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拐点》 序言 历史是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在这条长河里遨游，会领略到人类灿烂文明的无限风光。追本溯源，探寻这条长河的源头，会把握人类发展的来龙去脉；观看长河的波澜，你会感叹人类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那么豪迈与艰辛；俯瞰长河的蜿蜒曲折，你会感受兴盛与衰亡、辉煌与没落的沧桑；遥望长河的走势，你会为光明战胜黑暗、新生战胜腐朽而欢欣鼓舞。 历史是一个上演过无数威武雄壮活剧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各类杰出人物淋漓尽致地表演，展现他们的英姿：政治家雄韬伟略，平治天下；思想家真知灼见，彪炳千古；军事家金戈铁马，决胜千里；科学家聪明睿智，造福万代；文学家才华横溢，名著遗后；艺术家巧夺天工，明珠璀璨。观看他们的表演，我们无疑会受到沁人心脾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感染。 历史是一座蕴藏着人类文明光辉成果与深刻智慧的知识宝库。做出“知识就是力量”的著名论断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睿智。”学习历史知识，不仅能了解人类的昨天，更重要的在于把握今天，创造明天。学习历史能够使我们分辨历史上的真善美与假丑恶，懂得做人的道理；能够学会一种正确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使我们的头脑变得聪明起来。 当现实成为历史后，后人往往会从客观的角度找寻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这其中，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三者共同组成了历史转折的契机，但是，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人和往往能改变天时、地利。毫无疑问，朝代变更、制度转变往往凝聚了许多人的力量，但追根溯源，起根本作用的往往是几个核心人物。本书正是记录这些核心人物如何利用或创造天时、地利改变历史进程的。 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往往离不开那些风云人物之间伟大思想的碰撞，他们都是站在世界浪潮最顶端的弄潮儿，他们的智商、远见、谋略和精神都深深影响着时代的进程。而他们面对面地交锋时，则产生了无数重大的决策和新局势，这些交锋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并不亚于一场自然变更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古往今来有所成就的有识之士，大都是通古博今的人。他们从历史中找到成功的借鉴，汲取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学会了正确处理纷繁复杂事情的方法，从而踏上了功成名就的路途。伟人毛泽东就是孜孜不倦阅读史书的“历史迷”，他曾将《资治通鉴》通读了十七遍，对许多历史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研读史书。在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中，历史知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历史是连续的，任何人都不能割断历史，它的全部轨迹都丝丝入扣，一脉相承；历史是全息的，事事相通，因果相连，它既可以古鉴今，也可以今知古。一句话，历史并不是过去的风景、斑驳的履痕和发黄的陈迹，而是今人永远也学不完、读不尽的教科书。因此，古往今来的伟人巨擘们都非常重视历史。《战国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知兴替。”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由此可见，尊重历史，学习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何等重要。 所以我们从小就应该学习历史知识，让孩子们在历史的长河中邀游，观赏历史舞台上的杰出人物的表演，及早地进入历史这座知识宝库，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成才的种子。让他们学会明辨是非，学会为人处世，增长聪明才智。 为此，我们编写了《历史的拐点》，生动地介绍了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通过这些故事的阅读，可以形象地把握中国历史的大致脉络和基本轮廓。本书中简明生动的文字、引人入胜的故事，相信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第一章 洪流：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源远流长。其间，有些事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是讲述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政治变革，或是记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或是描述了历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文化巨变等。他们中有的开启了一个时代，有的成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转折点，有的甚至逆转了历史原来的走向，影响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中国人的命运。如果把这些大事连缀起来，呈现于我们眼前的就是一幅脉络清晰、气势宏大的历史长卷。 华夏民族的形成 华夏民族是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迁徙、战争融合而成的。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不仅通过涿鹿、阪泉战争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各个部落，成为中原的大盟主，而且发明了许多东西，如衣裳、舟车、宫室等，为华夏民族的形成提供了物质和文化条件。 远古时期的黄河流域是肥沃的地方，住在四周的各部落都向这里迁徙，包括来自东方的九黎族、来自西方的炎帝部落、来自北方的黄帝部落等。 据《史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黄帝居于轩辕之丘，史学界一致认为，轩辕之丘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古为有熊国都城。黄帝的父亲少典是有熊国国君。少典是伏羲和女娲的直系传人。少典有两位夫人，一是附宝，生黄帝；二是安登，生炎帝。 炎、黄部落最早居住地是姜水、华阳，即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后来他们几经迁徙，由黄河支流渭水上游一带向黄河下游的中原发展。在东方的苗夷集团中最有影响的叫九黎族，首领叫蚩尤。他们活动在山东一带，共有9个部落、81个氏族。 蚩尤部落在他们比较弱小时归附黄帝，后来他们发现了金属矿，学会了冶炼，铸造了许多精良兵器，蚩尤部落认为自己已经很强大，就脱离了黄帝部落，随后，蚩尤率领部落积极向北方扩充自己的势力，向中原挺进。各个部落向中原的大迁移必然引起冲突，导致战争。蚩尤进逼中原首先和炎帝部落发生了冲突，因为武器精良，打败了炎帝。炎帝就向黄帝求援，同黄帝结成联盟。黄帝在向中原迁徙时，同以虎、豹等为图腾的部落结盟，休养生息，鼓励耕作，逐渐强大起来。 在距今5000年左右，黄帝与炎帝部落大战九黎族。蚩尤拥有先进的武器。黄帝于是让大臣风后制造了指南车，辨清了方向。他又让水神应龙蓄水抵抗蚩尤。应龙决堤放水，大坝一决，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奔来，淹没蚩尤城。蚩尤不得不放弃蚩尤城，向北进入华北平原。双方战于河北涿鹿之野，流血百里。最终蚩尤落荒南逃，被黄帝擒获并杀于野外。刑天及蚩尤的部下把蚩尤的尸体偷运到河南濮阳西水坡秘密下葬。不久，刑天与黄帝大战，刑天因寡不敌众被黄帝斩首。夸父则在潼关被应龙万箭齐发射死，鲜血染红了潼关。黄帝取得了对九黎族的决定性胜利，九黎族融入炎黄族中。 黄帝、炎帝打败蚩尤后，同盟关系破裂。两个部落战于阪泉，即阪泉大战。经过三次艰苦卓绝的战争，黄帝战胜炎帝。传说炎帝部落的共工与黄帝战争失败，用头碰撞不周山，从此天地西北高、东南低。这场战争后，黄帝向南发展，经过52次战争后天下归附，黄帝由此成为黄河中下游部落联盟的大盟主。 涿鹿、阪泉大战使各个部落逐渐融合，共同发展，推动了原有的氏族部落发生分化改组，并使各个不同的氏族部落之间交错居住、互相通婚，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的部族界限，奠定了华夏民族形成的基础。分散的各个部落的杂错和融合、战争和联盟、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逐渐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而炎黄二帝就成为汉族的始祖，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始祖。 黄帝统一了华夏族后，设官职，举贤能，大治天下；另外，黄帝还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国古史时期的衣食住行、农工矿商、历数、天文、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文字、图画、著书、音律、乐器、伞、镜、货币、弓箭、医药、祭祀、婚丧、礼仪、棺椁、坟墓、祭鼎、祭坛、祠庙、占卜等创造发明均始于黄帝时代，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后来，我国能巍然屹立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列，这与黄帝的赫赫殊勋是分不开的。他的活动和业绩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民族形成以及以后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卓著的功绩，深受历代人民所敬仰。正因如此，后世尊称轩辕黄帝为“文明之祖”“人文初祖”。 禹传位启 大禹品德高尚，治水有功，深得万民的拥护。舜去世后，大禹正式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这就是夏朝的开始。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大禹是夏朝的第一个国君。 大禹当上夏朝的国君后，没有忘记肩负的重任，没有忘记天下的长治久安，虽然身居高位，却不贪图享乐。为了治理天下，他还经常外出巡游，了解民情。 大禹在巡视期间，看到多数部落首领对他毕恭毕敬，可是也有的部落首领并不把他这个领袖放在眼里。他便下令各部落把所有的铜贡献出来，用这些铜铸成了九个大鼎，象征九州。每个鼎上铸着各州的地理出产、珍禽异兽，然后将九鼎运至宫中，号称是镇国之宝。各部落首领定期向禹王进贡时，都要向九鼎致礼。拥有九鼎的禹王，当然也就成了九州大地的主人。这九个鼎流传下来也就成了封建国家政权的象征。同时，铸鼎的故事告诉我们，禹时手工业和冶炼技术已得到了发展。 夏禹开始在部落联盟中拥有无上的权力，九鼎的铸成使他有机会把这权力强化和神圣化，使它更加巩固，以便把各部落统一在一起。 禹王晚年有一次在茅山（今浙江绍兴）召集各部落首领，想借商议大事之名再显示一下威风，巩固他对各部落的控制。说来也巧，这次大会刚开始，就给了禹王一个树立权威的机会。原来是离茅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部落，叫防风氏。这防风氏对禹王的权力并不尊重，因此开会时，故意很晚才来。禹王见此情况大怒，下令处死了防风氏。各部落的首领见禹王是这样威严，个个俯首帖耳，唯禹王之命是从。 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最初，人们推举在帝舜时就掌管刑法的皋陶，但是没等接任，皋陶就病死了。后来经过商议，人们又一致推举伯益做他的继承人。 伯益曾经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发明过一种凿井的新方法。他擅长畜牧和狩猎，曾教会人们用火烧的办法来驱赶林中的野兽。所以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伯益是仅次于大禹的一位英雄。 随着王位的巩固，夏禹越来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权应该由自己的儿子来接管，而不能让别的什么人来继承。可是伯益功劳卓著，威望极高，首领会议上推举他做自己的继承人。禹王感到众怒难犯，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下来。为了这件事，禹王越发烦躁，寝食难安。后来他想到：“自己之所以能顺利地继承舜位，一是当年治水有功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二是舜选定自己做继承人之后，就让自己行使治理天下的大权。如果我也效法当年舜的做法，把治理天下的大权让儿子去执行，而只给伯益一个继承人的名义呢？”于是禹王让启参与治理国事。过了几年，他的儿子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益作为继承人却没有新的政绩，他过去办的好事，人们也渐渐淡忘了。禹王死后，他的儿子夏启就真正行使起王权来了。而多数部族的首领也都表示效忠于启，他们说：“启是禹的儿子，我们愿意效忠于他。” 伯益看到事情成了这个样子，大怒。他本是东夷人，他召集东夷部族率军向启杀来。而启早有防备，经过一场大战，夏启打败了伯益的军队。夏启为了庆祝胜利，在钧台（今河南禹县）举行了大规模宴会，公开宣布自己是夏朝第二代国君。从此，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便取代了任人唯贤的公天下制度。 尽管启打败了伯益，但许多部族对他改变禅让传统的做法表示强烈的反对。有一个部族首领叫做有眉氏，站出来反对夏启的做法，要求他按照部落会议的决定，还位于伯益。于是，夏启就和有眉氏在甘泽地方（今陕西户县一带）发生了战斗。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有眉氏对天帝不敬，王命不遵，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六军兵士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眉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斯杀，有眉氏被打败了，有眉部落的成员被罚做奴隶。从此，夏启的王位终于坐稳了，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正式开始了。 夏启实行王位世袭，说明那时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已经彻底瓦解，氏族部落会议制度已经转化，开始出现了国家的雏形，奴隶社会到来了。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使人们的生活极其艰苦。到了奴隶社会，农业和手工业有了分工，社会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也得到很大改善，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所以说这是历史的向前发展。 商汤灭夏 夏朝从禹开始，到桀灭亡，传十四世，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今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是夏朝统治的中心。这个国家的范围，北到山西的长治，南达河南伊水流域，西到陕西华山一带，东至山东河济之间。据后人推测，夏朝的势力和影响已达到黄河南北和长江流域。奴隶制国家是建立在残酷剥削奴隶劳动之上的。奴隶不仅从事家内杂役，而且成批地被奴隶主赶到农田里去种地和放牧。少康流亡有虞氏部落的时候，还“有田一成，有众一旅”。一成田是方圆10里的土地，一旅众是500个奴隶。奴隶是社会生产的主要支柱。可是，在奴隶主眼里，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随意把他们关进监狱，施以重刑，甚至把那些不愿为他们作战的人当做祭祀品杀死。 夏朝奴隶主贵族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夏启整天沉湎在饮酒、打猎和歌舞中。传说启创作了名叫《九韶》的乐舞。启的儿子太康更荒淫无度，到洛水北岸打猎游玩接连几个月，把王位都丢掉了。 夏朝末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国王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夏朝开始走下坡路。到夏桀即位，他更暴虐无道，荒淫无耻，“赋敛无度，万民甚苦”。 夏桀统治黑暗，不修国政，骄侈淫逸。据说桀体格健壮，力大无比，能够把坚硬的兽角一手折断，敢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曾独自一人深入潭中斩杀水怪，似乎像个了不起的英雄，然而他骨子里却极端腐朽暴虐。在他统治时期，多次举兵讨伐周围小国，使臣服于夏的诸小国离心离德。夏桀为了加强对周围诸方国的控制，曾举兵讨伐有施氏。有施氏自知抵御不过，为避免方国灭亡，便选了一名叫妺喜的绝色美女献给夏桀。夏桀看到这位倾国倾城的美女妺喜后，就罢兵而归，终日与妺喜厮守一起，寸步不离，从此不再理政。为了讨好妺喜，夏桀在国内大征民夫，特为妺喜修建了一座宫殿。因宫殿高大无比，看上去就像要倾倒下来，所以叫“倾宫”，宫中有琼室、瑶后，象牙嵌的走廊，白玉雕的床榻。他整日和妺喜在宫中寻欢作乐，荒淫到了极点。夏朝百姓对桀的统治深恶痛绝，没有人再愿意为夏桀这样的荒淫暴君卖命出力，夏统治集团内部也分崩离析，矛盾重重。 夏桀手下有个叫关龙逢的臣子，听到老百姓的愤怒声音，觉得大势不妙，便对桀进行劝告，要他节省用度，不然就危险了。夏桀不但不听，反而把关龙逢杀了。夏桀以为他的统治永远不会灭亡。他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老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灭亡。”他还召集所属各部首领开会，准备发动讨伐其他部落的战争。可是，各部落对他更加离心离德。 商族兴起在黄河下游，相当于现在的河南、山东一带。商部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个部落的始祖叫契。传说契的母亲简狄洗澡，忽然发现燕子下了个蛋，吃了以后便怀孕生契。所以古代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 黄河下游是一个洪水经常为患的地区，所以从契到汤，经过了十四代，八次迁徙。商部落的畜牧业发展很快，据说有名的先公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输工具。商部落传到成汤当王的时候，已经很强盛，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有很大进展，经济力量逐步超过了夏朝。成汤采取积极措施准备灭夏。他首先任用了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提拔重用了出身地位低下而有才干的人，部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面对夏桀的暴政，商族首领汤采取“宽以待民”的政治策略，笼络民心，扩大自己的影响，遇到哪个方国有灾有难，就主动救济，并积极网罗人才，收集有关夏桀政权的情报信息，为进一步消灭夏朝做积极的准备。 