 我一向拙于书法，也不喜欢被人拍照。但是见到信徒欢喜的容颜，我总是打从心里高兴起来，因此当有人索取题字或要求合照时，我总是有求必应，给予种种方便。只是，往往答应下来，就欲罢不能，一次挥毫数十张是常有的事，而照相的人更是一波一波，络绎不绝，虽然腿酸脚麻，我也都恒顺众生，忍耐接受，不能想自己“喜欢或不喜欢”。 记得以前我出席佛教会议，一些与会者只要一见到我起身发言，便面色凝重，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性喜改革的激进分子。其实，我相当保守，也很执着传统，我曾建议信徒应为佛教所有，教产应为教会所有，我曾倡言佛教应有统一的制度，我也希望国家和人民的典礼规范，应以佛门为准。我一直用心研究古德制定清规的用意，但是，我也本着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发展佛法事业上力求突破。我以为，我们不应故步自封，墨守成规，以现状为满足，因此，我改良弘法讲经方式，积极运用各种方法推动国际佛教，以前瞻性的思想课徒教众。为了佛教的前途，为了众生的福祉，我觉得佛子们都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必太计较一己的“喜欢与不喜欢”。 我不喜欢出名，但是近二十年来，我颇受盛名之累；我不喜欢理财，但是我必须为了佛教的建设而运筹帷幄，周转募款；我不喜欢计较，但是我不能因循苟且，积非成是；我不喜欢权力，但是我理应为了正义而主持公道。我奉行老师的训示，以欢喜的心情，做了许多并非自己所喜欢的事，悠悠岁月，就这样过着人生。 那么，我究竟喜欢什么呢？我拥有动静两方面的嗜好，终以因缘不合，而埋藏心底，例如： 我自幼喜欢随手涂鸦，将见闻思想付诸笔墨，及至年长，我立愿以文字般若弘扬佛法，不意事与愿违，繁忙的弘法行程，使我不得不割舍我的兴趣。但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一失必有一得，一得也必有一失，我从信徒闻法欣悦的表情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现在，我努力培养佛教文化人才，所谓“成功不必在我”，“但开风气不为师”；像依空、永芸等后进，不也是在延续我的喜好吗？ 我才六七岁时，就很喜欢游泳，能在水中数小时而不沉没，出家后最苦的事就是与游泳绝缘。我喜爱篮球等运动，在佛学院就读时，没有体育课程，我曾经偷偷地自制篮球架，因而险些被院方开除。刚到台湾时，民风保守，我带着学生去打篮球，不料学生却一直躲避。我非常感慨，我做学生时，老师不准我打球；我做老师后，学生不敢打球；我只有徒呼奈何！近五十岁时，我才在佛光山东山顶上建了一座篮球场，可说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事了！每天傍晚，我与沙弥们抢球上篮，玩得不亦乐乎，美中不足的是，经常比赛到一半，侍者一声通报，我还得和着汗水，披上长衫，赶赴客堂去会见访客。近几年来，海内外奔波讲经，席不暇暖，我只好放下喜欢的运动，仍然和一些不喜欢的事周旋。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也正是社会乱象的根源。佛陀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发现宇宙相互依存的缘起真理，因而在华严会上呼吁佛子：“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诚然，快乐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当众生仍在火宅苦海中挣扎沉沦时，我们怎么忍心耽于安逸？甚而还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呢？我毕生没有享受过自己的喜好，反而终日孜孜矻矻于自己原本不喜欢的事情上，但是我过得很充实饱满，法喜自在，这样的体验使我更加肯定了佛教牺牲奉献的人生观。 喜欢的，不一定是好的；不喜欢的，也不一定就是不好。人生在世，有时要牺牲自己的喜好，把兴趣转为责任，去做利益大众的事情。 （一九九三年九月） 给人利用才有价值 刚来台湾的最初几年，我居无定所，因此经常随喜帮助别人，有人兴学，我帮忙教书；有人办杂志，我协助编务；有人讲经，我帮他招募听众；有人建寺院，我助其化缘……更有些老法师发表言论，怕开罪别人，都叫我出面，我则义之所在，从不推辞。因此，一些同道们都笑我说：我总是被人利用来打前锋，当炮灰。 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我自行创办佛学院，一位年近八十的唐一玄老师在课余闲聊时，和我说道：“给人利用才有价值啊！”这种迥异世俗的言论，无疑道尽了自己多年来的心声，我引以为知音，并且在日后的数十载岁月里，我一直本此信念，心甘情愿地与人为善，被人“利用”，无形中为我的人生开拓了无限的“价值”。 记得初来台时，为了弘扬佛教法义，我义务为《人生月刊》担任编辑，不但为撰文照排伤神，为改稿润笔熬夜，还得自付交通费，倒贴邮票钱。前后约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发行人反而要我感谢他，他对我说：“你利用这个杂志发表文章而出了名。”这个世界上，谁“利用”谁，真是很难定夺啊！ 刚开始到宜兰传教时，我办了各种接引年轻人的活动。有些青年不喜欢枯燥的定期共修法会及佛经讲座，常常借故缺席，却兴高采烈地参加佛歌教唱、中文导读等课程。旁人常劝我不要白费心机，并且跟我说：“这些青年没有善根，只是贪图有歌可唱，或想免费补习中文，预备将来考学校而已！他们不是真心信仰佛教的！”我一笑置之，心里想：即使如此，我也愿意成就他们，被他们“利用”。 没想到日后这些青年，如：慈惠、慈容、慈嘉等人，均纷纷皈依佛门，到了今天，他们都成了佛教界的翘楚。《金刚经》云：“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音乐歌唱，只要运用得当，也不失其度众的“价值”。马鸣菩萨不就“利用”一曲自编的《赖吒和罗》，而使得华氏城中的五百位王族弟子同时悟道出家吗？ 一九五六年，我计划举办活动，接引大专青年学佛，又有人坚决反对，理由是：“大专生只会糟蹋道场，损坏设备，又没有定性，他们只是利用这个活动度假罢了！这种花钱不讨好的事最好不要做。”我当时身无分文，还是力排众议，在台北借用别人的地方，举行大专青年学佛营。结果，吴怡教授、张尚德教授，及以写《野鸽子的黄昏》而闻名的王尚义先生，就在这时和佛教结上因缘。 从过去到现在，台北普门寺每周所办的“佛光山朝山团”，从一九六八年每人的收费二百元台币到现在的三百元，都包括了车费及两宿五餐，以物价来计算，根本不敷支用，经办人乃至信徒本身屡次向我反映调整以平衡收支，我都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能够让一些囿于时间或经济因素不能来山的北部人，“利用”这一点方便，种下得度因缘，未尝不是功德无量啊！果然，许多人就因此皈投三宝，甚至披剃出家，这种慧命的“价值”可谓山高海深，不可限量。 我在高雄开创佛光山，没有多久，山下就有一家名叫“佛光”饮食店的店面开张了。那时，有人就跟我说：“师父！为什么我们佛光山的名字给他们拿去当招牌用，我们应该采取行动阻止，否则外人都误会佛光山在做生意。”我也感到非常无奈，但是想到“佛光”能普照大地，不正表示佛教法力无边吗？ 不久，佛光新村、佛光砂石场、佛光旅行社、佛光大旅社、佛光加油站等，都一一出现了，甚至台北、嘉义等地还有以我“星云”来作为大楼名称者。徒众更埋怨了，在开会中纷纷表示抗议。我告诉他们：“诸佛菩萨连身体脑髓都要布施了，一个名字也算不了什么！我们的名字能够给人去利用一番，也表示自己很有价值啊！” 许多人看到佛光山卖汽水、销售纪念品，便诟病佛光山商业化。其实外人只看到佛光山要钱，却没有看到佛光山不要钱的地方。佛光山的一切收入，可说是非佛不做，不但用来弘扬佛教，还要供应三千名僧俗四众食宿生活，乃至教育福利等费用，更要用来办理其他各种佛教事业。其中，约有六百名佛学院学生“利用”这些收入学佛修道，近百名育幼院院童“利用”这些收入长养身心，佛光精舍、仁爱之家约二百余名无依老人“利用”这些收入安养颐年，还有其他行政单位“利用”这笔收入办理活动，净化人心……我们没有恒产，却能自给自足，应付这些庞大的开销，可说是把十方的钱财高度“利用”，发挥了十方信施的“价值”。 创建佛光山至今，经历不少困难，天灾洪水固然可怕，山下悍民更是难缠，以铁牛车围山，以棍棒打出家人，那种无法理喻，叫人难以置信。可是，令人讶异的是：乡民们每逢春节，都扶老携幼来山联谊。冬令救济时，也携家带眷来领赈济品。 一些工作人员对此不能释怀，往往向我抗议，说道：“这些人没有良心，他们只会来拿红包，取赠品，利用完了以后，就过河拆桥，既不说好话，又需求无度。”我总是劝他们：“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乡民中也有好人，更何况行菩萨道，应该不念旧恶，施不望报。看到他们能欢欢喜喜来山，和佛菩萨结个善缘，我们应该为他祝福才对！”我们应该以自己拥有“价值”非凡的功德法财，能给人多多“利用”，来作为自我期许。 有些出版界人士，包括台湾、香港、马来西亚，甚至大陆等地，未经同意，擅自刊登我的文章著作。上焉者保持原貌，下焉者将我的名字删除，尤有甚者，还补上他们的名字，另一些人则擅改标题，以耸动的文字来吸引读者。我那些从事文化事业的徒众，常为此愤愤不平地说道：“这些人剽窃智慧财产，竟然也冒犯到神圣的宗教界来！”我则为现代人的不尊重别人，不看重过去而感慨万分，因为历史是人类演进的过程，我们抹煞了过去的记录，又将如何计划未来？只是往好的一方面来想，我的著述能被这么多人青睐，大概尚有可取之处。文字般若的功用就在于它能无远弗届，深入人心，但愿大家都能采取正确的方法，“利用”这项“价值”，就能使佛法流通更广。 为了炒热新闻，促进销路，一些报章杂志以攻汗毁谤佛光山或我的名节声誉为能事，信徒们看到这些不实的言论报导得太过分者，往往利用各种渠道，要求这些刊物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启事。 记得有一次，名作家刘枋居士看了一篇暗骂我的文章，怒气冲天，老远从台湾打电话到西来寺来找我，说要联合多人发起护师运动，我连说：“不必！”个人荣辱不足为念，承蒙信众厚爱，个人铭感五内。想起《西游智慧记》里，大家都想吃一口唐僧肉，不禁自我消遣：能被这些刊物“利用”，让其分得一杯羹，也未尝不是助人多利啊！ 有感于过去从事佛教文化事业的辛苦，我对于一些文人都比较照顾，凡是有求于我者，我都给予资助，有时还作不请之友，自动伸出援手，甚至在自己经济情况也不好的情况之下，一样以诚意关心协助那些过去对我不怀善意的文友。我不是滥慈悲，假仁义，也不是打肿睑充胖子，我只是觉得：我能有这份能力，“利”他人之所需，使其“用”来周转，表示我的境况还是比他好一点，何必吝于喜舍呢？一些小型佛教出版事业要求帮忙，我也尽力纾困，以寄望其“利用”这一点助缘，而增益佛教对世道人心的贡献。 过去，佛光山沙弥学园曾经招收过二三十名沙弥，我们不辞辛劳，将他们抚育成人后，有些沙弥竟被父母强行带了回去。许多徒众为我难过，他们认为：那些父母只不过是“利用”佛光山把孩子们养大，因此要求我不要再接受沙弥来山，但我还是照单全收。因为我觉得：即使沙弥们全都被父母带走，他们从小在法水里涵泳浸润，至少长大后就能知因果，明善恶，即使踏人红尘，也不会为非作歹，这种教育无论对个人或对社会而言，都是很有“价值”的！ 为了方便信徒，我设立朝山会馆供应食宿，一些游览公司的导游有时订了数十桌素席，临走时，只付个五元、十元，柜台员工不齿这种无德的行为，遂向前和他解说，却遭反唇相讥：“寺庙不都是随喜添油香的吗？”馆长因屡赔不赚，不能帮忙补贴常住而忧心。我常安慰他：“没有关系！自己吃亏一点，被别人利用占便宜，正可以广结善缘啊！” 别分院的典座行堂法师也常来和我抱怨：每次法会活动，总有许多志在赶斋的人，抢先到食堂占位子吃饭，却让那些真正来寺听经闻法、礼佛拜忏的虔诚信徒没有位置，饭菜不够。他们希望我能提供一些防止之道。我说：“不但不必防止，而且各住持当家以后要多备桌椅饭菜。因为建立寺庙，就是要普门大开，广度众生。何况这正表示寺院的饭菜煮得好吃，所以才有人利用啊！” 我经常碰到素昧平生的社会人士或竞选公职的政客专程拜访，并且要求合照，徒众常在一旁“警告”我：“师父！您要小心阿！他们是利用您来打知名度的。”一些新成立的公司行号或建屋工地，也常在传播媒体上大做不实广告，说我“莅临剪彩”，因而常有信徒特地打电话来为我打抱不平，他们说：“这些人利用您的名字招徕顾客，别人不知道，更要说您是企业和尚了！” 甚至，我也曾应邀至灵骨塔寺主持开光，弟子们为此心疼，他们说我很傻，南北舟车劳顿，从未收取一文钱，却不知自己已经被人“利用”去大赚其钱了。近闻有人为了促销佛像法物，而对外宣称他们的货品被我加持过，更是荒诞无稽！不过，没有关系，如果这样能让他们名利双收，除了为他们的因果业力可惜以外，也是我一种利他的菩萨道吧！ 十年前，经济情况还很拮据。有一天，掌管会计的弟子拿着一叠请款收据，说道：“师父！最近住众患牙病的人很多，常住尽量给大家方便，但是牙病的医药费很高，他们领了常住的恩惠，却常常对人乌鸦嘴，不说好话。依我看来，实在不必为他们出这笔冤枉钱！”但我坚持为他们换上好牙，因为我宁可他们不说好话，也不能不给他们一口好牙，以便他们将来“利用”来开口说法时，能令信徒欢喜，得到无上“价值”的法宝。 佛光山一向提倡福慧双修、解行并重，所以佛学院设有出坡作务的课程，以借此锻炼学生们的身心，一些不知情的香客上山看到，往往说道：“这些学生好可怜唷！竟被寺庙利用来做工呢！”有一天，一名机灵的学生欢欢喜喜地反答道：“我们是利用这些工作来修行呢！”同一件事情，却有着两种说法，说明了各人心中的“价值”不同，自然苦乐也就有所差异。 在社会上讲经弘法久了，经常接触到各界人士，其中不乏政治人物前来请示佛法，因而引人侧目，招来“政治和尚”之讥。起初我很不以为然，久而久之，心中也泰然了。想想：佛陀频频出入王宫，与大臣贵胄说法，岂不也成了“政治佛陀”吗？而玄奘大师为皇帝建言国事，以及历代国师的辅弼朝政，又怎么说呢？中国佛教历经多次教难而能如浴火凤凰般再生，在上位者全心全力地拥护佛教，实在是功不可没。此外，国家社会也因为佛法的复兴昌隆而政清人和，这些世所共睹的史实，无非说明了：“利用”不但不一定只具有负面的意义，而且还能造成大家的利益。 所以，我们不必斤斤计较谁利用谁，因为世间一切事相都是互相缘起，而愿与众人一齐享有互相利用的成果，就能发挥“利用”的最高“价值”了。 （一九九四年元月） 无用与无明 一般人皆以无用为耻，而我却认为无用正是大用。 我一生都觉得自己无用，我没有语言天分，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学过英语、日语，但是一直无法学会，最惭愧的是来到台湾已有四十五载，竟然一句台语也讲不好。我素无音乐涵养，课诵梵呗五音不全，乐谱音阶全都不识，记得曾有一位音乐教授说我只有三音，缺乏入声。在应对上，我也不善言辞，年轻的时候，往往因为仗义直言，而开罪别人；如今年近古稀，还是经常由于太过坦率，而被有心者扭曲，持为话柄，大做文章。对于理财，我更是缺乏概念，常常这手接了钱，那手又给了人，有时连信徒都为佛光山的欠债累累，日日难过而担心忧虑，而我只凭佛法，不知无钱之苦。 尽管我百无一用，但是我颇有自知之明，为了弥补先天的不足，我不敢投机取巧，心存侥幸，对于自己负责的每一件事，我总是脚踏实地，全力以赴；对于师长交待的每一句话，我也都切切珍惜，谨记在心。记得十八岁时，我见到心中仰慕已久的太虚大师，遂情不自禁地趋前向他合掌顶礼，他含笑回应了几句：“好！好！好！”就走了过去，我却在当下决心要一辈子“好”下去。于是，我开始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我不断反省平日的思想举止，我一丝不苟地演练佛门行仪，我孜孜不倦地读诵佛学典籍，这一切的努力，无非是希望一生都不要辜负了太虚大师向我说的几个“好”字。 二十三岁来到台湾以后，我在中坜落脚，因为大家都说我块头大，力气足，所以就交付我拉车、挑水等吃力的工作。我一向认为自己无用，所以当别人认为我有用时，我也就毫不推辞。虽然我拉车担物常因力不从心而晕眩呕吐，但是我从不叫苦，也不喊累，因为我自觉无用，而别人肯用，正表示自己还有一丝价值，焉能令人失望！日后我走入社会，接引众生，经常目睹一些人因恃才傲物，气焰高涨，虽然有用，而别人却不敢任用，等同无用，不禁庆幸自己生来无用。 一九五一年，我被聘为台湾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兼任课老师时，我自认佛学不足，慧解不够，曾想婉拒，但是一来想到当时在台湾受过长期正统佛学教育者为数甚少，二来感念大家对我的肯定，所以便答应下来。从此我日日伏案用功，每一例证均仔细考察，每一名相也苦苦深思，唯恐误人慧命，有负重托。及至后来，我应邀至各地讲经说法，每次在准备讲稿时，也都战战兢兢，力求完美。今天我之所以能在台上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其实正是缘于当初以勤补拙所锻炼出来的功夫。 在开始执教佛学的同时，我也应邀主编《觉群杂志》、《人生月刊》，由于当年编印写作的人才寥寥无几，只有自己下笔，滥竽充数。我每天孤灯伴影直到天明，常常为了一个字而斟酌良久，为了一句话而搜索枯肠。就这样，我辛苦编撰达六年之久，其间的呕心沥血虽然难以道尽，但是在无形之中，却培养我扎实的编写能力，直到现在，我居然还能用来教导徒众，不失时宜。 二十七岁时，我筹建高雄佛教堂，此后又兴设寿山寺，开辟佛光山。及至别分院的陆续成立，直到现在，虽说已参与过不少建筑工程，但是我从不掉以轻心，非但不妄加臆测，也不完全依赖蓝图底稿。我总是利用奔波弘法的空档，频频到现场亲自勘查，以手脚代替量尺，以人头代替实物，来估算房屋大小，设计区间格局。用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来办事，固然费时耗力，但是可以一劳永逸，使得殿堂楼阁都能在庄严中不失实用，在现代中融和传统。 因为我自知无才无德，所以自幼就抱着见贤思齐的态度，勤阅高僧传记与伟人故事，期能以古德懿行砥砺身心。遇到良师益友，我也把握机会，追随学习。直到后来，我建设各项佛教事业时，不仅自己全神贯注，用心研究，同时也广揽人才参与，博征专家意见。例如：在兴办佛学院时，我自忖在佛学上，博杂有余，而无专攻；在教义上，虽历经宗、律、教之熏陶，却缺乏现代化学术的训练，所以，我不但曾邀请方伦、唐一玄等耆宿来院授课，也延聘郑石岩、蓝吉富、游祥洲、萧武桐等新秀教导学生。目睹佛学院三十年来，届届人才辈出，代有建树，心中深有所感：尽管自己无用，然而若能善于用人，还是一样可以利济众生，造福祉会。 我自认参访、请教、不耻下问，无伤自己的尊严，如佛门里以智慧著称的文殊师利，不也曾向年仅八岁的妙慧童女顶礼问法；赵州禅师八十高龄，还四处云游智慧，访师学道；我不但与萧顶顺、彭伯平等人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友谊，而且还共同设计了一间间的别分院，兴建起一栋栋的殿堂楼阁。三人行必有我师，自知无用，尊重他人，才能发挥大用。 我不但做事谨慎，重视专才，即使平常待人，也都一本认真的态度，凡此都是因为自觉身无长才，所以一点小因小缘，我都十分看重，总想令大家同沽喜悦，共享法益。因此即使是萍水相逢，我也挖心剖肺，竭诚以待；尽管是素不相识，我也耐心倾听，为解烦忧。鸡皮鹤发的老公公、老婆婆找我谈话，我从不拒绝；天真烂漫的小弟弟、小妹妹与我通信对谈，我也同事摄受。是以，爱护我的信徒中，不乏耄耋之士；过去的童男童女长大以后，也都成了我的子弟兵将。 也正因为自感不足，对于各界人士，我都一律礼敬尊重。我虽然对于政治经济素来不感兴趣，但也在多次的接触来往当中，获得不少概念常识，拓展了我的思想空间。所以，无用正可以无所不用，这就好比都市里建满房屋的黄金地段，固然是价值非凡，其实，荒郊野外看似无用的不毛之地，正可以随心所欲创造一方佛国净土。我们不要怕自己无用，无用的人正可以用一颗虚怀若谷的心，纳受各种因缘。 无用之用不仅在于自我受用，最让我惊喜的，还是平日点滴的因缘，居然在无意中，对于我的佛教事业发挥了莫大的助益，因而促使广大的众生蒙受多利。过去种种不谈，就以这次筹募佛光大学建校基金而言，我本来只想用托钵方式兴学培才，然而消息一经发布，承各界人士厚爱，多方赐予建议，从义卖到义唱，大家不但提供种种募款方式，而且自告奋勇，前来协助。我自认不才，故也时时邀约各行专家开会研商，倾听意见。虽然从核准破土到如今，不过只有半年光景，一桩百年树人的教育事业，竟然意外地结合了各界的力量，可见尽管自己无用，但是能广结善缘，就可以共创大业。 从过去到现在，我即使看到一场成功的法会，听到一句赞美的言语，都不敢自己居功，因为我总觉得凡事得之于人者太多，出之于己者太少，故时而发自心底，由衷地回向：“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利益归于常住，功德归于信徒。” 多年来，我秉持这种信念修行办道，自觉受用无穷，因此无用之所以成为大用，贵在自知。回忆过去，因为我从小就感到自己无用，所以在十年的丛林生活里，我虽然历经作务的劳苦，备受师长的教训，但都“想当然尔”地接受下来，没想到这许多的磨炼，却形成我日后奋斗的资粮。如今想来，真是感激涕零。当年那些看似无情的棒喝、无理的要求，无非是要将我们自以为是的知见轰出九霄云外，把我们遇缘妄起的无明打得支离破碎。 四十多年的弘法生涯，可说是历经人世难堪之境，我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不是因为我的才能卓越，而是因为我自知无用。我常常想到父母生我养我，社会供我日用所需，师长教我育我，佛教给我发展空间，而自己却无以为报，就感到惭愧万分，故而遭逢再大的困难，再多的障碍，也总是敦促自己努力突破，而未尝怨天尤人。 这一生中，遇到吃亏的时候，更是不知凡几，然而我总能一笑置之，因为我自忖无用，既没有办法与人比较，也没有资格与人计较，所以，多付出一点心力，多等待一点时间，多牺牲一点拥有，多损失一点钱财，在我看来，都是为自己培植福德因缘，而事后的结果也证明“吃亏是福”，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提倡“你对我错，你大我小，你有我无，你乐我苦”的原因。 一些人因一时无明生起，对人非难，我也都忍耐包容。我并非懦弱胆怯，只是想到自己无用，更不能情绪用事，更何况如果双方都无明谩骂，不但无补于事，反而扩大问题。所以，我惯于运用一些禅机幽默，与对方沟通交流，结果总能在皆大欢喜的气氛下消弭对立。 人生之大病，其实不在无用，而在无明。无明，以俗话来说，就是不明事理。贪嗔愚痴、怀疑嫉妒等一切烦恼皆由无明而生。故心中常起无明者，形之于外，不但面容表情生硬刻板，行为举止常犯他人，口里更说不出赞美的好话，台语中所谓的“木头人”、“相扑鸡”、“乌鸦嘴”，应属此类之流。这种人普遍不受大众欢迎，即使能力杰出，也鲜有所成。我的徒众里，就有一些人自以为才能出众，别人都一无是处，因而固执己见，动辄无明，结果不但无法与人合作，反倒不能成事。这些年来，我细细观察的结果，发现到自以为无用的人，往往因为心灵开阔，而用处无穷；自以为有用的人，反而因为事事执著，而用处有限。 眼看这些无明的徒众无法与人共事，作为师父的我，也只好一一接收过来，亲自辅导。他们经过一段时日的调教以后，往往有着出人意表的改变。史籍上记载韩信领军打仗，手下的残兵弱卒都能战胜敌人，于此证实不虚。常有人问我：秘诀何在？其实道理非常简单，只要我们肯燃起胸中熊熊烈火，销熔自他无明，纵然是一堆破铜烂铁，也能糅合成不碎金刚。 五指中的小指，与其他指头比起来，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在合掌礼拜时，却与佛陀最为接近。我们只要心中有佛，依真理行事，知道感恩惜福，懂得慈悲喜舍，无论地位多么卑微，都能对整个社会有所贡献。一个人最怕的就是心头常被无明乌云覆盖，而不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佛教故事中，摸象的盲人由于自以为是，即使花费了许多时间，终究还是昧于实相，一无所知。火宅里的瞎子自知缺陷，而与跛子、聋子合作无间，故能逃过灾难。