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作者简介 开始“苦旅”的那一年。 余秋雨 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早在“文革”灾难时期，针对当时以戏剧为起点的文化极端主义专制，勇敢地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灾难方过，及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又以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中国戏剧史》，以接受美学的高度完成了国内首部《观众心理学》，并创建了自成体系的《艺术创造学》，皆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既大力推动了文物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模仿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抵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〇〇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中国书会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文化”等课题，每次都掀起极大反响。二〇〇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 新版小叙 让我先抄录一则笔记： 某家一子，出门旅世，因步履开阔、人气健旺而遭来多方嫉恨，不时有秽言凶讯传回门庭。家人塞耳有声，闭目有魇，久而久之，以为浪子早已殒灭旷野，只得横心割舍，弃绝记忆，任何言谈，皆不提及。 岂料二十年后某日黄昏，屋外步履纷沓，笑语欢腾。家人窥之门缝，只见浪子器宇轩昂，从者如堵，浩荡肃穆，恭立门外。家人急忙开门相拥，拭泪而问，方知其于漫漫岁月间，浪迹宇内，周济天下，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家人遂烧水为沐，煮米为食，裁布为衣，整榻为憩…… 对我来说，《文化苦旅》就是这个外出的浪子。它“出门旅世”的时间更长，带给我的麻烦难以计数。 所有麻烦，都来自于它的极度畅销。它不小心成了当时罕见的一个文化热点，而它又不具备任何权力背景，因而立即转化成媒体的攻击焦点。当时国内的多数媒体，还不清楚诬陷和诽谤是刑事犯罪，因此都围绕着它，连年倾泄，恶语滔滔。 其实在公共场合出现的它，多数不是真身。因为已有统计，此书盗版的数量至少是正版的十八倍。也就是说，十八个假身之中才可能混进一个真身。但是即便这样也不放过，那么多报刊一直在伪造它的种种“错误”，顺便把我也一起伪造，一起做假。我曾撰文笑问南方一家著名周报的社长：“贵报二十余年锲而不舍地编造我的生平，篇幅如此惊人，今天请你告诉我，哪一句是真的？一句，只要一句。” 这些传媒自恃权势，当然不屑回答。结果，一年年下来，即便是我的朋友们，也都捧着我的盗版书，信着我的假生平，听着我的假传闻，却又宽容了我。我自己连解释一句，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想来想去，都是《文化苦旅》惹的祸。因此，我一直想切割与它的关系，不管在什么场合，都不会提到它。 它，成了一具无主的稻草人，成了一个废弃的箭靶子，破破烂烂地歪斜在田野间，连乌鸦、田鼠都不愿看它一眼。国内曾经举办过多次涵盖几十年的散文评选，入选的书籍非常之多，它都不在。有读者对此有点疑问，我说，当然不会在。 这情景，与笔记中那位浪子之殒，颇有点像。 但是，隐隐约约听到，屋外有一些奇怪的声响，似乎与浪子有关。难道浪子还有什么动静？我不敢开门，只能“窥之门缝”。 这一窥，不无惊讶。 上海读者投票评选三十年来影响最大的一本文学书，是它； 有关部门统计历年来中国家长邮寄给留学子女最多的一本书，是它； 全国文学书籍十年排行榜前列，有它； 全球华文书籍十年排行榜前列，有它； 连读者数量不大的台湾，也在庆祝它发行达几十万册； 连万里之外的学者，也在当地华文报纸上连续反驳大陆文人对它的糟蹋； …… 看来，浪子未死，气场未绝。就像笔记中那个浪子，“一路伤痕斑斑，而身心犹健”。 我离开门缝，许久无语。委屈你了，孩子！ 当东方出版中心根据我的要求，把印了二十多年的老版子进行报废处理后送到我的办公室，我就像看到了一位疲惫不堪、浑身黑腻的回家苦儿，不禁有点鼻酸。 错怪你了，孩子！ 那么，接下来，“烧水为沐，煮米为食，裁布为衣，整榻为憩”，就是我要张罗的事情了。 毕竟过了二十多年，原来装在口袋里的某些东西已经不合时宜，应该换一点更像样子的装束。艰苦跋涉间所养成的强健身材，也应该更坦然地展现出来。于是，我对新版《文化苦旅》作了一些必要的删补，主要是为世界之旅和人生之旅让出了篇幅。 新版里的文章，多数已经出现在庞大的《秋雨合集》中，因此本书也可看成是我的散文作品精选。这种精选本至少已经出版过三十几种了吧？这一本稍有不同，由我自己编选。 由此想起，直到现在，此书的各色盗版本在市面上还汗牛充栋。我自编一本新版来宣布它们全部非法，挺好玩的。 做这件事，心情不错，因为毕竟，游子回来了，我在帮着打理。我从头到脚看了几眼，还算满意。说“器宇轩昂”也无妨，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还不该听一句好话？ 初读《文化苦旅》的朋友们都已经上了年纪，后来的那么多读者，应该是他们的儿子一辈，或孙子一辈。据说那个老版本曾经成为很多华人家庭三代人共同的灯下话题，那么，这个新版本也许会承担起同样的差事。时间和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方式。千般荒凉，以此为梦；万里蹀躞，以此为归。 癸巳年（2013年）故国深秋之夜，余秋雨作此新版小叙。 牌坊 一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很多牌坊。 牌坊是一种石质门架，一般有两层楼那么高。每年乡间举行全民欢庆的“庙会”时，也会在寺庙门口临时用木条搭建一种牌坊，上面装饰得很花哨，几天庙会一过，就拆掉了。永远不拆的就是那种石质牌坊，最老的据说有五百年了。 在乡间的各种工匠中，石匠的地位最高。这是因为，其他工匠的活儿比较家常，而石匠的活儿都比较重要。石匠里边又分三等，最低一等砌凿墓碑，中间一等砌凿石桥，最高一等砌凿牌坊。 就像世间很多行业一样，活儿越多的等级越低，活儿越少的等级越高。这事又带来一番蹊跷，等级越低的日子反而越好过，等级越高的日子反而过得不好。 砌凿墓碑，与家家户户有关。各家各户在做丧事时也都舍得花钱，很少讨价还价，因此这种石匠特别富裕。只不过，大家都暗暗知道，这种墓碑石匠往往与盗墓贼有点往来。盗墓贼为什么总是选得很准？为什么连暗藏的豁扣、活砖也一清二楚？还不是这种石匠露了口风。盗墓贼在乡民口中叫“掘坟光棍”，方圆几十里最出名的掘坟光棍叫“夜仙”，因此乡民也就把墓碑石匠叫做“夜仙班”，又简称“仙班”。 名声最好的是牌坊石匠，乡里乡外都敬着几分。牌坊是让人仰望的，他们也就跟着让人抬头了，尽管他们总是十分清贫。 牌坊石匠活儿少，并不奇怪，因为立牌坊是一件稀罕事，多少年都碰不上。 与别的地方的“状元牌坊”、“御赐牌坊”不同，这儿乡间的牌坊，几乎都是为女人立的，为一些已经亡故的女人。一座座牌坊，都在表彰这些女人“从一而终、寡而不嫁”的事迹，因此又叫“贞节牌坊”。但是，乡间寡妇很多，能立牌坊的却是极少数，需要有一系列苛刻的标准。这事情，连族长、村长、保长、甲长都定不了，必须由他们上报，让“乡绅公会”决定。 比较起来，那座远近闻名的“范夫人牌坊”最大。这个范夫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其中有一个儿子考了科举，做了不小的官。正是这个儿子，在母亲过世时报请乡绅公会立了牌坊，立得相当考究。 其他那些牌坊，说起来都有点怪异。例如，男女还没有结婚，未婚夫却死了。按照当时的习俗，两人根本还没有见过面，未婚妻一听死讯就立即投井自杀。或者，女子刚刚守寡就有人来提婚，才提三次，便悬梁自尽。当然，这都是大户人家的事，穷人一般不这么做，做了也不会立牌坊。 范夫人的牌坊用的是白石，接近于麻灰色，摸上去很平滑；而那些自杀小娘子的牌坊用的是青石，摸上去凉凉的，一条条凹凸的纹痕有点硌手。 除了冬季，牌坊是乡民和路人歇脚的场所。牌坊总是靠着大路，有石基可以坐卧，有石柱可以靠背。因此，不少人喜欢到这里聊天。斜躺着，看白云，听蝉鸣，传闲话。 这天早晨，村里那位德高望重的牌坊石匠潘木公走出家门上了大路。他穿了一身干净的蓝布衫，肩挎一条长包袱，步子迈得不快不慢。邻居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是昨夜受到一个外乡黑衫人的邀请，到山南镇去督建一座牌坊。 这可是一件大事，乡人们立即传开了，因为这样的邀请，两年来还是第一遭。山南镇在十里之外，但按当地风俗，只要是大师傅，每天还要回家来住。因此，傍晚时分，很多乡民就蹲挤在牌坊下，等他回来。 蹲挤的人中，最兴奋的是一位年轻的“仙班”，也就是很可能与掘坟光棍有勾结的墓碑石匠。虽说墓碑石匠与牌坊石匠向来交往不多，但这个年轻石匠却一直想拜师潘木公。以前托人传过话，都没有回音。今天听说潘木公早上出门时心情不错，就在牌坊下候着，看能不能套个近乎。 如果套上近乎了，就有一个疑问要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疑问搁在心头已经很久，对别人，说也不敢说。 二 从走出山岙时的步态来看，潘木公今天很累。夕阳下的身影踉踉跄跄 ，与他早上出门时完全不同。 年轻石匠迎上去，搀着他在牌坊的基石上坐下。潘木公感谢地看了看年轻石匠，觉得有点眼熟。年轻石匠说：“我也是石匠，没出息，做墓碑的。” “你也是石匠？”潘木公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说：“明天跟着我去山南镇，那地方，连个帮手也没有。” 年轻石匠一听，立即点头，说：“好，我跟着您，听您吩咐。” 在第二天去山南镇的路上，年轻石匠不断地找话与潘木公搭讪，最后，终于支支吾吾，把那个搁在心头的疑问说出来了。 “木公，您平生所建的那么多牌坊，多数是小女子的吧？” “唔。”潘木公素来言词不多。 “那些可怜的小女子，我先给她们凿墓碑，您再给她们凿牌坊，也算造化了。”年轻石匠说。 “造化？”潘木公反问了一声。 “我说是运气。”年轻石匠迟疑了一下，又说：“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她们就上天了。” “上天？”潘木公摇了摇头，说，“牌坊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自杀就是自杀，都那么年轻，总叫人伤心。” “但是，只要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墓就空了，真的飞走了。”年轻石匠说。 潘木公猛地回过身来，捏住了年轻石匠的手，问：“什么？墓空了？你怎么知道？” 这一下，年轻石匠慌了。他每次完工后，确实有盗墓贼来威胁利诱，逼他说出墓葬情况。但是，只要是立了牌坊的自杀女子，盗墓贼去了，每次都空手而归，因此总会把他恶骂一顿。次数多了，年轻石匠就判断，那些女子们全都升天了。但这只是猜测，很想从潘木公这里听一个说法。 “你入伙盗墓了？”潘木公厉声逼问。 “没有，是夜仙那帮掘坟光棍说的。”年轻石匠连忙辩解。他看着潘木公疑惑的目光，干脆就把哪几个掘坟光棍分别挖了哪几个女子的坟墓，一一报了出来，态度十分诚恳。 “都是空的？”潘木公停下了步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自言自语。说着他又抬头问年轻石匠：“落葬时，棺材肯定放进去了？” “我都在场，肯定放进去了，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棺材不是空的？”潘木公追问。 “那我怎么知道？但从抬的样子看，有分量。”年轻木匠说。 潘木公从腰束上掏出一支烟竿子，点火抽了起来。 好一会儿，潘木公断断续续地说：“我造牌坊时，也碰到过一些蹊跷事，一直想不通。……墓里空的？怎么会？……道士说升天，是说魂，身体不升。那坟墓里的身体到哪里去了呢？……” 抽完烟，两人起身，向山南镇走去。一步一步，踏得散散的。他们又去建造一座新的牌坊。 三 潘木公坐下抽烟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破败的小院子。外墙是泥砌的，已经多处坍塌。屋子顶上，长着杂草。那是一个废弃的尼姑庵。 听老人说，尼姑庵曾经很兴盛，后来随着尼姑减少，渐渐冷清。两年前，最后一个尼姑难以为生，也走了。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听老人说，原来尼姑庵的兴盛，不完全是因为香客。那些尼姑实在太好看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来了一个又走一个，村民都轮着看。上街赶集，都要弯到尼姑庵里来看一看。一些地痞、懒汉，大半天就赖在那里了。因此当时传言，那些尼姑，就是被他们的贼眼粗话气走的。 离尼姑庵一箭之遥的西北边，是吴山庙，那里来过不少和尚。和尚和尼姑虽然同属佛教，但互相从不来往。村民知道，那是怕招来闲话。佛门清规，到了那么荒僻的地方也没有松弛。吴山庙每天都会聚集四乡八邻大量念佛的婆婆和婶婶，因此算得上是一个“旺庙”。庙里有两个外地来的老和尚，带着两个小和尚。还有一个本地的庙祝，管零碎杂务。两个大和尚一胖一瘦，瘦的那个是“当家和尚”，法号“醒禅”，据他自己说，来自甘肃一个叫武威的地方。 与尼姑庵坍塌的泥墙不同，吴山庙的黄墙前年刚刷过，显得比较精神。泥墙、黄墙，再加上那些牌坊的白石、青石，几种颜色，标示着乡人们的公共去处。此刻，只有黄墙最热闹，最通俗。其他几种颜色，太深奥了。 四 尼姑庵有了动静。 两个年轻女子，由乡长陪着，向那条小路走去。他们前面，村长领着两个年轻农民，撩拨开齐膝的苇草，算是开路。那两个年轻农民边上，还有一个挑工，挑着两个大箱子。这两个大箱子，自然是那两个年轻女子的。 走到尼姑庵歪歪扭扭的木门前，村长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大钥匙，去开那把锈得掉渣的老铁锁。摆弄了半天，木门吱吱嘎嘎地推开了。村长吩咐两个年轻农民：“先打扫出一个能下脚的屋子，再全部清扫一遍！” 乡长看到后面跟来十几个农民，就转身对大家说：“这里要办一个小学了，这是两位老师，以后还会来三位。你们一起帮着打扫吧，今后家家户户的孩子都要到这里来读书！” 村民们点头称是，眼睛只盯着两位女教师看。两位女教师非常害羞，低头转身躲着大家的目光。她们，漂亮得让人张大了嘴说不出话。 女教师跟着两个年轻的农民跨进了一道门坎，进入到了里院。这下，轮到她们张大了嘴说不出话了。满满几垄鲜花，整整齐齐，一半嫩黄，一半浅紫，开得蓬勃而娇艳。 乡长、村长也跟进来了。乡长说：“门关了那么久，也没有人看见，也没有侍候，花怎么还开得那么好？” 村长说：“花这东西，躲人。离得越远，长得越好。” 一位女教师怯生生地问：“这花，谁种的？” 村长说：“尼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留下这么多花。” 两位女教师眼睛发亮，也顾不得乡民看她们了，只顾弯腰看花，嗅花，还伸出手指轻轻地拨动着花。在她们身后，村长指挥着村民们开始打扫院子和屋子。 “那些尼姑来的时候，也和你们一样年轻。”乡长对女教师说。 “也和你们一样好看。”一位大婶笑着说。 墙要补，屋要修，上课的桌椅讲台都要做，村长和乡长商量后，找来了乡里的木匠、泥水匠和石匠。那个陪着潘木公到山南镇去的年轻石匠也被叫来了，他一看事情太多，一时忙不过来，就把自己刚拜师不久的潘木公也请了出来。 潘木公一出场，事情就要做得像样一点了，乡长特意还拨了点钱。 不久，另外三位女教师也陆续到了。走廊墙上，挂了个手摇的铃。以后上课下课，都会听到铃声。 潘木公边干活边东张西望，却很少说话。他细细地看花，看当年尼姑们住的屋子，再看看女教师们的背影。女教师一回头，他就把目光转过去，再看花。 他抽烟竿的时间更多了，老是在想着什么，也不跟别人说。 不久，他找到了乡长，说：“我给小学砌一个石门吧，石料已经选好了，乡里出点钱。” 乡长满口答应。那位年轻的石匠又一次做他的帮手。 石门造好了，乡民一看，还是潘木公的老活计，活生生一座崭新的牌坊。只不过，他把毕生的功夫都拼上了，砌得比范夫人牌坊还要气派。 石门上方有两道楣梁，上一道，浅浅地用小字刻着尼姑庵的名字；下一道，深深地用大字刻着小学的名字。门基边上，全是鲜花，也是一半嫩黄，一半浅紫。 五 乡长和几个村长一起，帮着小学辛苦招生，一家家劝说，结果招来的全是男孩子，没有女孩子。 千说万说，每家农民都认定女孩子不能上学。女孩子从小就要学着纺纱、采桑、洗衣、带领弟弟，哪能两手一甩到小学里去与那么多男孩子瞎混？混了很多年，识了一些字，什么也不会做，以后还怎么嫁人？ 男学生倒是不少，分了三个班。每天上课，女教师站在讲台上，男学生坐在课桌前，而每个窗口都挤满了村民。附近几个村轮着来，一批又一批，全是男的。他们嘴上说着看儿子、侄子、弟弟上学后是不是好好听课，其实眼光却离不开讲台。 女教师故意不看窗口，偶尔不小心扫过一眼，总是满脸通红。她们的脸很白，一红就看出来了。 那时这地方还没有见过铅笔和钢笔，一认字就用毛笔，就要磨墨。男孩子手上脸上全是墨迹。 “你看，又写歪了！”女教师手把手教男孩写毛笔字，轻声责备着。 其实男孩子没有在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怎么这么长，一抖一抖的。听老师一责备，才回过神来写字，但笔下也是一抖一抖的。 几个村的大人都在议论，这些女教师是从哪里来的呢？都说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么她们的“大户人家”在哪里？怎么老也不回家？父母亲为什么也不来看看？该是嫁人的年龄了，有没有说好人家？……这些问题，连村长也不知道，只好问乡长。乡长笑着说：“别琢磨了，我也不清楚。”但从他的笑容看，似乎知道一点什么。 谁也不敢问老师本人。她们像是一批降落人间的天仙，有云有雾，看不清才对。先是男人们着迷，接着，是女人们着迷了，而且比男人们迷得更细、更浓、更久。女人们几乎天天都用发呆的眼光注视着女教师的发式、衣着、腰身、步态。走近一点，再打量她们的笑容，她们的安静，她们的声音。看过了这一切，还在心里嘀咕，同样是女人，她们却识文断字，到哪里都有饭吃。这么一想，女人们觉得自己不是矮了半截，也不是矮了一截，而是整个儿都埋到地底下去了。女人们倒也不抱怨，觉得自己能够从地底下伸出头来看到这么一群仙女，已经算是好命。 小学里有一个老妇人给女教师们做饭，但这个老妇人也是从外地来的，不爱说话，说了也听不大懂。因此，女教师们是怎么吃饭的，也不清楚。 初夏的一天，一位女教师在离小学不远的集镇上买了一捧新上市的杨梅，用手绢掂着，回到学校。好像路上也没有遇到什么人，但第二天一早，每个学生的书包里都带来一大袋杨梅，红润润地把几个老师的桌子堆满了。这几个村子靠山，家家都有杨梅树，昨天终于传来消息，并且立即传开：女教师是愿意吃杨梅的。 为了满桌子的杨梅，女教师执意要去感谢。星期天一早，她们走出了校门，娉娉婷婷地进了村。每个屋子都开着门，但都没有人。终于问到一个年迈的老婆婆，说全村都进山采杨梅去了。顺着老婆婆的手指，她们走进一个山口。 全是树，满坡满谷的杨梅树，却不见房，也不见人。女教师东看西看不知怎么办，忽然树上传来呼喊声。一声带动好多声，都在叫老师，但还是看不到人。 “老师，我家的杨梅特别好，快到这里来！” “我家的昨天刚熟，就在你们右手边两丈地的山坡上！” “今年最甜是我们家，老师，西坡上招手的就是我！” …… 女教师们笑着，转身转乱了。越转，喊声越多。 呼喊的孩子们都在树上，下树下坡需要一点时间。终于，他们像小鸟一般飞到女教师们身边，他们身后，是他们的妈妈。妈妈们很想伸手来拉扯女教师，倒是女教师先上前，把手挽住了。 那天在杨梅山，女教师和村妇们说了很多，笑了很多，吃了很多。村妇们没料到女教师那么随和，那么有兴致。终于有一个村妇把一个女教师拉到一边，问：“你们小学，收女学生吗？” “收，收！”几个女教师们都迫不及待地抢着说。 “我有一个外甥女，住在山南镇，潘木公到他们家做过牌坊。前些日子潘木公为你们学校造校门，带她来玩过。她回去后，天天吵着要来上学。”那个村妇说。 “山南镇？远吗？”女教师问。 “不太远，但进出要翻山。麻烦就在这里，如果来上学，就要起早贪黑，爬上爬下，大冷大热，一个人。”村妇说。 “过两天你带我们到山南镇走一趟，好吗？”女教师说。 六 女教师们的山南镇之行，招来了小学里的第一个女学生，叫河英。 她来上学实在不容易，每天一来一回要翻两次山。特别是到了冬天，漫山遍野都是雪，山路结冰，很容易摔跤。在山路上摔跤，非常危险。 一位女教师出了一个主意，让河英翻山时扎上一方红头巾。女教师说：“只要你翻过山，我就可以凭着红头巾找到你，盯着你看。如果你摔跤了，我会看到，会想办法来帮你。” 河英母亲说：“这主意好，上山时归我看。” 于是，这个河英上一趟学好气派。刚刚在那头山坡摆脱妈妈的目光，便投入这边山坡老师的注视。每个冬天的清晨，她就是雪岭上一个移动的红点，在两位女性的呵护下，上天落地。 其实远不止两位女性。 山这边，男学生们还都赖在被窝里不肯起床，大冬天清晨的被窝是孩子们难于割舍的天堂。母亲已经催了几次，都无用，便把目光转向窗外的雪山。 “你看！”母亲终于欢快地叫了一声，男孩子也把头伸出被窝。都看到了，雪岭顶上的一个红点。一天一地都白得那么干净，这红点也就分外耀眼。它划破了雪岭，也把赖在被窝里的男孩子全都拽起来了。 河英的上学，成了一个示范。这以后，很多女孩子都来上学了，而且，学习成绩都比男学生好。两年后，小学里女生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男教师，也陆续调过来几个。学校，已经越来越像样，对得起潘木公建造的那座很像牌坊的校门了。 七 我读完小学时才九岁，对于童年的事，并不明白。只是记得有很多难忘的片段，却连不起来。 直到长大之后读到一篇外国小说，才如雷击一般，蓦然追悟，傻坐半日，浮想联翩。 那篇小说叫《热冰》，写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姑娘跟着两个青年去划船，船划到半道上，两个青年开始对她有非礼举动，把她的上衣都撕破了。她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小船被她蹬翻，两个青年游回到了岸上，而她则被水莲蔓茎绊住，陷于泥沼，失去了生命。 她的父亲抱回了女儿半裸的遗体，在痛苦的疯癫中，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封进了冷库。 村里的老修女写信给教皇，建议把这位冰冻的贞洁姑娘封为圣徒。 她真的会显灵。有一次，一个青年醉酒误入冷库，酒醒时冷库的大门已经上锁。他见到了这块冰：“原来里面冻的是个姑娘。他清晰地看到她的秀发，不仅是金色的，简直是冬季里放在玻璃窗后面的闪闪烛光，散发着黄澄澄的金色。她袒露着酥胸，在冰层里显得特别清晰。这是一个美丽的姑娘，像在睡梦里，又不像在睡梦中，倒像是个乍到城里来的迷路者。” 结果，这个青年贴着这块冰块反而感到热气腾腾，扛住了冷库里的寒冷。 小说的最后，是两个青年偷偷进入冷库，用小车推出那方冰块，在喜微的晨光中急速奔跑。两个青年挥汗如雨，挟着一个完全解冻了的姑娘飞奔湖面，越奔越快，像要把她远远送出天边。 我相信，只要读了本文前面叙述的朋友，都不难明白这篇小说为什么对我会产生那么强烈的触动。 我觉得，这位姑娘死后被封为圣徒，有点像中国女子死后被批准建立贞节牌坊。 但是，不管是圣徒还是牌坊，姑娘，你难道真死了吗？ 幸好有这位父亲，偷偷地把尚未僵硬的女儿冰封了。于是，这块冰也就成了“热冰”，埋藏着生命信号，掩饰着无限可能。 在冰库里，这姑娘依然美丽。甚至，更加美丽。 由此，我不能不作出大胆怀疑了—— 为什么家乡那么多立了贞节牌坊的自杀女子，墓中却是空的？我怀疑，她们实际上并没有自杀，而是由她们的父亲悄悄转移了。 那些大户人家的上上下下，都等着把一个葬仪立即变成两个葬仪。于是半夜的小船，简薄的行装，无人的棺木，装扮的大殓……一切都心照不宣。但是，父母亲的号啕大哭却是真的，泪滴溅在白胡白发上。毕生再也见不到女儿了，也不知道她会流落到什么地方。 我怀疑，这样的半夜小船，装得更多的不是逃生者，而是逃婚者。未婚夫并没有死亡，而未婚妻却“猝死”了，“被拐”了，“失踪”了…… 在昏暗的月色下送别小船的，总是父亲。因为母亲裹着小脚，行走不便，更怕她在河边哭出声来。父亲很少说话，步子轻轻，快速向小船走去。那神情，与那位把女儿封进冰库的外国父亲，完全相同。 中国的小船没有封进冰库，那么，究竟划到了哪一个荒湖，哪一条小河？ 我怀疑，那位建造牌坊的石匠潘木公，已经猜出八九。当初，他听年轻石匠说坟墓都是空的，为什么如此紧张地追问？他第一次来到废弃的尼姑庵，为什么在东张西望后很少说话，不断抽烟？他为什么自告奋勇，为小学建造了一个很像牌坊的石门？…… 我渐渐明白了，我们乡间为什么留有那么多无言的牌坊，却又涌来那么多陌生的美丽，尼姑的美丽，女教师的美丽？ 我渐渐明白了，女教师们为什么那么迫切地想要招收女学生，连翻山越岭也不在乎？ 河英，雪岭上的一个红点，就像那束冰封的金发。 冰封的金发终于被两个现代青年用小车推出了冰库，那个姑娘已在熹微的晨光中完全解冻。一群黑发飘飘的中国姑娘并没有靠别人的小车，她们自己解冻了，解冻在四处潜行的安静中。 这些美貌绝伦的东方女子，也为一个个乡村解了冻，为一道道山梁解了冻，为一大批男孩子、女孩子解了冻。 我已经断定，在大地还在沉睡时悄悄出现的熹微晨光，与《中国历代失踪女子名录》有关。但是，这部名录，是山川之玄，岁月之秘。它无痕无迹，无符无字，却被天地铭记。 我只知，自己，就是从那解冻了的乡村走出。 寺庙 一 还记得吗，离尼姑庵一箭之遥的西北边，是吴山庙。 同是晨钟暮鼓，却一衰一荣，一静一动，一冷一热，对比明显。尼姑庵废弃时，风光全都到了吴山庙。等到尼姑庵变成了小学校，一切又都变了。衰的，静的，冷的，是吴山庙；荣的，动的，热的，是学校。 更大的对比，是在每家每户的每个早晨。 祖母出门了，到庙里去念经。邻居六七个老太太等在村里一起走，她们都缠着小脚，走起来一扭一扭的。与平日在家里干活不一样，到庙里去，就换上了一套干净的黑布褂子，褂子比身材大了许多，所以扭动在路上有点滑稽。出村一丈远就上了窄窄的石板路，别的村子的老太太也汇在一起了。石板路上留着昨夜露水，还长着青苔，老太太们扭动得更加当心，更加夸张，更加一致。远远看去，分明是一长溜黑衫蝙蝠舞，舞的名称叫“天天朝拜”。 祖母出门时，捋了捋小孙子的头发。小孙子已经背上了书包，但不与祖母一路，是朝东，走一条宽宽的泥路，去上学。上学的路也像念经的路，半道上不断有同伴加入。孩子们一多便又跳又笑，边玩边闹，直到学校。牌坊般的校门下，在一半嫩黄、一半浅紫的花丛边，今天轮值的何老师笑眯眯地站着。她在检查每个孩子的衣着，叫他们把纽扣扣起来，把裤腿放下来。有的孩子喜欢赤脚走路，用一根绳子把两只鞋子挂在脖子上。何老师就要他们把鞋子拿下来，穿上，再进教室。 上课的铃声响了，很巧，吴山庙那边也敲起了钟。何老师扬头往西边看，远远的，寺庙前那条石路上的黑衫蝙蝠舞，还在扭动。 女教师们不清不楚的神秘来历，使她们有了一清二楚的共同立场。那就是，不喜欢传统，不喜欢老派，包括寺庙，包括黑衫蝙蝠舞。 虽然不喜欢，何老师还像往常一样，看了很久。她从衣袋里拿出折叠得很小的手绢，快速地擦一下眼角，像是回想起了什么。 二 庙里的钟，又一次响起，还传来了清脆的木鱼声。紧接着，是吴山庙的醒禅和尚领着诵经，老太太们跟着一起诵。虽然听不清语句，但那音调，能把四周的田野稳稳罩住。 何老师已经在上课，课目内容是几个女教师一起凑的，今天的课名是“常识”，正讲着地球。听到了诵经声，何老师皱了皱眉，便走下讲台，来到教室的西窗前，伸手把那扇新装的玻璃窗关上了。诵经声，也就关在了外面。 最清晰的诵经声响起在晚上，那时全是男声，没有老太太的声音跟着了。照寺庙里的说法，这是和尚们在“做课”。居然，他们也用了一个“课”字，与学校黏着了。 那时，学校里的女教师们也正在做一件与“课”字有关的事，那就是备课。黝黑的田野里，只有两道灯光，吴山庙的蜡烛灯和学校的煤油灯。别的屋子，买不起蜡烛和煤油，天一黑就黑到底了。 村民们喜欢从自家木窗口，看这两道灯光。因为这地方山阻水隔，自古以来一到夜晚全都归属于土匪。土匪分两帮，头领分别是陈金木和王央央。陈金木比较有钱，匪徒们夜间出来时提的是黑罩铁皮灯笼；王央央钱少人多，匪徒们夜间出来时提的是红纸竹篾灯笼。过去只要远远看到这两种灯笼，各村百姓就会赶快关门，在窗缝里屏息静听。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金木和王央央都曾让徒众扬言，愿意参与抗日，不再骚扰百姓。果然，夜间这两种灯笼也少了。 早在这两种灯笼还经常出没的时候，它们对于庙里的灯光也只敢绕道而行。匪徒都有点怕佛，不敢靠近。于是，多少年了，乡村夜间，只有匪灯和佛灯。一邪一正，一野一文，在进退交错、消长明灭。终于，匪灯渐黯，佛灯孤悬，幸而又加入了学校的灯。 村民半夜起身，朝窗外一看，即使睡眼惺忪，也笑了一下。 窗边竹几上，放着老太太念经要背的香袋；边上，是小孩子上学要背的书包。 三 庙里的和尚和学校里的女教师，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有一次，在学校西面的泥路上，两个正要回庙的小和尚看到一头小羊被石头一绊，差点跌到河里。他们慈悲为怀，“惜生护生”，立即撩起袈裟上前，牵起羊颈上的绳子，拴在路旁的一棵小树上。这时，泥路旁刚种下两排小树，伸向远方。 几个在旁边玩耍的男孩子看到了就围过去，那两个小和尚朝他们笑眯眯地点点头，又上了路。就在这时，从校门里气喘吁吁地奔出我们的何老师，胸脯起伏着，直奔小树跟前。她急忙弯腰解开拴在树上的绳子，对男孩子们说：“羊要把小树挣断的，快把羊送还给主人！” 这一下，才走出几步的那两个和尚呆住了。他们主张的“惜生护生”，主要是指人和动物，却对植物不太在乎。他们为惜生而吃素，就是不吃动物，只吃植物。他们明白小羊要保护，却不明白小树也要保护。此刻他们心里有点乱，却又觉得女教师是对的。更添乱的是，他们没想到女教师竟是这么一位丽人，因此看过一眼后就不敢正视，只是直耳听着，眼睛只盯着孩子们。 何老师也没有看和尚，看了就要打招呼，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对寺庙、和尚都很生疏，只能放轻语气给孩子们解释：“这树刚种下，还嫩。等你们毕业，这树也就长大了，这路也就成了林荫道。那时正是大热天，你们可以阴阴凉凉地到县城考中学。” 原来，老师心中的“惜生护生”，范围要大一点，包括树，包括林荫道，包括孩子们的成长，包括考中学。 一来二去，孩子们有点得意，觉得老师的水准比和尚高，学校的等级比寺庙高。早晨，看着祖母到庙里去念经，自己上学的步子也更欢快了。 老师还像往常一样，只要听到从寺庙里传来的诵经声，就会把教室的窗子关上。 但是，一个同学的一篇作文，使老师对寺庙的看法变了。 小学的作文很简单，老师出一个题目，让学生们短短写几句，就成。 这次老师出的题目是“一件奇怪的事”。这题目，如果让今天的孩子来写很可能大同小异，但对几十年前僻远山村的孩子们来说就不一样了，写出来都千奇百怪。一个学生写的是，他在四岁时被一个土匪抢走，村民追赶，土匪抱着他躲进了庙会，但从庙会出来后土匪变了一个人，把他送回了家。他回想起来，觉得这事很奇怪。 老师认为这篇作文有点意思，专门组织了一场课堂讨论。 老师问：“这个人真是土匪吗？” 学生说：“是。妈妈说他是陈金木的手下。” 老师问：“他抱走你，不是开玩笑？” 学生说：“不是。我全家大人，还有隔壁邻居，都去追赶了。他抱着我，拼命奔跑，跑不动了，才躲进了庙会。” 老师问：“庙会，人很多吗？” 学生说：“很多，人与人挤得密不透风。” 老师问：“那个土匪是不是见到了什么熟人？有没有人与他交谈？” 学生说：“没有。他只在人群里挤着走，走得很慢，比和尚念经还慢。” 老师问：“和尚一直在念经？” 学生说：“和尚念，所有的香客都在念，念变成了唱，合起来声音非常响，就像台风季节上林湖的潮水。” 老师问：“这么响的声音，没把你吓着？” 学生说：“没有，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醒来，看到他已经挤到了庙门口，看着一尊佛像发呆。然后，就把我送回家了。” 老师想了一会儿，说：“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这个土匪，一定第一次进入寺庙。” 学生问：“那他为什么突然变了？” 老师一笑，说：“以前的他，被上林湖的潮水冲走了。” 老师要求学生，过几天，带她进一次庙。 老师也是第一次进庙，看得很慢。出来后，对学生说，那地方可以多去去。 四 那天，何老师教学生唱了一首歌。学生放学后就到了庙里，想开一个不小的玩笑，用歌声与正在念经的和尚们比赛。 那天念经，还是由醒禅和尚领头，别的和尚跟着，念得浑厚、绵熟、静雅。 学生们躲在香案外面，冷不丁地由女同学河英张口领唱，声音清朗娇嫩。其他都是男生，故意用稳重的声调，配上去。这歌声把和尚们吓了一跳。 学生们唱的是：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 和尚们的念经停止了，庙里只剩下了学生的歌声。 学生们唱完，听到木鱼边上传出一个声音：“等一等！” 随着声音站起来的，是醒禅和尚。他问：“你们刚才唱的是什么？” 孩子们以为要受训诫了，嗫嚅地背诵了一遍歌词。 “来，到我的禅房里来。”醒禅和尚说。 禅房很整洁，藏经箱成排壁立。醒禅和尚走到桌边举笔展纸，让孩子们一句句再念一遍，他跟着写。写完，他自个儿咿唔了一阵，点头说：“写得好，是你们老师写的？” 说着他打开桌上的锡罐，取出一些供果，分给孩子们吃。 第二天上学时转告何老师，和尚称赞她的歌写得好。 何老师一听就笑了，说：“我怎么写得出来？那是李叔同写的。人家可是有名的音乐家。” 几天之后，孩子们又来到庙里，醒禅和尚知道了写歌人的名字，便用毛笔写下了那三个字：李叔同。 写完，醒禅和尚嘀咕了一句：“这倒是与五磊寺的弘一法师重名。”他仰头想了一会又笑了，“法师持戒森严，对于这种歌舞娱乐，他一听就会掉头离去。” “弘一法师？‘弘一’两个字怎么写？”孩子们觉得有责任把和尚的每句话，告诉何老师。 何老师听了孩子们的转述立即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说：“咳，李叔同就是弘一法师！怎么，他到了五磊寺？” 五磊寺离吴山庙不远，却隔着几道山，一道山就是一个“磊”，翻过去太不容易。但是，五磊寺在佛教界地位很高，吴山庙只是它的“下属单位”，醒禅和尚常去。 趁暑假，何老师约着其他两位女教师，由村里一位大婶陪着，两个年长一点的学生跟着，辛辛苦苦地翻山越岭，来到了五磊寺，只想拜见弘一法师。但是，法师已经持杖远行。老师们向五磊寺里的和尚问法师的种种事情。和尚们笑的多，说的少。 回来的路上，三位老师越想越惊奇，越说越热闹。 “果然是他！我们的学生唱着他的歌去与和尚比赛，没想到他自己做了和尚！” “那么精通现代的文化教育，怎么回过头去投向了佛教？” “这是倒退，还是提升？” “肯定是提升，只是我们还太浅薄，悟不了。” …… 五 毕业时，路边的小树确实已经长大，但是还说不上林荫道。 有四个学生要到县城考中学，到小学里来向老师们告别。他们没有告诉老师，今天一早，几位祖母已经领着他们到庙里拜佛，和尚还为他们的远行诵了三通经。 “读了中学，我们一定会回来。”学生向老师保证。 “不要这样保证。”何老师阻止，她笑着扬了扬手，说，“你看这村，这乡，原来土匪横行，幸亏有一批批外来人。和尚是外来的，尼姑是外来的，弘一法师是外来的，我们也是外来的。” “来了还要走。”另一位女老师说着拍了一下何老师的肩，何老师立即脸红了。后来才知道，何老师已经有了对象，在很远的地方。当时她为了不让那位女老师说穿，故意对着学生，把话往大里说：“我教过你们孔子的话，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不要太黏着乡土。只有来来去去，自己活了，地方也活了。” 正说着，吴山庙的钟声又响起了，和尚们诵经声也响起了，悠扬而婉转，低沉又绵长。 何老师听了一笑，说：“好了，佛在说，动身吧。” 我的山河 一 我生长在一个靠山傍河的小村庄，是地地道道的“山河之子”。不知从哪里来了一群神秘的女教师，和我妈妈一起，把我从家乡的山河拉进了书本。后来，书本又把我推进了城市。在读了很多很多书，经历了很多很多灾难之后，我终于蓦然醒悟，发现一切文化的终极基准，人间是非的最后衡定，还是要看山河大地。说准确一点，要看山河大地所能给予的生存许诺。 根据这个认知，我终于出逃，逃回山河大地。从此，我的脚步再也不会蹈空凌云，我的文笔再也不会高谈阔论，我的思绪再也不会离开苍原苍生。但是，这并不只是“返乡”，而是把广袤无垠的真实空间当作了自己的家乡。 让我高兴的是，广大读者接受了我。而且，顺着我，从书斋文化、官场文化、互捧文化、互斥文化，走向了平静而低调的生态文化。 生态文化！人们走了多少弯路，终于灰头土脸、青头紫脸地重新抱住了它。我有幸领了个头，常被问到，何以有先见之明？也许，真与我这个“山河之子”的生命原点有关。 很多年前我就在一本书中表述过一个观点：真正结束中国“文革”灾难的，是唐山大地震。中国，突然窥得了人类生存的底线。 也就是说，一场天降的自然灾害，从根子上否决了人为的政治灾害。数十万生灵的刹时殒灭，使原先陷于极左痴迷的中国惊呆了。 各地慌忙驰援，但贫困之极的大地，能拿得出什么？当时还有少数人想把“天灾”引向“人祸”，继续在血泊废墟上闹点政治话题，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理他们，而是补了一门有关“生存底线”的“天地之课”。我一直认为，那次大地震后不久“文革”结束，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这门最原始课程的延续。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隐潜在家乡的一座山上研读中华文化经典。因地震，我联想到了祖先遇到天灾时创建的“补天”、“填海”、“追日”、“奔月”等等神话，一下子摸到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这个过程，我在《中国文脉》一书中曾经写到。 从此，中华文化的“生存底线”，一直盘桓在我心中。 后来，我也曾系统研究了世界上十四个国家在哲学、美学、艺术学上的种种成就并写成了好几本书，获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很快，又转回到了我的学术原点：只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探询中国文化的生存状态。 正是为了这种探询，我在二十几年前便辞去一切职位，孤身投入旷野。 由于辞得干净，我走得很远很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两者关系如何？”这是我碰到最多的提问。 我回答：“没有两者。路，就是书。” 从学术上说，我是从文本文化走向了生态文化。 我的生态文化，也可算之为山河文化。我在山河间找路，用短暂的生命贴一贴这颗星球的嶙峋一角。 二 那么，就让我们简单扫描一下中华文化的生存状态。 地球，这个在银河系中几乎找也找不到的小颗粒，十分之七是海洋，十分之三是陆地。在一块块陆地中，最大的一块是欧亚陆地。在这块陆地东边，有一个山隔海围的所在，那就是中国。 中国这地方，东部是大海，西北部是沙漠，从西到西南，则是高原。光这么说还显得平常，因此，必须立即说明，大海是太平洋，沙漠不止一个，都很大，而高原则是世界屋脊。那就是说，这是一片被严严实实“封”住了的土地。 在古代，那样的海是无法横渡的，那样的山是没人攀越的，那样的沙漠是难于穿行的。结果，这地方就产生了一种“隔绝机制”。幸亏，它地盘不小，有很多山，很多河，很多平原，很多沼泽。人们安于一隅，傍水而居，男耕女织，春种秋收，这就是多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 这种生存状态又被说成“靠天吃饭”。一个“天”字，就包括了气温、气候、降水量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自然灾害。 “天”怎么样？从中国最近的五千年来说，开头一直温暖，延续到殷商。西周冷了，到春秋、战国回暖，秦汉也比较暖。三国渐冷，西晋、东晋很冷。南北朝又回暖，暖到隋、唐、五代。北宋后期降温，南宋很冷，近元又暖。明、清两代，都比较冷，直到民国，温度上去一点，也不多。 气候的温度，或多或少也变成了历史的温度。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蓝勇著 ）上找到一幅气温变化曲线图，据注释，此图采自于《中国文化地理》（王会昌著 ）。这幅曲线图把气温和朝代连在一起，让人联想起一次次无奈迁徙，一次次草衰风狂，一次次生态战争，一次次荒野开拓，一次次炊烟新起…… 我相信，不管说大说小，生态原因都是历史的第一手指。即便从最小的角度看，那些著名战争的胜败，其实都与历史学家所强调的将士多寡、君主贤愚，帷幄谋略关系不大。根据传说资料，黄帝能够战胜蚩尤，主要是气候原因。说近一点，诸葛亮的最大亮点，便是“借东风”，由预测气候而决定了赤壁之战。成吉思汗纵横天下，他的谋士耶律楚材也是凭着准确的气候预测而取得了最高信任；他的后代攻日本而未成，完全是因为海上台风。 孟子英明，把成败因素分为“天时”、“地利”、“人和”三项。这就打破了人类封闭的自足系统，重新仰赖于天地的力量。但是，囿于视野极限，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轻重模式。其实，更宏观的结论应该是：“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人太渺小，怎么强得过天地？ 是天地，给了我们生存基座，因此也给了我们文化基座。 三 在严严实实的封闭结构中，中华文化拥有三条最大的天地之线，那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经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第一条线是黄河；第二条线是长江；第三条线比较复杂，在前两条的北方，是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分界线，也就是区分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天地之线。 我的文化考察，主要是对这三条天地之线的漫长踩踏。 黄河，我几乎从源头一步步走到了入海口。现在的入海口是山东东营，以前的入海口变化很多，本想一一寻访故河道遗址，未能做到。正是在黄河流域，我找到了黄帝轩辕氏的出生地，并应邀担任了“黄帝国际学术论坛”的**很多年。我猜测了黄帝、炎帝、蚩尤决战的疆场，然后又在殷墟盘桓了很长时间。当然，花时间最多的是在黄河流域寻找先秦诸子的足迹，并把他们与同龄的印度、希腊、波斯的哲人们进行对比。为了对比，我甚至历险万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们生存过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黄河使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达到的思维高度。 由于气候变化，从那个寒冷的西晋时期开始，中华文化随着仓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迁移，向长江迁移。迁移是被迫的，艰难的，但这是天地的指点，不能违逆。 长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与黄河相比，它似乎对宇宙空间有更多的惊惧，更多的疑问，更多的祭拜。于是，从上游三星堆以神秘魔力所铸就的青铜的诗，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凿的白玉的诗，最后都集中到三峡险峻处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问”。屈原在问，长江在问，人类在问。大问者，便是大诗人。自宋代之后，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已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中心难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到近代，南方气象渐成，一批推进历史的人物便从珠江边站起。 我要特别说说第三条线，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这条线，让“天”和“地”密切呼应起来。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种植农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适合游牧。 有趣的是，这条降雨量的界线，与万里长城多方重叠。可见，万里长城的功用是区分两种文明，让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因此，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画下的一条界线。这样一来，中华文明的三条天地之线，也就是黄河、长江、长城。 四 从长城内侧的农耕文明来看，侵犯总是坏事；但是，从长城外侧的游牧文明来看，用马蹄开拓空间，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应该受到阻拦。于是有战争，有长城内外一系列奇特的历史。 干燥和湿润发生了摩擦，寒冷和温暖拔出了刀戟，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场和庄稼展开了拉锯…… 冲突是另一种交融。长城内外的冲突和交融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其重要，远远超过看起来很重要的邦国争逐、朝代更替。我平生走得最多、写得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些地带。 例如，我反复考察了鲜卑族入关后建立的北魏，发现它不仅保护了汉文化，而且让汉文化具有了马背上的雄风，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结合，气象大振，使中国终于走向了大唐； 我还反复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热河行宫，发现它不仅年年让统治集团重温自己的起步生态，而且还让各种生态友善组合，避免冲突； 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长城北漠、沟通千里商贸的晋商故地，明白了中国本来有可能通过空间突破而获得财富，提升生态…… 我的这些考察所写成的文章，都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基于对长城内外异态文明的兴趣，我渐渐对一切异态文明都产生了向往。只要有机会就会一次次赶去，考察它们的对峙和结亲，并追踪后果。为此，我孤单的足迹，遍布了云南、广西、贵州、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以及我非常喜爱的新疆。按照传统汉族学者的说法，那是边缘地带、塞外地带，甚至干脆说是“无文地带”。他们错了，因为最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产生于异态对接之中。小文在他们身边，大文在远方旷野。 我的生命起点，出现在长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础，倚重于黄河流域。过了很久才发现，我的远年故乡，应该在甘肃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外侧。这一来，这三条天地之线，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线。 恍然大悟，原来从祖辈开始，就是一队生态流浪者。我怎么会那么决绝地辞职远行到甘肃高原，以“文化苦旅”来延续千百年的生态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 五 踏遍了中国文化的一条条天地之线，容易为中华文明产生一点遗憾，那就是对海洋文明的疏离。黄河、长江是农耕文明的杰出代表，长城代表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隔墙对话”，而海洋文明，则始终未能成为主角。 这一点，一直成为某些中国评论者的批判热点。他们赞颂古希腊、古罗马的海上战迹，羡慕地理大发现之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的海洋霸权，嘲笑中国对此完全漠然，直至十九世纪在诸多海上侵略者面前屡屡惨败。 这种批判忽视了一个宏观前提：地球不存在一种“全能文化”。中国在封闭环境中埋头耕作，自给自足，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外远征掳掠。但是对内，却需要对辽阔的黄河、长江流域进行统一治理，以免不同河段间在灌溉和防灾上的互戕。这种农耕生态沉淀成了一种文化心理，追求稳定、统一、保守、集权，即使拥有了郑和这样的航海技术，也无心海洋战略。 是的，中国有太多太多的缺点，但是如果从远处看地球，却会发现蚁蝼般的人群在不大的星球上跨海侵害同类，是多么无聊。相比之下，中国从来没有跨海远征。我想，如果天地有眼，最看不下去的也许是欧洲人十六世纪跨海对印第安文明的毁灭，以及十九世纪跨海用毒品和炮火来侵犯安静的中国。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霸权言论，只愿意观察山河大地的脸色和眼神。偶然抬头看天，猜测宇宙是否把地球忘了。忘了就好，一旦记得，可不是玩的。 趁还有点时间，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多走走，探寻各种历史选择的生态理由。探寻不到便猜测，猜测不到便想象。只有走在路上，才能摆脱局限，摆脱执着，让所有的选择、探寻、猜测、想象都生气勃勃。 我对人类前途的展望，是一种宏大而美丽的悲观。只有走在路上，使一切活动起来，我们才会凭借着山河找到大量真实细节，真切感受到在天地间活过一次，也许不错。 走吧。陌生的山河迎面而来，又一一退去。行走中的人有权利把脚下的一切称作“我的山河”。有了“我的山河”，也就大体知道，生存是什么。 再宏大的权力也留不住，只剩下与之相关的无言山河。陆游说：“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是权力地图中的千古雄关，这样的雄关在中国成百上千。但消解它们的，只是雨，只是驴，只是征尘，只是酒痕。 英雄史诗也会变成文字存之于世，顾炎武说：“常将《汉书》挂牛角。”你看，足以包容千般评述、万般赞美的堂堂汉代，也就这么晃荡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黄昏的山道间。 山河间的实际步履，使一切伟业变成了寻常风景，因此也使我们变得轻松。人类本应把一切都放下，放下在山河之间。因此我们也就找到了终点，价值的终点和生命的终点。 这终点，曾被陶渊明准确地表述过：“托体同山阿。” 都江堰 一 一位年迈的老祖宗，没有成为挂在墙上的画像，没有成为写在书里的回忆，而是直到今天还在给后代挑水、送饭，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一匹千年前的骏马，没有成为泥土间的化石，没有成为古墓里的雕塑，而是直到今天还踯躅在家园四周的高坡上，守护着每一个清晨和夜晚，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当然无法相信。但是，由此出现了极其相似的第三个问题——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没有成为西风残照下的废墟，没有成为考古学家们的难题，而是直到今天还一直执掌着亿万人的生计，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仍然无法相信，但它真的出现了。 它就是都江堰。 这是一个不大的工程，但我敢说，把它放在全人类文明奇迹的第一线，也毫无愧色。 世人皆知万里长城，其实细细想来，它比万里长城更激动人心。万里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展现了一个民族令人震惊的意志力。但是，万里长城的实际功能历来并不太大，而且早已废弛。都江堰则不同，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中华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有了它，才有历代贤臣良将的安顿和向往，才有唐宋诗人出川入川的千古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时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 它细细渗透，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万里长城短。或者说，它筑造了另一座万里长城。而一查履历，那座名声显赫的万里长城还是它的后辈。 二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只是要去青城山玩，要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趁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是本能地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去。 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骤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 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汇，聚汇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 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的一下裁割为二，直蹿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 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向。 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 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三世纪出现过一项并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据我所知，这项任命与秦统一中国的宏图有关。本以为只有把四川作为一个富庶的根据地和出发地，才能从南线问鼎长江流域。然而，这项任命到了李冰那里，却从一个政治计划变成了一个生态计划。 他要做的事，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灌溉。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 没有资料可以说明他作为郡守在其他方面的才能，但因为有过他，中国也就有了一种冰清玉洁的行政纲领。 中国后来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杰出学者选拔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竭力钻研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 ”）、八字真言（“遇弯截角，逢正抽心 ”），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比他年轻的很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难以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偷换成了治人的谋略。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都将成为战场。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清澈的人类学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故事，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想。 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啊？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 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做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以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居然就是李冰的雕像。 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用于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其最合适的岗位。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 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女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她由此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李冰的精魂不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四 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是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 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一定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 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能感觉到它的砭肤冷气，估计是从雪山赶来的吧。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一片慈眉善目。人对自然力的调理，居然做得这么爽利。如果人类做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都江堰调理自然力的本事，被近旁的青城山作了哲学总结。 青城山是道教圣地，而道教是唯一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大宗教。道教汲取了老子和庄子的哲学，把水作为教义的象征。水，看似柔顺无骨，却能变得气势滚滚，波涌浪叠，无比强大；看似无色无味，却能挥洒出茫茫绿野，累累硕果，万紫千红；看似自处低下，却能蒸腾九霄，为云为雨，为虹为霞…… 看上去，是人在治水；实际上，却是人领悟了水，顺应了水，听从了水。只有这样，才能天人合一，无我无私，长生不老。 这便是道。 道之道，也就是水之道，天之道，生之道。因此，也是李冰之道、都江堰之道。道无处不在，却在都江堰作了一次集中呈现。 因此，都江堰和青城山相邻而居，互相映衬，彼此佐证，成了研修中国哲学的最浓缩课堂。 那天我带着都江堰的浑身水气，在青城山的山路上慢慢攀登。忽见一道观，进门小憩。道士认出了我，便铺纸研墨，要我留字。我当即写下了一副最朴素的对子： 拜水都江堰， 问道青城山。 我想，若能把“拜水”和“问道”这两件事当作一件事，那么，也就领悟了中华文化的一大秘密。 道士塔 一 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我去时，有几座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只见塔心是一个个木桩，塔身全是黄土，垒在青砖基座上。夕阳西下，朔风凛冽，整个塔群十分凄凉。 有一座塔显得比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随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为主，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当家？中国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是羼杂互融的，王圆箓几乎是个文盲，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也不抵拒，却会主持宗教仪式，又会化缘募款，由他来管管这一片冷窟荒庙，也算正常。 