夏桀看到商族一天天壮大起来，汤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已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心中十分害怕，就听信佞臣赵梁的计谋，假意召汤入朝，趁机将他囚禁在夏台。商汤被夏桀囚禁后，群龙无首，商部族灭夏大业受到了严重影响。无奈商部族在伊尹的主持下，在国内搜罗到许多美女珠宝进献给夏桀，又暗中重金贿赂赵梁，使贪财的赵梁在桀面前为汤开脱，最后夏桀仍然听信了赵梁之言，竟然放了商汤。 商汤被放回以后，坚定了灭夏决心，大力准备灭夏战争。他首先灭掉了与夏关系密切的韦、顾、昆吾诸小国，在力量准备充足以后于公元前1600年领导了灭夏战争。在商军出征以前，商汤进行了誓师动员，历数夏桀的罪行，说明自己出兵灭夏是替天行道，号召部众勇敢作战，一举消灭夏桀的黑暗统治。誓师以后商军战旗猎猎，军容齐整，士气高昂地向夏朝都城进发，商汤手把大斧，坐在战车上，指挥三军。此时的夏桀再也顾不上寻欢作乐，连夜调集军队，设下几道防线，阻止商军的进攻。然而连年来夏桀的统治十分不得人心，军队纪律涣散，又指挥不灵。两军交战，夏军很快就被击溃。夏桀见势不妙，就带着残兵败将逃到了鸣条。双方军队在鸣条进行了决战，结果商军获得全胜。桀带着几名护从狼狈逃出战场，据说后来死在了安徽巢县，夏王朝宣告灭亡。 商汤灭夏以后，建都于亳，自称武王，并进一步营建其奴隶制文明大国。关于商朝的都城，据史书记载曾多次迁徙，有“前八后五”之说。商朝在灭夏统一天下前，都城曾八次迁徙，商汤灭夏建立商朝之后又有五次迁都，直到盘庚迁殷之后商朝都城才固定下来。 盘庚迁都 盘庚迁都是商朝的分界线。之前的早商，由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屡次迁都，到汤的九世孙盘庚即位迁都于殷后，才逐渐稳定下来，进入鼎盛时期。汤建商以后，商氏族部落向奴隶制国家转化，初步建立了专制王权，但王位继承制尚未固定，就出现了王位纷争的“九世之乱”，国势几度衰退，政治力量削弱，臣服于商的各国也纷纷挣脱其控制。面对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刚即位的盘庚力排众议，断然决定迁都于殷。 在商朝初期的历史上，由于王室内部的权力之争，新王即位时，曾多次采取迁都的办法，一方面摆脱王族争权夺利的状况，另一方面找更合适的地方营建自己的势力，加强对诸侯、方国的控制。盘庚即位后，也面临着国势衰弱的复杂局面。王朝统治危机四伏，内部矛盾斗争激烈。由于商的王位继承制是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并存，还不是严格的传子制，因此每当一位商王去世，都会引起一场争夺。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王室之争使得诸侯、方国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不再向王朝进贡。盘庚即位时，发生了彭、韦二方伯的叛乱，北方和西北方的土族、羌族也日益强大，对商的统治造成很大威胁。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得新王盘庚不停地思索寻找解救的办法。作为有雄心的新王，盘庚想效法先祖来一场变革，但他遇到的阻力也前所未有。为改变国势的衰弱，盘庚毅然决定师从先祖，再一次迁都。 迁都于殷，盘庚是经过了周密考虑的。新都殷地处黄河以北、洹河之滨，不仅有着优厚的地理条件，还有着可控四方的战略优势，可以有效防御北方、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侵扰。另外，殷还是商的先祖起源活动的地方，盘庚以恢复“成汤之政”为目标，有利于号召人民。从政治上来说，迁殷之后远离了旧都奄(今山东曲阜)，可以摆脱王族在旧都发展起来的各种势力，避开其锋芒，摆脱其牵制影响，巩固自己的政权。从经济上看，避开因年久失修而水涝不止的泗水流域，迁到一片肥沃的土地上，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当盘庚宣布要迁都于殷时，马上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反对。经过细心观察，盘庚发现迁都的阻力主要来自旧贵族势力。他们占有大量土地财富，迁都之举无疑将使他们经济受损，政治势力遭到削弱。于是，他们便散布流言，欺骗人心，使一些平民跟着反对迁都。盘庚于是将反对迁都的人一一找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他们陈述其中的利弊，并充分利用商人敬畏祖先、信奉鬼神的心理，努力劝说他们。在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浩浩荡荡的迁都之举终于开始了。 仅仅迁都，并不能彻底改变朝政混乱的局面。因此，盘庚立即实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他一扫昔日王族奢侈淫逸的风习，一切从简，使人们的思想行为安于质朴。盘庚选贤任能，惩恶扬善，论功行赏，重新以法度正天下，整顿朝政。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意团结民心，减轻剥削，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同时也打击了侵扰边境的少数民族游牧部落，安定了边疆。这样，商的势力才渐渐强盛起来，王权得以巩固。迁都成功后，盘庚去奢就俭，根治腐败，并创造出了繁荣的青铜文化，盘庚也因此被称为中兴贤王。 封建亲戚 周灭商以后，周从一个西部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有效地管理广大被征服的地区，镇抚各地原有的邦国，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分封制就是把周王的子弟、亲戚、功臣以及古代先王圣贤的后代分配到一定的地区，分别授给他们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建立封国。这些封国就是诸侯，诸侯受封时，要举行册封仪式，周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宣布封疆范围、土地的数量，并把该地区的人民一起赐给受封者，同时还给受封者官属、奴隶、礼器和仪仗等。诸侯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建立政权机构，设置军队和监狱，但规模大小和地位都有一定的限制。诸侯对周王承担一定的义务，如定期朝见、缴纳贡赋、征调军队随周王出征、王室重大祭祀活动、诸侯要前往助祭等。 周朝初期，经过了周武王和周公两次大的分封。武王灭商后，就开始分封，武王所封有下列国家：封神农的后代于焦，黄帝的后代于祝，尧的后代于蓟，舜的后代于陈，大禹的后代于杞，师尚父于齐，周公于鲁，召公奭于燕，叔鲜于管，叔度于蔡，同时封商纣的儿子武庚于殷。这些人都是先贤圣人的后代或是周的功臣、子弟以及殷商的后代。 周公平定武庚、管、蔡之乱后，便将他们所管辖的殷遗民一分为二，一部分封给了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封于商丘，国号宋；另一部分则分给成王的叔父康叔，封于殷商故墟，国号卫。武王死后，唐地发生叛乱，成王诛灭唐以后，封他的兄弟叔虞于唐。以后周王也进行过分封，但都规模不大。 经过周初的两次分封，形成了以王畿为中心、众多诸侯拱卫周王室的局面。王畿是周王室统治的中心地区，武王时已经计划将周的王都建于洛水与伊水之间的地区，但没来得及兴建就去世了。周公东征以后，就按武王的计划修建了洛邑（河南洛阳市东），把那些殷顽民迁移到这里，加以监视。 周公又在附近建王城（洛阳市内），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这样，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谓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西边的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是周人兴起的地方，称宗周。东面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是保卫宗周和镇抚东方的重镇，称成周。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余里，王畿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有显著的增强，成为控制全国的基地。周朝在王畿（甸服）之外有侯服、宾服、要服、荒服。侯服就是指诸侯国所分布的地区。侯服之外，就是一些关系比较疏远的旧国或其他少数民族部落。 周初分封了71国，其中姬姓53国。据《左传》记载，先后受封的文王后代有16国，有管（河南郑州）、蔡（河南上蔡）、郕（山东汶上北）、霍（山西霍县）、鲁、卫、毛（河南宜阳县境）、聃（地不详）、郜（山东城武县东南）、雍（河南沁阳东北）、曹（山东定陶）、滕（山东滕县）、毕、原、酆、郇（山西猗氏县西）。属于武王诸子的四国，邗、晋、应（河南宝丰县西南）、韩（山西芮城县西）。属于周公后代的六国，凡（河南辉县西南）、蒋（河南淮滨期思集东北）、邢、茅（山东金乡境）、胙（河南延津）、祭（郑州北）。 在众多的诸侯中，尤以东方的齐、鲁，北方的晋、燕，中原的卫国最重要。鲁，是周公旦的封国。其疆域，北到泰山之下，东过龟蒙，南边包括凫、峄诸山。附近的若干小国都是它的附庸。这里原是少皥部的故地，居住着奄、商部落。武王灭商后，就把这一地区分封给周公，周公由于辅佐成王，一直未能到封地去。武王死后，这里的淮夷、徐戌同时叛乱，周公东征平定了这里的叛乱，稳定了局势，便立即让他的儿子伯禽到封地去，让他镇守这一地区，并要他“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也就是要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成为周王朝强有力的屏辅。同时分给他殷民六族，即条氏、徐氏、尚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个殷商部族以及大量礼器和仪仗。鲁国成为周王朝在东方的重要诸侯，领导当地的淮夷部落臣服于周王室。 齐是师尚父的封地。师尚父即姜尚，他是周武王的大功臣，为周王朝的兴起立下了不小的功劳。周武王将它封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国号齐。这里是薄姑之民的故地，也是一股巨大的抗周势力。武王让他在这里镇抚薄姑之民，其封疆东至海滨，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山东沂水县北），北至无棣（山东无棣）。它也是周王室控制东夷的重要力量，同时周王还授予他征伐违抗王室的侯伯的权力。 卫是康叔的封地。康叔是武王的同母弟、成王的叔父。这里是殷都旧地，在周公平定了武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就把康叔封到这里。它的疆域以朝歌（河南汲县北）为中心，武父（河南河北交界处）以南，圃田（河南中牟西）以北的地区。康叔被封时还得到了殷民七族，即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个殷商部族，以及许多宝器仪仗。由于卫国是殷人的故地，所以周公十分重视，特别作《康诰》《梓诰》《酒诰》叮咛康叔，让他兼用商周的制度。康叔遵照周公的教导，很快就消除了殷遗民的对立情绪，收到了“民大悦”的效果。在众多的封国中，卫国地处中原，又接近王畿，其疆域也最大，是屏卫周王室的重要封国。成王亲政以后，任用康叔担任周王室的司寇，执掌刑罚大权，卫侯又掌握着指挥成周八师的大权。 晋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地。辖区在今天的山西境内，自古以来就居住着群狄部落，他们经常内侵，商朝时就经常在这里用兵。武王死后，这里的唐国乘机叛乱。为了加强对群狄的防御，成王将他的弟弟叔虞封于唐（山西翼城），国号唐，到叔虞的儿子时，改国号为晋。这里曾是夏朝故地，叔虞还得到了夏遗民怀姓九族，所以晋国实行夏政并兼顾戎狄的习惯。 燕是召公奭的封地。它是周王朝在东北方的屏藩，这里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它起着控制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的戎狄部落的作用，影响达到白山、黑水之间的地区。 此外，在南方，在淮水上游还有蒋、息（河南息县）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有申、吕等姜姓国，在淮水、汉水之间有汉阳诸姬，其中随（湖北随县）国为最大。在长江下游地区，在文王以前，就有古公亶父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在太湖沿岸建立了吴国。 周王朝实行的分封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广大的区域实行有效统治的最好办法。大量分封诸侯，对巩固和稳定周王室确实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周灭商以后，在周王朝影响的范围内，还有众多的旧国存在，在边远地区，也有大量少数民族部落，周王朝的封国与这些旧国和少数民族杂处，有效地扩大了周王朝的政治影响，对传播先进的周文化，加速这些地区的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历史上民族统一体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封国的发展程度不同，一些诸侯发展壮大起来，向四周扩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大邦，到春秋时期，形成了诸侯割据列国争霸的局面。 国人暴动 在成王、康王统治的时期，周朝政局比较安定。后来，由于奴隶主贵族加重剥削，加上不断发动战争，平民和奴隶的不满情绪也随着增长。周朝的统治者为了镇压人民，采用十分严酷的刑罚。周穆王的时候，制定了三千条刑法，犯法的人受的刑罚有五种，叫做“五刑”，像额上刺字、割鼻、砍脚，等等。但是，刑罚再严，也阻止不了人民的反抗。 到了西周第十个王周厉王即位后，对人民的压迫更重了。周厉王宠信一个名叫荣夷公的大臣，实行“专利”。他们霸占了一切湖泊、河流，不准人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谋生；他们还勒索财物，虐待人民。 那时候，住在野外的农夫叫“野人”，住在都城里的平民叫“国人”。周都镐京的国人不满厉王的暴虐措施，怨声载道。大臣召公虎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进宫告诉厉王说：“百姓忍受不了啦，大王如果不趁早改变做法，出了乱子就不好收拾了。” 厉王满不在乎地说：“你不用急，我自有办法对付。” 于是，他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从卫国找来一个巫师，要他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我，你就立即报告。” 卫巫为了讨好厉王，派了一批人到处察听。那批人还敲诈勒索，谁不服他们，他们就随便诬告。 厉王听信了卫巫的报告，杀了不少国人。在这样的压力下，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里议论了。人们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只交换一个眼色，就匆匆地走开了。 厉王见卫巫报告批评朝政的人渐渐少了下来，十分满意。有一次，召公虎去见厉王，厉王扬扬得意地说：“你看，这会儿不是已经没有人议论了吗？” 召公虎叹了一口气说：“唉，这怎么行呢？堵住人的嘴，不让人说话，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哪！治水必须疏通河道，让水流到大海；治国家也是一样，必须引导百姓说话。硬堵住河流，就要决口；硬堵住人的嘴，是要闯大祸的呀！” 厉王撇撇嘴，不去理他，召公虎只好退出。 厉王和荣夷公的暴政越来越厉害，过了三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国人忍无可忍，终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暴动。起义的国人围攻王宫，要杀厉王。厉王得知风声，慌慌忙忙带了一批人逃命，一直逃过黄河，到彘（今山西霍县）才停下来。 国人打进王宫，没有搜到厉王。有人探知厉王的太子静逃到召公虎家躲了起来，又围住召公虎家，要召公虎交出太子。召公虎没奈何，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送出去，才算把太子保护了下来。 厉王出走后，朝廷里没有国王，怎么办呢？经大臣们商议，由召公虎和另一个大臣周公主持贵族会议，暂时代替周天子行使职权，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起，中国历史才有了确切的纪年。 共和行政维持了十四年之后，周厉王在彘死去。大臣们立太子姬静即位，就是周宣王。宣王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得到诸侯的支持。但是，经过这一场国人暴动，周朝统治者已经外强中干，江河日下！ 西周灭亡 周宣王后期，国家因连年征伐又多有不克，而国力耗损、王朝渐衰。宣王之子幽王即位后，都城镐京及三川地区大地震，给国家造成了惨重的损失，人民生活更加困苦。 可是，幽王不但未采取恢复社会安定、重建家园的任何措施，反而只一味奢侈享乐，尤其是信任那“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并用为卿士，掌管政事，于是引起了广大国人的强烈不满。 当时，灾荒饥馑等造成了人民的大量流亡，加之戎人的乘机入侵，渐渐造成了“四夷交侵”的不堪局面。国家实力大损，统治危机四伏。 就在这时，曾经被幽王征伐过的褒国向幽王进献了美女褒姒，很快她就得到了幽王的宠爱。幽王三年(前779年)，褒姒为幽王生子伯服。为了取悦自己的所爱，幽王八年(前774年)时，他终于下令废黜了王后申氏及太子宜臼，而改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 宜臼被逐，逃奔至其外祖父申侯那里。申侯见自己的女儿、外孙皆被废黜，自然大为不满。当时，除了少数佞臣，王室、大臣等对于幽王这种废后立妃、废长立幼的违制之举也极力反对。可是周幽王却决心已定，他甘愿冒这天下之大不韪。 有意思的是，尽管幽王非常宠爱褒姒，可是这褒姒偏偏生性不爱笑。幽王为了逗引佳人一笑，自然用了许多法子，可是都未能奏效。这时，有一位大臣给幽王出了个非常大胆的主意——“烽火戏诸侯”。幽王也没有多计后果，便欣然采纳了这个建议。 这样，报警的烽火就被点燃了，示警的鼓声也被敲响，四下一片人心惶惶。而四方诸侯们见王都举了烽火，以为有敌人侵犯王都，便召集了人马日夜兼程赶至王都。这褒姒见诸侯及众人们纷纷赶来，神色紧张而疲顿，又茫然若失，于是禁不住开怀一笑。 幽王见美人终于绽开了笑颜，心里当然很高兴，乃至其后又数次用了这个法子来逗引褒姒。可想而知，如此戏弄人，自然又引起了诸侯们的强烈不满。 幽王十年(前772年)，幽王与诸侯在太室会盟。这时幽王意欲将废太子宜臼赶尽杀绝，所以决定兴兵讨伐申国。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申侯联合曾国、犬戎等进攻镐京。幽王命举烽火以召诸侯兵救王都之危，可是这回诸侯以为又是幽王在逗引褒姒，故而按兵不救。于是申人、曾人、犬戎入镐京，戎人杀幽王及太子伯服等人于骊山之下，并掠走了褒姒。 至此，立国两百余年的西周王朝宣告了灭亡。 西周灭亡以后，诸侯等共立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当时，镐京已被严重破坏，加之防备外患不力，于是平王东迁都城于雒邑，这便成为了东周历史的开始。“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兼)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自此，周王室不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就这样，春秋群雄并立的时代也就揭开了序幕。 春秋争霸 春秋争霸是发生于春秋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平王东迁后，奴隶制开始衰落，周王室力量衰微，对地方的控制大大削弱。各国诸侯先后出现了旨在掠夺土地、人口、财物的长期争霸战争。