在这个瞬息万变、知识爆炸的时代里，个人尤其显得渺小无用，我们要时时观照，常常惭愧自己有所不知道，自己有所不能够，自己有所不清净，自己有所不圆满，唯有真诚忏悔，不断改过，才能进德修业，日新又新；惟有谦冲自抑，尊重他人，才能团结合作，共成美事。 （一九九四年七月） 疾病就是良药 自从一九九一年我跌断腿骨以来，承蒙信众厚爱，经常接到电话或来函问候，随着年龄渐增，我的身体状况更是成为彼此见面时关切的话题，也有许多人看我终日忙碌，却仍能从容应付，不见疲态，纷纷问我保健之道。其实四大五蕴假合之身，孰能无病？众生经历老病过程，谁能免除？只不过我从不刻意趋逸避苦，如今回顾往事，我深深感到：养生之道无他，“疾病本身就是一帖良药”。 就以香港脚与口腔破皮而言，人皆畏之，然而两者不仅长久与我为伍，而且时时交相为患。多年来，我非但不以为苦，反而深感庆幸，因为我觉得这是身体排除瘴气的征兆，我这一生少病少痛，想必与此有关。 年少时，在丛林参学，由于大家年纪还轻，都很喜欢发表意见，然而当时道风严峻，一个动作不对，眼睛稍微张望，即遭打骂，因此平常总是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等到下课如厕时，才趁着远离师长视线之际，隔着墙壁，彼此高谈阔论，久而久之，我也感染了一上净房就想说话的坏习惯。虽说可藉此畅所欲言，十分痛快，但是因为言语失当，事后被师长知道，叫去责罚的事例也时有所见。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患牙病，疼痛不堪，一位老师教我一个秘方——在便溺时，不要说话，咬紧牙根。我照着去做，果然根治牙痛之苦，而原本多话的毛病，竟然也在不知不觉中革除了。此后不但减少失言之过，还增加了观察思维的时间。我的心地变得逐渐清明起来，在为人处事上也更为周延。这项始料未及的收获，至今使我受益无穷。 俗话说“十男九痔”，好不容易根除牙痛，未久，却又染患痔疮，正苦不堪言，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师兄在谈话中无意中说道：“越是肮脏的地方，越需要干净。”这句话使我福至心灵，茅塞顿开，从此每次如厕以后，都以水洗涤。在一次又一次地擦拭时，我仿佛见到佛世时的周利槃陀伽尊者，不疾不徐地扫着院子里随时飘落的树叶；又好像目睹禅门里的祖师大德，耐烦尽心地用手一根根拔起园子里生长不尽的杂草。我不再为痔疮苦恼，反而以病为师，深深感到无限的佛法妙意尽在其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日，有一天竟然发现创口不复疼痛，原来皮肤已经愈合完好。回头检视自心，发觉烦恼尘垢也逐渐减少，一股轻安自在的法喜油然生起。 十七岁时，罹患疟疾，忽冷忽热，全身无力，心想应是回天乏术了。这时候，向来对我十分严厉的家师志开上人，派人送了半碗咸菜给我，令我感动不已，泪流满面，当下发愿尽形寿将身心奉献给佛教。未几，居然不药而愈。多少年来，当我在弘法工作上历经苦难，感到身心劳顿的时候，想到家师的半碗咸菜、自己的一句誓言，便心生惭愧，感恩之心油然而起，不敢稍有退缩。 二十岁那年，我又染患烂疮，除了头脚以外，全身出脓，臭秽无比，尤其脓血粘着衣服，每次一脱衣，就好像剥了一层皮下来。尤其自己不懂保健，又无钱购买成药，或许是因为有了痔疮的体验，虽然这次肉身所遭受的苦痛，甚于前者不止百倍，心中却能淡然视之，不觉忧恼，只是终日卧在病榻上，想到宿世无数劫苦，不禁哀悔泣首，往往无法自已。一个月过去了，我居然奇迹似的复原起来，步出寮房，景物依旧，身心却有大死一番的感受，我告诉自己要加倍精进，勤求无上佛道，饶益一切众生。 所以，次年我从佛学院结业后，有鉴于披剃出家的宜兴教育不够普及，便不计名利，自愿来到乡间的一所小学担任校长，从事培育民族幼苗的工作。 最初来到台湾的几年，我白天操持苦役，夜间阅藏写稿，工作可谓十分繁重，加上当时物质缺乏，营养不良，我经常头晕目眩，然而我咬紧牙关，渡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 刚来台时，目睹正信佛法之衰微，即矢志撰写佛传，然苦于居无定所，手边又缺乏典籍可供查阅，直到一九五五年，因缘具足，才得以如愿进行。当我搜齐资料，正要着手撰写时，突感胸口疼痛，而且经常咳嗽，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得了当时颇为盛行的“世纪黑死病”——肺痨，于是日以继夜，不眠不休地振笔疾书，同时每天不断地礼佛祈求，希望在佛陀的加持之下，能让我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以后，再舍报往生。 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时是真的患了肺痨，还是奇迹出现？只是从自己一生患病的经验看来，我觉得古德所说：“比丘应带三分病，才知道发心。”诚乃不虚之言。因为生病能使自己警惕生命无常，故而能激发精进求道之心，实为行者对治放逸懈怠的一帖良药。 多年来，我不曾因为风雨阻断原定的行程，更未尝因病苦而打消既有的计划。记得一九六○年五月，我在宜兰筹备佛诞节万人提灯大游行时，得了严重的风寒，虽然感到体力不支，几度昏眩欲倒，但是我仍然打起精神，召集大家开会，四处张罗打点，等到游行完毕，发现病也好了。 有一回，我赴基隆演讲，因患感冒，咳嗽不已。一名信徒听说后，自称有特效针药，我虽然一向不喜欢打针吃药，但是生性不喜拒人于千里之外，便随缘应允。没想到打了一针后，手臂竟然痛得不能举起，为了不使他难过，只好默默忍耐，半夜回到佛光山，才发觉连脱衣服都有困难，心想大概是打错部位，伤了神经，因恐他被人责怪，故一直不敢向别人提起，如是隐忍疼痛达一年之久，才渐渐痊愈。 后来，一位医生告诉我，伤风感冒无药可治，只有多休息，多喝水，至于坊间的一些感冒药，无非安慰心理，实际上没有多大疗效。而我则一直认为任何疾疫临身，唯有精进不懈才是祛病第一良方。 二十八岁那年，我患了恶性风湿，两膝关节疼痛不已，医师诊断后，宣布必须及早锯断双腿，以免殃及五脏六腑。我听了之后，心里一点也不惊惶恐惧，反而觉得行动不便，正好可以掩关阅藏，专心写作，一样可以尽绵薄之力，弘法利生。当时由于法务繁忙，以致开刀时间一拖再拖，也许正因为能够将生死置之度外，反而容易康复，后来竟然痊愈了。事后许多人纷纷打听我吃了什么秘门偏方，我想如果真有什么仙丹妙药，那应该是多年来熏修佛法的体验，养成我乐观进取的个性，使我遇到任何境界，都能不为所惑。 十多年前，背部突感不适，经多位医师会诊，说我只剩下两个月的生命，后来也是因为忙于南北弘法，忘了复诊。事隔好久，突然想起此事，再去检查时，才发现只是过去跌伤时的瘀血作怪。医生大叹虚惊一场，而我却始终不曾因死之将至，而烦忧懊恼，也未曾因生之复得，而庆幸欢喜，反倒觉得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如幻似真，正好可以考验自己的禅定功夫，增加对外境的免疫能力，未尝不是一剂上好的补药。 近几年来，因为糖尿病的关系，导致视力日渐模糊，美国的罗大夫为我做激光治疗时，曾经形容我的眼睛就像一件破旧的衣裳，经过缝补，只会再坏，不会变好，并且一再叮嘱我要多休息。刘大夫则说我的眼睛只能再看几个月。到现在为止，也不知过了多少个“几个月”，幸蒙龙天庇佑，佛祖加被，尚能辨识前物，故而依然四处弘法。 数月以前，台湾的眼科权威文良彦大夫为我检查眼睛时，讶异地对我说道：“我在医界服务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看过一个糖尿病患者，在接受多次激光治疗后，还能保有像你这样视力的人。”这使我想起多年前，曾有一位阮医师为我检查全身时，也是以同样吃惊的语调，说我的胃袋构造十分特别，消化功能奇佳，在千万人中难寻一二。 其实，我认为不管是天赋异禀也好，是诸佛护佑也罢，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世寿的长短、色身的强弱，而在于利用有限的生命，为众生谋取福利，为世间留下贡献。 我平日忙碌，难有闲时，甚至往往牺牲睡眠来成全他人的愿望，有时心里真想找个机会好好休息一场，无奈我惯于不逆人意，所以每天总有一长串推不掉的行程。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清晨，我在浴室滑跤，将腿骨跌断，虽说真正尝到“寸步难行”的苦头，但是我终于被迫休假，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既不用会客开示，也没有一大堆的计划公文让我伤脑筋，感觉真是舒服极了。俗云：“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想到生病在院，向来是大家深以为苦的事情，在我而言，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可见苦与乐都在我们一念之间。 开刀后的第三天，我竟能坐轮椅到鹿港讲经；半个月后，在日本国会宪政议事厅，由多位议员和记者将我抬上讲台演说。以后约三个月，我就能舍杖而行，上下自如，连医生们都啧啧称奇，而我心里却很明白，这是因为打从下床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抱持倚赖拐杖的念头。尤其每当走路的时候，就不禁想起过去少年时的我，为了矫正天生内八字的缺陷，不知花费多少心思，自我要求走路要既稳又快。后来，我即使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也能健步如飞，如履平地。数十年后，我返乡探母，顺道游访万里长城，同行的七十二人中，不乏年轻力壮的徒众，然而我却一马当先，睑不红气不喘地第一个登上关口，赢得大家的欢呼。 这一段回忆为自己增添了不少信心，于是我反复地练习走路，自然很快如愿。所以有病不要紧，只要我们能正视疾病，对症下药，就能迅速恢复健康，最怕的是逃避现实，讳疾忌医，如此则纵使华陀在世，佛祖降临，也难有治好之时。 住院期间，我得到许多平日鲜少注意到的保健常识，可说是因祸得福，而所见所闻的病房百态、人情冷暖，则令人备感唏嘘！尤其是儿童病房与老人病房间的差异，让人感受到如今世上真是“慈心的爹娘多，孝顺的儿女少”，这是否也是另一种病态呢？ 其实，众生的病除了肉体上的病痛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疑难杂症值得我们去关切反省，例如：社会大众缺乏环保观念，使得山川大地饱受污染、噪音的侵害，国土已开始生病了；现代人类被功利、虚荣冲昏了头，导致世风奢靡，暴力连连，时代也罹患重病了；为人师长者不知道关怀下一代，或滥用体罚，或纵容恶行，久而久之，教育就百病丛生了；爱的观念偏差，方法不对，对象错误，感情也会发生病变……其实，追根究底，凡此诸病都是源自一颗有病的心灵。 当身体四大不调时，身上就有疾病。当心灵被贪嗔愚痴、怀疑邪见的病毒所侵害时，出之于口——两舌、恶口、妄语、教唆，口中就有疾病；形之于色——没有表情、面带敌意，睑上就有病；动之于手——杀生、伤人、盗窃、邪淫，社会就有疾病。 身体有病，要找医生治疗；心灵生病，除了靠善知识劝告提醒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来医治。弘法半世纪以来，我看遍人生形形色色，曾经有感而发，仿效石头希迁禅师的“心药方”，也为众生的心病开了一帖药方： 慈悲心肠一条真心本性一片 惜福一点感恩三分 言行实在守德空间一块 惭愧果一个勤劳节俭十分 因缘果报全用方便不拘多少 结缘多多益善信愿行通通用上 此药用包容锅来炒，用宽心炉来炖，不要焦，不要燥，去火性三分（脾气不要大，要柔和一点），于整体盆中研碎（同心协力），三思为本，鼓励作业丸，每日进三服，不限时，用关爱汤服下，果能如此，百病全消。 切忌言清行浊、损人利己、暗中箭、肚中毒、笑里刀、两舌语、平地起风波，以上七件速须戒之，而以不妒不疑、不放纵、自我约束、心性有道来对治之。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病为鉴，则可以提起正念，扩大自己。昔时悉达多太子目睹世间疾苦，心生悲愍，因而立愿精进修行，终于成就佛道，做大医王，疗治众生之病；南岳慧思大师罹患严重风疾，无法行动，后以般若空慧观照，不但豁然痊愈，而且开悟见性，后来法化一方，度众无数。因此，我们不必祈求疾病之不临己身，而应该效法古圣先贤，以疾病为良药，自救救他；以疾病为针砭，己利利人。 （一九九五年二月） 残缺就是美 每次看到残障人士，我总是想起家乡那个踽踽独行的小女孩…… 她的膀子与手都比常人短小，两只脚也长短不一，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说起话来，老是结结巴巴，附近的小孩子总爱拿她开玩笑。有一天，外婆严肃地和我说道：“你可不能去欺负她。你要知道，其实，残缺就是美啊！” 第二天清晨，女孩从我家门口经过，照例挽着一大篮衣服往江边走去，我从窗口往外看，她忍辱负重的步伐，她坚毅善良的面庞，与村童们嘲弄喧哗、追狗打鸟的画面比较起来，显得那么安详纯美。“原来，残缺就是美啊！”想起外婆的话，我若有所悟。此后，随着年龄增长，阅历渐丰，我一次又一次地肯定这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至理名言。 如今，残障人士似乎比过去有福多了。早年，徒众永文因病不良于行，我与她同赴美国时，就分享到迅速通关的便利；前年，我走访欧洲，瑞士佛光协会会长何振威先生对我表示，幸亏他有一个智障的儿子，所以在越南将沦陷时，能获得瑞士政府特准，举家优先移民，直到现在，他们每个月还可以领到特殊教育补助津贴。近年，欣闻各界对残障人士的关怀，也正从法规、设施等方面积极落实。可见残缺具有沉潜之美，可以激起人类久藏胸怀的恻隐之心，若能善加阐扬，整个世界定能趋于祥和。 古之残疾者，尽管未曾享有人为的便利，然而他们透过自身的努力，所写下的隽永事迹，至今仍深深地令后人感动鼓舞。例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三十九岁那年，因罹患小儿麻痹而大死一番，在休养期中，彻底改掉过去骄傲自负的作风。数年后复出政坛，以谦冲温和的态度，不仅问鼎纽约州州长，后来又在总统宝座上连任达四次之多，在美国史上无有出其右者。 大发明家艾伯特·爱迪生非但不怨恨那个将他耳朵揪聋的人，反而感谢耳聋使他省下与别人闲聊的时间，专心做自己的实验。我在十来岁时，曾经读过他的一段轶事，描述他在六十七岁那年，工厂发生大火，所有财产付之一炬，许多人担心他会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没想到第二天他告诉员工们：“感谢大火没有把我烧毁，却把以前的错误全部烧光了，从今天起，我们重新开始！” 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想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是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残疾，不是外在的身根不全，而是心里没有慈悲、包容；真正的缺陷，也不是环境的困顿蹇厄，而是自己丧失信心、勇气，所以他们能逆来顺受，化腐朽为神奇，纵使面对残缺的生命，也能刻画成美丽的诗篇。反观当时的自己，肢体俱全，又有何怨？故当下立志效法前贤，长养克服缺陷的毅力。 出家以来，自觉最大的短处，莫过于不善唱诵梵呗，为了做好一个基本的出家人，每逢早晚课诵，或参加法会担任清众时，我总是仔细聆听，用心记下板位节拍，过了没有多久，对于法器的使用，渐渐能够得心应手，对于程序的进行，也能融会贯通。及至来台以后，我经历无数场不同形式，乃至不同国家的法会仪式，即使是临时登台，我也能与人配合，运用自如。徒众都说我很有办法，我想如果当初我娴熟此道，就不会那么用心学习，现在当然也就不会有这种成果。 法器的使用，难不倒一个有心学习的人，然而唱腔无法浑厚清澈，则是天生使然，不能改变的事实。所以尽管熟悉各种法器仪式，但是我从不勉强自己着力于唱诵，而将心思用在阅读书籍，为文写作上，纵然在环境最困厄的时候，也没有随顺俗流，以赶赴经忏维生。如今回顾当年身边多少个同学道友，虽然声调美妙，才华出众，但是却将满腔的理想埋葬在佛事□钱堆里，如今反倒成就有限，不禁暗自庆幸，当年的缺点倒成了日后的逆增上缘。 在人佛门之前，我没有受过完整的社会教育，披剃出家以后，战乱频仍，佛学教育也都是在枪林弹雨下片段完成。我明白自己所学空乏，所以对于师长们一字一句的教诲，都非常珍惜，总是牢记在心，不敢稍忘。此外，我发心担任图书管理员，每天在课余劳务之暇，浸淫在书海之中，饱参法味。当同学们放假回家时，我禁足闭关，沉思写作，整理笔记，将书本上的点滴知识融会在心。没想到这些珠巩字句，在日后不但成为我讲经说法的资料宝藏，更是我遭逢困难时的力量泉源。 我从小就觉得自己很笨拙，所以从不敢投机取巧，每说一句话，总是发自肺腑之诚，唯恐因为自己的拙于言辞，而使别人难堪；每做一件事，也都考虑周延，深怕由于自己的一念愚昧，误了全盘计划。古德有云：“至诚无息，不息则久。”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兢兢业业于自己的一言一行，运用自己的恒心毅力去克服自己的缺点，久而久之，也看到了显著的成效，例如：我从不巧言令色，但是多少外道因为听了我一席话而全家皈投三宝；我不善交际应酬，然而多少游客由于和我有一面之缘而成为佛门护法。虽然我连一张幼稚园毕业证书都没有，但是如今我不但是教育部核准的博士学位指导人，我的弟子中也不乏博士、硕士；尽管我未曾修过设计学分，然而我所参与建筑的道场寺院不下百所。我感谢自己的笨拙，使我在脚踏实地中，能为佛教略尽心力。 我的生性原本十分胆怯，尤其在大众的场合下，说话老是打结，然而当我走出山门，必须和社会接触时，我深知自己的短处不足以应世度众，故也只有勇于面对，自我训练，每次上台开示以前，我都将讲稿一读再读，直至滚瓜烂熟为止。每回看到有人来，我也学习主动迎接，并且事先想好应对的词语。当夜阑人静时，我还是不曾松懈，常常拖着疲倦的身子，独坐窗前，细细反省自己说话的得失，以求鉴往知来。如此用心多年以后，虽然常常听到别人称赞我善说巧喻，心里还是有点怀疑。直到一九九○年，接母亲来美国，当她听了我的佛经讲座以后，惊讶地对徒众说：“我不知道我的儿子竟然这么会讲经说法！”这时，我才确信多年的辛苦终于有了代价。 参学时期的生活非常困窘，衣服鞋袜是一补再补，前人穿过，后人再穿。一张纸也是重复使用，第一遍用铅笔写，第二遍再用毛笔写；正面写满了，就写反面；两面都写尽了，在行与行之间又添字句。后来，为了节省纸墨，干脆先在心中打好腹稿，再直接写在本子上，连作文的草稿都免了。直到现在，我还保有随时随地思考文稿的习惯，常常一个散步下来，一篇开示讲辞已经想好了；一趟巡山回来，一则计划大纲也拟妥了，徒众得知，无不惊叹。其实，我非生而异禀，之所以能如此，完全是克难匮乏的生活所激发出来的潜能。 当我来到台湾以后，只身面对复杂多变的人事，眼里所见的是各式各样的人，耳里所听的是形形色色的消息，纷至沓来的讥谤、无中生有的诋毁，又是那么的令人无奈。在惊涛骇浪中，我扬起勇气的风帆，掌稳佛法的舵盘，终于度过一次又一次的狂风暴雨。反观现在有许多弟子一经挫折就气愤填膺，垂头丧气，他们问我何以能在当年那种艰困的处境下突破难关？又怎么能有这么宽大的度量容忍那些曾经诬陷我的人？我只能说，这就是修行。处人，要处难处之人；做事，要做难做之事。 一粒米养百样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念想法，不可能尽如人意，但就因为如此，才会展现出多彩多姿的生命历程。一个真正懂得欣赏的人，不会要求大地平直无碍。试想世间如果没有层峦叠翠的山峰，高低起伏的丘陵，岂不是显得平淡乏味？如果我们胸有目标，也无由计较路途难易，因为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漫步其间，固然轻松自在，但是费尽千辛万苦，攀上悬崖峭壁，撑起邈邈苍穹，不也自有一番价值？ 创建佛光山的辛苦可说是移山倒海，惊泣鬼神。记得当年朝山会馆与男众部之间本来是一道深沟，我们将东山及上云水的土推下来，又再加了三千多辆卡车的泥沙，才将沟堑填平，作为朝山会馆的地基。不二门前的地面，也是用两座尖山的土石堆砌而成。龙亭、接引大佛、成佛之道等地的建筑，则是在经济匮乏的情况下，由师徒多人合力完成。开山近三十年来，多次遇洪水成灾，幸好有大家拼力抢救，才不致酿成祸害。 有时，清晨起来，在山上散步一圈，往事一幕幕袭上心头，不禁欣慰；如果那时满山的荆棘刺竹让我望而生畏，困难的建设工程让我裹足不前，连续的豪雨山崩让我惊惧畏怯，信徒的反对意见让我挫折失望，这片佛教圣地就永远不能在台湾的南端建立起来，百间道场也无法在世界各地衍生出来。所以，残缺与完美之间不只是一念之差，说它们是一体的两面，也不为过。 早年的职事与学生因为实际参与常住的建设，度过一段贫困空乏的日子，对于山上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具有深厚的感情，现在的弟子不知是否也能感受到创业的艰辛？十年前，教职员的薪资比山上职事的单银多过不止二十倍以上，但是竟然发现普门中学与育幼院的老师向出家法师借钱，也曾派人关心查访是家庭有了困境，结果是个人花用不够。 近年来常住经济稍微好转，佛光山各单位图书充足，设施齐全，却常听说一些徒众只会要求常住，却不知道自我充实，服务奉献。想到世间，盲人多半听觉敏锐，聋子多半视觉很好，心里不禁慨叹：也许人类的本性，就是要在残缺之下，才会因为珍惜拥有，而另创美丽的天地吧！ 年少的时候，我常因虚火旺盛，牙齿不好，而频遭嘴破牙疼之苦，所以平日留心保护，倒也减少了其他方面的疾病。年轻时患糖尿病，由于常年在外奔波弘法，饮食睡眠不易调整，尽管身体稍有不适，往往咬牙一忍也就过去，如今视力减弱，心脏衰竭，始知兹事体大。我安慰那些关心我的徒众说：“这样一来，不但可以吸收宝贵的医药常识，同时也能使平日不喜欢我的人放我一马，不亦美哉！” 尽管盛年不再，我心中未曾遗憾。回想我在三十年前，曾经在佛前独自涕泣忏悔，自愧没有阿弥陀佛的大悲大愿，因此只有发心在人间开拓净土，以期人间佛子都能到此安养，接受佛光的普照；自惭了生脱死并非速成易事，所以只有立愿在现世建设莲邦，希望现世的菩萨都能在此往生，接受法雨的润泽。 总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三十年前的深深自责与切切自勉，在三十年后逐渐有了成果，但看海内外佛光山各道场所兴设的文化、教育事业，所建立的养老院、育幼院，可说已具备佛光净土的规模，而千余名出家弟子、百万名佛光会员正在携手创建佛光净土，我虽然自觉无才无德，但求能做一棵枝叶繁茂的树木，庇荫大地众生，结出累累果实，分享世间有情，则于愿足矣！ 小水滴自知力微，结合大家的力量，形成一股激流，努力冲过礁岩，才能激起壮丽的浪花；小毛虫自惭形秽，用尽全身的力量，奋身挣破蛹茧，变成一只蝴蝶，才能自在飞舞，享受绚烂的阳光。所以，残缺是生命的本质，也是世间的实相。我们应该了解残缺，欣赏残缺，进而运用残缺，转化残缺，最后我们将会发现“残缺就是美”。 （一九九五年四月） 三分师徒，七分道友 “大师！您有千余名出家弟子，百万在家信徒，您是怎么领导他们的？”每回我在受访时，听到这个问题，就不禁想起我伟大的师父志开上人曾对我说过的话：“三分师徒，七分道友。”他是栖霞佛学院的院长，平日不苟言笑，对我十分严厉，但是从好几件小事情来看，他其实是一位通达事理的长者。 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天早课刚完，天色未明，大家正在晨跑，我发现一条人影戴着帽子在前漫步，于是我以班长身份，大叫一声：“你这个拖拉鬼，还不快一点跟上前面的人！”再定睛一看，竟然是院长家师啊！他居然没有生气，反而还对我微微笑着。他虽然经常对我责深言切，但有的时候，他也给我转圜的余地，让我感到他不仅是一位良师，也是一位益友。 在我心目中，家师真正的好，不仅在于他的明理严教，也在他那恢宏的器识与开阔的胸襟。从大陆到台湾，从丛林道场到子孙寺院，我见过不少师父，他们收徒弟进来，或服侍防老，或继承家庙，或为谋道粮，或增添气势，而我伟大的家师则送我到各处参学苦修，让我在大众中熏修磨炼。 一九四九年，家师听说我将赴台湾参访，不仅办斋送行，还给我两枚银元以为途中不时之需。