但是，世间很多看起来很正常的现象常常掩盖着一个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箓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读到潘絜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去，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锤。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脸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二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 ），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而且，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蹿而上，比世界上很多著名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前几天，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里的一个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于是，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霎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即将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已被悄悄转移。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箓，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时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其考古专业水准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感受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 王圆箓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时，王圆箓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但终于还是塞给了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几个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箓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它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各国冒险家们纷至沓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说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惭愧，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对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 四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拴上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的稀世文物，所支付给王圆箓的全部价钱，我一直不忍心写出来，此刻却不能不说一说了。那就是，三十英镑！但是，这点钱对王圆箓来说，毕竟比他平时到荒村野郊去化缘来的，多得多了。因此，他认为这位“斯大人”是“布施者”。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轻诗人的诗——他叫李晓桦，诗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斯坦因这些学者，这些诗句也许太硬。但是，除了这种办法，还有什么方式能阻拦他们呢？ 我可以不带剑，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要告诉他，把世间文物统统拔离原生的土地，运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览，是文物和土地的双向失落、两败俱伤。我还要告诉他，借口别人管不好家产而占为己有，是一种掠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概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交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精挑细选，择优盗取。盗取后又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当然，更大的麻烦是，那时的中国处处军阀混战，北京更是乱成一团。在兵丁和难民的洪流中，谁也不知道脚下的土地明天将会插上哪家的军旗。几辆装载古代经卷的车，怎么才能通过？怎样才能到达？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因为我发现，被迫留下了车队而离去的他，正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余光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嗥叫。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 此时是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得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又一次在生死关头被世人认知，也被自己认知。 在斯坦因去世的前一天，伦敦举行“中国日”活动，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我知道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坦因不可能听到这两个消息。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铭文： 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作家 通过极为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他平生带给西方世界最大的轰动是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在墓碑铭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国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肃。 我约略知道此间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文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谴责。 阿富汗的喀布尔，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他一直想进去而未被允许，刚被允许进入，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就离开了人世。 他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灵魂又怎么能安定下来？ 直到今天，这里还备受着贫困、战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包围。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极端主义，正好与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对立。小小的墓园，是那样孤独、荒凉和脆弱。 我想，他的灵魂最渴望的，是找一个黄昏，一个与他赶着车队离开时一样的黄昏，再潜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黄昏，那么，他见了那座道士塔，会与王圆箓说什么呢？ 我想，王圆箓不会向他抱怨什么，却会在他面前稍稍显得有点趾高气扬。因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虽然谁也没有投来过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远阒寂无人。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吗？ 莫高窟 一 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位僧人在敦煌东南方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始开凿石窟，后来代代有人继续，这就成了著名的莫高窟。 佛教在印度传播之初，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却不在里边雕塑和描绘佛像，要表现也只用象征物来替代，用得比较多的有金牛、佛塔、法柱等。后来到了犍陀罗时期，受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带来的希腊雕塑家们的影响，开始开凿佛像石窟。因此，人们往往可以从那里发现希腊雕塑的明显痕迹。 这就是说，仅仅是佛像石窟，就已经把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包罗在里边了。这些石窟大多处于荒山野岭之间，远远看去很不起眼，哪里知道里面所蕴藏的，却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精彩。 佛教从印度一进入中国，立即明白这是一个需要用通俗、形象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国度，因此在石窟造像艺术中又融入了越来越浓重的中华世俗文明。结果，以人类的几大文明为背景，一代代的佛像都在石窟里深刻而又通俗地端庄着，微笑着，快乐着，行动着，苦涩着，牺牲着。渐渐地，这一切都与中华历史接通了血脉，甚至成了一部由坚石雕刻的历史。 莫高窟，便是其中的典型。 二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让人惊奇的是，历来在莫高窟周边的各种政治势力，互相之间打得你死我活，却都愿意为莫高窟做一点好事。 北魏的王室、北周的贵族都对莫高窟的建造起了很大的作用，更不必说隋代、初唐、盛唐时莫高窟的欢快景象了。连“安史之乱”以后占领敦煌的吐蕃势力，以及驱逐吐蕃势力的张议潮军队，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却也都修护了莫高窟。 五代十国时期的曹氏政权对莫高窟贡献很大，到宋代，先后占领这一带的西夏政权和蒙古政权，也没有对莫高窟造成破坏。莫高窟到元代开始衰落，主要是由于蒙古军队打通了欧亚商贸路线，丝绸之路的作用减弱，敦煌变得冷清了。 为什么那么多赳赳武将、权谋强人都会在莫高窟面前低下头来？我想，第一是因为这里关及人间信仰，第二是因为这里已经构成历史。宗教的力量和时间的力量足以让那些燥热的心灵冷却下来，产生几分敬畏。他们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一路撒野下来，到这里却睁大了眼睛，希望获得宗教裁判和时间裁判。 在这个过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全民参与。佛教在莫高窟里摆脱了高深的奥义，通俗地展现因果报应、求福消灾、丰衣足食、繁衍子孙等内容，与民众非常亲近。除了壁画和雕塑外，莫高窟还是当地民众举行巡礼斋会的活动场所，也是享受日常娱乐的游览场所。但是，这种大众化趋向并没有使它下降为一个乡村庙会，因为敦煌地区一直拥有不少高僧大德、世族名士、博学贤达，维系着莫高窟的信仰主体。 于是，在莫高窟，我常常走神。不明亮的自然光亮从洞窟上方的天窗中淡淡映入，壁画上的人群和壁画前的雕塑融成了一体，在一片朦胧中似乎都动了起来。在他们身后，仿佛还能看到当年来这里参加巡礼的民众，一群又一群地簇拥着身穿袈裟的僧侣。还有很多画工、雕塑家在周边忙碌。这么多人渐渐走了，又来了一批。一批一批构成一代，一代代接连不断。 也有了声音：佛号、磬钹声、诵经声、木鱼声、旌旗飘荡声、民众笑语声，还有石窟外的山风声、流水声、马蹄声、驼铃声。 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我发觉自己也被裹卷进去了。身不由己，踉踉跄跄，被人潮所挟，被声浪所融，被一种千年不灭的信仰所化。 这样的观看是一种晕眩，既十分陶醉又十分模糊。因此，我不能不在闭馆之后的黄昏，在人群全都离去的山脚下独自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记忆、找回自己。 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分外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在月色下波光闪烁。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 三 记得每进一个洞窟，我总是抢先走到年代标示牌前，快速地算出年龄，然后再恭敬地抬起头来。 年龄最高的，已经一千六百多岁，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十六国时期的作品。壁画上的菩萨还是西域神貌，甚至还能看出从印度起身时的样子，深线粗画，立体感强，还裸着上身，余留着恒河岸边的热气。另一些壁画，描绘着在血腥苦难中甘于舍身的狠心，看上去有点恐怖，可以想见当时世间的苦难气氛。 接下来应该是我非常向往的魏晋南北朝了：青褐的色泽依然浑厚，豪迈的笔触如同剑戟。中原一带有那么多潇洒的名士傲视着乱世，此时洞窟里也开始出现放达之风，连菩萨也由粗短身材变得修长活泼。某些形象，一派秀骨清相，甚至有病态之美，似乎与中原名士们的趣味遥相呼应。 不少的场面中出现了各种乐器，我叫不全它们的名字。 有很多年轻的女子衣带飘飘地飞了起来，是飞天。她们预示出全方位舞动的趋势，那是到了隋代。一个叫维摩诘的居士被频频描绘，让人联想到当时一些士族门阀企图在佛教理想中提升自己。壁画上已经找不到苦行，只有华丽。连病态之美也消失了，肌肤变得日渐圆润。那些雕塑略显腿短头大，马背上的历练，使他们气定神闲。 整个画面出现了扬眉吐气般的欢乐，那只能是唐代。春风浩荡，万物苏醒，连禽鸟都是舞者，连繁花都卷成了图案。天堂和人间连在了一起，个个表情生动，笔笔都有创造。女性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不管是菩萨还是供养人，都呈现出充分的女性美。由于自信，他们的神情反而更加恬静、素淡和自然。画中的佛教道场已经以净土宗为主，启示人们只要念佛就能一起进入美好的净土。连这种简明的理想，也洋溢着只有盛唐才有的轻快和乐观。 唐代画面中的那些世间人物，不管是盔甲将军、西域胡商，还是壮硕力士、都督夫人，都神采飞扬、炯炯有神。更难得的是，我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分明看到了吴道子画派的某种骨力，在背景山水中发现了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那一派的辉煌笔意。欢乐，就此走向了经典。走向了经典还在欢乐，一点也没有装腔作态。 除了壁画，唐代的塑像更是风姿无限，不再清癯，不再呆板，连眉眼嘴角都洋溢着笑意，连衣褶薄襞都流泻得像音乐一般。 唐代洞窟中的一切都不重复，也不刻板。我立即明白，真正的欢乐不可能重复，就像真正的人性容不得刻板。结果，唐代的欢乐诱发了长久的欢乐，唐代的人性贴合了永恒的人性，一切都融合得浑然一体。恍惚间，热闹的洞窟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画，没有雕塑，没有年代，也没有思考，一切都要蒸腾而去，但又哪里也不想去，只在这里，在洞窟，在唐代，在吴道子笔下。 突然，精神一怔，我看到了一个异样的作品，表现了一个尽孝报恩的故事。与一般同类故事不同，这个佛家弟子是要帮助流亡的父母完成复国事业。我心中立即产生一种猜测，便俯身去看年代标示牌——果然，创作于“安史之乱”之后。 “安史之乱”，像一条长鞭，哗啦一声把唐代划成了两半。敦煌因为唐军东去讨逆而被吐蕃攻陷，因此，壁画中帮助流亡父母完成复国事业的内容，并非虚设。 悲壮的意志刻在了洞壁上，悲惨的岁月却刻在了大地上，赫赫唐代已经很难再回过神来。此后的洞窟，似乎一个个活气全消。也有看上去比较热闹的场面，但是，模仿的热闹只能是单调。 在单调中，记得还有一个舞者背手反弹琵琶的姿态，让我眼睛一亮。 再看下去，洞窟壁画的内容越来越世俗，连佛教题材也变成了现实写生，连天国道场也变成了家庭宅院，连教义演讲也变成了说书人的故事会。当然这也不错，颇有生活气息，并让我联想到了中国戏剧史上的瓦舍和诸宫调。 唐宋之间，还算有一些呆滞的华丽；而到了宋代，则走向了一种冷漠的贫乏。对此，我很不甘心。宋代，那是一个让中国人拥有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的时代啊，在敦煌怎么会是这样？我想，这与河西走廊上大大小小的政权纷争有关。在没完没了的轮番折腾中，文化之气受阻，边远之地只能消耗荒凉。 到了元代，出现了藏传密宗的壁画，题材不再黏着于现实生活，出现了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神秘和恐怖。但是笔触精致细密，颇具装饰性，使人想到唐卡。 这是一个民族之间互窥互征的时代，蒙古文化和西藏文化在这一带此起彼伏。倒是有一个欧洲旅行家来过之后向外面报告，这里很安定，他就是马可·波罗。 明清时期的莫高窟，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记住。 四 当我在夜色中这么匆匆回想一遍后，就觉得眼前这个看上去十分寻常的“小山包”，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所在。 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博物馆，也是半部中国艺术史，又是几大文明的交会点。它因深厚而沉默，也许，深厚正是沉默的原因。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兴旺发达时什么都好说，一到了衰落时期，一些争夺行动便接连而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高窟曾经成为白俄士兵的滞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锅灶，生火做饭，黑烟和油污覆盖了大批壁画和雕塑。他们还用木棒蘸着黑漆，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这些士兵走了以后，不久，一群美国人来了。他们是学者，大骂白俄士兵的胡作非为，当场立誓，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们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学溶剂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去。 为首的是两位美国学者，我要在这里记一下他们的名字：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一位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 兰登·华尔纳带回美国的莫高窟壁画引起轰动，他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带够化学溶剂，因此又来了第二次。这次他干脆带来了一名化学溶剂的调配专家，眼看就要在莫高窟里大动手脚。 但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次在莫高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事态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几十个村民放下他们的工作，从大约十五公里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以便有理由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 结果，他们只是拍了一些遗迹的照片，什么也无法拿走。化学溶剂更是一滴也没有用。 后来华尔纳在美国读到一本书，是他第二次去莫高窟时从北京雇请一位叫陈万里的翻译写的。这才知道，那些村民所得到的信息正是这位翻译透露的。陈万里先生到敦煌的第二天，就借口母亲生病离开了华尔纳，其实是向村民通报美国人准备干什么了。 为此，我要向这位陈万里先生致敬。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加上几十个他原先不可能认识的当地村民，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对比之下，我看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以及那些助纣为虐的翻译，还怎么来寻找遁词？ 陈万里先生不仅是翻译，还是一位医生和学者。中国另有一位姓陈的学者曾经说过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位陈先生叫陈寅恪，后来两眼完全失去了视力。 陈寅恪先生看不见了，我们还张着眼。陈万里先生和村民没有来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还在远处飘零。既然外人如此眼热，可见它们确实是全人类的精粹，放在外面也罢了。只是，它们记录了我们历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欢，我们一有机会总要赶过去探望它们，隔着外国博物馆厚厚的玻璃，长久凝视，百般叮咛。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长很长，几乎环绕了整个地球。那么，我们的心情也被拉长了，随着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个世界。 沙原隐泉 沙漠中也会有路的，但这儿没有。 远远看去，有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 顺着脚印走吧？不行，被人踩过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难走。只能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路。回头一看，为自己长长的脚印高兴。不知这行脚印，能保存多久？ 挡眼是几座巨大的沙山。只能翻过它们，别无他途。上沙山实在是一项无比辛劳的苦役。刚刚踩实一脚，稍一用力，脚底就松松地下滑。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厉害。才踩几脚，已经气喘，不禁恼怒。 我在浙东山区长大，在幼童时已经能够欢快地翻越大山。累了，一使蛮劲，还能飞奔峰巅。这儿可万万使不得蛮劲。软软的细沙，也不硌脚，也不让你磕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气力。你越发疯，它越温柔，温柔得可恨至极。无奈，只能暂息雷霆之怒，把脚底放松，与它厮磨。 要腾腾腾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这儿来。有的是栈道，有的是石阶，千万人走过了的，还会有千万人走。只是，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属于你自己的脚印。来了，那就认了吧，为沙漠行走者的公规，为这些美丽的脚印。 心气平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顶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简直像儿时追月。 已经担心今晚的栖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罢，爬！再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了，何必自己惊吓自己。它总在的，看也在，不看也在，那么，看又何益？ 还是转过头来打量一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吧。我竟然走了那么长，爬了那么高！脚印已像一条长不可及的绸带，平静而飘逸地画下了一条波动的曲线，曲线一端，紧系脚下。 完全是大手笔，不禁钦佩起自己来了。 不为那越来越高的山顶，只为这已经画下的曲线，爬。 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 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永久的顶端，不断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 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 脚下突然平实，眼前突然空阔，怯怯地抬头四顾——山顶还是被我爬到了。 完全不必担心栖宿，西天的夕阳还十分灿烂。 夕阳下的绵绵沙山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进行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风，把风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 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 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信众、艺术家要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倾注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我把自身的顶端与山的顶端合在一起，心中鸣起了天乐般的梵呗。 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尚有异象，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湾清泉，横卧山底。 动用哪一个藻饰词，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藏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慈父心疼女儿一样叫一声：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也跑来了！ 是的，这无论如何不是它来的地方。要来，该来一道黄浊的激流，但它是这样清澈和宁谧。或者，来一个大一点的湖泊，但它是这样纤瘦和婉约。按它的品貌，该落脚在富春江畔、雁荡山间，或是从虎跑到九溪的树荫下。 漫天的飞沙，难道从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飓风，难道从未把它吸干？这里可曾出没过强盗的足迹，借它的甘泉赖以为生？这里可曾蜂聚过匪帮的马队，在它身边留下一片污浊？ 我胡乱想着，随即又愁云满面。怎么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巅，它委身山底。向着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时此刻，刚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 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 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亟亟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 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亲近。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 然而，奇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才两脚，已出溜下去好几米，又站得十分稳当。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时变作了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 再稍用力，如入慢镜头，跨步若舞蹈，只十来下，就到了山底。 实在惊呆了：那么艰难地爬了几个时辰，下来只是几步！想想刚才伸脚时的悲壮决心，哑然失笑。康德说，滑稽是预期与后果的严重失衡，正恰是这种情景。 来不及多想康德了，亟亟向泉水奔去。 一湾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一条中等河道。水面之下，漂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竟有三只玄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波纹。真不知它们如何飞越万里关山，找到这儿。水边有树，不少已虬根曲绕，该有数百岁高龄。 总之，一切清泉静池所应该有的，这儿都有了。至此，这湾泉水在我眼中又变成了独行侠——在荒漠的天地中，全靠一己之力，张罗出了一个可人的世界。 树后有一陋屋，正迟疑，步出一位老尼，手持悬项佛珠，满脸皱纹布得细密而宁静。 她告诉我，这儿本来有寺，毁于二十年前。我不能想象她的生活来源，讷讷地问，她指了指屋后一条路，淡淡说：会有人送来。 我想问她的事情自然很多，例如，为何孤身一人长守此地？什么年岁初来这里？终是觉得对于佛家，这种追问过于钝拙，掩口作罢。目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唯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 以此推衍，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唯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 因此，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当她在陋室里听够了一整夜惊心动魄的风沙呼啸时，明晨，即可借明净的水色把耳根洗净。当她看够了泉水的湛绿时，抬头，即可望望灿烂的沙壁。 山，名为鸣沙山；泉，名为月牙泉。皆在敦煌境内。 阳关雪 在中国古代，文官兼有文化身份和官场身份。在平日，自己和别人关注的大多是官场身份。但奇怪的是，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崇楼华堂也都沦为草泽之后，那一杆竹管毛笔偶尔涂画的诗文，却有可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在浓冽的秋霜中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除夕的深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古诗。 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 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想象，为无法言传的文化归属。 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薄薄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褶皱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 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没有被吞食、被遮蔽，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 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有一些奇怪的凹凸，越来越多，终于构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我猜了很久，又走近前去蹲下身来仔细观看，最后得出结论：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塌，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咆哮时的怒目，丢盔弃甲后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 我相信，死者临死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几行墨迹？堆积如山的中国史籍，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是历代王朝的边远地带，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铺陈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眼下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这里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陈开来的坦诚，一切都在花草掩映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冤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使每片土地都疑窦重重。相比之下，这片荒原还算荣幸。 远处已有树影。疾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 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拌和着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 向前俯视，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直伸天际。我突然觉得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的笔触实在是温厚。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文静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也许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 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声声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神貌，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由此联想到，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笑容那么肯定，神采那么自信。 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以多年的奋斗，执意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而更早就具有这种微笑的唐代，却没有把它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只允许他们以文化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人文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人性寄托。 于是，九州的文风渐渐刻板。阳关，再也难以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越来越少，只有陆游、辛弃疾等人一次次在梦中抵达，倾听着穿越沙漠冰河的马蹄声。但是，梦毕竟是梦，他们都在梦中死去。 即便是土墩、石城，也受不住见不到诗人的寂寞。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旅途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如壮汉啸吟，与自然浑和，却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不再欢跃，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西域喀什 一 一个中国古代文人不管漂泊何处，晚年最大的向往就是回归故乡。这事到了近代那些具有世界历史视野的学者那里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以一生的学养把时间和空间浓缩，然后拄着拐杖站在书房的窗口看着远方。他们在想：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我最希望投生何处？ 我很想知道几位大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排在第一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 oldjosephtoy bee）。因为正是他洋洋洒洒的著作，最早让我了解了世界各地的不同历史形态。 但是，他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似乎并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答案。我，只能在他的著作中猜测。猜测了几处，都没有把握。 终于，我突然知道，他曾经在一次对话中，留下了答案。 他说，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次，他希望生活在中国古代的西域。因为，那是一个文化会聚的福地。 他所说的西域，是指中国新疆塔里木河、叶尔羌河一带。 二 我每次去新疆，总会想起汤因比的选择。 西域，这是一个伟大的地名。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是这位帝王，也是整个汉代对世界历史的杰出贡献。从此，人类各大文明在那里发生了最大规模的汇集、交流和融合。 本来，无论是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巴比伦文明、阿拉伯文明，还是再远一点的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等，都自成规模、自享尊荣，很难放得下架子来与其他文明主动融合，除非用战争的方式来收纳别人。因此，各大文明都在万分警惕地防范着来自别处的铁骑战火。但是，商品流通的诱惑太大了，旅行者口中的描述太吸引人了，因此，彼此都悄悄地产生了一种不约而同的渴望：要找一个地方，展开各大文明之间的非战争交往。 这个地方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是一个地广人稀的所在，离各大文明的首府都比较遥远，使谁也感受不到威胁；二，所有的旅行团队最想靠近的那个文明，有一种让大家放心的宽容精神。 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地方，在古代世界的地面上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域。于是，在天山、昆仑山和塔里木盆地之间的茫茫大漠，终于成了各大文明沟通的巨大平台。看似最缺少文化的地方，变成了最热闹的文化集市。一场场古代的世博会、交易会、嘉年华，不断地在西域开幕又闭幕，闭幕又开幕。 这么一想，觉得汤因比对那里的选择，实在很有道理。 古代由西域通向整个亚洲腹地，有北疆的草原之路和南疆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又分南、北两路，然后在一个地方汇合，翻越帕米尔高原而继续前去。两条丝绸之路的汇合处，是西域开发最早的城郭叫“疏勒”，也就是现在中国最西的城市喀什，又叫喀什噶尔。 这是历来所有的旅行家、探险家、行脚僧、商贸者都必须停步的地方。不管是出去还是进来，都已经承受过严酷的生死考验，而前面，可能是帕米尔，也可能是塔克拉玛干，考验更大。因此，要在这里收拾一下好不容易捡回来的一条命，然后重新豁命前行。 对很多人来说，这里是生命的最后一站；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又是豪迈壮行的新起点。不管是终点还是起点，都是英雄们泼酒祭奠之处。喀什的每一寸空气，都熔铸过男子汉低哑的喉音。 世界在这里渴望着被一次次走通，而高原在这里却显得寸步难行。一位高大的当地汉子在昆仑山脚下对我说：“在这里，地远路险，从有些村子到乡里去，骑毛驴也要走七天。一个妻子最高的愿望是去一趟县城，丈夫不让，说这么漂亮的女人走那么久，怎么还回得来？几十年后丈夫去世，妻子也走不动了。” 但是，这些妻子和丈夫都看到了，总有一些人从他们村边走过。是去乡里吗？是去县城吗？难道，还有更远的地方？ 最近，我和妻子又一次去了喀什。一路上饱满的感觉无与伦比，我只想重复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想研究的历史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大历史”，如果你想从事的文学不是一般的文学而是“大文学”，那么，请务必多去西域，多去新疆，多去喀什。 三 两千多年前张骞通西域的时候，已经发现喀什有非常像样的商贸市场。后来，出任汉朝“西域都护”的班超，又曾把这里当做安定西域的大本营，他自己一住就是十几年。 班超在这里的时候，当地民众在精神文化上还停留于萨满巫术的原始自然宗教。但是，就在班超走后不久，一件重大的文化事件把这里裹卷进去了：印度的佛教开始向中国大规模传播，这里成了一条最主要的走廊。 对于佛教东传这件事，我一直认为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特大事件。原因是，作为被传入一方的中国大地，自从诸子百家之后已经实现了超浓度的精神自足，似乎一切思维缝隙都已填满，怎么可能如此虔诚地接受万里关山之外一种全然陌生的文明呢？但是，由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双向高贵，又痛又痒的防范心理居然被一步步克服。首感痛痒的地方，应该就在喀什。首度克服的地方，应该也在喀什。 磨合了两百年，到了公元四世纪，这儿已经成了一个佛教繁盛之地，留下的古迹和事迹都很多。例如，那位在中国佛教史上贡献堪比玄奘的鸠摩罗什，就曾在十二岁时到这里学习小乘佛教长达两年，后来也在这里，遇到了精通大乘佛教的来自莎车的王子参军兄弟二人，开始转向大乘佛教，并终生传习。而莎车，现在也属喀什地区。尽管喀什的佛教主流一直是小乘，鸠摩罗什不得不离开，但这儿是他的精神转型地。 在鸠摩罗什之后不久，法显西行取经也经过这里，惊叹这里的法会隆重。后来玄奘取经回来时经卷落水破损，也曾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补抄。 在公元九世纪至十三世纪的喀喇汗王朝时期，喀什表现了很高的文化创造能力，向世界贡献了第一部用纯粹回鹘文写成的长篇叙事诗《福乐智慧》和精心巨著《突厥语大词典》。这是两部极重要的维吾尔文化经典，跟着它们，还有不少优秀的著作产生。喀什，因创建经典而闪现出神圣的光彩。 其实，伊斯兰教在公元七世纪传入中国时，也以喀什为前沿。在这里落地生根几百年后，才向北疆传播。喀什地区的伊斯兰教文物不胜枚举，因为直到今天这儿的主要信仰还是这个宗教。千余年来天天被虔诚的仪式滋润着，即便是遗迹也成了生活，因此看上去都神采奕奕。 据到过这里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记述，基督教的一个教派聂斯托利派即中国所称“景教”，在这里也不乏信奉者，而且礼拜完满，尽管这个教派早在公元五世纪已在罗马被取缔。对此，作为意大利人的马可·波罗就很敏感。同样，在古代波斯早被取缔的袄教（即拜火教 ），在这一带的民间也曾风行，致使《南唐书》说疏勒地区“俗奉袄神”。 总之，几千年来，喀什不仅是商品贸易的集散地，而且也是精神文化的集散地。集散范围很大，近至中亚、南亚，远至西亚、欧洲。如果说，西域是几大文明的交汇中心，那么，喀什则是中心的中心。 这个地位，自古以来一直具有，却只是默默地存在于各国商人心中。到了十九世纪，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获得新的自觉，喀什的重要性再一次被广泛瞩目。当时很多全球顶级的学者都坚信，这一带必定留下了诸多文明的重大脚印，因此都不远万里纷纷赶来。正如日本探险家橘瑞超所说的那样：“这是中亚地区政治、商业的中心，自古以来就为世人所知，至今到中亚旅行的人，没有不介绍喀什的。” 翻阅那时的世界考古学著作就可以发现，喀什，在东方学研究中，已经成了一个怎么也避不开的常用名词。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水深火热，差一点被列强彻底瓜分了。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一个以亚洲腹地为目标的考古学家如果没有来过喀什，还是会像一个毕业生的文凭上没有盖过校长的签名印章。 历史，很容易被遗忘，却又很难被彻底遗忘。在那些迷乱的夜晚，正当一批批外来的酒徒在沙丘上狂欢喧嚣的时候，他们脚下，沙丘寂寞一叹，冷然露出某个历史大器的残角，似乎在提醒他们，这是什么地方。 四 一八八一年四月，俄国驻喀什领事馆开张，本来这很正常，但奇怪的是，领事馆里有六十名哥萨克骑兵。这些骑兵每天早晚两次列队穿越市区的大广场到城东河边操练，还向围观的人群表演刀术、马术、射击术。俄国驻喀什的领事很有学问，名叫彼得罗夫斯基，一个英国学者曾这样描述他： 彼得罗夫斯基是个能干、傲慢、狡猾而精于诱惑的家伙，任职的二十一年间对中国官员使尽了阴谋恐吓、威胁、利诱、收买、强迫之伎俩。他的目的便是将新疆最西部的绿洲从中国瓜分出去，使俄国得以控制通往印度后门的战略性山口。 （珍妮特·米斯基：《斯坦因考古与探险》） 俄国要控制通往印度的后门，显然是在挑衅英国。当时，英国不仅在印度实行殖民统治，而且已经控制了昆仑山、兴都库什山、阿姆河以南的多数地区，怎么会允许俄国来插手？因此，后起的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馆占地面积，是俄国领事馆的整整两倍，而且也比英国自己在乌鲁木齐的领事馆豪华很多。一位英国记者写道： 在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争夺中亚的五十多年大角逐中，喀什一直是大英帝国最前沿的一个阵地。在那场大角逐中，大英帝国为了在亚洲取得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权，与沙皇俄国进行过漫长而又扑朔迷离的争斗。在大英帝国驻喀什领事馆上飘扬的那面英国国旗，是印度到北极之间唯一的一面。 （彼得·霍布科克：《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的回忆》） 就在那队哥萨克骑兵和那面英国国旗天天都在喀什对峙的时候，一些心在千年之前的学者也来到了这座城市。斯文·赫定来了，并从这里出发，发现了千年前的古城丹丹乌里克，又考察了塔里木河和罗布泊的迁徙遗址。斯坦因也来了，顺着斯文·赫定的成果进一步发现了“希腊化的佛教艺术”犍陀罗的遗存，又发现了楼兰遗址……这一系列文物，从不同方向展示了这片土地在古代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在古代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随着古代的结束而结束，第二类却可以延伸到现代。西域发现的文物，大多属于第二类。它们像古代智者留下的一排排巨大的数学公式，证明着几个大空间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把这种必然联系打通的实际可能。因此，就在这些西域考古大发现之后，历史学家威尔斯作出判断：“直到今天我才开始明白，塔里木河流域比约旦河流域和莱茵河流域更为重要。” 正是这种判断，使得喀什城里那队哥萨克骑兵和那面英国国旗更加抖擞起来。两国的领事，都会殷勤地接待那些考古学家，希望他们为帝国的现代野心提供更多的古代理由。但是，从种种记录来看，那些考古学家对于两位领事除了感谢之外并不抱有太多的尊敬。他们毕竟深谙历史，比眼前披着外交套装的情报政客更知道轻重。他们来到沙漠深处，只要见到一点点古代的痕迹就会急速地跪下双腿，用双手轻轻地扒挖，细细地拂拭。很久很久，还跪在那里。 如果仅仅从动作上看，考古学家，是在代表现代人跪身谢恩。 无言的大地，有多少地方值得我们跪身，又有多少地方需要我们谢恩。 五 在中华文明的诸多“老祖宗”中，在形态和气度上最让人震撼的，是西域，包括喀什。 这个说法也许会使别的“老祖宗”侧目，那实在对不起了，但我实在不是随口赞誉。请想一想，天山、昆仑山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几宗真正的天下巨构，只须窥得其中任何一角，就足以让世人凝神屏息。但在这里，却齐齐地排列在一起、交接在一起、呼应在一起，这会是什么景象？ 一连串无可超越的绝境，一重重无与伦比的壮美，一系列无法复制的伟大，包围着你，征服着你，粉碎着你，又收纳着你。你失去了，好不容易重新找回，却是另一个你。 在天山、昆仑山面前，其他“老祖宗”所背靠的三山五岳，就有点像盆景了。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面前，其他“老祖宗”所吟咏的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也有点太孩子气了。 到喀什，不能按照内地休闲的习惯，选择那些人群密集的旅游景点。应该选择的，是乔戈里峰、慕士塔格冰川和奥依塔克冰川、红其拉甫口岸、亚克艾日克烽火台，以及散布处处的千年胡杨林和夕阳下的沙漠。我和妻子则非常着迷莎车的《十二木卡姆》，每次都听得情醉神驰。难怪躲得那么僻远的它，早已被堂皇地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让我联想到，在隋唐年间轰动长安的疏勒乐和龟兹乐。不错，在中国古代最伟大王朝的雄伟和声中，占据极高引领地位的，大多是西域乐舞。 由此想到，在喀什之外，新疆还有不少西域名胜值得一再拜访，例如龟兹（现在的库车 ）、于阗（现在的和田 ）、高昌、交河等地。有足够体力的，还可以狠狠心去一下楼兰、米兰、尼雅遗址。 在叶尔羌河畔，一位本地官员已经摆好了毛笔和宣纸，要我题写几个字，准备刻在山壁上。我问他写哪几个字，他说—— 昆仑第一城 我说：“你们这儿，随口一说就气势非凡。” 写完，我的目光越过灿如火阵的胡杨林，再越过层层叠叠的绕山云，远眺昆仑山上的天路。那条天路，通向西藏阿里地区。突然发现，在连绵的雪峰之上，竟然冒出缕缕白烟，飘向蓝天。难道，那里还有人间的生活？ “那么高的云层之上，怎么会有白烟？”我问。 主人说，那不是白烟，而是高天风流吹起了山顶积雪。 原来如此。但转念一想，我刚刚的疑惑，历代旅行者也一定产生过。他们猜测着，判断着，时不时低头看路，又时不时抬起头来。没有人烟的地方何来人烟？他们多半找不到人询问，带着疑惑离开，然后又回头，看了又看。 那么，这神奇的“白烟”，也就成了一面面逗引远方客人的白色旗幡。 想到这里我笑了，心想汤因比先生向往西域的来世之魂，现在一定已经顺着这白色旗幡找到归宿，乐滋滋地安顿了下来。 废井冷眼 一 这儿的秋天已经很冷。 七个乞丐般的老人用麻绳捆住自己身上又脏又破的棉袍子，挑着柴担经过一片荒地。领头那个看到走在最后的老人艰难地拖着步子，就说：“大伙坐下歇一歇吧！” 不远处有几块很大的石头，大家就走过去，放下柴担坐在石头上。坐下才觉得，这石头太平整、太巨大了，有两个老人便站起来，围着石头走了几圈，又蹲下身去细看石头上的纹路。另外三个也站了起来，看了石头再看整个荒地，快速走出几步又低头回来。 大家始终没有说话，但从表情看，都像换了一个人。眼睛亮了，眉头皱了，身板直了。 ——这几个老人，是清代被流放到东北地区的南方大学者。他们都曾经是科举考试的考官，当时全国知识界的最高精英，由于几次不明不白的“科场案”被问罪。好些同事已经被杀，他们死里逃生被判“流放宁古塔”。宁古塔，也就是现在黑龙江省的宁安市。 流放往往牵涉家人，几千里地的拖枷步行，妻女都殒命在半途。他们这些文弱书生到了流放地立即成了服苦役的奴隶，主要的劳役是烧石灰窑和养马，天天挨打受辱，食不果腹。 在苦役中，第一年，他们想得最多的是科场案的冤屈，希望哪一天远处出现一匹快马，送来平反昭雪的恩旨。整整一年，眼都看酸了，没有见到这样的快马。第二年，他们不再惦念平反的事，想得最多的是还在家乡的父母和死于半途的妻子。第三年，他们发觉自己几乎已经成了地道的苦力，就不断背诵过去所学的诗文来自救。第四年，连自救都放弃了，什么也不再想，只把自己当作完全不识字的草民。 幸好，这一带果然荒草遍地，人烟稀少，没有一座破庙、一张门贴，能够引起他们对文化的记忆而徒生伤感。 但是，今天的这几块石头，唤醒了他们心中一个早已封闭的角落。 他们立即作出判断，这是柱础。但从体量看，柱子极大，只能是宫殿。从荒芜的状态看，应该废弛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了。 这是什么宫殿？哪一个年代的事儿？他们快速地走进脑海深处已经蒙尘多年的书库，粗粗翻阅，再细细翻阅…… 他们谁也不讲话。只是，伸手细摸石头上的刻纹后互相看了一眼，举头远眺四周地形后又互相看了一眼。那目光，当年在翰林院里出现过，彼此非常熟悉。 每个人都深感奇怪，原以为忘了多年的一切，为什么顷刻都回来了呢？ 二 不一会儿，老人们又挑起柴担上路。 打破沉默的是那个走在最后的老人，他只轻轻吐了四个字：“李白醉书。” 立即有一个老人接口：“渤海国！” 老人们想到的，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故事。 唐朝收到了一封来自一个藩国的信，但是信上的文字，大家都不认识。传阅了好些天，上上下下都摇头，这对于很讲排场的宗主国大唐来说，有点丢人。担任秘书监的贺知章突然想到，自己的朋友李白有可能认识这种文字，因为李白出生胡地，又漫游四方，见多识广。他一说，唐玄宗下令把李白找来。 李白是从一张酒桌边找到的，喝得已经有点程度了。来到殿上，见过皇上，便看那信。一看就笑，那文字他果然认识。他一句句翻译给唐玄宗听，唐玄宗嘱他立即用同一种文字写回信，也好顺便炫耀一下大唐人才济济，通晓各种文字。 李白一听皇上的意图，有点得意。趁着酒兴未过，想在殿上摆摆谱了。他斜眼一看周围站立的人物，便对皇上说，写回信可以，但要杨国忠替自己磨墨，高力士替自己脱靴。皇上一听，点头同意了。于是，权势赫赫的杨国忠和高力士就苦笑着上前，围着李白忙开了。 问题是，这到底是哪个藩国写来的信，使皇帝那么重视？ 渤海国。 清代流放的老人们猜对了。他们后来还把这次半路发现，写在自己的笔记上。曲曲折折多少年，被我看到。 其实，渤海国是李白出生前两三年才成立的，几乎与李白同龄。建立者，是靺鞨族的粟末部首领大祚荣。按历史记载，唐玄宗登基后不久就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员外大将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那个政权按唐朝体制运行，通用语言是汉文。难道，李白读到的那封信写于他们通用汉文之前？难道，正是这种不便，使他们开始学习汉文？ 当然，也许，李白醉书的故事只是故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渤海国不是故事，那个庞大的废墟不是故事。 清代流放者看到的废墟，是渤海国的首府，即“上京龙泉府”。 流放者们没有权利也没有机会再来仔细考察。从零星留下的笔记看，只知道有一个老人又来过两次，时间都不长，他也没有进一步研究的条件。 认真考察，是我们这一代的事了。 三 我去上京龙泉府遗址的次数很多。原因是，我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是北方少数民族的起落更迭。 我首先看到的是外城的城墙墙基，那是两米多高的夯土基座，宽达十来米，像一道天然生成的大堤坝，绵延到远处。 这个基座上面，原本应有一方方巨大的砖石砌成的雄伟高墙。可惜这儿不是吴哥窟所藏身的原始森林，而是敞亮开阔的东北平原，一座废弃的城市很难保存住一点什么，能用人力拿得走的一切都被人们拿走了。一代又一代，角角落落都被搜寻得干干净净，连清代流放者看到的大石也不见了，就剩下这一道泥土夯成的基座，生着草，长着树，静静地待着。 再往里走，看到了同样是拿不走的城门台基和柱础。昔日都城的规模，已影影绰绰地可以想见。 从遗址看，上京龙泉府由外城、内城、宫城三重环套组成，外城周长三十余里。全城由一条贯通南北的宽阔大道分成东西两区，又用十余条主要街道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果然是长安城的格局和气派。 京城的北半部，是统治者办公和居住的宫城，城墙周长五里。从遗址、遗物看，内城中排列过五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东墙外则是御花园，应该有湖泊，有亭榭，有假山。 宫城中一个最完整的遗物，是文献上查得到的一口井，叫“八宝琉璃井”。井壁由玄武岩石砌成，几乎没有任何损坏。 我在井口边上盘桓良久，想象着千余年来在它身边发生的一切。我伸头一看，它波光一闪，就像是一只看得太多而终于看倦了的冷眼。 一个管理人员告诉我，从种种材料看，这座城市在公元八世纪至九世纪之间可能是亚洲最大的都市之一。当时，它不仅是渤海国的诸城之首，而且是东北亚地区的贸易枢纽，把遥远的长安和日本连成一条经济通道。 人们从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推断出当时这座城市的繁华。在城西和城北的牡丹江上，发现了宽阔的五座跨江大桥的桥墩遗迹。而如今，数万人的现代生活，只一座桥就绰绰有余。想一想，当日该是何等景象！ 这样一座城市，真会消失得如此彻底？ 为了索解这个问题，我在古书堆里研究了不少时间，发现有关渤海国的记载不多。《旧唐书》、《新唐书》有一点，日本、韩国也保存了一些旁佐性资料，都比较零星。这个政权本身并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就像一个没有留下遗嘱的亡故者，只能靠着一些邻居们的传言来猜测了，而且，那些邻居也早已枯萎。 直到现在，我掌握的材料还不足以写成一篇完整的论文，只能描画一种粗疏的图像。 大体来说，从大祚荣、唐玄宗、李白那个时代的交往开始，渤海国成了充分汲取了大唐文明的自治藩国。当然，也成了东北大地上最先进的一个政权。这种地位，隐伏着巨大危险。 危险首先来自于内部。 毕竟刚刚从相当原始的游牧生态过来，任何较大的进步都会让原来一起奋斗的首领们跟不上，造成一次次冲突。不少首领反目成仇、举刀威胁，甚至重返丛林。