争霸角逐中出现的“春秋五霸”，一般认为是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齐桓公是春秋时期第一位真正的霸主。齐国位于今山东半岛，靠山临海，进可攻，退可守，处在战略要地。襄公在位时，齐曾一度强盛。襄公死后，避难在外的两个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赶回齐国。在鲍叔牙帮助下，小白抢先返齐，路上遇到公子纠的师傅管仲放箭刺杀，但逃过这一劫，夺得君位。小白就是齐桓公。齐桓公不记一箭之仇，起用管仲为相，开始了争霸大业。管仲的改革强化了对国家的控制，有利于政局稳定，为对外争霸奠定了坚实基础。公元前681年，齐约8个诸侯会盟于北杏，但鲁、卫、曹、郑拒不出席，齐便以此为借口讨伐鲁。公元前680年，齐又联合陈、曹伐宋，并请周王室派军相助。宋被迫求和。公元前679年，齐、鲁、宋、卫、陈、郑在卫国的鄄会盟，齐桓公成为诸侯长，这是他称霸的开始。此时南方的楚国也日益强大，齐桓公就率齐、鲁、宋、卫、陈、郑等8国侵蔡伐楚，直抵楚境，楚不得已而求和。两方订立“召陵之盟”，楚承认了齐的中原霸主地位。公元前651年，齐在葵丘召集诸侯国会盟，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顶峰。齐桓公的霸主业绩使周王天子虚位得以保持百年之久，同时也避免了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践踏。 齐桓公死后，霸权移至晋。晋本是小国，经献公兼并小国、攻伐戎狄后逐渐强大。献公晚年因为废嫡立庶，迫使公子重耳在外流浪19年。公元前636年重耳返晋即位时已60多岁，称晋文公。 当时，周王室发生内乱，晋文公约会诸侯平定叛乱，迎周襄王复位，提高了自己的威望。后来在城濮大战中，晋与宋、齐、秦联合，大败楚军。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襄王正式册封他为侯伯，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以后的80年间，晋楚间的斗争成为大国争霸的主要内容。文公死后，晋国霸权受到南楚和西秦的威胁。楚庄王任用孙叔敖，励精图治，开始争霸中原的大业。公元前598年，楚攻打郑，晋派兵来救，被楚打败。两年后楚又征服了宋国，中原小国纷纷依附，楚庄王遂成为中原霸主。春秋后期，晋楚之间势均力敌，争伐比以前减少，进入了二强相持阶段。两次弭兵(和平)会盟之后，晋楚平分霸权，黄河流域的争霸战争告一段落。 当时，还曾有宋襄公、秦穆公欲争霸中原而未遂的情况，在长江流域的吴越之间的争斗，构成春秋争霸的尾声。吴王阖闾于公元前515年即位，重用伍子胥、孙武等人治理国家。公元前506年吴大举攻楚，五战五胜，见楚大势已去，便转而与越争雄，但却被越王勾践所败，阖闾战死。其子夫差即位，继续攻打越国，并于前494年打败勾践。夫差便挥师北上去问鼎中原。勾践卧薪尝胆，在大夫范蠡辅佐下，暗中整顿，壮大力量，于前473年灭吴，一时号称霸主。 春秋的争霸战争，尽管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局面，但它沉重打击了西周以来的贵族统治体系，使国家数量减少，换来了区域性统一，同时也使各国实施改革，增强国力，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战争还促进了华夏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家分晋 三家分晋是春秋战国之交，晋国被赵、韩、魏三家贵族瓜分而亡的历史事件。这是春秋后期公室与私家之间激烈斗争的结果。公室是指诸侯国君，私家指卿、大夫之家。在西周宗法封建制下，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自己之下又分封卿、大夫，卿大夫有自己的封邑和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至春秋时期，由于诸侯国势力扩张，卿大夫势力也随之发展，并开始互相兼并。春秋末期，诸侯国权力下移，由公室转向私家。有些势力强大的卿大夫，权力日甚，甚至操纵了诸侯国君。三家分晋就是典型一例。韩、赵、魏本是晋国卿大夫贵族，经过吞并打击其他公卿，日渐强盛，最后瓜分晋国，成为新兴的三个封建君主。晋文公当政时，晋公室的力量削弱，卿大夫的力量却日渐强大。文公死后，王室力量更加衰落。到春秋中叶，旧贵族已只剩下栾氏、羊舌氏和祁氏等几家。厉公将私家看成最大的威胁，他举兵杀戮，反而被私家所杀。晋朝中期以后，势力最大的卿大夫有韩氏、赵氏、范氏、魏氏、中行氏、智氏六家，史称六卿。 六卿代表着新兴的封建势力，他们不断地同以公室为代表的旧贵族进行斗争。公元前550年，以范氏为首的新兴势力联合起来共同攻打当权的旧贵族栾氏。栾氏逃走，并在齐的帮助下重返晋，以私邑曲沃为据点，发兵进攻晋的绛都。为了战胜栾氏，范氏发布命令，有功者就封官加赏，因而士气得到鼓舞，提高了战斗力。奴隶出身的斐豹以解放自身为效忠的条件，范氏当即同意。斐豹作战表现英勇，杀死了栾氏的力士，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翦灭了栾氏。此后，新兴势力又相继打击谷氏、胥氏、原氏等旧贵族，政治完全被卿大夫所把持。 六卿为了竞争，他们各自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的革新措施，其中赵氏的革新最为有效。赵氏简子看到了争取民心的重要性，他实行很多措施减少农民负担，奖励军功，释放奴隶，任贤选能，因此比范氏、中行氏处于更有利的竞争地位。在联合韩、魏与范氏、中行氏的斗争中，赵氏屡屡获胜，最终把范氏、中行氏原有的土地瓜分。当时晋君曾出面干涉，但被四家罢黜，另立新君，可见当时他们的势力已十分强大。 四家之中，智氏是最强的，他一心想独吞晋国。公元前455年，智氏联合韩、魏两家一起出兵攻打赵氏，并答应灭赵后将赵家土地户口三家平分。赵襄子以晋阳为据点和其他三家展开对峙。由于晋阳是赵家原有的领地，治理得当，民心归附，加上赵氏军队士气旺盛，坚守城池，一时之间晋阳无法攻下。就这样相持了二年之久，到了第三年，智氏引晋水淹晋阳城。由于长期被困造成弹尽粮绝、人心疲散的情况，晋阳城的形势变得十分危急，赵襄子想出了分化三家联盟的计策。他派相臣张孟悄悄地出城去劝说魏、韩。张孟对他们说，唇亡齿寒，如果赵国亡了，智氏的势力得不到抑制，野心不减，迟早也会消灭魏、韩两家，独吞晋国。韩、魏看清了形势，倒戈相向，暗中与赵商定共同灭智。智氏的谋臣看出事情有异，劝说智氏小心谨慎。然而专断跋扈的智氏不以为然，结果被其他三家联合灭掉了，其土地户口也被三家平分。这时晋已完全衰落，他们于是瓜分了晋国土地。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韩、赵、魏为诸侯。后来三家废掉晋君，晋亡，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封建君主韩、赵、魏。他们各立宗庙，建都城，逐渐进入战国七雄的角逐中。 秦灭六国 秦王嬴政消灭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势力之后，掌握了秦国大权，此时秦国已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了。他所统治的地方，除了秦国的本土以外，还有上郡、河东、上党、太原等14个郡，不仅囊括了西部的大半个中国，还深入到中原地区。像韩、魏两国，实际上已处于秦国的三面包围之中，秦国兼并六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了。 秦王嬴政采取了李斯等人的策略，派姚贾等人带着大量的金钱，专门到六国去搞间谍活动，凡是能够收买的，就用金钱收买过来，要他们在国内鼓吹投降，破坏联合抗秦；如果谁不肯接受贿赂，就暗中把他杀死。同时，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准备对六国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 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觉得一切都准备好了，便开始向东方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 首先，秦王嬴政派内史腾率领一支军队灭掉了弱小的韩国。第二年，他又派出老将王翦率领几十万大军去进攻赵国。赵王命令大将李牧率军抵抗，李牧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老将，曾多次打败秦军的进攻。他团结将士，森严壁垒，严加防守，拒不出战，使王翦很难下手。在两军相持不下的时候，赵王迁却听信了早已被秦收买了的内奸郭开的“李牧蓄谋造反”的诬告，杀了李牧，改派赵葱做大将。不久王翦大败赵军，一举攻战了邯郸。赵王迁只好向秦国投降。他的儿子嘉带领几百人马逃到代郡(今河北省蔚县)，自立为代王。 紧接着，王翦又率大军北上去攻打燕国。燕国的太子丹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派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刺杀未成，反被肢解而死。公元前226年，王翦大败燕军，攻破了燕的都城蓟(在今北京)。燕王喜只好将都城迁到辽东。 攻打楚国时，秦王嬴政开始不听老将王翦之言，错用了年轻而又轻敌的将领李信。李信深入楚境后还没来得及和副将蒙恬会师，就遭到楚军的伏击。秦军被拦腰斩断，首尾不能相顾，一败涂地。 李信大败的消息传来，秦王从盛怒中逐渐冷静下来，当即决定，亲自去频阳，请老将王翦出马。秦王嬴政到了频阳，见到王翦，行咎自责，恳请王翦率兵出征。王翦见秦王态度诚恳，知道这次非自己出马不可，便带领60万大军出征。秦王嬴政亲自率领群臣在渭水边设宴为王翦饯行。 王翦进军到楚国边境，楚国调动了全国的军队来抵御。但是秦军只和楚军遥遥对峙，深沟高垒，并不出战。楚军屡次挑战，王翦却令全军好好休息，坚守不出，养精蓄锐，以待战机。楚军因为秦军多日不肯出战，产生了麻痹思想，锐气渐消，楚军大将项燕领军全线东撤。 王翦抓住这个战机，在一天晚上突然发布命令向楚军出击。早就憋足了劲的秦国大军，像猛虎下山一样地扑了过去，打得楚军措手不及，四处逃散。王翦乘胜追击，杀死了楚将项燕。公元前223年，王翦率军攻占了楚国都城寿春(今安徽省寿县)，灭了楚国。 王翦攻打楚国的时候，秦王嬴政还陆续派兵去平定魏地和燕地。公元前225年，王翦的儿子王贲领兵攻破魏都大梁，灭了魏国。公元前222年，王贲又率军远征辽东，俘虏了燕王喜，接着，又回师攻代，俘虏了代王嘉。至此，燕、赵两国也彻底灭亡了。 最后，只剩下一个齐国了。齐国本来比较强大，可惜齐王听信了已被秦国收买了的内奸丞相后胜的话，早先不但不援助其他国家抗秦，本国也没做一点防备。当秦兼并了五国之后，齐王才急忙派兵去防守西部边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公元前221年，王贲率军进入齐的都城临淄。齐国没有任何抵抗，就向秦军投降了。 这样，秦王嬴政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用了十年时间，先后兼并了韩、魏、燕、赵、楚、齐等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他把统一的国家定名为秦，国都定于咸阳(今陕西省咸阳)。他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再沿用过去“王”的称号就不能显示成功、传之后世，便与群臣商议，更换名号。 李斯等人说：“过去五帝管理的地方，也不过一千里大。如今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大王比五帝强多了!古时有天皇、地皇、人皇，人皇最高贵。大王就称做人皇吧?”秦王嬴政对称人皇还不满足，就将三皇中的“皇”字和五帝中的“帝”字加起来，称为皇帝。他认为秦朝从自己开始称帝，会“二世、三世，至于万世”永远传下去的，于是便自称“始皇帝”，后来人们就称他为秦始皇了。 陈胜吴广起义 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209～公元前206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农民大起义发生在秦朝末年。从起义的爆发、发展到形成全国规模，绝不是偶然的。 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秦朝加在农民头上的剥削压迫是非常重的。史载当时田租、口赋等封建负担，“二十倍于古”，特别是让农民感到负担最重的，还是兵役、徭役。按照政府规定，一个成年男子每年要为政府服徭役一个月，一生要在本郡服兵役一年，又要到京师或边疆戍守一年。此外，秦始皇经常发动全国人力，大兴土木，四处征伐，如修造阿房宫、骊山墓、筑长城、修驰道、戍五岭、击匈奴等。因而各种徭役非常繁重。当时全国约2000万人口中，往往有200多万人被征发去服苦役。这就造成了广大农民不堪忍受的重负。同时，秦法苛酷，稍有触犯就要受到重罚，每年被苛法虐害的百姓成千上万，以致造成“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惨象。 秦二世掌权后，对人民的压迫变本加厉，“赋敛愈重，戍徭无已”，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了。统治阶级拼命压制人民反抗，刑罚越来越严酷，“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人民忍无可忍，“欲为乱者，十室而五”，决心起而反抗，革命形势已到一触即发的程度。 同时，秦二世是用阴谋手段取得帝位的，生怕人们不服，先后杀死扶苏、蒙恬、蒙毅、李斯等宗室大臣几十人。结果，“群臣人人自危，欲叛者众”，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大混乱。到这时，不但人民已经无法生活下去，统治阶级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农民起义爆发的条件完全成熟。 公元前209年，终于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陈胜，又名陈涉，阳城人，雇农出身。吴广，又名吴叔，阳夏人，也是贫苦农民。公元前209年7月，他们和900个贫苦农民在秦朝两个尉官监押之下，一起被征发去戍守渔阳。他们走到大泽乡，遇上连日大雨，道路不通，无法按期到达渔阳。按照秦朝法律，失期当斩，死亡威胁着每一个人。陈胜便和吴广商议，现在逃亡是个死，起来造反也不过是个死，同样是死，为什么不拼死干出一番事业来呢?他们又分析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形势，认为只要敢于举起义旗，必能得到天下响应。于是，他们下定决心发动起义。 起义开始了。陈胜、吴广出面，夺了两个押队尉官的武器，把他们杀死。然后，陈胜集合全队，对大家说：“咱们遇雨失期，依法当斩。即使朝廷不杀我们，戍边的人也要有十分之六七被折磨死。壮士不死便罢，死就应该死得壮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经过陈胜的动员，900个戍卒同声高呼：“我们拥护你!服从你的命令!”于是，大家便行动起来，“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还一起袒露右臂，举行盟誓，正式宣布起义。陈胜、吴广被推为起义领袖。 农民起义军很快攻占大泽乡，接着又攻克蕲县。不久，起义军开始向外扩展。陈胜派出一支兵力攻略蕲县以东地区，自己则与吴广率领主力向西进军，连克金开、谯、苦、柘等地。进征途中，农民纷纷参加起义队伍。打到陈时，陈胜已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力量已很强大。陈胜攻占陈后，当地群众建议：“将军(亲)身被(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功宜为王。”要求建立以陈胜为首的农民政权。于是，在群众拥戴之下，陈胜遂称陈王，国号“张楚”。这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便在革命烽火之中正式诞生了。 陈胜领导农民起义和“张楚”革命政权的建立，如一声春雷，震动了全国。于是，“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天下从之如流水”，各地纷纷起义，响应陈胜。其中最重要的是沛县亭长出身的刘邦和出身于楚国贵族的项梁、项羽所领导的两支起义军。这时，对秦灭六国心怀不满的六国贵族，如张耳、陈余等人也乘时而起，打出了反秦的旗号。这些人加入起义，无非是想利用群众力量，乘机进行割据。 陈胜起义军明确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战斗目标，打击矛头直接指向秦王朝。起义军在阵地建立政权后，便兵分三路，立即向秦的都城咸阳进军。一路由吴广率领，准备夺取秦的军事重镇和最大粮仓所在地荥阳。一路由周文统率，是起义军的主力部队，正面攻夺函谷关，准备直取咸阳；另一路则攻南阳、叩武关，以从侧翼迂回进攻咸阳。同时，陈胜又分遣诸将，四出攻略，以扩展革命政权的影响。他派武臣、张耳北征旧赵地，派邓宗南取九江郡；派周市经略魏地。秦朝在关东的地方政权纷纷动摇和瓦解。 周市大军西进途中，不断吸收农民参加起义队伍，进抵函谷关时，已形成拥有兵车千乘、战士数十万人的强大队伍。这支队伍，一路拔城破关，锐不可当。九月，他们一直打到离咸阳只有百十里路的地方，给秦王朝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消息传来，秦二世集团大为惊慌，急忙赦免在骊山修墓的几十万“刑徒”和“奴产子”，仓促组成一支军队，派少府章邯率领，向农民军反扑。周市的这支起义军虽然作战英勇，但由于发展太快，孤军深入，而且缺乏训练和战斗经验，经过几次苦战，被迫撤出函谷关，最后在渑池一战，再次失利，周市兵败自杀。 秦将章邯乘势东下，进逼正在围攻荥阳的农民军。吴广所部起义军久围荥阳不下，内部发生分裂。吴广被部将田臧假借陈王命令杀死。接着，田臧便率军西向迎战章邯。敖仓之战，田臧兵败被杀。这支起义军也失败了。 章邯又转过头来，驱兵向起义军中心据守的陈进攻。陈胜亲自指挥农民军，英勇抗击反动军队。但终因兵力单薄，又无外援，只好逐步后撤。十二月，退到下城父时，陈胜不幸被叛徒庄贾杀害。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壮烈牺牲了。 农民军主力虽已失败，陈胜、吴广也先后牺牲，但其余部则仍然坚持战斗。其中，由吕臣领导的“苍头军”，斗争更为英勇。他们曾收复秦军占夺的陈，惩杀了叛徒庄贾，给秦军以很大的打击。后来，吕臣领导的“苍头军”，联合项梁、项羽农民军，继续坚持反秦斗争。 秦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大起义。陈胜是中国农民革命史上第一位农民革命领袖。“张楚”政权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因此，秦末农民起义体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并为此后历代的农民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榜样。陈胜、吴广领导的秦末农民起义揭开了我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壮丽的序幕。 楚汉之争 在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失败以后，楚地的刘邦和项羽领导两支农民军，继续进行反秦斗争，成了反秦的主力。 为了推翻秦朝统治，起义军作出决定，由刘邦领兵向西略地入关，项羽往北救赵入关，并且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由于刘邦军纪严明，“所过毋得掠掳”，又采取了收买秦将约其降的方针，很快瓦解了秦军，没有遇到大的抵抗，就攻下了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以后，刘邦听了张良、樊哙的劝告，“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灞上，又除秦苛法，“与父老约法三章”，规定“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刘邦的一套办法，受到了关中人民的拥护，“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刘邦又婉言谢绝：“仓库里的粮食很多，并不缺乏粮饷，不要秦民再费心。”这更使得大家高兴，都唯恐刘邦不为秦王。 这时，项羽也破釜沉舟，在歼灭了秦军主力以后，到了函谷关外。他听说刘邦已经攻破咸阳，收降了子婴，便怒气冲冲地打破函谷关，驻军鸿门，并准备第二天击破刘邦军。