家师那种为众育徒的慈心悲愿永远深印在我心中。 自古以来，前辈大德们的师徒传灯，心心相印，我只能仰望羡慕，何敢相比？何况我一生中，为徒不孝，为师不严，但想到恩师和古德所云“三分师徒，七分道友”，确实是我戮力以赴的目标。 从家师的为教培才，我意识到收徒度众确是一件非同小可的重责大任，所以尽管刚来台湾时，曾有许多人想随我出家，但我自忖一介云水衲僧，居无定所，又没有自己的寺院道场，无法尽到教养的责任，岂不反而愧对弟子，故均予婉拒，转而介绍给其他善知识。像慧瑞、明藏、觉律、普晖等，都是在这些因缘下，皈投到印顺、白圣、月基及德熙法师等人座下。其他的在家徒众由我介绍到其他道场参学者，也是不计其数，像黄丽明三十年后，还是又回来拜我为师。翁觉华在如熹法师处忠心耿耿地奉献了四十载青春，不久前与我不期而遇，泪流满面，欲言又止，彼此虽无师徒传道之实，但这份佛法因缘也不曾因时移事迁而中断无痕。 数年前，我应邀到**寺、澄清寺等道场说法，有许多过去数十年前结缘的在家信徒见到我，向我跪哭，请求我原谅他们成为其他寺院的护法。其实我一生只是为佛教，为众生，为社会培育徒众，从没有想要占为己有，因此，我对他们说：“大家所拜的佛祖都是同一个，到哪一家寺院道场不都是一样吗？” 说起自己收徒剃度，是三十年前在雷音寺落脚以后的事了。最早的出家男女弟子是心平与慈嘉、慈怡、心如等数人，那时我虽然经济困窘，但还是勉力凑钱，发给他们红包，而且亲手为他们制作僧衣，从买布到染色，从剪裁到缝纫，都是我帮忙完成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当他们接到僧衣时那种欣喜的神情。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在本省，需要身怀相当财物，并自备衣单者，方能如愿披剃，而我却常常为了成就弟子出家，不惜牺牲自我。记得曾有一个年幼女孩向我请求剃度，我答应她后，她竟然还附带条件：“我要先穿一次牛仔裤、玻璃丝袜后，才要发心出家。”于是，我从日本回来时，托人购买。通关时，关员开箱检查，取笑说：“出家人竟然买这些东西！”天下父母心，有谁能了解？ 三十年前，还有一位徒众为学佛而逃离家门，我念他仓皇离家，没有携带一衣一物，所以即刻掏出五百元台币，没想到他却对我说：“那么俗气做什么？”二十多年前，一位小姐来山念书，我见她脚登高跟鞋，身穿迷你裙，来参加早晚课诵，于是拿了三千元给她，意在资助她添购海青、制服、棉被、文具等日用物品，她竟然当下拒绝，并且说道：“不要想用金钱来买动我的心！” 虽然有好几次令我愕然的经验，我还是不曾失望，看到别人有心学佛，总是欢欢喜喜地关怀帮助，凡有所匮乏，我也想尽办法，满足所愿。我不但供应日用物品，衣单□钱，连春节时都未尝少发过一份红包。记得一九六四年在寿山寺，眼看着年关将近，无奈阮囊羞涩，为了赶在除夕夜发给每一个人两百元压岁钱，我还是冒着寒风细雨，在除夕夜等候信徒前来进香。 近十年来，经济稍微宽裕，每次出外弘法之暇，我常常进出百货公司，购买便宜的纪念品，带回来送给徒众和育幼院的孩子们摸彩。虽然携带大箱小箱不但行动不便，而且每经过一次海关，总要接受一番拆箱盘问，才能通过放行，但看到徒众人手一份，皆大欢喜的样子，自觉再困难也是值得的。弟子中百般珍惜者固然有之，但是也有些人觉得大家都有，没什么稀罕。姑且不论运送途中的迂回周折，然为师的一番爱心，他们何曾体会？还有些人溜单时，将我送的物品丢弃地上，更是令人见了伤心。也不禁让人想到古德“三分师徒，七分道友”的名言，而今师情隆厚，徒义何存？ 对于弟子日常的衣食住行，乃至疾病医药、探亲路费等一切福利，虽然我都考虑周详，并且督促有关单位张罗齐全，有时还是难免老婆心切。心平、永平开刀疗养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探视，其他徒众卧病吊点滴时，我也经常提着稀饭、酱菜前往慰问……力有未逮处，则遣侍者携补品、瓜果代为致意。旁人看了，都笑称我是个“孝顺的师父”，其实我只想尽一点道友之情罢了。 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并不以为自己比徒弟高明，除了传道、授业、解惑以外，我更希望他们能“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所以不但延聘名师前来教学，也鼓励他们出外参学游访，经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增广见闻，拓展胸襟。 十八年前，依空到东京大学深造，我亲自陪他远赴东瀛，托付给水野教授；依昱在驹泽大学读书，我去日本看他，他竟然安排随侍我同行的弟子睡在房间，我则伴着日月星辰，在阳台上睡了一晚；心中悬念慧开的生活起居，我专程前往费城的天普大学；想要了解依法的学习情况，我不辞辛劳，去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讲演；甚至我借朝圣之名，数次至印度，走访诗人泰戈尔所创办的梵文大学，探望正在攻读学位的依华，我乘出国弘法之便，巡视各地道场，其实真正的用意，无非是想看看在海外开山拓土的弟子是否安好。我忍耐风霜雨雪，受着暑热严寒侵逼，这份爱徒之心，恐怕只有为人父母者才能体会。 早期的弟子出国参访，我努力筹钱，自掏腰包，但后来留学的人数日益增多，而常住财力也比以前稍好，我恐怕徒众只知道有师父，不知道有常住，于是改由常住支付学杂费用。虽然如此，每回出岛，我还是做“散财老爹”，拿钱给他们购买书籍文具，将身上带的盘缠，沿路收的红包全都送光了，才安心回山。去年（一九九四年），我环球弘法，给五大洲的百余名留学弟子每人百元美金，两万元的美钞就这样从口袋里消失了。在飞机上俯瞰渐离视线的青山绿水时，我衷心默祷他们日后能学有所成，对国际佛教的交流有所贡献。 至今佛光山每一个弟子都有出国的经验，有人曾对我说：这样会使一些人才流失，岂不是白费心血？其实，如果真是这样，也可以散播佛法，与大众结缘，未尝不是“传灯”的方式之一。只要尽其在我，努力耕耘播种，一旦开花结果，不一定只留给自己欣赏，也应该让世人共同分享，这原本就是我一贯的度众信念。 东京佛光协会的陈逸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大师！您真了不起，不说别的，光是适应这么多不同个性的徒众，想必要费很大的功夫吧！”我未曾觉得自己了不起，因为我与弟子之间不是上令下从，而是思想的沟通，佛道的交流。所以，我同中存异，欣赏他们不同的性格；我异中求同，居间调和不同的观点。当他们向我请示事情时，我倾囊相授，用心指导；当他们前来告假销假时，我招呼喝茶，款待用餐。我不想以威权强迫他们接受我的意见，故采循循善诱的态度，保其尊严。我不认为自己是至尊至上的，“三分师徒，七分道友”的观念，让我察纳雅言，广集众议。 在佛光山，每一个人都有自由发言的权利。有时，我才说了一句话，周遭的人也争相表达意见，如同小犬齐吠。有时，我话还没说，徒众反倒先开口： “师父！您听我说……” “师父！您都不知道啊……” 真是谁大谁小？尽管有时对于他们所说的话不以为然，我还是耐烦倾听。有人对我说：“他们是弟子，礼应恭敬，你何必要对他们那么客气？”话虽不错，但想到过去古德对干弟子的自矜，曾留下“老为大，小有用”的教诲，这何尝不是“三分师徒，七分道友”的襟怀？佛寺的山门前面，总是有一尊大肚能容的弥勒菩萨，笑容可掬地接引来者，等到入了山门，回头才看到手持金刚柞的韦驮护法，这正说明了佛门的教育，既有弥勒菩萨爱的摄受，又有韦驮护法力的折服。唯有先让徒众敞开心门，畅所欲言，我们才好观机逗教，以种种方法调伏慢幢，让对方窥见佛法的堂奥。 过去佛光山的人手还不是很多的时候，每到假日期间，来山信徒络绎不绝，我便经常到果乐斋、朝山会馆炒菜煮面供养大众。厨房里锅碗瓢盆和着人声笑语，师徒共聚一堂，协力合作，大家其乐融融，倒也忘了彼此是谁。十年前，我到西来寺弘法时，曾独自一人入厨典座，效率之快速，色香之俱全，至今仍为信徒津津乐道。今年（一九九五年）春节，我为台北道场的信众煮了一道百味斋，大家也是有口皆碑，赞不绝口。不知如此之身教，是否比言教更好？ 昔时，闵员外送儿子道明至九华山随地藏菩萨出家的故事成为千古美谈；裴休宰相所作的“送子出家诗”，至今读来，仍令人动容不已。现代的闵员外与裴休似乎更胜一筹，像在佛光山，亲人眷属互相成就，父母、兄弟、姊妹先后出家者，就有四十多对。近几年来，随着时代思想的进步，父母送子女来山出家的更是越来越多，每当听到他们改口叫自己的儿女为“法师”时，除了感动以外，更觉得世俗上所谓大小尊卑，岂有一定？ 文殊菩萨虽贵为七佛之师，但在释迦牟尼佛面前，也得礼拜请法；鸠摩罗什与槃头达多之间“大乘小乘互相为师”的美谈，更是传扬千载。禅宗六祖发出“迷时师度，悟时自度”的豪语，不但在当时令五祖击节赞赏，即便在今日，仍是脍炙人口的名言；黄檗临济师徒之间的凌厉机锋，不仅无碍两人的道声，而且还成为后代佛子参禅的最佳公案。所以“三分师徒，七分道友”对于个人的成长而言，意味着如果光靠自己，没有指引，则无由因指见月；但一味地依赖别人，则将有如附木之灵，无所成就。 因此，为人父母者，能有“三分师徒，七分道友”的认知，则子女不仅是自己的骨肉，更是自己的朋友，可以分享成长的喜悦，为人师长者，能有“三分师徒，七分道友”的涵养，则弟子不仅是自己的晚辈，更是自己的同参，可以互切互磋；为人长官者，能有“三分师徒，七分道友”的体认，则部下不仅是自己的袍属，更是自己的同事，可以共同承担苦乐。夫妻之间能有“三分师徒，七分道友”的观念，就能彼此包容，互相尊重。能做到“三分师徒，七分道友”的缘分，是多么美妙！ （一九九五年六月） 什么都是我的，什么都不是我的 我的一生都是在苦难中成长，在我呱呱坠地时，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的战争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在漫天烽火中，一家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在内战中结束小命；十岁那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我们又开始四处逃亡。十二岁出家后，我到各个名蓝古刹参学，跑遍京沪一带的丛林。二十三岁时，我从栖霞来到宜兴，又从宜兴到南京，辗转搬迁台湾，此后，再度过一段浪迹天涯的日子。长途跋涉，经常移徙的体验，使我在弱冠之龄就感悟到：“世上什么都是我的，什么也都不是我的！”所以后来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能随遇而安，随喜而作，因为普天之下，只要你容他，他就是你的。你不容他，他当然就不是你的。 不经意回首，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从台湾北部走到台湾南部，一路行来竟是丽日风雨兼而有之，对于宇宙万象的体验，我依然觉得：“如果用人世的眼光来看，什么都是我的，其实什么都不是我的；如果用出世的态度来看，什么都不是我的，其实什么都是我的。”太执着于拥有的人生固然辛苦，太放弃、太空无的人生也未免过于晦涩，最好是能将两者调和，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以享用而不占有的观点来奉献社会，才能为自己、为大众铺设一条康庄的人生大道。 因此，当有青年向我乞求剃度出家时，我总是先问对方：“佛光山是谁的？”如果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师父！如果我在佛光山出家，佛光山当然是我的！”这句话就算通过我初步的考核了。因为唯有觉得常住是我们自己的，每个人才肯奉献身心，安住求道，寺务才能日益兴隆；唯有觉得师兄弟是自己的，才肯包容他们的缺点，成就他们的长处，大家才能和乐相处。 每次我在佛光山巡视散步，当我驻足在西来泉畔，聆听淙淙溪声，仿佛看到早年洪水爆发时，师徒们合力以身档水的壮观场面；走到大雄宝殿前的成佛大道上，又好像见到当年大家在烈日雨水下，拿着铁尺，就着未干的水泥地刻画纹路的辛苦情景。 三十年来，因为我们将佛光山看成是自己的，所以才能众志成城，将蓁莽未启的荒山开辟成庄严殊胜的净土。唯有觉得一切都是我的，才能产生源源不绝的动力。希望我的徒众都能时时把“佛光山是谁的”当作话头，努力参究。 佛光山既然是我的，当然也属于大众每一个“我”的，因此从开山以来，所有设施都是随顺信徒所需而兴建，一切重大计划都是经过大家开会来决定，乃至典章制度里的每一则条文，也莫不是在公开的场合中通过公布。一九八五年，我依章程退位，将住持之职交由第二代接棒，许多信徒前来哭跪请留，都无法挽回我坚决的意向。经云：“依法不依人。”大家是否都能在平等的“法”中，看到佛教的本质与未来？ 是的，佛教主张“法不孤起”，所以既不执着一法一人，也不舍弃一法一人，正因为佛教的本质如此，因此才能结合众缘，不断突破，创造远大的未来。我虽然已经退位，不是住持，但我还是徒众口中的师父，还是佛光山的一分子，因为师父是永远不会退位的。所以当常住需要我时，我还是义不容辞地提出建言；当弟子请求我时，我也愿意为大众排难解纷。 对于佛教事业，我也是本着这种不执不舍的精神，戮力以赴。出家数十年来，从撰写文章到办小型报纸，从建设道场到创兴学校，从街头巷尾布教到展演殿堂讲经，从数十人小型的座谈会到几万人大规模的活动……凡是有益于振兴佛教的工作，无论是不是我来主办，只要有人邀请，我一定乐意前往，共襄盛举。 不管哪一家佛学院找我教书，我都觉得学生是自己的，所以倾囊相授，毫不私藏；当他寺邀请我主持僧伽讲习会时，我也未曾将学员看成是外人，所以一律有教无类，行无量法施。随从的弟子说：“师父竟然把全部的秘笈交给别人了！”记得《六祖坛经》中，曾记载一位同参道友质问惠能大师：“上座还有密意否？”惠能大师回答说：“密意尽在汝边。”对方闻言大悟，惭愧作礼而去。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真理遍满法界虚空，毫无密意可言，只看我们肯不肯留心观察罢了。 从大陆到台湾，我每到一地，都把一切看成是自己的，哪里可以学习，我就前往哪里请益求教，哪里需要帮忙，我也尽心尽力地为其服务，所以丛林四十八单职事，我样样知道。在参禅念佛方面，我也曾有万物俱泯的境界；对于宗下、教下、律下的义理仪规，我固然了然干心；对于各个教派道场的历史渊源，我也是如数家珍。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个人的，所以只要有机会，我也很乐意与大家分享。 至于友寺的制度，我向来采取尊重原则，然而一旦求教于我，我一定帮忙解决，因此朝元寺兴建朝山会馆时，我亲赴指导规划；灵岩山寺打水陆，我也派弟子前往参加；其他如东净寺、双林寺的法会活动，我都督促徒众热心支持。弟子偶尔向我诉苦，自己道场的活动都已经忙不过来了，还要插手管别人的事。我最不高兴听到这些话，于是反声相诘：“什么是别人的事？” 佛陀等视一切众生如佛子罗睺罗，我们以佛陀为本师，自应追随效法。近百年来，佛教之所以衰败，不就是因为派系之间妄自分别，贻误后人吗？实际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拈起一毛，万法皆随之而生，所以，自他不二，人我一如，别人的事其实就是自己的事，如果我们能常作如是想，又哪里会有忙闲、好恶的分别呢？万法一如，众缘一体，这是佛陀的本怀啊！ 出家以来，曾经遇过一些人前来问难，他们指着儒家所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等文字，驳斥出家披剃之非，显然是以辞害义，不明就里所造成的偏差意识。记得一九六二年，兰阳救济院因经费不足，即将关门，我当时虽然自己也是捉襟见肘，但基于一份恻隐之心，伸出援手，应允接管，这一来不知解决了多少无依老人的食宿问题。我深深感到：假如把天下的老人都看成父母，未尝不好。是自己的父母，未必像自己的父母；不是自己的父母，有时比自己的父母更好。所以是自己的，有时不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有时反倒是自己的。 早年，一些人经常将一些路上拾来，不知姓名住址的小孩送来佛光山，我盖了一座育幼院收容他们，后来在报户口的时候，户政机关不肯接受，我见主管院务的职事深怕继承财产问题会为日后惹来麻烦，一副左右为难的样子，所以又自愿将他们归在我的户籍下，跟着我的俗姓“李”来取名字，并且送他们上学读书，使得他们不致流落街头，如今都一一长大成人，服务社会。 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将天下的父母视为自己的父母，将天下的子女视为自己的子女，什么人都可成为我们的亲人；如果没有爱心，亲人也会形同陌路。所以世上的人可以是我们的，也可以不是我们的。我有千人以上的出家弟子，个个都比一般人家的儿女更好。我在荣民总医院开刀，做心血管绕道手术，真是有几百人排班侍候。我没有儿女，但像有更多的儿女。所以我很确定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其实只要心能包容，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一切法界都是我们的。 我们以为身体是我们的，其实身体是四大五蕴积聚的；我们以为财富是我们的，其实财富是五家共有的；我们以为儿女是我们的，其实儿子是媳妇的，女儿是女婿的；我买的土地供他人建房屋，我建的房子供他入住，甚至于历经千生万死建立的江山朝代也都可以更换。看得破的人，什么都是我的；看不破的人，什么都不是我的。我一向提倡“以无为有”，我拥有“空”，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其实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虚空中不是一切万象俱全吗？ 一九四九年，我从大陆到台湾来，连衣履都不全，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到今天我感到世界都是我的。有人说可惜我出家了，不然就像王永庆一样。其实王永庆被誉为经营之神，在财富上如何能跟他相比？但可以说他拥有实质财富，如六轻、南亚、台塑等，而我所拥有者，则是无形无相的三千大千世界。 披剃五十年来，我对母亲的孝心恒久不变，对其他亲友也总是量力接济，只是我有自己的原则与方法。有的徒众看我对于苦难者的求助慷慨解囊，对于亲人的需索反而思前顾后，心中百思不解，于是前来问我，言语中带有不平之慨。我回答他们：“因为我不认为亲人是我的，更不觉得苦难者不是我的。” 当我们行走街头，目睹贫富贵贱、少壮老弱，和我们擦身而过；当我们踏青野外，但见走兽爬虫、飞鸢游鱼，与我们相视对看，焉知何者不是自己过去世里的父母亲眷？究竟谁是我的？谁又不是我的呢？所以，该给的，我万金不惜；不该花的，我一毛不拔。唯有等视一切众生，拔苦与乐，才是真正的回报深恩，因此我发愿生生世世来此人间，学佛行道，度脱有情。 曾经有人和我说：“为什么对那么顽劣的徒弟，还要煞费心机？”我想，就是因为他冥顽不灵，我才要多花心思，将他导向正道。子女再不好，几曾看过为人父母者嫌恶舍弃呢？树上的叶子掉落下来，因为不是“我的”，所以一点也不感到疼惜；身上的皮肉受伤化脓，因为是“我的”，所以每天用心敷药包扎。如果我们能将众生视为自己的眼耳鼻舌、手脚四肢，就会珍惜每一个因缘，心甘情愿地为对方付出一切。 前些日子，一名信徒恭敬地捧着一个破旧的红包袋给我，腼腆地说道：“它已经在我口袋里放了三年，每次您都来去匆匆，没法子送给您，今天总算让我遇到了。”对于信徒的厚爱，我真是感激不尽，但是我的确打从心里将信徒看成是整个佛教的，从未视为个人所有，因此每次主持皈依典礼完毕，我总是赶快离开，恐怕沿途受人跪拜；每回大座讲经下台，我也是潇洒而去，不带走一个掌声。但是只要大家有困难找我，我一定为他们解决。 经云：“所有众生，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实无有一众生得灭度者。”又说：“众生众生者，即非众生，是名众生。”唯有保持一颗无所得心度众利生，我们才算是真正拥有了一切的众生。 一九四九年，我来到台湾以后，本省人一直喊我是“大陆来的和尚”；一九八九年，我首次返回一别四十载的家乡，行至大陆各地，大家却都说我是“台湾来的和尚”，一时之间，我突然对于自己应该隶属哪里，感到模糊起来。后来我走访各国弘法，才发觉自己每到一地，都将当地视为是我的家乡，所以我睡得安稳，吃得自在。 白人的胡睛碧眼，固然清新大方，黑人的黝肤卷发，看起来也美丽高贵，欧洲的古堡令人发思古幽情，非洲的森林也颇具原始风味。只要我有一颗泛爱大众的慈悲心，又何必自我设限，将自己局促于某一个国度里呢？于是我立意要做一个“地球人”，把自己奉献给全世界的众生。因此，我在海外各国建设数十家道场，成立世界性的“国际佛光会”，希望凡是与我一样有国际观的同好，都一起来拥抱地球，为世界的和平安乐携手合作。 我们的心胸有多宽广，就能包容多少事物，所以身体固然是我的，国土、众生、地球也都是我的，甚至只要我们具足慈心悲愿，立意直下承担，整个宇宙都是我的，然而一旦放下万缘，就是自己身上的一毫一发，乃至坐拥三千大千世界恒沙七宝，也都不是我的。所以应该有无量喜舍，普施回向的度量。 过去秦人遗失一把宝剑，不但不懊恼，反而说道：“天下人失之，天下人得之。”这么一转念，不但宝剑没有失去，而且还拥有了全天下，何其乐哉！失去与拥有，包容与喜舍，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唯有将两面结合起来，我们才是真正地提起了全部。所以我们在世间生活，若能同时具备“什么都是我的”胸怀，与“什么都不是我的”雅量，才能如行云一般舒卷自在，像流水一样任运而行。 （一九九五年八月） 一半一半 我们经常看到报章杂志上将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半：自由民主的一半与专制独裁的一半。其实不仅政治体制如此，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世事都是“一半一半”的：白天“一半”，黑夜“一半”；陆地“一半”，河海“一半”；好人“一半”，坏人“一半”；贫穷“一半”，富有“一半”……随着时移世迁，“一半一半”虽然互有消长，却无法使这“一半”全然统治那“一半”，然而就因为如此，人生才有无限的希望。 记得十九岁那年，佛学院老师推荐我就读教育学院，并且还为我报了名，但是因为师父不准，只得放弃；数年后，我的一本著作经日本大正大学文学研究所博士班审核通过，虽然已经办妥入学手续，但是也在种种因缘下，没有去成。尽管我失去世俗上这“一半”耀眼的学术地位，然而却因此在佛门的那“一半”里找到更宽广的天地，成为代佛宣扬真理的使者。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世间原本是“一半一半”的，我们不必强求自己在某一个领域里出人头地，因为还有另一方天地等待我们去开拓。 正由于有了这种认识，所以我一直很庆幸自己生来字写得不好，也没有流畅的口才。因为如果我才艺纵横，善于挥毫，也许只是继续在自己的天分上用功罢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享誉书法界的和尚，而无法在其他方面努力，广利众生。如果我天赋异禀，具足语言三昧，可能这一辈子都在台上讲说，而不去发展行政策划的潜能。或者我凭着滔滔雄辩四处弘法，而忽略了对义理的深刻体会，因而不能讲出深入浅出，言之有物的佛法。所谓“天妒英才”、“红颜薄命”，“一半一半”的世界看似不圆满，其实正是人间最美好的献礼，我们应该抱持欢喜的心情来看待，因为知道自己只有“一半”，才会虚怀若谷，努力精进；知道自己只有“一半”，才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曾经学习日文四次，也曾经自修英语，但都没有成功，幸好我还有一点中国文学基础，凭以讲经写作，度了许多在家出家弟子，现在我到世界各国弘法，徒众都争相为我口译，乃至我的著作也翻成各国语言，在全球流通。因此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拥有的“一半”，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珍惜自己所具备的“一半”长处，加以发挥应用，自然能得到努力的成果。 