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醒在我梦中（青少年文学读本·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精选）》 第1章 到千田去(1) 地质队刚搬到新地方，队长就叫我到千田去，给我说了好几遍我都没答应，七八个人呢，谁都不愿意去，为什么单叫我去？如果一开始就叫我去，也许我就去了，可他把每个人都叫了一遍叫不动了然后才来叫我，这明摆着有种欺负人的感觉。最让我生气的是他来叫我的时候，那些不愿去的家伙都笑嘻嘻地看着我，以此显出他们比我狡猾。如果我答应了，就会显出我比他们下贱。我不狡猾，但我脾气犟，犟起来队长也拿我没办法。我们都有手机，可大山里没有信号，是聋子的耳朵哑巴的嘴，挂在腰上，不过是为了向乡下人显示：我们不是石匠，我们是搞地质的，是有工作的人。除此之外是当怀表用，可以用来看时间。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包括我自己，第二天从床上爬起来，我却主动要求去干田。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变化这么大，我也懒得给他们讲。什么也不讲，就会显出神秘一些，高贵一些。 我们住在山顶上，是那一带最高的山，但并不因此就站得高看得远，能看见的都是些影子，远山的影子，山谷黑乎乎的影子，天边的白云清晰而遥远的影子。哪怕站在房顶上，也始终不能看见大山里的真实情况。几年届我站在上海金茂大厦上面，看出去的情形正是这样，远处是房子，房子外面还是房子，灰蒙蒙的，你明知它们都存在，但闭上眼睛后恍如梦境。那天早上我看见的是一片和平时截然相反的景致，大雾把山谷、沟壑都填满了，一个个山头像是浮在海面上，有的大有的小，看上去比平时清楚得多！就像玻璃上的黑点，贴上一张白纸后反而更清晰。大雾很绵实，感觉只要穿一双宽底大鞋就能从上面走过去。大雾让我心生欢喜，觉得钻到里面去一定很有意思，于是我主动要求到干田去。 我背了个特大号军用水壶，可以装一公斤水，一个黄书包，装了两砣压缩饼干和一个罗盘，饼干每砣半斤重。除此之外我还戴一顶草帽和一根齐眉高的竹棍。 军用水壶里装的是开水，我没注意到，我往脖子上一挂，把我的肚皮烫得火辣辣的，拎着又不方便，于是我把开水倒了，心想什么地方有泉水，灌一壶泉水就可以了。 开始我走得很快，山顶上的雾要薄一些。走了大约一个小时，我的速度慢下来，因为我只能看见簸箕那么宽，把竹竿伸出去，都无法看清竹竿的另一头，我不禁嘿嘿地笑，感觉自己拿了根金箍棒。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神奇的现象讲给所有的人听，但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讲述不可能吸引人时，我难受起来。有些人能把简单的故事讲得精彩纷呈让人到处传颂，有些人则只能把神奇所见干巴巴地端出来谁也不感兴趣。我显然属于后者。在有些事情上我非常敏感，但在另外一些事情上我却是个弱智。比如，对大雾的感受，仿佛有一种冰凉的声音，一股一边堆积一边消解的力量，还有一种乳白色的气味。我要是在那些聪明人面前这么说，他们一定会笑得流口水。 我假装自己是武林高手，把棍子舞起来，试图把浓雾撇开。毕竟学艺不精，连棍子都拿不住，没舞几下，竹棍就从手里飞了出去，我在地上爬了两圈才把它找回来。我必须找到它，在草丛中走得靠它拍草，好把蛇惊开，从农舍旁边经过，还要用它打狗。 大雾到中午才散，我走到一个山头上，就像从一个山洞里钻出来，阳光明媚，草色青青，回首来路，低矮的地方仍然有雾，但它们不会呆得太久，因为太阳炫耀一般的盯着大地，一副看不惯谁就要灭掉谁的样子。 已经十二点了，我走了五个小时了，但我只走了不到五公里。我后悔死了，后悔像乌云一样在心里头翻卷着。这么走下去，我三天也到不了干田。我怎么那么傻，别人都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但我又是那种既然答应了就要干到底的人，何况已经走了五公里，就是还没出门，我也没有勇气耍赖皮，这对我来说比走任何一条路都要难得多。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优点，实际上我从小就讨厌自己这种性格，如果能把它当成一种良好品德，也许也不会有这么多烦恼，可我偏偏又做不到这一点。 头发和两肩都被雾沾湿了。 走吧，你这傻瓜。 经过一座瓦窑的时候，我看见院坝边趴着一条黑狗，大路就在它下面。堡坎和我身高差不多，如果黑狗突然向我扑来，它站在院坝里就能咬到我的耳朵。我犹豫着，是先把它赶开再过去，还是防备着就这么走过去。正在啪啪地拍着瓦桶的瓦匠看出我的胆怯，大声说：“你不用怕，它不会咬你的。”我刚迈了一步，他却告诉我：“你不要理它，它就不会咬你，它最喜欢咬那些手里拿着有棍棍棒棒的人。”这是要我丢掉竹棍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我真想骂他一句，撞你妈的鬼！我决定绕道而行，从田埂上绕过去，多走不了几步。我刚走到正中间，黑狗“哦”的一声，跳下梯坎向我扑来。我忙挥着竹竿应战。心里害怕得要命，如果它能识破我的胆怯，不从我身上咬掉一块肉才怪。瓦匠大吼了一声：“黑二，回来！”黑狗喉咙里咕咕地叫着，仿佛很不甘心，我看着它拖着尾巴重新回到院坝里，才双腿发麻又发软地往前走。 我不仅后悔，而且已经感到很厌烦。 被狗这么一吓，我感到口渴起来。但水壶是空的，我忘了找泉水。 明晃晃的太阳照得石头发亮。 除了怕狗，我最怕的是蛇。在这种燥热的天气里，蛇最喜欢躲在阴凉的地方。在找水井时我便警告自己，一定要先看看，水里有没有蛇。 翻过一座小山，稻田边上有一口井，这种露天水井的水一般都不好喝，被太阳晒热了，温吞吞的，而且往往有一股子泥腥味。我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才有井！心想将就喝一点，一会儿找到好水再好好喝。我刚蹬下去，就看见水垦真有一条蛇，头露出水面，有大指头那么粗。它一动不动，不时吐一下信子，看样子不像是为了进攻，它是在玩自己的舌头。我不敢喝，而且也不觉得渴了。 出了一身冷汗。 穿过田坝，我看见有人在挑水。我心想这下没问题了。水井在一个溶洞里面，是一个小水塘，水是从石缝里慢慢浸出来的，这种水也不好喝。我更加小心，把水井认真检查了一遍。还真让我看见了，在水塘侧面的小水沟里，躺着一条绿色的小蛇，绿得发亮。我后退了好几步，向它丢石头，它没动，是条死蛇。死蛇我也怕，除非渴死我，否则我还是宁愿不喝。 走到一片草地上，我坐了下来，不一会儿干脆躺下去。眼睛留个小缝看着天，越看越深，越看越高。看到最后感觉自己飘了起来，离蓝天越来越近，突然睁大眼睛，四周的景物突然向自己压来，感到一阵恶心，像晕车一样难受，差一点就吐了。又试了几次，都是如此。闭上眼睛，还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最后我闭上眼睛认真睡了一会儿。 我并没有睡着，但我不知道躺了多久，爬起来时已经是下午了。就像突然撞见什么可怕的东西，我的心一下子突突地跳起来。我看见了我的影子，它从我脚下斜拉出去，忽短忽长，歪来歪去，是那样惊慌。我知道它是我的影子，但却又像一个陌生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它。有时候它还会爬到树上去，有时候又只剩半截，我故意用力甩手，以便证实它的确是我的影子，不料更是吓了我一跳，我没看见我的手在哪儿。直到稍平一点的地方，手回来了，头也回来了，但它却长胖了。我差不多不敢往前走了，因为我感觉这不是我在走，而这个神秘的影子在牵着我走。回头一看，太阳像刚从几个女子的包围中逃出来，正跌跌撞撞地往山坳里溜。在我的四周，是连片的玉米地。玉米棒子刚挂上红帽，风一吹，嫩绿的声音响成一片。声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玉米被风吹着全身颤栗的样子，仿佛孤苦伶仃的人在黄昏里唱着凄凉的歌，远游他乡的人找不到回家的路，被遗弃的妇人刚埋下病死的孩子。有那么一两片干枯卷曲的玉米叶，风轻轻一吹，咿呜咿呜的，像拉琴一样，是那种找不到曲调却又不愿放弃的人拉出的枯燥琴声。我怀着一种报复心理，狠狠地向这片玉米叶打去，咔嚓一声，在我四周一片俱寂。侧耳倾听，游丝一般的声音从玉米地深处传来，窃窃私语，似乎在试探我的力量。风乍起，几万块锯片互相锯着，嘎吱嘎吱，我知道这是因为玉米叶边上有细密的锯齿，只要碰在一起就会互相锯，但我还是拔腿就跑。 天色已晚，应该找地方投宿了。谁知道玉米走完后是一片松树林。黑乎乎的鸟儿在林子里乱窜，唧唧喳喳地通报着夜晚的来临，但只要我大吼一声，它们就会全都闭嘴。我边走边吼，为的是给自己壮胆。有一次我突然感觉我吼出的声音很奇怪，它不像我的声音，虽然我敢肯定它的确是我嘴里发出来的，但听上去有点陌生。 松树越来越稀，天光也明朗起来。没走多久我就明白了，前面是一座悬崖，路是从悬崖中间切过去的，路比较宽，路上也比较光滑，一定是经常有人走，但我还是心存疑问，这能走过去吗？尾椎骨感到发凉，头发根发痒，蹭蹭地想要立起来。 想起刚才经过的一个村子，想倒回去，双脚却不答应似的还在往前走。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命令自己的。悬崖上并非光溜溜的石壁，而且长着密密麻麻的荆棘，藤藤网网的，还夹杂着小灌木。路上横挡着一条树根或者一根干柴，总是会吓我一跳。脸不时会兜在蛛网上，是那种非常细的蛛网，手一抹就干净了。我这时不仅感到厌烦，而且感到非常害怕了。远处的景物渐渐模糊，像一个梦即将开始。每抹一把睑上的蛛网，睁开眼睛时都会发现天色正在向天边退缩，耳朵里呜呜叫，额头紧绷绷的。我拉拉耳垂，耳朵不叫了，但要不了多久，它会又叫起来。我想有一半原因是我又累又饿，另一半是对即将投宿的种种麻烦的担忧。我不爱和陌生人打交道，更不喜欢向陌生人求情。如果有岩洞，我宁愿在岩洞里缩成一团挨到天亮，我还有一包压缩饼干，以及满满一壶在村井里灌装的泉水。 悬崖快结束时，小路往山上斜伸上去，有一处非常陡，岩壁凹进去了，没法修路，用一根原木搭了个梯子，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梯子”，在一根原木上砍出阶步，就算是梯子了。必须有胆量然后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为什么不把这根原木剖成两半好好做架梯子？真是怪事。“梯子”被爬得光溜溜的，看得出平时有不少人爬上爬下。 爬上梯子，不到两分钟时间就翻上了岩畔。岩畔上是烤烟地，烟苗又瘦又小，像是种错了地方。种地的人是不是要在地里先打棵桩，然后在腰上拴一根绳子，以防摔到岩下去？在我日后的生活中，我不止一百次梦见过这个岩畔，手里扒着一根即将断裂的树桩或者一把不牢实的乱草。 黄昏像懒婆娘一样邋遢，她潦草地擦了几把天空，让星星露出来，黑夜便开始了。 在一个山湾里，我撞上一位老太太，我刚出现在她面前，她就说，你来了？把我吓了一大跳。要不是她脚边有一只猫，我一定会以为我撞上鬼了。她说，我等了好半天了。我想她一定是认错人了，把我当成她的家人或者亲戚了。我说：“老人家，天都黑了，你还不回家？”老人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我是外地的，要到千田去。老人高兴地说：“这就对了，昨晚上我做了个梦，说有个远方的人要到我家来，我已经等了一天了。”老人说完，转过身，对猫说：“大定，快回家去。” 我犹豫不决，不知道是不是跟老人走。我只要慢下来，她便停下来说话，等我走近了，才又往前走。我问她这附近有没有人家，她说有，翻过这座山，那边有个张家寨。她大姑娘家就在张家寨，女婿是木匠，外甥在县水电局工作。 老人的家是一栋矮小的茅草房，墙壁三面是干打垒，正面是竹片夹的石灰壁，三间房。她叫我不要忙进去，她先进屋点灯。在这短短的半分钟里，我很想夺路而逃。灯亮了，老人说：“进来吧。”我进去后，她有些顽皮地说：“我已经好久没点灯了，我一个人从不点灯。”我这时才看清她的面目，脸皱得像核桃，头发灰白，一身黑衣，背微驼。屋子中间摆了张被黑油泥糊得看不清原色的小方桌，靠墙有个一眼灶，铁锅上盖了一个粽叶斗笠。那只名叫“大定”的猫在我们脚边窜来窜去，她说她没有养猪也没有养鸡，就养了这只猫。我问她千田还有多远，她说她不知道，她从没去过。她对我的话似乎不感兴趣，也不问我去千田干什么。她看见什么说什么，看见屋子外面一棵树，她说那是李树，已经几年没结李子了，今年还结了几个，但还没长大就被虫蛀落了。我顺着她的眼光，看见那棵李树又高又直，我从没见过这么高的李树。看了看楼辐，她说女婿给她送了一根香肠，女婿帮她挂在楼辐上，大定爬到桌子上，跳上去把香肠拉了下来。我老了，吃不动。她翻起嘴唇让我看她光光的牙床。那你吃饭怎么办？她没有回答，看着独眼灶笑了一下，恍然大悟似的，说忘了给我倒茶了。 第2章 到千田去(2) 茶罐是从灶洞里拉出来的，黑黢黢的土瓦罐。她把茶罐放在灶上，取了个细瓷碗给我倒了一碗。我轻轻喝了一口，并不是很烫，于是喝了一大口。茶特别酽，像喝汤，我从没喝过这么香的茶，喝了两口，我在心里嘀咕，我会不会一会儿就昏倒，这么香的茶，怕是有毒的。老人坐在灶洞前，我坐在方桌边，她过来给我把茶添满，再倒回去把茶罐放在灶上。我说我自己来，她说茶罐烫手。老人似乎已经没什么要说的了，看着我喝茶，这茶喝了一口就想喝第二口，是控制不住的。喝了两碗都没事，我也不想控制了，结果茶罐被我喝空了。她问我：“还喝不？”我说：“不喝了。”她说：“那去睡吧。”床是一间雕花大木床，没挂蚊帐，帐架上挂了一圈布口袋，大包小包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她把油灯拿走后，屋子里伸手不见五指。 被子有一股怪味，我不敢躺下去，坐在床上那些包袱又撞头，只有半躺着。眼睛刚合上，便要惊醒，就像老太婆会突然提着一把刀进来。小时候我听说过，当年闯世界的人下南洋，在一些荒僻之处会遇到食人族，他们一开始对你很好，给你吃好的喝好的，等你睡着了就砍下你的头，把你煮来吃。老太太看上去慈眉善目，但她的行动太奇怪了，居然说她昨晚上就梦见我要来，还说等了我一天。看着我喝茶的时候，似乎也有点迫不及待？刚才我已经注意到了，四周没什么人家。老头呢？为什么只有老太太不见老头，他是不是躲在暗处，好等我睡着了下手？这样一来我更睡不着了。就连那只猫，也让人迷惑，我喝茶后就没再看见它。从早上到晚上，仿佛已经经历了大半生，除了正在经历的事情是真的，大雾、黑狗、水蛇、玉米地、星星、茶罐，都像是梦中出现的东西。我的睡眠轻得像高山上的空气。 似睡非睡当中，门轴嘎吱一声，随即听见有人在说话，我忙趴在窗缝往外看。依稀的月光下，老太太用绳子牵着一个人，边走边说话。那个被牵着的人又高又大，一声不吭。当他面朝我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是被绑着的。老太太说的是村里人的事情，某家苞谷被野猪吃了，某家房子上的瓦被大风吹落了，某家小孩被蜂子蜇了。正说着，跟在她后面的人突然躺在地上，一边用头撞地，一边嗥叫，那种难受劲，就像有人在他脑门上钉钉子。老太太手足无措地站着，她说：“先人，你小声点，家里有客人哩。”这个发狂的人没让她害怕，她害怕的是他的嗥叫吵醒了我。狂人嗥叫一阵，嘴里咕咕响，身体也渐渐平息下来。我为老太太难受，也为那个发狂的人难受。我不能再看了，悄悄回到床上，摁了一下手机，时间已经是凌晨两点了。 天麻麻亮我就起床了。三间屋子从东到西，我住的是东边一间，中间是堂屋，我轻手轻脚地拉开堂屋的门，又吓了我一跳，堂屋里有一张挞斗，挞斗里躺着一个人，缩成一团，只盖了一床小被子，像是一个小孩。挞斗三尺见方，是用来挞谷子的。我刚走了一步，老太太醒了。她像小姑娘一样不好意思地看着我：“这么早就起来了？”我明白了，她只有一张床，她把床让给我住，自己住挞斗。我抱歉地说：“哎呀，应该让我来睡挞斗。”老太太说：“嗨，你那么长一个人，怎么睡得下，我睡正合适，你看我还没挞斗长呢。”挞斗里面没垫棉絮，垫的是稻草。我摸了张钱，向她告别，谢谢她让我度过了恐怖而又神奇的一夜。那只猫突然从挞斗里跳出来，站在地上，前弓后直，舒服地拉了个长腰。从我脚边过去的时候，故意在我小腿上蹭了一下。老奶奶不要钱，她说：“我前晚上梦见你来，梦见你走，我没梦见你给我钱。”我把钱丢在挞斗里，然后转身就走。我很怕那个狂人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同时心里又想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我想到我奶奶，她去世后，有人在她眼睛上放了两枚硬币，祝愿她的灵魂能见钱眼开，以便她能找到回家的路。 翻过老奶奶屋后的山头，小路蜿蜒而下，时隐时现，一个人走在里面，就像一块黑瓦在移动。峡谷里有山湾的地方就有稻田，狭窄的地方要么是玉米地要么什么也不种，岩嘴上的植被大多瘦得只剩筋骨，那些长得胖的，大多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长在岩缝岩窝黑得发酥的肥泥里面，吸收着腐败的营养，盛开的花朵异常鲜艳。 走到谷底，无意间回头一看，山头上站着一个黑影，我挥了挥手，黑影一动不动，我再挥手，黑影还是不动。我的眼泪滚了出来。 奶奶，你保重啊。 我不知道我奶奶的灵魂是否回到了家，如果她回去了，我相信一定就会这么看着我。 走了两个小时，我一个人也没遇到。我很想遇到一个人，问问老奶奶的情况，那个狂人是怎么回事。 几年后，我在一个城市定居下来，每次看见天桥或人行道上要钱的老奶奶，我都要停下来，摸点钱丢在她的洋锡碗里面。如果因为有急事没有给，那个老人的形象在最初的几天里我怎么也无法忘掉。有一次我妻子不准我给钱，给了一个刚买的桔子，我当时没什么表示，回到家后，我忍不住大发雷霆。我没有说妻子做得不对，我甚至就没说这件事情，但我就是忍不住要发火。妻子莫名其妙，委屈地说：“谁惹你了？”我说：“全世界的人都惹我了。”她说：“我今天真是撞鬼了！”我说：“鬼、鬼、鬼，你知道什么是鬼，鬼是天下最好的人！” 峡谷里有一条小河，河上架着简陋的水车。辐轮是竹篾片绑成的，辐条是弯弯拐拐的小木棍，那个发明水车的老祖宗看见这副情景，肯定会一头扎进河里淹死。但它们还在转，还在一筒一筒地把水打上去，有的水车已经被洪水掀在一边，一半埋在沙石里，一副羞愧难当的模样。 我不能沿着峡谷一直往前走，在峡谷的中段，我开始爬坡了。没爬几步，腿就开始发酸，而且第一次感觉阳光是有重量的，我弯着腰，它便把重量移到我背上，我挺直身体，重量便移到肩上。反正不管我用什么姿势，都无法把这种重量推卸开去，它们像空气一样紧紧贴在我身上，慢慢变成一种酸溜溜的东西往我腿上灌，我再把这种酸传到路上，路边的植物便无精打采起来。爬完陡坡，原以为应该是平路了，没料到上面还有一个坡，虽然缓得多，但长多了。地里干活的农民告诉我，这坡名叫风吹坡，风大得很，玉米成熟的时候，叶子被风吹破，像头发一样，一丝丝的。这个农民老远看见我便把下巴杵在锄把上，我走到他面前，他锄了两下，然后又看着我笑了一下。“你不是乡里面的。”他说：“这似乎是最让他满意的和最放心的事情。”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我一看就知道，反正你不是。”然后他便告诉我这坡名叫风吹坡。他女人穿了件很破的衣服，一颗扣子也没有，肚皮和胸脯完全露出来，我走近了，她背对着我锄地，听见我和她男人说话，捏着衣服转过来，表情有些痴呆。他们的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四岁，什么也没穿，在地里打滚，开始我还以为是小猪仔，他们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 我走了几步，突然想起昨晚上的所见所闻，问他认不认识那个老人。他笑了一下，表情木讷的女人也笑了一下，好像是他们终于找到比他们的日子更难熬的人。那个狂人是她儿子，她家太穷了，住的地方又差，三十多岁了还娶不上媳妇，有一天突然疯了，见到女人就追，老太婆没办法，请人专门设计了张木床，白天把他捆在床上，晚上才带他出来散步。我对他的表情有些厌恶，他还没说完，我转身走了。是上坡，我走得很慢，他还在幸灾乐祸地说，那个狂人力气大得很，发起狂来几个好劳力都制伏不了他，有一回他抱起房柱摇，差点把房子都摇垮了。 爬完这面大坡，已经是中午了，阳光更重了。我的压缩饼干还剩两块，这东西吃一块长出来的力气相当于吃两碗米饭，但吃到肚子里一点不解饱，就跟什么也没吃似的。 在一户人家的院坎下，几株桃树上的桃子红得发黑，有的已经在往地上掉了，在树上熟透的桃子是最好吃的，看了一眼口水就要从嘴角淌下来。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伙子站在院坝边，我问他：“大哥，这是你家的桃子？”他点点头。我说：“你摘几个来卖给我。”他很干脆地说：“不卖！”我说：“都快烂掉了，还不卖？你说多少钱一斤就多少钱一斤。”他不耐烦地说：“卖是不卖的，想吃你自己摘嘛。”我犹豫了一下，终究不好意思，咽着口水往前走。没走多远，小伙子喊我：“喂，你等一下！”他摘了一捧桃子给我送来。我受宠若惊地接过来。他责怪我：“你实货，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要吃自己摘，哪个连这个都卖！”我连忙说谢谢。 原来我说买对他是一种侮辱。 第3章 到千田去(3) “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么好的桃子。”他说：“赶场要走四个小时，就算挑到场上，来赶场的也是些农民，哪家没有桃树？就算没有，又哪里舍得钱来买桃子。”他说着看了一眼我腰上的手机，我觉得他一下把我的虚伪看穿了，我很不好意思。但他没讽刺我，而是问我昨晚上在哪里住。我说在一个叫杉树坳的地方。他叹了口气，说那个老太太可怜得很，她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当年她男人在那里当兵，把他老家说得天花乱坠，她来到杉树坳才知道，连喝口水都没多余的，挑水得到山下去。以前家里有一个地窑，下大雨的时候把屋檐水放进去，有客人来才用山下挑来的水，平时煮饭洗菜就用屋檐水。瓦缝里有烟尘，屋檐水是黑的，像渗过水的酱油。她特别爱干净，来了后不再用屋檐水，而是在下大雪的时候把雪装进去，用雪水。她现在最想的是回老家去，天天盼望老家来人接她。她想回老家去好好洗个澡，她已经有好几十年没有好好洗澡了。我问：“她回老家去那她儿子怎么办？”他说：“还能怎么办，只有带着他呀。她要是早些年回去，说不定儿子根本不会疯。” “她回得去吗？” “不知道。” “要是能回去就好了。” “是呀。” 桃饱李饿梨拉稀。桃子是可以解饱的，李子越吃越饿，梨吃多了拉稀。 轻轻撕开皮，红色的汁液便流出来，不用嚼，轻轻一抿就化掉了。不光甜，还有一股厚实的香气。每抿掉一个，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微微一笑，但我并不知道我在笑什么。因为太软，不能放在包里，轻轻一搓会烂成一包稀汤。我一口气把它们全吃完了，还真解饱。 恐怕这辈子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桃子了。 第三天下午，我终于到了千田。 到了千田我才知道，我要找的人不在干田，而是在千田对面的杨树坪，是一个地质小分队，他们在杨树坪找金矿。 干田和杨树坪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峡谷，如果要走过去，至少得绕半天时间。好在我不需要走过去，站在干田这边把队长要我传达的话传过去就行了。 不过得对面的岩畔上有人，小分队的人并不知道我要来，不可能事先站在那里专门等我喊话。我没等多久，对面又走出来四个人，他们在打石头，我看见他们手里的工具落下去，要过一阵声音才能传过来。就像配音不同步的电影。我喝了一口水润了润嗓子，然后放开嗓门朝他们喊。 “喂，对面的大哥，你们是不是杨树坪的？” 我喊了两遍他们才注意到，其中一个人往岩边走了过来，看上去很近，其实非常远。 他问：“你有哪样事嘛？” 风是从他那边吹过来的，他用不着太使劲我就能听见，可我却要用双倍的力气才能让他听清楚。 我大声说：“请你转告地质队的唐明强，他老婆生孩子了，家里打电话来叫他回去。” 电话还是我们在镇上的时候接到的，已经是好几天以前的事了。 他说：“你大声点，再说一遍。” 他转身挥了挥手，叫他的同伴停下来，以便能听清我喊话。 我用手拢住嘴巴：“请你一转告一地质队的—唐明强，他老婆一生孩子了，他家里一打电话一叫他回去！” 由于太用劲，眼泪都出来了。喊“唐明强”三个字的时候，一股旋风突然一下撞进的我喉咙，逼迫我把它咽了下去，它在我胃里转了一圈才咕嘟的一声跑出来。那个农民似乎还不明白，可再要我用劲，我的嗓子就要破了。我怎么遇到一个傻大哥？ 我简单地说：“叫唐明强回家！” 他仍然糊涂。 他说：“你找小唐呵？” 我大声说：“是呵。心里却在骂，就是他狗日的。” 他说：“小唐走了。” 这就怪了。 我问：“他到哪里去了？” 他说：“他回家了。” 他见我不明白，又说了一遍：“小唐前天就回城里去了，你找他有啥子事哇？” 我不知如何是好。 他替我担忧起来，大声说：“你找他有啥子事，你大声点说，等他回来，我一定转告他。” 我说：“等唐明强回来，你告诉他，他老婆生了个儿子！” 喊完我才发现我喊的是废话，人家已经回家了，还不知道老婆生的是儿子？ 这不是我来干田的主要目的，为了这点屁事，队长是不会派人来的。我是想先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然后再告诉他们一个坏消息。唐明强这狗日的，不给我告诉他们好消息的机会，这就怪不得我了。对面那人大概没想通我会请他转告这么一件事，哑了。这时风小了，喊起话来也没那么吃力了。 我说：“还有一件事，请你转告他们，分队长说了，五一节不放假，叫他们干完了再回去。” 我们已经在野外干了四个多月了，早就盼着五一节回去。几天前大队部来电报，要我们抓紧这一带野外地质工作，干完了转移到另外一个地区去。电报传到分队部，大家便开始骂娘。这也是谁也不愿来千田的原因，明明是上面决定的，可谁来传递这个消息，谁就会成为灰孙子。分队长给我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有人就笑我，你去吧，你去了就是炮兵连的伙夫，背黑锅戴绿帽看着别人去打炮。此时我差不多是怀着一种报复和兴灾乐祸的心理告诉他们，五一节不放假，气死狗日的些！ 对面那人和后面的人商量着什么，然后大声告诉我：“他们前天就回去了，没说哪天回来，等他们回来了我一定转告他们，你放心吧。五一节不放假，干完了再回去！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 我若是能飞过去，我一定会给他一个嘴巴，明天就是五一节，转告个屁！ 风大起来，比先前更大，我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要说的话已经全部说完了，但又不想回头就走。一位挑着粪桶的农民，扁担嘎吱嘎吱地响着，立定看了我半分钟，欲言又止的样子，但他嘎吱嘎吱地挑着粪桶走了。我也要走了，我要回去向队长报告，我已经完成了他交给我的任务。我给他当了一回人体手机，不过信号传输失败。 没走几步，手机咕咕叫了两声，我取下来一看，操他娘的，这个地方居然有信号！而且我还收到一条短消息。我已经有七八天没收到短消息了。为了节约话费，我喜欢用短消息和别人联系。 我收到的短消息是这样的：喜讯！尊敬的用户，为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湾来湾企业搞手机号码抽奖活动，您中了特等奖，请尽快与本次活动主办单位的杨小姐联系，杨小姐的联系电话是…… 我居然中了特等奖！我的天啦了，我脑子里立即出现的是名车和哗哗响的钞票。 我立即给杨小姐打电话。杨小姐的声音又甜又软：“喂，你好。”她说的是普通话，而我已经在野外呆了三个多月，突然一下适应不过来，不知道普通话应该怎么讲，傻了一下。杨小姐一定又温柔又漂亮，我直截了当地向她要特等奖，是不是显得太急迫了？ 我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刚才我收到一个短信，叫我和你联系……” 我还没说完，杨小姐立即抢过话，滔滔不绝地说起来，首先是恭喜我好运气，然后介绍这次活动的情况，最后要我马上到她的公司去领奖。 我为难地说，我正在外地出差，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我没说我在野外，我怕她看不起搞地质的。 杨小姐说不要紧，奖她会给我留着，等我出差回去后再去领。 杨小姐这么随和这么可爱，我也自然多了，我问她奖品是什么？她俏皮地说：“这个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反正会叫你大吃一惊的。” 我有些不放心地问：“不会是骗人的吧？” 杨小姐说：“你放心，我们是正规公司。” 我问：“领奖的时候要不要带什么东西，比如，身份证什么的。” 杨小姐说：“带身份证，另外还要带三千块钱，这是用来交个人所得税的。” 一听要带钱，我立即小心起来，头脑不再发热了。我冷静地说：“个人所得税可以交，不过如果你是骗我的话，我会向工商部门举报你们的。” 杨小姐冷笑道：“帅哥，逗你玩的呢，不逗你这样的傻瓜我逗谁呀？” 啪哒一声，电话挂了。 我气不打一处来。我这可是长途又是漫游，至少十块钱电话费，居然是假的！这时一个放牛的小孩牵着牛走过来，我问他杨树坪有没有信号。他说有啊，杨树坪那边的信号比干田还足。我更来气，我为什么不往有信号的地方跑，打个电话来就行了呢？最多半天时间，就能走到有信号的服务区，而我却用了三天时间来穿过信号盲区。我越想越气，用尽全力，把手机甩了，甩到稻田中间去了。放牛的小孩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从他一脸聪明的脸上看出来，等我走了，他一定会去把手机捡回来。我想我还是自己捡回来吧，捡回来把那个小分队的人挨个臭骂一遍。想到可以骂他们，我心情好受了一点。 可我怎么也找不到，刚才明明看见它落在这儿的嘛。小孩幸灾乐祸地说：“恐怕是被泥鳅吃了。”最后还是他帮我，才把手机从水里摸出来。 我第一个要骂的就是唐明强。我连按几下，手机一点反应也没有，小孩内行地说：“肯定是里面进水了，你把里面的水弄干了再试。”我打开后盖，果然，电池已经湿了。我用衣服把里里外外擦干，再试，还是不行，手机已经坏了。 我坐在田坎上，我想乱吼乱叫，但在一个小孩面前我叫不出来。看见他的牵牛绳，我一下想起依稀月光下那个狂人。我正在变成一头被激怒的公牛，体内的骨头按照庞大公牛的顺序在转动，头上也硬邦邦的，似有角正在长出来，手正在变成粗大的蹄子。小孩走过去后，停下来怜悯地看着我。他的大水牛用脚在地上刨了几下，噼噼啪啪地将一堆热气腾腾的大粪屙在我面前，我被带着沼气味的牛粪一激，清醒多了。一切持续的时间很短，但一个狂人的瞬间已经从我的身体里穿越过去了。 第4章 指甲和猫(1) 库工绍振国死了，只有几个人去送丧，去的人也仅仅是出于同情和职责。因为平时和他接触的人特别少，他在202地质队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当讣告张贴在宣传栏里面时，好多人才知道单位上有个人叫绍振国。连以前认识他的人也是在这时才想起来，他们以为他早就不在单位上了。油库在一个静僻的小山背后，送丧的时候有人恍然大悟似的掰指头一算，才发现他一个人在那里已经呆了十年了。 我刚从学校毕业就和绍振国在一个分队工作。那时候分队在川黔交界的一座大山上搞磷矿勘探。绍振国是放炮工，分队的人都叫他绍大炮。这个绰号与他的性格截然相反。他养了两只母鸡，养得很仔细，给母鸡吃的面条都要用剪刀铰成一公分长，还要煮烂。说是怕鸡吞不下去，咯鸡脖子。他最爱涂红油漆，他用的桌子、椅子、柴刀、拄路杖和放炮用的起爆器，甚至脸盆和筷子都被他涂得红红的。他说主要是它们掉了好找，红色抢眼。油漆是分队的，只要不偷回家，再怎么用都没有人说。他把他的一双反帮皮鞋也涂上了红油漆，走起路来像踩着两团火，在老远的山坡上走也能一眼认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笑他，说他神。他也忍不住笑，抿着嘴笑，似乎一张嘴那外突的门牙就会飞出来。那个时候我有点看不起他，具体到哪一些事情我又说不出来，反正就是觉得不怎么顺眼。我才参加工作，因此特别积极，像新兵连那种被称为“新兵蛋子”的新兵。有一天绍振国捧了个刚刚生下的热鸡蛋，叫我给他称一称有多重，因为我是搞岩矿鉴定的，我管天平。我也不知道一枚鸡蛋有多重，所以也非常有兴趣地给他称了，六十四克，一两二还多一点。他非常高兴，他说那些农民的鸡蛋要十一个甚至十二个才有一斤。第二天他又来了，他想知道是比昨天的重了还是轻了。我正忙着，他说就一哈哈（一会儿），就耽搁你一哈哈。一称比昨天那个重了四克，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像多得了四克金子。第三天他刚捧着鸡蛋过来我就故意转身不理他，他涎着脸喊我称我就火了，我说：“这么精密的仪器怎么能天天给你称鸡蛋！”他嗫嚅着说：“是公家的，又不是你私人的。”我哗啦一下把钥匙砸在办公桌上，要称你自己称。我知道他不会读天平。他灰着脸走开了。几天后赶乡场，分队好几个人下山去买了些鸡蛋，不知怎么来了兴趣，也要称一称自己的鸡蛋最大的有多重。称完后叫绍振国把他的鸡蛋拿出来，看到底重多少，因为他们都知道绍振国的蛋绝对比他们的大。绍振国懒得和他们说，装作没听见。他们用“绍大炮的蛋”这种话来取笑他，他也只是赔笑，不还击也不把鸡蛋拿出来。我知道他在心里忌恨我，但我一点也不怕，心想你放炮的我又不求你。两年后矿区勘探搞完了，分队转移到另外一个矿区，人员重新组合。我回到队办当秘书，绍振国又放了两年炮，然后才回到队部，去看守油库。 绍振国在世时，始终是老实和本分的化身。有人私下告诉我，说你不要看绍大炮现在那个样了，他年轻时还红过一阵哩。就是因为有一次单位上搞普法教育，专门去监狱联系了几个犯人来“现身说法”。布置会场的时候，绍振国说了句：“犯人同志们，请你们在你们的位置上坐好。”就因为把犯人们称做“同志们”，一身红透的绍振国一下子全身透黑。我老想看看他还有没有过去“红”的时候的一点影子，但始终没有看出来，连说句话都怕兮兮的，像老猫打呵欠一样软弱无力。我便怀疑他真有说那句话的时候和机会。 我在队办当秘书的时候，地质队是最不景气的，下岗人员一年比一年多。那还是1987年，大多数中国人还没听说过下岗，更没尝过下岗的滋味。队领导们每年为岗位安排问题都要开特别会议进行专门讨论，完了总是少不了让一些人堵在办公室或者家里讲理，理讲不通就大骂大泼。这种理哪有讲得通的时候？软的不行来硬的，威胁说你们一家人出门的时候给老子小心点，要不就故意喝点酒然后扬言要放某某的血。那一回不知怎么就想到了绍振国。副队长老龙说，派一个人去守那些破烂干什么？把值得了几个钱的东西清理出来，能卖当废品卖，不能卖就入库，把地盘租给别人搞其他的，那么大一块地盘，少说一年也要捡个十几万。我刚被提升为队办主任，队长问我的意见，我说派一个人去的确没有必要，一年还要发几千块钱的工资，不过那地方偏僻了点，不一定租得出去。老龙说，绝对能租出去，偏有偏的好处，搞养殖，或者搞污染大一点的什么厂，那块地盘太舒服了，如果我不上班，我一定要去办个养鸡场。于是经过研究决定，让绍振国先下岗。 下岗通知是我去送的。为了郑重其事，同去的还有管人事和后勤的负责人。 油库离大队部三公里，不远，但只有一条便道相通。以前之所以选这么个偏僻的地方，是因为油料是特殊物资，当年地质队在采购和存放这些特殊物资时有点特权，这种特权主要是建立在油料等被称为紧缺物资的基础上。后来遍地是加油站，油料也就不紧缺了，除了人民币别的什么物资也不紧缺。我们的油库也因此失去意义而只能成为堆放旧机器和空油桶的仓库。 绍振国有点受宠若惊，因为平时很少有人到油库来看他。但他并没有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去坐，他谦卑地温温地笑着站在门口。 人事科长结结巴巴地把话讲完，绍振国还是那样一副表情。没有愤怒也没有惊讶，一时搞得我们几个人有点难堪。直到一只浑身虎纹的猫从他的脚边出来，他才假假地咳了一声。那猫走到一边呜呜地发着威，长长地拉着身子，尾巴像桅杆一样直竖起来。 人事科长慎重而又冷酷无情地说：“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决定，这是队上的决定。” 和他刚才结结巴巴的宣布判若两人。我想一定是绍振国那声假咳使他威风起来的。 绍振国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们一眼。 “我又没有犯什么错误。”他说。 后勤科长说：“这不是你犯没犯错误的问题，这是队上的安排。” 我立即接过话说：“我们知道你一直干得都不错，我们也知道让你下岗你一时不好接受，这换了任何人都一样。问题是现在这个油库已经没有看守的必要了，单位上另有打算。” 他把脸微微地调向一边，好像在认真听我们的话，又好像自己为什么事入了迷，根本就没听见我们说了什么。 绍振国一声不吭。 我们说完这些就走了。 可绍振国并没有离开油库。我去催了他几次，叫他搬回队上来住。我都是对着房子大声说的，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每次我都还没走拢他就躲了起来。无论我怎样突然袭击，到了油库后再也见不到他了，门开着，却不知道他人在什么地方，怎么喊也不会钻出来。只有那只猫，双眼发着绿光，吃惊地看着我。队上已经把他的工资宰了一大截，只发给他下岗工资。他没到办公室来闹，也不来领。就像他已经从我们周围消失了一样。 而油库的清理工作也一直没有进行，招租广告打出去后，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感兴趣，轮到要签合同的时候却一个也没弄成，不是嫌租金高就是嫌它离城区太远。 没想到有一天他却自己来找我来了。 第5章 指甲和猫(2) 单位上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考试，不知道发试卷的人怎么把绍振国想起来了。这种考试年年都有，不考不行，一般情况下都有标准答案。结业证（每回考试都要发结业证）是我和秘书小王填的，填好后还要加盖单位的公章，为了加快速度，我和小王一个用红把子盖，一个用钢戳子戳，这种结业证谁还会当回事呵？因此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绍振国会来找我。他一脸讨好地笑着，他变得又瘦又黑，像是从煤堆里拱出来的。外突的门牙好像长得比以前长了许多，皱巴巴的嘴皮用劲地包着它们，我觉得有点像大猩猩（我很惭愧我怎么得出这种印象）。他小心翼翼地述说着他找我的理由。他说我们发给他的结业证和别人的不一样，别人的是钢印，而他的是红泥印。我嘲讽地给他解释说，只要是个章巴巴就行了，红的白的都一样。我一边说一边给自己点了支烟，我不想再和他说别的话。他等我头脸周围的白烟散开后向我倾了倾脸。 “麻烦一下，请、请、请你给我的改成和他们一样，要、要、要得不？” “你要这个本本有什么用？” “嘿……嘿，反正是队上发给我的。” 我说：“有个本本就行了，表示你学习过了。” 这时有人来找我了解单位上安装内部电话的情况。绍振国很自觉地让到一边，但他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对他说，本本就像那个样子，没有必要重新盖过，我忙得很，叫他不要在这里影响我工作。 谁想就要下班的时候他又钻进来了。他不依不饶地说：“就耽搁一哈哈，戳一个钢印就行了。” 我生气地扯过他的结业证砸在桌子上。 “神经病！” “嘿嘿嘿，一哈哈，一哈哈就行了。” 我打开柜子把钢戳子拿出来，差点给他把结业证都盖穿了。他哈着腰，一连说了几个谢谢。 他照样还是下岗职工，已经好几年了。 后来他生病了，我是去给他送毛毯和选民证时知道的。单位上那年炼出四千两黄金，就像叫花子捡银子，拿不定主意怎么用，队长想了半天就给每个职工买了床毛毯。 那只猫坐在门口晒太阳，一副心逸日休别无所求的样子。它已经老了，它周围不时飘舞着从它身上脱落的绒毛，这些绒毛很轻，没有一点光泽，所以在空气中很难让人发现。绍振国躺在床上，他在门上绑了一根竹竿，另一头搭在他的枕头边，看样子是为了方便睡在床上开门关门。我还没走拢他就把门拉开了。 “绍大炮你是不是生病了？”我问他。 他窸窸窣窣地动了一阵，嘿嘿嘿地笑着说，“不晓得是啷个搞的，周身都不安逸。” 我感到有一种东西正在他身上缓慢地发生作用，他的身体将会越来越轻。这种感觉非常尖锐，使我一下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 “你去开药了吗？” “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哪有生病不吃药的道理？” “我晓得，药对我是不会起作用的。” 我把毛毯和选民证交给他，要他务必在投票的时候到场。 “要得。”他说。 我看出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我便第一次有耐心地等着他。他推了一下竹竿，门关上了。 “我想请问你一件事。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什么事你说吧。” “我想请你帮我打听一下，哪个地方在收指甲？” “哪里会有收指甲的，拿去做啥子？” “做药，”他肯定地说，“我听说过的，做药，一百二十块钱一两。” “你存了好多？” 他神秘地移开脑壳，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面装了：半袋令人作呕的指甲。 我不愿看第二眼，我忙说我给他问问，看是不是真有人要。 “你怎么不用指甲试试你自己的病呢？”我多余地问了一句。 他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很难受地把头扭在一边，怎么也不理我了。我刚出门，他就用竹竿把门关上了。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把刚才的事当成一个笑话讲给大家听。 他们说，“他还很有点经济头脑呵。” 我并没有忘记提醒工会干部，绍振国病成那样了，怎么也应该去关心一下。几天后，工会的人说，他们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医生说必须住院治疗。我们便同时想到是不是和他家里的人联系一下，来个人照顾他，这之前由办公室的人轮流护理。他全身难受，那种不知所措的难受。护理他的人咳一声或者有点什么别的表示（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表示，是他自己觉得别人有表示），他就像做错了什么一样，干笑着，讨好地腆着脸。绍振国在医院住了四天，最后一天下午他却突然失踪了。开始我们以为他是上街给自己买什么东西去了，可到半夜还没回来。忙派人到油库去找，我们设想他可能去的第一个去处就是油库，他不在。几天后，有人在森林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正是绍振国。 他静静地躺在一丛苦蒿里面。一对准备在那里偷偷狎戏的年轻人发现了他。他们开始还以为绍振国是有意躲在那里看，那女的骂他老不要脸，那个男的则过去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但立即他们就被吓坏了，他们跑到人多的地方说，山坡上有个死人，他们夸大其词地描述了一通他们看见的“惨相”，使那些不知底细的人都以为那是一桩刑事案件，但法警和医院的、医生以及202地质队的人否定了这种说法。唯一不好解释的是，他到底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因为他住进医院后就没再吃一点东西，而他此时又病人膏盲。 真没想到他会采取这种死法。我们坐待事态的发展，因为到时候他的亲属来了肯定要向单位“讨个说法”。在我们看来单位上并没有任何责任，谁也没有责任。但我们还是做了些准备，比如抚恤费的问题——如果他的子女没满十八岁的话，他们可以按月领取三十块钱。但两个月后我们却得到确信，他在别处没有家，他没有结过婚，自然也没有儿女，而且幼失怙寺。 这让所有的人又一次始料未及。 油库请理工作终于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决定由队办负责完成。队办秘书小王是个女的，这种事情自然不会落到她头上。她还没有流露出半点不情愿我就主动说：“我去，办公室有事你打手机给我就行了。能处理你就处理，不能处理等我回来再说。” 清理工作整整进行了一个星期，这是我预先一点也没有料到的。有些东西丢了可惜，留着又没多大用处。我把它们通通叫鸡肋。当然同时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居然清理出一整桶柴油和半桶机油，还有一台从未用过的直流电动机，还没开封。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开始时抱怨我怎么找他们来干这个活，可越到后面他们越干得起劲，一旦从里面掀出什么多少有点用的东西，他们中的一个就会兴高采烈地来向我报告。我在绍振国以前住的那间值班室安了张桌子，对清理物资进行登记。越到后面，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像一个正在起步的资本家。 被清理出来的东西堆在坝子里，因此每天晚上都需要有人照看。我试图安排那四个工人轮流值夜班，我刚开口他们就鼓起灿烂的双眼：放你的狗屁！于是我在绍振国住过的屋子里住了整整四个晚上。 虽然我自认为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想到不久前睡这屋的人已经死了，还是多少有点胆怯。而且屋子里的霉味和肮脏的尘垢，老是让我想起慢慢阴阴不苟言笑的绍振国。 有一天晚上我刚睡下不久，就听见外面的席子哗啦地响了一声，好像有人在取什么东西，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我立即想起曾经听过的传说，是不是绍振国回来收他的脚印来了？据说人死了都要收脚印，要把在人间留下的脚印都收走才能过得了“奈何桥”。我睡意顿消。过了没多久，屋子里又窸窸窣窣地响起来。听了一阵，终于明白是耗子。开灯一看，一个红色的笔记本躺在屋子中间。我怕染上鼠疫，没敢用手去翻。我用一根细铁丝把它拨开，纸已经发黄了，上面画的符号让人莫名其妙。这显然是一个日记本，因为有日期，是1972年的，但日期下面不是写的汉字，而是简单的圈和叉。 1972.7.21.音.〇〇 1972.8.22.青天.x〇 音和青可能是阴和晴。绍振国是小学二年级文化，他画这些圈圈和叉叉肯定是只有自己能懂的文字。除了圈和叉，有些地方加有你、我、他这类的人称代词。 我索性翻身下床，看别的地方还有没有日记本。用他原来撑门那根竹竿捣了一阵，又掏了五本出来。让人泄气的是里面写的都一样，还是叉和圈。只有其中一个本本上多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几个字。但同时我又发现，本子上每到年底，有多少个叉和圈都有统计。而且越到后面几年，圈越来越多。我想起自己和他打的几回交道，他是打圈还是叉呢？第二天我回去把自己的日记找出来和绍振国的日记进行对照。宣布他下岗那次是这样记的： 他们我〇 〇 他来找我改钢印那回是圈中间画了一个叉。我去给他送毛毯和选票那回什么也没有，他已经在此之前停止记“日记”了。 我突然间明白了，“〇”是说对了话或做对了事的意思，“x”则正好相反。 我一下觉得天地间变得很静，心中有一片风轻轻荡漾着。 开始清理油库时，绍振国喂的那只老猫还在，但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它了，它也像绍振国一样不声不响地消失了。 第6章 树上的眼睛(1) 我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舅舅。老家的人偶尔来贵阳，或者在什么地方与他们不期而遇，只要提到我的舅舅，他们就会哈哈大笑。 舅舅七十岁了，从我母亲嫁给我父亲那天开始，他就等着我们一个个出生，然后给我们当舅舅。也就是说，他以前并没什么特别之处。1976年，他的双腿在水库工地上被压断了，成了一个矮别人一截的小老头。从那以后他哪里也没去过，整天坐在屋檐下编筐、编箧、编筛子、斗箕，凡是用竹子编得出来的，日常生活用得着的东西，他都能编。每到赶场天，表哥何国良把他编好的东西挑到香溪去卖。 虽然编了几十年，舅舅的手艺一直没什么长进，编出来的东西蛮笨，蛮笨的优点是结实耐用。三十多年来，这些粗笨的篾器进入家家户户，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行头用具。我想，乡亲们的审美水平因此止步不前，舅舅是难辞其咎的，因为耳濡目染嘛。好在乡亲们历来对好看呀美呀什么的嗤之以鼻，认为有实际的用处才是最高境界。 舅舅名声大噪之前，村里人常常看到他编的篾器，但很少看到他本人。因为失去双腿后，他的活动范围最远不会超过五十米。一般来说以屋檐为界，特殊情况下达到院子以远，三十岁以下的人有的一次也没见过。如果因为什么事去他家，看着他时，出于礼貌，不去看他的腿，也不丈量他的身高。可他看着你时，总是用一种不服气的眼神丈量着你的身高。 舅舅走路靠两张板凳。双肘支撑在板凳上，身体向前荡一下，挺直身体，移动板凳，再荡一下。每荡一下就是一步。当他用只剩下一半的大腿立在地上时，如果你正好在他身边，你的大腿的相同部位会有一种痒酥酥的害怕的感觉。 他身上的每件东西都很特别，但没人想要这些：短柱似的大腿上穿着他自己编织的草鞋，是用精心挑选的糯谷草做的，刚做好的时候像两个圆圆的金黄的大饼；手肘上绑着磨得发亮的橡胶，这是开小四轮的冉良坤送给他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张总是怒气冲冲的脸。 对一个哪里也去不了的人，他的怒气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要正确理解却又是很难的，天天和他在一起的人不可能不遭受折磨。