这时，项羽的谋士范增也看透刘邦原来在山东时“贪于财贸，好美姬”，而入关以后，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说明他正在收揽人心，志气很大，也劝项羽要立即进攻刘邦，不能给他以喘息、发展的机会。当时，项羽军士40万，刘邦只有军士10万，如果项羽进击刘邦，是有把握获胜的。 可是，正在这时，项羽的叔父项伯却因为与张良要好，连夜偷偷跑到刘邦军中，把项羽明日进击刘邦的消息告知张良，并劝他赶快逃走。张良反劝项伯和他一起去见刘邦。刘邦估计到自己力量不及项羽，只得在项伯来时，向他表示，自己清理关中户口、府库，正是等待项羽前来接收，绝无独占关中的野心，并请项伯把这个意思转告项羽。刘邦还称项伯为兄，为他设置酒宴，与他约为姻亲，对项伯竭尽拉拢之能事。项伯答应了刘邦的要求，约刘邦明日一早快来拜见项羽。当夜，项伯就把刘邦的话转告了项羽，并替刘邦说了许多好话，终于使项羽改变了进击刘邦的决定。 第二天，刘邦只带领100骑兵，同张良、樊哙等几员将领来到鸿门，拜见项羽。项羽设宴招待刘邦，一同入席的还有项伯、范增和张良。尽管刘邦已经得到项羽谅解，可是，宴席上的气氛仍然非常紧张。范增几次举起所佩的玉玦向项羽示意，要他下令杀死刘邦，项羽都默然不动。于是，范增招来武将项庄，暗嘱他以舞剑为名，在宴席上刺死刘邦。项庄立即进入军帐，舞起剑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项伯也拔剑起舞，几次挡住了项庄刺来的剑，保护刘邦。张良见情势紧急，也立即召樊哙持剑握盾闯入军帐。樊哙怒目站在项羽对面，由于过分愤怒，他的头发都竖了起来，眼角也张裂流着鲜血。当项羽问明他便是刘邦的卫士樊哙时，不尽称赞说：“真是壮士啊!”并赏赐给樊哙一斗酒和一只生猪腿。樊哙一面喝酒，大口吞下生猪腿，一面陈述刘邦的功劳，指出要杀害刘邦是走秦朝的老路。在樊哙义正词严地指责下，项羽哑口无言，只好说：“将军请坐。”刘邦乘此机会，假说上厕所，溜出军帐，骑上马返回灞上。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故事中“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刘邦)”的情节，也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典故。 “鸿门宴”后，项羽进入咸阳，放火烧了阿房宫，杀死秦王子婴，大肆抢掠。他凭借手中武力，以为天下从此已定，分封六国贵族、秦朝降将和有功将领18人为王，自称“西楚霸王”，班师东归，都于彭城。刘邦被封为汉王，被迫进驻巴、蜀、汉中一带。项羽又封秦将章邯等三人在关中为王，用以堵塞刘邦东进的道路。刘邦也用张良计，烧毁所过栈道，借防备诸侯兵的袭击为名，向项羽表示再无东回的意思。 被项羽分封的诸王，多忙于维持自己的地位，并不真正服从项羽的领导，没有受封的人更是心怀怨恨，刚刚一个月就互相攻杀起来。刘邦则乘机出兵，攻灭了章邯等三个王，完全占有关中地区。公元前205年春，刘邦便利用项羽率兵北上攻打齐王田荣的时机，率领不满意项羽的五诸侯兵56万人，挥兵东向，攻占彭城。项羽急领精兵3万回师。刘邦战败，退守荥阳。刘邦的老婆吕雉和父亲都做了项羽的俘虏。公元前204年夏，刘邦尚未恢复元气，项羽又包围了荥阳。刘邦一面派人与项羽和谈，以为缓兵之计；一面用陈平反间计，使项羽与部下不和，不能用范增的主意，坐失战机。就这样，刘邦便摆脱了困境，得以重整旗鼓。这一年十月，刘邦攻占了成皋，据有囤积充足粮食的敖仓，军心大振。此时，大将韩信已经先后攻占了魏、赵和齐地，刘邦也南联九江王英布，北联燕王臧荼。这样就完成了对项羽的包围形势。 公元前203年秋，项羽兵疲粮绝，被迫与刘邦达成和议，平分天下，以鸿沟(今河南荥阳)为界，以西归汉，以东归楚。项羽归还了刘邦的父亲和妻子。 鸿沟和议后，项羽引兵东归了。可是，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建议，继续挥戈东进。公元前202年，与韩信和彭越两支军队汇合，大败项羽于垓下，将项羽和楚军重重围住。在茫茫黑夜里，楚军四面都唱起了楚歌。项羽大惊，哀叹道：“汉军已全部占领楚国了吗?为什么汉军中的楚人这么多?”在“四面楚歌”中，项羽感到了覆灭的命运就要来临，只得和身边的美人虞姬借酒消愁，乘着酒兴，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项羽歌罢，带着八百壮士，乘夜突围，向南逃去。当逃到乌江时，汉兵已经追到，又拼杀了一阵，项羽遍体鳞伤，自度不能逃脱，便举剑自杀了。 白登突围 为了防御匈奴人的进攻，汉高帝刘邦便把韩王信封于代地。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匈奴大举进攻马邑，韩王信不敌，于是索性投降匈奴。 当楚汉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开始日益强大起来的北方游牧部落匈奴在冒顿单于的带领下，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北征丁零、坚昆等部，南灭楼烦、白羊，并重新占领了河套地区。待到西汉王朝建立时，强盛的匈奴部已拥有“控弦之士”近40万，他们正虎视眈眈地对着中原，声势逼人。显然，他们不久将要成为西汉王朝的一支劲敌。 高帝六年(前201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今山西朔县)。是年九月，早就同匈奴关系暧昧的韩王信放弃了抵抗，开始与匈奴勾结。次年，韩王信又与匈奴联合进攻晋阳(今山西太原)。 高帝七年(前200年)十月，刘邦亲率大军30万进剿韩王信，于铜鞮大破叛军。韩王信公开逃往匈奴，与匈奴人及部下残军继续同汉王朝为敌。匈奴左右贤王率万余骑兵在广武、晋阳一带不断与汉军周旋。时值天寒大雪，汉军士卒多被冻伤，其中被冻掉了手指的人就占到了十分之二三。然而，冒顿单于为迷惑汉军，故意隐匿其精兵，反将一千老弱士卒暴露在外。 刘邦被骗，于是亲率汉军主力向匈奴大肆进攻。当汉军越过句注山时，奉春君刘敬觉察到敌军有异常，他劝阻刘邦道：“如今两国相斗，应该首先把自己的优势展现出来以令敌军产生畏惧心理。现在，我却只看见敌方老弱病残的士兵，想来这一定是他们引诱我们的法子。所以，我认为匈奴是不可以轻易攻打的!”然而，刘邦非但不听劝阻，反而指责刘敬惑乱军心，以至将其关押问罪。 刘邦率汉军至平城，在步兵主力尚未集结之时，冒顿单于突然率领着自己的30多万精锐部队杀出，一鼓作气便将刘邦所部围困于平城东南之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汉军顿时被截为内外不能呼应的两部，刘邦及被围困于白登山上的汉军将士七日七夜不得突围，内外汉军彼此不能相救，情况万分危急。 就在此时，刘邦手下的重要谋士陈平献计：派人贿赂单于的阏氏(相当于汉朝的皇后)，并晓之以利害。阏氏在接受了贿赂后，果然劝说冒顿令其解围。恰值叛投匈奴的降将王黄、赵利等人也未按单于规定的时间赶来会师，此事引起了冒顿的怀疑。冒顿消灭刘邦的决心开始动摇，于是他便命令围开一角，陈平等人则趁隙保护着刘邦突围而出。到达平城时，汉军主力已至，匈奴人见战机已失，不得不撤兵而去。刘邦知匈奴撤兵，也不敢恋战，在派出樊哙收复代地后，自己则率兵退回了广武。不久，他回到了长安。 平城之战后，白登被围使得汉高帝刘邦认识到了西汉王朝暂时还无力与匈奴较量，从此他便改变了对匈奴的强硬对策。此时，刘敬趁机献上了“和亲”之策，以暂时笼络住贪婪的匈奴人。汉匈和亲以后，双方还“约为兄弟”，西汉政府最终用财物换得了边境暂时的安宁。尽管此后匈奴仍不时骚扰，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汉初并未出现。直到汉武帝时期，汉方才一改屈辱的妥协政策，转而对匈奴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 吕后专权 吕后名雉。汉高祖死后，惠帝刘盈懦弱，后又早亡，吕后独立执政15年，利用手中的权力取得了一些为人称道的政绩。其中减轻百姓负担，导正社会风气，废除许多繁杂苛刻的法令，尤以废除“三族罪”和“妖言令”为百姓所称道。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刘邦死后，吕后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吕氏和刘邦结婚完全是个巧合。吕氏嫁给刘邦的时候，刘邦只是沛县的泗水亭长。虽然是不入流的官，但是刘邦为人“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比较有气魄，所以也结交了沛县的一些豪杰。吕氏的父亲是个善于交际、八面玲珑的人，与沛县县令是好朋友。吕氏的父亲过生日，很多人当然要去祝寿。刘邦没有什么钱，却爱拍马屁，没钱也要办事。他脸皮厚，胆子大，居然虚报了一大笔礼品就堂而皇之地入了席。 管家就把这事告诉了吕氏的父亲。吕氏的父亲十分生气，带些怒气出来看个究竟，谁料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因为吕氏的父亲精于相人之术，他一眼看出刘邦隆准龙颜，有天日之表，日后必成大器，于是不顾家人的反对，硬把爱女许配给刘邦。刘邦当然喜不自禁，自己年近四十，攀上这门好亲戚，真是喜从天降。 吕氏和刘邦成婚以后，他们的两个子女陆续出生，女儿就是后来的鲁元公主；儿子是刘盈，也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邦经常为了公务以及与朋友们交往，三天两头不回家。织布耕田、烧饭洗衣、孝顺父母及养育儿女的责任，全都落在吕氏一人身上。 一次刘邦押解囚犯，因自己酒醉而使囚犯逃跑，为了躲避责任，他只好逃匿到芒砀山下的沼泽地区。贤惠的吕氏不仅一个人支撑家庭，还不时长途跋涉，为他送衣送食。传说，刘邦隐藏的地方，时常有一片云气笼罩，吕氏追踪而至，便一定能够找到刘邦。 时逢秦末天下大乱，刘邦率众进入沛县被拥立为沛公。吕氏也随之被尊称为吕夫人。等到刘邦攻入咸阳，被西楚霸王项羽立为汉王，吕氏又晋级成了王妃。真正是夫荣妻贵！ 但是，吕氏并没有因此过上一天舒适的日子。接下来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打得天昏地暗，吕氏被俘，成了项羽的俘虏。项羽把吕氏押到两军阵前，以烹杀吕氏威胁刘邦时，刘邦居然笑嘻嘻地说：“我们是结拜弟兄，我妻即你妻，你爱杀就杀，悉听尊便。”当时的吕氏并非心寒如冰，因为她猜想刘邦是使用的“欲擒故纵”之法，所以心中比较坦然。 楚汉战争打了4年之久，吕氏一直被囚在楚军之中做人质，受尽了折磨和凌辱，挣扎在生死边缘，身心受到了严重打击，也造成了日后多疑与缺乏安全感的后遗症，变得心胸狭隘、紧张恐怖、阴狠毒辣。 公元前203年农历九月，楚汉以鸿沟为中界，两分天下，项羽归还吕氏和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吕氏这才算是死里逃生。同年，吕氏被册封为皇后，从此，吕氏开始向权力的顶峰一步一步迈进。 回顾吕氏婚后的日子，生活多艰，饱经忧患，经历了许多困境，然而这段艰苦岁月并没有把她击倒，反而给其增加了不凡的胆识和政治阅历。史书称吕氏为人“刚毅”确实是很有道理的，并且这种“刚毅”的性格在吕氏后来的人生道路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长年在外征战，随军帐幕中自然不乏红粉佳人。在这些红粉佳人中，有薄姬、戚姬、曹姬等多人。一个人既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己有，多几个女人伺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也是当时常有的事，吕氏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什么使吕氏变成一个阴险狠毒的人呢？主要还是“权势”害人。在最高权力中心皇宫，权力之争常常是你死我活的，即使你不想争，形势也逼迫你去争，更何况吕氏本身就是一个权力欲十分强烈的女人。 其实，吕氏并非是个事事斤斤计较的女人，但只要发生实质性的利害冲突，甚至影响到她未来的安全问题时，吕氏便感到如坐针毡、日夜不安。于是，她首先学会了“抓大放小”，在大事上不糊涂、不忍让、不迁就。 当时，吕氏感觉到最大的危险出在戚姬身上。戚姬身材修长，气质高雅、美丽，自她与刘邦相遇，两人便情投意合，成了一对烽火鸳鸯，誓同生死。戚姬给刘邦生了个儿子叫如意，言谈举止都有刘邦的影子，活脱脱就是个小刘邦，刘邦对他十分钟爱。吕氏儿子刘盈怯懦，不讨刘邦喜欢，刘邦大有废掉太子刘盈、另立刘如意来继承自己衣钵的可能。这件事的势态在不断发展，情况万分危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吕氏整天胆战心惊，眼看戚姬先是夺走丈夫的爱，如今又要攫取太子的位置，面对情仇和政敌，她怒火中烧，咬牙切齿。那段时间，吕氏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终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欲借其势，而谋己利。 当时，汉朝的“商山四皓”非常有名。所谓“商山四皓”就是商山之中的四位隐士，分别叫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这四位饱学之士先后为避秦乱而结茅山林。汉朝建立以后，刘邦千方百计想要网罗德高望重的“商山四皓”，来为治理国家出谋划策，但“商山四皓”听说刘邦不太重视儒生，很是粗鲁，言语之间还经常不干不净地骂人，所以始终不肯应和。吕氏想，如果把“商山四皓”拉过来，何愁大功不能告成。 为了巩固儿子的太子地位，吕氏求计于张良。经过张良的穿针引线，刘邦都没有请动的“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和吕氏的诚心感动，答应出山，作太子的宾客，助太子一臂之力。这“商山四皓”都是博学之士，经过这四位长者的教导及潜移默化，加上刘盈聪明好学，悟性很强，刘盈的修养和见识大有长进。 一天，宫中大摆筵席，吕氏安排四位须发皆白的长者肃立在太子刘盈身后，为刘盈助威。等到汉高祖刘邦得知他们就是“商山四皓”时，首先想到太子已不可废，废不得，废不了。他知道连自己都请不动的“商山四皓”都已成为太子的宾客，看来太子羽翼已丰，长大成人了，而且绝非等闲之辈。当刘邦回到后宫把这一消息告诉戚姬时，戚姬立即泪流满面，为排遣心中的悲痛和不安，悲歌一曲，诉说无奈。两人唉声叹气许久。 这次吕后在张良的帮助下，取得意外的胜利，连雄才大略的刘邦也一筹莫展。 危机产生奋进，巩固了太子的地位，吕氏接着就是树立自己的威望。吕氏在树立威望的过程中做得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杀了韩信，把自己的威望建立在韩信的人头上，震慑群臣，使群臣不仅害怕，而且服气。 汉高祖刘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一些与他一同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功臣仍然举止粗豪，不顾礼法，有称兄道弟之嫌，无君臣礼仪之实，甚至醉后拔剑起舞，砍去殿柱，闹得不成体统。直到经过叔孙通制定朝仪，朝廷之上才算有了规矩，有章可循。据说汉高祖刘邦当时由衷地说道：“今天才知道当皇帝高高在上的滋味。”但一班自恃功高盖世的将帅仍有不臣之心，汉高祖厉行打击，吕氏便借势杀人。 汉初三杰之一、运筹帷幄的张良，在汉朝建立后就过上半隐居生活，已不构成威胁；保障后勤供应的萧何不仅不是那种争天下的人，而且还是当前急需的发展生产的人才；只有领兵多多的韩信，始终是刘邦放心不下的，更何况当年在楚汉之争中，韩信在刘邦最危急的时刻，要挟过刘邦封王。所以，当吕后听说韩信阴谋诈赦诸官徒奴、发兵策应陈豨后，遂与萧何商议，骗韩信入宫后处死。因为高祖曾与韩信有约即“三不杀”，就是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她不违背刘邦的约定，把韩信用布兜起来，用竹签刺死，杀他个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 吕后这招确实起到了杀鸡儆猴、杀一儆百的作用。朝中大臣看到她连韩信这样的人都敢杀，不免都对她畏惧几分。 接着，淮南王黥布反叛的消息传到长安。这时，汉高祖刘邦正在病中，原本是想派遣太子刘盈率兵，前去讨伐叛乱。但吕后不忍心叫儿子上战场，因为上战场生死未卜，她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逼刘邦说：“黥布是天下猛将，很难对付，太子去岂不是羊入虎口，有去无回。诸将又多是太子的叔伯辈，只怕难以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无奈之下，刘邦带病出征，虽然很快就平定了叛乱，但也不幸身中流矢，伤口溃烂，拖了三个月而驾崩。 刘邦死后，吕后秘不发丧，事先在宫中伏下武士，大臣们来一个杀一个。四天后，吕后见机密已经泄露，只得给汉高祖发丧，立太子刘盈为汉惠帝，她被尊为太后。由于惠帝年少，性格懦弱，朝政仍掌握在吕后手中。 吕后首先铲除异己，杀害情敌，一个不留。她认为，戚姬与赵王刘如意是当前之敌，于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大血案迅速在宫中展开。她把戚夫人罚为奴隶，戚夫人头发被剪掉，宫装被剥去，换上奴隶的衣服，整天在黑屋子里舂米，再把赵王刘如意从邯郸召进京予以毒杀。 后来，吕后又叫人把戚夫人的手足斩断，双眼弄瞎，耳朵熏聋，喉咙搞哑，把人搞成了猪的样子，取名“人彘”，丢到一个土坑里。她还特地叫惠帝去看“人彘”。惠帝开始认不出是什么东西，一问才知道是戚夫人，猛地吓了一大跳，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回去后，他得了一场大病，派人告诉吕后说：“这不是人干得出来的事，往后你凡事请便吧！这个天下我无心治理了。”从此他过着混混沌沌的日子。 刘盈做了7年傀儡皇帝便死去了，后宫美人所生的儿子刘恭即位为少帝，因小孩口无遮拦，触犯了吕后的忌讳，4年后被吕后幽杀。她又另立刘弘为帝。又过了4年，吕后病重，仍然不肯放弃权柄。 在吕后临朝期间，她一方面用血淋淋的手段对付刘氏子孙，想要斩尽杀绝；另一方面大肆提封吕姓子弟为王，梦想一步一步篡夺刘家天下，自己控制汉朝。她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朝野的不满，连她一手提拔起来的人中也有不满意的，这个人就是朱虚侯刘章。刘章在吕氏死后联合其他人铲除了吕氏的亲信，拥戴刘邦的另一个儿子刘恒当了皇帝，他就是后来为汉朝的发展和繁荣作出很大贡献的汉文帝。吕后最大的缺点是忌妒心太重，私心太重，手段过于残忍，竟然想以吕氏来代替刘氏千辛万苦得来的江山，终至败亡。 吕后的杀功臣的政策，无论是刘邦在世时，还是自己掌权时，都一以贯之。也许就是因为她看到了功臣能人对自己统治的可能的威胁，她知道消除了这些可以安邦定国的栋梁，即便是刘家的天下陷入了危机，也没有人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而这样自己才能坐稳江山。 虽然吕后在政治斗争中异常残暴，但在社会经济方面仍奉行休养生息的黄老无为的指导思想。刘邦死后，吕后虽实际掌握大权，但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做的重要人事安排，相继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而这些大臣们都以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史记·吕太后本纪》就写道：“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资殖。”由此可见，吕后的经济政策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并且能安居乐业。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吕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以后第一位当政的女政治家。 文景之治 文景，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文帝名叫刘恒，是刘邦的儿子，在位23年(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年)。景帝名叫刘启，是文帝的儿子，在位16年(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文景统治的40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造成的。汉初以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提出并且收到一定效果。 