天主教光启社的丁松筠神父曾经对我说：“如果你生长在西方，一定会当神父；如果我生长在东方，也一定会去做和尚。”人类虽然在种族、职业上有所差异，但是只要我们肯随顺因缘，在自己的“一半”天地里奉献心力，对人类同样都能有所贡献。 我生长在以米饭为食的中国南方，但是我却具有北方人的性格，也能习惯北方的面食。我年少在丛林古刹中参学时，常常走上百里的山路，前往各地帮忙佛事，没想到数十年以后，我经常搭乘陆、海、空各式交通工具，坐上十数小时，奔波各国讲经弘法。由于这些“一半一半”的经历，我无论到哪里，都能称心自在，不为“一半”所拘。 虽然如此，当两个“一半”的世界有所冲突时，我必须衡量得失轻重，有所取舍。例如，我性喜宁静致远，却又深怀度众愿心，在数度挣扎之后，我决定舍弃隐居山林的喜好，走向社会，服务人群。我从小过惯简单朴素的生活，近几年来，承蒙弟子们对我好意关怀，为我建设美轮美奂的房舍，供养我珍馐美味的饮食，但是我觉得拥有享受的生活未必尽善尽美，因此我还是宁愿在清茶淡饭的日子里自得其乐。虽然舍弃了“一半”，却使得另“一半”更丰富，所以不仅不觉得遗憾，反而感到更加充实。 经常听人说：“你们学佛的人既不讲究华衣美食，又不懂得享受作乐，人生不是太消极枯燥了吗？”难道华衣美食，享受作乐才是积极的人生观吗？经云：“吾有法乐，不乐世俗之乐。”佛教徒深深体会到五欲六尘的虚妄颠倒，因此从声色犬马中回过头来，从事修行办道，弘法利生的工作，这样的人生不是更积极进取，更富有意义吗？社会上有许多人为了功名利禄，只知道争先恐后地汲汲钻营前面那“一半”的世界，而忽略了后面这“一半”宽广的世界，结果越往前推挤，门径越窄，到头来弄得鼻青脸肿，跌得粉身碎骨，难道这就是快乐幸福吗？ 回想三十年前，我目睹许多同道纷纷前往都会弘法，于是独自一人跑到深山办学，没想到反而培养了许多僧才，对于佛教的弘传收效更大。十年前，我从住持岗位退居下来，反而有了更多的时间往国际佛教发展。引擎利用后退的力量，反而引发更大的动能；空气越经压缩，反而更具爆破的威力。古云：“退一步想，海阔天空。”正是在点破人类迷妄执著的盲点。 虽说后面“一半”的世界宽广无涯，但是只要我们抱持崇高的理想，精进不懈，前面“一半”的世界即使是困难重重，也具有非凡的意义。像科学家们花费无数心血，于一九六九年发射太空船，送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那一刹那，虽是一小步，却使得地球的人类在宇宙中迈进了一大步。由此可见，无论是往前面“一半”的世界跃进，还是向后面“一半”的世界跨步，都会产生莫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不运用智慧，谨慎于“一半”的选择。 记得三四十年前，当我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与《玉琳国师》改编成电影、广播剧时，曾经引起教界人士轩然大波，他们认为将佛教故事写成剧本，无疑是在亵渎神圣的佛教，我始终不为所动。但后来大家发现社会人士由此而接触佛教者越来越多，于是渐渐效法，无形中带动了台湾佛教艺术，进而在文化水平上有所提升。有许多人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然而就此看来，只要我们肯坚持立场，差误欠缺的开始也能造就将来好的“一半”。 禅宗有一则公案令我动容不已：一名禅师收了一个劣徒，在寺院里恶行恶状，屡劝无效。有一天，其他的弟子实在忍无可忍，一起来到方丈室，向禅师请愿：假使再不令他迁单，大家只好全体离开这个道场。禅师回答：“如果连佛门也不能包容他，让他流落到社会上为害众生，影响岂不更大？”弟子们听了感到十分惭愧，于是打消了原来的念头，那名劣徒在慈悲的感化下，也逐渐改过向善。放眼我的弟子之中，不乏聪黠难驯之人，在循循善诱下，现在都成了佛门里的精英。《大乘起信论》将一心分为二门：念念生灭的妄心就会渐次转化为虚静灵明的真心。所以，尽管世间，善人“一半”，恶人“一半”，只要善人肯用无比的耐心引导劝诱，善恶也不是绝对的。 去年（一九九四年），《唐太宗》一剧在电视上演时，制作人周游女士与摄影队一行来到台北道场，希望我在片头为该剧说几句推荐的话。我当时明知这样一来会遭到讥议，但是为了想要多度化一些演艺界的人趋向佛道，所以还是勉为其难，应允成事，称赞唐太宗的英明果决。果然后来接到电话、来函，纷纷指责法师不该作商业广告，其实我未收分文，并没有商业行为，而且唐太宗的确是一代名君，但已百口莫辩。不过，事实证明我的牺牲有了成效，周游女士日后所拍摄的影片，的确也注重到佛教的因果观念，提倡修善断恶，对于大众人心的净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维摩诘大士到酒肆赌场，以善巧方便接引众生；佛陀在因地修行时，也曾经为了拯救五百个商人脱离贼难，而不惜犯下杀戒。世上，“一半”是佛的，“一半”是魔的；“一半”是正的，“一半”是邪的。但是所谓“正人行邪法，邪法也成正；邪人行正法，正法也成邪”，我们必须以智慧来洞察这“一半一半”的世界，如果不能容忍魔的那“一半”，净化邪的那“一半”，就得择善固执，坚守佛的那“一半”、正的那“一半”，千万不要被邪魔歪道的另一半所颠倒迷惑。 面包外面的“一半”是硬皮，里面的“一半”是软心，有些人喜欢先吃里面，再吃外面；有些人喜欢先吃外面，再吃里面。我属于后者，有时想想，这无非也是一种人生观的反射。人生，有苦的“一半”，也有乐的“一半”，我喜欢先苦后乐。 回忆四十年前，由于坚持以文教弘扬佛法的理想，虽然让我终日食不果腹，但是今天台湾佛教的兴盛不正是当年的辛苦耕耘所换来的乐果？反观那时因为经不起生活的煎熬而流入世俗的同道，虽然不愁吃穿，现在大都一事无成，懊悔不已。如今我年近古稀，又刚刚做完心脏手术，尽管许多弟子们跪着求我休息，我依旧带着开刀疤痕，南来北往接引信众，因为我知道个人一时的辛苦，将为众生带来永久的快乐。 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意识抬头，“男女平等”成为大众热中讨论的话题之一。许多人问我，身为佛光山男众“一半”、女众“一半”的大家长，是如何使两序大众和平相处？我觉得：大致而言，女性耐烦细心，男性宽容豁达，彼此都各有优点。开山以来，我只是尽量制造一个平等的修道环境，按照他们差异的个性，给予各自一半不同的工作，因为在平等中有差异的“一半”，在差异中有平等的“一半”，大家互相尊重、配合，自然无争。此外，我为男女两众在东、西两山分别规划修道区域，使他们在工作之余，有各自一半的休闲空间。彼此从心理上到实质上留点距离，就不容易滋生烦恼。 在公路上，中间画上一条线，左右两旁的车辆就不会相撞，画上黄线，就不会超车；如果设个安全岛，那就更安全了。在停车场，如果车与车之间的空隙不够，车子也无法进出自如。相同地，人际的相处，如果彼此能留有一半的空间，不但不会有冲突摩擦，还可以保持适当的交流，发生互补的作用，共创和谐的社会。 佛教，就弘传的地方来分，有南传佛教“一半”，北传佛教“一半”；就传法的方式来分，有显教“一半”与密教“一半”；就接受的对象来分，有在家众的佛教“一半”与出家众的佛教“一半”。曾有人向我质疑：这些分别会不会造成佛教的困扰？其实，如果我们的心胸视野够宽弘远大，这些“一半一半”正可以使佛教更为多彩多姿。就像我们脸上的五官，以鼻为中线，分为左眼“一半”，右眼“一半”；左耳“一半”，右耳“一半”。如果我们善用两边的“一半一半”，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就能达到宏观兼听的效果；而我们的嘴巴却只有单独一个，没有另外一半，因此最容易造业。 用餐的时候，我往往只夹前面“一半”的菜，而将后面“一半”的菜留给同桌的人吃。信徒供养的一瓜一果，我也总是剖成两半，自己吃“一半”，另“一半”给别人分享。兴设道场，当我把前面“一半”建筑工作完成以后，就将后面“一半”发展任务交给弟子。耶稣教在宜兰设立“仁爱之家”，我于一九六二年“半”途接办，继续发扬光大。中和的智光中学，南亭、悟一两位法师与我稍尽创办之力，其余“一半”的校务由后人扩大推展。我们不一定要做尽全部的事情，留“一半”给后人发挥，让大家共同分享努力的过程，不是更美好吗？ 我这一生多次面临死亡，近五年来，又住院开刀两次，从生死病痛中，对于人生别有一番体悟，例如：我的朋友信徒之中，有些人体魄向来强健，然而却一病不可收拾；有些人体弱多病，命如悬丝，却长寿多福。有些人虽然身体某一部分残障，另一部分器官功能却特别发达。有些人虽然方耳大眼，四肢俱全，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行止无度，威仪不周。这个世界上，尽管有“一半”健全的人，“一半”不健全的人，但也都有他们独特的优点与短处，世间的事也是如此，无法尽善尽美，所以我们不必求全，只要看破放下，就能随喜自在。 清朝李密庵曾写过一首“半半诗”，最能表现“一半一半”的悠然境界： 看破浮生半百，半生受用无边，半残岁月尽悠闲，半里乾坤开展。 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寒廛，半士半民姻眷。 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妻子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一半让将人间，半思后代与桑田，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帆张半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自来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 过去药山禅师曾经指着庭院的两棵树，问他的徒众：“荣的好，还是枯的好？”结果有了三种答案： 道吾说：“荣的好。” 云岩说：“枯的好。” 最后，高沙弥说：“荣的由它荣，枯的由它枯。” 好一个“荣的由它荣，枯的由它枯”！ 在春天里，红花绿叶，显得相得益彰；在夜半空中，星月交辉，更觉宇宙之浩瀚伟大。只要我们懂得互相尊重、包容，彼此调和、平衡，就会发现“一半一半”的世界真美好！ （一九九五年十月） 化缘化心，不一定化钱 许多人说：我必定很会化缘，所以才能创建这么多的佛教事业。我觉得：与其说我会化缘，不如说我会“化心”。佛世时，比丘托钵化缘，上乞诸佛之理以资法身慧命，下乞众生之食以资色身肉体，所以又称乞士。乞士化缘，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年少时出家，每当春节即将来临时，我代表常住挨家挨户地“化冬”，为方圆几百里的居民发送灶符，为春节祝愿祈福。当檀那们（施主）高兴地将米粮放在我的担子里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化缘，不一定化钱，能够感动对方的心意，化得一个欢喜的善缘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我常和弟子们说：“化缘化心，不一定化钱。” 二十世纪五○年代，我初到宜兰弘法时，经常省下饭钱，购买佛教的手珠、项链、杂志、书刊，和前来学佛的青年结缘，并且义务为他们补习中文，修改文章。日后，这些人都成为佛教最忠实的护法，有些人甚至随我出家，像慈庄、慈惠、慈容、慈嘉等，未出家的就做师姑，像吴宝琴、杨慈满、萧碧霞，他们四十年来，不惜身命，弘法利生，如今在教界都是首屈一指的人才。经云：“未成佛道，先结人缘。”然而有心，才会有缘，以一颗真挚的心意化导群伦，与别人结下长久的佛缘，才是化缘的真谛。 所谓“十方来，十方去，共成十方事；万人施，万人舍，同结万人缘”，四十多年来，我不但经常将别人送我的物品，喜舍转赠给别人，也鼓励佛光山的职事们开发佛教小纪念品，送给来山的信徒，冀望能为大家带来平安缘、吉祥缘。 多年前，林希松居士与我在电梯口偶然相遇，他问我是不是星云大师，并且表示想购买一本《台湾寺庙庵堂总录》。这本书早已绝版，我将自己仅有的一本送给他。没想到两个月后，当他知道我将在孙中山纪念馆主持弘法讲座时，特地花了十五万元台币，印了一万五千本拙作讲演集和现场的听众结缘。 有一天，他听说还在兴建中的普门寺急需付一笔贷款，立刻慷慨地借出三百万元，同时言明除非他穷途潦倒，否则不会要回这笔钱。由于这笔钱的周转，使普门寺得以在台北顺利弘法，对于北部佛教的开展影响深远。后来他举家迁至美国，目前夫妇两人经常在西来寺当义工。当初那些怪我将绝版书送人的徒众，最后终于明白我为什么经常告诉他们“化缘化心，不一定化钱”的道理了。 数年前，我应林金松与吴锦美伉俪的请求，为他们新建的大楼取名“海天”，事后还为他们张罗，主持破土典礼。二十层的七栋大楼完工后，为了致谢，他们送给我其中的两层楼，我以之为弘法利生的布教所。吴居士有感于我的弘法热忱，去年国际佛光会在澳洲召开第四届世界会员大会时，她特地在台湾购买了一千本《传灯》，亲自拿到当地与众人结缘。类似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不胜枚举，但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只看到别人布施财物给我的“果”，却不知道我先种下为别人服务的“因”。 黄英吉先生初接花莲四维高中校长职务时，曾慕名前来佛光山普门中学观摩。在此之前，他听别人说佛光山是一个商业化的地方，但是他来此挂单数日，却不曾见人向他化缘要钱。有一天，在普门中学校门口，我们偶然相遇，他问我办学之道，我坦然叙说自己的理念及建设人间净土的构想，他闻言十分感动。从此，他不但以“人间佛教”的精神齐家治校，甚至以我的爱徒身份自居，全家妻子儿女，无论是医生或是律师，都皈依佛教。所以，“化缘，不一定化钱”，化得思想的共鸣，化得心意的交流，比什么都来得更重要。 巨东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迪化先生来佛光山参观时，不但没有花费分文，反而见到佛光山为社会大众所付出的努力，让他装满信仰的财宝而归。自此以后，他每个月汇寄十万元台币来山，为大雄宝殿添油香。一九九二年，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成立时，他深知创业维艰，从此每年都致赠十万美元，作为发展佛光会的基金。所以，缘不是凭空就能化来，必须要以自身的努力与诚心，来感动别人和我们结缘。 周邦本先生邀我去为“台湾大佛山”的佛像开光时，许多徒众深恐我被人利用作为商业的噱头，纷纷劝我不要去。我当时想：即使如此，能为他们种下得度因缘也是件好事，所以还是在百忙之中前往赴会。开光以后，我婉拒红包，和他们说道：“我是为帮忙而来，不是为红包而来。”后来，他也捐了二十万美元作为国际佛光会的发展基金。回想国际佛光会刚在美国成立世界总会时，一切草创，真是千头万绪，百般困难，幸赖胡、周二人的协力相助，我们得以在欧美各国展开会务，如今菩提种子遍撒全球各地，因缘真是不可思议！ 我一生中时时刻刻都是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来做人处事，即使在病痛中，也总是想着如何利益大众。去年（一九九五年）五月，心脏手术完毕静养期间，我将疗病经过与心得记述下来，订名为“荣总开心记”，寄给“讲义堂”。八月，我带着弱躯飞至美国主持北美洲徒众讲习会，社长林献章先生亲自来电，兴奋地告诉我，这篇文章得到热烈的回响，该月份的《讲义》在短期间内被抢购一空。由于我婉辞稿费，承蒙林社长好意，以刊登两个广告与我结缘，如今，我又继续为他提供百篇的“人情味故事”，以答谢大家的爱护。弟子们经常劝我多休息，有时我不免嫌烦，所以有一次，向他们说：“人是一个，命是一条，心是一点，我就是要这样和大家结缘！” 结缘，本来只是为了利他，却往往兼收自利的效果。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我首次举办“佛光缘书画义卖会”，为佛光大学筹措建校基金。当各地艺术家云集台北道场鉴赏书画时，都不约而同地咋舌惊问：“大师！这么宝贵的名家真迹，您是如何‘化’来的？”我告诉他们：“我只是在平常肯拿出一点真心和别人结缘罢了！” 一九九一年，我坐着轮椅，带着尚未痊愈的腿伤，从台北回到佛光山，特地到戈本捷居士灵前拈香，戈夫人感激涕零，叩跪答谢，并且说，她是满清皇族，除了皇帝以外，从来没有拜过别人。后来她听说佛光大学要募款，将家中珍藏的名家作品悉数捐出，使义卖会增色不少。一九九二年，住在香港，与我素昧平生的高岭梅先生卧病医院，请家人转告，希望我能为他主持皈依。当时我的行程已经排满，短期间内无法赴港，想到山海远隔，何忍让一个老者拖着病体来台，于是用电话方便皈依。事后他送了我一幅张大千先生的“观世音菩萨”画像以为致谢。直到举办义卖会时，我才知道高岭梅先生是世界收藏张大千先生国画的知名之士，而那幅《观世音》和《荷花》居然为佛光大学筹得一亿六千万新台币，对于巨额的工程款项，不无小补。 在义卖会场，望着张大千的名画，我突然心有所感：法华会上，无尽意菩萨为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遍尘刹，百千万劫化阎浮”的精神深深感动，“即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佛世时，须达多长者聆听佛陀法音以后，心生欢喜，故发心以黄金铺地，兴建只园精舍供养三宝，这些经典里记载的事实无非证明了“化缘要化心”。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释迦牟尼佛的无上智慧，我们固然无法望其项背，但是我们可以见贤思齐，努力效法，用无尽的悲心愿力和大家广结善缘。 多年前，潘孝锐居士听了我的说法以后，心生感动，不但对于佛教的文教事业多方支持，并且将自己的图章放在银行，嘱咐办事人员，只要我去借钱，无条件支付。维力企业的张登旺董事长也由于我为他讲说《心经》，心开意解，所以捐了一千万元维力清香油给佛光大学义卖。而自谦“小人物”的余福隆先生，因为和工厂员工与我一齐“素斋谈禅”的因缘，而发心捐献台北道场十二楼的地板石材。想当初，我临时提议，决定拜访他的工厂时，车上的徒众还恐怕耽搁时间，延误行程呢！ 香港的出租车司机拒载佛教出家人，因为他们认为出家人光头，会让他们出门赚不到钱，甚至赌马打牌都会输得光光的。为了改变他们的成见，每逢搭出租车时，我总是在车资以外，附上丰厚的小费，给他们欢喜，让他们发财。有一回，我在红磡体育馆讲经时说道：“出家人是财神爷，能带给众生物质与精神、世出世间的财富。”话语甫毕，台下一片掌声雷动。现在我到香港坐出租车，司机反而不收我的钱了。所以，化缘不一定化钱，有时为了利乐众生，我们甚至还要喜舍财物。 五年前，我将信徒送给我静修用的蒙地精舍，提供给李自健先生作画，乃至为他安排画展。五年后，他捐赠新台币五十万元给我作为弘法基金。三十年前，阮囊羞涩的我，将身上仅有的五十元，拿给黄丽明作为学道资粮，三十年后，她以十万倍的钱财供养我作为道场的建设费用。她的同修曾梁源先生是建筑公司的总经理，本来没有什么深厚的信仰，后来有感于我不但不向他化缘，反而连续三次都要他少捐一点，让他觉得感动万分，因而对佛教更加护持。一九九四年，他为台北道场的成立而热心奔忙，后来见来往的信徒络绎不绝，道场的法务繁忙不已，索性搬来与道场毗邻而居，以台北道场的服务员自居，发心从事安全维护工作。 所以，化缘不一定化钱，最重要的是以化心来结缘。只可惜末法时代，许多人误解滥用，使得这个在佛教流传千百年来的美好制度频生弊端，但看一些出家人经常向信徒劝募，乃至沿街乞讨，姑且不论其身份真伪如何，但是他们的行仪可曾对人心有所启迪？得来的钱财是否真能达到净化社会的目的？“化缘化心”，广结善缘，将人心导入正道，才是出家人最重要的目标。 （一九九六年七月） 随缘不变是最好的性格 《大乘起信论》是我最喜爱的佛教经论之一，我曾经五次研读，三次讲说，深感论中“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是为人处世的最好性格。 年幼时，我曾立志将来开设农场、学校，服务乡梓。从佛学院结业出来以后，如愿以偿，在小学担任校长并兼任教师，令我欣喜不已。当时曾有人暗示我：在世俗上教书，以脱去僧装为宜。但我弃之不理，因为尽管我随顺世缘，教导学童，然以比丘身度脱众生是我永世不移的誓愿。五十年来，我一袭僧袍，不但在中小学任课教书，也曾应邀在东海大学、文化大学等大专院校讲授人生哲学十余年。尝听人说我是个“做什么就像什么”的和尚，回首往事，只觉得庆幸自己不但具有“随缘”的性格，更能秉持“不变”的操守，从一而终。 在小学任教的同时，一位亲戚想和我合作开设农场，因与我年少时的理想不谋而合，故欣然应允。但谈及细节规划时，他表示要养鱼、猪、牛、羊，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饲养动物呢？种植果蔬不是很好吗？”他答道：“动物的排泄物正好可以作为植物肥料，提高生产；长大以后，又可以卖给市场，增益收入，一举数得。”虽然他言之凿凿，计划周详，但我还是毅然拒绝，因为爱护有情是我终身不易的原则。 一九四九年来台后，我经常为报章电台供稿，当时某报社曾以高薪力邀我担任主编，不过，我始终不为所动，因为每天挑灯夜战，撰写各种不同体裁的文章，是为了随顺众生根器，以文字般若来净化人心，并非当作一种维生的职业来苦心经营。我衷心地认为，做好一个出家人才是我终生不变的使命！ 尽管我随喜结缘，但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因为我有强烈的善恶是非观念，所以在穷困潦倒之际，我不为厚利而赶赴经忏，虽然过了一段饥寒交迫的日子，却在佛道上启悟更多。四十多年前，宜兰县竞选市长时，一位素行不端的候选人强迫我在演讲时为他说几句好话，我不但不予答应，反而呼吁大家不要选他，这种耿介的作风固然开罪一些权贵，却赢得更多信徒和群众的喝彩。 初建佛光山只是为了办学，不料来山的信徒香客日益增多，为了顺应他们的需求，我们供应汽水、糕饼，后来更建设各种文教、慈善事业以为度众的方便，一些商业人士看中佛光山广大的信众具有庞大的消费能力，曾数度以增加收益为由，与我洽谈合资经营之事，然而每次都被我严辞拒绝，因为尽管开山以来，我们都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艰难度日，但“非佛不做”是我向来不变的原则。多年来，一些社会人士不明就里，以讹传讹。扣我以“企业和尚”之名，并用“商业化”来抹煞佛光山度众利生之实，面对这些，我也只有“随缘”止谤，以“不变”来应付万变。 去年年初，宏璟建设公司第一次股票上市，创办人张姚宏影女士邀我为其开幕致词，并且说这是她儿子担任董事长以来的第一件大事，希望我无论如何能抽空前来。当下自忖：如果应允此事，外界又要把我和商业联想在一起，大做文章了。这时，天下文化公司刚好将第一本《传灯》送到我的手上，看着封面的书名，我突然想到：张居士为了要将佛法的信仰明灯传给下一代，苦心地安排这次讲座，我又何忍为了洁名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于是决定依约赴会。 在讲座上，我勉励大家：“我们不但要有心外的财富，也要有心内的财富（智慧、慈悲）；不但要有现世的财富，也要有来世的财富（功德、福报）。不但要有一时的财富，也要有永恒的财富（真如、佛性）；不但要有个人的财富，也要有共有的财富（利益、功德）。”说罢台下一片掌声雷动。一年多来，张居士每次提到此事，总是津津乐道。 去年十一月，张居士与我同赴德州巡视道场时，又和当地信众谈及开幕当天开示的内容，在座的大众惊喜地向我说：“您把佛教的财富观说得这么深得人心，真是太妙了！”其实不是我说得好，而是佛法周遍圆融，有如千江映月，能随缘应现各种领域，却又不坏因缘和合的空性。多年来，由于掌握这项要领，所以我每次说法，总能得到听众的共鸣。 例如：到工厂弘法，我告诉劳工们：“好的工厂能生产优良的产品福利社会，坏的工厂不但制造瑕疵的产品，而且还污染环境。人心有如工厂，保持一颗清净的心灵才能带来欢喜的人间。”到监狱布教，我告诉受刑人：“应当珍惜这段与世隔绝的期间，反躬自省，对于一切苦难，都要视为人生的挑战，自我教育。”到学校演说，我告诉学生们：“学习不只要求得知识，更要开启智慧；读书不只要求得学问，更要身体力行。”到军营开示，我告诉官兵们：“身为一名军人，基于护国救民的悲心冲锋陷阵，勇敢克敌，事实上与怒目金刚降伏震怒的精神并无二致。” 有些虔诚的信徒为了供养我一餐素食，特地将厨具洗了又烫，烫了又洗，甚至购买全新的锅碗瓢盆，以示谨慎恭敬，我得知此事，连忙阻止，因为佛教提倡素食，主要在长养悲心，不是矫情作怪，僧侣出外应供，是为了让檀那欢喜，大家共结法缘，不是去添人麻烦。