我去看他，他当然不生气，但因为平时常生气，脸上的扭曲日渐严重，即便他没生气，你也会误以为他对你有意见。有时候，他看着你，脸上露出一副奇怪的表情。像要把谁大骂一顿似的，就像他虽然脾气暴躁，但由于心里纷乱，使他没法把想到的事向别人说出来。看上那么两三分钟，扰乱心绪的东西终于被压了下去，他到屋子外面转一圈再回来，怒气并未完全消失，却多了一层不解与狐疑。 换一个地方，也许可以给他买辆轮椅。可是在冉姓坝不行，至少对舅舅来说不行，他家在一面山坡上。院子很小，正对面有一片茂盛的竹林，竹林外面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小路上有青石垒砌的台阶，或者被雨水冲刷出来的浅沟。小路穿过稻田，走上一条乡村公路，乡村公路蜿蜒至镇上，镇上的沥青路可以到达北京、上海以至更远的地方。但是，对舅舅而言，他只能是屋檐下的一个小黑点。这个小黑点抬起头，只能看见一块形状不规则的天空。即使有轮椅，他的活动范围也不会超出院子。 我特地给他买了一副望远镜，让他不时到竹林边去，往马路上看看，往村子里看看，消消气，多活几年。我以为看远一点，知道的事多一点，他的脾气说不定会小一些，这样不光对他自己的身体好，对家里人也大有好处。 给他送望远镜去那天，我把他背到竹林外面的小路上。当他从望远镜里看到马路上一条被嗅觉引领时而小跑时而停下的黑狗时，他脸上的笑容天真得像一个十足的大傻瓜。通过望远镜，能够清楚地看见狗嘴流出的哈喇子和云钩似的尾巴上的绒毛。拿开望远镜，他用肉眼看了看，发现他居然是自家的狗，他像受到善意的愚弄似的开心不已。 “它天天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从来没有看得这么清楚过，它的尾巴上有个瘩子，嘿，狗也长痦子。” 其实不是痦子，是被什么毒虫叮咬后留下的红疙瘩。 接下来我们还看见在地里锄草的春梅和她大姐。春梅是个胖姑娘。她们一边干活一边说话，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她们的嘴一动一动的，却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不过这比听见她们说什么还好玩。 看走在马路上的人也很有意思，凭眼睛看，每个人走路的样子差别并不大。但是用望远镜一看，区别就出来了。有人走路一跳一跳的，就像腿上装了弹簧。有人走路根本不看路，满脸心事，任凭双脚把他往前面带，踩到石子或者牛粪了，离双脚最远脑袋首先反应过来，但脑袋之下的身体想停止已经来不及了，这时那副表情不是懊恼，而是傻里傻气，有如梦里醒来。有人走路脚后跟先着地，舅舅叫这种人“大马瘫”，这种人的脚板往往比较宽，身上的力气大，但行动迟缓，走路时喜欢东张西望。那些脚尖先着地的人则正好相反，舅舅叫他们“机灵鬼”。舅舅不喜欢“大马瘫”，喜欢“机灵鬼”。我和他相反，总觉得人越机灵，越爱占小便宜。我们没搞争论，因为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下一个观察目标上去了。 这天晚上，舅舅的笑容把全家人都传染了。连对他早就厌烦透顶的表，嫂也忍不住说：“我以为早就不会笑了哩，要是天天都像这样子，我煮的饭都要香些。” 我对大表哥说：“让他在小路上看一阵后换个地方，不能叫他老在一个地方看。”大表哥说：“没问题，只要他高兴，就是爬到树上去看都行。” 大表哥不过是打一个比方，可舅舅却听进去了。我离开老家后没多久，我妈就打电话给我，说我舅舅现在天天上树。 “他自己爬上去的？” “不是，是你大表哥把他吊上去的。” 舅舅专门编了一只大箩筐，用上等的棕丝纺了一根长绳子，然后钻床底下把几十年前从水库工程拿回来的一个滑轮找出来。他家竹林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板栗树。每天大表哥下地之前，把舅舅装在箩筐里，用绳子和滑轮把他吊到树桠上去，回家吃饭时再把他放下来。我妈说，舅舅现在心情好得很，下雨天不上树，仍编筐，编的筐也比以前好看些了。 我有几分得意，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既实在又简单的事情，能够让一个心情压抑的人快乐起来，应该比造七级浮屠更有功德吧？ 几个月后应本地一所大学邀请去讲课，讲“文学与传媒”，不是一个讲座，而是正儿八经的课程。我没上过大学，现在却要去大学当老师，觉得这事意义重大。生活中凡是有重大的事我都要回老家看看父母，这次也不例外。 还没进村，我就听到了舅舅的笑话，一位在林业站当所长的同学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我舅舅在树上看见有两个人偷情，他用喇叭朝他们喊：“对面山坡上的，包谷林里那两个，我看见你们了，你们那是在干啥子，笑人呀不。”两个人忙蹲下去。可玉米只有筷子那么高，什么也遮不住。舅舅说：“蹲下去我也看得见。”两个人急切地想找个藏身之处。舅舅说：“不要藏了，各自回家吧，你们哪样都没有做，我可以证明。” 他什么时候有个喇叭呀？回到家才知道，是他侄儿给他的。他侄儿在城里收荒货，骑着一辆三轮车，手持喇叭，走到某幢居民楼下面，也不管人家是在吃饭还是睡觉，扯起嗓门就喊：“有废书废报啤酒瓶的拿来卖！”前不久改行卖水果去了，把喇叭带回来给了他大伯。 这就是说，自从他有了望远镜和喇叭，冉姓坝人就没什么秘密了，他把他们的秘密全抖搂出来了。 那天梁书家的顺手摘了别人的一个瓜，舅舅看见了，他说：“噫，你家菜园里没有啊，一个瓜都要偷人家的。”梁书家的把瓜藏在衣服下面，舅舅说：“那么大一个瓜，藏得住呀？”梁书家的把瓜丢进草丛，不敢要了。但舅舅仍然不放过她：“有你这样糟蹋圣贤的吗？摘下来又丢了，又不是河沟里的鹅石宝（鹅卵石），那是一个瓜呀。”梁书家的被逼急了，望着舅舅的方向破口大骂。她的话舅舅一句也听不见，舅舅说：“你在给梁书念经吗？要念回家去当着他的面念呀，隔山隔水的他哪里听得见。” 诸如此类小偷小摸的事，全都逃不过舅舅的望远镜和小喇叭，他成了乡村道德的评判者和监督者，凡是他看不惯的事都要说，他也敢说。 他有时也会回头看看院子里的狗，看看院子里的鸡。看见狗撒欢，他说它，高兴啥子哇你？你又不是乡长，天天都有人舔你的肥捧你的骚，不晓得有啥子好高兴的！看见母鸡从鸡窝里出来，咯答咯答地叫，他斥责它下的蛋太小，不应该“个大个大”地自夸。母鸡不叫了，躲到看不见的地方找虫虫去了。他回过头继续批评狗：“你呀，光晓得吃饭，连个麻雀蛋都生不出来。” 我去舅舅家时，天色已晚，路过一片玉米地，听见玉米叶被锄头碰得哗啦响。心想，农村人和城里人区别太大了。在城里，即便是吃低保的，这么晚了也不至于还要干活，尤其是这么累的活。我上中学时，从学校一回来就帮父母干活，夜里栽过烟苗，犁过稻田。新栽的烟苗由于须根被拔断了，加上手掌的温度，栽下去后处于半枯萎状态，白天栽容易被太阳晒死。夜里铧田则是为了抢山水，在大雨停歇前不把田犁好，大雨一过，树林里没水流出来，弄不好插不成秧，耽误一季收成。 生活在这种地方，那就，必须得这么干，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并不觉得累。但有时会有一点点懊恼：一辈子都在干这些，怎么永远也干不完呢。有时还会有一种模糊的忧伤：我们真的是这些土地的主人吗？为什么过得这么难呀？不过，在某些时候，心头又会涌起对锄头的爱，对和自己一起干活的人的爱，对玉米叶沙沙作响的爱，觉得别人也这样活着，自己当然也应该这样活着。于是，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这时锄头便像长了眼睛一样，在密密蓬蓬的植株里左冲右突，野草皈心服法地倒下，玉米像不堪娇羞小女孩一样，浑身战栗，保证自己一定好好生长。 “还看得见吗？小心挖到脚指头！”我故意大声说。回到老家，用他们熟悉的戏谑的语气和他们打招呼是他们最喜欢的，他们会觉得你没有忘本。 锄头停下了，但没有出声。 我用手电晃了一下，虽然只晃了一下，但我认出来了，正是那个在玉米地里和情人幽会被舅舅搅黄的小媳妇。我的尴尬真是无法形容，即使绕地球一圈回来，也仍然会觉得尴尬。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尴尬。 我想说，对不起，不知道是你。但这样说显然不对，我的本意是不知道是个女的，而不是另有所指。但一旦开口，似乎总是另有所指。我说：“这地是你家的呀，我不知道是你家的。” 我的声音变了，从冉姓坝的声音一下变成某种办公室的声音。除了有点虚伪，还有几分冷漠。好像有点儿怕她。我觉得自己真是莫名其妙。 “是田表叔呀。表叔你回来了？”她倒没半点尴尬。 “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还没薅完哩，薅完这点就回家！”她爽朗地说。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或者还有什么好说的，走了两步，并没有想到马上离开，但她的锄头已经哗哗响起来，我解脱般地加快了步伐。 舅舅家已经吃过饭了。我一到，表嫂忙又去煮饭。在冉姓坝这里，招待贵宾就是煮饭给你吃，不管你吃过与否。 舅舅和大表哥在看电视，大表哥才四十岁，老相已经刻在脸上了。可他的眼睛一盯到电视上就像十多岁的孩子一样满脸傻乎乎的，把电视里的一切都当成真事，从不怀疑。这方面舅舅和他差不多，但他看电视不像儿子那么认真，看不了多大一会儿就会把头勾到胸前，不时抬头看一眼，迷迷糊糊的，直到关机才彻底清醒过来。我进屋后，刚开始他们都很兴奋，但没过多久就恢复了常态，难为情地保持着某种庄重，还有几分木讷。大表哥以素有的顺从听我和舅舅讲话，不时瞟一眼厨房，就像担心表嫂忙不过来，但他一次也没有起身去帮忙。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怎么没有看见你？”舅舅问，仿佛我从他的望远镜里悄然潜回而他居然没看见，他有些不甘。 “三点半，同学开车送我回来的。”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是哪个同学？”舅舅认真地问。 直到我把这个同学的老家在哪儿，父亲叫什么名字，老婆在哪里上班等全都回答清楚，舅舅才继续问下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他对上树以来的生活有何看法甚至总结，虽然他不甚明了什么叫“看法”，更不会以用什么总结去安排下一步的生活。因为我在办公室呆惯了，这两个词不但成了常用词，有时还是关键词。我把话题往这方面引，每当他应该交出他的看法或总结时，他只用半句话或者一两个字就把我打发了。 问他为什么看人家送块腊肉给村长也要说，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好耍。”他说。 有人对被看得干什么都不自由，总觉得背后有双眼睛，颇为难受。 他说：“我才不管。” 我说，除了看人，还可以看看树呀、鸟呀，尤其是鹰，鹰不但抓小鸡，还在空中扑别的鸟。他说：“没看头。” 表嫂把饭菜摆上桌，我只吃了半碗，大表哥和舅舅则吃了两碗，就像他们的肚子随时有空隙，只要有饭就能填进去，并且速度极快，吃菜的声音很响。 吃完后，舅舅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打盹，一会儿打盹，一会儿醒来，每次醒来都能接上中断的话。我叫他去睡，他说他的瞌睡又没来。我知道他是为了留下来陪我，以为这是对在外工作的人应有的尊重。 第7章 树上的眼睛(2) 我问大表哥最近怎么样，他叹了口气，说：“地里的，屋里的，一年四季都是那些活，没什么区别。”他用软弱的、黯淡的眼光看一眼轻声打鼾的父亲，红着脸说：“你不晓得……以前他们有事都要叫我的，现在不叫我了，叫得少了。” “他们”指的是村里人。 “为啥不叫你？” “还不是爹，他把好多人得罪了。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 他的意思是，以前别人家的活干不过来就来叫他，他话不多，脾气又好。这在其他人的眼里并不是一件好事，可舅舅得罪的人太多了，他们不再叫他了，他有些失落。 “有人来找他，和他吵架吗？” 大表哥笑了一下：“哪个敢找他！他们知道他的脾气，不安逸的事只和我说，不会和他说。”他摇了摇头，“早晓得他那么爱管闲事，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他上树。” “可他呆在家里也不行呀。他现在的心情不是比以前好多了吗？” “这倒也是。”大表哥同意道，“不该管的不要管就好了。” “他哪里分得清哪些该管，哪些不该管。换成你，恐怕也分不清吧。” “可他越管越宽了。”大表哥不紧不慢地表示同意。 “要是下雨天上不了树，他对哪个都看不惯，就像那雨是我们叫它下的，是我们这些人不准他到树上去。这是天家的事呀先人。硬是烦得很。”大表嫂对我说。看得出，她对公公的不满远不止这些。 “人老了嘛。”大表哥嘟囔道，“活一年是一年。” “放心，他会长命百岁的，一到树上就眉开眼笑的高兴得很，说不定我们都死了他都还在树上。”大表嫂阴阳怪气地说。 大表哥逆来顺受地看了老婆一眼，叹了口气，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 “以前还编个筐卖点钱打零花，现在筐也不编了。要说哪个心头安逸，那是不可能的。家务事那么多，腿不行么手没有问题嘛。一天拿起个喇叭管别人的闲事。吼饿了比干活的人还吃得多！” 我假装什么也没听见，但脸上的不悦已经藏不住了，她也太放肆了。 “摊上这样的老人，我们对他算好的啰，吃的穿的，从没瞒过他。沙田湾那家，你晓得不哇，那个老太婆，已经老之不堪了，爱抽叶子烟，爱喝酒。叶子烟是她自己种的，老了，锄头举起来拐几个弯才挖下去，锄板不往土里钻。土挖得浅，又没力挑粪淋，长得死瘪瘪的。就这点烟，儿子还和她抢着抽。那个挨刀的，又懒又馋。他要是在街上打点酒，还没到家就喝完了，一滴也不给老娘留。还是姑娘心疼娘，十天半月的打一斤送去，叫老娘喝两口后藏起来。枕头底下，门旮旯，灰堆里都藏过，可哪里藏得住呀，每次都被那个挨刀的找到了。” 这时舅舅突然醒来，大声问：“藏啥子呀藏不住。” 他把我们都吓了一跳。 “啥子也没藏，我在给表弟摆龙门阵。”大表嫂笑着说。 舅舅保持着尊严，不紧不慢地吩咐：“等我死了，你们不要把我埋到地里，你们把我挂到树上，这样竹儿回来的时侯我就可以看见。” 大表哥和大表嫂愣了一下，随即眼圈红了。竹儿是大表哥的女儿，几年前跟一个能说会道、收集民间歌谣的人走了，至今杳无音信。 隔日早晨，我离开了冉姓坝。太阳还没起来，薄雾在山涧飘荡。公鸡嘹亮的叫声在村舍里如同老友道别。公鸡叫的是“各哥喔的各哥喔哟”，我听着像是在问“什么时候回家来哟”。 我穿过田野到公路上去等车，脚下深沉的土地发出的深重气味让我接连打了几个喷嚏。我无论到了哪里也牵挂着的这个地方，似乎总是在痛苦与烦扰的边缘徘徊，被某种焦虑催促得步履蹒跚。我从不觉得这里有多么美，但这里的一切总是让我心疼。每次回来都觉得索然寡味，一旦离开却又朝思暮想。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正在上课，手机震得我大腿麻酥酥的，我毫不犹豫地把它掐掉，不一会儿又震起来，我连掐五次也没掐掉，只好到教室外面去接，居然是大表哥打来的。他带着哭腔说，舅舅惹祸了，镇政府准备把他告上法庭，我如果不去帮他，恐怕舅舅就要坐牢了。 下课后，我往老家打了几个电话，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并不复杂，镇政府搞招商引资，引来一个餐饮娱乐项目。投资方看中了银鱼水库，山上树木葱郁，山下碧波荡漾，离公路又近。香溪镇是辣椒集散地，从第一个红辣椒出来那天开始，上万商贩蜂拥而来。香溪镇本来就是个大镇。两年前一个叫纸房的地方因为开采金矿，把山沟里的人全都迁到镇上来了，每家一笔不菲的搬家费，那些年轻人也是敢花钱的主。在离香溪仅两公里的地方搞一个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山庄，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工程还没动工，水库下面先立了一块巨大的牌子。画面气势恢弘，湖光山色的前面坐着两个帅气的男士，一位身着运动服，脖子上挂着毛巾，看样子刚打完球回来，桌子上摆着网球拍。另一个年纪稍大，身披浴巾，煞有介事地指着画面之外的某个地方。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三位身着薄纱笑容可掬的姑娘托着盘子，盘子里是诱人的玉液琼浆和颜色鲜艳的水果。她们的****清晰可见，也像两粒熟透的水果。远景一半是水一半是山，水边，举止优雅的男女在别墅似的建筑物下面漫步。画面左边压在云彩上有四个飞翔的大字：银鱼山庄。 舅舅离广告牌不算近，可通过望远镜里，画布上因分辨低出现的布纹格子也能看见。他以为是放电影，电影队已经二十多年没有下乡了，他很激动。用喇叭叫大家早点吃晚饭，吃好了扛板凳去银鱼水库占位置看电影。他对那三个什么也没穿似的女子不大习惯，但他完全能够正确理解，虽然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如何理解的。 大表哥解释了好几次，舅舅才相信那不是放电影。几天后，当挖掘机、推土机开到大坝下面，为破土动工作准备，据说一旦上马，将有十倍的机械和车辆开进来。 舅舅很不喜欢这事，他立即用喇叭和望远镜进行抗议。他的抗议辞倒没什么特别的，无非是“哪个敢在银鱼水库挖一锄就是挖他自己的祖坟。”“修水库的时候你们抬过一筐泥吗？打过一次夯吗？现在说修山庄就修山庄，哪个给你们的权利呀？”“反正我没有双脚都活了几十年了，早就活够了，你们要在银鱼水库埋人先埋我吧就，我冉广贵不要这条老命了。”如此之类的昏天漫骂和夸大其词的警告。如果没有喇叭，即使站在推土机前面骂出这些话人家也可以不理他，用上喇叭就不一样了，喇叭把他的声音扩大十倍，他的声音传出去又被山坡挡回来，在村子上空回荡。加上他又有的是时间，只要看见推土机旁边有人他就骂，管他是镇里来的干部还是看他稀奇的村民。 冉姓坝人把开口说话叫开腔，但舅舅宁愿把它理解成开枪。“别人不开枪我不能不开枪！”他理直气壮地说。 第8章 树上的眼睛(3) 舅舅的腿就是修银鱼水库的时候断掉的。那年公社书记发动全公社的人在银鱼洞下面修水库，书记说要吃白米饭就得拼命。自古以来，冉姓坝除了洼地里有几丘冷水田，四面山坡都是玉米地。他们不叫玉米，玉米二字太洋气了，他们叫它“苞喔”。地里只出苞喔，那就只能吃苞喔。那些饭量大的人，就叫他苞喔口袋。不常吃的人，偶尔吃一顿还觉得好吃。上甑前用柔软滋润的大米饭打底，蒸熟后拌一下，吃起来又香又软。一年四季吃苞喔饭可是另外一回事，里面一粒米也没有，玉米面一见风就变硬，吃进嘴里满口钻，要用舌头把它团到牙齿底下才能咀嚼，嚼起来像嚼沙子。嚼得太阳穴发烫，终于嚼软了，使劲咽下时眼睛鼓凸，眼珠子都要被挤出来似的，眼眶里涌出泪花，喉咙像被什么东西毛糙地刮了一下，一团坚硬的包谷饭这才踏实地落到肚子里去。玉米少有新鲜的，收回来就架在炕架上，烘干后再移到楼笆上面储存，不管什么颜色的玉米全都被熏成黑黄黑黄的苞喔，吃起来有股呛人的烟味儿。 公社书记又矮又胖，走起路来像打滚似的。他干劲十足，吃住在工地上，以一块门板当床，用装水泥的纸袋当被子。他有一个铁哨子，见到不合心意的事就把铁哨子吹得刺耳让你头皮发麻。天不见亮就催工干活，干到伸手不见五指才收工。谁在路上掉了一块土，或者没把挑土的筲箕装满，他悄悄走上去，突然把哨子一吹，把人吓，导双脚直跳。谁敢骂他，他就不用挂在胸前的公章给他盖“泥巴票”，没有“泥巴票”生产队的会计就不给他计工分。 舅舅对此毫无怨言。 有一次县长来了，站在山坡上讲话：“贫下中农同志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才是我们的好兄弟，我们要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为解放全人类而共同奋斗！今冬明春，我们大干快干抓革命促生产……”为了听领导讲话而歇憩的农民坐在扁担上或者背篓上，若有所思地卷着叶子烟，懒心无肠地说着家长里短。等他们重新背上泥巴，怎么也不可能把背篓里的黄土和解放全人类联系起来，不知道这和坦桑尼亚人或者阿尔巴尼亚有什么关系。你吃你的包喔饭，你帮他们干什么，说不定你在这里辛辛苦苦地干活，人家正挖空心思整治你呢。 但舅舅能正确理解这些话，不为解放全人类也得这么干，要不然吃了那么多苞喔饭干什么？吃了可以不干活么？他认为，活着的奥义就是吃苞喔饭和白米饭，其他都是扯蛋。 舅舅是拖碾子的，这是最苦的活，工分高。所谓的碾子，是一个巨大的圆柱状水泥墩，用它来把泥土轧平压实。十六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拖着它碾过来碾过去，拖一天下来，放下绳子时有种身轻如燕之感，走起路来却像在戏台上一样矫揉造作，脚步太重，而身体太轻了。最吃力的是起步，十六个人一起使劲都不行，还得有几个好劳力搭把手。只要连续滚动起来，每个人的肩上就会轻松许多。但每天起步的次数太多了，拖过去拖过来需要调头就不说了，单是陷进松软的泥土里的次数就不计其数。新铺的土压实了，压光滑了，拖起来并不难，他们可以像开玩笑一样拖着它飞跑。每到这时候他们会哈哈大笑，那些背着土的人也会跟着笑。还没笑够，新的泥土又铺了上去，吃不完的苦头又来了。 舅舅拉纤的位置相当于辕马，和另外三个人在最后一排。起步的时候，双脚一前一后挪开半步，身体弯如犁辕，头顶着前面一排纤夫的屁股，猛地一使劲，大碾子找到熟路似的，不快不慢地滚起来，这时他们才打开撅成一团的屁股，认命似的一步一点头拖着碾子前进。大碾子压平了松土，也压平了他们的脚印。 那天大碾子被一块石头顶住了，增加了八个人也没能把它拖翻过去。指挥长又叫来八个人，三十二个人拉紧绳子，喊了一声“嗨哟”，大碾子一下子滚了过来，肩上的绳子突然一松，舅舅摔倒在地上，碾子把他的双脚压扁了。送到医院，医生把他的双脚切掉了。 副镇长带来的投资人听了舅舅的喊叫，拍屁股走了。副镇长如果做成这桩事就是最大的政绩，下次换届选举，说不定就当镇长，他的愤怒可想而知。 从舅舅第一天阻止这事开始，村里人就争得不可开交。一派叫道：这个老者有神经病！山庄建好了，村里人打个临工，卖点小菜，或者借势做点生意，多好的事情呀？另一派则不肯苟同：不要想那些好事，这么多年来，镇里村里，好事落到过你我的头上吗？还不是那些和他们沾亲带故的人才能沾光。水库一旦被挖垮了，污染了，满坝的稻田哪来水灌溉？他干不好了撤走了事，我们可是坐地户，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呀！ 投资人不投资了，村民的争论失去了意义，但怒不可遏的副镇长扬言要舅舅承担一切后果。舅舅呢，以胜利者的姿态对副镇长说：“随你，我连命都可以不要，还怕坐牢么？” 我想哪至于判刑坐牢，舅舅的做法够不上犯罪，法律上讲不通的。我叫大表哥放心，副镇长不过是吓唬人而已，真要告上法庭，我一定会回来的。我向在老家工作的同学打听了一下，他们说镇里的干部是很讨厌我舅舅的，但起诉一事，镇里的领导会上的确说过，暂时还没什么具体动作，究竟怎么处理，他们也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表哥没再打电话来，这证实了我的判断，我放心了。 再次回到老家见到舅舅，已经是半年后的事了。我特地选了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去他家，想知道他在树上会不会看见我。 可直到走进院子，我才发现他不在树上，并且也没像以前那样在屋檐下编筐。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是不是生病了？ 进屋后，我悬着的心才落下来，他在厢房掰玉米。横拿着玉米棒子，往钉了块胶鞋底的木板上用力一搓，玉米粒哗啦地落下来。屋子里一边是玉米粒，一边是玉米棒子，中间没用任何东西隔开，就让它们混在一起。我进去后，他移动两条板凳走到椅子前，一歪屁股坐到板凳上，再抓住扶手爬到椅子上去，要给我倒水。我忙说自己来。 “村子里不是有脱粒机吗？怎么不用那个。” “用不着。” “是不是大表哥舍不得钱呀，听说脱粒机租一天三十。” “不是钱的问题。”他说。 “这么多，好久才搓得完呀？” “搓不了好久，反正我又没别的事。” “我听说，现在连副镇长都怕你了，都不敢到冉姓坝来了，你真厉害呀。”我以为这个玩笑可以让他高兴，没料到他看了我一眼：“怕我？怕我就不到处挖坟了。”说着生气把玉米棒子向下一擦，划拉下一大把玉米。 这时在辣椒厂打工的表哥表嫂回来了。辣椒厂是重庆一个食品厂的分厂，正在搞基建，冉姓坝好多人都在那里做工。 大表哥还是老样子，慢吞吞的。表嫂则抑制不住兴奋，因为辣椒厂建好后她可以去当工人，往玻璃瓶里灌装各种油辣椒。 从大表哥的话中得知，舅舅已经不上树了。我问是不是副镇长或者什么人不准他上，或者是村里别的人甚至家里人不准他上，他说都不是，是他自己不想看也不想吼了。 “怎么了？”我略为不安地去问舅舅，“为什么不到树上去了？” “上去干什么呀？”他反问我，继续掰他的玉米，我在屋子外面和大表哥说的话他大概听见了，他说：“没什么好看的，看得我眼睛胀！”积聚在心头的不快使他激动起来，但随即以一种自暴自弃的语气嘟囔着：“看树，树早就被砍了……看山，山早就变样了……看人，早就不是以前那些人了……幸好我死也死得了……竹儿回来，怕也找不到路了……”他的眼泪滚出来了。 我尽力安慰他，应该往宽处想，这些年变化大，说明社会进步快，村里人有钱了，生活质量提高了，是好事嘛。 “我晓得是好事，可就是忍不住，心头怪怪的。”他说。 从舅舅家出来，我看见有人正在测量地形。在舅舅家对面，将建一座水泥厂，这个厂以前在市里面，嫌排污费太贵，选来选去，看中了冉姓坝储量丰富的石灰岩和黏土岩，决定搬到乡下来。据说，还有一个中药制药厂，也正在商谈当中。 第9章 到花地去(1) 他们是搞地质的，那天早上起床，大家都要到花地去。三月份来到野外，还没在一起聚过。因为大家不驻扎在一个地方，两个人一组，各负责一幅地质图。跑了四个月，工作完成了一半，分队长发善心，把大家集中到工作区中间的樟木寨，这里也是分队长所在的那个组驻扎的地方，是分队的大本营。分队长买了只羊，煮了一锅羊肉汤，打了十几斤包谷烧。喝着酒，有人说野外太无聊，干脆明天到花地去玩玩。花地有一条小街，都没去过，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心想既然有一条小街，总比只有五户人家的樟木寨好。到花地去二十里路，对这些搞地质工作的人而言，并不算远。 有些人不想去，可是见别的人都答应了，怕一个人留下来不好玩，于是也说要去。那几个年龄大一点的，心里想，无非是看一眼站在柜台后面的女孩子，除此之外有什么好玩的呢。但如果说不去，留下来也没什么好玩的。 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出发了。没走多远，遇到村民组长，那只羊就是在他家买的，昨晚上他也一起喝了羊肉汤，这时便热情地邀请他们去他家玩。分队长和老罗喜欢喝酒，不喜欢逛街，正巴不得有人叫他们，立即便答应了。他们反过来邀请也爱喝酒的另外三个，于是这五个人刚走出樟木寨，又回樟木寨喝酒去了。继续前进的人便有些不屑，说这几个老猴子就爱喝马尿。而去村民组长家喝酒的人则想，算了，看花姑娘是年轻人的事，还是喝酒好，喝得差不多了就睡，好好休息休息，休息两天后还要爬山。其实他们都不老，年纪最大的老罗也才三十二岁。也因为工作就是在爬山，便自嘲是爬山猴。年龄大的叫老猴子，年纪小的叫猴三。 还剩下七个人，好像突然少了好多人似的。 大地上的植被像少女一样羞答答的，水汪汪的，多少有点儿惊恐，却故意做出一副沉着的样子。太阳热得像马上就要进洞房的新郎，他已经等不及了。 一时间似乎没什么话说，默默地走着，越走越快，暗地里较劲似的。就这样走下去，他们会走到天边去。有一只脏兮兮的灰狗，在不远处的玉米地撒尿。只见它抬起一条后腿，把尿哗哗地飙在干枯的玉米叶上，沙沙地响着。徐世伟悄悄捡了块拳头大的石头，正好打在狗头上，狗尿还没撒完，“杠囔杠嚷”地跑了，几个人哈哈大笑。 这一笑，话便多起来，都是自以为好玩的事情。许明说他那天从人家的李子树下路过，想用地质锤打几颗李子下来，结果甩上去挂在树上了。其实李子还没熟，酸得要命，只不过是嘴馋。他左右看了看，没人，爬上树，抱着枝桠使劲摇。这时主人出来了，是个年轻媳妇，说：“你这人才笑人，李子又不是板栗，你摇什么？”许明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摇李子，我的锤子挂在树上了。”李品说有一天过河的时候，把鞋子脱了拎在手上，走到河中间，掉了一只，被水冲走了，他急忙去抓，鞋没抓上来，自己一下掉进水里面，衣服和裤子湿透了。一气之下，他把另外一只也丢进河里，打着光脚回去。游明夏和于波一个组，那天，眼看大雨就要来了，他们拼命往回跑，速度之快，可以去参加马拉松大赛，跑回住的地方，大雨“刷”的一声，追着他们的屁股赶到屋檐下。两个人正高兴，发现地质图掉了。地质图是用军事地图做底图，是秘密图纸，以前掉一张图至少判刑三年。现在没那么严了，但要被单位处分和降工资。他们拿起伞就往雨里走，图找回来了，身上也湿透了。游明夏说：“下辈子我再也不学这个专业了。”许明说：“下辈子说不定情况变了，搞地质用不着走路，每人一架直升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李品说：“有那么好的事情，恐怕又没有几个人考得上了，竞争大嘛。”徐世伟说，他背了个样品口袋，里面装了半袋化石，可一个老乡看见他，问他菜种多少钱一斤，把他当成卖菜种的了。李品说，卖菜种，人家还把我当成石匠呢，说他家要打个石猪槽，我说我不是石匠，我是搞地质的。人家还不高兴，说，你搞地质在什么地方搞不行，跑到我们这里敲什么敲！ 正说着，路边一条狗气势汹汹地扑上来。跑得快的一溜烟跑了，李品在最后面，他不敢跑，人越跑得快狗越追得凶，他在地上一阵乱抓，狗以为他在捡石头，后退了几步。李品什么也没抓上来，只抓了一把灰。他故意一扬手，狗又后退了几步。他刚想走，狗又扑上来，他又往地上抓，这次他看了一眼，似乎是一根棍子。可抓在手上，还没用力就弯下了，原来是一根干枯的玉米秸。跑掉的那几个，看着他的狼狈相，哈哈大笑。这时狗的主人出来，吼了几声，把狗唤回去了。李品仍然不大放心，走两步回头看一眼。走到那几个人面前，他的脸已经涨红了，气得要命。有几个已经看出来了，但许明和游明夏还在忍不住嘻嘻笑。李品说：“笑你妈的b！”游明夏尴尬地张着嘴，脸也慢慢红起来。许明则冷笑道：“就是要笑你妈的b。”李品说：“小杂种！”许明抢上前一步，说你再骂，再骂老子今天捶你！李品立即捡了块石头，这次可是真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其他人急忙把他们隔开，都说，算了算了，大家都是同事，何必这么认真。许明说：“要打就打，我怕个鸡巴。”李品说：“你以为我怕你了，你们给我让开！”有人说：“算了，跑到野外来打架，传回去笑人。” 劝了一阵，李品说：“不和你们去了，狗日的些，都不是好人。” 许明没接茬，因为李品骂的不是他一个人。 李品说罢转身就走。他从刚才狗追他的地方走过去时，走得昂首挺胸，似乎一点也不怕狗。他们看着他，直到看不见为止，这次狗没撵出来。许明说：“不去算球，又没哪个求他。” 没走多远，游明夏捡了一根竹竿，笑着说：“一会儿你们都跑，我不跑，它扑我给它。” 许明愤愤不平地说：“他今天如果动手，我非狠狠揍他一顿不可，大家开个玩笑，就张口骂人。” 徐世伟说：“狗追上来根本就不要跑，你反过去追它，再凶的狗都会吓得转身就跑。” 徐世伟是这几个人中年龄最小的，去年从学校毕业后分来的，工作还不到一年，还是一个学生。野外生活艰苦，吃的比较简单，昨晚上羊肉好吃，贪嘴，吃多了，今天早上起床后肚子里气鼓鼓的，打出来的饱嗝臭气熏天。打一个饱嗝，肚子里松了一下，人也舒服一些。他便有意让自己多打饱嗝，每当饱嗝上来的时候，他一动不动，生怕一不小心它缩回去。走到半路，饱嗝打不出来，开始拉肚子了，不一会儿他就要跑进玉米地给玉米施肥。 走到一座水库，于波叫徐世伟去游泳，他说拉肚子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游泳，因为游泳相当于按摩。 徐世伟说：“你敢不敢下去，你敢下去我就敢下去。” 于波说：“走，不下去的是龟儿子。” 游明夏说：“游泳裤都没有，怎么游哇。” 于波说：“要什么游泳裤，这叫游野泳，要么下去的时候不穿，要么上来后不穿，放空挡。” 徐世伟说：“要得，不穿就不穿，游个全裸的，反正下去了就没人看得见。” 许明说：“你们游吧，我不会游泳。” 其中一位同事说，要洗就大家都洗洗吧，不会游泳抹一下身上也好，出野外两个多月了，还没有好好洗个澡，身上就早痒得不行了。 太阳明晃晃的，但毕竟是早上，水凉得很。走到水边，都不大敢下去。徐世伟说：“会不会越游越难受呵？我的肠子已经拉滑了。”于波说：“绝对没事，你们都不敢下，我先下去。” 第10章 到花地去(2) 于波很快脱下衣服，顺着高陡的岸边跑下去，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他钻进水里三回，然后仰面朝天，快活地呵呵乱叫。 “快下来呀，舒服得很。” 游明夏脱掉衣服后，站到水里，试了一下水，往身上浇了一点，便急忙跳起来，说冷得很。 徐世伟脱掉衣服，于波和游明夏都穿着短裤，他什么也不穿，故意扭了扭屁股，哈哈大笑着说：“要看的赶快看呐，不看没机会了。”游明夏说：“一根小红萝卜须须，有什么好看的。”徐世伟豪壮地拍打着胸脯，凉风一吹，小尾巴不由自主地拌了几下。他试了一下水，浇了一点水在肚皮上，一下感觉连气都呼不出来，好像连气管都被冻住了。于波说：“要跳就跳，不要一伸一缩的。”徐世伟后退几步，赴汤蹈火般跳进水里，身体像棍子一样插下去，好一会儿才冒出来。 许明最后一个下去，他怕不下心滑到深水里去，叫于波就在他旁边游。于波答应了，但不一会儿他就游到远处去了。 游明夏下去的时候呛了一口水，哇哇叫着，好像有人在拖他的脚，要把他拖到水里淹死一样。他只会游狗刨，也不敢往深水区游。于波和徐世伟都是很会游的高手，一会儿自由泳一会儿仰泳。于波最拿手的是立着游，也就是踩假水，他踩假水就像站在石头上，可以让胸部以上露出水面，而其他人最多只能让肩膀露出来。游了一阵，徐世伟说他的肚子舒服多了。 许明抹了一阵就爬起来了，他觉得太冷了，身上开始出现一块块紫斑，嗓子也开始发哑，风轻轻一吹，牙齿还要打架。游明夏说：“主要是你没动，动起来反而没那么冷。” 于波一次次潜入水中，说一定要摸条鱼起来。他摸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刚冒出来就喊许明快接住，他摸到鱼了。大家都信以为真，他把它甩到岸上，才发现是一只烂胶鞋。许明提起来又把它丢进了水里。 游明夏游了一阵也起来了，他把短裤拧干了，然后用两根棍子撑在里面，再用一根棍子把它挑到小树枝上晒。他得意地说：大红灯笼高高挂啰。他叫许明也这样晒，这样干得快，许明说他已经穿上了。游明夏说，穿湿裤子要得病的。许明说不要紧，一会儿就干了。 水里还剩四个人，玩得欢得很，还没有出来的意思。 许明和游明夏坐在堤坝上，看着他们游。 只要远处有人影，游明夏就故意喊：“人来了，有人来了。” 水里的人回答他，来他的，我们游泳，又没干其他的。 后面真有人走来了，还是个年轻媳妇。这次游明夏没喊，因为她正向他和许明走来，要到水库的对面去。水里那几个人商量了一下，一起喊口令： “一、一二一，一、一二一。” 小媳妇开始没在意，游明夏和许明嘻嘻笑，她才发现他们在喊她的“一二一”，便有意改变自己的步伐，可无论她怎么变，似乎都会不由自主地按他们喊的口令走，脚不听自己的使唤。其实是那几个人根据她的快慢喊“一二一”，因此无论她怎么走，都不可能摆脱他们的口令。 小媳妇很不好意思，小声骂了句什么，然后慌慌张张地跑了，他们喊得更快，“一二一、一二一”，小媳妇在快跑到岸边的时候，险些跌了个跟头。他们这才停下来，得意地哈哈大笑。 许明坐了一阵，有些不耐烦了，问于波还要游多久。于波说：“忙什么嘛，还早得很。” 许明说：“你们是不是不想到花地去了？” 徐世伟说：“要去的，还游一会就上来。” 于波说：“如果你们忙，你们先去吧。” 许明有点生气，他对游明夏说：“他们肯定不会去了，你把裤子穿上，咱们走。” 游明夏觉得不大好，但却又忍不住要听许明的命令似的。他知道许明的脾气不好，如果不和他走，势必会得罪他。他不想得罪任何人。离开的时候，他对水里那几个人说：“于波我们先走了，我们慢慢走，边走边等你们。”短裤还没干透，游明夏仍用棍子挑着他的“灯笼”。 走了一阵，许明说：“今天如果你们都不去我一个人也要去。” 游明夏说：“快得一半了吧？” 许明说：“还早得很，起码还要走半个小时才得一半。” 游明夏说：“不会吧，我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图，到这个水库应该差不多是一半了。” 许明强硬地说：“你看了的，我也看了的，我说没到一半就没到一半。” 游明夏没吭声，心里有点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和于波他们一起。许明的脾气太古怪了，连湿短裤他都要穿，这是心理有问题吧。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太难受了，但现在回去又不行。他想自己是许明就好了，许明一定会不管别人高不高兴转身就走。他刚才把李品都气走了，如果许明不那么快接嘴，他正准备向李品道歉，如果自己道了歉，李品就不会那么生气了，说不定现在自己就是和他一道了。这样想着，什么话也不想说。 走到中午，许明和游明夏到花地了。 俩人都比刚才高兴。 街上只有几十户人家，街道不足五十米长。平时这街上的人和附近的人没什么区别，种地是最主要的，到了赶场天，在屋门口摆一块案板，卖点小东西。同时还多搭几块案板，租给那些赶卖菜种的、卖老鼠药的、卖各种减价货的。租一天租金才一块钱。有时候为了争地盘，邻里之间少不了口角是非，仿佛不是为了一块两块钱，而是如果让了别人，就显出了自己的软弱。 游明夏和许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饭店里有什么好吃的。许明说他请客。但街上的人告诉他们，街上没有饭店。他们不相信，又打听了一个人，说饭店只有赶场天才开，卖凉粉和米豆腐。许明仍然不甘心，问哪天赶场。人说：“昨天，下一场还有四天，这里五天一场。”游明夏说：“名字那么好听，叫花地，哪里有什么花，连小饭店都没有。” 他们走了个来回，的确没有。 许明说：“我本来想，先找个地方吃饭，然后再看一场录像，没想到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有一个烟酒糖商店在卖东西，他们买了两瓶啤酒，一盒饼干，算是午饭。啤酒已经过期一个月了，但他们没管，照喝不误。许明说：“管他娘的，反正不是毒药。”游明夏说：“是呀，有总比没有好。” 俩人喝着啤酒，话渐渐多起来，许明也不像刚才那样，说话硬邦邦的。此时就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是最好的朋友，至少在一个单位上，没有更好的朋友了。 两瓶喝完了，又买了两瓶。柜台里能吃的，管它好不好，都买了一点。卖啤酒的老头很高兴，他说他一个月最多买二十瓶啤酒，因为当地人不喜欢喝，说有一股马尿昧。 第二瓶也快喝完了，许明去撒尿。这时一辆拖拉机开来了，没有停，卖啤酒的老头问到哪里去，拖拉机手大声说去樟木寨。游明夏抓住车斗爬了上去，并大声喊许明，叫他快点。拖拉机手似乎是故意的，突然加快了速度，等许明走出来，拖拉机已经跑出去百多米远了。游明夏叫拖拉机手停一下，拖拉机手假装没听见。游明夏想跳下去，但速度太快了，他不敢跳。 许明回到樟木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铁青着脸，谁也不理。游明夏知道他生气了，主动和他打招呼，想解释一下。许明说：“你给我滚开，我不想见到你！” 从这以后，他们便不再讲话了。两年后许明调回老家去了，单位上有些人到那里出差，回来后都要兴致勃勃地说许明现在如何如何。这时游明夏便很不自在，有好几次，他想给许明写信，把在花地坐拖拉机的事解释一下，但正要动笔的时候，又觉得没这个必要，心想不管我怎么解释，在他眼里我都是个自私鬼。还有，即便他不再计较，自己又怎么能解释得清楚？算了，他想。算了。 第11章 给父亲洗澡(1) 父亲走在我旁边，他穿了一件黑色的尼料中山装，戴了一顶短耳风雪帽，兔毛被染成褐色和草黄色，草黄色呈豹皮圆斑，有种蒙古风味。这两样东西都是我给他买的，当时觉得挺适合他，他当过生产队长，文化不高，但在乡下颇有威信，觉得应该是这副装束，可现在带他走到大街上，一下就显出它们是多么土气，别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乡下来的老大爷。当然，我并不因为这种土气就有什么不自在，我只是觉得我没把父亲打扮好。 我和他沿街走了十来分钟，我问他累不累，能不能走。他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我暗想还是该打车，虽然不远，但他毕竟是病人。要过马路了，我告诉他小心，等红灯停了再走。他说我晓得。我盯着交通灯，绿灯一亮我便赶紧去扶他，侧身一看，父亲不见了。我忙退到一边，给急着过马路的人让道。等身边的人走开后，我一眼就看见了他，他正半举着右手沿着街边走，他怕过马路还是生气了？我追上去，只见他把右手在一棵香樟树上蹭了两下，两只手互相蹭了一下，然后就倒了回来。原来是揩鼻涕。在乡下就是这样的，擤了鼻涕不是顺手揩在柱子上就是揩在解放鞋的后帮上。不是专门给你准备了一包纸巾吗？我正想责备他，他已经走到我面前，带着朴实的笑容说：“那棵香樟好大，冉姓坝都看不到那么大的香樟了。”我告诉他，这些大树都是几年前从乡下挖来的，它们并不是在城里长大的。 父亲的病是肾结石，太大了，已经不能用碎石机击碎排出，只能开刀。按照医生描述，那颗可恶的石头有半斤重的土豆那么大，形状不规则，把肾顶变形了，并且已经发炎了。手术后起码半个月不能洗澡，所以我特地安排他在手术的前一天好好洗一下。当然我也不想让医生闻到他身上那股牲口味和泥土味。由于多年跟牲口和泥土打交道，牲口味和泥土味已经和他融为一体了，不是一次就能洗掉的，洗一下总比不洗好。 我在吧台买票时，父亲像小孩一样紧紧跟在我身后，看着我数钱。他已经猜出大概数目，但他仍然认真地问多少钱。我告诉他两个人一百三十六元。他说：“这么贵呀。”我说我也不常来。他说，洗个澡都要这么多钱，不如在家自己烧水洗。这才是他想说的话，不把自己对钱物的尊重表达出来，就会产生一种负罪感似的。 脱衣服的时候，父亲提着他的短裤不放，对那些赤条条地不知害羞地走来走去的人连看也不敢看。我劝他，还是脱了吧。他的短裤实在太难看了，一定是母亲给他缝制的，不是我们穿的仅仅遮住那个地方的裤衩，而是一条围着整个臀部的白布大口袋。白布上全是皱褶和黑点。由于裤腰带早已失去弹性，所以他不得不紧张地用手拽着。平时将一边拉过去，将另一边超过来再用裤腰带紧紧拴住，为了避免掉下去，从裤腰上翻下二寸长，像咸菜坛的反檐盘子。他一来我就给他买了两条特大号的裤衩，他穿了一次就脱下来了，说勒得太紧了，很不舒服。 浴室里蒸气腾腾，我在前面带路，父亲用一只手抚着****跟在后面。连我也觉得好笑。我想起小时，他把剃头匠请到家里来，剃完头后把我们的脑袋强行按在脸盆里，一边打肥皂一边大骂，一边用他那粗大的手把我们的头抠得生疼。那么，我现在也差不多是把他强行按在澡堂里了。 泡进浴池，他终于轻松了一点。一共有三个池子，一个普通大池，一个高温池，一个漂着花瓣的药池。很少有人到那两个池子里去，它们成了一种提高这个浴室档次的摆设。我和父亲一样，泡进去后就不希望有人加进来，但这是不可能的，总是不时有人进来，有人爬上去。一旦有人进来，父亲就老老实实地坐在水里一动不动，花白的湿淋淋的头发可怜巴巴地保持着某种尊严。一旦池子里只剩下我们俩，他便像调皮的孩子一样东张西望。他说：“冉姓坝的人恐怕还没有谁进过这么高级的澡堂。”但是他掰指头一算，最近这些年考上大学留在城里工作的有五个人，有一个在成都，两个在上海，两个在深圳，都是比所在的贵阳繁华得多的大城市，这五个人让他一下失去了信心。 他说，这福气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有的人，有条件享受也享受不了。有一个姓孔的老汉去儿子那里玩，儿子用三七炖肉给他吃，他受不住那样的大补，流了好几碗鼻血。 尽管这多半是传说，但冉姓坝的农民却能够正确地理解它，因为这不关三七的事，而是关涉是什么虫虫啃什么木料，什么牲口拴什么槽头的问题，这是命运的问题，这是你来自哪块土地就得遵循那块土地的生活，而不是越出界线去享受的问题。 说起孔老汉，父亲意犹未尽。我知道他要说那个已经说了几十遍的故事，但我没有阻止他。据说孔老汉的儿子告诫他爹，不能乱丢烟蒂乱吐痰。孔老汉这天独自上街，在半路上裹了一杆烟子叶，烟杆放嘴上后就不敢取下来，因为一取下来烟灰就要掉下去，他只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慢慢行走，让摇摇欲坠的烟灰继续保持在已经熄灭的烟锅上，牙齿像钳子一样锁住烟嘴以免滑落，舌头像掌舵一样把住烟杆以免左右摆动。回家后他说他再也不想上街了，牙松了腮帮肿了眼睛花了。冉姓坝人添油加醋地说他终于取下烟杆时口水线牵出好几里长，就像牵了一根广播线。 我暗想，幸好你揩鼻涕的事没有外人知道，要不然同样会编排你的故事。 泡了一会儿，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刚开始有点闷，现在好些了，头上开始冒汗了。我去叫了两瓶矿泉水进来。我叫他把水放在池子里温一会儿再喝，别喝凉水。他担心地问，这水会不会增加他的肾结石。我说不会，你放心好了。自从查出结石，他就对所有的汤和水都起了疑心，有时候那种疑心简直到了做作和虚伪的地步。昨天我带他去吃羊肉粉，吃完后他像乖孩子一样征求我的意见：“我想喝口汤，不晓得喝得不。”我说你喝呀。他为难地说：“我怕喝了长结石。”我说：“没关系，你喝吧。” 那天他自己打电话把检查结果告诉我弟弟，弟弟说：“肯定是你喝水喝得太多了，结石不就是水垢吗？” 他问我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他，结石的成因到现在还没研究清楚，和遗传、饮食习，贯、水质都有关。我说：“你不是喝水喝得太多了，你是流汗流得太多了，汗流出来，水里的东西留在体内，天长日久，变成了一块石头。”他骄傲地接受了我的解释，不过这是真的，他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家，流了多少汗呀。 我叫他在池子里等我，我去桑拿房蒸一下，我有点感冒，蒸一下好得快些。他说行，你去吧。但我看出那种小孩子没有大人的无助感。我说，要不一起去吧，去试一下。他笑着问那是什么地方，我说去了就知道了。 我十岁那年，父亲带我去赶场。离冉姓坝最近的乡场也有十五公里，所以赶场是一件大事。那天他给我买了一碗“凉虾”。这是一种夏天里吃的食物，将米羹做成蜂蛹状，让它们漂浮在蜂糖水里，既解渴又解饱。太好吃了，我没有像坐我对面的小姑娘那样翘着兰花指一汤勺一汤勺地往嘴里喂，我一口气就喝了个底朝天。出乎预料地，父亲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碗。他和母亲经常告诫我，街上买的东西，吃个稀奇就行了，用不着吃饱，吃饱太费钱了。可他居然大方地问我要不要再来一碗。我担心地问：“你还有钱吗？”他说：“有，你吃吧。”他说这句话时的表情我记不得了，但他说这几个字的声音我依然记得：豪爽、慈爱。几十年过去了，这声音在我心里扎下了根。当他问我桑拿房是什么地方时，表情也和我当初问他有没有钱再买一碗凉虾差不多吧。 “爸爸，我不知道你受得受不了。” 在桑拿房门口，我回过头问。 “试一下嘛。”他说。终于不再像孩子，而是像那个强行让社员不分白天黑夜和他一起修水库的生产队长。 刚进去时，热得受不了，但坚持下来后就没事了。我大汗淋漓，呼吸一下就畅通了。父亲突然笑了笑，他说：“高家山的人从不洗澡，连脸也不洗，因为缺水。干活回家后用柴灰把脏的地方擦一下，擦干净后就上床睡觉。如果叫他们到这里来蒸一下，说不定能蜕下一个人样的空壳儿。” “修水库那年，你自己也用灰擦脚吧？” “我是跟高家山那些入学的。”他笑着辩解。 说到高家山，我想起一件事。 “那一百斤谷种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相信真是高家山那个‘二狼神’偷的。” 第12章 给父亲洗澡(2) 那年我多少岁？七岁还是八岁，或者十二三岁？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年生产队一百斤谷种不见了，公社成立专案组挨家挨户搜查，虽然我父亲是生产队长，但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恐慌，他们在队干部家查得尤其认真。我很担心那些满脸杀气腾腾的人从我家查出点什么来。专案组在冉姓坝查了半个月，一点线索也没找到。有一天高家山的“二狼神”从冉姓坝路过，他衣服上沾满了谷子，有人便说谷种是他偷的。其实“二狼神”是一个智障，个子又瘦又小，脸永远是红的，连话都说不清楚，哪会偷什么谷种。专案组把他抓起来，还没打他就哭，自始至终也没说清他身上的谷子是从哪儿来的，这事就这么了结。父亲从此再也没当过队长，因为他要承担保管不善的责任。母亲曾指桑骂槐地指谪过什么人，说他陷害父亲，当时觉得她很有根据但又由于什么原因不便说穿。 “是我偷的。”父亲说。 “沙田湾陈贤文，你还记得不哇，没劳力，成分又不好，家里断粮好几天了，仓库里除了谷种一颗粮食也没有，公社的救济又轮不到他头上。他们继续查下去，非查出来不可，因为能开粮仓的就我和会计。正好那天‘二狼神’路过，我便撒了些谷子在他身上，他是个憨憨，别人不会对他怎样。” “我妈骂的那个人是谁？” “什么人也没有，她骂浑天，扯南天盖北网。” “她知不知道是你偷的？” “她到现在也不知道。” “不过，修水库的时候好多人都对你不满，没吃的，劳动强度又那么大，叫人的确受不了。” 虽然当时岁数还小，但怨恨的脸色我是看得出来的。 父亲说：“你以为我想那样做，不修水库就要派我们去高家山修大寨田。全公社的人都去了。他们在高家山修的田现在还在，从修好那天起就没种过水稻。可我们的水库修好后就一直发挥作用，百天大旱那年，别的生产队种的稻子都枯死了，就冉姓坝没有受闪失。” 