西汉建立后，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史书记载，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那时，连皇帝都弄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面对这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当务之急。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所以刘邦当政以来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实际上就是稳定小农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文景两代，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文帝曾经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意思是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减轻田租，有时把原来的十五税一，改成“三十而税一”，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即免收田租。景帝时还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民年15岁到56岁，每人每年交纳120钱。文帝时曾减为40钱，徭役也有所减轻。文帝时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的办法，改为“三年而一事”。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招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100斤，约等于中等人家10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重，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一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这就是所谓“轻徭薄赋”。与此同时，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做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女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所谓的“刑罚大省”。 文帝和景帝的政策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封建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会和国家都已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霹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王莽改制 西汉后期，朝廷的赋税徭役日益繁重，土地大量兼并，天灾人祸连年不断，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在缓和阶级矛盾、实行改革的旗帜下，王莽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由于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其政策加重了社会灾难，引发了绿林、赤眉农民起义。 王莽是元帝皇后的侄子，靠沽名钓誉发迹，登上了权力的顶峰，公元8年称帝，改国号为新。公元9年，王莽提出实行王田制度和奴婢政策。土地兼并和畜奴、买卖奴隶是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阶级矛盾尖锐的根源。王莽下令宣布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归国家所有；所有的奴婢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田产过多的要捐出去；没有土地的，官府按规定分配；不执行命令的被流放到边境。但当时土地大部分集中在贵族、官僚和豪强手中，他们群起而反对，各级官吏也拒不执行命令。奴婢的生活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下层阶级也没有从中得到切实的利益。3年之后，迫于各界压力，王莽只好宣布废除这一法令。不久，王莽又下诏实行五均六莞制度，企图以此控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剥削，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狂活动，并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又过了3年，迫于各界压力，王莽只好宣布废除这一法令。五均是由政府统治工商业的经营并管理物价，六莞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由官家管理。但王莽用来管理五均六莞的多是富商人贾，他们和地方官吏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盘剥百姓，损公肥私，结果改革的收效甚微，反而助长了不良之风。 此外，王莽又5次进行货币改革。频繁而又不合理的币制改革，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王莽政权财政的崩溃和人民的破产。币制改革时，新币不能马上投入使用，下层民众就大量使用私币。王莽用重法严禁私钱的流通，一家藏有铜、炭就被认为是私自铸钱，邻近5家都要受到牵连，一起被官府收为奴隶。民众苦于生计，出门去生产经营，所得到的还不够交税；闭门在家，横祸又会从有铜的邻居飞来，于是纷纷起义。内政制度方面，王莽也大肆改革，他更改官制和县的名称，数次重新划分行政区域，有些郡县改得连官吏和百姓都记不住，此外还不断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王莽在改革的同时，又大兴土木，并派官吏广征淑女，巧取豪夺，供其享乐。他大量派使节和军队到各少数民族宣扬新朝的政德，又挑起与匈奴等少数民族的矛盾，调兵遣将，征发民力。朝廷的赋税徭役、连年战争的骚扰、惨无人道的刑法使下层民众无法生存，最终爆发了震撼全国、推翻新朝的农民起义。 王莽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他所实行的改革没有一件是顺利执行的，大多是半途而废、朝令夕改，但王莽也有历史功绩。他在改革中，修改了秦汉时代的度量制度，使它更加完备和统一。后世的度量衡制度大都是根据王莽的制度来的。他还规定，如果地主不耕种田地、任其荒芜的要受到处罚；城市中房屋住宅前后不种树木的要受罚；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也要受罚。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还是有促进作用的。 光武中兴 刘秀完成了统一大业，恢复了汉室的统治。由于连年征战，使光武帝对战争产生了厌恶之心，而且他也深知天下百姓久遭战祸，财物耗尽，天下太平是众心所向。因此，在陇中蜀地（今甘肃东西及四川部分地区）平定之后，光武帝决定致力于发展社会经济，安抚周边少数民族。为了巩固新建的东汉封建政权，光武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权和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措施。 光武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刘秀认为“天地之性为人贵”，新莽末年，群雄并起，刘秀能使天下归心，他的人为贵思想起了不小作用。他不妄杀生灵。更始元年十月(公元23年)，他奉刘玄之命，持节巡行河北。进至邯郸时，已故赵缪王的儿子刘林劝刘秀说：“赤眉军现在河东地区，只要决开黄河大堤放水淹灌，百万之众的赤眉军就可成为水中之鱼。”刘秀没有同意，保全了百万生灵。他善待降卒。更始二年秋，刘秀军大破铜马军之后，刘秀非但没有杀投降的铜马军的一兵一卒，反倒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投降的人还是不放心，刘秀就命令他们各自回本营统领军队，而自己轻装简从巡行各部阵地。投降的人互相交谈：“萧王待人以诚、推心置腹，我们哪能不以死效力呢！”从此都心悦诚服了。刘秀把投降的士兵全部配给各个将领，于是部众多达几十万，所以关西一带称刘秀为“铜马帝”。他不计私怨，崇尚“人道”。更始帝刘玄曾亲自下令杀死了刘秀的大哥刘，其仇可谓大矣。可当更始帝兵败逃亡之时，他却颁布了一道令常人无法理解的诏书，诏告天下说：“更始兵败弃城逃走，妻子儿女衣不遮体，游离失所在路途。朕很怜悯他们。现封更始为淮阳王。吏民如有敢伤害他的，罪过如同大逆。”后来，刘玄被赤眉军将领谢禄绞杀。刘秀听了很悲伤，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同时将刘玄的三个儿子均封为侯。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刘秀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 另外，光武帝还注意民生，与民休息。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东汉初年，针对战乱之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光武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而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其次是省刑法。再次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西域鄯善、东师等十六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 光武帝统治期间，东汉的农业、手工业都得到了大大发展。铁制农具的改进、牛耕的普及、水利工程的广泛修建，使生产技术大大提高；冶铁技术的改进，使铁的产量大为增加；精美的铜器、漆器、丝织品反映出高超的手工业工艺；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东汉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历史上称之为“光武中兴”。 党锢之祸 东汉桓帝、灵帝时，士大夫、贵族等对宦官乱政的现象不满，与宦官发生党争的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终身而得名。前后共发生过两次。党锢之祸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的言论以及日后的史学家多同情士大夫一党，并认为党锢之祸伤汉朝根本，为黄巾之乱和汉朝的最终灭亡埋下伏笔。 宦官和外戚把持着选拔官吏的大权，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士人做官的门路。当时，民间有这么一种说法：当选才学优秀的却没有文化，当选品德高尚的竟不供养父母，当选清贫纯洁的反比污泥秽浊，当选勇猛有帅才的竟胆小如鼠。在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下，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东汉王朝濒临危境，一些有识之士深为忧虑。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前途同样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局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不畏权势、忧国忧民的官绅则加以表扬，士人阶层逐渐形成“清议”之风——太学生及名士们通过清议表达他们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热情。 在反宦官专权的斗争中，一批不畏强暴的正直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惩治不法的宦官权贵，李膺、陈蕃、王畅等“党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公卿大夫竭力接待士人，希望免受恶评，州郡都有官学，太学生与州郡学生互通声气，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政治团体。宦官和他的徒党无论在宫内或在地方做官，都遭到猛烈的攻击。桓帝初年，司隶校尉李膺亲自带人到大宦官张让的家中搜查，把他的兄弟、罪大恶极的张朔抓获，绳之以法。李膺等正直官吏对宦官势力的打击，遭遇宦官集团的疯狂反扑，官僚士大夫、太学生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迅速激化，并最终酿成“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在公元166年，有个名叫张成的方术士，与宦官往来密切，甚至连汉桓帝也曾经召他去讲学。据说他推算到将要大赦，便唆使他的儿子杀人。李膺得知后，立即派人将他的儿子抓捕归案。这时，政府果然下大赦令，按例应该将罪人释放，可是张成平素结交宦官，作恶多端，李膺便不顾赦令，毅然将他的儿子处死，遭到宦官集团的诬陷，并进行疯狂报复。桓帝遂指李膺等200多人为党人，下狱治罪，受到百般折磨，逃脱的人亦受到通缉。这种伎俩遭到了许多正义官僚的斥责和抵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迫害党人，他拒绝审理李膺等人，坚决不在判处李膺的公文上签字，因而被罢免。与此同时，大将军窦武虽是桓帝的岳父，但反对迫害党人，并以辞职相威胁，李膺等人也在狱中展开积极的斗争。宦官虽然政治上有很大权力，但社会地位极低，精神上更是浑感自卑。宦官中的某些子弟也在暗中接近士人，以获得士人们的一些礼遇为荣幸。因此，当李膺在狱中牵引出不少宦官亲眷时，宦官们害怕受到牵连，加之一向仰慕名士的外戚窦武的从中出面劝说，桓帝被迫赦免党人，但规定禁锢终身，不许再做官。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党人的声望在全国空前高涨，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到党人身上，并且以和党人结交为荣。像窦武那样的贵族，也要装出朴素生活的样子来接近党人。 虽然党人的名单还没有被官府登记在案，而全国各地却给党人贯以各种称号加以表彰，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友”等。这些人互相激励，反抗宦官的呼声再度高涨。公元168年，桓帝死，灵帝即位。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陈蕃、李膺等人合谋，欲除宦官之祸，不幸事泄。宦官杀窦武、陈蕃，宦官权力达到了最高峰。宦官侯览在山阳郡的家属倚仗权势，横行乡里，残害百姓。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便向朝廷告发，要求处置侯览。侯览则指使人告发张俭等结党营私，并且无限上纲上线，扩大打击面。灵帝依靠宦官，再次大兴党狱，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多人惨死在狱中，禁锢六七百人。党人五服内亲属以及门生故吏凡有官职的全部免官禁锢，唯有张俭巧妙地躲过了宦官的追捕。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党锢对士人的打击是惨重的，内外官职几乎全部被宦官集团占据了。 党锢之祸延续了近二十年，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当时宦官们害怕黄巾起义的威力，有些暗中投降，愿做内应，有些则召还做地方官的子弟和党徒，准备退让。汉灵帝很孤独，质问宦官们：“你们都说党人该杀该禁锢，但关键时刻还是这些党人为国家出力，而你们却和黄巾军通情，其实该杀的是你们。”于是，汉灵帝下诏解除党锢。但是，党锢之祸使东汉社会损失了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致使朝政腐败，社会毫无生机和活力。党锢之祸宣告了东汉社会已经病入膏肓。饱受宦官高压的士族阶级因此又得了势，借镇压黄巾起义的机会，纷纷组织武装，等待割据称雄时代的到来。 三国鼎立 黄巾大起义之后，由于中央集权日渐衰微，地方割据不断加强，分裂的倾向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群雄割据的阶段过去，随之而来的就是三国鼎立。鼎立的魏、蜀、吴三国实际上是对峙的三个地区性政权，其中曹丕最先于220年称帝，次年刘备也于成都登基，而孙权则迟至229年称帝。三国鼎立的格局由此确立。一般而言，三国时代从赤壁大战算起，止于280年西晋统一中国。 鼎立的三国中，以曹魏最强大，其创始人为曹操。曹操由于世家大族的背景，20岁时就被举为孝廉，出任东汉王朝的地方官。他任政时，举措得当，“郡界肃然”。但曹操政治地位的上升，关键在于镇压黄巾起义立功，被升迁为八校尉之一，成了东汉皇室核心武装的重要将领。同时，曹操在镇压号称百万的青州黄巾军时，收降30万，称为青州兵，由此他不但军事实力日益强大，也有了深厚的政治资本，一下子成为中原一带的政治强人。公元200年，在著名的官渡之战中，曹操凭足智多谋，以少胜多击败了袁绍，赢得了这场统一中国北方的关键一战。北方大局已定，曹操即开始筹划征讨南方。208年，曹操率领号称百万的大军挥师南下，企图一举翦除南方割据势力，统一中国。曹操的大军与刘备、孙权联军在赤壁拉开了决战的架势。然而，这次曹操却未能再现官渡之战的辉煌，反被刘、孙联军火烧连营，大败亏输，不得不饮恨北归。从此，刘备以荆州为据点发展力量，孙权在江东的政权更趋稳定。赤壁之战促成魏、蜀、吴三足鼎立。 对于三国鼎立的历史格局，当时的智者诸葛亮在“隆中对”里早有预言，诸葛亮告诉刘备，曹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家兴盛，百姓依附，可以和他结交，而不可图谋；所可取者为荆益二州，“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在这著名的“隆中对”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点出了三方鼎立的趋势，和此后历史的发展轨迹基本相符。 公元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立为魏王。不久，徒有虚名的汉献帝禅位，曹丕称帝，国号魏，都洛阳，追尊曹操为武皇帝。魏历史上又称为曹魏，共历5帝46年，占有淮河两岸及以北的中原地区和秦岭以北的关中、陇右、河西地区。曹魏后期，司马昭遣兵灭蜀汉。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建晋，魏遂亡。 221年，刘备也在蜀地称帝，国号汉，都成都，史称蜀或蜀汉，占有今四川、云南大部，贵州全部，陕西汉中及甘肃一部分。223年，刘备出兵击吴，在夷陵之战中遭受惨败，抑郁生病而死。其子刘禅(俗称刘阿斗)即位，诸葛亮受刘备嘱托辅佐刘禅。诸葛亮任政期间，“科教严明，赏罚必信”，使蜀国政治清明，经济发展，边疆安定。234年，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死军中。刘禅无能，且宠信宦官黄皓，政治腐败，国力日衰，终于在263年为曹魏所灭。 三国中最后立国的是吴，占有今长江中下游地区，南至福建、两广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230年，孙权派卫温统率甲士万人，航海到达夷州(今台湾)，并派使者出使南洋群岛诸国。孙权死后，东吴政治渐趋腐败，末帝孙皓更是荒淫暴虐，终于在280年订城下之盟，投降晋朝。吴前后共历4帝52年。孙吴的灭亡，标志着三国鼎立政治格局的终结。 在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年代，地区经济均有发展，三国为自身的强大计，都比较注重开发本地区经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三国都推动了边缘、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如魏对辽东、凉州的经营，蜀对西南夷的开发，孙吴强迫山越走向平原以及对闽广进行拓展等。