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王权谋那点事》 前 言 正说与戏说的历史 盛世修史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今的中国，早已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可以说是处于“盛世”之中，而且今日的盛世远胜于中国历史上任何封建帝王治下的所谓“盛世”。处此前无古人之太平盛世，重修清史理所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 满族建立的大清帝国从天命元年(1616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历时296年。清朝在自秦以降整个中国皇朝的历史舞台上，占据的时间约为其七分之一。大清王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鼎盛时期，是值得史家倾尽毕生精力研究的重要历史阶段。 历史上的皇帝的政治素质、思想品德、文化修养、个性心理各有不同，但都与国家的兴亡盛衰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历史发展的快慢、前进和倒退。 爱新觉罗家族自1644年多尔衮挥军入关至1911年宣统退位，主宰中国命运长达268年，历十二帝。大清一朝，帝王十二，雄才大略如太祖努尔哈赤十三副遗甲起兵称汗；太宗皇太极东征西讨，建立了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圣祖康熙帝、世宗雍正帝、高宗乾隆帝祖孙三人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康乾盛世”；黯然如多情天子顺治皇帝，为爱妃董鄂氏伤情欲绝，弃国逃禅；一心要江山图治，重振山河，却被幽禁而终的苦命天子光绪皇帝；懵懂无知，尚在襁褓之中，却被推上帝位，又在权臣逼迫下黯然退位，一生被洋人与军阀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末代皇帝溥仪……大清十二帝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传说，太多的疑问，太多的想象。 现在的正史被逼无奈，敌不过“戏说”群狼似的撕咬，只能给自己贴上“正说”的防伪标签。但戏说固然有误人之处，可它吸引我们去关注一个时代，一个王朝，一个人。其娱乐化的面孔或许值得正史借鉴。学术气息重一向是这门国学面向大众的障碍之一。但如果能以吊胃口的悬念循循善诱，使更多的人发现史学乐趣所在，未尝不是获得更多拥趸的办法。 本丛书正是基于此种理念，以正史为基石，野史为砖瓦，艳史为窗棱，秘史为雕梁，将历史装扮一新，去芜取精，去伪存真，以通俗易懂的笔触，还历史以真实，增历史以趣味。引经据典，用通俗的语言，客观的态度，严谨的史实，公正的评判，向广大读者系统地介绍了大清王朝的帝王、将相、才子、后妃。为读者营建了一座解读清史，研究清史，畅游清史，享受清史的宏伟殿堂。 江山有代谢，一字写尽，大汗淋漓，心存未了情。然“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的最后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束。” 梁启超先生有句名言：“戴绿眼镜者所见皆绿，戴黄眼镜者所见皆黄。”确认数百或几千年前某人的忠邪善恶并不是我们研究学习历史的主题，而认识历史解决现实问题才是我们目的所在。唯善于研读历史者方能得文化浸润滋养，方能增人生英明智慧。 谈国是，非我所愿。非不能，实不为也。何者？针砭时弊，必犯时忌。 祸从口出，凡读史者莫不了然于心。 纵然如此，心中之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至此一篇，以后当不再议，此论亦不做任何解释。 但愿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吧。 编者 一、历史的沉重：华夏二百余年辉煌没落再现 清朝十二帝王雄才昏朽并存 1、从弓马娴熟到愚昧无知 中国为什么会在清朝的时候大幅落后了呢？纵观清朝，康熙、雍正、乾隆都是从政治斗争中拼出来的，绝顶聪明的人物，和那些西方的沙皇啦，女王啦，皇帝啦比起来只有比他们强的没有比他们差的。嘉庆虽然差点，但也不是笨人，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大的同世界拉开了差距？ 有一个外国史学家曾经这样评论过中国的历史：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五千年的战争史，中国唯一热读海内外的一本书就是《孙子兵法》。我们不能否认这位学者看法的一些偏激，然而他讲得也并不脱离实际。 军事是流血的政治，有一点必须明白，那就是清王朝军事技术的落后。清军曾经吃过武器落后的大亏，据说努尔哈赤就是被袁崇焕用火炮炸伤而死，清军作战也需要火炮呀？那么为什么在乾隆的时候，外国人把大炮送上门来也不愿研究一下呢？在此，有必要对中国火器的发展进行一下回顾和分析。 （一）宋元时期 单就火器发展历史而言，中国的早期火枪，在10世纪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在中国广泛使用火铳后，阿拉伯人在14世纪初，制成了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而欧洲14世纪中叶，意大利制成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门枪”，以后又发明了火绳枪。要说明的是，欧洲的火枪是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在17世纪的时候，反而对中国的火枪技术有所影响。 宋朝出现的“突火枪”杀伤力不大，射程仅仅5—10m，但元朝建立后，重视发展新型火器，元朝至顺三年(1332)，铸造最早的铜火铳，长1尺1寸，重28斤。同时还制造出了早期的手铳，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 元末战争时期，火炮在战争中被大量的使用，火铳和火炮的数量亦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金属火器的出现，开创了古代武器的先河，它以使用寿命长，发射威力大，运用范围广等多种优点，成为以后历代的重要兵器，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应用。 （二）明朝时期 明朝除大量生产铜火铳外，还开始铸造铁炮。现藏于山西省博物馆的明洪武十年(1377)造的3门大铁炮（明初时较大型的铳已开始被称为炮）,其口径、身长和重量都大大超过元代的火铳，身管也成直筒形，代表了明初火炮制造的较高水平。 据史书记载，明军已大量装备火铳。洪武十三年(1380)规定，在各地的卫所驻军中,按编制总数的10％装备火铳。二十六年,规定水军每艘海运船装备碗口铳4门,火枪20支，火攻箭和神机箭各20支。永乐年间，创建专习枪炮的神机营，成为中国最早专用火器的新兵种。 洪武二十年(1387)在云南的金齿、楚雄、品甸和澜沧江中道，安置火铳加强守备。永乐十年(1412)和二十年，明成祖下令在北京北部的开平、宣府、大同等处隘口，安装炮架，加设火铳。嘉靖年间，长城沿边要地，几乎都构筑了安置盏口铳和碗口铳的防御设施。火铳的大量使用，标志着火器的威力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它还存在着装填费时，发射速度慢，射击不准确等明显的缺陷，因此只能部分取代冷兵器。在整个军队的装备中，冷兵器还占主要地位。 16世纪初叶，随着欧洲殖民者用新式枪炮对外进行掠夺，西方火器及其制造技术先后传入中国，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佛朗机铳、鸟铳和红夷炮。 大明正德七年(1512)，明军平定南海之役，缴获三艘海盗舰船，得到了“佛郎机”火器。“神机营”的武器专家改进了缴获的火器，创制出佛郎机铳，又称为“神机炮”，并批量生产，使中国的火器跨跃了一大步。但佛郎机铳是大口径火枪(炮)，需三人同时操作一门。九年后，大明嘉靖元年(1521)，明军在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中，又从缴获的两艘葡萄牙舰船中得到欧洲火绳枪称“西洋番铳”，但那时葡萄牙人所用的火绳枪，大抵还是初创时期的制品，未引起明军高层的足够重视。 明朝开始使用火绳枪的时间和日本差不多，都应是16世纪早期。但日本由于处于战国时代这一特殊时代环境，因此自1534年引进火绳枪后，便迅速推广。由于战争的需要，火绳枪在日本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因此实际上日本的铁炮制造技术后来居上，16世纪后期便迅速超越了西方。因此当时的日本军队的装备和战术，在世界上都是一流的，就是西方国家也鲜有匹敌。 不断掳掠沿海的倭寇用上了火绳枪后，明朝军队才开始批量装备以之对抗。当时正值戚继光抗倭，戚继光对火绳枪的威力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杀敌最有效的兵器。但当时中国冶炼技术有问题，枪管制造的合格率低，发射时经常炸膛，明军批量订造的火绳枪有时甚至多数不堪使用。戚继光对此也是非常遗憾的。这就是明军火器装备并不很多的主要原因。但当时戚继光等名将对火器的战术使用也作了很深的研究，可见中国对火器并非不重视。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军在收复被倭寇及葡萄牙人侵占的双屿(今浙江鄞县东南)战斗中，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铁炮的日本人及铁炮。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了制造火绳枪的方法，并在其基础上，加以研究改进。于大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造出了“比西番尤为精绝”的中国第一批火绳枪，而且手笔极大，一上来就是一万挺，由此可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军队装备火器的重视程度。 中国在仿制成功鸟铳后，还不断有所改进。万历二十六年(1598)，赵士桢在《神器谱》中，介绍了掣电铳、迅雷铳、鸟嘴铳、鲁迷铳、鹰扬铳、翼虎铳等十多种各具特色的单兵用枪。其中掣电铳的龙头式枪机安于枪托上，扣动扳机，龙头落于药池，点火完毕，龙头自行弹起，并在枪尾安有防身钢刃；迅雷铳有5管,可轮流发射，提高了射速。崇祯八年(1635)，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介绍了自生火铳，改鸟铳的火绳点火为燧石发火，克服了火绳怕风雨的缺点，是中国鸟铳发火装置的重大改进。但上述火器，均未见大批生产和装备军队。 佛朗机铳作为一种火炮，比较轻便，适于在运动中使用；但口径较小，威力不大。万历年间，后金军与明军在中国东北的战争日益激烈，多为攻守城战，佛朗机铳威力不足的弱点暴露出来。明政府为寻求威力更大的火炮，命大学士徐光启购买和仿制欧洲新式大口径火炮，当时称为“红夷炮”。 据《明史·兵志》记载，红夷炮长2丈余（约合6米），重者至3000斤（约合1800千克），“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现存实物,炮身长多为2～3米，口径多为100毫米以上，比佛朗机铳口径大、管壁厚、炮身长，成为当时威力最大的火炮。 明军配备红夷炮后，在同后金军的作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天启六年(1626)，明将袁崇焕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多次以红夷炮击退后金军的进攻，取得了守城战的胜利。崇祯十二年至十五年(1639～1642)，明军与清军在松山（今辽宁锦州南）、锦州之战中，双方用巨炮对轰，展开激烈炮战。与此同时，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也已装备大型火炮，如进攻开封时,除用大量火药轰塌城墙外,也用火炮轰击城垣，掩护士兵攻取坚城。 从元朝到明朝，在枪、炮获得重要发展的同时，其他种类的火器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这些丰硕成果在明朝后期的《兵录》、《武备志》等兵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仅《武备志》就记载了火药、火炮、火铳、火箭、火牌、喷筒、火□、火兽、火器战车、水战火器、地雷等类火器共200多种,并绘有大量附图。 在火药配制方面，明代后期除吸收外来火药配方的特点而制成更适合新式枪炮用的发射药外，还配制了各种专用的火药，如引药、炸药、信号药、发烟药、致毒药等，丰富了宋元以来的火药品种。 在喷筒和抛射火器方面，提高了燃烧、致毒、发烟、遮障等作战功能。利用火药反冲力推进的火箭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有单级火箭、二级火箭、多发齐射火箭、有翼火箭等。 在爆炸性火器方面，有炸弹类、地雷类、水雷类共十几种，一般用于投掷、事先埋设或沉放于水陆通衢，其引爆方式除直接点火外，已发展为拉发、绊发、触发或机械式钢轮发火。这些火器都以各自的特点，在作战中同枪炮一起发挥杀伤和破坏作用。 直到明朝灭亡前，明朝的军事机构也在不遗余力地开发品种颇多、形式复杂的管形火器(火枪、火炮)。如崇祯八年(1635)，南京户部右侍郎毕懋康着的《军器图说》中，记载有“自生火铳”，就是一种燧发枪，这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燧发枪；京军三大营的标准装备——线膛枪(直线膛)，葡萄牙人于1637年向明政府进献了线膛枪，神机营火器专家用后称赞该枪射程远，精度高，装填方便，上表请示大量仿制并装备京军三大营；吴三桂作大明山海关守将时，曾制作过大口径铁芯铜炮，集铁坚、铜韧于一身，提高了大炮的使用性能，这可以说是当时不小的创举，这炮至今有一门陈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 说明几十年间明朝火器技术发展之快，但可惜国家将亡，没有批量装备。另外喷射火器(古代火箭)制造也相当精良，样式、品种达几十种之多；爆炸性火器也相当发达，具体有两大类：一类就是地雷，品种繁多，有石头雷、陶瓷雷、生铁雷等数十种；另一类就是水雷，有水底雷、水底龙王炮和混江龙等兵器。根据大量的史实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和使用“两雷”的国家。 （三）清朝时期 至于后来的清朝，太祖皇帝马背上打天下。过于重视骑兵，反而忽视了轻装步兵携带火枪的新战术，中国火器的发展遭到了遏制！明末清初，中国的火器的发展程度并不很落后于西方世界。隧发枪、连珠枪（多管火枪）等在我国出现的也很早。但当时的清朝政府对新式火器的发明不屑一顾，竟只让火器发明家去制造一种可以驮在马背上的轻型火炮！ 清朝以后，中国火器的发展逐渐由缓慢而至于停滞。清初由于战事的需要，尚重视火器制造，重型火器以火炮为主，轻型火器以鸟枪为主。 据《清文献通考》记载，从康熙十三年到六十年(1674～1721)，清中央政府所造的大小铜、铁炮约900门,但炮的基本构造和性能并无大的改进。如康熙十五年(1676)铸造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仍属红夷炮型，大者口径达110毫米，全长248厘米，重1000千克，可发射 4千克重的铁弹。 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时，曾使用了这种火炮。鸟枪的种类较多,其中少数采用了燧石枪机,多数仍用火绳枪机。 康熙三十年(1691)，在满蒙八旗中设立火器营，抽调5000多人专门训练使用鸟枪。雍正五年至十年(1727～1732)，先后规定绿营的火器配备，鸟枪兵一般占40～50％，加上约占10％的炮兵，火器手约占60％左右。 18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开始产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火器的制造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时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清政府由于腐败的统治和严重的保守思想，根本不重视火器的发展，很少再造火器。对外又妄自尊大，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外国先进的火器及其制造技术也未能在中国传播。因而中国火器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方。 可气的是，康熙年间的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发明出“连珠铳”，一次可连续发射28发铅弹，威力极大，在当时可谓妙绝古今，冠绝中西，比欧洲发明的机关枪早两百多年。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他发明的威远将军炮类似现代的榴弹炮，射程远、火力猛、威力大。但满清皇帝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这种白痴的念头，愚蠢地将戴梓充军关外，中国的火器发展乃告停顿，终于被欧洲所抛下。康熙还算有点良心，将“戴梓”之名刻在“威远将军”的炮筒上，以示尊重。 1757年满清政府自欺欺人地发布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的布告，几乎是明白的告诉人家——满清对火器恐惧。这种恐惧一直延续到1842年英国的远征军司令濮鼎查让中国军官在火炮面前惊得目瞪口呆，四千远征军竟击败了满清二万正规军。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鸦片战争时期中英武器装备各自的水平，那就是：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鸦片战争中的绝大多数战斗，是清军的岸炮与英军的舰炮之间的炮战，按常理说，海岸炮依托坚固的陆地，可不计重量，后坐力等因素，而制作得更大，射程更远，威力更大。实际上清军的岸炮一般也重于英军的见炮。但是在战斗中，双方火炮的威力却发生了逆转。当战场上硝烟散尽之后，我们不得不惊愕地面对悲惨的事实：清军在战争的全过程中未能击沉英军的一艘战舰或轮船，而自己的阵地却被打得千疮百孔。 在1860年英法联军扫荡圆明园时发现，当年英国使团赠送给乾隆的火炮仍保持完好的状态，随时可以发射，不过好象在华丽的“夏宫”它们只是摆设品。1900年满清不忘“骑射乃满州根本”的八旗兵在八国联军新式的“连环火枪”(机枪)前被打得尸积如山，而被满清扼杀了探索精神和民族优越感的的中国人却在颠狂的信奉着“神功护体，刀枪不入”。 我国在17世纪中期的明末清初时代，火器的发展程度并不很落后于西方世界，军队的火器装备比例基本上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的。清军除了初期为了和明军争夺政权，而大力发展和明军一样的火器外，其它的时候，清军简直就是一无是处。满清建国后，军事装备专家仍对火器有相当改良和实验，例如满清政府曾先后开发过三种主要形式的燧发枪，即转轮式、弹簧式和撞击式，只是这些燧发枪做出来不是用来装备军队，而是用做宫廷狩猎时使用的禽枪。乾隆年间还制作过镶骨燧发枪，和同时代欧洲装备的制式步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但此枪的作用依然是狩猎用的玩具——世界最先进的武器居然派上这种用处，可见满清还是无法和先进的文化相提并论的。 综观明清火器发展，所有现代陆军的兵器，编制都能在那里找到雏形或对应的东西：地雷、水雷、火箭炮、铁丝网、机枪、装甲师、等等。与明末官场的极度腐败相比，满清从开始到灭亡都散发着两个字——愚昧！这种愚昧和普通的因无知而产生的愚昧不同，就像中国人永远都注重“面子”一样……民族主义的轻敌狂妄、自以为是、缺乏危机感、不思进取才是心腹大患。 观中国之强，最盛莫过于秦。 “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那是何等的啸傲天下，强横霸道。 然而最后不过落得“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一百三十八年以前，马克思在一封书简里就这样写过：“国家是一种极其严肃的东西，要它表演某种滑稽剧是办不到的。一只满载傻瓜的船也许能在风里行驶一段时间，但是它终究要向不可幸免的命运驶去”。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2、从开疆拓土到割地辱国 清代是我国疆域版图奠定的重要历史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奠定于清。”因此，对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形成问题进行研究，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 （一）历史的辉煌 清代疆域的形成是秦汉以来中华各兄弟民族长期交往、融洽的结果。清代的统一不仅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强大，主要是各地区经济发展中相互依赖，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帝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清代的疆域是由3大部分组成的:以狩猎为主的女真区、以畜牧为主的蒙古区和以农业为主的明朝区。 清朝在顺治时期，镇压了各地农民起义军并战胜南明，基本上占领了整个汉族地区。康熙帝基本上采用了适应汉族地区发展水平的封建统治制度，并对满族奴隶主势力的发展加以限制。由吴三桂发动的汉人军阀的反清战争即所谓“三藩战争”失败后，康熙帝进一步建立起完整的封建的政治制度，并采取措施以促进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清朝的封建统治从而得到巩固。 康熙时期完成的另一巨大的历史任务，是建立了对边疆各民族地区的统治，从而基本上奠立了中国的版图。 1661年，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的郑成功，带领战舰，从金门出发，横渡台湾海峡登陆。在当地人民支持下,经过激烈战斗,郑成功打败盘踞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者。第二年初，荷兰殖民者向郑成功投降，台湾回到了祖国怀抱。郑成功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族英雄。1683年，清军进入台湾。第二年，清政府设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 16世纪后期，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清军入关时，沙俄乘机强占了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清政府一再要求沙俄侵略者撤出中国领土，沙俄政府反而增兵雅克萨，加紧武力扩张。康熙帝为保卫边疆，亲自出巡东北，视察防务，决心组织自卫反击战。1685年和1686年，康熙帝命令清军两次进攻雅克萨的沙俄军队。俄军伤亡惨重，被迫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中俄东段的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双方代表在尼布楚进行谈判。在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情况下，经过平等协商，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 清朝在战胜蒙古准噶尔部之后，直接统属喀尔喀蒙古诸部，并建立起对西藏地方的统治。康熙时期的清朝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已经基本形成。 康熙帝的继承者雍正帝即位后，采取一系列的强硬措施，大力整顿吏治，清朝政局重新呈现振作的气象。雍正时，与俄国订立恰克图条约，划定北部疆界。击溃准噶尔部在西北的势力，并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为乾隆时期的强盛之局奠定了基础。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最终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的基地，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统一国家。 （二）历史的屈辱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即乾隆中叶至道光初期是清朝疆域极盛时期。道光以后，外来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遂使疆土日蹙，这是近代中国疆域变迁的一大特点。 1840年6月，蓄谋已久的英国政府以鸦片问题作借口，发动了侵华战争。腐败的清政府最终屈膝投降，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国开始丧失领土和主权，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56年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先后攻占天津、北京，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爱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丧失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更多的主权。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俄、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边疆和中国的邻国。十九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美、日侵略台湾，俄、英伙同阿古柏侵略新疆，英国侵略云南和西藏。同时，帝国主义国家还加紧侵略中国的邻国，企图把它们变为殖民地，作为侵略中国的基地。1884年，法国在侵占越南后，进而侵略中国。中越人民互相支持，共同抗敌，屡败法军。可是在中国军队打了大胜仗的情况下，清政府却同法国侵略者签订了《中法新约》，中国西南门户被打开了。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 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才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竭力向外扩张，企国侵占朝鲜，进而侵略中国，1894年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刚刚建立的时候实力居世界第六、亚洲第一的清政府1895年被迫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倾销工业品，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城市工业和农村手工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中国开设银行，开办工厂，开采矿山，修筑铁路，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输出资本的同时，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1899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了。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义和团，英、俄、日、法、德、美、意、奥组成八国联军进犯天津、北京，遭到义和团的沉重打击。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迷梦，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农民小生产者的落后和愚昧，加上在斗争中没有统一的领导，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1901年，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清政府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 （三）边界的变迁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俄人强迫清政府订立瑷珲条约(1858)，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仅瑗珲对岸江东64屯中国仍保留居住权，义和团运动后，亦为其侵占），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土地改为中俄共管。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又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也割让给帝俄。唯库页岛自18世纪中叶俄日已分自南北擅自输送囚犯或移民其地，清廷置之不问。但19世纪前期土人仍向三姓副都统（驻今黑龙江依兰）纳贡，自北京条约割弃乌苏里江东岸后，始断绝关系。1875年日俄协议，俄以千岛群岛换日占库页岛南部，遂占有全岛。1905年日俄之战，俄国战败。又割让北纬50°以南归日；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全岛又归苏联（今俄罗斯）。 19世纪沙俄侵入中亚，清朝的藩部属国先后被占，遂即发生了中俄之间的西北边界问题。1864年沙俄乘新疆内部战乱，要挟清廷签订了“塔城条约”。1871年又乘乱强占伊犁，至1881年归还伊犁时，又签订了“改订伊犁条约”。以二约为根据，又陆续签订了许多分段具体界约，陆续都被割去若干领土。最后于1884年订立“喀什噶尔界约”，中俄西北边界才划定。但此约所定边界南止于乌孜别里山口，自此以南的帕米尔高原并未具体划定,条约只说自下中国界向南,俄国向西南。此后俄国又擅自占领了乌孜别里山口以南包括东南方面的大片帕米尔,英国也从阿富汗向北侵占了部分帕米尔。1895年英俄在伦敦订约私分帕米尔，中国政府始终未予承认。 中印边界上的重大变迁分东西二段。西段喜马拉雅山以北的拉达克地区，原是西藏的一部分，首府在列城。1842年西藏地方政府和克什米尔订约，将拉达克地区让与克什米尔。清政府未予承认。19世纪70年代英国取得克什米尔，拉达克地区即随同被占。东段原以喜马拉雅山的南麓为界，门隅、洛瑜、察隅三区皆在西藏界内。终清一代沿袭不变。至民国初年，1913～1914年英国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西姆拉会议上搞了一个基本上以喜马拉雅山脊为界的麦克马洪线，未敢公开。1940年英国乘中国抗日战争之际,侵占了传统边界以北部分地区,当时中国政府曾提出抗议。1951年印度政府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时侵占了所有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地区，包括长期以来西藏地方政府设官征税、以达旺为首府的门隅地区。 中缅和中越边界在19世纪后期也有过变迁，那是英法帝国主义在吞并了缅甸、越南后，图谋继续扩张所造成的。英国在1885年灭缅甸后不久即吞并了一些本来并不属于缅甸介于滇缅之间的木邦、孟养等土司，进一步又占了中国腾越厅、永昌府、顺宁府一些边境，经1894年中英伦敦条约、1897年续议缅甸条约两次订约，1898、1899年勘界，才划定了北段自尖高山向南至南定河、南段自南卡江至澜沧江的两段边界；自尖高山以北为北段无约未定界，自南定河至南卡河为南段有约未定界。但1900年后又继续占领中国茨竹、片马、班洪等地，抗日战争时强迫中国接受。1941年换文确定。因未正式树立界碑，故仍称未定界。1948年缅甸独立，1950年与中国建交，1960年中缅签订友好条约，同年签订了互谅互让的边界条约,缅方归还了中国片马、古浪、岗房三地,中方对1897年约定由中国保留主权而由缅方永租的猛卯三角地放弃主权，移交缅甸，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法国在1884年占越南后,至1895年与中国划界,又将原属云南临安府南境的勐蚌、勐赖、勐梭和衙门坡，普洱府属车里宣慰司的勐乌、乌得等地划归越南。 海疆方面，英国于1842年通过江宁条约强占香港。1860年通过北京条约强占九龙老界。1887年又在英帝主持下，迫使清廷将澳门永租给葡萄牙。日本于1895年通过马关条约强占台湾、澎湖(见台湾省)。1898年德国强租山东胶州湾,俄国强租奉天旅顺、大连,法国强租广东广州湾，英国强租九龙半岛及其附近岛屿称为新界，又强租山东威海卫。1905年日俄战争后旅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胶州湾相继皆为日本所占。胶州湾于1922年收回，威海卫于1930年收回。台湾、澎湖、旅大及广州湾皆于1945年收回。1984年中英议定，香港、九龙定于1997年收回。1987年中葡议定，澳门定于1999年收回。 南海诸岛本为中国广东海南岛渔民远海捕捞栖息之所。清季以后，日、法等国企图侵占，未能遂愿，至二次世界大战中为日本海军所占，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当时中国政府派舰巡逻，测绘、定名，重申主权。 二、历史的重演：一朝登基谁知多少坎坷 几代帝王难料世事风云 （一）志存高远——清太祖努尔哈赤 年号:天命 庙号:太祖 谥号:高皇帝 名讳: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承袭关系:明建州左卫他失长子 生母:宣皇后（喜塔腊氏） 出生日期及地点:1559年,明嘉靖三十八年 登极日期:天命元年正月初一日 称帝年龄:58 在位时间:1616-1626 在位年数:11 享年:67 生子:16 生女:8 死亡日期及地点:1626年天命十一年丙寅八月十一日未刻 陵墓名称:福陵 陵寝所在地:沈阳 1、生平小传 公元1644年至1911年这两百多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满清王朝统治时期。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位的一共有十位皇帝；但是，清朝以1644年为起点又是不够准确的，这一年只是明朝灭亡（其实也并非最终灭亡），清兵入关，统一中国的开始，而“清”的立国还要早些，起码还有两位开国皇帝，所以，要从努尔哈赤写起。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他从小喜爱骑射，成年后更是箭法精湛，孔武有力。 努尔哈赤出身于女真（满族）贵族世家。其祖籍是“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远祖名叫猛哥枯木儿又称孟特穆，后追封肇祖原皇帝），是元朝的“万户”。元朝灭亡后，猛哥枯木儿附明。不久，率众迁徙朝鲜北境。被明朝封授为建州左卫部指挥使。猛哥帖木儿死后，由其子董山袭职。董山将其部从朝鲜迁移至苏子河流域烟突山（今辽宁省新宾县永陵镇附近）。不久，董山因为反明而被朝廷处死。继董山之后有福满（努尔哈赤高祖，追封为兴祖直皇帝）、觉昌安（努尔哈赤祖父，追封为景祖翼皇帝）、塔克世（努尔哈赤之父，追封为显祖宣皇帝）先后掌管建州左卫。这时，明朝日益走向衰落，女真族（满族）各部处于四分五裂，相互仇杀、相互吞并的混乱和动荡状态。 努尔哈赤自幼被狠心的后母将他和弟弟舒尔哈齐赶出家门，兄弟失散。他就像一只孤狼在荒原上四处流浪，随后只得隐瞒家世，成为佟家庄的上门女婿和辽东总兵李成梁的侍卫。“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又学习了作战的本领”。 1582年，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被人害死，而后妻子佟佳氏迫于族规将他逐出家门，努尔哈赤受到仇家和朝廷的双重追杀，有家不能归，少年时留下的创伤再次被撕裂。 明朝万历十年即公元1583年，25岁的努尔哈赤以为祖父和父亲报仇为名，拿出父亲“遗甲十三副”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的战争，史称“努尔哈赤十三甲起兵”。 1593年，女真另一强大部落——海西叶赫部因不满于努尔哈赤的崛起，联合九部三万余众攻打弗阿拉，双方在古勒城展开决战，结果，九部兵尽力努尔哈赤所败。努尔哈赤从此“军威大震，远还慑服”。万历二十三年，明朝以他守边有功晋封他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因而成为女真各部地位最显赫的官长。 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将部队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军事编制，即“八旗制度”。其具体编制是300人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统领；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额真统领；五甲喇为一固山，即“旗”，设固山额真统领，并设左右梅勒额真作为副职。起初只有黄、红、蓝、白四旗，后又增加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共为八旗（黄、红、蓝、白四旗亦称正黄、正红、正蓝、正白四旗）。每旗7500人，八旗共6万人。八旗队伍兵虽不多，但是一支军纪严明、能征善战的劲旅。 1587年努尔哈赤攻克佛阿拉城，自称可汗。据满洲实录,1599年努尔哈赤采用了蒙古文字而为满语配上了字母。1603年迁都到赫图阿拉。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 努尔哈赤兵势渐强，势力日增，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 萨尔浒大战是满清与明朝兴亡的转折点，战后，明朝转入守势而努尔哈赤转守为攻，掌握了对明朝的主动权，乘势夺取了沈阳、辽阳等七十余城，并于1625年迁都沈阳，改称盛京。 1626年旧历正月，努尔哈赤率兵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宁远城有明朝名将袁崇焕率二万人把守，运用西洋大炮，硬是打退了努尔哈赤十几万军队的多次进攻，八旗兵的尸体布满城外，努尔哈赤本人也中炮身负重伤，只好含恨撤退。这就是著名的宁远之役。八月，努尔哈赤伤重身亡。有关努尔哈赤的死因，另一说是忧愤成病而死，享年67岁。葬于沈阳城东，称之“福陵”。庙号“太祖”。 但不管怎样，努尔哈赤死于宁远之役后，灭明之壮志未酬。但他留下了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女真民族，也留下了许多出色的儿子。这些儿子们在皇太极的率领下，终于完成了努尔哈赤梦想开创的事业：九年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十八年后清王朝攻进山海关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入主中原，建立了长达296年的大清帝国。 2、文治 1）、创制文字；文治之基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用蒙古字母拼写满语，创制满文。努尔哈赤主持创制满文，是满族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和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文字创制的成功，对女真族文化的发展、提高，思想的交流，知识的传播，汉族先进文化技术的引进，政令的颁行和政权的巩固等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 2）、融合诸部；形成满族 满族是以建州女真为核心，以海西女真为主体，吸收部分汉人、蒙古人、达斡尔人、锡伯人、朝鲜人等组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 满洲族初为东北边隅小部，继而形成民族共同体，以至发展到当今千万人的大民族。满洲族肇兴的领袖，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 3）、安抚蒙古；绥靖北疆 努尔哈赤兴起后，对蒙古采取了既不同于中原汉族皇帝、也不同于金代女真皇帝的做法。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重教等政策，加强对蒙古上层人物及部民的联系与辖治。中国2000年古代社会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难题，至清朝才算得以解决。后康熙帝说：“昔秦兴土石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清朝对蒙古的抚民固边政策，始于努尔哈赤。 4）、发展经济；图强国势 努尔哈赤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所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和建树，使女真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政治和军事力量空前壮大起来，为努尔哈赤对外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经济基础。 5）、推进改革；创立制度 努尔哈赤在44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地推进社会改革。在政权机制方面，他逐步建立正白旗盔甲正黄旗盔甲群体，并通过固山、甲喇、牛录三级组织，将后金社会的军民统制起来。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开始建筑城市，他在赫图阿拉以南建筑了宁古塔城（不是清代黑龙江的宁古塔），城有外城和内城，外城周围约十里。 努尔哈赤建立政权之后，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开始设置官吏。在经济机制方面，他先后下令实行牛录屯田、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制度，将牛录屯田转化为八旗旗地，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制田庄。镶蓝旗盔甲随着八旗军民迁居辽河流域，女真民族由牧猎经济转化为农耕经济。在社会文化方面，初步实现了由牧猎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转变。 6）、迁都沈阳，建立国本 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四日，努尔哈赤到达沈阳，从此沈阳成为后金新的都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3、武功 1）、一统女真 金亡以后，女真各部，纷争不已，强凌弱，众暴寡，元、明300年来，未能实现统一。努尔哈赤兴起，采用“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战略，经过30多年的征抚，实现了女真各部的大一统。当今世界，有那么多的部族在争斗厮杀，其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一位伟大的民族领袖，能将本民族各种利益集团协调统一起来。可见,努尔哈赤促成女真——满洲的民族大统一，确是一件彪炳千古的大业绩。 2）、一统辽东 明中期之后皇权衰落，已经难以对东北广大地区实行有效管辖。努尔哈赤及其继承人皇太极经过艰苦努力，统一了东北地区：东起鄂霍次克海，西北到贝加尔湖，西至青海，南濒日本海，北跨外兴安岭的地域，实际辖境大约有500万平方公里，和明朝实际控制面积大致相等。东北地区的重新统一，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逐鹿，东北疆域为谁所有，实在难料。 3）、建立后金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僻处边疆一隅的满洲族首领，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参照蒙古政权、特别是中原汉族政权的范式，登上汗位，建立后金。从此有了巩固的根据地，以支持其统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尔后，他克沈阳、占辽阳，夺广宁、据义州。都城先迁辽阳，后迁沈阳。 4）、创立了八旗军制 努尔哈赤利用女真原有的狩猎组织形式，创建八旗制度。 原有黄、白、红、蓝四旗，后又增添四旗，在原来旗帜的周围镶边，黄、白、蓝三色旗镶红边，红色旗镶白边。这样，共有八种不同颜色的旗帜，称为“八旗”，即满洲八旗。后来又逐渐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统称八旗，而实际是二十四旗。 5）、努尔哈赤的“七大恨”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呈告皇天，声讨明国之过，发军征明。 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违背誓言，“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系明臣背誓，指责建州擅杀出边采参挖矿的汉民，逼令建州送献十人斩于边上。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使叶赫将其许聘与努尔哈赤及其子代善之女“转嫁蒙古”。第五恨是，明廷遣兵，驱逐居住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收获”。第六恨为明帝听取叶赫谗言，遣人持函，“备书恶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并吞的哈达地区。 6）、抚顺之战 黄崖关长城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后金攻取抚顺(今辽宁抚顺市北)的作战。 7）、清河城之战 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七月，在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清河城(今辽宁本溪县北清河城)大败守将邹储贤部的作战。 清河城攻陷后，努尔哈赤下令将清河城墙全部拆毁。使明军自清河至抚顺城无存身之地。而后，收取地窖谷物，田中青苗，则纵马放牧，造成清河一带五六十里以内人烟断绝。 8）、广宁之战 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命族弟多弼等人留守辽阳，自将八旗大军约八九万人向广宁进发，十九日，后金兵到达辽河东岸的永昌堡宿营，二十日清晨，努尔哈赤起营渡河西进。王化贞的“防河兵见势不当，遂走”。后金兵乘势追击，包围了广宁东面门户西平堡。二十一日，后金兵布战车云梯，四面攻城，明副将罗一贵率领士兵英勇抵抗，多次击退后金兵的进攻，最后因“火药尽，救不至”，寡不敌众，西平堡失陷，罗一贵自刎而死。 二十三日，努尔哈赤领兵到达广宁城下，孙得功等人献城归降，后金未动一兵一卒占领了广宁，随之乘胜攻占河西四十余城，所得明军粮草、军器等物资不计其数，这是继辽沈大战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二）、乱世枭雄——清太宗皇太极 年号:天聪,崇德 庙号:太宗 谥号:文皇帝 名讳:爱新觉罗.皇太极 承袭关系:太祖第八子 生母:孝慈皇后(叶赫那拉氏) 出生日期及地点:1592年,明万历二十年 登极日期: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日 称帝年龄:35 在位时间:1627-1643 在位年数:18 享年:51 生子:8 生女:6 死亡日期及地点:1643年,崇德八年 陵墓名称:昭陵 陵寝所在地:沈阳 1、生平小传 清太宗，名爱新觉罗·皇太极，（公元1592－164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母亲是叶赫部酋长杨吉努之女，名孟古姐姐。太祖死，他被推举为汗。在位17年，病死，终年52岁，火葬，墓在沈阳昭陵（今沈阳市北陵公园北）。 伴随着女真族统一战争的刀光剑影，皇太极逐渐长大。父亲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影响，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的熏陶，培养了皇太极刚毅坚强的性格，并且过早地成熟起来。他十几岁时，父亲因出征将家政委托他料理，皇太极不用指点即能把事情办得巨细得体。表现出他过人的才能。成为其父得力的助手。大金建国后，皇太极与其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被立为“四大贝勒”，皇太极自己掌握正白、镶白两旗。参予国家重大决策的议定及国家政务的管理，深得努尔哈赤信任。 皇太极在萨尔浒之战中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显露出杰出的军事才华和胆识，更加受到其父的器重。此后，皇太极在兼并叶赫部以及攻打沈阳、辽阳的多次战斗中屡建功勋，越加令诸王折服。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以攻打明宁远城失利郁郁成疾，于八月十一日死于沈阳爱鸡堡。皇太极在众王推举下于九月一日登上“汗”位宝座，改年号曰“天聪”，成为后金国第二代统治者。 皇太极即位后，继承努尔哈赤的遗志，用不到十年的时间，统一了整个东北，继承了明朝在这一地区的全部版图，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将其降服。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将女真族名改为满州（清亡后通称为满族）。第二年四月，皇太极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清”，年号为“崇德”。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 在此期间，皇太极继续向明进攻，曾四次绕过山海关，深入明朝内地，大肆抢掠骚扰，削弱和消耗明朝的实力。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以蒙古军为向导，亲率大军，从龙井关、大安口(今河北遵化北)绕到河北，直扑明朝京城北京。使明京师震惊。明督师袁崇焕闻讯，急率锦州总兵祖大寿等自山海关疾驰入援。皇太极认为袁崇焕在职，关外诸城难攻，便巧施反间计陷害袁崇焕。时皇太极屯兵南海子，先是俘获明朝太监二人，后又命人故作耳语，让两太监听真，说皇太极与袁崇焕有密约，然后暗纵两太监归去。太监回报崇祯帝，生性多疑的崇祯帝将袁崇焕下狱，最终自毁长城，处死了袁崇焕。此次皇太极统兵入塞，先后攻克遵化、永平、滦州、迁安四城，次年自率大军退还盛京，而留阿敏等驻守关内四城。不久，关内四城被明军收复，阿敏率残兵败将逃归。 后金天聪七、八年间（1633－1634年），明朝叛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先后航海来降，大为增强了后金的实力，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又命阿济格等入长城，破昌平，焚天寿山德陵（明熹宗陵），然后绕过北京，直插保定以南，凡克城十二座，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明朝督师张凤翼等皆按兵不敢战，听任清兵从容退去。 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又命多尔衮等越过长城，大举深入。明朝以卢象升为督师，宦官高起潜为监军。负责督军迎敌。而高起潜与兵部尚书杨嗣昌皆不欲战，结果卢象升孤军奋斗，在矩鹿贾庄血战而死。这年冬，清兵大蹂畿辅，连下四十三城。次年，清兵南下入山东，攻破济南，俘明德王朱由枢。然后清兵由山东回师出塞，明军皆尾随不敢击，这次出塞，清兵俘汉人四十六万余，获白金百余万，满载而归。 清崇德六年（1641年），皇太极发兵围攻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总兵领兵十三万来援，进师松山。皇太极闻知，亲率大军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大乱。清军趁势掩杀，前堵后追。明兵十数万土崩瓦解，先后被斩杀者五万三千多人，自相践踏死者及赴海死者更是无计其数。最后，总督洪承畴等被围于松山，于次年被俘，归降于清朝。锦州守将闻之，祖大寿率众出降。塔山、杏山也相继落入清军之手。使明朝完全丧失再战的能力。山海关外，仅存宁远一座孤城。 清崇德七年（1642）十月，皇太极又命阿巴泰等在皇太极生前最后一次入关攻明，兵分两路入长城，共会于蓟州，直抵山东兖州而还，攻破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杀明宗室鲁王，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余口、牲畜五十万头。