我暗想，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一辈子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他做的事换成我，我恐怕一件也做不好。就我所面临的生活而言，似乎只要洁身自好就已足够。而实际上，有时洁身自好这样的词也成了装饰品。 我已经吃不消了，汗流得太多了。 父亲说：“看来你没我皮实。” “真的没事？” “没事。” 我说那你再蒸一会儿，我先去搓背，你蒸够了就出来。我把往哪里走强调了三遍，出门往左拐就能看见我，问他记住没有，他像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的小学生一样高声说：“记住了。” 我躺下后就叫搓背工快搓，我不喜欢跟搓背工拉家常，我非常讨厌那种居高临下（即使语气里没有，心里也会有）的说话方式。我见过好多搓背的人，一躺到床上就和搓背工说话，是哪里人，月收入多少，有时甚至还互云认老乡，看上去似在关心搓背工的生活，其实不过是小人得志后的小小的得意而已。一旦换上衣服，认出一个比他收入或职务高的人，他的语气马上就会加入一种低贱的可怜巴巴的成分。 我叫搓背工再快一点。我不放心父亲，怕他蒸的时间太长了蒸出问题来。结石不痛的时候看不出是个病人，但他的体质毕竟大不如前了。 爬起来后，没有看到父亲。另外只有两个人在搓背，细皮嫩肉的，一看就不是父亲。我忙钻进桑拿房，也不在里面。我转一圈，看见他又泡到大池里去了。 “还想泡？搓了走吧。” “刚才我过去了，没认出你来。” “只要有空床，你躺下去就有人来给你搓的。” 我站了一会儿，父亲没起来，我蹲下去，想告诉他泡的时间太长了也不好。一蹲下去就像拉屎一样，那个东西吊着也不雅观，我立即又站起来。 “走吧！”我说。 “我不想搓。”父亲说，难为情地看着我。 “怎么了？” 我明白了，他不好意思让那些搓背工给他搓。 “那我给你搓吧。” 我和一个搓背工商量，活由我干，工钱算他的，他迷惑不解地答应了。 说实话，因为从没有认真打量过父亲的身体，当他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面前时，我也不大自在。脖颈上松弛的皮肤全是鸡皮似的小疙瘩，左乳旁边有一块痣斑，上面长了几根枯草般的细毛；凹陷的肚子能卧下一只母鸡。再往下，那个东西无法形容，又长又软，给人脏兮兮的感觉，但我无法阻止自己产生这样的联想：我的出生正是和这个玩意有关。诗人聂鲁达把母亲的那个东西说成是黑色的太阳，父亲这个东西应该叫什么呢？再过几十年，我自己那玩意也会变成这副样子，蔫巴巴的毫无战斗力。 “重了吗？” “不重，正合适。” “你闭上眼睛休息，我慢慢擦。” 我觉得这些联想是不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可是……还是说出来吧！父亲曾经有一个相好，本来我们一无所知，有一天母亲和她打了一架，我们就什么都知道了。那个女人为了故意激怒母亲，得意地说：“你骂我不要脸，你才不要脸！自己那个东西像大裤裆一样松，还好意思要男人！你那个大麻x只能给猪搞给牛搞，牛钻进去都能在里面转圈圈！”这些不堪入耳的话逗得很多人哑然失笑，同时更加助长了这个女人嚣张气焰。她拍着大腿说：“我就要和他好，你能把我怎么样？告诉你，除了你这个傻x，全生产队的人都知道我和他搞到一起了，我和他搞过好多回了，他那个东西好长好大我都知道，左边蛋子上还有颗黑痣呢，不信你叫他脱开给你看。”谁也不知道她的话是真是假，但这些话很多年后还成为取笑我父亲的杀手锏。我搓到父亲的大腿跟时，并没发现那地方有什么黑痣。当然，我也不可能捞起来仔细辨认。 当时，可冷的母亲是多么愤怒和难过。而我也因为少年的单纯提起菜刀去砍那个“坏女人”，我还没跑到她家，菜刀掉下来砍在脚趾头上，我哇哇大哭，她撕下衣襟给我包扎并把我背回家，我成了母亲眼里不争气的小叛徒。 对父亲是怎么看的呢？好像曾经很讨厌他，同时也不明白，那个长相并不比母亲漂亮的女人好在哪里，他为什么就那么痴迷。 好多年后，我带了一个女人回老家，这个女人当然不是我老婆。当时我和她还没什么关系，最多互相有点好感罢了。她是报社的记者，我们在离老家不远的风景区开笔会，笔会结束后，她说到我老家看看，看看那个实际的山村与我笔下的冉姓坝到底有多少联系和区别。到家后，我把她介绍给我母亲，我母亲连看都没看她一下，叫她她也不答应，还故意问我妻子和儿子的情况，我很尴尬。晚上，父亲特地把我从床上叫起来，郑重其事地声明，是母亲的命令，命令他和我谈谈。我想他其实也很尴尬，甚至有几分可笑。他说：“你小心点，你是有工作单位的人。”我什么也没解释，因为这种事根本解释不清。我们默默地在黑夜里站了一阵，父亲最后吐出两个字：“睡吧！”离开老家后，我立即向女记者道歉，为了打消她的不满，我把父亲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完后笑了笑。不一会儿她认真地问我：“这么说你一点也不喜欢我？”我狡猾地摇了摇头。结果从那时起，她反倒真成了我均情人。几年后，她问我能不能和她永远在一起，我态度很坚决，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让母亲彻底失望。现在我们已经分手了，我会不时想起她，不知道她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我。我想，在我和她交往期间，有些感觉，与父亲和他的相好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因为所受的教育程度不同，不至于出现让人难堪的场面罢了。 擦到父亲长结石的腰子外面，我放得很轻，并问他痛不痛。父亲说有一点点感觉，但并不痛。我豁然明白，婚外情不正是这样？有感觉，但不是痛，只有那些得不到的东西才会让人痛。 前面搓完，该搓背了。父亲趴在床上后，话也多起来，仿佛是从害羞的世界转到了自然的世界。 他说，以前，有个叫朱亓的读书人决定在牛渡河修一座石拱桥，他四处募捐并拿出全部家产，有一天他走累了，躺在茅草地里休息，一条饿狗经过那里，把他的眼睛咬瞎了。成了瞎子的朱亓没有气馁，继续想方设法筹集款项。正式动工那天，别人把他扶到工地上，让他听石匠敲石头的叮当声，哪知正好一块石头滚下来，把他的双腿压断了。几年后，石拱桥修好了，朱亓请县令来踩桥，做第一个过桥的人，县令欣然应允。过桥时，县令请朱亓骑他的马，他将亲自为朱亓挂缰。朱亓坚决不从，俩人正在推让，那马突然撒欢似的抬起前腿，一脚踢在朱亓的后脑勺上，朱亓当即倒地而死。县令悲叹老天不长眼，拿出大印在朱亓背上盖了个戳，求冥王让他投生到好人家。几年后，皇帝娘娘生了个儿子，背上一块红斑，怎么洗也洗不掉，县令听说后，到京城求见太子，他用手轻轻一揩，太子背上的红斑不见了。县令这才明白，原来朱亓是一个罪过很大的人，要还清这些罪过，他一世将成为瞎子，一世成为瘫子，一世死于非命，要三世过后他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正因为他做了那么大的善事，老天让他把三世的罪过一世就还清了。 这个故事并非第一次听父亲说，但今天似乎别有深意。他是不是把我给他擦背当成是做好事做孝顺事？我这样做是会有好报的？他要这样想，那也太可笑了。不过，也有可能是我多疑了，因为他说到一半时问我县令是不是县长，依我现在的行政级别，与正县级有多少距离。如果他需要用这个故事传达什么深意，应该用不着问这些吧？ 因为不专业，我的速度很慢，搓背工问过两次要不要让他来，我叫他忙自己的，我告诉他这是我父亲，他不想要别人搓。搓背工努力笑了一下，看得出他有几分感动也有几分难过，大概想到自己的父亲了。他的表情对我是一种奖赏。 快要结束的时候，父亲意外叫了一声我的小名。他说：“万娃，你们小的时候，我对你们太凶了。” “爸爸，你说什么呢？千万别这么说。” 我没能把这句话说出来，因为我的喉咙突然哽住了。 搓完最后一块皮肤，我扶他站到淋蓬头前面，试好水温，然后才叫他站到下面去。 第13章 去岳坟(1) 自从定下去杭州的日期，我就想好了，到了杭州一定要去岳坟。为什么一定要去岳坟呢？一是我从没过去过；二是曾经在一篇文章看到这样的说法：姑且不问历史，我们就认定汪精卫、秦桧的确是十恶不赦的罪人，那么，我们是否有权力把一个人塑成雕像，又是否每个过路的人都有权力对着雕像撒尿、吐痰、扇耳光？这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虽然没去过岳坟，但我知道岳飞父子面前跪着四个奸臣。往那些奸臣身上撒尿、吐痰的游客，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呢？厌恶、兴奋、痛快、怨恨、耻切、恶心、滚蛋、好玩？如果把每个人的表情抓拍下来，搞一个影展，说不定会很有意思。 但说实话，无论是从没去过，还是那篇文章，并不完全是我想去岳坟的理由。世界上有很多地方我没去过，但我并不想去；也有很多文章，让我记忆深刻，也不一定非要实地考察。生活中很多理由都不过是借口，景由心造，一切由心而已，为什么一定要问理由呢，那就不要问为什么了。反正我想去，除此之外没什么好说的。 据我所知，跪在岳坟面前的除了秦桧和他老婆王氏，还有张俊和一个姓万的，虽然我的名字里也有一个“万”字，并不知道作为姓的时候应该念什么，可以肯定不能读“万”，忙查字典，以免在朋友面前出丑。一查才知，那个奸臣姓的是复姓，不是姓万，而是姓“万俟”，名叫万俟卨，这三个字我从来就没读准过。我也从没遇到过姓“万俟”的人，万俟家出了这样一个大奸贼，是不是别的本家都蒙羞而改姓了呢？三个字念“抹其谢”，我怕记不住，把它和我老家的老头老太太们说“不用谢”三个字的读音联系起来，才把它记住了。我老家说不用谢，一般说成“抹用谢”，抹是没的意思。 刚落地，朋友阿军和小郭就把我接到宾馆。阿军是小说家，小郭是诗人，以前我们只在电话里联系过，我所在的刊物发表过他们的作品。乍一见面，我老是搞错，把阿军叫成小郭，把小郭叫成阿军。可是在电话里，只要他们一开口，我就知道谁是阿军谁是小郭。阿军的声音清脆，普通话说得非常好，小郭的普通话也说得好，但他的声音是试探性的，有那么点儿女性化。我以此判断阿军是个大个子，小郭是个身材单薄的矮个子。见了面才知道恰恰相反，阿军身高不到一米七，而小郭是一米八五的大胡子。 到了宾馆，阿军立即打电话，不一会儿又来了木蓝、沈竹、介子修和穆有见，阿军介绍了一遍，我又一个一个地核对了一遍，但脑子里仍然是懵的，被他们的热情冲懵了，谁是谁还是不能完全分清。其实如果不说人名，指着人说作品的名字，还好记一些，他们的作品我都拜读过。他们的热情让我陡生感慨，一是感觉他们比较团结，互相通气，不像我所在的那个地方，一旦有什么刊物的主编或副主编来了，刚下飞机就被人接走了，像被秘密绑架一样，其他人被蒙在鼓里，终于知道在哪儿的时候，人家不是正在告别，就是已经起飞甚至已经到家了；二是觉得当编辑太好了，尤其是当一个多少有点名气的文学期刊的编辑。以前我在地质队的时候，提着地质锤，挂着放大镜，端着罗盘，在大山沟里钻来钻去，谁理我呀？有一次我正在敲化石，远远地一个农民问我：“喂，你是不是修磨子的呀。”我说不是。农民不相信，他说：“我明明看见你在敲石头，还说不是。”非要我承认是修磨子的石匠。我说我是地质队的。农民不高兴地说：“地质队的？地质队的你跑到这里来你敲什么敲！”有一次我刚从野外回来，有一位从北京来的作家在大学里搞讲座，我连衣服都没换，连地质包都没放下就去了，崇拜人家呀。走进教室，主持人小声说：“师傅，你一会儿再来好不好？”我莫名其妙。他见我不走，指了指教室里的灯，说：“讲座已经开始了，一会儿再换好吗？”把我当成换灯泡的了。我的脸刷地一下红了，红得发亮，比那间教室里的任何一盏灯都要亮。想到这些，我心窝里就发热。我到这里不过两小时，身边就已经高朋满座了，并且都假眉假眼地叫我郑老师。我叫他们别叫我老师，叫名字就行了，大家都是朋友是不是？可人家叫老师的时候，心里真舒服啊。 和朋友在一起，饭是要吃的，酒是要喝的。我在地质队呆了十几年，一不怕喝酒，二不怕吃辣椒。野外寒气大，这两种东西都是驱寒的。心想江浙一带的人，大都温和秀气，喝酒应该不是我的对手。阿军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饮食城，我们的朋友已经增加到十三个了。毕竟大家还不太熟，刚开始的时候多少总是有些拘谨，喝了两杯酒，喉咙暖和了，话也多起来。我对他们说：“我们的刊物虽然在西部，可你们江浙作家的作品我们是用得最多的，差不多占据了三分之一，本地作者可不舒服了，说我们成了江苏和浙江作协主办的刊物，我们领导说了，不要管他，我们面向的是整个中国，不是面向某一个地区，要的是好稿子，是好稿子主义，大家今后有好稿子尽管寄来。”这话一出，全都来向我敬酒。我这才知道酒桌上说话稍不留意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圈下来便是十三杯。其中一位朋友和我碰之前，笑着说：“郑老师，这是不是说明我们江浙一带的作家要厉害些？”这话我不爱听，作家就是作家，每个地方的作家都一样，不应该说谁比谁厉害。我仗着酒劲，不客气地说：“是的，江浙作家是要厉害一些，尤其是年轻人，一冒出来就比其他地区的人高明一些，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一股子精明劲。但你们江浙的作家上了四十岁，写得就少了，上了五十岁，那就更少了，到了六十岁，基本上就不写了，即便写也写的是随笔散文，诗歌和小说只能勉强为之。”我说完后发现大家有点尴尬，自己是不是说重了？忙端起杯子，自己先挤了一脸的笑容：“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过是瞎说，你们批评，你们批评，来，各位，谢谢大家的盛情，我敬各位一杯。”阿军说：“如果论小说，的确是这种现象，但其他文体，我们有很多老作家还是很厉害的。”我忙说：“那当然，那当然，我指的主要是小说。”给我台阶下，我连滚带爬地下来了。喝到二十七杯的时候，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已经喝了二十七杯了，再喝恐怕要趴下了。但不喝是不行的，我是那种只要有人敬酒就不拒绝的人。他们问我来杭州这几天有什么安排，我说我一共五天时间，除了一天和约好的作家见面，其他几天没别的事，玩。阿军他们忙替我安排游玩路线。我说，杭州我没来过，去什么地方玩都行，但是岳坟我是要去的。一半的人立即惊讶起来：“啊呀，杭州好玩的地方多得很，去岳坟干什么，现在游人一般都不去岳坟的，我们本地人更是不去。”性格直率的穆有见说：“介子修你不是有车吗，郑老师和介子修可是作家中的大老板哩，子修你用车带郑老师玩玩，郑老师难得来一次的。”介子修问我想去什么地方玩。我说随便。穆有见说：“郑老师你也是搞文学的，既然来浙江了，怎么也应该去绍兴和乌镇玩玩，那可是鲁迅和茅盾的故乡啊。”我坚持道：“那我什么时候去岳坟？”好几个人都笑了，穆有见笑得最响，我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穆有见说：“郑老师你真想去岳坟啊？”我说，我真的想去。她说：“你住的地方离岳坟很近的，岳坟就在西湖边上，你哪天随便抽两个小时，打个的去就行了，用不着专门去的。”原来是这样，我也笑了。我高兴地说：“好啦，那就先去朝觐二位大师的故乡，回来后再去岳坟。” 回到宾馆，我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阿军问我：“郑老师你没事吧？我慷慨地一挥手，没事没事，我是从酒乡来的，还怕喝酒么？”等他们都走了，我推开窗户，想吹吹风。他们告诉我，推开窗户便能看见西湖。可我推开窗户后，除了能看见到处都是灯，根本不知道哪儿是西湖。感觉脑子转得特别快，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如果我平时都能转得这么快，我十有八九会成为著名作家。当我想到那首古诗：不愿无来不愿有，只愿西湖变美酒，闲时静卧苏堤上，浪花扑来嘬一口。五脏六腑立即翻腾起来，人到这时候是最怕吃酒的，西湖里的水全变成了酒，天啦，受不了啦，不行了，跑到卫生间，呕吐叫唤起来。 第二天醒来，已经是正午十二点了，浑身像被人用软棍子痛打了一顿似的，没有一个地方舒服，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比昨晚上吐的时候还难受，最不好受的是头，像熟透了的西瓜被人用拳头砸开了缝。服务员进来打扫卫生，我问她：“这儿能看见西湖吗？”她说：“如果你视力好，可以看见保俶塔。”“那怎么说能看见西湖呢？”她反问：“保俶塔不是在西湖边上吗？”也是，并不是非要看见水才说那是西湖。我什么也吃不下，泡了杯茶，喝了几口也吐了。幸好还记得要去见那位名作家。对一般编辑，名作家如果不恩典恩典，是难得一见的，但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名作家那里拿走一篇稿子。打电话过去，保姆说名作家正在睡午觉，叫我晚一点再联系。我拖着无力的身体，去买头痛粉，走了几个药店都没有，只好胡乱买了颗感冒药，心想即使治不了头痛，骗骗这狗日的头痛也好。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想干，连电视也不想看，一点力气也没有，如果蚂蚁抽我一耳光，也能把我抽昏过去。我躺在床上，比死还难受，突然想，我是不是要死在杭州？这时名作家打电话来了，比我想象的热情多了，叫我马上到他家去，他在家等我。 晚上名作家请我吃饭，特地点了东坡肉，说这是杭州名菜。我惭愧得不行，因为我一块也吃不下。想当年我做地质队员，一碗东坡肉我一口气就可以呼噜下去。 直到第三天早上起床，我才回过神来。 介子修把车开来了。我问他绍兴有多远？他说，不远，八九十公里。八九十公里，来去不是要一天？人家是做生意的，我哪能让他整天陪我。我说：“子修，要不咱们不去了，就到西湖逛逛得了，反正西湖我也没去过。”子修说：“不要紧的，我已经安排好了，今晚上住绍兴，明天去乌镇，今天明天我都陪你，后天穆有见陪你逛西湖。” 盛情难却，我钻进子修的车。对车我是外行中的外行，除了常见的几种，别的我都叫不出名字，更不知道它们的贵贱。子修这车是银灰色的，看上去有些小巧，我问他什么牌子，他说是日本的富士。我说：“怕要二三十万吧？”他笑了一下，说：“还得再加一倍。”我在心里咋了一下舌头，哪能用穷人的见识去估价富人的生活呀。子修不太爱说话，默默地开着车。这让我不好受。 第14章 去岳坟(2) 我说：“你经常去绍兴吧？” 介子修答：“记不清次数了。” “鲁迅故居也经常去吧？” “也记不清次数了。” 我笑起来，子修也在笑。 我心想，你已经去过那么多次了，还陪我去，这不是很难受吗？早想到这一点，我应该自己去。因为我有经验，单位上每当有客人，都没人愿意去陪，那些所谓的景区，实在由于去的次数太多而心烦了。客人因为好奇，什么都要细细看，慢慢走，这就让陪的人双倍地心烦。心烦却又不能表露，还要时时做出热心的样子，那就是三倍的心烦了。这么一想，我这不是自讨没趣吗？我想把这想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看子修如何回答。但这无疑太下作了，人家好心好意地陪你，你竟然故意让人家为难。 我说：“我还记得《秋夜》里的前两句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介子修说：“我学写作的时候，把鲁迅的所有文章的开头都抄了一遍：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着一支小青虫，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而去了，坐飞机似的。”这是《春末闲谈》的第一段。 “你和我一样啊。”我高兴地说：“但我抄的不是鲁迅的文章，我抄的是所有我喜欢的文章。我最喜欢的开头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雨水整天地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我除了抄开头，还抄那些写爱情的段落，因为我老是写不好爱情。” 说到文学一二的事，子修的话多起来。他说鲁迅的小说他最喜欢的不是《阿q正传》也不是《狂人日记》，而是《铸剑》，读了好几遍。他无比感慨地说：“宴子敖替眉间尺报仇，为什么非要用眉间尺的头，他另外找个人头不行吗？”我说：“这有两个说法，一个在小说之内，另一个在小说之外。宴子敖必须吸引大王走近大金鼎，才有机会斩下他的头，这就需要眉间尺的配合，如果不是眉间尺的头，而是一个随便什么人的头，他不但不会唱歌，而是要告密了，这就报不了仇。小说之外的说法，是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之二》里的一句话，他说，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鲁迅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是绝不会想到用别人的头去替代眉间尺的头的。” 介子修说：“我喜欢第一种说法。这篇小说本来是非常残酷而又血腥的，但读起来，又处处是幽默，想笑笑不出来，想哭也哭不出来。” “是啊，的确是篇好小说。” 不知不觉间，到绍兴了。鲁迅故居门前那条街正在改造，任何车辆都不能进去，只能停在咸亨酒店门口。已经不是鲁迅写的那个咸亨酒店，而是一个三星级的宾馆。 鲁迅故居、鲁迅陈列馆、三味书屋三处，我们先看陈列馆，最后是三昧书屋。子修一点一滴，非常详细地给我讲解，估计专业导游不及他十分之一。因为他是上虞人，对当地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对先生的著作又是熟读数遍了的。可惜我记不住那么多，如若不然，就用他给我说的逸闻趣事，就可以写出一本书来。我上小学的时候从家到学校有四里路，原以为鲁迅故居离三味书屋也应该有三里四里，没料到只隔了一条小河，距离不到一百米。鲁迅刻在课桌上那个“早”字，如果不是为了给父亲抓药，肯定是不会迟到的。还有百草园，想象中，怎么也有好几亩地，那么丰富，那么富有诗意，其实不过是一小块菜地，也就七八分地吧。八十年代初土地下户的时候，分到我头上的稻田是一亩七，旱地三亩八，在土地稀少的地方，差不多是个小地主了。 感觉这一天过得相当快。从三味书屋出来，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子修说，还有点时间，干脆到兰亭去看看。兰亭这个地方，不大像一个旅游景点，有些野趣，更像一个乡村。在书法展览馆，各个时期的大家作品琳琅满目，但我能认得的字却没有几个，我对书法也是一窍不通。他不知道，我到任何地方游玩，是最怕认字的，能背诵的诗词还能“认”几句，别的嘛，它们认得我，我认不得它们。子修一幅幅讲给我听，好在哪里，坏在哪里，让我大开眼界。 第二天在乌镇，我因为对茅盾的作品读得太少，更是不敢开腔，全是靠介子修说给我听。他没有半点勉强，更没有半点不耐烦，我庆幸昨天在车上没把那种想法说出来，否则太伤人了。 回到杭州，我想请介子修吃饭，耽搁了人家两天，实在不好意思，而且经过两天的接触，觉得这人够朋友，没有一点商人的影子，倒像一个真正的文人。介子修抱歉地说，他没时间了，公司有非常重要的事等着他。他说他也还想和我聊聊，但的确不是一般的小事，非他回去不可。 分手的时候，介子修笑了笑，说：“郑老师，我见过的编辑、记者也不少了，你是唯一没有和我谈怎么做生意的人。”我说：“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啊。”他说：“可有些人和我在一起，谈来谈去都是怎么才能赚大钱，名片上印的至少也是省级作协会员，可没有一个人和我谈小说诗歌，所以这两天，与其说是我陪你，还不如说是你陪我，我好久没有这么愉快了，谢谢你。”我说：“你可不能这么说，开名车，住别墅，这些我也想的，只是想也白想，没那福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 介子修哈哈大笑。 宾馆里住进来一个从贵阳来的旅行团，我们是老乡啊，他们一张嘴还没说话我就知道了，因为贵阳人的口腔里有一股酸味和辣味。 我忙问导游：“游览的项目中有没有岳坟？” 导游说：“岳坟？” 我说：“怎么了，就是岳飞同志的坟。” 导游说：“那叫岳庙。” 我说：“管它叫什么，岳坟不是在岳庙里吗。” 导游说：“有的，我们有这个景点。” “哪一天？” “就明天呀。” 太好了。我说我交点钱，明天跟她的团一起去。她小声说：“行是行，但你不能跟别人讲。” 正好这时穆有见打电话来了，说太对不起了，明天她要到上海去，不能来陪我了。我立即说没关系，我已经联系好了，有一大帮老乡陪我哩。 早上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是灵隐寺。我心想，灵隐寺离岳坟不远，大概是从灵隐寺出来后再去岳坟。可从灵隐寺出来，导游却带着我们去“梅坞问茶”。我问导游什么时候去岳坟，她说，下午去。我旁边的人说：“上车睡觉，下车看庙，你还没看够哇，庙有什么看法？”我说：“我就想到岳坟去看看。”导游说，下午她把我们带到岳庙后，她就不进去了，大家自己看，现在一般旅游团都不去岳庙，没什么好看的。我心想，别人不想去是别人的事，我想去，我是一定要去的。 所谓的“梅坞问茶”，不过是向游客推销茶叶，导游也顺便找一点小费。真要问茶，应该三两个人自己邀约前往，见山问山，见水问水，见木问林。 我们被带到一个茶场，先每个人泡了一杯，然后抬出几筛茶叶，不但价格昂贵，而且质量也没超市里的好。但总有人上当，似乎来都来了，不买一点是不好的。而这买茶叶的人，回去后十有八九要被人嘲笑的，那么孬的茶叶也要买，说明根本不懂什么叫好茶。买好茶叶，倒回八盘岭吃午饭。已经能望见西湖了，而且这时已经是两点多钟了。我高兴起来，心想马上就要去岳坟了。坐上车后，导游说：“好了，大家都吃好了，现在我们去胡雪岩故居。”我心里凉了一下，我说：“怎么还不去岳坟？”导游说：“还早，从胡雪岩故居出来后就送你们去岳庙，岳庙是今天的最后一个景点。”我不满地说：“早知道这样，我应该自己打的去。”导游说：“你不想看胡雪岩故居呀？胡雪岩可是大财主呀，清朝末年的红顶商人，好好去看看，回去后做生意好发财啊。”车上的人都嘿嘿笑，说到发财，有谁不笑？只有我觉得应该先去岳坟。 到了胡雪岩故居，我一下就迷惑了，我来干什么呢？我对复杂的东西一向是敬而远之的。一个商人，家宅这么豪华，豪华到了只能以复杂来呈现的境地。占地十亩八，修了十三楼，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明廊暗弄，曲里拐弯，款款用心，对一个在阡陌陋巷里住惯的人，首先担心的就是会不会迷路。走了两个地方，我就感到简直是在迷宫里走，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东南西北，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个门进来的，将要从哪个门出去。看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么多房子，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深宅大院。太深了，深不见底。胡雪岩娶了十三个老婆，不用怀疑的，十三个老婆个个如花似玉。在这幽深之所，花朵也会早早地凋谢吧？胡雪岩一个人浇灌不过来的话，凋谢得更快吧？房子很密，天井并不是很宽的。宅子里各种木雕、石雕、砖雕、灰雕，每一件都是艺术品，连雨漏、挂钩、门环也是上等的青铜工艺。一些在现代人生活中已经消失的词汇，原以为只有在古典文学里才能找到，在这里却比比皆是，如堂、阁、轩、榭、亭、台。不少大饭店的包房也爱用这些字取名，但名不副实，就像卖艺的人取个好听的艺名而已，刚开始还让人新鲜，模仿和重复的一多，就没什么意思了。一缕阳光射进来，正好照在廊沿上，朱红的雕花木窗一扫暮气，泛着深沉光辉，当初豪华的容颜似乎正在回来。大家都觉得这景致非常好，纷纷留影以作纪念。在如此深幽的院子里，阳光也是稀罕之物。走到芝园，我终于有一种逃出来的感觉。芝园有一个大鱼池，池中的红鲤鱼，已经习惯了游人喂养，看见有人过来，便聚成一团，摇尾摆鳍，讨好卖乖。我正感慨有奶便认娘，我的电话叫起来。 是阿军打来的。他急急地说：“郑老师，你在哪里？你的机票已经买好了，还有两个小时就起飞，早上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一个也打不通。”我说：“不是二十五号的吗？”阿军说：“你没有说二十五号啊，你不是说在杭州呆五天吗？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呀。”从我到达那天算，的确是五天，可我的意思，却是从第二天算起，因为那天已经天黑，不能算一天。江浙人的精明真是处处可见，连计算时间也要打折。但机票已经买了，我不能不轻轻地招手，作别西湖的云彩。在机场，送我的仍然是阿军和小郭。阿军问我去了哪些地方，我说能去的都去了，就是想去的地方还没去。阿军说：“留一点、留一点，下次再来，一次全都看完，下次就不想来了。”我暗想，下次再来，还有特别想去岳坟的心劲吗？没有心境，即使去了，也会是另外一番感觉。也就是说，我永远永远去不了我想去的那个岳坟了。 第15章 谁规定谁(1) 潘天文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匠，亲戚们都劝他到县城去买房子，然后租一间门面做家具。人虽然老实，但手艺好，香溪一带，至少有一半的人家请他做过家具。政府给他的搬家费有十七万，县城的房子不贵，买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都还要剩好几万，办一个家具店绰绰有余。儿子成绩很好，考个大学没问题。再辛苦几年，等儿子大学毕业了，就可以享清福了。但无论别人说什么，他都憨憨地笑笑。好像很有主意，也好像二傻子。劝得最多的是他的小舅子，小舅子在小学当老师。这个小学老师说：“错过了这个机会，你再往城里搬就难了。”潘天文说：“我不去。”小舅子问：“那你想搬到什么地方去？”潘天文说：“我哪里也不想去。”小舅子急了：“你不搬不行呀。” 不搬的确不行。说了好几年，要在香溪修电站，开始说的时候，似乎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一件和自己不相关的事情，现在终于开工了，反倒不相信这是真的。潘天文家住在香溪边上，水坝一旦筑起来，大水就会淹过他家屋顶。 城里，潘天文是不去的，城里的家具，都是机器做的，又好看又轻巧。潘天文知道自己做的家具结实，但模样笨，卖给谁呀。改行做其他事情，更是猫吃乌龟找不到头。 搬迁户一共是七户，有五户已经搬走了。有三户搬到香溪镇上，他们是三兄弟。他们在香溪镇修了漂亮的房子，喜滋滋的。搞得那些不搬家的人又羡慕又嫉妒，酸溜溜地说：“街前市口有什么好，不管在哪里，还是要靠自己勤快。” 另外两户往高处挪了几十丈远，他们不愿离开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地方。 潘天文也想就在村里找个地方，但他第一次说出这个想法就遭到全家人的反对。儿子潘少年生气地说：“还留在香溪，我不知道香溪有什么好！要是留在香溪，我工作了就不回来了！人家街上那些，上学的条件比我好得多，我们家这么远，一个星期只能回来一次，我的脚都走痛了。”小舅子挖苦道：“人家三兄弟都知道往镇上搬，你倒好……你是不是怕城里的车多，不敢过马路呀。”女人说：“留在香溪我也愿意，可土地差不多都被水淹了，我们吃什么呀？” 儿子的话他不同意，觉得他不过是读了几天书就不知好歹。这里当然好，山上的树林青幽幽的，屋当门的河水就那么温顺地流淌着，几十年不曾有任何改变。更多的好是自己说不出来的，它们全都装在自己心里头，看不见也摸不着，但它能让你感到舒服。小舅子的话似乎说对了，他的确有点怕过城里的马路。女人的话是一个实在问题，没有土地，就如同做家具没有木料，手艺再高也枉然。 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考虑了。时间再长，也考虑不好这个问题。 潘天文正在锯木板，电站工程指挥部的杨指挥长来了。潘天文忙停下手里的活，请杨指挥坐。杨指挥长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中年人，戴了副眼镜，比乡里那些干部显得有文化，也不像乡里那些当官的，见到比自己地位低的人就摆谱。 潘天文把木工凳上的烟抽了一支出来，递给杨指挥，很过意不去地说：“孬烟，嘿嘿。” 杨指挥长接过烟，潘天文给自己拿了一支出来，到处找火。杨指挥长有火，他对潘天文说，来。潘天文说：“我有火的，不晓得放哪儿去了。”杨指挥说：“来吧。”潘天文受宠若惊地倾下身体，猛地吸了一大口，把他眼泪都呛出来了。 “你在做什么？” 潘天文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做耍玩意。嘿嘿。” “河边那些杉树是你的吧？” “是的。栽了好几年了。” “赔钱的时候算进去了没有？” “算进去了，照根数点的。” “你把它们砍了吧，下大坝的公路要从那个地方过。” “可惜了，还没长大。” “我也觉得可惜。” 杨指挥长手上的烟抽了一半，他摸了一盒好烟出来，递一支给潘天文。潘天文说：“抽起的抽起的。”杨指挥长不说话也没把手缩回去，潘天文只好把这支烟接过来。杨指挥长说：“麻烦你快一点，我们的工程进度很快，我走了。” “再坐会嘛。” “不坐了。” 杨指挥长走进阳光里，太阳光在他背上一折一折的。潘天文看着这个背影，觉得这人不错。他把杨指挥长给他的烟夹在耳朵上，然后继续干活。平时做家具，锯下很多不大不小的木料头，没大的用处，又舍不得丢。前几天他把它们全部找出来，还真不少，早就想拿它们做点啥，一直没空闲。他现在要把它们做成小板凳，搬家之前拿到街上去卖掉，赚几个算几个。那些杉树，他想叫老婆去砍，他觉得自己下不了手。 挖掘机和汽车在山背后嗡嗡叫。村里人没有看见过挖掘机，觉得它太神奇了，挖斗像人的手一样灵活，力气却又那么大。他们站在山坡上看，怎么看也看不够，有人一看就是一天。潘天文对女人说：“你去把杉树砍了吧，等两天他们就挖过来了。” 潘天文的女人有点胖，做事情比较慢，她把午饭煮好，把猪喂好，这才提着斧头去砍树。如果是干别的事情，潘天文早就发脾气了，嫌她拖沓。今天他没发脾气，想到它们就要被砍掉，他心里不好受。 女人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气喘吁吁的，像是受了惊吓。 女人说：“我刚砍倒一棵，李站长来了，他问我有没有砍伐证。我说没有，他不准我砍。” “你没说是杨指挥叫砍的？” “说了，他说不管哪个叫你砍的，你都要办砍伐证。” 李站长是乡林业站站长，没事就在乡下转，有谁胆敢乱砍树，他就罚谁的款。 潘天文说：“那我去问问。” 潘天文的意思是，办一个证要五块钱，八十三棵杉树，要四百一十五块钱。这些树不是自己要砍，办证不应该自己出钱。 潘天文叉开五指梳掉头上的木花，耳朵上的烟掉了下来，他把它捡起来，放在烟盒里。心想，这支烟一会儿给李站长。 潘天文到乡里，乡里的干部正准备下班。碰到李站长，李站长说：“已经下班了，你明天早点来。”潘天文说，我来都来了。这话是在心里说的，他没说出口，不知为什么说不出口。 往家走的时候，潘天文看见自己的影子比竹竿还长。他想，我要是像它这么长就好了，像它这么长我就可以早点回去做板凳。 第二天，潘天文一早就去了。李站长看见他，先开口：“你写申请没有？” 潘天文说：“是杨指挥叫我砍。” 李站长最不喜欢别人答非所问，他觉得农民最大的毛病和最聪明之处就是答非所问，为此他总是既看不起他们，又怕他们。 李站长说：“你要把申请交给我，我才能给你办！” 潘天文到小卖部买了一沓纸一支笔。他想，这并不浪费，笔和纸还可以给儿子用。申请写好了，他很惭愧自己写的字，像鸡爪子划出来的。李站长说：“你明天来拿吧，县林业局的周局长来了，我要陪他到磨子槽去。”磨子槽有一片原始森林，不光树木高大，林子里还有山羊和野猪。 快天亮的时候下了点小雨，路很滑。潘天文没走多远，李站长他们坐的车从他身边超了过去。磨子槽离香溪不远。潘天文想起昨天的影子，如果我有那么长的腿，说不定我比他们还先到。黄泥沾在鞋子上，越沾越多，像踩着两个鸡窝，不容易拔出来，使劲一拔，脚拔出来了，鞋子还陷在泥里。走不了多远，就得用石片刮一刮。快走到香溪，李站长他们的车已经往回开了。 回到家，女人说杨指挥来过了，丢了二十块钱，拿了两张板凳走。 潘天文说：“还没有漆呀。” 女人说：“他要。” 潘天文说：“他要再来，你说没有漆过的八块，漆过的十块。” 女人说：“人家就要两张。” 第三天，潘天文干了半天活才去乡里。李站长说：“证办好了，交二十块钱。”潘天文心里说，又不是我要砍。但并没过多迟疑，他把杨指挥长买板凳的钱摸了出来，刚好。接过砍伐证，一看只批准砍五棵。 潘天文挠挠头：“李站长，杨指挥叫全部砍哩。” 李站长说：“一张砍伐证最多能批五棵，这是规定。按规定这张砍伐证都不能给你办，因为按规定，要砍的树子胸径必须在三十公分以上。你晓得不？考虑到那些树的情况特殊，才打破规定给你办。” 潘天文：“杨指挥说过两天路就修到那下面来了。” 李站长说：“这和我不相关。昨天县林业局的周局长来了，你看见的，他专门来检查我们乡是否存在乱砍乱伐问题。” 天气很好，大路早就被热风吹干了，但潘天文觉得脚下不怎么利索，比昨天踩着两只鸡窝还麻烦。 潘天文选了五棵大的，勉强可以做檩条，把五棵杉树扛回家，天已经黑了。 轰隆、轰隆，一阵巨响，那是工地上在放炮，震得瓦缝里沙沙沙沙的。 老婆担心地说：“石头会不会砸到房子上来哟。” 潘天文说：“不会的，他们放炮的技术高得很，一块石头也不会飞起来。” 又一天开始，潘天文没做板凳，而是先剥杉树皮。剥了皮的杉树白得晃眼睛。正在剥第三棵，杨指挥长来了。 “老潘，那些杉树你怎么还不砍？” 潘天文笑了一下，放下斧子，准备拿烟给杨指挥长。杨指挥长皱着眉头说：“我早上不喜欢抽烟——我不是前天就给你说了吗？” 潘天文说：“乡里只准我砍五棵，我已经砍了，你看，就是这五棵。” 杨指挥长说：“我不是叫你全部砍掉吗？” 潘天文：“按规定一张砍伐证只能砍五棵。” 杨指挥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我不管你什么砍伐证，你必须在今天之内全部砍掉，否则我停工一天找你负责！” 杨指挥长是了。他走到院坝边，回过头说：停工一天就损失一万，你晓得不？ 潘天文坐在木马上，摸了支烟出来，一看，是那天杨指挥长给他的好烟，忘了给李站长。雪白的烟纸上有一圈黄色的水迹，是他的汗水。他想把它扔掉，想了想，还是把它点燃了。他不是在想这支烟，他在想那些杉树，在想杨指挥说的一万。 正想着，斜对面吐吐吐叫了几声，冒出一个大家伙。挖掘机已经翻过山来了，把几只铁脚扎在玉米地里。 潘天文站起来，进屋换了一双干净点的解放鞋。 到了乡里，李站长不在。他们叫潘天文等，李站长会来的。等了两个小时，李站长果真来了。李站长说：“砍伐证不是给你了吗？怎么又来了？” 潘天文递烟，李站长不接。潘天文后悔那支好烟，要是还没抽就好了。 潘天文说：“杨指挥叫我全部砍。” 李站长：“全部砍？一个农户一年只能办一次砍伐证，你晓得不？” 潘天文：“我晓得。” 李站长：“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潘天文：“是杨指挥叫我砍，不是我要砍。” 李站长：“不要动不动就杨指挥马指挥，杨指挥又不是你家亲戚。我告诉你，我只能按政策规定办事，我要是再给你办一张砍伐证，我就是在犯错误！” 潘天文想，杨指挥姓杨，我老婆也姓杨，说起来我们应该是亲戚，我想认他，就怕他不认我。又想，你砍也犯错误，不砍也犯错误，潘天文你无路可走了。 李站长见潘天文还不走，拔出正在充电的手机，说：“我要去开会了。” 第16章 谁规定谁(2) 潘天文回到家，看见挖掘机已经挖出一条很宽的路，新鲜的黄土在阳光下发亮，有些刺眼。再往下，不到一百米，就是杉树林。杉树的叶子也发亮，那是另外一种亮，像小孩子的脸。它们仿佛看不见那台挖掘机，还在欢欣鼓舞地生长。 潘天文想，我不管了，因为我管不了。 搬家的期限虽然还有半年，但现在不把板凳做完，等搬起家来，就没时间做了。 下午，杨指挥长又来了。 杨指挥长问：“老潘，你准备什么时候砍？” 潘天文：“我不砍了。” 杨指挥长：“不砍了？！” 潘天文：“我办不到砍伐证。” 杨指挥长：“你不能让我停工呀。” 潘天文：“我没叫你停，要停也是你自己停。” 杨指挥长：“这些乡干部真是扯乱弹。” 杨指挥长摘下手机，像是要给李站长打电话。潘天文心想，你们自己去解决吧。可杨指挥长很快又把手机收起来，这里没有信号。 第二天中午，挖掘机逼近了杉树林，大块的泥巴和石头已经滚到杉树中间去了。这些年幼的杉树这才醒悟过来似的，在阳光下瑟瑟发抖。 潘天文想，我不管。 杨指挥长也没来找他。 老婆不时要跑到院坝边看一阵，看挖掘机如何使用它的“大锄头”。“开屋基的时候得它挖几锄就好了。”她说。潘天文没理她，专心做着自己的事情。他不敢过去看，他怕杨指挥长看见他。 晚上，小舅子来了，来问潘天文想好没有，到底往什么地方搬。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潘少年昨天考完了，感觉不错。他到同学家玩去了，考完了，好好轻松一下，过两天回来。小舅子说：“少年上大学看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了，就看填什么学校，选什么专业，我要是你们，干脆搬到市里面去，少年将来不一定回县里工作。”潘天文说：“搬到县里也行，但要能在县城边上买几亩土地。”小舅子说：“县城的土地那么贵，你买了地，哪来钱买房子呀？”潘天文说：“就是，所以我老下不了决心。”小舅子说：“你们怎么老想着种地，即使买了土地，你们又能种好多年，难道还要叫少年回家来种？”真是。潘天文说：“一点土地都没有，心里总觉得悬吊吊的。”小舅子说：“我真拿你们没办法，这样吧，我叫朋友打听一下，县城边上有没有卖地的。”潘天文说：“最好是连同房子一起卖，房子旧点窄点没关系，只要能安家就行。”小舅子说：“要买地，也要买有发展前途的，哪天征用了，还可以得一笔钱。” 早晨，炊烟像不得已离家远走的游子，柔软地伏在瓦上，想整个地拥抱即将离开的家。 院坝边上，碧绿的芋叶举着夏天的成就，肉质的叶面上长着厚厚一层白粉，像不会化妆的小女孩冒充妈妈；番瓜藤努力地延伸着，向夏天的深部探索，不时结一个番瓜，为这样的探索留下记号。 潘天文蹲在一边磨锛子。他每天干活前，都要把锛子、刨子、斧子磨一遍。但他从不在早上磨锯子。磨锯子时那种嘎吱声，空着肚子听起来非常难受。 女人说：“今天早上吃嫩包谷。”潘天文说：“给少年留几个，不要都掰完了。”女人说：“那么大一块土，你吃得了好多。”潘天文说：“烧来才好吃。”女人说：“我给你烧吧，选几个嫩点的，老了烧来嚼不动。” 不一会儿，女人捧着苞谷回来了。 她淡淡地说：“那些杉树被全部砍倒了。” 好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潘天文问：“哪些杉树？” 女人说：“还有哪些，就是你栽的那些。” 潘天文：“哪个砍的？” 女人：“你问我？我问哪个？” 潘天文立即放下手里的锛子，跑到山头上去看究竟。还真是，一棵不剩，全都被砍掉了，也不知是昨天下午砍的，还是昨天夜里砍的。潘天文想，管他是哪个，反正不关我的事。 女人只给他烧了一个包谷，其余的用水煮。她说她忙着去剔杉树，把树枝剔干净后扛回家来，不能做家具，当柴烧也好。潘天文心想，你去扛回家来，别人会不会说是你砍的。但想到砍都砍了，不扛回来，一会挖掘机挖的土就要把它们埋掉，于是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第三天，儿子潘少年回来了，和母亲一起把杉树扛回来。儿子个头虽然比他爸爸还高，可没有经常劳动，稍重点的他扛不动，只能和母亲一起抬。扛了两天，才把它们全部搬回来。高高地堆在院坝里，把干木活的潘天文挡住了。站在院子里，只听见他或凿或锯的声音，像是躲在屋子里。女人埋怨潘天文不去帮忙，潘天文笑了笑，说：“我帮你们拾杉树，你们又不能帮我做板凳。”这在他，是难得的幽默。儿子回来了，看他自信的样子，似乎考得也不错。潘天文表面上没什么，心里却装着快乐。 公路修到杉树林外面，停了下来，再往下是几十丈高的悬崖。挖掘机开出一块平地，然后开走了。汽车运来火砖和水泥，他们开始修房子了。女人感叹：“国家的事情，干起来就是快。”潘少年不以为然地说：“只要资金到位，干什么不快。”潘天文在心里笑，“资金到位”，这样的词只有读过书的人才会说。 这天中午，李站长来了，胳肢窝里夹着一个绿色的活页夹。潘天文刚从屋里出来，他又怕又冒火，知道这个人来了肯定不会有好事。潘天文往门口走了两步，没有请李站长进屋坐。他本想喊的，可喉咙发干，声音被卡住了。李站长也不和他打招呼，走到另一头就开始清点杉树。潘天文在心里冷笑，你数吧，反正不关我的事，就连拾也不是我去抬回来的。他觉得自己是家长，那么女人和儿子做的事情，处理起来就要简单一些，只要自己没出面就行。不一会儿儿子从屋子里出来，看见李站长，他知道他是什么人，也看出来了，对他们家不利的事情就要发生，他的脸色气得发青，他很想上去，照准李站长的屁股狠狠踢上一脚。 李站长数完了。 李站长打开活页夹。 李站长摸出一支圆珠笔。 李站长把什么东西写在了活页夹上。 合上活页夹。李站长开口了：“潘天文，你听清楚了。一共是八十三棵，除了五棵有砍伐证，其他都没有，按照乱砍滥伐的规定，每棵罚款五百元。七十八棵，共三万九千元。” 潘天文脑子里嗡的一声，忙靠在板壁上。 潘少年冷笑一声，说：“三万九，你去找砍树的人要吧，这树不是我们砍的。” 李站长轻蔑地地看了潘少年一眼，没把他放在眼里，不想理他。他继续对潘天文说：“我想你也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我会从你的移民搬迁费里扣。幸好你有搬迁费，要不然罚也白罚。” 潘少年说：“扣移民费，你敢！” 李站长冷笑一声：“我有什么不敢？杉树摆在你家院坝里，证据确凿，我有什么不敢！” 潘少年身上一阵寒战，无法自制，眼泪都快气出来了。但他拼命忍，叫自己不要那么激动。他说：“你敢扣我家的搬迁费，我下掉你的脑袋！” 李站长伸长脖子，似乎很好笑，他笑着说：“来呀，我给你。” 潘少年顺手拿起一把锛子，捅在李站长白净的脖子上。就像捅稻草人一样。竟会有这样的结果，真是连鬼也想不到。锛子进去了，李站长还在笑，似乎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潘天文大叫一声：“天啦！” 女人也哭了：“天爷，出人命了！” 潘少年一脸茫然，他不过是想吓唬对方一下，可锛子真的捅进去了。没想到他的脖子竟然像豆腐一样。 潘天文将李站长抱在怀里，用手紧紧抚住李站长的脖子，可血还是咕咕地冒出来。潘天文对吓得手足无措的女人喊：“操你妈的x，快拿梯子来！” 他们把李站长放在梯子上，抬着他往乡里跑。一只脚踩着沮丧，一只脚踩着恐惧。 两个月后。 潘天文家院子里的杉树被晒暴皮了，在烈日下不时像放小鞭炮一样炸响。 电站工地上热火朝天。 但是在香溪两岸的其他地方，却看不见一个人，只有菜地里偶尔露一下娘儿们的花头巾。傍晚，香溪迷人地笼罩着一片暮色，在暖风里打瞌睡。村子散布着被太阳晒熟了的绿色气味，经久不衰。在有树林的山坡上，响彻着墨绿色的声音。苍老的松树像宿醉未醒的人，把大团大团白色的松油挤出来，挂在苍老的树皮上，像一团团白花花的眼屎。玉米则像足月的妇人，疲倦而又骄傲地把风拍得哗哗响。芋叶绻缩起巨大的叶片，轻轻地将秋天的心事包裹，抗拒着衰老和提前到来的死亡。番瓜藤上的瓜开始变老变黄，默默地记录着过去的时光，用肚子里番瓜籽对应着夏天发生的故事。 潘天文的小舅子是晚上来的。白天他不敢来。 “哥，明天去接少年。我和你去，姐就不去了。” 潘天文全身抖了一下。女人的眼睛早就哭肿了，什么也看不见，这几天连耳朵也聋了，刚才潘天文叫她吃饭，不知她听成什么了，把一双布鞋拿出来放在凉沙发上。现在他们吃晚饭都是天黑了才吃，也不点灯。最近她煮的饭不是煮糊了，就是夹生的，潘天文只好自己煮。刚吃完饭，小舅子来了。潘天文准备点灯，小舅子说不用，说话听得见的。 小舅子说：“哥，别忘了带户口本和身份证。” 潘天文说：“兄弟，那个地方我不想要，麻烦你另外给我找一个地方。” 小舅子说：“水田两亩，旱地三亩，而且连同房子一起卖，离县城又那么近，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地方嘛？” 潘天文：“我还想再远一点。越远越好。” 小舅子：“哥，你说。” 潘天文：“地区条件差都不怕，我只想搬远一点。” 小舅子说：“哥，你的心情我理解，可你们的搬迁有规定，不能离开本县，因为这是县里面的工程，不是国家工程，如果是国家工程，搬远点还有可能，县里面的工程，只能在本县范围内解决，这是规定。” 潘天文听了“规定”两个字，又抖了一下。小舅子没看见，还以为他又在钻牛角尖。 小舅子说：“哥，你要想开点，有些事情是我们是无法预料的。” 潘天文在黑暗里笑了笑，说：兄弟，我要是早听你的话就好了，早点搬家，不管搬到哪里，都不会像今天这样。 小舅子的泪水汹涌地夺眶而出，就像刚才他没看见潘天文的难受一样，这次潘天文也没看见他的眼泪。 几天后，潘天文正在田里割稻子。一位邮递员来了，他是搭电站的便车来的。 “潘天文！”邮递员老远就喊：“特快专递！” 潘天文不懂什么叫特快专递。 邮递员说：“这是你家的特快专递，要用身份证来取。麻烦你快点，我还要搭他们的车赶回去。” 潘天文慢三理四地，仍旧割他的谷子。连割了两把，才直起腰。 邮递员突然有些难为情地说：“算了，你给我签个字吧。是寄给潘少年的，我知道你是他爸爸。” 潘天文接过特快专递，他从没看见过这么大这么结实的信封。 潘天文抖抖索索地撕开信封，一张薄薄的纸掉下来，是一所大学来的，问潘少年为什么不去报到，学校已经开学一个月了。叫他速回电话，到底什么原因。如果是没有接到录取通知，可以用这封信到学校去报到。 潘天文默默地把信件放在田埂上，继续割稻子。他看不见齿镰刀，也看不见稻子，一刀割在手指上，流血了。他看着血，眼泪淌下来。但他没管它，仍旧割着稻子。眼睛模糊了，什么也看不见，但他仍然割着稻子。 第17章 细雨下穿了白天(1) 回到城里的第一件事是抓紧时间洗个澡；第二件事是去医院看望汪华。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紧密相连。连饭也顾不上吃。汪华是我女朋友，不管她是在上中班还是深夜班，我都要等到她一起出来，然后和她一起去吃饭。