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张接受大唐文明的先进分子必然是孤独的悲剧人物。他们很可能被看成是数典忘祖的“亲唐派”，但唐朝，又未必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在这一点上，唐玄宗时期渤海国的大门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哥哥一度是渤海国的统治者，一直想与唐朝作对，他争执几次无效，就逃到唐朝来了。哥哥便与唐朝廷交涉，说我弟弟大门艺对抗军令躲到了你们这儿，你们应该帮我把他杀了。 唐玄宗当然不能杀大门艺，但又不能得罪实际掌权的哥哥，左思右想，便用了一个计谋。他派了几名外交官到渤海国，对那位哥哥说，大门艺走投无路来找我，我杀掉他说不过去，但你的意思我们也该尊重，因此已经把他流放到烟瘴之地岭南。 本来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想那几个外交官在渤海国住的时间长了说漏了嘴，透露出大门艺并未被流放。于是那位哥哥火了，写信给唐玄宗表示抗议。唐玄宗只能说那几个外交官胡言乱语，并把他们处分了。 历史学家司马光后来在《资治通鉴》中对此事曾作过有趣的批评，大意是说：唐朝对于自己的隶属国应该靠威信来使它们心悦诚服。渤海国那位弟弟为了阻止一场反唐战争来投靠你，你应该有胆量宣告他是对的，没有罪，而哥哥则是错的，即便不去讨伐，也要是非分明。不想唐玄宗既没有能力制服那位哥哥，又不能堂堂正正地保护那位弟弟，竟然像市井小人一样耍弄骗人伎俩，结果被人反问得抬不起头来，只好对自己的外交官不客气，实在是丢人现眼。（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三 ） 司马光说得不错，但他太书生气了。历史上，除了少数伟大人物的响亮行为外，多数政治都是现实的。唐玄宗管理庞大的朝廷事务已经十分吃力，他怎么会为一种远离自己的权力之争，付出太大的代价？ 于是，那位可怜的大门艺只能在长安城里躲躲藏藏，怕被渤海国的人发现，怕暴露唐玄宗为他编制的谎言。他寄情故乡，故乡容不了他；他亲近唐朝，唐朝帮不了他。 让他稍感安慰的是，由于他和别人的努力，渤海国还是逐渐领受了唐文明的光照。更由于自然规律，保守势力一批批老去，连他们的子孙也被唐文明吸引。因此，终于迎来了公元九世纪的大仁秀时代（817—830）。 大仁秀时代的渤海国在各方面都达到鼎盛，被称为“海东盛国”。一度，这儿的“上京龙泉府”和中华版图西边的长安城，一东一西，并立于世，成为整个亚洲的两大文明重镇。 乍一看，渤海国内部的危险解除了。那就转过身来，看看外部的危险吧。 周围的部落，仍然未脱游牧习性，因此与渤海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反差带来了羡慕与趋附，但在羡慕和趋附背后，却藏着强烈的嫉妒和仇恨。九世纪前期的渤海国器宇轩昂，但包围着它的，却是大量越来越闪烁的目光。它拥挤的街道太刺激那些渴望人烟的马蹄了，它显赫的名声太撩拨那些企盼成功的山民了，它如潮的财宝太吸引那些背囊寒薄的骑手了。 于是，那一天终于到来。来得出乎意料，又来得理所当然。大仁秀时期才过去一百年，公元九二六年，渤海国竟一下子被契丹所灭。 人们会问：作为渤海国的宗主，唐朝为什么不出手来帮它一把？ 答案是：在十九年前，唐朝已先于渤海国灭亡。 其实，即使唐朝没有灭亡，也帮不了。“安史之乱”之后，气象已失，门阀林立，哪里还管得上东北亚的一个自治藩国？ 四 在人类历史上，一切高度文明的城堡被攻克后，下场总是特别悲惨。 因为胜利者知道，城堡里边已经形成了一种远远高于自己的文明秩序。攻下来后，无法控制，无法融入，无法改造，除了毁灭，别无他途。 入城的契丹人骑在马上四处打量，他们发现，不仅是市民的眼神和脸色那么冷漠，就连城砖和街石都在反抗。一种复仇的气氛弥漫四周，抓不住，又赶不走。 于是他们在掠取财物后下令：腾出都城，举国南迁，然后放一把火，把整个城市烧掉。 我们现在无法描述那场大火，无法想象一座亚洲大都市全部投入火海之后的怕人情景，更无法猜度无数过惯了大城市繁华生活的渤海人被迫拖儿带女踉跄南下时，回头看这场大火时的心情和眼光。 记得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告诉我，发掘遗址时，总能看到一些砖块、瓦片、石料这些不会熔化的东西竟然被烧得粘结在一起，而巨大的路石也因被火烧烤而处处断裂。 这场火不知前后烧了多长时间。我伸头看过的那口八宝琉璃井的井水，当时一定也烧沸了，很快又烧干了。然后，在到处还是火焦味的时候，大雪又把一切覆盖。 怪不得，我第一次来考察时在井口伸头，看到的是一副把一切都看倦了的千年冷眼。 其实，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走了的契丹人，也正在开启自己的一部历史。我在研究北魏王朝的时候曾经关注过他们，当时他们游牧在辽河上游。唐朝也曾草草地为他们设立过“松漠都督府”，唐灭亡后，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后称帝。因此，他们来进攻渤海国时，还是一个很“新鲜”的政权。后来他们又改为辽，与五代、北宋都打过交道，也学习了汉文化的很多东西，发生过不少恩怨故事，而在公元一一二五年，为金朝所灭。 他们被灭亡的时候，离他们灭亡渤海国，正好两百年。 至于灭亡他们的金朝，年龄更短，只存世一百二十年。灭亡金朝的，是蒙古和南宋。当然大家知道，后来南宋又被蒙古灭了。 …… 那么多次的灭亡，每一次，都少不了熊熊大火吧？都少不了那一口口烧沸了、又烧干了的古井、老井、废井吧？ 地下总有水源，它们渐渐又都有了波光。但伸头一看，与我在渤海国遗址看到的一样，冷眼，总是冷眼。 我一直在猜测，那几个清代的流放犯，状如乞丐的大学者，那天歇脚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口废井？估计没有。但是，后来那个又来了两次的老人，看到了没有？ 如果看到了老井，看到了冷眼，我想，他们一定会陷入沉思。他们对那段历史并不陌生，但也一定会对一座名城只剩下几方石料、一口废井的景象而深感震撼。我相信他们在震撼之余会对自己的遭遇更加达观。在如此废墟面前，科场案的曲直，亲人们的屈死，只是变成了历史褶皱中的微尘。 历史很漠然，在多数情况下不讲曲直，不讲感情。比历史更漠然的是自然，这几个老人去担柴的地方，正是一个火山口。面对火山口，时间的尺度更惊人了。相比之下，朝代的更迭以百年计，火山的动静以万年计。 其实，火山口也是一个废井。它的冷眼，连地球都不寒而栗。 当然，这超出了那几个流放学者的知识范围。 杭州宣言 一 《马可·波罗游记》说，杭州是世界上最高贵、最美丽的城市。杭州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别的美丽。 于是，哥伦布把这本游记放在自己的驾驶台上，向大海进发。由他开始，欧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 航海家们没有抵达杭州，但杭州一直隐隐约约地晃动在他们的心理罗盘之上。 马可·波罗的话，为什么这样值得信赖？ 因为，他来自于欧洲人心目中最美丽的城市威尼斯，对于城市美景有足够的评判眼光。 其实，马可·波罗来杭州时，这座城市已经承受过一次不小的破坏。在他到达的十几年前，杭州作为南宋的首都沦陷于元军之手。一场持续了很多年的攻守之战终于结束，其间的放纵、发泄可想而知。尽管后来的十几年有所恢复，但与极盛时的国都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就这样，还是高贵、美丽到了世界第一，那就不难想象未被破坏时的情景了。 二 杭州的美丽，已经被历代文人倾注了太多的描写词汇。这是世间一切大美必然遇到的悲剧，人们总以为大美也可以被描写，因此总让它们沉陷在一大堆词汇之间。而这些词汇，同样可以描写小美、中美、平庸之美、勉强之美、夸饰之美。这情景，就像一位世界等级的歌唱家被无数嘈杂的歌喉包围。 为此，这篇文章要做一个试验，放弃描写，只说杭州之美是怎么被创造、被守护的。 杭州这地方，本来并没有像黄山、九寨沟、长白山天池、张家界那样鬼斧神工般的天然美景。一个浅浅的小海湾，被潮汐和长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时间长了就不再与外海流通，形成了一个咸水湖。在这种咸水湖中，水生植物会越长越多，而水则会渐渐蒸发减少，慢慢就会变成沼泽地，然后再变成盐碱地。这是被反复证实了的自然规则。 因此，杭州后来能变得这样美丽，完全是靠人力创造。 首先，人们为那个咸水湖浚通了淡水河（武林水 ）的水源，使它渐渐变成淡水湖，这便是西湖。然后，建筑防海大塘，抵御海潮肆虐，这便是钱塘。 七世纪初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通达杭州，使杭州一下子成了一个重要城市。由于居民增多，这个城市的用水必须取用西湖的淡水，便在八世纪挖通了连接西湖水源的“六井”，使杭州这座城市与西湖更加相依为命。 九世纪二十年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但他不是来写诗，而是来做事的。他遇到的问题是，西湖边上有很多农田等待西湖灌溉，而西湖中间已出现大片苇草地，蓄水量已经大为减少。于是，他认真地研究了“蓄”和“泄”之间的关系，先是挖深湖底，修筑一道高于原来湖面的堤坝，大大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然后，再根据灌溉的需要定量泄水。此外，他还把民用的“六井”疏浚了一下。 白居易在这里展现的，完全是一个水利学家和城建专家的风姿。这时候，他已年过半百，早就完成《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新乐府》，无可置疑地成了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极少数的巨匠之一。但他丝毫没有傲慢在这种文化身份里，而是成天忙忙碌碌地指挥湖中的工程。 大诗人在这里用泥土和石块写诗，把笔墨吟诵交给小诗人。他自己的诗句，只是躲在水草间、石缝里掩口而笑，绝不出声，以防小诗人们听到了颓然废笔。 三 真正把杭州当作永恒的家，以天然大当家的身份把这座城市系统整治了的，是十世纪的吴越王钱镠。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名字，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城市建筑大师。他名字中的这个“镠”字，很多人会念错，那就有点对不起他。镠，读音和意义都与“鎏”相同，一种成色很好的金子，记住了。 这块“金子”并不是一开始就供奉在深宫锦盒里的。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贩过私盐，喜好拳射，略懂卜问，在唐朝后期担任过地方军职，渐成割据势力。唐朝覆灭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创立吴越国，为“十国”之一。这是一个东南小国，北及苏州，南及福州，领土以现在的浙江省为主，中心就是杭州。 钱镠治国，从治水开始。他首先以最大的力量来修筑杭州外围的海堤。原先的石板海堤早已挡不住汹涌海潮，他便下令编造很长的竹笼装填巨石，横以为塘，又以九重巨木为柱，打下六层木桩，以此为基础再筑“捍海塘”，效果很好。此外又在钱塘江沿口筑闸，防止海水倒灌。这一来，作为杭州最大的生态威胁被降伏了，人们称他“海龙王”。 海管住了，再对湖动手。他早就发现，西湖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葑草壅塞、藻荇蔓延，此刻便以一个军事指挥官的风格设置了大批“撩湖兵”，又称“撩浅军”、“撩清卒”。几种称呼都离不开一个“撩”字，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撩，撩除葑草藻荇，顺便清理淤泥。这些人员都是军事编制，可见钱镠把这件事情完全是当作一场大仗在打了，一场捍卫西湖的大仗。 除了西湖，苏州边上的太湖当时大部分也属于吴越国。太湖大，因此他又向太湖派出了七千多个“撩湖兵”。太湖直到今天还在蔓延的同类生态灾难，钱镠在一千多年前就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除了太湖，他还疏浚了南湖和鉴湖。 总之，他与水“摽”上了，成了海水、湖水、江水的“冤家”，最终又成了它们的“亲家”。 治水是为了建城。钱镠对杭州的建设贡献巨大。筑子城、腰鼓城，对城内的街道、房屋、河渠进行了整体规划和修建，又开发了周围的山，尤其是开通慈云岭，在钱塘江和西湖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此外还建塔修寺，弘扬佛教，又对城内和湖边的各种建筑提出了美化要求。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钱镠还非常注意属地的安全，避开各种政治灾难，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他本有一股顽泼的傲气，但是不与强权开战，故意看小自己、看大别人，一路秉承着“以小事大”的方针，并把这个方针作为遗嘱。到了他的孙子钱俶，北方的宋朝已气势如虹，行将统一中原，钱俶也就同意把吴越国纳入宋朝版图。这种方略，既体现了一个小国的智慧，又保全了一个大国的完整。 而且，也正因为这样，安静、富足、美丽的杭州也就有了可能被选定为南宋的国都，成为当时中国的首席大城市。 钱镠这个人的存在，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产生了一些疑问。他，不是抗敌名将、华夏英烈，不是乱世枭雄、盛世栋梁，不是文坛泰斗、学界贤哲，因此很难成为历史的焦点、百世的楷模。他所关注的，是民众的福祉、一方的平安、海潮的涨落、湖水的浊清。为此，他甚至不惜放低政治上的名号、军事上的意气。 当中国历史主要着眼于朝廷荣显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地位；而当中国历史终于把着眼点更多地转向民生和环境的时候，他的形象就会一下子凸显出来。因此，前些年我听说杭州市郑重地为他修建了一座钱王祠，就觉得十分欣慰，因为这也是历史良知的一项修复工程。 四 杭州实在是太幸运了，居然在这座城市成为南宋国都之前，还迎来过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苏东坡。 苏东坡两度为官杭州。第一次是三十多岁时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五十多岁时任杭州知州。与白居易一样，他到这座城市里来的时候也没有显出旷世诗人的模样，而是变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水利工程师——甚至，比白居易还彻底。 他不想在杭州结诗社，开笔会，建创作基地，办文学评奖。他甚至不想在杭州写诗，偶尔写了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寻常的比喻，算不得成功之作。他仅仅是随口吟过，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他那忧郁的眼神，捕捉到了西湖的重大危机。如果一定要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那么，这位美女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 诗人的职责是描写美女将死时的凄艳，而苏东坡则想救她。因此，他宁肯不做诗人，也要做个真正的男人。 他发现，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经被葑草藻荇堙塞了十分之三；而当第二次来做知州时，已经堙塞了一半；从趋势看，再过二十年，西湖将全然枯竭，不复存在。 没有了西湖，杭州也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如果湖水枯竭，西湖与运河的水资源平衡将会失去，咸潮必将顺着钱塘江倒灌，咸潮带来的泥沙将会淤塞运河，而供给城市用水的“六井”也必将归于无用。市民受不了咸水之苦又必将逃散……那么，杭州也就成了一座废城。 不仅杭州成为一座废城，杭州周围农田也将无从灌溉，而淡水养殖业、酿酒业、手工业等也都将一一沦丧。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地，也就会随之消失。 面对这么恐怖的前景，再潇洒的苏东坡也潇洒不起来了。他上奏朝廷，多方筹集工程款项，制订周密的行为方案，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救工程。他的方案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湖中堙塞之处已被人围垦成田的，下令全部废田还湖； 第二，深挖西湖湖底，规定中心部位不准养殖菱藕，以免湖底淤积； 第三，用挖出的大量葑泥筑一道跨湖长堤，堤中建造六座石桥使湖水流通，这就是“苏堤”； 第四，在西湖和运河之间建造堰闸，做到潮不入湖； 第五，征用千名民工疏浚运河，保证漕运畅通； 第六，把连通西湖和“六井”的输水竹管更换成石槽瓦筒结构，使输水系统长久不坏，并新建二井。 这些事情，仅仅做一件就已经兴师动众，现在要把它们加在一起同时推进，简直把整个杭州城忙翻了。 杭州人谁都知道，这位总指挥叫苏东坡；但谁都忘了，这个苏东坡就是那个以诗文惊世的苏东坡！ 苏东坡之后的杭州和西湖，容光焕发，仿佛只等着做国都了。至于真的做了国都，我就不想多说了。已有不少文字记载，无非是极度的繁华，极度的丰富，极度的奢侈，又加上极度的文雅。杭州由此被撑出了极度气韵，西湖随之也极度妩媚。 宋代虽然边患重重，但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却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峰，文化、科技、商业、民生，都让人叹为观止。这一切，都浓浓稠稠地集中在杭州了，杭州怎能不精彩？ 然而，这种精彩也容易给人造成误会，以为这一切都是天造地设，本来就应该这样。很少有人想到，全部精彩都维系在一条十分脆弱的生态茎脉上，就像一条摇摆于污泥间的荷枝，支撑着田田的荷叶、灿烂的荷花。为了救护这条时时有可能折断的生态茎脉，曾经有多少人赤脚苦斗在污泥塘里。 这种在污泥塘里苦斗的景象，当然也不是马可·波罗所能想象的。 五 先有生态而后有文化，这个道理，一直被杭州雄辩地演绎着。雄辩到什么程度？那就是：连最伟大的诗人来到这里也无心写诗，而是立即成了生态救护者。 杭州当然也有密集的文化，但我早就发现，什么文化一到杭州就立即变成了一种景观化、生态化的存在。且不说灵隐寺、六和塔、葛岭、孤山如何把深奥的佛教、道教转化成了山水美景，更让我喜欢的是，连一些民间故事也被杭州铺陈为动人的景观。 最惊人的当然是《白蛇传》里的白娘娘。杭州居然用一池清清亮亮的湖水，用一座宜雨宜雪的断桥，用一座坍而又建的雷峰塔，来侍奉她。 她并不包含太多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文化”。她甚至连人也不是，却愿意认认真真做一个人。她是妖，也是仙，因此什么事情都难不着她。但当她只想做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时，那就难了。 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诘难。中国历史，历来“两多一少”：一是多妖，以及与此近似的魔、鬼、奸、逆；二是多仙，以及与此近似的神、圣、忠、贤。这两个群落看似界限森严却时时可以转换。少的是人，与妖与仙都不同的人。因此，白娘娘要站在人和非人的边缘上郑重告诉世间的人：人是什么。民间故事的这个构想，惊心动魄。 杭州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这个民间故事的伟大，愿意为它创制一个巨大的实景舞台。这个实景舞台永远不会拆卸，年年月月提醒人们：为什么人间这么值得留恋。与这个实景舞台相比，杭州的其他文化遗迹就都显得不太重要了。 像《白蛇传》的故事一样，杭州的要义是追求人间之美。人间之美的基础，是生态之美，尤其是自然生态之美。 在杭州，如果离开了自然生态之美，什么文化都不成气象。 这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旨，有很大差别。 六 我到杭州的最大享受之一，是找一个微雨的黄昏，最好是晚春季节，在苏堤上独自行走。堤边既没有碑文、对联，也没有匾额、题跋，也就是没有文字污染，没有文本文化对于自然生态的侵凌和傲慢，只让一个人充分地领略水光山色、阴晴寒暑。这是苏东坡安排下的，筑一道长堤让人们有机会摆脱两岸的一切，走一走朝拜自然生态之路。我觉得杭州的后人大致理解了他的这个意图，一直没有把苏堤做坏。 相比之下，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有点做坏了。总是在古代文化中寻找自己这个地方可以傲视别的地方的点点滴滴理由，哪里出过一个状元或进士，有过几句行吟诗人留下的句子，便大张旗鼓地筑屋刻石。如果出了一个作家，则干脆把家乡的山水全都当作了他作品的插图。大家全然忘了，不管是状元、进士还是作家，他们作为文化人也只是故乡的儿子。在自然生态面前，他们与所有的乡亲一样谦卑和渺小。 近年来杭州的建设者秉承这座城市的传统，不找遥远的古代理由，不提空洞的文化口号，只是埋头疏浚西湖水源，一次次挖淤清污，把西湖的面积重新扩大到马可·波罗见到时的规模。重修完杨公堤，打理好新西湖，又开发了一个大大的西溪湿地，表达出杭州人在生态环境上的痴迷。对杭州这座城市提出的标准，也没有花里胡哨的种种大话，而只是适合人居住。 这一来，杭州就呈现出了一个贯通千年的人文宣言。这个宣言，曾经由钱镠主导，由白居易、苏东坡参加起草，由白娘娘从旁润饰，又由今天的建设者们接笔续写。 宣言的内容，很复杂，又很简单：关于自然，关于生态，关于美丽，关于人间。 我对杭州，现在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建议了：找一个合适的角落，建一座马可·波罗的雕像。雕像边上立一块碑，把他最早向世界报告的那些有关杭州的句子，用中文、意大利文和英文镌刻出来。而且，一定要注明年代。 因为这些句子，曾经悄悄地推动过那些远航船队，因此也推动了世界。 黄州突围 一 这便是黄州赤壁，或者说是东坡赤壁。赭红色的陡坡直逼着浩荡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供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仰望。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倒错，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价值。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但是，这个僻远的黄州却给了他巨大的惊喜和震动，他甚至把黄州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 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案”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作上纲上线的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他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确实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尊重祖母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很值得研究。 使神宗皇帝动摇的，是突然之间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到了一起。他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不能为苏东坡说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于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 这人可称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加以辅导，这本是朋友间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信，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翻版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 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他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 他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如此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如果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理由里边显然埋藏着一个最神秘的元素：妒忌。 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 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 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 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 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向皇帝检举揭发。他在信中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借口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这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 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哪怕是被同一时代的人印写在印刷品里。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做“砸窗子”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捡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 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舒亶、李定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嫉妒而伤害过苏东坡，批评苏东坡的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提到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有点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站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觉得沈括不可亲近。当然，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超越时空的中国式批评者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舆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幽默，一〇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然而不知所措。 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来者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被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 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 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 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几度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 当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 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战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 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辞，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推断。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 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 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试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 但是，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 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讥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 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 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 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他的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 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 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最动情的是那位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 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皇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有意无意地在验证着文化的感召力。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扬扬。有一天他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以为，对这么一个哄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 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 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将其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很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又觉得他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一种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在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 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平素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 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 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士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原本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 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 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 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柏杨先生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 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 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作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阕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 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静无声，那么，迟早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 他想，一段树木靠着瘿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扬扬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答李端叔书 》）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 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述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山庄背影 一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后期的腐败无能，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这个清朝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引申出来的，带有很大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 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问题是，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部压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曾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为此，我要写写承德的避暑山庄。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 二 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园林，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虽然闻名史册，但久为禁苑，又地处塞外，历来光顾的人不多。我去时，找了山庄背后的一个旅馆住下。那时正是薄暮时分，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把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 奇怪的是，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把休息的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们在这张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呢？ 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壁显得更加巍然怆然。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地、静静地、纯纯地、悄悄地，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它实在使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从第二天开始，我便一头埋到了山庄里边。 山庄很大，本来觉得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了，它竟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据说装下八九个北海公园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不出国内还有哪个古典园林能望其项背。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尤其是山区，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八成，这让游惯了别的园林的人很不习惯。园林是用来休闲的，何况是皇家园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适，有的也会堆几座小山装点一下。哪有像这儿的，硬是圈进莽莽苍苍一大片真正的山岭来消遣？这个格局，包含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美观念和人生观念。 山庄里有很多楹联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们亲自撰写。他们当然想不到多少年后会有我们这些陌生人闯入他们的私家园林来读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是他们写给后辈继承人看的。我踏着青苔和蔓草，辨识和解读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连藏在山间树林中的石碑都不放过。一路走去，终于可以有把握地说：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 首先是康熙。他是走了一条艰难而又成功的长途才走进山庄的，到这里来喘口气，应该。 他一生的艰难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纪轻轻一个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兴盛的运势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气未脱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是自恃当初领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桂。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有几人能下得了决心去动手？但康熙却向他们，也向自己挑战了。他，十六岁上干净利落地除了鳌拜集团，二十岁开始向吴三桂开战，花八年时间的征战取得彻底胜利。 他等于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他成熟了，眼前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对手，但他还是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 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对着这堵历代帝王切切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个朝廷，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我们的防线又在哪里呢？他思考的结果，可以从一六九一年他的一份上谕中看出个大概。 那年五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竟然不同意，他的上谕是：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说得实在是很有道理。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对此，他有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慑作用。“木兰围场”既然设在长城之外的边远地带，离北京就很有一点距离，如此众多的朝廷要员前去秋猎，当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宫，而热河行宫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 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也能有与清廷交谊的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也就需要有热河行宫和它周围的寺庙群了。 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这一座行宫、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 康熙几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兰围场”参加一次为期二十天的秋猎，一生共参加了四十八次。每次围猎，情景都极为壮观。先由康熙选定逐年轮换的狩猎区域，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帐篷为“内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帐篷为“外城”，城外再设警卫。第二天拂晓，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统一督导下集结围拢。在上万官兵的齐声呐喊下，康熙一马当先，引弓射猎，每有所中便引来一片欢呼。然后，扈从大臣和各级将士也紧随康熙射猎。 康熙身强力壮，骑术高明，围猎时智勇双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让王公大臣由衷惊服，因而他本人的猎获就很多。 晚上，营地上篝火处处，肉香飘荡，人笑马嘶，而康熙还必须回到帐篷里批阅每天疾驰送来的奏章文书。 康熙一生打过许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还是自己打猎的成绩，因为这纯粹是他个人生命力的验证。一七一九年康熙自“木兰围场”行猎后返回避暑山庄时，曾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曾于一日**兔三百一十八，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得此一日之数也。 这笔流水账，他说得很得意，我们读得也很高兴。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强健是连在一起的，须知中国历史上多的是病恹恹的皇帝，他们即便再“内秀”，却何以面对如此庞大的国家？ 由于强健，他有足够的精力处理复杂的西藏事务和蒙古事务，解决治理黄河、淮河和疏通漕运等大问题，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泽后世。由于强健，他还愿意勤奋地学习，结果不仅武功一流，“内秀”也十分了得，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 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还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大规模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字典辞书，文化气魄铺天盖地。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那些重要的工具书。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史专家。在这一点上，很少有哪个年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讲的还只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可能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差别。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从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认真学习，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 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国学”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天射猎三百一十八只野兔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互不排斥！ 我并不认为康熙给中国带来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类。我想说的只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较健全。 有时，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样了，鲁迅说他们是“无赖儿郎”，的确有点像。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皇帝（神宗 ）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他聚敛的金银如山似海，但当辽东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死也不肯拿出来，最后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是一个失去了人格支撑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还有后代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定了。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点。 三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坚持抗清复明，甚至在赳赳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屈。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撼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于“削发”之事，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发点。 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武装抗清失败后便开始流浪，谁也找不着他，最后终老陕西……这些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鹰，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向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辞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做“博学鸿词科”。 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人。其中有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举止，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颙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众人只得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五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年过半百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要召见他；李颙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做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颙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对黄宗羲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颙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部门，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羲、李颙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黄宗羲不是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给汉族知识界震动不小。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负责此事，要他们根据《明实录》如实编写，说“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汉族知识界要反清复明，而清廷君主竟然亲自领导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冷静研究明代了。这种研究又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对峙也就不能不渐渐化解了。《明史》后来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直到今天还要承认的事实。 当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肯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叫吕留良的学者，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筹划反清。 这时康熙也早已过世，已是雍正年间，这群文人手下无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们打听到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肯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来抗击外夷，就派人带给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请他起事。 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还想着让他凭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 岳钟琪是清朝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接信后虚假地应付了一下，却理所当然地报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点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他认为有过康熙一代，已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可为什么还有人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有损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将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励精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百姓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复杂了。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 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因此在执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国运可称昌盛。这样一来，即便存有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后来也真没有什么想头了。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者，在乾隆时代已经不想做反清复明的事情。 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的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猎”，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碑文极多。 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华夏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产生一个强烈的感觉：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战争的必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反复那么多次吗？需要杀得如此残酷吗？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祥的气氛。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里洋溢着的是中华帝国的自得情绪。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于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 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本来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清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 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辞，在历史老人听来，不太顺耳了。这座园林已掺杂进某种凶兆。 四 我在山庄松云峡乾隆诗碑的西侧，读到了他儿子嘉庆写的一首诗。嘉庆即位后经过这里，看到父亲那些得意扬扬的诗作后不禁长叹一声：父亲的诗真是深奥，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实在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瞻题蕴精奥，守位重仔肩 。”） 嘉庆一生都在面对内忧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 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近四十岁，没有什么才能，只知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 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猎，打听能不能不经过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兰围场”，回答说没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 避暑山庄一直关到一八六〇年九月，突然接到命令，咸丰皇帝要来，赶快打扫。咸丰这次来时带的银两特别多，原来是来逃难的，英法联军正威胁着北京。咸丰这一来就不走了，东走走西看看，庆幸祖辈留下这么个好地方让他躲避。他在这里又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但签约后还是不走，直到一八六一年七月十七日死在这儿，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各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进行着明明暗暗的较量。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为“辛酉政变”的行动方案在山庄的几间屋子里制订。然后，咸丰的灵柩向北京起运了，刚继位的小皇帝也出发了，浩浩荡荡。避暑山庄的大门，又一次紧紧地关住了。而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间，很快站出来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女子，她将统治中国数十年。 她就是慈禧，离开了山庄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她又下了一道命令，说热河避暑山庄已经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宫多已倾圮，只是咸丰皇帝去时稍稍修治了一下，现在咸丰已逝，众人已走，“所有热河一切工程，着即停止”。 