信徒们听了我这番开导以后，更加高兴地布施供养。 台湾人向以聪明灵巧著称，商人为增加素食销路，纷纷用黄豆制成素鸡、素鸭、素肉、素鱼等几可乱真的素食产品问市。一名异教徒曾向我责问：“为什么佛教吃素，却要做成荤菜形式？”我告诉他：“几十年来，我都没有看到荤菜，只看到豆皮做成的素料。”经云：“心净则国土净。”本着清净的胸襟，随缘度日，人间何处不是净土？很多人说素食者出外很不方便，但是多年来，我经常四处云游，吃素不但没有为我带来困扰，反而使自他功德圆满，让大家皆大欢喜，我想秘诀就在于我能“随缘不变”吧！ “随缘”是自他互易立场，随顺当前的环境，但决非随便行事，苟且偷安；“不变”是择善固执，一以贯之，但不是墨守成规，泥古不化。四十年前刚来台湾时，当地同胞大多赤脚，足履罗汉鞋的我反被视为异类，因此索性将鞋子扔了，穿着一袭破旧的短褂和大家一起工作，以求入境随俗，同事摄受。数年后，驻锡宜兰弘法，我换上整齐的衣履现身度众，并且不惜节省饭钱，为弟子买布缝衣，乃至多花一倍的价钱购买僧鞋，以增加商人的利润。直到现在，我仍主张僧装的整齐统一，以促进佛教的团结发展。 我曾经随侍师父在小茶馆里品茗，也曾经与道友在街边面摊充饥；我曾经在厕所边上与臭气冲天的尿味共处一夜，也曾经在森林草寮的泥地上，以撰文写稿度过悠悠岁月。粗食布衣、箪壶瓢饮已成为我不变的生活原则，所以这几年来，虽然在弘法途中，不得不承顺信徒的厚爱，住在他们预订的五星级饭店内的总统套房，实则佛光山简陋的榻榻米才是我最向往的安乐窝。尽管弟子们为我备办高级用具，实则无论到哪里，随便的一桌一椅，就足以办公。在随缘的生活与不变的原则相行无碍之下，我享有了收放自如的人生。 多年前，我到西来寺巡视工程，依勤特地跑来问我：“师父！不知房间里的花插得是否令您满意？”我先是愕然，随后说道：“我没有看到房间里有花，倒是一进庭院，就瞧见花儿凋萎了。”原来他知道我要前来，不但预先将寮房里外打扫得一尘不染，并且特地在各个角落布置各式各样的鲜花，只可惜我是一个随缘的人，没有留意花的样子，但是花开花谢却引发我无常的感慨，提醒我在佛道上精进不懈。 数年前的春天，我到荷兰弘法，信徒一定要带我去公园亲睹当地的繁花异卉，在不忍拂意下，我随缘同往，万紫千红展现眼前，的确美不胜收，我回想过去曾经参观过的法国巴黎罗浮宫、大英帝国博物馆、莫斯科红场、埃及金字塔……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建筑，在美的意境上或有差异，但是美的价值却是亘古不变的。渴云：“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任沧海桑田幻化无常，只要我们拥有一颗不变的佛心，春城何处不飞花？ 曾有信徒问我：“为什么佛光山的别分院总是建在ktv、卡拉ok、美容院、夜总会的上面呢？”我笑着说：“因为天堂在上，地狱在下。”多少年来，这些道场有如红尘中的净莲，不知为多少都会居民种下得度因缘。 二十多年前，慈庄、慈惠、慈容等赴日留学，临别时，我告诫他们：“尽可以随顺日本的佛教习俗，但是中国佛教的僧装、素食，乃至礼仪，绝不能改变。”后来，他们不负众望，全身而返，载誉归来，并且赢得日人的一致尊重。三十年前，我派遣心平、心定到台北学习焰口佛事，言明三个月为期，不料一个月不到，即学成回山。有人问：“为什么不在台北多留些时日？”他们回答：“当地信徒的佛事供养十分丰厚，深怕长此以往，断志丧节，所以决定速归，效命常住。”我常主张：“佛教徒要化导社会，但不为社会所化。”他们可说已深得“随缘不变”的三昧了！ 反观社会上有些人因为一味随缘，却失去宗旨，结果随波逐流，沉沦苦海，无法自拔。有些人则太过坚持原则，不能融通，反成执著，不但丧失人缘，也使事业的发展受到阻碍。所以，唯有掌握“随缘不变”的方针，对感情不执不舍，对五欲不贪不拒，我们才能拥有和谐的人生。 （一九九六年八月）153 人我之间要跳探戈 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台湾编译馆馆长赵丽云博士在电视台“莲心”节目受访时，侃侃道出彼此“跳探戈”是婆媳相处的最佳方法，这席话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我童年祝发出家，也不懂得舞蹈娱乐，但我常听闻妇女信徒诉说婆媳家常，也曾听说“探戈”是一种讲求韵律节拍，并且舞者的脚步必须相互协调的舞蹈。亲子、朋友、同窗、上下之间，何尝不是要用跳探戈的方式彼此相处，有进有退，才能恰到好处。总而言之，人我相处之道就是要彼此跳探戈。 回想青少年时，我和师父志开上人之间正是以“互跳探戈”的方式，在一进一退之间，建立起深厚的师徒之情。他经常对我施以严厉的打骂，但有几次我被人冤枉受罚时，他却暗中助我解危；他怕我俗情未泯，即使放假也不准我回家，但当母亲上山来看我时，他却亲切接待，嘱咐我不能拒绝母亲；他让我受尽闭塞的丛林教育，但当我从学院结业出来时，他却带我游历山水，并且同往宜兴祭拜祖庭；他不准我念师范大学，但对于我参与佛教事业却欣然允诺，并且大力资助。我们师徒一心，以兴教为志。可惜大时代的动荡，让我不能继续承师受教，只有将这浓厚的恩情转为无私的法爱，运用在千万众生身上。 三十年前佛光山初创佛学院时，我担任院长。在生活方面，我的要求十分严谨，但是在思想上，我的作风却非常开明。贪玩的学生因为我助他下山观赏溜冰表演，后来安住学业，努力不懈；好学的学生因为我为他护航夜读，从此更加精进，回馈常住。顽皮的学生因为我帮他掩饰无心之失而改过迁善，痛改前非。愚昧的学生因为我和他一起玩球而恢复自信，自立自强。所以我深感教育并非一成不变，最主要在契理契机，双方知进知退。 慈惠、慈怡、慈嘉出国深造时，正是佛光山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尽管为了筹付昂贵的学费，我节衣缩食，劳苦奔忙，但是在和他通信时，我对财务只字不提，只叮咛他们不要太过节省，应注意饮食营养，起居正常。每当学校放假，三人连袂归来，帮忙寺务，不落人后。当他们学成归来时，我才由别人的口中得知，每次接到我的信以后，他们越发感念为师的苦心，所以更加勤奋向学，省吃俭用，两个人分享一个馒头是经常的事，偶尔到超级市场买了些饼干，但在结账时，念及常住的财务困难，又将饼干放回货架。就这样忍饥耐寒过了六年，他们相继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之后，立即回山，继续以刻苦耐劳的精神投入弘法利生的行列。 依法从台大法律系毕业不久，常住就送他到夏威夷大学深造，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接着又赴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每次见他放假回山帮忙，总是向大家介绍：“准博士依法法师回来了。”只见他一脸笑容，信心十足。今年他真的获得博士学位了，当他前来向我销假，请示领什么工作时，我却改以严峻的口吻，希望他能“先学做人，因为学会做人然后才会做事。”他敬谨受命，目前从事西来大学的教务工作，忙得不亦乐乎。 孔子对于子路，先赞美他“好勇过我”，然后教训他“无所取材”；对于子贡，既表彰他具有“器”材，却又告诫他有如“瑚琏”。孔子因为能因材施教，所以人称至圣先师；子路、子贡因为肯虚心受教，所以成为孔门俊杰。《禅林宝训》云：“姁之妪之，春夏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所以成长也。”古来的祖师大德们，如玄奘大师以权巧法门，使窥基法师由三车和尚成为三藏法师，直至今日，无人批评玄奘大师滥开方便，反而赞美他知人识才；无人驳斥窥基法师发心不净，反而称扬他及时改过，善莫大焉。马尔巴以种种苦行折磨密勒日巴，为他消除罪业，由粗人魔外变成一代大师。最初马尔巴不因密勒日巴杀业深重而鄙视舍弃，后来密勒日巴也不以马尔巴棒打喝斥而悖离师道，在密勒日巴开悟之时，两人相拥而泣，传为佳话。可见将“人我之间的探戈”跳得好，必须细心留意彼此的步调，知进知退，通权达变，不但不能踩到对方的脚，而且也不能让对方踩到自己的脚。 四十年前，我在宜兰雷音寺弘法时，不但不滥劝居民信佛，反而称赞其他宗教。一向虔信耶稣基督的熊岫云先生在听经闻法六年之后，有感于佛教的包容祥和，一改初衷，皈投在三宝的座下。四十年后，奉上司之命为我立传的符芝瑛小姐第一次与我会面时，自称只为公事而来，不会信仰佛教，我也以平常心应对接待。没想到两年的跟随采访下来，符小姐却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皈依佛教。素无信仰的大企业家曹仲植先生由于我说可以“行佛”代替“拜佛”，从此他不但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对佛教事业也护持有加。一向排拒佛光山的蔡朝丰居士因为我特地错开行程，在百忙之中，亲往主持其母的告别式，后来不但邀我前往小琉球主持讲座、皈依，而且还组织佛光分会，送女儿上山学佛。 佛门里有一句话说：“啐啄同时。”人我初识有如刚学“探戈”，难免脚步不一，但只要我们肯蠲除成见，以诚相待，终有思想相契的一天。向以国学才子著称的龚鹏程先生在担任佛光大学校长之前，未曾与佛光山接触，因彼此具有互尊的雅量，所以共事愉快，办学顺利。承包佛光山大小工程的萧顶顺先生和我在沟通当中，深知“探戈”三昧，他对我的看法尊重有加，我对他的意见也是言听计从，所以彼此能合作无间，悠悠岁月，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连他的儿子和孙子都投入佛光山的工程行列，与寺务的发展同步迈进。 许多人见我三十年来开山建寺，乃至拓展佛教到全球各地，以为我一帆风顺，前进无阻，其实鲜有人知每一步的推进是多少的后退顿挫累积而成。像早年大雄宝殿的施工，因缘具足时，就多做一点；因缘不够时，就少做一点。就这样进进退退，虽说盖了七年之久才全部落成，但是人人称羡，连五星级的圆山大饭店都曾前来索取蓝图以为建筑样本。而近几年来我主持的弘法大会，如红磡体育馆数万观众的听经场面、马来西亚八万信众的闻法先例、新加坡一票难求的盛况、马尼拉座无虚席的人潮，除感谢当地教界大德如竺摩、金明、寂晃、隆根等长老、法师的爱护支持以外，回想起来，也与我十多年来辛勤耕耘，进退有分，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十年前，初来台时，多少优秀的青年要随我出家学佛，然自忖己无立锥之地，如何领众熏修？故毅然拒绝。后来我在各地建寺安僧，因缘具足，只要见到优秀的佛教人才，我都设法接引培训，如今佛光山有一千三百名出家弟子从事弘法利生的工作。 三十年前，我以北部应酬繁多，因此南下开拓佛教事业，待南部根基稳固之后，才又北上展开弘法工作。在推展国际佛教方面，我热心不减，四处奔忙。五年之间，国际佛光会在全球各地已有百余个协会共同为弘扬佛法而携手努力，佛光终于照耀在五大洲的土地上。偈云：“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安身立命之道，首在认清时势，步伐稳健，如“跳探戈”，该进时进，该退时退，才能掌握分寸，有所作为。 人生的道路本来就是有来有去，有进有退，像待客的妙方是送往迎来；周全的礼貌是礼尚往来；而座谈会议若能问者、答者环环相扣，才会趣味横生；彼此闲聊必须说者、听者应对如流，才能宾主尽欢。大自然的事物也是来往复始，循环不已，像严冬一过，春天跟着来临；太阳下山，星月接着高挂天空；旧的一年逝去，新的一年接踵而至；枯叶落尽，枝桠继续抽出嫩叶。宇宙人生就在这一来一往，一进一退之间，处处显得生机盎然。凡有去无回者，大多不是好事，像射出的箭一去无回，必定会有死伤；攀登高山一去无回，往往凶多吉少。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唯有像赵馆长说的“要如跳探戈一样”，不计较进退得失，大家彼此你来我往，才能在生命的舞台上随缘放旷，挥洒自如。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结缘总比结怨好 我从小虽然就具有圆融随和的性格，但也与一般男孩子一样，喜欢伸张正义，打抱不平。有一天，在一本书里看到一句话“结缘总比结怨好”，深深打动我顽强的心扉，回忆过去经常因为我执着、好斗而结下许多怨尤，想想实在没有必要。从此以后，我将“结缘总比结怨好”奉为圭臬，果然为我一生带来许多方便。 “物以类聚”是众生的习性之一，在我初出家的僧团里，也难免有此情况，有些人以地域结合，有些人以师承聚集，有些人以性格交友，有些人以兴趣相知。如果觉醒能力欠缺，往往陷入党同伐异而不自知。我向来喜欢融和无争，所以保持中立态度，从未加入任何一方，或许正因为如此，也为自己引来一些困扰。 记得当时的同窗还度法师与我素无渊源，但大概是法系不一，他总喜欢找我麻烦。那时我年纪还小，遭到学长的欺负，心中不免感到委屈，但想到“结缘总比结怨好”，便按捺心中的不平，以低姿态的方式和他相处，因此平息了许多纷扰。数年后，我们虽然各分西东，但友谊仍然持续维系得十分长久。 栖霞律学院结束后，我进入焦山佛学院就读。由于这是一所闻名全国的佛教高等学府，来自各地佛学院的精英均集中于此，但也因为这样，大家意见不一，时有龃龉。当时有一位来自竹林佛学院的大培法师，对我存有误会，经常冷语相讥，暗中丑化。我明知如此，仍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协助。后来我到南京华藏寺担任监寺时，他也远道来归，齐为振兴佛教而共同努力。可见“结缘”能化解嫌隙，“总比结怨好”。 一九五一年，我应聘至新竹青草湖的台湾佛教讲习会负责教务，某法师意欲将我排挤于外，宁可将讲习会迁至台北，可是部分学生不愿同往，想和我一起留在原地，我还是鼓励他们到台北去发展。后来几十年来，大家仍旧十分友好。因此，我更肯定“结缘实在比结怨好”。 四十年前，初到宜兰弘法时，林松年居士刚从耶教转信佛教。他护持佛法不落人后，而且做事能干，头脑聪明，唯性格刚烈，所以得罪不少信徒。信徒纷来向我投诉，甚至由于他护教太过热心，偶尔一些言辞对佛教造成伤害，也使我迭遭怨言。他对我虽礼敬三分，但究竟习气难改，有时说起话来，仍是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尽管如此，想到人“要结缘，不要结怨”，所以我对他更加友好。后来成立“宜兰念佛会”时，还选派他担任总干事。一向处处挑剔的他，在工作上竟能十分配合，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其实，这就是“结缘，不结怨”的结果啊！ 一九五五年，我协助完成高雄佛教堂的建设，原先那一带的信徒像宋仁心、陈明等人，最初是由于接触附佛外道普明灯居士的因缘而信仰佛教，对于佛法真理了解浅薄，只知倡导自性三宝，不知礼敬常住三宝，尤其每次一到我说法的时候，他们总是群集在讲堂外面，或奏乐扰乱、或聚众座谈，一副倨慢傲然，不肯合作的样子，我照样在台上讲经说法，平常也依旧礼遇他们。久而久之，这批人终于被我感化，不仅对我竭诚拥护，而且重新皈依三宝座下，成为正信佛子。类似的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平日待人处事如果不将别人的短处视为缺失，而抱持“结缘，不结怨”的态度，容他、耐他、化他、度他，待时机成熟时，一定可以获得对方的尊重。 我生性不喜欢因为一点小事和别人成为冤家，甚至在经济拮据时，对于财务处理，也是宁愿自己吃亏，尽量避免纷争。像宜兰雷音寺大门前的一栋民房，时价三万元，屋主提出以十万元作为让售代价，一个礼拜以后，待我们筹好款项时，他却索价二十万元，再隔几个月，他又提高到四十万元……价码持续提升，徒众得知，无不愤怒切齿，但我最后还是满其所愿，多年后以四千万元成交。目前我们将寺内土地整体规划，加建十八层大楼以为佛光大学的城区分部，预见日后将发挥文教功能，带动当地文化建设，虽说多花了点钱，佛祖还是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结缘总比结怨要好”。 佛光山三十年前是一片荒凉的麻竹林，一亩土地一万元不到，但是现在一亿元都买不到一亩，其中简直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三十年来，我们本着友好“结缘”的诚意，在经济万分困难下，一块一块地买下了五十亩土地，以此为基础，慢慢发展出世界五大洲的佛教事业，裨益众多的生灵。如果我们当初眼光短浅，和乡民僵持不下，不但徒然“结怨”，更无法与全球信众“广结善缘”，岂不因小失大？ 数十年来，台湾小型书报杂志社及其他各界人士以种种名目前来募款时，我固然多少都给予一点补助；对于大陆的寺院道场，无论是化缘建设经费，或是募取奖助学金，无论是需求慈善基金，或是索赠汽车、电视，我也都随份、随力地帮忙。虽然经常阮囊羞涩，不胜应付，但想到能够借此机会与大众“结缘”，还是心存感谢，因为“结缘总比结怨好”。 多年来，我自以为很慈悲行善，但有一天当弟子将建寺功德名录拿给我看时，见其他寺院同道如菩妙、开证、印海、浩霖、灵根等法师动辄捐献数十万、上百万，才感到别人“结缘”的心胸比自己更为可贵，惭愧之余，惟有勉励自己更加尽力广结善缘。 一九八八年，美国西来寺落成时，召开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议，洛杉矶华人的耶稣教会天天在寺外举牌游行，抗议呐喊，引起当地居民反感，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本着宗教的慈悲，请信徒端热茶给他们解渴驱寒。一位从公家机关退休的美籍老太太自建寺伊始，便每日以望远镜观测西来寺，写给县政府的密告黑函达数百封之多，我们不断尝试与其沟通，起初她相应不理，有感于我们的诚意，去年她终于出面和我们协谈。每届春节期间，西来寺均举办敦亲睦邻餐会，恳请附近居民同来联谊，那些向来持反对意见的人也都应邀在列。或许由于我们“结缘”的诚意，成立九年以来，西来寺不但未被恶势力击倒，反而目睹越来越多的耶教朋友、各国人士前来参访。这不正是“结缘总比结怨好”的明证吗？ “感谢主，他的大能给我们在这里施予博爱，给予需要的人。”当一些不知情的信徒参观“仁爱之家”，看到院门的牌匾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时，不免惊怪：“师父！怎么会这样呢？‘仁爱之家’不是佛光山办的吗？”其实“仁爱之家”原名“兰阳救济院”，乃基督徒董鸿烈先生于一九六三年创立，但两年后因财务困难，由当时的宜兰县县长林才添先生从中斡旋，交由我来管理。当初接办时，许多信徒建议拆除这块牌匾，但我不仅断然拒绝，而且向大家宣布：“耶稣教肯将救济院交给我们接管，我们怎么可以如此回报？我们不但应该善理院务，更要好好保护这块牌匾，因为历史的轨迹是不容更改的。”后来依融、绍觉从佛学院毕业之后，自动发心前来服务，在院内增设佛堂，虽然如此，我们对于各种信仰的无依老人均一视同仁、收容照顾，让崇尚耶稣基督的，向耶稣基督祷告；让皈依佛陀座下的，向我佛如来礼拜。三十余年来，院中的老人们相处融洽，安然无事，是我心中最大的欣慰。 无独有偶，伦敦佛光寺的建筑本来也是一所天主教神学院，创办人authu michealramsey大主教在大门口所立的碑铭至今依旧保持原状。一九九二年，伦敦佛光寺举行开光典礼时，邻居教堂的贺特神父（rev.hu tofvica allsai t''schu ch）特来道贺。四年后，我每次走访英国伦敦弘法，都邀请该修道会的上级主教参加我们的集会，彼此之间水**融。去年（一九九六年）八月，在该寺举行的“和平对话”，以“宗教与社会的融和”为主题，当地各教派均派人前来共襄盛举，大家踊跃发言，气氛热络，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这表示在当地弘法的徒众也能依照佛光山的宗风行事，“与人结缘，不与人结怨”。 早期自愿到佛光山工作的人很多，我一向来者不拒，但部分的人因为不能与别人相应，造成一些纠纷，使得事务难以进行，让主管不得不将之遣离。我每次听说此事，即自愿亲自出面和对方沟通，由于我好言安慰，真心劝告，最后这些人都是欢喜而去，甚至一些已经积为怨怼的事情，结果也都化解为善缘。他们离开以后，不但与佛光山保持联系，而且还经常回来担任义工。可见“结缘”能化怨怼为助缘，是人生最美好的经验。 多年前，洛杉矶一位作家每次在报章杂志上发表作品，只要提及佛教或西来寺，总是挖苦几句，不少信徒向我反映，表示愤怒。我闻言不语。一天，我邀当地作家协会至西来寺“素斋谈禅”，他也应邀在座，我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睑上也没有愠色，有的只是赞叹与尊重，从此以后，他的大作里再也没有出现批评佛门的言辞。 中部某报社记者也是经常恶意伤害佛教，当我知道以后，通过别人，邀约他来山一游，让他了解佛教对社会的贡献，不久，他的文章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可见人与人之间的“结怨”，都是误会所引起，如果能够多一点沟通交流，或者有一方肯主动“结缘”，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冤业。 像《台湾时报》因为经常以不实的新闻歪曲佛光山，终于激怒了信徒，于一九九六年二月间，发起包围报厂，静坐抗议行动。我得悉此事，立即电请前监察院院长陈履安先生由台北南下，以佛光山信徒代表身份前往化解，《台湾时报》立即表达歉意，如今偶尔也刊登有关佛光山正面的报导。所以，主动“结缘”并不表示自己矮了半截，相反地，它比“结怨”更能将事情圆满解决。 多少年来，拙作《释迦牟尼佛传》与《玉琳国师》一再被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电台、电视及电影银幕，但都因为剧情被改得不如法，而使我频遭责难，也曾三番两次想向演艺公司抗议，但自忖一旦如此，以后谁还有心做佛教的节目呢？况且既然已经“结缘”在先，又何必“结怨”于后？种种考虑之后，我打消前念，如今，勾峰先生编导的连续剧《再世情缘》，改编自《玉琳国师》，不但佳评如潮，而且其中因果观念的传播更有助于人心的净化。后来许多导演、编剧纷纷来问我有关开拍佛教影片的事情，我常想：当初如果据理抗议，让佛教与演艺界“结怨”，恐怕今天又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许多人见我人缘很好，都说我是上一辈子修来的。其实，我曾经遇过不少公务人员在办事的时候，不肯给人方便，总以磨人为乐，损人为快，尽管如此，当他们需要佛门的协助时，我仍给予帮忙，从此结下好缘，无形中也让他们对于佛教“以结缘、服务代替官僚、结怨”的理念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 与大陆阔别四十年期间，一些投机的乡人趁机欺负我俗家的亲眷。一九八九年，我率团返乡弘法探亲之际，对于家乡附近社区的每一户人家，都以一个红包、一份礼品与他们“结缘”。尤其曾经极力伤害过我家人的一些邻居亲友，我更加厚待，赠予电视机、录像机、电冰箱、收音机等电器化制品。兄弟们都怪我怨亲不分，但我觉得：“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于心性浇薄的众生，给予他们多一点因缘，让他们未来也有得度的机会，非但自他受益，整个社会也将蒙利，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我在世界云游弘法，发现各地的侨团甚多，有的以同乡组合，有的以宗亲结社，有的以职业类聚，有的以性别集会，但彼此之间大多貌合神离，多少年来互不往来，甚至党同伐异，视如水火；但是自从他们参加佛光会以后，都能在同一个信仰之下赓续友谊，引起许多人的好奇，纷来问我是何原因。其实，这不是我个人有什么魅力，而是因为佛光会本身实践佛教“结缘，不结怨”的精神，奉行“平等共尊，和平共荣”的理念有以致之。 “结缘”能助成善业，能化解恶因，比“结怨”要好，乃古有明训之事，像三迦叶兄弟原是拜火外道，陷害佛陀未果，反被其慈悲精神感召，率领一千门下投皈三宝座下，使佛教在初传世间时就拥有强大的声势；吕洞宾原本志在长生不老，在拜访黄龙禅师时，因为对于“莫做守尸鬼”的劝言不甚明白，在恼羞成怒之下，抽出剑来，欲杀之为快。结果不但不能伤彼，反被其智慧之语点醒。