我想立即见到她的心情，的确比吃饭重要，而且重要得多。我是搞地质的，两三个月甚至半年才能回来一次。每次去医院，我的心都会怦怦地幸福地跳个不停，就像第一次和她约会一样。每次见面之前，我都幻想我们可以像电影上那些人一样，紧紧地拥抱，忘情地相吻。这是我想得最多的一件事，可每次见到她，我都像傻子一样，嘿嘿嘿，然后告诉她：“小华，我回来了。”汪华哩，好像也不是那么激动，点点头，或者笑一笑，要过了两三天，她才能热起来，才会像小鸟一样紧紧地依在我身上。 三天前，我所在的地质组从山谷里搬了出来，搬到了一个镇上，还没收拾好，我便去给汪华打电话。没想到她在电话里哭了——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她叫我马上回去，她有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我，如果我不回去，她今后就再也不理我了。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说在电话里不好说。她的意思是电话旁边还有其他人，因为那是她们办公室的电话。 还好，没像前几次回城那样，先要赶几小时的山路，然后才有班车。我直接在小镇上坐车，在县城换车，汽车在我耳朵里讨厌地呜呜了七个小时，然后我回到了城里。每次从野外归来，我都觉得城市在发亮，她不像乡下那些小镇，总是黑乎乎的。我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上错了车？像乡下人一样错误地理解了那些站名。几天后，对城里的一切熟悉起来了，发现她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还和我离开时一样。这种感觉，和汪华见面时的感觉有些类似，只是我没法把它说出来。 到了医院，汪华的同事告诉我，汪华还在手术室。他们看着我的时候，都笑嘻嘻的，有些意味深长，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好像我和汪华见面有什么说不清的事情。也许是刚从野外回来的缘故，我总觉得自己土哩吧叽的，而他们虽然穿着白大褂，却总是透出一股洋气。他们的脸上、谈吐上、眼睛里，洋溢着自豪和聪明。这恐怕也是我不大好意思的原因，有那么一点点自卑吧。他们对我很热情，但我还是决定到办公室外面逛一逛，一会儿再回来。他们告诉我，汪华至少还要两个小时才能出来。 汪华是妇产科医生，刮宫、引产、接生，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都是些小手术，但往往做手术的人比较多，一上去就下不来。我曾经好奇地向她打听过刮宫是怎么回事，她嗔怪我是不是有病，一个男人去打听这些。但她还是告诉了我，她说，先用一个大钳子，伸到那里面，钳子张开，把那里张成一个大洞，然后用另一把钳子把长在宫壁上还没成型的肉芽刮下来。宫壁被刮破后，会流很多血……听了汪华的描述，我信誓旦旦地对她说，不管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我都不会让你去做这种手术。我说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都不应该让女人去做这种手术，更何况是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想到那把力大无比，把那里张成个大洞的冷冷冰冰钳子我就不好受。汪华听了我的誓言，拍着我的脸说，说得好听。我说，男子汉大丈夫，我不相信就这么点事还管不住自己。 医院里面有一条小街。说它是街道也许不太确切。也就四五十米长，两边有小饭店，有卖各种礼品的小商店，还有卖鲜花的花房。在我的想象中，这种地方的商店肯定是全市最宰人的。因为它们都是为病人家属准备的，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爱买不买，价格老高。所以我从不在这里买东西，也不在这里吃饭。想到经常有住院的病人在这里吃饭，我就吃不下去。但每次等汪华，我都喜欢在这里逛一逛。有一个卖旧书的，把书摆在板车上，左手齐手腕处切掉了，愈合后像个鹰嘴。脸上黑乎乎的，好像没洗干净，这张脸上写满了人不求人一般大的冷漠。每次看见他，我都会想象，这个人在充满虚伪和竞争的世界里如何才能安排好自己全部的生活。汪华第一次带我来，我就从他手里买了一本辛格短篇小说集，书里面夹了一张钢绳厂职二食堂的纸饭票，已经发黄，面值零点零二元。当初零点零二元也许可以买一份稀饭，甚至一个馒头，但是现在，恐怕连一勺稀饭也买不到了。买这样的旧书，仿佛还能勾起我对日常生活的回忆，也就更加喜欢来这个旧书摊了。当然大多数时候都选不出我喜欢的东西。至今为止除了辛格的短篇小说集，在这个书摊上买的还有《天使，望故乡》。 汪华不喜欢我买旧书，嫌它脏。她在医院当医生，收入又高又稳定，慢慢养成了对便宜的东西不屑一顾的毛病。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她是被金钱蒙住了眼睛，因此看不见这些东西的价值，她生气了，两天不理我。 摊主仍然是一副爱买不买的样子。随便翻了一下，一半是新书，但全是盗版，旧书中旧杂志又占了一半。好像是旧书已经被他卖光了，只好卖盗版书了。我一本也没选上，可想到汪华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出来，便随意地要了一本《飞碟探索》，五毛钱，用它消遣时间比站在医院门口傻等好。 拿着杂志又到汪华的办公室问了一下，其他医生都下班了，只有一个值班医生在，刚才我没看见她，说明她是刚来上班的。她不知道我来过，便把汪华在干什么又说了一遍，还细心地用汪华的杯子给我倒水。她似乎本想坐下来陪我谈点什么，可护士叫她，她便抱歉地出去了。 很好，我对无话找话说本来就没有兴趣。或者说，在这方面有点弱智。 那个值班医生来办公室取东西，顺便问了我一句现在在什么地方找矿。我告诉她，在黔西南一个叫拉弯的地方。她哦了一声，做出惊讶的样子。她根本就不知道拉弯在什么地方，是个什么样子。但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会这么惊讶一下，因为地质队工作的地方很远，都很偏僻。 汪华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把一本旧杂志翻遍了。我笑着喊了一声“小华”。汪华拿起我面前的杯子，也就是她的杯子，狠狠喝了一口，然后才向我点点头，“哎呀，累死我了。”她的头上还戴着绿颜色的手术帽，头发全部扎在帽子里，额头因此又光又亮，让人觉得有点严肃，也有点傻，我差一点笑出声来。她说她还要向值班医生交代一下，然后才能和我走。我叫她去忙，我等。 汪华换成一身浅黄色的连衣裙，腰上扎了一根细细的带子，头发也披散下来。一想到这就是我的女朋友，我的心便激动得怦怦跳。但在医院里我不敢碰她，她似乎也是如此，走得很快。直到走出医院大门，她才慢下来，主动和我手拉手。走了没多远，我揽住她的腰，她则顺从地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我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这么急着把我叫回来。她说当然有事，但现在不想说。我说：“不会是因为想我了吧？”她说：“要是天天下班都能这么靠着你就好了。”我把她往我身上紧了紧，以示我很希望这样，但我无能为力，只能在一起的时候把她搂紧点。可没走几步，我就坚持不住了。其实我的手已经软得有些受不了啦，但我不想放开，我不停地鼓励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她的头也在刚刚说完那句话就没靠在我肩上了，老那么靠着肯定很难受。而我的大脑，不时还要在代敏描述的时空里飞翔。宇宙有春夏秋冬，地球也有，不光是一年中有，一月中有，一天中也有。那么人呢？人的生命，生命中的爱情，爱情中的感受，感受中的所有瞬间……汪华的宿舍在医院对面，我们走的距离并不远。走到她的宿舍下面，下雨了，不大，我们冒着雨买了些菜回去。 吃饭的时候，我再次问汪华出了什么事。她说，没出什么事，她不想在医院工作了，在医院工作太累了，她想换个地方。 听了她的话我心里就不大好受，因为我没有能力帮她调动工作，我如果有，我也用不着跑野外了，早就在城里工作了。作为一个男人，我常常梦想自己有非凡的能力，自己所爱的女人想要什么就可以给她什么。我问她想到什么单位去工作，她说什么单位都行，只要不是医院。我说，那什么单位好呢。其实什么单位我也办不了，哪怕她愿意到环保局去当环卫工人，我也没办法把她调过去。我告诉她，我先打听吧，看有没有合适的。 第18章 细雨下穿了白天(2) 吃好饭天已经黑了，我当然想留下来再陪陪她，可地质队在郊区，晚上没有公共汽车。我和她的关系除了拥抱和接吻，就再没有向前走一步。汪华天天面对那些做产科手术的女人，有时还要把手伸到那里面去，她似乎也对那种事没有兴趣。但她对那种事显然比我有经验，至少从生理知识上比我丰富得多。我有时很遗憾，有时又为自己能坚持住感到骄傲。我的确也怕稍有不慎，让她去做那种手术。难为情都是次要的，手术带给人的痛苦才是最主要的。有一次汪华告诉我，用药或者用避孕套的安全性只有百分之九十五，达不到百分之百。我是百分之百地爱着她，当然不希望那种事在百分之五里出现。因此一旦明确那事不能做，我便立即决定要走，呆长了是不是能忍住我就不敢保证了。我很讨厌这种保证，我真的想和她在一起，和她相拥到天明，不要去管明天的一切。 汪华送我下楼的时候告诉我，她不想在医院上班倒不是因为累，主要是要上夜班，上夜班的路上她一个人害怕。我说，我要是换个工作就好了。但这话我只能在心里说，如果说出口，那就是虚伪，因为我办不到。我多么希望汪华叫我留下来，可分手的时候她只是重重地握了一下我的手。我以为我可以再吻一下她（从她宿舍出来时我们已经长长地吻过了），可她放开我的手后退了两步，让我那股冲动一下冷却下来。我觉得她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似乎又不便说。我想是不是有另一个男人钻进了她的心里，因为她的柔弱或者说善良不想伤害我才这样？不知为什么，这种想法突然占了上风，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事情。是不是我和她的关系也到了寒泠的周期，已经有不稳固的因素产生？就像那种叫“九星联珠”的现象在我们身上已经出现？直到坐上车，我才找到一个理由，觉得是因为没吻着她才产生了这种想法，其实她还是爱我的，只是她比较自重罢了。有了这个理由，我心里好受多了。当我在市中心换车的时候，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是一个梦，我必须再回去看一眼汪华，才能相信她的确还在那间屋子里，的确还是我几分钟以前见过的那个汪华。很久以后，我发现我当时主要是受代敏那篇文章的影响太大了，宇宙都那么容易变化，都是那么不可预料，人就更容易变化莫测了。 汪华似乎并不吃惊，好像她知道我会回来。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长长地接吻。 “小安，我真的不想在医院工作了，我都快疯了。”她说。 “我已经憋了好久了，我再也憋不住了。”汪华说。她的眼泪滚了出来。我立即想到她是被谁欺负甚至强暴了。我血往上涌，脑子里出现了种种打架的场面，我可以用我的生命去为汪华讨回公道，但同时我也感到我的对手强悍而野蛮。我个人的历史到了紧要关头。我把汪华拥在怀里，叫她慢慢说。 “我现在一见到它们就害怕，太多了，多得我都数不清。那天要不是有人喊我接你的电话，我恐怕真的那么做了……” 我的心一下放宽了，恐怕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 “凡是来引产的，按规定都要给她们打针，打针后胎儿生下来就是死的。可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发现好多医生都不打针，嫌麻烦，生下来后用手把头一扭（像扭瓜一样），扭了丢在污桶里就不管了。最小的只有四五个月，最大的有七八个月，要是不弄死，好多都可以养活。不晓得哪来那么多，少的时候一天一个，多的时候一天好几个，都是怀上了不敢生下来的……” 我听明白了。我说：“当医生嘛，就要下得了手。” “我后来也学他们，也不给她们打针，第一次我还有点怕，和我一起上班的李姐拿过去，她扭给我看，说用不着多大的劲，就这么一下就行了。后面亲自干了几次，一点也不害怕了。有一次，我记得那个孩子已经足月了，我也是那么一扭，然后丢在污物桶里面。我给产妇料理完后，看见桶里动了一下，我吓了一跳，我产生了想把他抱起来，让他活下来的一股冲动。但我知道要救也救不活了，我盖上污物桶，打扫卫生的护士提出去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已经死了。 “由我接生的，我都记不清有好多个了，如果正常生下来，恐怕要排好长一串吧？” 我突然感到脖子痒痒的，好像汪华会突然给我来那么一下。 “我记得最多的一次，我扭了三个，那么一扭的时候，我的确没什么感觉，我不觉得他们是人……那么扭的时候，我甚至有一种快感。好像越不复杂的事情越容易让人产生快感。可我现在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我怕我控制不了。” 汪华看着我，我立即点头，表示我能理解。 “有时候，对那些正常生下的，我也产生那种可怕的想法，忍不住想把住他们的头，给他们那么来一下。我现在最怕看见刚生下来的孩子。” 我的天，我在心里想，我这辈不要想有自己的孩子了。 “那天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在育婴室检查刚刚剖腹取出来的一个女婴，我的手不知不觉地伸了过去，我完全迷糊了，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我，我不知道我是谁。就在这时护士长喊我，说汪华，小安打电话来了……” “小安，我真的不适合再当医生了。” “你一定要救救我。”汪华无助地说。 我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去拥抱她，吻她。开始两下，她很坚决地把我推开了，可经不住我一再磨缠，好像这也是她需要的，终于和我久久地相吻。我们用看得见的手抚摸对方，最后我们都没办法控制自己，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我们，让我们探寻到了对方身体里那个奇妙的小宇宙。 那天晚上，雨一直没有停，到天亮还在下，在我的印象中，一般情况下白天到来后雨就不会再下了，白天会筑起一道墙，把夜里的雨挡在夜里，没想到雨下穿了白天。 附注：去年冬天，一个北风呼啸的寒夜，我一个人走在贵阳街头，在瑞金南路看见一个缩成一团，抚着一个小蜂窝煤炉卖旧杂志的小贩，我想买几本文学刊物回去翻翻，可这个小摊上没有一本是我想要的，最后花了五毛钱买了一本《飞碟探索》，以前我从不听说过这本杂志。 在贵阳我是一个单身汉，每到周末整个文联大院就我一个人，宿舍与上班的地方仅仅一墙之隔。我的宿舍曾是作家叶辛的办公室，他当年是白天在此阅稿或者写作，我现在则是晚上在里面写作或者睡觉。常常是，整整一天找不到一个人说话。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但别人有家有室，哪好去打扰。这间屋子不再作为办公室后，曾经有一个老单身汉死在里面，他生病了，那天晚上本想打开门求救，可门还没打开就倒在门后死去了，几天后老人被人发现，肉身已经腐烂生蛆了。别人为此都很害怕，没人敢住这里。我住这里后却一点不害怕，反倒觉得，因为有了这件事，这间屋子还稍微“热闹”了一些。 想说话又找不到人说话的时候，我便独自上街去瞎逛。买杂志时我问摊主：“多少钱？”他比了个手势——他懒得和我说话。“多少钱”三个字，便是这一天中我说出口的唯一的一句话了。 回到宿舍，忙钻进被窝，我没想到我被这本旧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深深吸引住了，作者代敏。文章中称：据科学家对中国历史气候研究，三千年来有一系列的冷暖波动，每个波动历时四百年至八百年。比较中国历史发展和气候变迁就会发现一个“巧合”：和平时期都以温暖气候为主，而动乱岁月常常是寒冷的……为什么呢？很有可能，百年乃至几百年的温暖气候和相应的良好生存条件使北方少数民族的政权日益强大，人口逐渐增多；而气候急剧转冷（气候常常是突变的），北方草场大面积沙化，对草原依赖性很强的游牧民族生存条件便迅速恶化……如果恰逢中原大乱，游牧民族本身又遇到了生存危机，这时不南下，几时南下？于是，在最动乱又最寒冷的六朝、南宋、明末清初，这些强悍的游牧民族骑着战马，挥动皮鞭，势如破竹地汹涌而来。中原的汉族因此就一次次被赶过淮河、赶过长江，以至更远的地方……历史记载证实了这种猜测……那么，气候变迁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九星联珠”。他们所指的“九星联珠”是指“地球单独处在太阳一侧，其他行星都在太阳的另一侧，且最外两颗行星的地心张角最小的现象。”当“九星联珠”出现时，地球“孤独”地呆在太阳的一侧，其他八个行星都跑到太阳另一侧大会合。为了维持整个太阳系的平衡，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就要扩大。当这种情况出现在冬半年时，地球的公转半径就会冬长夏短，气候自然趋冷；反之，若出现在夏半年，则引起地球公转半径夏长冬短，气温变暖…… 气侯变迁的原因是地球在享受“孤独”，这真是太神奇了。 读着这篇文章，我大脑里慢慢出现了上面写的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和代敏的文章有什么联系呢？和我所在的这间宿舍，甚至和那个可怜的单身汉又有什么联系？这在“附注”里面是说不清的。我想说的是，小说常常和面临的生活看似无关，而实际上它们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并且这一切对于我，它就只能产生这样一篇小说，而不是别的东西。 第19章 正在到来(1) 在别人的眼里，我是个还没长大的孩子，但我的内心，却像一个来日不多，正在经历着凄凉晚景的老人。因为灾难正在前面等着我。前面有多远我不知道，有时候我觉得它像天上的白云一样远，要经过一定的酝酿和变化才能变成雨滴或冰雹砸到我身上。有时则觉得它就在屋后的竹林里，会随时跳出来掐住我的脖子。我和行将就木的老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爱把事挂在嘴上，而我却把所有的事情装在心里。 这怪不了别人，完全是我自己招来的。那天我挑着篮子去割草，看见地里有一条黑蛇，拐杖那么长，很粗壮，像一根两头齐的棍子。花纹是金黄色的，从头部开始，沿着脊背一个接一个，像两股交叉的藤蔓，如果不是一条蛇，而是一件器物，我一定会用手去摸一摸，感受一下它的精巧和优雅。它不知道我站在它后面，似乎是睡着了。我后退了几步，悄悄放下篮子，捡了两块石头，左手一块，右手一块。如果右手的石头没砸中要害，我可以马上用左手的石头给它一家伙，如果两块石头都没砸中，我就只有转身逃跑了。要打就要把它打死，不打就不要理它，如果没打死只打伤，它会在半夜里爬到你床上来，缠住人的脖子。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蛇是报复心强，又聪明绝顶的家伙。 如果我知道后面有那么多麻烦，就一定会犹豫，但我当时没有半点犹豫，什么也没有来得及想，就一石头砸下去。石头砸在它的腰上，它的腰一定是被石头砸断了，头和尾难受地扭曲着，却不能移动一步。我知道它很痛，但那种痛是我不能体会的。我想它早点死，于是对准它的头来了一下，哪知石头砸偏了，落在头前面，它看见了，仿佛并不知道这是石头。我捡了十几块石头放在篮子里，照准它头狠狠砸。它的头上被砸出血了，还没有死，这时也许它已经很想死了，但死不了，它的命还藏在它的体内不想离开。我犹豫了一下，想放它一条生路，可想到它晚上要来找我，心肠立即又硬起来。我又往篮子里捡了十几块石头，不怕它跑，这次捡的石头都是经过挑选的，不但要称手，还要有分量。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它的腰部伸出两只脚，腿很短，只有两三公分，差不多是贴着肚子的，但脚掌很大，像鸭脚板，大小也和鸭脚板差不多，颜色则像癞蛤蟆的皮，有很多麻点。与其说是惊讶，对我来说还不如说是恐惧。如果一个人看见蛇伸出脚，那他离死就不远了。死还是好的，如果不死，那就要脱一层皮。皮肤像焦炭一样发黑，慢慢变硬，变成一副龟甲。这时候是最痛的，你会感到连眼睛仁都痛，连指甲也会痛，连头发梢也痛，就连飘在空中的头皮屑，也会让你感到痛。痛得你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然后你的皮会在你的惨叫声中一块块地剥落，最后你会成为一个没有皮肤的人。 我照准那双丑陋的脚狠狠砸，我要让它缩回去。它的头已经不动了，但尾巴还在动，它的命已经离开它了，但痛还没有离开它，它也许比刚才更难受。砸下去的石头堆在它的脚上，再砸已经砸不准了，我用一根小棍子把它挑到大路上，让它翻过身来，让它脚朝天，我捡了更多的石头，继续砸。这时候我很想哭，但我哭不出来，因为恐惧远远大于伤心。我也很想对它说一声对不起，但我知道我要了它的命，不是一句“对不起”就可以逍遥法外的。这时我还产生了和它同病相怜的感觉，仿佛它所遭受的痛，即将在我身上发生。它已经一动不动了，连最小的抖动也没有了，我更加心慌，因为这说明它即使愿意把脚缩回去，它也无能为力了。我沮丧地把剩下的石头倒在路边，像所有做了错事的人一样，心里既惭愧又凄惶。那双鸭脚完全被我砸烂了，但仍然可以一眼就看出，那是一双长蹼的脚板。 我用镰刀在一棵枧树下挖了一个长溜溜的土坑，我是跪着挖的，心想，这代表我已经向它磕头了。我还不会说“你安息吧”这样的词，可我说的是，你好好睡觉吧。 埋掉鸭脚蛇，天色已经不早了，我忙找了几根棍子架桥一样架在篮子里，胡乱割了几把草放在上面，看上去满满一篮子，其实下面是空的。回到家，我趁大人不注意，把草倒在牛圈里。他们要是问我割的草在哪儿，我会说已经被牛吃了。但没人问我。 我的神经像一根捶扁的铁丝，轻轻折一下就会断掉。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今天发生的事情，如果说出来，只会加重我的恐惧。何况在恐惧的深处，只有当事人才可以探测和思考，别的人，甭管他对你再好，也只不过是像给你的伤口擦药，最多能吹几口凉气，让你的疼痛稍微减轻一点。这样的同情只会让人更加难受。 我似乎一下懂得了世态炎凉。 父亲的腰不好，要吃猪腰子补腰。猪腰子用草绳捡起来挂在灶门上，每天烟熏火燎，已经烤干了，像一块黑色的料礓石。本来应该两天吃一个，可他买不起。他的腰不好，没力气，只能和妇女在一堆干活，这样他的劳动所得就只能一个月买一个猪腰子。好在乡下人认为猪腰子不是肉，比肉便宜。在我们这里，肥肉比瘦肉贵，瘦肉比猪脚贵，猪脚又比猪头贵，猪头比内脏贵，内脏中最贵的是猪肝，然后才是猪腰子。要不是猪腰子这么便宜，我父亲一个月一个也买不起。我妈煮饭的时候，用刀削一点下来，煮一小碟汤，不放油和盐。父亲喝汤的时候，我还好一点，能忍，弟弟则眼巴巴地看着他，父亲说： “看什么！这是药。” 有时候他觉得过意不去，叹一口气，自己少吃点，给我和弟弟留一小口。等我们一吃下去，他总是恰当地补上一句：“狗日的，喉咙里都长出爪子了。” 妈为了不让我们眼馋，猪腰子弄好后故意支我们干这样那样。但我和弟弟早已经识破她的伎俩，于是将计就计，在外面转一圈后又跑回来，她无力地辩解道：“爸爸吃了治病，你们吃了干什么？” 这天晚饭前，看见父亲吃猪腰子，我喉咙里干干的，不像平时那样悄悄地咽清口水。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爸爸，你好好吃吧，把病治好了好干活，我反正就要死了，对猪腰子没有兴趣。” 躺在床上，我睁大眼睛无法入睡，我觉得有一件事应该告诉他们。等我死了，埋我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我的眼睛上放硬币。我外婆进棺材的时候，他们就在她闭得紧紧的眼睛上放了两枚硬币，好让她到了阴曹地府见钱眼开。我一直讨厌硬币，因为我讨厌又脏又冰凉的东西。在乡下，没有哪枚硬币是干净的，总是沾满了黑乎乎的让人恶心的汗泥，像泥瓦匠胸前的扣子。有些小孩喜欢把硬币放在嘴里吮，我每次看见后都恶心得想吐。有一次我弟弟把一枚硬币放在嘴里，我毫不客气地给了他一耳光，他张大嘴一哭，硬币滚了出来，他以为我要抢他的钱，他忙止住哭去抢钱，他哪里知道，他送给我我也不要。是不是要把这个要求和父母说一说呢？我拿不定主意。想到这事说起来挺麻烦，而且他们也不一定同意，因为这是风俗。平时问他们什么事，如果他们解释不清，就会说这是风俗，不是他们可以更改的。于是我的心像飘在空中的羽毛，不知道应该附着在什么地方，最后，我坚定起来，如果他们硬要给我放，他们看不见的时候我再把它拿开。我和弟弟睡一张床，他不爱洗脚，也不爱脱衣服，衣兜里不是石子儿就是杏核，杏核是他和别人猜子赢来的，是他最看重的私有财产，平时只要被我的脚探测到，我就给他丢到床底下去，若是硌了我的背，我一定要掐他一把。但这天晚上我善良多了，心想硌就硌吧，这点痛算得了什么，反正我就要死了。 第二天我还没死，没死就得去上学，我讨厌上学，讨厌教室里嗡嗡的声音，更讨厌老师那副谁都看不起的样子。想到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对上学也没什么好讨厌的了。平时我总计较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可现在我的心肠突然软得像仙女的耳垂。坐我前面的一个女生病了，脸色发青，不时用铅笔头揉太阳穴。平时她欺负起人来肆无忌惮，想欺负谁就欺负谁，因为她爸爸是乡里的干部。就在前两天，她还指挥两个人揪住我的头发，把番茄汁挤在我脸上，挤在我的脖子里。我告老师，老师说，有什么嘛，用毛巾揩干净就行了。我恨她，觉得和她不共戴天，同时也恨老师不为我主持公道。可现在我不但原谅了她，还为她难受的样子悄悄流泪，我咬紧牙，把眼泪流在袖子上，两只袖子都被泪水浸湿了。我一点也没有为自己，完全是为她在哭。 人做错了一件事情，是永远不会有改正机会的。这是那条鸭脚蛇给我的启示。或者说，只要你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你自己的灾难。 过了两天我还没有死，而且也没哪里痛，于是我小心地观察自己的皮肤，看看是不是正在起什么变化。这对我来说，差不多已经由恐惧转为期待了，期待该来的事情早点来。 我想知道别人对死亡怎么看，我问我妈：“妈，死是不是很可怕？” 我妈不高兴地说：“不要一天死呀死的，不吉利！” 可我就要死了！我真想大声喊出来。 算了，反正她平时说话做事就不得要点，就像爸爸经常骂的：喊你拿个葫芦你递个瓢。 弟弟正在钓地心虫。把一根铅笔芯那么细的嫩草轻轻地探进地上的小圆孔，地心虫咬住草芯，轻轻一提就把虫儿钓上来。钓上来的虫用来喂蚂‘蚁：黄丝蚂蚂，来抬尜尜，大脑壳壳，来抬脚脚。 “喂，如果我死了，你会怎么样？” 弟弟像是没听见，继续趴在地上钓虫，我正要离开，他却扬起脸，满意地冲我一笑：“你死了你那把子弹壳枪就是我的了。” 这把枪是我自己做的，子弹壳是当兵的舅舅送给我的，我悄悄用木板做了个枪托，用麻绳把子弹壳绑在上面。弟弟早就对它垂涎三尺了。如果他说一句，哥，你不会死的，我会马上把枪送给他，但他那一笑太伤我的心了。 我不敢再问别人了。 我在忧郁中体会到了人世的沧桑。 天空中的云朵在演变，明亮的光泽在天上越来越浓，犹如一片飘忽不定的云彩。但同时又有一种模糊的东西，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藏在云彩深处，它犹豫着，就像从阴暗处走到灯光下的醉汉。 这天回到家，看见父亲正在锯木板，另外三块木板已经钉成了一个匣子。我心里顿时又激动又辛酸。爸爸，看来你已经知道了，知道我看见了鸭脚蛇，知道你儿子就要死了。毕竟是父亲啊，我心想，什么也不说，但心里什么都明白。你将把这些木板钉成一个棺材，以便等我死了用来装我的尸体吧？ 第20章 正在到来(2) 以前我看见父亲做木活，总喜欢跑过去搅和，他放下锯子我便用锯子去锯他不要的木料头，他放下凿子，我便用凿子在木料头上凿一个眼子。我那把枪就是这样做出来的。我在他身边晃来晃去，使他既担心又恼火，担心凿子锯子什么的弄伤我，恼火的是他想用的工具总在我手上，而不是在他手边。他只有拉锯子的时候需要我。虽然我还小，但手上有把力气。不过今天我不想帮他，我都要死了，让他一个人干吧，让他一个人把匣子做好，这样他更像一个父亲。我的表情像玻璃瓶里的空气，看上去没什么变化，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翻腾。正往屋里走，父亲叫住我，叫我把书包挂在晾衣竿上，帮他拉一手。我心想，天啦，父亲，你太不近情理了，你居然叫你快死的儿子和你一起做他的棺材，你难道不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吗？我强忍住泪水，蹲在锯子面前。父亲一只手拉锯，一只手和一只脚压在木板上。村里人到了五十五岁就开始为自己准备棺材，木匠干活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去帮忙，又说又笑的，做好了还要躺进去试一下，看看是不是合身。父亲一定是源于这种习惯让我一起做吧？但这太残忍了，我又不是已经五十五岁。这块木板是柏木的，比较硬，锯起来比较慢。我想起海洲大爷，他儿子为了娶媳妇，用他的厚棺材换别人的薄棺材，别人补他两百块钱。薄棺材抬回来那天，海洲大爷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换棺材他是同意的，而且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办法。可他就是要哭，他的委屈和悲哀很远都听得见。他儿子暴跳如雷，大声吼道：“不要哭了！我把钱还给人家，把你的老棺材抬回来就行了！”海洲大爷忙拉住儿子，叫他别去。他说：“我哭的不是棺材，我哭的是我自己。”我想我绝不在乎棺材的厚薄，棺材板再薄，尸体也会比它先烂掉。棺材板的作用不过是挡住泥土，别直接盖在脸上。我觉得我比海洲大爷更像个成人，因为我敢于面对现实。心里刚生出一点伟大感，父亲停下了。他大声指责我：“你看你拉的哪样锯子，拉到半边坡去了！我往这边锯，你往那边拉，我掰都掰不过来。”我真想喊出来：“父亲，锯歪了又怎样？我不在乎棺材好看不好看！”我的眼泪滚出来。父亲不解地看着我，平时他也这么骂过我，但我从没哭过。他温和地说，你坐帮我压住板子，我自己锯。他是一个不熟练的木匠，我坐在板子上他就可以腾出一只手来拉锯子。板子锯断后，他笑着说：“下半年我们家就有蜂糖吃了。”可我已经吃不到了，我冷冷地想：“我们家以前本来有个蜂桶的，被你妈劈来当柴烧了，没劈的时候蜂子不来，劈了烧掉了反倒来了，你说怪不怪？”我想，烧了就烧了吧，很多东西都会消失的，就连人自己有一天也会消失。父亲看着我，和我商量：“干脆把蜂子招回来再做蜂桶，要不然等我把蜂桶做好，它们早就不见了。”原来他要养蜂？不是给我做棺材。我如释重负。 但没过多久，我又难受起来。父亲，你儿子都快死了，你还有心情养蜂，你太粗心了，你怎么一点也没看出来你儿子这几天的变化？ 那些蜜蜂是从别人家里分出来的。它们团结在一棵枧树上，像情绪不好的人心里的一团乱麻。父亲用竹竿挑了一个小筲箕，抓一把泥沙往筲箕上撒：蜂儿来，蜂儿来；蜂儿来哟，蜂儿来哟。像在召唤他最小的儿子。泥沙飞起来，有些蜜蜂以为那是自己的伙伴，于是飞到筲箕上探听虚实。其他蜜蜂见自己的同伴都去了，于是不知就里也飞过来。最后蜂王也飞到上面，父亲的嘴便像花朵一样笑开了。 出于别人不闻不问的怨恨，我突然之间残忍起来。不管看见什么虫子，我都要狠狠一脚踏上去，踩得它们稀屎两头飙。有些虫会像人放屁一样，清脆地响一声。这似乎给我快感，于是专门去踩能发出响声的虫。但对一些在我看来有灵性的动物，我决不去招惹它们，比如，野兔、穿山甲、黄鼠狼，以及所有的鸟。以前看见野兔，我最先想到的是抓住它，然后回家去好好炖一锅兔肉汤，让全家人称赞我有本事。虽然我从没抓住过，但这差不多就是我的理想。如果抓住穿山甲，那就更了不起了，据说一只穿山甲可以卖好几百块钱。自从打死鸭脚蛇，我的理想变了，我的理想变成了如何躲开即将到来的灾难。我知道这些小虫无辜，但我的脑子里已经钻进一个古怪的念头：踩死它们，是为了用它们的生命向鸭脚蛇献祭。 和别人一起玩的时候，我的胆量比以前大得多，别人不敢跳的高坎子，我纵身一跃就跳下去。这和我心里那个东西比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即使把腿摔断也吓不了我。有时我甚至希望自己的腿摔断。 打死鸭脚蛇那个地方我没有再去过，有事必须经过那里我也宁愿绕道而行。我幻想那个地方变成一个洞，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甚至是一个对穿到地球另一面的洞。这样世界上就不再有那个地方，我的过错就会沿着那个洞飘散到宇宙当中，就会被宇宙中其他东西稀释，当它变成灾难降到我头上时，也许就会像毛毛雨一样无关紧要了。 诸如此类的想法很多，但都是瞬间的，因为我深深知道我无法逃避死或者痛苦地脱皮。它没有立即降临到我头上，不过是为了更强烈地增加我的痛苦。 天空是短的，而白天的日子太长，总是见不到夜晚来临。而一旦夜晚来临，却总也见不着白天。别人都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的梦已经和清醒时所感受的一切融为一体，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就像八点过渡到九点一样不留任何痕迹，就像闭着眼睛睡觉，却能看见梦里的场景。夜是扁的，床是扁的，连猫的叫声也是扁的。我想要爬出这个扁扁的空间，腿却无力，不听指挥，爬了半天还在原地，身体移动得比蜗牛还慢，但我没有放弃，我一直往前爬，用镰刀割掉前面的树桩，因为我担心自己爬过去的时候树桩划破我的肚皮。镰刀很锋利，没有什么能挡住月牙似的锋刃。割开后的树桩像镜子一样光滑，我照了一下，发现我的脸像一个小老头：我为何变成这样？而我就是这样。这是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同时困惑着我。我爬到了地球的另一面，所有的东西都在纷纷往下掉，包括我的镰刀，我的书包，我的手枪，还有草丛中蜷曲的蛇，海洲大爷家的水牛，还没晾干的衣服，我弟弟曾经放在嘴里的硬币，我两三岁时穿过的一双小皮鞋，还以为早就不见了哩。这些东西都在往下掉。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群白猪，它们一点也不怕，舒服地四脚朝天，把喉咙亮开，向宇宙的深处坠下去。它们或许在想，多好哇，我们已经避开了杀猪匠的屠刀。海洲大爷家的水牛则有些慌张，四条腿像在水里一样可笑地划着。我不敢松手，紧紧地抱住地球。虽然地球就在我的怀里，并不大，但无比沉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就像一坨生铁。我抱着地球步履蹒跚地走了几步，发现我弟弟，我父母，以及村子里的所有人，他们都在做着各自的事情。只不过要用放大镜才能看见他们。我弟弟把一条肥肥的地心虫给蚂蚁，虫还在挣扎，就像非常害羞，不愿意上花轿的新娘。蚂蚁不准它害羞，它们要把它抬回去献给它们的国王，让它给国王当老婆。蚂蚁齐心合力地把虫抬回家后，弟弟却掏出他的小鸡鸡，往蚂蚁的巢穴撒尿。他嘻嘻地笑起来。我父亲在锄地，那块地太小了，他要是躺下去，那块地还没他的身体长，给人的感觉与其说他是在锄地，不如说他是为了好玩，这是大人玩的一种枯燥的游戏。母亲在煮饭，不时从屋里出来又进去，她钻进屋里，我就看不见她了，我很想知道她有没有做好吃的。我钻进屋，天已经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他们都睡觉了，于是我也爬到床上，尽管我知道我睡不着，但我必须假装睡觉。老鼠在楼板上奔跑，它们以为所有的人都睡着了，于是像刚下课的小学生一样打闹起来。我像老师一样咳了一声，它们立即安静下来。但用不了多久，它们又闹开了，它们已经管不住自己了，那是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闹了一阵，它们自己安静下来，或许它们正骄傲地想，当老鼠其实比当人更快乐。除了老鼠，还有其他声音，柱子上的榫头会突然咔嚓一声。不过可怕的是房子外面的声音，很微弱，一会儿在瓦缝里，一会儿在院子里。我想这一定是它了。它在我心里开始是模糊的，到最后越来越清晰，留在脑子里的形象是一条鸭脚蛇。不过它不再是普通的鸭脚蛇，而是一条可以穿过板壁，可以从屋子里任意出入的蛇。它还可以飞，它想飞的时候，那双鸭脚就变成一对翅膀。只要它愿意，它可以随时飞进来，一口把我咬死。或者把鸭脚上白色的毒汁涂在我身上，让我的皮肤发黑变硬。白天到来时，我感觉我的皮肤很不舒服，脖子也不舒服，就像被蛇缠绕过。 除了上学，我还得割草，我的基本生活并没什么太大的改变。我越来越期待最后的恐惧早点到来，或者说，让恐惧在我面前变得更真实一些。 以前我不敢到坟上去割草，现在我一点也不怕了。坟上的草往往比别的地方茂密，而且也没有枝枝棍棍和石头。这让我省了不少力气。有个放牛的老汉看见我，笑着说，胆子真大呀，坟上的草都敢割。我说，我不是割革，我是在给他们剃头发。老汉对我的幽默报以响亮的大笑。他以前当过生产队长，脾气不大好，我觉得我赢得了他的尊重，不禁有几分得意。 这天我给一位老祖祖剃头，刚爬上坟头，坟头像陷阱一样塌下去了，我连喊叫都来不及就掉到了坟里面。坟里有一条大蟒蛇，盘踞在里面已经很多年了。我想飞，可我发现我的翅膀已经退化成一对小耳朵，它无力扇动风，无法表达我的意志。我一动不动，也不敢看，黑乎乎的，想看也看不清楚。我心里想：是不是一切就这样结束了？这就是我等来的灾难？过了很久，我的眼睛已经适应了里面的光线，没看见什么大蟒蛇，但我看见一个骷髅。它张着大嘴，像是在笑。我不动，我默默地说：你咬吧，你咬我吧。我举着镰刀，如果它真咬我，我一定会给它一镰刀。当我确信它一动不动，没有咬人的意图，我才慢慢站起来。还以为这个坑有好深，当我站起来时，发现我和坟顶一样高。 我从坟里爬出来，沉着冷静地用镰刀挖土，把那个骷髅埋掉了。 我知道它还在，还在远处等着我。就像手电射出的一束光，手电关闭后，已经射出去的光不是消失了，而是在手电和光之间出现了空档或者距离。我向它喊：我看见你了！它不回答，不作任何表示，因为它知道，我早就看见它了。 第21章 有人醒在我梦中(1) 天空灰蒙蒙的，有一种二月的忧愁和凄凉。我不知道眼里看见的是什么，只知道有一件事即将发生，隐约感觉和报复有关，心里不禁产生了一股小小的恐慌和期待。三个拍洋画的小孩挡住了我的去路。这是一条狭窄的乡间公路，他们盘踞在道路中间，别人只能跷着脚从旁边过去。他们是我的学生，但我记不得他们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们是四年级的。我从旁边绕过去时，他们没理我，就像不认识似的。现在的学生都这个样子，一旦出了校门就不理他们的老师。就在我大半个后脑勺对着他们时，一个孩子不好意思地看着我笑了一下，我的眼角捕捉到了这个稍纵即逝的笑容。我突然想起正在集中精力拍洋画的学生的绰号。老师能记住他的绰号他会高兴的，我想。我叫他棍子，他嘻嘻地笑了一下。他们是一个年级的，但棍子比他们小，干干瘦瘦的，像一根长不大的棍子。那个冲我后脑勺笑的孩子个子要大一些，皮肤也比另外两个白。他问我知不知道棍子是哪个班的。我问棍子：“棍子你是哪个班的？”棍子问另外两个人：“噫，我是哪个班的？”我虽然也不知道这个答案，但我立即嘲笑他：“自己是哪个班的都不知道，你上的什么学？你是四（三）班的！”另外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不对，他是四（二）班的。”棍子继续拍他的洋画，但我看出来了，他被我嘲笑后很不舒服。他会报复的，我想。我没走几步，他果然捡了颗石子向我掷来，石子在我脚后跟跳了一下，没砸到我。我虽然有几分不高兴，但想到他是小孩，还是原谅了他。这时——也好像是过了好一会儿，一辆速度惊人的大客车向三个孩子直冲过来，他们玩入迷了，发现汽车时，这个庞然大物已经冲到他们面前来了，他们目瞪口呆。好在他们很快惊醒过来，立即往路边跑。马路边是刚翻耕好的水田，水田里的泥浆像浓羹一样黏稠。那个大孩子站在马路边，两个小一点的则跑到水田中央。汽车把他们吓坏了，水田那两个小家伙变成了两只小猪。我心想，看，这就是对老师不礼貌的惩罚。我指不是他们变成猪，我指的是他们身上的泥浆，厚厚的泥浆像老棉袄。两个小白猪的个头太小了，泥浆堵住了他们的嘴和鼻孔。这非常危险，因为他们无法呼吸。他们害怕地乱蹦乱跳，结果越陷越深，差不多只剩背脊骨了。他们不仅耗尽了力气，连身体也一下瘦得发红，只剩下一张皮包住细细的肋骨。我为自己那么小气惭愧不已，怎么和这么小的孩子计较？一开始就应该提醒他们不要在马路上玩。可我还没来得及下田，那个大孩子已经跳了下去，把他们捉起来放在马路上。一到马路上他们更是害怕，好像昏了头了，不知道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也像是马路让他们心有余悸，他们又一次跳进水田。我很想发火，怎么这么笨啊。大孩子救了两次才把他们救起来。他们仍然害怕，怕得呜呜叫，他们朝着大客车猛追，好像是担心这辆车会回过头撞他们，只有紧紧跟在它后面才安全。大客车离地三尺，速度非常快，棍子和他的伙伴的速度也很快。大孩子制止他们，叫他们别追了，可他们不听，大概是已经听不见，也听不懂，他们只能按照小脑瓜里的疯狂念头行事。我对大孩子说，他们会累死的。大孩子忧郁地点了点头。 我感到饿，像几天没吃东西一样，好在我已经来到街上。街上的人很多，灰尘扑面。心里拒绝着这样的环境，可我却在一个肮脏的小粉馆坐了下来，地上到处是脏水脏面，黑乎乎的地板像长了青苔一样滑。我想还是走吧，可我还没站起来，老板已经把一碗米粉递给我，我不好意思拒绝。这是一碗羊杂粉，香气扑鼻。我儿子要了一张饼两碗粉，我叫他不要要这么多，吃完了不够再要，他不干，非要两碗不可，还说他就要吃这么多。不断有人进进出出，已经没有空位置了，我只好端着碗站在门口，正准备吃，下雨了，雨太突然也太大了，我躲进粉馆，哪知粉馆的天棚是漏雨的，我的碗里接了大半碗冰凉的雨水。我只好放下，不吃了。儿子吃完饼，两碗粉一口也没吃，他已经吃饱了，吃不下了。我不禁有些窝火，你这不是太浪费了吗？他自做主张地把米粉装在塑料袋里，说下回再来吃。袋子放在桌子上，他去找他的玩具。我叫他给店里的人打声招呼，要不然人家会当成垃圾扔掉的。他给老板说了，老板说行，我给你放好。可这时袋子里的米粉已经坏了，不能吃了，已经变成连猪也不能吃的垃圾。我气得不行，骂儿子不听话。他瘪着嘴不吭声，不高兴我骂他。 我们往学校走。泥土路上有几条干枯的蚯蚓，我记得这是可以做药的，但觉得有点恶心，不敢捡，哪知儿子捡起就往嘴里塞，嚼得喳喳直响。我正要呵斥他，他说他吃的是干脆面。他摊开手心，果然拿的是干脆面。我很担忧，觉得他小小年纪就这么狡猾，长大了还了得？他把我带进一间厕所，一栋木质结构的小房子，没有板壁，四面都是碗口粗的柱子，像栅栏一样。他轻而易举地钻了过去，这是去学校的近路，我钻不过去，我的身体尤其是我的头太大了。我很生气，虽然没闻到臭味，但想到在厕所里出不去，心里就不好受。学校已经打过一遍预备铃了，马上要上课了，我却在这里怎么也出不去。我大发雷霆，一把抓住儿子的脖子，并踢了他一脚，他成了纸人，我一看，天啦，我后悔不迭。儿子说，爸爸，没什么，现在我可以飞了，他真的像风筝一样飞了起来。已经上课了，我想这下完了，我肯定要挨老师批评。 …… 我发现自己睡在沙发上，儿子在地上安静地玩着拼图。不由松了口气，甚至有几分幸福。我没掐儿子的脖子，刚才不过是做了个梦。电视开着，但没有声音，我很感动，一定是儿子发现我睡着了，关掉了声音。他的成绩不是很好，人不笨，就是贪玩，阅读时精力不集中，不是把契诃夫小说选念成契诃夫选小说，就是把中国近代史读成中国代代史。为了这些事我没少发火，其实他在学校很乖，有些腼腆，从没给我惹过什么麻烦。我居然会卡他的脖子，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问玩拼图的孩子，林克，玉书哥哥呢？林克头也不抬，说玉书哥哥上学去了。林克是朋友的儿子，玉书是我的儿子。我这才想起我应该去上班，时间已经不早了。科长指着屋角的一堆材料，叫我扛到锯木厂去。我心想正好，可以顺便找几根木条做一个画框。别人送了我一张佛像，没有装框，卷成一个圆筒放在书架上。这人告诉我，这是对佛最大的不尊重，要倒霉的。应该做个精致的画框把佛像挂起来，这个画框必须亲手做。没料到那捆材料像石头一样沉，而我的身体像缺钙一样发软，手无缚鸡之力，没有一处不软。可我还是把材料扛在肩上，太重了，压得我步履踉跄。最大的麻烦还是它像圆球一样很不好把拦，不是拉着我往后仰就是让我来个饿狗抢屎，以极快的速度向前俯冲。可是无论怎么摇摆，我一次也没摔倒，材料也依然扛在肩上。科长不满地问我，怎么了？三天没吃饭似的，这点事都干不了，你不是从农村来的吗？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弟弟正德说，他腿发软，这捆书太沉了，他扛不动。弟弟的话给我莫大的安慰，也给了我力量。我扛着它爬楼梯，上一步退两步，好几次都差点把肩上的东西抛出去。走到半路，我掉进一条河里。这是运输木料开挖的人工河。我看见几个作家站在圆木上，手里拿着一根撑竿，他们愉快地谈论着新近出版的某本书，撑竿在水上轻轻一点，以极快的速度离我而去。我心里有些不愉快，我花钱买了他们不少书，经常通宵达旦地研究他们的作品，他们却连招呼都不和我打一个。不过我仅仅是不愉快，并不恨他们。虽然我认识他们，但他们并不认识我。我听见岸上有人说，锯木厂效益不好，主要是现任领导不会管理，不听他的话，没去进口德国的机器。另外一个人说，主要问题不是机器，而是领导喜欢听大话和假话，对说真话的人一点也不喜欢。他们各持己见，激烈地争论着。我被水冲走了，岸上的人没有一个下来救我，似乎觉得我已经活不成了，没有必要再救了。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尤其是熟人，我故意躺在水面上，任水载着我极快地向下漂流，只有弟弟正德在岸上着急地跟着我跑。我一会儿沉入水中，一会儿又冒出来，水很暖和，感觉有几分舒服。我一直屏住呼吸，这不大好受，可我宁愿装死，因为我怕别人说我偷懒，不爱劳动，我装死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同情。我明知我不可能永远装下去，早晚会被他们戳穿，可我还是宁愿选择继续装下去。 我被水冲到一个堤坎下，下面是玉米地，水失去力量，我被撂在地垄上。我知道我没事，可我仍然一动不动，仍然装死。我的呼吸很轻，别人看不出来，看上去我就像没气了一样。正德很难过。他找一只小船，准备把我的尸体运回老家去。他问我有没有必要立一块碑，如果立的话他去找人写碑文。我说不用，碑是立给活人看的，我自己又看不见。他悄悄告诉我，他有一张克林顿的照片，如果贴在碑上，别人会以为里面埋的是克林顿，而不是我。我觉得这的确是个好办法。那我到哪里去了呢？我问他，他正往一艘轮船上爬，没理我。 这是一艘巨大的轮船，上面的人太多了，真是人山人海。有一个人正在甲板上发表演说，情绪激昂，唾沫横飞。我听不懂他的话，他说的是外语。可我懂他在说什么。他有一个温和的建议，一个如何使穷人子女不但不拖累其父母和国家且能为社会造福的建议。他说，有人曾对他说过，一个喂养得壮壮实实的一岁小儿，无论炖、烤、烘、煮，都是一种非常可口、营养、卫生的食物。做成炸丸子或炒肉丝，也很不错。我知道他是在说反话，他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我非常担忧，那些听众是不是真能听懂。如果他们把他的反话当成真话，那可怎么得了。我很想给这些听众说说，可我一步也挪不动，脚好像跟轮船连在了一起。我着急地喊起来，我的声音在我嘴里很大，震得我耳朵嗡嗡响，可一跑到嘴外，就像蚊子的声音一样弱。轮船的速度非常快，船下面的河道很窄，比船还窄，可船航行得又快又稳。我没坐多久就下船了。有人在河里游泳，水很脏，可他们很快活。水里有很多动物，像蛇又像鱼，它们不时小小地袭击一下游泳的人，这些人故意哇哇大叫。有一条大鱼，五六米长，一口就能吞下一个孩子。见它向孩子扑过来，我就抱起大石头往它嘴里塞，它误以为这石头就是孩子。我没想到石头像塑料泡沫一样轻。一个身体细长白挑的人叫我们不必害怕，说这是他养的宠物。我很想骂他几句，你养的宠物怎么不关在家里，放出来咬人，难道这些孩子还没有你的宠物重要。他站在它身上，叫着鱼的名字，大鱼像冲锋舟一样快。他撒了一把糖果，那些孩子都去抢糖，忘了刚才差点丢命的事。 第22章 有人醒在我梦中(2) 电话响了，当我抓过听筒的时候，我意识到已经响了好半天了。刚才不是没听见，听见了，但忘了接。是主任打来的，他不客气地问：“你在哪里？”我这是在哪里呢？我迷糊了一会儿，应该是在家里吧？我迟疑地说：“我在家。”主任说：“搞什么名堂，昨天我一再强调，今天早上开编前会，把采访思路统一下，别人都到了，就你没到。”是的，我想起来了。是一个女孩自杀的事情，专刊部准备进行深度报道。我怎么会睡过上班时间，这太不像话了。我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机，准备给小华打个电话，请他立即送我去单位。我住的地方离单位太远了，乘公共汽车要多用一个小时，而自己开车，半个小时就可以赶到。可指头不听指挥，也像是键太小了指头太粗了。心里想按的是3，它按下去的却是4，要么一下子跑出一串，还夹杂着＃号和？号，我不知这两个号码是用来干什么的，平时从没用过。最糟糕的是看不清楚显示屏上的数字，5看上去像6，1看上去像7。我怎么这么没用啊？我泄气地放下手机。我的身上盖着一张巨大的报纸，和被子一样大。看了标题，这是我同事写的，可报纸的名字看不清楚，一会儿是南方晚报，一会儿又变成新时代报，再仔细看，却又是未来周刊。这张报纸看得我很累，虽然每个字都非常大，也很醒目，可正是因为太大，我不得不在上面爬来爬去，看完一句，得从操场的这头爬到那头。