这个命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塌了，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驳，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 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王朝，但清王朝把它丢弃了。被丢弃了的它可怜，丢弃了它的清王朝更可怜，连一把罗圈椅也坐不到了，牺恓惶惶，丧魂落魄。 后来慈禧在北京重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峙”。塞外朔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峙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当新的一个世纪来到的时候，一大群汉族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发出了毁灭性声讨。避暑山庄，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老老实实躲在远处，尽量不要叫人发现。 五 清王朝灭亡后，社会震荡，世事忙乱。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沉思。 王国维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的一条辫子，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为汉族人是束发还是留辫之争曾发生过惊人的血案，他不会不知道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学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会不知道按照世界历史的进程，社会巨变乃属必然。但是，他还是死了。 我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并不是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而是死于一种文化：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先生实在无法把文化与清廷分割开来。在他的书架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乾嘉学派、纳兰性德都历历在目，每一本、每一页都无法分割。在他看来，在他身边陨灭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而且更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古典时代。 他，只想留在古典时代。 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建立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事业破败之后，文化认同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 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他们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 文化的极度脆弱和极度强大，都在王国维先生纵身投水的扑通声中呈现无遗。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 今天，我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秋雨注： 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九三年，后来被中国评论界看成是全部“清宫电视剧”的肇始之文。“清宫电视剧”拍得不错，但整体历史观念与我有很大差别。我对清代宫廷的看法，可参见本书另一篇《宁古塔》。 宁古塔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买了好几个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 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市，清代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有那么多的朝廷大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这三个字成了全国官员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就像堕入一个漆黑的深渊，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噩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 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生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是，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作《研堂见闻杂录》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 ”），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由宁古塔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例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 ）、辽宁开原市（当时的尚阳堡 ）、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 ）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大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国古代历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类 ）、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民间罪犯姑且不论，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时时刻刻晃动着被打的可能。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接受“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堂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以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朝廷如何杀戮一个行刺者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他们的花样，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部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成为人类以来百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 残忍，对统治者来说，首先是一种恐吓，其次是一种快感。越到后来，恐吓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则越来越多。这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毒素，扫荡着人类的基本尊严。统治者以为这样便于统治，却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华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础。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直到已经废止酷刑的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 现在可以说说流放了。 与杀相比，流放是一种长时间的折磨。死了倒也罢了，可怕的是人还活着，种种残忍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繁难了。 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道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查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连身边的孩子也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在史料中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其丈夫碍手碍脚就先把其丈夫杀了。流放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 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舂余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 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和林黛玉，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都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 ），总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画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股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 树上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 我们也见过很多心底明白而行动窝囊的人物：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那么，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 三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有何种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做什么反应？ 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会解释一下案情，但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反清斗士。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钩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与一大群受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科场案是针对科举考试中的作弊嫌疑而言的，牵涉面更大。 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q正传》好读了。 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被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一六五七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士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 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 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 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 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 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统领的其他所有考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儿女一概罚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儿女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面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这二十个考官应该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居然不明不白地被全部杀掉，他们的家属随之遭殃。这种暴行，今天想来还令人发指。 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缘由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排成长队。 这些考生的家属在长途跋涉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 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惯常心理逻辑。一切理由都没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 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就不错啦。 四 灾难，对于常人而言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文人而言就不一样了。在灾难降临之初，他们会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但在渡过这一关口之后，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文化意识有可能觉醒，开始面对灾难寻找生命的底蕴。以前的价值系统也可能被解构，甚至解构得比较彻底。 有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 流放者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上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捡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 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好不容易回来后却立即遭受贬谪。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宋廷有人来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 这种事例，使后来的流放者们陷入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的政治立场都消解了，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除时，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人，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但他却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都很值得敬重。例如，李裀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都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 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因此是看不起仕清反被清害的汉族官员的。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 政敌不见了，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流放者之间的友谊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有一种特殊的重量。 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何况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非常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完全可以凭借往昔友谊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东北，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从杭州一路相伴到东北。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工夫。 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他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为此他愿意叩拜座座朱门来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以点头。 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因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君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 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 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某种关联。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得惠至今。 五 在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还想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由于气候和管理方面的原因，流放者也有不少空余时间。有的地方，甚至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给了文化人一些微小的自我选择的机会。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替代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捡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的行为吧？想来想去，这种事情和行为，都与文化有关。因此，这也是一种回归，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回归。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叶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周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利用一切机会传授佛法。 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用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上文明的进步。 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留诸文字，至今仍为地域文化研究者所钟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桭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等等，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常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 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辛酸，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方面，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所起的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族，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吕用晦 ）家族的贡献：“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 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 》）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那么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面对这个问题，我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六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 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让磨难超越基本的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害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可以一变再变，甚至终身陷于囹圄，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又终究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抱愧山西 一 十余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大吃一惊，便急速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查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二十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每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的发达、豪富人家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并不构成对当地人民的剥削。因此与全国相比，当时山西城镇民众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八二〇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大批西迁，再把一些人多地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民众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 ”）西迁，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〇六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见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信号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例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观剧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姊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蔼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蔼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曾经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没有去琢磨让宋蔼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常识，我们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的远不止我一人。 因此，好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 二 我终于来到了山西。为了平定一下慌乱的心情，我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规景点看完，最后再郑重其事地逼近我心里埋藏的那个大问号。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着大量账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文俊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 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一批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 朋友们都笑着对我说，虽然全车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读过比较多的史料。 连“向导”也是第一次来，那么这种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寻找。 我知道，首先该找的是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的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外祖父”。 听我说罢，大家就对西大街上每一个门庭仔细打量起来。 这一打量不要紧，才两三家，我们就已经被一种从未领略过的气势所压倒。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和潦倒。 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槛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年这儿是如何车水马龙地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境之外，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扬鞭千里的英武气，驮载着远方的风土人情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 西大街上每一个像样的门庭我们都走进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气吞海内的“日昇昌”，仔细一打听又都不是。直到最后，看到平遥县文物局立的一块说明牌，才认定“日昇昌”的真正旧址。一个机关占用着，但房屋结构基本保持原样，甚至连当年的匾额楹联还静静地悬挂着。 我站在这个院子里凝神遥想：就是这儿，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指挥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一种大范围的异地货币汇兑机制，卸下了实银运送重担的商业流通，被激活了。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们怀疑成“日昇昌”的门庭当时都在作着近似的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其中包括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当年平遥城会繁华到何等程度，约略可以想见。 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领导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的决心，尽力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 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几个世纪的自豪。 恢复西大街后，如果力量允许，应该再设法恢复整个平遥古城。平遥的城墙、街道还基本完好，如果能恢复，就可以成为中国明清时代中小型城市的一个标本。 平遥西大街是当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场所，那他们的生活场所又是怎么样的呢？离开平遥后我们来到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蔼龄女士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我到过全国各地的很多大宅深院，但一进这个宅院，记忆中的诸多名园便立即显得过于柔雅小气。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钟鸣鼎食不是靠着先祖庇荫，而是靠着不断地创业，因此，这个宅院没有任何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 为此，我在阅读相关资料的时候经常抬起头来想象：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 我只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昇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仪态平静，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 三 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没有太多的物产。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 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 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士俗殷富，实由此焉。” 读了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记述，我不禁对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来。 家乡那么贫困、那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观，过去的一切贫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称颂的道路只有让所有的农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 但是，在山西的这几个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条道路的选择。 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权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 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多数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提供了一些另类思考。 他们首先选择的，正是“走西口”。口外，驻防军、垦殖者和游牧者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北的毛皮又吸引着内地的贵胄之家，商事往返一出现，还呼唤出大量旅舍、客店、饭庄……总而言之，口外确实能创造出很大的生命空间。 自明代“承包军需”和“茶马互市”，很多先驱者已经做出了出关远行的榜样。从清代前期开始，山西农民“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于是我们都听到过的那首民歌也就响起在许多村口、路边：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话儿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 我怀疑，我们以前对这首民歌的理解过于肤浅了。我怀疑，我们直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怜悯的目光去俯视这一对对年轻夫妻的离别。 听听这些多情的歌词就可明白，远行的男子在家乡并不孤苦伶仃。他们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强烈的爱恋，都有一个足可生死与之的伴侣。他们本可过一种艰辛而温馨的日子了此一生，但他们还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门。他们的恋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绵绵的恋情从小屋里释放出来，交付给朔北大漠。 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还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边滴下的眼泪，为山西终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队伍中，正挤着一个来自祁县乔家堡村的贫苦的青年农民，他叫乔贵发，来到口外一家小当铺里当了伙计。就是这个青年农民，开创了乔家大院的最初家业。 乔贵发和他后代所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市的商业基础，以至出现了这样一句广泛流传的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谁能想到，那一个个擦一把眼泪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农民，竟然有可能成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种宏伟的文明的缔造者！因此，当我看到山西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走西口》以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来演奏这首民歌时，不禁热泪盈眶。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邮递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也实在是说不完。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黄鉴晖先生曾经记述过乾隆年间一些山西远行者的辛酸故事—— 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听说，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个大决心，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打听。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的父亲。 阳曲县的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他可能在宣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信。小儿子张廷楌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找了一年多没有找到，盘缠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时他遇见一个农民，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诉他，父亲的消息已经打听到了，在张家口卖菜。 交城县徐学颜的父亲远行关东做生意二十余年杳无音信。徐学颜长途跋涉到关东寻找，一直找到吉林省东北端的一个村庄，才遇到一个乡亲。乡亲告诉他，他父亲早已死了七年。 …… 不难想象，这一类真实的故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一切“走西口”、闯全国的山西商人，心头都埋藏着无数这样的故事。于是，年轻恋人的歌声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去要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头！ 被那么多失败者的故事重压着，被恋人凄楚的歌声拖牵着，山西商人却越走越远。他们要走出一个好听一点的故事，他们迈出的步伐既悲怆又沉静。 四 义无反顾地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人格素质有关。 我接触的材料不多，只是朦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从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长久未能普及。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为此，许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发了财则急忙办学，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人。在这一点上可以构成对比的是安徽商人，本来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商业势力，完全可与山西商人南北抗衡。但徽州民风又十分重视科举，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后代的人生取向上进退维谷。 这种情景在山西没有出现，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着做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最后连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疏的朱批 ） 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 其二，目光远大。 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整个中国版图都在其视野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心理优势，使山西商人最能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一盘围棋一样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了，光“大盛魁”的商队就拴有骆驼十万头。商队带出关的商品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物产特色和运输网络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以盐业赚钱最多，但盐业由政府实行专卖，许可证都捏在两淮盐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紧缺的时候给予慷慨借贷，条件是稍稍让给他们一点盐业经营权。久而久之，两淮盐业便越来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见山西商人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面上有缺漏。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 当然，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脉络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我想，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与三晋文明的长久陶冶有关，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了。 其三，讲究信义。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 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构成一种商业大气候。 其实，山西商人即便对联号系统之外的商家也会尽力帮助。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终于无力偿还，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笔勾销，这样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间所在多有，不足为奇。 例如，我经常读到这样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起了，借入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起，借出店为了照顾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让他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在南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 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还没有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其四，严于管理。 山西商人最早发迹的年代，全国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约束。面对这么多的自由，山西商人却没有表现出放纵习气，而是加紧制定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因为他们明白，无序的行为至多得益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 我曾恭敬地读过清代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内容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管理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足可证明在当时山西商人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管理专家。例如，规定所有的职员必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查升迁；高级职员与财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制定分号向总号和其他分号的报账规则，以及分号职工的汇款、省亲规则……凡此种种，使许多山西商号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正规。一代巨贾也就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了。 以上几个方面，不知道是否大体勾勒出了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质？不管怎么说，有了这几个方面，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也就像模像样地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 何谓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五 然而，一切逻辑概括总带有“提纯”后的片面性。实际上，只要再往深处窥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质中还有脆弱的一面。 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的群落；他们敢作敢为，却也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几乎所有的文化学者都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 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在当时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社会效果呢？没有外在的社会效果，也就难以抵达人生的大安详。 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他们只能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还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 他们的出发地和终结点都在农村，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是他们可追慕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作为。在我看来，这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数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几家票号历史上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纠纷。 最大的纠纷发生在日昇昌总经理雷履泰和副总经理毛鸿翙之间。毫无疑问，两位都是那个时候堪称全国一流的商业管理专家，一起创办了日昇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创者，都应该名垂史册。雷履泰气度恢弘，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际魅力，几乎是天造地设的商界领袖；毛鸿翙虽然比雷履泰年轻十七岁，却也是才华横溢、英气逼人。两位强人撞到了一起，开始时亲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业获得成功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难题：究竟谁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事务不管，但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这使毛鸿翙觉得有点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总经理在票号里养病不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当天就回家了。 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安设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来好交代给你。” 老板一听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后只得说：“起来吧，我也估计到让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没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 毛鸿翙看到这个情景，知道自己不能再在日昇昌待下去了，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这事件乍一听都会为雷履泰叫好，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获得了全胜，毛鸿翔一败涂地，然而这里无所谓是非，只是权术。用权术击败的对手是一段辉煌历史的共创者，于是这段历史也立即破残。中国许多方面的历史总是无法写得痛快淋漓、有声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代表性人物之间必然会产生的恶性冲突。商界的竞争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脱离业务的轨道，在人生的层面上把对手逼上绝路，总与健康的商业动作规范相去遥遥。 毛鸿翙当然也要咬着牙齿进行报复。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业务快速地推上了新台阶。雷履泰气恨难纾，竟然写信给自己的各个分号，揭露被毛鸿翙勾走的两名“小卒”出身低贱，只是汤官和皂隶之子罢了。 事情做到这个份儿上，这位总经理已经很失身份，但他还不罢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谋划，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就无法做成分文的生意。这就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钩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翙，而毛鸿翙的孙子则叫毛履泰！ 这种污辱方法当然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惜儿孙，也不知道他们用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老的心？ 也许，最终使他们感到温暖的还是早年跨出家门时听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庞大的家业也带来了家庭内部情感关系的复杂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种单纯性已不复再现。据乔家后裔回忆，乔家大院的内厨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专干粗活，玄衣愁容，旁若无人，但气质又绝非佣人。 有人说，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与夫人产生了什么麻烦，谁也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当他们偶尔四目相对时，当年《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会走音。 写到这里我已经知道，我所碰撞到的问题虽然发生在山西却又远远超越了山西。由这里发出的叹息，应该属于我们父母之邦更广阔的天地。 六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败落的原因全然归之于他们自身。一两家铺号的兴衰，自身的原因可能至关重要；而牵涉到山西无数商家的整体败落，一定会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极度动荡。一次次激进的暴力冲撞，表面上都有改善民生的口号，实际上却严重地破坏了各地的商业活动，往往是“死伤遍野”、“店铺俱歇”、“商贾流离”。山西票号不得不撤回分号，龟缩回乡。有时也能发一点“国难财”，例如，太平天国时官方饷银无法解送，只能赖仗票号；八国联军时朝廷银库被占，票号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是，当国家正常的经济脉络已被破坏时，这种临时的风光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二十世纪初英、美、俄、日的银行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清政府也随之创办大清银行，开始邮电汇兑。票号遇到了真正强大的对手，完全不知怎么应对。辛亥革命时随着一个个省份的独立，各地票号的存款者纷纷排队挤兑，而借款者又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山西票号终于走上了末路。 走投无路的山西商人傻想，新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总不会见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请愿，希望政府能贷款帮助，或由政府担保向外商借贷。政府对请愿团的回答是：山西商号信用久孚，政府从保商恤商考虑，理应帮助维持，可惜国家财政万分困难，他日必竭力斡旋。 满纸空话，一无所获，唯一落实的决定十分出人意料：政府看上了请愿团首席代表范元澍，发给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号中物色能干的伙计到政府银行任职。这一决定如果不是有意讽刺，那也足以说明这次请愿活动是真正地惨败了。国家财政万分困难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走西口”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 于是，人们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了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这样描写那些一一倒闭的商号：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鸣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这便是一代财雄们的下场。 七 有人觉得山西票号乃至整个晋商的败落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但是，问题在于，在它们败落之后，中国在很长时间之内并没有找到新的经济活力，并没有创建新的富裕和繁华。 社会改革家们总是充满了理想和愤怒，一再宣称要在血火之中闯出一条壮丽的道路。他们不知道，这条道路如果是正道，终究还要与民生接轨，那里，晋商骆驼队留下的辙印仍清晰可辨。 在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之前，他们一直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他们立誓要带领民众摆脱贫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摆脱贫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剥夺富裕。要使剥夺富裕的行为变得合理，又必须把富裕和罪恶画上等号。当富裕和罪恶真的画上等号了，他们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标，因为那里全是罪恶。这样一来，社会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无处靠岸的孤舟，时时可能陷入沼泽，甚至沉没。 中国的文人学士更加奇怪。他们鄙视贫穷，又鄙视富裕，更鄙视商业，尤其鄙视由农民出身的经商队伍。他们喜欢大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来没有把“兴亡”两字与民众生活、社会财富连在一起，好像一直着眼于朝廷荣衰，但朝廷对他们又完全不予理会。他们在苦思冥想中听到有骆驼队从窗外走过，声声铃铛有点刺耳，便伸手关住了窗户。 山西商人曾经创造过中国最庞大的财富，居然，在中国文人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述。 一种庞大的文化如此轻慢一种与自己有关的庞大财富，以及它的庞大的创造群体，实在不可思议。 为此，就要抱着惭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会儿。 秋雨注： 此文发表于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发表时被评为中国第一篇向海内外报告晋商和清代商业文明的散文。由这篇文章，我拥有了无数山西朋友。平遥民众为了保护我在文章中记述的城内遗迹，在古城外面兴建市民新区，作为搬迁点。市民新区竟命名为“秋雨新城”，真让我汗颜。