从此不仅劝人以“慈悲度世”为成道途径，更以断除贪、嗔、痴取代剑术之学习，使得北宋道教教理有了突破性的发展，佛门也多添一位护法神仙。齐桓公于即位后，不记管仲昔日射杀之过，举其为宰相，掌理国政，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唐太宗在登基之后，尽弃敌对前嫌，任用魏征、王珪为大臣，辅弼朝纲，乃有贞观之治大放异彩……凡此不都是因为“结缘”所成就的美事吗？ 反观佛世时，琉璃王还是太子的时候，因被释族讥为“婢子”，乃心怀怨恨。即位之后，立即进军迦毗罗卫国，尽灭释种九千九百九十万人，佛陀虽阻道三次企图止战，但终因夙业无法挽回，只有回到精舍，黯然神伤，后来琉璃王也死于非命，受地狱苦报。项羽虽有雄才大略，但自矜征伐之勇，气度狭隘，进入关中之后，坑杀降卒，焚烧秦宫，奸淫掳掠，而后又中了陈平的反间之计，误以为谋臣们皆与汉王刘邦通好，心生怨怒，百般冷淡，自以为是，结果众叛亲离，尽失人心，最后在乌江败亡自刎，这一连串的历史悲剧，不都是“结怨”造成的吗？ 经云：“不可以怨止怨，行忍得息怨，此名如来法。”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诚乃不虚之言。当今的社会充满暴戾气氛，其实，夫妻不和是儿女的不幸，兄弟阅墙是父母的伤痛，员工相争是企业的损失，人民斗乱是国家的悲哀。“结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大家何不以“结缘”的胸襟来庄严我们的世界，美化我们的人间呢？ （一九九七年五月） 拒绝要有代替 我的弟子除求学的以外，大部分都分布在佛光山海内外各个别分院及事业单位，从事弘法利生的工作。他们洛尽厥责，热忱有余，但由于方便不够，有时让信徒难过而不自知。有鉴于此，我在佛光山的一次徒众讲习会中，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什么人能干，什么人不能干，从一个小地方就可以看出来。凡是能干的人，叫他做什么事，他大部分都是承诺：‘ok！ok！’‘没问题！没问题！’不能干的人则推三阻四，事事拒绝：‘这个不对，那个不可行。’当然有很多事情实在不容易做到，但是我们在拒绝的时候要有代替，不要让对方难堪，而且要时时想到给别人一个助缘。”一年之后的徒众讲习会，许多回山的弟子告诉我：他们秉持“拒绝要有代替”的方针来待人处事，不但得到许多赞美，而且使道场的法务蒸蒸日上。在欣慰之余，回想自己数十年来，因为秉持“拒绝要有代替”的处事方针，不知结下多少善缘。 二三十年前，经常有信徒的子弟来找我，希望我能为他们介绍一份工作，或者推荐他到某机关任职。那个时候人浮于事，要找一份差事很不容易，更何况自己也不知道帮他介绍的工作适不适合，更不知道他的耐心、恒心、毅力究竟如何，但是基于和信徒之间的香火因缘，总想要助他一臂之力。于是千辛万苦，打听联系，穿针引线，好不容易帮他找到职业，赶忙去通知他，不料对方却说：“不要了，我已经在别处上班了。”我当时心想：自己白费一场心也就算了，但是对机关主管失去信用，要我如何交代呢？他们也是卖一个面子啊！这种情况几次以后，再有人找我介绍工作，我心里虽也起了警觉，但轻言“拒绝”，断了别人的信心，总是于心不忍，所以我想出了一个“代替”的办法告诉他：“你先看报纸的寻职栏，或者我提供一些资料给你，你认为这个职业和你的能力、兴趣吻合，就自己打电话过去。”对方往往说：“不行啊！他们不认识我，又没有人介绍，不会采用我的。”我告诉他：“你可以向机关行号的主管介绍自己的专长，并且说：‘我让你试用两个月，两个月以后，如果你觉得我可以用，再续用；如果你觉得我不适合，我就走。我是来让你试用的。’老板听说你是来让他试用的，他不需要负什么责任，也没有人情负担，就会试用你。如果你能经得起试用，可能就会一帆风顺，前途光明；如果你经不起试用，那就得重新调整自己，重新学习。”经过我这一番分析说明，年轻人求职大都能无往不利。 创建佛光山以来，最常见的是一些夫妻吵架，其中一方负气离家出走，或者一些小孩被师长责骂，在羞愧懊恼下不告而别。他们常常一来山上，就请求出家，这种情况当然不能收留，但如果一口“拒绝”，不但无法帮助对方解决苦恼，如果这个人再一走了之，可能一家人都会因此而陷入悲伤的情境，所以我采取“代替”的方式，在谈话中得知他的住址、电话，悄悄地和他的家庭联系。结果家人闻讯赶来，一番恳谈之后，夫妇和好如初，父母子女重逢相聚，每次看着他们欢欢喜喜地携手下山，心中的欣悦真是不可言喻。 也有一些人来山找工作，要求长期挂单，但他本身没有一技之长，而山上又不缺员工，我总是以关怀“代替拒绝”，先请他喝茶、用饭，等他吃饱了，再和他详谈，以鼓励的言语劝他奋发向上，并且建议他可以先到某某地方做一个短期的帮工。虽然一时无法达到他的愿望，但是因为我们的诚意让他心里感到很温馨，所以往往让对方言谢而归，同时也结下一个美好的法缘。 常有一些慈善团体向我化缘，如果当时身上有钱，我十分乐于随喜，偏偏我生性没有储蓄的习惯，经常这手收到的供养金，那手又拿去布施结缘，因此经常有出手不便的时候，但又不忍心让他们空手而归，这时我赶快搬出自己的著作，请对方拿去义卖，这样一来既可以满足来者的需要，又能流通佛法，岂不比断然“拒绝”更为美好！ 一生之中最困窘的是别人向我告贷，因为实际上佛光山开山三十年来，都是在“以无为有”中度日。庞大的弘法事业所费不赀，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用在刀口上，但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呢？许多人只看到外表的富丽堂皇，却没有想到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血泪。然而念及伟大的佛陀尚且不逆人意，我区区凡夫，福薄德浅，岂能随意“拒绝”，伤害人情？因此我总会谁备几十元美金或几千元日币带在身边，当有人提出借钱的请求时，我便直言相告，只有将储蓄的外币以为捐助，这样一来，既满足了对方的请求，也不致彼此难堪。多年以来，或许正因为我向来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借贷关系，互相不倒债，所以情义都能维持得十分长久，想来也是人生一得。 在台湾四十年来，不少报章杂志向我邀稿，我向来竭尽己力，满人所愿；但近几年四处弘法，实在抽不出时间，在抱歉之余，我和对方商量，拿其他地方用过的稿子登载，这种“代替”的方式总能蒙获对方的谅解。最近电台、电视台争相邀请我到现场节目中讲话，由于法务倥偬，无法排出行程，然而我生性不喜“拒绝”别人，所以只有问对方是否可派弟子前往“代替”受访，以求两全，不料有时却遭对方“拒绝”，有一次“真相电视台”的节目负责人对我说：“他的知名度没有你的响亮，无法‘代替’你。”我也只好徒呼无奈了。 我到世界各地走访，只要有片刻时间，就到信徒家中作家庭普照，为他们祝祷开示。有一回信徒喜出望外，搬出卡拉ok来招待我，虽说与一袭僧装不甚相宜，但念及他的一番好意，不忍拂逆，我告诉大家：“可以利用这种现代化的设备来唱诵法语赞偈，将佛法弘扬开来。”说罢，便告辞离去。信徒听到我的赞美，知道佛教现代化的重要性，对于寺院道场更加护持。这样的方式不是比严厉“拒绝”还要好吗？还有一次，我应邀做客，主人指啤酒为汽水，举杯向我表示礼敬，我不明言拒绝，以茶“代”酒向大家回敬，并且借此机会说明茶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餐会气氛不致尴尬，大家也能从中得到佛法的受益，岂不妙哉！ 在云游行脚时，所遇到的偶发事件不胜枚举，但只要抱持一颗灵巧的慧心，以其他方式来“代替拒绝”，都能得到皆大欢喜的结局。像有一次，信徒临时起意，带我去拜访他的一个朋友，却发现手边没带礼物，我以好话来“代替”，没想到对方竟因为这一席话而感动，皈依在三宝座下。还有一次，住在桃园的道友带我去慈湖谒陵，手边没有鲜花，我们以诵经来“代替”，护卫的宪兵也十分欢喜地接受。到大陆弘法时，导游带我们到北京的孙中山衣冠塚前致意，我们以一曲《孙中山纪念歌》表示礼敬。后来参观西湖的岳飞庙，我们又齐声高唱《满江红》，这些“代替”的方式让当地的地陪人员，包括中国佛教协会秘书长萧秉权先生在内，都耳目一新，同感惊喜。 随着弘法的脚步越加拓宽，信徒日益增加，送来的礼品堆积如山，这是我心中最不欢喜的事情，但自忖信徒也是基于供养三宝的诚意，实不忍难色“拒绝”，所以我想到一个“代替”的方法，凡收到红包，我言明会代为转给常住；凡收到礼品，我也立刻交代侍者交由常住处理。信徒目睹，下一次就不会再送给我个人，而知道要直接捐赠给寺院道场，这样一来，我乐得无事，对于僧信二众来说，也是一种最好的身教。 承蒙社会各界及民间团体的青睐，经常邀请我出来举办公益活动，其实佛光山本身的弘法事业也是十方来十方去，社会大众若能集合群力，必能造成更大的影响，因此我总是提议大家一起来。现在社会上所谓合办、承办、协办的风气鼎盛，虽不敢说是自己首开先河，但是在推动上应有助成之功。所以直言“拒绝”即使有再好的理由，都是下下之策，若能以积极的方式“代替消极的拒绝”，才是自利利他之道。 “代替拒绝”不是简单的表面功夫，必须打从心里先不要有抗拒、排斥的念头，从而平心静气面对问题，寻求解决之道，切忌鲁莽行事，迁怒别人。记得三十多年前，我初到宜兰弘法，一位姓郑的警察专门和我为难，我讲经说法，他要我向他报备注册，否则不准开讲；我罄其所有，买了一台日制幻灯机作为教学道具，又忍痛被他没收。总之，这样也不可，那样也不行，让我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宜兰县警察局分局长前来向我商借“宜兰念佛会”，作为警察甄试的考场，我一口答应，给予种种方便，后来他得知属下对我们诸般为难，第二天，就将这位郑姓警员调职，从此我们的弘法工作逐渐进入佳境。 十多年前出国弘法，经常遇到海关人员的刁难，他们把行李一一撬开检查不说，还东问西问，有一句答得不好，又得到另一处接受调查，往往在海关待上半天还出不来。如是数次之后，我想自己应该主动出击，避免别人的“拒绝”，因此学了几句英文，每次一到海关，就先面带微笑和大家打招呼，“hello！”“howa eyou？”“goodeve i g！”“tha kyou！”不绝于口。果然，通关时就顺利多了。 “拒绝”不好的后果，必须先用好因好缘来“代替”；“拒绝”积弊已久的问题，则应该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来“代替”。 诸佛菩萨及高僧大德们最会利用各种善巧方便来“代替拒绝”，像《法华经》中，释迦牟尼佛不从否定上教人“拒绝”贪爱邪见，而“代”之以三乘教法；《净名经》中，维摩诘大士不从消极上教人“拒绝”世俗之乐，而“代”之以法乐的施化。提婆菩萨亲近信奉邪道的南天竺王，以参政辅佐来“代替”一般行者“拒绝”、轻视的态度，结果举国人民皆被度化；盘硅禅师收留人人唾弃的小偷，以爱心“代替”一般人“拒绝”、默摈的态度，结果使得佛门多了一位龙象。每次披览圣典，读到古圣先贤慈悲度众的史迹，都令我感动涕零，后来我自己收徒度众，更深深感受到“代替”法门的无限妙用。 记得过去我担任佛学院院长时，曾有学生请求不要那么早起床、就寝，希望能有多一点时间念书，我自忖有理，立刻改良传统的课诵程序，将早课、晚课的时间缩短，这种“代替拒绝”的方式既不会动辄改变校规，又能满足学生合理的要求，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此后学生们心里有事情，都欢喜找我诉说，而我也从中得知学生的学习状况，彼此坦然相处，其乐融融。 有些学生读书读了半学期，兴起回家的念头，要求请假一个星期，我告诉他：“一星期太短了，我帮你请一个月的假，回家看看父母。”结果他们往往十天不到就回来继续学业，从此不再恋家，而家长们看到儿女们在这里生活正常，而且变得更孝顺，更乖巧，自然也很放心地把子女交给我们。 有些青年男女抱持安贫乐道、弘法利生的理想来山学佛，但由于和来自不同环境背景的同学们格格不入，无法共处，因而萌生去意，他们前来找我，说道：“我实在很喜欢佛光山，舍不得离开，但是到佛学院念书又不习惯，怎么办呢？”我告诉他们：“佛光山有很多路可以走，你可以从事教育、文化、弘法、慈善的工作，不一定要读书。”后来这些人很欢喜地留在常住做事，奉献心力，表现得可圈可点。 有些弟子在好几个单位都无法适任，已经到了调无可调的地步，他们前来找我的时候，我总是请他们自己选择喜欢的工作地点，并且为他们从中斡旋，让他们如愿以偿。由于我不轻易“拒绝”，而肯给予机会，结果他们大都能安住身心，勤奋办道。所以我常觉得：我们对于一些行不通的事情，不一定要“拒绝”，如果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为对方多一点设想，给予“代替”的方法，让他们自由选择，往往可以获得圆满的结果。 在日常生活中，即便是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我也很少正面“拒绝”点破，而“代”之以启发的方式，给予徒众一些成长的空间。像有些刚入道的弟子一时俗情未泯，经常要求下山，我告诉他们：“可以下山，但要先学好五堂功课。”结果他们在道业上熏习日久，自然就不再喜欢馈闹的都会。有些刚出家的弟子一心想到国外去学习，但条件又不具足，我和他们说：“必须先学会当地语言，才能请调国外。”这些人当中，有些知难而退，安守现有的岗位；有些则自知不足，从此更加努力。 做事遇到瓶颈在所难免，当这些单位求助于我的时候，我明知其中做法有误，但自忖申斥“拒绝”只会让他们畏事怕难，逃避责任，因此“代”之以讨论、交流的方式，和他们一起解决问题，久而久之，大家都能从做事当中学习如何克服困境。 有许多人说：“师父！您何必如此客气，直接说明‘拒绝’就好了。”当然，“拒绝”只要一句话，非常简便，但是它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我宁愿自己麻烦一点，找寻“代替”的方式，让对方能够接受，让对方能够成长。我每到一地，均十分留意当地的事物，数十年来，我发觉教育出问题的地方，往往在于父母师长习惯以“拒绝”的态度来对待下一代；而人际关系出了问题的人，大都在于他们经常用“拒绝”的方式来否定别人。在此奉劝诸位：要给人信心，要给人欢喜，要给人希望，要给人方便，所以即使不得已要拒绝的时候，也不要轻易地“拒绝”，而要“有代替地拒绝”；不要立刻就“拒绝”，而要能婉转地“拒绝”。不要无情地“拒绝”，而要有帮助地“拒绝”；不要傲慢地“拒绝”，而要有出路地“拒绝”。 拒绝要让对方感到欢喜，拒绝对方要有艺术。 （一九九八年二月） 了不起与没有什么了不起 佛光山为纪念开山三十周年，决定制作一部有关佛光山的纪录影片，电影制片厂特别指派曾经荣获金马奖的名导演——王童先生为我们执导。他几次领队上山拍摄镜头，我偶尔请他来法堂小坐，有一次，他听我简报开山经过之后，说道：“实在了不起！”我不经意地回说了一句：“遇到一些磨难障碍，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想到这句话为王导演带来欢喜自在，此后批评他的一些言语传到耳边时，他不再烦恼，反而回答同事：“没有什么了不起！”遇到一些很无奈的事，他也不会抱怨，反而告诉朋友：“不要紧，没有什么了不起！”属下不小心犯错，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安慰对方：“不要挂碍，没有什么了不起！”台风来了，家里淹水，他不但不沮丧，反而劝妻子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不但成为他的口头禅，而且提升了他的生命境界。 我听说此事，颇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愉悦旷达，继而回顾自己一生之所以能专注于弘法利生，不为外境的顺逆高下所动摇，不也凭着这句“没有什么了不起”吗？只是鲜少有人能深切地体悟到：“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信念，实际上是建立在“了不起”的观念上。因为一旦你将自己所认为“了不起”的价值观凌驾于一切之上，自然就会觉得其他的事情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从而集中心思迈向“了不起”的目标。“了不起”的观念，养成我凡事敬重的态度；“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信念，养成我开朗、承担、果断、积极的个性。我的人生就在这两种生活态度交替下显得多彩多姿。 我生长在兵连祸结的时代里，当时家乡流传一句话：“宁为太平狗，不为乱世人。”年少时，在荒郊野地里，曾看到一朵小花在岩壁中绽放蓓蕾，迎向朝阳；也看过一撮小草在石缝中抽出新绿，随风摇曳，心里的感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因为我觉得：这些小花小草展现的生命力很“了不起”，人类如果轻易向厄运低头，虽自称为“万物之灵”，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青年时，我曾在盗匪出没的乡村办校兴学，教育乡村子弟，备受骚扰，险些失命；也曾到土豪劣绅掌权的地方上住持佛法，力倡革新，几乎被人置于死地，因为自觉生死之前“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增加了百倍的勇气面对横逆，故能履险如夷。来到台湾，最初在宜兰弘法，一位妄言证悟的同道曾持棍找我理论，拿起桌上的垫板玻璃欲往我头上砸下去，我当时想果若难逃此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默然不语，闭目静坐，这番不为所动的气势令他愕然，一场闹剧随之结束。来到高雄，因为某法师住持一间佛堂，引起一位同道不满，教唆左营海军数十人前来找我兴师问罪，只见他们来势汹汹，我自忖“没有什么了不起”，随即从容不迫地向他们开导，后来大家都带着欢喜的笑容回去。当时吓得躲在楼上的慈惠，事后和我说：“师父！你真了不起！”其实不是我“了不起”，而是“道理”“了不起”，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人，只要循着正道走，一切的磨难都“没有什么了不起”。 年少时曾偷偷地在寺院的空地里建了一个克难篮球场，看到同学们打球时那种欢喜的样子，自觉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所以立志将来要办一所四育并重，福慧双修的小学、中学，甚至大学、研究所，继续“了不起”下去。四十余年后，这些理想陆续实现，看到毕业的学生卓然有成，我反而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 三十年前，我在东方佛教学院前面的深沟填了几千卡车的泥土，建了一个约四十坪的小平台，课余时和师生谈天说地，心里的高兴不可言喻，想到穷苦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了这么一块平地，觉得很“了不起”，因此发愿以后还要建更好的设施，更多的道场，提供给大家共同“了不起”。如今佛光山上会议室、图书馆、会堂、禅堂、客堂等设备应有尽有，佛光山的别分院遍布全球各地。许多人说佛光山所建的道场富丽堂皇，美观实用，耳闻溢美之言，心念诸佛菩萨利益众生的“了不起”事迹，我们更惭愧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唯有自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能报答佛恩于万一。 也有人说我建寺好像用纸糊的，一下子就是一间，其实这一切的功劳归诸我是不对的，我只不过是从中担任穿针引线的工作，“没有什么了不起”；真正“了不起”的是万万千千的信徒，是他们点点滴滴的奉献，我们才有如此辉煌的成果。 过去交通设施不便，每次南来北往弘法，光是搭车就要花上一天的时间，途中吃素的地方可说是少之又少，一九七五年，福山寺落成，总算为大家设立了一个中途落脚的地方，无奈一些公务人员以磨人为乐，迟迟不让福山寺登记注册，八年后，才立案通过；佛光山寺也是经过十年的奋斗，才得以获准登记。如今还有一些别分院因为在高楼里面，没有飞檐翘角，碍于台湾法令，只认外貌，不认实质，无法办理寺院登记。这一切，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准登记，我依法缴税；不准设立，我据理力争。佛法妙谛能传扬开来，为世人作得度的因缘，才是我们感到最“了不起”的使命！ 佛经上说：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比不上四句偈功德。又说：一切供养，以法供养为上。短短的几句话道尽了文化事业“了不起”的功能，有感于此，在法务繁忙、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接下《觉世旬刊》的重担，四十多年来锲而不舍，从报纸形态到杂志形态，从黑白印刷到彩色照排……多少次接到读者来鸿，为我们的持续努力而喝彩，但自忖与诸佛菩萨累劫精进，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故而再接再厉，奋发继起。从《觉世》到《普门》，从“佛光出版社”到“香海文化事业”，从最初三重埔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到目前世界各地的“佛光缘书坊”…… 年少时常被师长斥责：“没有出息！”心里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坚信凭着自己的努力，必然不会辜负此生。所以不但从未记恨在心，而且由衷感谢老师肯直言教导，真是“了不起”。现在多少的匾额、奖章堆满仓库，我也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认为那不是在表扬我，而是对宗教人士贡献社会的肯定与鼓励，这一点才是奖章背后真正“了不起”的意义所在。 初来台湾，正当人生穷苦潦倒的时候，寒无衣，食无饱，甚至遭到叩门不应的难堪、尖酸刻薄的讥讽、鄙夷歧视的眼神、踹门责问的羞辱，这一切我都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一意在办道讲学上努力用心。如今，典礼邀约应接不暇，弘法行程已经排到明年甚至后年，每天接不完的电话，开不完的会议，甚至一出门就遇到路人要求签名、合照，多少的恭维，多少的赞美，我依然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我一如往昔，仍旧是一个志在人间弘法的和尚。 戒严时期，每次出外弘法，遭逢多少阻挠，自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忍辱负重，为所当为，四十年来，多少信徒成为今日佛教的中坚分子；二十多年前想送弟子出国深造，台湾佛教会种种刁难，自忖“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为他们办观光护照，虽说多花了许多冤枉钱，但他们千辛万苦，学成归来，为佛教带来多少贡献。“国际佛光会”成立七年来，会员们在各地举办各种公益活动奉献社会，得到多少肯定。但也听到许多不实的批评，自念：“没有什么了不起！”让我来给他们欢喜，让他们感动，多少人因此扭转观念，化敌为友……对干种种逆境，因为我能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态度去承担，去化解，所以后来都成为“了不起”的修行资粮。 有人说我讲经说法、慈善救济、文教事业、共修活动……度了多少人，我每次听了都觉得很惭愧，因为实际上是佛法在度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金刚经》云：“一切众生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实无有一众生得灭度者。”佛陀度无穷、无尽、无量、无数的众生都觉得无有一众生可度，我一点儿小功小德，还有什么“了不起”呢？ 