孩子写了封遗书。他说：妈妈、爸爸，对不起！我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做，我不是一个好学生，我是一个差学生，你们那么辛苦，我让你们每天都生气，为了养我你们才去上班。我死了你们就不用生气了，也不用上班了，每天都在家休息吧。你们养了我十三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我死了就可以帮您们节约十万元。对不起，我要陪爷爷去啦。妈妈、爸爸、哥哥、姐姐，对不起！我辜负了你们的心了！我是个差生！ 孩子说的十万元是择校费。他小学毕业了，如果家里为了他上更好的中学，得支付十万元择校费。 太累了，我把报纸撑起来，钻到下面去，躺在地上，这样就可以不用爬来爬去了。据孩子的邻居反映，这孩子性格开朗，很懂礼貌，平时帮妈妈做生意，邻居们都很喜欢她。孩子的母亲说，孩子是家里的快乐之源，哥哥已经结婚并搬出去住了，只有他陪伴着他们老两口。孩子所在学校的教务处杨主任也说，孩子的学习成绩一般，但在学校的人缘很好，去年“六……一”时他还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孩子的班主任曹老师更是十分喜爱这孩子，每次放学，孩子都会晚一些走，帮助老师收拾教材、擦黑板、摆好桌椅。出事这天早上，孩子说要到学校领取成绩单，可到了上午九点多，他的同学们都陆续回家了，而孩子依然未见。父母到处寻找，孩子的父亲十一时匆匆骑自行车赶回家，发现孩子躺在沙发旁，浑身发紫，手脚冰凉，旁边的茶几上放着一瓶剧毒农药和一封遗书，沙发旁的电话机也掉了下来。父亲赶忙将他抱起送到了离家最近的医院。中午十二时，孩子经抢救无效死亡。 我哭了，因为我就是这孩子的父亲。我号啕大哭，把胸口都哭痛了。我边哭边诉，我没有说择校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为你择校。主任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我干什么，我难过地说，我孩子死了。主任说，你干什么，你看看名字，这怎么是你的孩子？我一看，可不是，我孩子根本不叫这名字，而且最让我大感安慰的，是我的孩子已经上初二了，早就过了择校这一关。 我的同事过来，交给主任一篇稿子，要主任签发。他跳到桌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他说，我们必须厘清孩子的自杀并非由于“择校”，而是源于其自身心理脆弱和毫无“抗压力”。如果不这样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就找不到真正原因所在，那么对于学生心理脆弱问题仍将会视若无睹。而如小刚这类悲剧就将一而再地上演，以往的诸多事实早已证明这一点。让人们备感忧虑的是，而今在学校、老师、家长这三位一体的“献媚”和取悦下，中小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差，在没有批评没有比拼的“轻松惬意”环境中沉沦和劣化得愈发脆弱不支。越来越多的学生心理及精神脆弱不堪，即使老师或家长的几句批评都会做出跳楼、喝农药自杀等激烈反应。导致这种心理承受力惊人低下的原因，罪魁祸首就是家长、老师和学校竭力创造的“无挫折”虚幻情境。由小见大推而广之地看，不具承受能力而身心日益病态化的国民，根本无法支撑起共和国的大厦。假如面对着困难和逆境的时候，没有一点战而胜之的毅力和气势，都像这个“小刚”这般只能以“一死”来解脱和逃避，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真是不堪设想。现在，中小学里千方百计躲闪和回避“挫折”的情形愈演愈烈。譬如学习成绩不公布、学生做错事不批评、作业题错了不打“x”、学期评语不写缺点，等等。这种由学校和家长共同刻意营造的“没有差别、没有竞争、没有先后”的失真环境和氛围，非常不利于学生身心发育成长。一味讨好学生固有惰性、迎合学生护短心理，掩饰社会物竞天择之“原生态”等做法，不仅是对学生和子女不负责任，而且简直就是在坑害和毁灭他们！ 手机像遥控车一样在屋子里乱跑，我好不容易才抓住它。电话是主编打来的，问我怎么还没行动。他说《南方日报》的报道已经出来了，我们再不行动，就没什么可写的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上报纸做的衣服。衣服哗啦响，这边穿进去了，那边却又滑出来。我有点绝望，但我坚持不懈地努力着。 附创作谈：现实与梦境 为了锻炼自己的叙述能力，我曾用一年多的时间不间断地把每天做的梦记录下来。刚开始，有些梦一醒来就忘了，可只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有意识的操作，醒来后哪怕接连做了几个完全不同的梦也能清晰地回忆起来。为了保证其准确性，我醒来后立即抓起床头边的本子和笔，有时候只要十来分钟，有时则需要半个小时甚至更长。一年下来，记下了几百个梦，大约二三十万字。可以说乌七八糟，也可以说五彩缤纷，什么都有。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做了六七个不同的梦。睡午觉也会做一两个梦。有完全沉人到睡眠中，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长梦，也有半睡半醒，似梦非梦的短梦。有一次，我觉得那天做的梦太可怕了，起床后提起扫帚就开始打扫，要把落在地上的床上的梦通通扫出去。当扫帚被床头挡了一下，才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不禁哑然失笑。发觉自己处在半是清醒半是糊涂的梦魇状态，又不由小小地吃了一惊。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理智这玩意都会跑出来指导我，物我两忘的时候似乎并不多。 经过了一年多的锻炼，没有完全实现我的初衷，叙述和表述能力也许并没因此提高多少。最关键的原因，是所有的梦根本就无法用文字来复原和复述。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不过是最大限度地接近那个梦。换句话说，我喝过一杯咖啡，如果不让你亲自尝这杯咖啡的味道，而是用文字向你描述，那么你永远也不知道这杯咖啡真正的味道。这很像博尔赫斯对“创造者”的描述：各种印象在他面前掠过，瞬间即逝而又逼真；一位陶工的朱砂，缀满了同时也是诸神的星星的穹苍，曾经落下过一只狮子的月亮，缓慢地抚摸指尖下大理石的光滑，他用碜白而迅捷的牙齿撕扯品尝着野猪肉的滋味，一个腓尼基文字，一把长矛投在黄沙上的阴影，大海或女人的亲近，用蜂蜜缓和了苦涩的醇酒，这一切可以完全包容他心灵的范围。他熟知恐惧，但也知道愤怒与勇敢，有一次他带头登上了敌人的城墙。贪婪、好奇、随心所欲，只遵循及时行乐和迅即遗忘的律法，他浪游大地的四方，在海洋的此岸看见过众人的城市和他们的宫殿。在人群熙攘的集市，或很可能有萨提尔居住在朦胧峰顶的高山脚下，他曾听到过扑朔迷离的故事，像接受现实一样接受了它们，而不去深究它们是真是假。 当然，对梦的记录并非一无所获。我至少明白了这样一点：文学作品与现实之间总会存在梦境般无法复述的区别，也应该有这样的区别。就梦与现实而言，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梦境，你永远找不到它们的分界线。我常常会冒出这样一个念头，我大白天所面对的，也许正是我所做的梦，而梦中出现的场景，才是我真正的生活。也许某一天醒来，连地球都不存在，你不过是时光流程中某一个记载了复调信息的微生物，你平时所感受到的身体才是你的地球。如果真是这样，我不会因此悲哀，也不会因此欣喜。用不着悲欣交集，因为世界原本如此。从记录下来的文字看，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总体上却又荒诞不经。这非常像卡夫卡的小说。 比梦和现实都可怕的是梦魇，卡夫卡也许经历过太多的梦魇。读那些小说时，其中段落和情节让人很轻松，甚至觉得非常好玩，可整个读完了，却让人感觉非常疲倦，一点也笑不出来。 这样的作品是对想象力的验证吗？我觉得不是，这是现实，是现实之一种。 在现实当中，我常常思考自己的写作。似乎从开始到现在，就从没什么远大理想，把自己可以写又能写的东西写出来，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宿命的顺从；借文字的魔力抓住偶尔闪现的灵光，算是对生死之趣的一点感悟？在我看来，作家是一个有些贵族气的名称，通常一个好作家对语言有一种天生的敏感，他对思想的把握是诉诸审美直觉的，同时他又是真正有独创性的，既不重复别人，也不自我重复，或侧重于文体层面上的变革，或专注于精神层面上的探索。基于这样的认识，古往今来能被称做作家的人似乎并不多。以文为生如我辈者，说好听点叫写作的人，说不好听点，不过从真正的作家那里挖得一勺半勺进行贩卖，说是在搞创作，实际上是作而不创。不，这不是在讥讽什么人，我讲的是事实。而且，我也是其中一分子。最近购得一套《西方人文史》，作者在著述过程中，始终将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置于中心地位。在作者眼中，人的宗教冥思、哲学e辨、科学认识、科学发现及发明，文学、绘画、音乐、雕刻、建筑创造、摄影艺术与电影创作，都是人应对复杂多样的生活的不朽努力，是对世界赋予意义的意向性尝试，是人类超越自在境况的永恒胜利。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文学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表面上看，没有文学的社会，不一定在道德方面次于其他文化群落，无论其文化水准如何。这样的例子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便可得到证实。但是，没有文学的人文史对已经习惯通过阅读认知世界的人又将是不可想象的。在许多人文历史著作中，被提及的文学作品最根本的任务是在寻求揭露和抵制人类的弱点、自负和欺骗行为。同时关注美、爱、信仰、公正等主题。对普通人而言，文学至少有助于表达、甚至学会思考。 当我孤独地踽行在写作这条路上时，一边为不能像真正的作家那样为文本的变革作出贡献而惭愧，为精神层面的探索浅尝辄止而羞愧，同时却又为迄今为止没被人看穿而窃喜。每次别人问我写了多少，发表了多少，我支支吾吾，语焉不详。按照工业生产的方式统计，几年下来，百余万字是有的。可如果人家再问，这些文字里面，有哪些是创作而不是写作，那就“鸦雀”，成哑巴了。 我想，写作如果不是对现实有见地的责难，至少也应该是对梦境的提纯和延宕。 第23章 最后的巴别塔(1) 十一辆卡车装载了整整十五吨炸药，一千五百名爆破手夜以继日地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把一切准备就绪了。包括所有的生产车间和办公楼，可容纳八千人同时进餐的大食堂，和散布在厂区里的二百一十间厕所，以及四个方向的大门，和二十九道侧门，长八十公里的厂区围墙，长十二公里高四米厚两米布满了各种先进监视器的实验室围墙，甚至包括实验室里的一个小型锅炉房，还有仍然开着鲜花的花台、喷泉、十个不锈钢雕塑和七十个水泥塑像、根深叶茂的大树等，它们已经全都被填上了完全可以将其摧毁的无污染电子炸药。现在起爆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还有最后十分钟。 全面负责此次爆破拆除的副省长和有关专家已经在临时搭建的引爆室等了两个小时了。爆破工程师已经第三次检查完炸药填埋情况。从电视转播可以看见，电视记者正在对市民进行随机采访，而主持人不时提醒观众，国家安全部部长将在最后三分钟发表一个简短演说。市民、记者、电视台主持人，以及政府官员，全都处于一种又兴奋又紧张的状态，就像小孩即将点燃鞭炮时一样，或者说，包括所有的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不管男女老少，全都在此时成了小孩，他们都在等着观看有史以来这个城市最大的一枚鞭炮炸响时的壮观场面、据说电视台已经在那座工厂的四周布置了三百名摄像师，在厂区内部则更是布置多达一千余台自动摄像机。这些镜头的版权将会按照其壮观程度和时间长短分别标价出售给世界几大电影制片公司或者电影导演本人。 这爿占地三十多平方公里的大厂曾经是这个城市的骄傲，是这个城市的象征。如果你给这个厂的什么人写信，你可以不写这个城市的名字，更不用写街道门牌号，只要写凯维电子厂，和收信人所在车间或办公室的名称就可以了。比如你写信给八十八车间的罗维，你只写“凯维八十八车间罗维”，邮递员便可以按时把信交到罗维手里。 但几分钟后这个名噪一时的大厂便将不复存在了。而且，消失的不仅仅是工厂本身，还有许多难以统计的东西。就像冰山消失在水里，消失的不仅仅是冰山的形象，还有冰山的结构和成分，以及它作为冰山存在时对其他事物的影响，和它消失后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此时，凯维总经理兼厂长西河坐在办公桌前。他把椅子往后推了推，然后把头靠在了墙壁上。五彩缤纷的眼泪咕咕咕地淌了下来。就在他头靠上去的墙上，正好是一个爆炸点，但炸药是从外面装进去的，西河看不见。不过即使看得见，他也会当做没看见。这可是他潜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企业呀。在他办公桌的对面，是前任厂长兼总经理也就是这个企业的创始人的铜像，西河每天面对它，都能从那张慈祥的脸上获得信心和力量，当然，同时他也必须加倍地努力工作，否则他心里就会惴惴不安。一家面向全球发行的金融杂志在几年前采访西河时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问他天天在老厂长的“监视”下工作，会不会感到有压力。西河当即非常坚决地予以否认，甚至露出了不高兴的神情。说他从没感到什么压力，因为老厂长在他心里就像他自己的父亲。可实际上，西河只要看到老厂长那副表情，虽然是一成不变的金属的表情，他都会感到自己不仅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还时时刻刻忍受着老厂长默默无言的折磨，和那副笑模笑样所隐含的恐惧。是的，老厂长在他心中的确如亲生父亲，可世界上还有比父亲给儿子更大压力的人吗？夫妻朋友同事以及上司，谁会把压力施加到超过父子关系的程度呢？但西河回答记者时，似乎又没有说假话，因为这样一种监视和压力是他自愿的。为了事业，他宁可忍受，或者说这种压力和监视是他所需要的。就像人吃药一样，有些药会苦得你咽不下去，但为了自己的身体，吃这么苦的药是你自己所需要的。因此对西河而言，有了这种等同父子的压力，他才可以像弹簧一样积蓄更多的力量。这尊纯铜塑像是西河上任后请人浇铸的，是他亲自放在办公桌对面的。这么做他没后悔过，只是当初设计者为塑像一共设计了三种表情，一种是温和地微笑着，一种是平静思想着，一种是不满地愤怒着。西河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一种，塑像在他面前仅仅放了半个月他就后悔了，他觉得如果选择另外两种中的任何一种，自己每天也许要好受得多。 不过，现在一切都要结束了。此时他面对老厂长的微笑，他心里百感交集，他第一次感到了温暖。换句话说，他虽然忍受了三十年的痛苦，但此时老厂长的表情是他最需要的，是最能安他的心的。如果老厂长能答应，他完全可以轻轻叫他一声“爸爸”——爸爸，我亲爱的爸爸呵……当初仅仅凭本能的选择，仿佛正是为今天这样的时刻准备的。西河不禁感慨：任何一种选择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体会到这一点，西河像孩子一样，泪水还没干，便天真地笑起来。 西河的笑里有一股子得意劲。一方面他为工厂即将消失而悲痛，同时心里也忍不住想笑，他们绝不会料到他此时会呆在这栋到处是炸药的地方，他觉得这是自己一生中最幽默的一次。负责爆破设计的专家们都是百里挑一经验丰富从全国各地筛选出来的，换一个地方，他们的设计方案无可挑剔，可面对凯维这样的工厂，他们疏忽了，而且是致命的疏忽。他们忘了西河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 西河想起自己当初进厂的时候，老厂长问他知不知道公司的三个0代表什么。西河很诚恳地说不知道，他只知道公司生产的电话叫隧道传递电话。老厂长说：“那你第一天什么也不要做，先把这三个0的意思弄清楚，明天早上向我汇报，如果你回答不了，对不起，请你另谋他途。”西河心想这还不简单，问厂里其他人不就行了？可他连问了两个人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允许问的。他刚开口，对方二话没说，拎着他的衣服把他推到了大门外面。他以为他遇到的是疯子。可他问第二个人，那人同样亳不留情地把他赶走了。那人是个小个子，他是请厂里的保安把他赶走的。保安赶他的过程中，他才知道，三个0象征的内容等同于厂里通行证，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要被赶出去，不允许在厂区逗留，因为这是一个高度保密的高科技工厂。 在没来应聘前，西河只知道公司生产一种电话，叫“隧道传递”电话。这种看似普通的电话上有一个心形键，如果通电话的双方都同意马上见面，只要按下这个心形键，一方就可以立即出现在另一方面前。至于谁出现在谁的面前完全由当事人自己选择。西河沮丧地站在厂门口，看见厂部办公楼上面有三个并排着的0，两边是凯维二字，左上角一个圆圈里写了个字母r。他明白这三个0是厂里的商标。但老厂长要他回答的，绝不会这么简单。他从进大学那天起，就是冲着凯维的。拿到博士学位证书那天，他的第一个感觉是，我终于可以进凯维了。如果就这样被拒之门外，寒窗苦读岂不是等于0？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想到这里，他却灵机一动，明白了！ 他没等到第二天，他信心百倍地走进厂长办公室。他告诉厂长，第一个0表示把自己永远放在0的位置上，以此激励自己永不停歇，无论何时，都要有白手起家的雄心；同时也象征圆形跑道，奔跑者一旦进入跑道就没有终点，只有永不停歇地跑下去。第二个0表示公司的产品返修率为00％。第三个0表示公司产品与众不同的功能，它能使通话者之间的距离变成零。老厂长听完后笑了笑，说：“欢迎你加入凯维这个跑道，我们一起跑吧。” 每次回忆起这一幕，西河都抑制不住激动，老厂长的笑容仿佛就在昨日。回想起过去的一切，西河不禁感慨万千。 西河进厂的最初几年里，隧道电话一直是秘密销售的。秘密销售不是说它见不得人，只能偷偷摸摸地经营。也不是有任何一个组织或机构对他们有什么限制，而是公司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这种利润被内部人±称为第一利润，也就是除此之外，再也无法获得这么大的利润了。而获得第一利润的关键，则是人群中那些心藏猫腻的男女。西河当初在内心怀疑过，公司的做法与人类公认的道德准则似乎有所抵触，因为公司的产品最初是全部卖给情人们的。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除非是富得找不到使钱的地方，否则是绝不可能安装这种电话的，因为它的使用费用比你从南极到北极走两个来回的费用还高。公司为了确保自己的产品在特殊消费者那里得到青睐，也拒绝卖给一般消费者，尤其是用于夫妻之间交流的消费者。因此公司所谓的特殊消费者指的是那些特别有钱又需要经常和情人见面的人。一个在街头上卖烤红薯的人要用这种现代化工具和情人见面，他就是烤一千年的红薯也买不起。所以当卖烤红薯的人为了和情人见面偷偷摸摸，谎话连篇时，那些高贵的情人们常常是面露嘲笑的。对他们来说，用这种电话见面不但安全，而且特别有趣，他们远在天涯海角却没有距离，爱情没有距离，身体也没有距离，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浪漫的了。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老婆（或者老公）上厕所的时间去和情人见面，等他（或她）从厕所出来的时侯立即回来。第一利润就是这样获得的：这世上只有偷情的喜鹊才有气质花这种“冤枉钱”，才有气魄一掷千金，在他们眼里，钱当然是服务于爱情的奴隶。有一次西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厂长，老厂长沉吟了片刻，然后对西河说：“我们是商人，我们只要在法律准许的范围内进行经营就不应该受到指责。”当时公司的财富像神仙梦想的那样飙升，一般的凡夫俗子根本无法想象，凡夫俗子想象的是一杯水，而实际上凯维公司已经是一条奔腾的大河了。西河被这条涛涛大河的景象折服了，心里的疑虑像飘浮在水上的树叶，被河水卷走了。开始五年，公司的年利润增长示意图勉强可以挂在财务室的墙上，十年后，就只能挂在办公楼的大厅里了。因为那些代表年增长的方柱太高了。而到了公司成立二十周年时，这张示意图就只能挂在三十八层高的办公楼外墙上了。最近一年最高的方柱已经和三十八层楼一样高了，就是这样还无法把最初几年的利润表示出来，远远看好像开始那几年什么也没有，走近了仔细看，才发现绘图者的艰难：第一年的方柱仅仅比那根坐标线粗一点点，第二年又粗一点，绘图者已经没法再缩小比例尺了。再缩小就不是画给人看的了。西河为自己是这个公司的员工而无比自豪。 如果一直照这个速度增长下去，那根表示财富的柱子一定会把天戳破。但就像神秘的巴别塔，这根柱子升高到一定的程度就再也升不上去了，仿佛人力已经达到了极限。要不就是上帝看着嫉妒了，用什么方法扰乱了人的智慧。这座象征财富的巴别塔如传说中的巴别塔一样，在一天夜里轰然倒塌。 西河就是在这样的危难之际领命上任的，由部门经理直接提升为总公司经理兼厂长。 西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造成凯维亏损的原因。由于凯维赚钱过程当中牵涉了道德方面的问题，因此西河的调查组除了工程技术人员和营销专家，还聘请了社会学博士参加。这显示了西河周全谨慎的一面。 虽然公司每天都在亏损，但西河非常冷静，觉得不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也没法最终解决凯维所面临的问题。 调查结果是出人预料的。产品质量毫无问题，而且由于科研方面从没松懈过，产品性能已经远远超过初创阶段，换句话说，当初人们的幻想通过科研人员的努力全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产品，市场的更新换代几乎天天都能给消费者带来惊喜。 问题出在社会学博士的报告中。西河读着那份报告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种时间的流逝，它们大摇大摆地越过城市，越过人群，却把城市以及人类制造的所有东西当垃圾留在了大地上。社会学博士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第24章 最后的巴别塔(2) ……那些购买这种电话的人如今已经老了，他们的青春已经在电话隧道的钻来钻去中像阳光下的花朵，不知不觉地干瘪了，枯槁了，死神的降临让他们不知所措。老男人们像怕冷的绵羊，偎缩在妻儿身边，已经不想出去疯狂了；那些曾经可以什么都不要的老女人，也像残冬的落叶一样，再也不把家的枝头看成是羁绊，而是紧紧地抱住枝头，生怕秋风把自己卷走。另一方，有不少昔日的富翁为了二十年的风流已经耗尽了财产，好多竟然沦落到比街头上卖烤红薯的人还穷了。当然，也有些仍然家财万贯，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第三个方面，虽然有些人仍然精力旺盛，仍然喜欢和情人见面，但他们发现，用传统的交通工具前去赴约，似乎才是真正的浪漫。在电话隧道里钻来钻去并不是爱情，那不过是身体接触方便一点，并能给爱情增加色彩。真正的爱情并不需要随时见面。这样一来，当初第一批购买隧道电话的人，几乎都和这种电话分手道别了。 西河看到这里，身上开始冒冷汗。但社会学博士的报告还没结束： 在调查中发现，那些曾经荒唐地生活过的人已经忏悔了，他们在人生的最后时刻检点自己的行为，常常觉得羞愧难当。他们因此对自己的子女严加看管，不允许他们再使用那个“鬼玩意”，他们已经成了维护传统婚姻和爱情的战士，至少也是个传声筒。当然，忠言逆耳难为听，也有那故意忤逆的子女，偏偏喜欢重蹈父辈的覆辙，并且冷颜讥诮：道理说得头头是道，你年轻的时候是怎么了？那个心形键不是都让有些人给磨薄了吗？羞得乃父乃母无地自容。但是老家伙们自有办法，他们对这种电话自然比年轻人懂得多，尤其是对某些关键技术。他们经常在电话上做手脚，弄得那些个不知道害羞的年轻人常常半途而废。如此一来，凯维公司不光电话机卖得少了，连从电讯部门那里分得的通讯费也成倍减少了。 现在仍在使用，并有心购买这种电话的，大多是些暴发户。凯维公司还能勉强维持运转，主要靠的是这种人。一夜暴富的人似乎总是喜欢尝试最具刺激性的东西。可广大人群当中，暴发户的数量毕竟是非常有限的。 让西河最为吃惊的是，有些地方已经成立了“反隧道电话协会”。他们的章程里第一句话是：反隧道电话协会的宗旨是维护我们最古老的传统，加强家庭的稳定性，最终目标是实现夫妻和睦，唤醒人类古老的道德…… 报告看完了，西河在办公室里反复磨蹭着老厂长的肩膀——铜像比他矮，他站在它旁边时正好可以把手搭在上面。直到把老厂长的肩膀摸得像镜子一样发亮，他才终于下定决心，彻底改变公司销售策略，也就是降低隧道电话价格，让这种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中低收入家庭可以分期付款。 这种传说中的电话突然出现在各大超市的货柜上时，全世界都沸腾了。在那些人口密集的地方，由于人们太激动，头上蒸腾的水汽弥漫了整个天空，像无法驱散的乌云，以至连续八天航班被迫取消。航空公司董事会孰不可忍，决定起诉凯维公司。可航空公司的老板根本没料到他们的灾难还在后头。有了这种隧道电话，谁还去坐飞机？航空公司的员工全都看到了这一点，管理层还在为请两百名还是三百名律师和凯维打官司争论不休时，员工们已经纷纷改行干别的去了。董事长无奈之下把飞机的铝壳拆下来，碾压成八百零六个铝盆，让公司八百零六位董事叮叮当当地敲着到各地示威、呼吁、静坐、哀求、控诉，可当他们走遍全世界，敲穿了铝盆，回到原先的城市里时，他们已经成了一群叫人好笑的疯子。他们羞得无地自容，在午夜来临的时候，他们鬼鬼祟祟地拨通各自的隧道电话，一头钻到电话的另一头，再也不敢回来。 在乡下，农场经理向凯维公司提出，能否生产出一种可以传送牛羊的电话，以便方便他的公司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把牛羊运送到世界各地。西河回答说，公司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把这项创意纳入了研究计划，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正在夜以继日地进行研制开发。 一时间，世界各地，凡是有人的地方，都炫目地张挂着凯维公司的广告：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你就可以立即回到亲人的身边。 广告是西河的头像，白天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挂得太高了，在夜里它发亮的时候才得以看见。西河的头常常让人错以为月亮离我们这么近，仿佛只要在楼顶上搭个梯子，就可以爬到月球上去。 当然，这是西河应该得到的。 可当凯维公司的利润方柱图再次飙升到三十八层楼高时，上帝又嫉妒了——幸福总是短暂的，这是上帝处理世界的原则。 西河还没派人下去调查，各地不祥的报告已经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吹来。最先是那些希望用隧道电话和情人见面的人的反对，这种电话根本没法让他们好好地和情人见面，日思夜想的人儿刚站在面前，家中那个黄脸婆或者蔫巴老汉便钻了过来，争吵、谩骂、甚至大打出手，搞得他们狼狈不堪。 有一天西河在下班的路上，突然遭到了一位母亲的袭击，她哭喊着叫西河赔她孩子，西河狼狈不堪。文刍刍的西河根本没见过这种场面，他说：“夫人，有话好说嘛。”女人说：“我恨不得吃了你！”原来，她十四岁的女儿打隧道电话玩，谁料引狼入室，把家里偷个精光，强盗还把她女儿掐死了。西河非常内疚，忙打电话叫财务主管开支票，向这位不幸的母亲赔礼道歉。精神已经失常的女人突然跳起来打了西河一耳光，然后呵呵呵地叫着跑开了。’西河感到无地自容。他决定马上回公司，召集部门负责人开会，要用最快的办法向学校和家庭发布公告，禁止儿童使用隧道传递电话。 可他刚走进厂门口，就被销售部经理拦住了，经理失魂落魄地说，乡下一些地方由于电力不怎么稳定，造成了个别人刚进入隧道电话就被卡在里面，等通电后把他们弄出来，他们全都缺胳膊少腿！西河问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经理说，因为隧道电话是把人分解成粒子后传递的，停电后再取出来，根本不知道有些粒子跑到哪个地方去了，再还原过来，就只能是一个残疾人。西河说，快到会议厅，我们会同其他部门把目前出现的事研究一下，拿出个解决办法来。这位经理支支吾吾的。从没对下属发过火的西河不禁火冒三丈：“都这个时候了，你期期艾艾干什么！”经理红着脸说：“我……我……我不想再在这儿干了，这是我的辞职报告。”西河真想狠狠给他一耳光，问他还是不是个男人。就在这时副厂长在楼上大声喊，说三w市的卡谋市长找他，叫他快上去。 如果不是副厂长介绍，西河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人是市长。这是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疲惫不堪，和乞丐没什么区别。西河问怎么回事？市长摆了摆手，什么乜不想说，把手里的报纸和照片给西河，让他自己看。 西河一边看副厂长一边介绍。原来是三w市发生了一件新鲜事，有一个市民养了一只鸡，它会像人一样唱歌，吐字清楚，嗓音嘹亮。其他地方的人在报纸上看到这则奇闻后，纷纷拥到那个城市，几十秒钟就汇集成海——他们全都是从电话里过去的。从卫星照片可以看见，此时那个城市就像处于白蚁的包围之中。而实际情况更糟，当这些人好不容易散尽时，三w市已经变成了一个荒芜之城，所有的东西都被捻成了粉末。市里买了几砣非常巨大的生铁，准备将其熔化后铸成几个铁牛，放在河的两岸，用来拴吊桥的铁链，结果这几砣还没来得及使用的生铁也被见到什么都想亲自摸一摸捻一捻的人捻成了几个圆球，在粉末中闪闪发光。在市长给西河的照片中，就有那几个闪光的铁球。卡谋市长苦笑道，它们现在成了三w市唯一的纪念品了。 西河一向坚强，但面对乞丐一样的市长，他心里掠过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公司恐怕真的走到尽头了。但西河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他叫下属把所有收集到的问题抄下来，挂到墙上，他要一项一项解决。 西河向卡谋市长表示道歉，他说凯维公司有信心和决心帮他重建家园。他说，我们公司连隧道电话都能造出来，帮你重建一个城市绝不会有问题，而且还会比你以前的城市更美。话刚说完，安全部主任进来说，有世界各地的工人代表一千二百人要求面见西河。西河忙问什么事？坐在西河对面的卡谋市长说：“我都知道了，你还不知道？告诉你吧，他们是来请愿的，要么赔他们钱，要么在你的公司上班。”西河说：“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卡谋冷笑了一声，打着官腔说：“由于隧道电话的使用太普及，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成了聋子的耳朵，毫无实用价值。结果是导致汽车公司轮船公司以及刚才提到的航空公司纷纷倒闭，失业状况史无前例……”卡谋市长已经吃完副厂长派人送来的盒饭，他舒服地打了一个响嗝。当他看到西河一筹莫展的样子时，不禁有些幸灾乐祸，心想你这个全世界闻名的厂长的好日子也不多了。他把身体挺了挺，打算再打一个响嗝，可是成绩很不理想。他看见办公桌上有一枚回形针，便拿起它，掰直后认真剔起牙来。 西河安排劳动部接待那些请愿的工人代表，他现在已经无暇顾及每一件具体的事了。当他以为终于可以坐下来歇一歇的时候，一个中年人笑嘻嘻地跑了进来，说他知道厂长还没吃饭，特地煲了一锅肉汤送来，西河毫无胃口。他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却又不知道他是谁。这人看出西河的疑虑，便笑着说：“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是厂里的门卫呀？”西河说：“门卫不是从非洲来的吗？”门卫说：“我是非洲人，不过我以前的皮肤是黑的，现在已经变成黄的了。”西河这才知道，有些喜欢搞恶作剧的人在电话机里加了一些颜料，一旦你从电话里钻出来，你的肤色就不再会是原来的颜色。门卫笑着说：“现在再也没有肤色之分了，因为肤色导致的种族岐视的事再也不存在了。”西河说：“你这么高兴原来是因为这个？这样一来你父母给你的肤色不是再也见不着了吗？”门卫说：“这还不简单？我什么时候想要原来的肤色，加上一点黑色颜料不就行了？” 西河累得精疲力竭，在办公桌上打了个小盹，醒来时发现天亮了。他走出办公室，看见工作人员已经把最近接到的所有问题挂到了办公室楼的墙上，也正好是三十八层楼高，和利润方柱比肩而立。 西河把副厂长叫来，吩咐道：“对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该赔钱的赔钱，该道歉的道歉。为了公司的生存，我们不能吝啬一分钱。” 由于公司财力雄厚，好多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西河和他的下属们终于舒了一口气，他们以为难关终于过去了。但是就在这时，更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美国第八十八任总统被暗杀在办公室。暗杀他的人装扮成总统中学时的女朋友，好色的总统轻信了她，他和她接吻后，几秒钟之内就被她嘴唇上的口红毒死了。虽然有录像录音资料，可这个可以随时改变肤色的女人就是站在你面前你也无法确认。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凶手找不出来，只好把矛头指向凯维公司，美国的盟国纷纷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要求凯维立即停止生产。 西河绝望了。很明显，凯维可以用钱赔偿老百姓，却赔不起一个国家。 除了各国政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开始愤怒地谴责凯维，说他们的存在扰乱了法律，使世界失去了秩序和道德。那些因为隧道电话的存在而失去工作的人们，更是义愤填膺，恨不得把凯维锤成个大铁饼。而美国经过参众两院的讨论决定，如果凯维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将用最先进的导弹将其摧毁。 凯维走到尽头了，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了它的生存空间。 ……回想上任以来的风风雨雨，西河感慨万千，他现在终于明白，人类的发明并不是没有止境的。 起爆时间还有最后一分钟，安全部长的演说已经接近尾声，人们已经从他慷慨激昂的声音中感受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的精彩，他们聚精会神，已经为这种精彩害怕起来。 爆破专家们最大的疏忽是忘了掐断厂里的电话线，当然，这主要是他们没有想到西河会在这个时候钻到里面去。更没想到西河钻进去后就没打算钻出来。他们不可能理解西河对凯维的感情。 爆破的场景不用再描述了，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找有关的录像资料欣赏一下。如果你没有门路或者没有钱弄录像片也不要紧，不久你就可以在电影里看见那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如果你连电影票也买不起，那我只好劝你先去街头卖烤红薯了。 爆破的瞬间，人们看见一个火红的东西从厂里飞了出来，落在了城市中心的广场上。他们看出来了，那是西河的头。负责善后工作的专家忙跑过去查看，头已经砸开了，但一些神经元还没有死，还在按部就班地工作。人群中立即有人提醒专家，快测量一下，西河此时想的是什么。他们都知道专家手里的仪器是干什么用的。两位专家不慌不忙地把仪器靠在西河的头上，结果马上便出来了，性急的人急忙问专家，西河到底在想什么？专家冷冷地说：“我忘了告诉妻子了。” “我忘了告诉妻子了？” 这是什么意思？但专家不愿再多讲一句话，他们冷冷地提着仪器离开了。可他们转过身去，泪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 第25章 飞鼠(1) 鬼节过后的第二天，汪中文和老婆打死了一箩筐老鼠，脱落的鼠毛四处飞扬，沾满了他们的头发和眉毛，家里充满了血腥和鼠臭。在所有的臭味中，鼠毛的臭味是最独特的，既有老鼠的体臭和尿臭，也有它们肚子里未消化的积粮正在乳化的臭味，这是让人挥之不去的味道，它们一旦钻进鼻孔，就会顽强地附着在鼻毛上，成为鼻毛的一部分。汪中文用棉条将两个鼻孔搅得又肿又痛，仍然不能消除那种难闻的气味。他老婆黎米一边打一边用袖子捂着鼻子，见汪中文那么难受，她忍不住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觉得还是自己有先见之明。汪中文说：“你笑什么，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了。”她对着镜子看了看，除了头发和眉毛，没什么呀，可当她一张嘴，把她吓了一跳，牙齿上全是鼠毛，光注意鼻子，忘了嘴。屋里那么多老鼠，刚开始，还有一种打败对手的快感，平时哪里打死过这么多老鼠呀，可越打越多，快感变成了恶心，到后面，既不恶心也没快感，只有麻木的坚持，仿佛是人类和鼠类的最后决战。黎米丢下棍子，不打了，说要去买一堆牙刷回来刷牙。汪中文说：“一堆牙刷？我一把牙刷用三年，你一买就是一堆，我们家又不是资本家。”黎米泪如泉涌：“那就让鼠毛粘在牙齿上呀。”汪中文说：“两只胳膊上又不是抬了个瓜，那是脑壳嘛，怎么不动脑筋想想，这样吧，你先把旧衣服旧床单用水打湿，把它们铺在屋子里，铺得越宽越好，鼠毛掉下来就会沾上去，等鼠毛都落到湿布上，你再打两碗糯米来煮起，我来打糍粑，用糍粑粘牙齿上的鼠毛，我保证比你用牙刷的效果好。”黎米破涕而笑：“要死，你怎么不早点想这个办法，要是早点上湿布，鼠毛根本就不会飞起来。”汪中文谦虚地说：“我又不是诸葛亮，未卜先知，我以为也就十几只老鼠，哪晓得越打越多哇，这是异兆，不知道是不是要闹地震。”黎米把湿布铺在地上、家具上，屋子里顿时凉爽了许多。汪中文脱光身上所有的衣服，打了两盆凉水从头到脚泼下去。黎米假装不看他，却又忍不住要看。汪中文叫黎米也学他的样子冲洗一下，黎米说光溜溜的像啥话。汪中文说：“在自己家里，又没人看见，有什么可怕的。”说着就去帮黎米脱衣服，黎米躲闪着，汪中文打了一盆水朝黎米泼去，哈哈大笑着，说这下我看你脱不脱。黎米说：“要死啊，你这背时鬼。”说着气呼呼地把衣服脱了。汪中文笑嘻嘻地说：“我这只老鼠想进洞了。”黎米不理他。汪中文从后面抱住黎米，说一会打好糍粑先供香火，今年收的糯谷自己还没尝过腥哩。黎米还是不理他，她看着墙角的死老鼠想，恐怕还没做过这事就死了，真可怜。汪中文比她高，往上提的时候就像要把她提飞起来，要死，她想，啊啊，要死要死要死，啊、啊、啊、啊，她第一次感到死一样的快乐。汪中文说这下你不能再淋冷水了，这时候淋冷水最容易生病。她扑哧一声笑起来。汪中文问她为什么笑，她已经笑得无法制止了，软软地蹲在地上，还在笑。她想告诉他，屋子里又多了一只死老鼠，可她一想起这事就笑，无法把这句话说出来。等俩人都穿上衣服，她终于止住笑，但要告诉他为什么笑已经没有必要了。 汪中文和黎米走到屋子外面，汪中文指着房子说：“我真想一把火把它烧掉。”黎米看了他一眼，他补充道：“不知道还有好多老鼠没被打死。” 天刚亮，山上的树林里还藏着夜色。毛毛雨已经停了，地上发出滑腻腻的浓烈的腥味，泥土像被水泡稀了的馒头。枯萎的小草软弱无力地跪拜在它曾经生长过的大地上，仍然活着的小草则担忧地替大地举着一串水珠，以免它掉到已经湿肿化脓的地皮上。汪中文和黎米既不想进屋，也不想站在屋子外面。呆在屋子里的时候感觉还没这么恶劣，一旦走出来，想到鼠血的腥味他们就受不了，就像穿又臭又脏衣服的人，穿在身上的时候他能忍，但换上干净衣服后，对脏衣服就只能另眼相看了。屋子外面冷飕飕的，而且这种冷是湿漉漉的，又浓又酽。没有风，只有雨后的阴冷。黎米叫汪中文找点干柴，在院坝边烧堆火烤一烤。汪中文说：“行，我去找柴，你去把火拿来。”汪中文像占了小便宜一样，心里说拿柴我愿意，进屋拿火我可不愿意。黎米刚进去，不一会儿就惊慌失措地大叫着跑出来，惊呼“妖怪、妖怪，真是个妖怪呀！”。汪中文站着不动，觉得黎米的表情太夸张了，他那张满是雀斑的脸像老服务员一样镇静。黎米跑到汪中文身边，见汪中文无动于衷，不禁有些生气。汪中文咧嘴笑了一下：“把你吓成这样，啥子东西嘛？是。” “我不晓得是啥子东西，你自己去看嘛。” 黎米说着往汪中文后面躲，好奇和恐惧这才跑到汪中文身上来。他从柴垛里拔了根棍子，掂了掂觉得太长了，又换了根短一点的。当一只公鸡准备向另一只公鸡进攻的时候，要先用爪子划拉几下地上的沙土，还要把头上的毛张开，然后才横着身子跳舞一样冲过去。汪中文此时也像一只准备打架的公鸡，既不能让女人看出自己胆怯，又不要莽撞行事。棍子怎么个拿法，他换了好几种，可没有哪一种称心。他这样做的时候又是下意识的，因为他是边走边对自己的进攻进行调试。走到门口，他先虚张声势地叫了一声。屋子里光线比较暗，他什么也没看见。黎米这时反而有胆量，她拨开汪中文钻进屋，叫他看屋角里的东西。在湿漉漉的黑布上，有一个小东西在扑腾，在挣扎。汪中文大失所望，责怪黎米：“这么个小东西也值得大惊小怪？”黎米说：“你换个灯泡，看清楚就知道了。”她刚才蹲下看这个小东西，刚看清楚，灯泡一下坏了，这才是吓她一跳的真正原因。汪中文没有换灯泡，他用打火机凑近看了看，还用棍子拨了拨，发现这是一只长翅膀的老鼠。直到火机发烫不能再用，他才站起来。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但汪中文觉得的确不可思义：“这小东西从哪里来的呢？” 黎米则忧心忡忡，她说：“年岁不好才会出精怪，要是它们全都长上翅膀，庄稼就要遭殃了，庄稼都遭殃了，人就没法活了。” 汪中文觉得事情不可能有这么严重，人是什么？人是最聪明的动物，没有什么难关过不了的。他把那筐死老鼠倒在茅坑里，让它们沤成粪。箩筐里尽是鼠血，他不想要了，可请篾匠编一只光工钱就是十块钱。他把它丢在院坝边，风霜雨露洗干净了还没坏就要，坏了就不要了。回到屋里，看见黎米用火钳夹住那个小东西。她说她要烧死它。“因为是精怪，必须把它化成灰！”小东西吱吱叫，小玻璃珠似的眼睛狡狯地眯缝着，四个粉红色的小脚爪子在轻轻地哆嗦。汪中文心里突然怜悯起来，他说：“它不去别人家，专门来我们家，烧死它怕不吉利。” 黎米被吓了一跳：“那你说怎么办？” “我去找个笼子，先把它养起来。” 仅仅半天时间，汪中文和他的飞鼠就已经蜚声纸房，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的背着背篼，以便回去的时候顺便捞点干松毛回去发火；有的扛着锄头，那是在地里干活，听说汪中文家出了个精怪，便扛着锄头来了；有的还扛着自行车，因为汪中文家住在半坡上，放在马路上怕弄丢，只好走到哪儿扛到哪儿，刚才人骑车，现在车骑人；有些人还专门换上新衣服，像吃酒席一样。刚开始，只要来人，汪中文都要把鼠笼提在手里，热情洋溢地介绍一番，是怎么发现的，在哪儿发现的，未了还不无得意地加上一句：“如果我不阻拦，就被黎米烧死了。”仿佛是见义勇为的英雄。后面来的人太多了，他的嘴说软了，除非是特别重要的人，比如村干部，或者家里比较富裕的人，其他人他不再讲解了，把鼠笼挂在大门外的柱上，让他们自己参观。黎米比他更累，凡来人都要喝茶，这是最起码的礼节。她烧了一桶开水，抓一把茶叶投进去，用饭碗舀给客人喝。人越来越多，不要她舀，他们自己拿起碗去舀，几下就舀干了，黎米光烧开水都来不及。有些人参观完了就忙自己的事去了，有些人则坐起长庄。唢呐匠梁宗国不但把自己家的板凳全拿来了，还挑着水桶帮黎米挑水。他老婆压着嗓子骂他：“吃饱了没事做么，在家挺麻子病嘛，跑去经人家当长年！”梁宗国说：“放你的渣渣屁，我当什么长年，我是为那只仙鼠，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告诉你，它不是神就是怪，不管是神是怪，都是沾了仙气的，敬它才是对的。”猪贩子文天坝带来一副扑克，在汪中文家院坝里和另外三个人“叼鸡”，把身上的钱全部输光了，但他不想走，借了几百块钱继续赌，直到把借来的钱全部输光。 飞鼠呆在汪中文用铁丝捆扎的笼子里，把屁股对着前来参观的人，把小嘴伸进铁丝缝，像是做了什么惭愧的事不便见人。汪中文用一个小酒杯给它当饭碗，里面有半杯加了白糖的米汤，它连看也没看一眼，仿佛不知道白糖是甜的。有人用棍子拨它的翅膀，想看看它与鸟有什么区别，它缩成一团，任人像翻烤红薯一样拨弄，等这讨厌的棍子拿开，它才受了侮辱一样，慢慢翻转身体，重新躲在角落里，重新调整好与世无争的姿势，喉咙里均匀地发出小铁环在玻璃板上滚动的咕咕声，这种冰凉的声音仿佛是它体内的全部内容，因为它身体的起伏与其是步调一致的。在绒毛丛中若隐若现的小眼睛，可怜巴巴地眨巴着，浸满了对自己遭遇的厌恶和蔑视。老汉赊文忠看了一会儿就哭了。赊文忠比女人还爱哭，高兴的事情他要哭，伤心的事情也要哭。看到一棵大树被砍倒，他会伤心落泪。过年过节，晚辈打一斤酒或者提两把干面条去看他，他说：“乖，我哪里受得起哟，谢谢你哟。”说着眼泪便流下来。他说飞鼠让他想那些父母双亡的孤儿。另外一个老汉看了，则大声说应该赶紧把这个精怪架火上烧掉，把它的灰深埋起来，还要请道士来画一道符，让它永世不得翻身。这个老汉是武开志，脾气暴躁在纸房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被路上的青藤绊了一跤，手里提着鸡蛋准备到香溪去卖，全摔坏了，他气极败坏地回家把锄头扛来，把青藤连根带须挖起来，在石头上把这根长达二三十米的青藤砸成了一堆青泥。他说精怪出世，世道不平，这么养着不仅会害汪中文，还会害大家。文天坝输了钱心里不高兴，但又要显出他是猪贩子不像一般人那样小气，他大声说：“汪中文，别人的话你都不要听，你听我的，把这只老鼠提到城里去卖啰，不卖一万也可以卖八千，我认得一个猪贩子，那次他收了一头三脚猪，生下来就三只脚，他把它卖给动物园，卖了三千！你这只长翅膀的耗子肯定比三脚猪值钱。”一位刚读了半年大学放寒假回来的人说：“老鼠长翅膀一点也不稀奇，这是基因变异。”他说话时一脸不屑，心里却在想，上学后怎样把这件奇事讲给其他同学听。有几个妇女嘻嘻哈哈地小声说：“这是黎米生出来的，她嫁给汪中文三年了，三年前就看见她挺着个大肚子，她不好意思说是自己生的，才说是什么从屋角钻出来的。”在她们的眼里，妇人的肚子是个魔术袋，什么都可以生出来。不过她们是有依据的，梁宗国老婆有一次就生了个冬瓜，半透明的，梁宗国用刷把签刺了个孔，发现里面全是水。等叽呱叽呱的人走得差不多了，肖四禄才小声对剩下的人说，这只老鼠是张齐发变的。他和张齐发的儿子张科有矛盾，不好当着那么多人说。“你们仔细看他的嘴和眼睛，是不是特别像张齐发，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张齐发曾经是纸房最懒的人，他什么农活也不干，只喜欢打猎。就打猎而言他是最勤快的人，经常为了一只野山羊可以饿着肚子追上几十公里。可在纸房人的眼里，所有不干农活的人都是懒人。最后那几年，他不打其他动物了，只捕鹰，他异想天开地打算在自己胳肢窝下打两个洞，把老鹰的翅膀插进去，等伤口愈合了就可以飞上天。三年他捕了三只鹰，嫌它们的翅膀不够大。他把鹰养在自己屋里，有天早晨三只鹰一起攻击他，一只啄眼睛，一只啄肚子，一只啄他的双手，眼睛瞎了，双手残了，肚子还在流血，他受不了，用火药枪朝下巴开了一枪。肖四禄把汪中文和黎米叫到笼子前：“是不是很像？像神了！张齐发瘦壳叮当的，嘴尖尖的，还有他的手，生下来就像曲蟮一样红。****的，活着的时候没长上翅膀，投胎转世还真长上翅膀了。”梁宗国说：“那你喊它几声，看它有没有反应，如果有反应，那就一定是了。”肖四禄左右看看，像是不敢确定应不应该这样做，见其他人都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便清了清喉咙，以一种异样温柔的声音喊道：“齐发？张齐发！”飞鼠入定一般，也像是故意和肖四禄为难，连尖嘴上的胡须也没有动一下。几个人哈哈大笑。肖四禄自嘲地笑了笑：“我喊它不答应，如果让他儿子张科来喊，它肯定会答应。” 第26章 飞鼠(2) 参观的人天黑才散尽。黎米一共烧了十三桶开水，把平时一个月用的柴一天就烧掉了。累得她腰酸背痛，手脚发胀。她叫汪中文把小东西丢到山坡上去，是死是活由它自己。“明天再来这么多人，我的腰就要断了！”汪中文削了一块猪肝，用竹签挑着凑到小东西面前，它试探性地啃了一口，煞有介事地咀嚼了半天，终于尝到滋味，把剩下半块叼在嘴里。汪中文夸奖道：“****的，还晓得吃好的。”黎米看着飞鼠嚼东西的小嘴，说：“还真有几分像张齐发。”汪中文把小酒杯往小东西面前推了推，它放下嘴里的猪肝，用小舌头哧溜哧溜地舔起米汤来，汪中文兴高采烈：“好，只要它吃东西，就可以把它养活。” “养它干什么，是张科的爹，又不是你的爹。” “它和张科没关系，要是张科的爹，他为什么不去张科家，到我们家来干什么？