次年（1643年）四月，阿巴泰等始率军经通州徐徐凯旋。清兵南北往返，明朝诸军皆尾随其后，始终未敢一战。 由于精神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严重地损害了皇太极的健康，从崇德五年（1640年）起，病况频频发生。崇德六年（1641年）九月，皇太极宠爱的宸妃病亡，他极为哀痛，一直朝思暮想，致使情志不舒，痰火上升，头晕目眩。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东暖阁寝宫猝然中风而亡，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皇太极一生勤于政事，勇于战阵，诸多军国大事，事必躬亲。他极富开拓精神，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兴利除弊，优礼汉官，并仿照明朝官制，确立了封建农奴制，使满族进入封建社会。堪称“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驾部于清宁宫，终年五十二岁。死后葬昭陵，庙号“太宗”，谥号“文皇帝”。皇太极在位十七年间，统一了东北全境，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缔造了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并为之取代大明登上中原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业。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位有远见卓识和重大历史贡献的君主。 2、文治 1）、厘正和改革。努尔哈赤驾崩之前，由于对广大汉族降民采取高压政策，以至屡屡发生汉人反抗事件，满汉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皇太极对此做了更张：他严格制止满族官员擅自勒索汉人财物，违者从严惩处；停止修筑城廊及边墙工程，减少汉人负担，使其有更多的时间耕作生产；从前汉人每十三名壮了编为一庄，分给满官为奴。重新改为每名满族备御只给壮丁八人、牛二头，其余的汉人编为民户 ，由汉官管理，不与满人杂处。这些措施初步缓解了民族矛盾。社会趋于安定。 2）、改革八旗贝勒共理国政和四大贝勒按月输值、执掌政务的旧制。 仿照明朝制度建立吏、户、礼、工、刑、兵六部；取消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按月分值，同时，设立“八大臣”、“十六大臣”与诸王贝勒共同参政议政；天聪五年十二月，皇太极依据礼部参政李伯龙的建议将原朝贺时大贝勒与皇太极并列而坐的体制，改成皇太极一人南面中坐，“以昭至尊之体”。 3）、积极倡导汉族先进文化，革除满族陋俗。皇太极虽然是满族出身的统治者，却颇有政治眼光。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需要，今文臣达海等人翻译汉文典籍，如，《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以及《孟子》、《三国志》、《通鉴》等书。同时，对其本民族长期存在的“婚娶则不择族类，父死子妻其母”等陋俗禁行禁止，并且不许娶继母、婶母、弟妇、侄妇以及取消族内通婚现象。 4）、改女真为满洲，建国号为大清皇太极做了两件大事，影响千古，永垂史册。一件是改族名女真为满洲。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天聪汗皇太极发布改族名为满洲的诏令，从此，满洲族（简称满族）的名称正式出现在中华和世界的史册上；另一件是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大政殿举行即皇帝位的典礼，改国号“大金”为“大清”，改年号“天聪”为“崇德”。因为皇太极有两个年号：一个是天聪，另一个是崇德，所以清朝出现十二帝十三朝的现象。 3、武功 1）、兵锋东指，两征朝鲜 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皇太极命二大贝勒阿敏等率军东征朝鲜。阿敏统率大军，过鸭绿江，占领平壤。三月，双方在江华岛杀白马、黑牛，焚香、盟誓，定下“兄弟之盟”。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大典时，朝鲜使臣拒不跪拜，双方撕扯，仍不屈服。皇太极认为：这是朝鲜国王效忠明朝、对清不从的表现。十二月，皇太极以此为借口，第二次对朝鲜用兵。皇太极亲自统率清军渡鸭绿江，前锋直指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倧逃到南汉山城。皇太极也率军到南汉山城驻营。第二年正月，李请降，奉清国正朔，向清帝朝贡。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设坛，举行受降仪式，确立了清同朝鲜的“君臣之盟”。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 一是改变了朝鲜徘徊于明朝和清朝之间的立场，二是得到了来自朝鲜充足的物资供应，三是解除了南攻明朝的东顾之忧。 2）、挥军北上，征抚索伦 皇太极向北用兵，兵锋直指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域。皇太极的策略是：“慑之以兵，怀之以德。”达斡尔头人巴尔达齐居住在精奇里江（今结雅河）多科屯。皇太极将宗室女儿嫁给巴尔达齐，他成了皇太极的额驸（驸马，侄女婿）。不久，索伦部的许多首领相继到沈阳朝贡，表示归顺。崇德年间，皇太极两次发兵索伦，征讨博穆博果尔。双方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今俄罗斯阿尔巴津）、呼玛尔（今呼玛）等地遭遇，经过激战，清军获胜，但损失很大。博穆博果尔率余部北逃。皇太极采用“声南击北”的计谋，预先埋伏蒙古骑兵截其逃路，将率众逃到齐洛台（今俄罗斯赤塔）的博穆博果尔擒获。皇太极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终于使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至鄂霍次克海的广阔地域归属于清朝的统治。 3）、大军西进，三征蒙古 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利用漠南蒙古诸部的矛盾，同反对林丹汗的喀喇沁等部结盟，首次亲统大军进攻林丹汗。到敖木伦，获得胜利，俘获11000余人，后乘胜追到兴安岭。四年后，皇太极再次率军远征林丹汗，长途奔袭至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林丹汗闻讯，惊慌失措，星夜逃遁。皇太极回军，途中获得明塞外民众数万、牲畜10余万。此后，察哈尔部众叛亲离，分崩瓦解。林丹汗逃至青海打草滩，出痘病死。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命多尔衮等统军三征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继承人、其子额哲率部民千户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 4）、大兵南指，五入中原 皇太极向明朝用兵，先后取得大凌河之战和松锦之战的胜利，并五次向关内用兵。第一次是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亲自带领大军，绕道蒙古地区，攻破大安口，围攻北京城；第二次是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亲统大军，蹂躏宣府、大同一带；第三次是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命多罗郡王阿济格等率军入关，到延庆，入居庸，取昌平，逼京师。接着，阿济格统军下房山，破顺义，陷平谷，占密云，围绕明都，蹂躏京畿。第四次是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派多尔衮率军入关，兵锋直抵济南。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多尔衮转战2000余里，攻克济南府城暨3州、55县，获人、畜46万；第五次是崇德七年（1642年），皇太极派阿巴泰率军入关，横扫山东一带，俘获人口36万、牲畜32万余头。皇太极五次大规模入塞，攻打北京，掳掠中州，攻陷济南，皇太极之胆识、之气魄、之谋略确是无以伦比的。 （三）、变化无常——清世祖顺治 年号:顺治 庙号:世祖 谥号:章皇帝 名讳:爱新觉罗.福临 承袭关系:太宗第九子 生母:孝庄文皇后(博尔济格吉特氏) 出生日期及地点:1638年,崇德三年 登极日期:崇德八年二十六日 称帝年龄:6 在位时间:1641-1661 在位年数:18 享年:51 生子:8 生女:6 死亡日期及地点:1661年,顺治十八年,养心殿 陵墓名称:孝陵 陵寝所在地:河北,遵化 1、生平小传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盛京皇宫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太宗皇帝在端坐中突然无疾而终！经过一番兵戎相持的较量，太宗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在叔父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辅佐下即了帝位，改元顺治，并于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由沈阳进京，在太和门举行了登极大典，成为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清世祖，名爱新觉罗·福临（公元1638－1661年），太宗皇太极第九子。皇太极病死后继位。在位18年。因爱病殁忧伤过度而死（另一说为出家后病死）。终年24岁。 顺治帝福临生于清崇德三年（1638年）。传说孝庄文皇后怀孕后，红光照身，盘旋如龙型。分娩前夜曾梦见神人抱着一个婴儿放入自己腹内，并告知是统一华夏之主。孩子生出来后，满室红光，并散发出奇异的香气，经久不散，孩子的头发也不是扒在头顶上，而是直立着。尽管福临出生时有很多异兆，但其父皇太极并没有考虑传位于这个娃娃。福临的即位应该说是皇室内两大政治集团互相妥协的产物。 这两大政治集团一个是以皇太极的十四弟多尔衮为首，一个是以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首，多尔衮集团拥有正白旗和镶白旗两旗的精兵，还有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等能征惯战的实权派将领；豪格集团则掌握两黄旗的兵力，还有皇太极的亲信老臣及蒙古的支持。太宗皇帝驾崩后，两集团的矛盾就摆到了桌面上，他们为争夺皇位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眼看由太祖太宗打下的大清江山就要毁于内部的火并。 千钧一发之际，孝庄文皇后，这个清代第一女政治家，力挽狂澜，提出由福临即位的方案，一方面，福临是皇子，是豪格的弟弟，是喀尔沁蒙古亲王的外孙，豪格集团不会反对；另一方面，她许诺，福临即位后，封多尔衮为摄政王，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共掌朝政，这样的交换也得到了多尔衮集团的认可。就这样，一个六岁的娃娃在自己生母，叔父，哥哥的共同支持下，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二十六日在沈阳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顺治”。 顺治即位后，由其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1651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多尔衮在明将吴三桂指引下，乘明亡之乱率清军进入山海关，击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十月初一，顺治迁都北京，成为清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之后，他下令剃发，圈地，颁布《大清律》，禁止文人结社，同时派兵西进和南下，镇压农民军，消灭了南明政权，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奠定了清王朝的基础。 顺治积极吸收了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推行与民生息的政策。为稳定社会、恢复经济、巩固清王朝统治政权作出了贡献。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噪易怒。 顺治天资聪颖，读书勤奋，爱好绘画，他画的小幅山水“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颇为时人称道，他的手指螺纹墨画《渡水牛图》意态自然，有笔墨烘染所不能到处，堪称一绝。 他尤其檀长人物速写，有一次，他路过中书大臣盛际斯，忽然命令盛跪下，盛吓出一身冷汗。顺治对盛凝目熟视片刻后，取笔草就一帧盛的小像，递给左右诸臣传阅，盛转惊为喜，请顺治将小像赐给自己，顺治笑而不答，随手将小像付之一炬。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顺治上早朝时，看来神态还正常，身体健康。第二天早上，宫中养心殿却突然传出了他的死讯。直到他下葬，群臣都没有见过他的遗体。死后，他只留下了一份遗诏，立玄烨（即康熙）为皇太子，由鳌拜等四大臣辅政。 另一种说法是，顺治多年来一直厌恶尘世。公元1660年秋，他所宠爱的黄妃病故后，哀伤不已，毅然放弃皇位，暗暗去五台山出家为僧，后来康熙还秘密地去看望过他。也有人说他的出家与董小宛有关，董小宛曾为冒辟的小妾，被洪承畴献给顺治为妃，后董小宛被皇太后赐死，顺治转而消极厌世，才去五台山出家为僧。 顺治在遗诏中，还检讨了自己的十四个方面的过错：1、自己在十八年的政治生涯中“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使天下未得安定，百姓不能安居乐业。 2、对满族大臣安排，使用不当，使有些人有才能而不能施展；对有的大臣，明知他们不称职，又没能断然罢免。 3、深居皇宫，对朝鲜族廷大臣接触很少，致使君臣间的感情淡薄。 4、朝廷机构臃肿，费用浩繁，又精工修建宫殿，制作器具，浪费很多。 5、自以为聪明，不肯听从忠谏，致使群臣保持缄默，不敢进言。6、自知有过错，又不能下决心反省改正，致使过错越积越多、越积越重。 在这里，他既没有标榜自己的业绩功德，也没有为自己的早逝而表露惶恐，悲哀之情，而是念念不忘朝政，总结教训以启迪后人，这在封建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他是一个真皇帝，也是一个要做自己人，他的人生是成也真来败也真。 恼恨当年一念差，龙袍换去紫袈裟，我本西方一衲子，缘何生在帝王家？ 顺治帝庙号为世祖章皇帝，骨灰葬河北遵化清东陵“孝陵”。 2、文治 顺治皇帝在摄政王多尔衮的辅助下实施了一系列有助于巩固王朝基业的措施，并实有成效。 1）、遵循明朝旧制 满洲统治者是刚从奴隶制贵族转化为封建制贵族的统治集团，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落后生产方式残余的影响。依据什么思想和模式建国，将直接关系到清王朝的命运。多尔衮的思想较为开通，接受汉人的影响较多，在建国过程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冯铨等人的建议。中央与地方的官制，大体上仿照明朝，没什么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兼用满汉二族罢了。赋役的征收制度，完全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的会计录进行，顺治三年(1646年)制订的《赋役全书》，是“悉复万历之旧”。盐法，也是“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收”。刑法，在未制订清朝的法律以前，“问刑准依明律”；顺治三年颁行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官吏的选拔，也是“向沿明制，实行科举”，科举的作法，也是“承明制，用八股文”。这一切，给人以无易代亡国之感。 2）、科举取士，网罗名士 皇太极时虽然已举行过科举，但规模不大，未能成为制度。清军入关后，顺治三年首次开科，即录取了傅以渐等四百名进士。录取人数之多不仅明朝罕见，终清之世，除雍正八年(1730年)录取了创纪录的四百零六名外，再没有超过此数的。而这时统治范围仅及长江流域，全国尚未统一。同时，“取材唯恐不足，于是又有加科？”以扩大录取名额。顺治四年(1647年)的加科就录取了三百名进士。顺治一朝与清代各朝比，中额最宽。 3）、注意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满汉关系适当限制满洲贵族的特权，提高汉官地位但始终是把满洲贵族集团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基本力量。 4）、尊孔读经，提倡忠义 清入关前已开始祭孔，但未成定例。占领北京后的第二个月，多尔衮即派人祭孔，以后每年的二、八月都派大学士致祭，成为整个清代所遵奉的定例。顺治二年，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六月，多尔衮亲“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同时把儒家著作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列为士子必读之书，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即取它命题。又提倡忠孝节义，把关羽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来崇拜。自顺治二年起，每年五月十三日即“遣官祭关圣帝君”。 5）、巩固统一 民族压迫 顺治二年六月，当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后，又重申剃发令，宣布，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限十天，“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各州县奉到本府限期剃发的火票后，官吏“遍历村庄，细加严查”，“违旨蓄发，罪在必诛”。当时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3、武功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一日，福临在北京“定鼎登基”，宣告“以绥中国”，“表正万邦”。从此，清王朝把统治中心从关外转移到关内，大清皇帝开始君临中夏，统一全国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1）、缓和矛盾 扩大战果 多尔衮在北京站稳脚跟的同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又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政策，以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清军入关后，有人建议清朝也按明末的数字进行加派，遭到多尔衮的反对。他在顺治元年十月下令，革除三饷及正税之外的一切加派。同时，他要求“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倘纵容不举即与同坐。各巡抚御史作速叱驭登途，亲自问民疾苦。”于是，每年赋税减少了数百万两，穷困已极的人民得以缓一口气。 反对贿赂：多尔衮对明末广行贿赂的恶劣作风也严加斥责，顺治元年六月，他在《谕众官民》中说，“明国之所以倾覆者，皆由内外部院官吏贿赂公行，功过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员，有财之人虽不肖亦得进；无财之人虽贤亦不得见用”，“乱政坏国，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因此，他责令：“今内外官吏，如尽洗从前婪肺肠，殚忠效力，则俸禄充给，永享富贵；如或仍前不悛，行贿营私，国法俱在，必不轻处，定行枭首。”因此，当时的一些汉宫都认为，“王上(多尔衮)新政比明季多善，如蠲免钱粮，严禁贿赂，皆是服人心处”。 打击太监势力：清入关后，太监的势力仍然非常嚣张，当年七月，太监要照旧例，到京郊各县皇庄去催征钱粮。多尔衮认为这样“必致扰民”，没同意这样做。八月正式下令，不准太监下去征收，而改为地方官征收。这是对太监势力的第一次打仍以剃发与否，“以别顺逆”。但他很快发现，“剃头之举，民皆愤怒”。于是，在进京的当月，多尔衮就改变前令，宣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在剃发问题上的暂时让步，使清朝在攻下江南重颁剃发令以前，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同北方汉族人民的矛盾。另外，多尔衮对当时北方农民军和各地人民的反抗，采取大力招抚的政策，下令各地方官，按能否招抚农民军将士，定各官之功劳。对投降的农民军将士，则委以不同的官职。顺治元年六月，顺天巡抚柳寅东见“流贼伪官一概录用”，认为很不妥当，主张“慎加选择”一番。多尔衮则说，“经纶之始，治理需人，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可苛求”。多尔衮这个重要政策，对于瓦解农民军的反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很快被招抚平定，使刚刚入关的清政权有了一个能够保护自己，进攻敌人的战略基地，足见多尔衮深谋远虑。 2）、审度形势 各个击破 多尔衮审度形势，根据柳寅东的建议：“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农民军)。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攻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需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制订了统一全国的作战部署，先怀柔南明政权，集中力量攻击农民军。这样做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一，证明多尔衮宣称的清得天下于“流贼”的口号，正付诸军事行动，以便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第二，便于清军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避免两面同时作战，从而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地位。 这样，清朝统治阶级就在多尔衮的领导下，在很短时间内消灭了南明的大部分势力。到顺治五年（1648年）便是“天下一统，大业已成”，除了东南沿海和西南一隅，基本上完成了清朝在全国的统治。 （四）、千古一帝——清圣祖康熙 年号:康熙 庙号:圣祖 谥号:仁皇帝 名讳:爱新觉罗.玄烨 承袭关系:世祖第三子 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 出生日期及地点:1654年,顺治十一年景仁宫 登极日期:顺治十八年正月十九日 称帝年龄:8 在位时间:1662-1722 在位年数:61 享年:69 生子:35 生女:20 死亡日期及地点: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畅春园 陵墓名称:景陵 陵寝所在地:河北,遵化 1、生平小传 康熙帝名玄烨，是顺治的第三子，顺治十一年(1654年5月4日)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生母孝章康皇后佟桂氏。天表英俊，岳立声洪。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61年。在中国近二百个帝王中，他一颗特别璀璨夺目的明星,如果说他是中华帝国众皇帝中最出色的皇帝，一点也不为过。 康熙自幼勤奋好学，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清除螯拜，撤除三藩，统一台湾，平定准葛尔叛乱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或御驾亲征，或决胜千里，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慎选人才，表彰清官，修治河道，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等行为，又反映了康熙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和睿智的君主。和他的政治生活相比，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诸皇子夺储之争，使他心力憔悴。 康熙尽管是一位励精图治，关心民生的好皇帝。当然，作为站在历史潮流前面，引导国家，民族快速进步的伟大人物，他则逊色得多了。 顺治十八年，顺治皇帝驾崩，圣祖时年八岁，即位，翌年改元康熙。史称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一生坎坷，八岁丧父，九岁丧母。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康熙皇帝临危不乱，勤于读书，精通历史，地理，算学，医学等诸多学科。在祖母孝庄文皇后的辅佐下，智擒鳌拜，裁撤三藩，收复台湾。历史上有名的康熙盛世自此发端。 康熙皇帝一生崇尚孝道。对其祖母，母亲皆极为尊敬。他的母亲孝章康皇后去世后，几十年来，对其嫡母孝惠章皇后恭顺有加，每年亲自侍奉孝惠章皇后赴热河避暑。在其病重期间，每日前往寿宁宫探望，直至皇后驾崩。康熙皇帝对其祖母，太宗之庄妃，世祖生母孝庄文皇后更是恪尽孝道。不但每日前往慈宁宫问安，还在孝庄文皇后生病时几次步行至天坛，为起祈祷，言愿以己之寿命换祖母万寿。孝庄文皇后驾崩后，康熙悲痛万分，亲视其入殓，断发着服，庐次于慈宁宫外，正直除夕佳节，群臣请其回宫，未允。回宫后，仍然每日去慈宁宫，睹物思人。 康熙皇帝，一生励精图治，政绩卓著。除却上文所提，康熙皇帝积极抵抗外国势力侵略，与俄国精确边界，两次亲征准葛尔，定鼎天下，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因其文治武功，后人称为千古一帝。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驾崩于北京京郊畅春园，享年69岁，庙号圣祖，是为清朝唯一有圣字庙号的皇帝。康熙皇帝在天有灵，其仁德在乾，功勋于坤，必将流芳百世，光照千秋！ 2、文治 1）、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社会生产清初由于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凋敝。顺治年间奖励垦荒﹐但收效甚微。玄烨十分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民休养生息。下令停止清初圈地弊政。为招徕垦荒﹐修订顺治年间的垦荒定例﹐由原来最高限六年起科﹐改为“通计十年﹐方行起科”。又规定地方官能招徕垦荒者升﹐否则罢黜。实行“更名田”﹐将明藩王土地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承为世业﹐使耕种藩田的农民成为自耕农。实行蠲免政策﹐以鼓励农业生产。蠲免的种类大体上有﹕免征荒地田赋﹑灾荒蠲免﹑普免钱粮等。玄烨在位期间﹐蠲免次数很多﹐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田赋普免一周﹔五十年﹐又将全国各省钱粮分三年轮免一周。这在以往的历史朝代是罕见的。五十一年二月﹐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将全国人丁税固定下来﹐减轻了农民负担。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国垦田面积由顺治末年的五亿五千万亩到康熙末年超过了八亿亩﹐生产发展﹐阶级矛盾得以缓和﹐人口迅速增长﹐出现了所谓的“康乾盛世”。 2）、重视对黄河的治理 将“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三大要务。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先后六次南巡视察河工，与河臣讨论治河方案。他任命靳辅为河督，识拔和重用水利技术专家陈潢协助治河，这两人勤劳任事，治河十余年大见成效。康熙自己究心于治河历数十年，“凡前代有关河务之书，无不披阅”，有时亲自进行试验。他多次视察经常泛滥的永定河，通过治理永定河取得经验。 3）、笼络汉族官吏﹑士大夫知识分子康熙对汉族官吏﹑名士及一般士子，分别采取不同措施﹐罗致了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清初满汉官员职掌相同而品级悬殊，这种民族歧视使不少汉官心怀怨望，不能尽心为清廷效力。为了安抚汉官﹐康熙一再声称“满汉皆朕之臣子”﹐“满汉一体”﹐谕令“满汉官员职掌相同﹐品级有异﹐应行画一”。十六年﹐设置南书房﹐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轮流入值﹐以笼络汉官。十七年﹐命开“博学鸿儒科”﹐以网罗负有盛名的硕彦鸿儒﹐入史馆纂修明史。又吸收大量学者编纂各种图书﹐著名的有《古今图书集成》﹐分订为六千一百余册﹐成为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玄烨对程朱理学尤其用力提倡﹐特别尊崇朱熹﹐在他的奖励提拔下﹐大批信奉程朱的“理学名臣”如李光地﹑魏裔介﹑熊赐履﹑汤斌﹑张伯行等都受到重用。这些措施起到了收揽汉官和汉族士子人心的作用﹐扩大了满汉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清初一些以高风亮节相砥砺﹐遁迹山林不与清统治者合作的明遗民﹐他们的子弟或学生这时都纷纷出仕﹐或参与各类书籍的编纂。满族与汉族及其它各民族的壁垒趋向瓦解﹐直至彼此融合。 4）、兴起文字狱 康熙一朝大小文字狱不下十余次﹐其中牵连较广的大案有庄廷 《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文字狱是对文化思想进行严密控制的一种手段﹐这两件大案都是由于著作中有眷念明朝的民族意识而引起的。康熙以后的雍正﹑干隆两朝﹐文字狱次数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严﹐都超过以往的朝代。 5、好学敏求﹐勤于政务 玄烨自五岁开始读书﹐学习勤奋﹐亲政后﹐“听政之暇﹐即在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举凡史乘﹑诸子百家﹑吕律﹑数理﹑佛教经论﹑道书﹐无不涉猎。九年十月﹐沿袭前代由经筵讲官给皇帝讲解经籍的制度﹐下令举行“经筵大典”﹐此后﹐无间寒暑﹐非有特殊情况﹐从不间断。十四年起﹐又规定在讲官进讲后﹐由他复讲﹐君臣互相讨论﹐从儒家经籍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他提倡文学﹐优容文人。 康熙对西方自然科学也有极浓厚的兴趣。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白晋﹑张诚﹑安多等人应召为康熙讲解自然科学。他们献给玄烨一批仪器﹐并为他编写了实用几何学﹑天文学等讲稿。康熙对数学特别爱好﹐对西方医学也感到很大的兴趣。 玄烨一生勤于政务﹐“未明求衣﹐辨色视朝”﹐御门听政成为常朝制度。每日清晨至干清门听取各部院衙门官员分班启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折本﹐也能倾听臣下意见﹐鼓励各官大胆直言。有清一代封建皇权高度强化﹐皇帝“干纲独断”﹐玄烨亲理国政﹐遇事反复思维﹐务期考虑周详﹐故中年以前无大失误。他注重实务﹐宽于御下。多次拒绝群臣疏请加上尊号。宫中用度也力崇俭约。 3、武功 1）、平定“三藩” “三藩”都是降清的明将﹐吴三桂封平西王，留镇云南；尚可喜封平南王，留镇广东；耿仲明及其子死后，其孙耿精忠袭靖南王爵，留镇福建。各拥重兵、势力坐大，严重威胁清王朝的统治。康熙十二年﹐康熙在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的支持下，果断地下令撤藩，令“三藩”各率所部归辽东。十一月﹐吴三桂举兵反，主力出贵州，掠湖南，分兵攻四川﹑江西，不久，尚之信(可喜子)﹑耿精忠﹑广西将军孙延龄起兵响应。康熙毅然命将出师，进行征讨。在历时八年的平乱战争中，年轻的玄烨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他利用政治分化和军事压力迫使尚﹑耿二藩脱离吴三桂，招降陕西从叛的王辅臣，同时迅速平定内蒙察哈尔右翼王子布尔尼叛乱和北京城内杨起隆反清起事以安定后方，从而使清军得以集中力量与吴三桂主力相持于湖南，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 2）、统一台湾 康熙起用原郑芝龙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准备进军台湾。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施琅率领水师两万余人，大小战舰二百余只，一举攻占澎湖，台湾失去屏障，郑氏军事力量损失惨重﹐郑克 (郑成功之孙﹐郑经之子)﹑刘国轩等向清军投降。康熙支持施琅在台湾设官兵镇守的建议。否定了臣僚中弃而不守的谬见，在台湾设置一府三县(台湾府及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并设总兵﹑副将率兵驻守台﹑澎，使台湾重新统一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3）、征噶尔丹，安定西北 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引兵三万越杭爱山向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发动进攻﹐喀尔喀各部败溃，噶尔丹以追击为名，直抵距北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康熙决计亲征噶尔丹，以“除恶务尽”。二十九年﹑三十五年﹑三十六年，三次亲征，三十六年噶尔丹败死。准噶尔对喀尔喀蒙古的侵扰被粉碎，喀尔喀各部得以返回原地。康熙为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的管理﹐沿袭了太宗皇太极以来的盟旗制度。采取联姻﹑封爵﹑年班﹑围班等措施，以密切与蒙古领主贵族的关系；特别是尊重蒙古族信仰的喇嘛教，以笼络僧俗人等和广大牧民。康熙三十年﹐亲率八旗劲旅前往多伦诺尔草原与喀尔喀蒙古诸部举行多伦会盟，把对内蒙古的较严密的管理制度推及于喀尔喀各部，这对加强北部边防，发展和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康熙也十分注意西藏﹑青海问题﹐他深知西藏为蒙古各部尊奉的黄教(见格鲁派)领袖地位的重要，对准噶尔﹑和硕特等部插手西藏而使其政治动荡保持警惕。五十二年﹐他册封班禅呼图克图为班禅额尔德尼。五十七年，以皇十四子胤 为抚远大将军，进藏击败入侵西藏的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使西藏暂时得到安定。 4）、抗击沙皇俄国的侵略 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组织了两次收复雅克萨之战。二十四年四月﹐命都统彭春﹑副都统郎坦﹑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领水陆军约三千人﹐自黑龙江城(今爱辉)出发﹐进围雅克萨﹐俄军统领托尔布津乞降﹐率部六百余人撤往尼布楚。清军平毁城堡后回师。不久﹐沙俄侵略军重占雅克萨﹐次年五月﹐康熙谕令萨布素等率部再次攻取雅克萨﹐鏖战四昼夜﹐击托尔布津﹐俄军困守孤城。在沙皇政府请求下﹐清军于二十六年夏撤围。此后﹐两国通过平等谈判﹐于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1689年9月7日)正式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从法律上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康熙命在黑龙江重要处所建城驻兵﹐设置驿站﹐制定巡边制度﹐有力地保障了东北边境的安宁。 （五）、一代酷君——清世宗雍正 年号:雍正 庙号:世宗 简谥号:宪皇帝 正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 名讳:爱新觉罗.胤祯 承袭关系:圣祖第四子 生母:孝恭仁皇后(乌雅氏) 出生日期及地点:1678年,康熙十六年 登极日期: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称帝年龄:45 在位时间:1723-1735 在位年数:13 享年:58 生子:10 生女:4 死亡日期及地点:1735年,雍正十三年 圆明园 陵墓名称:泰陵 陵寝所在地:河北,易县 1、生平小传 清世宗雍正（宪）皇帝（1677年—1735年），是康熙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生于康熙十六年，卒于雍正十三年，死后葬于清西陵中的泰陵。雍正母为康熙孝恭仁皇后乌雅氏，皇后乌拉那拉氏为元妃，初婚配偶佟佳氏。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严冬，在一片流言四起，萧杀恐怖的气氛中，康熙皇帝第四子胤禛登上了皇位。 胤禛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胤祯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 胤禛是孝恭仁皇后乌雅氏所生之子，他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被封为贝勒，四十八年（1699年）晋封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生性孤僻的胤禛，并未因其性格弱点而远离朝政，反而采取表面竭尽孝心，暗地结交朝臣与江湖术士的隐蔽手法，搏取了父皇的好感。最后，他内倚理藩院尚书隆科多的特殊地位，外借四川总督年羹尧的兵力，在隆科多宣读的康熙皇帝“传位于皇四子”遗诏的安排下，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胤禛虽然即了帝位，但以皇八子允禩为首的当年争夺储位的劲敌，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散布流言，制造事端，以发泄愤懑之情，动摇刚刚易主的皇权。雍正对他们分化瓦解，撤职监禁，予以严厉打击。为表明继位的合法性，雍正以极为隆重的丧礼，将圣祖葬入景陵，使其成为清代第一位土葬的皇帝。他又以不忍动用先皇遗物为由，将清帝处理政务之所，从乾清宫移至养心殿，养心殿从此而成为清廷的政务中心。在整肃皇族中反对派的同时，对当年的功臣、即位后的心腹之患——隆科多和年羹尧，雍正也毫不手软，以“居功自傲，蔑视皇权”为由，施以削权、调任、抄家、遣戍，直至处决的严酷惩罚。 雍正在位13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耗羡银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在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为提高军务效率，在离养心殿百步之遥的隆宗门内设立军机处，更是铸就了沿袭至清末的帝后独揽军政要务的集权模式。有鉴于康熙朝诸皇子争储位的惨痛教训，雍正创立秘密建储制，即将已选定的储君姓名，写好密藏匣内，再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以备不测。这一制度，有助于以后乾嘉道咸几朝皇权的顺利过渡。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据说胤禛因迷信道士，服用丹丸过度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宪皇帝”。葬河北易县清西陵“泰陵”。 2、文治 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朝入关的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积累很深。他盛年登雍正“为君难”玺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雍正在位短短13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 1）、勤政和反腐倡廉 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突出特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像雍正那样勤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万机，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 反腐倡廉。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11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命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督、抚将幕客姓名报部。严禁出差官员纵容属下需索地方。后以户部库存亏空银250余万两，令历任堂司官员赔补。同年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史家评论说：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说明雍正整顿吏治的绩效。 雍正在位时，还有几举重大举措。 2）、建立密折制度 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密折制度加以完善。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100多人，雍正朝增加到1200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沟通，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奏折运转处理程序，因“阁臣不得与闻”，而避开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雍正朝现存满、汉文奏折41600余件，是研究雍正朝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3）、设军机处 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掌：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面奉谕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拆”字样，由兵部捷报处发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称为“录副奏折”。这项措施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雍正帝朱批奏折》奏折制简化了文牍手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处。议政处源自关外，大部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画机要。后设内三院，即后来的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朝撤销。内阁，仿明朝制度，逐渐排斥议政处于机务之外。而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徒有虚名。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限制，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但是军机处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贵族，也排除了内阁大臣。军机处的设立，使清朝皇帝乾纲独断——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许属臣阻挠旨意。 4）、摊丁入地 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还要缴纳丁银。雍正推行丁银摊入地亩。这项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的值得盛赞、肯定的积极意义在于，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但是，自“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特别是实行“摊丁入地”制度之后，社会人口，急剧增长。道光年间，人口之数，突破4亿。 5）、改土归流 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土司进行管辖。此前已有“改土归流”的举措，但雍正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中央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相同。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民族与边疆问题，东北地区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已经解决；东南的台湾、北方的蒙古，到康熙时已经得到解决；西南的民族问题，雍正时已经解决；新疆和西藏，到乾隆朝得以解决。 6）、废除贱籍 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 7）、确立新的立嗣制度 立嗣，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定制。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8岁的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继承人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悲剧。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100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明亡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如何解决？雍正采取的一个办法是预立皇位继承人，但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伟大创举。其积极的方面是，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顺治选了康熙继位，雍正选了乾隆继位。这两位大清皇帝，都君临天下60年，开创出中国封建王朝史上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应当说，雍正有眼力，有见识，看准并决定要乾隆继承、光大他的事业，确是选对了接班人。这对大清帝国、对中华民族、对亚洲历史及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3、武功 1）、大败噶尔丹策零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军与准噶尔部产 生了矛盾，引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七月，噶尔丹部进军途中被清军的伏兵围攻，大败。清廷授顺承郡王锡保为靖边大将军。九月，于鄂登楚勒大胜，噶尔丹策零率残部仓皇逃走。但他不甘罢休，总想侵占喀尔喀，扩大势力。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六月，清军及喀尔喀蒙古骑兵联兵于光显寺大败噶尔丹策零。光显寺之战，准噶尔部受到了重创。由于形势所逼，噶尔丹策零于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年底向清政府求和。第二年，清政府派使者赴准噶尔，希望其部能与喀尔喀划清游牧界，永远不再发生战争。经多次谈判，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清廷始同噶尔丹策零订议，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部于阿尔泰山以放牧，喀尔喀部在阿尔泰山以东放牧，各占其地。这样，清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暂时得到缓和，并维持了20年的和平局面。 （六）、十全老人——清高宗乾隆 年号:乾隆 庙号:高宗 简谥号:纯皇帝 正谥号︰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 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 名讳:爱新觉罗.弘历 承袭关系:世宗第四子 生母: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 出生日期及地点:1711年, 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雍亲藩邸 登极日期: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 称帝年龄:25 在位时间:1736-1795 在位年数:60 享年:89 生子:17 生女:10 死亡日期及地点:1799年,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于宁寿宫后门街养心殿 陵墓名称:裕陵 陵寝所在地:河北,遵化 1、生平小传 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是影响中国18世纪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皇帝。他在将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顶峰的同时，也亲手将它带向低谷。 清高宗乾隆皇帝弘历，清朝入关后第四代皇帝。满族，爱新觉罗氏，为清世宗胤禛第四子。雍正十一年（1733），封和硕宝亲王，十三年九月即位，年号乾隆，习称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嘉庆元年(1796),传位第十五子颙琰（嘉庆）,自为太上皇帝,仍掌军国大政,直至去世，实际统治六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掌权时间最长的皇帝。 乾隆帝弘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雍正在位时被封被宝亲王。雍正死后，群臣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取出锦匣，开读密诏，上面写着“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继联即皇帝位。”弘历于同月即位。第二年改年号为“乾隆”。 乾隆在位期间，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务实足国，重视农桑，停止捐纳，使社会上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康乾盛世”在此期间达到了顶峰。同时乾隆平定了准噶尔部，消灭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的势力，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巩固和开展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今天中国固有版图；严厉拒绝了英国特使马嘎尔尼提出的侵略性要求。充分体现了他的文治武功。 乾隆帝向慕风雅，精于骑射，曾先后六次下江南，遍游名城，笔墨留于大江南北。乾隆还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家。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他在位期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成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遗产的总汇。