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几个嫉妒者对我发起了规模不小的诽谤，山西的出版物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学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山西应该对得起余秋雨”。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围起了一道保护我的墙，让我非常感动。 风雨天一阁 一 已经决定，明天去天一阁。 没有想到，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宁波城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是宁波市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陪我去的。看门的老人没想到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筒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筒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 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 我知道天一阁的分量，因此愿意接受上苍的这种安排，剥除斯文，剥除悠闲，脱下鞋子，卑躬屈膝，哆哆嗦嗦，恭敬朝拜。今天这里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个朝拜仪式显得既安静，又纯粹。 二 作为一个藏书楼，天一阁的分量已经远远超过它的实际功能。它是一个象征，象征意义之大，不是几句话所能说得清楚的。 人类成熟文明的传承，主要是靠文字。文字的选择和汇集，就成了书籍。如果没有书籍，那么，我们祖先再杰出的智慧、再动听的声音，也早已随风飘散，杳无踪影。大而言之，没有书籍，历史就失去了前后贯通的缆索，人群就失去了远近会聚的理由；小而言之，没有书籍，任何个体都很难超越庸常的五尺之躯，成为有视野、有见识、有智慧的人。 中国最早发明了纸和印刷术。书，已经具备了一切制作条件的书，照理应该大量出版、大量收藏、大量传播。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它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生死冤家。 例如，朝廷焚书。这是一些统治者为了实行思想专制而采取的野蛮手段。可叹的是，早在纸质书籍出现之前，焚书的传统已经形成，那时焚的是竹简、木牍、帛书。自秦始皇、李斯开头，隋炀帝、蔡京、秦桧、明成祖都有焚书之举，更不必说清代文字狱的毁书惨剧了。 又如，战乱毁书。中国历史上战火频频，逃难的人要烧书，占领的人也要烧书。史籍上出现过这样的记载：董卓之乱，毁书六千余车；西魏军攻破江陵时，一日之间焚书十四万卷；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焚书三十七万卷；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焚书八万卷…… 再如，水火吞书。古代运书多用船只，汉末和唐初都发生过大批书籍倾覆在黄河中的事件。大水也一次次地淹没过很多藏书楼。比水灾更严重的是火灾，宋代崇文院的火灾，明代文渊阁的火灾，把皇家藏书烧成灰烬。至于私家藏书毁于火灾的，更是数不胜数。除水火之外，虫蛀、霉烂也是难于抵抗的自然因素，成为书的克星。 凡此种种，说明一本书要留存下来，非常不易。它是那样柔弱脆薄，而扑向它的灾难，一个个都是那么强大、那么凶猛、那么无可抵挡。 二百年的积存，可散之于一朝；三千里的搜聚，可焚之于一夕。这种情景，实在是文明命运的缩影。在血火刀兵的历史主题面前，文明几乎没有地位。在大批难民和兵丁之间，书籍的功用常常被这样描写：“藉裂以为枕，爇火以为炊。”也就是说，书只是露宿时的垫枕、做饭时的柴火。要让它们保存于马蹄烽烟之间，几乎没有可能，除非，有几个坚毅文人的人格支撑。 说起来，皇家藏书比较容易，规模也大，但是，这种藏书除了明清时期编辑辞书时有用外，平日无法惠泽文人学士，几乎没有实际功能，又容易毁于改朝换代之际。因此，民间藏书就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民间藏书，搜集十分艰难，又没有足够力量来抵挡多种灾祸，因此注定是一种悲剧行为。明知悲剧还勇往直前，这便是民间藏书家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又不仅仅是他们的，而是一种希冀中华文明长久延续的伟大意愿，通过他们表现出来了。 天一阁，就是这种意愿的物态造型。在现存的古代藏书楼中，论时间之长，它是中国第一，也是亚洲第一。由于意大利有两座文艺复兴时代的藏书楼也保存下来了，比它早一些，因此它居于世界第三。 三 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诞生于十六世纪初期。 如果要在世界坐标中作比较，那么，我们不妨知道：范钦出生的前两年，米开朗琪罗刚刚完成了雕塑《大卫》；范钦出生的同一年，达·芬奇完成了油画《蒙娜丽莎》。 范钦的一生，当然不可能像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那样踏出新时代的步伐，而只是展现了中国明代优秀文人的典型历程。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通过一系列科举考试而做官，很快尝到了明代朝廷的诡谲风波。他是一个正直、负责、能干的官员，到任何一个地方做官都能打开一个局面，却又总是被牵涉到高层的人事争斗。我曾试图用最简明的语言概述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后却只能放弃，因为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旋涡太奇怪，又太没有意义了。我感兴趣的只有这样几件事—— 他曾经被诬告而“廷杖”入狱。廷杖是一种极度羞辱性的刑罚。在堂堂宫廷的午门之外，在众多官员的参观之下，他被麻布缚曳，脱去裤子，按在地上，满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受过这种刑罚，再加上几度受诬、几度昭雪，一个人的“心理筋骨”就会出现另一种模样。后来，他作为一个成功藏书家所表现出来的惊人意志和毅力，都与此有关。 他的仕途，由于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频繁而远距离地滑动。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等地，当然还要到北京任职，还要到宁波养老。大半个中国，被他摸了个遍。 在风尘仆仆的奔波中，他已开始搜集书籍，尤其是以地方志、政书、实录、历科试士录为主。当时的中国，经历过了文化上登峰造极的宋代，刻书、印书、藏书，在各地已经形成风气，无论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书，书院、寺院的藏书，还是私人藏书，都相当丰富。这种整体气氛，使范钦有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藏书家，而他的眼光和见识，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那就是，不必像别人藏书那样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着眼当代，着眼社会资料，着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会遗失的地方性文件。他的这种选择，使他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书家。 一个杰出的藏书家不能只是收藏古代，后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时代和脚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态环境里做出的文化选择。 官，还是认认真真地做。朝廷的事，还是小心翼翼地对付。但是，作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这个地方的文物典章、历史沿革、风土习俗，那就必须找书了。见到当地的官员缙绅，需要询问的事情大多也离不开这些内容。谈完正事，为了互表风雅，更会集中谈书，尤其是当地的文风书讯。平时巡视察访，又未免以斯文之地为重。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寻常生态，不同的是，范钦把书的事情做认真了。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问了一宗大案，也许是理清了几笔财务，衙堂威仪，朝野礼数，不一而足。而他最感兴趣的，是差役悄悄递上的那个蓝布包袱，是袖中轻轻拈着的那份待购书目。他心里明白，这是公暇琐事、私人爱好，不能妨碍了朝廷正事。但是当他历尽宦海风浪终于退休之后就产生了疑惑：做官和藏书，究竟哪一项更重要？ 我们站在几百年后远远看去则已经毫无疑惑：对范钦来说，藏书是他的生平主业，做官则是业余。 甚至可以说，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杰出的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覆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范钦给了我们一种启发：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谓公务和事业，很可能不是你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请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觉得是不务正业却又很感兴趣的那些小事。 四 范钦对书的兴趣，显然已到了痴迷的程度。痴迷，带有一种非功利的盲目性。正是这种可爱的盲目性，使文化在应付实用之外还拥有大批忠诚的守护者，不倦地吟诵着。 痴迷是不讲理由的。中国历史上痴迷书籍的人很多，哪怕忍饥挨冻，也要在雪夜昏暗的灯光下手不释卷。这中间，因为喜欢书中的诗文而痴迷，那还不算真正的痴迷；不问书中的内容而痴迷，那就又上了一个等级。在这个等级上，只要听说是书，只要手指能触摸到薄薄的宣纸，就兴奋莫名、浑身舒畅。 我觉得范钦对书的痴迷，属于后一种。他本人的诗文，我把能找到的都找来读了，甚觉一般，因此不认为他会对书中的诗文有特殊的敏感。他所敏感的，只是书本身。 于是，只有他，而不是才情比他高的文学家，才有这么一股粗拙强硬的劲头，把藏书的事业做得那么大、那么好、那么久。 他在仕途上的历练，尤其是在工部具体负责各种宫府、器杖、城隍、坛庙的营造和修理的实践，使他把藏书当作了一项工程，这又是其他藏书家做不到的了。 不讲理由的痴迷，再加上工程师般的精细，这就使范钦成了范钦，天一阁成了天一阁。 五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范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行为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光耀门庭的荣幸，还是一场绵延久远的苦役。 范钦在退休归里之后，一方面用比从前更大的劲头搜集书籍，使藏书数量大大增加，一方面则冷静地观察着自己的儿子能不能继承这些藏书。 范钦有两个儿子：范大冲和范大潜。他对这两个儿子都不太满意，但比较之下还是觉得范大冲要好得多。他早就暗下决心，自己死后，什么财产都可以分，唯独这一楼的藏书却万万不可分。书一分，就不成气候，很快就会耗散。但是，所有的亲属都知道，自己毕生最大的财富是书，如果只给一个儿子，另一个儿子会怎么想？ 范钦决定由大儿子范大冲单独继承全部藏书，同时把万两白银给予小儿子范大潜，作为他不分享藏书的代价。没想到，范大潜在父亲范钦去世前三个月先去世了，因此万两白银就由他的妻子陆氏分得。陆氏受人挑拨还想分书，后来还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书不可分”已成了范钦的不二家法。 范大冲得到一楼藏书，虽然是父亲的毕生心血，江南的一大文书薮，但实际上既不能变卖，又不能开放，完全是把一项沉重的义务扛到了自己肩上。父亲花费了万两白银来保全他承担这项义务的纯粹性，余下的钱财没有了，只能靠自己另行赚取，来苦苦支撑。 一五八五年的秋天，范钦在过完自己八十大寿后的第九天离开人世。藏书家在弥留之际一再打量着范大冲的眼睛，觉得自己实在是给儿子留下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苦差事。他不知道儿子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如果能，那么，孙子呢？孙子的后代呢？ 他不敢想下去了。 一个再自信的人，也无法对自己的儿孙有过多的奢望。 他知道，自己没有理由让自己的后人一代代都做藏书家，但是如果他们不做，天一阁的命运将会如何？如果他们做了，其实也不是像自己一样的藏书家，而只是一个守楼人。 儿孙，书；书，儿孙…… 范钦终于闭上了迷离的眼睛。 六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 家族传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 我可以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为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塌，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许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感到难过的故事了。据谢堃《春草堂集》记载，范钦去世后两百多年，宁波知府丘铁卿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的内侄女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女子，听说天一阁藏书宏富，两百余年不蛀，全靠夹在书页中的芸草。她只想做一枚芸草，夹在书本之间。于是，她天天用丝线绣刺芸草，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绣芸”。 父母看她如此着迷，就请知府做媒，把她嫁给了范家后人。她原想做了范家的媳妇总可以登上天一阁了，不让看书也要看看芸草。但她哪里想到，范家有规矩，严格禁止妇女登楼。 由此，她悲怨成疾，抑郁而终。临死前，她连一个“书”字也不敢提，只对丈夫说：“连一枚芸草也见不着，活着做甚？你如果心疼我，就把我葬在天一阁附近，我也可瞑目了！”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抑郁的目光。在既缺少人文气息又没有婚姻自由的年代，一个女孩子想借着婚姻来多读一点书，其实是在以自己的脆弱生命与自己的文化渴求斡旋。她失败了，却让我非常感动。 七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缝。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就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想要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震撼。 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不能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家族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朝廷对质时，竟然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力量融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澹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一六七三年。 出乎意料，范氏家族竟一致同意黄宗羲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黄宗羲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一六七三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名字联结起来，广为传播。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两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其中有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袁枚、阮元、薛福成等。他们的名字，都上得了中国文化史。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天一阁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 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百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百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八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近代，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作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一九一四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涵着某种象征意义。 一架架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他所购得的天一阁藏书，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众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没有焚毁的，是天一阁本身。这幢楼像一位见过世面的老人，再大的灾难也承受得住。但它又不仅仅是承受，而是以满脸的哲思注视着一切后人，姓范的和不是姓范的，看得他们一次次低下头去又仰起头来。 只要自认是中华文化的后裔，总想对这幢老楼做点什么，而不忍让它全然沦为废墟。因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天一阁被一次次大规模地修缮和完善着。它，已经成为现代文化良知的见证。 登天一阁的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鱼尾山屋 说明： 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帮助下，贴地历险数万公里，考察了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古文明的遗址。这中间，包括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阿拉伯文明。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对这么多文明的遗址进行整体性穿越，在我之前，国内外均无先例。 我在考察过程中每天都写笔记，由于一路上险情重重，写得非常艰难。最后，结集成了《千年一叹》这本书。考察的终点是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南麓，我在那里住了几天，对考察的印象作了初步的整理、思考和总结。 这次考察，是我多年来考察中华文明遗址的自然延续。由此，构成了一系列宏大的对比，我可以在对比中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又可以反过来从中华文明更深入地了解其他文明。正因为这样，我把写于尼泊尔的思考笔记收入了新版《文化苦旅》。 后来我又花费极大的精力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写成了《行者无疆》一书。这次考察的最后，同样有一番思考和总结，同样是通过其他文明来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因此，又出现了下一篇文章“北极寒夜”。 一 从加德满都向西北方向走二百公里山路，就到了一个叫博克拉（pokha a）的地方。 我们乘坐一种拉缆浮筏，渡过了一条清澈的雪水河，住进了山脚下一家叫鱼尾山屋（fishtaillodge）的旅馆。 我呆呆地看着周围的风景。雄伟，雄伟到了无法再雄伟；柔和，又柔和到了无法再柔和。它们怎么就这样天然地融合在一起了呢？草草地吃过晚餐，再来看，天色已经重了，先退去的是柔和，只剩下侧光下暗森森的雄伟。很快，雄伟也退去了。立即觉得一股寒气压顶而来，便抱肩回到屋里。 屋里有炉子，我点上火，看着火焰。发现炉边桌上有蜡烛，我也顺手点上。忽然觉得这屋里不必有电灯，便伸手关了。屋子立即回到古代，暗暗地听任炉火和烛光一抖一抖，反而觉得温暖和安全。但是我又拍着自己的头站起身来，心想这间古代的小屋竟然是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我竟然独自躲在里边沉思和写作！此情此景，连屈原、李白、苏东坡知道了都会瞠目结舌，我是多么奢侈。 到窗口看看，什么也看不到。回到桌前坐下，刚想写几句便断然搁笔。我历来相信，身处至美之地很难为文，今夜又是一个证据。既然窗外黑黑，笔下白白，更兼一路劳顿，我很快睡着了。 清晨醒来，立即起身，推门出去，我抬头看到，朝霞下的喜马拉雅山就在眼前。但是，旭日染红峰顶的景象，却被另外一些山峰挡住了。我仔细打量，发觉只要越过前面的那条雪水河到对岸，就能看到。于是，立即赶到河边，那里，已经有早起的拉筏工人在忙碌。 我上了筏子，与工人一起拉绳索，但一拉就缩手了。因为绳索已经在河水里浸泡了一夜，很冷。拉筏工人笑了，说：“我一个人拉就可以了。你真幸运，这山峰被云雾罩了五天，今天才露脸。” 看过了晶莹剔透又泛着红光的雪峰，我又乘筏回来，返回旅馆的房间。这时我明白了，这鱼尾山屋，就是我要整理一路感受的地方。 二 我头顶的喜马拉雅山，以极端的地理高度给了我一种思维高度。它让我一再移位，设想着它俯视世界的清冷目光。在它的目光里，人类的出现，文明的构成，都是在最近很短时间里发生的小事。它的记忆，无边无涯，绝大多数与人类无关。 有了它，我们谈论人世间的事，心情就可以放松了。 我这次，把中国之外的人类主要古文明，全都巡拜了一遍。这件事，以前没有人做完过。一路上确实遇到过很多危险，居然全部奇迹般穿越，到今天终于可以说是安全通过了。其原因，说土一点，是我“命大”；说文一点，是此行合乎“天命”。 回想我所看到的那么多古文明发祥地，没有例外，都已衰落。在它们面前，目前世界上那些特别发达的地区，完全算不上年岁。而它们的年岁，却成了当代文明地图上的褐瘢。年岁越高，褐瘢越深，麻烦越多。 对于这种情况，完全不必伤感。一切生命体都会衰老，尤其是那些曾经有过强劲勃发的生命体，衰老得更加彻底。这正印证了中国古代哲学所揭示的盛极必衰的道理，对我来说，并不觉得难以理解。但是，当我从书本来到实地，看到那些熟悉地名与现实景象的可怕分裂，看到那些雄伟遗迹与当代荒凉的强烈对照，心中还是惊恐莫名。人类，为什么那么伟大却又会那么无奈？文明，为什么那么辉煌却又会那么脆弱？历史，为什么那么精致却又会那么简单？…… 我这次首先抵达的希腊文明遗址，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人类古代文明的至全至美，几乎到了无可企及的高度。巴特农神庙下，我所熟悉的古希腊悲剧、亚里士多德、维纳斯，再加上远处的奥林匹亚，几乎把人类最健全的生命方式铸造完满。能看到这些踪迹已是万幸，谁知，我又拜见了比这一切更早一千多年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朝和荷马史诗中的迈锡尼！如果说，古希腊悲剧与中国的老子、孔子同龄，那么，克里特和迈锡尼就与炎帝、黄帝、尧、舜、禹的传说时代连在一起了。不同的是，他们的传说有了那么完整的实证。 平心而论，像迈锡尼那样的山间城堡，我还能想象，而让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克里特岛上的生活。平等、通透、舒适、神奇，处处显得相当“现代”。其中，排水系统、卫浴系统的先进和时尚，使人觉得时间停滞了，我们可以一步跨入。但是，它们居然已经毁灭了几千年。毁灭的过程姑且不论，它们至少已经表明，它们并不是因为“过时”才毁灭的。既然我们可以一步跨入它们，那么，毁灭也可以一步跨入我们。 克里特岛是古代地中海的贸易中心，它雄辩地证明了人类早期的交流水平。至今国际间还有不少学者否定它跻身人类几个主要古文明的资格，理由就是它沉淀了很多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的元素，算不上一个独立的原创文明。但在我看来，它在本性上与那两大文明有极大的区别，是一种“交流中的原创”。它如果无缘跻身人类主要古文明，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它毁灭得太早又太彻底。等到一千多年后雅典城邦里的那些文化盛事，与它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些盛事，已进入公元前后，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古文明”了。 克里特岛上的古文明，毁灭原因至今无法定论，而我则偏向于火山爆发一说，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理由。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高度成熟文明的突然临危，真不知它的最后状态是庄严、悲壮的，还是慌乱、绝望的。天下任何一种文明都不能幻想自己长生不老，却能在最后的日子里选择格调。也许有人说，都已经要灭亡了，还要什么格调？我说，正因为要灭亡了，只剩下了格调。 古文明最坚挺的物质遗迹，莫过于埃及的金字塔了。金字塔隐藏着千千万万个令人费解的奥秘，却以最通俗、最简明的造型直逼后代的眼睛。这让我们领悟，一切简单都是艰深的；人类古文明，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埃及文明所依赖的，是那条被沙漠包围的尼罗河。被沙漠包围，看起来像是坏事，却使它有了辽阔的“绝地屏障”，处境相对比较安全，保障了一个个王朝的政治连续性。这与战火频频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比，就安定得多了。但长久的安定也使它越来越保守，并因保守而维持极权。由于极权，它可以集中惊人的力量营造雄伟的建筑，却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因此也不必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那种《汉谟拉比法典》；由于极权，它负责全体臣民的生活，却不必建立与臣民进行理性沟通的机制，因此也使整个文明不具备足够的可理解性。当时就很难理解，更不必说后来了。在雄伟的极权气氛中不求理解地生存，必然会带来一种自足的乐观，因此，当年尼罗河听到的笑声必然要比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约旦河多得多。而在那些河畔，连歌声都是忧伤的。 埃及文明中断了，一种雄伟的中断。中断的原因还有待于探索，在我看来，主要原因可能是：过于极权的王朝必然会积累起世袭的官僚集团，而靠着漫长的尼罗河为生的农业经济又必然使各个地方政权有资本与法老的极权统治对抗；法老“半神半人”的神秘光环又必然使他们缺少处理地方政权对抗的能力，于是，分裂频频发生，外族侵略也有机可乘……我从开罗到卢克索的一路上，沿着尼罗河穿行七个农业省，一直在体会着这种判断。 埃及文明湮灭的程度相当彻底。不仅卢克索太阳神庙廓柱上那些象形文字早已与世隔绝，人们难于从文本中读解古埃及，而且，更严重的是，由于外族入侵后的长久统治，人们从血缘到信仰都已经很少保留古埃及的脉络。因此，尽管金字塔还会一直矗立下去，但是支撑它的文明基座早就消失在撒哈拉大沙漠的烈日和夜风中，无法寻找。 这种消失，一定是一件坏事吗？倒也未必。因为，时间实在太长了。 三 我们“出埃及”的路线与古代以色列先哲的路线大致相同，那就是穿越不可思议的西奈沙漠。但是，这种神圣情怀很快就被忧虑和惊恐所取代。中东啊中东，从约旦河两岸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再从伊朗高原延伸到南亚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地区，麻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但是，正是这个地方，拥挤着人类几个特别辉煌的古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密密层层的马蹄，敲击着古代空旷的地球。它们都曾经以为，普天下的命运就维系在自己手上的缰绳间。果然，它们都对人类作出了极大的贡献。现在世界上那些后起的文明，不管有多么得意，不管有多少发明，在宏伟的原创意义上，根本无法与它们相提并论。但是，这次我确确实实看到了，这么一片悠久而荣耀的土地，全然被极端主义的冲突闹得精疲力尽、遍地狼藉。 冲突的任何一方都有痛切而铿锵的理由，极端主义的吸引力就在于痛切和铿锵，这就使任何一方都无法后退。这种群体性的极端情绪再与各自的宗教、历史、文化一拌和，冲突立即变成了不可动摇的信仰。大家都拒绝理性，拒绝反思，有时看起来似乎出现了理性与反思，其实都只是斗争策略。这样，每一方都被自己绑上了“精神盔甲”，表面上强大而勇敢，实质上狭隘而气闷。更麻烦的是，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人群，是无法照料好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结果都因生态沦落而失去真正的个体尊严。失去个体尊严的人群，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价值评判都很低微。恐怖活动、自杀炸弹、绑架威胁，都可以不假思索乃至兴高采烈地进行。 极端主义说到底，只是一种极端的情绪加上极端的行为。因此，在这片曾经非常神圣的土地上，人们在抬起头来仰望一个个世界级“王者”雄魂的同时，又不得不低下头来俯视一场场不知所云的恶斗，实在不胜唏嘘。 如果要追根溯源，极端主义的产生，也与那些“王者”的跨国远征有关。在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征战，十分残酷。因为彼此都在艳羡、嫉妒和畏怯，一旦征服就必须把对方的文明踪迹全都荡涤干净。例如，曾一再地出现过占领耶路撒冷后纵火毁城，然后再挖地三尺来消除记忆的事；出现过占领巴格达后开闸放水，以底格里斯河的河水来冲洗文明遗迹的事；甚至还出现过在占领的土地上撒盐和荆棘种子，使之千年荒芜的事。正是这种文明之间的远征和互毁，灭绝和复仇，埋下了极端主义的种子。于是，文明最集中的地带，成了仇恨最集中的地带。 难道，这就是“盛极必衰”的契机？ 我由此产生的伤感，无与伦比。因为这等于告诉人们，大家为之毕生奋斗的目标，本身极不坚牢，奋斗的结果很可能完全出乎意料。 一路走来，每一块土地都是有表情的。希伯来文明虔诚而充满忧郁，坚韧而缺少空间。它从一开始就受尽苦难，长期被迫流浪在外，处处渗透又处处受掣，永远处于自卫图存的紧张之中。希伯来文明充满智慧，今天的现实生态在中东的各个族群中首屈一指，但这种紧张仍然挥之不去，散落在那么多人的衣冠间、眼神里。在耶路撒冷街边坐下喝咖啡，就能感受到这种紧张弥漫四周。一种文明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但它的气象终究不大，或者说，想大也大不了。 按照我的学术标准，阿拉伯文明远远算不上人类的“古文明”。但是，它在公元七世纪之后以一往无前的气魄征服过好几个“古文明”，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巨大的空间体量和严整的礼拜仪式，成为当代世界文明中特别重要的一员。它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恩怨情仇，从古代到现代都显得非常严峻。它自身的冲突，也十分激烈。我这一路，从埃及开始，能够完全跳开阿拉伯文明的机会极少，因此对它特别注意。我发觉这是一种沙漠行旅者的强悍生态，与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本性很不一样，但最终却又融合了其他各种文明。它有能力展开宏伟的场面，投入激烈的战斗，建立辽阔的王国，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全方位的固守和执着。它与其他文明的长久对峙，一定埋藏着一系列误会，但这些误会似乎已经无法全然解除。这是它的悲剧，也是全人类的悲剧。 伊拉克的巴格达，曾经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那是一个极尽奢华的所在，统治着非常庞大的国土。其实谁都知道，在这之前二十多个世纪，这里已经建立过强大的巴比伦帝国。从巴比伦帝国再往前推，早在五六千年之前，这儿的苏美尔人已经创造了楔形文字，发展了天文学和数学。这一切几乎都领先于其他文明，因此后来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其他文明的共同起点。这种想法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其他几个文明各有自己的起点，但这块土地仍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初开拓地。遗憾的是，高度早熟引来了远远近近的觊觎，而这个地方又处于四通八达的开阔地带，入侵太容易了。入侵者成了主人，主人也逃不出这个极盛极衰的轮回。例如巴格达成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后终于入不敷出，日渐疲弱，便遭到北部、南部、东部的攻击……总之，最宏大的文明盛宴引来了最密集的征战刀兵，这儿由反复拉锯而成了一个永久性的战场，直到今天。 我想，世上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学者，如果有一部分也像我一样，不满足于文本钻研而寄情于现场感悟，那么，最好能在安全形势有了改善之后，争取到巴比伦故地走一走。那儿的文物古迹已经没有多少保存，但是，即便在那些丘壑草泽边站一站，看着凄艳的夕阳又一次在自己眼前沉入无言的沙漠，再在底格里斯河边想一想《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体会文明荣枯的玄机，也就会有极大的收获。 我在那片土地上想得最多的是，反复的征战，不管是打别人，还是自己被别人打，时间一长，必然会给人们带来对残酷的适应，对是非善恶界限的麻木。祖祖辈辈都缺少有关正常生活的记忆，灾难时时有可能在身边发生，自己完全无法掌控命运，根本无从辨别起因，好像一切都是宿命，因此只能投向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参与者其实都放弃了思考，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自己的灾难转嫁并扩大为别人的灾难，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灭绝性的盲目快感。在那个伟大的文明故地，几乎上上下下都被这种精神阴霾所笼罩。 在伊朗，古代波斯文明的遗留气韵让我大吃一惊。这又以此证明，文本认知和现场认知有天壤之别，尽管这种现场早就在两千五百年前成为废墟。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波斯帝国先后在居鲁士、大流士的领导下建立了西起爱琴海、东到印度河的超级庞大政权，还曾经与希腊展开过好几次大战。它战胜过很多国家，最后又被战争所灭，灭的时间太早，使它无法成为人类重要的几大古文明之一。它告诉我们，文明的重要，不仅仅在于空间，还在于时间。 印度文明无疑是人类几个最重要的古文明之一，但我对它的感受却非常凌乱。幸好我紧紧地抓住了佛教的缆索，没有全然迷失。五千年前印度河流域的摩亨佐·达罗（mohe jo-da o），地处现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境内，我因深夜路过，未及考察，而且我也知道这与我们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关系不大，太早了。一般理解的印度文明，恰恰是在摩亨佐·达罗消亡之后由雅里安人入侵开始的，离现在也有三千五百多年了。印度的历史是不断受到外族侵略，又不断分裂的历史。在雅里安人之后，波斯人、希腊人、帕提亚人、西徐亚人、贵霜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相继侵入，其间也出现过一些不错的王朝，但总的说来还是分多合少。印度文明在宗教、天文、数学等方面对全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它的发展历史实在过于变幻莫测，让人难于理出头绪。其实，它自身的传承也正处于这样的状态，似乎隐隐约约都有一些脉络留存，但一次次的阻断、跌碎、混合、异化，使文明散了神。它有过太多的“对手”和“主子”，有过太多的信仰和传统，有过太多的尊荣和屈辱，有过太多的折裂和消散，结果，在文明上混沌一片。 在考察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其他南亚文明的时候，我目睹了目前世界上最集中的恐怖主义所在。中东的极端主义已经让人头痛，再往东走却演变成更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与贩毒集团和地方武装互相融合，显而易见已经成为文明世界的最大威胁。滋生文明和威胁文明，全都起自于同一片土地，这是不是一种历时数千年的报应？如果是，那么，这种报应实在太使人沮丧，沮丧到甚至对人类失去信心。 对此，我们除了发出一些微弱的警告，又能做一些什么呢？ 四 我考察了那么多古文明遗址，包括遗址边上的现实生态，心里一直在默默地与中华文明对比。 算起来，中华文明成型的时间，在几大古文明中不算早，应该是在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成型的一千多年之后吧，也不比印度文明和克里特文明早多少。但是，在所有的古文明中，至今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只有中华文明。 这个历史事实，以前当然也知道，但是这次把别人家的遗址全都看了一遍，才产生全身心震撼。不是为它们震撼，而是为中华文明。 这种震撼中并不包括自豪，更多的只是惊讶。那么漫长的历史，中断和湮灭太正常了，而既不中断也不湮灭，却是异数中的异数，很让人费解。 最直接的感性冲撞，是文字。那些斑斑驳驳地爬在种种遗迹上的古文字，除了极少数的考古学家能猜一猜外，整体上与后代已经没有关系。但是，世上居然有一种文字，本来也该以苍老的年岁而枯萎了，却至今还能让亿万民众轻松诵读。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什么“温故而知新”，什么“君子成人之美”……从词语到意涵，都毫无障碍地从两千多年前直接传导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没有地域界限地统一传导，这难道还不奇怪吗？ 随着文字，很多典章制度、思维方式、伦理规范，也大多一脉相承，避免了解读中断。这与其他古文明一比，就显得更奇怪了。 为了解释这一系列的奇怪，我一路上都用对比的眼光，寻找着中华文明既不中断又不湮灭的原因。到今天为止，我的粗浅感受大致如下—— 首先，在这喜马拉雅山南麓，我不能不想到中华文化在地理环境上的安全性。除了喜马拉雅山，往北，沿着边境，还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又连接着难以穿越的沙漠，而东边和南边，则是茫茫大海。这种天然的封闭结构，使中华文明在古代避免了与其他几个大文明的恶战。而那些古代大文明，大多是在彼此互侵中先后败亡的。 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 总之，在我们这次寻访的辽阔土地上，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昏天黑地，来回穿梭，没有遗落。说有遗落，只有中国。 各大文明之间的征战，既是文明的“他杀”，又是文明的“自杀”。这与同一个文明内部的战争就完全不同了。中国历来内战不少，但内战各方都只想争夺文明的主导权，而不会废除汉字、消灭经典，因此中华文明没有遭受到根本性的伤害。中华文明也受到过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但它们都算不上世界级的大文明，与中华文明构不成文化意义上的等量级对峙，更不能吞噬中华文明。最后，反倒一一融入了中华文明。 这就牵涉到了文明体量的问题。文明的体量，包括地域体量和精神体量两个方面。中华文明的精神体量，未必高于其他古代大文明，但一定比周边少数民族所承载的文明高得多；中华文明的地域体量，如果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加起来，比其他古文明的地域体量总和还要大很多倍。也正因为这样，它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没有陷于枯窘，还经常在域内进行大迁徙、大移民，躲过了很多毁灭性的灾难。 不同的环境，造成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经历，造成不同的性格。多少年的跨国互侵，一次次的集体被逐，无止境的荒漠流浪，必然使相关的人民信奉征服哲学，推崇死士人格，偏向极端主义。相反，中华文明由于没有被其他大文明征服的危险，也缺少跨国远征的可能，久而久之，也就满足于固守脚下热土而不尚远行的农耕生态。国土里边的内战又总是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论指向着王道大一统，时间一长也就铸造了一种集体性格，保守达观、中庸之道、忠孝两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极端主义暴民肆虐的时期，但都不长，更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极端主义，因此没有对中华文明造成严重灼伤。 说到宗教极端主义，就遇到了宗教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我以后还要认真地作专题考察，但这次一路对比，已经强烈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特殊性。不错，中华文明缺少一种宏大而强烈、彻底而排他的超验精神。这是一种遗憾，尤其对于哲学和艺术更是如此，但对于整体而言，却未必全是坏事。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保持着一种实用理性，平衡、适度、普及，很少被神秘主义所裹卷。中国先哲的理论，哪怕是最艰深的老子，也并不神秘。在中国生根的各大宗教，也大多走向了人间化、生命化。因此，中华文明在多数时间内与平民理性相依相融，很难因神秘而无助，因超验而失控。 宗教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走向伟大。但是，当宗教走向极端主义，又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蒙上杀伐的阴云。中华文明未曾在整体上享用前一种伟大，也未曾在整体上蒙上后一种阴云。它既然失去了连接天国的森严的宗教精神结构，那么，也就建立起了连接朝廷的森严的社会伦理结构。以儒家理性和法家权术为主导的有序管理，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这中间，又奇迹般地找到了一千余年不间断地选拔大量管理人才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科举制度。由于科举考试总是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核心，使得文化传承因为有无数书生的生命滋养而生生不息。因此，仅仅一个科举制度，就使社会管理的延续和文化体制的延续齐头并进。 至此我们可以做一个概括了。中华文明能成为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古文明，粗粗一想，大概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赖仗于地理环境的阻隔，避开了古文明之间的互征互毁； 二是赖仗于文明的体量，避免了小体量文明的互相吞食，也避免了自身枯窘； 三是赖仗于统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统，避免了解读的分割、封闭和中断； 四是赖仗于实用理性和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 五是赖仗于科举制度，既避免了社会失序，又避免了文化失记。 上面这篇归纳性的粗浅感受，是在炉火旁熬夜写成的。今天白天，从清晨到晚上，我完成了一个重要旅程，那就是去蓝毗尼（lumbi i），参拜释迦牟尼的诞生地。 这条路漫长而又艰险，但几步一景，美不可言。 一边是碧绿的峭壁，一边是浩荡的急流，层峦叠嶂全是世界屋脊的余笔，一撇一捺都气势夺人。 可惜蓝毗尼太靠近印度，不让人喜欢的景象又出现了。要进入佛祖诞生的那个园地非常困难，真该好好整治一下。 一百多年前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挖掘出一个阿育王柱，上面刻有“释迦牟尼佛诞生于此”的字样。阿育王离释迦牟尼的时代不远，应该可信。现在，园地水池边立有一块牌子，上面用尼泊尔文和英文写着：著名的中国旅行家玄奘到达这里后，曾经记述蓝毗尼所处的位置，以及见到的阿育王柱和一些礼拜台、佛塔。 可见，玄奘又一次成了佛教圣地的主要证明人。 我在相传佛母沐浴过的水池里洗了手，逐一观看了一个个年代古老的石砖礼拜台，又攀上一个高坡拜谒了红砖佛柱。然后，离开这个园子，到不远处新落成的中华寺参观。中华寺还在施工，很有气派。边上，日本人、越南人都在建造寺院。 至此，我对佛教圣地的追溯性朝拜也就比较系统了。 为了拜访蓝毗尼，我们来回行车六百公里。因此在路上思考的时间很充裕。夜间所写的归纳性感受，就是路上思考的结果。 五 今天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在国外的最后一天。 车队从加德满都向边境小镇樟木进发。 在车上我想，尼泊尔作为我们国外行程的终点，留给我一个重要话题，一定要在结束前说一说。 那就是：没有多少文化积累的尼泊尔，没有自己独立文明的尼泊尔，为什么能够带给我们这么多的愉快？ 我们不是在进行文化考察吗？为什么偏偏钟爱这个文化浓度不高的地方？ 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国外行程结束在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或印度的恒河岸边，将会何等沮丧！ 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已经写过：难道是文明造的孽？实际上，这是对人类文明的整体责问。而且，也可以说是世纪的责问。 世界各国的文明人都喜欢来尼泊尔，不是来寻访古迹，而是来沉浸自然。这里的自然，无论是喜马拉雅山还是原始森林，都比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要早得多。没想到人类苦苦折腾了几千年，最喜欢的并不是自己的创造物。 外来旅行者也喜欢这里的生活气氛，喜欢淳真、忠厚、慢节奏，喜欢村落稀疏、房舍土朴、环境洁净、空气新鲜、饮水清澈。其实说来说去，这一切也就是更贴近自然，一种未被太多污染的自然。 相比之下，一切古代文明或现代文明的重镇，除了工作需要，人们倒反而不愿去了。那里人潮汹涌、文化密集、生活方便，但是，能逃离就逃离，逃离到尼泊尔或类似的地方。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深刻的悖论。本来，人类是为了摆脱粗粝的自然而走向文明的。文明的对立面是荒昧和野蛮，那时的自然似乎与荒昧和野蛮紧紧相连。但是渐渐发现，事情发生了倒转，拥挤的闹市可能更加荒昧，密集的人群可能更加野蛮。 现代派艺术写尽了这种倒转，人们终于承认，宁肯接受荒昧和野蛮的自然，也要逃避荒昧化、野蛮化的所谓文明世界。 如果愿意给文明以新的定位，那么它已经靠向自然一边。人性，也已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以前的对手——自然。 现在我们已经不可能抹去或改写人类以前的文明史，但有权利总结教训。重要的教训是：人类不可以对同类太嚣张，更不可以对自然太嚣张。 这种嚣张也包括文明的创造在内，如果这种创造没有与自然保持和谐。 文明的非自然化有多种表现。繁衍过度、消费过度、排放过度、竞争过度、占据空间过度、繁文缛节过度、知识炫示过度、雕虫小技过度、心理曲折过度、口舌是非过度、文字垃圾过度、无效构建过度……显而易见，这一切已经构成灾难。对这一切灾难的总结性反抗，就是回归自然。 我们正在庆幸中华文明延绵几千年而未曾断绝，但也应看到，正是这个优势带来了更沉重的累赘。好事在这里变成了坏事，荣耀在这里走向了负面。 因此，新世纪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是卸去种种重负，诚恳而轻松地去面对自然，哪怕这些重负中包含着历史的荣誉、文明的光泽。 即使珍珠宝贝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也应该舍得卸下，因为当人力难以承担的时候它已经是一种非人性的存在。 与贫困和混乱相比，我们一定会拥有富裕和秩序，但更重要的，是美丽和安适，也就是哲人们向往的“诗意地栖居”。我预计，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比赛，也将在这一点上展开。 我突然设想，如果我们在世纪门槛前稍稍停步，大声询问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哲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那么我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有太大分歧，对于文明堆积过度而伤害自然生态的现象，都会反对。 孔子会说，我历来主张有节制的愉悦，与天和谐；墨子会说，我的主张比你更简单，反对任何无谓的耗费和无用的积累；荀子则说，人的自私会破坏世界的简单，因此一定要用严厉的惩罚把它扭转过来…… 微笑不语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似乎早就预见一切，最后终于开口：把文明和自然一起放在面前，我们只选自然。世人都在熙熙攘攘地比赛什么？要讲文明之道，唯一的道就是自然。 ——这就是说，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是一种做减法的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正是这个本质，使它节省了很多靡费，保存了生命。 六 从尼泊尔通向中国的一条主要口道，是一个峡谷。峡谷林木茂密，崖下河流深深，山壁瀑布湍急。开始坡上还有不少梯田，但越往北走山势越险，后来只剩下一种鬼斧神工般的线条，逗弄着云天间的光色。这一切分明在预示，前面应该有大景象。 果然，远处有天墙一般的山峰把天际堵严了，因此也成了峡谷的终端。由于距离还远，烟岚缈缈，弥漫成一种铅灰色。 今天阳光很好，雪山融水加大，山壁瀑布泻落时无法全部纳入涵洞，潺潺地在路面上流淌。我们几辆车干脆停下，取出洗刷工具，用这冰冷的水把每辆车细细地洗了一遍。这就像快到家了，看到炊烟缭绕，赶快下到河滩洗把脸，用冷水平一平心跳。 我们要回去的地方已经很近，就在前面。我现在想的是，我在离别之后才读懂了它。 离别之后才懂了它——这句话中包含着一份检讨。我们一直偎依它、吮吸它，却又埋怨它、轻视它、责斥它。它花了几千年的目光、脚力走出了一条路，我们却常常嘲笑它为何不走另外一条。它好不容易在沧海横流之中保住了一份家业、一份名誉、一份尊严，我们常常轻率地说保住这些干什么。我们娇宠张狂，一会儿嫌它皱纹太多，一会儿嫌它脸色不好。这次离开它远远近近看了一圈，终于吃惊，终于惭愧，终于懊恼。 峡谷下的水声越来越响，扭头从车窗看下去，已是万丈天险。突然，如奇迹一般，峡谷上面出现了一座横跨的大桥，桥很长，两边的桥头都有建筑。 似有预感，立即停车，引颈看去，对面桥头有一座白石筑成的大门，上面分明用巨大的宋体金字，镌刻着一个国家的名字。 我站住了，我的同伴全都站住了，谁也没有出声。只听峡谷下的水声响如雷鸣。 我们这一代人生得太晚，没有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你说话。我们这些人又过于疏懒，没有及早地去拜访你的远亲近邻。我们还常常过于琐碎，不了解粗线条、大轮廓上你的形象。但毕竟还来得及，新世纪刚刚来临，今天，我总算已经及时赶到。 尼泊尔海关正在桥的这端为我们办出境手续。我们踮脚望去，看到桥上还站着不少人，一打听，原来藏族居民在电视上知道了我们的行程主动前来欢迎。由几位中年女性和一位大胡子的老人带领着，似乎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哈达和青稞酒。 这里的海拔是一千九百米，过关后进樟木镇，是两千六百米。空气已经很凉，我在车上换了羽绒衣。 车队又开动了，越过峡谷，穿过人群，慢慢地驶进那座白石大门。 北极寒夜 一 这次考察欧洲，本来是想进一步为中华文明寻找对比坐标的。但是，欧洲果然太厉害了，每次踏入都会让人迷醉。我只知深一步、浅一步地往前走，处处都有感受，每天也写了不少，却忘了出行的目的。 在欧洲旅行，还可以在各地读不少资料。我在佛罗伦萨读美第奇，在布拉格读哈维尔，在冰岛读《萨迦》，都读得非常入迷。这一来，离中华文明就越来越远了。 直到此刻，在北欧的夜行火车上，我才回过神来。这趟火车除了我们几个人外，没有别的乘客，我一个人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卧室。车窗外是延绵不绝的雪原，而这雪原的名字又没有在地图上找到。路那么长，夜那么长，一种运动之中的巨大陌生，几乎让自己消失。我静下心来，开始整理一路上与中华文明有对比关系的感受。 欧洲图像太多，话题分散，很难简明地归纳出与中华文明的逻辑对比。我只能放弃概括，保留感性，回想一路上哪一些图像具有对比价值。从行李里抽出两张纸来，写了三十多个，觉得太多，删来删去，删成了七个对比性图像，那就是—— 一行字母； 一片墓地； 一份图表； 一座城堡； 一群闲人； 一块巨石； 一面蓝旗。 二 先看那一行字母。 那行字母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m-e-d-i-c-i，在街边、门墙、地上都有。这是美第奇家族的拼写。 按照中国文化的习惯思维，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门庭，大多是历史前进的障碍，社会革命的对象。但是，美第奇家族让我们吃惊了。 最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文艺复兴，世界的现代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是不可设想的；如果没有美第奇家族，佛罗伦萨和文艺复兴都是不可设想的。 美第奇家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营造了一个新文化的中心，把财富和权力作为汇聚人文主义艺术大师的背景，构成了一个既有挑战性质，又有示范性质的强大存在。历史，就在这种情况下大踏步地走出了中世纪。哐、哐、哐，脚步很重，脚印很深。但丁的面模供奉在他们家里，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的踪迹处处可见，大卫的雕像骄傲地挺立着，人的光辉已开始照亮那一条条坚硬的小方块石子铺成的狭窄巷道。尽管当时的佛罗伦萨还没有产生深刻的近代思想家，但这座城市却为近代欧洲奠定了基石。 在中国的历史转型期，总是很难看到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的良性集结。中国的社会改革者们更多地想到剥夺，这种剥夺即便包含正义，也容易使历史转型在摇摆晃荡中降低了等级。 这中间，最关键的是文化资源。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他们不是把文化创造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上随意布施，而是以最虔诚的态度去寻找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对于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培养、传扬、保护，使新思想变得感性，使新时代变得美丽。 这座城市的市民长期追随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却在追随艺术大师，这两度追随，就完成了一次关及人类的集体提升。 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础的建立，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其实，社会转型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集中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一起开创一种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不影响《浮士德》的创作。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康德也反对知识分子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清高模样。他以法国启蒙主义者为例，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标准：“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即便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知识分子，他们留给“公共领域”的精神财富也少而又少。 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总是比较冷落。 当代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我认为是曾经当了十多年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我在美丽的布拉格居然好几天都把自己锁在旅馆里，读他近年来的著述。我把他的主要思想写进了《哈维尔不后悔》一文的第四节，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读者能仔细阅读。 四 再说那一份图表。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创造和发明。我细细看了三遍，每一项，都直接推动了全人类的现代化步伐，从纺织机械到电影技术，多达十几项。 这还仅仅是里昂。扩而大之，整个法国会有多少？但我又看到，待到十九世纪结束，无论是法国的各级官员还是知识分子都沉痛反省：比之于美国和德国的创造发明，法国远远落后了！ 