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明天起不能给他们白看了，我要卖门票。” 黎米端着一撂饭碗，是白天拿出来喝水的，她把饭碗往肚子上贴了贴，抱得紧紧的：“都是纸房的人，你怎么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名正言顺。到动物园参观不是也要钱吗？我不要多的，大人五角，小孩三角。” “要是他们不买呢？” “我有办法，一会儿你回后家去一趟，叫你兄弟他们明天早点来，先叫他们藏在牛圈后面，有人来了再钻出来，假装买票，那些人一看，人家亲戚都要买票，自己不买哪成？只要有人开头，后面的人会自觉的。” 第二天一早，汪中文就在门口贴了张白纸，歪歪倒倒地写了几个字： “欢迎参观，门票五角” 还在门口安了张小桌子和一把椅子，昨天这桌子是用来放水桶的，今天汪中文放了个搪瓷缸。他往那儿一坐，双手搂着搪瓷缸，还真像那么回事。黎米觉得害臊，躲在屋子里不出来。她烧了一壶茶，把茶杯洗得干干净净，有人进来参观的时候，她假装没有看见，自顾自地干着自己的活儿，等这些人参观完了，立即奉上一杯热茶。当一壶茶快喝完了，她终于心安理得起来。 汪中文把钱装在一个木盒子里，心里估算着收入多少，脸上却做出毫不在乎的样子，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等到最后一个参观者离开，他才抱起木盒，叫黎米把所有的门闩插上，然后哗啦一下把干树叶一样的钞票倒在床上。汪中文和黎米兴奋得发抖：“这么多呀？”汪中文用指骨敲着木盒，已经敲出破声了，他红光满面地说：“好好数数，看到底有好多。” “这不会是在做梦吧？” “昨天那么多人，可惜了。” “今天收入这么多，够了，不要太贪了。” “这不是贪，这是我的财运。俗话说是你的始终是你的，不是你的想也想不来。” 两口子凑到鼠笼子前，眼里充满了爱意，像看着亲生儿子一样温柔，同时还像看着老祖宗一样充满了崇敬。汪中文内疚地说：“笼子太小了，呆在里面肯定不舒服。” “明天换个大的。” “要得。” 晚饭过后，汪中文把黎米放在柜子角落里的钱又数了一遍，确认是二十三块八毛。他感慨万千地说：“快有镇长的工资高了，他一个月九百三十块，一天才三十一块。” “没有流一颗汗水，我总担心，到时候会不会变成别人的。” “满一百我就拿到银行去存起。” 他误解了黎米的意思，但黎米没有解释。她昨晚去娘家的时候，娘问她，这个长翅膀的小东西到底是不是她生的？她当时就哈哈大笑起来：“怎么可能是我生的，我又不是母耗子。”娘说：“可好多人都在摆你的龙门阵，说是你生的。”黎米说：“纸房的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最喜欢胡说八道。”娘咒骂这些人是抱鸡婆生的，屁股眼儿没别的用，只能用来咯哒咯哒说别人的坏话。可今晚上她看着小东西，心里突然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仿佛连她自己也迷糊起来：也许它真的是自己生的？她看着它的时候，它并没有别的表示，它已经吃饱了，缩成一团，准备睡觉了。但在黎米的眼里，它多像一个乖巧的小孩：半睁半闭的眼睛，尖尖的小嘴，毛发脏乱的翅膀，真是个小可怜啦。汪中文说笼子挂在厨房不保险，现在人人都知道这是只神奇的老鼠，保不住有人会起盗劫之心。 黎米不假思索地回答：“放在蚊帐里最保险！” 汪中文嘿嘿笑：“我怎么没想到？我正准备找个铃铛挂在笼子上，如果有人提笼子，铃铛就会叮当响。” 黎米也笑了一下，心里软软的，像被阳光包围的花朵。 他们睡得很晚。汪中文心潮澎湃，盘算着发财后钱怎么用，他想买一辆摩托，从纸房去香溪十多里，有了摩托就不用走路了。他还想把房子翻修一下，老房子还是爷爷立的，有些柱脚已经被虫蛀空了。如果钱有多的，他就出资把公路修到院子里来。不仅是为了骑摩托方便，更是为了买煤买化肥什么的可以直接运到家里来，现在买一卡车烟煤，他和黎米要两天才能挑完，晚上怕人偷，他还得守在马路边直到天亮。黎米则在想：如果这小东西是我生的，它又是什么时候钻进我肚子的？哎呀太可笑了，我可不要胡思乱想，它和我有什么关系呀，我亲眼看见它趴在那儿……不过，不管怎么说，我都要对它好一点。汪中文仔细回忆这只飞鼠的来历，当他想到那天早上往身上淋了盆水，然后脱光衣服，想着想着便侧过身，抓住黎米乳房，要她赶快把衣服脱掉，他要趁着钱的喜气，再喜气一回。黎米觉得脑子里乱哄哄的，但她不想扫汪中文的兴，今天毕竟是值得庆贺嘛。哪知汪中文刚爬上去，却像做错了事一样，啊呀一声跌下来。他压低嗓门说：“我们怎么能当着我们家的财神做这种事呢！”他小心翼翼地跪在被子上，看“财神”是不是已经睡着了，那样子就像在给小东西磕头。飞鼠用嘀溜溜转的小眼睛看了汪中文一眼，汪中文说：“别生气，我不是故意的。”黎米叫汪中文提到蚊帐外面去，把那事办完了再提进来。汪中文说不行：“你别看它一声不吭，实际上它什么都知道。” 第二天，前来参观的人到中午才到，因为他们来得远。有个老太婆一来就给飞鼠作了个揖，她孙子身体不好，求神鼠保佑他平安。有个一瘸一瘸的中年人则要神鼠告诉他，那个开车把他撞倒的人是谁。汪中文说飞鼠不是神仙，它只不过多长了对翅膀，你只能看稀奇，别的事它帮不了。中年人要汪中文把钱退给他。他说：“我的腿这么不方便，大老远来就为了看翅膀呀，我是听人说你家养了个灵哥，什么都知道才来的。”还有一件让汪中文不高兴的事情，镇税务所的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邪头邪脑地问汪中文上特产税没有。老鼠长翅膀，是特产中的特产，特产税是一定要上的，不上是要罚款的。晚上清理收入，和前一天差不多，但喜悦和激动没有了。 汪中文到香溪去上税，税务所的人问他办没办经营许可证。汪中文说没有。这人说没有办证他不能收税，因为没有法律根据，同时又告诉汪中文，如果不办证那是非法经营。汪中文问证怎么办，回答说要到县里去办。汪中文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黎米说今天来参观的人太少了，大概是能来的都来了，再也不会有人来了。汪中文说：“我路过冉光福家的时候，听见冉光福在吼他儿子：‘看什么看，有啥****好看的，五角钱买几颗糖放嘴里还甜一阵，一个长翅膀的耗子有啥子看法哇。’****的，第一天免费让他看了便宜，现在他儿子想来看他不给钱。早晓得第一天就应该卖门票。” “刚才我去割白菜，碰到刘文先，她和儿子国武去捞松树毛，我跟她打招呼，她半天才从鼻孔里‘嗡’了一声，真奇怪，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 “你不要理她。” “我们好像把所有的纸房人都得罪了。” 第27章 飞鼠(3) “哼，还有人向我借钱哩，好像我真有钱似的。我在街上碰到冉大方，他叫我借两百块钱给他，他儿子的腿瘸了，他借钱去给儿子看病。说得可怜兮兮的，婆娘死了，儿子的腿又瘸了，我没钱，我要有钱今天肯定借给他了。” “他倒不可怜，可怜的是那个孩子，多标致的小伙儿呀，现在走路一歪一歪的。” 汪中文家屋后有一棵柿子树，每到初冬，叶子落尽了，枝头上挂着发亮的柿子，像一树小灯笼。汪中文每年把这些果子摘下来，都可以卖一笔钱。这天早上，黎米扛着锄头到地里挖红薯，看见梁小格正在用长竹竿捅柿子，捅一个下来，啃了一口，说还不甜，又去捅第二个。黎米知道这个流逛锤不好惹，可好好的柿子被他这么糟蹋，实在忍无可忍。 黎米难受地笑了笑，说：“小格，柿子还没熟呀。” 梁小格说：“我晓得。” “能吃你吃几个也没事，像这样打得满地都是，可惜不哇？” “我要找蔫一点的，这么大一棵树，肯定有蔫柿子。” “等你把蔫柿子找到，树上恐怕一个不剩了！” 梁小格轻蔑地笑了一下：“你心疼了？我是看得起你才打你家柿子，别人请我打我还不打呢。” “哪个请你，你去打吧，我没请你，我要留来卖的。” “你没请我？我今天偏要打！” 梁小格举起竹竿，哗啦哗啦地乱打，柿子滚得满地都是，黎米惊呆了，她的心脏像被马踏过一样难受：“天爷，我的天爷。”惶惑和害怕折磨着她，她的身体不堪重负地摇晃着，如果不是拄着锄把，就要倒下了。梁小格哼了一声，丢下竹竿走了。黎米想要骂一句什么，张开嘴，眼泪却哗哗地流下来，有的还流进了嘴里。 汪中文知道这件事后，跑到柿树下，气得脸红脖子粗，回家提了把斧头去和梁小格拼命。梁小格在文天坝家看电视，还有冉光福、肖美学、王光线和他兄弟王光路，似乎并没看电视，而是在密谋什么事情。汪中文大叫一声：“梁小格，你今天不想活了？！”屋子里的人全都被汪中文杀气腾腾的表情和手里的斧头吓坏了。梁小格也大吃一惊，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文天坝是见过世面的人，而且这是他的家，他冷冷地横了汪中文一眼：“你要干什么？要打要杀到外面去，不要把血溅到我家里。”汪中文说：“梁小格，你出来！”梁小格看见汪中文的手在发抖，一下明白了，汪中文不敢砍他，于是站起来，放心地笑了笑：“你要砍我？你砍吧，想砍哪儿砍哪儿。”其他人心里依然害怕，但他们看见梁小格笑，也跟着笑起来。汪中文不光手在抖，嘴唇也在抖，眼里茫然无计。文天坝说：“行了，有什么事好好说，用不着打打杀杀的。”汪中文跺了跺脚，“天坝，你说说，梁小格****的，刚才把我的柿子全都打落下来了，我又没惹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梁小格不慌不忙地坐下去，哼了一声：“我就是看不惯，有些人什么都拿去卖钱！”这句话让汪中文不知所措，尤其是他发现屋子里这些人全都站在梁小格一边。汪中文说：“那是我的树上结的，我不拿去卖钱我拿来干什么？我拿来……”文天坝说：“卖钱是应该的，梁小格搐两个吃也是可以的，毕竟乡里乡亲的嘛。”汪中文申辩道：“天，他要是好好摘下来吃，哪个会管他呀，他举起竹竿乱打，把枝条都打断了，不信你们去看，走吧，你们去看一眼就晓得了。”屋子里的人不但没有走的意思，还假装盯着电视，就像没听见汪中文在说什么，可他们的脸上却又是一副不屑的样子。王光路还莫名其妙地笑了一下。汪中文不服气又伤心，他说：“我汪中文的为人怎么样，你们不能当睁眼瞎呀。梁小格，我告诉你，像你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汪中文到村长那里去告状，请村长主持公道，让梁小格赔他的柿子。村长说：“梁小格那种生毛货，你不要惹他嘛。”村长手里拿着弯管烟杆，话一说完，忙用两片嘴唇把烟嘴夹起来，仿佛舍不得袅袅自燃的青烟。汪中文说：“我哪里惹他了，是他惹我呀！”村长呼噜了两下，说：“他球钱没得一分，你叫他怎么赔呀？”汪中文说：“他蛮不讲理，打落那么多柿子，难道就这样算了？”村长这次把烟杆取下后没有急于重新叼上，仿佛是为了认真思考，汪中文也眼巴巴地看着他。村长越过汪中文的头，看着前面的墙壁，意味深长地说：“你不是在家卖门票吗？这点柿子算得了什么呀，就当是风吹落的吧。” 汪中文回到家，告诉黎米，他要把柿子树砍掉。他想听黎米的意见，黎米什么也没说，他走到树下嘣嘣地砍起来。硕果累累的大树倒下后，汪中文蹲在地上号啕大哭。柿子树巨大的身躯闷声砸向大地，枝丫疼痛似的弹跳着，有一个通红的柿子飞了起来，飞到了汪中文家房顶上。 晚上，汪中文对黎米说，他真想离开纸房搬到其他地方去。黎米说：“好啊，搬得越远越好，最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我们自己开荒自己种地，没人管我们，我们也不管别人。”汪中文说：“可世上哪有这样的地方啊，那年我去李家寨修水库，住的是茅草棚，吃的是大洋芋，水井里的水是酸的，纸房可不一样，凉水都是甜的。”正说着，飞鼠在笼子里扑腾起来，像是在练习如何飞翔，可狭小的空间让它无法施展。 对汪中文没有嫉妒之心的人只有周福生，他从苦竹坝买了一串笼子，老南瓜那么大，新编的，还有一股生竹子青亮亮的腥味。他白天仍然在地里干活，晚上则勤奋地干起篾活。他从竹林砍了一捆竹子回来，破成均匀的篾条，然后把从苦竹坝带回来的笼子拆开，认真研究这些篾条是怎么编上去的。他雄心勃勃地对家人说，他准备编一万个笼子，分别安放在屋子里，竹林里，树林里，菜园里。飞鼠毕竟是稀罕之物，而且出没无常，必须采取遍地撒网的方法。他说：“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成双成对的，有男就有女，有肥就有瘦，有高就有矮，有好就有坏，有红就有黑，就连我们自己身上，也是成双的，眼睛耳朵鼻孔双手双脚，哪样不是成对的呢。汪中文得了一只公飞鼠，就一定还有一只母的。说不定还有它们的爸爸妈妈，它们的儿子孙子。我要是捉住这只母飞鼠，那就比汪中文那只公飞鼠值钱多了，因为母飞鼠可以下崽！但这件事绝对不能说出去，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他们要知道了，说不定就被他们捉去了。”“家里人互相叮咛：谁也不要说。” 编好一批，周福生就带领家人把它们安装起来。家里的每棵柱子、每个飞鼠可能出来的地方，就连每条板凳的四条腿上，都安装好了。菜园和竹林里也安装好了。等到往树林里安装的时候，周福生红肿着喜悦的眼睛向全家人宣布：“现在即使有人知道这个方法也来不及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没多久村里人全都知道周福生捉飞鼠的事了。他们以嘲笑的口气问他儿子：“你爸爸捉到飞鼠了？”可这种嘲笑和不屑是表面的，其实他们都在暗中较劲，都在学编笼子。当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砍竹子时，故意问：“砍竹子做哪样哦？”砍竹的人便欲盖弥彰地回答：“不做哪样，闲着没事，准备做几根绳子。” 发财梦让所有的人一下神秘起来，同时聪明才智也空前地开发出来。不会编笼子的人在地上挖坑，坑上用木板装一个机关，飞鼠一旦进去就别想出来。这比编笼子方便多了，那些会编笼子的人也回过头来效仿，不到十天，纸房就布满了上万个形态各异的土坑。千疮百孔这个成语，就是专门为形容此时的纸房造出来的。房舍四周的竹林被砍光了，黑瓦房像失去贞洁一样暴露无遗。挖坑翻起来的黄土遍地都是，大地被统一在死撇撇的黄色当中。虽然变化如此之快，但没有一个纸房人觉得障眼，他们的眼里除了飞鼠，已经看不见其他东西了。 就连汪中文和黎米也行动起来，别人捉住一只飞鼠，他们家的飞鼠的价值就下一跌一半，捉住两只，再下跌一半。而如果自己捉住一只，就会拥有两只珍贵的飞鼠，捉住三只，家里的财富就会增加三倍。这是一场没有裁判的比赛，谁也不敢停下来。 第28章 水为什么会流(1) 小时候我妈叫我守家，不是叫我防强盗，家里没什么东西好偷的，我要守的是吊在灶上面的一副猪腰子。猪腰子用草绳拴起来，每天烟熏火燎，已经烤干了，像一块黑色的料礓石。我要守住猫，别让它把猪腰子叼走了，猪腰子离灶台两尺多高，可猫站在灶上用力一跳，就可以把猪腰子扯下来。耗子偷吃柜子里的粮食，要靠猫守护；猫要偷猪腰子，要靠我的守护；猪腰子是给父亲治病的，父亲病好了多干活，柜子里才会有粮食。可见最可恨的是耗子，要没有耗子，就可以不养猫，不养猫，我就可以去外面玩。 父亲吃猪腰子，是因为他的腰“闪气”了，本来应该两天吃一个，可他买不起。他的腰不好，没力气，只能和妇女在一堆干活，这样他的劳动所得就只能一个月买一个猪腰子。好在乡下人认为猪腰子不是肉，肥肉比瘦肉贵，瘦肉比猪脚贵，猪脚又比猪头贵，猪头比内脏贵，内脏中最贵的是猪肝，然后才是猪腰子。要不是猪腰子这么便宜，我父亲一个月一个也买不起。我妈或者我姐煮饭的时候，用刀削一点下来，煮一小碟汤，不放油和盐。父亲喝汤的时候，我眼巴巴地看着他，父亲说： “看什么，这是药。” 有时候他也会温和下来，给我留一小口，是什么味道我已经记不得了。 父亲吃了十几副猪腰子，病情没多大好转，队长只好安排他去守鱼塘，队长在社员会上说这事的时候，嘴里团了一口浓痰，打雷一样吐出去，对我父亲说： “便宜死你****的了！” 父亲袖着手，点头哈腰地笑了一下，说：“嘿嘿嘿，社会主义嘛。” 父亲守了一年鱼塘，第二年干脆一个人把鱼塘承包了，他隔三岔五地挑鱼到街上去卖，有钱了，不光两天一副猪腰子，还有钱买药了。几服药吃下去，腰比以前直多了。有一天队长看见他挑了几十斤鱼，不怀好意地说：“噫，你的腰已经全好了嘛！” 父亲的脸立即堆满了聪明的笑容：“队长，我好多了，本来早就应该向你汇报的，塘里的鲶鱼还不算大，我晓得别的鱼你又不喜欢。” 晚上父亲提了两条鲶鱼去队长家汇报，队长为难地说：“这是你承包的鱼塘养的鱼，我怎么敢吃呵？” 父亲挠了挠头，诚恳地说：“队长，我这不是提来你吃，我是提来请你看看，这鱼是再养一段再去卖呢？还是现在就可以开始卖，我是来向你讨这句话的。” 队长吃了鱼，第二天告诉我父亲：“那鱼要卖呢，我看也卖得，要养也可以再养一阵。” 父亲不但给队长送鱼，有时还割一块肥肉给送去，因为有一次队长埋怨他：“你不要给我送鱼来了，煮鱼特别费油，我已经把半年的猪油提前吃完了。”父亲一承包就是好几年，换了另外一个人当队长，也仍然给他承包，他不止一次颇有心得地告诉我：“你不要小看我这个鱼塘的塘长（自封的），不光会养没脚没手的鱼，还会养有脚有手的鱼。” 父亲卖鱼，倒是蛮公平，管你是平头老百姓，还是穿亮皮鞋的干部，他的理由是：“大家长的嘴巴都一样，都喜欢吃好的。” 只有对一个人，父亲总是特别关照，这人是镇中学的李老师。每次给李老师称鱼，他都要少算二两，要不就白送一条小的。他对李老师说：“吃鱼好，尤其是读书人，越吃越聪明。” 我是到上五年级的时候才认识李老师的，在这之前，我在村小学读书，离镇上十多里，连中学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有一天李老师来买鱼，和我父亲聊起我的学习情况，父亲说：“他恐怕少了根筋，不是读书的料，看他那个样子也还算老实，可就是学不进去，从没考过前十名。” 李老师要报答父亲多给他的鱼，突然做了一个让我父亲做梦也没想过的决定，他说：“这样下去可不行，他马上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了，如果只读个小学毕业，今后在农村恐怕也会不适应的，我们国家马上就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了，当农民也应该有知识。这样吧，叫他到镇完小来上学，剩下这半学期抓紧一点，争取考个好点的中学。” 那天晚上我父亲向全家人复述李老师这段话的时候，就像是在传达一个伟大的圣旨，李老师就是那个大圣人。除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家里其他人都洋溢着难以言说的幸福。我姐给我整理书包的时候，突然抱着我伤心地哭起来，哭完了抽搭着告诉我：“弟，你一定要好好读书！” 我姐只上了三年小学，正是父亲闪了腰吃猪腰子的时候，没钱给她交学费，只好不上了。我姐姐的痛哭无疑使我父母意识到自己没有尽到的责任，也很难受，当他们为我到了镇完小的吃住问题进行讨论后，心情才又好起来。我父亲说：“李老师说了，可以在中学食堂搭伙，住就和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一起住。”我父亲第一次有望子成龙的心情：“给老子用心读，毛铁天天拖都要拖亮，我就不信这么好的条件还考不起个中学！” 第一次见到李老师，我先是紧张，然后是忍不住要笑。他戴了一顶鸭舌帽，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种帽子叫“鸭舌帽”，看见电影里的特务都戴这种帽子，便觉得，让我父亲如此感激不尽的人，怎么是一个特务？我又知道他不是特务，却把自己打扮成特务的样子，因此便觉得非常好笑，我拼命咬住嘴唇不让自己笑出来，可我感觉我的肠子都已经笑痛了。 小学还没毕业，我就过上中学生的生活了。在集体食堂吃饭，和年纪差不多的人在一间屋子里睡觉，感觉真是无比幸福。在乡下，只有干部才吃食堂，当农民只能在家里吃，我心里藏着这点小小的骄傲，学习比以前用功了一点。 可没过多久，我就对这种生活害怕起来。镇中学的条件在当地算好的，但和城里那些中学比起来，可就差远了，最糟糕的是一间只能住七八’个人的屋子，住了二十个人。不过住多少人倒在其次，最气人的是他们都比我大，和他们熟悉后，他们便“杀我的猪”。每天睡觉前，“杀我的猪”成了他们一定要给我上的一课。 杀猪要褪毛，他们“杀我的猪”就是把我的衣服裤子脱掉，藏在我找不到的地方，非要叫我喊他们爹或者我哭起来才把裤子还给我。他们把我按在床上的时候，我拳打脚踢，放开嗓门大骂。可无论我干什么，他们都哈哈大笑，把我压得死死的，根本无法动弹。他们把我的裤子脱光后，有个家伙还会拿住我的小玩意，大声喊：“现在开始卖肉了，这是猪尾巴，哪个要？便宜卖了！” 站在外面的人当然知道“猪尾巴”是什么东西，可他们还是故意说：“要要要，给我割下来吧。” 这时所有的人都笑疯了，我跟着笑。有好次，我拉拢了好几个人，叫他们杀别人的猪，他们照办了，可杀我的时候要多得多，似乎杀别人的猪没有杀我的猪快乐。 在睡觉之前他们“杀我的猪”，在我睡着之后，他们捅我的“黄鳝”。在我那上面涂墨池，或者牙膏。涂墨池的时候兴奋地喊：“快看，长毛了。”涂牙膏的时候喊的是：“快来看哟，他的毛都白了。”没水洗澡，（在十二岁以前我从没洗过澡）墨池涂上去好几个月还是黑的，只有靠汗水慢慢把它冲掉。我真是恨死了他们，我最恨的是一个叫黑皮的家伙，他力气大，皮肤黑，每次“杀我的猪”都是他带头，只要他一动手，我十有八九要变成一头光溜溜的猪。有一次我咬了他一口，他腾出手来掐住我的脖子，我差一点就没命了。从地上爬起来后，我泪流满面地发誓：“****的，你今天死期到了！” 床安得太密了，他在床之间跳来跳去，我就是追不上他，好几次都快抓住了，但他用力一拽就挣脱了。他让我抓到也是故意的，如果他不让我抓，我连他的毛都摸不上。我气得要想和他同归于尽，他却满不在乎地故意叫唤，要不就瞪着眼睛威胁我：“来哇，来我掐死你！” 他闹够了，烦了，不想闹了，还反过来责备我：“开玩笑都开不起，算什么男人！” 我无意中听谁说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我顿时觉得这是至理！名言，它像钢铁一样砸在我的心坎上，是我有生以来听见的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我立即把它抄在书上，然后开始想入非非。自从我开始对黑皮恨之入骨，就觉得镇中学失去了一切魅力，我盘算着，等我考上县里面的重点中学，一定要叫上我最好的朋友东海他们几个，狠狠地揍黑皮一顿，以解我的心头之恨。后来我真考上了县一中，上学前和东海他们说了我的计划，他们也很赞成。那天他们和我一起来到镇上，却没找到黑皮，寝室里的人说他回家背米去了。在学校食堂搭伙，米要自己从家里拿来。我们失望而归。几天后我背着被子在镇上等车，被黑皮看见了，我有些害怕，忐忑不安地想他会不会揍我，因为那天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他，但已经有狠狠地打他一顿的准备了，没料到他非常大方地花了六毛钱给我买了一瓶汽水，班车来的时候他冲上去给我抢了个位置，把我从窗口拉了进去。到县里的班车是过路车，没有他帮忙，我不仅找不到位置，能否挤上去都是个问号。我对他的感激把仇恨全都一笔勾销了。坐车的人实在太多了，被子没地方放，我只好把它顶在头上，在县城下车的时候，我的脖子都快断了。 他们捅我的“黄鳝”，我被搞得最惨的一次不是黑皮干的，而是另一个平时看上去非常老实的人。那天晚上他用麻线把我的“猪尾巴”套起来，另一头系在床板上。我没发现，天亮了感觉下面有点痛，一看，“猪尾巴”已经肿了。更气人的是，麻绳缠得非常紧，我解了半天也没解开，而且尿越来越胀，它们已经从膀胱里挤了出来，再也收不回去了。我顿时害怕起来，怕被尿憋死。最后是谁用剪刀帮我剪断麻绳，救了我一命，但剪刀同时又把“猪尾巴”划出血了。我不想去上课，因为我太难受了，我每走一步“猪尾巴”都钻心地痛，想到下午还有一节体育课，我更是心惊胆战。可不去上课又怕老师叫我写检查。我们的老师不打人也不骂人，违反纪律只叫你写检查，写好了自己站在讲台上念，念完了他会笑嘻嘻地问下面的人：“你们听清楚没有？”只要有人说没听清楚，他就会客气地请你再念一遍。如果你人缘不好，念十遍也过不了关。我派着两条腿走到学校，为了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故意边走边读书，一个买菜的女干部看见了，赞美道：“乡下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好像镇上就不是乡下。 上第一节课我就开始装病，期盼好心的班长能够发现我病了，上体育课的时候主动替我请假。还真让班长发现了，她是个心高气傲的女生，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不但不同情，反而不屑地说：“懒病！” 前不久她到城里来进修，我请她吃饭，我说：“你那个时候真是心狠哪！我那么喜欢你，你理都不理我。”她笑着说：“你整天愁眉苦脸的，哪个知道你的心思啊，你要是脸皮厚点，说不定我真跟你好上了。”全是假话。我不便说穿，暗想真要是好上了，我一定要她向我的“猪尾巴”赔礼道歉，因为她把它害苦了。体育课上，老师教我们折返跑，每跑一步那东西都像要断掉的鞭子一样，不是抽在大腿上就是抽在裤裆上。最后我昏倒在操场上。谢天谢地。 我父亲那天正好在街上卖鱼，校长把他找来了，父亲见我像怀胎八月的孕妇一样走路，厉声问我是不是把尿撒在裤裆里了。我呜的一声哭起来。父亲脱下我的裤子，问清了缘由，他气得要命，他对校长说：“他这是要我断子绝孙！” 父亲牵着我的手就往中学走，我走不动，他蹲下去，我犹豫不决，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要他背了。父亲回过头对我大声说：“还不快爬上来！” 趴在父亲的背上，我心里充满了温情，同时开始胡思乱想今后一定要好好孝敬他。 第29章 水为什么会流(2) 到了中学，正是课间休息时间，几乎全校的学生和老师都涌到操场上来看我和我父亲，我不好意思地叫父亲把我放下来。父亲没有听见，或者说突然面对这么多人他一下失去了主意，他甚至已经忘了那个学生的名字。就在刚才，他看见我的“猪尾巴”肿得发亮，他生气的样子就像要把中学整个踏平。正在他不知所措的时候，李老师走过来闻：“什么事？”父亲委屈地说：“我儿子尿都屙不出来了。” 出了这件事，李老师觉得我不应该再和那帮初一班的学生住，他的寝室在学校食堂旁边，隔壁还有一间堆柴火的屋子，有点乱，他叮嘱我好几次，一定不能玩火。我父亲也很满意，觉得虽然我的床只能铺在屋角，但一个人住，不会受大孩子欺负。因为是放柴火的，没有装电灯。父亲说：“没关系，天黑了上床挺瞌睡就行了。” 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作业非常少，放了学半个小时就写完了。住在李老师隔壁，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多了，有时候我父亲给他送鱼来，他煮好了叫我和他一起吃。他是一个人，放学后没什么事，有时候便带我去爬山或者散步。我喜欢和他在一起，他是一个知识丰富，又喜欢思考的人。他比我父亲强多了，我父亲除了知道如何讨好队长把鱼塘继续承包下去，别的东西懂得太少，尤其是书本上的知识。比如，他对月亮为什么发亮的解释是天上的东西都会发亮，比如，太阳和星星，月亮当然也就不例外。这等于有人对宪法二字的解释，宪是宪法的宪，法是宪法的法，统称宪法。李老师不仅知道月亮为什么发亮，还知道海水为什么不干，煤是怎么形成的，电影布上那么多人，但电影布却可折起来放在箱子里，他们饿了居然可以不厍吃饭！还有飞机为什么能飞，火车为什么可以坐那么多人（我看见真正的火车时已经十八岁了），自行车为什么骑上去不倒。有一次李老师告诉我，将钢笔在头发上反复摩擦后可以把纸屑吸起来，这是因为摩擦产生电。我有天晚上在家，给大家表演摩擦产生电，母亲和姐姐看了没说什么，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狗屁电，你那是头发里汗锅巴太多，是汗把纸飞飞吸了起来。” 我又气又急：“这本来就是电嘛，钢笔还没有挨到纸飞飞，纸飞飞就庄钢笔上跑，这不是电是什么！” 父亲固执地摇着头：“既然是电，为什么不咬人？” 冉姓坝还没用上电灯，只有镇上有电灯，电咬人的故事也就成了他们最喜欢用来嘲笑镇上那些人的典故之一。我第一次体会到，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痛苦。 有一天我和李老师散步到河边，他突然问我：“你说，水为什么会流？”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了，但很快我就发现我遇到了难题，明明看见水在不停地向前流，我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 周末回家，我到鱼塘帮父亲干活，看见鱼塘里的水，我又想起那个问题，正想问父亲，但很快就把念头打消了，他连磨擦起电都不相信，又怎么能回答水为什么会流。 我对李老师的崇拜与日俱增。有一段时间李老师天黑后就在屋子里叮叮当当地敲，深更半夜才睡，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有天下午他从屋子里扛出一匹木马！比真正的马矮一半，但马腿却有脸盆粗，是四个木箱子。他把木马扛到大操场里，人站在“马”背上，像骑自行车一样踩着两块踏板，木马的前后两条交叉的腿就慢慢提起来，往前斜斜地放下去，李老师拉一下马背上一个机关，再继续踩，另外两条腿又提起来，再放下去，这匹马终于往前迈进了一步。骑着木马在篮球场里骑一圈，也得一个半小时。木马的速度虽然慢得像蜗牛，但全校师生都为他轰动了，他们觉得最神奇的是，它不喝油，也没有轮子，但它居然能向前走！除了李老师，谁也不懂它为什么能走。 第二天，全校破例放假一天，请李老师把他的木马骑到街上去，让全镇人民一睹它的风采，那天小镇上真是人山人海，有些人根本就没看清木马的模样，但所有的人都兴高采烈，洋溢着骄傲和幸福。看见李老9币站在马背上，我几次激动得眼泪都快淌出来了。李老师在街上来回走了三趟，已经是中午了，累得大汗把衣服都湿透了。体育老师几次自告奋勇，要替李老师“开马”，都被他摇头谢绝了。李老师在马背上吃的饭，是街上最有名的杨歪嘴家的牛肉粉，粉没几根，牛肉倒有一大碗。李老师吃了牛肉粉继续在街上骑，这次没骑多远就因为马肚子里的零件出了问题，不得不将马抬回学校。李老师成了名人，脸上的青春痘像印度王子头上的宝石一样熠熠生辉。 很多人都希望李老师把木马修一修，修好了再骑到街上去，有人甚至建议把它送给国家博物馆，因为它“体现了中国人的智能”。但李老师似乎对它没有兴趣了，木马放在操场边上，每天都有一大堆学生在那里玩，有的站在上面踩，有抱着马脑袋摇，开始还有老师跑去制止，警告他们不要把马弄坏了。过了没多久，木马的内部就露出来了，全是齿轮。不知不觉地，木马消失了。 我暗自希望李老师再发明个什么东西，如果他再搞发明，我一定要偷师学艺，我和他之间的板壁上有个洞，是木板上的树疙瘩脱落了，这个疙瘩以前是长树枝的地方，一根和铅笔差不多大小的树枝。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以前被一块劈柴遮住了。可李老师在寝室里的时候少了，或者说在我睡觉之前，他大都不在寝室。他也很少带我去爬山或者散步了，他在我眼里有点神出鬼没。他带我爬的那座山，山上有一个岩洞，岩洞很浅，站在洞口就可以一览无余，但当我躺在床上时，我老是想到那个洞，想到李老师是不是在那个洞里和神仙见面，他那么聪明，一定是有神仙指点。 我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了，屋子里不能点灯，我便到学校厕所外面去看书，全校就那里有一盏路灯，灯挂在拐角的屋檐上，旁边有块大石头。坐在那里虽然有点臭，但尿酸味特别使人脑袋清醒，看一遍等于在别的地方看两遍甚至三遍。我现在也喜欢蹲在厕所里看书，但人胖了，蹲久了小腿发麻，站起来的时候像生锈了一样痛。有人介绍说可以装个马桶，但坐下去时那股突然袭击的冰凉，和坐着就使不上劲的感觉，我都难以习惯。 就在即将考试的第二天，我回来晚了，心里有些紧张，躺在床上烙了会儿饼，正在迷糊的时候，突然听见板壁响了一声，我醒了，看见板壁上那个洞有一束光射进来，心里无比激动，心想李老师又在制造木马或者木飞机了。 我跪在床上，从那个洞看过去，顿时吃了一惊。没看见李老师，倒看见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我认识，是镇上供销社的售货员，有一次我去买橡皮擦和铅笔，橡皮擦两分钱一块，铅笔七分钱一支，我递了一角钱给她，她爱理不理地把铅笔和橡皮擦递给我，我侯在那里，等她退我钱。但她看也不看我一眼，给别的人卖东西去了。我等她忙完了，鼓起勇气提醒她：“你还要退我一分钱！”她不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捡了三根橡皮筋给我。我茫然地拿着橡皮筋，心想我要的是钱不是橡皮筋，我又不是女孩子。但她那副看不起人的样子使我没敢再开口。我隐约听人说过，她男人在信用社当会计，因为贪污坐牢去了，她正在和他打离婚。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她。现在她坐在那里，笑嘻嘻地叼着一支烟，我还从来没看见过女人叼烟。一只手伸过来，把烟拿过去，不一会儿又递过来，我认得那是李老师的手。李老师怎么和这个女人在一起，她长得既不好看，对人又不好，我心里很是生气。他们把那支烟抽完了，李老师便坐过去（我完全能看见他了）动手解女人的衣扣。女人也来解李老师的扣子，但李老师的动作比她快，女人的乳房跳了出来，像两只刚从蒸笼里拿出来的大馒头，李老师用嘴叼住其中一个。女人叫唤了一声，双手抱着李老师的头，像抱着一个不知道往哪里下口的大西瓜。他们真是下流！比冉姓坝最有名的流逛锤还下流。流逛锤刘二蛮最下流的时候也不过是掏出那玩意，对着远处的女人比划，女人真要走过来，他会拉上裤子逃之夭夭。 我不敢再看了，悄无声息地钻进被窝，可我睡意全无，大脑比闻了厕所的尿酸味还清醒。李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世界上最伟大的女人是居里夫人，她发现了镭和钋，获得过两次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我觉得，李老师即使要和女人在一起也应该是和居里夫人那样的人在一起。我想起他冬天戴的那个“特务帽”，在心里说，我看你不仅仅是像个特务，你简直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特务，是隐藏在人群中间，一直没被人发现的大特务。他们的喘息声和压抑的笑声就像无边的洪水，我在洪水里昏头转向。他们谈到了那匹木马，女人吃吃地笑着说：“那天我看见你站在马上，我就想爬到马背上去，和你一起骑那匹马。” 这一点和我的想法倒一致，我当时也非常想爬到马背上去。 李老师说了句什么，灯熄了，没过多久我就听见大床的嘎吱声和那女人的呻吟，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李老师是不是要把她的乳房咬下来？他要是把它咬下来了，会不会被公安局抓起来。女人呻吟一阵又吃吃地笑，我生气地想，真不明白你怎么笑得出来！我爬起来，看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但李老师的床紧贴板壁，我什么也看不见，也就是说他们在我的眼皮底下，我却怎么也看不见。他们弄出的声音真是难以形容，我感觉像有一千个人在用指甲刮我的皮肤。我猜李老师的床上有老鼠夹子，有毛刷，有冰块，有图钉，有烤红薯，有铅球，还有一块烧红的铁，他们发出的声音，一定是这些东西一起作用在了他们的身上。我再次钻进被窝，这次我不小心把什么东西打落到地上去了，那边的声音戛然而止，像刀切下去一样灵。过了好久，我才听见女人不安地小声问：“隔壁怎么有人？”李老师小声说：“不要紧，是个孩子，他早就睡着了。” 灯亮了。 李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一落千丈，我很难受，感觉自己失去了一件非常珍贵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不明白，反正是我以前从没得到过，今后也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我默默地淌下了眼泪。小孔里穿过来那束光射到我屋子里的一把二胡上，是一把没有弦的二胡，蛇皮也穿了个洞，李老师不要了，丢在垃圾里面后被我捡回来的。是李老师亲手做的，我曾经为得到它而心喜若狂。它此时在我眼里已经不再神圣，是那样难看，我发誓今后再不要摸它。我曾经剪了一块塑料薄膜蒙上去当蛇皮，指头弹拨它的时候，微弱的声音要把琴筒放在耳朵上才能听见，我每次都会为那悦耳的声音露出笑容。现在我宁愿光线射到别的东西上。就连这束光，每次看见它我都会联想起电影机，想象着李老师是放电影的人，而我是看电影的人。现在我宁愿它熄掉才好，我宁愿呆在没有一丝光的黑洞里。 我听见李老师对女人说，我明天去买条鱼来，你下午来吃饭。女人说：“鱼太贵了。”李老师说：“不要紧，那个卖鱼的人不收我的钱。”女人说：“要不去我哪里煮吧，你这里有人，我不敢来。”李老师说：“好吧。”但一会他又说：“其实没关系，明天他考完试就回去了。”我没听见女人如何回答，门吱呀一声，女人出去了，竟听不见脚步声，简直像传说中的狐狸精，来无影去无踪。 我不禁怒火中烧，禁不住想跑过去告诉他：“我爸爸的鱼绝不再送给你！” 我咬着被子，泪水再一次汹涌而出。 升学考试过后，我再没回那间给我带来欢乐和痛苦的小屋，我在心里想，别了，李老师，我不再崇拜你了。 好多年后，我在镇上看见李老师和那个女人抬着一筐煤，女人走得左右摇晃，李老师把绳子往自己这边拉了一点，她走得稳多了。他们显然已经是夫妻了，但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经无法改变。家乡那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都在县报工作，每次我国到老家，一旦他们知道，总会添油加醋地把我吹捧一番，把我当成所谓的名人。我特别怕我所在单位的人看见这张报纸，我相信他们会笑掉大牙，而那些表面上和我称兄道弟背地里恨不能一脚把我踩死的人看见了，肯定会如获至宝如同中彩。我不是那种面对谣言无所谓的人，同时我更怕李老师看见，这也许是我最怕的。我对他的印象无法改变，同时我也不想他知道我是谁。 第30章 罗盘(1) 在野外搞地质工作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到山上去。 遇到工作不紧，或天气不好，我们就待在屋子里打牌，或者下河摸鱼，或者钻林子去追兔子。老乡说：“你们地质队的人苦是苦点，但你们干的工作不得罪人，不像乡干部，祖宗八代都****尽了，还上下不讨好。”他们指的是乡干部要追计划生育，农闲的时候他们就往乡下跑，一胎安二胎扎三胎四胎坚决刮，刮了还要罚，罚了还要扎。搞地质是上坡脚杆软，下坡脚杆闪，脚板跑翻山，吃饭没人管。 不过和其他同事比起来，我除了爬山还有一个特殊任务，就是走村串户，去看哪家有鸡，有腊肉，有白菜南瓜。因为我负责给大家安排生活。 这不是我的工作，而是因为我喜欢听那些长着山羊胡的老农民讲故事。 这些故事大多为讲逻辑，总是和鬼神有关，但他们是把它当成真事告诉我的。就像博尔赫斯在“《聊斋》序”里所说，由于其迷信的性格，中国人是把《聊斋》当做真实事件来阅读的。 有一天我去一个名叫滴水岩的寨子买笋子，就听到了一个稀奇的故事。 老人名叫“奔奔”——这个莫名其妙的名字让我一下就记住了。 奔奔老人一字不识，说出来的话却很古，有好多词是现在听起来很雅，又很少用的文言文，这同样使我好奇。 老人问我们为什么要住在杨家，我说因为我们是来找矿的，杨家离矿点近。 奔奔老人摇着头：“你们不晓得吧，杨家那屋基，原先是个山神庙。” “杨家的房子是个庙子吗？” 不是，房子是他自己修的，我说的是那个屋基，那个屋基上以前是个庙。 “庙子撤了？” “破四旧的时候烧了。’ 我想这有什么关系，庙子都烧了，鬼神也没地方呆。即使有鬼神我也不怕，因为鬼神和人一样，有坏的也有好的，还有美若天仙的。再说我们在那个地方已经住了两个多月，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可奔奔老人却讲了这样的故事—— “以前，有两个少年，非常莫逆，上山砍柴，下河摸鱼，放牛牧马，都是同去同归。 有一天他们在坡上打跳（闹着玩），一个把另一个摔倒了，顺势骑到他身上。 下面那个说，你快让开，你的刀戳进我肚子了。 上面那个以为他在开玩笑，他们打跳的时候经常开这种玩笑，不过是为了翻起身来设的一个计谋，因为他在此情况下，也故意喊过肚子痛，或者假装大哭。 下面那个说，快让开，（刀已经）越戳越深了。 上面那个说，你哭吧，你哭我就让你起来。 下面那个没哭，他不停地喊，我说的是真的呀我说的是真的呀。 上面那个哈哈大笑。 两个人的脸，是巴在一起的，所以你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你。 等到上面那个少年站起来，发现自己腰上的刀果真戳到朋友的肚子里去了，他去摸朋友的鼻子，已经没气了。 俩人莫逆，家也是近邻，大人的关系也不错，于是说，人不死已经死了，不可挽回，又是在打跳的时候死了，官司就不要打了，但要最派场地安埋死的那个。 算数，也只有这样了。于是请阴阳做道场，请扎纸匠扎人人马马，比寿终正寝的人还热闹。 棺材放进井（墓穴）里面，在盖泥巴之前，要开棺让所有的亲友看最后一眼。 有人对没死的那个说，你们那么莫逆，你也去看一眼吧。 他迷迷糊糊，就像还没睡醒。 众人让开一条路，他走到井边，伸头去看。 这时有一个人提起他的衣领一推，把他推到棺材里去了，说你既然是他的朋友，你就去陪他吧！ 棺材哐的一声合上了，几多人稀里哗啦地掩泥巴，一分钟就掩成了一个坟丘，任他怎么吼，声音都传不出来了……” “你这老汉，是听上辈人说的吧？” 奔奔老人说：“我是听上辈人说的，可这是真的，不信你去问，我们滴水岩的人有哪个不知道这个事。” “后来呢？” “后来经常有人听见他们两个在山坡上哭，都说自己死得冤枉。 你要是从那坟前过，他们就在里面喊你的名字，你不能答应，你要是答应了，你的魂就没有了。 后来大家凑了些钱，修了个庙，给他们塑了像，把他们和菩萨摆在一起，逢年过节给他们朝贡，他们这才不再哭了，俩人经常在庙里打跳，嘻嘻哈哈的，高兴得很，可你走进庙一看，他们又都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好像根本没动过。 他们的塑像我见过，是两个非常标致的小儿郎。 有些媳妇怀了细人，都要到庙上去给他们烧香磕头，摸摸他们的脚，巴望自己生的娃儿也像他们一样标致哩。” “杨家为什么要把房子立在那个地方呢？”我问奔奔。 他说：“他们是外地迁来的，不知道那里原先有个庙。” 买了三斤笋子，我还买了一串蘑菇，是一个放牛的娃儿采回来的。 往回走的路上，我不能不去想奔奔老汉讲的故事。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真实而又荒诞的故事，但真实在什么地方，荒诞在什么地方，我却一无所知。 回到住地，还没进屋，我发现阶檐上有一块滴水石，上面刻了一朵蓬花。 我心里猛地一跳。 接着我在别的地方也找到了证据，这里以前果然是一座寺庙。 但是否埋过那样两位少年，是不可能找到证据的。 但我心里总想着这件事，尤其是晚上，我总觉得有人在暗处看着我。 这一段时间我正在看犹太作家辛格的小说，他对上帝、撒旦、妖魔鬼怪、天堂、地狱、灵魂等等作了曲折离奇的描写，文笔轻松幽默，他丰富的想象力使他在一九七八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西方有好多作家的作品结构非常散漫，读起来特别费力，但你又能在每一页上找到几行让人吃惊的文字，比如福克纳。而辛格的小说则相反，文体朴素清新，故事引人入胜。 读着这些小说，我不能不把奔奔老人所讲的故事联系起来。换句话说，由于我住的地方正是那个故事的发生之地，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个故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要看看不见，要摸也摸不着。我无意效仿博尔赫斯，要不然我现在完全可以顺着我的思路讲下去。 下面我要讲的是我听了奔奔老人的故事后发生的故事。 奔奔老人的儿子名叫严登才，是个木匠，有一天他到我们住的岩湾来做木活，我去请他给我做一个资料箱，我问他会不会鲁班法，他笑着说：“没学过。” 鲁班法，是我在乡下听说的。 据说学了‘这种法术，就能“使法”，他可以让猫说话，可以让稻草跳舞，甚至可以把自己的脚伸进火里当柴烧，最后被烧掉的当然不是他的脚，而是某家房子上的柱子。 我问严登才是不是真有这种法术，他一边刨木花，一边说：“以前滴水岩有一个袁木匠，他就会鲁班法。” 有一回袁木匠从草登坳过路，那家人正在蒸粑粑，他怕袁木匠吃他的，明明熟了，故意不揭锅盖，说还差一把火，等袁木匠走了，他揭开锅盖一看，锅里全是癞蛤蟆。 还有一回，袁木匠从大板桥过路，大板桥陈家有个酒坊，刚烤出一锅烧酒，他们请袁木匠喝酒，可给他喝的却是前几天烤的掺了水的酒。那天正好是赶场天，袁木匠在回家的路上折了根空心草插在地里头，请赶场过路的人喝酒，只要你把嘴放在那根空心草上，就能吸出酒来。赶场过路的人都喝了，那洒还是热的，顺口得很，好多人都喝醉了，而陈家酒坊里的酒却变成了一缸水。他们知道被袁木匠使了法，连忙来请他，他去了，从缸里舀了一瓢酒喝了一口，说这是酒嘛，哪个说是水？那些人一尝，果然又变成了酒。 我问严登才见没见过袁木匠？他说他出世的时候袁木匠已经死了，不过确实有过这个人，因为他的坟现在还在。 “那你为什么不学呢？学了多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严登才说：“我的师傅不准我学，我也不准我的徒弟学，这些整人的法术，学了不道德。”说是学了鲁班法……绝后？ 这是真的，所以我不学。袁木匠就没有后人，他本来有两个儿子，还没长大就死了。他兄弟没学，所以他兄弟有后人，现在都还在。 “学一点点不会有问题吧？” “学一点点没问题，我学过几句口诀，杀木料的时候若是把手划出血了，只要一念口诀，血就不流了。” 严登才特别强调：“我这口诀只能自己用，不整人。” “是从哪代人传下来的呢？” “是鲁班传下来的。” 我叫他教我，他摇着头说：“你不懂我们这一行，学了也没用，而且除了正式徒弟不能随便乱传。” 我问村里几个人，严登才是不是真有止血的口诀，他们说：“他吹牛x，你不要信他的。” 第31章 罗盘(2) 我觉得严登才的手艺做得并不怎么好，做出来的家具很笨重，可他却认为这是他最大的优点，因为他做的东西结实、耐用。 严登才问我要不要小工，我说有时候要，上山取样的时候，但不是天天要。 他说可不可以让他儿子来？我说这有什么，反正我们请谁都一样，二十块钱一天。 严登才很高兴，因为他做手艺也只有二十块钱一天。他给我做好箱子，没要我的工钱。 严登才的儿子叫光二，在村里是个爱惹事生非的家伙，可他来帮我们取样时却很听话，比我想象的要勤快得多，没有事的时候他也不想回家，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玩，对打牌赌钱尤其有兴趣，经常干通宵。 后来我还发现，光二对女人更有兴趣。 他和那些已婚的男人不同，那些已婚的男人往往嘴上厉害，开的玩笑很粗野，实际上并没什么行动。 光二是悄悄的，私下的。 男人们开这些玩笑是很讲辈分的，不同辈分的人绝对不能开这种玩笑，否则就是没传教，会遭到众人的唾骂。 光二不管这些，他像难以忍受一样，希望能把这件事实实在在做成。 我们驻扎的杨家，是从四川上来的，和岩湾这些土生土长的人自然没有什么辈分之分，这样一来，和杨家女人开那种玩笑的人就特别多，有当父亲的和她那样说，当儿子的也和她那样说。 有天她背柴从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家门前过，这个老头问她要不要干柴，要的话他有一根可以送给她。 老头说的时候得意极了，下巴上的白胡子一翘一翘的，还故意向其他人眨眼，生怕别人不懂。 第二天这女人在地里拔萝卜，昨天和她开玩笑那个老头的儿子看见了，问她的萝卜怎么是白的，他的萝卜可是红的，问她想不想尝一尝。 别人说这些话的时候，光二似乎并不感兴趣，但他和某个女人说类似的玩笑的时候，却在认真观察对方的变化。 光二年纪小，才十八岁，往往得到的是一顿并不严重的笑骂。 有一天杨家男人进城去了，光二那天莫名其妙地兴奋，我没料到他晚上会去敲那个四川女人的门，我更没料到那个女人会打开房门，然后将一盆尿水向光二兜头泼来。 我并没看见光二的遭遇，是他自己告诉我的，事情没弄成，还那么龌龊，可他似乎不这么看，他说：“我要是多来几回她就不会这样了。” 凭白无故他也不会告诉我，是我诈出来的。 我发现他神色不对，问他昨晚上是不是偷鸡去了。 他不承认，我便说你肯定是偷鸡去了，要不然头发不会毛的，眼睛也不会红兮兮的，嘴巴不会呵呵的三个呵欠只能打一个出来。 他特别恼火我把他当成偷二，在他看来似乎“偷二”是最严重的一个词，似乎特别有损他的面子。就像有些城里人，宁愿承认自己做过娼，也不愿承认自己穷。 于是最后他便自己坦白了，叫我不要说他是偷二，不然他会和我翻脸。 这反而让我有点不知所措，更确切地说，是让我吃惊。 他天没黑就回家去了，是半夜返回来的，他说他以为这个婆娘会和他“耍”，可她却没给他开门。 为了掩盖我的惊讶，我故意问他：“她没请你喝洗脚水吗？” 这其实是我昨天才学来的，一个男的说他晚上要对那女人如何如何，那女的说：“你来吧，来了我请你喝洗脚水。” 光二很懊恼地说：“这个婆娘恶毒得很，她泼出来的是她的尿。”他把最难为情的部分也说出来了。 和光二上山取样，我问他知不知道那两个死去的少年的故事，他说当然知道。问他知不知道鲁班法，他也说当然知道。 他把这两个故事都向我复述了一遍，和他爷爷爸爸讲的差不多，但他对“鲁班法”特别感兴趣，说如果有谁懂，他一定要拜他为师。 我说：“你不怕绝后吗？” 他说：“只要会‘使法’，还怕什么绝后，什么都有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要不然我先生七八个儿子再‘使法’，我才不相信，七八个儿子会全部死光。” 这天他还向我讲了另一个故事。 他说：“岩湾原先有一个光棍，人长得可以，做事情也还行，就是太穷了，哪个女的都不愿嫁他。 有一天他上山砍柴，下雨了，离那个山神庙不远，急忙钻到庙里去躲雨。 