但乾隆所兴起的文学狱，在清朝历代中为数最多。如有个文人胡中藻写了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乾隆认为这是诽谤清朝，将胡中藻灭族。不过这并不有损于乾隆的功绩。 但乾隆好大喜功,为人重奢靡，铺张浪费，并自称为“十全老人”。他在位后期任用和坤二十年。和坤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致使这二十年间贪污成风，政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义频繁。清王朝开始从强盛走向衰败。 在平定天山南路时，清军俘虏了小和卓木的一个妃子，她是一位绝色佳人，身上又散发出一种天然的奇香，人称香妃。乾隆便将她收为妃子送入宫中，还特地招来回教徒服侍她的吃穿。又在宫中西苑造了回族的住房、礼拜堂，以博取她的欢心。香妃却毫不动心，坚决不从。一天，宫女奉乾隆之命来劝说，香妃猛地取出一把匕首，吓得宫女四散躲避。太后怕乾隆遭到不测，趁乾隆去郊祭时，把香妃召来，令其自杀。乾隆知道后还生了一场病，事后下令将香妃遗体用软轿抬回新疆喀什入葬，建香妃墓。近年来，专家经过大量考证。认为香妃实为乾隆的容妃，在宫中生活了28年，55岁时病殁，葬于东陵，棺上书有阿拉伯文的《可兰经》。 乾隆六十年（1795年）底，乾隆决定将皇位禅让给皇太子。他下诏说：“我25岁时继位，当时曾经对天起誓，如果能够在位60年，就一定自行传位给皇太子，不敢与皇祖（指康熙）的在位年数一样。现在我在位已经满60年，不敢食言，决定禅位与皇十五子颙琰。他如一时难以处理朝政，由我训政。”和坤等大臣极力劝阻，乾隆不听，于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在太极殿举行禅位大典，自称太上皇，但仍掌握着朝廷实权。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得病，虽经过不少名医医治，都不见起色，初三死于养心殿。 乾隆死后的庙号为高宗纯皇帝，史称乾隆帝。 2、文治 1）、大力革新 其一是处理政治积案。 其二，对于各级官吏、绅衿生监和广大农民，乾隆皇帝也实行了比较宽厚的政策。即位之初，即将雍正朝因亏空钱粮而被革职的两千来名官员悉数宽免。 其三，对于雍正朝的其他明显败政和一些累民措施，乾隆皇帝上台以后，也都用力加以革除。 2）、编修文化典籍。 北京内城南面东为“崇文门”，标榜皇帝“崇文”。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崇文”的，只有两位，就是康熙和乾隆。乾隆是一位文化型皇帝，乾隆在文治方面的活动内容很多，主要有：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第一份告成，共收书3461种、79309卷。随后继续进行，到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又告成6份，已历时15年。后再查核、校误和补遗，直到五十八年(1793年)才告结束，参与者前后4186人，时间长达20年。乾隆主持编纂《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3）、维护、兴建皇家园林 乾隆在北京及京畿保护、维修、兴建的皇家宫殿园林，如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换成蓝色琉璃瓦）、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其中清漪园改瓮山为万寿山，上建大报恩延寿寺（排云殿），又建佛香阁。这些皇家园林，无不彰显着清代园林文化的辉煌，是园林艺术史上的一串串璀璨的明珠。除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外，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乾隆当政期间，他不仅先后改建和扩建了康熙、雍正年间耗费巨大财力建于北京西北郊的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和承德避暑山庄的外八庙，而且就在他表示绝不“重费民力以创建苑圃”之后不久，又决定在北京西北郊四座皇家园林中心位置——瓮山（今万寿山）一带，营造世界园林史上最大的工程之一——清漪园。 4）、贡献诗文才华 乾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擅书画，兼长诗文，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诗人和学者。他不仅精通新满文，而且熟知老满文；不仅对汉语汉文十分精通，还懂蒙、藏、维等多种语言文字。乾隆喜爱书法，造诣精深。他长期痴于书法，至老不倦。 5）、蠲免天下钱粮 御史赫泰曾上疏：“国家经费，有备无患，今当无事之时，不应蠲免一年钱粮。”乾隆认为：百姓富足，君孰与不足？朝廷恩泽，不施及于百姓，那将施于何处！所以，乾隆断然下令蠲免全国钱粮。据统计，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庆元年，先后五次普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免除江南漕粮（其中一次为400万石米），累计蠲免赋银2万万两，约相当于5年全国财赋的总收入。蠲免全国钱粮，收到社会效益：“诏下之日，万方忭舞。”这话虽有夸饰，但说明此举确实受到欢迎。乾隆蠲免全国钱粮，其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效果之好，时间之长，在封建王朝中，空前绝后。 6）、南巡 乾隆帝一生多次外出巡游。他曾四次东巡，到达盛京（今沈阳），两次到曲阜祭孔，并巡游泰山，还曾游了嵩山和洛水，但最著名的还是他六次下江南。自乾隆十六年（1751）首次南巡后，他感到北国风光到底不如江南秀丽。这样，以后或因郁闷，或因闲暇，又五次南巡。这种巡游既达到了游玩散心的目的，也了解了南方的民风民俗、政治情势，因而也利于加强对南方的统治。 6）、禅位嘉庆 乾隆皇帝在86岁高龄之际，举行了传位大典，并向全国颁布了归政诏书。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在继位六十周年之际，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于勤政殿，当众取出当年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建储密旨，宣布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并决定于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十月朔日，颁嘉庆元年时宪书于全国并普免明年全国地丁钱粮。嘉庆元年正月六日，内外王公以下文武百官与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等国使臣咸集太和殿，按班序列。而后，礼部堂官首先至毓庆宫启请皇太子朝服出宫，恭候乾隆皇帝乘舆至太和殿升坐，乾隆皇帝开始了历时四年的太上皇生活。 3、 武功、 1）、统一整个新疆 北京内城南面西为“宣武门”，标榜皇帝“宣武”。明清28位皇帝，真正称得上“宣武”的，明朝有洪武、永乐，清朝则有太祖、太宗、圣祖、高宗。乾隆不仅“崇文”，而且“宣武”。他的武功之一是用兵西陲，巩固新疆。在北疆，两次平准噶尔，使土尔扈特部回归，基本上解决了北疆的问题。 南疆，主要指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域，清代称“回部”。准噶尔部强大时，回部受准噶尔贵族的欺凌与侵逼。但是，清军平定北疆后，回部贵族试图摆脱清朝，自长一方。为此，清军同回部军在库车、叶尔羌（莎车）等几座南疆重镇进行了激战，最终大获全胜，重新统一南疆，粉碎了图谋分裂。乾隆在南疆实行因俗而治，设立阿奇木伯克制，由清廷任命。并设参赞大臣（驻叶尔羌）等官，分驻各城，加强统辖。制订《回部善后事宜》，对南疆管理体制做出改革。乾隆在新疆设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设置卡伦，移民实边，进行屯垦，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乾隆平准定回诸役，统一了准、回各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统辖，铲除了准噶尔东犯喀尔喀、威胁京师及大西北的祸根，保持了西北、漠北及青海、西藏的社会安定。 2）、完善治理西藏 乾隆两次派兵打败廓尔喀（今尼泊尔）的侵犯，制定《钦定西藏章程》。规定：设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在西藏驻军，分驻前藏、后藏；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圆寂后，在驻藏大臣亲监下，灵童转世设立金奔巴瓶制，用金奔巴瓶掣签决定继承人，这是乾隆的一个创造；西藏对邻国贸易必须进行登记；西藏货币一律用白银铸造，正面铸“乾隆宝藏”四个字……等等。《钦定西藏章程》是西藏历史上重要的文献，标志着清朝对西藏进行全面有效的管辖。在雍和宫的“金奔巴瓶”已成历史文物，在大昭寺内的“金奔巴瓶”制沿袭至今。 中华各族一统。清朝已经历“三祖三宗”——太祖努尔哈赤、世祖顺治、圣祖康熙和太宗皇太极、世宗雍正、高宗乾隆六代，乾隆则是集大成者。乾隆在其祖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并开拓了中国的疆域版图，维护并加强了中华的多民族统一。乾隆时的中国疆域，东起大海，西达葱岭，南极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清乾隆时的人口达3亿。清朝“三祖三宗”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是维护了中国的边疆版图，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3）平叛苗疆 在贵州“苗疆”地区，雍正年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末年，贵州“苗疆”又发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赴贵州平叛。他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甚至提出要将大片苗疆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日甚，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疆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此时乾隆帝刚继位不久，听到战局不利的消息，颇为震怒，要对苗疆大举用兵。他初次调兵遣将，自不免要稍示威严。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改派张广泗经略苗疆。 伊犁为厄鲁特准噶尔部居地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深思熟虑后，制订了“督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所向克捷。 三路兵马齐头并进，步步紧逼，层层封锁，对苗寨群众大杀大烧，清军攻破苗民据点牛皮大箐，杀死1万多人。清军又回头对熟苗大肆杀戮，分首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先后毁掉苗寨1224寨，赦免388寨，杀死117万人，黔东的苗区淹没在清军大屠杀的血泊之中。 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逐颜开，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总算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4）、平息大金川首领莎罗奔的叛乱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首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隅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刚愎自用，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三天攻下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数，而战功全无。乾隆帝大怒，立命将张广泗逮治来京，说他“负恩忘国”，按律斩首。《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格登鄂拉研营图》接着传旨，命讷亲回奏。讷亲尽把责任推给张广泗。乾隆帝将讷亲的奏折掷到地下，命侍卫到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派人送往军前，令讷亲自裁，实际上就是赐死。讷亲自知不免一死，遂用这支祖剑自刎。乾隆帝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军队，和岳钟琪分两路进剿。莎罗奔乞降，大小金川遂告平定。乾隆帝十分高兴，对傅恒盛赞褒奖，把他比作平蛮的诸葛武侯，封他为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封为三等威信公。在凯旋时，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诸王大臣郊迎，他亲自在紫光阁行饮致礼，并在丰泽园赐宴犒赏随征将士。 乾隆帝三十一年（1766），大小金川再次叛乱。 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进剿，多年无功。乾隆帝下令杀了阿尔泰，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督再征大小金川。用兵数年，劳师靡饷，清兵接连受挫。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因温福已战死，桂林无功，遂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严令剿灭叛匪。乾隆四十一年（1776），阿桂攻克了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尔崖，叛乱被平息。叛乱头目索诺木和莎罗奔率家族20余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其他族人等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边为奴。乾隆帝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画像入紫光阁。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5）、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准部多次用兵，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准部时服时叛，成了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在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命班弟为定边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倒戈，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反抗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解送北京。 乾隆皇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考虑到民族关系和边疆安宁，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受到最好的待遇。 乾隆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其它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日益骄横，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未满足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恩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他仍不满足，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用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积极准备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九月，乾隆帝命他到避暑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朝廷的用意，半路逃回，公然打出了叛乱的旗号。 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弟兵败被杀。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还给清廷。 6）、接受土尔扈特异域来归 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原是蒙古四部之一。17世纪20年代以前，该部一直居于准噶尔地区。明朝崇祯初年，该部因和邻近蒙古各部发生矛盾，在其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离开近代居住的塔尔巴哈台一带地方，几经辗转以后，定居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 对于沙俄当局的压迫，他们实在忍无可忍，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居住在伏尔加河南岸的17万土尔扈特人同时发动了反抗沙俄的大起义，彻底摆脱沙俄政府的控制，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祖国的艰难征程。在回国途中， 他们击退了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 战胜了哈萨克、布鲁特等部的骚扰，克服了给养缺乏、疾疫流行等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次年六月进入中国境内，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 针对土尔扈特人众长途跋涉，各种生活用品奇缺的情况，根据乾隆皇帝“口给以食，人授之衣”的指示，大批清朝官员投入了赈济来归人众的具体工作。为了救急，乾隆皇帝除指令土尔扈特人众所至之地官员动用库存衣物、茶叶、布匹、粮食和官中牛羊之外，还专拨库帑20万两，于西北各地购置牛羊衣物，“驱往供馈”、“均匀分给”。 2）、对外政策 （1）和英国的关系 乾隆帝时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已经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迫切需要在东方寻找商品市场，古老而庞大的中国自然成为欧洲国家输出商品的重要目标。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其中以英国增长最快。当时清政府允许外商在澳门居住，并在那里设立商馆，到广州进行贸易。对于在广州进行正当贸易的外商，乾隆根据中国体制和法律，保护他们的经商活动的合法权益；对于中国人和外商之间的争端纠纷和刑事案件，乾隆坚决依据中国法律秉公处断，既不包庇又不侵害外商利益而采取维护中国法律，依据法律公正判刑的严正态度。 当时最大的贸易对象是英国。但是在中英贸易中，英国输入中国的呢绒、棉纱、钟表、玻璃、铜、铅等，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市场非常疲软；而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土布、药材、陶瓷制品等，都受到欧洲国家的热烈欢迎。因而，在当时中英贸易中，中国保持了大量出超的地位。为了扭转中英贸易中的不平衡状态，向中国推销更多的英国商品，英国派出以马嘎尔尼、斯当东率领的700人使团，带了600箱礼物，以向乾隆“祝寿”为名，来到中国，妄图以外交欺诈手段、侵害中国主权的办法，把中国变为英国的商品市场。 马嘎尔尼书面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要扩大贸易，增加通商港口，允许英国人在广州居住，请占用一小岛贮存货物，允许传教士到各省传教。乾隆帝回复了英王来书，先后颁予英使三道敕谕，断然拒绝了英人要求。 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向乾隆帝进献的火枪全貌英国除想通过外交途径打开中国的市场外，还企图通过支持中国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势力、支持中国的邻国如廓尔喀的统治者对中国的入侵等手段，来达到侵略我国的目的。由于乾隆皇帝实行坚决平定叛乱、抵抗外国侵略的政策，导致英国的这些阴谋也一一失败了。 （2）与沙俄的关系 沙俄殖民势力在乾隆时期继续对我国边疆进行分裂、颠覆和侵略活动。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阿睦尔撒纳的长期叛乱就得到了沙俄势力的唆使和怂恿。1756年，正在清军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之际，沙俄政府决定派布拉吉谢夫出使中国。第二年布拉吉谢夫来到北京， 带了俄国枢密院给中国的信件， 要求在“流经中国大皇帝陛下领域之内”的黑龙江上，给俄国以自由航行权，还准备谈判不成就用武力解决。乾隆指出：根据中俄签订的《恰克图条约》，“并无逾界遣人运送什物一项”，断然拒绝了沙俄强要在当时属于中国内河的黑龙江上航行的无理要求。为了防止沙俄军队的挑衅， 他指令江防官兵加强戒备，“倘不听阻止恃强前行”， 即“照私越边境办理”。与此同时，沙俄还在我国西北边境不断进行侵略渗透活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1763年，沙俄军队入侵我国卫满河源、库克乌苏河、布克图尔玛河与色毕河一带，“造屋树栅”；1771年，沙俄殖民者又潜入我国境内哈屯河一带耕作。乾隆得知消息后命令官兵将俄罗斯木栅、屋宇尽行拆毁，并指出：“以上地区均系中国准噶尔地方， 与俄罗斯无干，伊等岂可擅自造屋树栅？” 以后，乾隆决定从1771年起，将每三年查边一次改为每年查边一次。这些措施，捍卫了我国西北边疆领土主权的完整。 （3）和亚洲国家的关系 乾隆时期，中国和四周的邻国朝鲜、日本、缅甸、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朝鲜当时是中国的藩属国，和中国的关系极为友好密切。朝鲜遣使定期前来北京朝贡，每次都受到乾隆的热情接待；日本在乾隆年间和中国的商业文化交流非常频繁，当时两国是平等的友好相处的关系；中国同缅甸在乾隆年间发生过战争，但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友好的，1769年中缅战争结束后，两国往来更加频繁，彼此的使节往来不断。当时缅甸和暹罗（泰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几乎要爆发战争，乾隆从中调停，使两国的关系有所缓和；乾隆晚期，由于英国的煽动怂恿，廓尔喀（尼泊尔）入侵我国西藏，中、廓之间一度发生战争。当中国军队迅速击败入侵的廓尔喀军以后，乾隆只要求其归还被掠夺去的中国西藏的财产，保证永远不侵犯中国，并没有提过分的侮辱性的要求。从此，廓尔喀国王相信中国而不相信殖民主义的英国；越南在乾隆时是中国的藩属国之一，两国当时的关系也是友好亲睦的。乾隆晚期，越南黎朝国王黎维祁“因无能失国，弃印潜逃”。乾隆让他定居中国桂林，给以养赡；根据夺取了黎朝统治权的阮光平的恳求，乾隆册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1790年，阮光平来到承德朝见乾隆，受到乾隆和中国官员的热情接待。中越间的经济文化往来也不断发展。 （七）、命运多劫——清仁宗嘉庆 年号:嘉庆 庙号:仁宗 谥号:睿皇帝 名讳:爱新觉罗.颙琰 承袭关系:高宗第十五子 生母:孝仪纯皇后 出生日期及地点: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圆明园天地一家春 登极日期: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 称帝年龄:37 在位时间:1796-1820 在位年数:25 享年:61 生子:5 生女:9 死亡日期及地点: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热河行宫 陵墓名称:昌陵 陵寝所在地:河北,易县,清西陵。宝华峪 1、生平小传 嘉庆帝喁琰，清高宗弘历的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登基，改元嘉庆，在位25年。卒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终年61岁。庙号“仁宗”。 嘉庆帝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乾隆皇帝晚年一直被立储的问题困扰着，他的诸皇子中，有的已经死去，有的对当皇帝根本不感兴趣，还有的生怕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敬而远之。就这样，才具并不突出的颙琰被推上了前台。嘉庆皇帝的即位看似是一帆风顺的，但细细体会也有起伏跌宕之处。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乾隆皇帝的第二子出生了，这个婴儿是乾隆帝嫡福晋所生。由于清代以前的皇帝没有一位是嫡长子，所以雍正皇帝非常重视这个孙子，并亲自赐名永琏，暗示在乾隆之后立他为皇帝。乾隆皇帝即位后，马上将传位永琏的诏书放在了正大光明匾后，谁知永琏并不是当皇帝的命，只活了九年就离开了人世。这是老天爷帮嘉庆皇帝扫除的第一个障碍。 其后不久，皇后又生下了皇七子永琮，一心完成祖先遗愿得乾隆皇帝，马上决定立这位嫡子为太子。谁知传位永琮的诏书刚放到正大光明匾后，两岁的永琮也离开了人间。连丧两子的乾隆皇帝，再也不敢立嫡子为太子，更不敢将传位诏书放在正大光明匾后边了。老天又为嘉庆皇帝的即位扫掉了一个障碍。就这样，乾隆皇帝只得在庶出的皇子中选择了忠厚老实的颙琰，而且，为了不让老天夺走他这个儿子，乾隆帝一直没敢宣布立他为太子。直到即将禅位前一年，才正式公诸于众。 嘉庆皇帝的即位和康熙皇帝一样，可以说是老天的安排，但这次上天的选择并不像上一次那么准确，忠厚老实的嘉庆皇帝显然挑不起这副担子，由于它的过分宽容，官场中的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大清王朝也开始进入暮年。 嘉庆继位后，政事仍由太上皇乾隆决定。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病死后，他亲政。亲政后的第六天，他就逮捕了和坤，抄出家财约值白银十亿两，相当于当政府二十年的财政总收入，不久和坤被处死。 嘉庆是一位勤政图治的守成君主。他亲政后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他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他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川、楚白莲教和鲁、豫天理教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清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落。 从嘉庆帝个人来说，他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一个日趋衰弱的封建的古老国家，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此后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滑下去。 嘉庆一生命运多劫，曾经遭逢两次宫变。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嘉庆从圆明园返回大内，将进顺贞门，突然有一汉子冲出行刺，嘉庆的随从一百多人一时被惊呆，亏得在场的几个亲王卖命格斗，才将刺客擒住。原来，他叫陈德，是个平民，因贫困无告，愤恨统治阶级的压榨，才舍身潜入皇宫，准备刺杀皇帝。事后，陈德一家被残杀。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嘉庆离宫北去木兰狩猎。这时京郊林清领导的一支天理教农民起义军，决定乘清朝的王公大臣外出迎接嘉庆回宫，宫中空虚之日，攻占皇宫，推翻清王朝。9月14日，起义军扮成商贩，暗藏武器，混进京城，和皇宫内的部分太监取得联系后，于15日中午发动起义，冲入西华门，沿皇道直扑隆宗门。皇宫护卫军忙关闭大门。起义军转而从养心门对面南墙外，攀援树木，爬上墙头。被皇次子旻宁率领清军用火枪击败。事后，嘉庆心有余悸，下令将宫内树木全部伐掉。后代皇帝从祖训，也不重新种植树木，致使今日故宫古树罕见。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再次去木兰游猎，驻于避暑山庄。头痛发热，之后病情日益严重，嘉庆知道不好，连忙宣召大臣赛冲阿、托津等入室，宣布立即传位于皇次子旻宁，25日死于避暑山庄。 嘉庆死后庙号为仁宗睿皇帝，史称嘉庆皇帝。 2、文治 1)、从继位到亲政 嘉庆帝虽已即位，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终日侍太上皇，“上皇喜则喜，上皇笑亦笑”的傀儡。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帝驾崩，从此，嘉庆帝作为一个真正的皇帝开始行使权力。他在亲政上谕中表示：“嗣后一切政务，悉应仰体皇考圣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官样文章，亲政后的嘉庆帝并不想一切都按既定方针办。 嘉庆帝在位凡二十五年，实际当政二十二年。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大力整饬内政，力图通过对朝政的整肃来遏制走向衰败的颓势，恢复乾隆中期的鼎盛局面，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残酷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嘉庆帝对内政的整饬，是从诛和珅开始的。和珅是乾隆帝的宠臣，权倾朝野满门显贵，党羽众多，当政二十年，揽权纳贿，“蠹国病民”，使全国吏治更加腐败，贿赂公行。太上皇病故次日，嘉庆帝即革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衔，不久，又下和珅于狱，查抄家产，赐令自尽，并惩办了和珅的几个重要党羽，开始了所谓的“咸与维新”局面。 2)、平庸天子，鲜有建树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日，在太和殿举行乾隆禅位、嘉庆登极大典。乾隆皇帝归政之后，以太上皇名义训政。当时有两个年号：宫内皇历仍用“乾隆”年号，各省改用“嘉庆”年号。 乾隆帝退位后，本应住在宁寿宫，让新皇帝住在养心殿，但他不愿迁出，于是让嘉庆居毓庆宫，赐名“继德堂”。乾隆经常御殿，受百官朝贺，嘉庆则实以儿皇帝的身份处于陪侍的地位。朝鲜使臣到北京，目击记载说：嘉庆“侍坐太上皇，上喜则亦喜，笑则亦笑”。又记载：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与他的父、祖相比，嘉庆皇帝是一位既没有政治胆略又缺乏革新精神，既没有理政才能又缺乏勇于作为品格的平庸天子。“平庸”两个字，是嘉庆皇帝的主要性格特点。嘉庆朝是清朝由盛转衰的时代：上承“励精图治、开拓疆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的“康乾盛世”，下启鸦片战争、南京签约、联军入京、帝后出逃的“道咸衰世”。清朝社会的固有矛盾已经积累了180年，嘉庆皇帝扮演了大清帝国由极盛而转为衰败的历史角色。 3)、“咸与维新”，颓势难抑 嘉庆帝亲政后，以清除和珅为契机，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帜，同时立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内政加以整顿。 首先是诏求直言，开通言路。 其次，戒除欺隐粉饰之风。 再次，罢贡献，黜奢崇俭。 又次，力戒怠惰偷安的官风。 3、武功 1)、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 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已经退位仍手握重权的太上皇乾隆帝，立即调兵遣将，围追堵截，然而，劳师数年，糜饷数千万，结果是“良民不得已从贼，日以浸多，奔驱三载，不能自拔者数逾十万”。起义由湖北发展到河南、陕西、四川三省地区。嘉庆帝亲政后，毫不迟疑地把镇压方兴未艾的农民起义作为最紧迫的政务，摆到了议事日程的首位。 嘉庆四年正月初四，即他亲政第二天，便命军机大臣传谕四川、湖北、陕西督抚、带兵大臣将领等，指斥他们“奏报粉饰，掩败为功”。严令他们“戮力同心，刻期灭贼”，警告他们：“有仍欺玩者，朕惟以军法从事”。 此后，嘉庆帝实行一系列新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农民起义的镇压。 但嘉庆一朝，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嘉庆帝虽然把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是在农民起义的不断的沉重打击下，嘉庆帝统治的皇朝变得外强中干、精疲力尽。 2)、抑制英国入侵严禁鸦片输入 对于从乾隆朝以来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嘉庆帝是主张严加禁止的。他对鸦片流毒造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嘉庆十五年(1810)，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六盒入城的杨姓烟贩。嘉庆帝在谕令中指出：“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他根据当时“嗜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加以禁止。嘉庆十五年三月，为严断鸦片流入京城，除令崇文门税务机构于所属口岸稽察外，他又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为社弊清源，他命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 嘉庆十六年，钱楷在上书中提出：“外洋鸦片烟入中国，奸商巧为夹带”，“请饬闽粤各关监督并近海督抚，严督关员盘检，按律加等究办。内地货卖一经发觉，穷究买自何人，来从何处，不得含糊搪塞，将失察偷漏监督、委员及地方官一体参处，务使来源尽绝，流弊自除”。嘉庆帝采纳了钱楷的建议，谕令沿海督抚认真察办。十八年七月，他“申禁私贩鸦片烟，定官民服食者罪”。二十年，粤督蒋攸铦等“请于西洋货船到澳门时先行查验，并明立赏罚”，嘉庆帝立即准其实行。他在批复中指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至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此外，嘉庆对外商偷运白银出洋问题亦高度重视。十九年，苏勒额奏称：洋商每年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中国，任意欺蒙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请严加禁止白银出洋。嘉庆帝认识到，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命令粤督立即查明每年洋商偷运白银出洋的实数，订立章程，严密禁止。嘉庆帝对鸦片的严厉禁止，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对道光朝的禁烟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八）、志高才疏——清宣宗道光 年号:道光 庙号:宣宗 谥号:成皇帝 名讳:爱新觉罗.旻宁 承袭关系:仁宗第二子 生母:孝淑睿(喜塔腊氏) 出生日期及地点:1782年,乾隆四十七撷芳殿中所 登极日期: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称帝年龄:39 在位时间:1821-1850 在位年数:30 享年:69 生子:9 生女:10 死亡日期及地点:1850年,道光三十年圆明园慎德堂 陵墓名称:慕陵 陵寝所在地:河北,易县,清西陵.龙泉峪 1、生平小传 道光帝旻宁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代皇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卒于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终年69岁。庙号宣宗，葬慕陵。 道光帝柄政30年。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正是他一生的悲剧所在。 道光皇帝是清代唯一一位以嫡长子身份即位的皇帝。虽然嘉庆皇帝很早就决定传位给旻宁，但嘉庆十八年发生的一件事，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当时反清复明的组织天理教在京畿非常活跃，一部分义军准备趁嘉庆皇帝出宫之际，拿下北京，他们的主攻目标是紫禁城，而且已经买通了几个太监做内应，义军按计划混入城中，准备从东，西华门冲入紫禁城。但东华门的义军过早暴露了身份，不得已总攻提前开始。义军在太监的带领下迅速冲进了宫中，此时嘉庆皇帝正在避暑山庄，宫内一切由旻宁掌管，正在乾清宫上书房读书的旻宁得到报告后，带着另两位亲王冲了出去，当时内宫的大门已经关上，但还是有几个义军爬上了墙头。旻宁临危不乱，当场击毙了两个义军，这时援兵到了，冲进紫禁城的义军被全部杀死。由于旻宁的机智勇敢，保住了内宫女眷没有受到伤害。事后，得到了嘉庆皇帝的高度评价，并封他为智亲王，旻宁嗣皇帝的位子也就更加稳固了。 道光即位之初，中国正面临最重的内外危机。在内清王朝经“康乾盛世”后已经走下坡，史称“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现在吏治腐败，武备张弛，国库空虚，民众反清斗争频频；在外，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道光颇想有一番作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图中兴。他虽然朝纲独断，事必躬亲，以俭德着称。但内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运，禁烟等均无起色。勤政图治而鲜有作为。 道光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使他寝食不安。最后下决心严厉禁烟，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道光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共19179 箱、2119 袋，总计2376254斤，在虎门当众销毁。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销毒数量最多的一次。 虎门销烟也引发了中英之间的紧张关系。道光二十年（1840年）年六月，英国远征军到达中国海面，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伊始，道光帝认为英军不堪一击，但随着战事的发展，英军围困珠江口、攻占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帝大为震惊，忙派琦善等人与英军谈判。最后对外妥协，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与英国签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清政府又与法美等国签定了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夏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公元1849年正月，道光在内外交迫中忧愁成疾。开始还勉强支撑着临朝办理政事。到第二年正月丙午日，病情加重。他知道没有康复希望，忙宣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大臣载恒、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内务府大臣文庆等进宫，命令他们随同总管太监从正大光明匾额后取下锦合，宣读诏书，诏书上只有皇四子奕泞五字。中午，道光死于圆明园慎德堂内。 道光死后庙号为宣宗成皇帝，史称道光皇帝。 2、文治 1)、改革漕运、盐政，开禁采矿 道光四年(1824)，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泄过多，高宝至清江浦一带，河道节节浅阻，船只不能畅行，漕运再度紧张。有人奏请引黄入运，添筑闸坝，终因黄河水夹带大量泥沙淤积于河床，漕船仍不能通行。道光帝决计革除漕政积弊，有效地解决漕运问题。自元至明，海运之法，行之有效。清代嘉庆时，也曾试行。后来由于部分廷臣及主持漕运的胥吏以风涛、“海贼”等理由加以反对而一直不能实行。道光帝在廷臣“有谓可以试行者，亦有谓断不可行者，迄无定见”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江苏、松、常、镇，浙江杭、嘉、湖等府属，滨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一岁中乘风开放，每每往来数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令两江总督魏元浩、漕运总督严检、江苏巡抚张师诚、浙江巡抚黄鸣杰等各就所属地方情形，“广谘博采，通盘经划，悉心计议，勿存成见”，将海运之事“一一熟筹”。但是，这些官员不愿承担海运风险，均以为海运窒碍难行，仍主张采用“引黄济运”，盘坝接运的办法。这种办法实行的结果，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漕运问题，还虚耗了大量资金。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分别给阻挠海运、又拿不出漕运办法的大学士孙玉庭及江浙有关地方官员以革职、降级、调用等处分，改派琦善为两江总督，并任命富有改革精神、政绩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为江苏巡抚，命他们切实筹措海运事宜。 然后上奏，主张海运漕粮。道光帝同意试行，并于上海设立海运总局，由江苏派遣官员管理，在天津设立分局，由朝廷派遣官员验收。海运计划确定以后，陶澍再次亲赴上海督办。道光六年二月初一日，第一批海运船只，装载漕米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余石扬帆出海了。海船自吴淞口出驶，东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铁槎山，历成山，西转芝罘岛，稍北抵天津，总计水程四千余里。道光帝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验米，米色滢洁，且时间缩短，运费低廉。此后，继续由海路运送漕粮。至六月初，江南漕米全部运完。道光帝实行海运漕粮，当时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后来，由于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他并没有能坚持实行下去。 清代盐法，大率因明制，各省行盐循用纲法，招商认窝(产盐地)，领引办课，引从部发，遂使盐业之利尽归盐商。各盐商层层盘剥，兼之各省官绅皆视盐务为利薮，或藉口办公巧为侵蚀，私取规费。积习成弊，积弊成例，致使私盐充斥，官引滞销，国与民交受其困。道光时，盐业困顿凋蔽，愈益严重，而当时两淮之盐，销区最广，商疲课绌，积弊亦最深。道光十年，两江总督陶澍以淮盐疲蔽已极，屡陈积弊情形，并请删减浮费，停缓摊补。不久，道光帝批准实施了革新盐政的措施，将两淮盐政裁撤，其盐务改归两江总督管理，以一事权。进而在道光十三年，推广实行票盐制。 所谓票盐制，即于场区适中地点，设局收税。无论什么人，只要照章缴纳税课，即可领票运盐，在限定的地域范围及规定的期限内自行贩卖。票盐制革除了专商专岸之弊，改变了过去盐商垄断盐利的局面，国家则可收化私为官之益。由于票盐制手续简单，官吏无由侵扰，成本减轻，商人因而争相经营。票盐法于道光十二年首先在准北地区三十一个州县实行，效果十分显著，不到四个月，清运三十余万引(一引为四百斤)场盐运销一空。票盐制广为推行后，私盐不禁自绝，官盐畅销无阻，盐课成为国家财政一大收入。由于票盐法行之有效，时论皆以改引行票为救弊良策。 票盐法行之有效，实为利国利民之举，但此举受到和过去行盐之法利害相关的各种势力的反对，导致道光帝推行票盐法阻力重重，最后不得不使盐政的改革半途而废。 道光六年，他曾以畿辅重地，有碍地脉风水为由，禁止商人于宛平等五州县开采银矿。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对开矿有了些新认识，在一道上谕中明确地指出：“自古足国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国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万民之用。” 道光二十八年，他又在另一道上谕中称：“开矿之举，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仍是藏富于民。“足国之道，首在足民”，“藏富于民”，这种观点的提出，表明道光帝在治国之道上的一种真知灼见。道光帝同时以实际措施鼓励开矿。他对藉口办矿“累民扰民”，“人众易聚难散”而反对开放矿禁的官员进行劝导，告诫他们不能“因噎废食”。他严饬地方官员不得“畏难苟安，托词观望，游移不办”。他又根据过去官办矿政，“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的弊病，提出“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由此可见，道光帝对开矿一事，提倡颇力，措施亦得当，这对当时矿政建设大有裨益，百姓生活亦称方便。 2)、矫正奢靡风尚 为了挽救清朝统治危机，道光帝在即位之后，力图遏止奢靡之风，使整个社会能黜华崇实。 他一即位，便颁发声色货利论，力图说明声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的严重危害，表示要谨遵嘉庆帝不迩声色之谕，力崇节俭，返朴还淳，告诫皇室子孙身体力行，概从朴实，勿尚虚文，竭力倡导在皇族、满族贵族中恢复满洲淳朴旧俗。 3)、整顿吏治 道光帝即位后，深知吏治腐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感到有必要加以整饬。道光二年(1822)，他下达谕旨：“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这表明道光帝起初是打算废除捐纳弊政的。然而，后来由于国势的衰弱，尤其是国家财政的匮乏，他又无法摆脱财政困境，不得不仍旧求助于捐纳制度。自道光七年始，捐例大开，二十二年后，各省遍开捐例。至末年，两粤用兵，军需浩繁，于是，各省又遍设捐局，绅民凡纳银者，本人皆可补官铨选，而国家也得到一点财政补贴。从此捐纳泛滥成灾。道光帝虽迫于财源紧张大开捐例，但他对通过捐纳取得官职的人，内心深为厌恶，对其戒备尤深。 清代京官和地方府厅州县各级官员各有生财之道。京官依赖外官之馈赠，外官则以俸廉不敷办公为辞，依赖种种陋规，浮收勒折，科敛民财。一些膏腴之地，每岁陋规多至二十万。各级官员“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剥削，民生困蔽”。道光帝希冀对各地陋规加以整顿，首先从直隶开始。道光元年，他命令直隶督抚督率藩司，“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应存者存，应革者革”，“奏定之后，通行饬谕，如再有以赔累为词，于此外多取于民者，一经发觉，即行从重治罪，不稍宽贷”。但是，此谕下达不久，即“朝有诤臣”，“连章入告”，道光帝只好明降谕旨，停止清查直隶陋规，使得这一措施半途而废。 为了整顿吏治，道光帝还对那些年迈体弱、诸疾缠身而又恋栈不肯退位者加以罢斥。云贵总督伯麟，年逾七旬，素患骨疾。道光帝将其调离总督任所，授以协办大学士衔，供职京师。回京不久，伯麟即要求外放，随即遭到道光帝严厉申斥：“知总督之养尊处优，而不知任大责重。以伊衰暮之年，使加以简任，尚安望其称职?”他认为伯麟“欲以要君之举，坚其恋栈之心”，故毫不留情地勒令伯麟休致。 4)、禁止鸦片走私与贸易 清中叶以后，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等艇飞棹走私，吸食大小窑口潜藏于内地，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在乡吸食。鸦片烟毒，危害生灵，“势将胥天下之编氓丁壮，尽为萎靡不振之徒”，野有游民，国无劲旅，这是多么令人可怕的情景!为此，道光帝即位伊始，连连发布严禁鸦片的命令，查拿烟贩，禁民吸食，对地方官查拿鸦片不力者，订立议处失察条例，严饬地方官晓谕居民，不准私种罂粟，防止鸦片蔓延。 道光十一年，他又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确加查核，如何使烟土不能私人，洋面不能私售……务将来源杜绝，以尽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十二年八月，又谕令各省督抚提镇严禁陆路水师将弁兵丁吸食鸦片。但是，这些禁烟措施并未能遏止鸦片流毒的汹涌泛滥。清统治集团内部禁烟、反禁烟的斗争日益激化。 道光帝采纳严禁主张之后所采取的最具决定性的步骤，是干十二月三十一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令他“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他申明派遣林则徐驰赴广东的目的，是为了“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林则徐在次年即道光十九年三月至六月禁烟期间的一切行为，都得到道光帝的首肯和支持。他对于林则徐向外商宣示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的决心尤为赞赏，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道光帝屡次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陆严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门，妄生觊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净尽”。林则徐不负皇上重托，采取果断措施，终于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二百多万斤。道光帝对此十分满意，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交部从优议叙。并谕令林则徐等查明实在箱数，派委明干员弁解京以凭核验。一些官员认为不值以国家有利之财，糜之于无用之物，同时广州至北京行程几千里，最易被人偷换。道光帝接受了正确的建议，改变了主意，令林则徐等“毋庸解送来京……即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成知震慑”。林则徐遵照谕令，于六月三日开始，把缴获的鸦片于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至二十五日才彻底销完，共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斤。 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奏报，揽奏兴奋之极，提笔批日：“大快人心一事!”从道光十八年年末开始，在道光皇帝的敦促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展开。在广州，二百多万斤鸦片烟渣随海浪冲入大海，倾刻间无影无踪.在沿海各省，鸦片走私船被缉获，走私烟贩被缉拿；在内地各省，罂粟的种植被严令禁止，鸦片烟、烟枪、烟具被收缴、销毁，各种戒烟药丸被分发，吸食者被处以刑法。