也有人说我拥有多少道场、多少徒众、多少佛光会、多少会员，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个人的，而是大家的。一个人即使拥有三千大千世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伟大人物身居要位，也慨叹：“高处不胜寒！”可见金钱、名位“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们不必用权势、财富来打倒别人，因为那些都是过眼云烟，“没有什么了不起”！真正“了不起”的人“以无为有”、“以空为乐”，处处喜舍，心心念念都在众生身上。 一九六三年，我随台湾佛教会访问团赴东南亚访问归来，许多人羡慕我们能和国家首领见面，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印度尼赫鲁总理竟向我们展示办公桌上供奉的佛像，并且表示印度以佛教文化为傲，身为佛子应以发扬佛陀的和平精神为己任；菲律宾乃天主教国家，马嘉柏皋总理居然在总统府优先接见我们，并且邀请我们前来菲国传教。因此，三十年后，我将位于马尼拉市中心的苏联大使馆改建为佛教道场，弘扬大法，以实践当初的承诺。三十五年后，我在印度传授国际三坛大戒，让南北传的戒子聚集一堂，从教界本身的和平团结做起，来响应尼赫鲁生前的美意。 今年（一九九八年）二月，我们到曼谷将来自印度的佛牙恭迎来台供奉，媒体以“政治人物参加迎牙行列”为题大肆渲染；以为这回逮到一个新闻卖点，可以广增销路，其实这些所谓的政治人物都是佛教信徒，在我眼里与一般信徒无异，“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他们对于佛陀的真身舍利那种恭敬虔诚的心意。 今年（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到回教国家马来西亚弘法时，曾与总理马哈地会谈。当我踏出总理署大门时，记者们全部一拥而上，有人说：“这是马哈地担任总理十八年来，第一次接见外国宗教人士。”也有人说：“马哈地总理和别人讲话通常只有十五分钟，这次和你竟然讲了四十分钟！”其实殊荣美誉“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觉得真正“了不起”的是有“马来西亚圣人”之称的马哈地：前年我在吉隆坡的莎亚南体育馆主持八万人弘法大会时，身为虔诚回教徒的他竟默默地捐出五万元马币作为赞助基金；今年我在马国弘法，举行六场弘法大会，他也向我表达诚恳欢迎之意。 苏东坡自作一偈——“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自以为很“了不起”，但被佛印禅师“一屁就打过江”，可见“了不起”不是自封的，自以为是的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天童寺老和尚八十高龄顶着烈日晒香菇，当傲慢的日本学僧知道老和尚典座六十五年之后，不禁立刻合掌赞叹。老和尚照顾当下，同一件工作竟然默默地做了六十五年，发挥“了不起”的禅道精神，而一般人二三十年东奔西跑，攀缘附会，即使名满天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后来这位日本学僧专心修持，谦虚问道，成为一代宗师，他就是日本曹洞宗的开祖——道元禅师。所以，世间，能懂得别人“了不起”的人，自己才能够“了不起”！ 有人说我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有，但跟随我学佛的博士、硕士却不计其数，人才济济。其实我觉得：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像我的一些徒弟如依晟、永庄、满济、满义等，没有傲人的学历，也没有受过很好的写作训练，但是在我的书记室却写作成功，才是“了不起”！也有人说：“大师！你很忙，每天要接见多少‘了不起’的重要人物，我不好意思打扰你。”其实，小人物，大愿心，更“了不起”。四十年前，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写了一篇《释迦牟尼佛传》的读后感寄给我，我亲自写信给他。我觉得：花时间写一封信“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小朋友的菩提善根很“了不起”。多年前，佛光山下卖兰花的老婆婆每天傍晚都到佛殿供上一朵兰花，徒众怪她沿路兜售，有碍观瞻，我却特地招待她上山吃饭，因为煮一顿上堂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老婆婆供佛的清净心很“了不起”。每次我出外弘法回山，都送一些点心给看门的老伯，其实美味的点心“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老伯风雨无阻，坚守岗位的态度很“了不起”。我常将信众供养的礼品转赠给教育院、文化院、计算机中心、大寮典座等单位，在我心目中，再贵重的礼品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些单位的徒众不求闻达，默默耕耘的精神很“了不起”。 回顾自己的一生：尽管并不聪明，但因为觉得别人都很“了不起”，进而尊重一切，和平处事，所以能广结善缘。虽然没有长才，但因为自惭“没有什么了不起”，进而努力奋发，不断改善，所以能寡尤少过。我原本一无所有，但因为感到人间处处都是佛法、般若、清净、庄严，都很“了不起”，进而心生感恩，惜情爱物，所以能知足常乐。我的人生挫折颇多，但因为体悟一事一物都有如片云点太虚，“没有什么了不起”，进而放下万缘，不以为意，所以能自在悠然。 反观时下许多青年只觉得自己“了不起”，别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以致于社会乱象层出不穷，个人也囚禁在贪欲的牢笼里无法自拔，不禁感到惋惜。所以在此以“了不起与没有什么了不起”作为我的百语之一，希望能对大家有一点启发。 （一九九八年十月） 天堂地狱一念之间 在我弘法的岁月中，经常有人问我：“天堂地狱在哪里？”我都回答说：“天堂地狱在哪里？可以分三个层次来说：第一、天堂在天堂的地方，如三界二十八天、欲界三十三天。地狱在地狱的地方，像十八层地狱、无间地狱。第二、我认为天堂地狱就在人间，住花园洋房，生活富贵荣华的人，就好像在天堂里。局促在陋巷小室里的人们无钱、无力的苦恼，就好像是地狱。其实，真正的天堂地狱是在我们的心里。这第三种讲法，是说人们心情愉快、满足、欢喜、安乐的时刻，就像在天堂里一样；人们的心里充满贪欲、嗔恨、嫉妒、无明、怨恨的时候，就好像在地狱里一样。一个人在一天当中，时而天堂，时而地狱，来回不知多少次，因此，我认为‘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 “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如果你能懂得其中的深义，就会了解：人生不要光顾心外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必须要建设心内的“天堂”，如果心内的“天堂”没有建好，把忧悲苦恼的“地狱”留在心里，就会带给你苦不堪言的人生。所以吾人在世上生活，就算身处“天堂”，如果不能认识它的美好，天堂也会转变成为“地狱”；如果你懂得以佛法来处理困境，转化厄运，那“地狱”也可以成为“天堂”。佛经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福报，就算在天堂里也会“五衰相现”。如果有慈悲愿力，“地狱”也会成为“天堂”，像地藏王菩萨发出“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弘愿，累劫以来在“地狱”里辛勤度众，但我们认为地藏王菩萨永远是在“天堂”里生活，因为他心中的“地狱”早就已经空了；佛陀虽然降诞在娑婆世界，我们也不认为佛陀生在五浊恶世，因为佛陀是在净土法性的境界里生活。还有观世音菩萨抱持悲心寻声救苦，所以炽烈的火焰也化为朵朵清凉的莲花。富楼那尊者抱定坚决的意志到边地去度化恶民，所以在别人眼里如“地狱”般的边地，在他眼里却如“天堂”道场般的自在。 此外，历代以来，多少伟大的仁人志士即使被冤囚囹圄，却不忘济世利生的抱负，像司马迁在监狱中完成不朽的巨作《史记》，甘地在监狱里能争取到印度的独立，反观有许多人虽住高楼大厦，却痛苦不堪。所谓“心中有事世间小，心中无事一床宽”，如果你拥有慈心悲愿，牢狱也可以当作天堂；如果你整天烦恼愁肠，心中充满怨恨不平，天堂也是地狱。像一些犯了罪的人，纵使侥幸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每天住在“心里的牢狱”还是不好过。 我数十年的出家生活，也是经常在“天堂”、“地狱”的门前徘徊，感谢佛法的妙意，让我在受诸苦难的时候，信仰中的正知正见指引我，让我能甘之如饴，例如丛林十年的参学期间，在缺衣缺食的生活里，在无钱无缘的遭遇下，我总能生起善美的“一念”，认为这是难得的磨炼，所以能够无怨无尤地接受；不公平的委屈、不应有的难堪纷至沓来时，我也往往浮现光明的“一念”，视之为“当然”的教育，因此也能够心安理得地度过，就这样，我经常在“地狱”的门口转身再回到“天堂”里。 经典中记载：大迦叶尊者在塚间修行，日中一食，佛陀见他年迈，劝他迁住精舍，但他却感到自己如居“天堂”。颜回“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而他却觉得住在“天堂”，所以“不改其乐”。挑水和尚整天和乞丐生活在一起，还不忘赞美生活的洒脱，因为他坦荡直心，即使身卧臭秽，也如处在“天堂”一般任性逍遥。禅师云：“热的时候到热的地方去，冷的时候到冷的地方去。”人皆怪之，禅师却认为是修行的最好方式，因为他体会到，若在任何处境下都能甘之如饴，当下就是“天堂”了。 回想起来，实在惭愧自己不才。记得在受戒的时候，每天凌晨三点起床，夜间十点睡觉，老师每次讲戒，戒子们都得跪着听讲，每逢早晚课诵，往往才拜到地上就睡着了，老师用脚踢我的头，才知道赶快爬起来；有时候在丹墀里跪久了，小石子陷在膝盖里，当使劲拔出来的时候，往往血流如注。有人说这好像是“地狱”里的生活，好在我即刻提起“一念”：“我要能经得起‘地狱’的磨炼，才能堪受佛法大任。”如此念念相续，才让我得以圆满受戒。在丛林修学期间，每天三餐不饱，经常饿得心中发慌，四肢发抖，每值隆冬深夜，大雪飘飘，唯有将自己缩成一团，才聊以御寒。有人说，这像“寒冰地狱”、饿鬼畜生的生活，幸亏当时心中生起“一念”：“佛陀在修道时，不也曾以马麦充饥，我何不能？”就这样在面临地狱、饿鬼、畜生等恶道般的境界时，幸赖佛陀的慈光加被，将我一次又一次地引导进入“天堂”的世界。 我对人曾经也起过不少嗔恨的念头，我在生活里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执著妄想，还好经常在面临“地狱”的边缘时，有佛法以为指南，所以能将“一念”迷惑转为觉悟，“一念”烦恼转为解脱，“一念”怨恨转为慈悲，“一念”地狱转为天堂。感谢自我的“一念”，让我在面临挫折时能够化解，让我在遇到困境时能够回转，所以我一直倡导人生应该要回头、转身、改心、换性，为什么呢？因为心中的烦恼无明是“地狱”，心中的菩提正见是“天堂”；心中的忧悲苦恼是“地狱”，心中的安乐幸福是“天堂”；感受的委屈不平是“地狱”，意会的平等和谐是“天堂”；自私执著是“地狱”，大公正直是“天堂”；贪欲嗔恨是“地狱”，喜舍愿力是“天堂”；懒惰懈怠是“地狱”，勤劳精进是“天堂”；愚痴无明是“地狱”，般若智慧是“天堂”……“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只要我们将心中一念的“地狱”摧毁，用自己的正念在心中建设永恒的“天堂”，就可以使我们远离颠倒梦想，所谓“地狱除名，天堂有份”，何乐而不为呢？ 过去，信徒问一位禅师说：“天堂地狱在哪里？”禅师即刻将他的头按在水桶里，经过一段时间，禅师才放开双手，让他的头冒出水面。禅师问他：“水中的滋味如何？”他回答：“像在‘地狱’一样。”禅师又问他：“现在出水之后感觉如何？”他说：“像在‘天堂’一样。”我们一般人不也如同这位信徒一样，没有经过水下呼吸困难的感觉，不了解本来的生活就是“天堂”。一位家财万贯的董事长居住在高楼上面，时常为经济周转运用而担心，为员工要求加薪而烦恼，秘书劝他把烦恼送给住在高楼下面陋屋里的一对年轻夫妻，富翁问如何送法？秘书说：“给他们一百万就可以办到。”富翁起初不甘愿，经过解释之后，亲自送上一百万元。这对年轻的夫妻收到巨款，起先欢喜不已，后来为了如何将这一百万收藏妥当而左思右想，一夜无法成眠，才知道上当了。第二天，他们赶紧把一百万元还给富翁，并且说道：“你的烦恼还是还给你吧！”所以，不懂得金钱，金钱就是“地狱”；不懂得感情，感情就是“地狱”；不懂得人我相处之道，人我相处就是“地狱”。不懂得经营事业之道，事业就是“地狱”。因此，天堂地狱在哪里呢？“天堂地狱在一念之间”，如果不懂得这“一念”之间的奥妙，即使当下的生活就是美好的“天堂”，也会被转为苦恼的“地狱”。 古人说：“天堂和地狱”只在知足与不知足的分别；知足的人虽卧地上，也如同“天堂”，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如同“地狱”。我经常在世界各地云游弘法，在不少国家看到不少非法入境的民众寄人篱下，在辛苦工作之外，还要躲避警察的搜查，但他们依然充满着求生的斗志，努力打拼，只为了能在异乡找到一个落脚的“天堂”；但是也有许多有钱的子弟出国深造定居，甚至于一些青年佛子兴致勃勃地发心到海外弘法，但当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风俗民情时，便觉得身在异域如同在“地狱”一样无法接受，可见哪里是“天堂”，哪里是“地狱”，很难有一定的标准。 在西太平洋的美加等国，科技发达，物质丰富，真有如置身“东方琉璃净土”一般，但许多移民居住不久，又再返回家乡，重起生活的炉灶。在南半球大洋洲的澳新等国，阳光充足，空气新鲜，水流洁净，土地平广，真有如处在“西方极乐世界”一样，但很多移民不能安住，却又回流故里为稻粮谋。由此可见，“天堂”，自有“天堂”的福德因缘。这就好比：牛棚，是牛的“天堂”；猪圈，是猪的“天堂”。山林，是狮虎的“天堂”。海洋，是鱼虾的“天堂”。所谓“金角落，银角落，不及自己的穷角落”，只要自己能够安心自在，到处都是“天堂”。 回想一九五二年，我初抵宜兰雷音寺的时候，寺中没有厕所设备，如要方便，必须跑二十分钟的路程，到火车站的公厕；要阅读写作的时候，都得等到晚上信徒散去，把佛龛前的灯饱拉到卧房门口借光。今天在中山路边的雷音寺占地约三万尺的十七层大楼耸入云霄，这证明了当初的简陋，只要有心，也能庄严成为“天堂”。三十多年前，初建佛光山时，满山遍谷高低不平，麻竹荆棘寸步难行，每次徒众通报信徒香客来访，光是从这一个山头跑到那一个山头，就足以让我汗流浃背，但现在佛光山的建设不也被大家公认为佛教圣地，“天堂”净土吗？ 抗日战争逃难时，我曾在神庙挂单；兵祸避险时，我也曾和数十人同挤在一个车篷里。贫穷无立锥之地时，我曾和三位同道合盖一条棉被；在牢狱里落难时，我也曾被捆绑在梁柱上，久久不得动弹……但那些都是我通往“天堂”的路径。感谢这些因缘，使我时时刻刻都珍视当前所拥有的一切，即使居住在窗户不全的陋室，或是不蔽风雨的走廊通道，当我想起天地是我的天地，世界是我的世界，一股使命感油然从内心生起，“天堂”仿佛就在眼前。凡此都使我体认到不但知足常乐是“天堂”，慈悲喜舍是“天堂”，服务助人是“天堂”，宽宏大量是“天堂”，彼此体谅是“天堂”，欢喜融和更是最美好的“天堂”境界。 一九九二年成立国际佛光会以来，我在世界各地提倡“欢喜与融和”，当我看到大家实践时，我觉得那就是“天堂”现前；我在全球各国主张“同体与共生”，当我看到大家体认万物一如的理念时，我觉得他们拥有了“天堂”；我四处宣扬“圆满与自在”，当我看到大家都懂得奉行的时候，“天堂”俨然就在人间；今年我在多伦多召开国际佛光会第七次世界大会上，以“自然与生命”为题发表演说，鼓励佛光会的大众尊重自然，珍惜生命，当台下听众与我生起共鸣时，我感到“天堂”就在我们的四周。因此，“天堂”无须他觅，内心里的人我和谐是“天堂”，观念中的众生平等是“天堂”，彼此间的尊重包容是“天堂”，苦乐处的有无中道是“天堂”……凡事只要合乎自然的法则都是“天堂”，从而更深深感受到奉行佛法里的五戒十善、六度万行、四无量心、四弘誓愿、三十七助道品都是“天堂”。“天堂”不但是我们自己的善心美意，也是落实在天地间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佳言懿行，更是众生有情内心的禅悦法喜。 在我半个世纪弘法的生涯中，我自己对修行的体验，感觉到安守本分是我的“天堂”，随缘生活是我的“天堂”，利乐有情是我的“天堂”，安僧办道是我的“天堂”，甚至于对人不忘一个承诺也是我的“天堂”，对人不吝布施一个笑容也是我的“天堂”，对人说一句好话也是我的“天堂”，对人一点帮助也是我的“天堂”。 前不久，我提倡“慈悲爱心人运动”，别人的感受我不知道，不过在我自己而言，我感觉那是我的“天堂”；今年我又再提倡“三好运动——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以身口意来奉行佛法，去除贪嗔痴，我觉得那也是在建设我的“天堂”。 在世界各地弘法之余，有时候我到海边喂食海鸥，它们与我同享面包、饼干，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彼此无间的“天堂”；有时候我到湖边饲养游鱼，它们回旋来去，悠游自得的样子，也让我感受到当下就是物我一如的“天堂”。此外如黄金海岸的鹦鹉、加拿大的雁群、威尼斯的鸽子、澳洲的袋鼠等等，当我们互相交会的一刻，我都觉得和它们建立了同在“天堂”的因缘。 近年来，由于岁月增长，渐感年老力衰，更觉得要把自己身心建设成为“天堂”净土的重要性，所以，高山原住民送我的一块石头，我视之如“天堂”的宝贝；印度拉达克的小女孩送我一朵野花，我也觉得那是来自“天堂”的礼物；甚至早晨的一份报纸是我的“天堂”，晚上的一本好书也是我的“天堂”；朝阳微风下的散步跑香是我的“天堂”，日落余晖下与徒众接心也是我的“天堂”；宁静的自处时刻是我的“天堂”，热闹的集会时刻也是我的“天堂”；对诸佛菩萨的信仰恭敬是我的“天堂”，对学生弟子的开示说教也是我的“天堂”；十方法界的自然生命是我的“天堂”，一切众生的幸福安乐也是我的“天堂”……我要好好珍惜这“一念之间”建设的“天堂”，让它扩大升华，希望心香一瓣，法界蒙熏，能成为世人共有的“天堂”。 在佛教里有一首偈语说得好：“三十三天天外天，九霄云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你想要享有“天堂”的福报吗？“天堂就在一念之间”，如果你能坚守这“一念”，不随恶道境界所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把欢喜祝福布满人间，将清静正念安住心里，那么随所在处，你都能拥有“天堂”的幸福与安乐。让我们自己为自己的内心建设一所“天堂”吧！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行善与教化 一九九九年，我已经度过一个甲子的出家生活，假如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出家？”我会回答：“为了圆满人生，做个好人。”他若继续问我：“如何圆满人生，做好人呢？”我会毫不迟疑回答他：“行善与教化。”的确，回想起来，“行善”，是我这一生努力的目标，“教化”，是我们出家人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行善与教化”可以说就是我一生努力的目标。 仔细回忆起来，影响我“行善”性格最多的人，是我的外婆——刘王氏老太太；培养我“教化”责任感最大的，是我剃度的恩师——志开上人。虽然我生长在农村的家庭，但我从小就有慈悲的性格，见到一个穷苦的人，我会心生怜悯，恨不得将自己所有的东西掏出来给他；即使听到山上一个老公公可怜的故事，我也当真地想尽办法去救济故事里面的主人翁；对于小动物，如小猫、小狗、小鸟、小鸡等等，我更是爱护有加，甚至经常为了它们的饮食，自己都忘记了吃饭，家人中只有外婆赞美我，说我有慈悲心。及至今日，我虽做不到舍身救世的言行，但对一些小事小善，我确实喜欢周济疾苦，予人方便，想来与外婆的鼓励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出家以后，师父志开上人要求我勤于读书、写作，培养聪明智慧，并且告诫我立志将来要讲经说法。记得有一回夜行，我打着灯笼为师父照路，师父指着微弱的灯光，说道：“我不希望你用灯光来为我照路，只希望你将来能用佛光照亮世人。”后来我在焦山念佛学院，他在栖霞山，一听说我写了文章在报纸上发表，马上就叫人坐火车到镇江购买这份报纸；他一知道我在哪个场合参加学生讲演比赛得了奖状，也写信叫我将讲稿寄给他看。有感于师父对于我的爱护与期望，当我在台湾把《释迦牟尼佛传》完成之后，马上寄了第一本给他老人家评阅。后来听说师父被列为批斗的黑名单，不知与我寄书是否有关系；但他收到以后，仍设法将他的欢喜与欣慰写在香烟的锡箔纸上，托人带来给我。我接到他的音讯，真是感激涕零。此后，我对干外婆鼓励我的慈悲及师父鼓励我的教化度众，更坚定誓愿一生奉行到老死为止。 为了实践“行善”与“教化”，我总是努力告诉自己要勤行效法诸佛菩萨“福慧双修”与“悲智双运”的精神，因为行善要有福德慈悲，教化要有般若智慧，才能广度众生。 所以，数十年人生一路走来，有人主张放生，我就举办放生法会，但是我觉得在放生之后，更要紧的是“放人”。多少人在水深火热中，等待着我们援助；多少人在饥寒交迫下，等待我们救护；多少单亲家庭需要春风吹拂；多少孤独老人等待暖流到来；多少四肢不全的伤残人士，需要阳光；多少家遭急难的不幸者，盼望援手。所以我对放生行善的观点，总觉得“行善”也是“教化”人间。 有人说为人看病很重要，我也成立诊所医院，为穷苦的人免费诊疗，但我觉得佛教的使命，治心比治身更重要，所以我设立云水医院，不但送医疗到偏远地区，而且派有善说佛法的法师随队出诊，随机、随缘为病患解答生活疑难，做心理上的辅导及开示。因为我觉得，心病好了，会增进身体的健康。 有人说养老育幼很重要，我也办养老院、孤儿院、托儿所、幼稚园，但是我觉得并不单养老育幼重要，生、老、病、死都是人生重大的问题，所以我开创佛光山的时候，决定要将人一生所有生、老、病、死的问题都能用佛法解决，让佛光山的内容，可以成为“人一生的慧命之家”，甚至我鼓励大家应当今世往生佛光净土，不必等到来生。 说到“教化”，有人说兴学、出书很重要，我不但兴建佛教学院，培养弘法人才；兴建普通小学、中学、大学，培养社会人才；办理佛教杂志，弘扬佛陀的真理；开设佛教出版机构，宣扬佛陀的法音；我更觉得应该进一步效法佛陀的观机逗教、应病与药及观音的普门示现、随类应化的精神，关照到所有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众生。因此，对于喜欢念佛的信徒，我为他们组织念佛会；对于喜欢参禅打坐的信徒，我为他们设立禅堂，开办禅坐班；对于想要学习各种技艺的信徒，我为他们开设佛教插花、素食烹饪、书法抄经等班级，让他们在学习的同时，也领略到佛法的奥妙；对于前来拜佛，而不知如何安顿儿女的信徒，我举办儿童班、安亲班，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甚至看到有些信徒前来道场，既不是来拜佛，也不是来求法，而是心中有苦闷，想要找人诉说，我就设立客堂、谈话室、心理咨商，让他们前来倾吐心事，并为他们解决烦恼。看到有些信徒只是来寺院喝茶参访的，我就设立滴水坊，并且安排知客带领他们参观；看到有些信徒只是想来品尝素斋的，我就设立会馆餐厅，招待可口的素菜……甚至我标举“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作为佛光人的工作信条，无非都是基于效法诸佛菩萨“行善”的慈悲，行“教化”的方便。 对于徒众，我也是量才为用：长于慈悲心的，我都鼓励他们从慈善事业；长于口才的，我就鼓励他们从事各种教学；长于行政的，我就安排他们到各教会去服务。就这样，各方的救灾救难、养老育幼、急难济助、家庭辅导、残障关怀、社会教化、监狱弘法、学院教书以及各种慈善、教育、文化、福利事业兴办起来。