正是这份图表提醒我们，中国人再也不要躺在遥远的“四大发明”上沾沾自喜了。 中国由于长期封闭，不仅基本上没有参与人类近代文明的创造，而且对西方世界日新月异的创造态势也知之甚少。结果，直到今天，组成现代生活各个侧面的主要部件，几乎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更刺心的是，我们的下一代并不能感受此间疼痛，仍在一些“国粹”中深深沉醉。这种情形，使文化保守主义愈演愈烈，严重阻碍了创新的步伐。 西方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早期发明的高度评价，常常会被我们误读。因此，我在牛津大学时曾借英国李约瑟先生的著述《中国古代科技史》来提醒同胞： 但愿中国读者不要抽去他著作产生的环境，只从他那里寻找单向安慰，以为人类的进步全部笼罩在中国古代那几项发明之下。须知就在他写下这部书的同时，英国仍在不断地创造第一。第一瓶青霉素，第一个电子管，第一部雷达，第一台计算机，第一台电视机……即便在最近，他们还相继公布了第一例克隆羊和第一例试管婴儿的消息。英国人在这样的创造浪潮中居然把中国古代的发明创造整理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完整，实在是一种气派。我们如果因此而沾沾自喜，反倒小气。 五 那一座城堡。 我是指英国皇家的温莎堡，以及不远处的伊顿公学。 中华文明本是信奉中庸之道的，但在中国近代救亡的危机之中，受法国激进主义影响较深。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激情如火的慷慨陈词和铁血拼杀，感染了很多中国的改革者。相比之下，对英国的温和、渐进的改良道路，反而隔膜。 后来，他们甚至不知道法国社会最终安定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关起门来激进得无以复加。甚至在和平年月里仍然崇拜暴力，包括语言暴力。 很容易把这种激进主义当作理想主义加以歌颂。即便是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极端激进主义灾难之后，还有不少人把“穷批猛打”作为基本的文化行为方式。而事实上，这种激进主义对社会元气的损伤、民间礼义的破坏、人权人道的剥夺，业已酿成巨大的恶果，不仅祸及当代，还会贻害子孙。 对此我早已切身感受，但等到这次在深秋季节进入温莎堡和伊顿公学东张西望地漫步长久，才在感性上被充分说服。 我写道： 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然而细细一想，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文明进步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现代社会该有的观念人家也都有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也较少德国式的深思高论，只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过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 六 现在要面对的另一个对比点，是沿途处处可见的一群群闲人。 在欧洲各地，总能看到大量手握一杯啤酒或咖啡，悠闲地坐在路旁一张张小桌子边的闲人。他们吃得不多，却坐得很久，有的聊天，有的看报。偶尔抬头打量街市，目光平静，安然自得，十分体面。 这又与我们中国人的生态构成了明显对比。 记得在意大利时曾与当地的一些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移民在欧洲谋生，意大利朋友对他们既钦佩又纳闷。佩服的是，他们通过自己日以继夜的辛劳，不仅在当地站稳了脚跟，而且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纳闷的是，他们几乎没有闲暇，没有休假，让人看不到他们辛劳的目的。说是为了子女，子女一长大又重复这种忙碌。 平心而论，我很能理解同胞的行为方式。以前长期处于贫困，后来即便摆脱了贫困也还是缺少安全感，不能不以埋头苦干来积累财富。 问题在于，当这种无休止的苦干由群体行为演变成心理惯性，就陷入了盲目。而这种盲目的最大危机，是对公共空间、公共生态的隔膜。本来，他们是可以在那里摆脱这种危机的。 我在罗马时，看到绝大多数市民在公共假期全部外出休假而几乎空城的景象，想到了他们与中国人在文明生态上的重大差异。我写道： 中国人刻苦耐劳，偶尔也休假，但那只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欧洲人反过来，认为平日辛苦工作，大半倒是为了休假。因为只有在休假中，才能使杂务中断，使焦灼凝冻，使肢体回归，使亲伦重现。也就是说，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种观念溶化了西方的个人权利、回归自然等等主干性原则，很容易广泛普及，深入人心…… 读者一看就知道，我在说休假的时候，着眼点不在休假，而在于“使人暂别异化状态，恢复人性”。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却最容易被盲目的实用主义惯性所遮蔽。因此，悠闲很可能是一种清醒，而忙碌则很可能是一种糊涂。中华文明注重实用理性，绌于终极思考，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较少关心人文理想。这一点，欧洲常常使我清醒。例如北欧有些国家，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并不太快，其中大半原因，就是由于实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使悠闲成为一种广泛的可能。 为此，我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写下了一段话：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为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为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想到这里，我更明白了，看上去慢悠悠、暖洋洋的瑞典模式，不应该被处于高速发展中的国家嘲笑。 那么，缩小了看，那些在欧洲很多街边可以看到的休闲人群，也值得我们另眼相看。正在快速积聚财富的中国人，有没有想过自己今后的生态模式呢？财富无限而生命有限，当人生的黄昏终于降临，你们会在哪里？ 七 接下来，是那块巨石。 在冰岛，我去看了辛格韦德利火山岩间的那块巨石，大家叫它“法律石”。 我去的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却咬牙忍冻站了很久。初一听，那是北欧海盗们自发地接受法律仲裁的地方，去看看只是出于好奇。但是站在那里，我却想到了中华文明的一大隐脉，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未克之后花几天时间一连写了好几篇文章。 中华文明的这一大隐脉，就是武侠精神。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至今爆红，证明这一隐脉的潜在力量至今犹存。往往是以家族复仇为起点，各自设定正义理由，行为方式痛快、壮烈，贯串着对“好汉人格”的崇拜。但是，这一隐脉在本性上是无视法律的，因此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与近代社会的严重阻隔。无数事实证明，“好汉人格”很容易转化成“暴民人格”，荼毒社会。 在冰岛辛格韦德利的“法律石”前，我发现了当年北欧好汉们如何花费几百年时间，痛苦地更换荣誉坐标，改写英雄情怀。 更换和改写的结果，是放下长剑和毒誓，去倾听法律的宣判，以及教堂的钟声。这就与中国好汉们遇到的“招安还是不招安”的问题判然有别了。如果也要用“招安”这个词，那他们是被法律和宗教“招安”了。我写道： 很多好汉本来是为了求得一个社会公正而勃然奋起的，结果却给他人带来更大的不公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东西方都会有那么多江湖恩仇故事，既无规则又企盼规则，即便盼来了最公正的法律也往往胸臆难平。这是人类很难通过又必须通过的精神险关，只有通过了这个精神险关，才能真正踏上文明之途，走向今天。 我特别注意的，是北欧的好汉们通过这个精神险关时的挣扎过程，《萨迦》对于这个挣扎过程有细致的描述。相比之下，中国好汉们心中的“社会公平”，一直是单向的，复仇式的，因此与法律的关系始终是对立的，冲撞的。 《萨迦》记载，“好汉中的好汉”尼雅尔和贡纳尔等人既看到了以复仇为基础的老荣誉，又看到了以理性为基础的新荣誉，而且，还看到了当时法律的代表者是一个小人。但他们还是愿意为新荣誉和法律，献出生命，并忍受讥笑。 这样的人物形象，在同时代的中国故事中找不到，于是后来也就更难找到了。 由此，我把“法律石”当作了一个重要的对比点。 这里发生的故事，曾使司各特、瓦格纳、海明威、博尔赫斯非常兴奋，但是，由于海险地荒，他们都未能到冰岛来看看。我有幸来了，并在这里想着中华文化。 八 最后一个主要对比点，是一面蓝旗。 这面蓝旗，就是欧盟的旗帜，在欧洲到处都可以看到，却更权威地飘扬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大堂门口。离欧盟总部仅四十公里，便是改写了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这种近距离的对接，让我不无震撼。 不朽的伟业、成败的英雄，总是维系在滑铁卢和其他许多战场上。永久的目光，总是注视着在炮火硝烟间最后升起的那面胜利者的旗帜。然而，欧洲终于告诉我们，最后升起的旗帜无关胜负，无关国家，无关民族，而是那面联合的旗，与蓝天同色。 我们中国人已经关注到了这个现实，但对这个现实中所包含着的深意，却还比较漠然。 就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言，欧洲特别有声有色。从古代到近代，世界历史上最传奇、最残酷的篇章，大半发生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之间。对此，欧洲居然有更宏伟的良知，提出了反证。 中华文明在本性上具有一种开阔无垠的天下意识。民族国家的概念，则产生于遭受内乱和外力的威胁之时。目前，当中国终于大踏步走向国际社会的时候，既有可能因视野打开而显出气度，又有可能因竞争激烈而倒退回狭隘。 于是，我觉得有一些话，应该从欧洲的土地上写给中华文化： 康德相信人类理性，断定人类一定会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各个国家也会规范自己的行为，逐步建立良好的国际联盟，最终建立世界意义的“普遍立法的公民社会”。正是这种构想，成了后来欧洲统一运动的理论根据。 我当然更喜欢康德，喜欢他跨疆越界的大善，喜欢他隐藏在严密思维背后的远见。民族主权有局部的合理性，但欧洲的血火历程早已证明，对此张扬过度必是人类的祸殃。人类共同的文明原则，一定是最终的方向。任何一个高贵的民族，都应该是这些共同原则的制定者、实践者和维护者。 欧洲的文化良知，包括我特别敬仰的歌德和雨果，也持这种立场。 事实早已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证明，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并合力予以战胜。否则，人类将面临一系列共同的灾难。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绝大多数灾难，已经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 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课”。 九 在欧洲考察，当然不会像上次考察北非、中东、南亚那样恐怖，但也不是预想的那样安全。 西班牙北部的分裂主义集团在不断地制造事件，我们在那里时天天受到人们紧张的提醒；德国的“新纳粹”专挑外国人动手，这又要让我们一直处于警觉之中；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带，我们被告知，即便是在街边停车吃一顿饭，出来时很可能被卸掉了一半车轮；一个当地人说：“我们这个区，至少有一半人进过监狱”，这可能有点夸张，但追捕黑手党的凄厉警笛却确实常在耳畔；欧洲各地都能遇到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因此偷盗事件的发生如家常便饭…… 我们车队的重大失窃发生在巴黎，车上的几个大箱子都没有了。后来经过细致的回忆，发觉由于我们不熟悉市内交通而临时雇来的司机有极大的疑点。他很可能是盗窃集团的成员，停车时故意没有把车门锁住。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我们停在不同停车场的几辆车，车窗全被砸得粉碎，几台手提电脑不见了，连我的数码相机也不翼而飞，包括弥足珍贵的考察照片。去警局报案，警察平静地说，那是吸大麻的人没钱了才这么干的，但这样的案子天天发生，从来没有破过。 这一切说明，尽管我一路都在以欧洲文明为坐标来寻找中华文明的短处，但欧洲文明自身遇到的麻烦也很多。人类的很多灾难是互渗的，我在中东和南亚看到的种种危险，也都在欧洲有明显的投射。连法国图卢兹这样原以为最平静的城市，我们也遇到了大爆炸。可惜，优秀的欧洲，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灾难已经失去敏感和关切，对于已经来到身边的危机也缺少应对能力。我写道： 上几代东方文化人多数是以歆羡和追慕的眼光来看待欧洲文明的，结果便产生了一种以误读为基础的滥情和浅薄。这种倾向在欧洲本身也有滋长。当历史不再留有伤痛，时间不再负担使命，记忆不再承受责任，它或许会进入一种自我失落的精神恍惚。 欧洲的旅途，使我对弗兰西斯·福山（f a cis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alexa d ekojeve）的观点产生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已进入了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我觉得，这种观点，是一种躲藏在自己价值系统里的闭目塞听，也是对各地实际存在的危机、积怨、恐怖、暴力的故意省略。欧洲的这种心态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不安全，因为当一种文明不能正视自己的外部世界，也就一定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结果只能削弱自己的体质。 面对这种状况，我们在学习欧洲文明的时候，不能继续像文化前辈那样一味抱歆羡和追慕的态度，而应该作一些更深入的总体思考。 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差别很大，但既然都称为“文明”，就必须应对所有文明的共同敌人，那就是一切非文明的力量，例如恐怖主义、核竞赛、环境污染、自然灾害…… 这也正是我不赞成亨廷顿教授的地方，他只指出了各个文明之间有可能产生的冲突。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最根本冲突，产生在文明与非文明之间。守护全人类的整体文明，是迫在眉睫的当代大道。 远方的海 一 此刻我正在西太平洋的一条小船上，浑身早已被海浪浇得透湿。一次次让海风吹干了，接着又是劈头盖脑的浪，满嘴咸苦，眼睛渍得生疼。 我一手扳着船帮，一手抓着缆绳，只咬着牙命令自己，万不可哆嗦。只要一哆嗦，绷在身上的最后一道心理防卫就会懈弛，那么，千百顷的海浪海风会从汗毛孔里涌进，整个生命立即散架。 不敢细想现在所处的真实位置，只当作是在自己熟悉的海域。但偶尔心底又会掠过一阵惊悚，却又不愿承认：这是太平洋中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西南部，海底深度超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按世界地理，是在“狭义大洋洲”的中部，属密克罗尼西亚（mic o esia）。最近的岛屿，叫雅浦（yap），那也是我们晚间的栖宿地。 二 最深的海，海面的状况有点特别。不像海明威所写的加勒比海，不像海涅所写的北海，也不像塞万提斯所写的地中海。海水的颜色，并非一般想象的深蓝色，而是黑褐色，里边还略泛一点紫光。那些海浪不像是液体，而有凝固感。似乎刚刚由固体催动，或恰恰就要在下一刻凝固。 不远处也有一条小船，看它也就知道了自己。一会儿，那小船似乎是群山顶上的圣物，光衬托着它，云渲染着它，我们须虔诚仰视才能一睹它的崇高。但它突然不见了，不仅是它，连群山也不见了，正吃惊，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巨大深渊，它正陷落在渊底，那么卑微和渺小，似乎转眼就要被全然吞没。还没有回过神来，一排群山又耸立在半天了，那群山顶上，又有它在天光云影间闪耀。 如此极上极下，极高极低，却完全没有喧嚣，安静得让人窒息，转换得无比玄奥。 很难在小船上坐住，但必须坐住，而且要坐得又挺又直。那就只能用双手的手指，扣住船帮和缆绳，像要扣入它们的深处，把它们扣穿。我在前面刚刚说过，在海船中万不可哆嗦，现在要进一步补充，在最大的浪涛袭来时，连稍稍躲闪一下也不可以。一躲闪，人就成了活体，成了软体，必然会挣扎，会喊叫，而挣扎和喊叫在这里，就等于灭亡。 要做到又挺又直，也不可以有一点儿走神，必须全神贯注地拼将全部肢体，变成千古岩雕。面对四面八方的狂暴，任何别的身段、姿态和计策都毫无用处，只能是千古岩雕。哪怕是裂了、断了，也是千古岩雕。 我是同船几个人中的大哥，用身体死死地压着船尾。他们回头看我一眼都惊叫了：怎么整个儿都成了黑色？ 被海水一次次浇泼，会让衣服的颜色变深，这是可以解释的，但整个人怎么会变黑？ 我想，那也许是在生命的边涯上，我发出了加重自己身体分量的火急警报，于是，生命底层的玄铁之气、墨玉之气全然调动并霎时释出。古代将士，也有一遇强敌便通体迸发黑气的情景。 不管怎么说，此刻，岩雕已变成铁铸，真的把小船压住在狂涛之间。 三 见到了一群海鸟。 这很荒唐。它们飞到无边沧海的腹地，究竟来干什么？又怎么回去？最近的岛屿也已经很远，它们飞得到那里吗？ 据说，它们是要叼食浮游到海面的小鱼。但这种解释非常可疑，因为我看了那么久，没见到一只海鸟叼起过一条小鱼，而它们在狂风中贴浪盘旋的体力消耗，又是那么巨大。即使叼到了，吞噬了，体能又怎么平衡？ 它们，到底为了什么？ 一种牺牲的祭仪？一种求灭的狂欢？或者，我心底一笑：难道，这是一群远行到边极而自沉的“屈原”？ 突然想到儿时读过的散文《海燕》，高尔基写的。文章中的海燕成了一种革命者的替身，居然边飞翔边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海旅既深，早已怀疑，高尔基可能从来没有坐着小船来到深海远处。他的“暴风雨”，只是一个陆地概念和岸边概念。在这里，全部自然力量浑然一体，笼罩四周，哪里分得出是风还是雨，是暴还是不暴，是猛烈还是不猛烈？ 在真正的“大现场”，一切形容词、抒情腔都显得微弱可笑。这里的海鸟，不能帮助任何人写散文，不能帮助任何人画画，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创作交响乐。我们也许永远也猜不透它们翅膀下所夹带的秘密。人类常常产生“高于自然”的艺术梦想，在这里必须放弃。 四 我们的船夫，是岛上的原住民。他的那个岛，比雅浦岛小得多。 他能讲简单的英语，这与历史有关。近几百年，最先到达这些太平洋小岛的是西班牙人，这是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半道歇脚点。德国是第二拨，想来远远地拾捡殖民主义的后期余晖。再后来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和美国了，这儿成了辽阔战场的屯兵处。分出胜负后，美国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军人，还留下了教会和学校。 “每一拨外来人都给岛屿带来过一点新东西。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最后来的是你们，中国人。”船夫笑着说。 船夫又突然腼腆地说，据岛上老人传言，自己的祖辈，也来自中国。 是吗？我看着他的黑头发、黑眼珠，心想，如果是，也应该早已几度混血。来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几千年前？几百年前？ 我在研究河姆渡人和良渚人的最终去向时，曾在论文中一再表述，不排斥因巨大海患而远航外海的可能。但那时，用的只能是独木舟。独木舟在大海中找到岛屿的概率极小，但极小的概率也可能遗留一种荒岛血缘，断断续续延绵千年。 这么一想，突然产生关切，便问船夫，平日何以为食，鱼吗？ 船夫的回答令人吃惊，岛上居民很少吃鱼。主食是芋头，和一种被称为“面包树”的果实。 为什么不吃鱼？回答是，出海打鱼要有渔船，一般岛民没有。他们还只分散居住在林子中的简陋窝棚里，日子非常原始，非常贫困。 少数岛民，有独木舟。 独木舟？我又想起了不知去向的河姆渡和良渚。 “独木舟能远行吗？”我们问。 “我不行。我爸爸也不行。我爷爷也不行。我伯伯也不行。亲族里只有一个叔叔，能凭着头顶的天象，从这里划独木舟到夏威夷。只有他，其他人都不行了。”船夫深深叹了一口气，像是在哀叹沧海豪气的沦落。 “一个人划独木舟，能到夏威夷？”这太让人惊讶了。那是多少日子，多少海路，多少风浪，多少险情啊。 “能。”船夫很有把握。 “那也能到中国吧？” “能。”他仍然很有把握。 五 那海，还是把我妻子击倒了。 她在狂颠的小船上倒还从容，那天晚上栖宿在岛上，就犯了病。肠胃功能紊乱，狂吐不止，浑身瘫软，不得动弹。 栖宿的房舍，是以前美国海军工程兵建造的，很朴素，还干净。妻子病倒后，下起了大雨。但听到的不是雨声，而是木质百叶窗在咯吱吱地摇撼，好像整个屋子就要在下一刻粉碎。外面的原始林木又都在一起呼啸，让人浑身发毛。什么“瓢泼大雨”、“倾盆大雨”等等说法，在这里都不成立。若说是“瓢”，那“瓢”就是天；若说是“盆”，那“盆”就是地。天和地在雨中融成了一体，恣肆狂放。 一位走遍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历险家告诉我，这儿的雨，减去九成，只留一成，倾泻在任何城市，都会是淹腰大灾。他还说，世间台风，都从这儿起源。如此轰隆轰隆的狂暴雨势，正是在合成着席卷几千公里的台风呢！ 这一想，思绪也就飞出去了几千公里，中间是无垠的沧海巨涛。家，那个我们常年居住的屋子，多么遥远，遥远到了无法度量。在这个草莽小岛上，似乎一切都随时可以毁灭，毁灭得如蚁蝼，如碎草，如微尘。我的羸弱的妻子，就在我身旁。 她闭着眼，已经很久颗粒未进，没有力气说话，软软地躺着。小岛不会有医生，即使有，也叫不到。彻底无助的两条生命，躲在一个屋顶下，屋顶随时可以掀掉，屋顶外面的一切，完全不可想象。这，就是古往今来的夫妻。这，就是真实无虚的家。 我和妻子对家的感受，历来与故乡、老树、熟路关系不大。每次历险考察，万里大漠间一夜夜既不同又相同的家。漂移中的家最能展示家的本质，危难中漂移最能让这种本质刻骨铭心。 总是极其僻远，总是非常陌生，总是天气恶劣，总是无法开门，总是寸步难行，总是疲惫万分，总是无医无药，总是求告无门。于是，拥有了一个最纯净的家，纯净得无限衰弱，又无限强大。 六 大自然的咆哮声完全压过了轻轻的敲门声，然而，不知在哪个间隙，还是听到了。而且，还听出了呼叫我们的声音，是汉语。 赶快开门。一惊，原来是那位走遍了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海洋历险家。他叫杨纲，很多年前是北京一名年轻的外交官，负责过南太平洋国家的交往。多次往返，就沉浸在那里了，又慢慢扩展到西太平洋。因喜爱而探寻，因探寻而迷恋，他也就辞去公职，成了一名纵横于大洋洲的流动岛民。 不管走得多远，心里却明白，一个中国人在病倒的时候最需要什么。他站在门前，端着一个小小的平底铁锅，已经熬了一锅薄薄的大米粥，还撒了一些切碎的青菜在大米粥里。 我深深谢过，关上门，把小铁锅端到妻子床前。妻子才啜两口，便抬头看我一眼，眼睛已经亮了。过一会儿，同行的林琳小姐又送来几颗自己随身带的“藿香正气丸”。妻子吃了就睡，第二天醒来，居然容光焕发。 青菜大米粥，加上藿香正气丸，入口便回神，这就是中国人。 这就牵涉到了另一种“家”，比在风雨小屋里相依为命的“家”要大得多。但这个“家”更是流荡的，可以流荡到地球上任何地方。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四海为家”，听起来气象万千，可惜这“四海”两字，往往只是虚词。这些年才慢慢发现，把这两个字走实的中国人，并不太少。他们心中的那个“家”，与国内很多人老挂在口边的所谓“常回家看看”的那个“家”，全然不同。 对我和妻子来说，我们的家，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又是一个抗击风浪的小岛。“家”的哲学意义，是对它的寻常意义的突破。因此，这次居然走得那么远。是的，越远，越要来。 七 这个岛上，多年来已经住着一个中国人，他叫陈明灿。作为唯一的中国人住在这么一个孤岛上，种种不方便可想而知，但他一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实在太爱海、太爱岛了。他也是那种在本性上“四海为家”的人，没有海，就没有他的家。 老家，在广东河源。他曾漂流到太平洋上另一个岛屿帕劳生活了十年，后来又来到了这里。他现在无疑是岛上的“要人”了，开了一个小小的农场，陆续雇来了五个中国职工。酋长有事，也要找他商量。 他居住的地方，是一间可以遮蔽风雨的简单铁皮棚屋，养着几只家禽，放着一些中国食物。他装了一根天线，能接收到香港凤凰卫视，因此见到我便一顿，立即认出来了。在太平洋小岛上听一位黑黝黝的陌生男子叫一声“秋雨老师”，我未免一惊，又心里一热。 在岛上还遇到了一对中国的“潜水夫妻”，那就比陈明灿先生更爱海了。全世界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良好的潜水点，他们一听到就赶去，像是必须完成的功课，不许缺漏。去年在非洲塞舌尔的海滩，他们一听说这里有上好的珊瑚礁，就急忙赶过来了。丈夫叫李明学，辽宁铁岭人。我一听铁岭，就聊了几句熟人赵本山。妻子是沈阳人，叫张欣，我一听这个名字，又聊了几句熟人潘石屹，他太太也是这个名字。 李明学、张欣夫妇原本都有很好的专业，在上海工作。但是他们在读了不少有关“终极关怀”的古今文本之后，开始怀疑自己上班、下班的日常生态，强烈向往起自由、自在、开阔、无羁的生活，于是走向了大海。在大海间，必须天天挑战自己的生命，于是他们又迷上了挑战。 “我先在海岸边看他潜水，自己不敢潜。后来觉得应该到水下去陪他。从马尔代夫开始学，终于，等到用完了二十个气瓶，我也潜得很自如了。”张欣说。 “这么多年总是一起潜水，必须是夫妻。”张欣突然说得很动情，“潜水总会遇到意外，例如，一个人气瓶的气不够了，潜伴就要立即用自己的气瓶去援助。如果不是夫妇，首先会考虑自身安全。我丈夫喜欢在水下拍摄各种鲨鱼，这也有很大危险，我必须长时间守在他身边，四处张望着。只有夫妻，才耐得下这个心。” “世上的潜水夫妻，天天生死相依，一般都没有孩子，也没有房子。脑子中只想着远方一个个必须去的潜水处。欧洲有好几个，更美的是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都有潜水者心中的圣地。对中国潜水者来说，近一点的是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都有。澳大利亚也有很好的潜水处。我们中国海南岛的三亚也能潜，差一点。” 她用十分亲切的语调讲述着全世界的潜水地图，就像讲自己的家，讲自己庞大的亲族。 八 两个月前，这个海岛上来了另一对夫妻，住了一个月就走了，与我们失之交臂。他们对海的痴迷，我听起来有点惊心动魄。 丈夫是比利时人，叫卢克（luc），妻子是美籍华人，叫贾凯依（jackie）。他们居然在不断航行的海船上住了整整二十五年！ 靠岸后当然也上岸，做点谋生的事，但晚上必定回到船上。从一个海岸到另外一个海岸，每次航行一般不超过半个月，为的是补充淡水和食物。在航行途中，晚上两人必须轮流值班，怕气象突变，怕大船碰撞，怕各种意外。 由于走遍世界，他们船上的设备也在年年更新，卫星导航、电脑、冰箱，都有了。但在茫茫大海中，在难以想象的狂风巨浪间，他们二十五年的航行，与那个凭着天象划独木舟的土著大叔，没有太多区别。 渺小的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了一条坚韧的路，而且是水路，海路，一条永远不可知的路，当然也是一条惊人的生命之路，忠贞的爱情之路，人类的自雄之路。 我们能设想这二十五年间，日日夜夜在狭小的船上发生的一切吗？我觉得，人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都已经被这样的夫妻在晨曦和黄昏间，轻轻改写。 我看到了贾凯依的照片，果然是一个中国人，相貌比年龄更为苍老。那是狞厉的空间和时间，在一个中国女性身上留下的隆重印痕。 很多航海者告诉我，夫妻航海，年年月月不分离，听起来非常浪漫，其实很难坚持，首先离开的必定是妻子，因为任何女性都受不了这种生活。因此，这对能在大海上坚持二十五年的夫妻，关键性的奇迹，在于这位中国女性。 看着照片，我想起一路上所见的那一批批爱海、爱岛爱到了不可理喻的中国人。因此我必须说，中国文化固然长期观海、疑海、恐海、禁海，而对无数活生生的中国人来说，则未必。他们可以入海、亲海、依海，离不开海。文化和生命，毕竟有很大不同。 其实，从河姆渡、良渚开始，或者更早，已有无数从中国出发的独木舟，在海上痴迷。可惜，刻板的汉字，与大海不亲。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葬身在哪个海域、哪个海岸？居然也没有清晰记载。中国的一半历史，在海浪间沉没了。慵懒的巷陌学者，只知检索着尘土间的书本。那些书本上，从未有过真实的大海，也没有与大海紧紧相融的中国人的生命。 幸好到了一个可以走出文字、走出小家的时代。终于有一批中国人惊动海天，也唤醒了中国文化中长久被埋没的那种生命。 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日日夜夜，妻子几次看着我说：“早该有一条船……” 我知道她这句话后面无穷无尽的含义。 我说：“必须是海船。” 她一笑，说：“当然。” 巴金百年 一 在当代华人学者中，我也算是应邀到世界各地演讲最多的人之一吧？但我每次都要求邀请者，不向国内报道。原因，就不说了。 在邀请我的城市中，有一座我很少答应，那就是我生活的上海。原因，也不说了。 但是，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我破例接受邀请，在外滩的上海档案馆演讲。原因是，八天后，正是巴金百岁寿辰。 庆祝百年大寿，本该有一个隆重的仪式，亲友如云，读者如潮，高官纷至，礼敬有加。这样做，虽也完全应该，却总免不了骚扰住在医院里那位特别朴素又特别喜欢安静的老人。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只让几个文人在黄浦江边花几天时间细细地谈老人。而且，是在档案馆，似乎在提醒这座已经不太明白文化是什么的城市，至少有一种文化，与江边这些不受海风侵蚀的花岗岩有关，与百年沉淀有关。 由我开场。在我之后，作家冰心的女儿吴青、巴金的侄子李致、巴金的研究者陈思和，都是很好的学者，会连着一天天讲下去。讲完，就是寿辰了。 没想到来的听众那么多，而且来了都那么安静，连走路、落座都轻手轻脚。我在台上向下一看，巴金的家里人，下一辈、再下一辈，包括他经常写到的端端，都坐在第一排。我与他们都熟，投去一个微笑，他们也都朝我轻轻点了点头。有他们在，我就知道该用什么语调开口了。 二 家人对老人，容易“熟视无睹”。彼此太熟悉了，忘了他给世界带来的陌生和特殊。 因此，我一开口就说，请大家凝视屏息，对巴金的百岁高龄再添一份神圣的心情。理由，不是一般的尊老，而是出于下面这些年龄排列—— 中国古代第一流文学家的年龄： 活到四十多岁的，有曹雪芹、柳宗元； 活到五十多岁的，有司马迁、韩愈； 活到六十多岁的多了，有屈原、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 活到七十多岁的不多，有蒲松龄、李清照； 活到八十多岁，现在想起来的，只有陆游。 扩大视野，世界上，活到五十多岁的第一流文学家，有但丁、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狄更斯； 活到六十多岁的，有薄伽丘、塞万提斯、左拉、海明威；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小仲马、马克·吐温、萨特、川端康成、罗曼·罗兰；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歌德、雨果、托尔斯泰、泰戈尔；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萧伯纳。 在中外第一流的文学家之后，我又缩小范围，拉近时间，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年龄也作了一个统计。 活到七十多岁的，有张爱玲、张恨水； 活到八十多岁的，有周作人、郭沫若、茅盾、丁玲、沈从文、林语堂； 活到九十多岁的，有叶圣陶、夏衍、冰心。 我的记忆可能有误，没时间一一核对了。但在演讲现场，我把这么多名字挨个儿一说，大家的表情果然更加庄严起来。 这个名单里没有巴金，但巴金却是终点。因此，所有的古今中外作家都转过身来，一起都注视着这个中国老人。至少到我演讲的这一刻，他是第一名。 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一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的关闭，也是一种已经被习惯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断，这种失落不可挽回。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能让司马迁看到汉朝的崩溃，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鲁迅看到“文革”，将会产生多么大的思维碰撞！他们的反应，大家无法揣测，但他们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发生多少让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们深陷困惑的时候，突然会想起还有一些目光和头脑与自己同时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三 巴金的目光省察着百年。 百年的目光也省察着巴金。 巴金的目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留下的最温和的目光。在最不需要温和的中国现代，这里所说的“最温和”，长期被看成是一种落后存在。 巴金在本质上不是革命者，尽管他年轻时曾着迷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革。从长远看，他不可能像李大钊、陈独秀、郭沫若、茅盾、丁玲他们那样以文化人的身份在革命队列中冲锋陷阵。他也会充满热情地关注他们，并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他们，但他的思想本质，却是人道主义。 巴金也不是鲁迅。他不会对历史和时代作出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批判，也不会用“匕首和投枪”进攻自己认为的敌人。他不作惊世之断，不吐警策之语，也不发荒原呐喊，永远只会用不高的音调倾诉诚恳的内心。 巴金又不是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钱锺书这样的“西派作家”。他对世界文化潮流并不陌生，但从未领受过中国现代崇洋心理的仰望，从未沾染过丝毫哪怕是变了样的“文化贵族”色彩，基本上是一种朴实的本土存在。 上述这几方面与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优秀，可惜他们的作品都不容易通过阅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效普及。当时真正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以为，当时鲁迅的作品应该已经很流行。其实不是，只要查一查发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极高的时代，比例很小的“能阅读群体”中的多数，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能从什么地方捡到几本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读读，已经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们所说的“深刻”与否，与那个时候的实际接受状态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就显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争人道的思想启蒙，通过家庭纠纷和命运挣扎，变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变成了一种能让当时很多年轻人“够得着”的正义，这就不容易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的遗憾，那就是，很多长寿的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续到中年之后，他们的光亮仅仅集中在青年时代。尤其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之后，他们中有的人卷入到地位很高却又徒有虚名的行政事务之中，有的人则因为找不到自己与时代的对话方式而选择了沉默。巴金在文学界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仅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点上，又创造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拥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个看似普通的发言，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这个重大转折的一年之后，我见到了他。 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接下来就要换一种写法了。 四 我是十七岁那年见到巴金的。他的女儿李小林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带着我和别的人，到他们家里去。 那天巴金显得高兴而轻松，当时他已经五十九岁，第一次亲自在家里接待女儿进大学后的老师和同学。以前当然也会有小学、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来访，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号，一个舒适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树掩映着，很安静。大门朝西，门里挂着一个不小的信箱，门上开了一个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几年之后，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书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将通过这个信箱出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那天下午当然毫无这种预感，我只在离开时用手指弹了一下信箱，看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 巴金、肖珊夫妇客气地送我们到大门口。他们的笑容，在夕阳的映照下让人难忘。 我们走出一程，那门才悄悄关上。盛钟健老师随即对我说：“这么和蔼可亲的人，该说话的时候还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会上的一个发言，直到今天还受到非难。” “什么发言？”我问。 “你可以到图书馆找来读一读。”盛老师说。 当天晚上我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找到了这个发言。 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与会者，听巴金讲这段话的时候都立即肃静，想举手鼓掌，却又把手掌抬起来，捂住了嘴。只有少数几个大胆而贴心的朋友，在休息时暗暗给巴金竖大拇指，但动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从具体原因看，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人都从巴金的发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又知道他的后面是张春桥，张的后面是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这条线，巴金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后来在长期的实际遭遇中一次次回忆巴金的发言，才渐渐明白他的话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一座城市在某个时间出现***、张春桥这样的人毕竟有点偶然，但巴金的话却不偶然，即使到中国别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适用。 让我们在五十年后再把巴金的论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点来看一看—— 第一，使中国作家提心吊胆、失掉雄心壮志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简称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 第二，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分为五步：自己制造框框；把别人套在里边；根据框框抓辫子；根据辫子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 第三，这些人具有蛰伏性、隐潜性、模糊性，即“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专业定位，更是不可认真寻访。 第四，这些人嗅觉灵敏，出手迅捷。只要看到哪个作家一开口，一拿笔，他们便立即举起棍子，绝不拖延。 第五，这些人数量很少，却声势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占据全部传播管道。在制造舆论上，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狼群。 第六，这些人口头上说得很堂皇，但实际的原始动力，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第七，尽管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但由于这些人表现出“怒火”，表现出“高举”，表现出“痛击”，很像代表正义，因此只要碰上，就会造成很多麻烦，使人脑筋震坏。中国文化界的暴虐和胆怯，皆由此而来。 以上七点，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经用平顺而幽默的语气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温，仍然深深佩服。因为隔了那么久，似乎一切已变，***、张春桥也早已不在人世，但这些“棍子”依然活着，而且还有大幅度膨胀之势。 巴金的发言还隐藏着一个悖论，必须引起当代智者的严肃关注—— 他是代表着受害者讲话的，但乍一看，他的名声远比“棍子”们大，他担任着上海作家协会**，当然稿酬也比“棍子”们多，处处似乎属于“强者”，而“棍子”们则是“弱者”。但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为什么高举着棍棒挥舞的“弱者”双手，总是那么强蛮凶狠？为什么战栗于棍棒之下的“强者”生灵，总是那么羸弱无助？ 这个深刻的悖论，直指后来的“文革”本质，也直指今天的文坛生态。 其实，中国现代很多灾难都起始于这种“强弱涡旋”。正是这种“似强实弱”、“似弱实强”的倒置式涡旋，为剥夺、抢劫、嫉恨，留出了邪恶的舆论空间和行动空间。这就在社会上，形成了以民粹主义为基础的“精英淘汰制”；在文化上，形成了以文痞主义为基础的“传媒暴力帮”。 巴金凭着切身感受，先人一步地指出了这一点，而且说得一针见血。 就在巴金发言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美联社从香港发出了一个电讯。于是，大麻烦就来了。 美联社的电讯稿说： 巴金五月九日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说：缺乏言论自由正在扼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他说：“害怕批评和自责”使得许多中国作家，包括他本人在内，成为闲人，他们主要关心的就是“避免犯错误”。 巴金一向是多产作家，他在共产党征服中国以前写的小说在今天中国以及在东南亚华侨当中仍然极受欢迎。但是在过去十三年中，他没有写出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 这位作家说，看来没有人知道“手拿框子和棍子的人们”来自何方，“但是，只要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说：“这些人在作家当中产生了恐惧。” 这位作家要求他自己和其他作家鼓起充分的勇气，来摆脱这样的恐惧，写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东西。 美联社的电讯稿中还说，当时北京的领导显然不赞成巴金的发言，证据是所有全国性的文艺刊物都没有刊登或报道这个发言。原来美联社的电讯晚发了两个星期，是在等这个。 美联社这个电讯，***、张春桥等人都看到了。于是，巴金成了“为帝国主义攻击中国提供炮弹的人”。 那么，我那天与盛钟健老师等人一起进入的院子，居然是“炮弹库”。 五 ***、张春桥他们显然对巴金的发言耿耿于怀，如芒在背。几年后他们被提升为恶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权势熏天，却一再自称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棍子”，是巴金在发言中对他们的称呼，他们接过去了，镀了一层金。 我一直认为，“文革”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棍子运动”。 巴金几年前的论述，被千万倍地实现了。“文革”期间，中国大地，除了棍子，还是棍子。揭发的棍子、诽谤的棍子、诬陷的棍子、批斗的棍子、声讨的棍子、围殴的棍子……整个儿是一个棍子世界。 几年前唯一对棍子提出预警的巴金，刹那间显得非常伟大。但他自己，却理所当然地被棍子包围。那扇我记忆中的深秋夕阳下的大门，一次次被歹徒撞开。肖珊到附近的派出所报警，警方不管。 巴金所在的上海作家协会，立即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多数是作家们写的，但语言却极为恶浊，把他说成是“**老手”、“黑老k”、“反动作家”、“寄生虫”…… 平日看起来好好的文人们，一夜之间全都“纤维化”、“木质化”了，变成了无血无肉的棍子，这是法国荒诞派作家尤奈斯库写过的题材。 在上海作家协会里，长期以来最有权势的，是来自军队的“革命作家”。“文革”爆发后，以胡万春为代表的“工人造反派作家”正式掌权。“革命作家”里边矛盾很大，争斗激烈，争斗的共同前提，一是争着讨好“工人造反派作家”，二是争着对“死老虎”巴金落井下石。因此，偌大的作家协会，几乎没有人与巴金说话了，除非是训斥。 巴金并不害怕孤独的“寒夜”。每天，他从巨鹿路的作家协会步行回到武康路的家，万分疲惫。他一路走来，没想到这座城市会变成这样，这个国家会变成这样。终于到家了，进门，先看那个信箱，这是多年习惯。但信箱是空的，肖珊已经取走了。 后来知道，肖珊抢先拿走报纸，是为了不让丈夫看到报纸上批判他的一篇篇由“工人造反派作家”写的文章。她把那些报纸在家里藏来藏去，当然很快就被丈夫发现了。后来，那个门上的信箱，就成了夫妻两人密切关注的焦点，谁都想抢先一步，天天都担惊受怕。 他们的女儿李小林，早已离开这个庭院，与我们这些同学一起，发配到外地农场劳动。她在苦役的间隙中看到上海的报纸，上面有文章说巴金也发配到上海郊区的农场劳动去了，但是，“肩挑两百斤，思想反革命”。两百斤？李小林流泪了。 当时在外地农场，很多同学心中，都有一个破败的门庭。长辈们每天带着屈辱和伤痕在门庭中进进出出，一想，都会像李小林那样流泪。我心中的门庭更是不敢多想，爸爸已被关押，叔叔已被逼死，只剩下了年迈的祖母和无助的母亲，衣食无着…… 重见门庭是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之后。“文革”已经失败却还在苟延残喘，而且喘得慷慨激昂。周恩来主政后开始文化重建，我们回到了上海，很多文化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这在当时叫作“落实政策”，有“宽大处理”的意思。 但是，那根最大的棍子张春桥还记恨着巴金的发言，他说：“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当时张春桥位居中央高位，巴金当时的处境，可想而知。 但是，国际文学界在惦念着巴金。法国的几位作家不知他是否还在人世，准备把他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来作试探。日本作家井上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更是想方设法寻找他的踪迹。在这种外部压力下，张春桥等人又说，“巴金可以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算作人民内部矛盾，养起来，做一些翻译工作。” 于是，他被归入当时上海“写作组系统”的一个翻译组里，着手翻译俄罗斯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一个受尽折磨的生命，只是在“不枪毙”的缝隙中残留，立即接通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感情和思维。我想，这就是生命中最难被剥夺的尊严。活着，哪怕只有一丝余绪，也要快速返回这个等级。 那天下午，我又去了那个庭院。巴金的爱妻肖珊已经因病去世，老人抱着骨灰盒号啕大哭，然后陷于更深的寂寞。一走进去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我们熟悉的庭院，气氛已经越来越阴沉，越来越萧条了。 李小林和她的丈夫祝鸿生轻声告诉我，他在隔壁。我在犹豫要不要打扰他，突然传来了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在背诵一些文句。 李小林听了几句，平静地告诉我：“爸爸在背诵但丁的《神曲》。他在农村劳役中，也背诵。” “是意大利文？”我问。 “对。”李小林说，“好几种外语他都懂一些，但不精通。” 但丁，《神曲》，一个中国作家苍凉而又坚韧的背诵，意大利文，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 我听不懂，但我知道内容。 啊，温厚仁慈的活人哪， 你前来访问我们这些用血染红大地的阴魂， 假如宇宙之王是我们的朋友的话， 我们会为你的平安向他祈祷， 因为你可怜我们受这残酷的惩罚。 在风像这里现在这样静止的时候， 凡是你们喜欢听的和喜欢谈的事， 我们都愿意听， 都愿意对你们谈。 …… 这便是但丁的声音。 这便是巴金的声音。 相隔整整六百五十年，却交融于顷刻之间。那天下午，我似乎对《神曲》的内涵有了顿悟，就像古代禅师顿悟于不懂的梵文经诵。假、恶、丑，真、善、美，互相对峙，互相扭结，地狱天堂横贯其间。 这里有一种大灾中的平静，平静中的祈祷，祈祷中的坚守。 过了一段时间，形势越来越恶劣了，我告诉李小林：“正在托盛钟健老师找地方，想到乡下山间去住一阵。” 盛钟健老师，也就是最早把我带进巴金家庭院的人。李小林一听他的名字就点头，不问别的什么了。当时报纸上已在宣扬，又一场叫作“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要开始，人人不能脱离。但那时的我，已经在独身抗争中找到自己，一定要做“人人”之外的那个人。 那个倾听巴金诵读《神曲》的记忆，长久地贮存在我心底。我独自隐居乡下山间，决定开始研究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也与那个记忆有关。上海武康路的庭院，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小街，全都集合到了山间荒路上，我如梦似幻地跨越时空飞腾悠游。 直到很多年后，我还一次次到佛罗伦萨去寻访但丁故居，白天去，夜间去，一个人去，与妻子一起去，心中总是回荡着四川口音的《神曲》。那时“文革”灾难早已过去，但天堂和地狱的精神分野却越来越清晰，又越来越模糊了。因此，那个记忆，成了很多事情的起点。 六 从那个下午之后再见到巴金，是在大家可以舒眉的年月。那时他早已过了古稀之年，却出乎意料地迎来了毕生最繁忙的日子。 整整一个时代对文化的亏欠，突然遇到了政治性的急转弯。人们立即以夸张的方式“转变立场”，还来不及作任何思考和梳理，就亢奋地拥抱住了文化界的几乎一切老人。尽管前几天，他们还对这些老人嗤之以鼻。 多数老人早已身心疲惫、无力思考。巴金虽也疲惫，却没有停止思考，因此，他成了一种稀有的文化代表。一时间，从者蜂拥，美言滔滔。 巴金对于新时代的到来是高兴的，觉得祖国有了希望。但对于眼前的热闹，却并不适应。 这事说来话长。在还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一个人如果遭遇围殴，出拳者主要集中在自己单位之内。正如我前面写到过的，巴金在“文革”中遭遇的各种具体灾难，多数也来自于他熟悉的作家。现在，作家们突然转过身来一起宣称，他们一直是与巴金在并肩受难，共同战斗。 对此，至少我是不太服气的。例如，在灾难中，上海每家必须烧制大量“防空洞砖”，巴金家虽然一病一老，却也不能例外，那么请问，单位里有谁来帮助过？肖珊病重很长时间，谁协助巴金处理过医疗问题？肖珊去世后的种种后事，又是谁在张罗？我只知道，是我们班的同学们在出力，并没有看到几个作家露脸。 巴金善良，不忍道破那些虚假，反觉得那些人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也过得不容易。但晚上常做噩梦，一次次重新见到那些大字报，那些大批判，那些大喇叭。他知道，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出现在眼前这批奉迎者身上，而且隐藏在民族心理的深处。 能不能学会反省？这成了全体中国人经历灾难之后遇到的共同课题。 为此，巴金及时地发出三项呼吁—— 第一，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 第二，呼吁反省，并由他自己做起，开始写作《随想录》； 第三，呼吁“讲真话”。 “文革博物馆”至今没有建立，原因很复杂。有的作家撰文断言是“上级”阻止，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试想，“文革博物馆”如果建立，那总少不了上海作家协会一次次批斗巴金的图片和资料吧？那么，照片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脸？揭发材料上会出现多少大家并不陌生的签名？ 巴金不想引起新的互相揭发，知道一旦引起，一定又是“善败恶胜”。因此，他只提倡自我反省。 他的《随想录》不久问世，一个在灾难中受尽屈辱，乃至家破人亡的文化老人，真诚地检讨自己的心灵污渍，实在是把整个中国感动了。最不具备反省能力的中国文化界，也为这本书的出版，安静了三四年。 巴金认为，即使没有灾难，我们也需要反省，也需要建立一些基本品德，例如，“讲真话”。他认为，这是中国人的软项，也是中国文化的软项。如果不讲真话，新的灾难还会层出不穷。因此，他把这一点当作反省的关键。 当时就有权威人士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发表文章说：“真话不等于真理。” 我立即撰文反驳，说：“我们一生，听过多少‘真理’，又听到几句真话？与真话对立的‘真理’，我宁肯不要！” 仅仅提出“讲真话”，就立即引来狙击，可见这三个字是如何准确地触动了一个庞大的神经系统。这与巴金在一九六二年责斥“棍子”时的情景，十分相似。因此，我要对这三个字，作一些文化阐释。 中国文化几千年，严重缺少“辨伪机制”。进入近代之后，又未曾像西方一样经历实证主义的全民训练，因此这个弊病一直没有克服。事实上，许多看似“铁证如山”的指控，全是假的。 历史应该留下一批造谣者的恶名，但是，他们其实并不重要。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酷爱谣言的群体心理，是闻风而动的斗争哲学，是大假不惩的法律缺失，是无力辨伪的文化传统。 因此，巴金在晚年反复申述的“讲真话”，具有强大的文化挑战性，可视为二十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中华文化三字箴言”。 至此，似乎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对巴金的贡献作一个总结了。 我认为，巴金前半生，以小说的方式参与了两件事，不妨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反封建”、“争人道 ”；巴金后半生，以非小说的方式呼喊了两件事，也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斥棍子”、“讲真话 ”。 前两件事，参与者众多，一时蔚成风气；后两件事，他一个人领头，震动山河大地。 七 巴金晚年，被赋予很高的社会地位，先是全国人大常委，后来是全国政协副**。同时，又一直是中国作家协会**。但他已经不能参与会议了，多数时间在病房里度过。 有一次我到华东医院看他，正好是他吃中饭的时间。护士端上饭菜，李小林把他的轮椅摇到小桌子前。他年纪大了，动作不便，吃饭时还要在胸前挂一个围兜。当着客人的面挂一个围兜独自用餐，他有点腼腆，尽管客人只是晚辈。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饭菜，以及他今天的胃口。医院的饭菜实在太简单，他很快吃完了。李小林去推轮椅，他轻轻说了一句四川话，我没听清，李小林却笑了。临走，李小林送我到门外，我问：“刚才你爸爸说了一句什么话？” “爸爸说，这个样子吃饭，在余秋雨面前丢脸了！” 我一听也笑了。 “这里的饭菜不行，你爸爸最想吃什么？”我问。 出乎意料，李小林的回答是：“汉堡包，他特别喜欢。” “这还不容易？”我有点奇怪。 “医院里不供应，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买。”李小林说。 “这事我来办。”我说。 当时我正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学院就在医院附近。我回去后立即留下一点钱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请他们每天帮我到静安寺买一个汉堡包送到医院。 但是，我当时实在太忙了，交代过后没有多问。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只送成两次。不久，巴金离开医院到杭州去养病了。 而我，则已经辞职远行，开始在废墟和荒原间进行文化考察。 