诚然，在全国各地，禁烟措施在贯彻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异，有的省份因弛禁派迁延观望、敷衍塞责而使禁烟成效大打折扣。但道光帝是决心在全国切实实行禁烟的，其效果也是显著的，于国于民都有利。英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一书中，对道光帝的禁烟、销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这种评论并非过分。 3、武功 1)、鸦片烽火 道光皇帝开始决定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的主张，派他为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到广州禁烟。林则徐坚称：“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林则徐严禁鸦片，必然损害一些人的不法利益，也必然损害英国殖民者的不法利益，因而必会遭到他们的反抗。道光皇帝作为一朝君主、一代政治家，他应该看到或预见到这一点。对英国殖民者可能由此而产生的反应一一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贸易的，应该预先采取防范措施。可惜，他没有做到。结果，鸦片战争兵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清朝失败，以下两点，值得思考：首先，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 诚然，当时英国的确比较先进，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而清朝经济落后、君主专制、吏冶腐败、军备废弛。“落后就要挨打”，这是事物的普遍性。但事物还有特殊性，要对具体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历史分析。中英鸦片战争，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可做如下思考：从战略来说： 其一，国力——道光时清朝人口4万万，俨然是东方一个大国，英国当时还没有成为“日不落国”；且英国远涉重洋，长途奔袭，以动对静，以劳对逸。清朝有可能打败英国的侵略。 其二，军事——英国进攻，而清朝防御；英国兵少，而清军兵多；英军后方太远，而清军在本土作战。 其三，民心——英国是侵略的一方，清朝是反侵略的一方，并得到国民的支持。林则徐、邓廷桢发出告示：“如果英夷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从战术来说： 其一，兵力——1840年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统带的侵略军4000人，乘舰船40余艘到达澳门。这支军队，数量有限，只要认真抵抗，完全有把握取得胜利。 其二，后方——当时欧亚交通极为不便，英军战线太长。7月初，侵略军进犯厦门，遭到邓廷桢率福建军民英勇抗击，就北驶浙江定海，定海总兵葛云飞等壮烈牺牲，定海失陷。这时，清朝也只是小的失利。8月，英国派船到白河口投书，向清政府直接威胁恫吓。清军在总体上完全占有优势。 其三，武器——当时英军使用的武器装备，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稍先进一些，但并不像后来差距拉得那么大。 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例子，历史上不胜枚举。道光皇帝的祖先，当年萨尔浒之战、松锦之战，八旗军都是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 因而，从战略、战术分析，清朝有可能打胜这一仗，但清朝却打败了。 其次，鸦片战争失败的主要历史责任是在大臣穆彰阿还是在道光帝？ 认识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有一个过程。开始一些人认为责任在严禁派与主战派，其代表是林则徐。道光皇帝罢了林则徐的官，并将他遣戍新疆伊犁。后来一些人认为责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应当说，后者的认识比前者进了一步，但还有深入探讨的空间。下面对朝廷军机大臣和大学士的构成做一个分析：道光二十年（1840年），朝廷的军机大臣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5人，大学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琦善、王鼎、伊里布（差往浙江）、汤金钊6人。在京的军机大臣和大学士共8人，其中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的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3人。其中潘世恩状元出身，遇事观望退让，仅为“伴食”而已。这三个人，穆彰阿为领班军机大臣、首辅大学士，潘世恩是穆彰阿的阿附者，琦善是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后署两广总督。所以，朝廷实际分为两派：以穆彰阿等为一派，王鼎等为另一派。因此，主和派的代表是穆彰阿，主战派的代表是王鼎。 《清史稿·穆彰阿传》记载：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嘉庆进士，任内务府大臣、直上书房、翰林院掌院学士、大学士、军机大臣。“穆彰阿当国，主和议，为海内所丛诟。上既厌兵，从其策，终道光朝，恩眷不衰”。穆彰阿是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观察道光皇帝的意向，才主张和议的。《清史稿·穆彰阿传》明确记载：“穆彰阿窥帝意移，乃赞和议，罢则徐，以琦善代之。” 以上就是说：第一，穆彰阿主和是窥伺道光皇帝旨意而秉承的；第二，因为道光主和，穆彰阿乃跟着赞成主和，这里的主从关系不能颠倒；第三，罢免林则徐是穆彰阿根据道光皇帝意图行事的。像林则徐这样的封疆大吏，钦差大臣，没有道光的“谕旨”，穆彰阿再专权也是搬不倒的；第四，琦善身任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其替代林则徐，没有道光皇帝谕准同样也是不能的。在大敌当前之时，林则徐被斥责、革职并谪戍伊犁，这和当年崇祯皇帝在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逮捕并事后凌迟袁崇焕一样，都是“自毁长城”！历史的悲剧又一次重演。 总之，穆彰阿窥出道光之所思，说出道光之所欲言，做出道光之所欲为，所以穆彰阿始终得到道光的支持与信任。因此，鸦片战争的责任主要应由道光皇帝来负。 此外，道光过于无知。道光皇帝曾问道：“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旱路可通？”这是早在康熙时候已经明确的常识问题。道光皇帝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一无所知，却无知者无畏，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顾！ 还有，道光过于无勇。他如有当年努尔哈赤亲自指挥萨尔浒大战的精神，有皇太极抱病亲自指挥松锦大战的意志，有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气魄，率军御驾亲征，调动天下“勤王”，等侵略军在天津大沽登岸后聚而歼之，这场战争是绝对不会打输的，当然也不会有《南京条约》之耻。 由上可见，穆彰阿、琦善是体会道光的旨意、按照道光意旨行事的。穆彰阿卖国、误国，最后的总根源是道光皇帝。 在鸦片战争期间，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演出了一场“尸谏”的悲壮史剧。“王鼎尸谏”与穆彰阿得势，这是道光皇帝的两面镜子，它反映出：“君子消沉，小人猖獗！”道光皇帝在位时期，清朝的危机更加严重。道光虽有“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却不能采纳忠言，不能在重大时刻做出正确决策，所以，“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孟森先生认为：“宣宗之庸暗，亦为清朝入关以来所未有。” 从此，西方侵略者用武力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国策。道光是中国两千年帝制史上，第一个同西方殖民者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皇帝。鸦片战争的失败，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皇帝应负主要历史责任。 2）、平定张格尔叛乱 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清军在新疆发起了歼灭张格尔叛乱集团的作战。 乾隆年间，清军平定大、小叛乱、统一天山南北(参见清平天山南路之战)后，大和卓博罗尼都之子萨木克逃至浩罕(新疆西浩罕国，今属吉尔吉斯)。其次子张格尔，在英国侵略势力策动支持下，企图恢复和卓家族昔日在南疆(新疆南部)的统治。 嘉庆二十五年，张格尔利用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对清参赞大臣静斌残暴压迫的不满情绪，于八月间率数百人潜入南疆，煽动当地民众叛乱。清领队大臣色普徵额率兵进击，将其全歼，张格尔仅率残部二三十人逃往浩罕。张格尔在浩罕，由英国殖民主义者提供装备，组织训练军队，积极准备再次进入南疆。道光五年，张格尔叛军屡以小股袭扰边境，作试探性进攻。六年六月，张格尔与其英国教官乘机率叛军300人，由开齐山进至喀什噶尔(今喀什)城北约60里之阿尔图什(今阿图什)，以礼拜祖墓为名，煽动当地群众反清。新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命协办大臣舒尔哈善、领队大臣乌凌阿率兵1000人进击。叛军大部被歼，张格尔率百余人突围后，裹胁大批群众叛乱。因恐北疆清军来援，竟以出卖祖国权益为条件向浩罕求兵。七月，浩罕穆罕默德·阿里汗亲率万人入侵南疆，攻打喀什噶尔城。后因与张格尔发生矛盾，恐腹背受敌，引兵退走。但有3000人被张格尔诱留，助其攻城。经70余日激战，清守军力竭，八月二十日城破，庆祥自杀。张格尔自称赛亦德·张格尔苏丹，宣布为南疆统治者。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三城，相继为叛军攻占。张格尔控制南疆后，“残害生灵，淫虐妇女，搜索财物，其暴虐甚于前和卓千倍万倍”，与其入疆之宣传完全悖离。广大维吾尔族人民强烈反对，转而支持清军。占领叶尔羌之叛军五六千人，进攻阿克苏(今属新疆)。阿克苏办事大臣长清，派参将王鸿仪率兵600人阻击，在都尔特(今阿瓦提北)被歼，王鸿仪战死。当叛军进至距阿克苏仅80里处，企图强渡浑巴什河时，由库车及喀喇沙尔(今焉耆)来援之达凌河、巴哈布两部清军到达。在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自发组织的数百抗叛部队协助下，击退渡河叛军，并进至南岸立营。叛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被俘斩千余人。叛军不敢东进，东部局势趋于稳定。道光帝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大臣，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5省兵3万会攻叛军。十月间，陕西等地清军万余到达阿克苏，开始转为攻势作战。时叛军3000人据守阿克苏西南约250里之柯尔坪(今柯坪)，该地西南通巴尔楚克(今巴楚)、喀什噶尔，为清军进军必经之路。长龄派陕西提督杨芳，以突袭攻占该地，打开了西进的通道。此时，和阗伯克伊敏亦率当地群众2000余人击败叛军，收复和阗。但因大雪封路，清军不能驰援，又为叛军夺占。 七年二月六日，清军主力开始西进。二十二日在大河拐击败叛军3000人后，次日又击败叛军2万于浑阿巴特(今伽师东)，二十五日再歼叛军万人于沙布都尔，二十八日进至浑河(又称洋达玛河，今博罗和硕河)北岸，距喀什噶尔城仅10里。叛军10余万阻河列阵，亘20里。清军用声东击西战术，先以一部骑兵在下游渡河，将敌军注意力引向下游，尔后以主力乘夜暗由上游急渡，突袭敌阵地，叛军溃逃。清军乘胜 急进，于三月初一日收复喀什噶尔城，初五日收复英吉沙尔，十六日收复叶尔羌，五月收复和阗。前后歼灭叛军近3万。但张格尔已先期由木吉(今布伦库勒西北)逃往达尔瓦斯山之藏堪(参见浑河之战)。道光帝以叛乱主犯未获，夺长龄、杨遇春、武凌阿衔，仍勒限擒获。十二月二十七日，张格尔率500余人潜入阿尔瑚(今阿图什西北)，当其退走时，在喀尔铁盖山(今喀拉铁克山)被清军全歼。张格尔逃布鲁特，被缚送清军。至此，张格尔叛乱平定。 3）、浑河之战 是指清道光七年(1827年)二至五月，清政府平定张格尔叛乱中，清军收复喀什噶尔(今喀什)等南疆西四城的作战。 道光六年六月，张格尔叛军占据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叶尔羌(今莎车)、和阗(今和田)等西四城。伊犁将军长龄于六年八月间上奏，请“发大兵4万，以5000人护粮台，以2.5万进战”。道光帝授长龄为扬威将军，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河为参赞大臣，率陕西、甘肃、吉林、黑龙江、四川5省清军会攻叛军，并调乌里稚苏台及伊犁牛、驼数千、战马2万军用。六年十月，陕西清军先至阿克苏。提督杨芳攻占阿克苏西南约250里之战略要地柯尔坪(今柯坪)，既掩护主力在阿克苏集中，又打开了西进的通路。七年二月六日，清军主力由阿克苏西进，十四日至巴尔楚(今巴楚)，留兵3000人，防叛军迂回后方。二十二日至大河拐，叛军3000夜袭清营，被击败。次日午抵浑阿巴特(今伽师东)，叛军2万据山岗防守，阵地长五六里。长龄、杨遇春率主力由正面，杨芳由右翼、武隆阿由左翼三路进攻。叛军多次由山岗上向下反击，均被击退，终于不支溃退，辎重牲畜尽为清军所获。二十五日至沙布都尔(今伽师西)，叛军数万据河渠堤坝防守，利用苇湖决水淤地制造水障，以阻止清军骑兵冲击；阵地后方并部署有预备队。 清军以步兵由正面越水障强攻，而以骑兵由两翼迂回，实施侧击。适叛军带火药爆炸，清军乘机猛攻，歼敌万余，叛军溃逃。二十七日，清军至河瓦巴特，叛军数万又据岗阻击。清军当夜派吉林劲骑1000，分两路由左右间道秘密迂回至叛军阵后埋伏。次日拂晓，部署步兵由正面，骑兵由两翼进攻。叛军佯退，企图诱清军登岗，俟登至半坡时实施合击。清军步兵使用迭射、相互以火力掩护逐次接敌，至半坡时，跟随于火器手后、身着虎皮彩衣的滕牌兵跃出冲锋，叛军战马受惊混乱，据岗力战。埋伏于阵后的骑兵，由背后发起突袭，叛军大败，被歼过半。 清军乘胜追击，于二十八日进抵浑河(今博罗和硕河)北岸。张格尔叛军10万沿北岸筑垒防守，绵亘20余里。清军整夜以小分队进行袭扰，疲惫叛军。次夜大风，飞沙障目。长龄以敌众我寡，惧叛军乘机反击，欲退军10里，俟风停再攻。杨遇春认为天气昏暗，叛军难辨我兵力多少，更有利我军渡河，正宜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机不可失，乃遣黑龙江索伦骑兵千骑在下游渡河牵制，而以主力乘昏暗由上游急渡，占据上风。天拂晓时，全军皆渡，集中炮火轰击叛军营垒。叛军遭突袭大乱溃逃。清军乘胜追击至喀什噶尔城下。张格尔率少数残部由木吉(今布伦库勒西北)经乌孜别里山口逃布鲁特达尔瓦斯山(今塔吉克斯坦国境内)地区。清军于三月一日收复喀什噶尔城，生俘安集叛军首领推立汗及萨木汗以下叛军4000人。三月五日，杨遇春收复英吉沙尔，十六日收复叶尔羌；五月，杨芳在昆拉(今和田西)击败叛军5000，擒斩其首领玉努斯，收复和阗。至此，被张格尔叛军占据1年的南疆西四城，全部为清军收复。 4）、镇压瑶民起义 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湖南永州江华县锦田乡瑶民联合广东瑶民六七百人，在赵金龙领导下，于两河口起义，迅速攻克两河口地区。道光十二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粱、永州镇左营游击王俊“带兵往捕”，为起义军所败。王俊滥杀无辜以泄愤，激起瑶民更激烈的反抗。起义军迅速发展，各寨响应起义的达一千多人，聚集于长塘夹冲，皆以红布裹首为号。永州镇总兵鲍友智调兵七百，永州知府李铭绅、桂阳知州王元凤各募乡勇数百合力进剿。赵金龙率军突围而出，至蓝山之王水瑶。起义军发展到二、三千人，乘胜进至宁远地区。道光帝调遣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赴剿，并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广西提督苏兆熊各防边界。 李鸿宾遣提督海凌阿率军进剿，海凌阿率宝庆协副将王韬以兵五百余由宁远之下灌进攻。义军早有准备，一部分人装扮成清军模样，混入军中，“伪充夫役，为官兵舁枪械”，大批义军则设伏于山沟陡狭之“池塘墟”。海凌阿率军至，义军四处冲杀，“乘高下突”，清军立即陷于混乱，王韬“披枪阵亡”，海凌阿亦被当场击毙。起义军声威大振。道光帝增调“久历戎行，身经百战”的贵州提督余步云至湖南，又布置各地实行“坚壁清野”，并令各瑶寨“自相团练”，使起义军“无食可掠，无人可裹”。经过官兵残酷征剿，到四月才镇压了赵金龙起义。但广西贺县、连州瑶民又分别起义，连败官军，清廷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义军镇压下去。 道光帝当政三十年，在改革内政方面，不无建树，绝非昏馈、贪鄙、淫暴之君，而是一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但是，他并未能够成为一个除弊去衰的中兴之君。 （九）、勤政无为——清文宗咸丰 年号:咸丰 庙号:文宗 谥号:显皇帝 名讳:爱新觉罗.奕詝 承袭关系:宣宗第四子 生母: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出生日期及地点:1831年,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圆明园澄静斋 登极日期: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 称帝年龄:20 在位时间:1851-1861 在位年数:11 享年:31 生子:2 生女:1 死亡日期及地点:1861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寅时,承德避暑山庄 陵墓名称:定陵 陵寝所在地:河北.遵化,清东陵.平安峪 清文宗，名爱新觉罗·奕詝（公元1831－1861年），道光皇帝第四子。道光病死后继位。在位11年，病死，终年31岁。葬于河北定陵（今河北省遵化县西北）。 咸丰帝奕詝，道光十一年（183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圆明园。道光于1850年正月丙午日病死后，他于同月已未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咸丰”。 咸丰的继位并非一帆风顺。道光晚年时，传位的问题日趋临近，第四子奕䜣（咸丰）和第六子奕䜣成为了皇位最有实力的争夺者，而且奕䜣天资聪明，深得道光的喜爱。因当时内外多事，道光一直没有下决心。 咸丰的老师，侍读学士杜受田，一心希望咸丰继位。杜受田清楚地分析了两位皇子的长处，认为咸丰的优势在于仁厚孝顺；奕的优势则是聪明伶俐。而此时已步入晚年的道光皇帝更需要的则是一位孝顺的儿子，要想争夺皇位成功，就要牢牢地抓住这一点。 机会终于来啦！一次，皇帝令诸皇子伴驾去南苑打猎。这可是在父皇面前的一次很好的表现机会，但论射猎骑术咸丰显然不是六弟的对手，因此，杜受田告诉咸丰：“你到了南苑，只要坐着看兄弟们驱马打猎，自己千万不要射杀任何动物，并且约束你的随从也别去打猎”。并教他怎样对父皇解释。打猎当天，大家都有所收获，皇子中奕䜣的猎物最多，而咸丰却一无所获。当老皇帝责问时，咸丰答到:“儿臣虽然无能，但是只要动手，决不会一无所获的，只是想到此时正值春季，万物繁衍，不忍射杀，也不愿和兄弟们争个高低。”他的回答深深感动了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一心想为天下百姓选择一位仁厚的皇帝，咸丰自然比飞扬跋扈的奕䜣更和老皇帝的胃口。道光就密写了咸丰的名字，放在锦匣之中。 咸丰刚刚即位，就咸丰元年（1851年）元月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洪秀全以“拜上帝会”为名，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事。在两年的时间里，太平军先后攻取了汉阳、岳州、汉口、南京等南方重镇，于一八五三年定都南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制订官制，建立了太平天国。由于太平军没有集中力量全力进行北伐，加之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的“天京事变”，使清王朝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咸丰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和外国侵略者的援助，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 正在咸丰镇压太平天国之际，英、法两国于咸丰六年（1856年）再次对华宣战，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而俄国却乘火打劫，蚕食中国领土。对于英法俄等国侵略军，咸丰又妥协求和，被迫分别同各侵略国签定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对外开放国门，并割让了大片领土，使中国进一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 咸丰面对国库空虚,军伍废弛,吏治腐败,天灾不断,民众起义此起彼落,西方列强又虎视眈眈这样的一副烂摊子.一筹莫展，于是沉湎于声色，纵欲自戕。他即位的第二年，就下令挑选秀女入宫。他尤其宠爱其中一个名叶赫那拉·玉兰的姑娘（就是日后的慈禧）。以后，他又几次从满、蒙两族的官宦人家挑选秀女，并破除祖宗规制，选汉族秀女入宫。其中最受宠爱的是牡丹春、杏花春、武林春、海棠春四人，时人称之为“四春娘娘”，居于圆明园。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英法联军由天津登陆，进逼北京，咸丰慌忙携带皇后和那拉氏、四春娘娘等宫眷一百多人，逃往热河避署山庄。不久，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纵火烧毁了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事后，咸丰派恭亲王奕䜣和侵略军谈判，以割地赔款的代价求得议和。但是他仍然不敢回京，迟迟不肯动身。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开始生病。而且病情日益严重。他宣召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等八位大臣进寝宫接受顾命，下令立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因皇太子年幼，咸丰要他们尽心辅佐。第二天咸丰在内忧外患中病死在热河避暑山庄的行殿寝宫内。 咸丰死后的庙号为文宗显皇帝，史称咸丰皇帝。 1、文治 1）、错登大宝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已是65岁的老人，这年奕詝16岁，奕䜣15岁，其余的儿子都是5岁以下的孩子。这就意味着有条件、有能力竞争帝位者，只有奕詝和奕䜣两兄弟。 恭亲王奕䜣的生母为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二等侍卫颐龄之女，家境寒素。她入宫之初，封为嫔。但她聪慧漂亮，妩媚动人，很讨道光皇帝的喜欢，晋封为贵妃。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月，她在紫禁城承乾宫生下奕詝（咸丰），这年她22岁，正是花样的年华。钮祜禄贵妃生子奕詝两年后，皇后佟佳氏病死。她时来运转，晋封为皇贵妃，统摄六宫之事。又过了一年，被册为皇后。月盈则亏，宠极则衰。钮祜禄氏虽身为皇后，但渐因色衰而爱弛，抑郁寡欢，得了大病。道光二十年（1840年）正月病死，年33岁。奕詝当时只有10岁。 奕詝生母过世后，受静贵妃抚育。静贵妃，姓博尔济吉特氏，刑部员外郎花郎阿之女。她初为静贵人，后晋为贵妃。静贵妃生有三个儿子: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和皇六子奕䜣。前面说过，奕纲和奕继已死，静贵妃膝下只有皇六子奕䜣。奕䜣比奕詝小一岁。静贵妃便将失去生母的奕詝收在膝下抚育。奕詝孝敬静贵妃如同生母，视奕䜣如同胞弟。而同奕争夺皇储最有力者，就是他视作同胞的皇六弟奕䜣。 奕詝与奕䜣，他们俩都受静贵妃抚养。道光在连丧三位皇后--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孝全成皇后的悲伤之余，没有再册立皇后。便册静贵妃为皇贵妃，摄六宫事。奕詝与奕䜣小兄弟俩，都在上书房读书，年龄相近，关系密切，并无嫌猜。不过，奕詝读书比奕䜣早一年。奕詝6岁开始读书，师傅为杜受田。 奕䜣也在上书房读书，但较奕詝聪明，师傅是卓秉恬。 道光帝秘密立储的故事，野史笔记和民间传说多样，绘声绘色。 一说：追思亡后而施恩其子。奕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由贵妃晋升为皇后不久，就突然死去。有一首《清宫词》写她暴死，事多隐秘。传说道光帝十分悲痛，决定不立其他妃嫔的儿子，而立皇后生的儿子奕，以此告慰孝全成皇后的亡灵。 二说:欲立奕䜣而改立奕詝。传说道光皇帝宠爱奕䜣的生母孝静皇贵妃，所以曾写好谕旨，要立奕䜣。但书写时被太监窥见，最后一笔特别长，猜想写的是“䜣”字，而不是“詝”字。这件事传了出去,道光帝很不高兴，便改立为奕詝。 道光应该立奕䜣，而不该立奕詝，咸丰错坐了皇帝的宝座。 据野史记载：道光晚年，身体衰病。一日，召皇四子与皇六子入对，将藉以决定储位。两位皇子都请教自己的师傅，问询如何应对。奕䜣师傅卓秉恬说：“皇父如有垂询，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师傅杜受田则对奕詝说:“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不敌六阿哥。惟有一策：皇上若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就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他们两兄弟都照着自己师傅说的做了。道光对皇四子奕詝的话很高兴，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 《清史稿·杜受田传》记载了同上面类似的故事：至宣宗晚年，以文宗长且贤，欲付大业，犹未决。会校猎南苑，诸皇子皆从，恭亲王奕䜣获禽最多，文宗未发一矢。问之，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立储遂密定，受田辅导之力也。 上文中的宣宗指的是道光帝，文宗指的就是后来的咸丰帝。这就是《清史稿·杜受田传》所载“藏拙示仁”的故事。 以上故事，说明奕詝突出“仁”与“孝”。这是道光立奕为皇太子的重要原因。由此可以看出：道光帝选择皇太子的主要标准是所谓的“德”。本来皇太子的选择，应当是“德才兼备”，道光选择皇太子的时候，没有“德”、“才”兼顾，而重“德”轻“才”。后来的事实证明，咸丰帝奕詝遇到大事时缺乏远略、胆识，而是退缩、逃避，证明他在“德”的方面也是有欠缺的。 2）、错定辅臣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五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重。十六日，咸丰在烟波致爽殿寝宫，召见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协办大学士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杜受田之子）、焦瀛等。咸丰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以上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等请咸丰帝朱笔亲写，以昭郑重。而咸丰帝此时已经病重，不能握管，遂命廷臣承写朱谕。咸丰在病逝前，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掌管）。十七日清晨，咸丰帝病逝。 当时，朝廷的主要政治势力，主要分为三股：第一，朝臣势力。其集中代表是顾命“赞襄政务”八大臣——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瀛。 第二，帝胤势力。在咸丰死时恭亲王奕䜣30岁、醇郡王奕20岁，都年富力强。大敌当前，咸丰皇帝和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等，多逃到避暑山庄，几乎没有一个人身临前线。恭亲王奕䜣、醇郡王奕都是空有爵位的闲散亲王、郡王，既不是大学士，也不是军机大臣，更不是御前大臣，却要挺身在第一线，处理那么一个乱摊子。奕䜣等本来就对咸丰登上皇位心怀不满，且被罢掉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八旗都统，要往承德奔丧又遭到拒绝，特别是他作为咸丰皇帝的血亲而未列入“御赏”、“同道堂”章顾命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旧怨新恨，汇聚一起。况且，恭亲王奕䜣不是孤立的一个人，他同诸位兄弟——没有官职的醇郡王奕等联合起来，同帝后势力联合起来，同朝中顾命大臣以外的势力联合起来，形成朝中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 第三，帝后势力。就是6岁的同治皇帝和两宫太后——东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他们虽是孤儿寡母，在帝制时代却是皇权的核心。帝后势力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势力。在对待顾命大臣的态度上，帝后一方同帝胤一方的利益是共同的，因此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顾命八大臣。在朝臣、帝胤、帝后三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力量对比上，显然帝胤势力与帝后势力占有优势。 咸丰皇帝临终前没能正确平衡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导致辛酉政变的发生，从而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影响中国历史近50年！这就铸成了咸丰皇帝的第三个大错！ 2、武功 1）、太平天国起义 在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后九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四年，英、法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年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再过两年，英、法又发动新的战争，清政府再签订《北京条约》。由于太平天国坚决保持中国的主权，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清政府却屈服于外国侵略者，订了一连串的卖国条约，因此，外国侵略者最终扶植反动的清政府，干涉太平天国革命。 太平天国就在这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外交，最后展开了反侵略战争。所以太平天国的外交史，实际就是一部反侵略的历史纪录。 太平天国反封建反侵略有一个先后的步骤。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制定对外的方针政策。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戒备，也不求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帮助，但却不想轻易失和以树大敌。他预定在把清朝打倒之后，第二步就把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方面，与清朝正在打和拉的阶段，还不曾找到他侵略中国的走狗，而太平天国革命方兴未艾，也不得不采取等待一些时候的政策，伪装中立，以与太平天国周旋。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用伪中立对付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所希望于外国资本义侵略者的正是要使他不与清朝统治者结合在一起，也就随着不同情况相应地去对付他。当时太平天国所进行的外交，正是侵略与反侵略之间针锋相对的外交战。 太平天国坚持反对外国资本主义者的侵略的对外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由于对内方面，在军事上，政治上犯下了一个又一个大错，还在与封建阶级作生死的搏斗中，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对清朝统治者已经通过打和拉的阶段，进入了军事合作。而同时，狡猾的英国侵略者还到天京来，与太平天国进行利诱和威胁的秘密外交，提出以平分中国为条件，愿帮太平天国打倒清朝，否则把太平天国打倒的谈判。太平天国断然予以拒绝，立刻向上海进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断绝外交关系，以干戈相见。 太平天国的失败在于对内，而不是对外。虽然太平天国的领导者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缺乏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曾经漫不经心地把内河航行权和领事裁判权让给外国侵略者。但这是由于无知，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太平天国初期以天朝上国自居，把外国视为属国，这固然是不对的，洪仁玕也曾对此向天王提过意见。但那时候，外国侵略者并不曾敢动过太平天国的一根毫发。而到洪仁玕来天京执政，庚申十年夏李秀成进军上海之役，一切都遵守国际法，外国侵略者却敢抗拒太平天国。可知这种态度，在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上，并无关大旨。至于为着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不顾安庆失守后形势的紧急，而断然进击外国侵略者，论者指为失策，又加之天王的错乱调度，使进军上海功败垂成，并招致两面受敌的后果，以致败亡。然而太平天国这种反抗侵略的伟大精神，给百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打倒帝国主义的斗争以最光辉的榜样，那是错误吗？应待后人的评说。 正因为太平天国对外方针政策坚持原则，在展开反侵略战争之前，就针对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使其不敢有所异动，不得逞其阴谋，这才粉碎了侵略者想把中国变成为殖民地的狂妄企图，太平天国的外交史，正记录下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光辉的反侵略史迹。 2）、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英、法资产阶级对清朝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因此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借口《望厦条约》中有12年可以修约的规定，援引片面最惠国条款，要求全面修改《南京条约》，以进一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得到的权益，得到法国、美国的支持。清政府拒绝了“修约”的要求。英、法、美未达目的，叫嚷要诉诸武力。但当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在中国开辟新的战场，美国也因国内局势不稳，不可能发动侵华战争，“修约”问题便暂时搁置起来。咸丰六年（1856年），美国借口《望厦条约》届满12年，要求全面修改条约，得到英法的支持。清政府再次拒绝了这一要求。英国认为，只有采取强大的军事压力，才能从中国取得更多的权益。于是，英、法两国各自寻找发动对华战争的借口。 1856年，英国终于制造了一个“亚罗号事件”。在此之前，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正在向中国交涉，进行敲诈勒索。于是接受英 国建议，派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参加对中国的战争。 1857年10月，额尔金和葛罗率舰先后到达香港。11月，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 普提雅廷也赶到香港与英法公使会晤，支持英法的行动。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编组 集结完毕。额尔金、葛罗在27日向叶名琛发出通牒，限48小时内让城。叶名琛以为英、 法是虚张声势，不作防御准备。12月28日，联军炮轰广州，并登陆攻城。29日，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解往印度加尔各达，1859年病死于囚所。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四国公使纠结北上。1858年4月，四国公使在白河口外会 齐，24日即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大臣在北京或天津举行谈判。英、法公使限定 6天内答复其要求，否则将采取军事行动。美、俄公使佯装调解，劝清政府赶快谈判。 清政府不能正确判断英、法下一步的行动，又指望美、俄调停，既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 又没有同侵略军作战的决心。 1858年5月20日上午8时，额尔金、葛罗在联军进攻准备完成之后向清政府发出最后 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律，并限令清军在2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上午10时，联 军轰击南北两岸炮台，各台守兵奋起还击，打死敌军100余人。但是由于清朝官吏临阵逃跑，后路清军没有及时增援，致使炮台守军孤军奋战，最 后各炮台全部失守。联军随即溯白河上驶，到达天津，还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朝统治者感到战守两难，立即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议和。 6月26日和27日，分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美、俄两国则 在此之前就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这些条约规定了公使驻京、增开商埠以 及赔款等内容。此外，俄国还趁火打劫，在5月底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 珲条约》，割去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退出天津，准备来年进京换约。1859年，英国派普 鲁斯为公使到中国赴任和换约。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于6月中旬带领舰队和海军 陆战队开到大沽口外。清政府安排英、法公使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普鲁斯断然拒绝， 提出坚持要清政府拆除白河防御、并乘舰带兵入京的无理要求，并限期撤防。 1859年6月24日晚，侵略军炸断拦河大铁链两根。25日，英国舰队司令率10余艘战 舰、炮艇突袭大沽炮台。此时大沽炮台经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整顿，加强了兵力， 改善了武器装备。面对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守军奋起反击，激战一昼夜，击沉、击伤英法军舰10余艘，毙伤侵略军600余人，英国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联军受此挫败，狼狈逃出大沽口。 英法联军在大沽战败，使英、法政府大为恼怒。额尔金、葛罗再次成为全权代表，分率英军1.8万人和法军7000人，气势汹汹地杀向中国。1860年4月，侵略军占领舟山，5月、6月占领青泥洼（大连）和烟台，封锁渤海湾，完成了进攻天津、北京的部署。 1860年8月1日，英法军舰30多艘，集结于北塘附近海面。清军在北塘没有设防。8月12日， 联军在北塘登陆，迅速占领北塘西南的新河、军粮城和塘沽，切断了大沽与天津之间的 主要交通线。8月21日，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僧格林沁所部退至北京东南的张家湾、通州（今通县）一带。联军乘胜占领天津。 清政府立即派人至天津乞和，英、法联军不予理睬，进逼通州。清政府又派怡亲王 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求和，英、法联军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9月 18日，联军攻陷张家湾和通州，21日陷京郊八里桥。僧格林沁等撤往北京城。咸丰帝令 其弟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负责求和事宜，自己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 英法联军略经整备，即于10月6日进攻北京，同日，闯入圆明园，在大肆抢劫之后，将圆明园烧毁。大火连烧3天，烟雾笼罩北京全城。接着，侵略军还抢劫了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处许多著名建筑中所藏的大量文物珍宝。 10月13日，联军占据安定门，北京陷落。10月24日，中英《北京条约》签订；25日，中法《北京条约》签订；11月14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割占中国领土40万平方公里。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再次损失了大量主权和领土，向半殖民地道路又前进了一步。其中，鸦片贸易合法化、华工出国及允许外国人前往内地传教，都使中国的社会矛盾更趋激化。 （十）、荒淫无度——清穆宗同治 年号:同治 庙号:穆宗 谥号:毅皇帝 名讳:爱新觉罗.载淳 承袭关系:文宗长子 生母: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 出生日期及地点:1856年,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储秀宫 登极日期:咸丰十一年十月九日 称帝年龄:6 在位时间:1861-1874 在位年数:13 享年:19 死亡日期及地点:1874年,同治十三年养心殿 陵墓名称:惠陵 陵寝所在地:河北,遵化 1、生平小传 清穆宗，名爱新觉罗·载淳（公元1856－1874年），咸丰病死后继位。在位13年，患天花而死（另一说为患梅毒而死），终年19岁。葬于惠陵（今河北省易遵化县西北）。 同治帝载淳，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二十三日。其母为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公元1861年7月咸丰病死后，他于同日在灵柩前继位，改年号为“祺祥”。 同治皇帝的即位是清代帝王中最顺理成章，最没有争议的一个，咸丰皇帝共有两个儿子，同治是他的长子，次子三岁就夭折了，所以同治成了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同治即位时，只有6岁，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辅政。这一年的十月，载淳的生母慈禧太后满八位大臣专权，和恭亲王奕䜣合谋发动辛酉政变，乘皇室从热河回北京之机，将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其它五人革职或遣戍，实行两太后“垂帘听政”，自己掌握实权，改年号为“同治”，以第二年为同治元年。 慈禧任奕䜣为议政王、军机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汉族地主武装，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实行借洋兵剿逆的政策，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延缓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使清王朝得到暂时稳定。她一方面采用洋务派“自强”和“求富”的方针，开办一些新式工业，训练海军和陆军以加强政权实力，另一方面，又支持顽固派对洋务派进行牵制，以加强深宫集权。被清朝统治阶级称为“同治中兴”。 同治幼年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顽童，亲政以后，作为一个青年皇帝，确实是辜负了朝野上下对他的殷切期望。同治的荒淫程度比他父亲咸丰还要厉害。他有许多后妃，却还要常常带了两个心腹太监，换上平民服装，偷偷溜出皇宫，到京师的南城娼妓区去寻花问柳，夜间不回皇宫。据说，时间一长，染上了梅毒，病倒了。起初只觉得浑身发烧，口渴，腰疼，小便不畅。太医摸不透是什么病，只当普通的感冒来治。一连几天，烧热不退。又便秘，颈项、肓背、腰部等处发出紫红斑块。 到公元1874年11月，头部、脸面上都出现紫色发亮的斑块，左边脸颊上的斑块被抓破，渗出血水，又颊肿得厉害，上下嘴唇都朝外鼓着，腰部化脓，很远就能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慈禧太后怕同治从镜子里见自己的尊容会受惊，便命太监将养心殿内所有的镜子都收藏起来，不便挪动的穿衣镜等，用红缎蒙上。同治命人拿镜子，皇后等人也以病人不宜照照子为理由劝阻。 为了维护皇帝的尊言，宫中对于同治患梅毒之事多方掩饰，只说是出天花。一天，同治的皇后去养心殿探病，并向他诉说慈禧太后又为细微小事责骂她，还失声哭泣起来。慈禧本来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妇，并设下了监视的耳目。这天，慈禧听说皇后去探视皇帝，便亲自到养心殿东暖阁外偷听他俩的谈话。她听到皇后在诉说她的不是，就怒气冲冲地闯了进去，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举手就打，并且叫内廷太监准备棍杖，要严厉责罚皇后。同治见状，被吓得昏厥了过去，慈禧这才没有对皇后用刑。同治的病势却从此越来越重，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死于养心殿东暖阁。 同治死后的庙号为穆宗毅皇帝，史称同治皇帝。 1、文治 1）、辛酉政变 咸丰在热河病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 十八日，宣布咸丰灵柩于九月二十三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初一日，同治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初四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奕任步军统领。先是，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我只做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䜣做步军统领。奕䜣做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不久，奕䜣又兼管善捕营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同治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 二十九日，同治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行进迟缓。同治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4天到京。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䜣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史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25岁，慈禧皇太后27岁，恭亲王奕䜣30岁。 同治皇帝在辛酉政变后，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䜣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 2）、同治新政 同治朝遇上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国内处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两次重大社会动荡之间，在国际处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两次入侵之间，如同处在两次大风暴中间的缓冲期。同治之前的道光、咸丰，之后的光绪、宣统，都没有这样的有利条件。这就给同治朝实行新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日本明治维新也正在此时。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议政王奕主持政务，互相配合，推行新政。在奕集团的主持下，新政的主要措施是：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派人出洋、办厂开矿、修筑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近代化举措，开始走向开放、进步。 a、设立总理衙门 全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一般称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咸丰十年（1861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批准成立。它的实际职能是总揽新政的中央政府机构，是面对世界局势、完全创新的机构。它不仅掌管清廷与各国间的外交事务，而且包括对外贸易、海关税务、边疆防务、海军建设、新式工矿业，以及建新式学校、兴修铁路、矿务等，实际上它相当于清廷的内阁兼外交部。这是二千年来第一个专门处理外事的中央机构。 b、出洋考察 西方国家两次破门而入，清朝才被迫开门而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也走向中国。清朝向西洋考察，开始于同治五年(1866年)。这年的春天，总税务司赫德要回国结婚，向奕䜣请6个月假，顺便建议清政府派人到西方去考察。这正合奕䜣的心意，于是上奏请派员出国考察并获准，从而有了清政府派斌椿等人走出国门的破天荒事件。 c、培养洋务人才 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校、派遣留学生等。同治朝新式学校最早者是京师同文馆。该校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它培养了一大批通“西学”的人才，其中仅驻外公使就培养出28人。 同治朝开设的新式学校，还有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机械学堂、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等。福州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是同治五年(1866年)由左宗棠主持福州船政局时附设。这所学校是近代较早开设的一所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的新式学校，同时又有军事学校的性质，以培养海军和造船人才为目的之一。 d、派留学生出国 同治十一年(1872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史称“幼童出洋”。同治年间留学之风兴起，与容闳分不开。从同治十一年到光绪元年(1875年)，每年出国一批，每批30人，共有四批120人赴美国留学。