其中蜀、吴的经营发展，更促使中国南方经济上升了一个台阶。 晋朝建立 三国后期，魏国大权先后被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把持，最终魏国的权力之杖落入了司马氏的手中。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河内郡温县人，其智慧过人。曹操死后，司马懿历任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两代总管朝政的重臣，主管军事，统率魏军，同东吴、蜀汉对峙。公元239年，魏明帝死，8岁的曹芳即位，由司马懿和曹爽共辅幼主。曹爽明知司马懿实力比自己强，对自己有威胁，所以，决定除掉司马懿。司马懿见势不妙，声称自己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回乡养病，实际上是韬光养晦，伺隙而动。公元249年，曹爽陪伴魏帝曹芳到洛阳城南的高平陵去祭祀。司马懿利用这一时机，假借皇太后的命令，在都城内发动政变，其长子司马师指挥早已蓄养的3000名敢死队，关上洛阳城所有的城门，占据武器仓库，接管了守卫皇宫的禁军。最后，魏帝迫于司马懿的威逼，只好诛杀曹爽息事。曹魏的军政大权又重新转移到司马懿手中。 公元251年，司马懿病逝，其长子司马师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继续辅政。这时，魏帝曹芳已经成年，他不满司马师专权，与几位大臣密谋要杀掉司马师。由于走漏风声，司马师首先动手，诛杀参与密谋的大臣，曹芳也遭废黜，另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帝。不久，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接任其职，朝廷里的要事都必须经过司马昭之手。随着年龄的增长，曹髦不断成熟，他对司马氏也越发愤慨了。 公元260年五月，曹髦命令宫中宿卫士兵，捕杀司马昭。司马昭派大将贾充率兵将曹髦杀死，司马昭实际掌握了皇权。但社会上还有相当一批人对这一局面很不满意。司马昭一边网罗文人学士，为自己登基制造舆论，一边积极准备征讨三国之中力量较弱的蜀汉。公元262年，司马昭派大将钟会、邓艾率兵18万，进军蜀汉。捷报频频传来，魏帝曹奂下诏将司马昭封为晋公，拜为相国，并赐“九锡”，即最华贵的车马、王袍似的衣服、乐器、朱红色的门户、有屋檐的台阶、300名卫兵、先斩后奏的刀斧、表示征伐的弓箭、祭祀用的香酒。这九锡是古代帝位更替的前奏，往往先授九锡，再行帝位禅让之礼。第二年，蜀汉灭亡，司马昭因功又封为晋王。 司马炎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制度，司马炎本该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其父司马昭把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属于桃符的宝座。”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齐王司马攸为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雅好文章，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与司马攸相比，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祖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又有着一副宽厚仁慈的外表。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同时在许多重臣和历史上废嫡长引起祸乱的事例重压下，司马昭在晚年时只好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了晋王位。同年十二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进，司马炎照例多次推让，然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于公元266年农历二月八日，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为西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 晋朝建立魏国灭亡的事实，没有使司马炎心里感到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使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魏武帝当年的风范已是明日黄花。皇帝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不但使百姓处于惨淡的生计之中，而且心理上也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西晋成立之初，晋武帝为了收拢人心，立即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也都被封为公侯。短短几年时间，晋武帝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蜀汉灭亡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因为晋武帝还看到，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他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国鼎立之时，魏的势力已超过蜀、吴，如以人口计，魏约占全国人口4/7，蜀、吴合占3/7。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立变成了南北对峙，魏的力量更加强大。晋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准备出兵灭吴，统一全国。 西晋全国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时，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孙皓命令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这使他丧失了大臣们的支持，自毁长城，最终成了孤家寡人。一个劝谏他的大臣不但没有受到表扬，反而被他用烧红的锯条残忍地锯下了舌头，其残暴程度与商纣王没有任何区别。孙皓杀人的方法很多，很残忍，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等。孙皓的残暴注定了吴国要在他手上灭亡。由于孙皓的残暴，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司马炎趁机灭掉吴国。 但是，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反对伐灭吴国，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目前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另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摆在了晋武帝面前：是否出兵灭吴，统一全国？晋武帝也意识到，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广大平民百姓要求统一，渴望和平。因此，晋武帝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 公元279年，他力排众议，发令讨伐东吴。贾充等人又拼命反对，晋武帝大怒，迫使“充免冠谢罪”。由于贾充位及三公，影响很大，晋武帝为了争取保守派一同伐吴，便委任贾充为讨吴诸军的元帅。谁知贾充“自言老衰，不堪元帅之任”，拒绝受命，以此施加压力。晋武帝这次并未发怒，而是很开明地说：“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就是说自己要亲自出任元帅。贾充见状，只好领命，出镇襄阳。战争进行到第二年春天，晋军攻下武昌，但吴军主力并未受到重挫，且春水上涨，晋军中又流行疾病，贾充上表请求撤兵，而张华则坚持继续进军，贾充恨得咬牙切齿，要“腰斩张华”，“以谢天下”。保守派另一要员荀彧也跟着奏请治罪张华。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面前，晋武帝毫不推卸责任，明确回答“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拒绝退兵。 晋武帝为了完成灭吴大业，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早在公元270年，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襄阳，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襄阳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襄阳与东吴重镇石城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他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死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对吴军以仁德施加影响的同时，一边在长江的上游益州加强训练水军，建造战船。据说，当时造的船有的大可容纳两千多人，上面可以驰马来往。经过长达七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武帝下令开始向吴军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为了克服长江天险，迅速夺取胜利，晋武帝部署五路兵马，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进发。另有第六路兵马，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长江上游的东吴守军，在巫峡80里长的湍急水流中，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的地方，横拉着很多粗大的铁链，以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奔腾的江水漂浮着巨大的竹排猛冲直下，埋在江里的铁锥被竹排拔离江底，完全失去了作用。对待封锁江面的铁链，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用麻油浇灌的火炬，每根有十多丈长，遇到铁链，点燃火炬，熊熊烈火把铁链烧熔断裂。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晋武帝在部署六路兵马进攻吴军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先派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不知是计，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晋武帝后来在评价这一战略时说：“令贼孙皓拼死自卫，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军之功。”三百多年后，隋文帝杨坚兵分八路，渡江灭陈，也是借鉴了晋武帝这套作战方针。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追怀这场战争的情景时写道：“王潜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东吴从孙权立国开始，传了四主，共57年而亡。 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南北统一 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割据混战不断，这使得广大人民饱尝了战乱之苦。他们十分渴望祖国能够统一，国家能够安定，社会能够繁荣。 杨坚之所以能最后夺取北周政权，统一全国建立隋朝，和杨氏的世族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杨氏家族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名门望族。杨坚是东汉太尉杨震的后代。公元537年，杨坚的父亲杨忠追随独孤信投靠了西魏权臣宇文泰。后来，因在宇文泰执政和宇文觉建立北周过程中功勋卓著，杨忠被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封随国公。 公元541年农历六月，杨坚出生在冯翔般若寺。传说他出生时也有祥云出现，然而青少年时期并不见其聪颖过人。由于高贵的家族地位，杨坚念书时上的是王公贵族子弟的专门学校。但是他与众多的学生相比学业并不理想，常常被别人挖苦，他也深知自己在学术方面不行，时不时地自嘲“不晓书语”。 杨坚不善于念书，但是因为父亲是功臣，杨坚在14岁就开始了政治生涯。在北周建立时，因父亲杨忠功劳显赫，杨坚被授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荣誉职衔。当时执政的宇文泰非常赏识杨坚。第二年，北周取代西魏，杨忠为开国功臣，升为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同年，周明帝即位，又封杨坚为大兴郡公。公元560年，周武帝即位，19岁的杨坚被任命为随州刺史。公元566年，鲜卑大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意识到杨坚前途无量，便把自己的14岁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坚，更提高了杨坚的地位。公元568年，杨忠死，杨坚继承了随国公的爵位。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杨坚立下战功，又晋封柱国。第二年，杨坚出任定州总管，不久转任亳州总管。 杨坚并无突出的功绩，地位却扶摇直上，逐渐引起一些朝臣和贵族的嫉恨。北周初年，宇文护专权，多次想除掉杨坚，都因别人的阻拦而没有得逞。周武帝亲政后，宇文宪曾劝他尽早把杨坚除掉，内史王轨也认为杨坚有反相，但周武帝都没有予以重视，且又以杨坚的长女作为皇太子妃，进一步巩固了杨坚的地位。 同时，杨坚也积极利用已有的社会影响，广泛拉拢关系，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杨坚在做随州刺史时已与骠骑将军庞晃结为莫逆之交。后来，杨坚做定州总管，庞晃任常山太守，二人交往更密。杨坚将转亳州总管时，庞晃劝他就此起兵，建立帝王之业。杨坚握着庞晃的手说：“时机还不成熟啊。”至此，杨坚取代周武帝、自称皇帝的愿望溢于言表。 公元578年，周武帝驾崩，宣帝即位。杨坚的长女做了皇后，杨坚升任上柱国、大司马，掌握了朝政大权。加上年少的皇帝比较昏庸荒淫，在群臣中没有威信，于是，杨坚便开始准备取而代之。 周宣帝日夜享乐，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顾朝臣的反对，修建洛阳宫，致使上下怨愤。杨坚便开始做取代周室的准备工作。有一次，杨坚与好友宇文庆谈论时政，预感到北周的统治即将结束，对可能出现的动乱局面进行了充分的估计，并已经做好收拾北周局面的思想准备。 杨坚的活动也曾引起周宣帝的警觉和不安，他甚至曾想杀掉杨坚。但杨坚始终不动声色，周宣帝既找不到借口，又不愿意随便杀死自己的岳父。 杨坚尽管表面不露声色，但内心对周宣帝的猜疑也感到不安。杨坚为逃避周宣帝的猜疑，也想在北周动乱时握有实力，打算暂时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掌实权。公元580年，时机到来了，周宣帝决定南伐。郑译便乘机向皇帝推荐了杨坚，由于皇帝对郑译向来都很信任，于是就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 不久，周宣帝病重，召见小御正刘防、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准备托以后事。二人到时，周宣帝已经不省人事。然而，宣帝的长子宇文衍才8岁，年幼不能主政。刘防为以后飞黄腾达，便与郑译商议，共同拟定一个假诏书，称周宣帝让杨坚以皇太后父亲的身份总揽朝政，辅佐周静帝。杨坚握有诏书后，控制了京师卫戍军队，很快就基本控制了朝廷。 周静帝即位后，以杨坚为假黄钺、左大丞相，掌握军事、政治大权。杨坚深知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杨坚首先是建立自己的统治核心。杨坚自任丞相，设丞相府，拉拢真正具备政治才能的高频等一帮人作为自己的亲信。丞相府实际上已代替朝廷为真正的决策机构。杨坚利用掌握军权的司武上士卢贲，用军队的力量暂时压服了尚未完全清醒过来的朝廷百官。接着，他开始除掉皇室宇文氏的势力。杨坚初执政时，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仍以皇叔身份居上柱国、右大丞相职，在朝廷中与杨坚平起平坐。杨坚指使刘防把他劝回家中，不要过问朝政，答应以后由他做皇帝，只需在家里等。宇文赞年轻无才，信以为真。于是杨坚排除了皇室中潜在的干扰。 但这时真正的威胁是已经成年并各居藩国的宇文泰的5个儿子。他们既有实力，又有影响，一旦起兵，杨坚根本无法控制。在还没有公开宣帝的死讯时，杨坚便借口召他们回到长安，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印符。宇文泰5个儿子与雍州牧毕王宇文贤联系，请他起兵，但宇文贤很快就被杨坚击败。杨坚明知是宇文泰5个儿子从中捣鬼，却假装不知，并允许他们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以此安定他们。宇文泰5个儿子看到外面指望不上，便寻找直接刺杀杨坚的机会。结果，刺杀未遂后，杨坚将其一一歼灭。 然后，杨坚宣布废除周宣帝时的严刑峻法，停止洛阳宫的营建，以此取得臣民们的广泛支持。这样，杨坚在京师的统治已基本稳固。 接下来，杨坚一方面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政治优势拉拢地方将领，对反对者进行分化瓦解；另一方面，投入自己所能控制的全部军队，经过半年的战争，地方武装反抗被全部平定，杨坚控制了北周政局。 从辅政之日起，杨坚要做皇帝已是公开的秘密。在平定武装反抗的过程中，杨坚又为铺平做皇帝的道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自己由左丞相改任大丞相，废左、右丞相设置，不久改称相国；让自己的长子杨勇出任洛阳总管、东京小冢宰，监督东部地方势力；杨坚由随国公改称随王，以20州为随国，封独孤氏为王后，杨勇为世子，随王位在诸侯侯王之上；为进一步削弱宇文氏的影响，废除所有对汉人的赐姓，令其各复本姓，这一措施得到汉人的普遍拥护。 公元580年年底，杨坚做皇帝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581年，杨坚派人为周静帝写退位诏书，内容极力称赞杨坚功德，希望杨坚按照舜代尧、曹丕代汉献帝的典故，接受皇帝称号，代周自立。诏书由朝廷大臣捧着到随王府送给杨坚。杨坚假意推辞，经过朝廷百官的再三恳求，杨坚才假意同意接受。仪式结束，杨坚穿戴上皇帝的龙袍，在百官簇拥下坐上皇帝的宝座。 杨坚由继承父亲的随国公起家，进称随王，故把自己新王朝的国号定为随，他又感到随字有走字旁，与走同义，不太吉利，便改随为隋，改元开皇，以长安为首都。 杨坚在天下基本稳定、政治机构完善后，接受大臣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皇权。 突厥原是活动于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后来东迁，活跃在蒙古草原。在北齐、北周时，突厥经常向内地侵扰。杨坚初执周政时，采取和亲政策，努力缓和双边关系。杨坚代周后，突厥力举南侵，攻略甘肃和陕北一带，杨坚于公元582年派杨弘、高频等率兵出击，打击突厥的侵扰。