考察半途中，在小旅店写下一些文稿。本打算一路带着走，却怕丢失，就想起了一扇大门。 夕阳下的武康路，一个不知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信箱。巴金和肖珊一次次抢着伸手进去摸过，总是摸出一卷卷不忍卒读的报纸。女主人的背影消失在这个门口，我悄悄推门进去，却听到了苍凉的《神曲》…… 我决定把稿子寄给这扇大门，寄给这个信箱。巴金依然主编着《收获》杂志，他病后，由李小林在负责。李小林对文学的判断力，我很清楚。想当年，在张春桥刚刚讲了枪毙不枪毙巴金的凶恶言语之后，我去看她和她的丈夫，只能小声说话。她居然不屑一顾地避开了张春桥的话题，郑重地向我推荐了苏联新生代作家艾特玛托夫的新作，而且从头到底只说艺术，说得那么投入。 我有信心，她能理解我这些写于废墟的文字，尽管在当时处处不合时宜。 有时回到上海，我直接把稿子塞到那个信箱里。通常在夜间，不敲门，也不按电铃。这是一项有关文化的投寄，具体中又带点抽象。不要说话，只让月亮看到就可以了。那时武康路还非常安静，安静得也有点抽象。 这项投寄，终于成了一堆大家都知道的书籍。 这一来，这扇大门、这个信箱、这座庭院，又要再一次展示它揭示过、承受过的逻辑了。先是棍子横飞，后是谣言四起，对着我。 但是，由于我目睹过巴金的经历，居然能在大规模的诽谤中含笑屹立，不为所动。 然而，巴金老人本身，却不能含笑屹立了。 他甚至说，自己不应该活得那么久。 他甚至说，用现代医学来勉强延长过于衰弱的身体，并非必要。 他甚至说，长寿，是对他的惩罚。 八 在衰弱之中，他保持着倾听，保持着询问，保持着思考，因此，也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东西，那就是忧郁。 忧郁？ 是的，忧郁。说他保持别的什么不好吗？为什么强调忧郁？ 但这是事实。 他不为自己的衰弱而忧郁。忧郁，是他一辈子的精神基调。从青年时代写《家》开始就忧郁了，到民族危难中的颠沛流离，到中年之后发现棍子，经历灾难，提倡真话，每一步，都忧郁着。 冰心曾劝他：“巴金老弟，你为何这么忧郁？”直到很晚，冰心才明白，巴金正是在忧郁过程中享受着生命。 在生命行将终结的时候，他还在延续着这种享受。 他让人明白，以一种色调贯穿始终，比色彩斑斓的人生高尚得多。 我曾多次在电话里和李小林讨论过巴金的忧郁。 我说，巴金的忧郁，当然可以找到出身原因、时代原因、气质原因，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一些。忧郁，透露着他对社会的审视，他对人群的疏离，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的伤感，他对未来的疑虑，他对人性的质问。忧郁，也透露着他对文学艺术的坚守，他对审美境界的渴求，他对精神巨匠的苦等和不得。总之，他的要求既不单一，也不具体，因此来什么也满足不了，既不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也不会甜言蜜语、歌功颂德。他的心，永远是热的；但他的眼神，永远是冷静的，失望的。他天真，却不会受欺；他老辣，却不懂谋术。因此，他永远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剩下的，只有忧郁。 他经常让我想起孟子的那句话：“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孟子·离娄下 》） 忧郁中的衰弱老人，实在让人担心，却又不便打扰。 我常常问李小林：“你爸爸好吗？最近除了治病，还想些什么？你有没有可能记录一点什么？” 李小林说：“他在读你的书。” “什么？”我大为惊奇，以为老同学与我开玩笑。 “是让陪护人员在一旁朗读，不是自己阅读。”李小林说。 我仍然怀疑。这位看透一切的老人，怎么可能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读我或听我的书？而我的书，又总是那样不能让人放松，非常不适合病人。 终于，我收到了文汇出版社的《晚年巴金》一书，作者陆正伟先生，正是作家协会派出的陪护人员。他在书中写道，进入九十年代后，巴老被疾病困扰，身体日趋衰弱，却喜欢请身边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尤其是听发表在《收获》上的文章。其中，“文化大散文”深深吸引住了巴老，“他仔细地听完一篇又一篇，光我本人，就为巴老念完了《文化苦旅》专栏中的所有文章”。 陆正伟又写到他为巴金朗读我的《山居笔记》时的情景—— 巴老因胸椎压缩性骨折躺在病床上，我在病室的灯下给巴老读着余秋雨发表在《收获》100期上的“宁古塔”。当我读到康熙年间诗人顾贞观因思念被清政府流放边疆的老友吴兆骞而写下的《金缕曲》时，病床上的巴老也跟着背诵了起来。我不由放下书惊叹地问巴老：“您的记忆力怎么会那样好？”巴金说：“我十七八岁在成都念书时就熟读了。”他接着又说了一句：“清政府的‘文字狱’太残酷了！” 我坐在边上，望着沉思不语的巴老，心想，巴老早在七十多年前读过的词至今还能一字不差地把它背诵下来，那么，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浩劫又怎能轻易地从他心中抹去呢？ 到底是巴金，他立即就听出来了，我写那段历史，是为了揭露古代和现代的“文字狱”。因此他听了之后，便“沉思不语”。他在“沉思”什么？我大体知道。 但是，让我最感动的是，陆正伟先生说，巴金在听到我引述的《金缕曲》时，居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使朗读的人“不由放下书惊叹”。 古人匍匐在死亡边缘的友情企盼，巴金在十七八岁就熟读了，而在七十多年后还脱口而出，可见这也是他自己漫长一生的友情企盼。我不知道他在灾难深处是不是多次背诵过这些句子，但可以相信他也是靠着友情企盼来回答灾难的。 终于，巴金越来越衰弱，不能背诵但丁，不能背诵顾贞观了。当然，也不能再听我的书了。 谁都知道，一个超越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生命即将画上句号。但是，这个生命太坚韧了，他似乎还要忧郁地再看一眼他看了百年的世界。 就在这时，我们突然有点惊慌。不是怕他离去，而是怕他在离去之前又听到一点不应该听到的什么。 九 在巴金离世之前，在他不能动、不能听、不能说的时刻，一些奇怪的声音出现了。 我为一个病卧在床的百岁老人竟然遭受攻击，深感羞愧。是的，不是愤怒，而是羞愧。为大地，为民族，为良心。 我为百岁老人遭遇攻击时，文化舆论界居然毫无表情，深感羞愧。为历史，为文化，为伦常。 仍然是李小林转给我的一些报刊复印件，都是刚刚发表的。 那些文章正在批判巴金“是一身俸两朝的贰臣”，指他在一九四九年前后都活着。 那些文章又批判巴金“一天又一天的收获版税银子”，其实谁都知道，巴金把全部稿酬积蓄都捐献了。 对于当年张春桥扬言对巴金“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今天的批判者说，是因为巴金与张春桥有“私人纠葛”。这就一下子暴露了批判者的政治身份，他们其实是张春桥、***这些老式“棍子”的直接后裔。 对巴金在《随想录》里的自我反省，他们说，这是“坦白坯子”、“欺世盗名”、“欲盖弥彰”、“虚伪毕现”、“伪君子”，甚至用通栏标题印出这样的句子：“巴金不得好死”。 总之，这些人集中了想得到的一切负面成语，当作石块，密集地扔向一个奄奄一息的老人。 我觉得现在这些“传媒达人”比当年的造反派暴徒还恶劣万倍，因为当年的暴徒向巴金进攻时，他才六十岁，而今天向他进攻时，他已一百岁。 世界上任何黑帮土匪，也不可能向一个百岁老人动手。今天的中国文化传媒，怎么反倒这样？这么一对比就不禁让人惊讶：这种滔天的深仇从何而来？ 我认为，滔天的深仇、反常的进攻，全都来自于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因此，轻言“‘文革’早已过去”、“‘文革’不会再来”，还为时过早。你看仅仅在文化人中间，还埋伏着这么多“文革”式的地雷，时时准备爆发。他们中的一部分，现在又多了一重“异见人士”的身份。其实这些人物的“异见”，是主张重新返回“文革”，而他们的言谈举止，早已彻底返回。 对于这种人，最早反击的倒是身在海外的刘再复先生，他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写道： 现在香港和海外有些人化名攻击巴金为“贰臣”，这些不敢拿出自己名字的黑暗生物是没有人格的。歌德说过，不懂得尊重卓越人物，乃是人格的渺小。以攻击名家为生存策略的卑鄙小人，到处都有。 刘再复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没多久，那些人物已经不用化名了，而是在中国的文化传媒界大显身手，由“黑暗生物”变成了“光明天神”。 你说，巴金能不忧郁吗？ 忧郁的不仅是他。当百岁老人终于闭上眼睛的时候，这批人比他出生的时候更威风，比他受难的时候更嚣张，而且，社会对他们完全无力阻止，反而全力纵容。你说，历史能不忧郁吗？ 十 失去了巴金的上海，好像没缺少什么，其实不是这样。他身上所带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一旦抽离，城市却失重了。何况，跟着先后走了的，还有黄佐临，还有谢晋，还有陈逸飞…… 上海永远不会缺少文化人，也不缺少话题，也不缺少名号。缺少的，往往是让海内外眼睛一亮的文化尊严。这种尊严来自于高度，来自于思考，来自于忧郁，来自于安静，因此看起来与喧腾的市声格格不入。 就像鲁迅不是“海派”，章太炎不是“海派”，巴金也不是“海派”。但正是这种看起来“不落地”的存在，使这座城市着实获得过很高的文化地位。 一座普通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地上有多少热闹的镜头；一座高贵城市的文化，主要是看天上有几抹孤独的云霞。 在热闹的镜头中，你只需要平视和俯视；而对于孤独的云霞，你必须抬头仰望。 据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句格言：“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 我借此给星云大师开起了玩笑：“您看，连他都在看您！” 我这个玩笑开在去年冬天，当时我陪着星云大师去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星云大师一听就笑了，说：“那星云不是我。但是，能学会仰望就好。” 可惜在我们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睥睨万物，很少有人会抬头仰望。 因此，出现了太多高楼的城市，反而低了。 李小林来电，说她要搬家。那个庭院，将成为一个纪念馆，让人瞻仰。 这是好事，但我一时不会进去参观。太多的回忆，全都被那扇带着信箱的朝西大门，集中在一起了，我怕看到很多好奇的目光把它们读得过于通俗。 武康路仍然比较安静，因此在夜间，这个庭院还是会显得抽象。没有了老人也没有了家人的庭院，应该还有昔日的风声和虫鸣吧？ 那就先写下这些文字。去不去看一看，以后再说。 佐临遗言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日，萧伯纳的寓所。 再过两个多星期，就是萧伯纳八十一岁的生日。这些天，预先来祝贺的人很多，他有点烦。 早在十二年前获诺贝尔奖的时候，他已经在抱怨，奖来晚了。他觉得自己奋斗最艰难的时候常常找不到帮助，等到自己不想再奋斗，奖却来了。 “我已经挣扎到了对岸，你们才抛过来救生圈。”他说。 可见，那时的他，已觉得“对岸”已到，人生的终点已近。 但是谁想得到呢，从那时开始，又过了十二年，还在庆祝生日，没有一点儿要离开世界的样子。他喜欢嘲笑自己，觉得自己偷占生命余额的时间太长，长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更可嘲笑的是，恰恰是他“偷占生命余额”的漫长阶段，最受人尊重。 今天的他，似乎德高望重，社会的每个角落都以打扰他为荣。他尽量推托，但有一些请求却难以拒绝，例如捐款。 他并不吝啬，早已把当时诺贝尔文学奖的奖金八万英镑，全数捐给了瑞典的贫困作家。但他太不喜欢有人在捐款的事情上夹带一点儿道德要挟。对此，他想有所表态。 正好有一个妇女协会来信，要他为一项活动捐款，数字很具体。萧伯纳立即回信，说自己对这项活动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因此不捐。 他回信后暗想，随便她们怎么骂吧。没想到过几天收到了她们的感谢信，说她们把他的回信拍卖了，所得款项大大超过了她们当初提出的要求。 “还是被她们卷进去了。”他耸了耸肩。 对于直接找上门来的各种人员，仆人都理所当然地阻拦了。因此，住宅里才有一份安静。 但是，刚才他却听到，电铃响过，有人进门。很快仆人来报：“那个您同意接见的中国人黄先生，来了。” 黄先生就是黄佐临，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先读商科，很快就师从萧伯纳学戏剧，创作了《东西》和《中国茶》，深受萧伯纳赞赏。黄佐临曾经返回中国，两年前又与夫人一起赴英，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研究莎士比亚，并在伦敦戏剧学馆学导演，今年应该三十出头了吧？这次他急着要见面，对萧伯纳来说有点突然，但他很快猜出了原因。 据他的经验，这位学生不会特地赶那么多路来预祝生日。原因应该与大事有关：《泰晤士报》已有报道，三天前，七月七日，日本正式引发了侵华战争。 萧伯纳想，中国、日本打起来了，祖国成了战场，回不去了，黄先生可能会向自己提出要求，介绍一份能在英国长期居留的工作。当然，是戏剧工作。 萧伯纳边想边走进客厅。他看到，这位年轻的中国人，正在细看客厅壁炉上镌刻着的一段话，他自己的语录。 黄佐临听到脚步声后立即回过头来，向老师萧伯纳问好。 落座后，萧伯纳立即打开话匣子：“七月七日发生的事，我知道了。” “所以，我来与您告别。”黄佐临说。 “告别？去哪儿？”萧伯纳很吃惊。 “回国。”黄佐临说。 “回国？”萧伯纳更吃惊了，顿了顿，他说，“那儿已经是战场，仗会越打越大。你不是将军，也不是士兵，回去干什么？” 黄佐临一时无法用英语解释清楚中国文化里的一个沉重概念：“赴国难”。他只是说：“我们中国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多数会回去。我不是将军，但也算是士兵。” 萧伯纳看着黄佐临，好一会儿没说话。 “那我能帮助你什么？”萧伯纳问，“昨天我已对中国发生的事发表过谈话。四年前我去过那里，认识宋庆龄、林语堂，他们的英语都不错。还见了一个小个子的作家，叫鲁迅。” 黄佐临点了点头，说：“我这次回去，可能回不来了。您能不能像上次那样，再给我题写几句话？” “上次？”萧伯纳显然忘记了。 “上次您写的是：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先生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做谁的门徒，必须独创一格。”黄佐临背诵了几句。 “想起来了！”萧伯纳呵呵大笑，“这是我的话。” 说话间，黄佐临已经打开一本新买的签名册，放到了萧伯纳前面，说：“再给我留一个终身纪念吧。” 萧伯纳拿起笔，抬头想了想，便低头写了起来。黄佐临走到了他的后面。 萧伯纳写出的第一句话是—— 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 写罢，他侧过头去看了看黄佐临。黄佐临感动地深深点头。在“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这句话，能让一切中国人感动。 萧伯纳又写了下去—— 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那么，使未来的盛典更壮观的，将是中国戏剧。 黄佐临向萧伯纳鞠了一躬，把签名册收起，然后就离开了。 二 上面这个场景，是八十岁的黄佐临先生在新加坡告诉我的。 那时我正在新加坡讲学，恰逢一个国际戏剧研讨会要在那里举行。参加筹备的各国代表听说萧伯纳的嫡传弟子、亚洲最权威的戏剧大师黄佐临还健在，就大胆地试图把他邀请与会。这是一种幻想，但如果变成现实，那次研讨会就有了惊人的重量。 新加坡的著名戏剧家郭宝昆先生为此专程前往上海，亲自邀请和安排。几个国家的戏剧家还一再来敲我寓所的门，希望我也能出点力。 他们找我是对的，因为我是黄佐临先生的“铁杆忘年交”。我为这件事与黄佐临先生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稍感犹豫的不是身体，而是不知道这个会议的“内在等级”。 我说：“已经试探过了，来吧。”他就由女儿黄晓芹陪着，来了。 这一下轰动了那个国际会议，也轰动了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长恭敬拜见他，第一句就问：“您什么时候来过新加坡？” 黄佐临先生回答：“六十年前。” 外交部长很年轻，他把“六十年前”听成了“六十年代”。这已使他觉得非常遥远了，说：“六十年代？这离现在已经二十多年，真是太久太久了！” 黄佐临先生一笑，说：“请您把时间再往前推四十年。” 部长迷糊了，却以为是眼前的老人迷糊。我随即解释道：“黄先生于公元一九二五年到英国留学，路过新加坡。” “六十年前？”部长终于搞清楚了，却受了惊吓。 我又接着说：“他到英国师从萧伯纳，那时，这位文豪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等到告别的时候，萧伯纳已经八十一岁。” 部长一听又有点迷糊。这是我的故意，新加坡的官场话语总是太刻板，我想用长长的时间魔棍把谈话气氛搅活跃一些。尽管我随口说出的内容，都没有错。 黄佐临先生在那个国际会议上作了演讲。主持人一报他的名字，全场起立鼓掌。他站起来走向演讲台，颀长的身材，银白的头发，稳健的步履，一种世界级的优雅。 他开口了，标准的伦敦英语，语速不快，用词讲究，略带幽默，音色圆润，婉转堂皇。全场肃静，就像在聆听来自天国的指令。 在高层学术文化界，人们看重的是这位演讲者本人，并不在乎他的国籍归属。西方那些著名的文化巨匠，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作品、学派、观点，却常常说不准他们是哪国人。就说黄佐临先生的老师萧伯纳吧，究竟该算是爱尔兰人，还是英国人？毕加索，是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爱因斯坦呢？……在文化上，伟大，总是表现为跨疆越界。这么一想，我再回头细细审视会场里的听众，果然发现，大家都不分国籍地成了台上这位优雅长者的虔诚学生。谁能相信，这位长者刚从中国的“文革”灾难中走出？ 那就请随意听几句吧—— 在布莱希特之后，荒诞派把他宏大的哲理推向了一条条小巷子，好像走不通，却走通了…… 他平静地说，台下都在埋头刷刷地记。 在演出方式上，请注意在戈登克雷他们的“整体戏剧”之后的“贫困戏剧”，我特别看重格洛道夫斯基。最近这几年，最有学术含量的是戏剧人类学。中心，已从英国、波兰移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理查·谢克纳论述得不错，但实验不及欧洲…… 大家记录得有点跟不上，他发现了，笑了笑，说：有些术语和人名的拼写，我会委托大会秘书处发给诸位 。 请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西方戏剧学，看似费解而又杂乱，却更能与东方古典戏剧接轨，因此这里有巨大的交融空间和创造空间。日本对传统戏剧保护得好，但把传统僵化了。中国也想把传统和创新结合，但是大多是行政意愿和理论意愿，缺少真正的大艺术家参与其间。印度，对此还未曾自觉…… 大家还是在努力记录。 总之，在这位优雅长者口中，几乎没有时间障碍，也没有空间障碍。他讲得那么现代，很多专业资讯，连二十几岁的新一代同行学人也跟不上。 三 当年黄佐临先生告别萧伯纳回国，踏上了炮火连天的土地。几经辗转，最后落脚上海。他想来想去，自己能为“国难”所做的事，还是戏剧。 那时的上海，地位非常特殊。周围已经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但上海开埠以来逐一形成了英国、法国、美国的势力范围——“租界”，日本与这些国家暂时还没有完全翻脸，因此那些地方也就一度成了“孤岛”。在“孤岛”中，各地从炮火血泊中逃出来的艺术家们集合在一起，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责任和创作激情。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沦陷，不少作品被禁，作者被捕，大家仍在坚持。这中间，黄佐临，就是戏剧界的主要代表。 谁能想得到呢？就在国破家亡的巨大灾难中，中国迎来了戏剧的黄金时代。这些戏，有的配合抗日，有的揭露暴虐，有的批判黑暗，有的则着眼于社会改造和精神重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则在艺术形式的国际化、民族化上作了探索。由于黄佐临在英国接受过精湛的训练，每次演出都具有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大受观众欢迎。从我偶尔接触到的零碎资料看，仅仅其中一台不算太重要的戏《视察专员》，四十天里就演了七十七场。其他剧目演出时的拥挤，也十分惊人。 请大家想一想，这么多挤到剧场里来的观众，当时正在承受着多么危难的逃奔之苦。艺术的重大使命，就是在寒冷的乱世中温暖人心。 艺术要温暖人心，必须聚集真正的热能。当时这些演出的艺术水准，从老艺术家们的记述来看，达到了后人难于企及的地步。别的不说，仅从表演一项，黄佐临先生最常用的演员石挥，在当时就被誉为“话剧皇帝”。我们从一些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出，直到今天，确实还没有人能够超越。除石挥外，黄佐临先生手下的艺术队伍堪称庞大，开出名字来可以说是浩浩荡荡。 几位很有见识的老艺术家在回忆当时看戏的感觉时写道：“那些演出，好得不能再好”；“平生剧场所见，其时已叹为观止”…… 这又一次证明我的一个观点：最高贵的艺术，未必出自巨额投入、官方重视、媒体操作，相反，往往是对恶劣环境的直接回答。艺术的最佳背景，不是金色，而是黑色。 那就让我们通过剧名，扫描一下黄佐临先生在那个时期创下的艺术伟绩吧：《边城故事》、《小城故事》、《妙峰山》、《蜕变》、《圆谎记》、《阿q正传》、《荒岛英雄》、《大马戏团》、《梁上君子》、《乱世英雄》、《秋》、《金小玉》、《天罗地网》、《称心如意》、《视察专员》……可能还很不全。 如果国际间有谁在撰写艺术史的时候要寻找一个例证，说明人类能在烽烟滚滚的乱世中营造出最精彩的艺术殿堂，那么，我必须向他建议，请留意那个时候的上海，请留意黄佐临。 四 黄佐临先生终于迎来了一九四九年。对于革命，对于新政权，作为一个早就积压了社会改革诉求，又充满着浪漫主义幻想的艺术家，几乎没有任何抵拒就接受了。他表现积极，心态乐观，很想多排演一些新政权所需要的剧目，哪怕带有一些“宣传”气息也不在乎。 但是，有一些事情让他伤心了。他晚年，与我谈得最多的就是那些事情。谈的时候，总是撇开众人，把我招呼在一个角落，好一会儿不说话。我知道，又是这个话题了。 原来，他从英国回来后引领的戏剧活动，没有完全接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收编。他当然知道，共产党地下组织也在组织类似的文化活动，其中也有一些不错的文化人。但他把他们看作文化上的同道，自己却不愿意参与政治派别。不仅是共产党，也包括国民党。 我不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为了争取他做过多少工作，看来都没有怎么奏效，因此最后派了一个地下党员李德伦“潜伏”到了他的剧团里。在很多年后，这位已经成了著名音乐指挥家的李德伦先生坦陈：“我没有争取到他，他反而以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把我争取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当年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文化人理所当然地成了上海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领导，他们对黄佐临长期以来“只问抗战，不问政党；只做艺术，不做工具”的“顽固性”，印象深刻。因此，不管他怎么积极，也只把他当作“同路人”，而不是“自己人”。 这种思维，甚至一直延续到“文革”之后的新时期。很多文史资料汇集、现代戏剧史、抗战文化史、上海史方面的诸多著作，对黄佐临先生的重大贡献，涉及不多，甚至还会转弯抹角地予以贬低。这中间，牵涉到一些我们尊敬的革命文化人。 黄佐临先生曾小声地对我说：“夏衍气量大一点，对我还可以。于伶先生和他的战友，包括‘文革’结束后出任宣传部长的王元化先生等等，就比较坚持他们地下斗争时的原则，对我比较冷漠。” 除了这笔历史旧账之外，他还遇到了一个更糟糕的环境。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戏剧界，论导演，一般称之为“北焦南黄”。“北焦”，是指北京艺术剧院的焦菊隐先生。由于当时北京集中了不少文化高端人士，文化气氛比较正常，焦菊隐先生与老舍、曹禺、郭沫若等戏剧家合作，成果连连。而“南黄”，也就是上海的黄佐临先生，却遇到了由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和他在宣传、文化领域的干将张春桥、***等人组成的“极左思潮征候群”。 我听谢晋导演说，有一次柯庆施破例来看黄佐临新排的一台戏，没等看完，就铁青着脸站起身来走了，黄佐临不知所措。 还有一次，黄佐临导演了一台由工人作者写的戏，戏很一般，但导演手法十分精彩，没想到立即传来张春桥、***对报纸的指示：只宣传作者，不宣传导演。 于是，当“北焦”红得发“焦”的时候，“南黄”真的“黄”了。 黄佐临在承受了一次次委屈之后，自问：“我的委屈来自何方？”答案是：“我怎么又在乎政治了！” 于是，他找回了从英国回来后的那份尊严。“不管他们怎么说，我还是回到艺术。” 黄佐临退出了人们的视野。上海的报纸，更愿意报道北京的焦菊隐，更愿意报道越剧、沪剧、淮剧，这些实在有待于黄佐临先生指点后才有可能脱胎换骨的地方戏曲。 真正国际等级的艺术巨匠在做什么？想什么？匆匆的街市茫然不知，也不想知道。 正在这时，由政治狂热和自然灾害共同造成的***开始了。上海，一座饥饿中的城市，面黄肌瘦。 在饥荒中，还会有像样的艺术行为吗？谁也不敢奢想。 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北京的一份报纸发表了黄佐临先生的长文《漫谈“戏剧观”》。虽然题目起得很谦虚，但这是一座现代世界戏剧学上的里程碑。突然屹立在人们眼前，大家都缺少思想准备。 这篇文章所建立的思维大构架，与当时当地的文化现实完全格格不入，却立即进入了国际学术视野。 这正像，狮王起身，远山震慑，而它身边的燕雀鱼蛙却完全无感。 须知，当时的多数中国文人，还在津津乐道阶级斗争。如果要说戏剧观，也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并已经简称为“香花”和“毒草”。因此，对于黄佐临先生用浅显白话文写出来的文字，读起来却非常隔阂了。 那么，我不能不以国际学术标准来审视他当时的理论成就了。 一、以“造成幻觉”和“打破幻觉”来概括人类戏剧史，是一种化繁为简的高度提炼，属一流理论成果。 二、借用法国柔琏“第四堵墙”的概念来划分“幻觉”内外，使上述提炼获得了一个形象化的概念依托，精确而又有力度。 三、以打破“幻觉”和“第四堵墙”来引出布莱希特，使这位德国戏剧家的“创新功能”上升为“历史断代功能”。 四、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来标志二十世纪人类的三个戏剧观，理论气度广远，道前人所未道，却非常切合戏剧实际。提出至今，国际上未见重大异议。 五、以三大戏剧观过渡到“写意戏剧观”，是一个重大的美学创造。现在，已经成为戏剧界一种通用的工作用语。这在现代文艺的理论建设上，是一个奇迹。 鸟瞰世界，概括世界，又被世界接受，这样的理论成果，历来罕见。 记住了，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五日，这是天上的哲学之神、艺术之神都在低头注视中国、注视上海的日子。 我实在想不起，几十年来，全中国的艺术理论，不，全中国的所有文化理论，有哪一项成果，能超过它。 我问过很多文化人、理论家。他们想了好久，找了好久，排了好久，最后都摇头，说：“确实找不到一项。” 那么，我又要提醒大家，就在这个日子的两个星期之后，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上海的另一位文化巨匠巴金，将有一个发言，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阻碍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棍子”。实践证明，那是对“文革”灾难的预言。 一九六二年的晚春季节，上海显得那么光辉。大创建、大发现、大判断、大预言，居然一起出现。 光辉之强，使整整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还觉得有点刺眼，因此大家故意视而不见，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一样。 若问今日媒体：五十年前，这个城市出现过什么值得记忆的文化人物和文化事件？答案可能是两首广泛宣传的歌曲，三段市井听熟的唱词，一堆人人皆知的明星。当然，还可能排出几个据称博学、却不屑写文章发表自己见解的教授。不管再怎么排，也挨不到黄佐临的文章，巴金的发言。 五 黄佐临先生在“文革”中的遭遇，我不想多说。理由是，他自己也不想多说。 对这类事情我早有经验：受苦最深的人最不想说，说得最多的人一定受苦不多，说得高调的人一定是让别人受了苦。 在不想说的人中，也有区别。在我看来，同样是悲剧，巴金把悲剧化作了崇高，而黄佐临则把悲剧化作了喜剧。或者说，巴金提炼了悲剧，黄佐临看穿了悲剧。看穿的结果，是发笑。 他的几个女儿都给我讲过他在“文革”中嘲弄造反派歹徒，而对方却不知道被嘲弄的很多趣事。有几次讲的时候他在场，但他不仅没有搀和，反而轻轻摇头阻止。 不管怎么说，他对那场灾难的最终思维成果是非常严肃的，那就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拷问。“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到北京，导演了布莱希特名作《伽利略传》（与陈颙合作 ）。 当时，为了拨乱反正，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召开，知识分子在业务上应该有驰骋的空间了，但他们在精神上能不能建立尊严？《伽利略传》及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时震动了整个京城。 人们说，从来没见过一部戏能够在关键时刻如此摇撼人们的灵魂深处。又说，这是“科学大会”的续篇，只不过这个“大会”在全国知识分子的心底召开。 “北焦”已逝，“南黄”北上，京城一惊，名不虚传！ 从北京回上海之后，黄佐临先生决心加紧努力，在“写意戏剧观”的基础上推进“民族演剧体系”的建设。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探索，从事一个个最前卫的艺术实验，几乎让人忘了，他已经快要八十岁。 那年月，我见过很多“劫后余生”的前辈学者，温厚老成，令人尊敬，但思维都已严重滞后。没有一个能像黄佐临先生那样，依然站在国际艺术的第一线，钻研各种新兴流派，生命勃发，甚至青春烂漫。 那时候的他，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帅”，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无与伦比的光辉。 他的女儿黄蜀芹导演说，一位中年的前苏联女学者尼娜告诉她：“哎呀，我简直是爱上你爸爸了，很少见到像他这样高贵、有气质的！”尼娜看来是真的爱上了，因此到处对别人这样宣称，终于传到了黄佐临先生耳朵里。他回应道：“那好啊，中苏友好有指望了！” 老年男子变“帅”，一定是进入了一个足以归结一生的美好创造过程。 我在《霜冷长河》一书中对“老年是诗的年岁”的判断，主要来自于对他的长期观察。 当时，我的每一部学术著作出版，他都会在很短时间内读完。我曾经估计，他可能更能接受我的《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这样的书，却未必能首肯《观众心理学》（初版名《戏剧审美心理学》 ）。因为《观众心理学》几乎否认了自古以来一系列最权威的艺术教条，只从观众接受心理上寻找创作规则。这对前辈艺术家来说，有一种颠覆性的破坏力。没想到，这部书出版才一个月，他的女儿交给我一封他写的长信。 他在信里快乐地说：“读完那本书才知道，自己一辈子都在摸索着观众心理学。这情景，莫里哀在《贵人迷》里已经写到，那个一心想做贵族的土人花钱请老师来教文学，知道不押韵的文章叫散文，终于惊叹道：原来我从小天天都在讲散文！” 他说：“我就是那个土人，不小心符合了观众心理学。”然后，他又在几个艺术关节上与我作了详尽探讨。 这样的老者太有魅力了，我怎么能不尽量与他多交往呢？ 他也愿意与我在一起。就连家里来了外国艺术家，或别人送来了螃蟹什么的，他都会邀我去吃饭。他终于在餐桌上知道我能做菜，而且做得不错，就一再鼓动我开一个“余教授餐厅”，专供上海文化界。他替我“坐堂”一星期，看生意好不好，如果不太好，他再坐下去。 后来，他又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过一个新构思的“戏剧巡游计划”。选二十台最好的戏，安排在二十辆大货车上做片段演出，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轮着走。他每次讲这个计划的时候，都会激动得满脸通红。 他说，剧场是死的，车是活的，古希腊没有机动车，我们现在有了，以前欧洲不少城市也这么做过。但是，当我一泼冷水，说根本选不出“二十台最好的戏”，他想一想，点了点头，也就苦恼了。这个过程多次重复，使我相信，大艺术家就是孩子。 交往再多，真正的“紧密合作”却只有一次，时间倒是不短。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吧，上海文化界也开始要评“职称”了。这是一件要打破头的麻烦事，官员们都不敢涉足。其实他们自己也想参评，于是要找两个能够“摆得平”的人来主事。这两个人，就是黄佐临先生和我。 经过多方协调，他和我一起被任命为“上海文化界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的“双主任”。我说，不能“双主任”，只能由黄佐临先生挂帅，我做副主任。但黄佐临先生解释说，他也是文化界中人，而我则可以算是教育界的，又在负责评审各大学的文科教授，说起来比较客观。因此，“双主任”是他的提议。 在评审过程中，黄佐临先生的品格充分展现。他表面上讲话很少，心里却什么都明白。 例如，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整人干将”，不管官职多高，名声多大，他都不赞成给予高级职称。有一个从延安时代过来的“院长”，很老的资格，不小的官职，也来申报。按惯例，必然通过，但评审委员会的诸多委员们沉默了。黄佐临先生在讨论时只用《哈姆雷特》式的台词轻轻说了一句：“搞作品，还是搞人？这是个问题。”过后投票，没有通过。 上海文化界不大，有资格申报高级职称的人，大家都认识。对于其中那些“文革”中的造反派首领和积极分子，怎么办？黄佐临先生说：“我们不是政治审查者，只评业务。但是，艺术怎么离得开人格？” 我跟着说：“如果痛改前非，业务上又很强，今后也可以考虑。但现在，观察的时间还不够。”因此，这样的人在我们评的第一届，都没有上去。 对于“革命样板戏”剧团的演员，黄佐临先生觉得也不必急着评，以后再说。“那十年的极度风光，责任不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当时他们的同行们在受着什么样的煎熬，不能装作没看见。”他说。 对于地方戏曲的从业人员，黄佐临先生和我都主张不能在职称评定上给予特殊照顾。他认为，这些名演员已经拥有不少荣誉，不能什么都要。这是评定职称，必须衡量文化水准和创新等级。 我则认为，上海的地方戏曲在整体上水准不高，在风格上缺少力度。那些所谓“流派”，只是当年一些年轻艺人的个人演唱特点，其中有不少是缺点。如果我们的认识乱了，今后就会越来越乱，说不定会把缺点当作“遗产”来继承。 那年月，文化理智明晰，艺术高低清楚，实在让人怀念。出乎意料的是，当时被我们搁置的那些人，现在有不少已经上升为“艺术泰斗”、“城市脊梁”。我估计，黄佐临先生的在天之灵又在朗诵《哈姆雷特》了： “泰斗，还是太逗？这是个问题。” “脊梁，还是伎俩？这又是个问题。” 就在那次职称评定后不久，国家***在我所在的上海戏剧学院经过三次“民意测验”，我均排名第一，便顺势任命我出任院长。 黄佐临先生听说后，立即向媒体发表了那著名的四字感叹：可喜，可惜！ 上海电视台的记者祁鸣问他：“何谓可喜？” 他说：“‘文革’十年，把人与人的关系都撕烂了。这位老兄能在十年后获得本单位三次民意测验第一，绝无仅有，实在可喜。***总算尊重民意了，也算可喜。” 记者又问：“何谓可惜？” 他说：“这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正厅级，但只适合那些懂一点艺术又不是太懂、懂一点理论又不是太懂的人来做。这位老兄在艺术和学术上的双重天分，耗在行政上，还不可惜？” 他的这些谈话，当时通过报纸广为流传。他称我“老兄”，其实我比他小了整整四十岁。但我已经没有时间与他开玩笑了，连犹豫的空间也不存在，必须走马上任，一耗六年。 这六年，我不断地重温着“可喜，可惜”这四个字。时间一久，后面这两个字的分量渐渐加重，成了引导我必然辞职的咒语。 六年过去，终于辞职成功。那一年，他已经八十五岁了；而我，也已经四十五岁。 六 原以为辞职会带来轻松，我可以在长烟大漠间远行千里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上海，从一些奇怪的角落伸出了一双双手，把我拽住了。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上海一些文人聪明，想在社会大转型中通过颠覆名人来让自己成名。但他们又胆小，不敢触碰有权的名人。于是，等我一辞职，“有名无权”了，就成了他们的目标。正好，在职称评定中被我签字否决的申报者，也找到了吐一口气的机会。于是，我被大规模“围啄”。 我这个人什么也不怕，却为中国文化担忧起来。我们以前多少年的黑夜寻火、鞭下搏斗，不就是争取一种健康的文化环境吗，怎么结果是这样？ 那天，我走进宿舍，在门房取出一些信件。其中有一封特别厚，我就拿起来看是谁寄来的。 一看就紧张了。寄自华东医院东楼的一张病床，而那字迹，我是那么熟悉！ 这才想到，黄佐临先生住在医院里。我去探望过，却又有很长时间没去了。 赶快回家，关门，坐下，打开那封厚厚的信。 于是，我读到了—— 秋雨： 去年有一天，作曲家沈立群教授兴致勃勃地跑到我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有精品出现了！她刚从合肥回来，放下行李便跑来通报这个喜讯。她说最后一场戏，马兰哭得唱不下去了，在观众席看彩排的省委领导人哭得也看不下去了，而这场戏则是你老兄开了个通宵赶写出来的。 我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兴奋之余，我与沈立群教授的话题便转到了我国今后歌剧的发展上来。沈说，京、昆音乐结构太严谨，给作曲家许多束缚，而黄梅戏的音乐本身就很优美，而且又给予作曲家许多发挥余地。今后我国新歌剧，应从这个剧种攻克。 对种种“风波”，时有所闻，也十分注意。倒不是担心你老兄——树大必招风，风过树还在；我发愁的乃是当前中国文化界的风气。好不容易出现一二部绝顶好作品，为什么总是跟着“风波”？真是令人痛心不已。 对于你老兄，我只有三句话相赠。这三句话，来自我的老师萧伯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三天我去他公寓辞别，亲眼看到他在壁炉上镌刻着的三句话： 他们骂啦， 骂些什么？ 让他们骂去！ 你能说他真的不在乎骂吗？不见得，否则为什么还要镌刻在壁炉上头呢？我认为，这只说明这个怪老头子有足够的自信力罢了。 所以我希望你老兄不要（当然也不至于）受种种“风波”的干扰。集中精力从事文化考察和写作，那才是真正的文化。 我这次住院，已经三个月了。原来ct后发现脑血管有黑点，经过三个疗程吊液后，已觉得好些。但目前主要矛盾是心脏（早搏、房颤），仍在治疗中。今年已经八十七岁，然而还不知老之将至，还幻想着要写一部书《世界最好的戏剧从来就是写意的》。你说，太“自不量力”不？ 祝你考察和写作顺利。 佐临 华东医院东楼十五楼十六床 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需要说明的是，他引用萧伯纳壁炉上的三句话，在信上是先写英文，再译成中文的。三句英文为： theyhavesaid. whatsaidthey？ letthemsay！ 这立即让我想到五十六年前他离开萧伯纳寓所时的情景，他在新加坡给我描述过。 几句话，漂洋过海，历尽沧桑，居然又被一个病榻上的老者捡起，颤颤巍巍地写给了我。我，承接得那么沉重，又突然感到喜悦。 letthemsay！ 这句简短的英文，成了我后来渡过重重黑水的木筏。从此，一路上变得高兴起来，因为这个木筏的打造者和赠送者，是萧伯纳和黄佐临。他们都是喜剧中人，笑得那么灿烂。 黄佐临先生在写完这封信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站在他的人生句号上一点点回想，谁都会发现，他这一生，实在精彩。 你看，我们不妨再归纳几句： “七七事变”后第三天告别萧伯纳“赴国难”； 在国难中开创上海戏剧和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 二十年后，在另一番艰难岁月中发表了世界三大戏剧观的宏伟高论，震动国际； 等灾难过去，北上京城，在剧场里拷问知识分子的心灵； 最后，展开一个童心未泯、又万人钦慕的高贵晚年…… 我想不出，在他之前或之后，还有哪一位中国艺术巨匠，拥有这么完满而美好的人生。 对他，我知道不能仅仅表达个人化的感谢。他让中国戏剧、中国艺术、中国文化、中国人，多了一份骄傲的理由。他是一座伟岸的高峰，让磕磕绊绊的中华现代文化大船，多了一支桅杆。这支桅杆，栉风沐雨，直指云天，远近都能看见。 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他的名字了，这不是他的遗憾。 我听从他的遗言，从来不对别人的说三道四稍作辩驳。但是，前两年，纪念中国话剧一百周年，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没有提黄佐临的名字，大家只把纪念集中在北京人艺和《茶馆》上，我就忍不住了。当然，《茶馆》这台戏也不错，尤其是第一场和最后结尾更好一点。但是，这可是纪念百年的风云史诗啊，怎么可以这样！ 我终于写了文章，说：“看到一部丢失了黄佐临的中国话剧史，连焦菊隐、曹禺、田汉、老舍的在天之灵都会惊慌失措。历史就像一件旧家具，抽掉了一个重要环扣就会全盘散架。” 对不起，黄佐临先生，这一次我没有尊重您的遗言：letthemsay！ 寻石之路 一 二十世纪末，最后那个冬天。我考察人类古文明四万公里，已由中东抵达南亚、中亚之间。处处枪口，步步恐怖，生命悬于一线。 那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身边一个伙伴接到长途电话。然后轻声告诉我，国内有一个也姓余的北大学生，这两天发表文章，指控我在“文革”时期参加过一个黑帮组织，叫石什么。 “石什么？”我追问。 “没听清，电话断了。”伙伴看我一眼，说，“胡诌吧，那个时候，怎么会有黑帮组织，何况是您……” 还没说完，几个持枪的男人走近了我们。那是这里的黑帮组织。 二 终于活着回来了。 各国的邀请函件多如雪片，要我在世纪之交去演讲亲眼所见的世界，尤其是恐怖主义日渐猖獗的情况。 但在国内，多数报纸都在炒作那个北大学生的指控。我也弄清楚了，他是说我在“文革”中参加过一个叫“石一歌”的写作组，没说是黑帮组织，却加了一顶顶令人惊悚的大帽子。 “石一歌？” 这我知道，那是周恩来总理的事儿。 我在《四十年前》一文中写过，一九七一年十月，周恩来着手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到上海启动文化重建，第一步是强令各大学复课。由于那年正好是鲁迅诞辰九十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他要求中文系复课先以鲁迅作品为教材，写鲁迅传记，研究鲁迅。于是，上海先后成立了两个组，一是设在复旦大学的《鲁迅传》编写小组，二是设在作家协会的鲁迅研究小组，都从各个高校抽人参加。我被抽去参加过前一个小组，半途离开。“石一歌”，是后一个小组的名字。 我不清楚的是，这后一个小组究竟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有哪些人参加，写过哪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 我更不清楚的是，“石一歌”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恶名，而且堆到了我头上，引起那么多报刊的声讨？ 估计有人指挥，又契合了世纪之交的文化颠覆狂潮。 按照常理，我应该把事情讲清楚。但是，遇到了三大困难—— 一、狂潮既起，自己必然百口莫辩，只能借助法律，但这实在太耗时间了。我考察人类各大文明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世界性恐怖主义的提醒，必须快速到各国发表，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名誉而妨碍大事。 二、狂潮既起，真正“石一歌”小组的成员哪里还敢站出来说明？他们大多是年迈的退休教授，已经没有体力与那些人辩论。我如果要想撇清自己，免不了要调查和公布那个小组成员的名单，这又会伤着那些老人。 三、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最后只能揭开真相：那两个小组都是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的。但这样一来，就会从政治上对那个北大学生带来某种终身性的伤害。其实周恩来启动文化重建的时候，他还是牙牙学语的孩童，现在只是受人唆使罢了。这一想，又心疼了。 于是，我放弃自辩，打点行李，应邀到各地讲述《各大文明的当代困境》。但是，不管是在我国台湾、日本、马来西亚，还是在美国、法国、匈牙利，前来听讲的华文读者都会问我“石一歌”的事情。 “石一歌”？…… “石一歌”？…… 原来，围绕着这古怪的三个字，国内媒体如《南方周末》、《文学报》等等已经闹得风声鹤唳。各国读者都以为我是逃出去的，两位住在南非的读者还一次次转弯抹角带来好意：“到我们这儿来吧，离他们远，很安静……” 冒领其名几万里，我自己也越来越好奇，很想知道这三个字背后的内容。但是，那么多文章虽然口气狞厉，却没有一篇告诉我这三个字做过什么。 时间一长，我只是渐渐知道，发起这一事件的，姓孙，一个被我否决了职称申请的上海文人；闹得最大的，姓古，一个曾经竭力歌颂我而被我拒绝了的湖北文人；后期加入的，姓沙，一个被我救过命，却又在关键时刻发表极左言论被我宣布绝交的上海文人。其他人，再多，也只是起哄而已。 他们这三个老男人，再加上那个学生，怎么闹出了这么大的局面？当然是因为传媒。 三 好奇心是压抑不住的。 虽然我不清楚“石一歌”小组的全部成员，却也知道几个。我很想找到其中一两个聊聊天，请他们告诉我，这个鲁迅研究小组成立后究竟写过什么文章。 可惜，“石一歌”小组集中发表文章的时候，我都隐藏在浙江山区，没有读到过。记得有一次下山觅食，在小镇的一个阅报栏里看到一篇署有这个名字的文章，但看了两行发现是当时的流行套话，没再看下去。因此现在很想略作了解，也好为那些担惊受怕的退休教授们说几句话。 那次我从台湾回上海，便打电话给一位肯定参加过这个组的退休教授。教授不在家，是他太太接的电话。 我问：那个小组到底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当时有哪些成员？ 没想到，教授太太在电话里用哀求的声音对我说：“那么多报刊，批判成这样，已经说不清。我家老头很脆弱，又有严重高血压，余先生，只能让您受委屈了。” 我听了心里一哆嗦，连忙安慰几句，就挂了电话，并为这个电话深感后悔。这对老年夫妻，可能又要紧张好几天了。 这条路断了，只能另找新路。 但是，寻“石”之路，并不好找。 要不，从进攻者的方向试试？ 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个“悬赏”，堂而皇之地宣布：那几个进攻者只要出示证据，证明我曾经用“石一歌”的署名写过一篇、一段、一节、一行、一句他们指控的那种文章，我立即支付自己的全年薪金，并把那个证据在全国媒体上公开发表。同时，我还公布了处理这一“悬赏”的律师姓名。 这个“悬赏”的好处，一是不伤害“石一歌”，二是不伤害进攻者。为了做到这两点，我真是花了不少心思。 《南方周末》没有回应我的“悬赏”，却于二〇〇四年发表了一张据说是我与“石一歌”成员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除了我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那个姓孙的发动者。照片一发，《南方周末》就把“石一歌”的话题绕开，转而声言，这个姓孙的人“清查”过我的“文革问题”。于是，又根据他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整整用了好几个版面，洋洋洒洒地发表。虽然也没有“调查”出我有什么问题，但是，读者总是粗心的，只是强烈地留下了我既被“清查”又被“调查”的负面影响，随着该报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覆盖海内外。 寻“石”之路，居然通到了这么一个险恶的大场面。 按照中国的惯例，“喉舌”撑出了如此架势，那就是“定案”，而且是“铁案”。 但是，在英国《世界新闻报》出事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向《南方周末》的社长请教一些具体问题。 这些问题，当初我曾反复询问过该报的编辑记者，他们只是简单应付几句，不再理会。据我所知，也有不少读者去质问过，其中包括一些法律界人士，该报也都不予回答。但是，今天我还是要劝你，尊敬的社长，再忙，也要听一听我下面提出的这些有趣问题。 四 第一个问题：贵报反复肯定那个孙某人的“清查”，那么请问，是谁指派他的？指派者属于什么机构？为什么指派他？他当时是什么职业？有工作单位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真的进行过什么“清查”，这个人怎么会把“材料”放在自己家里？他是档案馆馆长吗？是人事局局长吗？如果是档案馆馆长或人事局局长，就能截留和私藏这些档案材料吗？ 第三个问题：他如果藏有我的“材料”，当然也一定藏有别人的“材料”，那么，“别人”的范围有多大？他家里的“档案室”有多大？ 第四个问题：这些“材料”放在他家里，按照他所说的时间，应该有二十七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是谁管理的？是他一人，还是他家里人也参加了管理？有保险箱吗？几个保险箱？钥匙由谁保管？ 第五个问题：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高校领导很多年，级别是正厅级，当时上级机关考察和审查官员的主要标准，恰恰是“文革表现”，而且严之又严。他既然藏有“清查”的“材料”，为什么当时不向我的上级机关移送？是什么理由使他甘冒“包庇”、“窝藏”之罪？ 第六个问题：他提供的“材料”，是原件，不是抄件？如果是原件，有哪个单位的印章吗？ 第七个问题：如果是抄件，是笔抄，还是用了复写纸？有抄写者的名字吗？ 第八个问题：这些“材料”现在在哪里？如果已经转到了贵报编辑部，能让我带着我的律师，以及上海档案馆、上海人事局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看一眼吗？ 第九个问题：如果这些“材料”继续藏在他家里，贵报能否派人领路，让我报请警官们搜检一下？ …… 先问九个吧，实在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我不知道社长是不是明白：这里出现的，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历史问题”，而极有可能是刑事案件。因为伪造文书、伪造档案、盗窃档案，在任何国家都是重大的刑事犯罪。 说“伪造文书”、“伪造档案”，好像很难听，但是社长，你能帮我想出别的可能来吗？ 我这样问有点不礼貌，但细看贵报，除了以“爆料”的方式宣扬那次奇怪的“清查”外，还“采访”了很多“证人”来“证明”我的“历史”。但是这么多“证人”，为什么没有一个是我熟悉的？熟悉我的人，为什么一个也没有采访？这种事，总不能全赖到那个姓孙的人身上吧？ 据一些熟悉那段历史的朋友分析，第一次伪造，应该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之后，他们匆忙销毁了大量的材料，只能用伪造来填补；第二次伪造，应该发生在我出任上海市教授评审组组长一再否决了他们的职称申请之后；第三次伪造，应该发生在不少文人和媒体突然都要通过颠覆名人来进行自我表演的时候。当然，如果贵报涉嫌参与，不会是第一、第二次。 除了这件事，贵报十几年来还向我发起过好几拨规模不小的进攻，我都未回一语。今天还想请社长顺便查一查，这些进攻中，有哪几句话是真实的？如果查出来了，哪怕一句两句，都请告诉我。 五 在“石一歌事件”上，比《南方周末》表现得更麻辣的，是香港的《苹果日报》。 香港《苹果日报》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五日a19版发表文章说：“余秋雨在‘文革’时期，曾经参加‘***’所组织的写作组，是‘石一歌’写作组成员，曾经发表过多篇重大批判文章，以笔杆子整人、杀人。” 这几句密集而可笑的谎言，已经撞击到四个严重的法律问题，且按下不表。先说香港《苹果日报》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失去理智，又给我戴上了“石一歌”的破帽？细看文章，原来，他们针对的是我在汶川“5·12”地震后发表的一段话。我这段话的原文如下—— 有些发达国家，较早建立了人道主义的心理秩序，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在大爱和至善的集体爆发力上，却未必比得上中国人。我到过世界上好几个自然灾害发生地，有对比。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全民救灾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人类极少数最优秀的族群之一。 “5·12”地震后，正好有两位美国朋友访问我。他们问：“中国的‘5·12’，是否像美国的‘9·11’，灾难让全国人民更团结了？” 我回答说：“不。‘9·11’有敌人，有仇恨，所以你们发动了两场战争。‘5·12’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中国人只靠爱，解决一切。” 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段话会引起香港和内地那么多中国文人的排斥。很快找到了一条界线：我愿意在中国寻爱；他们坚持在中国寻恨。 与此同时，我在救灾现场看到有些遇难学生的家长要求惩处倒塌校舍的责任者。我对这些家长非常同情，却又知道这种惩处在全世界地震史上还没有先例，难度极大，何况当时堰塞湖的危机正压在头顶，便与各国心理医生一起，劝说遇难学生家长平复心情，先回帐篷休息。这么一件任何善良人都会做的事情，竟然也被《苹果日报》和其他政客批判为“妨碍请愿”。 对此，我不能不对某些香港文人说几句话。你们既没有到过地震现场，也没有到过“文革”现场，却成天与一些内地来的骗子一起端着咖啡杯指手画脚，把灾难中的高尚和耻辱完全颠倒了。连你们，也鹦哥学舌地说什么“石一歌”！ 六 写到这里，我想读者也在笑了。 一个不知所云的署名，被一个不知所云的人戴到了我的头上，就怎么也甩不掉了。连悬赏也没有用，连地震也震不掉！这，实在太古怪了。 有人说，为别人扣帽子，是中国文人的本职工作。现在手多帽少，怎么可能摘掉？ 但是，毕竟留下了一点儿遗憾：戴了那么久，还不知道“石一歌”究竟写过什么样的文章。 终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来到了。 二〇一〇年仲夏的一天，我在河南省郑州市的一个车站书店，随手翻看一本山西出版的杂志《名作欣赏》（总第318期 ）。开始并不怎么在意，突然眼睛一亮。 一个署名“祝勇”的人，在气愤地批判“石一歌”几十年前的一次“捏造”。 “捏造”什么呢？原来，一篇署名“石一歌”的文章说，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秘密读书室，在那里阅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 这个人断言，“石一歌”就是我，因此进行这番“捏造”的人也是我。 不仅如此，这个人还指控我的亡友陈逸飞也参与了“捏造”，因为据说陈逸飞画过一幅鲁迅读书室的画。那画，我倒是至今没有见到过。 任何人被诬陷为“捏造”，都不会高兴，但我却大喜过望。 十几年的企盼，就想知道“石一歌”写过什么。此刻，我终于看到了这个小组最让人气愤的文章，而且是气愤到几十年后还不能解恨的文章，是什么样的了。 我立即买下来这本杂志，如获至宝。 被批判为“捏造”的文章，可能出现在一本叫《鲁迅的故事》的儿童读物里。在我印象中，那是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复课后，由“工农兵学员”在老师指导下写的粗浅作文，我当然不可能去读。但是，如果有哪篇文章真的写了鲁迅在住处之外有一间读书室，他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那可不是“捏造”。 因为，那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公开说过多次的，学员们只是照抄罢了。 周建人会不会“捏造”？好像不会。因为鲁迅虽然与大弟弟周作人关系不好，却与小弟弟周建人关系极好，晚年在上海有频繁的日常交往。周建人又是老实人，不会乱说。何况，周建人在“文革”期间担任着浙江省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学员们更是没有理由不相信。 其实，那间读书室我还去参观过，很舒服，也不难找。鲁迅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很普遍，鲁迅也读了不少。他连那位担任过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又处于通缉之中的瞿秋白都敢接到家里来，还怕读那些著作吗？ 原来，这就是“石一歌”的问题！ 七 我悬了十几年的心放了下来，觉得可以公布“石一歌”小组的真实名单了。但我还对那个电话里教授太太的声音保持着很深的记忆，因此决定再缓一缓。 现在只能暂掩姓名，先粗粗地提几句： 一九七二年根据周恩来指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成立的《鲁迅传》编写小组，组长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副组长是复旦大学教师，组内有复旦大学六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一人，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人，华师大附中一人，上海戏剧学院一人即我，半途离开。由于人员太散，该组又由正、副组长和复旦大学一人、上海艺术研究所一人，组成“核心组”。 后来根据周恩来指示在上海市巨鹿路作家协会成立的“石一歌”鲁迅研究小组，成立的时间我到今天还没有打听清楚，组长仍然是华东师范大学教师，不知道有没有副组长，组内有华东师范大学二人，复旦大学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二人，华师大附中一人。由于都是出于周恩来的同一个指示，这个小组与前一个小组虽然人员不同，却还有一定的承续关系，听说还整理过前一个小组留下的鲁迅传记。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之前，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部分学员也用过这个署名。 这些事，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 对于今天的批判者，我无话可说，只有一个劝告：凭着天良，最好不要再去伤害已经去世，因此不能自辩的大艺术家，如陈逸飞。 八 好了，寻“石”之路大体已到尽头，我也不想写下去了。 石头已经寻得。穿过密密层层的藜棘，终于得到了与这三个字相关的文章和名单。 