幼童们到了美国，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容闳提出并把他们分别安排在美国平民家庭中生活。美国的教师、医生、绅士们纷纷把中国幼童领到自己家中，每个家庭对幼童都关怀备至，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吃住条件，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他们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2、武功 1）、镇压捻军起义 捻军起义是1851年(清咸丰元年)至1868(清同治七年)爆发于黄河、淮河流域，由捻党转化而来的农民起义军的反清战争。 3）、云南回民起义 1856年(清咸丰六年)6月至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5月，云南回族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1873年5月，云南回民起义军据守的最后一座城市腾越陷落，坚持18年之久的云南回民起义最后失败。 （十一）、遗恨千古——清德宗光绪 年号:光绪 庙号:德宗 谥号:景皇帝 名讳:爱新觉罗.载湉 承袭关系:宣宗第七子奕譞的长子 生母:慈禧妹(叶赫那拉氏) 出生日期及地点:1871年,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太平湖藩邸槐荫斋 登极日期:光绪元月正月二十日 称帝年龄:4 在位时间:1875-1908 在位年数:34 享年:38 死亡日期及地点:清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南海瀛台涵元殿 陵墓名称:崇陵 陵寝所在地:河北.易县,清西陵 1、生平小传 光绪皇帝（1871-1908），即爱新觉罗.载湉，庙号德宗，年号光绪，醇亲王之子。1874年同治皇帝驾崩，无嗣，载湉入继为帝，当时年仅4岁，由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七日起亲政,1908年11月4日突然猝死。 当时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已有身孕。慈禧担心阿鲁特氏日后如生下个儿子，将会威胁她的地位，便下令断绝阿鲁特氏的饮食。只得依靠母家送来的一些食物维持生命。阿鲁特氏暗暗写了一张纸条传到母家，问她父亲该怎么办。她父亲写到“皇后圣明”四个字，意思是别人都没有办法救你，只有你自己决定了。阿鲁特氏绝望，于公元1875年2月20日深夜三更时分吞金自杀。 对于慈禧的决定，许多大臣极力反对，御史吴可读更实行“尸谏”。他事先吞服了生雅片，然后去见慈禧。他头也不磕，大声说：“你知道载湉并不是嫡派的继位人，所以选择他，只不过因为他是你妹妹的儿子，使你可以继续听政，掌握大权。臣下都反对你这样做。先皇（同治）的同胞兄弟溥伦亲王应该是皇位的继承人！今天我斗胆讲了这些话，你一定会用苦刑折磨我。可是我已经吞下了生雅片，马上就要死了。我临死之前，一定要让你明白，你选择载湉继承先皇，实在为天下人所共恨！”说完，他就跑到同治墓前倒地死去。慈禧不为所动，于公元1874年12月乙亥日立载湉为皇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 爱新觉罗·载湉出生于显赫的醇亲王家，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理所当然地他可以承袭爵位，封妻荫子，一辈子无忧无虑，但命运却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心，推到了历史的风尖浪口，并成就了其悲壮而凄若的人生。 光绪继位后，由慈禧专权。至光绪16岁,慈禧"归政",但仍实掌大权。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岁次甲午，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日本趁机进占汉城，击沉中国运兵船，并攻击驻牙山清军。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后清廷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史称为甲午战争。 年轻的光绪皇帝眼见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耻辱，“不甘作亡国之君”，一心想有所作为。他接受康有为、梁启超提出的变法，准备进行资本主义改革，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推行新政，变法图强。光绪发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令，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派谭嗣同深夜去见袁世凯，要他发动兵谏，协助光绪推行新政。袁世凯也表示坚决忠于皇上，一定照办。但谭嗣同走后，他便去向荣禄告密。慈禧因颐和园得到荣禄密报，立刻返回紫禁城。光绪料到事情败露，急忙派人送信要康有为等人赶快逃命，他自己被慈禧带到议政堂，被迫写了退位诏书，将政权全部交给了慈禧，然后被关进了南海中的瀛台，也就是荷花池中央一座四开间的平房中，断绝了和外边的一切接触，他最知已的珍妃也被慈禧关押在别处。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谭嗣同等人被杀，戊戌变法宣告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因变法历时仅一百零三天，又称为百日维新。 光绪被囚于瀛台，由慈禧的四名亲信太监监视着。他或者坐在露台，双手抱膝，愁思哀伤，或者睡在木床上苦思苦想。在太监的监视比较松懈时，就偷偷地记日记。这样差不多被关押了整整两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引起英、俄、法、德、美、日、意、奥匈等八国联军入侵。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光绪被慈禧带着逃亡西安。临时前，慈禧命总管太监李莲英硬将珍妃推入东华门内的一口井内。在逃亡中慈禧下令剿杀义和团运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岁次辛丑，九月七日，清政府在北京与各国所订立的条约，共十二款，以赔款一项为最重，数目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月，光绪又被慈禧带回北京，仍然被囚禁在瀛台。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生病了。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听了，恨恨地说：“我不能死在他之前！”当天（癸酉日），即21日就命令光绪的饮食、医药之事统统由李莲英服侍。这天下午，光绪的病情突然转危，不久死去。 据说是慈禧令太监将他毒死的。有的学者认为，由于袁世凯的叛卖告密，使慈禧镇压了维新运动。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执政，将会问罪于他，于是就与庆亲王色结，打算废黜光绪，立庆亲王之子为帝，事不成，就下手毒杀了光绪。 又有学者认为光绪是病死的。光绪自幼身体孱弱，一直有脾胃虚弱的毛病。成年后又有滑精症状，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他又长期咳嗽，似乎患有肺结核。政治上的失意，长期的精神抑郁，更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眼、食欲不振等症状相继出现，逝世前一年已病入骨肓，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并发急性感染。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接受。 光绪病死后的庙号为德宗景皇帝，史称光绪皇帝。 2、文治 1）、戊戌变法 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新政从此日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在此期间，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 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 。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至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二、武功 1）、中法战争 1883(清光绪九年)至1885年，中国军民抗击法军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 1884年8月上旬，法舰3艘进犯台湾基隆，被守军击退。23日，以“游历”为名事先闯入福建马尾军港的法慈禧太后呼政处——颐和园乐寿堂国远东舰队突然向港内的福建水师实施猛烈攻击，挑起马尾海战。福建水师仓促应战，11艘舰艇除两艘驶向上游搁浅外，余被击沉，伤亡700余人。其后，法舰又炮击马尾福州船政局，并轰毁闽江下游两岸炮台，扬长而去。26日，清政府被迫正式对法国宣战。 至1885年4月上旬，中法签订停战协定，前线清军奉命克期停战撤回。6月上旬，中法签订《中法新约》。时人认为“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对战争结局表示不满。尽管清政府一再妥协，但由于前敌军民的浴血拚战，终使中法战争成为中国近代战争史上唯一一次没有向西方侵略者割地赔款的战争。中法战争后，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命运的意识进一步增强，清政府也从军事上全面总结教训，立即组建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决意大力加强海军建设，以抵御外来侵略。 2）、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至1895年，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因战争爆发于旧历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早在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后,清廷便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请和。威海卫失陷后，清廷求和之心更切，遂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1895年4月17日，中日两国的和谈代表在日本马关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及《议订专条》三款、《另约》三款、《停战展期专条》两款。处于战败地位的清政府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2.3亿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等，丧失了大量国家主权。此后，台湾爱国军民进行了反抗日本占领的艰苦武装斗争。 此后，中国人民为反对《中日马关条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台湾军民在刘永福等领导下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日军割占台湾，使日本侵略者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3、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军民抗击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等国侵略军联合入侵的战争。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加紧侵华，而且不断策划瓜分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夏，京、津地区义和团的声势尤为浩大，引起列强恐惧。4月6日，英。法、德、美等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于短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净灭”。5月底6月初，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又借口保护使馆和租界，陆续派军队进入北京、天津，各国军舰则集结于大沽口外，伺机进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转变，企图“用拳灭洋”，以维护其统治地位。慈禧任命支持义和团的端王载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调董福祥部武卫后军入京，配合义和团行动。6月10日，驻天津租界的八国联军2000余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分批乘火车向北京进犯，揭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至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同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及荷、比、西等11国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更加严重。 （十二）、末世悲歌——清逊帝宣统 姓名：爱新觉罗 姓名：爱新觉罗·溥仪 出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十四日 卒年：1967年 享年：62岁 谥号：无 庙号：无 陵寝：先葬八宝山公墓，后移葬清西陵华龙陵园 父亲：载沣(醇亲王) 母亲：苏完瓜尔佳氏 初婚：18岁配偶郭布罗·婉容 配偶：5人 年号:宣统 庙号:无 谥号: 逊皇帝 名讳: 爱新觉罗·溥仪 承袭关系: 光绪皇帝弟载沣的长子出生日期及地点: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十四日醇王府 登极日期: 光绪三十四年 称帝年龄:3 在位时间: 1908—1912 在位年数:4 享年:62 死亡日期: 1967年10月16日逝世 陵墓名称:无 安葬地: 八宝山革命公墓 1、生平小传 清逊帝，名爱新觉罗·溥仪（公元1906－1967年），道光皇帝曾孙，醇亲王载沣长子。光绪死后继位，是清朝和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造成为新人，患肾癌而死，终年62岁。火葬，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宣统帝溥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十四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光绪皇帝弟载沣的长子。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同时生了重病。不久，在两天中相继死去。半个月后，溥仪在太和殿即位，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登上了大清王朝末代皇帝的宝座。 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1917年6月，张勋带领辨子军入京，和康有为等保皇党一起，在7月1日宣布溥仪复辟。12月，在全国一片声讨中，溥仪再次宣告退位。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派鹿钟麟带兵入紫禁城，逼溥仪离宫，历史上称这为“逼宫事件”。溥仪搬进北府（载沣王爷的居处），继而又逃进日本公使馆。不久，被日本人护送到天津。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持溥仪为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1934年改国号为“满洲帝国”，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8月17日，溥仪在沈阳准备逃亡时被苏联红军俘虏，被带到苏联。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1959年12月4日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特赦令说：“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从此，溥仪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1960年3月，溥仪被分配到北京植物院工作。1964年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资料专员，并担任人民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自转《我的前半生》。 1967年，溥仪因患尿毒症病倒。周恩来总理闻讯，亲自打电话指示政协工作人员，一定要把溥仪的病治好。后指示将他安排到首都医院进行中西医会诊。在病情最危急时，周总理又指派著名老中医蒲辅周去给他看病，并转达周总理对他的问侯。后因医治无效，于1967年10月16日逝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溥仪史称逊帝，也称宣统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位皇帝。 2、溥仪经历的战争 1）、白朗农民起义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至1914年(民国三年)8月，白朗在河南宝丰领导河南农民起义。 1913年5月底6月初，起义军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鼓动和影响下，分兵两路向外发展。 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积极复辟帝制，加紧对起义军进行镇压。北洋政府调集军队3万多人，企图把白朗起义军围歼于豫西南地区。白朗起义历时3年，转战5省，攻破40个州县，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配合和鼓舞了南方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 2）、南京之战 1911年(清宣统三年)11月至12月，江苏、浙江革命军联合攻占南京(时称江宁)的作战。 是役，苏浙联军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密切协同，集中兵力，攻占要点，终于以少胜多，力克坚城南京，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3、）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为起义的爆发和成功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起义之所以能如此快地取得成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2、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功地选择了起义的时机和突破口。1911年9、10月间，全国革命形势趋于成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之机，果断决定选择革命力量雄厚的华中重镇武昌作为突破口，坚决发动起义。3、起义发动后，革命党人不失时机地向督署和镇司令部等敌之关键部位发动进攻，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4、革命党人和广大参加起义的士兵的英勇奋斗精神，保证了起义的胜利。 2、溥仪一生中的数个“第一次” 末代皇帝溥仪的事迹，很多已为人所周知的事情，本文记叙的只是溥仪一生中所经历过的“第一次”事情。 1）、伪满皇帝第一次访日 1935年4月2日晨溥仪离开长春，乘专车赴大连，并于当晚登上专程前来迎接的日本军舰“比睿号”，4月6日在横滨登陆。 溥仪在日本期间，在东京呆了4天，又先后访问了京都、奈良和大阪等地，除了应酬就是游览观光，对于一个地位尊贵而又没有实权的人，自然只有礼仪方面的作用。 后来，溥仪在抚顺改造期间回忆这段历史时，用这样一段话揭露了这次访日的实质和目的：“不问可知，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地要利用我这汉奸头子当时的地位，好使我这个傀儡更能发挥出偶像的作用来，借以转移一下东北人民对于日寇的疑虑和憎恨的眼光，同时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把这个既是傀儡又被偶像化了的我，用来麻痹人心，让他们暂时在‘日满一家’和‘一心同德’的骗人烟幕下，迷失民族应走的方向。这样便可以逐步把敌伪的罪恶统治基础巩固下来，等到相当巩固以后，日寇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摘下伪善的假面具，露出侵略者本来的凶狠面貌，来作他那‘鲸吞虎噬’的如意打算。”（引自溥仪：《我的前半生》） 2）、共和国公民第一次见总理 1959年12月14日下午2时20分。一辆黑色的国产轿车，戛然停在前井胡同六号黑漆大门阶前，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从车上下来，直奔院内的北房。 “我是国务院派来接溥仪先生的，时间不多了，请先生这就上车吧！” “好！好！” 溥仪答应着，随手带上一本粉色硬壳的《北京日记》，又在上衣小兜上别了一支钢笔，就随着来人上车去了。直到这时，溥仪仍然不知道将被哪位首长接见。汽车驶入中南海，又沿着穿越楼阁亭台的汽车路，把溥仪送到西花厅前。 当他被引进西花厅内接见室时惊呆了！迎面走来的这位剑眉凝重而高耸的首长是多么熟悉啊！他曾千百次从刊登于报纸的照片上，从悬挂于会议室或礼堂的领袖肖像中，从新闻影片的形象里见过。这时，首长早已伸过手来，并和溥仪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了，溥仪似乎恍然大悟：“呀！周总理！”这几天他就惦记着见见总理，现在突然见到……嗣后，溥仪在一封私人通信中记述当时的心情说：“我心里是如何的感激、激动，我紧握总理的手……满肚子想说的话，激动得反而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亲自向溥仪一一介绍了参加这次接见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常委张治中和邵力子、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国务院水利电力部部长傅作义和全国政协常委屈武等。陪见人员中还有两位是溥仪很熟悉的，一位是他的七叔载涛，还有一位就是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民主人士章士钊。 3）、自由平民的第一次恋爱 1961年农历正月初七下午3点钟，男方“大媒”、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周振强陪着溥仪，女方“大媒”、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陪同李淑贤，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初次见面。如果说他们是一见倾心，也许有点夸张，但双方一见就产生了好感，确是事实。 周、沙二人为溥仪介绍的对象是当时在北京市朝阳区关厢医院当护士的李淑贤，一个性格温柔、心地善良而遭际不幸的女性。那年，李淑贤才37岁，但却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冷暖。她是杭州人，自幼丧母，在上海生活的9年中，受尽了继母的虐待和役使。当她14岁那年，在中国银行当职员的父亲去世了。之后三年的日子，过得就更加悲惨。1941年她忍受不了继母的欺凌，只身到北京投奔一个守寡的远房表姐。寄人篱下的日子自然也是不好过的。好不容易熬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李淑贤先进了一家文化补习学校，随后又到护士专修班学习护理业务，就这样她终于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 溥仪对李淑贤早年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当李淑贤在和溥仪的接触中间，发现眼前的这位末代皇帝和原来想象中的“万岁爷”大不相同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进一步了解、探索对方心灵的要求。李淑贤通过观察，认为这个“皇上”除去和气、热情以外，还是个诚实、朴素的好心人。对于溥仪的天真，李淑贤尤有好感。更何况，在两人心灵之间还有一条类似的同病相怜的感情纽带：溥仪认为李淑贤经历很苦，让人同情；李淑贤则觉得溥仪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怪可怜的。于是由思想上的共鸣开始，两人的爱慕之情就油然而生，并且迅猛发展起来了。也正是在一种平等谅解、互敬互爱的感情基础上，溥仪和李淑贤结成了生活旅途上的忠实伴侣，从而补偿了他们过去婚姻生活上的遗憾。 （四）第一次行使共和国的公民权北京市的满族公民爱新觉罗·溥仪，第一次行使公民的选举权，是在1960年11月26日。那时距离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只不过11个月又17天。 溥仪从未接触选举，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在工作单位所在地——香山人民公社当选民。他希望拥有这一份光荣，又担心把他漏掉，遂预先向植物园领导请示询问。然而，面对当过皇帝的特殊职工，他们谁都说不清溥仪是否可以当选民。溥仪那颗心则因此而被悬了起来，他又生活在焦灼不安之中了。 植物园领导马上请示中国科学院院部，院部领导又请示国务院，层层报告，直到把问题摆在总理面前。周恩来当即指示工作人员打电话答复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么能没有公民权呢？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这是不言而喻的嘛！不久，溥仪就在张贴于南辛村大墙上的选民名单中，高兴地看见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记述了1960年11月26日作为公民参加选举人民代表的投票那一时刻的喜悦心情。在他看来，那张得来非易的选民证，比自己见过的一切珍宝都贵重，一张每位公民都拥有的小纸片，竟使他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三、历史的智慧：清风明月见证几多帝王术 史官外传记载多少诡诈篇 1、皇太极运筹江山 1）、精心谋划，继承汗位 满族先人女真像许多游牧民族一样，汗位继承没有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身后的大位由谁来继承？当时没有一个稳定的制度。努尔哈赤生前为着巩固权位，先幽死胞弟舒尔哈齐，又杀死长子褚英。努尔哈赤晚年在汗位继承问题上非常苦恼，他没有指定继承人，而是宣布《汗谕》：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的制度。因此，他死之后，尸骨未寒，汗位之争，非常惨烈。当时在诸贝勒中，以四大贝勒的权势最大，地位最高；另外，还有多尔衮、多铎。四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皇太极在四大贝勒中，座次和年龄均列第四，为什么却能登上后金国汗的宝座，继而成为大清皇帝呢？因为皇太极在汗位争夺中，长期而巧妙地运用了计谋策略。 当时皇太极面临的形势是：二贝勒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其父舒尔哈齐获罪被圈禁至死。阿敏自己也犯下大过，自然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争夺汗位继承权；三贝勒莽古尔泰是皇太极的五兄，有勇无谋，生性鲁莽，军力较弱。他的生母富察氏曾因过失获罪，莽古尔泰竟亲手杀死母亲。他声名狼藉，可做统兵大将，但不能做一国之君，更没有条件争夺汗位；大贝勒代善有资格、有条件也有可能继承汗位。代善性格宽柔、深得众心，且军功多、权势大。努尔哈赤曾预示日后由其袭受汗位，说：“百年之后，我的幼子和大福晋交给大阿哥收养。”大阿哥就是代善。皇太极虽怀大志、藏玄机、有帝王之材，但同乃兄代善争夺汗位继承，各方面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不得不暗设玄机。 据清廷秘传:努尔哈赤小福晋德因泽向天命汗密告大福晋两次备佳肴送给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送给四贝勒，四贝勒受而未食。大福晋经常派人去大贝勒家，还在深夜外出宫院。努尔哈赤派人调查属实。由于害怕家丑外扬，便借故惩处大福晋。这件事在满洲贵族中曝光后，大贝勒代善的威望大降，已无力争夺汗位。有学者说小福晋德因泽告发是受到皇太极的指使，皇太极藉大福晋同大贝勒代善难以说清道明的“隐私”，施一箭双雕之计：既使大贝勒声名狼藉，又使大福晋遭到惩处。大福晋在这次事件中受了点“伤”，但没有“死”，不久又重获努尔哈赤的宠爱。 大福晋就是多尔衮、多铎的生母大妃乌拉那拉·阿巴亥。阿巴亥12岁嫁给努尔哈赤，共同生活25年。她当时37岁，正值盛年，容貌饶艳。阿巴亥生有三个儿子：当时阿济格22岁、多尔衮15岁、多铎13岁。多尔衮、多铎兄弟也有资格同皇太极争夺皇位。削弱多尔衮、多铎的力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处死大妃。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和几个贝勒谎称先汗有遗言，让大福晋殉葬。在皇太极等四大贝勒的威逼下，她自缢而死（一说被用弓弦勒死）。阿巴亥死后，多尔衮、多铎年幼，失去依靠，没有力量同皇太极争夺大位。据《清史稿·索尼传》记载，多铎曾说：“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生前或有遗诏，可是至今没有见到。多尔衮死后议罪，一大罪名就是曾说：“太宗文皇帝之继位，原系夺立。”所以，皇太极到底是继位还是夺位？亦是千古之谜。 代善失势、多尔衮失母，皇太极在大位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新汗的推举议商，在庙堂之外进行。大贝勒代善的儿子贝勒岳、萨哈璘到其父代善的住所，说：“四大贝勒（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说：“这是我的夙愿！你们所说，天人允协，谁不赞同。”这样，父子三人嵌宝石莲瓣纹金帽饰议定。第二天，诸王、贝勒、贝子聚于朝。代善将他们的意见告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诸贝勒。没有发生争议就取得共识。皇太极经过长达15年的精心谋划，终于登上大位。皇太极初登新汗宝座时，四大贝勒并肩而坐，处理军政大事，四人轮流分值。尔后，皇太极除掉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胁服大贝勒代善，终于“南面独坐”，建立了君主专制体制。 2）、皇太极借刀杀袁崇焕 明天启六年（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八月，努尔哈赤病死后，他的第八子皇太极，以军功、谋略及个人威望均在众兄弟贝勒之上，被推举为继承人。同年九月，皇太极祭一盟誓即后金大汗位，并宣布第二年为天聪元年。 努尔哈赤受重伤死去以后，袁崇焕为了探听后金的动静，特地派使者到沈阳去吊丧。皇太极对袁崇焕窝了一肚子的怨恨，但是因为后金刚打败仗，需要休整，再说也想试探一下明朝的态度；所以，不但接待了袁崇焕的使者，还派使者到宁远去表示答谢。双方表面上缓和下来，背地里都在加紧准备下一步的战斗。 皇太极像努尔哈赤一样骁勇善战，但在谋略上却高他父亲一筹。先借袁崇焕之剑斩毛文龙，随后又借明崇祯之刀杀袁崇焕，巧施妙计除敌手，这便是皇太极一手导演的“杰作”。 毛文龙是明末杭州籍的抗金将领，原是明东北边将李成梁的部下，后在广宁巡抚王化贞手下担任军职。后金努尔哈赤攻占辽东时，他下海占据了辽东沿海岛屿，从逃散的辽民中选招数万士兵，多次袭击后金后方，为明朝立下汗马功劳，对后金军的西进、南下，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而后金士兵不习海战，加上渡海船只缺乏，对毛文龙部则无可奈何。因此明朝皇帝很看重毛文龙，一再封赏提职，官居总兵却挂将军印。对这些皇太极一一看在眼里，忧在心头。至于袁崇焕，皇太极当然记得父亲兴兵以来，首次受重创是在袁崇焕坚守的宁远城；自己即汗位后，率大军进军辽西，宁远、锦州之战，后金军威受挫，就是因为面前屹立着一个袁崇焕。皇太极心中对毛文龙和袁崇焕的痛恨，达到了咬牙切齿地步，经过反复思考，一个“借刀杀人”巧除敌手的构想，很快在皇太极头脑中形成。 原籍是广东东莞的袁崇焕，明万历年间中进士，本来是个文人，但在明东北边防吃紧之时，心思报国，单骑出山海关考察形势，自请守辽，筑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并在宁远、锦州地区，先后取得重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两次胜利。就在他宁锦之战一周年之际，新登帝位的明思宗朱由检（崇祯皇帝），于崇祯元年（1628年，后金天聪二年）七月十四日在北京召见了他。崇祯问这位新任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的将领说：“女真人作乱已10年，东北大片的疆土陷于敌手，你不辞长途跋涉应朕的召见，有什么好的建议与打算要讲吗？”袁崇焕回奏道：“如果皇上绝对信任我这个臣子，并给我以全权，我保证在5年之内，平定作乱的女真人，收复整个辽东失地。”崇祯高兴地称赞：“5年内平定女真作乱，到时朕一定不吝封侯重赏！”接见中间，崇祯曾退到别室休息，给事中许誉卿担心5年收复辽东的保证兑现不了，小声地请袁崇焕谈一下他复辽的具体计划。袁崇焕颇不耐烦地说：“看到皇上因辽东事焦虑不安，我说5年内能复辽.不过是为了安慰一下皇上罢了，你又何必钻牛角尖呢？”许誉卿听后马上面色严肃起来；“当今皇上是很英明的，你怎么能这样随便许愿呢？5年到期你兑现不了许下的诺言，你怎么办？”直到此时袁崇焕才突然感到失言了，他一言既出，就有如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啊！袁崇焕就是带着“后悔不迭”的心情，匆匆赶回到了山海关宁远前线。 皇太极对明的情报工作是出色的，崇祯同袁崇焕的那番谈话皇太极很快就知道了。他审时度势，觉得这将是实施他“借刀杀人”，除掉自己眼中钉，肉中刺的敌对强手的大好机会，于是在明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正月，主动给袁崇焕写信提出明金和谈，企图借袁崇焕之手先除掉毛文龙，以解决日后南下征明，毛文龙在身后牵制之忧。 正如皇太极所料，袁崇焕求和的心理是迫切的，他深知上一年向崇祯许下的“5年复辽”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幻想通过跟皇太极和谈，诱使后金退还已被攻占的辽东。经过皇太极与袁崇焕之间，信使的多次往返，公开或秘密的几度和谈，皇太极“佯许还辽”，“使杀文龙”，终于得到袁崇焕的“答书密允”，袁崇焕萌动了对毛文龙的杀机。明崇祯二年（1629年，后金天聪三年）六月，袁崇焕借前往辽阳前线视察之机，亲率一支由水手和甲士组成的小分队，渡海来到毛文龙所在的海岛营寨，他以慰问为名向毛文龙的部众发放了10万两饷银，并在毛文龙的陪同下检阅军队和发表讲话。许多听者都被袁崇焕慷慨激昂的演说感动了，讲台下一片涕泣声。突然袁崇焕的话锋一转，面向站在身旁的毛文龙列举了12项该问斩的罪状，随即对环列自己左右的亲兵一声大喝：“还不给我动手！”一名手捧崇祯所赐尚方宝剑的魁梧甲士，乘毛文龙正惊愕不备，挥剑将他斩于阅兵台前。崇祯帝在接到袁崇焕斩毛文龙的奏报后，十分震惊，但事已至此，又正是要用他抵抗后金的时候，只好对他先斩后奏的行为表示赞同，不过在内心里却从此对这位袁大将军产生了疑忌，因为当时的京师正盛传一种流言：毛文龙了解袁崇焕同皇太极不少和谈机密，毛文龙的被斩同袁崇焕杀人灭口有联系。 皇太极听到毛文龙被杀，高兴得了不得，不仅对袁崇焕只字不提“归还辽东”之事，并大胆构思了一个置袁崇焕于死地的反间计。就在毛文龙死后不到4个月，皇太极亲统10万大军，避开明军重兵设防的宁、锦一线，向山海关以西绕道内蒙，从喜峰口进入关内，接着攻占遵化，围攻蓟州，这一年的十一月中旬，后金兵的前锋进抵北京城下。 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 崇祯帝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 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 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 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赶快跑回皇宫，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帝听了也信以为真。他哪里知道，这个情报完全是假的。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崇祯帝命令袁崇焕马上进宫。袁崇焕接到命令，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匆忙进了宫。崇祯帝拉长了脸，责问说：“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为什么金兵到了北京，你的援兵还迟迟不来？” 袁崇焕不禁怔了一下，这些话都是从哪儿说起？他正想答辩，崇祯帝已经喝令锦衣卫把袁崇焕捆绑起来，押进大牢。 有个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忠心为国，觉得事情蹊跷，劝崇祯帝说：“请陛下慎重考虑啊！” 崇祯帝说：“什么慎重不慎重？慎重只会误事。” 崇祯帝拒绝大臣的劝告，一些魏忠贤余党又趁机诬陷。第二年八月，以叛国罪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据目击者说，当时刑场围观的群众恨透了卖国贼，袁崇焕处死后人们争食其肉。其实这是一桩大冤案，直到清乾隆修编国史时，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2、顺治帝的变化无常——疯狂的“秋后大算帐” 清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清太宗皇太极猝然病死于宫中，由于，他在此前没有明确的指定继承人，满洲高层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然而，很快就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权力中心。 一个是由两白旗和镶红旗极拥戴的睿亲王多尔衮，这个阵营业员中有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顺承郡王阿达礼、固山贝硕托等。 另一个是两黄旗和正蓝旗极力拥戴的肃亲王豪格，这个阵营业员中有额亦都家庭（图尔格、遏必隆兄弟）、费英东家族（图赖、鳌拜）、扬古利家族（谭泰）、索尼、拜音图、何洛会、塔瞻等人。 两边的实力几乎不相上下，而关键的是能否争取到最大的中间利益派礼亲王代善（两红旗，实际只管正红旗）、郑亲王济尔哈朗（镶蓝旗）的支持。 依照两白旗的意见，多铎和阿济格都主张主刻灭掉两黄旗，以他们两个人的武力来看，完全有这种可能。但是，多尔衮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因为，他发生代善和济尔哈朗比较倾向拥立皇太极的儿子。这两个集团人物的背景都不一般。 多尔衮集团中，多铎和阿济格就不用多说了，主要是硕托、阿达礼伯侄两个人，因为这二人的结局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硕托成名很早，然而，他被父亲代善所不喜，而且，他和他的兄长岳、弟弟萨哈不同，与皇太极的关系很不好，多次被罚银。降爵，所以，他积极跟随多尔衮，也是因为他，代善不敢轻举妄动的公开表态，因为，硕在两红旗的威信仅次于岳付和萨哈，岳和萨哈已经过世，所以，硕的态度在经旗中起很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个是皇太极生前的头号亲信萨哈的儿子郡王阿达礼，其父健在的时候曾经积极追随皇太极，台是，儿子却大反其道，因为，阿达礼曾经在皇太极的宠妃宸妃病故其间，饮酒作乐，险些被削去爵位，阿达礼的生母多次遭到皇太极责罚，所以，阿达礼为此怀恨在心，坚定的追随跟多尔衮。 阿达礼本人在当时的家庭中地位是很显赫的，他10岁就袭封郡王，领有萨哈生前的牛录，和多铎等人相平。因而，多我洋衮如果听从多铎的建议，斗争的胜负不一定在貌似强大的豪格那边。 因为，豪格的集团中，主力是三个整旗（正黄、镶黄、正蓝）协力是济尔哈朗的镶蓝旗，而且，皇太极生前厚结深纳在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中的两家一实力最雄厚的两家就是额亦都实族、费英东家族以及开国三英的另一家扬古利家族都坚决的站在豪格这一边，黄旗的世袭奴仆如索尼等人更是只知有豪格，不知其他。投机分子拜音图家庭（努尔哈赤幼弟的儿子）也投机站在豪格阵营中一边。另外反复无常的冷僧机也混水模鱼。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以多铎的看法，豪格的阵营多是乌合之众，不难击溃，但是，多尔衮从大局出发，再有，当时一些将领只拥护皇太极的儿子： 索尼、鳌拜、图赖、图尔格、谭泰、拜音图、何洛会、塔瞻等八人在太宗庙前发誓，要全力扶保豪格上台。索尼和鳌拜等人还调用正黄旗的最精锐部队——巴牙喇兵（护军），大喊：“我等但知行帝子孙，不知其他！”誓死保护豪格。多铎、阿济格也不示弱，准备调发正白旗精锐，铫战两黄旗。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八月十四日，多尔衮、代善、豪格等召集诸王大臣议定立储事宜，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率领护军立于大清门之外，索尼公开对诸王表态：“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多尔衮让大家发言，代善主张立豪格，豪格比时却害怕起来，他故作谦让，不料，多尔衮立刻接上他的话，说既然肃亲王自己都如此谦让，那么，再立他人吧。这时，阿济格表示要立多尔衮，多铎和两白旗大臣拔刀向前，威胁黄旗，竭力拥戴多尔衮，多铎和两白旗大臣拔刀向前，威胁黄旗，竭力拥戴多尔衮，代善和济尔哈朗耍滑头，立刻表示可以立多尔衮，代善还说立多尔衮产国家之福。这时，廊下站着的索尼等六人痛器不止，发誓说要是不立皇子，宁愿和太宗从于地下！而且，手握利刃，准备自杀。代善趁机离开。多尔衮打破僵局，说立福临，他和郑亲王辅政，这样，大家才退回，这个折衷的方案陆续被大家接纳。在这场斗争中很值一提济尔哈朗。 济尔哈朗的父兄舒尔哈齐、阿敏都被努尔哈赤、皇太极迫害而死，但是，济尔哈朗主持镶蓝旗做主旗贝勒，成为满清八个和硕贝勒之一，济尔哈朗在崇德元年首封郑亲王，是六王之一，也是最没有军政才干的一位。但是，皇太极特别信任济尔哈朗，济尔哈朗也紧跟不止，天聪年前，清洗正蓝旗的时候，豪格和济尔哈朗就是急先锋。皇太极死后，济尔哈朗本来就是主张立豪格，但是，他发现多尔衮异常敌视豪格，所以，他的态度一直不是朗，多尔衮也就是抓住这一点，拉住他一同扶立福临。 在讨论立储的会议上，还有一段插曲，多铎假意说立代善，吓得代善边边摆手，多铎看见大家你推我让，于是，毛遂自荐，主张立他自己，而且，说多铎的名字也记载在太祖的遗命里，多尔衮立刻否定。 福临即位，多尔衮确实是从满洲大局出发，成功避免了一场内讧。硕伯侄看到多尔衮谦让大为不满，准备发动兵谏，被父亲代善告发，后来史家对此事一直急诊不休，成为清初又一大疑案。硕、阿达礼被处死，家产罚没。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多尔衮对处死硕二人是很负疚的，阿达礼死后，多尔衮做主让阿达礼的弟弟勒克德浑承接爵位，仍然世袭，硕幼子由多尔衮抚养在宫内。可见，多尔衮当时杀掉这两个人也有不得已的理由。多尔衮掌权以后，顺利分化瓦解两黄旗大臣，当初发誓扶保豪格的八个人多数先后叛变，足见豪格势力并不强大。 拜音图家庭首先叛变，拜音图的弟弟巩阿岱告发济尔哈朗，说他曾经埋怨睿亲王，结果，济尔哈朗被罚银5000两，逐渐被踢出权力中心，取代了他的位子多铎。 接着，何洛会叛变，告发额亦都的儿子图赖、图尔格、遏必隆，这三人都被废黜。索尼不受多尔衮利诱，坚持不变，鳌拜也是一样，多尔衮于是多次打击，只是因为用人之际才没有将他们处死。 谭泰先是被捕，继而在监狱中叛变。这样，当初立盟发誓的人中除了索尼、鳌拜、图赖、图尔格这四人之外，其他都叛变，那个告密起家的小人冷僧机再次告密叛变，被提升为大臣。 肢解两黄旗后，顺治元年4月，多尔衮得到何洛会的密告，正式收拾清算豪格，处死豪格的所有亲信，随即召开议政王大臣会议，让大家议定豪格的罪名，豪格自己表态愿意自杀赎罪，代善、济尔哈朗、多铎、阿济格都表态要杀豪格，由于年幼的顺治帝涕泣不食，豪格这才得以免死，但是半年的较量，多尔衮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清摄政王。 清军进入北京后，多尔衮继续打击豪格的势力，豪格虽然征讨四川，射杀张献忠，但是，仍难逃迫害，顺治五年，多尔衮借口豪格乱保非人，将其下狱，囚禁至死。并且把他的福晋纳入府中。据史料记载，豪格死的很惨，死前已经患有精神分裂症。 随后，贝子吞齐告发济尔哈朗，多尔衮就此废掉了这个自从太祖的时候就长立不倒的政坛不倒翁。把弟弟多铎拉进权力核心，可是，这时的多铎却和豪格关系逐步升谩，并且，为豪格辩护，这也是促使多尔衮决定早下手除掉豪格的订原因，因为，他知识多铎一向容易感情用事。告密叛变的拜单图家庭就此发迹，拜音图的祖母是努尔哈赤的继母，对待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兄弟异常刻薄，所以，努尔哈赤的奴仆，但是，拜音图老谋深算，他倾心结交四大贝勒皇太极，对皇太极百依百顺、忠心耿耿，因而，受一以皇太极的特别关注，屡次提升，故而，在立储之初，拜音图是赞成立肃亲王的，可是，后来，他发现形势不利于豪格，立刻通知他的弟弟巩阿岱、锡翰去告发两黄旗的大臣们，因此深得多尔衮信任，拜音图每次告密者不亲自出面，都是指使他的弟弟去做，足见其狡诈。 多尔衮扫除对手后，原意准备让多铎继承摄政王位，但是，多铎早死，多尔衮决定让多铎的儿子多尔博接位（多尔博过继给多尔衮为子），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围猎时受伤，误上药物，死于喀喇城。终年39岁。 多尔衮活着的时候，把皇帝的玉玺放在王府，这时，顺治采取行动，把正白旗划入自己的统辖范围，和两黄旗一起称之为：“上三旗”，有清一代成为定制。 顺治对于索尼、鳌拜的不屈从于多尔衮非常赞赏，提升鳌拜为二等公爵，领内大臣、总管内务府兼议政大臣。 随后，早就和多尔衮同床异梦的正白旗护军统领苏克萨哈告发多尔衮生前有谋逆的行为，顺治便顺水推舟，决定追夺多尔痛的“成宗义皇帝”的名号，鞭尸。多铎受到牵连，追降郡王。平反肃亲王冤狱，追谥“武”，封豪格子富尔敦为和硕显亲王，世袭罔替。 多尔衮的亲信冷僧机原本已经爬到内大臣、一等伯爵的位置，可是，他盾错的形势，以为多尔博能够继承多尔衮的摄政王，不料顺治很快掌握权力，冷僧机在顺治九年被凌迟处死，算是罪有应得。当年告密最多的拜音图家族再度沉沦，拜音图由于老奸巨猾，始终对待顺治比较恭敬，被禁锢在家，免去一死，而他的两个弟弟全被凌迟处死，籍没全家，免去一死，而他的两个弟弟全被凌迟处死，籍没全家。何洛会死的最惨，顺治和索互、鳌拜等人对他恨之入骨，所以，用特别残酷的明代锦衣卫剥皮的刑罚把他处死。全家抄杀。本来顺治是很念旧的，想让谭泰揭发多尔衮，可是，谭泰没有这样做，于是，也被杀掉。 济尔哈朗趁机揽权，但是，顺治只是一时利用他，很快他就被赶走，回家闲居。自此，顺治独掌大权。 3、康熙帝的刚柔并举——智擒鳌拜除国害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清顺治帝福临病故，遗诏由八岁的皇三子玄烨即位 。因年幼，故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 日，康熙正式开始御门听政。年仅十四岁的康熙，虽然亲政，但毕竟是个孩子，只有虚名而 无其实。一切大权仍然掌握在辅政大臣鳌拜手中。在辅政的四大臣之中，索尼年老多病，于皇上亲政不久即死；遏必隆为人圆滑，不问政 事，为避开鳌拜的疯狂气焰，从不发表意见，总是畏首畏尾，随声附和，唯鳌拜意见行事； 只有苏克萨哈遇事常与鳌拜分庭抗礼，最后因斗不过鳌拜，于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被害 致死。从此后，鳌拜更加肆无忌惮，凡是起坐班行，自动列于遏必隆之前。一切政事先在私下议定，然后施行，又将各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家搞阴谋活动，等等劣迹，不一而足。鳌拜既阴险又狡诈，他在朝廷内广树党羽，结党营私，纠集大学士班布尔善、尚书阿里 哈、噶褚哈、济世、侍郎泰必图等人，先后结成死党，把持朝政，独断专行。在他们眼中， 根本就没有这位年轻的康熙皇帝。据康熙讲：鳌拜在我面前办事，不拘小节，不求事理，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即将办事官 员痛斥一番。又如在接见时，鳌拜在朕前理应该态度温良恭顺，相反大施淫威，在众官员面 前表现自己，高声喝问。又说，凡是用人行政，鳌拜欺朕专权，恣意妄为。不仅如此，康熙八年(1669年)初夏的一天，鳌拜还曾托病不朝，拨弄是非，要玄烨亲自 去问疾。当康熙登门拜访，进入内室时，御前侍卫官和托看见鳌拜惊慌失措，就一个箭步走 到床前，揭开床席见刀露出来了。年轻皇帝见到如此情景，态度从容，若无其事地笑了笑说 ：刀不离身，是我们满族人的老习惯，不足为怪呀！鳌拜紧张的面孔稍有缓和。由此可见， 巧计捉鳌拜，为国除大害，已势在必行，宜早不宜迟。以鳌拜为首的一伙人，是最没落保守的反动集团，他们是满洲贵族内部的奴隶主残余势 力的代表，他们顽固反对满族学习汉族的生活习惯和文物典章制度，反对朝廷任用汉宫，反 对改革满洲落后的旧制度等。鳌拜不除，天下不安。可见，鳌拜集团位尊权重，在朝廷内又有不少亲信党羽，又是受世祖委托而辅佐幼帝的 。因此，要搞掉这样一个集团，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有智不在年高，康熙帝年纪虽小，但是智谋突出，一上台就初露锋芒，机智果断地处理 了鳌拜一伙。康熙捕捉鳌拜是一次幽默而戏剧性的活动。因为鳌拜人多势众，不能和他生拚 硬撞，而必须以巧计智取之。康熙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天真浪漫、不问政事而又贪于玩耍的孩童。每天和一群同自己年 龄相近的顽皮子弟，包括其中的卫士们，选择强壮有力的人，在一起摔跤打拳，久而成习， 使鳌拜失去戒意。这实际上是暗中训练有素的捕捉鳌拜的卫队营，即善扑营。一天，康熙以下棋为名召见臣索额图进宫，商量如何擒鳌拜。索额图是已故首席辅政大 臣索尼的次子、康熙叔丈人，威望很高。他原任一等侍卫，康熙七年六月，改任吏部右侍郎 ，后复任一等侍卫身份重新回到皇帝身边，这意味着剪除鳌拜的时机已经到来。行动之前，康熙首先分散其力，将鳌拜的党羽以各种名义先后派出，使其孤立无援。包 括他的胞弟内大臣巴哈、亲侄侍卫苏尔马、死党理藩院左侍郎绰克托、工部尚书都统济世等人，分别差往察哈尔、科尔沁、苏尼特 、福建等地处理公务。一切安排就绪，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皇帝亲自向善扑营做动员，部署具体方案。他面问众人：你们都是朕的左右老臣，然而你们害怕皇上呢？还是畏惧鳌拜呢 ？众人齐声回答说：我们当然畏敬皇上。乘其不意，出其不备。康熙当众宣布鳌拜罪过，召 鳌拜进宫，四壁早已埋伏好的武士们、摔打能手一拥而上，鳌拜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 ，立即束手被擒。后人对年轻的皇帝如此机智果断，表示赞赏。评价说：声色不动而除巨奸 ，真是难能可贵呀！同时被捉的还有另一辅政大臣遏必隆和一等侍卫阿南达等。被捕后的鳌拜等人，交付刑部审判，列其罪状三十条，软禁终身，因他是世祖老臣，网 开一面，不处死。凡是重要党羽，全部处死。取得了对守旧势力斗争的初次胜利。康熙掌握实权后，紧紧依靠宿臣老将，如索额图、杰书、图海等人，采取了一系列革新 朝政的措施，深得人心。医治战争的创伤，逐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改变了生产倒退、民 生凋弊的不安局面，使久困于战乱和饥荒的人民得以休养生息。 4、雍正帝的刁钻狠辣——玩阴谋雍正登基坐殿 清朝的皇位继承，没有采取汉族的嫡长继承制，就是正妻长子继承制。努尔哈赤因为曾经立长子褚英失败，于是决定汗位的继承由八大和硕贝勒会议推定；皇太极猝死，他的遗位继承，也是在满洲贵族会议上推定，由6岁的福临继位；顺治驾崩前，皇位的继承没有经过满洲贵族会议讨论，而是由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商量，采用遗诏形式决定由年仅8岁的玄烨继位。