我们积极从事的原因，为的就是要让世间“行善”的人越来越多；甚至对于一些思考文才的青年学子，他们的思想灵活，智慧见解过人，我就鼓励他们著书立说，弘化十方，以实践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怀。 我抱持着“不舍一件善事，不舍一个众生”的理念去做事，常常最初得不到共鸣，但最后总能让大家明白我的苦心没有白费。佛光山刚开山的时候，经常有人将路边捡到的小孩送来山上，因为他们的到来，必须要到户政机关设立户口，但因没有人敢收养，我就叫他们登记在我的名下，跟着我俗家的姓，全都姓“李”。现在他们都成家立业，不但没有增加我的负担，而且生活幸福美满，令人欣慰。高雄县设立约可以容纳两百个老人的崧鹤公寓，要交由我认养照顾，许多人都和我说：“这可是一项很大的负担啊！”数年后一次供僧法会中，忽然看到许多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婆们也走到台上表演唱歌、舞蹈，一副豁达开朗的样子，经司仪介绍，才知道原来都是老人公寓的居民，让大家看了都觉得感动不已。 与“教化”比较起来，“行善”实在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在佛光山建寺安僧、弘法度众、办学校、办杂志、发展文化教育，都是捉襟见肘，“日日难过，日日过”，但是办慈善事业却可以让我在紧急迫切的时候，得到及时多方的资助，例如，有一次佛光山支不出工程款，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和“宜兰仁爱之家”借了五十万元，后来负责人一再向佛光山提醒，那种逼债火急的样子，虽然让人生气，却也感到我平日“行善”助人，能在紧要的关头得到慈善事业资助，心中还是十分安慰。 记得多年前，朝山会馆的服务小姐向我抱怨，许多信徒在朝山会馆吃完了饭，却将油香钱拿到育幼院去捐献，我安慰他们：“‘行善与教化’都是度众的法门，不要因为捐献的去向而妄分彼此。”虽说如此，但是从这一件小小的事情上，就可以看出社会上一般人对于慈善事业的偏好。究其原因，不外是因为人人都能布施“行善”，人人也都能接受布施“行善”；但不是人人都能从事“教化”，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教化”。 尽管有人行善后悔，慨叹“善门难开，善事难做”，其实“行善”只要随心随力，不望报答，实在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例如，当大家看到生物学家将老虎、狮子养大之后，放回山林，那种欢喜踊跃的样子，不正说明了“行善乃快乐之本”。 不久前，圣地亚哥动物园花了数百万美金，将威鲸送回冰岛的家乡，引起了世人一致的喝彩，成为大家茶余饭后谈论“行善”的花絮。我也常常将被风吹落地面的小鸟拾起来抚养，将找不到妈妈的小松鼠捡回去保育，为它们取名为“满天”、“满地”，虽然它们长大之后，我都放回自然，任其遨游，但是多少年来，心中的祝福欢喜仍然不减。“教化”就困难多了，不但要观察众生的性格，耐烦地应机施教，而且往往好不容易度化了一个人来学佛，但就因为一件事情不能顺应他的心意，而前功尽弃。姑不论吾等凡夫福薄慧浅，即如大圣佛陀度众何止千万，但对于城东老母，虽然想尽办法，种种教化，还是无法接引她得度。对于提婆达多，虽然佛陀也是谆谆教诲，循循善诱，也无法抑制他累劫以来贪婪私心的习气，只有忍见他堕入地狱受苦受难。 虽说“教化”如此困难，诸佛菩萨及历代祖师大德们仍不减悲心，孜孜矻矻，行化各地，弘法度众，这是因为唯有“教化”，才能从根本上济助众生渡过苦海，到达解脱的彼岸。 佛世时，善德居士在家中设立大施会，供养各类宗教的出家人及一切贫穷、孤独、下贱乞讨的人，以为功德巍巍，但维摩诘尊者却说：“真正的大施会，应该以法施为重，为什么你却只设立财施之会呢？” 印度阇婆国高僧求那跋摩尊者被迎请人京时，宋文帝亲自拜见，并且向他请法，问道：“朕想要持斋戒杀，但是朕日理万机，实在难以两全啊！请示大师，我该如何是好呢？”求那跋摩尊者回答：“帝王与凡夫的修持本来就因地位不同而有分别。君王拥有天下四海，地位超过世人之上，只要您一句好话、一项德政就能使文武百官、庶民百姓普受利益。这就是真正有意义的斋戒‘行善’。” 可见“行善”固然要紧，“教化”更能契合佛心。像我每年在各地救济穷苦，但许多人拿了赈济品之后，不但没有谢意，而且丢下一句：“下一次东西要再多一点啊！”那种贪求无厌的样子，真是令人慨然！ 我也尽力养老抚孤，但一些人在舒适的生活起居中，仍经常争吵不断，那种嗔心炽盛的样子，委实让人叹息。无怪乎西哲有云：“给他一张桌子，不如给他一块木板，教他如何做成器具。”所以，一九八八年，我举办“送爱心到泰北”活动，借着运送物资之便，发起“以设立工厂来代替救济”，承蒙泰北第三军军长的女儿李健圆小姐深表赞同，多次为此到台湾来募款，我也鼓励信徒给予支持赞助，可惜力量渺小如我们，仍如杯水车薪，无法解决问题。我也曾经多次到兰屿、绿岛、小琉球等地举行冬令救济，事后看到当地同胞心灵上的空虚仍然无法解决，令我体会到古人所言“救急不救穷”，诚乃经验之谈，想起“慈济功德会”在世界各处济贫救苦，功德无量，应该也深有同感，希望各界继续给予鼓励支持。 记得有一次信徒座谈会上，陈秋琴师姐举手发问：“‘行善’与‘教化’孰轻孰重？”慈容法师答道：“‘行善’就好像孩子哭闹不乖的时候，父母塞给他一颗糖吃，使能暂时止啼；‘教化’则好比父母花时间耐心教导孩子做人处事的道理，让他了解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陈师姐很有慧根，一听就了解到“行善”与“教化”的分别，从此多少年来，与夫婿刘招明居士两人出钱出力，护法卫僧，不遗余力。 也有人问我：“从事救济事业和建筑寺院孰轻孰重？”我觉得不必互相比较，因为众生各有所需，吃饭配菜固然可以当饱，喝牛奶吃面包同样也能充饥。我一生在五大洲建立一百多个道场，我觉得都不是居家，而是教化人心的学校，一个灰心失意的人进寺院拜了佛之后，往往能够鼓舞精神；一个事业受挫的人听到法师的一句开示，或许可以重建幸福人生。所以我常说：“寺院像加油站，能为人加油；寺院像发电厂，能为人充电；寺院像百货店，能让各人选取所需的佛法；寺院像医疗所，能诊治心病；寺院像慧命家，能长养心灵所需的养分。”寺院对于一个人如此重要，难道不是在“行善”吗？因此“行善”也好，“教化”也好，在我看来都是同等的重要。 然而，世间就是因为有很多分别，才会产生许多纠纷，如果能将“行善”与“教化”看成人之双臂，鸟之两翼，“行善”与“教化”不都是一样的吗？像我在荷兰建寺的因缘，是因为当地一个即将临终的老婆婆和儿子说：“如果没有出家人为我往生助念，死了我也不甘心。”后来她的儿子找到罗老居士念经，罗老居士又找到佛光山，千里迢迢请我去建寺安僧；澳洲许景河的女儿发生不幸的意外，中天寺法师给予种种支持，让他感觉到佛寺道场对于当地家庭、居民的重要性，此后学佛更加虔诚；还有许多旅行的人到新西兰有了一些意外，常常得到佛光协会干部们的各种协助，因而激发他们要在各地建寺；旅美企业家陈正男夫妇也是有感于我为他的父亲往生前往诵经祝福，后来不但资助佛光山各地道场及佛光大学图书馆的兴建，而且对佛教的文教事业热心捐输。佛光山许多道场及事业的兴建就这样先从“行善”开始，能进一步达到“教化”的功用。 有鉴于“行善”的重要，我在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下设有“慈善委员会”、“急难救助委员会”，后来，台湾佛光总会里面也成立“慈善委员会”、“急难救助委员会”。有人问我：“为什么设立那么多种慈善的单位？”我告诉他：“‘行善’还怕多吗？”最近巴布亚新几内亚因海啸而造成灾难，佛光会用直升机载救济物品前往赈灾，中南美洲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等国的风灾，佛光会也几次用货柜运送粮食前往济苦。《华严经》云：“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这一点点的善心美意，能让他们沽上一点法缘，能让他们生起追求真理之心，从此寻得人生的方向。更祈愿这一点点的财施回向给十方一切众生，让大家能够究竟离苦，共成佛道，则于愿足矣！ 总之，“行善”是“教化”之初阶，“教化”是“行善”之究竟。今天我们的社会所普遍缺乏的，既不是丰盛的物质，也不是繁华的街市，而是“行善与教化”的心意及行动，所以目前我在各地提倡“三好运动”——说好话，存好心，做好事。如果大家能从彼此的关怀做到彼此的劝勉，从物质的共享做到思想的交流，从慈善的广被做到文教的发展，从环境的美化做到心灵的净化，相信我们的社会必定会更加安定和谐，我们的国家必定会更加富强康乐。 （一九九九年七月） 要空，才能有 我刚出家时，奉家师志开上人之命到栖霞律学院就读。有一天，教授中文的觉民法师在黑板上写了“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十个字，要我们以此为题写一篇作文。我当时才十二岁，自上课以来，从未听懂过一句经文，而这十个字更像天书一样，叫我摸不着边际，只好东抄西凑，糊里糊涂地交了卷。及至后来，我历经世事沧桑，又讲说过多次《心经》和《金刚经》，当再度回忆起当年这个题目时，才恍然大悟：“菩提无法”是“空”，“直显般若”是“有”，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要空，才能有”。 世上的人往往将“空”与“有”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认为“空”的不是“有”，“有”的不是“空”。但佛教阐释宇宙人生真理时，认为空了，才能有；不空，就没有。例如，茶杯空了才能装水，皮包空了才能放钱，房屋空了才能住人，土地空了才能建楼，甚至鼻子空了才能呼吸，耳朵空了才能闻声，嘴巴空了才能嚼物，肠胃空了才能纳食，不“空”，怎能“有”呢？ 空，实在是最富有建设性的真理，只是很多人误解了“空”的意义，甚至认为天也空，地也空，世间也空，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其实，“空”，听起来好像是一无所有，但虚空不是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吗？“空”，看起来好像是无形无相，但虚空入方则方，入圆则圆，不是具有超越对待，无所不相的功用吗？ 佛教的“空”，是用来说明：森罗万象都是各种条件聚合而成，所以不但宇宙中没有独立存在的事物，而且彼此之间都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关系、条件，在佛教里叫作“因缘”。龙树的《中论》说：“诸法因缘生，我说即是空。”又说：“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以无空义故，一切法不成。”由此可见，佛教讲“空”，是要“空”诸执著，“空”诸两边，“空”诸假相，“空”诸对待，以还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世界。因此，“空”不但没有破坏性，而且是建设宇宙人生的本体。经云：“若欲识得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我们如果能够彻悟“空”理，将自己的心量扩大得像虚空一样，就能够理事圆融，事事无碍了。 佛陀上升切利天为母亲说法三个月之后，返回人间，弟子们听说此事，争相迎接。莲华色比丘尼运用神通，抢先到达佛陀的面前，恭敬地行接足礼，并且说道：“弟子莲华色第一个来向佛陀接驾。” 佛陀却说：“第一个来迎接我的不是你，而是在王舍城岩洞中宴坐观空的须菩提。能够见到‘空’的真理，才是真正见到佛陀的人。” 又有一次，佛陀在灵山会上，拿了一颗随色摩尼珠，问四方天王：“你们看一看这颗摩尼珠是什么颜色？” 四方天王看了之后，有说是青的，有说是黄的，有说是赤的，有说是白的，佛陀就将摩尼珠收回，舒开手掌，又问他们：“我现在手里的这颗摩尼珠是什么颜色？” 天王们不解佛陀心中所指，不约而同地回答说：“佛陀！您现在手里根本没有东西，哪有什么摩尼宝珠呢？” 佛陀告诉四大天王：“我将一般世俗的珠子给你们看，你们都会分别它的颜色，但真正的宝珠在你们面前时，你们却视而不见，这是多么颠倒啊！” 的确，世人颠倒，执著幻有，迷己逐物，因此，有所收获的时候就欢喜雀跃，有所失落的时候就忧悲苦恼；诸事顺遂的时候就兴奋无比，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垂头丧气，自己的情绪完全被外相所主导而不知。如果我们能够认识世间一切的事物皆为无常不实，从而用“空”的真理来调和统摄这些对待的观念，那么无论有也好，无也好；苦也好，乐也好；难也好，易也好；荣也好，辱也好……在在处处，都能做到《金刚经》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能无所不住，这样的人生不是很洒脱自在吗？ 记得我刚来到台湾时，身无长物，但我不觉得穷，也不觉得苦，因为十年丛林的“空”慧教育，让我感受到一个人不必以拥有物质为满足，试想天空中，星月交辉可以供我自由欣赏。公园里，花树缤纷可以让我恣意观看；市街上，各种道路可以任我行走；自然界，鸟兽虫鱼可以随我结缘。我深深感受到拥有三千大千世界的富有，更由衷地感谢伟大的佛陀，他千辛万苦体验出来的“空”理，让我能遵循、学习、效法、享用。由于我有一颗“空”虚的心接纳一切，时时刻刻都以感恩知足的态度服务奉献，结果为自己带来很多的机缘。由于我用一颗“空”灵的心看待事物，在在处处都以法喜无限的胸怀弘法度众，结果为佛教开拓崭新的天地。我体会到佛教“要空，才能有”的真谛，实在是人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既然我了解自己到世间来，是“空空”而来。在世间生活，是“空空”而活。因此我对于世间的拥有，也懂得“空空”而有。一九五七年，信徒供养我一栋精致的花园别墅作为进修之用，我取名为普门精舍，美则美矣，但我不认为是我所有，因此我于一九五七年，“空”去了这栋房子之后，在台北县三重埔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为佛教文化而努力，后来因为法务兴隆，不敷使用，迁往高雄市中正路圆环边，并且附设了一间幼稚园。三年后，有鉴于培育僧才方为佛教根本的基础，我又“空”去了这栋位处黄金地段，静中带旺的房舍，来到佛光山垦荒辟莱。就这样，以小“空”间换大“空”间，如今所办的佛教事业越来越大，所建的佛教道场越来越多，但我不觉得大，也不觉得多，甚至我不觉得自己“有”，因为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为大众所“有”，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因缘罢了。 常有人问我：“佛光山有这么多宏伟的建筑，甚至在世界上有百余间别分院，这么庞大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我都告诉他们：“是从‘空’而来的。”即以佛光山而言，它本来是一座刺竹丛生、野草没胫的山丘，没有人肯来开垦，遑论住人，但经过大家胼手胝足，一番努力之后，不就“空中生妙有”了吗？ 佛光山之所以能由荒山辟为圣地，诚如我在开山伊始时所提出来的理念：“以无为有，以退为进，以空为乐，以众为我。”亦如我在大佛城开光时所说的法语：“取西来之泉水，采高屏之沙石，集全球之人力，建最高之大佛。”正因为是众缘合和，所以是“空”义所成；正因为我“空”无贫乏，所以众擎易举，集腋成裘。如今在佛光山，有三千个人生活、吃饭，我既无祖上遗留的田产，又不经营世俗的商业，甚至股票、期货我都一窍不通，我只是有心建寺安僧，办道弘法，因此能以一瓣心香聚合众力。如果我私蓄金钱，自己享有，就不会有万千的因缘集拢而来共襄盛举了。“空”，就是如此美好的真理！ 不只佛光山是以“空”建设起来的，许多别分院，像南非的南华寺、澳洲的南天寺、中天寺、美国休士顿的中美寺等，甚至还没有派人去弘法，就已经开始建起道场来了，因为哪里有“空”，哪里就有佛法，就有真理，就有信心，就有愿力，所以即使百亩广大之地，也不为难也！除了道场之外，我一切的佛教事业莫不是从“空”而“有”。像开办佛光山丛林学院时，因为没有人肯借用场地，所以我就自己发心以炒面来广结善缘，就这样才有了松山路的一层楼房，作为办学之用。后来法缘殷盛，又陆续有了普门寺、台北道场。开办西来大学之初，连校址都是借西来寺一角，我以写字赠人的方式结合众缘，数年前接收了一所耶稣教大学的校地，扩大招生。佛光大学光是整地就所费不赀，我用一人一月百元的方式来募集基金，后来还另外开办了一所南华大学。佛光会刚开始一个会员也没有，我是用理念来号召大家，现在百万会员遍布各地。这些不都证明了“真空生妙有”，诚为不可思议的真理也。 我们经常听到社会上一些人为了名利财物而争得头破血流，反目成仇，甚至一些寺院也为此而纷争不断，对簿公堂。还有历史上，为了争土地空间而侵略别国，大肆屠杀者也不在少数，我有幸接受佛陀“空”的教诲，不伎不求，所以走遍世界各地，都能祥和无争。像我在雷音寺虽然一住数十年，但我不要作住持；我建立了第一座道场——宜兰念佛会，但我不曾将所有权登记在自己的名下；甚至佛光山及海内外各别分院，没有一块土地没有一栋房子是以我为所有人或管理人。但奇怪得很，无论我走到哪里，徒众们最怕我讲一句话：“我不要这里，我要走了！”可见人生世事真如《心经》所言，无所得而得才是真得；从有形有相上求取的事物，即使占有，亦非真有。 社会上，因为完全不了解佛法而误解空义者，固然在所难免，对于佛法一知半解而误导空义者，也大有人在。例如，有些人以为一切皆空，无常幻化，不应执著，所以什么都不在乎；有些人觉得一切皆空，应及早出离，不应贪取，所以主张自修自了；甚至有些人卖弄世智辩聪，以空义来眩人耳目。其实，如果执著于不执著，不也是一种执著吗？贪取于清净无为，不也是一种贪取吗？以不知佯装知，不更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吗？这些人既然无法与“空”的真理相应，又怎能拥“有”佛法的真实受用呢？ 像佛陀，春夏秋冬皆着一粪扫衣固然觉得自在悠游，即使披上帝王所赐的金镂衣也丝毫不感到骄傲；既可以粗茶淡饭度日，也可以美味佳肴佐食；既能够在树下餐风露宿，也能够安住于琼楼玉宇；既可以自己独处山林，也可以与四众弟子共处。受到尊崇供养时始终如如不动，被人毁谤诬蔑时也不疾言厉色……佛陀对于富贵贫贱、穷通得失、善恶净秽、美丑高下，既不系念于心，也不随世逐流。这种随遇而安，将“空”理落实于生活的精神正是佛陀最大的“富有”，也是佛陀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 提婆菩萨、慧思大师等高僧大德，虽多次遇到恶人的毒害，甚至被置之死地，仍不减其破邪显正、弘法度众的悲愿，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得知，这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忍辱负重，生死一如”的精神，无非也是源自于持久修行所获得的般若“空”慧。 从大陆到台湾的弘法生涯中，我曾经受到同道的排挤，也曾经遭到异教徒迫害；我曾经遇过无数次的阻挠，也曾经多次被人诬告而成为安全单位调查的对象，甚至因为间谍嫌疑而尝到牢狱之灾。我之所以能无怨无悔，不屈不挠，屡仆屡起，履险如夷，是因为古圣先贤无我奉献的精神，始终如黑暗中的明灯一样照耀着我，让我生起无比的信心与勇气。《心经》上说：若能“照见五蕴皆空”，就可以“度一切苦厄”，诚乃不虚之言也。 有一个学僧问惟宽禅师：“道在哪里？” 惟宽禅师答道：“只在目前。” “我为何见不到呢？” “因为你有‘我’在，所以见不到。” “我有‘我’在，所以见不到；那么，禅师，你呢？你见到了吗？” 禅师回答：“有‘我’，有‘你’，更见不到了。” “如果无‘我’，无‘你’，见得到吗？” “无‘我’无‘你’，谁能见道呢？” 所谓“借假修真”，世间一切事物固然是幻化皆空，对待而有，但我们也要在这缘起假有的你我人事之中修持，否则，如何体证“真空不碍妙有，妙有不碍真空”的真谛呢？因此，在十年的丛林参学中，我虽然以参禅打坐，拜佛念佛作为自课，也曾有浑然忘我、失却身心的境界，但我只将这些宝贵的宗教体验落实在生活中真修实学，并不妄想入山闭关；我曾经刺血写经、禁足禁语、过午不食、苦行作务，但我都将它们视为砥砺身心的过程，并不执著于其中任何一项；我曾至名蓝古刹游访参学，历经律下、教下、宗下，对于专宗修持，我认为有一门深入的好处，但我仍主张人间佛教，八宗兼弘；尽管我受的是无情无理的教育，但我后来对自己的徒众却是采取“慈严并重”的方式。曾经有一位在家居士问智藏禅师：“有没有天堂地狱？” 禅师回答说：“有。” “有没有佛菩萨？” 禅师仍然答道：“有。” 总之，不管你问什么，智藏禅师都答：“有。” 这位居士听了以后，说道：“奇怪！我以同样的问题问径山禅师，他都说：‘无。’” 智藏禅师问他：“你有老婆吗？” 居士回答道：“有。” “你有儿女吗？” 居士仍回答道：“有。” “径山禅师有老婆吗？” 居士又答道：“没有。” “径山禅师有儿女吗？” 居士仍答道：“没有。” 智藏禅师正色说道：“径山禅师没有老婆儿女，所以对你说‘无’；我跟你说‘有’，因为居士你有老婆儿女啊！” 类似的公案也发生在赵州禅师身上，不同的人问他：“狗子有无佛性？”他也是时而说“无”，时而说“有”。这是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有无只是真理的两面，但真理是因人而异的，禅师说有或说无，只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说明无所不在的真理。所以，受教者固然应该如“虚空”一般，接纳一切，方能容受学习所有的事物；施教者，也必须像“虚空”一样，无所不相，才能达到同事摄受的效果。 在五十年的弘法生涯中，我遍涉教育、文化、慈善、共修等佛教事业，虽明知专做一种能减少人力物资，但我还是多项同办；我曾多次到乡间野地布教，也经常到城市都会弘法；我注重青年、少年的教育，也为妇女、老人开班授课；我举办各种现代的活动，但也不偏废传统的法会。尽管为了各种策划，必须不辞繁琐，不断动脑，但诚如《楞严经》所云：“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众生不就在这多门的方便中得到启发吗？佛教不也在这多门的方便中勃兴起来吗？ 至今我以古稀之龄，带着开过刀的老病之躯，每天面对排得满满的行程，但我不觉得身边有人、有事，所以我能同时办理很多事情，也能同时聚集不同的人讲说不同的话题。我不觉得来到此处，来到彼处，所以我能卧枕而眠，也能坐车入睡；我能在飞机上说法，也能在潜艇里开示。有人问我：“有什么秘诀可以如此任性逍遥？”我经常以道树禅师的故事，来向大家说明顺应自然，实践“空”理的好处： 道树禅师所建的寺院与道士的庙观为邻。道士们因为放不下观旁的寺院，所以每天作法来扰乱寺众，时而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时而风驰电掣，魔影幢幢，果然把不少年轻的沙弥们都吓跑了。道树禅师却不为所惧，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多年。最后道士的法术全都用尽了，只好将道观放弃，迁离他去。 有人问道树禅师：“道士们法术高强，你是怎么胜过他们的？” 道树禅师答道：“我没有什么法术，我是用一个‘无’（即‘空’的意思）字胜了他们。” “‘无’，怎能胜过他们呢？” “他们有法术，‘有’是有限、有穷、有尽、有量、有边；而我无法术，‘无’是无限、无穷、无尽、无量、无边。所以，我‘无’变，当然会胜过他们的‘有’变了。” 在此奉劝世人：“有”就会有得有失，“有”是有限有碍的，因此找真“有”，不能在幻有中找。如果你能拥有“空”的思想，即使遭遇到迫害危难，也不会有所失落，反而更能显出你磊落的胸襟，这就好比抽刀断水，无法阻挠河流的畅通。如果你能抱持“空”的态度，即使生活在五欲六尘当中，也不会有所影响，反而更能体会出丰富的内涵，这就如同镜面无尘，能清楚地映现万物。因为，唯有“空，才能有”啊！ （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