最后，我不能不说一句：对“石一歌事件”，我要真诚地表示感谢。这三个字，给我带来了好运。 我这么说，不带任何讽刺。 第一，这三个字，给了我真正的轻松。 本来，我这个人，是很难摆脱各种会议、应酬而轻松的，但是这个可爱的谣言救了我。当今官场当然知道这是谣言，却又会百般敬畏造谣者，怕他们在传媒上再次闹事而妨害社会稳定。这一来，官场就尽量躲着我。例如我辞职二十多年，从未见过所在城市的每一任首长，哪怕是在集体场合。其实，这对我是天大的好事，使我不必艰苦推拒，就可以从各种头衔、职务中脱身而出，拥有了几乎全部自由时间。这么多年来我种种成绩的取得，都与此有关。貌似弃我，实为惠我。国内噪声紧随，我就到国外讲述中华文化。正好，国际间并不在乎国内的什么头衔。总之，我摸“石”过河，步步敞亮。 第二，这三个字，让我认知了环境。 当代中国文化界的诸多人士，对于一项发生在身边又延续多年的重大诬陷，完全能够识破却不愿识破。可能是世道不靖，他们也胆小了吧，同行的灾难就成了他们安全的印证，被逐的孤鹜就成了他们窗下的落霞。面对这种情景，我彻底放弃了对文化舆论的任何企盼，因全方位被逐而独立。独立的生态，独立的思维，独立的话语，由至小而至大，因孤寂而宏观。到头来，反而要感激被逐，享受被逐。像一块遗弃之石，唱出了一首自己的歌。这，难道不正是这三个字的本意吗？ 第三，这三个字，使我愈加强健。 开始是因为厌烦这类诽谤，奉行“不看报纸不上网，不碰官职不开会，不用手机不打听”的“六不主义”，但这么一来，失去了当代敏感渠道的我，立即与自然生态相亲，与古代巨人相融。我后来也从朋友那里听说，曾经出现过一拨拨卷向我的浪潮，但由于我当时完全不知，居然纤毫无损。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我一直身心健康，神定气闲。这也就在无意中提供了一个社会示范：真正的强健不是呼集众人，追随众人，而是逆反众人，然后影响众人。“大勇似怯”，“大慈无朋”。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我认真考虑了很久，终于决定，把“石一歌”这个署名正式接收下来。 然后，用谐音开一间古典小茶馆叫“拾遗阁”，再用谐音开一间现代咖啡馆叫“诗亦歌”。或者，干脆都叫“石一歌”，爽利响亮。 不管小茶馆还是咖啡馆，进门的墙上，都一定会张贴出各种报刊十几年来的诽谤文章，证明我为什么可以拥有这个名号。 如果那一批在这个名号后面躲了很多年的退休老教授们来了，我会免费招待；如果他们要我把这个名号归还给他们，我就让他们去找《南方周末》、《苹果日报》。但他们已经年迈，要去广州和香港都会很累，因此又会劝他们，不必多此一举了。 我会端上热茶和咖啡，拍拍他们的肩，劝他们平静，喝下这四十年无以言表的滋味。 我也老了，居然还有闲心写几句。我想，多数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像那些退休老教授，听到各种鼓噪绝不作声。因此，可怜的是历史，常常把鼓噪写成了课本。 天人对话 说明： 这是我在自传性“记忆文学”《吾家小史》中的冥思段落，也是全书的精神归结。在这里，我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写作体验。 我爸爸，这位在“文革”灾难中被整整关押了十年之久始终没有屈服的老英雄，却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二十六年，被国内一些文化传媒对我的诽谤活活气死了。诽谤的规模铺天盖地，诽谤的内容因为彻底颠倒而让他极度愤怒。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习惯性地掩护着诽谤者，使人们目睹大量志士仁人的血迹而不知道“谗夫”们的名字。但是，爸爸和我却知道今天那些“谗夫”的名字，以及他们在灾难岁月中的斑斑劣迹。爸爸当然不怕他们，但当他发现竟有那么多官方传媒站在他们一边，而法律失语，知者沉默，同行窃喜，群氓起哄，他活不下去了。 爸爸的坟墓筑在家乡的山岙里，骨灰盒暂放在上海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那天，我得到了一个消息，爸爸、妈妈当年媒人余鸿文先生的骨灰盒也在同一个安灵堂，就觉得应该去祭拜一次。正是他老人家的大媒，有了我生命的起点。同时，我也可以再一次照拂一下爸爸的灵位。 那天祭拜完毕以后，我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在学术界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我立即后退一步，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他的告发，曾使徐扶明教授入狱多年。前几年，他又是诽谤我的主力“谗夫”之一。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是进攻者，但不知什么时候，也进入到了这里。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余颐贤，出现在门内的那一格。这是家乡那个著名盗墓者的名字，我没见过这个人，却知道他似乎又神秘地做过很多好事。是他吗？也许是重名？希望是他，他让我想起了家乡山间的夜夜月色。 记得布莱希特（be toltb echt）曾经说过，过程性的回忆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惯性下滑般的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颐贤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 我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 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 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作为我父母媒人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 您分明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 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二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我已经猜到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当然。”我说，“城堡的本性是对峙，如果只是一个，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现在，有的城堡因为有国力支撑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则因为有国外背景而相当热闹。我呢，只能吟诵鲁迅的诗了：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但是我比鲁迅更彻底，连戟也没有。” 您点了点头，似乎不想再问，却还是轻声问了出来：“堡外生活既孤独又艰险，你能不能，从哪个边门重返一个安全的城堡？” 我说：“我知道您说的是哪一个城堡。官方体制对文化创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产生过不少排场很大的官方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内。这是因为，行政思维和文化思维虽有部分重叠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统一而宏大的典仪抵达有序欢愉，后者以个性而诗化的秘径抵达终极关怀。现在，前者太强势了，连很多自命清高的学者都在暗暗争夺行政级别，这更使很多行政官员对文化产生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和无知。长此以往，前者极有可能吞没后者。您看现在，财源滚滚而文事寂寥，精神枯窘而处处嬉闹，便是征兆。因此，我要不断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您又问：“那么另一个城堡呢？” 我说：“对那个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专制弊端，揭露权贵集团，推进政治改革，但现在已经失望。因为它掺入了太多的投机、虚假和表演。我曾多次试着与这个城堡里的人对话，发觉他们大多自命为中国的救赎者，却以揭秘的腔调散布着各种谣言，而且总是把一切文化问题全都推向政治批判，好像天下除了政治批判之外就不存在别的问题。他们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论，初听起来还有一点刺激，再听下去就无聊了。” 您说：“看来，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长辈的身份告诉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无帮，何惧孤步，何惧毁谤。” 我说：“对，不怕。” 与余鸿文先生的对话有点累。他的那么多盘问，我知道，正是代表众多长辈对我的审讯。 接下来就不会这么严肃了，急着想说话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历来寡言，现在仍然微笑着等我开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样，只听不说。 徐先生，我的朋友，刚才我在安灵堂，一心只想把您从曾远风附近移开。您告诉过我，人生如戏，角色早定，他永远打人，您永远挨打。在这里你们靠得那么近，又是面对面，我不放心。 但后来一想，不移也罢。他从前打人，靠的是诬陷、造谣、告发，现在到了你们这里，他毕生功夫全废，那您还怕他什么呢？ 从此，您可以近距离地盯着他看。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他会用眼睛的余光来窥探您，您还是不放过。世上再阴险毒辣的人，也受不住您这种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离。但是，在这安灵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里逃？因此在我看来，这就是“末日审判”。审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审判的语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过去的主题是惆怅。我曾经责怪您为什么不增添一点愤怒，现在我不责怪了，只劝您增添一点嘲讽。像曾远风这样一直气焰万丈的人最后也不得不让您来日夜看管，看管着他无声无息、无亲无友的终点，给一点嘲讽正合适。 更需要嘲讽的却是人世间，居然怂恿了他那么久，给他喝彩，给他版面，给他伸展拳脚的平台，几十年间没有对他有过一丝一毫的劝阻和批评，使他无法收手，难于后退。直到他一头扎在这里，人们才弃之如敝帚，转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让他们来制造新的不幸。这，还不值得嘲讽吗？ 徐扶明先生，在中国戏曲声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师长，但在社会人生奥秘上，我要不客气地说，小弟我可以做您的师长。今天我要问您一句：为什么曾远风永远打人，而您永远挨打？ 我看到您在摇头，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简单：他打人，是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毁人，细说起来也就是从政治上、道德上、名誉上攻击他人，这种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魔幻事业。 您会问：怎么会是“魔幻事业”呢？ 我要告诉您：这，与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有关。很多民众只要从攻击者嘴里听到别人可能有什么问题，就会非常兴奋地相信，还会立即把攻击者看成是政治上的斗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随，投入声讨。于是，在极短的时间内，事态已经变成了那个被攻击者与广大民众的对决，攻击者不再担负任何责任。有些官方媒体又会火上加油，把每一场围攻看成是“民意”，把被攻击者看成是“有争议的人物”，使攻击很快就具有了正义性。 因此，攻击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从者如云。这几十年我们都看到了，那么多中国人一拨又一拔地轮着受难，只有一批人奇迹般地立于不败之地，那就是他们。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远风的攻击而入狱多年，其实也有一个最简便的办法可以脱身，那就是攻击别人，包括攻击他。而且，这种攻击永远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因此，您的受难，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您自己，您不会攻击他人。 我也和您一样，从来没有做过“以攻为守”的事情。对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压根儿不存在向别人进攻的能力，我却不是。您知道，我是历届“世界大学生辩论赛”的总评审，在语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但是，对于放弃攻击，我们两个都不会后悔。 不妨反过来设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们骂倒了，世上多了两个机智的攻击者而少了两个纯粹的文化人，我们会满意吗？我想，我们反而会后悔。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中国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像过去和现在这样，一起助威呐喊。 仅此而已。 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也还需要长时间的启蒙。 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与徐扶明先生说完话，当然就躲不过近在咫尺的曾远风了。其实我也不想躲，很想与他交谈一番。但估计，他也只会听，不会说。 从哪儿开口呢？与他这样的人谈话，我一时还拿不定方向。 曾远风，在年龄上你是我的前辈。你告发徐扶明先生“攻击样板戏”的时候，我才十九岁；徐扶明先生终于平反，而你又转身成为“文革”的批判者时，我已经三十三岁；你向我告发那个姓沙的左派编剧时，我四十一岁；你向全国媒体告发我为一个流亡人士的后辈写序言时，我四十三岁；你参与那几个“啃余族”对我的围攻时，我五十六岁；你突然以“异议分子”的身份向外国人告发中国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时，我五十九岁。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你一定还实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发，请原谅我挂一漏万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以不寻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辈子。 亲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坚强。因此，你对我相当重要。 你早年读过中文系，后来的身份，是“编剧”、“编辑”、“杂文作家”。你让我想到十几年来一直在诽谤我的那几个“啃余族”与你一样，清一色出自于中文系，都曾经染指文学创作，却又文思枯窘而改写批判文章和告发信。有趣的是，当年你向我告发的那个左派编剧，后来也走了一条与你相同的路：借由文艺玩政治，天天伤害无辜者。 说远一点，你曾经效忠过的“***”里边，也有三个人是文艺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贯通，原来你们把文艺创作中的虚构、想象、夸张、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实社会的人事上了。你们把伪造当作了情节，把狂想当作了浪漫，把谩骂当作了朗诵，把谣言当作了台词，把围攻当作了排演。只可怜了广大无知的观众，居然弄假成真。 我刚刚在与徐扶明先生谈话的时候曾说到，很多浅薄的民众特别容易追随像你这样不断地从政治、道德、名誉上攻击他人的人，使你们经常“金袍披身，从者如云”。现在我要加一句，这些民众最值得同情之处，不是追随你们，而是不知道你们全在扮演。 近几年，你们这帮人都齐刷刷地扮演起了“异议分子”，开始改说“民主”、“人权”、“自由”之类的台词。这，实在太搞笑了。这些美好的社会课题，不正是我们一直在奋斗的目标吗，怎么一转眼被你们抢了过去？你们又在“盗版”了。盗版毕竟不是正版，同样这几个概念，从你们嘴里说出来全都变了味道，成了反讽。 先说“民主”。这个概念你们在文章中天天高喊，前面还隐藏着一个“大”字，诱骗民众进行大诬陷、大批斗、大伤害。其实你们内心是害怕广大民众的，例如你们最嫉恨我的书连续畅销二十年，其实就是嫉恨广大读者的“阅读民主”。为此我不禁要笑问：敢不敢进行几次民意测验，让广大民众在你们和我之间做一个选择？不敢了吧，还“民主”！ 还有“人权”。这么多年，你们用大量肮脏的谣言伤害了我的名誉权，伤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权，伤害了我父亲的生存权，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一官半职。难道，这都不是“人权”？ 再说“自由”。你们用集中诬陷的手段侵犯了我的写作自由、声辩自由、居住自由，但是凭着媒体的起哄、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从来不必支付任何代价，不必做任何道歉。我想问，古今中外几千年，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自由”？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需要还给他人以“自由”？ 你听得出来，这是反问，不求回答。真正的问题也有一个，存在心底很久了，还是说出来吧：那么多年，你们这批人难道从来都没有担心过法律的追诉？你们难道就能断定，中国的法律一直会像过去那样偏袒你们？ 对于这个问题，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经来到这里，不说法律也罢。我只希望你还是认真地看一看你的对面，那儿有一位与你同龄的老人，因为被你诬告而入狱多年。平反之后，他烧掉了你的罪证，没有说过你一句重话，而你却没有投过去一个抱歉的眼神。我现在终于明白，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把你们两人安排得那么近，可能是别有深意。 如果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却特别想与他说话，这个人就是余颐贤先生。 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心目中只是一团迷雾、一堆疑问。隐约间似乎有一股妖气，但也可能是仙气，似远似近。越是这样就越是好奇，我要腾空心境，去面对这位姓余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习惯讲什么方言，余姚的，慈溪的，绍兴的，宁波的，还是杭州的？想来想去，今天我还是与他讲童年时的乡下话吧，那种语调，立即就能带出故乡的山水。那里，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是余颐贤先生长期出没的地方。 余颐贤先生，我没有见过您，不知道您是什么样子的。在想象中，您是一个黑衣人。头上还戴着一顶黑毡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别人很难看到您的眼睛，您却能看到别人。 您的名字，在家乡各村所有余姓同胞中显得特别斯文，一定有一点文化背景，但是乡亲们谁也说不清。您的名声不好，我从小就知道您是盗墓人，乡亲们叫“掘坟光棍”。他们又把你的名字叫成“夜仙”，那是根据谐音读错了。但这么一叫，他们就把吴石岭、大庙岭的夜晚，一半交给了虎狼，一半交给了您。 不好的名声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您获得了安静。盗墓，只要不去触碰各个时期当红大人物家的祖坟，就很难成为一个政治话题。因此，你在国共内战和后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都安然无恙。人们有兴趣把一个名声很好的人一点点搞脏，名声越大越有兴趣，却没有兴趣去对付一个名声不好的人。这就像，一块白布太干净、太晃眼了，大家总要争着投污，即使后来风雨把它冲洗干净了，大家也要接着投；而您从头就是一块黑布，不会有人来关注您。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动过我曾外祖父的墓，这使我家前辈对您的印象就更坏了。印象的改变，是您在另一个黑乎乎的夜晚给妈妈办的识字班送了课本。这事看起来不大，但对好几个乡村却是雪中送炭。那几个乡村当时正要从长久蒙昧中站立起来，您伸手扶了一把。 有了这件事，我开始相信乡间有关您的一些正面传闻。例如，我小时候曾听邻居大婶说，那个笃公终于在我们村找到已经疯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还把自己的一间房子让给他住。这是真的吗？更重要的是，我听李龙说，有一次吴石岭山洪暴发，一个预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几户人家。一个柴夫告诉李龙，这个渠口是您花了半个月时间一锹锹挖通的。这就是说，您在无声无息的游荡间，也做了无声无息的大好事，可能还不止一件。这是真的吗？ 我没有期待您的回答，却发现您有了动静。您看着我，轻轻地像咳嗽一样清了一下喉咙，似乎要讲话，但跟着而来的是低哑的笑声。笑声很短，转瞬即逝，这让我很兴奋，因为我有可能与您交谈了，就像我与余鸿文先生。 我多么想引出您的话来，但您对我来说太陌生，很难找到具体话由，因此只能说得抽象一点。 我说：“天下万物转眼都走向了对面，连给它们定位都是徒劳。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对面和反面更容易找到。” 说到这里我停了下来，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经不再看我，而是看着远处，看着天。 我决定换一种语言方式。像少数民族对歌，像古代诗人对联，先抛出上一句，来勾出对方的下一句。 我根据您的行迹，说了一句：“最美丽的月色，总是出自荒芜的山谷。” 终于听到了您的声音，您说：“最厚重的文物，总是出自无字的旷野。” 我太高兴了，接着说：“最可笑的假话，总是振振有词。” 您接得很快，马上说：“最可耻的诬陷，总是彬彬有礼。” 我说：“最不洁的目光，总在监察道德。” 您说：“最不通的文人，总在咬文嚼字。” 我说：“最勇猛的将士，总是柔声细语。” 您说：“最无聊的书籍，总是艰涩难读。” 我说：“最兴奋的相晤，总是昔日敌手。” 您说：“最愤恨的切割，总是早年好友。” 我说：“最动听的讲述，总是出自小人之口。” 您说：“最纯粹的孤独，总是属于大师之门。” 我说：“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 您说：“最典雅的友谊被矜持的水笔描画着，越描越淡。” 我不能不对您刮目相看，余颐贤先生。您显然是娴熟古今文字的，但此间的机敏却不是出自技术。好像有一种冥冥中的智慧，通过您，在与我对话。那么，就让我们把话题拓宽一点吧。 我说：“浑身瘢疤的人，老是企图脱下别人的衣衫。” 您说：“已经枯萎的树，立即就能成为打人的棍棒。” 我说：“没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没自己依赖的高墙。” 您说：“突然暴发的水，最想背叛自己凭借的河床。” 我说：“何惧交手，唯惧对峙之人突然倒地。” 您说：“不怕围猎，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 我说：“何惧天坍，唯惧最后一刻还在寻恨。” 您说：“不怕地裂，只怕临终呼喊仍是谣言。” 我说：“太多的荒诞终于使天地失语。” 您说：“无数的不测早已让山河冷颜。” 我说：“失语的天地尚须留一字曰善。” 您说：“冷颜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爱。” 我说：“地球有难余家后人不知大灾何时降临。” 您说：“浮生已过余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 我说：“万般皆空无喜无悲唯馀秋山雨雾缥缈依稀。” 您说：“千载如梭无生无灭只剩月夜鸟声朦胧凄迷。” 像梦游一般，我们的对话完成了。此间似有巫乩作法，使我们两人灵魂出窍，在另一个维度相遇，妙语连珠，尽得天籁。这不是我们的话，却又是我们的。 我最后要说的是：您真是“夜仙”。与您对话，我有点害怕。既然您那么厉害，请一定在那个世界查一查我们余家的来历。古羌人？唐兀人？西夏人？蒙古人？汉人？若是汉人，又源出何处？是山西？是湖北？是福建？是安徽？是浙江？…… 但是，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回答：这都不重要。沧海滴水，何问其源？来自无限，归于无限。 为妈妈致悼词 感谢诸位，来与我们一起，送别亲爱的妈妈。 我妈妈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出生，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九日凌晨去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整整九十年，也算高龄了。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任何痛苦，只因老年性的心血管系统疾病失去了意识。我们这些晚辈一天天都轮流陪在她身边，她走得很安详。 因此，我要求几位弟弟，在今天的追悼会上不要过于悲伤，更不要失声痛哭。 悲伤和痛哭，容易进入一种共同模式，这是妈妈不喜欢的。记得十年前我们也在这里追悼爸爸，从头到尾，妈妈一直都没有哭，大家以为她过度悲痛而失神了。但是，回到家里，在爸爸那个小小的写字台前，她突然号啕大哭，哭得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马兰抱住她，抚摸着她的背，她哭了很久很久。从此，整整十年，直到她自己去世，她不再哭过一声，不再流一滴眼泪。她此生的哭声和眼泪，全都终止于爸爸。 妈妈拒绝一切群体化的悲伤，避过一切模式化的情感。我们今天，也要顺着她。那就让我们在心底，为这独一无二的生命，唱一首独一无二的送别之歌。 妈妈的独一无二，可以从一件小事说起。几天前，我们守在妈妈床边，为她服务了十年之久的保姆小许动情地说，整整十年，没有听到过她的一句责备，一句重话。 我说：“你只有十年，我是她的大儿子，多少年了？从小到大，也没有听到过。” 其实，今天到场的舅舅、舅妈和所有年长的亲友都可以证明，在你们漫长的人生记忆里，有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有关我妈妈稍稍发火的记忆？ 我看到你们全在摇头，对，肯定没有。我一生见到的妈妈，永远只是微笑，只是倾听，只是腼腆，最多，只是沉默。直到半年前一起吃饭，我说她毛笔字写得比我好，她还腼腆得满脸通红。 但是，我要告诉今天在场的年轻人，不要小看了微笑和腼腆。你们眼前的这位老人，还留下了一系列艰深的难题。 对于这些难题，我曾多次当面问过妈妈，她只是三言两语匆匆带过。每次，我总以为还有机会细问。也许在一个没有旁人的安静下午，让她一点点地回答我。但是，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了，她把一切答案都带走了。 于是，我心中的难题，也就成了永远的难题，无人可解。 第一个难题 。她这么一个大城市的富家之女，为了在战争年月支撑一个小家庭，居然同意离别在上海工作的丈夫，到最贫困的乡村度过自己美丽的青春，一切生活细节都回到她完全不熟悉的原始起点。对她来说，就像一下子跌进了石器时代。这，怎么可能？ 第二个难题 。回去的乡村，方圆多少里只有她一个人识字，她却独自挑起了文明启蒙的全部重担。开办识字班，为每家每户写信、读信、记柴账、谷账……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任何人要她这么做，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这，又怎么可能？ 第三个难题 。她和爸爸，这对年轻夫妇，当初是怎么冒险决定的，让他们刚刚出生的大儿子，我，在如此荒昧的农村进入至关重要的早期教育？在那所极其简陋的小学开办之前，是由妈妈独自承担吗？在我七岁的时候，妈妈又果断地决定，我每天晚上不再做功课、写作业，而是替代她，来为所有的乡亲写信、记账。她作出这个决定，显然是为了培养我的人生责任感，但她难道完全不考虑我的学业了吗？ 第四个难题 。有些亲友曾经认为，妈妈是在瞎碰瞎撞中很偶然地完成了对我的早期教育。这确实很有可能。但是，我到上海读中学后，很快获得了全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原因是我为乡亲写过几百封信，又记了那么多账。妈妈知道我获奖的消息后，居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难道，她不是瞎碰瞎撞，而是早有预计？ 第五个难题 。到上海后，遇到了饥荒和“文革”。全家遭受的最大困顿就是吃饭，这事全由妈妈一人张罗。“文革”中，一切被“打倒”人员的全部生活费，是每月每家二十六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家，是整整八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因失去父母而被收养的孩子。家里早就没有任何余钱，所有稍稍值钱的东西也都已经卖完。那么，二十六元，八口人，这道完全无解的算术题，妈妈到底是怎么一天天算下来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家都没有饿死。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与前面几个难题不同的是，这个难题出现时我已经长大，留下了一些片段记忆。 例如，“文革”灾难中的一天，妈妈步行到我所在的学院，找到了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我。在一片吵闹的高音喇叭声中，她伸出温热的手掌紧紧贴在我的手掌上。我感觉到，中间夹了一张纸币。她说，还要立即赶到关押爸爸的地方去。我一看手掌，那是一张两元钱的纸币。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过几天我就侦查到了。原来妈妈与几个阿姨一起，在一家小工厂洗铁皮。那么冷的天还赤着脚，浑身上下都被水浇湿了。几元钱，就是这么挣来的。 前几天，妈妈已经失去知觉，我坐在病床边长时间地握着她的手掌。突然如迅雷闪电，记起了那年她贴着两元钱纸币握住我手掌时的温热。还是这个手掌，现在握在我手上。然后，我又急急地去抚摸她的脚，四十多年前的冷水铁皮，让我今天还打了个寒颤。 妈妈的手，妈妈的脚，我们永远的生命支架。难道，这些天要渐渐地冷却了吗？ 我一动妈妈的手脚，她肩头的被子就有点滑落，马兰赶忙去整理。肩头，妈妈的肩头，更是我家的风雨山脊。 有关妈妈肩头的记忆，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写过，“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农场回家，吃惊地看到一张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动移位。细看之下才发现妈妈一个人钻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驮桌子。家里的人，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没有一双手来帮她一把，她只能这样。 “文革”结束后，公道回归，被害的家人均获平反，我也被选拔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但是，不管声名如何显赫，我的衣食负担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直到今天，集体宿舍的老邻居们还都记得，我妈妈每隔几天就肩背一个灰色的食物袋来为我做饭，后面还跟着爸爸。 现在，很多当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抢着出版我那时写的学术著作。但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苍老的肩膀扛着，直到马兰的出现。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妈妈一生的微笑和腼腆，绝不是害怕、躲避、无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 妈妈让我懂得，天地间有另一种语言。记得当年爸爸单位的“革命群众”每隔几天就会来威胁妈妈，说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党罪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妈妈每次都低头听着，从不反驳一句，心里只想着下一顿饭能找一些什么来给孩子们吃。后来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妈妈陪着祖母去料理后事，当地的“革命群众”又在一旁厉声训斥，妈妈只是捧着骨灰盒低头沉默，随便他们说什么。 几十年过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妈妈的沉默是对的。那些“革命群众”不值得辩论。一辩论就进入他们的逻辑系统，必定上当。妈妈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只有沉默，才能为天道天理让出位置，才能为历史裁判留下空间。 妈妈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们常说的大是大非还要高。妈妈并不否认大是大非，例如，在“文革”灾难中，她和我都知道，只要我去与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从，爸爸的处境也许会改变，但我坚决不去疏通，她也赞成我这么做。又如，她知道我曾经到一个出版社单独与“工总司”暴徒对峙，又冒险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来追悼会，她都没有阻止我，只说“做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 但是，这些事，还不是她心中的终点。她的终点听起来很平常：不管别人怎么闹，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这一点上，妈妈显然高于爸爸。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成天要为正义挺身而出，为此受尽折磨。直到十年前，还被广州、上海、天津的三份诬陷我的报刊活活气死。他临终床头那几份报刊上的颤抖笔画，便是生死遗命。其实爸爸和妈妈同龄，妈妈能够多活十年，原因之一，是她压根儿不听那些恶言。因此，这些恶言只能折腾爸爸，却无伤妈妈。 针对这个对比，我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当然忘不了杀父之仇；但我又是妈妈的儿子，懂得绝不能让自己受恶言操控。我想，朋友们都会认同，我受妈妈的影响更深一些。 很多读者都奇怪，我为什么受到媒体间那么多谣言的一次次围攻而从不解释，从不反驳？只要见过我妈妈，就明白了。 最后，我想用一件远年往事，作为这个悼词的归结。 在我六岁那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妈妈翻过两座山，吴石岭和大庙岭，到上林湖的表外公家去了，当夜必定回来。我为了让妈妈惊喜，就独自翻山去接妈妈。那时山上还有很多野兽，我却一点儿也不害怕。后来在第二座山的山顶遇到栖宿在破凉亭里的一个乞丐家庭，他们还劝我不要再往前走，但我还是没听他们的。终于，我在翻完第二座山的时候见到了妈妈。现在想来，妈妈也是够大胆的，那么年轻，那么美貌，独自一人，走在黑夜山路上。然而，更有趣的是，妈妈在山路上见到我，竟然不吃惊，不责怪，不盘问，只是高兴地说一句“秋雨来了”，便一把拉住我的手，亲亲热热往回走。这情景，正合得上布莱希特的一个剧名：《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 是的，我毕生的大胆，从根子上说，都来自于妈妈。十几年前我因贴地冒险数万公里考察了密布着恐怖主义危险的人类古文明遗迹，被国际媒体誉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其实那每一步，还是由妈妈当年温热的手牵着。 妈妈，您知道，我为您选定的归息之地，就在那条山路边上。爸爸已经在那里安息，山路的另一侧，则安息着祖父、祖母、叔叔，以及您的父亲——我们的外公。因此，您不会寂寞。 您先在上海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明年春天，我会领着弟弟们，把您送到那里。 妈妈，这是我们的山路，我们的山谷。现在，野兽已经找不到了，山顶上的凉亭早就塌了，乞丐的家也不见了。剩下的，还是那样的山风，那样的月亮，那样的花树。 妈妈，我真舍不得把您送走。但是，更舍不得继续把您留在世间。这世间，对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整整九十年，越想越叫人心疼。那就到那里去休息吧，妈妈。 谢谢大家，陪我和妈妈说了这么多话。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在妈妈的追悼会上。 祭笔 《秋雨合集》二十卷，在除夕的爆竹声中终于编成了，我轻轻放下手上的笔。 放下又捡起，再端详一番：笔。 人的一生会触碰到很多物件，多得数也数不清。对我来说，最重要的物件，一定是笔。 我至今还没有用电脑，一切文字都用笔写出，被出版界誉为稀世无多的“纯手工写作”。会不会改变？不会。虽然我并不保守，但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总需要守住几份忠贞，其中一份，就是对笔。 也许很多人会笑我落伍，但只要读了我下面的片断记忆，一定就会理解了。 一 我人生的第一支笔，是一支竹杆小毛笔。妈妈在代村民写信，我用这支小毛笔在边上模仿，那时我才三岁。第二年就被两个新来的小学老师硬生生地从我家桌子底下拖去上学了，妈妈给我换了一支好一点的毛笔。我一上课就黏得满脸是墨，惹得每个老师一下课就把我抱到小河边洗，洗完，再奔跑着把我抱回座位。 七岁时，妈妈给了我一支比毛笔还长的蘸水笔，外加一瓶蓝墨水，要我从此代她为村民写信、记账。把笔头伸到墨水瓶里蘸一次，能写七个字。笔头在纸上的划动，吸引着乡亲们的一双双眼睛。乡亲们几乎不看我，只看笔。 这也就是说，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意无意地告诉我，这笔，对乡亲们有一种责任。 九岁小学毕业到上海读中学，爸爸狠狠心为我买了一支“关勒铭”牌的钢笔，但很快就丢了，爸爸很生气。后来知道我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爸爸气消了，但再也不给我买好钢笔。我后来用的，一直是别人不可能拿走的那种廉价钢笔。我也乐意，因为轻，而好钢笔总是比较重。 二 我第一次大规模地用笔，是从十九岁到二十一岁，替爸爸写“交代”。那是“文革”灾难的初期，爸爸被“革命群众”揭发有政治问题和历史问题，立即“打倒”，停发工资，而我们家有八口人要吃饭。爸爸希望用一篇篇文字叙述来向“革命群众”说明事实真相，因此一边擦眼泪一边写，很快眼睛坏了，就由他口述，由我代笔。一开始他还没有被关押，天天晚上在家里他说我写。后来被“革命群众”上纲上线为“反对伟大领袖”，不能回家了。他告诉当权者说自己已经不能写字，必须由我代笔。因此，还能几天放回一次，但不能在家里过夜。 我一共为爸爸写了六十多万字的“交代”。我开始时曾劝爸爸，没有必要写，但后来写着写着，知道了从祖父和外公开始的很多真实往事，觉得很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便写了下去。而且，又主动追问了爸爸很多细节，再从祖母、妈妈那里核实。这一切，就是我后来写作《吾家小史》的起点。这书，断断续续写了四十多年。 当时为爸爸写“交代”，用的是圆珠笔。一根塑料直杆，每支三角钱，我写完了很多支。用这种圆珠笔，要比用钢笔使力，笔杆又太细，写着很不舒服。但爸爸要求，在写的材料下面必须垫一张蓝紫色的“复写纸”，使材料交上去之外还留个底，因此只能用这种圆珠笔。写一阵，手指发僵，而中指挨着食指的第一节还有深深的笔杆印。再写下去，整个手掌都会抽搐，因为实在写得太急、太多了。 三 再怎么说，我爸爸都不应该是“文革”斗争的重点。他不是干部，不是资本家，也不是知识分子。“打倒”他，是出于“革命群众”的嫉妒。嫉妒他什么呢？只有一条，生了四个儿子，属于“人丁兴旺”。那年月，“人丁兴旺”必然食不果腹，但“革命群众”不管，只在他平日与同事聊天中收集到几句似乎“不满”的言语，便“打倒”了，长时间关押。 “文革”的真正重点，倒是与我的专业有关。戏剧，成了社会灾难的引爆点。整个“文革”，开始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那是戏剧；“文革”的旗帜，是几部所谓“革命样板戏”——那也是戏剧。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这样的事：很多人只因为说了一两句与戏剧相关的话，便身陷铁窗，或丧失生命。我考上的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是学习戏剧理论和戏剧写作的，这专业一下子成了颠倒黑白、美丑、善恶的“集中营”。我决定退出，折笔改行。 在上海戏剧学院，我是反对“文革”的“保守派三座大山”之一。在爸爸已经被“打倒”的情况下，我的这种反对，在当时就是一种悲壮的自毁行为。就像我的叔叔余志士先生以连续三次的割脉自杀来抗议“文革”一样，我捧着他的骨灰盒接过了他的遗志。 正在这时，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全国城里的学生必须断学废学，上山下乡，不准回城。上海学生，有不少更是被惩罚性地发配到了遥远的边疆。出发前，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必须去看一台彻底否定教育和文化的戏剧《边疆新苗》。天哪，仍然是戏剧！我看过这台戏剧后去农场时，把所有的笔都丢进了垃圾桶，包括为爸爸写“交代”的圆珠笔。当时，爸爸的“罪行”加重，不能离开关押室了，我也就无法再为他代笔。 为什么要把笔丢进垃圾桶？首先是一种抗议性决裂。“革命样板戏”和《边疆新苗》使我产生了一种专业性耻辱。其次，是因为发现没有机会写字了。到农场后给谁写信？爸爸那里不准通信，如果给妈妈写信，她又能用什么样的话语回信？而且，我打听到，我们劳动的地方根本没有邮局，寄信要在休息的日子步行很远的路才能找到一个小镇，但实际上并没有休息的日子。由于这两个原因，理所当然，折笔、弃笔、毁笔、葬笔。 实际情况比预料的更糟。我们在农场自搭茅草屋，四根竹子撑一块木板当床，睡着睡着就陷到泥淖里去了。用笔的地方完全没有，用笔的时间也完全没有。永远是天不亮下田，天全黑才回，累得想不起字，想不起笔，想不起自己是一个能写字的人。 四 一九七一年的一个政治事件使周恩来总理突然成了中国的第二号人物，他着手领导复课，试图局部地纠正“文革”灾难。这就使很多濒临灭绝的“边疆新苗”有可能回城读书了，也使我们有机会回上海参与一点教材编写。我被分配到“鲁迅教材编写组”，这又拿起了笔。记得那笔是从静安寺百乐商场买的，一元钱左右的吸墨水钢笔。当时的钢笔也已经有了几个“国内名牌”，像“英雄”、“金星”什么的，那就要二三元钱一支了，我买不起。 编教材，我分到的事情很少，几天就写完了。但是，复课、编教材这件事虽然由周恩来直接布置，却仍然受到主张废学停课的极左派反对，认为是“右倾翻案”，时时准备反击。他们正忙着张罗让刚刚回课堂的学生再看一遍《边疆新苗》这样的戏，“重返边疆再革命”。这让我又一次愤怒，既为教育愤怒，又为戏剧愤怒。但是，由于当时已经出现了恢复教育的势头，我的愤怒也就变成了学术勇敢。 我拿起那支一元钱的笔，开始行动。那时为了复课，各大学的图书馆重新开放。我利用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一个早就熟悉的职工蔡祥明，偷偷摸进了当时还视为禁地的外文书库，开始了《世界戏剧学》的写作。我的笔，大量抄写外文原文，再借着各种词典的帮助一段段翻译。同时还要通览大量背景材料，最后汇集起全世界十三个国家的全部戏剧学理论。这件事，在工作量上非常巨大，因为这些内容直到四十几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被完整翻译过来。我当时居然凭一人之力，在密闭的空间，以笔为杖，步步潜行。更不容易的是，当时在外面，一窗之隔，只要说一句不利于“革命样板戏”的话，就会有牢狱之灾。为此，我不能不对那支一元钱的钢笔表示敬意，对自己的青年时代表示敬意。 当时完全无法设想这部长达六十八万言的艰深学术著作能够出版，当然更无法预料，这书居然在几十年后一直成为全国在这一重大学科上的唯一教材，未被替代。 可见，那支笔，那支帮我偷偷潜行的拐杖，在黑暗泥泞中描划出了一个庞大的学术构建。 与这个学术构建相比，我后来完成的很多学术著作，虽然更为著名，却失去了一份不惜赴死的生命力度。 五 由于我在灾难中的表现，灾难过去之后全院三次民意测验均名列第一，被破格提升为院长。 连一个小组长也没有做过，却成为国家重点艺术高校的第一领导者，这似乎像是坐了“火箭”，但却是十年的信任沉淀。全院的教师和职工看了我整整十年，有的事当时没有看明白，后来也终于明白了，例如，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书库的原因。 灾难中的形象往往会传播得很广，当时我的社会声望已远远超出学院，被选为整个上海市的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每次评审，我们对那些在灾难岁月投机取巧、丧失天良的文人都断然予以否定。于是，我又拿起了那支笔，一次次重重地写下了否定结论，又浓浓地签上自己的名。那支笔在当时，几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个锤子，响亮、果敢、权威、无可争议。 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那时说得上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却还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进更高的权力圈子，这在当时很容易。于是，有了一次次长谈，一次次规劝。这些高官，后来都成了非常显赫的领导人。但是，我太明白我的笔的秉性。它虽然也有能力继续成为更大法官的锤子，但它显然并不愿意。 于是，我在上上下下的万分惊愕中辞职了。辞了二十三次，才被勉强批准。然后，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袄，去了甘肃高原，开始踏访公元七世纪的唐朝。 当年寻找古迹，需要长时间步行，而那些路并不好走。在去阳关的半道上，我几度蹲下身去察看坟丘密布的古战场，把我插在裤袋口上的旧钢笔弄丢了。那支旧钢笔不值什么钱，但正是它，我在辞职前反复搓弄，它总是顽强地告诉我，只愿意把我的名字签在文章上，而不是文件上。 既然它对我有点重要，我还在沙原上找了一会儿。但那地方太开阔、太芜杂了，当然找不到。转念一想也释然了：这支笔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从现在起，就代表我陪陪一千多年前的远戍将士和边塞诗人吧。 我考察的习惯，不在现场抄录什么，只在当天晚上回到旅舍后才关起门来专心写作。记得在兰州我曾长时间住在一个极简陋的小招待所里，简陋到上厕所要走很远的路。当地一位年长的文人范克峻先生读过我的不少学术著作，又看到我行李简薄，便送来了一支圆珠笔和两叠稿纸。这种圆珠笔的笔杆较粗，比我为爸爸写“交代”的那一种更好用。只不过那稿纸太薄，一写就穿，落笔要小心翼翼。 我把白天的感觉写成一篇篇散文，寄给在《收获》杂志做编辑的老同学李小林。邮局找不到，就塞到路边一个灰绿色的老邮筒里。这时才觉得范克峻先生给我送薄稿纸算是送对了。稿纸薄，几篇文章叠在一起也能塞得进那邮筒。 写了就及时寄走，是怕在路上丢失。有的地方连路边邮筒也找不到，那就只能将写好的文章随身带了。随身带，又要求稿纸越薄越好。由此我养成了习惯，只用薄稿纸。即使后来可以用较好的稿纸了，也选择薄稿纸。这一来，那种容易划破薄稿纸的圆珠笔，就需要更换了。 当然，写起来最舒服的还是吸墨水的钢笔。但这对我这个不断赶路的旅行者来说，就很不方便，因为必须带墨水瓶。墨水瓶都是玻璃做的，夹在行李里既容易洒，又容易碎。据说过去安徒生旅行时是把墨水瓶拴根绳子挂在脖子上的，那就不会洒，也不会碎了。但我不会模仿他，因为那样不仅难看，而且有显摆自己“很有墨水”的嫌疑。安徒生旅行时还肩扛一大圈粗麻绳，那是准备在旅馆万一失火时可以滑窗而逃。可见，他走得比我还麻烦，但我走得比他远得多，时间也长得多。 后来我还是学了安徒生的一半，随身带墨水瓶，但不挂在脖子上。选那种玻璃特别厚的瓶子，瓶口拧紧处再垫一个橡胶圈。但这样还是不保险，因为几经颠簸后，瓶盖易裂。所以再加一个笨办法，在瓶盖外再包一层塑料纸，用细麻绳绕三圈扎紧。行李本来就很小，把墨水瓶安顿在衣服中间。 我从甘肃路边邮筒寄出的一叠叠薄稿纸，如果有可能发表，似乎应该起个总题目。因此，在寄出第三叠时，我在信封背后加了一句：“就叫《文化苦旅》吧”。后来，路还在一直走，风餐露宿，满身烟尘，却永远带着那支钢笔，那瓶墨水。我想应该对笔表示一点什么了，因此为接下来的文集起名时加了一个“笔”字，叫《山居笔记》。 六 笔之大难，莫过于在北非、中东、南亚、中亚的极端恐怖地区了。 我写了那么多中华文明遗迹，为了对比，必须去寻找同样古老或更古老的其他文明。但那路，实在太险峻、太艰难、太无序、太混乱了。我必须贴地而行，不能坐飞机，因此要经过无数关口。查啊查，等啊等，翻啊翻，问啊问。他们在问我，我却永远问不清，前面可以在哪里用餐，今晚可以在哪里栖宿。 由于危机天天不断，生命朝不保夕，因此完全不能靠事后记忆了，必须当天写下日记。但写日记的地方在哪里？在废弃的战壕边，在吉普的车轮上，在岗亭的棚架下。这一来，笔又成了问题。显然不能带墨水瓶，如果带了，那些人很可能会让我当场喝两口看看是不是危险物品。圆珠笔他们也查得仔细，又拧又拆，要判断那是不是特制的微型手枪。 好在，这时世界上已流行一种透明塑料杆的轻型墨水笔，一支可以写好几天，不必吸墨水。沿途见不到超市、文具店，因此我不管入住什么样的小旅馆，只要见到客房里有这种笔，立即收下，以防哪一天写日记时突然接不上。 在行经伊拉克以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那漫长的边界地区时，一路上黑影幢幢、堡垒隐隐、妖光熠熠、枪口森森，我把已写好的日记手稿包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紧抱在胸前，手上又捏着一支水笔。我想，即使人被俘虏了，行李被抢走了，我的纸笔还在，还能写作。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不让写，那我也要尽最大努力，为自己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为笔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 这种紧抱稿子紧捏笔的情景，我一直保持到从尼泊尔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 那支水笔，连同我在历险行程中一直藏在行李箱中一支较好的钢笔，很快被一个慈善机构高价拍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以补充北京市残障儿童的乳品供应。 后来我在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与世界现代先进文明的差距时，又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虽然也非常辛苦，但那种悬生命于一线的危险没有了，而且一路上也比较容易得到顺手的笔。 当我考察完世界那么多地方之后，从联合国开始，很多国际机构和著名大学纷纷邀请我作主题演讲。所谓主题，大多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文明”、“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当代世界文化”、“五万公里五千年”、“全球面临的新危机”等等。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等都去了，还应邀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长期授课。我想，既然沿途用了那么多笔，现在正该用一支更好的笔把考察成果系统地写出来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七 正是在我基本完成对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长时间考察之际，我周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整体性蜕变。简单说来，八十年代由“反思、创新”组成的文化主题全线失落，居然由大规模的“联欢”和“联谤”组成了新世纪文化的二元结构。前者标榜“盛世国粹”，后者标榜“言论自由”，中西合璧，烈烈扬扬。其他文化当然也有，但最热闹的却是它们。 这个二元结构使我和妻子走投无路。妻子马兰，那么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由于九度婉拒了一次据说是“顶级重要的联欢会”，被地方官员“冷冻”，失去了工作；而我，则不知为什么成了文化诽谤的第一焦点，“文革派”、“自由派”和官方一些媒体亲密合作，联手造谣，我即便无声无息，也永远浊浪滚滚。这就是说，我们夫妻两人，正好被“二元结构”齐齐地开除了。我们又不愿向权力求助，因此注定无处可去。 照理应该移民，但我们没有条件，只能逃到广东省一个几乎不在意文化的城市，躲了很多年。国内无人理会，国际间却一直在热心地寻找我们，邀请演讲和演出。台湾更把我当作了中华文化的主要演讲者，邀请尤其殷切。这使我产生了一个矛盾：要不要继续凭着冒死考察的成果，系统地来阐释中国文化？ 还是以前遇到过的老问题：是折笔、弃笔、毁笔、葬笔，还是再度拾笔、执笔、振笔、纵笔？ 相比之下，要剥夺我妻子的演出权利是容易的，因为她已经离开了地区依赖性很强的创作群体；但是，要剥夺我的笔却不很容易，因为这只是个人的深夜坚守，没有地域性限定，除非我自己觉得没有意思了。 到底自己觉得有没有意思呢？妻子一次次无言地看着我，我玩弄着笔杆一次次摇头。还去阐释中国文化？请看报刊上永远在喷泻的千百篇诽谤我的文章，用的全是中国汉字、中国语法、中国恶气、中国心计。而且，所有的诽谤只要稍作调查就能立即识破，但整整二十年，没有任何一个文化机构和文化团体，作过一丝一毫的调查，发过一丝一毫的异议。这些报刊、机构和团体，都不是民间的。 民间，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妻子的观众，我自己的读者，在数量上都曾经长期领先全国，在热度上更是无以复加；但一夜之间，听说被官员冷冻了，被媒体围殴了，大家也就立即转变立场，全都乐滋滋地期待着新的拳脚。 这与我在“文革”时期对民众的观察，一模一样。 因此，我除了摇头，还是摇头。 后来，突然发现了几个奇怪的材料，我才开始改变态度。第一个材料告诉我，我遭受的多数诽谤的运作中枢，居然是上海几十年前鼓吹断学废学的戏剧《边疆新苗》的炮制者；第二个材料告诉我，其他几次针对我的全国性造谣事件，策划者也是当年上海造反派司令部的两个首领；第三个材料告诉我，在上海积极响应诽谤和造谣的，主要是被我否决教授职称申请的那些文人和他们的学生。这一下子就前后贯通了，我只惊讶，他们已经年岁不小，却还如此老当益壮，徒众如云。 这几个发现让我默然良久。我父亲的十年关押，我叔叔的三度割脉，我全家的濒临饿死，我岳父的当街批斗，全都一一浮现在眼前。原来，我要不要重新拾笔，并不仅仅关及我目前的处境，而是牵涉到很大的时空坐标。 一切文化孽力都会以文化的方式断灭文化。简单说来，也就是“以笔夺笔”。因此，我作为可怜长辈的后代，还应该担负一点守护文化的责任。事实证明，我的守护并不会被当代中国文化乐意接受，但我不能光看它的脸色。我不仅还要执笔，而且也可以不再拒绝国际间的演讲邀请。我当然不会控诉我们夫妻俩的遭遇，但当我说清楚了中国文化的千年脉络、万里对比，也许会有一些中外读者对二十年来由“联欢”和“联谤”组成的文化二元结构产生一点怀疑，开始认识到那未必是中国文化的真正魂魄。 因此，我又郑重地执笔了。执笔之时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最严格的规矩：时间不多，笔墨珍贵，不能有一点一滴浪费在对诽谤的反驳上。 于是，在诽谤声依然如狂风暴雨的一个个夜晚，在远离无数“文化盛典”的僻静小屋，由失业很久的妻子陪伴着，我一笔笔地写出了一批书籍。它们是：《中国文脉》、《何谓文化》、《君子之道》、《北大授课》、《极端之美》、《吾家小史》，以及它们的部分初稿《寻觅中华》、《摩挲大地》、《借我一生》……此外，还精选了几部中国文化经典，全都用当代散文作了翻译。以前的那些“文化大散文”文集和学术著作，也都认真地整理了出来。 至此，我不敢说对得起中国文化，却敢说我对得起自己的笔了。当然，笔也对得起我。 我还可以像老朋友一样对笔开一句玩笑：你耗尽了我的一生，我却没有浪费你太多的墨水。 不仅没有浪费太多的墨水，也没有浪费什么社会资源。这二十卷书，每一卷都没有申请过一元钱的资助。据说现在国家有钱，这样的资助名目非常之多，诸如研究基金、创作补助、项目经费、学术津贴、考察专款、资料费用、追加资金……每项都数字惊人。我始终没有沾染分毫，只靠一支笔。 有了笔，一切都够了。 八 在行将结束此文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回忆，觉得有意思再说几句。 记得那一次考察欧洲，坐船过英吉利海峡，正遇风急浪高，全船乘客颠得东倒西歪、左仰右合。只有我，生来就不晕船，居然还在船舱的一个咖啡厅里写作。有两位英国老太太也不晕船，发现我与她们同道，高兴地扶着栏杆走到了我身后。我与她们打过招呼之后继续埋头书写，随即传来这两位老太太的惊叹声：“看！多么漂亮的中国字！那么大的风浪他还握得住笔！” 这两位老太太完全不懂中文，因此她们说漂亮不漂亮，只是在指一种陌生的文字记号的整齐排列，不足为凭。但是，我却非常喜欢她们的惊叹。不错，漂亮的中国字，那么大的风浪还在写。这一切，不正是有一点象征意义么？ 我是一个握笔之人，握在风浪中，竟然还能写那么多，写得那么整齐。 写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读者。写到后来，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那风浪，为了那条船，为了那支笔。甚至，为了那些愿意赞赏汉字外型美的外国老太太，或者老大爷。 其实，更主要是为了自己。看看过了那么多年，这个七岁就为乡亲们代写书信的小男孩，还能为乡亲们代写点什么；这个二十岁左右就为父亲代写“交代”的青年人，还能为中国文化向国际社会“交代”点什么。 看自己，并不是执着于“我”，而是观察一种生命状态，能否扩展和超脱。这是佛教的意思。 于是，谨此祭笔。 且拜且祭，且忆且思，且喜且泣。 癸巳除夕至甲午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