这个“遗诏制”打破了清太祖、太宗两代的皇位继承由满洲贵族会议推定的传统，开了清代皇帝生前用遗诏决定皇位继承人的先河。 康熙继承了其皇父顺治生前决定继承人的办法，采取皇太子制。先立太子的利端是免得皇帝死后引起皇位争夺的血腥斗争，弊端是皇太子同兄弟之间会产生残酷斗争。康熙看到了前者，却忽视了后者。 康熙共有35个阿哥，排序的有24人，成年且受册封的只有20人。这20个皇子中，年龄较长者有12人。他们是：大阿哥允禔、二阿哥允、三阿哥允祉、四阿哥胤禛、五阿哥允祺、七阿哥允祐、八阿哥允祀、九阿哥允、十阿哥允、十二阿哥允祹、十三阿哥允祥、十四阿哥允禵。 康熙十三年（1674年），皇二子（实际上是第六子）允生。皇后赫舍里氏在生育允时难产死亡，年仅22岁。康熙痛心不已，故对允格外偏爱，第二年就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年康熙22岁，皇太子才两岁。康熙的这个决定虽然看到他父亲未能尽早立储的教训，但立储过早、太子过幼，显然也是欠妥当的。因为其间的变数太多、太大，两岁的皇太子允以后会是什么样？尚不得而知。 康熙对皇太子的教育用心良苦，生活上特别关爱。康熙十七年（1678年），皇太子出痘，时值平定三藩之乱的关键时刻，但康熙亲自护理太子，竟连续12天没有批阅奏章。皇太子在康熙帝亲征噶尔丹时，留守京师，处理政务。平时他也分担处理皇父的部分政务和军务。因而，在皇太子册立后的33年中，朝廷中自然形成太子党。 皇太子集团。皇太子允的生母皇后赫舍里氏的祖父是索尼，父亲是领侍卫内大臣噶布喇，叔父是当朝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索额图结党，趋奉皇太子，议论国政，密谋大事。康熙曾警告索额图说：“你们背后谋划的事，你们勾结一处的所作所为，你们背后说的怨恨之言，都不能摆在桌面儿上说，你心里很明白！”康熙深感自己的皇位和生命受到威胁，说：“说不定哪天就被鸩杀，或者被谋害，真是日夜惶恐，心神不宁。”后来康熙下令将索额图处死，同时警告皇太子说：“从前索额图帮着你谋划的那些事情，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将索额图处死。”但皇太子并未因此而收敛，反而更肆无忌惮。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在木兰围场的布尔哈苏台行宫，康熙以皇太子允“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宣布废除皇太子。当时，他且谕且泣，至于仆地。谕毕，悲伤万分，愤懑不已。甚至六天六夜，不安寝食，涕泣不止。后患中风，只能用左手批阅奏折。 康熙罢黜皇太子引出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胸怀野心的皇子们，结党钻营，谋贪大位。于是在太子党之外，又形成皇八子集团和皇四子集团。 皇八子集团。皇八子允祀，“德才兼备”，聪明能干，内外经营，很得人缘。在初废皇太子之后，允祀署内务府总管事，党羽相结，谋为代立。皇长子允禔为惠妃庶出，外叔公是已免职的大学士明珠，本没有希望获取储位。但允禔生母惠妃对允禔有抚养之恩，于是两人勾联。其他如皇九子允、皇十子允、皇十四子允禵（与胤禛同母），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都趋奉于允祀。 皇太子允禔的密谋泄露，被夺爵、幽禁。储位空悬，也不合情理。于是大臣们建议康熙早定储位。康熙命诸大臣密举可继立为太子者，以测验大臣之意。大学士马齐等大臣都秘密推举皇八子允祀。允祀觉得自己做皇太子有望，一些兄弟和朝臣也纷纷靠向允祀。由是，以皇八子允祀为核心，逐渐形成一个争夺皇储的政治集团。后允祀被锁拿，革爵位。十四阿哥允禵求情，康熙大怒，“出佩刀将诛其，允祺跪抱劝止”。诸皇子俯地叩头，恳求皇父息怒。康熙帝怒气稍解，命诸皇子鞭挞允禵。 康熙看到废皇太子后诸子争夺储位斗争更为复杂，也更为激烈，为息事宁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允为皇太子。诸皇子明白：既然皇太子第一次能被废掉，也可能第二次被废掉。于是，皇太子集团与皇八子集团之间的斗争更加激化。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决定再废皇太子，对其党羽恨之入骨、严厉惩罚，力求根除，如将尚书齐世武“以铁钉钉其五体于壁而死”，将死于狱中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锉尸焚烧。这样，形势越发复杂，在皇太子集团和皇八子集团之间的皇四子胤禛也逐渐形成集团。 皇四子集团。皇四子党包括胤禛的十三弟允祥、十七弟允礼，以及隆科多、年羹尧等。胤禛颇有心计，静观其变，不露声色。他对皇太子的废立，窥测风向，暗藏心机。他对皇八弟允祀集团，既不附从，也不对抗。他佯听父言，“安静守分”，虔心佛法，广结善缘，巧妙地将自己隐蔽起来。他对父皇表示忠孝，又尽力友善兄弟，并交好朝廷诸臣。对其同母所生的皇十四弟允禵，却不去笼络，听任其同皇八弟允祀结党。当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争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在父皇、兄弟、王公、大臣们将视线集注于皇太子党和皇八子党的时候，他以不争为争，坐收渔人之利。 胤禛为着谋取皇位，韬光养晦，费尽心机。他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为他谋划道：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其诸王阿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 戴铎提出的策略是——对皇父要诚孝：适当展露才华。不露才华，英明之父皇瞧不上；锋芒毕露，同样会引起皇父疑忌。对兄弟要悌爱：大度包容，和睦相待。对事对人都要平和忍让：能和则和，能结则结，能忍则忍，能容则容。使有才能的人不忌恨你，才能平庸的人把你当作依靠。雍正帝基本按照上述策略，一步一步地绕过皇位争夺中的险滩激流，向着皇帝的宝座曲折航进。 “诚孝”皇父。胤禛知道，博得皇父的信赖和喜欢，是自己一生事业中最为关键的起点。他抱定一项宗旨，就是诚孝皇父。如在诸皇子争夺皇位激烈之时，他极力表现出对皇父的“诚”与“孝”，既不公开竞争，且宽慰皇父保重。康熙帝第一次废太子后，卧床不起。胤禛入内，奏请选择太医及皇子中稍知药性者允祉、允祺、允祀和自己检视方药，服侍皇父吃药治疗。康熙帝服药后，病体逐渐痊愈。于是，康熙帝命内侍梁九功等传谕：“当初拘禁允时，并没有一个人替他说话，只有四阿哥深知大义，多次在我面前为允保奏，像这样的心地和处事，才是能做大事的人。”胤禛自己也说：“四十余年以来，朕养志承欢，至诚至敬，屡蒙皇考恩谕。诸昆弟中，独谓朕诚孝。”对皇父的“诚”与“孝”得到了回应。 “悌爱”兄弟。胤禛知道，善于处理兄弟之间的关系，是自己一生事业中仅次于诚孝皇父的重要事情。他在随驾出京途中，作《早起寄都中诸弟》诗说：“一雁孤鸣惊旅梦，千峰攒立动诗思。凤城诸弟应相忆，好对黄花泛酒卮。”表明他愿做群雁而不做孤雁的心意。他在继位之前，处理兄弟关系的主要原则是“不结党”、“不结怨”。诸兄弟之间，结党必结怨。胤没有参加皇太子党，也没有参加皇八子党。他表现出既诚孝皇父，也友爱兄弟的态度，使他躲避开皇父与兄弟两方面的矢镞，而安然无恙。 勤慎敬业。胤禛尽量避开皇储争夺的矛盾，极力表现自己不仅诚孝皇父、友爱兄弟，而且勤勉敬业。只要是皇父交办的事情，都竭尽全力去办好，既使皇父满意，也使朝臣口碑相传。自结婚后30年的实际磨炼，使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深刻认识与深切体验，为后来登上皇位准备了条件，奠害了基础。 戒急用忍。胤禛的性格，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怒不定，二是遇事急躁。康熙就此曾经批评过他。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胤禛央求皇父说：“现在我已经三十多岁了，请您开恩将谕旨内‘喜怒不定’四字，删除了吧。”康熙帝同意，因而下谕：“此语不必记载！”胤禛是个性格急躁的皇子。他曾对大臣说：“皇考每训朕，诸事当稍安勿躁。屡降旨，朕敬书于居室之所，观瞻自警。”胤禛继位后，定做“戒急用忍”掉牌，为座右铭，用以警勉。 康熙晚年因其诸子皇位继承斗争激烈而大伤元气，郁结成疾，悲离人世。他曾说：“日后朕躬考终，必至将朕置乾清宫内，尔等束甲相争耳！”康熙是以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晚年的境况自喻：齐桓公晚年，五个儿子树党争位。齐桓公刚死，诸子相攻，箭射在尸体上，也没有人顾及。其尸体在床上67天没法入殓下葬，以至蛆虫爬出窗外。由此可以透出康熙大帝晚年心境的凄苦之情。 康熙帝龙驭上宾，皇四子胤禛登极坐殿，是为雍正皇帝。一段历史疑案就此产生。 5、乾隆帝的黑白手段—— 1）乾隆两条绳索驾御术 乾隆皇帝是在先朝重臣的拥戴下登上皇位的，他并没有自己的亲信。由于雍正接受前朝 兄弟争立的教训，对自己的儿子，管束严格，虽长大成人，封为亲王，仍留住宫中，未分藩 建府，所以并无自己的私属。乾隆即位后，除了用人唯旧之外，别无选择。用人唯旧避免了 新旧臣僚之间的互相倾轧，也避免了因人事更迭所造成的人心浮动，所以当时政局平稳。然 而，当乾隆皇帝俯视那些虽堆满谦恭之色却是相当陌生的面孔时，心里总有一种沉甸甸的感 觉。的确，对于一个经验不足的年轻皇帝来说，孤身驾驭那些久经历练的老臣，不能不小心 翼翼、煞费苦心。专制统治，人君高高在上，却又深居九重，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政事 只能委之臣僚。在没有心腹股肱的情况下，乾隆又如何放心得下呢？正像驭手驾驭马匹需要鞍辔缰绳一样，乾隆皇帝进行专制统治也有两根无形的绳索。其中一条绳索是秘密奏折制度；另一条绳 索就是军机处。密折制度最早始于康熙时期，本为当时两种上行文书题本和奏本的补充和附庸。它最大 的特点就是具折人可以直接和皇帝本人秘密联系，不必像题本、奏本一样经通政司转呈内阁 ，经内阁票拟之后再和皇帝见面。康熙皇帝虽以宽仁闻名天下，但在加强皇权方面，他绝不 比别人手软。为了对地方官进行监督，他暗中指定少数亲信大臣随时将所见所闻秘密奏上。 又为了保密起见，这种奏章都必须具折人亲自缮写，不得假手他人，更不得泄露他人。密折 写好后，由本人或派专人径送御前。这样，奏折的内容，除皇帝之外，便无人知道了。雍正时期，为了加强皇权，进一步控制各级官员，对于密折制度更加重视，不但具折言 事官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奏事内容也更多地转为和统治安危直接相关的政治事件上来 。这样，皇帝随时可以通过各地官员打来的这些秘密报告，了解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全国军 事、政治、财政、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而各级官吏却因此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紧紧地捆住了 手脚，只得服服帖帖，不能有任何越轨行为。乾隆皇帝对密折制度十分赞赏，他认为只有利用这条绳索，才能在变化莫测的官僚政治的风风雨雨中，辨别是是非非。与此同时，他 还不顾一些臣下对密折制度的批评，更进一步扩大拥有奏折言事官员的范围。对于处理密折 ，乾隆皇帝也十分认真，从不假手于人，几乎每一份奏折，他都要详细阅览，遇有错讹之处 ，他必指出令其改正。平时如此，巡幸在外也是一样。不论他走到哪里，密折就送到哪里， 批阅奏折几乎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乾隆十三年（1748年）以后，随着奏本文书的废止，密折成为与题本并行的两种最重要 的上行文书之一。而且，由于当时许多机密政务，中央和地方的官员都是先用奏折报告皇帝 ，得到皇帝首肯后，再以题本形式正式向中央政府有关机构报告，以便完成最后的批准手续 。乾隆由此实现了大权独揽。除此之外，乾隆皇帝还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密折制度，加强保密程度。一是坚持满洲官 员奏事用满文具折而不得使用汉文；二是严禁将奏折上的皇帝批语引入具题本章；三是不准 具折人将具奏内容和乾隆皇帝的批语泄露于同僚或者上司；四是为防奏折呈送途中发生泄密 ，对所有具折言事官员，概行颁发凭匣和钥匙，只有具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这样，由于乾 隆皇帝高度重视和制度健全，密折制度在乾隆皇帝专制统治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乾隆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主义者，这一点酷似他的父皇雍正。他醉心于集权制度，并抓住 一切机会去实现它。他看中了另一条绳索军机处，将它作为属于自己的权力机构。军机处是雍正皇帝的杰作，而乾隆皇帝却使它增色、增辉。军机处始设于雍正七年，原 名军机房，原是西北用兵期间为了军事上的保密而设置的一个临时机构。地点就在乾清门外 （后迁隆宗门）。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机宜事务既不经内阁票拟批答，又不经议政王大臣会 议讨论决定，而是经由军机处直达御前，由雍正皇帝自行处理。封建国家，皇权至高无上， 但专制政治在赋予君主绝对权威的同时，还要照顾官僚群体的权力分配。皇帝在处理国家大 事时，不能不受到大臣们的影响，但在军机处，皇帝对国事的裁决，完全出于自己的考虑， 雍正皇帝第一次体验到了这种不受掣肘的快慰。从此军机处在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乾隆皇帝即位以后，迫切需要一个既能贯彻自己意旨，又有工作效率的办事机构，军机 处正好符合乾隆的要求，而且乾隆皇帝时军机处的编制、规模、选拔军机大臣、权限及工作 范围等方面较之雍正时更为自觉，更为主动。首先，在人员编制上，他一改雍正朝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个人的惯例，同时任命六人为军机大臣，分割了军机大臣的 职事和权限。其次，他十分注意军机大臣的遴选，主要是不问资历，提拔自己的亲信，同时 不准宗室担任，以免大权旁落，而且首席军机大臣必须是满人。最后，完善军机处的各项制 度，加强保密。对于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处刺探情报的各地督抚，严加处理。经乾隆这一改 革和整饬，军机处更加适应专制皇权的需要，成了事实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可乾隆皇帝却始终没有为之专设衙署 ，从军机大臣到军机章京皆保留原来的官衔和品级，以临时身份入直军机处，其工作范围虽 广，但说到底，不过是负责草拟上谕、“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私人的秘书班 子而已。因而，军机处权力的加大，仅仅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大。难怪清代臣民不客气地把 军机大臣比作抬轿的轿夫。给官老爷抬轿的四名轿夫，各有四个字形容：前面一个昂首挺胸 ，叫做“扬眉吐气”；第二个正在官老爷面前，叫做“不敢放屁”，因为一放屁官老爷首当 其冲，吃罪不起；第三个是在轿后，视线被轿子挡住，因而是“不辨东西”；最后一个亦步 亦趋，叫做“毫无主意”。军机大臣的情形就跟这几名轿夫一样，首席军机大臣“扬眉吐气 ”，奏对时照例由他一个发言；居后的便“不敢放屁”；新入军机处的不摸底细，所以“不辨东西”；位居最 后的，称作“打帘子军机”，当然是“毫无主意”了。即使是贵为首席军机大臣也不能扬眉 吐气，鄂尔泰、张廷玉、傅恒、阿桂等都曾是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大学士和nd078也曾 极得乾隆 皇帝宠信，但他们都没有控制朝政大权，他们的主要作用还是根据皇帝的旨意做些票拟承旨 的工作。军机处使专制皇权空前地强化了，它不但把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殆尽，使 其名存实亡。而且，也使明朝以来的内阁形同虚设。在利用军机处这条绳索加强皇权、乾纲 独断上，乾隆皇帝算得上是得心应手、炉火纯青了。乾隆皇帝正是利用这两根无形的绳索（密折制度和军机处），把全部的权力牢牢地集中 在自己手中，“亲揽庶务，大权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这是清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2）乾隆不偏不倚牵制术 新皇帝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力的那一瞬间，就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 的官僚政治的漩涡之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谎言、摇头摆尾的献媚取巧、诚惶 诚恐的畏惧战栗，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昏眼花。乾隆上台后，一时还没 有属于自己的夹袋中人物，孤身陷在盘根错节的党派关系中，操纵驾驭煞费心机。当时朝廷 上已形成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党的分野。鄂尔泰、张廷玉皆为前朝重臣，又均有拥戴之功，两人分门立户，相互攻讦，不仅影响 到朝政的统一、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也为乾隆尽快熟悉和操纵官僚机器，造成了无形的障 碍。乾隆一时不得不周旋于两党之间，既要消除党争之害，打击鄂、张二人的势力，又要在 自己还没有培植起亲信股肱之前，依靠二党帮助自己处理政务，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这 就是乾隆皇帝不偏不倚的驾驭术。鄂尔泰，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康熙时举人，雍正时任云贵总督、保和殿大学士、 军机大臣。他的弟弟鄂尔奇为户部尚书、步军统领。长子鄂容安，曾在军机处任行走，后为 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参赞大臣；次子鄂实亦为参赞大臣；三子鄂弼，任山西巡抚、西安将 军；四子鄂宁亦历任巡抚；五子鄂忻为庄亲王允禄之婿；鄂尔泰之女嫁宁群王弘蛟：侄子鄂 昌任湖北、甘肃巡抚。真是一个满门贵胄的家族。鄂尔泰见识远大，知人善任，颇有古大臣 之风。他首倡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为巩固统一，卓有贡献。雍正对他极为宠信 ，认为他的能力实属大材。而鄂尔泰每每称雍正为慈父，雍正亦屡称鄂尔泰“胜朕顽劣之子 ”，他们君臣相得，非同寻常。雍正对此并不隐讳，他在给鄂尔泰的朱批中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乃无量劫善缘之所致。” 然而鄂尔泰虽生性豁达，奖掖后人，却是骄倨有余。久而久之，就在周围聚集起一帮趋 炎附势之人。到乾隆即位后，鄂尔泰已在朝廷内外结成了以他为首的党派。依附者，不仅有 微末之官员，而且还有许多著名人物，如尹继善、仲永檀等皆投入其门下 。与鄂尔泰同受雍正皇帝器重的是汉大臣张廷玉。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中进士 ，至雍正朝累迁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张廷 玉出生于书香世宦之家、一门朱紫，其父张英以文学之才获宠于康熙皇帝，官至大学士， 死后赐谥“文端”，寓以人品、学问端方之意。张廷玉是张英的次子，他的长兄张廷瓒官拜 詹事府少詹事，弟弟张廷璐官拜礼部侍郎。张廷玉的三个儿 子也都登官仕进，长子张若霭、次子张若澄，均入值南书房，为内阁学士。堪称满门贵盛，天下荣之。张廷玉长期为雍正皇帝起草谕旨文书，长于 文学之才，且又勤劳谨慎，善于贯彻皇帝的意思，被雍正视为股肱心腹。一次张廷玉偶患 小恙，雍正皇帝命御医前往诊视，又遣内侍询问寝食，关怀备至。随后他对近侍说：“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众人不解，惊问其故。雍正笑着说：“大学士张廷 玉患病，非朕臂痛又是什么呢？”皇帝的宠信和倚重，使张廷玉置于权势显赫的地位，在他 的身边自然也团结起了一帮势力。到乾隆即位时，张廷玉作为三朝元老，一时大臣皆为后进，或由知遇之恩，或因提携之 情，投到张廷玉门下的不知多少。总之，乾隆即位后，无论是鄂尔泰还是张廷玉都各自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朋党集团，双方 各立门户、广植党羽，争权夺利、势同水火。正如乾隆所说的那样：“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 ，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鄂张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鄂尔泰与张 廷玉“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但为争权夺势，却无时不在暗中较量。张廷玉向 来以谦冲自居，但对鄂尔泰却是寸步不让，鄂尔泰偶有过失，张廷玉必冷嘲热讽，使其不得 自容。且看下面两人之间的一次玩笑对话：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 曰：“此帽放在何处？”张廷玉冷笑几声，回答道：“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张廷玉 明明是在警告鄂尔泰要老老实实为官，否则乌纱帽就戴不长了。鄂尔泰虽然十分恼火，却又 找不出发作的理由，只好自家生闷气了。其实，张廷玉虽然在咬文嚼字上比鄂尔泰高出一筹，常常以口角获胜，但由于清廷的大 权操纵在满族上层的手中，乾隆个人袒护满族官员的倾向较为明显，所以上层权力圈内，满 员占多数，汉员占少数，即使满汉同官，权力也往往掌握在满员手中。在这种情况下，鄂张 两党的力量对比，不可能绝对平衡，而总是鄂党占上风，张党占下风。两党之间第一次大的 冲突，就发生在雍乾交替之际。雍正逝世前夕，因贵州台拱、古州一带的苗民再度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雍 正怒形于色，颇有怪罪鄂尔泰措置不善之意。因为鄂尔泰曾在雍正面前夸下海口，声称西南 改土归流后，可保百年无事。然而，不过几年功夫，苗民复反，苗事再起。鄂尔泰虽感意外 ，但自觉心亏气短，便上疏请罪，要求罢免官职，削去伯爵，甘愿回家养病。雍正皇帝当时 正在气头上，再加上朝中反对鄂尔泰的呼声很高，便同意了鄂尔泰的请求，解去他大学士之 职，削去伯爵。鄂党一时失势，而张党的势力却在上升。雍正皇帝派往苗疆平叛的大臣是刑部尚书张照，他正是张廷玉的得力党羽。张照挟门户 之见，一心想给鄂尔泰以致命的一击，所以一至贵州，便开始搜集鄂尔泰的种种罪状，向雍 正告发，欲全盘推翻“改土归流”的政策。由于张照一门心思都用在整治鄂尔泰身上了，在军事上却是一筹莫展。他这个苗疆大臣用兵不得要领，而且政策上 也有失误之处。他出于对苗民屡抚屡反、反复无常的憎恨，抓住苗民，不论降拒，一律剿杀 。这种野蛮的屠杀政策，把苗民逼上了绝路，反抗益坚，甚至手刃妻女从军抗清。“苗患” 在进一步蔓延，几成无可收拾的局面。 但雍正的死，改变了一切。 乾隆继位后，完全赞成“改土归流”的政策，对张照极为不满，斥责他持门户之见存心 报复的行径，并将张照逮京下狱。封建专制政治下，生杀荣辱系于皇帝一身，人臣的命运， 往往改变于瞬间，完全取决于皇帝的喜怒哀乐。雍正皇帝在临终时宽容了鄂尔泰在苗疆的失 误，仍让他以大学上承受顾命，辅佐新君。而乾隆皇帝又以鲜明的态度，为鄂尔泰翻了案， 在逮治张照的同时，将鄂尔泰的得力心腹张广泗派往苗疆。鄂党占了上风，以为机会已到， 欲穷追猛打，置张照于死地，以达到穷治张党的目的。乾隆尽管肯定了鄂尔泰执行的政策，但岂能听任鄂党乘机报复、制造大狱、形成一党压 倒优势的局面。他置身于两党之间，竭力保持平衡，这正是专制君王的统治之术。正是在这 种不使一党得势，亦不使另一党失势的指导思想下，乾隆皇帝赦宥了张照，命其在武英殿修书行走，后又授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五年后官复原职，仍居刑部 尚书之位。乾隆当时尚无自己的班子，只能沿用鄂张二党中的人才，他小心翼翼地操纵着这 架庞大的国家机器，使它不致因为自己是个新手而出现什么故障。一个政治体制下存在两个 以上势力集团，这在封建社会是常见的政治现象。最高统治者应该凭借自己的权力，控制对 立的双方，不让一方消灭另一方，而要使他们在一个体制下共存，共同效忠于自己，这就是 乾隆皇帝不偏不倚的统治之术。鄂、张两党的长期对立，必将引发严重的冲突。乾隆六年，号称敢言的鄂党御史仲永檀 参劾张廷玉泄密，乾隆起初并不相信，因为张素以缜密见称。仲永檀便举出御史吴士功弹劾 尚书史贻直的密奏曾被宣扬于外。吴士功为张廷玉的门生，而史贻直则与鄂尔泰交好，乾隆 清楚地记得，吴士功上年确有密奏，而且确实被宣扬于外，泄密的责任必在张、吴二人。此 事如果追究下去，将成大狱，张党必然会遭到惨重打击。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压下，对吴士功 泄密姑且不究，张廷玉也没有因相互串通、泄露机密而受到惩处。仲永檀攻讦张党泄密，其 实鄂党泄密尤甚。乾隆早就指出：“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仅仅过了一年，仲永 檀和鄂尔泰长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之事即行败露。他们相互交通，在参奏别人之前，先行商谋，参奏之后，又相互照会。仲永檀无非是要 巴结讨好鄂尔泰，才与鄂容安结为至交。这种无视法网、朝纲的明知故犯行为，令乾隆气得 发指，他指责鄂尔泰既不能“择门生之贤否”，也不能“训子以谨饬”，是营私党庇之过。 见乾隆大怒，张党乘机落井下石，要求刑讯仲永檀、鄂容安，并逮问鄂尔泰。此事如果追究 下去，鄂尔泰必将身败名裂，鄂党也会随之崩解，形成张党得势的局面。这并不是乾隆皇帝 所希望的结果，他必须竭力维持两党的均势，以收牵制之效。于是乾隆同样从宽发落，除仲 永檀下狱、在狱中病死外，鄂容安仅令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议处，以示薄惩。乾隆皇帝在操纵驾驭官僚政治这架庞大的机器时，犹如驾驭一艘巨轮航行在大风大浪的 海上，他尤其需要保持船身的平衡，只有这样不偏不倚，才能闯过激流险滩。 6、咸丰帝的权术计谋 1）咸丰兄弟间的皇位之争 清朝前期，从太祖努尔哈赤到康熙皇帝的100多年时间里，是建立政权、平定叛乱、恢复经济的关键时期。但无论国家大事多么紧迫，军机政务多么繁忙，始终未能摆脱激烈的皇权斗争，以致康熙这样堪称英明的皇帝，也被皇子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弄得心力交瘁。 雍正即位后，他从自己争夺皇位的亲身经历中吸取教训，创建了“秘密立储”制度。从此，不再公开立皇太子，而是将立储谕旨秘藏在匣内，放到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直到皇帝驾崩时，才由御前大臣共同拆封，当众宣布由谁继位。 这种方法很巧妙，令所有心仪皇位的皇子都心存希望，努力用帝王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希望赢得父皇的好感。而且，由于皇子们没有明确的竞争目标，也不容易形成各种围绕皇子结成的政治集团。 这个办法虽然不能彻底消除统治者内部争夺帝位的斗争，但它毕竟削弱了这种斗争的激烈程度，避免了血腥残杀。所以，从雍正以后，争夺皇权的斗争，变得平和隐秘了许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权术和计谋的较量。 雍正之后，经乾隆、嘉庆，皇位传到了道光。道光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他共有9个儿子。 到了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道光64岁时九子中三位早逝、一位过继给亲王、三位年纪不到6岁，有能力竞争帝位的只剩下14岁的四皇子奕詝和13岁的六皇子奕䜣两兄弟了。 在诸位皇子中，又惟有这两兄弟关系最为密切。他们从小在一起读书习武，兄弟俩不仅成长为熟读经史、兼通诗文、擅长骑射的少年才俊，还共同研创出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使得道光皇帝十分欣慰，特意将枪法赐名为“棣华协力”，刀法赐名为“宝锷宣威”，暗喻兄弟二人协力同心。 四皇子10岁时，生母孝全成皇后突然去世，他便由六皇子的生母孝静贵妃抚养。兄弟俩感情更深一层，如同一母同胞。 兄弟俩感情很好，但也可以说是不幸，因为皇位只有一个，究竟谁能成为皇位继承人呢？ 有关道光立储的故事，民间有多种说法，在野史中记载也很丰富，关于继位传说共有四种： 说法一：先立六子，后改四子 因为孝静贵妃最宠爱六皇子，道光曾预先写好谕旨立他为储。书写时有个太监在阶下偷看，这件事渐渐传了出去，道光知道后很不高兴，便改立了四皇子。 说法二：人定六子，天定四子 六皇子特别聪明，道光非常喜欢他，有心立他为皇储。道光将死时，急忙传令召见六皇子。不料这时四皇子刚好来请安，听说这个消息赶忙跑到父皇身边。道光叹息一声，昏迷过去。等到六皇子赶来，道光已经驾崩，四皇子已经即位了。 说法三：心怜皇后，恩施其后 四皇子生母孝全成皇后生前与皇太后，即道光的母亲关系不好，她由贵妃晋升为皇后不久，就突然死去了。一首《清宫词》中写到她的暴死“事多隐秘”，言外之意是被太后害死了。道光十分悲痛，决定立四皇子为储，以此告慰皇后亡灵。 说法四：手心手背，左右为难 道光晚年确实最钟爱六皇子，想把家国大业交给他。但又因四皇子品德贤良并且年长，所以犹豫不决，最终立了四子。 从传说可以看出：道光更偏爱六皇子。这从道光为两兄弟择亲的情况也可以得到证实。 道光为四皇子指定的是负责祭祀的太常寺少卿富泰的女儿，为六皇子指定的是都统桂良的女儿。相比之下，六皇子亲家更有权势。而在封建社会，婚姻是与政治相联系的。 不过，继承皇位事关国家大局，仅有皇帝的偏爱是不够的。随着道光日渐衰老，两兄弟加紧了争夺父皇欢心、谋取皇位的步伐。 道光晚年时命皇子们随驾到南苑围猎，检验皇子骑射才干。 据文献记载，六皇子武艺超群，在围猎中获得猎物最多。而四皇子却站在一旁，不发一箭。 原来，四皇子知道自己骑射不如六皇子，事前请他的老师杜受田出了个高招。善于揣摩道光心理的杜受田说：阿哥千万别发一枪一箭，而且要约束手下人不得捕捉动物。皇上如果问及原因，你便说现在正值春天鸟兽万物孕育的时候，不忍心伤害它们，也不愿用这种方式与弟弟们竞争。 四皇子照计而行，果然道光非常高兴，赞叹道：这真是具有帝王心胸的人说的话啊！ 还有一次，道光召两皇子问他们对国事政务的看法。二人接旨后分别请教自己的老师。六皇子的老师卓秉恬有才气，好发议论。他告诉六皇子：“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杜受田却告诫四皇子：如果谈国事政务，你比不过六爷。只要皇上说自己快死了，不等他问政，你就趴在地上哭。四皇子言听计从，他的表现使道光深感这个孩子仁孝。 后来两兄弟对各自老师的不同态度，说明杜受田在为四皇子争位中确实立了功，因而得到恩宠。而六皇子争位失败，对老师不满。 道光三十年，道光帝去世，两皇子的皇位之争也有了结果。 道光传位秘档，是惟一保存至今的一组有关秘密立储的珍贵实物。匣中共有谕旨四份。立储谕旨用满汉文写道：“皇四子奕著立为皇太子。”又用汉文写道：“皇六子奕封为亲王。”这是道光逝世的前四年写的。还有两份交待身后应办事项的遗旨，并都贴有封条。此外，匣中还有朱谕一份，意思是说，诸位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重，同心协力辅佐新皇帝。这份朱谕是道光临死前书写的，字迹很潦草。 秘密立储的谕旨应该只有立储内容，但道光在立四皇子为太子的同时，又考虑了六皇子。这种一纸两谕的特例耐人寻味。而道光临终朱谕给人的感觉是，大臣们对立四皇子为皇太子好像存在不同看法。 四皇子继位并非一帆风顺。在丁国钧的《荷香馆琐言》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情节：道光在他病危时，曾召御前大臣八人到寝宫，让他们一起开启秘密立储的锦匣。当时，六皇子生母孝静皇贵妃叮嘱御前大臣不要马上接匣，御前大臣就有点犹豫推诿。道光见此情景，非常愤怒，以手拍床。御前大臣才不得不去接锦匣，当众开启，宣读四皇子为皇太子的谕旨。 史学家认为，这则记载与史实不符，但从中可以看出，两兄弟争储的传闻，确实是事出有因的。 道光的一纸朱谕，决定了两兄弟的命运，从此四皇子黄袍加身，成为咸丰帝，而六皇子作为亲王俯首称臣。但兄弟俩的斗争却并未结束。 咸丰元年，恭亲王代咸丰前往道光陵祭拜。这位在帝位争夺中失败的多才皇子感慨万端，赋诗一首：曙色分林表，迷离隐远村。 泉流溪口合，鸟语陌头喧。 石勒碑何在，荆卿墓尚存。 当年曾驻跸，今日泪双痕。 这首诗情景交融，字里行间流露出空怀壮志、悲凄哀怨的心情。 咸丰继位后，恭亲王小心谨慎，一度得到咸丰信任，出任领班军机大臣。但后来两兄弟嫌隙渐生。 事情是这样的：孝静贵妃认为自己抚圣有功，多次托恭亲王向咸丰请求为自己加封太后，咸丰没有同意。《祺祥故事》记载：咸丰五年，皇太妃病重。咸丰前去看望，遇见恭亲王。咸丰随口问：额娘病得怎样了？恭亲王说：很重，看样子要等晋封皇太后才能闭眼。仓促间咸丰“哦、哦”了两声。没想到恭亲王听后立即到军机处传旨，礼部随后奏请尊封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 为此咸丰非常生气，但不得已批准了。九天后，康慈皇太后病逝。不久，咸丰便以“办理丧事有疏忽”的罪名将恭亲王赶出军机处，并罢免了他的其他重要职务。 咸丰还降低了养母康慈皇太后丧礼的等级，在谥号中不加道光的“成”字，也不在祖庙立牌位，创造了清代皇后丧礼的特例。太后陵墓也没与皇帝陵在一起，而是与16个妃子的园寝在一起，但中间用墙与妃子墓隔开，并用黄瓦以示区别。 这种既有别于皇后又有别于妃子的处理，隐隐透出咸丰的用心：他要让弟弟知道，皇帝的亲生母亲和养母是有区别的。并以此警告弟弟：别再打皇帝宝座的主意。就这样，咸丰终于战胜恭亲王坐稳了皇位。 四、历史的迷雾：悠悠史迹道不明疑团怪影 众说纷纭理不清扑朔迷离 1、努尔哈赤究竟姓什么 清朝开国皇帝太祖努尔哈赤姓什么？据文献记载，一共有六种说法，佟、童、崔、雀、觉罗、爱新觉罗。 据《清太祖实录》记载，清朝皇帝都认为自己姓爱新觉罗，其中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三个仙女在池中沐浴，一只神鹊衔来一枚果子，落在三仙女的衣服上，仙女爱不释手，把果子放入口中，吞进腹中，从而有了身孕，生下一个男孩，男孩相貌奇异，而且刚出生就能说话，仙女告之，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祖先。 我们知道，刚开始满洲并没有满文，当时明朝、朝鲜的官私书籍里，关于清朝先世的姓氏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明朝和朝鲜的文献均有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佟和童。努尔哈赤曾作为明朝的建州卫官员，先后八次骑马到北京向明朝万历皇帝朝贡。明人或明清之际的学者，做了大量的记载，都说努尔哈赤姓佟。 而且努尔哈赤曾同朝鲜打交道数十年，朝鲜文献也留下大量记载。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有如下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朝鲜国王回帖云：“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尔哈赤禀”等等。 努尔哈赤自称姓佟。申忠一作为朝鲜南部主簿到达佛阿拉，受到努尔哈赤的接见，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回国后将见闻写成《申忠一书启及图录》即《建州纪程图记》，资料珍贵，相当可信；而那篇《回帖》是努尔哈赤本人让他转给朝鲜国王的。这是努尔哈赤亲自审阅过的正式公文，应当算是第一手资料。但是，朝鲜文献更多的是把“佟”写作“童”。 “童”和“佟”实际上是女真人的普遍姓氏，是假借汉人的姓氏。 佟姓或童姓，不但是辽东的显著大姓，也是当时女真人的普遍姓氏。谁做了部落的酋长，谁与明朝发生关系，这人便以佟或童为姓，通过“四译馆”，转给明朝政府。 章炳麟的《清建国别记》中提到一种说法，佟姓原来是汉人的姓氏，后来常被夷人袭用，以假冒汉人，提高自己的身价。清朝皇室的祖先在名字前面冠以“佟”姓，也是因为羞于提起自己夷人的身份，于是假借汉人的姓氏。可见女真酋长，可以随时姓佟或童，佟姓或童姓，也就成为他们的公姓。 努尔哈赤的姓氏除了佟或童的说法之外，朝鲜人还有记载称他姓雀或姓崔。 有一种解释是来源于努尔哈赤的母亲因为吞下雀卵才生下了他，不过清朝人并没有如此记载，《清太祖实录》的《武录》、《满录》、《高录》三书，仅记载其母怀孕十三月而生努尔哈赤之事，并无吞卵而孕之说。 第二种解释则来源于仙女吞服神鹊留下的果子而生下清朝皇帝祖先的神话，因此传闻努尔哈赤姓雀。而且满洲先人曾把乌鹊作为图腾，这些都能把清朝皇室姓氏同“鹊”或“雀”相联系。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看法，认为努尔哈赤姓“崔”是由于朝鲜语中，崔的发音介乎于汉语缺和吹之间，与“觉罗”中“觉”字音相近，于是怀疑崔姓是来源于“觉罗”的误读。 有学者又认为努尔哈赤的真实姓氏是金，猛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六世祖，有史料记载他姓金，金是“爱新”的音译。所以，猛哥帖木儿及其后裔努尔哈赤都姓金，也就是姓爱新。 还有一种说法，是姓觉罗。《清朝通志·氏族略》里记载爱新觉罗是国姓，爱新是金的意思，其他的觉罗则冠以地名、部名、民名等，与国姓相区别。如“伊尔根觉罗”就是“民觉罗”的意思，以表示它们和爱新觉罗（金觉罗）有所分别的。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记载有八种觉罗，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 可见“觉罗”是满洲皇室旧有的姓氏，“爱新”是后来加添的，其目的在于显示帝王后裔的尊贵。 到清太祖的时候，为何舍弃了汉人的佟姓，而自称姓觉罗呢？ 因为佟姓毕竟是汉人的姓氏，虽然假借了可以假冒汉人，在和明朝官方文书往来时方便些，可是金姓却是金朝女真的国号，不但可以自显是帝王种族的后裔，而且可以藉着它在女真民族中有所号召。 因此，“爱新觉罗”这个姓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有它产生的原因、形成的过程。 但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爱新觉罗，并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依据，而是学者根据史料推论，所以至今清太祖姓氏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2、努尔哈赤死亡之谜 努尔哈赤，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奠基人。但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闷而死，还是死于探索浑河，或者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第一种说法：死于红夷大炮 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亲率6万大军（号称14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11门红衣大炮（按：本为红夷大炮，因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忌讳“夷”字，故称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 据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击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向努尔哈赤“致歉”（实为冷言讥讽），说“老将（按：指努尔哈赤）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按：指袁崇焕），岂其数耶！”努尔哈赤“先已重伤”，这时备好礼物和名马回谢，请求约定再战的日期，最后终于“因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悒悒不自得。在肉体和精神受到双重创伤的情况下，这位沙场老将终于郁郁而终。 明朝史籍也记载，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专家分析这个“大头目”就是努尔哈赤。 《明熹宗实录》记载，明朝兵部尚书王永光奏称，在宁远之战中，明朝军队前后伤敌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蓟辽经略高第则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夷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酋子”、“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令人不解的是，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对此，金国平和吴志良的分析是，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大清一代开国君主竟葬身“西洋大炮”口下，为固军心，隐瞒、迟报主将伤亡乃古今中外兵法惯伎。因此，可以大胆推断，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伤后致死。在没有新资料以前，这一点似乎可为定论。 第二种说法：死于探索浑河 清代史籍有很多有关努尔哈赤临终前在浑河上情况的记载。《满洲实录》载：“天命十一年（丙寅，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帝不豫，诣清河温泉坐汤。十三日大渐，欲还京，遂乘舟顺太子河而下。遣人召后觉华岛明代屯粮城北门遗址位于今辽宁省兴城菊花岛乡。迎之于浑河相遇，至艾家堡，离沈阳四十里。八月十一日庚戌未时崩，在位十一年，寿六十八。国政及子孙遗命预有告诫，临终遂不言及。” 当时，从本溪清河温泉坐船顺太子河入浑河是顺流而下，虽然入浑河后坐船是逆流而上，但是返回沈阳皇宫也用不了几天的。由此可见，努尔哈赤从“大渐”至死是有充分时间交待后事的。但是现在看来，无论他是病重在浑河船上，还是没病，都完全不必让大妃来陪着滞留在浑河上而不入宫。那时定会有一个浑河的秘密在努尔哈赤的心中隐藏。当时的情况是否应该如此设想:努尔哈赤与大妃相会之时并非已是生命垂危之际，而是招大妃阿巴亥到浑河上相陪，叙说他对浑河的崇敬和战败后心中的苦闷。见面后，努尔哈赤并没有想到自己会死，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得很快，便没有留下什么遗训。而是与大妃谈论着浑河、天柱山入浑河之处的风水、浑河这条龙脉之水对他的天之相助，天之旨意;谈论着将来他们死后要一同埋葬在福陵这块风水宝地上。谈论着他们的孩子多尔衮的聪慧;谈论着让阿巴亥好好的教养多尔衮;谈论着他的子孙后代必将战胜明朝、必将改天换地、必将逐鹿中原、一统江山。此时的努尔哈赤把心中的无限美好憧憬和迁都沈阳的心中秘密完全告诉了阿巴亥，并且情绪激动。寄托的心情，希望他的子孙万代都能稳坐在这条浑河龙脉之上，乘风破浪，永享千年。然而，努尔哈赤却在这兴奋之际内火攻心突然一命归天了。今天的这种设想是否成立呢？需要后人去进一步的解读、考证、推理。但是切切不可片面的否定这种设想。 第三种说法：身患毒疽，不治身亡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一则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创伤，整日心情郁忿；二则因为年迈体衰，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十一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四十里的鸡堡死去。 当然，历史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3、顺治帝继位之谜 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之后，皇位继承在肃亲王豪格同睿亲王多尔衮之间角逐，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六岁的福临登上了皇位。六岁的福临何以能承大统？这是清朝历史的一个谜。往之论者多认为出自睿亲王多尔衮之首议。目前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按照清太祖努尔哈赤规定的皇位继承《汗谕》，由满洲八旗贵族共议嗣君。时亲王、郡王共有七人：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武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和颖郡王阿达礼。认为福临继位之议出自多尔衮的学者，其主要依据是朝鲜《沈阳状启》或《沈馆录》中的一段记载。为便于分析，征引全文如下：秘密状启。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发言曰：“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云。”则虎口曰：“福少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常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即起去。八王亦随而去。十王默无一言。九王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让退，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应作九）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誓天而罢云。上述《秘密状启》，时间记为癸未年（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即大衙门秘密会议后的第十二天。文中的“大王”为礼亲王代善，“虎口”为肃亲王豪格，“八王”为英郡王阿济格，“九王”为睿亲王多尔衮，“十王”为豫郡王多铎，“右真王”为郑亲王济尔哈朗。 在上述材料中，有三点，应分析。其一，“九王应之曰”，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一番争论，而被《秘密状启》的作者，或出于重点在启报新君为谁而省略繁文，或对当时秘议不甚了了而断简阙载。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其前都有一番争论。因是最高机密会议，外人不可得知而详。《秘密状启》中的这段记载，十分可贵，有所罅漏，不必苛责。 其二，“汝等之言是”，就是说在九王多尔衮发表当立帝之第九子福临以前，诸王们有人提出立福临，故多尔衮才“应之”、“是之”，否则何应之有、何言之是！ 由上可见，福临继位之议出自多尔衮的直接史料未见一条，而所据之《沈阳状启》言辞含糊，且存疑点。 事实上，拥立福临继承皇位之议首先出自郑王济尔哈朗，当时最有影响的四位和硕亲王——礼亲王代善抱明哲保身态度，以年老多病为由，不想卷进这场政治漩涡，肃亲王豪格与睿亲王多尔衮角立，双方僵持，互不相让，所以只有郑亲王济尔哈朗比较超脱而能起协调作用。 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之子，在这场宫廷斗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一则，济尔哈朗虽是舒尔哈齐之第六子，但自幼为伯父努尔哈赤养育宫中如同己出。二则，济尔哈朗小皇太极七岁，两人情谊如同胞；三则，阿敏被夺旗后，济尔哈朗成为镶蓝旗的旗主贝勒；四则，济尔哈朗屡经疆场，军功显赫；五则，济尔哈朗年四十五，序齿仅亚于代善，比多尔衮年长十三岁；六则，济尔哈朗受清太宗信任依重，被封为和硕郑亲王；七则，济尔哈朗既是多尔衮的兄长，又是豪格的叔辈，便于两方协调。八则，济尔哈朗表面憨厚而内心机敏，在关键时刻提出重要建议。所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议商皇位继承而陷于僵局之时，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既是皇子、又不是豪格、而是福临继位，平衡了各方。 郑亲王济尔哈朗因拥立福临继位之功，而得到担任辅政王的政治回报。辅政亲王的政治地位，较和硕亲王更高一层。当时为何不由代善、豪格，而由济尔哈朗辅政？显然，代善在这场严重而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毫无作为，大贝勒没有做出有利于胜利一方的贡献。豪格则与多尔衮对立，如二人同时辅政，会出现两虎相争的局面。至于济尔哈朗之所以为摄政王，主要原因是：首先，他提出了福临继位这一折衷方案，侄子继统，皇叔摄政，理所当然，众王接受。其次，他因私下表示拥立豪格，又为两黄旗王大臣所接纳。再次，他同代善父子无恶，而为两红旗王大臣所认允。再次，他非努尔哈赤直系子孙，对多尔衮兄弟构不成政治威胁，而为两白旗王大臣所接受。但是，济尔哈朗不久便被多尔衮撤其辅政王。这是多尔衮对济尔哈朗不拥立自己而拥戴福临的一个政治报复，也是多尔衮独揽朝纲巩固权力的一项举措。 睿亲王多尔衮在两黄、两红和两蓝六旗不支持的情势下，若自己强行登极，只有两白旗支持，明显不占优势，还势必引起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火并，其后果可能是两败俱伤，给大清造成重大损失。解决皇位继承难题的途径不外三条：一是强自为君，得不到两红、两蓝旗的赞同，还会引发两黄旗的强烈反对；二是让豪格登极，自己既不甘心，还怕遭到豪格报复；三是让年幼的皇子福临继位，而自己同济尔哈朗摄政，可收一石三鸟之利——打击豪格，摄政掌权，避免内讧。所以，在上述三种解决办法中，以第三种解决办法比较切实可行，两黄、两白、两红、两蓝各方都可以接受。睿亲王多尔衮，能知时务，聪睿机智，权衡利弊后，才赞同立先帝第九子福临。 福临当时尚在冲龄，不了解继位政争内幕。 后来逐渐知道当年的故事。待多尔衮病死、自己亲政之后，即对皇叔济尔哈朗表彰其当年功绩，赐予其金册金宝。《清世祖实录》顺治九年二月庚申记载：我太祖武皇帝肇造鸿基，创业垂统，以贻子孙。太宗文皇帝继统，混一蒙古，平定朝鲜，疆圉式廓，勋业日隆。及龙驭上宾，宗室众兄弟，乘国有丧，肆行作乱，窥窃大宝。当时尔与两旗大臣，坚持一心，翊戴朕躬，以定国难。睿王心怀不轨，以尔同摄朝政，难以行私，不令辅政，无故罢为和硕亲王。及朕亲政后，知尔持心忠义，不改初志，故锡以金册金宝，封为叔和硕郑亲王。 在此，顺治帝明确表明：济尔哈朗在诸王议立自己为帝时，有拥戴之功。福临的这番话，说出了当时的内情。郑亲王之功，在拥立福临。顺治帝对其他的亲王、郡王，在决定自己继位的功绩上，都没有进行过表彰，而只有对济尔哈朗表彰此事。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诸王贝勒会议上有拥立福临继位的特殊功勋。 所以，郑亲王济尔哈朗在大衙门诸王贝勒皇位继承会议上，鉴于豪格与多尔衮争夺皇位陷于僵局，能从大局出发，平衡各旗利益，提出折衷方案，首议由福临继承皇位，得到多尔衮的回应，也得到诸王贝勒公议。清太宗皇太极遗位争夺的结果，既不是角立一方的肃亲王豪格，也不是角立另一方的睿亲王多尔衮，而是由第三者六岁的福临继承。这个方案与结果，对于四位和硕亲王来说——于礼亲王代善无利无弊，于睿亲王多尔衮有利有弊，于肃亲王豪格无利大弊，于郑亲王济尔哈朗则有利无弊。所以，皇太极遗位由福临继承，得益最大是：福临、孝庄太后、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四个人。 4、顺治帝“下诏求言”为什么失败 1650年（顺治七年）冬多尔衮去世，接着顺治帝亲政，又经过一年多的政坛风云，这位15岁的少年天子才真正掌握了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 顺治帝主政后，面临着各种尖锐的矛盾。为此，他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其中一项就是“下诏求言”。顺治十年四月十七日（1653年5月13日）的上谕说：“今年三春不雨，入夏亢旱，农民失业，朕甚忧之。意朕躬有缺失欤？祀享有不诚、诏令有不信、政事有未当欤？抑大小臣工怀偏私，重贿赂，不肯实心为国，旷废职业，以致膏泽不下逮欤？抑当言不言，不当言而言，沽名钓誉，持禄养交，无济于实事欤？抑民间疾苦无所控诉，地方各官不以实上闻欤？著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各抒所见，凡有关朕躬及天下大利大害、应兴应革者，悉心条奏，毋含糊两可，毋借端影射。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清世祖实录》，卷74）这道上谕，言词不可谓不恳切，期望不可谓不殷迫。 在以后的几年里，类似的上谕还发过好几次。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共同应对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这应该说是一个很高明的举措。 但是，事实并没有如顺治帝所预期的那样发展。“下诏求言”遭到了群臣的冷遇，效果很不理想。这一点，顺治帝曾多次谈及。如顺治十四年十月十六日（1657年11月21日），他召集三品以上官员，面谕说：“朕年来屡饰科道各官，据实陈奏，以广言路。乃不抒诚建议，或报私仇，或受嘱托，或以琐细之事渎陈塞责。虽巧饰言词，而于国家政治有何裨补？”