杨坚为阻止突厥南下扰民，多次征发民众大力修筑长城，并加强防御。后来，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西突厥向西面发展，东突厥接受隋朝的控制，北部边防渐趋巩固。 对于长期依附北周的后梁，杨坚开始时采取笼络政策；当经济和军事实力有较大发展并做好了统一江南的准备后，杨坚就不能容忍在自己的疆域内再存在独立王国。公元587年农历八月，杨坚邀请后梁帝萧琮到长安，借机派兵灭掉梁国。 杨坚建隋后，即开始做统一江南的准备。在巩固了内部，缓和了与突厥的矛盾和灭梁之后，公元588年秋，杨坚共发兵五十多万，东起海滨，西至四川，沿整个长江沿线水陆并进，向陈国发动大举进攻。这时，陈国总兵力有数十万之多，然而君臣整天生活在花天酒地之中，面对隋的全面进攻不甚重视。最终，后主陈叔宝及文武百官全部做了俘虏。南北朝时期持续两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归于结束，全国再次统一。 李渊称帝 李渊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祖父李虎，是后魏的陇西郡公，官最高到太尉，死后追封唐国公，这就是后来李渊所建大唐年号的来历。李渊的父亲继承了唐国公的封号，在北周时任柱国大将军。在公元566年（北周天和元年）出生于长安，仅7岁就继承了唐国公的称号。因为有了较高的出身，加上他本人的豁达与宽厚、才干出众，因此他威望很高。他的妻子窦氏也是隋朝贵族出身，作为一名难得的贤内助，窦氏对李渊的作用不可忽视。 窦氏的聪明超出了一般人。隋炀帝看到李渊的脸上皱纹多，便戏称李渊是“阿婆”。李渊回了家很不高兴，窦氏问清原因，马上贺喜道：“这是吉兆啊，你继承的是唐国公，‘唐’便是‘堂’，‘阿婆面’就是指‘堂主’啊！”窦氏指的是李渊将来要做皇帝，取代隋炀帝。 窦氏在政治方面对李渊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李渊原来有不少骏马，窦氏就劝他献给爱马的隋炀帝：“皇上喜欢鹰和马，您是知道的，现在应该把骏马献给皇上，不该自己留着，招人闲言诬陷。”李渊开始还舍不得他的骏马，后来真的被隋炀帝责问。窦氏在45岁时去世，李渊这才细细琢磨亡妻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经常给隋炀帝送骏马鹰犬，隋炀帝果然异常高兴，很快升李渊为将军。李渊流着泪对儿子们说：“我如果早点听你们母亲的话，早就做上这种官了。” 李渊原来做过刺史，在隋炀帝即位之初做了荥阳（今河南荥阳）、楼烦（今山西静乐县）两个郡的太守，后来任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公元613年（大业九年），隋炀帝征伐高丽时，李渊在怀远镇督运粮草。这时，杨玄感利用民愤举兵反隋，后来失败。在这期间，李渊奉命镇守弘化郡（今甘肃庆阳县），广交天下豪杰，遭到隋炀帝的猜疑。在615年调任山西、河东，到达龙门时，遇上了母端儿农民起义，李渊领兵击败了起义军，收编万余人，实力大增。第二年，他升为右骁卫将军，任太原道安抚大使，从此落脚太原，经营后来的起家之地。 镇守太原之初，李渊就表现出过人的军事谋略。隋炀帝从楼烦巡游到雁门时，被突厥兵包围，因为李渊的太原兵才得以解围。隋炀帝便让他和马邑郡守王仁恭一同北击突厥。但他们的兵马很少，不足五千。李渊便选出擅长骑射的两千骑兵，吃住骑射仿效突厥兵，向突厥炫耀武力，等和突厥兵遭遇时李渊便下令攻击，结果打败突厥。从此之后，突厥不敢再轻易南下了。 617年，李渊正式任太原留守，成为一地最高长官。这里粮草充足，兵员广阔，李渊在此扎下根来，开始积蓄力量。 李渊为了巩固太原这块根据地，北面和突厥交好，消除隐患，南面主要是镇压了历山飞起义军。李渊通过收编其残余，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公元611年（大业七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全国共有近二百多支反隋起义军。后来逐渐形成三支主力，即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李密、翟让的瓦岗军。 在617年，马邑郡（今山西朔县）人、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因为和太守王仁恭的侍女私通，怕被发现，便以贪污之名杀死了王仁恭，起兵建立定阳国，自称天子。 李渊就以讨伐刘武周为名，开始招兵。因为这时还是以隋朝官员的名义行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里便招到近万人。这遭到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的猜疑，他们都是隋炀帝的亲信，对李渊颇有戒心。李渊则拉拢、利用他们身边的亲信掌握其动向。等李渊要正式起兵时便设计锄掉了身边的两个隐患。 617年（大业十二年）农历五月十四日的夜里，李渊命李世民在晋阳（即太原）宫城外埋下伏兵。第二天早晨，李渊和王威、高君雅议事。刘文静领开阳府（太原十八府之一）的司马刘政会到庭中，说有密状给李渊。李渊便让他交上来，但刘会政却不交，说要告的是副留守，只有李渊才能看。李渊假装吃惊地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李渊看后便对大家说：“王威、高君雅要勾结突厥入侵。”于是命人逮捕了他们二人。第二天，恰好有突厥几万人围攻太原，这更使人相信了。李渊趁机将二人杀掉。 除了内患，李渊又智退突厥兵，然后与突厥和好，消除了北方的威胁。 杀掉王威和高君雅之后，李渊便和将士紧密防守，对付突厥。他命裴寂和刘文静坚守城门，同时又让大门洞开。城墙上不竖旗帜，守城士兵不许张望、喧哗，这使突厥不明底细，不敢入城。李渊又在夜里派兵出城，早晨改道进城，使突厥误以为是援兵到达。最后突厥只好退兵走了。李渊的军事智谋由此可见一斑。 突厥兵虽然退去了，但难保不再来。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李渊给突厥写了书信：“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信中为了稳住突厥，李渊委曲求全地用了臣下的语气，这样做也是为了给南下用兵扫除后顾之忧。事实证明，李渊的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617年（大业十三年）农历七月，李渊率军三万誓师，正式起兵。在发布的檄文里斥责隋炀帝听信谗言，杀害忠良，穷兵黩武，致使民怨沸腾，“豺狼充于道路”，因此，李渊要废掉昏君隋炀帝，尊为太上皇，然后拥立代王杨侑为帝。其实，这仅仅是李渊的一种号召天下的策略。 这时，李渊刚从太原起兵，瓦岗军首领李密便写信给李渊，想和他结盟共图大计，实际上是想让李渊尊他为盟主。李渊收到信后，非常高兴，他当时正需要有人为他阻挡中原还没有被消灭的隋朝军队，使他免去后顾之忧，集中兵力拿下长安。于是李渊给李密回信，对李密极力吹捧，说自己没有取代隋朝之意，这就是李渊自己所说的“卑辞推奖以骄其志”的计策，先麻痹李密，让他阻挡中原的隋军西进。 李密受到李渊的回信也是非常高兴，于是专心于对付东面的隋军。一东一西，两个李姓人开始了较量，但李密最后还是稍逊一筹，败在李渊手下，还丢了性命。 在618年，瓦岗军和洛阳的隋军作战失利，李密想东山再起，却遭到了部将们的反对，他只好到长安投靠李渊。李渊热烈欢迎他，当成贵宾对待，常称李密为弟，还将表妹嫁给他。但后来李密又嫌弃官小，对李渊说想回山东收服部下，帮李渊拿下洛阳。 李渊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要求，暗地里却派长史张宝德监视，等李密离开长安要出关时李渊却下令让他留一半兵在华州（今陕西华县）。这时，和李密同行的张宝德向李渊告密说李密要叛乱，实际是张宝德怕李密跑掉自己担不起责任。李渊便命李密一人入朝。李密感到大祸临头，便起兵想闯出关去，结果被围歼。在和李密的斗争中，李渊充分利用了李密骄傲自大的缺陷，在开始吹捧李密，等长安拿下后，李密投靠他时又设计除掉了这个隐患。 李渊在太原起兵之后，便以进军关中拿下长安为最终目标。西进的第一个障碍便是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县）。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俩仅用了九天便得胜而归，使得李渊喜出望外。 然后，李渊建立了自己的基本的军事和政权机构：设置大将军府，自称大将军，长子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军；裴寂和刘文静为长史司马。 第二战是决战霍邑（今山西霍县）。在霍邑的西北有个贾胡堡，是霍邑的门户，但守卫霍邑的宋老生却没有派兵把守，李渊由此断定宋老生是个无能之辈。 李渊害怕宋老生守城不出，打成持久战对自己不利。李世民却认为可以挑战引他出来决战。于是李渊让两个儿子领几十名骑兵进城观察，自己将部队分成十几队，从城东南到西南，摆出一副安营攻城的架势。宋老生果然中计，以为李渊要攻城，便领兵三万出战。李渊领兵假装后退，让李建成和李世民领兵抢占了东门和南门，切断了宋老生的退路。在交战中李渊又散布宋老生已经战死的谣言，动摇了隋军的军心。隋军大败，全军覆灭。宋老生也在被守军用绳子往城墙上提时，被李渊的军头卢军谔跳起杀死。李渊顺利占领了霍邑。 此后，李渊又攻打河东，没有攻下。李渊听从了李世民直接入关中的建议，分兵攻长安。等围攻长安成功建立唐朝之后，又继续围困，到620年（唐高祖武德三年）农历正月才最终占领河东。 在招降长安失败后，李渊下令攻城，占领之后又下令禁止掳掠百姓，受到百姓们夹道欢迎。在617年（隋大业十三年）的农历十一月，李渊拥立隋代王杨侑为帝，即隋恭帝，改元义宁，尊在江都（今江苏扬州）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为大丞相，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所以后来李渊便以“武德”为自己在位时的年号），李世民为秦王。这实际是在为以后称帝搞一个过渡。 到618年（大业十四年）农历五月，隋炀帝的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兵变，勒死了隋炀帝，然后立秦王杨浩为帝，自己做大丞相，随后领兵十万北上，但被李密打败。宇文化及败走魏县（今河北大名东），毒死杨浩，自己称帝，建立郑国。第二年，过了皇帝瘾的宇文化及在聊城被窦建德杀死。 隋炀帝一死，李渊便甩开了隋恭帝，在618年（武德元年）逼杨侑禅位，称帝建立唐朝，改年号为武德，定都长安。 玄武门之变 唐武德七年（624年）六月，高祖李渊得知太子要与庆州的杨文干一起谋反，便命令司农卿宇文颖去庆州召回杨文干。李元吉却叮嘱宇文颖，告诉杨文干实情，不要来仁智宫。 杨文干知道实情以后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起兵造反吧!”他带领人马突然袭击宁州(今陕西宁县)，一举成功。李世民率兵来讨伐，叛军士兵吓得一哄而散。有几位叛军将领把杨文干杀了，向李世民报功，宇文颖被活捉。 李世民在宁州讨伐杨文干时，长安城内，尹德妃和张婕妤、李元吉轮番在李渊面前说李建成的好话，裴寂和封德彝也为李建成讲情。李渊的特点是耳朵根软，于是改变废太子的主意，把李建成释放，仍驻守京师，立李世民为太子之事，也不再提。 表面上，兄弟三人还很和睦，可背后，李建成时时想除掉李世民。 有一回，李渊外出狩猎，由三个儿子陪同，李建成有一匹烈马，虽然跑得快，却有个致命的弱点——前腿软，在奔跑当中会突然跌倒，李建成让李世民骑着这匹马追猎。 李世民不知这匹马的毛病，骑上去打马追赶一只鹿。这马速度超群，比鹿还快。眼看就要追上鹿时，马失前蹄，李世民猝不及防，从马背上翻下，说时迟，那时快，李世民一个前空翻，稳稳站在地上! 李世民是聪明人，马上明白大哥要用这匹马来暗害他。 但是，李世民不在乎。这几年东征北讨，他多数时间是在马背上，练就了一套骑马的本领。所以，他又翻身上马，继续奔跑，连续掉了三次，没碰破一点儿皮! 李世民把马交还给李建成的侍卫，对站在一边的宇文士及说：“想用马暗害我，可惜生死有命，枉费心机!” 李世民有意让李建成听到这句话，以起到警告的作用，然而，李建成却将这句话篡改成“李世民有天子命，将来要当皇帝，不能随便就死了”，让尹德妃和张婕妤在李渊面前吹风。李渊一听，很生气地对李世民说：“你想做天子，我还没死呢，也太着急了吧!” 李世民一听，就猜出是嫔妃在父亲面前说了坏话，也不辩解，摘下王冠，让父皇派人调查，如真说过此话，甘愿受死。 李渊还要训斥李世民，中书令封德彝急忙进来，说突厥颉利可汗和突利可汗联合起来，进攻豳州(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 李渊吃了一惊，想一想，还得二儿子李世民率兵去打突厥，于是换成笑脸，给李世民戴上王冠，让他以国家为重，带上李元吉去讨伐突厥。 李世民一行来到豳州，与突厥对阵。李世民决定只带百名骑兵出阵与突厥数万大军对话，让李元吉一同去。李元吉吓得直往后退，说：“敌人这么多，怎能轻易出阵呢?万一失利，后悔就来不及了!” 李世民笑了笑，说：“那你就在这里等我的好消息吧!” 李世民来到突厥阵前，与颉利可汉、突利可汗对话。他胸有成竹，因为了解两位可汗的情况，也知道他们之间存在矛盾，所以，据理阐明利害，认为以和为贵，句句话说到突利可汗的心里，加上逢连雨天，不宜交战，突利可汗便让叔叔思摩到唐营议和，并表示愿同李世民结为兄弟。于是，突利可汗撤兵而回。 颉利可汗见突利可汗收兵，觉得自己力量太弱，打也赢不了，也只好退兵。 豳州退敌兵，李世民不伤一兵一卒，不用一枪一刀，仅凭一番话，就达到目的，其智其勇，非一般人能比，使朝廷上下的人无不为之叹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的一天，李建成请李世民到东宫喝酒，几杯酒下肚，李世民突然肚子剧痛，回到自己住的西宫以后，吐起了血。御医给他服了药，才渐渐好了。 李渊得到消息，猜想是大儿对二儿下了毒手。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忍心废掉太子，又不想让二儿再受伤害，想了一个他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派李世民去洛阳，管理陕州以东的州郡。李世民觉得这样也不错，就答应了。 李建成和李元吉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紧张，认为让李世民去洛阳是放虎归山，便找一些大臣向皇帝上书，说李世民去洛阳不会回来，有分裂国家的危险。李渊一听觉得有理，再次出尔反尔。 李建成、李元吉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拉拢李世民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们首先看好尉迟敬德，李建成派心腹送给敬德一车金银珠宝，说明来意，尉迟敬德说：“秦王对我有再生之恩，敬德当以身相报，若贪财而对秦王存有二心，那就是见利忘义之人。这种人对太子殿下又有什么用呢?” 尉迟敬德拒收金银，送走来使，便向李世民报告了。李世民说：“将军从今以后要处处留神，他们不会饶过你的！” 果然，当天晚上就有刺客来到尉迟敬德住处，但见房门大开，知有防备，吓得没敢进屋就跑了。 暗的不行，就来明的，李建成在皇帝面前诬告尉迟敬德，将其关进监狱，准备杀害。李世民在父皇面前慷慨陈词，历数尉迟敬德的功劳，李渊只好把他放了。 收买这一招失灵后，李建成并不气馁，又向皇帝密告李世民的天策府谋士房玄龄、杜如晦行为不轨，逐出天策府；派李世民部下大将程咬金去康州(今广东省德庆)任刺史。 程咬金虽是武将，却也粗中有细，看出问题，他对李世民说：“我至死不去康州，要保护大王。大王的羽翼一旦除尽，他们就该谋害大王了。请大王尽早决断!” 李世民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召集天策府文官武将商讨对策。这时，边境传来消息，突厥又来入侵，李建成荐举李元吉率兵出征，并调李世民部下尉迟敬德、程咬金、秦琼等大将随征。 这天夜里，东宫官员王晊向李世民报告，太子建成准备在昆明池为齐王李元吉饯行，请秦王参加，趁此机会谋杀；同时将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大将一齐杀掉。 李世民将此事告诉李渊，李渊要第二天亲自审问，让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同时参加。 李世民一次次地忍让，达到了极限。现在不仅是个人生死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唐朝江山将来落在谁手、向何处发展的大问题，他决定狠下心来反击了。 当天深夜，李世民和长孙无忌等将士埋伏在玄武门下。天刚蒙蒙亮，李建成和李元吉骑着马进宫，觉得四周情形与往日不同。李建成回马要走，李世民从墙后出来招呼他。李元吉做贼心虚，想先下手为强，拈弓搭箭，射李世民。可是，李元吉连发三箭，箭箭射空。 李世民不再迟疑，对准李元吉拉满了弓，李建成见状高喊：“四弟小心……”话未说完，李世民射出的狼牙箭直奔他而来，李建成猝不及防，咽喉中箭，从马上掉下身亡。 与此同时，喊声四起，尉迟敬德率领70名骑兵如从天降。李元吉打马便跑，尉迟敬德张弓一箭，射中他后心，李元吉当场毙命。 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事变。李渊得知消息，也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形下，只好立李世民为太子了。 李世民手下的部将怕有后患，便同时将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们全部杀了。 魏征是李建成所在东宫的官员，经常给李建成出谋划策，此时被抓到李世民面前，将领们准备让李世民审问完然后杀掉。魏征在李世民面前，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李世民佩服他的胆略和才能，没有杀他，而且还让他在东宫做官；对前东宫和李元吉齐王府的官员都不追问，使这些官员感激涕零。 此时唐朝大权已掌握在新太子李世民手中。李渊于当年农历八月，主动传位给李世民，李世民推辞不过，只好同意。于是，在东宫显德殿举行交接仪式之后，李世民即位当了皇帝，即唐太宗。李渊被尊为太上皇。 李世民是年28岁，改元贞观，次年为贞观元年。从此，唐朝开始了兴旺发达的历史。 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改年号为贞观。太宗总结历代王朝兴盛衰弱的经验教训，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减轻赋税徭役和刑罚，使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政治较为清明，民族团结和睦，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人们称唐太宗在位时的清明统治为“贞观之治”。 多年的内乱使社会经济凋敝，土地大量荒芜，人口流失严重。为了恢复发展，太宗实行“抚民以静”的政策，休养生息。他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他还改进了隋代的仓储制度，在京师设太仓，各州县建立社仓和常平仓，储粮备荒；为了发展生产，还奖励婚嫁生育、兴修水利工程等。 为巩固国家统一，太宗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权机构上，太宗完善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的长官同为宰相，因此中央官制中的相权较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减少了中央政令的疏误。三省又互相牵制，避免了个别宰相专权。太宗重视官员的培养与选拔，大力发展与健全科举制；注重官员的质量，精简政府机构；并制定宽简的《唐律》，废除苛法酷刑，实行严格的死刑复核制度，严以执法，宽仁慎刑。《唐律》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对亚洲很多国家产生过影响。唐太宗又改幕府兵制度，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 唐太宗特别重视人才和善于用人。为求贤纳才，他增设科举考试的科目，鼓励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做官，还要求大臣们注意选拔人才，做到外不避仇、内不避亲。太宗深知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因此不拘关系的亲疏和资格深浅，广招贤才。他任用原东宫旧属魏征、韦挺等人，不记旧怨；又任用出身寒微的人，如提拔农民出身的士兵薛仁贵为将军。唐太宗用人能够舍短取长，知人善任。大臣房玄龄不善于理狱而长于谋略，杜如晦短于处理琐事而长于临机决断，太宗使他们各得其所，人称“房谋杜断”。