雨一直下到天黑都没停，他心想，回家去也是一个人，在庙里还多几个菩萨，不如就在庙里过一夜算了。 半夜三更，他冷醒了，想起自己这一生，真是可怜得很，男人都变成了，连个婆娘都找不到，吃个饭都孤零零的，连个说句话的人也没有。越想越伤心，最后嗡嗡地哭起来。 他正哭得展劲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喊他，问他哭啥子。 他吓了一跳，一看，原来是那两个崽儿（他爷爷说的是两个莫逆少年，他说的是两个崽儿）在对他说话。 开始他没敢答应，因为他晓得，一旦答应了，自己的魂就要被牵走，可转念一想，就像现在这样活下去，还不如死了好，于是他就答应了，告诉他们他为什么哭。 那两个崽儿听他说完了，笑嘻嘻地说：“这个简单得很，我们教你四句口诀，保证会有女人跟你。” 他得了四句口诀，回到家，看见屋后头张家女人在梳头，他想试一下。 口诀一念，那个女的果真就向他走来了，问他是要干什么？他问她是谁，她笑着说：“你才怪哟，我是你婆娘呀。” 他说：“不行不行，你不是我的婆娘，忙喊她回家去。” 这下他知道自己有这本事了，看见长得漂亮的姑娘就念口诀，那姑娘就跟他吃饭睡觉，结果岩湾长得最漂亮的四个姑娘都成了他的老婆。” 我笑着说：“这是你自己想的吧？” 他说：“不信你去问。” 我看你也在想有那样的好事吧？ 他笑着说：“可惜我不知道那四句口诀是什么。” 他说：“庙子没烧的时侯，每年七月七还能听见那两个崽儿说话，不过方向要坐对，他们的声音只从一个方向来，你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听见，偏一点点都不行。” “那怎么知道他们在哪个方向呢？” “这只有道士先生晓得，他可以用罗盘找。” 我们在岩湾干了两个月，我们的工作干完了，转移到了一个名叫杉树林的地方，这个地方离滴水岩更近，也就是说，离光二他们家更近了。地质队在野外搬家是经常性的事情，光二和他父亲都来帮我们搬家，搬完后光二仍帮我们打工。 光二想把家里的床和铺盖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因为他觉得和我们一起好玩，严登才把他臭骂了一通，叫他得闲的时候回家去帮他妈挑水。严登才正在帮别人起房子，他是掌墨师，相当于技术负责，特别忙。 这一带交通不十分方便，但木材多，农民们起的新房都是木房子。 起房子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因此非常郑重其事，开工那天要看期程，立柱那天也要看期程，房子立起来后还要做酒。 我们是从城里来的，在乡下特别受到优待和重视。立房子的前一天，那家男主人，专门来请我们去玩。特别客气，就像我们去了能给他增什么光似的。 天还不见亮，立房子就开始了，柱子是前一天排好了的，严登才用鸡血酒敬了菩萨，四处插下香把，一个人站在地基中间，朗声念起来：“灯笼火把亮堂堂，照见主家立华堂，一不早二不迟，正是主家立房时——起！” 几十条汉子抱柱子拉绳子，把躺在地上的柱子弄立了起来。光二像猴子一样灵活，窜上跳下，穿干斗榫，把两列柱子连接起来，这就有点像房子的样子了。 在立第三列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有个人的大锤脱把了，一下飞在光二的头上，他被打倒了。 光二被送到乡医院，岌岌可危。 奔奔老汉非常气愤，但他责怪的不是打飞锤的那个人，而是怪严登才。 他说：“就是他，硬要喊他去做什么小工（这似乎也有点责怪我们的意思），光二在杨家歇了几个晚上，肯定是被那两个冤魂喊答应了。” 严登才后悔莫及，但他后悔的不是叫光二来给我们做小工，他说他除了学过几句止血法，还学过一点鲁班法，这个鲁班法是这样的：他若是对哪家不满，起房子的时候他插一根细竹签在榫头里面，再念师傅教他的口绝，那家就会出现不清静的事情。 他说：“天地良心，可我从来没试过呀。” 光二在第二天下午咽气了，换衣服的时候，从他的衣兜里摸出了一个东西来，是我借给他的罗盘，已经被他弄得面目全非。 他把罗盘镶在一块木板上，周围已经刻上五行和天干地支。 我这才想起，还有几天就是农历七月七了，这个家伙，大概是想用我的罗盘去寻找那个能教他口诀的鬼魂吧？地质队的人用的罗盘可没有这么神奇的功能。 第32章 远去他乡(1) 这天早晨，大雾弥漫。王光线上完茅房，弯着腰走到旁边的菜地，准备摘一张青菜叶揩屁股。他的手刚伸过去就咝的一声缩回来——手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痛得他急忙把指头含在嘴里。蹲下去仔细观察，原来是一只有尾针的黑蚂蚁。他轻轻一抖菜叶，把黑蚂蚁抖落到地上，然后一脚踏上去，把它辗进黑土。再摘菜叶，他小心多了。菜叶上没有蚂蚁，但他看见地里有许多蚂蚁正在匆忙地奔跑。它们从不同的栖息之所爬出来，一个跟着一个，以蚂蚁大军的行军速度向菜地之外的什么地方奔跑。 太阳出来，大雾散去，纸房的人全都看见了这个奇迹。数不清的蚂蚁从各自不同的部落里跑出来，排成队奔跑。蚂蚁的队伍遍布大地，起初像麻线一样势单力薄，但麻线越来越粗，直到变成一根巨大的绳子。被太阳照射到的地方，这条绳子熠熠生辉。这是几十种不同种类的蚂蚁，有体型超常的大蚂蚁，也有小得能从缝衣针的针孔钻过去的小蚂蚁。有黑色的，黄色的，还有红色和白色的。有长尾针的脾气暴躁的恶蜇子，也有性格温顺的大头蚂蚁。那些从松树上下来的油蚂蚁，闪着菜油一样的亮光，身上有一股暖烘烘的臭味。平时不爱成群结队的红蚂蚁走得最快，因为它们的腿最长，头上还比一般蚂蚁多了对触须。白蚂蚁是走得最慢的，它们好像全是近视眼，必须把头放在地上小心地探测才能看清自己该走的路。 它们像涓涓之水，慢慢汇成了一股洪流。这洪流在天光下似乎一动不动，悄无声息。但站在面前，那种流动的速度和眼花缭乱的颜色，还有连绵不断的沙沙声，都让人感到肉麻和恐怖。那不是在走，而是在“梭”，整个一条带子在梭动。这条大带子的速度并不快，可看那些一刻不停地挥动的小腿，你会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地方它们不能抵达。它们脚下的路像老屋的门把手一样光滑，这是数以亿万计的小腿制造出来的奇迹。有种黑蚂蚁身上有一对小小的翅膀，竖起来，就像准备随时起飞。可没有一只飞起来，而是和其他蚂蚁一样划着六条细腿远走他乡。有些蚂蚁并不是走在地上，而是走在其他蚂蚁的身体上，像乘坐人力车一样。它们的动作看上去很笨拙，而那些承受它们重量的蚂蚁似乎也没什么意见，只是它们自己不时跌下采，成了后面赶上来的兄弟的人力车。那些身体比同类小几十倍的浅黄色蚂蚁，凭肉眼几乎看不见它们的腿，它们走在大蚂蚁中间，就像细小的沙子充填在粗沙之间，不知道它们是自己在走，还是被大部队裹挟而去。 蚂蚁们经过大树或某个土坑时，会固执地从大树的这一边爬上去，再从另一边爬下来。对土坑也是如此，不知道从坑口绕过去，而是下去，再爬上来。不知道绕一个小弯就可以少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路程。这让人觉得好笑，可它们那股执拗的、不计成本的傻劲，你又会肃然起敬。 蚂蚁部队翻过山坡，朝着人不知道的地方远征。可以看出，它们这是离家出走，并且不再回来，它们把纸房抛弃了。有人故意一脚踏在那根脊梁上，想阻止蚂蚁前进，一阵“噼啪”声爆裂后，几百只蚂蚁被捻成肉浆，但后面的蚂蚁并没有停下来，它们绕过同伴的尸体继续前进，没有悲哀也没有愤怒，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方脸冉光福要笑不笑地说：“怕是要出大事了。”他并不相信将要出什么大事，即便是大事，似乎也和自己无关。薄刀脸王光线说：“会不会是地震？”冉光福说：“地震其他动物也会逃啊，你看除了蚂蚁，一其他动物一点反应也没有。” 肖四禄家的大公鸡看见那么多蚂蚁，兴高采烈地啄了几口，好像不对味，懒洋洋地到另一边刨土去了。肖美学从灶膛里撮了一铲滚烫的火灰撒在蚂蚁身上，像爆炒豆一样，蚂蚁在柴灰里“噼啪”响，全都爆炸了。肖美学觉得好玩，还要去撮火灰，他妈说：“造孽的事情少做点，小心遭报应。”肖美学不高兴，嫌他妈“就是鬼话多”。肖美学是纸房出了名的“闷龙”，做正事闷声不吭气，没有一点主张，干那些不入调的下作事，鬼点子却层出不穷。他爹肖四禄说：“住手吧，大小也是一条命呢。你害它们一条命，自己的命就会减一分。”肖美学对母亲还只是嫌，对父亲则有一种恨。这恨从十七八岁慢慢产生，到后来越来越重，不管什么事，父亲赞成的他就反对，父亲反对的他就赞成。父亲的话让他很不舒服，他咣当一声丢下火铲，走了。不知道去哪儿，反正得走，得给父亲一个下马威。 肖美学没走多远心情就好起来，他看见王光线和冉光福正在用棍子捅那些蚂蚁。他们不是为了捅死它们，而是为了把它们的队伍搅乱。搅乱后它们也能回到大部队上去，这让他们觉得神奇，也觉得好玩。肖美学朝蚂蚁队伍上撒了泡尿，蚂蚁被冲翻了，有些还被从天而降的尿打昏了。肖美学看着那些四仰八叉的蚂蚁嘻嘻笑。王光线回家拿来一瓶汽油，沿着蚂蚁队伍浇过去，还没浇完肖美学就把火点燃了。火光腾地而起，险些追上王光线的手。蚂蚁的爆裂声让他们非常满足，就像过年时观看焰火。 烧死的蚂蚁不计其数，难闻的被烧焦的气味在空气中飘荡，但一会儿就散了。后面的蚂蚁绕过有汽油味的小路，重新开辟了一条道路出来。随着气温上升，油蚂蚁的臭味越来越浓，闻到的人打起干呕。那是一种闷头的气味，准以形容。如果有一股风吹来，恰巧带着那股气味，气味就会一直在你头上盘旋，即使立即用衣服捂住鼻子，也会让你头昏眼花。 不过也有一些娘们，为了显示自己多么娇气，没有闻到也故意呕吐起来。除了油蚂蚁的臭味，还有白蚂蚁的酸腐味，这种气味是低沉的，厚实的，滞重的，贴着地面慢慢移动，将整个大地慢慢覆盖。这种气味不难闻，但使人头脑发昏，胃口下降，像在墓穴里睡了一觉醒来。 鸟儿躲起来了。除了蚂蚁的声音，四下里很清静。 肖美学说：“要是蚂蚁能卖钱，把它们全部捉起来，肯定发大财。”他张着大嘴，一副愚不可及的样子，两个指头慢慢地揉着太阳穴，一溜涎水在牙齿间闪闪发光，看了一阵，回家了。对父亲的恨没有消失，但他肚子饿了。 “病壳壳”王海洲从床上爬起来，走到人群后面，突然以一种怪异的腔调说：“乡亲们，你们不能让蚂蚁走呀，快让它们留下来呀，不然我们就完蛋了。”王光线说：“要走走它们的，走得越远越好。今后种洋芋就不用下农药了，花生也不怕它们糟蹋了。”王海洲说：“真笨哪，你们真笨哪！你们不想想，连蚂蚁都不能住下去，人还能住下去吗？”有人说：“是它们自己要跑，我们又没赶它们。”王海洲说：“今天蚂蚁逃跑，明天虫虫逃跑，后天大兽逃跑。它们全都跑了，光剩下人，就像池塘里光剩下鱼一样，这些鱼还能活吗？一个也活不了！” 王海洲曾经是个干活不知道累的人，可最近这几年不行了，全身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见到人就惭愧地说：“不行了呃，成了病壳壳了呃。”活路干不了，成了一个只会装干饭的口袋。眼角经常挂着浑浊的泪水，不知道是在为自己的病难过，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 别人安慰他：“你都八十三了，你还要想干哪样。这活路有做得完的吗？想歇就歇吧，没有怪你。”他说：“不行了呃，成了干饭口袋呃。” 现在，王海洲改用嘲笑的口气对大家说：“反正我是个病壳壳，离死不远了。可你们还要活呀，你们不活，你们的儿孙还要活呀。” 王海洲大难临头的告诫起了作用，人们从有生以来各自的生活经验里慢慢感觉到一种恐慌。开头倒不是恐慌，是一种体会：王海洲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但体会到了王海洲说的道理，就没法不恐慌。而这恐慌一旦开了头，就会成为一颗种子，因每个人的感受不同而茁壮成长，最终成为集体的恐慌和个人的不知所措。 第33章 远去他乡(2) 几个男人沿着蚂蚁大部队追赶，以便尽可能地把更多的蚂蚁拦截下来。他们举着树枝，准备用它当扫帚阻止蚂蚁部队。可他们走到大部队面前，吓得丢下扫帚就跑。水桶那么粗的蚂蚁部队一点也不像蚂蚁，而是一条巨蟒。它们不再悄无声息，而是像一根在草丛中拖动的管子，发出低沉的持续不断的呼呼声。这些被吓得屁滚尿流的人回到村子，说他们看见了一条龙，见不到头和尾，只见身子在扭动，在往前梭。 这使他们更加深信，如果蚂蚁全部离开村子，将是他们难以补救的灾难。村里的男女老少自觉行动起来，手执各种扫帚，就近阻挡蚂蚁逃跑。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这些蚂蚁还是小部队，没什么好怕的。不让小股蚂蚁合流，大部队就会消失。 如果遇到高粱穗捆扎的扫帚，蚂蚁打几个滚，懵懵懂懂摇晃着小脑袋，抖掉小脸上的灰尘，弹弹腿，再磨磨嘴钳，然后又匆匆忙忙地义无反顾地奔跑起来，没有一只跑错方向，就像小小的脑袋里全都安装了卫星定位仪。但有少数蚂蚁成了扫帚下的倒霉蛋。竹枝丫捆扎的扫帚犹如弹性十足的钢丝，平时是用来打扫院子和大路的，能把指肚大的石子儿赶走，蚂蚁碰上竹枝扫帚，留给它们的印象就要深刻多了。运气好的，被挑落到树叶上或者杂草丛中，运气不好的，就会缺胳膊少腿，变成残废。有的被拦腰挑成两段，流出黑色的血液。那些残疾蚂蚁像勇士一样坚强，略为修理腿脚，便继续上路。 说它们像勇士是人的比喻，它们自己从不这样比喻，它们不用是否勇敢来鼓励自己，它们用本能直接驱使自己：就这样走下去，别无选择也不用选择。所有活着的蚂蚁，不管自己身体是否残疾，只要碰到同伴的尸体，就会毫不犹豫地带着它走，即使自己爬上去又滚下来也不放下。 怀揣不安的人们有与蚂蚁不相上下的毅力和斗志。扫帚弹起的灰尘经久不散，整个村子笼罩在“烟雾”当中。蚂蚁队伍已被彻底扰乱，但没有一个人感到轻松。 他们已经感觉到，这个方法效果不好——不管你费多大的力气，把它们扫得离同伴有多远，它们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去。每个蚂蚁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走了，再见了，我们不想和你们玩了。人已经累得精疲力竭，蚂蚁却精神抖擞，根本不把眼前小小的挫折放到心里去。白天总会过去，夜晚总会到来，夜晚是它们最安全的庇护所。每天夜里，被扫帚弄得晕头转向的蚂蚁都会重新结集，以势不可挡的速度逃向远方。 冉光福用玻璃瓶装了半瓶蚂蚁，用烧酒浸泡起来，心想也许能治什么病。他说：“到底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但万一能治什么病，今后要找也找不到了。”听他这么一说，每个人都泡了一瓶，有人甚至泡了四五瓶。王光线尝了一口蚂蚁酒，说有一股玉汗臭。没人说得清玉汗臭是什么臭，但每个人又都知道玉汗臭就是那样一种臭。 扫了三天，没能阻挡蚂蚁的大迁徙，“要死卵朝天，不死好过年！”泄气了，再也不扫了，要去去它们的。扎堆时说起这事，都觉得自己已经尽到了责任，即便有灾难来临，那也是大家的事情，不会只有自己一个人倒霉。 这天，村子里吹起了以往少见的旋风，把黄尘和杂革卷成了一根巨大的柱子，这根浑圆的柱子拔地而起，像发射火箭一样壮观。旋风停止后，被旋风卷过的地方千千净净，像被最勤快的女人打扫过，可在它的周围，却落满了厚厚的灰尘。 刚开始吹这种旋风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看见，就会像报喜一样叫别人快看：“起龙柱了，起大龙柱了。”正在煮饭的婆娘也会丢下锅铲跑出来，兴奋地张着大嘴。后面天天起龙柱，有时这里一根龙柱还没消失，另一根龙柱又拔地而起，人们看得目瞪口呆。肖四禄的女人在院子里拣葱，一股旋风突然把她罩在风柱中间，风把她的衣服卷起来了，露出白花花像大口袋一样下垂着的大肚皮。尘土和树叶在她四周旋转，旋得她头昏眼花，巨大的气压使她无法呼吸，她绝望地号叫：“啊咦，救命啊，先人哪，我要死啦！” 谁也没来救她，因为没人听见她的叫喊。旋风只吹了几分钟就停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是有意和老太婆开个玩笑。老太婆像小孩一样被吓得尿了一裤子。 旋风更加让人恐慌和泄气。 只有王海洲仍然坚持不懈，他的病壳壳身体强撑着他的意志。每干一阵他都爹啊娘呀叫唤，家里人叫他不要干了，叫唤声难听得很。他说我小声就行了。再痛得非叫唤不可时，他把一个木桶扣在头上，叫唤声传不远，但更加粗壮，听上去像老牛在唤崽。叫完后取下木桶，脸上全是鼻涕和眼泪。 只有他一个人深信蚂蚁是可以留下来的，也应该留下来。 他没用扫帚，他嫌扫帚太硬，会弄死它们。他把它们捧进口袋，然后提到离蚂蚁队伍很远的地方，像撒化肥一样把它们撒在地里。他轻轻抓起蚂蚁往地里播撒的时候，有一种播种的快乐。他相信它们会像种子一样，长出更多的蚂蚁。每次伸手到口袋里抓蚂蚁，受惊的蚂蚁都会咬他的手，当他抛撒的时候仍然紧紧咬住不放。他没有理它们，就像对待家里那个最调皮又聪明的孩子。有些蚂蚁沿着他的袖口钻了进去，他那全是汗味的衣服很对它们的心思。每天收工以后，他的衣服里都可以抖落出上千只蚂蚁。 他不时骂一句“老杂种”，他骂的是身体里的痛。他看不起那些用扫帚扫蚂蚁的人，觉得他们不是诚心挽留蚂蚁，他们并不真正懂得为什么要挽留它们，仅仅是因为害怕才这样做。几十年来，他并不比他们生活得更好，但他在很多事情上都看不起他们。比如种庄稼，收成好他们就笑嘻嘻的，收成不好就骂天骂地。他喜欢看着种子变成幼芽，看着幼芽长大开花结果。“就像盘儿女一样呃。”他说。不管长得好不好，他都把它们当儿女看待。他怜悯那些种庄稼没找到乐趣的人，觉得他们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快乐。他们却嘲笑他，说他脸朝黄土背朝天磨骨头养肠子，却自以为这就算活出了人样。 现在他们全都放弃了，他没有责怪他们。他说：“让它们死在你们不长眼睛的扫帚下面，还不如让它们活着离开。”山坡上的蚂蚁少了，那些被难以数计的细腿磨光的小路越来越醒目。 像抢种抢收一样，王海洲没日没夜地播撒着蚂蚁。 旋风不再拔地而起，天高云淡，山光水影已经进入深秋。 庄稼地里的杂草干枯了，有些小孩专门带上火柴去烧这些草。一大片杂草燃烧起来后，火光冲天，空心的草茎噼啪响，像在放小鞭炮，这使他们非常兴奋。有一块玉米地旁边是松树林，杂草把树林里的枯枝落叶点燃了，烧掉了两座山，墨绿色的松林一片焦黄。那不是被大火肆虐了，那是被死神轻轻扇了一耳光。烧死的杂草和荆棘来年又会长出来，还会比以前长得更茂盛，一点也不用为此担心。松树则不同，除了伤势较轻的，大多数被烧伤了，一时死不了，也活不过来，要过上两三年，才会像绝症一样慢慢死去。小家伙们见到什么都敢放火，为什么要这样干？他们不会去想。一些不该烧的地方烧起来，他们既兴奋又恐惧。 王海洲很想揍他们，但不敢动手，他们可不是随便可以捧在手里的蚂蚁。这些小孩不仅怕他，也很讨厌他。不管在什么地方碰到他，他们老远就捂着鼻子。他身上的玉汗臭越来越浓了，响着乱哄哄的紫红色的声音。他越来越喜欢让蚂蚁叮他的手了。他喜欢这种痒酥酥的、一直酥到心尖上的感觉。 地上仍然有蚂蚁在逃跑，但已经不能用手捧起来了，它们的队伍已经细得像即将断流的泉水了。王海洲心想，好吧，要去就去吧。我总算留了些下来。 他扛着锄头这里挖一下那里挖一下，看看自己撒在地里的蚂蚁有多少，一只也没找到。“天啦，它们还是走了。” 他蹲在田埂上伤心地哭了一场。 日落黄昏，他往蚂蚁逃走的方向追赶，一直追到山里面，看见蚂蚁像一条流淌的河。他爹啊娘啊叫唤了一阵，说：“你们把我带走吧，把我带走吧，反正我是个病壳壳，没有好重，你们可以带走我。” 他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扒掉，人瘦得像一根干枯的竹竿。他惭愧地对着蚂蚁笑了笑：“看吧，病壳壳呃。”他小心翼翼地往那条黑色的大河里走，他走到“大河”中间，蚂蚁像水一样漫上他的腿，漫上他的腰，漫上他的脖颈，最后他双脚离开了大地，躺在“河面”上顺流而去。 第34章 口叼鲜花(1) 我搬去没几天，隔壁老王就请我给他喂猫，他要去旅游。我从没养过猫狗之类的玩意，我不是不喜欢它们，我是嫌麻烦。老王要我给他代养几天，我爽快地答应了。这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搬来不久，和他还不是太熟悉，因此对这么点小事不好意思拒绝；二是我搬家那天，卫生间的热水器还没装好，我身上又是灰又是汗，正提着毛巾香皂准备去大澡堂洗个澡，老王看见后热情地叫我就在他屋里洗，他说，在家里洗虽然没有擦背的按摩的修指甲的，但绝对比大澡堂干净，没传染病。我爽快地答应给他喂猫，也算是一种报答吧。 可老王非要把他屋子的钥匙给我，我说不用，把猫关在我屋里就行了。老王说不行，他说“不行”两个字的时侯就像在生气，就像对我的拒绝非常不满。但接下来的话却又非常诚恳，他说：“我冰箱里的菜塞得满满的，我原先不打算出去的，我准备了一个星期的菜，肉也有蔬菜也有，但我经不起几个朋友的劝说，答应和他们一起去旅游，可等我回来这些菜不是就坏了吗？再说我厨房里什么都有，工具齐全。你屋子里什么都没有，这几天你就在我这边煮饭吃，呵，不要再买菜了。” 我既感动又不安。老王说到这里，诚恳的表情突然变得轻松而又俏皮。他问我：“你知道菜烂在冰箱里是什么气味吗？” 我摇摇头。 “是牛粪的气味！” 他说着哈哈大笑。 “真的，和牛粪的气味一模一样，而且无论怎么洗，那种气味也除不掉。我领教过一次，没办法，只好换了台冰箱。” 我暗想，老王这人真不错，又有钱，为人又豪爽。我若是遇到冰箱有臭味，首先想到和最后想到的都不是换冰箱，而是想方设法把臭味除掉。我相信一定能找到除臭的办法，我虽然是个以写小说为生的人，但对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我挺爱琢磨的，比如，手机屏上有污垢，最好的办法不是擦，而是用透明胶粘，粘上去撕下来，反复几次就弄干净了。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自己买过冰箱，以前家里有，不过那是父母的，是否也有老王说的那种臭味我从没注意过。我还没当过家，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 我怕喂不好老王的猫，问他应该注意些什么。他说：“没什么，把你吃剩的给它一点就行了。”其实他不说我也打算这么做，特意问一下，不过是表示对老王的尊重。面对他这样一个好人，我已经不由自主地想方设法地，在各种情况下都想表达自己对他的尊重。 我不觉得这是因我沾他的便宜才这样，我认为这就是我的道德。 老王临出门的时候叮嘱了一句：“进屋后要注意关门，不要让猫跑出去，它要是跑出去了不容易找回来。”我拍着胸脯说：“你放心吧，有我在猫就在，有猫在我就在。” 我搬到这里来，是为了修改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本。虽然只打算租两个月，但我付了三个月的房租，房东说他收房租都是一个季度收一次。我想，多一个月就一个月吧，只要我把剧本改出来，这点钱算不了什么。 我以前主要是写小说，搞剧本还是第一次。 搬来之前，我和女朋友琪鱼住在一起。她原先叫王其余，认识她后，我帮她把名字改成了王琪鱼，一个普通甚至带有歧视性的名字顿时有了诗意。这也是她最初爱上我的原因。认识她的时候，我问她：“你的父亲是不是重男轻女，连生了几个都是女孩，于是给你取了个名字叫其余。”她不高兴地说：“你怎么乱猜人家的名字。我是独生女，我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其余的他们都不要，就要我。”我忙向她道歉，并讨好地说：“这个名字好是好，但如果稍微改一下就锦上添花了。”我和她好上后，从没到她家去过，她父亲开了个“杀行”，也就是生猪中转站，乡下的猪贩子把猪运进城来，暂时关在“杀行”里，城里的屠户到“杀行”里买猪，杀好后拖到菜市上去，完成了把生猪变成生肉的过程。琪鱼的父亲算是有钱人，但琪鱼告诉我，她谁也不靠，就靠自己。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她大姐打来的，我才知道她有三个姐姐，她是他们家的幺女。直到现在我也没戳穿她的假话。当你喜欢上一个人，她那点小小的虚荣也会变成有趣的优点。 琪鱼的父亲是从乡下来的，在老家时杀过猪。于是我总会忍不住胡思乱想，一个杀猪的怎么也能生出这么漂亮的女儿？ 我和琪鱼同居已经三年了。那是琪鱼的单身宿舍，白天她上班去了，我便在屋子里写小说。我和她有一个既现实而又宏伟的计划，平时用她的工资生活，把我的稿费全部存起来，存够了买一套房子，然后结婚。 我写了三年，从没有被人看好过，但我是一个勤奋的作家。三年写了十八个中篇，三十三个短篇，和作协那些专业作家比起来，数量也不算少。但我所得稿费全部存起来，才三万六。我心里急，这样下去不知哪年哪月才能买上房子。我急的时候，琪鱼便劝我不要急，她说越急越写不出来。我不急的时候，她便看售房广告。每当看到便宜点的，她便兴奋地盘算她结婚的时候要穿什么衣服，要请哪些人。而我则在盘算要买下这套房子首付多少，月供多少，我每年必须发表多少万字小说。出了名的人，发表十万字稿费在一万甚至一万以上，而像我这样的未名作者，能拿五千就不错了。 最近我在几个朋友的怂恿下，决定搞电视剧。他们说：“一部二十集的剧本，能拿到的稿费比你写一辈子的小说还多。”我以前一直不敢写长篇小说，就是怕写出来后没地方发表，怕把时间和精力都搭进去了，却得不到一分钱的稿酬。写中短篇不一样，东方不亮西方亮，总能找到地方发表。即使东西方都不亮，也不过是几千字或者几万字的事情，再写就是。朋友们说，写电视剧比写小说简单，语言好不好没关系，只要故事好就行了。琪鱼听了他们的话，也天天给我吹枕边风。她说：“如果写剧本，我们不光可以买房子，连买车的钱也有了。”正当她的畅想搞得我飘飘然的时候，却突然又幽幽地说：“到时候你有钱了，漂亮的女人围着你转，恐怕就看不上我了。”我立即安慰她：“不会的不会的，我是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样说她仍然不满意，我就发誓：“如果我抛弃你，就让我出门被车撞死！” 琪鱼忙捂住我的嘴，不准我乱说。 我不这样说，她又不高兴，说她的青春全都付给我了，到时候我若是抛弃她，得赔偿她青春损失费，一年十万，三年三十万。 我说：“我有三十万赔给你，还不如和你一起用，所以你放心吧，我没那么傻。越有钱我越是不能把你丢开，因为把你丢开就等于我往水里丢钱。” 剧本初稿写出来后，托人转给电视台剧作中心的一位导演，请他指点。导演看完后提了几十条意见，最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剧本的文学性太强，更像一部小说，而不是剧本；二是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还不够激烈，不激烈就显不出人物的个性。不过基础还是不错的，从没编过剧本的人能拿出这样的东西来，已经非常不错了。只要照他的意见修改，完全可以将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剧本，甚至一个拍出来后引起轰动的剧本。 我和琪鱼兴奋得一宿未眠。 我决定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修改，为了不被人打扰，我把手机交给琪鱼，为了避免我忍不住了跑回来找她，我把宿舍的钥匙也交给了她。我和她约定，我到什么地方去租房子不能告诉她，租好后就搬出去，这样她即使想我了也找不到我。她的手机已经欠费停机了，只要她不交费，就会一直停下去，这样我想她了也无法打电话。总之我们想尽一切办法，都是为了使我在改剧本期间和她不要有任何联系，都是让我安心改好剧本。 琪鱼趴在我的胸脯上，温柔得像一只小猫。她说：“就两个月的时间，你一定要忍住。” 我豪情万丈地拍着胸脯说：“没问题，以前没有你，我不是也忍了二十多年嘛。” 琪鱼捏着我鼻子：“你生下来的时候就知道要女人呀？小坏蛋！” 我们已经来过好几次了，可说一阵话，我那个东西硬起来，我们接着又来。我们都觉得，我们就要分开了，因此有必要把这事做饱，就像喜欢吃肥肉的人一样，你让他吃个够，吃够了还叫他吃几片，这样他就不会再馋肥肉了。天亮的时候，琪鱼说她的腰都要断了。而我则感到全身又软又痛。我想，不要说两个月不来，就是两年不来我都不会想，我身体里那种叫人发想的东西一滴也没有了。最痛的地方是关节，就像得了关节炎。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只雄黄峰。 我在一本书二看到过这样一段话：黄蜂的女王在婚配时，会邀约多达二十五只以上的雄蜂进行交配，那些雄蜂交配完后把自己的性器官弄得粉碎，铺散在女王身上，然后死去。 死我倒不怕，因为我还没感觉我会马上就死，但我怀疑我那个东西是不是废了。 搬到老王的隔壁，呼呼大睡了一天一夜，这种担忧才解除。它没有废，只不过是磨损太大了。 我租的房子在市郊，围墙里面就一幢三层楼，院子里有一棵大银杏树。这里非常清静，很适合****这一行的人生活。并且租金也很低，一个月的租金一篇小小说的稿费就够了，而同样大的房子在市里面至少要半部中篇小说的稿费。 住了几天，我才发现除了老王那屋，其他屋都没有人住。我想恐怕是因为交通不便，除了像我这种不上班的人住着还合适，每天按时去上班的人住是很不方便的，要进城得走半个小时才有公共汽车。 头两天我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心想这是对新环境还不适应，脑子还没转过弯。可歇了几天后，仍然找不到感觉，我心慌了。 写电视剧本和写小说不同，写小说是把大白萝卜晒成萝卜干。写电视剧本则是往一个白大萝卜里注水，使它变成一个大冬瓜。 比喻是这么个比喻，可往大白萝卜里注水使之变成大冬瓜，并不像拿起灌满水的针筒就往里面注。这样弄出来的水冬瓜，是没人要的。而是要不留痕迹地使它变大，并且还不光是让它变成一个圆不溜秋的大冬瓜，还要使它像大西瓜一样可口，老少皆宜，只解渴不解饱；像魔术箱一样神秘，一会扯出这样，一会扯出那样；像走马灯一样连贯，虽然转来转去都是那几个人，但他们一直在你追我赶。 在这方面我的手艺还不够好。 我知道做这种事不能慌，越心慌越弄不好。 老王叫我给他喂猫，我也正好找点闲事来做，让心宁静下来，只有宁静才有灵感。 老王其实不算老，四十来岁。按照我们这里的习惯，我应该叫他王哥。可第一次见面，他就叫我称他老王。他说他喜欢别人称他老王，他开玩笑说：“因为老王是最厉害的，见一个吃一个”。他指的是扑克牌里的老王。 老王的猫是一只半大的虎纹猫，毛黄的地方黄得发亮，并且那毛也要硬一些直一些，白的地方白得柔和，毛要软一些也要浅一些密一些。总之是很漂亮的。 我没有照老王说的，把吃剩的给猫就行了。猫喜欢吃腥味重的东西，我专门买了猪肝，每顿饭给它切一小块，剁碎后煮在饭里面。我不这样做似乎就对不起老王，在我养着它这几天，它要是瘦了，或者不想吃东西了，我都会觉得是罪过。 我的写作工具是一台笔记本计算机，花了不到一千元买的二手机。老王走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就把计算机搬到老王屋里，目的是一边改剧本一边用眼梢盯着老王的猫。喂饱后把它单独关在屋子里，我怕它受不了。我这是以己及猫，我吃饱了关在屋子里有事做，猫又不写作又不看电视，我怕它寂寞，司时我也担心它从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溜出去。虽然门窗都关得紧紧的，但猫毕竟比人灵活，万一它从什么地方溜出去不再回来，我就对不起老王了。 我坐到老王的屋子里，灵感就来拍我的脑门来了。我一口气写了六千多字。而最让我感动的是，我写作的时候，老王的猫哪儿也不去，静静地伏在桌子上，似睡非睡。有两次还爬起来，走到计算机旁边，不解地看着我的剧本，在这边看了一阵，又跑到另一边看了阵。仿佛真看懂了，又仿佛不屑一看，回到原位，伸了个懒腰，然后又趴下了。 我心里已经喜欢上这只猫了。 半夜里，我写累了，准备回屋去睡觉。 我合上计算机。这时老王的猫前弓后踞地坐起来，慢摇摇地走到桌子边上，伸出爪子拍了拍一只存钱罐，轻轻说： “懒猫、懒猫。” 我差点笑出来，它居然会说瓷猫是懒猫，存钱罐的造型的确是只猫。最让我觉得好玩的是它那副老练的样子，像成人在逗小孩。它见我看着它，更得意在瓷猫的头上拍了两下。 “懒猫、懒猫。” 我有些迷惑不解，是它在说话？还是我在做梦？我经常在梦中梦见自己写出传世之作，激动得不知所措，可醒来后才发现握着两个空拳。 它的声音像口齿不清的小孩，但和它平时的叫声完全是两码事，那的确是我们人类的语言。 我小心地拍着它的头，也叫它“懒猫、懒猫。” 它缩着脖子，等我拍完它的头，它再去拍瓷猫的头。 这只猫会说人话，那可是国宝啊。我睡意全无，激动得全身发抖。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公布出来去，说不定全世界都会沸腾。我想试试它会不会说别的话，便摸着计算机说：“计算机、计算机。” 它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然后试探性地说：计算机。 像是说的“电啰”，也像是“定啰”。 我轻轻扣着放计算机的桌子：“写字台、写字台。” 它说：“写台、写台。” 渐渐地，我发现它最多只能说两个字，我说任何一句三个字以上的话经它都简化成两个字。说两个字还说不大明白，但说一个字的时候，它的口齿是非常清楚的。我想我遇到神猫了。 第35章 口叼鲜花(2) 我和它玩到天亮，我已经坚持不住了，我得去睡觉了。睡觉之前我给它弄了点吃的。我恨不得把天下最好的东西给它吃，而我自己，随便吃点什么都没关系。我问它：“你想吃什么？” 它跳到衣柜上面去了，不知它是懒得回答，还是听不懂我的话。 我给它做的饭里面有带腥味的猪肝、补充热量的火腿肠、补充蛋白质的鸡蛋、补充维生素的蔬菜。它的饭量不大，我每样都只给它弄了一点点。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猫饭了，我已经把我仅有的营养学知识发挥到极致了。 从这天起我晚上写作白天睡觉。我睡觉的时候把猫放在床上，用叠做几层的毛巾给它当被子。它睡觉很不老实，还没睡上五分钟就要爬起来。我醒来时它早已不在床上。我本想把它关在纸箱里或者衣柜里，可对一只会说话的猫，我实在下不了这个手！ 而最让我恐慌的是它有时候爱讲话，有时候无论我说什么都不理我，傻眉傻眼完全是一只普通猫。老王回来要是发现我把它的猫养成了一只傻猫，责怪起我来，我可担当不起。 我独守这个奇迹的激动，已经变成越来越大的负担。 那天我跑到街上，想把这个伟大的奇迹告诉琪鱼，可拨出去后只听见计算机回答道：“对不起，你拨打的电话已经欠费停机。” 除了琪鱼，我还有十几个所谓的圈内朋友，可琪鱼为了让我不受打扰专心改剧本，她把我的电话卡下了，偏偏我又是个对号码之类的数字天生迟钝的人，他们的电话我一个也记不得。没办法，只好一个人回到屋子里，对着神猫发愁地激动一番。 可想而知，我的剧本改得一塌糊涂。为了保持猫的说话能力，我得抽出大量的时间陪它说话。它的说话能力毫无进展，只要能够将口齿不清的几个字保持下去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我待它比待我爹还累。有一次它屙出来的屎像糖浆一样，把我吓得整整一天没敢合眼。它平时屙的屎可都是黑灰色的，而且是成条形的，有一定的硬度。我不敢抱它去打针，我怕医生一针打下去，用化学方法制造出来的药水使它从此失去说话能力。我仔细回忆是不是食物有问题，分析了一阵毫无结果，一会儿觉得没问题，一会觉儿得也许是哪个细节上没弄好，自己和自己争论了一番，把自己搞得像个神经病。直到十八个小时后，它屙出的屎终于又是黑灰色长条型的，我才稍微放心地打了个盹。 不能打电话告诉朋友，我决定写封信。他们的电话我记不得了，但他们的通讯地址我还是记得的。可我刚写到一半就不想写了，一是长期用计算机，手指头捏笔捏不了多久就很痛。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我写不清楚这封信。前因后果什么的都好写，写到猫说话，我发现任何一个字都无法准确地还原它嘴里发出来的那种声音。一旦我把那个字写出来，再去读它，就发现它已经走调了。如果是在电话里，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学一学就完了，学得再不像，也比写在纸上强，而且强得多。 我第一次发现，声音对人这么重要。如果我们都变成了只会识字的哑巴，这对我们将是多么恐怖，多么难受。 我沮丧地把写好的信撕了。 就在我累得精疲力竭的时候，老王终于回来了。老王看见我，关心地问：“怎么了？脸那么黑，是不是病了？” “没有，是没休息好。” “你也不要太用功了，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剧本也要一句一句地写。” 我心酸地点点头，我哪敢说是为他的猫累成这样的。 老王带了瓶好酒回来，说要和我好好喝一杯，一为感谢我给他喂猫，二是因为今天过节。我已经忘记今天是个节日，老王不说我是绝对想不起来的。老王说：“好好喝一杯，然后好好睡一觉。” 喝酒的时候，我对老王说： “老王，你的猫会说话，你知道吗？” 老王答非所闻地看着我：“你发现了？” “我发现了，真是只神猫啊。” 老王放低声音叮嘱我：“你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这事绝对要保密，记住了？” 我忙点头，同时心里一惊，想起没有打通的电话，没有写完的信，我心想，天啦，我差一点就把老王的秘密泄露出去了。 我很想知道老王是怎么教会猫说话的，可他总是岔开我的话，大谈他的旅游见闻。我知趣地不再往下问。我和老王正喝着，那猫却一下跳到桌子上，对我和老王说：“过节、吃鱼，过节、吃鱼。” 我马上说：“好好好，过节是应该吃鱼的，怎么把你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 老王却挥手赶它，他说：“去去去，这是人过的节，又不是你过的节，吃什么鱼。一边去，一会给你吃汤泡饭。” 我对老王大为不满，这是一只神猫，他怎么可以像对待一只普通猫那样对它。仗着酒劲，我不客气地说：“老王，不就是吃鱼吗？怎么不给它吃，一定要给它！虽然我们过的是人的节日，可它既然会说人话，就应该和我们一样。” 我的心突然一下难受得要命，觉得老王这样的人太可恶了。老王说：“不是我舍不得，家里没买，菜市早就收摊了，半夜三更的，到哪里去给它弄鱼。” 猫还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说：“过节、吃鱼，过节、吃鱼。” 我冲动地站起来，大声说：“我去买，我不信这么大一个城市，还找不到卖鱼的。” 我走到街上，招手要了一辆出租车，钻进去后对司机说：“送我去卖鱼的地方。” 司机以为自己听错了：“卖鱼？这么晚了你要买鱼？”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司机挠了挠头，像是不知道该把我往哪里送，但又舍不得放下生意不做。最后他把我送到“酸汤鱼火锅城”。我暗想这家伙还算聪明。 酸汤鱼火锅外面有块牌子，上面写的是： 鲤鱼三十五元一斤 鲶鱼四十元一斤 草鱼二十五元一斤 鲫鱼六十元一斤 黄腊丁八十元一斤 我懂牌子上的意思，在这里吃饭，如果要一斤鲤鱼，其他配菜和饭都不再另外收钱，给三十五就行了。 我叫老板给我来一斤黄腊丁，既然是过节，就要给它吃最贵的。老板问我几个人？我说就我一个，我不在这里吃，我要把鱼带走。老板为难地说，他的鱼没这么卖过。我摸了一百元钱给他，不高兴地说：“你不就是为了赚钱吗？给我称一百块钱的就行了。就按八十块钱一斤。” 最贵的时候，这种鱼在菜市上也只卖十块钱一斤。 我把鱼提回来，连同车费花了一百五十元。我和琪鱼过节也没这么大方过。 老王不以为然地说：“猫就是猫，你不能把它宠坏了。” 原以为老王回来了，我只要好好睡个懒觉，爬起来就可以把剧本改下去。猫再神也是老王的，不是我的，我不能再管它了。 可当我打开计算机，猫不再趴在我的桌子上，我心里就空空的，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它在我的心里占据的位置，已经远远地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包括琪鱼，甚至包括我的所有亲人。 第36章 口叼鲜花(3) 不过还好，它现在喜欢到我床上睡觉了。它还是不喜欢毛巾被，它喜欢睡在我旁边，我怕睡着了压着它，常在半夜里惊醒过来。醒来时看见它不是趴在枕头边就是趴在脚边，我像初为人父的人那样细心，我要拿点什么东西给它盖好才能重新入睡。 有一天老王回来后神秘而又得意地告诉我，他把猫卖了，卖给一个外国人，过两天那个外国人来捉猫时把钱给他带来，一万美元！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首先是感到这个老王也太没有民族感情了，这种国宝级的猫，要卖也要卖给我们国家的科研机构嘛，让科学家们研究研究，说不定会因此突破人与其他动物的语言交流。然后是觉得老王目光短浅，见钱眼开，如此奇迹，只卖了一万美元！ 如果我有一万美元，我会毫不犹豫地买下这只猫。 不知为什么，自从老王旅游回来后，我对他越来越反感。 谁知就在那天下午出事了，猫在我的床上死了。不知是被我不小心压死的，还是被厚厚的被子捂死的。反正我叠被子的时候发现它已经死了。我立即把老王叫来，告诉他这个不幸。他生气地说：“我叫你不要宠它你不相信，你宠它它当然喜欢朝你的被子里钻。这下好了，我鸡飞蛋打了。” 我非常难过，我对老王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赔你。” “你赔得起吗！” 老王说着转身走了。我非常绝望，赔钱虽然也是件大事，但比起死掉的猫，我心里要难过得多。过了一阵老王进屋来对我说：“对不起，刚才在气头上说了‘句气话。我知道你特别喜欢这只猫，这样吧，你赔我一半就行了，你写小说赚稿费也不容易。” 老王把猫拿去埋了。 天已经黑了，按照我的习惯这时候本应该打开计算机写作，可我什么也不想干，呆呆地坐到天亮。天亮后我没有睡觉，而是去把我存在卡上的稿费全部取来。赔一半也还不够，我写了张欠条。我把欠条和钱给老王，他看了看，当着我的面把欠条撕了。他豪爽地说：“行了，这事以后不要再提了，就当什么也没发生。” 我内疚地说：“老王，真是对不起。” 老王说：“不要道歉了，这是意外，是你不愿意我也不愿意的事情。咱们是兄弟，这事就这么了了吧。” 我不反感他了，而是觉得他这人其实非常不错。 我现在一贫如洗，我必须排除一切杂念把剧本改好。 可从这天晚上起，只要我坐在计算机面前，就听见猫在门外叫唤，听上去是一只普通猫在叫，但它的声音那么哀伤，叫人肝肠寸断。我打开门，却又看不见它在哪儿，而且叫声也停了。如此反复，我已经精疲力竭了。 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我必须搬家，否则不光改不好剧本，说不定我会发疯，把已经改好的全部删除，甚至砸烂计算机。 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只能去琪鱼那里。 琪鱼惊讶地、司：“这么快就把剧本改好了？” 我垂头丧气地说：“没有。” “忍不住想我了？” “不是。” “那是怎么了？病了？” “也不是。” 我把经过告诉琪鱼，她听着听着脸色就变了。我已经说完了，她冷冷地说：“说呀，就这么简单？” 我只好絮絮叨叨地捡重要的再说一遍，琪鱼突然大喝一声：“行了，你也太愚蠢了，连编谎话都不会编。真是社会进步呀，猫都会说话。你出去随便找个人来，看有哪个人信你说的！” 她冷笑了一声：“哼，我终于明白了，你写小说为什么老出不了名，原来你根本就不会编故事。” “琪鱼，请你相信我。你都不相信我，这世上就没有第二个人相信我了。” “我当然相信你，我一看你的脸色就相信你，你这是玩女人玩多了体虚。我相信你还被派出所罚了款，把玩剩下的钱全都罚光了！” 我绝望地想去拉她的手，以便她听我的解释，她却尖叫着跳起来： “不要碰我，哪个知道你现在身上有没有艾滋病！你给我滚，我永远不想见到你。” “琪鱼……” “快走吧快走吧，把你拿进屋来的东西都拿走。” 我绝望极了，我身无分文，我能去哪儿呢。我抱着我的计算机在桥洞下呆了一宿。别的东西我都没要，要来扛在身上也不方便。 天亮后我去了一个朋友家，我不敢再讲猫会说话的故事了。 半年后，我把那个剧本卖掉了，我改不好，把它卖给了一个颇有名气的编剧，据说他赚了好几十万，而我只卖了三万。朋友们都说我太傻了，怎么也应该卖个十万甚至二十万。可我已经很满足了，能够把赔给老王的钱找回来，我已经十二万分地满足了。我看明白了自己，除了写小说，别的事都不会干。我不再想有没有人赏识我，也不去想是不是会出名，只要还能写，只要写了还能赚几个稿费，这就够了，我认命。 从朋友那里搬出来，我租了一间小屋，隔壁的人不养猫，但喜欢养狗，那狗不会讲话，只会汪汪叫。 我写得比以前慢多了，因为不再去想买房子的事情，没那么大的压力。没想到这几篇作品发表后反而引起一些人的注意，说我写的是新实验主义小说。 又过了半年，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某科研所王某某，将他们单位几年前研制出来的一种芯片植入猫的舌根，芯片一旦在计算机的操纵下，猫就会说出一些短语，仿佛人在说话。王某以此设骗局，多次行骗成功，已骗取近百万元。最近一位受骗者准备把死去的猫煮来吃，结果发现了舌根下面的芯片并报了案。目前王某已经被捕，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看得我脑门发烫。那一百万里面可有我的三万哪！ 我百感交集呵，我终于可以在王琪鱼那里平反昭雪了。 我激动地给王琪鱼打电话，叫她马上买报纸来看，第三十二版上有重大新闻。说完后我放下电话。过了三个多小时，估计王琪鱼已经看完了，再打电话过去。 “看到了吗？” “看到了。” “这下你应该相信我了吧？” 电话里没有声音，我知道她一定很激动很内疚。我等一会儿，她果然如我所料地哭起来。我立即说：“不要哭，不要哭，我马上就来见你。你是不是还住在那里？没搬家吧？” 王琪鱼大声说：“你不能来！” “怎么了，你还不相信我？真的以为我有传染病？” “不是，我上个星期结婚了！” 王琪鱼说完放声大哭，但我只听了个前奏，她就把电话挂了。但我能猜测得出来，说她哭得死去活来也不过分。她肯定哭得死活来，她应该哭得死去活来。 我懵了。 看着手机上的号码，我觉得它有些陌生。我真的有些陌生了，刚才是翻电话本找出来的。这个号码显示了几秒钟，然后从屏幕消失了。当然它此时还在机子里面，但它离我已经很远了。 打完第一个电话，我去买了一束鲜花，预备去见她的时候给她一个惊喜，看来用不着了。我不能把花献给她，也不能献给我自己，我不如如何是好。 我发呆，发傻，我以为我憋了一年多的泪水会像泉水一样涌出来，会泪流成河。可我等了半天，脸上是干的，眼睛里也是干的。 我掐了一朵：芘叼在嘴上，无意中看见玻璃窗里模糊的影像，像一颗子弹打在我嘴上，此时正在流血。 算了，我想，算了。我是说算了，不他娘的算了还怎么着！算了！ 第37章 青草出发的地方(1) “我们以前都是吃革的吗？” “当然。” “你吃过吗？” “我哪有口福，我要是吃过，我就不会老得这么快了。我也是听大人说的，那时候我还小得很，什么事也不懂，一天只晓得吊在妈妈的眯眯上，我一直吊到七岁——你们不要笑，难道你们没有吊过妈妈的眯眯，除非你们是鸡生的鸭生的，鸡和鸭都没长眯眯，想吊也吊不成。” “后面为什么又不吃了呢？” “说来话长。” “有好长？” “像溪里的水那么长，像天上的云那么长。” “说吧，越长越好。” “不管怎么说，这种事最好不要讲给女人听，听了你晚上想叫她给你倒碗水喝她都不敢站起来。她看见自己的影子都会害怕得发抖。有一次她给我打洗脸水，看见盆子里有鬼，披头散发，盆子失手掉在地上，落了一大块搪瓷。我重新舀上水，把我也吓了一跳，是个男鬼，再一看，哈哈哈哈，这不是我吗？” “你要讲鬼吗？” “不，我今晚上讲的是我们吃草的老祖宗，我们的老祖宗不是鬼，是人！” “他们死了不是也变成鬼了吗？” “没有，他们没有变成鬼，他们到天上去了。七月七的晚上开天门，地上的人可以看见天上的神仙，天上的街市，玉砌的石阶，金碧辉煌的宫殿，还可以看见已故的亲人，他们像在地上一样，有挑水的、舂碓的、赶马的扯、闲谈的，不同的是所有物件都没有重量，扛在肩上跟扛棉花似的，脚下轻轻一动，便能滑出很远，不像在地上千活那么费力。” “可我爹说他们藏在柱子里面，那天我爹在堂屋钉钉子，在柱头拍了三巴掌，说：‘老祖宗，请你让一让，我要钉颗钉子’。” “是呀，他们有时也藏在柱子里面。那是因为他们想我们了，回来看看。他们太轻了，必须附在什么东西上，否则就被风吹跑了。” “我不喜欢他们这样，有什么好看的，想起就叫人害怕。” “嘘，小声点，他们会听见的。” 长甩甩紧张地望了一眼黑洞洞的房子，就像老祖宗也在不安地盯着他。长甩甩很会制造气氛，平时讲故事，别人都没激动，他先激动起来。讲到好笑的地方也是如此，好笑的事还没讲出来，他忍不住先哈哈大笑一番。别人哈哈大笑，他反倒不笑了。有时候他被感动得流泪，便摆着手说：“不讲了，不讲了，讲不下去了。” “好了，我不啰唆了。反正是很多年以前吧，冉姓坝那时候别的都不长，就长草。这种草别说我没见过，就是我老祖祖的老祖祖都没见过。这是一种非常好吃的草。像现在的稻子一样高，满山遍野都是，整整齐齐，那个绿啊，好像它们全是从翠玉里面长出来的。那时候，先人都不种庄稼，也不养猪养牛养马。他们饿了就吃山坡上的革，渴了就挤草汁来喝，累了就在草上睡觉。他们穿的衣服是用草编的，他们住的房子是用草搭的——没有木料，但他们的房子建得比现在的砖房还高大。他们在黄泥中加上草屑，用这种泥垒成墙，然后堆上千草，用火一烧，墙就变硬了。一次虽然只能垒两尺高——黄泥是湿的，垒高了会塌。但只要把泥巴烧干，又可以在上面垒，想垒多高就垒多高。不过同时还要准备很多草绳，一边往上垒一边把房子缠起来，给房子穿上衣服，这样就更加牢固了。这种房子不但冬暖夏凉，还防潮。哪像现在这些房子，一到春天就起潮。我最怕过春天，一到春天骨头就发霉，脚杆棒棒不过弯，直杠杠的，走起路来关节咕嗄咕嗄响，像在推大磨。” “先人们不修房子，也不打草绳的时候——这样的日子是很多的。老人们就坐在草地上一边摆龙门阵，一边晒太阳。年轻的呢，就去山坡上对歌，要唱得互相都觉得入耳，才走到一起相见。这时男的要送一根草，女的若是有意，就会把这根草吃掉，然后两个人手牵着手走到远离村子的地方，像猫一样藏在草丛里，结为夫妻。又过了一年，他们就会抱着娃娃回来，请村里的老人取名字。” “我们的先人吃了那样的草，全都长得像画上的人儿一样标致，可以说，现在的冉姓坝，几十年也出不了那么标致的人。他们的牙齿像星宿石一样又光又亮，皮肤呢，哪怕是两三百岁的人，也像刚生下来不久的娃儿一样，粉嘟嘟的，又嫩又柔软。