（《清世祖实录》，卷112）顺治十七年六月九日（1660年7月15日）又颁旨说：“顷因亢旱为灾，朕省躬引咎，宣谕求言。原欲大小臣工，于朕躬阙失及关系国计民生利害者，指实陈奏，以图兴革。近见入告章疏，多摭拾浮泛修饰繁词，开列款数，沽名塞责，不惟无裨治理，反使虚文愈增，稽误正务。其于朕躬阙失，并内外满汉大小臣工结党循私，贪赃坏法，以及豪右侵渔、商市强霸，一切蠹政害民之事，未见确有指陈，殊负朕省改咨询实意。”（《清世祖实录》，卷136）此事对这位皇帝影响甚深，可以说是终生未能释怀。一直到他即将结束其24岁年轻生命的时候，他还在《遗诏》中专门写了这样一段话：“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御万几，岂能一无违错，惟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尽言，是朕之罪一也。”（《清世祖实录》，卷144）或者说这份《遗诏》是别人代拟的，不一定代表顺治帝的思想。但无论如何，把这件事情特意郑重其事地写入《遗诏》，表明顺治皇帝“下诏求言”的失败，则是确凿无疑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作深入的探究，看看“下诏求言”所以落得个失败的缘由，我们会发现，根本原因不在别处，正是在大力倡导此事的顺治皇帝本人身上。 按照顺治帝自己的说法，叫作“居心未净”。用我们现在的语言，就是出发点不对，动机不纯。顺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1660年7月2日）的一个上谕说：“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十三年间，时有过举，经言官指陈，有即加处分者，有优容宽宥，而此心介介尚未全释者。事有错误，犹可改图，居心未净，政事之流弊必多。”（《清世祖实录》，卷136）原来，皇帝的“引咎省躬诏谕”，是做做表面文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虚邀名誉”，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所以对有些批评皇帝过失的话，或者“即加处分”，有的即使“优容宽宥”，心里却“介介尚未全释”。我们并不惊异顺治帝会有这种心态，因为这对于握有最高独断权力的封建君主来说，抱有这样的想法是毫不为怪的；使我们略感惊异的倒是如此坦率的自白，应该说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了。但“求言”既然不过是一种政治“作秀”，必定难以收到切实的效果，则是确定无疑的。 正由于出发点存在问题，所以顺治帝对于群臣的意见和建议，并不认真对待，往往束之高阁，置之不理。顺治十七年六月一日（1660年7月7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朱之弼上疏说：“顺治十二年下诏求言，内外千百疏，部复未见施行。臣请此次应诏章疏，倘有事关大利大害、宜因宜革者，祈皇上俯赐裁决。”（《清世祖实录》，卷136）一方面指责群臣“虚文塞责”，一方面对群臣的章疏视若无睹，不理不睬，岂不是叶公好龙，大臣们哪里还会有建言献策的积极性？ 更加重要的，是顺治帝自食其言，在“求言”的时候，要求大家“有官守者，必尽其职；有言责者，必尽其言”，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若所言合理，切中过失，朕不惮改”，“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在前引的谕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顺治帝自己的自白。我们还可以举一个具体的实例。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655年3月5日），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因为“水旱相继”，检讨政治得失，在奏折中历数多尔衮开国时的种种功劳，认为对他削爵藉产，“毁灭过甚”，“其中不无冤抑”，提出“赐之昭雪，复其爵号”。多尔衮曾经是顺治皇帝的最大政治威胁，也可以说是他的头号政敌。要对多尔衮平反，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和容忍的。于是，他“命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斟酌密议具奏”。大臣们揣摩上意，给彭长庚定了个“阳应求言，阴图构乱，违天悖上，紊乱朝纲，煽惑国家，情罪甚大”的吓人罪名，本拟“斩立决”，看在“系奉旨条奏之时”，从宽免死，给了个“流徙宁古塔地方”的处分。这决不是孤立的个案。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王永吉就上奏说：“夫官居言路，敷奏固其职掌，即百职诸司，感事忧时，岂无一得之见，况求之使言，谁不能言，而直言者甚少，何哉？揆厥所由，皆生于不敢。而其所以不敢之故，不过因祸福利害横于前，诛殛放流迫于后尔。”（《清世祖实录》，卷112）有一个叫李森先的御史，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皇上孜孜图治，求言之诏屡下，而两月以来，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不肯进言者，皆以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尔。”（《清世祖实录》，卷117）你想，上书言事必须随时冒着“诛殛放流”的风险，官员们怎么能不“以言为戒”呢？ 可见，要想真正广开言路，让大家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首先必须有一个真诚的态度，不是做表面文章，一味“虚邀名誉”；还必须认真听取和采纳合理的意见，做到择善而从；更需要有宽阔的胸怀，能够听得进逆耳之言，特别是要真正做到“言者无罪”，而不能以言治罪。但是，对于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封建帝王来说，要做到这几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顺治皇帝“下诏求言”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了。 5、顺治为什么要净发出家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首要原因，是受佛教思想的深刻影响。 入关前，顺治对佛教一无所知。作为与明政权相抗衡的、统治着广大东北地区的清政权的承继者，其满族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一种系统的可供信仰的宗教理论。他们在祭祀活动中崇拜的，是自然的万物多神。由于主持祭祀的人，按满语称为“萨满”、“萨玛”、“萨麻”、“珊蛮”等，这种宗教就被称为“萨满教”。它产生于远古，没有统一的教理教义，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宗教。 而顺治入关后，由于其朝政被做摄政王的叔父多尔衮所把持，多尔衮对顺治的教育，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所以顺治的幼年和少年时期，像所有满族孩子一样，热心于骑马、射箭和围猎，对汉文化一片茫然。 据《清世祖实录》卷三、卷九、卷十五等处的记载，就顺治接受汉文化教育的问题，都察院承政满达海、给事中郝杰、大学士冯铨、洪承畴等人，都曾经先后向多尔衮上疏，请求选择有学识的人辅导顺治的学习，但都被多尔衮以顺治年幼的理由拒绝了。后来，多尔衮对这种建议索性置之不理。只是因为多尔衮在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突然逝世，才使顺治的汉化教育一下成为必然。面对如此丰富而悠久的汉文化和历史，出于实施统治的需求，顺治在几乎不识汉字的基础上孜孜求学。但最先植入他头脑中的宗教，却并非是已被汉文化深深吸纳和包容的佛教，而是没能融入汉文化的基督教。 顺治亲政的第一年，为了学习一些日食、月食、彗星、流星、历法等天文、物理知识，就接受了大学士范文程的引见，召见了在钦天监任职的北京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渊博高深的学识，得到了顺治帝的尊敬。而汤若望在得到这种教习机会后，在解释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始向顺治帝传输基督教教义。教义中关于一切罪过都可以通过忏悔而获得天主宽恕、并免遭审判的思想，也随之植入了顺治的心灵。但汤若望在顺治头脑中苦心营造的这一信仰，终因缺少这片广阔土地的文化滋养而坍塌了——在这片土地上被深深滋养着的佛教，其关于相同问题及出路的阐释，最终征服了顺治帝，并成为了他的人生信仰。 学界人士曾普遍认为，顺治帝接触佛教，开始于同京师海会寺主持憨璞聪的会晤。那一年，是顺治十四年（1657）。但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国史院满文档案”的佐证，晏子友先生论证了顺治帝应该是在八年的秋冬，通过认识在河北遵化景忠山石洞内静修的别山法师而开始了解佛教的。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并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形成天台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主要宗派。其中的禅宗，又是影响力最大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派。而禅宗在发展中，又分化为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宗。其中，临济、曹洞又是流传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两个宗派。在景忠山上修行的，正是曹洞宗的僧人。他们同顺治之间的往来，被记载在景忠山上众多的碑文石刻上。上面记载着在顺治八年（1651），顺治因为出猎来到景忠山，在碧霞元君殿会见了主持海寿法师，得知“知止洞”内，有一位别山禅师已经在洞内静修了九年，就非常敬佩。在探望之后，回宫即在西苑（中南海）的椒园（又名蕉园）辟出万善殿，召别山法师入宫，供其修身。但法师在礼节性地入宫后，就拒绝了顺治的好意，回到景忠山继续住在石洞内修行了。这件事，使顺治帝知道了佛教，知道了佛教中有一些高世独立的人，他们的信仰与追求，是自己所不了解的。于是，顺治陆续延请了一些佛门中人入住万善殿，开始了同佛教的接触。而那位回了山洞的别山法师，由于给顺治的印象非常深刻，在顺治十年（1653）又被诏入西苑椒园，赐号“慧善普应禅师”，并在椒园住了下来。 但是仅凭碑文石刻的记载，多少有些孤证，而《清世祖实录》等汉文的官方档案中，又没有顺治曾经在八年驾临景忠山的记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上面记载，顺治八年十一月初七日（1651年12月19日），顺治帝与皇太后、皇后一起行猎，驻于河北遵化。初八日住在高家庄，并在这一天，去了娘娘庙，赏和尚海寿千两银子。等到从滦州回銮的途中，在十二月初三（1652年1月13日），再次去了娘娘庙，“赐京宗山……南洞之和尚伯三银一百两”。这里，娘娘庙是碧霞元君殿的原称，海寿即该殿的主持法师，而“京宗山”就是“景忠山”，“伯三”就是“别山”，只是因为在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时，地名、人名的翻译使用的是音译方法，因之所选的音译汉字不同而已。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册”，是清朝初期内国史院这个政府机构为纂修国史而辑录的满文档案材料，它按年月日的顺序编辑。由于修史角度的不同，档册所辑录的事件内容就详略不同。尽管是简单的记载，但将其与碑文石刻相对照，其登山原因、时间、别山法师修行处所都是吻合的，正佐证了碑文石刻所述事实的真实性。 但可能是因为曹洞宗的参佛方法着重于从个体去体悟佛性，不是很适合顺治当时正值少年的文化基础，而且这种教派的修身方法，也决定了海寿、别山等僧人的不善言辞，所以当顺治在十四年（1657）结识了禅宗中的另一主要教派临济宗的一些僧人后，曾说，一开始我虽然尊崇佛教，却并不知道有教法派别的区分，也不知道各个教派中的高僧，知道这些，是从憨璞聪开始。 憨璞聪，福建延平人，是临济宗的高僧。他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五月，被位于京师城南的海会寺请来做主持，从而使临济宗的宗风在京师大振。临济宗的教法，重在通过师生问答的方法衡量双方悟境的深浅，并针对不同的悟境程度，对参学者进行说教，提倡通过交流使人省悟。这种重在交流而不是自省的方法，很适合顺治了解佛教。所以在几次长谈后，顺治就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请憨璞聪奏列了江南各大名刹的高僧姓名和情况，开始延请临济宗的高僧入宫阐释佛法。其中对顺治影响很大的僧人，是浙江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琇，浙江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忞，以及玉林琇引荐的弟子茆溪森，木陈忞引荐的弟子旅庵、山晓等人。在这些僧人的包围阐释下，顺治从佛教中得到了深深的精神寄慰，并转变成自身的思想信仰。他认玉林琇为师，请其为自己起了法名“行痴”，西苑万善殿就成了他参禅拜佛和与这些僧人讨论佛法的处所。玉林琇的大弟子茆溪森，不仅成了他的师兄，更因为自身学识和修行的高深而得到顺治的深深信赖。有关顺治帝与这些僧人在一起的活动和交谈，都可以从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记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顺治帝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接受了佛教关于生命轮回、个人承担着自身一世的善恶报应、如想脱离轮回只能依靠悟修佛法的教义。由此他相信，自己的皇帝之位，不过是过眼烟云，来生并不知会在何处立命。所以他在受重创后意欲出家，是其思想信仰的必然结果。 顺治在宫中净发出家，其另一个原因，是感情上受到了重创——他的爱妃董鄂氏去世了。 据《清史稿—后妃传》记载，董鄂妃是内大臣鄂硕的女儿，在顺治十三年（1656）的夏天，年已十八岁的时候，入宫侍奉顺治帝。再据《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记载，夏天入宫的她，在七月份就准备立妃。卷一百三记载，在八月二十二日，则被正式册立为贤妃。册文中顺治帝称赞她“性资敏慧，轨度端和”。在九月二十八日，又越过“贵妃”这一级别，准备立她为“皇贵妃”了。卷一百五，则对十二月初六日举行的正式册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册文中，顺治帝再次称赞董鄂妃“敏慧夙成，谦恭有度，椒涂敷秀，弘昭四德之修”，并且为了这次册立，颁发诏书，大赦天下，将自己喜悦的心情推及到了全国。该诏书长一百九十厘米，宽九十三厘米，目前仍然完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这样，董鄂氏从入宫到晋升为等级最高的嫔妃——皇贵妃，不过用了半年的时间，况且因其册立之事还颁发了大赦诏书。颁诏这种礼遇，通常只发生在册立皇后的时候。但她确也做了皇后——是在死后被追封的，时间是顺治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1660年9月25日）她病逝后的第三天，谥号为“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这个时候，顺治的皇后尚在位上，那是孝惠皇后，是科尔沁贝勒绰尔济的女儿，名叫博尔济吉特氏这位经历了董鄂妃的被宠幸而险些被废的孝惠皇后，一直活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才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这样，如果取谥号的前两字，董鄂妃又是“孝献皇后”；取后两字，也就称“端敬皇后”了。 董鄂妃的去世，令顺治帝非常难过。在《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记载，去世的当天，顺治帝传谕，亲王以下，满汉四品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命妇等人，全部聚集到景运门哭临，这就是全部的皇亲国戚了。而移送梓宫的时候，这些人又必须随同护送。卷一百四十记载，顺治帝为董鄂妃的去世辍朝五天，穿了十二天的丧服，朝廷官员和命妇们为此穿的丧服，直到二十七天才被允许脱下。卷一百四十二记载，到了百日祭奠这天，又是诸王以下、文武官员以上、公主王妃以下、各官命妇以上，全部齐集举哀。另外从他亲撰的四千字的《端敬皇后行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借小小的笔端，用日常生活串起了董鄂妃的优良品行，并倾注了自己的绵绵爱意。如此不同寻常的晋升速度和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只说明，顺治深深爱着这位董鄂妃。但这位极度受宠的董鄂妃，因为记载她来到顺治身边的年龄是十八岁，就引起了后人对她入宫前的身份的猜测。因为基本概念是：她是不可能通过报选秀女这个正常渠道直接走近顺治的。清朝相关的法规限定，报选秀女的年龄是十三到十六岁。如果隐瞒不报，身为满族军官的她父亲，是要依照相关法规受到处罚的。所以，她这样的年龄，是从什么渠道入宫的呢？最广泛的猜测演义，就是说，她是被掳献入宫的江南名妓董小宛。 董小宛，出生于明天启四年（1624）。这个出生时间，是根据她的丈夫冒襄写的纪念文章《影梅庵忆语》推算的。冒襄，字辟疆，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与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一起，被并称为“明末四公子”，是名噪一时的人物。他的《影梅庵忆语》，写于小宛去世后。文中追忆同小宛相识的时间，是明崇祯十二年（1639），这年小宛十六岁。如此推知，小宛应该是在明天启四年（1624）出生。而顺治帝则出生于清崇德二年（1637），这个概念就是，小宛要比顺治大十三四岁。冒襄记录小宛死亡的时间，是顺治八年正月初二（1651年1月22日）。这一年，顺治帝刚刚十四岁，还没有到大婚的年龄。所以单从年龄和小宛去世的时间上推论，董鄂妃也不可能是董小宛。况且，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襄详细记录了为小宛赎身、一起回家后遭遇的战乱逃亡生活，以及小宛最后病死的全过程。董小宛死去的地点，是江苏如皋叫“水绘园”的家中属于自己的那间房子里——“影梅庵”。她的死亡，还得到了当时一些著名学士的见证。所以董鄂妃不可能是董小宛。 据一些史学研究书籍阐述，董鄂妃在来到顺治帝身边之前，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她是在顺治十年（1653）十五岁时入选秀女，指配给了襄亲王，在第二年成婚。成婚时董鄂妃十六岁，襄亲王十三岁。这位生于清崇德五年（1641）名叫博穆博果尔的襄亲王，是皇太极的第十一个儿子，其母亲是懿靖贵妃博尔济吉特氏。也就是说，襄亲王是顺治帝的同父异母弟弟。这样，董鄂妃在来到顺治帝身边之前，就是顺治的弟媳了。 不过，在关于顺治为什么要净发出家这个问题上，董鄂妃在入宫前的身份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入宫后赢得了顺治帝的感情，并且她的死给了顺治帝以感情上的重创，成为顺治萌发出家念头的一个直接契机。 综上所述，顺治帝在十七年（1660）十月，因佛教信仰的影响和爱妃董鄂氏去世的刺激，于西苑（中南海）万善殿，举行过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但不久即决定蓄发留俗。 6、顺治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八，大清帝国第一位入主中原的天子福临告病身亡。不久，有关顺治帝出家的消息就在民间广为流传，演绎颇多，给顺治之死染上神秘色彩，成为迄今仍无法定案的历史之谜。《清史稿》、《顺治实录》、《清实录》等清官方的史册中，关于顺治之死仅有寥寥数字，语焉不详，给人讳莫如深之感。 野史与民间传说最广的说法，是顺治因一代名妓董小宛去世而遁入空门。而据史书记载，董鄂妃确有其人，却并非董小宛。董鄂妃出身于满洲世族之家，“年十八，以德选入掖廷”，备受宠爱。顺治十四年，董鄂妃诞下皇四子。次年正月此子不幸夭折，董鄂氏伤心欲绝，染病不起，不久后病逝。 对于顺治皇帝的死亡，《清世祖实录》中的记载异常简短，“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为什么关乎生死的大事，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甚至对死因只字未提？ 面随顺治死因存在的种种疑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档案研究专家李国荣决定，从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中，解开这个困扰史学界多年的谜题。 作为记录顺治皇帝生平最权威的档案——《清世祖实录》中有一段关于顺治死前的最后记录。顺治患病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到初六顺治已经是病入膏肓。《清世祖实录》中用了200多字记载了顺治死前的活动，而描述他的死亡却仅有11个字，时间，地点，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仅如此，清朝皇室家谱《玉牒》中也仅仅只是记录了顺治驾崩的时间，对于顺治皇帝的死因依然是避而不谈。 同样让人费解的，是顺治临死之前留下的遗诏。因为在整篇遗诏中，顺治开列了多达十四条的朕之最。为什么顺治会对自己平生所为如此内疚自责？这样的自责似乎很不符合一代天子离开人世时最后的心情。 有人在顺治朝的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意外的发现了关于顺治死因的线索。书中写道，在王熙应召进入养心殿以后，病榻上的顺治帝对他说，朕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所谓的痘就是天花，顺治皇帝从患病到驾崩，只有五天的时间。他的病症与天花病极为相似。那么顺治皇帝会不会就是天花病死去的。 从种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患天花而去世，这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顺治患病去世，应该属于正常死亡。然而清宫档案为什么对顺治的死因只字未提，讳莫如深，难道顺治死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还有一种说法是顺治死于郑成功的炮轰。 1992年，居住在厦门的郑万龄，在家中整理父亲留下的遗物。郑家是郑成功的后代，郑万龄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不少和先族相关的书籍。然而，就在整理的过程中，一本书吸引了郑万龄的注意……郑万龄发现的手抄本叫《延平王起义实录》，这本书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郑成功的戎马生涯。2004年4月20号，《厦门晚报》的头条新闻——顺治被郑成功毙于厦门，吸引了无数的目光。而这个惊人的消息就是来自《延平王起义实录》的一段记载：有人密报郑成功，高崎之战中，顺治皇帝在厦门思明港被炮击没，清军将领达素不敢对外公布这个消息。 此外，手抄本上还有一段关于太师郑芝龙被害内幕的文字，其中再次提到顺治帝死因：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屡次写信劝儿子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并未将他治罪。顺治被炮毙于厦门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康熙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康熙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民间传说，明末清初，郑成功据岛抗清，顺治皇帝御驾亲征，来到厦门。郑成功的部队沿岸与清军激战。就在这一次的激战中，顺治皇帝被郑成功炮轰而死。港中江鱼因食皇帝肉而形变，成了无鳔江鱼。如今这个笼罩着浓郁神话色彩的传说，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顺治皇帝真的死在厦门海战当中了么？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认为，顺治很有可能亲征的。而且清兵统帅达素之死，也存在着颇多疑点。《延平王起义实录》中称，顺治被炮毙后，达素畏罪自杀。在今人研究郑成功的另一部重要史料——《海上见闻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十月清调达素回京问罪，达素在省吞金而死。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逼迫达素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清史专家何龄修仔细研究了厦门文史专家提供的种种史料，提出了质疑。在记录郑成功事迹的《先王实录》里边没有这种说法。而且郑成功本人在出兵恢复台湾之前的讲话中，也只提到去年打败达素军队一阵，并没有说打死了顺治。不仅如此，南明大臣张煌言在给永历皇帝的所有奏报中，也从来就没有过关于顺治被郑成功炮毙的片纸只言。显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说法。此外，清军与郑成功的部队激烈交战是在五月，那么顺治被炮毙的话，不能超过五月，因为五月以后没战事了。但是到了顺治十八年正月，新皇帝才即位，这也就意味着皇位虚悬半年，权力真空必将导致政治混乱，这种情况在极权统治的封建王朝根本不可能发生。 《延平王起义实录》带给专家们的，依然是一片茫然和疑惑。顺治是否御驾亲征来过厦门？又是不是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轰？除了一份家传的手抄本和一个遥远的传说，专家们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佐证。而也就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答案的迷失让顺治死于厦门的说法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一代天子年轻的生命，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却的答案。人们只能依靠着史料中的零星记载，尽可能去还原那段历史本来的面目。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死于天花的可能性最大，但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定论。顺治神秘的死亡也许就在紫禁城的静默中永远被尘封了。然而，历史正是因为有了诸多难以猜测的谜题，才会显得如此耐人寻味。 7、康熙皇帝死因之谜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69岁的老皇帝玄烨兴致勃勃地到南苑去打猎。他偶感身体不适，即命驾返回京师西郊的皇家苑囿-畅春园休憩，不料病情日渐加剧，延至十一月十三白晚上溘然长逝。当夜，遗体送还紫禁城，安放在乾清官，十四日大硷。二十日，文武百官奉皇四子胤禛登极，是为雍正。追溢玄烨为仁皇帝，庙号圣祖。 康熙帝是清朝第二个皇帝，君临天下61年，正是清初的隆盛时期，封建的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一个新的顶点。他的逝世和雍正继承皇位，不但是当时震撼全国的重大事件，而且由此产生了许多传说和怀疑。 近年来，随着清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被毒死无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许曾重撰文说，西征之役即将结束时，胤禛返京即位已成定局，胤禛因此采取断然手段。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的情况下，隆科多在食品中放入毒药，致使康熙死去。 另一种意见认为，康熙是久病缠身，因感冒引起其他症状导致死亡。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的文章指出，康熙身边警卫森严，时有提防，不可能被人暗害。毒死之说是经不住推敲的。 康熙有子35人，女20人。在诸皇子中，胤禛最长，但不是嫡出。嫡出最长者胤礽，康熙十四年被立为皇太子，准备日后继承大统。清代自太祖以来皆不预立储位。太祖曾说：“有德者即登大位。”清代之立太子自此开其端。胤礽立为皇太子以后，康熙选派大学士张英、儒臣熊赐履等教之，南巡北狩，都随驾从行。康熙三十五年，御驾亲征噶尔丹于漠北，皇太子在京留守，得了狂疾。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在布尔哈苏台行围时，召集诸大臣宣布废立，将胤礽幽禁咸安宫。这是第一次废太子。这时，太子兄胤是为直郡王，弟胤祉为诚郡王，皇四子胤禛、皇八子胤禩 、皇九子胤禟、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都是贝勒，各结党引类，觊觎储为。皇太子废立后，更加植党暗争。康熙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念储位不定，他日必定引起动乱，而废太子胤礽病情略有好转，便又立胤礽为皇太子。没有很久，皇太子狂疾复发，至康熙五十一年不得已仍废黜禁钢，从此再也不提建储的事。但诸皇太子夺嫡之争益加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不能不涉及诸皇子之间的夺嫡之争。 从康熙晚年言行来看，他的建嗣计划中培养的对象是胤禵而不是胤禛。 康熙早年曾三征噶尔丹，以平定西北疆土。但几十年来，其部族的分裂野心不死。五十四年春，清朝作出西征准噶尔的重大决策，开始向西北地区增派援军。如果能在老皇帝非常重视的西北战场建功立业，无疑会使自己在立储的问题上增加很重的砝码。 康熙五十七年秋天，康熙皇帝正式任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表现得对胤禵十分赞赏。 作为清朝统治者的满洲贵族历来崇尚武功。开国的皇帝都是从战场上杀出来的。基于这一思想，康熙皇帝实际上是在给胤禵创造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为他顺利登上宝座铺平道路。 康熙晚年很注意打击皇子结党营私的行为，活动猖獗的皇八子胤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打压的。但康熙忽视了另一个觊觎皇位的人——皇四子胤禛。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实际上他已经网罗了年羹尧等地方大员，同时皇帝身边的近臣隆科多也是他的死党。而这一切，康熙并不知道。康熙生命的最后几天就是在隆科多的“保护”下度过的，我们可以想象这几天的情况。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并得到玄烨某些内侍协助下，隆科多在进给康熙的药品或食物中投放了毒药。药性发作后，康熙虽未立即死亡，但已处于严重昏迷状态。隆科多于是一方面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另一方面又矫诏将皇子们急召到畅春园，然后才告知玄烨“病危”，随之他们也就参加对玄烨的照料和抢救，实际上是处于被变相软禁的状态。所以玄烨“病危”一事，皇亲国戚及满汉文武大臣当天并不知情。这样做是为麻痹胤禩、胤禵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废太子胤礽的亲信，防止他们因此而有所警觉，进行反击准备。 关于传位遗诏问题，是在玄烨死后才由隆科多向在场皇子们下达。这使大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对胤禩、胤禵更不啻晴天霹雳，从而使皇子们愤恨异常却又无可奈何。既然隆科多是胤禛的人，那么他口中的所谓的“遗旨”也就是最有利于胤禛的了。其时，不但是诸位皇子、大臣对康熙的“遗诏”有怀疑，连西洋人对玄烨之死也抱着怀疑态度，意大利人马国贤对康熙去世的记载就是：“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既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除此之外，胤禛即位后的一些举动也让人怀疑他的帝位得之有愧。在位期间，雍正没有居住康熙生前所居畅春园，另拨巨款营建了圆明园；没有去过一次康熙年年必往的避暑山庄，连自己的陵墓也离开了京东马兰峪，在数百里以外的京西易县另建西陵。 雍正阴谋夺位，虽不光彩，但作为皇帝，他是当之无愧的。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澄清吏治，削除朋党，惩治贪风，使康熙朝后期一度废弛的朝政得以整顿，从而建立起一个独具革新特色、雷厉风行的帝王政府。由于雍正的励精图治，中国在他的继承人乾隆统治下，出现了一直持续到18世纪的繁荣景象。 他在政治上的才能，其实不能不说是康熙教导有方的结果。 30年代初，清史研究的第一位开拓者孟森认为，康熙当时的病势并不重，突然死亡，“不能无疑”，“参汤一碗之说，至少不能无同等之嫌疑也”，而隆科多身任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掌握警比中的武装力量，和年羹尧为川陕总督，以封疆大吏支持厩旗，都是这一事件的“机括所在”。 王钟翰在解放前写成的《清世宗夺嫡考实》一文和孟森的看法一致，他并且引用意大利人马国贤身临其境目击其事的记载：“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可断言也。” 看来还需要对现有史料进行全面综合与比较，通盘考察，加强分析，去伪存真，才能揭开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8、雍正身世谜传说种种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皇后降生一胎男婴，这便是四十五年后登基金銮宝殿的雍正帝。  据说，雍正生时有“异征”，究竟有何“异”兆，史无明文。不管怎样，这个“天表魁 伟，隆准硕身”的四皇子，终于乱中取胜，一举夺得皇位——成了清朝历史上第三位“真龙 ”天子。如此，关于他的身世，一时世人就不敢有异辞了。可是，一百余年过后，人们纷纷怀疑起雍正来路不正了。有人说，雍正生母先与大将军 年羹尧暗度陈仓，后来，这个经年羹尧过手的女人入宫，八个月就生下了雍正，显然，雍 正不是康熙皇帝的亲骨肉。还有人说，康熙微服私访时，偶然遇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很快坠 入爱河而不能自拔，回宫时，就将这个闭月羞花的少妇带回来，倍加宠爱。同时，为了安慰 其夫卫某，又将卫氏一同带入京，特提拔他为御前侍卫。据说，卫妻入宫半年就产一子，即 命名为爱新觉罗胤禛，成为康熙的四皇子。不用说，胤禛自然是卫某的骨 肉。历来宫闱秘事，红墙外的人难知其详，所以，上述两则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后人不好断 定。于是，关于雍正的身世也就因此成为一桩谜案。不过，关于卫妻生雍正一说倒有来路， 有官书载，雍正生母是满洲正黄旗人，姓乌雅氏，乌雅氏之父名卫（或写“威”）武，卫武官衔不大，是个护军参领。问题在于，清代正式官书多将卫武写成“威武”，莫非这一 “卫”字背后藏有鲜为人知的秘密？至于雍正与年羹尧存在着什么隐情，从来是个谜，甚至有些清史专家也在两人不寻常的 君臣关系上划上几个问号。其实，如果搞清年羹尧与雍正各自的年数差距，这个问题自然迎 刃而解。但是，有关官书如《清史稿》、《清史列传》、《满洲名臣传》等对年羹尧的生年 都无记载，这也许是过去有关无稽传说的主要原因。可喜的是，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 了进展，有人根据档案等稀有材料断定：雍正的年龄大于年羹尧，其根据主要有下面四个方 面。 第一，根据《康熙三十九年进士登科录》判定年羹尧的生年。通过这种资料可知：年羹 尧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考中进士，榜列第一百一十五名，时年二十二岁。如果按我国 传统虚岁计年的习惯推算，年羹尧的生年恰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朝的进士登科录， 向例于殿试榜发后就由礼部刊印，载明所有中试举子的籍贯、姓名、年龄、祖宗三代等个人 简历，后世篡改的可能性极小。所以，从此条材料所得的结论的可信性是很大的。第二，根据朝鲜人李宜显所撰《庚子燕行杂识》可知：李宜显在康熙五十九年庚子（17 20年）出使中国时，年羹尧的年龄（虚岁）是四十二，这就印证了年羹尧往年确系在康熙十 八年。如果说清朝人可能为某种目的篡改史事，那么，朝鲜人对此就没有必要回避了。所以 ，李宜显所记之事当是可信的。第三，雍正即位后第二年，曾有道谕旨顺便提到年羹尧，其中说：“朕之年长于年羹尧 ，朕胸中光明洞达，万几庶务无不洞烛其隐微，年羹尧之才为大将军、总督则有余，安能具 天子之聪明才智乎？”对社会上于己不利的传言雍正都有口诛笔伐的习惯，但独没有对年羹 尧与他的所谓特殊隐情辩驳过，这就反证了当年没有关于雍正与年羹尧亲情关系的“花边新 闻”。加上雍正说上述话时的语言环境，也不像是为辟谣而说。一句话，雍正说他比年羹尧 年长，还是句实话。第四，从年羹尧的哥哥年希尧的有关奏折中，可以窥见年羹尧的大致生年。雍正三年， 年希尧有份奏折，提到他家仆人子、现任直隶守道桑成鼎出身时说：“桑成鼎本名孙宏远， 小名二小，年八岁时其母桑氏改嫁年家仆人孙七，遂取名孙宏远，孙宏远在康熙五十年私捐 个知县官，改名为孙成鼎，后又复本姓桑。而年希尧在雍正三年给桑成鼎打证明材料的奏折 中提到：“孙成鼎捐官时，年已有四十岁。并顺便说：我的弟弟年羹尧比我少八岁，当孙成 鼎随母来时，年羹尧尚在襁褓。还特别说，如果这些话有一字是虚，甘当死罪。这两段材料 曲折地提供了年羹尧的大致生年，当孙成鼎随母来到年家时，年羹尧才出世不久，而孙成鼎 捐知县时已四十岁，则孙成鼎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生，那么，年羹尧生年不会晚于康熙 十八年，则这一推断又与前三种材料相一致。  总之，上面的推理，至少可澄清一件事，即雍正是年羹尧私生子的传说纯系子虚乌有— —哪有儿子大于生身父亲之理？至于雍正对年羹尧过宠的秘密，自有另一番隐情在内。 9、雍正即位之谜 康熙号称“千古一帝”，他8岁登基，在位61年，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剿噶尔丹，使国力空前强盛，中国成为万方朝拜的大帝国。康熙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不可一世。然而他在自己的家事面前却一筹莫展。临终之时，连定谁为太子，都悬而未决。 1722年10月，康熙不顾69岁高龄，到南苑狩猎。十几天后，觉得身体不舒服，就回京在畅春园休养，至12日病情稳定。13日病情突然恶化，当日夜里一命呜呼。14日大殓。不几天之后，皇四子胤禛登基，年号“雍正”。雍正的突然即位，震动朝野。各种传闻纷纷扬扬。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临终那天，曾召集允祉、隆科多说：“皇四子人品贵重，深省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朝鲜国《李朝实录》载，康熙病重，解其挂念珠与胤曰：“此乃顺治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还有一些能证明康熙病重期间，胤被委以重任的资料，说明康熙对胤的信任。如11月9日，康熙命胤斋戒，代皇帝行南效大祀。13日，康熙改派镇国公吴尔占代行祭天，胤三次被召。在此斋戒期间这样做是不同寻常的。 雍正六年，有人投“逆书”，列雍正十大罪状：即谋父、逐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好色、诛忠、任佞。如果“谋父”实有其事，那么，雍正的即位就值得怀疑了。 据说，康熙病重时，胤禛进了一碗人参汤，不知为何，康熙就死了，接着，胤禛就继了位。即是说，康熙是被雍正毒死的。此说似乎也在理：因为原来康熙病情已经稳定，而13日骤变，突然去世哪能不使人生疑？又据说，当时有个意大利人马国贤曾身临其境，认为即使不是毒害，也出现了非常事变。另外，据推测，畅春园是在隆科多的严密控制下，是他负责康熙的安全警卫及执掌卫戍兵权的，而他是雍正的舅舅，那时只有他能接近康熙。不排除他参与下毒的可能。 照此推理，雍正不是即位，而是篡位。这也有值得耐人寻味的地方。 据说，在康熙继承人方面，得康熙赏识又众望所归的，是皇十四子胤祯。康熙五十七年，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各路大军，代父亲征新疆和西藏。康熙亲口夸奖胤祯有带兵才能，是良将，要部下绝对服从胤祯。而且康熙死时的遗诏上写的原文是：“传位十四阿哥胤祯。”那么，雍正谋父之后，又怎样“篡位”的呢？据说是隆科多擅自篡改了遗诏，将“十四子”改为“于四子”将“胤祯”改为“胤禛”了。雍正依诏登基，顺理成章。还有人说，雍正初年，他借口杀了隆科多是为了杀人灭口，让篡位之事变成永远的秘密。还推断，雍正之所以在皇十四子返京之前“谋父”，也是怕另生枝节，影响自己当皇上。一正一反，孰是孰非，莫衷一是。 当前，史学界还有两种说法：一是，二者必取其一说。据说，康熙本来有胤禛和胤祯两个继位人选，但13日病情突变时，仓卒之间，他必选其一，因此，选中了四子胤禛。二是康熙本欲立胤祯，但病发突变，已近临终，而代父远征的胤祯二十多天后才能到京，来不及，康熙深知“国不可一日无君”，否则众皇子为争夺皇位可能互相残杀，后果不堪设想，加上康熙平日对胤禛印象也不坏，只好顺水推舟就汤下面，将皇位传给胤禛了。 野史上“改诏”一事不可信，不过看来雍正对父皇确有亏心事。 过去一些野史谴责雍正，说他在康熙病重时送上“参汤”，让其父迅速归天。他又让隆科多密改康熙的遗诏，将“传位十四子”中的“十”字上下添了两笔变成“传位于四子”，由此取代了他同母的十四弟而篡了位。不过，从清宫习惯和文体来看，改遗诏之说不太可信。 满清自顺治入关后便受博大的汉文化包围熏陶，加上刚依照蒙古文创建的满文词汇又很少，很快便普遍使用汉文。不过康熙、雍正两朝对满洲亲贵们下密诏时，为了内廷的隐秘性却多使用满文，事关“国脉所系”的传位诏更应如此。即使用汉字，按当时的文法也不会用“于”而应用“於”。 雍正谋害其父一事，至今也无证据，不过，倒有蛛丝马迹说明此人继承皇权确实可疑。清宫档案中发现他刚即位时给隆科多的一封信，肉麻地称这位“舅舅”是“朕之功臣”、“旷世罕有之臣”。康熙临终前，由隆科多率御林军守护，他对雍正何“功”之有？语中当有隐情。雍正继位后起居也有奇怪之处，其父的寝宫他绝不去住，自己的陵墓也没选择在安葬父、祖的遵化县陵园，而是另在西面的易县开辟了一处新陵园(此后清帝才在东陵、西陵交叉安葬)，仿佛很害怕冥冥之中的父皇。对当时迷信鬼魂的清室来说，这些举动只能用必有亏心事来解释了。 雍正继位后很快圈禁了早有权力之争的八弟、九弟，还下令将他们改名“阿其那”、“塞思黑”(满语为猪、狗)，二人不久便暴卒。据溥仪之弟溥杰说，他在宫中便发现过雍正留下的杀弟密诏。将兄弟改畜生之名的举动，本身便反映出本人的荒唐下作。稍有点独立思考的人都会问，这两个亲王若是狗是猪，作为其亲哥哥的皇帝又是什么呢？ 10、雍正暴卒的历史疑案 提起雍正皇帝，二百多年来常是民间传闻野史的要角，近十多年还成为电视“清宫戏”的大明星。人们对他的兴趣，多是“血滴子”暗杀、弑父杀弟“得位不正”，乃至暴卒的神秘。 在清朝十二代皇帝中，雍正蒙受骂名最多。其实，在他统治下的13年间国运还挺兴隆，远非晚清那些丧权败邦之君可比。这个“四阿哥”(皇四子)得位伊始，从别的皇子贝勒到街巷好事草民便非议纷纷，都是用封建正统道德观来论事。 1735年10月8日(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清朝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突然“驾崩”。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然而，皇家陵园的青山翠柏遮掩不住一串串历史的谜团。清朝第一位葬到河北易县清西陵的皇帝雍正，他的继位登基令人猜疑百出，他的严猛政策让人评说不已，而他的暴死，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 关于雍正的死，我们查看到的清宫档案《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了他死前几天的情况：那是雍正十三年（1735）的八月，时年五十八岁的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十八日与办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大臣议事，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二十一日仍照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还挺好。二十二日，雍正突然得病，当天晚上朝中重臣被匆忙召入寝宫，已是奄奄一息的雍正宣布传位给乾隆。第二天，五十八岁的雍正便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皇宫档案只是如此简要地记下了雍正的突然死亡，而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雍正不得好死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 其一是被吕四娘刺杀？是中风？还是死于丹药？ 一些野史乃至武侠小说津津乐道的，是被刺取头一说。谈的是雍正积怨太多，下令掘挖反清人士吕留良之墓并诛杀全家后，孙女吕四娘隐名学技，后来夜闯内廷砍下皇帝首级而去，西陵中葬的只是一具无头尸。不过，从清宫戒备的情况看，一女子逾墙入圆明园取头之说，有点近乎编造的神话。研究清宫档案的一些人根据症状记载，判断雍正是突然中风而亡。另外有人分析，雍正长期迷信方士道人，甚至与之称兄道弟，在圆明园内还让他们煮炼仙丹以图长生。服这种含有毒成分的丹药，极容易暴卒。在中国一部千年封建帝王史中，包括唐太宗等“明主”在内的众多皇帝都曾干过这种荒唐事，雍正也重蹈了覆辙。 雍正一生被神秘和疑案环绕，反映出当时清室内部权争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他虽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康乾盛世”的中间，本人和周围却充满阴暗气象，这也意味着清王朝即将走向下坡路。从这点看，雍正又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悲剧性人物。 还有一种说法更让人吃惊。据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这竺香玉后来被雍正强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便想方设法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最终与竺香玉合谋，用毒药将雍正害死。 另有野史传闻，说是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 这里，关于雍正死因的三种说法，都很有传奇色彩。正因传奇，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起来，总是津津乐道，引人入胜。不过，这些只能算是民间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可以肯定地讲，这几种说法都不可信。 雍正的死因是什么？有的历史学家曾提出，雍正是突然中风死去的。虽然推论有一定的道理，可是并没有拿出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 那么，雍正究竟是怎么死的？随着清宫档案的挖掘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 11、乾隆身世传说迷离案 乾隆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他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 乾隆也是一位长寿皇帝，活到了89岁。他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故事，而其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的身世。直到今天，关于乾隆的身世和他的出生地一直说法不一。 按理说，一个人生在哪里，当是一清二楚的。更何况是皇家的龙子龙孙，史官秉笔记注，天下万人注目，还能有啥纷争？可这事儿在乾隆爷那里却偏偏说不清楚。长期以来，对乾隆生在哪里，竟有很叫劲的几种说法。一种传说是，乾隆是在康熙年间，为热河行宫——避暑山庄的宫女所生，这宫女浑名 丑大姐，真名叫李金桂，南方人。话说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秋季，皇帝率领皇子亲贵，文武大臣，来到“木兰围场” 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狩猎活动。这“木兰围场”在承德以北四百里的地方，此地山高林密，百 兽俱全，是个理想的狩猎场所，方圆数百里的围场，由近五十个小围场组成。八月底的一天 ，在阿格鸠围场，康熙皇帝端起猎枪，打中了一头肥硕的梅花鹿。皇帝的枪声就是信号，各 队扈从闻声策马扬鞭，追逐四散的群鹿。其中一队的领队是皇子雍亲王胤禛，这胤禛身材魁 伟，能骑善射。只见他挑中一只大鹿，全力追赶，足足追有一顿饭的功夫，方举枪射击，连 发两枪，结果了这头鹿的生命。胤禛勒住马，回头望去，只有贴身的一个叫恩普的 “哈哈珠子”（男孩子），气喘吁吁赶上来，其他人马已不知去向。胤禛高兴地指令恩普，砍下鹿角，好回去登账。恩普却先拿出一个木碗，割开鹿 的喉管，接一碗鹿血，递给胤禛，那胤禛一口气喝了大半碗，然后才动作麻 利的砍下鹿角，主仆二人跨上马，缓缓南行。据讲，鹿血有壮阳补气之神效。不多时，只见骑在马上的胤禛脸涨得通红，鹿血劲 发。心里像有一团压不住的火，喉咙热呼呼的，像有东西梗得难受，喘不上气来。胤禛忙叫住恩普道：“这附近有人家吗？”恩普回答：“可能没有。” 胤禛急 躁难耐，狠狠骂道：“混账东西，真没用！”恩普见他这个样子，不敢多嘴，细心一想，忙 说：“四爷，翻过前面的山，就能看见行宫，我去找个妞儿让您使用。” 胤禛只好 重新上马 。他们顺坡而下，很快到了平地，只见平地尽处，是一个菜园，菜园边处，又是一片树林， 林边一座茅屋映在眼前。主仆二人停住马，恩普忙说：“四爷，您先进屋等等，我很快就回 来。” 胤禛明白他去做什么，便进屋坐在炕沿上等着。不多时听得一阵脚步声和恩 普与一个 宫女的说话声。那宫女说：“大老远的到这儿来干啥？”恩普回答：“你进去就晓得。”说 着恩普就将这宫女推进屋，然后又掩上门。宫女惊叫一声：“四阿哥！” 胤禛早已 按耐不住欲火，黑暗之中与这宫女草草完了事情。于是演出了这段露水姻缘。 胤禛摸索推开屋门，回头一望，真是吃惊得很，这宫女实在长得太丑，想到刚才那 番光 景，不由大失所望，恨不能马上离开此地。于是急忙叫道：“恩普，快牵马来！”恩普牵 过马来，胤禛上了马后，一言不发，往北归队，心里在叨咕：原来清朝家规严格， 皇子私通宫 女，算是秽乱宫闱，这事如果传出，不仅自己竞争皇位无望，也会给臣下和后人留下笑柄 。 只有当机立断，除掉这知情的哈哈珠子。想着想着便走近峡谷，这峡谷路很窄，一面是悬崖 ，一面是峭壁。胤禛让恩普前面带路，自己拾鞭策马跟着，当他靠着峭壁一面与恩 普的马接 近时，便举起鞭子狠狠向恩普的马眼抽去，恩普马受惊，乱踹乱跳，三下两下，就把恩普抛 下悬崖，马也随后落进了谷底。当胤禛奔出峡谷时，望见前面有七八个皇帝派遣的近侍骑马迎来，双方停住马，一 名御 前侍卫忙说：“四阿哥，奴才们可找到你了。” 胤禛便将如何追上了一头大鹿，恩 普又如何不小心掉下悬崖之事细述一遍，御前侍卫安慰一番，留下两名侍卫查找恩普下落，自己便陪着胤禛上马，赶 回围场。自然免不了父皇几声责备，便又随皇帝回到避暑山庄。随后，御前侍卫禀报了恩普 的死讯及善后处理。不久，雍亲王及陪侍人马就随皇帝回京了。转年的五月，皇帝照例要到热河避暑，秋季行围。大驾临来之前，避暑山庄的总管太监 康敬福便遇到一个大难题，一筹莫展。 原来，去年秋猎，与四阿哥艳遇的宫女李金桂怀孕了！消息传到康敬福耳里，真把他吓 坏了。当听说男方是四阿哥时，更吓得惊慌失措。弄死她吧，人命关天，下不了手。再说， 她怀的若真是四阿哥的龙种，就更不能马虎从事了，还是看看再说吧。转眼金桂怀孕已八个 月了，肚子一天大似一天。康敬福也一天比一天着急，万般无奈，只好告诉朝中内务府总管 大臣、兼任步军统领的隆科多，请他想办法。这隆科多是孝懿仁皇后的胞弟，其子又娶了四 阿哥的同母妹妹，同皇帝是至亲。所以，受到皇帝重用，他本人也与皇四子关系密切。隆科多也是随皇帝来热河的扈员之一。听到康敬福的报告大吃一惊，并在康敬福的安排 下，来到行宫北面菜园旁的茅草屋，传询金桂。在一番姓什名谁、今年多大的询问之后，隆 科多严厉的问：“你说清楚，你肚里怀的到底是谁的种？”“四阿哥的！”金桂回答得很坚 决。隆科多半信半疑，不免改变严厉的态度，平静地问：“你见过四阿哥吗？”“没有”。 “你既然说没见过，那么你怎么知道是四阿哥的种呢？” “是恩普跟我说的。” 隆科多问康敬福，恩普是谁？康敬福忙回答：“是四阿哥贴身的哈哈珠子，去年摔死了 。”隆科多一愣，想到这，不是死无对证吗？隆科多不免又问：“你既然不认识四阿哥，怎么却认识四阿哥贴身的哈哈珠子?”金桂回 答：“恩普他无事时，常常到我们这儿找我们玩，所以就认识了。”隆科多接着又问：“那么，那天是恩普找的你了，他跟你都说了些什么？你们到了哪里 ?” 金桂立即回答：“那天是恩普找的我，他让我陪他去抓蝴蝶什么的，当走出很远来到这 屋子外面时，我要回去，他却骗我说：‘你进屋里吧，这里有福，说不定还会遇到贵人。’ 说着便把我推进屋去，随手把门关上。”又说：“门刚开的时候，外面有光，我看门对面炕 上坐着的人留鬈发，我听人说，四阿哥留鬈发。” “还有呢？”隆科多又问。“还有……”隆科多想事已至此，再问也是这样了。便对金桂说：“好！你回去吧。但你心里要有数 ，不要跟别人说什么！”金桂说声：“是！”于是，康敬福叫来太监将金桂送回来处。接着 隆科多又叮嘱康敬福要严厉告诫手下，不得走漏风声，并要善待金桂。俗语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到了八月，金桂已怀孕十一个月了，仍没动静。隆科多 更加着急起来，忙让康敬福将大腹膨起来的金桂找来，厉声问道：“你到底怀的是谁的种？ ”“是四阿哥的!”隆科多大怒道：“还提四阿哥！我问你世上有怀孕十一个月的女人吗？ ”金桂哭着说：“不知道。”“不知道？若不看你大肚子，非拿大板打你！你说实话。”金桂一面痛哭，一面跪地陈述：“大人，奴才如有半点假话，请求一死，我恳求大人问 问四阿哥，否则我死不瞑目。”隆科多回到住所，伤透了脑筋：问四阿哥吧，他却留京办事，不在随员之列，若派人进 京去见四阿哥问问清楚，又怕措词不善，四阿哥会发脾气，造成意外风波，不好收拾。正在 举棋不定，消息却传到了德妃耳中。德妃是四阿哥的生母，听说儿子干了这等事来，气的大 病一场。德妃姓乌雅氏，五十二岁了。她一向忠厚，识大体，深得皇帝敬爱。听说她病了皇帝自 然来到德妃寝宫看视，询问得病原因，德妃免不了泪流满面，哭出声来。皇帝惊异地说：“怎么回事，为什么这等伤心？”德妃伏枕磕首，哀声乞情地说：“奴才是替四阿哥着急，请皇上看在奴才的薄面，饶恕 他的罪过吧！”皇帝越发惊异，说：“我不明白。他犯了什么罪呢？”德妃说：“请皇上问问舅舅（隆 科多）就知道了。”皇帝立即派侍卫召隆科多来问话。皇帝问：“四阿哥犯了什么罪？德妃让我问你。”隆科多听说德妃出面周旋，感到事情比较好办了。便不慌不忙地答道：“出了笑话，奴 才正在查明。”接着将金桂怀孕的奇闻，向皇帝作了简要陈奏。“真是四阿哥干的？那宫女怎么说的？”皇帝又问。隆科多想想回答：“奴才不敢肯定 ，只是那宫女始终认定是四阿哥的。”皇帝说：“那好办，你马上派人进京传旨，让四阿哥立即来此，我问个明白！”于是隆科多指派亲信，连夜兼程进京宣召四阿哥。隆科多见了四阿哥，就忙问：“四阿哥，你跟我说实话，我替你出主意，想办法。” 四阿哥一脸诚恳的样子，回答说：“我怎敢瞒舅舅呢？凡事还指望舅舅照应。”隆科多又问：“那么，你和那宫女确有其事？” “有的！” 隆科多接着问：“你知道那宫女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不知道？人家可怀了你 的孩子了！”隆科多告诉说，皇帝为此很生气，德妃也急得旧病复发，你看怎么办？胤禛忧心忡忡地说：“我能怎么办呢！这下三阿哥、十阿哥他们等着看笑话了。” 又说：“舅舅我听您的话。你看该如何处置善后事宜呢？”隆科多想了又想说：“这事 要看皇上的态度了。”说完，隆科多起身告辞，胤禛刚送到门口，突然想起一件事，忙将隆科多拉住。“舅舅，算日子已十一个月了，那女人怎么到现在还没生呢？是不是另有隐情？”隆科 多态度肯定地回答：“决无隐情！” 胤禛看隆科多有点不高兴的样子，忙说：“舅 舅，我是怕那女人生个怪胎!”此言一出，隆科多也大为吃惊，但也只好安抚胤禛说：“不会的，我自有办法。” 说完，便急忙策马回到山庄，找康敬福商量对策。隆科多对康敬福说：“有人说金桂怀孕十一个月了，可能是怪胎？”康敬福说：“不会 吧!”说罢嘴唇略动，欲言又止，又有点恐惧之色。隆科多说：“你说说，怎么不会？快快说来？”康敬福压低声音说：“回大人话，金桂 所怀的，说不定是个龙种!”话音未落，隆科多大喝道：“闭嘴！你有几个脑袋，敢胡说八道？废太子的风波刚刚平 息。原来为了夺嫡而登大位，大阿哥被幽居；八阿哥囚于畅春园；十三阿哥被禁高墙。这起 废太子风波刚刚平息，如今若说金桂怀的是龙种，不也表明四阿哥想当皇帝？这话要是皇帝 知道了，追究来源，你我脑袋都得搬家。”接着又叫来康敬福的亲信何林商量应急办法。最后议计：找个偏僻无人的地方，让金桂 待产，并派人戒备。如果金桂生下怪胎，就连金桂一起弄死，报个“病毙”备案；如果她好 好生了个孩子，只好到时候再说。隆科多又嘱咐他们，要严防太监、宫女乱说，否则处死； 要派谨慎、得力的人办事，不得走漏半点真情。安排好了应付措施，隆科多又思量起对付皇帝、保护四阿哥的对策。打定主意后，便在 皇帝晚膳后闲行之际，提到此事，请求皇帝不要生气，不要当着其他皇子的面责骂四阿哥。 使其能有个单独向皇上悔罪的机会。康熙皇帝接受了隆科多的请求，决定在避暑山庄一片茂 密松林之中的一座石亭宣召四阿哥。胤禛踉跄而至忙跪倒磕头，给皇帝请安。皇帝问道：“四阿哥，你知道把你叫来有何事吗？那个宫女怀孕与你有无关系？” 胤禛吓得忙说：“ 儿子知 罪了！”皇帝厉声问道：“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你平时还讲究小节，哪知你却干出了这 等下流的事！”胤禛被问得唯有磕头，不敢回答。见情势严重，隆科多怕自己的工夫白费，便忙跪 下劝说：“天热，请皇上别动气，四阿哥已认错了，就请皇上饶恕他吧！”皇帝说：“这么个儿子，我能怎么样。不过，真相不查，是非不明。”接着皇帝又问了 胤胤禛那宫女怎么处置，胤禛说不敢擅作处置。皇帝让他把那宫女带回宫去。 这样赏赐胤禛当 然不愿意，所以也没采纳，把金桂仍丢在野外。雍亲王连忙给皇上磕头谢恩，这场风波才暂 告平息。又过了几天，即八月十二日夜里，金桂在破旧不堪的马棚里生下一子。宫中知道后，由 德妃出面，求得康熙帝同意，才将这个孩子抱入宫中，传说他就是乾隆帝。另一种传说是浙江海宁陈氏。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康熙年间，皇四子雍亲王胤禛与 朝中大臣陈阁老很相善，王妃钮祜禄氏生得美貌，深得雍亲王宠爱。她与陈夫人也很要好， 常有来往。相传，陈阁老五十余岁时，其夫人忽然怀孕，陈阁老欣喜，早烧香，晚磕头，求 得菩萨保佑，生个儿子，好接继后代。这时，王妃钮祜禄氏也怀了孕，渴望生个男孩，日 后出人头地。1710年，钮祜禄氏与陈夫人同月同日分娩。陈夫人生了个男儿，遂了心愿，而 王妃竟生了个女孩，内心愁闷。王妃的身边婢女李妈是个精明绝顶的人，她知晓王妃的心事 。便忍不住对王妃说：“奴才愿为王妃效劳，能将公主变成小王。”接着便秘密与王妃商议 了一番。王妃听后，笑开了眉眼，忙让李妈着手去办。这李妈出了宫门，便来到陈阁老府上 。先说到：“恭喜夫人生了贵子。”然后说：“王妃也生了小王，王妃让老婢来此告诉夫人 ，待满月时，请夫人带小官人到宫里玩玩。”陈夫人高兴答应。到了满月那天，王妃不见陈 夫人与小官人进宫，很是着急，令李妈到陈府去接。当李妈又来到陈府时，见陈夫人正害病 ，陈阁老有改日进宫之意，就说：“我家王妃在宫里准备了各样礼物，如果夫人与小官人不 能去，恐怕王妃会生气的。”陈阁老听后，想了半天，最后决定让奶妈抱着小官人随李妈进 宫。来到宫里，李妈让陈府奶妈在下房等候，便抱着小官人见了王妃。一直到暮色降临，李妈才将孩子交给陈府奶妈，抱回陈府。回到家里，揭开脸罩，不由大吃一惊，好好的小官人，竟变成女娃。陈夫人拍手哭喊，好不痛心。陈阁老也非常忧伤，但内心明白，知道王妃生 的是女孩，将儿子换去，想日后有望当个皇帝。于是，便对夫人说：“不要哭闹，不得声张。出了这事，只好将错就错，否则性命难保。”日后，王妃抱着小王子出来与雍亲王见面， 雍亲王见这白白胖胖的儿子，又是钮祜禄氏所生，满心喜欢，更加宠爱。而陈阁老怕别人知 晓，便告老还乡，回到浙江海宁。但后来“陈与帝共一宗”之说仍然不胫而走，绘声绘色传 遍大江南北。 第三种说法是，乾隆自己也认为，他生在雍和宫。 雍和宫，坐落在北京老城区的东北，是著名的喇嘛庙。但康熙时这里还不叫雍和宫，而是雍亲王府，也就是雍正做皇子时的府第。雍正登基当上皇帝后，以这里是“潜龙禁地”，改名为“雍和宫”。乾隆继位后，把他的父亲雍正的画像供奉于雍和宫的神御殿，派喇嘛每天念经。乾隆自己每年正月都要走进雍和宫看一看，平时路过也要进去待一会儿。 乾隆在五十年（1785）正月到雍和宫瞻仰礼拜后，作诗说：首岁跃龙邸，年年礼必行。……来瞻值人日，吾亦念初生。 “人日”是古人对正月初七的叫法。乾隆的意思是，在正月初七“人日”那天到雍和宫作礼拜，不禁感念当初自己就是生在这里。类似的诗句，乾隆还有不少，如：“虽曰无生俞宗旨，到此每忆我生初。”“尚忆初生我，忽来八十翁。” 特别是，在一首雍和宫纪事诗中，乾隆很明确地写道：“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还隐隐点出了具体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 就这样，对乾隆的出生地，不仅野史传说，就是档案官书也确实留下了不少破绽。不过，总体看来，乾隆生在雍和宫的说法占上风。这主要是因为，乾隆自己一直坚持雍和宫说，而且是反复强调；乾隆的儿子嘉庆，虽一度持避暑山庄说，但后来却作了坚决的修改，并把雍和宫说作为定论写入皇家档案；乾隆的孙子道光，也曾认为乾隆爷生在山庄，当发觉错误后，便立即改为雍和宫说。所以，对乾隆的出生地，尽管从乾隆朝就有不同说法，尽管乾隆的儿孙们也曾一度闹不清，但最终落脚点是：乾隆生在雍和宫。 12、同治死因——天花？梅毒？ 明清历史上有几位短命的皇帝，同治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只活到19岁。 同治皇帝名叫爱新觉罗·载淳，是咸丰皇帝的独生子。他出生于1856年3月23日，因为是“独苗苗”，咸丰皇帝还特意举行了盛大的郊天大礼，感谢老天爷让他有了一个儿子。 6年后，咸丰皇帝死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里，6岁的小皇子载淳一夜之间当上了中国的皇帝。 小皇帝7岁时开始上学念书，大家都希望小皇帝好好学习，长大了好好治理国家。谁也没想到，这位小皇帝从小被娇惯坏了，是一个少见的小顽童，一点儿书也读不进去，上课不是说笑打闹就是精神不集中，教师管不了也不敢管。 转眼到16岁，小皇帝还是什么也不会，就连断句背书都不行，一看见书就害怕，也没有一点毅力。 17岁，同治皇帝和皇后阿鲁特氏结婚。这位皇后知书达理，德才兼备，同治皇帝很敬重她，但是慈禧却不喜欢这位皇后，千方百计地挑拨离间，最后逼的这位善良的皇后在同治死后不久也吞金自杀了。 18岁时，同治皇帝从慈禧和慈安两位皇太后手中接过了治理国家的重任（在此之前，一直是两位皇太后替他掌权）。 不学无术的同治皇帝根本就没有本事治理国家，又处处受着慈禧太后的限制，一气之下，他就经常穿上便衣，带上几个小太监，悄悄跑出紫禁城（故宫）去游玩，不幸染上了一种恶性传染病──天花。开始，同治皇帝还没当回事，但是这种病来得太凶猛了，加上他本来身体也不是非常强壮，从发病开始，只过了37天就痛苦地死去了。 在晚清的皇帝中，同治皇帝的死因一直是史界和一般老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同治生活放纵，同家庭关系不和谐有关。据说：同治既近女色，或著微服冶游。有人给他进“小说淫词，秘戏图册，帝益沉迷”。他常到崇文门外的酒肆、戏馆、花巷。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又记载同治宠幸太监杜之锡及其姐：“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 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崩于皇宫养心殿。同治之死，传说颇多，主要有死于天花、死于梅毒、死于天花梅毒说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正史记载是死于天花。 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和翁氏日记。经学者研究清宫历史医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后认为：同治帝系患天花而死。在同治得了天花以后，太医公布病情与药方，宣布同治之病为“天花之喜”。慈禧太后暨文武大臣对同治之病，不是积极地寻求新医药和新疗法，而是依照祖上传下的规矩，在宫内外进行“供送痘神”的活动，敬请“痘神娘娘”入皇宫养心殿供奉。宫内张挂驱邪红联，王公大臣们身穿花衣，按照“前三后四”的说法，要穿7天花衣。同治的“花衣期”延长为“前五后七”，就是可望12天度过危险期。慈禧、慈安两宫太后，还亲自到景山寿皇殿行礼，祈求祖先神灵赐福。内务府行文礼部，诸天众圣，皆加封赏。一身疮痍的同治，在皇宫求神祭祖的喧嚣中离开了人世。医学史专家对相关档案进行了认真分析，结论是：同治皇帝死于天花。 在近人对同治死因的研究中，有两篇看法相反的文章最值得注意。一篇是当时同治帝的御医李德立的后人李镇写的文章《同治究竟死于何病》（以下称李文），他根据父辈传下来的口碑等材料认定同治帝确系死于梅毒。另一篇是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研究者刘耿生和中医医生张大君合撰的《从公布档案史料谈同治帝的死因》（以下称刘文），对传世的同治帝的病症档案进行分析，肯定所记载的症状是天花而不是梅毒。 第二种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的是，同治帝是因微服逛妓院，染上梅毒而死的。 同治死于梅毒的说法通过野史、小说、电影等通俗载体流传于世，几乎家喻户晓，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在历史研究者当中，也有人持同治死于梅毒说法的，但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应根据可靠的档案史料来解开这个疑案。 老百姓之所以怀疑同治帝死于梅毒，也是有原因的。 其一，从常识上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尚未找到医治天花的有效良药，但即使是一般的百姓，患天花还不至于死亡，所以民间把天花称作“天花之喜”，何况是堂堂天朝皇帝，身边有的是高明的御医，怎么就那么容易死的呢？另外，在没有医学专业知识的老百姓眼里，天花和梅毒的病症有点类似，因此怀疑同治得的是梅毒而不是天花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就是在清朝的宫廷里曾经贴身服侍过慈禧太后的女官德龄，也对同治死于天花的说法有所怀疑：“因为同治的身体一向十分健壮的，论到天花这一种病症也决非就是绝症，只要医治得合法，调护得适宜，要治好也是很有可能的，至多不过使同治那样一个美少年变为麻脸而已。” 其二，从同治帝平常的行为习惯上怀疑他有可能染上梅毒。 据《清代外史》记载，同治帝选皇后的时候，同生母西太后发生了意见分歧。西太后喜欢美貌艳丽但举止轻佻的侍郎凤秀的女儿，但同治帝和东太后慈安却都看中了清朝唯一的“蒙古状元”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该女虽然相貌平常，但举止端庄，一见就知道是有德量者。同治帝不顾母后的反对选择了阿鲁特氏为皇后，凤秀女只被封了个慧妃。对此慈禧太后一直耿耿于怀，甚至没有给予崇绮家“皇亲国戚”的特殊待遇。婚后，同治与皇后“伉俪綦笃”，这就更加激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快。 慈禧千方百计地离间帝后二人的关系，派太监阻止皇帝和皇后相见，又强迫同治亲近慧妃。同治帝是时虽有一妻四妾(慧妃之外还有瑜妃、妃和妃)，却左右不是，不能自主，因此索性谁也不亲近，终年独宿乾清宫。在乾清宫的同治帝独眠难熬，就经常化装成老百姓微行出宫。据传，有好几个人在肆井中亲眼看见过同治帝的行踪。后来，就从宫中传出同治帝出痘病重之事。据此，人们有理由怀疑，皇帝微行时也许到过前门外的八大胡同逛妓院，因而染上了梅毒。现在涉及这段历史的许多文学作品，都采用了类似的说法。 但今人没有排除药底簿是御医等人为了掩饰同治帝的真实病状而故意伪造的可能性，所以也就影响了“同治帝死于天花”这一结论的权威性。看来，同治帝死因之谜尚有待于后人的进一步探索。 第三种说法：同治死于天花梅毒说。 主要是根据历史档案与文献资料推断。御医诊断同治的症状是：湿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漫流脓水，腿痛盘挛，头颈、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这种看法是：同治或先患天花未愈而又染上梅毒，或先患梅毒而又染上天花，两种疾病并发，医治无效而死。 民间对于同治皇帝死因有种种说法，清朝官方则保持沉默，不予申辩。因此，同治到底是死于什么病，成了一个历史疑案。 13、光绪的直接死因 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不到二十四小时内相继死去，而生前母子二人的关系又是那样的对立和微妙，不仅是清代历史上所未有的亦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所以消息传出，中外震惊，各种评论和猜测亦随之而见。 近代的一些野史、小说和民间传闻、离奇古怪的猜测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以至相沿成习几成定论：“光绪皇帝是被下毒突然死亡的”。尤其是一位名叫屈桂庭的清末名医，在他写的《诊治光绪皇帝秘记》一书中披露：“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十月十八日最后一次给光绪帝诊病时，发现光绪帝本己逐渐好转的病情却突然恶化，在床上乱滚，大叫肚子痛。而且脸颊发暗，舌头又黑又黄，这不是他所得之病的应有症状，三天后就崩逝了”。加之《清室外记》一书亦曰：“皇帝宾天之情形及其得病之由，外人无由详知……”更使光绪之死成了晚清历史上一大疑案。 清宫医案的确告诉人们，光绪是病死的。但是，从光绪死的那天开始，人们就怀疑他不是正常死亡，这也是事出有因的。 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四岁的载湉在太和殿正式即位。从这一天起，光绪就被慈禧抓在手里，或当作争夺权利的利器，或作为显示威严的权杖，更多的情况下，则当作她御案上不可缺少的摆设，或是任意玩弄的木偶。这自然是慈禧专制政治的需要。入宫后的光绪，是在孤独中长大的，繁琐的宫中礼节，慈禧经常不断的严辞训斥，没有母爱，饮食寒暖没有人真心去细心照料，应倡导应禁忌之事，无人去指点揭示。 没有童年的欢乐，致使他从小就心情抑郁，精神不快，造成身体积弱，难以抵挡疾病的侵袭，留下了难以愈治的病根。天嘏在所著《满清野史》中称：人在幼年的时候，都受到父母的呵护，照顾其出行，料理其饮食，体慰其寒暖，既使是孤儿，也会得到亲朋好友的照顾。只有光绪皇上无人敢亲近。……皇上每日三餐，其饭食有数十种，摆满桌案，可离皇上稍远的饭食，大都已臭腐，接连数日不换。靠近皇上的饭食虽然并未臭腐，可经多次加热，已不能可口。……载湉自十余岁后，虽为天子，可还不如一个孤儿，以后身患痼疾，即是由于少年时衣食不节造成的。虽为野史，可内容与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所述：“缅怀先帝御宇不惟不久，幼而提携，长而禁制，终于损其天年。无母子之亲，无夫妇昆季之爱，无臣下侍从宴游暇愉之乐。平世齐民之福，且有胜于一人之尊者。”大致相近。说明光绪帝体弱多病之原因，实与自幼在慈禧太后淫威之下，失于调养照料有关。 由于光绪帝在政治上被慈禧所扼，是个十足的傀儡皇帝，而其生活及爱情遭遇亦是十分不幸的。“戉戌政変”后被幽禁于南海瀛台，行动不得自由。1900年8月14日“西巡”前，珍妃的惨死更使他失去了灵魂，象个木头人。不仅权力被剝夺，生命也全操纵在慈禧手中，因此人们怀疑光绪死于谋杀不是没道理的，其中一说：被毒死，更对凶手说法不一。 其一是袁世凯 袁世凯因“戉戌政変”告密有功，李鸿章病逝后接了他的班。但他深知因戉戌政変，光绪帝是对他切齿痛恨的，事实上光绪帝被幽禁之后，未尝一刻忘却袁世凱的叛卖。《庚子西狩丛谈》中记叙光绪离京逃往西安途中，每至一地，犹自“每与诸监坐地作玩耍，尤好于纸上画成大头、长身各式鬼形无数，仍拉杂扯碎之，有时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袁世凯）姓名，粘之壁间，先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至深，几以以为常课。”时值将死之际，他不言不语地含着泪水，仍不忘用手指在空中划了“斩袁”两字。袁世凯深知慈禧先于光绪帝而死，自己就有可能被杀头。故以进药为名，暗中下毒将光绪害死，是极有可能的。宣统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帝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帝在死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凱使人送来的。”然而，分析一下，尽管袁世凯有作案的动机，却至今尚未发现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因此尚不能指认袁世凱是凶手。 其二是李莲英、崔玉贵等太监 李莲英（1848-1911年）是深得慈禧宠信的总管太监，李莲英常于慈禧面前短谗光绪，且持宠一再凌辱光绪帝，他事实上，可称是“后党”的影子核心。光绪亲政后，李莲英秉承慈禧的旨意与那些后党官僚里应外合，布置亲信太监“监视光绪帝的言行”，然后向慈禧报告，在“戊戌政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政变后光绪被置于李莲英的严密监视之下，还往往制造谎言去告知慈禧，愈加加重了光绪帝对他的仇恨。 崔玉贵为慈禧的御前首领太监，也是深得慈禧宠信的太监，他是残害珍妃的直接凶手。光绪帝对其恨不能生啖其肉，睡寢其皮，连珍妃的姐姐瑾妃亦对其深恶痛绝。因此他们怕慈禧死在光绪帝前，光绪重操权柄遭致杀头之祸，在慈禧死前先害死了光绪。然而，这一些记载，都是耳闻、猜测而非亲见，是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的。 其三是慈禧 谋杀光绪帝的凶手究竟存在与否？要说有的话只能是慈禧。因为只有在她主谋或默许下，光绪才能被害致死后又不被追究。袁世凯不可能明目长胆地在所进药品中惨毒。因为光绪痛恨袁世凯是无人不知的，这样做是自取弑君之罪，袁世凯不会做这样的蠢事；而李莲英、崔玉贵这样的首领太监如没有慈禧的暗示、默许，亦不可能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何况李莲英自知是个地位低下的奴才并没有忘乎所以。 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在清理崇陵地宫时，发现光绪遗体完整，体长一点六四米，无刃器伤痕。通过化验颈椎和头发，也无中毒现象，与清史档案专家、医学专家的分析判断相吻合，应该说光绪属正常死亡的结论是正确的。至于为什么光绪偏偏比慈禧早死一天，我们姑且说这是偶然的巧合。 但根据末代皇孙启功所说：“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候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大臣们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哪儿哪儿都是，情景非常狼狈。 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接着这边屋里才哭了起来，表明太后已死，整个乐寿堂跟着哭成一片，在我曾祖父参与主持下举行哀礼。 其实，谁也说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怎么死的，也许她真的挺到光绪死后，也许早就死了，只是密不发丧，只有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医院的任何档案也不会有真实的记载。但光绪帝在死之前，西太后曾亲赐他一碗“塌喇”，确是我曾祖亲见亲问过的。这显然是一碗毒药。而那位太医院正堂姓张，后来我们家人有病还常请他来看，我们管他叫张大人。” 启功的话不可不信，于是历史就这样又陷入迷雾之中。 五、历史的论坛：盖棺定论自有后人评说辞 鉴古知今可了世事因缘果 1、名人评说 清朝入关之后的顺、康、雍、乾四位皇帝都可以说是有作为的皇帝，更确切地说还是应该加上入关以前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满族发展的过程中，先后有六位君王都是很有作为有雄才大略的，而且是连下来的祖孙六代，这一点在中国历代王朝上都是难找第二例的。这也许和满族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来统治全国，统治比它的人数大很多倍的汉族地区，所以很有危机感，很有忧患意识有关。嘉、道两帝相对来说是守成皇帝，比较平庸一些，但是也是勤政的皇帝。咸丰差一些，当时由于清朝国事衰危，咸丰不理朝政，沉迷于后宫。同治读书最差，是最不用功的一位皇帝。光绪皇帝有作为，但是处处受到牵制，是一位悲剧性皇帝，溥仪是清朝的逊帝。 简单把明朝皇帝和清朝皇帝比较一下，明朝皇帝除了朱元璋、朱棣等少数几位有作为的皇帝以外，大多数明朝皇帝都是不理政务而且相对来说比较昏庸，而有的皇帝像天启皇帝做木工活儿极为出色，是位出色的木匠。而清朝皇帝完全不是这样，可以说绝大多数清朝皇帝都是勤政的，而且政绩比较突出。后期几位皇帝差一些。我觉得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满族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来统治全国，统治比它的人数占很多倍的汉族地区，所以很有危机感，很有忧患意识，和这个有关系。清朝皇帝中没有昏庸之君，而这一点在历代的王朝中也是很特殊的的。比如元朝也是蒙古族贵族建立的，可是元朝皇帝和清朝皇帝来比，总体素质来看，还是要差一些。 清朝皇帝之所以后期皇帝比较平庸，这和他们的成长环境有一定关系。这些皇帝里都是在襁褓中长大的，生长于富人之手，不可能像清朝入关前后的皇帝那样经历那么险恶的形势，后期皇帝是吃前辈们打下的江山，坐享前辈们打下的江山，和成长环境不同有一定关系。中国之所以落后确实在清朝和西方落后的差距加大了，可是这还不能完全归结于清朝，因为在清朝以前明朝的时候清朝实际上和西方已经有了很大差距。 金庸称努尔哈赤为“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 作为清朝入主中原第一位皇帝，顺治是非常有作为的皇帝。在孝庄辅助下，顺治从14岁亲政至23岁病逝共有五大政绩。其中大陆实现了统一，经济得到了恢复，这是他最主要的政绩。为康乾盛世打下了的基础。除了他去世前最后四个月也就是董鄂妃去世的四个月之外，他始终是励精图治，勤奋治国的，即使在董鄂妃生病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治理国家。 从顺治皇帝的性格、气质和综合的素质来看，我认为事实上他并不适合于做皇帝，他可能更适合于做一位学者或者有才气的艺术家。但是历史把他推到皇帝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他也还是尽心尽力的，并且还做出了成绩，还是应该肯定的。他和他母亲的关系从原来的相依为命，到最后两者矛盾非常尖锐，从母子关系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悲剧，而孝庄确实吸取了其中的经验教训，在对玄烨的教育中做得非常成功。 康熙不相信什么长命百岁，他认为人都要死的，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与其向天要命不如自己锻炼身体！在那个迷信的时代，这样的想法的人不多啊。 康熙喜欢看书，他的座右铭就是：`无一日不写字，无一日不看书，义理自然贯通。`若划地自限，岂登高行远之意哉？ 雍正当世就落下骂名，被舆论说成是篡逆的伪君，不讲人伦的畜类，是一个凶残不仁的暴君。湖南落榜秀才曾静归纳条理成十大罪：害父、逼母、弑史、屠弟、贪财、好杀、酗洒、淫色、诛忠、任佞。雍正也有抄家皇帝的外号。 雍正真是个不错的皇帝，虽然他的手段有点过于狠辣，但他针对当时社会积累的弊病和矛盾锐意进取、奋力整顿，有步骤的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为大清的后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嘉庆原名叫做永琰，即位以后，为了避讳，他主动提出自己单改个名，就是官书上的顒琰了，音同字不同，这一点上他比他的父亲乾隆来的实在，其实，在对待手足关系上，他也要比他的父亲、祖父强。嘉庆实际在位22年，前三年，他的老爹没死，还称万万岁，嘉庆这个人很会韬晦，他也把和珅这类小人给糊弄了，事实上，嘉庆对乾隆的很多政策非常不感冒，乾隆后期的重要宠臣和珅、福康安等人，嘉庆是一个也瞧不起，福康安要不是死的早，很可能就被治罪，他的弟弟福长安就被革去爵位，他的儿子德麟被嘉庆也革去爵位，并且罚银40000两，以后，嘉庆一说到“劳师靡饷”的事情，就一定大骂福康安！煊赫三代的富察氏家族就此败落。 嘉庆这个人因为生活在清代中衰的年代里，所以，求治的心很急切，在剿灭川陕白莲教大起义的时候，他多次痛骂领兵将领，语言实在是狠毒，动辄就以杀头相威胁。他的庙号叫“仁宗”，可是看不出一点仁的味道来。 嘉庆一生迭遭大变，清代中前期的事故多是发生在他这一代，前面提到的大起义，再有嘉庆十八年的禁门之变，后来，他又被叫做陈德的男子无端行刺，总之，这个皇帝当的很辛苦，身边有缺乏很有能力的大臣给他分忧，将军中，名将如海兰察等早已谢世，所以，嘉庆的朝政不很有起色。这也是他多次暴怒的起因。“禁门之变”后，他责成那彦成负责剿灭李文成等人，可是，那彦成萎缩不前，嘉庆大怒，他写的谕旨上说：“汝再敢逡巡不前，就非阿桂之孙，朕之纯臣！”那彦成是乾隆名臣阿桂的孙子，可是，祖父的本事一点也没有，后来，在“二杨”（杨芳、杨遇春）的帮助下，才总算解决。此后，在嘉庆下的罪己诏里，嘉庆近乎哀求群臣要激发天良、实心任事。可是，基本没用。 嘉庆的长处就是人很精明，这在他处理李毓昌的案子中就可以发现，李毓昌查赈被王伸汉等人勾结李手下的奴仆杀害，两江总督铁保，居然问不明白，案子送到御前，嘉庆一个晚上就搞通了，断定是谋杀，果然如此，嘉庆大骂铁保颟顸无能，发配充军。他处理的方法也是很特别，他命令把犯罪的奴仆押往李毓昌的坟前，摘心致祭，致祭前，先把这几个人刑夹两次，多年后，嘉庆还命令凡是牵连到李毓昌案子的坏蛋都是遇恩不赦。从这个事情上看，嘉庆为人还是嫉恶如仇的。 嘉庆的败笔也很多，其中就包括洪亮吉那一桩案子，而且，嘉庆的毛病是对好人用不起来，对坏人推不下去，这是庸主的通病。 道光是清朝入关后的第六个皇帝，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很引人注目的，小时候，在木兰秋狝，以猎获最多，深受祖父乾隆的嘉许，称他是：“不坠满洲家风”，成年后，就是嘉庆18年，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天理教大起义，林清率一部人马进攻紫禁城，史称“禁门之变”那时候，负责守护内廷的御前大臣和领侍卫内大臣像庄亲王绵课、成亲王永瑆这些人都早已吓傻了，再加上还有高、刘等几位太监作内应，宫内乱作一团，这时，也只有身为皇子的绵宁（就是道光）也还算镇静，开枪击毙一人，伤一人，义军这才被后续赶来的清军杀散，嘉庆从热河赶回来，先下罪己诏，后封绵宁为和硕智亲王，赏食亲王双俸。此后，秘密立储的时候就把绵宁的名字写在了里边，嘉庆死前，绵宁被正式确立为皇太子，奉遗诏即位。 道光本人的才具是很一般的，这也就是他一生勤政却政治日荒的原因，他的曾祖父雍正在《朱批谕旨》中曾写道：朝廷用人乃头等大事，其余皆为枝叶耳.可是，道光在用人方面却是十足的失败。他最信任的两个宰辅，一个是曹振鏞，一个是穆彰阿，老曹是主张“多磕头少说话”的第一人，老穆则贪得无厌。两人上下其手，把道光蒙蔽其中，道光原来很喜欢封疆大吏中的陶澍和阮元，就和老曹提起，老曹其人最怕有能人超越自己，于是，他就说：“两江离了陶某，恐怕漕运无人可及。”道光一生做的很有点声色的事情就是海运漕粮，结果，陶澍内调一事泡汤。再有，阮元，老曹说阮元这个人很能干，他的书法写的更好，道光平生最恨督抚、大臣不务正业，他认为，凡是官员要是多在其他地方用心，那么，本业一定干不好，话是对的，但是，矫枉过正就失之公平了，老曹一这样说，阮元终生再未进阶！曹振鏞这个人是清朝软刀子杀人最到家的一位，可是，道光对他推心置腹、信任有加。有一次，道光对老曹说他很苦恼一些大臣的奏折，总是喋喋不休，说个没完，老曹于是就教道光专心挑奏折中的一些小毛病，给其以狠狠的训斥，这样，臣下必然战栗不堪，以后就不会洋洋洒洒万言了，道光立刻照做，果然，下面胆战心惊，不敢轻易上书言事了。这种“导君以昏”的作法居然被道光视作至宝，其人的本事也就不难了然了！平心而论，道光是清代最为节俭、清素的皇帝，其人对奢侈嗤之以鼻，且大力整饬，他想吃冰糖肘子，一问御膳房，竟然要五两银子，于是作罢。他问老曹的朝服是多少钱补的，老曹说是7钱银子，道光顿时感叹说自己的龙袍补丁花了二两银子，一定是内务府的人捣鬼。这比起他的祖父乾隆真不知强出多少！然而，1842年《南京条约》一次就赔偿英国人2100万，这又够吃多少回冰糖肘子的呢？ 《清宫补闻》中记载：道光在签署《南京条约》之前的晚上，彻夜不眠，绕殿逡巡，不停的拍案叹息，等上谕发下后，他连连流泪，说是对不起祖宗。他希望他的继任能够为他雪耻。哪知道，他的儿子咸丰连北京城都丢了。左宗棠在出仕之前就说过：曹相国当政，大清朝能好吗？ 道光的陵寝在修建过程中发生漏水，这在当时来看是绝对不吉利的事，也是清朝气数将尽的一个外证吧。清朝中衰，乾隆是始作俑者，道光是光大者，此为定评。 奕詝，这个人如果以其天生的资质来论，清朝入关后的10个皇帝里也只有乾隆能和他比美。他的聪明程度远在他老子道光之上，然而，他和高宗不同的是，他接手的是个烂摊子，奕詝的资质虽然好，可是，弱点也太突出，真正到了关键，反而，露出了怯懦的一面，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过，奕詝到底比糊涂蛋崇祯要强，他发现了肃顺，又通过肃顺重用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使得太平军最终没能像李闯王那样长驱直入，再有，总有人忽视的是，他比他的六弟恭王在有些方面要强的多，虽然，两人最终都是半斤对八两。 在湘淮系统的使用上，奕詝始终是使用而非重用，直到他死前，曾老头才做到两江总督，督理四省军务，奕詝对于督抚专政之于中央集权是洞若观火的，在这点上，无论是慈禧还是恭老六都不是他的对手，看法没有他深沉，恭老六对于曾国藩等人几乎等于纵容，慈禧为了私人欲望，对李鸿章淮系以及北洋的势力的发展也是睁一眼闭一眼，以致最后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但是，满清最终是让奕詝给带进了深渊，更是因为他的优柔寡断，妄图使得慈安等人与肃顺等八大臣形成鼎足之势，不使任何一方危及他的儿子的无上的君权，竟然，白白便宜了慈禧！也是他听信肃顺等人的昏招，没有及时的化解和老六的矛盾，结果，垂帘听政，坏了祖宗家法，所以，奕詝绝后也是爱新觉罗家族对他的惩罚。 2、一家之言——清朝错失八次图强维新的历史机遇 顺治元年(1644年)，清迁都北京，入主中原，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皇朝时代。几乎同时，1649年(顺治六年)，英格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的新时代。清朝面对世界国际化、工业化、民主化的大潮，虽有“康乾盛世”，出现一段辉煌，却仍恪守祖制，未能革故鼎新，错过了八次图强维新的历史机遇。 第一次，清朝入关之初，皇太后和顺治帝礼遇外国传教士汤若望，为清帝了解西方开启一扇窗户；但随着顺治帝病故，汤若望被讦告，下狱而死，从而使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户刚打开便被关上。 第二次，在康熙朝，西方耶稣会士将西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送到皇宫，使得康熙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地理、人文、科技等都有所了解，由此组建了被西方誉为清朝皇家科学院的“蒙学馆”，但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没有使之成为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 第三次，雍正时期，天主教与儒家传统发生冲突。雍正帝驱赶天主教徒、废除天主教堂，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户关上了。 第四次，乾隆朝，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但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造成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乾隆帝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 第五次，嘉庆朝，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罗尔·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再遭拒绝，从而使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的机会。 第六次，道光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但不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进行改革，却继续封闭，狂妄自大。 第七次，同治朝，恭亲王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学生，但不久却遭节制，致使同治新政夭折，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 第八次，在光绪朝，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将这场维新变法葬送。 清朝同中国历史上其它皇朝所处时代不同。其时，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已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日本、俄国也经过变革而逐渐强大。清朝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当然，清朝也做过一些改革，但对其基本制度——皇位继承制度、八旗制度等没有做实质性的改革，却是以不变应万变。清朝皇室，自残自戕，堵塞鼎新道路，错过维新机会。必然会被赶下历史舞台。 后记：大清帝王的后宫生活 1、皇宫太医 在封建社会，皇帝贵为天子，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位历来就是继承者们梦寐以求的对象，争夺皇位自然是非常激烈，甚至是不顾亲情的血腥厮杀。皇位来之不易，保住皇位更是皇帝们一生中的头等大事。为了保住皇位，除了政治手段以外，应该就是保命了。 为了保命，清朝的皇帝与封建社会的所有皇帝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寻找名医和名药，这些名医和名药也就成了所谓的御医、御药。太医院是为宫廷服务的，御药主要是皇帝、皇后和妃嫔们吃的，因此御医和御药就有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坐落在北京紫禁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今天仍然保存着大量清宫御医、御药的原始档案，可以帮助我们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关于宫廷医疗机构的设置，据《汉书》记载，黄帝时已有岐伯，管理宫廷医药的事情。周朝设有医师、上士、下士为帝王及卿大夫行医治病。秦汉时也曾设有太医令、太医下大夫、翰林医官等职官。到了金代，开始用太医院这一名称，隶属宣徽院。元代，太医院开始成为专门的宫廷医疗机构。自此以后，各朝都设有太医院，直至1911年清朝灭亡。 清顺治元年（1644），清朝的太医院，最初设在北京正阳门东江米巷，也就是后来的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该院有大门三座，均向西。用黑漆书写“太医院”三个大字的匾额悬挂于大门之上。大门前为门役的住房。左为“土地祠”，右为“听差处”。太医院内有大堂五间，是主要的活动场所，大堂内悬挂着康熙皇帝御赐著名御医黄运的诗文：“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平生。”大堂左侧，有南厅三间，是御医办理公务的处所。大厅右侧是北厅。后面是先医庙，外门称棂星，内门称咸济，殿名景惠，南向，殿内供奉着伏羲、神农、黄帝的塑像，有康熙御书“永济群生”匾额。先医庙外北向为药王庙，庙里有铜人像。连接大堂的过厅是二堂，后面还有三堂五间。 光绪二十七年（1901），依照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第七款，将东交民巷划为各国驻中国的使馆区，使馆区范围内的中国衙署都必须按时搬走。太医院只得暂借东安门大街御医白文寿的宅子应差。不久，又暂移至北池子大悲观音院。光绪二十八年，才于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东建立新的办公衙署，其建筑规模较之从前要简陋许多，现在遗址尚存，但已是面目全非，昔日衙门形式，难以再现。太医院在紫禁城内东墙下、上驷院之北，设有待诊、休息的处所，旧称“他坦”，岁月流失，现也倾毁无存。 太医院为五品衙门。医务人员都有相应的职位，堂官称为院使，相当于院长，为五品官，副职称为左院判，官居六品，所属官员有御医，官居八品。雍正七年（1729）规定：御医均受正七品，许用六品冠带。还有吏目、医士、医生等，这些人员享受从九品的待遇，一般通称御医（又称太医），各医官的品级，历朝稍有变动。历朝御医人数，略有增减。以光绪朝为例：有御医十三人，吏目二十六人，医士二十人，医生三十人。这些御医全部是汉人。 太医院的御医，来自全国各地，从各省民间医生以及举人、贡生等有职衔的人中，挑选精通医理，情愿为宫中效力的人，量材录用。如在康熙年间，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就曾担任太医院吏目一职。此外，太医院还设有教习厅，培养医务人材，由御医、吏目充当教习。学习的内容有《类经注释》、《本草纲目》、《伤寒内经》、《脉诀》等专业知识，经过六年寒暑通过考试合格，才能录用为医士或医生。 虽然在康熙年间已有西药进入宫廷，以后历朝也引进了西医、西药，但太医院主要是以中医、中药为皇帝和妃嫔诊脉开药。康熙三十三年（1693），康熙因患疟疾，就服用过法国传教士洪若翰送的金鸡纳，也叫奎宁。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初四日，法国驻华公使馆多德福医生也曾为光绪诊病开药。尽管如此，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从骨子里还是相信中医、中药。正因为如此，中医、中药始终是太医院的主导医疗手段。我们给大家讲述的御医、御药基本上就是中医、中药。 太医院按医术分类设科，清朝初年为十一科，康熙朝和并为九科，分别是：大方脉、小方脉、伤寒科、妇人科、疮科、针灸科、眼科、口齿科、正骨科。同治、光绪时期，又合并为大方脉、小方脉、外科、眼科、口齿科五科。各科都有专科医生。 太医院御医，日常在紫禁城内东墙下的待诊处轮流值班，随时听候太监的召唤，为皇帝、妃嫔看病、配药，同时，也担负一些其他与宫廷有关的医疗事务。这是其主要职责。此外，太医院还承担王公、公主、驸马以及文武大臣等的医疗服务，这些人遇有疾病，太医院奉旨派医官前往，并将治疗经过向皇帝奏报。在外地的公主、驸马及台吉大臣有病，也得奉旨携带药品前往诊视。军营、文武会试，就连刑部大牢囚犯得病太医院也要派人前往应差。 2、饮食习惯与生活 清朝统治者源于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地，其饮食习惯是在东北形成的。东北满族淳朴的食风、简单的饮食方式随着清朝皇室入关，也带到了北京城。入关之初，满族贵族初次登上统治地位，需要本民族的武装力量维护刚刚取得的权利。因此，用民族传统意识和民族传统风俗加强民族凝聚力，是清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清统治者一方面钦定中国传统的儒学、理学为“正学”，使其在文化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稳定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制定一系列防止汉化的措施，其中就包括服饰、发式、礼仪、饮食等方面，以此来加强满族八旗官兵的凝聚力，来保持与皇室的向心力。无论是清宫廷筵宴，还是皇帝赏赐有功之臣，清宫廷饮食大多保留满族传统，饮食原料、物料仍以东北特产的粮肉蛋菜为主。每到年底仍例关外风俗行“狍鹿赏”：向满、蒙、汉八旗军的有功之臣颁赐东北野味。届时，北京城内分设关东货场，专门出售东北的狍、鹿、熊掌、驼峰、鲟鳇鱼，使远离家乡故土的八旗士兵和眷属身在异地，也能够吃到家乡风味。正如《北京竹枝词》中所写到的一样：“关东货始到京城，各路全开狍鹿棚。鹿尾鲤鱼风味别，发祥水土想陪京”。 但是，清代宫廷生活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必然要受到北京风土人情、饮食时尚的影响。而且，清王朝统治者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亦有着王天下者食天下的强烈愿望，对天下的美味食品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清初的顺治、康熙两朝，在以故乡“关东货”为主要饮食的同时，也效法明代宫廷以“尝鲜”为由，按季节征收天下贡品：江南的鲜鱼虾蟹，两广的瓜果蜜饯，山东的苹果，山西的核桃，直隶的蜜桃、鸭梨，陕甘的花皮瓜，新疆的奶子葡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江苏镇江的鲥鱼之贡。鲥鱼是生活在今江苏南京、镇江一带季节性很强的鱼种，每年春季溯江而上，初夏时洄游生殖。宋《食鉴本草》中载，“鲥鱼年年初夏时则出，月余不复有也”。因此鲥鱼身价倍增，成为江南特产。自明代列为进贡皇宫的贡品，清代初期仍沿此俗。第一网鲥鱼就要送皇帝尝鲜，宫廷即在桃花盛开的时候举行“鲥鱼盛会”，届时皇帝赐文武百官一同品尝。鲥鱼味道鲜美，但运送鲥鱼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鱼打涝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分水、旱两陆运送抵京，并在沿途设冰窖、鱼场保鲜。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程，官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四十四小时）送到，宫廷早已做好烹制准备，鲥鱼一到，既举行盛会。因此，为争取时间，送鱼人在途中马歇人不歇，只准许吃鸡蛋充饥。常常是“三千里路不三日，知毙几人马几匹？马伤人死何足论，只求好鱼呈圣尊。” 又据清宫档案记载，皇帝派往各地的官员经常向皇室进“鲜”，即各地应节的新鲜食品，康熙年间任苏州织造的李煦就曾在不同季节向清宫进贡食品与饮料。春季，“今有新出燕来笋，理合供进，少尽臣煦一点敬心。”初夏，“苏州新出枇杷果”、“佛手”。秋季，“苏州今秋十分丰收……洞庭山杏子理合恭进”。刚刚入冬，李煦又进“冬笋”和“糟茭白”。康熙三十七年（1698）十月李煦向清宫呈进了一批江南鲜果和露酒：“佛手计二桶，香橼计二桶，荔枝计二桶，桂圆计二桶，百合计二桶，青果计二桶，木瓜计二桶，桂花露计一箱，玫瑰露汁一箱，蔷薇露计一箱，泉酒计一坛。” 天下美味食品进入宫廷，清帝的饮食逐渐发生变化。顺、康两朝逐渐改变以各类野兽肉和家禽、家畜等为主要原料和简单的烹饪方式，从各种肉类整治、洗净后切成大块煮、炖、蒸、烧、烤等熟制、用大盘大碗盛装，到食品多层次地加工和注重包装形式。康熙五十九年（1690）一月十二日，法国传教士张成一行抵京。玄烨在畅春园热情款待远道的客人，赐给他们的食品有“堆成金字塔行的冷肉”，有“用肉冻、豆荚、菜花或菜心拼成的冷盘”。一月二十八日是我国传统的新年，玄烨邀请传教士们一起过年。除夕晚膳又赐给他们“年饭”十二盘菜肴，二十一种果品。菜肴、果品一改满族“简单”的烹制方法，使清代宫廷饮食在“质”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飞跃。特别是到了乾隆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的巩固，社会经济文化空前发展，清代宫廷饮食也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 乾隆在位期间，清王朝经过了近百年的统治之后，正是鼎盛时期，统治阶级的享乐之风也日盛一日。皇帝居于封建统治的最高层，饮食服御，豪华奢丽，达到惊人的地步。宫廷饮食不仅打破了“关东货”一统天下的局面，而且在饮食结构、烹饪技术上都得到改变。首先是北京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使常年生活在东北的满族人在身体、生活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适应。常食含热量较高的鹿肉、熊掌，容易使体内外的湿热相搏，易患重病。因此乾隆帝对饮食结构进行调整，并对前代定制的宫廷制度中一些未成系统的条文加以修订。在《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国朝宫室》中对宫廷饮食的等级标准及其份额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后、妃的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标准。皇帝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的妻妾。皇帝、皇太后、皇后享受最高标准的饮食，每次进膳用全份膳48品（包括菜肴、小菜、饽饽、粥、汤及干鲜果品）；每天用盘肉十六斤、汤肉十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鸭三只、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皇后以下皇贵妃、贵妃、妃、嫔等按照等级相应递减。皇贵妃、贵妃食半份膳（是皇帝的二分之一）二十四品，妃以下食半半份膳（是皇帝的四分之一）十二品。 清统治者“王天下者食天下”，对全国各地的贡物，则是有选择食用。皇帝御膳的主食——五谷杂粮，专用东北的粘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苡仁米，紫麦，宝鸡的玉麦，兰州、西安的挂面，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直隶的福寿字饽饽，山东的耿饼，安徽的青饼。在北京一地仅选用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交的黄、白、紫三色老米。再有，清宫的御膳机构逐步健全，每日的饮食不仅是为了饱腹，还依不同的传统节日习俗食应节食品：冬至馄饨，上元元宵，端阳粽子，中秋月饼，重九花糕……都以宫廷特有的原材料制作，在色、香、味、形上追求吉祥富贵，渲染皇家富豪的气派。 3、选秀女制度 历代皇帝都有自己的后妃来源，清代皇帝与历代不同，它创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选秀女制度”。 在八旗子女内部“选秀女”形成定制以后，每三年都有一批年轻的旗籍女子被选到宫中，不仅皇帝的后妃要从这些女子中挑选，有的秀女还有可能要配给皇帝的近支宗亲。 选择作为后妃的秀女有严格的条件。清制规定秀女一般从满、蒙八旗中遴选，凡年龄在十三至十六岁，身体健康无残疾的旗籍女子，都必须参加阅选。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以前，甚至公主下嫁所生之女也得经过选秀女这一关之后，才能论及婚嫁。秀女年满十三岁称“及岁”，超过十六岁称“逾岁”。“逾岁”者一般不再参加挑选。如因故未能阅选者，则必须参加下届阅选，否则虽至二十余岁亦不能出嫁，违者将受惩处。凡应选的旗女，在未阅选前私自与他人结婚者，也将由该旗都统参查治罪。即便是因为残疾不具备选秀女的条件，也要经过各旗层层上报，最后由本旗都统呈报给户部，再上奏皇帝认可后，才能免选。 史料中有这样的记载：乾隆六年时，两广总督玛尔泰的女儿恒志，年已过十七岁，但从未入选秀女，玛尔泰为此奏请皇帝为女完婚，结果遭到皇帝的斥责。 选中被记名的秀女，在记名期内（一般为五年）不许私相聘嫁，违者上至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下至旗长及本人父母，都要受到一定的处分。选中留牌子的秀女久不复选，而记名期已过，那么，这样的女子只得终身不嫁了。 选秀女由户部主办。三年一次的选秀女时间一到，由户部行文八旗各都统衙门、直隶各省驻防八旗及外任旗员，将适龄备选女子呈报备案。每届入选日期，均由户部奏准，然后通知各旗，具备清册，准备入选引看之日，秀女们都在神武门下车，按顺序排列，由太监引入顺贞门，让帝后们选看。 例证——光绪帝选妃 面貌俊朗的光绪是清代帝王中后妃最少的一位，只有一后二妃，这一后二妃的选出也不是光绪本人的意思。 1888年，光绪十八岁。经过多次筛选剩下的五名秀女让光绪自己过目。这五名秀女是慈禧兄弟桂祥之女、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 慈禧太后上座，光绪站立一旁。前面摆着一张小桌，上面放着如意一柄，绣花包两对。按规定，选中皇后授予如意；选中妃子则授予荷包。一开始慈禧故作姿态，坚持让光绪自己选。于是，光绪慢慢走到德馨长女面前，正要把如意递到她手里，这时慈禧却大叫一声：“皇帝”，并用嘴暗示站在第一位的秀女。光绪无可奈何走到桂祥之女面前，把如意授予了她。 看到光绪中意的是德馨的女儿，想到她们一旦被选为妃嫔，也会有夺宠之忧。慈禧太后便不容光绪再选，命人把两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桂祥之女就是后来的隆裕太后，长叙的两个女儿就是后来的瑾妃、珍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