这是因为他们每活四十九年，就要钻到大扁桶里，在里面呆七七四十九天，像蛇一样蜕掉老皮，再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和刚生下来的时候一样了。他们一共要蜕七回，才会慢慢老去。因为他们光吃草，不吃别的，他们身上的血管全都是绿的。我们现在的血管只有一半是绿的，是因为从先人们那里遗传下来后慢慢退化了。再过若干年，也许人的身上就再也见不到这种血管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阿，想起我就伤心。” 有人小声叽咕：“那是动脉和静脉，各是各的。”长甩甩没听见，继续感叹：“伤心也没有用，我晓得你们和我一样，都希望自己早生几百年，好过先人那样的生活，可这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见过溪沟里的水流走后倒回来过吗？没有。水不能倒流。时间是水变的，也不能倒流。不管什么东西，即使你自己身上长出的一根毛发，一旦离开了你，也不可能再回到你身上。” 一只黑色的大甲壳虫突然从暗处飞出来，重重地摔在地上，四仰八叉地弹着腿，换在平时，定会有只脚踏上去，把它碾成肉浆。可今晚上全都仁慈起来，看着它笨拙地翻过身，从容地飞走。任何一个愚蠢的举动都会让长甩甩岔开话题，他们都知道这一点。 “你们不要嫌我啰唆，做法事都有个起头刹果，中间是过场，我前面讲的是起头，下面要讲过场了。不过我的嘴巴已经干了，所以我要先烧一杆烟。烧烟的口诀你们知道吗？一要裹得松；二要咂得凶；三要烧明火；四要烟杆通。” 长甩甩说着，有几分得意，就像这顺口溜真有什么高明之处。在我们看来，与故事无关的都是废话。这个废话连篇的老头总是本末倒置，以为俏皮话才能代表他的智慧。他年轻的时候爱和老婆吵架，他老婆说他把她娶进门后就忘了她娘，忘了她爹。长甩甩说：“放你的渣渣屁，哪年杀年猪不是给你爹娘准备了块长甩甩的保肋肉，你说，你摸到你的第一匹肋巴骨说，哪年不是长甩甩的。”两口子找村长评理，他说：“村长你说，你对着雷天说，哪年不是长甩甩的？”从此以后长甩甩就成了他的姓名。可人们喊他的时候，却总是意味深长地另有所指，意思是下面那玩意长甩甩的。他很喜欢别人在意他，他甚至爱用贬低自己来获得别人的关注。听人喊他长甩甩，他便故意做出一副曾经饱经风霜的样子：“人老了，背驼了，身体缩了，只有那玩意没缩，真的是个长甩甩了。” 呼噜呼噜描了一阵烟，从嘴上取开烟杆，同时扯出一根白亮亮的银丝，像牵了一根广播线。这根广播线在灯光里一闪一闪的，晶莹剔透，让人悬心，怕它断。广播线一断，他终于开始了：“我晓得你们等不及了，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我还得从头一二的来嘛。你们知道叶子烟为什么这么苦？为什么男人都要吃烟？今天我不告诉你们。” “我们的先人过着那样的生活，一直都是平平静静的，可有一天，平静不下来了。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村子叫落花屯，是不是现在那个落花屯已经说不清楚了。落花屯的人见我们的先人过得那么幸福，也想在他们那里种上这种草，也想像我们的先人一样活着。可我们的先人就是不给他们草种，生死不给，拿钱买不行，拿金银珠宝换也不行。要吃草可以，要吃就在冉姓坝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但谁要是想偷偷拔走一棵草，对不起，把命留下来。巡逻的人都挂着雪亮的弯刀，轻轻一抹，你刚感觉到一股冷风，脑袋就掉地上了。” “你们不要以为我们的先人抠，不讲仁义，而是因为他们也没办法。因为这种草在其他地方虽然可以长，但长出来却不一样，毛糙糙的，除了喂猪喂牛，或者捆成革把当柴烧，人根本没法吃。光是这样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一旦这种草在其他地方长出来，风把草种吹到冉姓坝，冉姓坝的草就会变质，变成那种只能给猪、牛、羊、马吃的草。这样一来冉姓坝的人就会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再也不能吃草了，也不能悠哉游哉地生活了。” “可无论他们怎么解释，落花屯的人就是不听。先人们嘴说干了，干得嘴皮都起潦泡了，潦泡又亮又圆，像小灯笼一样挂在先人们的嘴上，风一吹，这些小灯笼互相擦得吱嘎吱嘎响，痛得先人们咝咝叫，眼泪像炒豆一样滚到地上。他们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可落花屯的人就是不信。他们说：“你们冉姓坝的人是人，我们落花屯的人也是人，我们都是妈生的，不是从草里钻出来的，老天爷不可能叫我们不一样。”你说这是不是混账话，简直是混账透顶！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何况还不是一个娘生的，哪能一样？落花屯的人不管，不和我们讲道理，只要草种。” “明的不行，那就来暗的。他们派人来偷。那真是各种手段都使用过，他们把草种藏在鞋里面，藏在衣缝里面，藏在头发里面，甚至藏在耳朵里面。最聪明的是装成过路人，向先人们要草吃，先人们把最好的草给他们，他们一边吃一边悄悄用舌头把草种顶到腮帮里储藏起来。那时候我们的先人都很高大，一般个头也有一丈二高，他们根本没去注意只齐他们裤裆一样高的人。再说给别人东西吃，哪好意思盯住人家的嘴看。还劝他们多吃，能吃尽管吃，不要不好意思。这些小偷暗中好不高兴，他们的腮帮子被顶得圆鼓鼓的，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鼠的肚子。为了避免草种掉下来，一路上他们都不敢说话，不敢笑，更不敢打喷嚏。他们急匆匆地赶到家，便立即把草种吐在其他人筛好的细土里。为了草快点长起来，他们专门用童子尿当肥料。真是难为了他们！可小偷手段再高明，能拿回去的种子也非常有限。加上他们种出来的草根本没办法吃，所以对冉姓坝还谈不上什么影响。可他们还不死心，以为种不出冉姓坝那样的草是没弄到好种子。人啦，只要眼睛盯上了别人的东西，心里就会长出刀枪，就会长出杀人的胆量！” 长甩甩长叹一声，眼睛像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他用黑洞一样的眼睛注视着深不见底的夜色，夜色的深处有个幽灵正向他走来。他磕了一下烟斗，并不怕那个幽灵。他这辈子除了怕人，别的什么都没怕过。他赤手空拳打死过野猪，还仅用一支梭镖桶死过水桶粗的蟒蛇。但他有一次到香溪街上去打酒，发现酒里掺了水，和卖酒的婆娘在大街上吵起来，吵架他不是对手，他才骂两句，那个婆娘已经把他骂了个落花流水。他想给那恶婆娘两耳光，可那婆娘突然脱下裤子，啪啪啪地拍着屁股，说你来呀你来呀。吓得他落荒而逃，好几年不敢到镇上去，想喝酒也只有求孙子去帮他打。 “落花屯的人要作恶了。”长甩甩说。 “他们准备了好几十桶桐油，用来抹胸脯和肚皮，抹了在火上烤干，干了又抹，不厌其烦地抹，抹了整整一个夏天。他们的胸脯和肚子就成了铁胸铁肚了，箭射不进去，刀也砍不进去。他们知道硬拼打不过冉姓坝的人，因为他们是吃粮食的，冉姓坝的人是吃草的，冉姓坝的人一根指头都有他们手臂粗。如果对打，那就跟打死一只蚂蚁差不多。身上裹再多的桐油也没用，只不过是用劲拍的时候声音响一点，吓吓人而已。除了抹洞油，他们的头领还学了一套咒语，说是只要一念这套咒语，就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 “落花屯人是半夜攻进村子的。他们身背毒箭，追赶着平时驯养好的几百只老虎。冉始坝人吃百草，什么毒也不怕。他们的毒箭是驱赶老虎用的。老虎不听话，他们就用这种箭射它，死又死不了，痛得它们在地上打滚，像牛一样哞哞叫。他们驯养的老虎全都被这种箭射过，它们只要听见毒箭在箭鞘里哗啦哗啦响，就会没命地往前跑。” “冉姓坝那天晚上守夜的人是一个瘸子，他一瘸一瘸地赶到村子里，那些老虎已经跑到村口了——和我们现在的人比起来，他当时还算是快的，可情况那么紧急，他的速度的确又太慢太慢了。落花屯人分成两队，一队撸草种，一队故意哗哗地摇箭筒。他们还不要脸地大声喊：冉姓坝的人听着，我们并不想为难你们，我们只想要一点点草种，只要你们躲在屋子里不出来，等我们把草种撸够了，我们就会把老虎赶回去。” “你们说怎么办？躲在屋子里不出来？不出来要得个铲铲，等他们把草种拿去种出来，冉姓坝就会变成遍地荒草了！简直是要断我们的根本。 “先人们自然也不怕什么老虎，太老先人一声令下，全村人都出动了。但因为他们全都人高马大，老虎从没有伤害过他们，所以他们也不想打死老虎。他们像抱猫一样，把老虎抱到村后的山坡上去放掉。当然，老虎毕竟是老虎，不管住它们的嘴是不行的。他们一手捏住它们的嘴筒子，另一只手把它们夹在胳肢窝下面。据说有一位老祖祖，她当时还是个姑娘，她抱了一只半大虎，觉得小老虎长得太漂亮了，她没把它放到山坡上去，而是把它放在闺房里，准备养着玩。” 讲到这里，长甩甩的老婆站在门口大声喊起来：“老不死的，还不回来挺瞌睡呀？”长甩甩以同样响亮的声音回答道：“来了，马上就来。”他很得意地小声说：“她呀，胆子像针鼻子一样小，我不在家她就睡不着。”但他并没有动身，而是接着往下讲—— 第38章 青草出发的地方(2) “你们可能会问，既然先人们不怕老虎，就不要管老虎，他们的敌人是落花屯的人，直接冲过去把他们赶走不就结了？这是自然的，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问过我爷爷。可我要告诉你们，落花屯的人太狠毒了，他们一见我们不管老虎，就用毒箭射它们，哎哟，老虎们痛的那个样子，看了就让人落泪！何况我们冉姓坝人是最见不得别人痛的，哪怕看见别人杀猪杀狗都要哭一场。” “糟糕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等先人们抱开老虎，落花屯人已经把草种撸走了。他们一边走一边到处点火，因为是秋天，草一点就着，先人们忙着救火，眼睁睁地看着落花屯人把草种背走了。他们中也烧死了好几个，因为身上涂了桐油，一不小心把火惹到自己的身上，像油桶一样燃起来。惹火烧身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 “刚开始，先人们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落花屯人发现自己种不出冉姓坝那样的草，会把他们种的草铲掉，只要不再继续种，冉姓坝的草就不会变。可事情恰恰相反，他们非但不铲，反而发了疯一样，到处乱种，这里种不出来到那里去种，有人甚至带着草种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试种，以为地球上总可以找到一块冉姓坝那样的地。他们不辞辛劳，跋山涉水漂洋过海，可终究没找那冉姓坝那样的土地。这些人离开落花屯后就没再回来，在远方扎下了根。落花屯的人有一个特点，二脚指头比大脚指头长，凡是二脚指头长的人，都是落花屯的后代。” “就这样，冉姓坝的青草走了，它们遍及全世界，但它们再也不是原来的草了，它们再也不能让人吃了。冉姓坝的人再也不能吃草了，他们像其他人一样，变成了只能吃粮食的怪东西。” “先人们难过死了。他们知道，他们无忧无虑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 “先人们去买来他们从没见过的种子，他们要开始学种地了。从没有种过地，一切还得从头学起。他们连锄头都不会用，不是举起来时打在自己额头上，就是挖下去时一不小心砸在脚背上。你们不要笑，你们是没有受过那样的搓磨。你们要是受过那样的搓磨，你们就不会笑了。先人们身材太高大了，锄头在他们手里显得太小了，很不习惯，总是轻轻飘飘的。有一个先人，专门请铁匠给他打了把大锄头，连锄把都是铁的，几百斤重，他拿在手里非常称手，‘嘿哟’一声，一锄下去，可以挖三尺深。他一天就挖翻了一座山，他哈哈大笑。觉得种庄稼不难嘛，觉得落花屯那些人太可笑了，那么小的锄头，简直像是鸡爪刨地皮。可是到秋天，这个先人伤伤心心地哭了一场，哭声一团一团地往山坡下滚，溪水都停住不流了。他种了几山几岭，但他颗粒无收，他原以为挖得越深越好，没想到种子埋得太深了，根本就长不出来。还有一个先人恰恰相反，他老是担心自己的脚板太大，把地踩实了庄稼长不出来，他小心翼翼地站着不动，把四周的土都挖松了，播上种子，然后跳出来，再站在下一个地方下种。结果他种出来的庄稼一圈一圈的，中间密，越往外面越稀。这样一来秆杆之间不透风，长得死撇撇的，也没多少收成。他们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没有收成，饿得眼睛发绿，但没有人愿意去讨饭，有的饿死了，有的跳崖，有的上吊。过了两三年，慢慢学会种庄稼，情况才有所好转。真正会种庄稼的人，是一个小孩，他的岁数虽然小，但他的身材和落花屯的成人一样大，他想你们落花屯的人都可以来抢我们的草种，我为什么不能向你们偷偷学习种庄稼？他化装成一个手艺人，在落花屯悄悄地学了一年，回来后他成了冉姓坝种庄稼的师傅。他的名字叫青禾，现在我们开春时都要祭庄稼神，求庄稼：冲保佑我们丰收，这个庄稼神就是青禾，我们叫他禾神。” 长甩甩用苍茫的声音唱道： 禾神呀禾神， 快快下凡尘， 二月种田惊蛰天， 动土开犁问收成…… “一共九十九句，你们都会唱的，我就不唱给你们听了。不会唱要好好学，今后轮到你们自己种地了，不用求人。先人们好不容易种出粮食，可他们吃第一顿饭时候，全都哭了，因为吃了这顿饭，他们就再也不能吃草了，再也没有草可供他们吃了。他们从没吃过肉，也没吃过菜，吃光饭，光饭难吃死了，吃在嘴里像沙子。自己不管如何，还算是吃草长大的，想到后人，他们更是伤心得一塌糊涂，后人不光是不再吃草，就连看他们也不会再看见，就连说出来，他们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祖先是吃草的。有一次冉大明和肖文书吵架，肖文书骂冉大明不讲道理，是吃草长大的，是畜生。冉大明说肖文书：“你说我是吃草长大的，你爹你爷爷你老祖先人才是吃草长大的。”你们看像不像话，太不像话了！我们的先人本来就是吃草的么。要不是落花屯那些强盗，我们现在也还在吃草。他们以为畜生才吃草，哪晓得我们以前本来就是吃草的！他们像这样骂，其实是骂他们自己。” “第一个吃粮食的女老先人，生了一个孩子，只有三十三斤重，三尺三寸长。先人们惊呆了，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小的细娃。以前生下的娃娃，最小的也有四尺八寸长，五十多斤重。有人怀疑这孩子是个野种，因为只有落花屯的人生下的孩子才这么小——那时候落花屯的人也比现在的人高大。谣言一传开，就像天上的雨点一样，根本没办法躲。女老先人知道全身是嘴也说不清，有天晚上，她把孩子奶得饱饱的，一个人爬上擦耳岩，纵身跳了下去。她是我们冉姓坝第一个跳崖的人，从这以后，女人只要受了委屈，就去跳擦耳岩，有的是说来吓人的，也有真跳的。你们呀，长大了娶媳妇，千万不要让媳妇受气，她要是真从擦耳岩跳下去，你就得打一辈子光棍。直到接连几个娃娃生下来，都那么小，而且越来越小，小到只有八九斤甚至五六斤，先人们才知道错怪女老先人了。先人们害怕了，他们的后代再也不可能像他们一样威武高大了，他们将会变得只比牛马高一点，力气却远远不如牛马那么大。以前牛马在他们眼里和狗没什么区别，现在他们不得不依靠牛马的力气帮他们干活了。想到这些，他们常常伤心得落泪，感到一点望头都没有，世界在他们的眼里完全变了个样。就像从梦中醒来，也像刚进入一个可怕的噩梦。” “除了娃娃越生越小，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不再长尾巴了。我们现在都没有尾巴，这没什么关系，如果哪个长出尾巴来，那就是返祖，返回到祖先那儿去了，人人都会笑你，觉得你是个妖怪。可吃草的老先人们是有尾巴的，他们打招呼不握手，也不作揖，而是摆尾巴。你摆一下，我摆一下。如果他看见你，尾巴一动不动，那就说明他不喜欢你。如果尾巴左甩三圈，右甩三圈，那就是非常喜欢你。晚上睡觉，他们把尾巴盘在腰上，白天，他们会摘些花扎在尾巴上。现在尾巴没有了，他们好害怕呀。觉得大难就要临头了。今天没有尾巴，明天会不会没有耳朵，没有鼻子，没有手，没有脚，变成一个圆不隆冬的东西？越想越害怕。” “最可怕的变化是老先人们再也不能钻到扁桶里脱皮了。吃青草的时候，他们的皮肤像丝稠一样柔软，在扁桶里坐七天七夜就脱下来了，脱一次可以多活六十岁，现在他们的皮子硬了，在扁桶里待七七四十九天也脱不下来。有一个老先人，在扁桶里待了一百天，出来后，皮没有脱下来，眼睛反倒瞎了。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脱皮，吃草药，用碱水泡，一点用也没有。有人想用刀剐，皮子已经和肉粘在一起了，痛得头发根都立起来。既然不再吃草，脱掉一层皮也没用，因为吃粮食过后，骨头老得快。人变老主要是骨头变老。以前他们不怕老，现在他们特别怕老，越怕越老得快，才六十岁就老了。他们怕得连觉都睡不着，晚上爬起来嗷嗷叫。” “有一个老先人，对冉姓坝绝望了，不想在冉姓坝生活了，他想到天上去。七月七开天门，他在天门山搭梯子，准备开天门的时候爬上去。天门山是最高的山，他搭的梯子比天门山还高。七月七那天，天还没黑他就往上爬，爬到半夜，爬到天上去了，这时天门也开了，可他的梯子矮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他看得见天上的人，天上的人看不见他，这时候是不能出声的，一出声天门就要关上。他看见他爹、他爷、他妈、他婆，还有很多死去的人，他大声喊他们，在心里喊，声音从肚子冲出来，突然一下堵在喉咙里，喉咙胀得像个球。怕弄出声音，得慢慢把气吞下去。他连跳几下，有一次都摸到天门了，再高一点就爬上去了。他重新想了个办法，从梯子上取一根木料，把腰带拴在木料上，把木料甩到天门上面去，然后拉着腰带往上爬。甩木料的声音把天人惊动了，他急忙抓住腰带，还没爬上去，天门已经关上了。他进不去，又下不来，在天门外面荡来荡去。第二天，他从天上摔了下来。没过几天，天人搬了座山峰放在天门山上，这座山峰是块大石头，像个倒放着的大陀螺，再也没法在上面安梯子了。” “没有念想，活在世上就会感到累。累的人都想轻松，都想偷懒，人一偷懒，心就要开始变坏。” “他们的心以前像南瓜花一样发亮，现在变得像南瓜藤一样长刺了，发毛了。以前吃草嘛，那么多草，你想吃就去吃，没人管你，既用不着互相争斗，也用不着互相忍让。自从开始吃粮食，他们学会算计了，学会豪强霸占了，最后连偷鸡摸狗也学会了。所有的坏事都不用师傅教，只要自己往那上面琢磨，要不了多久就会变成内行。以前他们的心没往这上面去，因此什么也不懂，现在心往这上面去，学起来比什么都快。所以我告诉你们，什么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用错心。越是用错心，人越会去护念它，就像秃子头上藏鸡蛋，明明放不稳也藏不住，可他自己看不见，非要想尽一切办法藏在那里不可。” 第39章 青草出发的地方(3) “有两个亲兄弟，他们都开了很宽的荒地。一个开垦的是马鬃岭，一个开垦的是猴岭湾。他们都非常勤快，力气又大，挥着几百斤重的钢锄，把从没种过庄稼的土地挖翻过来，把草根树根全都埋到地里当肥料。那些自古以来就生活在地底下的地母虫，从没见过天，现在被大锄头突然掀翻出来，全都吓得叽叽叫，拼命往泥巴里头钻，有些还没来得及钻进去，就被太阳晒焦了。两兄弟都想多打粮食，总嫌自己收的粮食少。以前吃革，用不着爸库，现在吃粮食，非得修仓库不可，仓库里没有粮食，他们就会坐立不安，仓库里装得满满的，他们会立即想到应该再修一座仓库。两座仓库都装满了，马上想到修第三座。和其他人一样，他们从没有遇到过荒年，但传说中的饥荒像恶狗一样追着他们的屁股，使他们夜夜做噩梦。同时他们还发现，粮食多了可以卖钱，钱可以买来更多的东西。自从第一次发现了钱的好处，他们就再也不愿离开它了，有了一个想两个，有了两个想三个，有了三个想一百个，有了一百个想一千个，有一千个想一万个。就像掉进无底洞一样，再多的钱也填不满。马鬃岭和猴岭湾之间有一块平地，名叫山羊坪。两兄弟开荒开到山羊坪，弟弟很狡猾，他围着山羊坪挖了一圈，然后便宣布，山羊坪是他的了，别人不能再来占这块地了。那时候的地，谁开出来就是谁的。哥哥虽然拙笨一些，但力气大，他白天不停晚上不歇，挖到山羊坪一看，是哪个不要脸的，敢这么占地？他跑到山羊坪的中间挖起来。弟弟站在山头上，指着哥哥说：“你眼睛瞎了！你没看见我的包围圈？”哥哥说：“我眼睛没有瞎，我在看呢，我看你为什么不围着冉姓坝挖一圈，你围着冉姓坝挖一圈，冉姓坝就全都是你的了。”弟弟说：“好吧，中间算你的，我不要了，但四周是我的。哥哥说，行。弟弟说，别人挖过的地你能随便乱踩吗？”哥哥说当然不能。弟弟哈哈大笑，他说：“那好，你不要踩着我挖好的地出来，你只能永远在这个圆圈里面。”哥哥想了想，我怎么出去呢？想不出来，但他答应了。两兄弟一个把包围圈越挖越宽，心想我看你能长翅膀飞出去。另一个想，挖完了再说，到时候总会想出来办法，说不定给弟弟说说好话，看在他是他亲哥哥的分上，会放他出去的。可地开完了，任他说什么好话，弟弟都不答应，弟弟说：“你要我答应可以，除非你不要山羊坪这块地。”哥哥说：“那我不是白干了吗？别的都可以答应，这事不能答应。”弟弟说：“好，不答应我也不要你答应，看你怎么出得来！”他坐在地里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一拍大腿便跳起来，也像上次他弟弟一样，哈哈大笑。他的笑声太大了，不光把自己的眼泪笑出来了，把三只正从他头顶飞过的乌鸦也震掉下来了。他说：“地上是你的，地下不是你的，你不准我从你的地上过，我可以从你的地下过嘛。”他挥开锄头便开始打隧道。打第一个隧道，还没打到一半就遇到一块大石头。他只好换一个地方，第二次挖到中间了，又遇上了一块石头。他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但不把隧道打穿，他回不了家。第三次运气好，没遇到石头，挖到大半的时候，他心想我歇会再挖吧，他已经累得肋巴骨都快断了。他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正梦见自己端了一碗红烧肉，高兴得要命，这时洞子塌了，把他活埋在地下，那碗红烧肉还一口都没有吃，就连同梦境一起消失了。前几年大炼钢铁，有人还想把当时和哥哥一起埋在地下的大钢锄挖出来，炼成铁水献给国家，几百个人，把山羊坪挖得乱七八糟，闹翻了天，可什么也没找到，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烂掉了。” “不过是传说，哪有什么大钢锄。”一个聪明小子说。 “没有大钢锄，那个地名为什么叫锄头岭？” 长甩甩不参与争论，继续说： “哥哥死了，连同猴岭湾的地都成了弟弟的，但山羊坪那块地他不敢要，他总觉得哥哥没有死，他是藏在地下准备暗算他，好等他过路的时候一把把他拉下去。弟弟那一年收的粮食真是堆积如山，仓库装不下，他买了一个大瓦缸来装粮食，这个大瓦缸大得无边，如果把你们放在里面，我敢保证你们谁也爬不出来，如果用来煮饭，百来十个人敞开肚皮吃也吃不完。那年老鼠太多了，这个弟弟只好把瓦缸吊在房梁上。哪知半夜老鼠把绳子咬断了，大瓦缸落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头上，一下就把他砸死了。有人说那个咬绳子的老鼠是他哥哥变的，他来向弟弟报仇。两兄弟都死了，那些地也撂荒了。” “我不相信那个老鼠是哥哥变的。老鼠什么不咬？见样咬样，见到斧头都要咬一口，他哥哥若是会变，为什么不直接变鬼，变鬼多好哇，想怎样收拾弟弟，他就怎样收拾嘛。” “明抢明斗的事其实并不多，小偷小摸可就太多了。有一个秘方，煎鸡蛋治瘌疮，你们知道是怎么来的吗？是一个小偷发明的。那个小偷一头瘌疮疤，戴了个狗皮帽，他去落花屯的路上渴了，到路边问一个妇人要水喝。那个妇人正在煎鸡蛋，她好心好意地说：“客人你坐吧，我去给你端茶来。”小偷见妇人走开，急忙抓了块煎鸡蛋，还没找到地方放，妇人已经回来了，他情急之下揭开帽子，把鸡蛋藏在头顶上。妇人看见了，便故意留他，叫他喝茶，还请他抽烟。鸡蛋烫得他大汗直冒，他鼓着眼睛拼命忍，鸡蛋里的油淌下来了，妇人故意问他：“客人你怎么淌起油汗来了？”小偷说：“我身上油多，就爱出油汗，刚才走路走急了，走得我浑身发热。”妇人说：“那你揭开帽子扇扇凉吧。”小偷说：“不用不用，还是屋子外面凉快，我到屋子外面吹凉风去了。”妇人还要留他，他吓得夺门而逃。哪知他头上的瘌疮疤被煎鸡蛋一烫，居然长好了，这个秘方就这样传了下来。你们问他们为什么喜欢偷东西，偷，不就是不费力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嘛。你偷我的，我偷他的，互相偷，能偷就偷，只要有机会。以前他们吃草的时候，多么体面呐，现在他们学会偷东西了，却比那个时候装得更体面，表面上谁也看不出，可他们自己却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们全都变成小偷了。” “直到出了一桩让所有人都觉得丢脸的事，他们才猛然间醒悟过来。觉得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有一个老先人，他最恨两样东西：一是粮食；二是落花屯那些人。他说他宁愿饿死也不吃粮食，他用尽了各种办法，试图种出以前那种能吃的草。他把草种在屋子里，以为这样一来杂草的花就飞不进来，由于见不到太阳，屋子长出来的草像麻线那么细，还是不能吃。最关键的，是他再也找不到以前那种草的种子。凡是落花屯人吃的东西他都不吃，这样一来他只能吃杂草，吃树叶，吃野果。幸好冉姓坝的野果多，要不然他早就饿死了。” “他不吃粮食，他也不准家里人吃，他们只得天天上山去采野果。他有一个女儿，已经十八岁了，由于天天吃野果，瘦得皮子发亮，能看见里面的骨头，谁敢娶她？那副模样太吓人了。有一天她上山采野果，不小心从悬崖上掉了下去，被一个落花屯人救了。那个落花屯人把她背回家，别人都不敢看她，说她不是人，是山鬼。他们喂她蜂糖水，她喝了一口，惊问这是什么东西。他们说你喝吧，不是毒药，她一口气喝了个精光，然后伤心地哭了，说她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他们给她吃各种粮食做的糕点，她慢慢地长胖了，脸上像刚剥开的熟鸡蛋一样细嫩，头发像天天用芭蕉油擦过一样又亮又黑，他们仍叫她山鬼，说只有山鬼才会这么漂亮。山鬼嘛，丑的时候丑吓得死人，好看的时候像仙女一样好看。小孩不敢叫她山鬼，叫她山娘娘。别人给她饭吃，她担忧地说：‘我爹说粮食做的饭有毒，我不敢吃，可看见了又忍不住，这可怎么办呵？’落花屯那些人听了哈哈大笑，把她的话传出各种可笑说法，比如，请人吃饭，便开玩笑说：‘来哟，来吃毒药喔。’没过多久，山娘娘便和救她的那个人成亲了。她说她不敢回家，她不能让父母伤心，如果他们知道她嫁给落花屯的人，是会气死他们的，就让他们当我死了吧，她说。” “冉姓坝这边，她家里人在悬崖边捡了个空篮子，以为她摔死了，她妈伤心地抱着一棵大树，说：‘女，我可怜的女，如果你真的死了，也显个迹象给你妈看呀，你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我的心怎么放得下去呀。’这时正好一只画眉从她头上飞过，叫了一声，她以为女儿变成鸟了，从此见到鸟就一遍遍祝福，希望所有的鸟都过得好。她爹呢，表面上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并不怎么伤心，其实他比她妈还难受，山娘娘小时候戴过一串白果做的项链，她妈怎么找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它是被当爹的藏起来了，他好像还有点害臊，只有在没人的地方，他才把它拿出来，一颗一颗地数，边数边说话，就像他的心肝宝贝就在他面前，并且只有七八岁。他想象着她会说些什么话，他便问她什么话，一边问一边自己回答。说了一阵，他便把白果项链贴在脸上，眼泪吧嗒吧嗒地往地上掉，每颗眼泪都砸起一个大坑。” “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没多久冉姓坝的人就知道了山娘娘的下落。山娘娘的妈倒很高兴，恨不得马上就飞到落花屯去看她。她爹哈哈哈，他不是笑，他气得哈哈哈，他说：‘去吧，你去吧，那里有粮食吃，你快去吧，像你那个不要脸的女儿一样，也去落花屯吃粮食吧，哈哈哈，宁愿和强盗打亲家不愿和强盗打冤家，你现在满意了，你舒服了，成了冉姓坝第一个和强盗打亲家的人了，快去吧，穿上新衣服，提上家里最贵的东西，去见你的女儿女婿吧。’妇人知道这是在说反话，她说：‘老头子，不管你说什么，我们的女总是我们的心头肉呵。’老头子像打雷一样大吼：‘我没什么心头肉，她早就死了，她早就死了。’妇人说：‘老头子，你怎么骂落花屯的人都行，你不要咒自己的女呀。’老头子说：‘我就要咒，我咒她早点死，我咒她死在我前头。’妇人除了哭，什么也不敢说。老头子当着妇人的面，把那串白果做的项链拿出来，妇人开始还很高兴，以为当爹的这么爱女儿，气头一过就好了，谁知他用石头把白果一颗一颗全都砸烂了。妇人难过死了，说要去擦耳岩，她要从擦耳岩跳下去，她不想活了。老头子也不管她。他烧了一大锅水，认认真真洗了个澡，穿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在头上捆了一束草。他从家里出来，在每户人家门口都磕一个头，他说，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丢脸了。村里人见他头上捆了束草，知道他这是来告别的，他告别完后就会去死。只有死人头上才捆一束草，他们都知道这个规矩。走到年纪最大的老先人家，他还没开口便伤心地哭起来，他不是为他女哭，也不是为自己就要死了哭，他哭自己对不起老先人，让他老人家两百多岁了还丢这么大的脸。他说，太老，我不是故意死在你前面，如果还有别的办法，我也不敢这么做，我真是太不好意思了，你老一定要原谅我呵。” “自从开始吃粮食，能活上一百岁的人已经非常少了，太老两百多岁，是因为他吃了一百多年的草。太老吃上粮食后，身体就弱了，耳朵和眼神都不好使，他没听清跪在面前的人说什么，还以为他是来找他要饭吃，他说：‘我的饭也不多，你去找别人吧。’这话不说还好，说出来更叫人难过。” “走到现在王海洲家那麻地面前，他不走了，地角上是他家的老坟，他在坟上挖了一个洞，一直挖到坟心，钻进去后再用泥土把洞封起来。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那年搞土变田，这座坟被掀掉了，掀开时里面什么也没有，连骨头都化成土了。” “出了这件事，每个人脸上都像挨了一记耳光。想起以前吃草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失声痛哭。想到吃粮食以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哪个不是羞愧难当。再这样下去，还是人吗？连畜生都知道，吃饱了就行了，嘴边食用不着去争，可人越是吃饱了越是想方设法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已有。好了，老先人们觉得不能这样下去了。” “老先人们觉得，让他们沦落到这个地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赶回来报信的瘸子，他走得太慢了。以前大家没说这事，但每个人心里都很明白。” 第40章 青草出发的地方(4) 长甩甩咧了咧嘴，他的嘴讲干了，不禁让人想到，能给他一杯先人们喝过的那种草汁就好了。虽然手边没有榨草汁的工具，但如果有了那种蕈，总会有办法榨出那种又解渴又特别长力气的草汁来。可以用擂钵舂，也可以用擀面棒在锅盖上擀，要不就用锤子在石板上锤。说到弄吃的，后人似乎一点也不比先人笨，甚至比他们的办法更多，就连一块普通的萝卜，也能弄几十种花样出来，凉拌萝卜丝、萝卜炖排骨、萝卜干炒腊肉、水煮萝卜片、酸萝卜炒鸡杂……长甩甩的女人做的风干萝卜在冉姓坝堪称一绝，萝卜晒干后，撒上盐像洗衣服一样用力搓，搓好后放在糟辣椒里面，浸过八九天就可以吃了，那味道真是特别，有点酸有点甜还有一点点辣，清脆爽口，是最好的下酒菜。萝卜还是最解渴的东西，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萝卜，用镰刀把皮削了，几乎就是一包水，咬一口就会流出清汪汪的水来。不过长甩甩的表情又紧张又严肃，没有要喝水的意思。他是一个过惯了苦日子的老头，对先人们饿了吃草渴了喝草汁的生活从不过多地奢望。他这副样子不仅让人同情，同时也让人对生活一天不如一天感到害怕。 “当时没有人说瘸子大爷的不是，是因为说不出口，打完仗后，瘸子大爷自己觉得对不住大家，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再也没回来。现在又过去了这么多年，不能不说一说了。做事得问清根源，是哪根藤上出的事，就到哪根藤上去摸瓜……” “咕哇！”一只夜鸟突然惊叫了一声。夜晚的寂静犹如旋转的羽毛，一声狗叫，旋转的羽毛停在空中，纹丝不动。 长甩甩环顾四周，似乎在问，还说不说呢？一只小飞蛾停在他的烟杆上，合上翅膀，一动不动，像是又多了一个听故事的人。 “有一个老者，专门为大家立条款，叫款爷，恐怕相当于现在的村长吧，他下了一道命令，他说：‘从今以后，凡是生下来身带残疾的小孩，都要趁他还没长大把他掐死，免得他长大了自己不方便，还会给大家带来麻烦。和其他村子打仗的时候，还有可能给大家带来灭顶之灾。’” “执行这个命令的人，名叫硬面。他是冉姓坝第一个生下来后就开始吃粮食的人，他妈就是那个跳擦耳岩的女老先人。硬面已经六十多岁了，还只齐那些吃草长大的人的肚脐眼高。那个时候和现在不一样，人要六十多岁才算成年。已经成年的硬面要是和现在的人比起来，他当然也不算矮，恐怕比梁登高还要高，梁登高可是冉姓坝的高汉，站在屋檐下都能摸到挑梁。可那时候好多吃草长大的人都还在世，和他们比起来，硬面就像长在高梁地里的一根狗尾巴草。他是个光棍汉，虽然有和他同样吃粮食长大的姑娘，可这些姑娘的眼睛皮上面窄下面宽，眼睛只能往上翻，她们看不见硬面这样的人，她们宁愿嫁给那些吃草长大的，哪怕比她们大二十几岁的甚至五十几岁，就是不愿做硬面的老婆。直到那些吃草长大的人一个一个老去，姑娘们的下眼睛皮才慢慢和上眼睛皮一样宽，她们的眼睛才学会平平地看出去。可这时硬面已经成了一个半大老头，根本就入不了年轻姑娘的眼，在她们眼里，他和所有的老头老太太一样，根本不懂男女之间受活不受活的事。” “硬面自从知道自己的命不好，他就没笑过，那张脸越来越黑，越来越硬，最后变得像钢盔一样，下雨天他要是走在雨里，雨打在他的脸上就会叮叮当当的响。他一点也不怕蚊子，一到夏天他就故意让那些蚊子叮他的脸，他喜欢听蚊子在他脸上折断了长嘴后咿呜咿呜要死死不了要活活不了的哭叫声。” “他恨死了那个瘸子，如果不是他报信报晚了，他这辈子哪里会这么凄凉。所以他做起那件事来，从没心软过，比拍死一只蚊子还轻松。按照规定，只要他认为那个小孩身带残疾，他就有权力把他弄死，任何人不得’反对。” “他把弄死的小孩埋到河滩上，等到涨大水的时候，大水就把它们冲走了，不留一点痕迹。” 长甩甩蓝悠悠的声音在夜空里飘浮着，像洞穴里飞出的蝙蝠，也像山冈上孤独的苍鹰。他唱道： 前生啰，前生， 前生的根根嘛， 这世的因因。 这世的因因嘛， 二世的经经。 他说这是硬面在河边埋小孩的时候唱的。“哪些小孩可以留下来，哪些不能留，除了硬面，谁也不知道。有时候连硬面自己也不知道。” “除了接生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硬面。用不着你去报信，也不管哪家，只要是生孩子，硬面都要来看一眼。村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什么人，也知道他有权那样做，所以从没有人拦他，他们对他甚至还蛮客气，留他吃饭，请他吃甜酒汤粑。只有那些生娃儿的婆娘，他要是把她刚生的娃儿抱走了，她们会骂他三天三夜，有些恶的，把盆子里的血水向他泼去，把他淋得像个落汤鸡。他不发火，该做什么做什么。有些女人胆小，一见到他就浑身发抖，喊他‘菩萨’。她们对他又恨又怕。可硬面就是硬面，你喊他什么都没有用。” “刚落地的娃儿，抱走了还好受点。有时候，那些刚生下来的小孩他没抱走，等到一岁或者两岁的时候他才把他们抱走，因为有些残疾要一两岁过后才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到底哪些孩子不能留下来，硬面预先也不一定知道。孩子大了再抱走，这时候不光是那些女人们受不了，连男人们心里也不好受，可他们都知道这是老款爷定下的规矩，他们不能阻拦，而且这个规矩还要一直传下去。” “如果是大一点的孩子，硬面便先通知他们，叫他们下地去干活，把孩子留在家里。这样他们会好受一点。” “硬面年轻的时候，抱走的大多是刚生下的孩子，可随着年纪的增加，抱走的大孩子越来越多了，他好像越来越挑剔了。什么是残疾，到哪种程度才算残疾，没有一定之规，全部由硬面说了算，这就全看硬面那双眼睛怎么看了。开始几年，他抱走的是明显一眼就看得出是畸形的，后面他把嘴歪限斜的也抱走了，再后来，兔唇啦、缺耳朵啦，或者脸上有几颗麻子啦，也被他抱走了。他不种地，由村里人供给他衣食，没事的时候他便在村子里瞎逛。孩子要是不听话，大人们只要说一句：‘不听话哇，不听话叫硬面把你抱去。’他们便不敢调皮了。’ “按理说，有了硬面这样的人，冉姓坝不会再有残疾或者畸形的人了。可在硬面的眼里，这样的人不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了。” “有一天，他把一个叫春春的孩子抱走了。春春已经七岁了，脚好好的，手好好的，睑上也好好的，可以说，这是一个长得不错的乖娃娃。可硬面说他舌头短了一截，因为春春说话结巴。春春的爹叫秦况，秦况不准硬面把春春带走——他是第一个胆敢阻拦硬面的人。他说：‘春春说话结巴是因为他还小，并不是他舌头短，他长大了自然会改正过来。’硬面从不和人讲道理，他已经习惯了，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必须去做，秦况的话他根本就不听。可他已经老了，抢不过秦况，秦况把春春护在身后，硬面抱不走。” “秦况怕硬面抱走儿子，从此以后无论上哪儿，都把儿子带在身边。他还告诉春春，看见硬面马上往爹这儿跑。他说：‘你不要怕他，你不是残疾，他硬面才残疾，他连笑都不会笑，他才是个大残疾。’” “这天，秦况要到落花屯去卖豆种——落花屯种草不行，包谷呵，谷子呵，豆子呵，倒是种得很好的。他没法带春春去，便叫他妈好生看管。他妈答应了。秦况一走，春春他妈便问他愿不愿去外婆家。春春高兴得跳起来，他最喜欢去外婆家了。” “到了外婆家，外婆高兴得又是抹眼泪，又是皱着龙眼包子一样的嘴笑个不停，恨不得把小外孙含在嘴里。外婆拿板栗、花生、葵花子给他们吃，还吩咐春春的舅舅马上杀鸡。回家的时候，外婆一再叮嘱春春，要跟在爹和妈身边，一个人不要乱跑。春春像大人一样点着头，说：‘我我我知道了，外外外婆。’” “回家的路上有一个猎人住的草房子，春春的妈喝鸡汤喝多了，这个时候想屙尿，便叫春春在草房子里等她。她有些不放心，可春春已经长大了，当着他的面撒尿不太好。春春说，没没没事的，硬硬硬面来了我马马马上跑。” “他妈撒了尿回来，春春却不见了！” “——冉姓坝的女人现在都不喝鸡汤，就是这样来的，落花屯的人还笑她们舍不得杀鸡吃，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她们心痛的不是鸡，她们心痛的是她们的心。春春妈大声叫喊，不见答应，吓坏了，知道春春被硬面抱走了。如果她立即往家跑，完全可以追上硬面，可她没跑多远又倒了回去，她老觉得春春还在草房里面。女人就是这样，自己不相信自己，连刚刚屙过尿的地方也去看了一遍。如果她有锄头，她还会把那个地方挖下去三尺。回到家，春春他爹秦况正好到家，一听春春的妈说的情况，急得他双脚乱跳，忙往河滩跑，他提了把斧头，他顾不了那么多了，哪怕最后被村里人用石头砸死，他也要一斧头劈死硬面——前辈人立了一个规矩，谁敢动硬面一根毫毛，村里的人就用石头砸死他。可他在河滩没看见硬面，也没找到春春。” “他又跑回村子，去硬面家。硬面家的门关得紧紧的，看来硬面还在家里面。可硬面家的房子是全村最牢实的，先人们修房子的时候，已经想到了，像硬面这样的人是最让人恨的，担心有人害他，就把他的家修得像个碉堡一样。门枋是用做棺材的底枋做的，一尺多厚，非常结实。” 第41章 青草出发的地方(5) “秦况忙回家提了一个铜盆，当当当敲起来，只有来救火的时候才这样敲，一敲村子里的人就会跑出来。现在比救火还紧急，秦况见村里的人跑出来，一边敲一边说：‘乡亲们啦，你们得救救我的儿子呀，我儿子根本就没有残疾，可硬面把他抱走了！他马上就要带他去河滩了，你们快帮我救救他呀。’” “村里人不知如何是好。秦况又说：‘我儿子哪里是什么残疾，他硬面才是真正的残疾，这么多年，他从没笑过，连笑都不会笑的人，至少比我儿子残疾得多吧？硬面活了一百六十多岁了，不知他已经害死了多少人，他再这样下去，恐怕我们在他眼里也是个残疾了，恐怕要把我们全都弄死他才心甘哪。’” “有人小声嘀咕，可这是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秦况把铜盆一摔，一手叉腰，手向天上一指：‘乡亲们，我秦况不是要犯上，是他硬面要逼死我们，我们不能让他再这样干下去了！’‘说得有道理，’有人回答他说，‘他现在不光是不会笑，他的眼睛也有残疾，要不然他不会连真正的残疾也分不清。’那些孩子是兔唇或者有几颗麻子的父母们，平时不敢吭一声，现在他们再也不想忍了，有的放声大哭，有的高喊打死硬面，要为死去的孩子报仇。最后连哑巴和聋子的父母也忍不住了，他们气愤地说，他们哑他们聋不都是命中带来的？又不是他们自己要这样，为什么就要整死他们？有的说：‘是呵，要是认真讲起来，恐怕每个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残疾，只是大小不同罢了，要是把这样的人都打死，那这世上恐怕就不应该有人。’” “大家越说越生气，他们高声喊着打死硬面。他们都觉得硬面活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早就盼他死了。” “他们去硬面家的路上，看见春春一蹦一跳地走来，大家都很奇怪，春春没有死？秦况高兴得哭起来，他把儿子紧紧抱在怀里，叫大家等一等，先弄清是怎么回事。春春说硬面把他带回家后，用清水照了一阵自己的脸，然后把他放了。秦况突然有些心软，既然硬面放了他儿子，他不想去硬面家了。剩下的人商量了一阵，决定去看看再说，当面问问硬面，他是不是从此以后改变了主意？” “他们到了硬面家，硬面家的大门大大地敞开，像是在欢迎他们。冉姓坝的春天，一到傍晚就麻乎乎的，鬼影乱串，院子里面到底有什么看不大清楚。他们犹豫不决，是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那时候是不兴点灯的，照亮用松明，松明放在石板上，从灶洞里掏出一颗红火石，一刻不停地用嘴巴吹，直到松明被点燃。松明的烟又黑又浓，把人都熏黑了。他们喊了一阵，硬面没有答应，只听见咕嘎咕嘎的声音。虽然住在一个村子里，但谁也没进过硬面家，他们好奇地往里走。硬面家的院子是三进两院，最里面是天井。他们走到天井坝，全都吓得发抖，硬面站在屋檐下，差不多和屋檐一样高，天啊，是不是吃草的老祖宗活过来了，因为只有吃草的老祖宗才会有这么高，有人扑通一声便跪了下去。再往上一看，屋檐的挑梁上还有根绳子。他们轰地一下往外跑，边跑边大叫，说硬面上吊死了，硬面上吊死了。刚才咕嘎咕嘎的声音就是屋檐上的绳子发出来的。” “他们搞错了，其实硬面根本就没死，天色太暗，他们没看清楚，硬面是脚朝上头朝下吊在那儿的，这是硬面的秘密。硬面也盼望自己像父辈那样人高马大，没有草吃，他便每天把自己倒吊在挑梁上，想把自己像拉橡皮筋一样拉长一点。那些人进来的时候，硬面正在思考，怎么样处置他刚刚才发现的一个残疾人。” “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跟踪小春春，他相信总有机会抱走他。那天他看见春春的妈刚走开，他就从草丛里跳出来，捂住春春的嘴巴跑了。他抱着春春往河滩走，可春春不像一两岁的孩子，他又咬又踢，还一边说他爹教给他话：‘我不是残疾，你才是残疾，你连笑都不会笑，你是个大残疾。’春春一急，说话反倒不结巴了。硬面没想到春春会说这样的话，这样的话他还是第一次听见，他放下春春，叫他再说一遍。春春害怕地看着硬面，结结巴巴地又说了一遍。路上正好有一个牛脚窝，里面有半窝茶水一样黄泱泱的牛尿，硬面把脸在牛尿上照了照，叫里面那个人笑笑，那个人一咧嘴，就像一个陶土做的黑瓦罐，放在窑膛里烧的时候火力太猛，烧变形了。硬面吓了一跳，以为看错了，回到家，他打了一盆清水，等水静止不动后，又照了一遍。他立即产生两个感觉，一是冉姓坝居然有这么一个如此明显的残疾人都没发现，仿佛自己失职了；第二个感觉是决不徇私枉法，照老规矩办！” “弄死别人很简单，弄死自己却不那么容易。至于上吊，他想都没想，因为这不合‘规矩’，凡是残疾人，都要到河边去弄死，以便河水把尸骨带走，因为人最先是从水里爬起来的，只有重新回到水里，才好重新投胎变人。用石头砸自己，自己的头邦邦硬不说，砸到最后如果没有力气，也是砸不死的。那些被他处死的孩子，手法很简单，他挟住他们的身体，用大手抓住脑袋，像摘南瓜一样，用力一扭就行了。一百多年，他都用的是这个方法，对自己当然也不能例外。自己怎么才能扭断自己的脖子，这可真难住了他。冉姓坝没有一个能帮自己这个忙，他难过得想掉泪。” “硬面倒吊着，直到天亮才把办法想出来。” “这个办法独一无二，非常周全。硬面日夜不停，搬了一架旧水车架在河边，在岸上分别做了两块夹板，人睡在大夹板上，再把头伸进小夹板，只要水车一转，头动不了，身体则会旋转。硬面爬上去之前没让水车转，他钉了一根柱子在河里卡住水车，躺在夹板上后，用力拽柱子上的绳子，柱子刚被拉开，水车就咕咕转起来。” “村子里的人几天后才发现硬面死在河边，是乌鸦给他们引的路。硬面的死相无比惨烈，他们全都哭了，觉得硬面的命太硬了，死了两次才死掉。他们给他立了个庙，封他做天神，可那个庙立起没多久就被烧掉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烧掉的，现在连庙基也找不到了。现在一到河边，你就会感觉到冷阴阴的，如果是晚上，还会感到河上有影子，一跳一跳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那些娃娃，他们不想到别的地方去变人，他们还想回到冉姓坝来。有些生不出娃娃的女人，悄悄跑到河里去洗澡，等那些娃娃钻到自己的肚子里去。” “硬面死了，再也没人对身带残疾的娃娃执行死刑了，只要生下来还没有死，那就都是人，是人就应该让他活下去，至于他身上的残疾，那是他的命。只能可怜他，不能嘲笑他。” 长甩甩的声音沙沙响，意犹未尽。 夜晚的时光像凌冰一样凝结在星星上面，好像一切遥远的故事都是在那远不可及的星星上发生的，而我们人，只要用脑子里的一点点热量，把那些冰凉的故事一点点化开，自己也就成为宇宙的一部分。 不知来路的夜风，像恐惧的拂尘。大地正在变老，但一部分尚未诞生。死去的小草的根须正在复活，它们不屈的力量足以把沉睡的石头惊醒；滴答落下的露珠没能带走月亮的光辉，但它带走了藏在内部结构里的时间。突然之间产生了一种感恩之心，似乎连一片落叶都可以寄予希望。 “时间不早了，我要去歪一歪了。”长甩甩说，“我身上的骨头棒棒已经感到寒意了。” 月亮钻进云里去了，长甩甩钻进黑瓦房的黑影，其他人全都凝神不动，只有小耳朵一跳一跳的。 附：和本文有关的另一个故事 我故乡的老农们，虽然没什么知识，但他们知道的东西并不少，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没有知识但有文化的人。他们的智慧，并不比那些获得过很多文凭的人低多少。但这不是我最想写的，我想写的是：他们为什么是他们？我有一位远房舅舅，年轻的时候好吃懒做，十七岁被抓壮丁，在半路上逃回来了，因此沾沾自喜，以后那些有钱人家被派丁，他便去顶替，觉得自己有逃跑的经验，只要给点小钱就可以了。他的确成功地逃脱了三次，但第四次没逃脱，直接被拉到前线去打仗。第一次他怕得要命，打了两仗他不怎么怕了，一旦对方冲上来，他便缴枪投降，他是投降最快的一个人。打了十几年仗，回来了，是被解放军俘虏后放回来的，半路上他的路费和证件被土匪抢去了，回家后，他便成了无业游民。后面有了人民公社，有了生产队，他成了社员，也和大家一起出工，可他总是偷奸耍滑，磨洋工糊弄贫下中农地干活，仍然脱不了无业游民的本性。无业游民似乎总是和那些风骚的女人有关系，我小时候就看见他挂着破鞋被游斗过多次，那时候他已经快五十了。后来老了，自己觉得年轻时候干下的荒唐事太多，又没有儿女，很担心死了没人埋。有一年，他便在山坡上打洞，说到时候自己钻进去，不用劳累麻烦别人。洞挖好了，他还没钻进去，放牛娃们觉得好玩，倒经常藏在里面玩。有一天他病了，爬进洞里躺下来，躺了一天没有死，有些寂寞难耐，像土拨鼠一样趴在洞口东张西望。对面马路边，以前有棵大枫树，砍了好多年了，他此时才突然觉得少了什么，似乎和他记忆中的冉姓坝有什么区别。也许，他希望自己能死在记忆中的那个冉姓坝。他爬出来，在那棵枫树旁边栽了棵枫树。不知怎么搞的，这一栽还栽起瘾了，凡是以前长过什么大树的地方他就栽一棵什么树，哪怕原先是一棵并不重要的青柄栎，他也栽青？栎，而不栽别的。如果树桩还在，他便栽在树桩旁边，树桩不在了，便栽在原位置上。开头几天，有些树的位置他记不得了，可越到后面，这些大树在他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他不但能想象出它们当时威风凛凛的身躯，仿佛还能闻见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各种气味。他做这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他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反正无论他做什么，冉姓坝的人都会笑他，说他是个老精怪。栽了三年，他死了，他没能如愿以偿地死在自己掘好的洞里。人快死的时候，一点力气也没有，他只能非常遗憾地死在了自己的床上。 几年来，我写了这群人，也只有写他们，才让我感到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