贞观时期君臣的纳谏和直谏是历史少见的良好政治风气。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大臣们大多能直言极谏。魏征就以犯颜直谏而名垂青史。他向太宗进谏二百多件事情，常提醒太宗居安思危。太宗曾准备征发不满18岁的中男当兵，敕令已下，魏征就是不肯签署。太宗大怒，魏征毫不畏惧，据理力争，认为太宗不讲信用，不按制度规定的年龄征兵。太宗被说服，还赐他一个金瓮。魏征病逝后，太宗痛感失去了一面知得失的镜子。 唐太宗偃武修文，提倡儒学和文化。他尊儒崇经，规定在长安专门设立孔子庙堂，并下令全国建孔子庙，对其他文化学术也采取兼容并蓄政策。唐代的各种艺术因此繁荣昌盛，四方学者也云集长安，日本、百济等都遣子弟来唐。唐太宗又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促成了“胡越一家”的盛况，唐太宗因此被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在世界的东方出现了一个国力强盛的唐朝帝国。唐太宗和他的文臣武将创造了辉煌的业绩，贞观之治也成为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武则天称帝 公元624年，武则天出生在唐都城长安。她的父亲武士彟虽然也是唐朝贵族，但祖先并不显要。武则天的祖籍是现在的山西文水，即当时的并州文水。武士彟做木材生意，后来因为正赶上隋炀帝大兴土木，结果发家致富。他在做生意的过程中，经常和权贵们交往，得到了一个下级军职。 李渊起兵反隋时，武士彟以军需官的身份跟随效劳。最后李渊攻克长安后，武士彟因功被拜为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列入十四名开国功臣行列，从此成为唐朝的新权贵。公元620年，武士彟的元配夫人病逝，通过唐高祖做媒娶了隋朝显贵杨达的女儿。当时杨氏已经是40岁的老姑娘，后来为他生了三个女儿，第二个便是武则天。 武则天的少女时代是随做官的父亲在四川度过的。公元635年，武士彟死在荆州都督任上，随后全家回到长安。前妻生下的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和他们的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对待杨氏刻薄无礼，武则天孤女寡母四人在长安过了一段很不舒心的生活。 公元636年，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病逝。次年，14岁的武则天因美貌出众被召进宫中，做了级别很低的嫔妃——才人。武则天对宫廷生活充满着向往。进宫之后，太宗赐给她武媚的称号，所以人们都叫她媚娘。虽然她的长相的确十分妩媚，但是由于她性格倔犟，缺少女人该有的温柔，所以很不受太宗宠爱。这使得武则天进宫12年，才人的称号也没有改变、提升。 武则天的机会来自于太宗的儿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当太宗还在世的时候，武则天便和李治产生了感情。公元649年，李世民驾崩。按照惯例，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们要出家做尼姑，生育过的则要打入冷宫，为死去的皇帝守寡。武则天因没有生育被送到感业寺出家。她在感业寺出家的两年中，并没有安心念佛，而是处心积虑地想出来。李治即位后的第二年，适逢太宗的忌日，高宗李治前往感业寺进香，武则天紧紧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她使高宗回忆起了先前的恋情，武则天的美貌加上旧情促使高宗不再顾忌佛教教规和礼教的约束，将武则天带回了皇宫。 已经28岁的武则天重获入宫的机会，这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她下决心要利用与高宗的感情，夺回失去的青春年华。事实上，这次入宫后，已经成熟的武则天就在权力之争中大显身手了。 武则天的再次入宫也和宫中的斗争有关，当时的王皇后为了和萧淑妃争宠，鼓动高宗接武则天进宫，她还自做主张让武则天先蓄发，准备再入宫。王皇后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引狼入室。入宫后，武则天很感激王皇后的照顾。她对王皇后非常尊敬，侍奉得也很周到，这使得高宗也很高兴。皇帝和皇后都高兴了，武则天的嫔妃地位也就升到了昭仪，这是正二品的级别，超过了其他八个嫔妃，是九嫔之首。在她的上面，只有皇后和四妃了。 武则天进宫之后，前后生了四男二女，而高宗总共才有12个子女。后边的六个都是武则天生的，可见武则天的受宠程度是其他嫔妃无法相比的，这连主张让她进宫的王皇后也没有料到，结果自己也吃了大亏。 武则天的性格决定了她不甘于居人之下，她的目标是皇后。随着她在宫中的地位逐渐稳固之后，便开始有心计地活动了。她在后宫里想方设法笼络太监、宫女，特别是和皇后、萧淑妃关系不好的人，她总要设法接近拉拢，给予一些小恩小惠，让她们注意监视皇后和淑妃的行动。 公元654年，武则天的第二胎生下一位公主，很讨人喜欢。王皇后也禁不住前去看望，逗弄一番，知道皇帝要来就先走了。武则天趁机残忍地掐死亲生女儿，然后轻轻盖好被子。一会儿，皇帝来看女儿，武则天面带欢笑，带皇帝来到床前，掀开被子，佯装才发现自己女儿被害，失声痛哭。皇帝见此情景，十分震惊，赶忙追查是怎么回事。侍女告诉他，王皇后刚才来过。高宗大怒，武则天又趁机进谗言，使王皇后有口难辩。再加上王皇后久未生育，高宗就此准备废掉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后。 在封建社会，皇后的废与立属于国家大事，必须由众大臣们共同商议决定。武则天做皇后的阻力主要来自重臣国舅长孙无忌，还有宰相褚遂良等大臣也极力反对。朝廷中的大臣们分成了两派，除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以外，李义府、许敬宗等人为了在高宗和武则天面前争功邀宠，就站到了长孙无忌的对立面，支持武则天做皇后。高宗把长孙无忌等反对的人召到一起，商量皇后的废立问题。武则天则在帘子后面监听。长孙无忌极力反对，为王皇后辩解，说她出身高贵，忠厚贤惠，没有什么大过失，不该废皇后之位；而武则天却是出身贫寒，还曾经侍奉过先帝太宗，再立为皇后违背了礼制。 褚遂良也坚决反对，而且还磕头磕得流血，并提出要辞官回家。武则天见了，怒火顿生，大声喊道：“怎么不把这种臣僚乱棍打死！”其他人见状，赶忙替褚遂良求情。褚遂良的性命虽然保住了，但被贬官到湖南长沙任都督。 最后，还是开国的功臣李世给高宗出了个主意，他说皇后的废立是皇上的家务事，没有必要和大臣们商量。同时，李义府和许敬宗等人也在朝廷大臣们中间大造舆论，支持武则天。终于，公元654年，高宗正式下诏书废王皇后，将萧淑妃贬为庶人，立武则天为皇后。后来武则天将王皇后、萧淑妃二人各责打了一百杖，然后残忍地砍去双脚，泡在酒瓮里活活折磨死。其报复心和残忍性可见一斑。 武则天做了皇后，先要清除对她威胁最大的长孙无忌。她指使许敬宗等人捏造罪名制造朋党案，然后将长孙无忌牵连进去，把他流放外地。后来许敬宗又逼长孙无忌自尽。长孙无忌集团其他的人也受牵连，或被杀或被流放。 武则天的越来越专断也引起了高宗的不满，他和宰相上官仪商量废掉武则天的皇后，上官仪答应起草诏书。武则天安插在皇帝身边的耳目得知后赶忙报告。武则天赶到后，软硬兼施，说得高宗改变了主意，还把责任全推到了上官仪的身上。于是，武则天让许敬宗捏造上官仪和已经被废的太子李忠图谋反叛，将上官仪处死。 高宗软弱平庸，武则天有才干，且有手段，这也是她一步步登上女皇宝座的原因。武则天曾经上意见书十二条，也就是历史上的“建言十二事”，这里面包括了发展农业、减轻赋税、广开言路等，基本上是一套较完整的治国方略。后来也被高宗颁布诏书推行。高宗后来之所以将处理政务的权力交给武则天，也是相信她有这方面的能力。 武则天之所以能在朝廷施展才干，和她重用庶族出身官员有很大的关系。到了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已基本定型，新的官员很多是出身寒微的，他们需要最高层的重用，而武则天就成了他们的总代言人。一大批文人学士成为武则天的鼎力助手。武则天则利用他们来打击旧贵族的反对势力，巩固自己的权势与地位。 武则天为了自己的权势和皇位，做事心狠手辣，就连亲生儿子都不肯放过。武则天一共生有四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老三是李显，老四是李旦。第一个有机会继承皇位的是长子李弘。公元656年，太子李忠被废黜，武则天的长子李弘被立为皇太子。李弘为人忠厚，处世谦虚忍让，而且很具有政治才干，高宗和大臣们对他都很满意。随着身体状况的下降，高宗想把皇位传给李弘。 武则天却不愿意让儿子来侵夺自己已经习惯专权的政治权力，而且儿子一旦即位，自己的权力梦特别是女皇梦就要破灭了。况且，李弘不是那么听武则天的话。于是，在权力和亲情之间，武则天选择了前者。公元675年，武则天用毒药将年仅24岁的儿子李弘毒死。 李弘死后，高宗由于精神受到刺激，再加上原来的头疼病，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他已不能再操劳国家大事了，于是就想把皇位让给武则天。但是，朝中大臣们极力反对，武则天没能如愿，但这对于武则天却是个极大的刺激与鼓励。 李弘死后的一个月，李贤被立为太子，李贤在处理政务过程中也显示出过人的能力，加上宰相们的辅佐，武则天又感到了权力将要离她而去了。所以，武则天指使人诬告太子贪恋女色，荒废政事。公元600年农历八月，李贤被废掉太子身份，贬为庶人，后来又被迫迁到巴州。 在李贤被废掉太子的第二天，三儿子李显被立为太子。683年，唐高宗病死，立下遗嘱，让太子即位，但国家大事还要听从武则天的意见，这成了武则天日后专权乃至成为女皇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显即位后就是唐中宗，他尊母亲武则天为皇太后。李显为人非常软弱，所以对于让他即位，母亲还是比较接受的。但中宗也没有将宝座坐热，仅仅两个月就被武则天赶了下去。中宗即位后，想让岳父韦玄贞做宰相，但是父亲高宗临死时立的顾命宰相裴炎不同意，中宗便不可一世地说：“我就是把天下都给了他，又能怎么样？”裴炎便报告了武则天，武则天立刻召集大臣们到了乾元殿，将中宗废为庐陵王，幽禁在深宫之中。幽禁中宗后，武则天把小儿子李旦推上了皇位，即唐睿宗。 武则天虽然让小儿子继承了皇位，但不许他处理朝政，一切大事都由自己来决定。逐渐地，武则天做女皇的愿望更加强烈了。 武则天首先将东都洛阳改为神都，准备将来做都城用。她还把唐朝文武百官的名称进行了变动：尚书省改成文昌台，左右仆射改为左、右丞相，门下省改为鸾台，侍中改为纳言，中书省改为凤阁，这明显地是体现了女性特征。原来的宰相名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改成了“同凤阁鸾台三品”。尚书省下属的六部也改了名称：吏部改成天官，户部成了地官，礼部是春官，兵部是夏官，刑部是秋官，工部是冬官。御史台分成了左肃政和右肃政两台，由左台负责监察朝廷，右台负责纠察地方郡县。 武则天这些为以后做女皇的准备活动被一些大臣识破，遭到了他们的激烈反对。公元684年农历九月，原来被武则天贬出京城的徐敬业起兵反抗。 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十多天便召集了十万兵马。唐朝著名诗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专门写了著名的《讨武曌檄》。据说武则天看了之后，并没有生气，而是感叹这样的人才没有为她所用。可见，武则天在用人上还是用些气量的，也很爱惜人才。 武则天连忙调动了30万兵马迎战，让李孝逸领兵平叛。徐敬业不久便连遭失败，他和骆宾王先后被部将杀死。只用了40天的时间，徐敬业的叛乱便被平定了，武则天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次大的政治危机。 在平定徐敬业的叛乱之后，武则天又对宰相班子进行了调整。因为宰相裴炎在这次危机中不但不帮助武则天对付徐敬业，还以此要求她还政于睿宗，结果被武则天处死。然后，武则天又罢免了其他几个宰相，补韦方质、武承嗣、韦思谦为宰相。以后的两年内，武则天对宰相班子进行了频繁的调整，建立了效忠于自己的执政集团。 为了给自己做女皇铺路，武则天在舆论方面利用迷信等手段来为自己树立威信。比如他的侄子武承嗣派人送一块刻着“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白石头，谎称是来自于洛水。武则天十分高兴，遂改年号为“永昌”。武则天还接受了睿宗和群臣上的尊号“圣母神皇”。这在历史上是绝对没有的，原来的皇帝只有在死后才有尊号，武则天打破了这个惯例。 武则天为做女皇做的这些准备，遭到了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李元嘉的武力反抗，但不久就被平定了。从此，再没有人对武则天的权势提出过挑战。 公元690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先借佛教僧人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后来，她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六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之事。然后，她在重阳节这一天登基，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因此，武则天还把自己名字的“照”，改为“曌”，意为武氏王朝将如日月当空一样，长久永存。 武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为广揽人才，不计门第，不拘资格，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武则天重视农业生产。认为“建国之本，必在于农”，命人撰成农书颁行天下。她继续推行均田制，在边远地区实行军事性屯田、营田，成效显著。她重视和提倡兴修水利，在独掌政权时，还大修地方水利工程，并且以境内农田好坏作为奖惩官吏的标准。这些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且使国家粮仓储备充足、地方储粮富足、人口显著增加。 武则天掌权时期，也有很多过失。执政后，她多疑臣民不忠于自己，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严酷逼供，奖励告密，牵连了很多无辜的人。一些污吏刑讯逼供，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崇佛教、建寺院等活动，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宠爱男嬖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 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排除万难和阻碍，在执政时期，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但是，她后期执政的弊端，使她的功过参半。 开元盛世 公元712年，唐睿宗让帝位给27岁的李隆基，这就是唐玄宗。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之一。他前期励精图治，任用贤相姚宋，使唐王朝达到了极盛，史称“开元盛世”。 玄宗即位之初就重用贤相姚崇和宋璟励精图治。姚崇讲究实行；宋璟坚持原则，守法则正。二人鼎力辅佐朝政，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玄宗不仅重视人才的选拔与任用，而且广开言路，虚心纳谏。姚崇提出的抑制权贵、不接受礼品贡献、接受谏诤、不贪边功等建议，玄宗不仅采纳而且严格执行。宋璟敢于犯颜直谏，玄宗对他又敬又怕。为改变当时的奢侈之风，玄宗下诏将皇帝服御和金银器玩销毁，重新造成有用的物品，交给国家使用；把珠玉锦绣在殿前焚毁，并规定后妃以下，不准穿锦绣珠玉。在玄宗的倡导下，节俭成了时尚。对日益扩大的佛教势力，玄宗下令严禁建造佛寺道观、铸造佛像、抄写佛经，禁止百官和僧尼、道士往来，并精减僧尼人数，从而扼制了寺院势力。 开元年间，玄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整顿改革。 为安定皇位，稳定政局，玄宗采取出刺诸王、严禁朝臣交结诸王和抑制功臣等措施。出刺诸王，即玄宗解除诸王皇亲国戚的兵权，让他们做外州的刺史并严格限制他们，使他们不能掌握一地的军政大权，从而无法叛乱，而且规定诸王不能同时留居京城，减少他们和京官接触的机会。对那些功臣权势，玄宗或罢免他们的官职或让他们出任地方官，这就消除了动乱的隐患。 为强化皇权，玄宗裁减冗官，加强吏治，革新政治。针对武后以来官吏冗滥的现象，玄宗下令免去员外官、试官、检校官数千人，撤销、合并闲散司、监十余所，从而精简了官僚机构，节约了开支。同时健全监察机构，严格选拔官吏制度，赏罚严明。玄宗对官员实行严格的考核，在开元四年组织的县令考试中，不及格的45人立即被罢免。另外他还鼓励官员外任。 玄宗比较注意发展经济。开元初年，流民人数巨大，玄宗采取检田括户、抑制兼并的措施，下令在全国清查户口和土地，安置逃亡人口，将籍外土地重新分给农民耕种。这样就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兼并活动，增加了国库收入。其次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玄宗当政期间，全国共兴建了56项农田水利工程，相当于全唐水利工程总数的20％以上。 玄宗即位后的一系列改革，使政治清明、百姓富庶、国力强盛、社会繁荣昌盛，唐朝达到了全盛时期。开元二十年天下人口786万户、4543万人；开元二十八年，天下人口841万户、4814万人。唐都长安有人口百万，是著名的国际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唐代不仅商业发达，而且对外贸易兴旺，往来于唐和波斯、天竺、大食等地的商船络绎下绝。数以万计的外国使节、商人、僧侣和留学生居住在长安。开元五年至二十一年，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均在550人以上。气象万千的长安就是开元盛世的最好写照。 安史之乱 公元742年，唐王朝改元“天宝”。玄宗设置了十个节度使，负责边境地区的军政要务，后来事实上他们便成了这些地区的土皇帝。胡人安禄山做了平卢节度使，管辖河北北部地区。这个安禄山长得肥胖高大，内心跟李林甫一样奸诈狡猾，可外表上却装出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让人看了误以为他缺少心计，对他不加防范。 有一次见皇太子，他故意不下拜行礼，左右的人都责备他。他却装成一副傻样子问皇帝：“我是不识礼节的人，可太子是什么官呢?”玄宗说：“等我死了以后，就把皇位传给他。”安禄山仿佛恍然大悟似地说：“我真是太愚蠢了，只知道有皇上，却不知有太子，真是该死!”这才给太子叩头。他还装出一副诚恳的样子对玄宗说：“我受到陛下您过多的恩宠，又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加报，就希望我能代陛下您死吧!”由于他憨厚的样子，又装得特别像，竟然使玄宗感动不已。 安禄山也跟李林甫一样，收买后宫的宫监和嫔妃，替他传递宫中的消息，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好话。玄宗越来越喜欢安禄山了，不时把他召到京城。李林甫投皇帝所好，也开始拉拢安禄山。李林甫善于揣摩安禄山谈话的意思，安禄山心里想的话还没出口，李林甫就替他说出来了。安禄山越发折服，竟以李林甫为神。有一次在中书省见面，天气很冷，李林甫便把自己的袍子脱下来披在安禄山身上。安禄山很感动，亲热地称李林甫为“十郎”。安禄山在范阳，派使者去京师奏事。使者回来以后，安禄山首先便问：“十郎怎么说?”如果使者传达的是李林甫的好话，安禄山就大为高兴。如果使者说：“十郎要你好生察看。”安禄山便失望地反手拍打床栏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安禄山是个大胖子，肚子特别大，走起路来蹒蹒跚跚，十分笨拙，但在皇帝面前跳起《胡风舞》来，却是轻巧灵活。玄宗曾问他：“你肚子为什么这样大?”安禄山笑嘻嘻地回答：“只装着一颗忠诚于皇帝的赤心啊!”玄宗在长安给安禄山建筑府第，派太监去监工，吩咐说：“好好地布置，安禄山眼孔大，别让他笑话我。”结果府第建设得富丽堂皇，其规模、设备超过一些王府。 善于装呆卖傻的安禄山看到杨贵妃得庞，就又来了一次表演。有一天杨贵妃坐在皇帝身边。安禄山进来后先去给杨贵妃行礼叩头，然后再前拜皇帝。玄宗问他：“你为什么先拜娘娘?”安禄山回答说：“按胡人的风俗，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玄宗开玩笑说：“那么你方才是拜见母亲!”安禄山趁机说：“如果娘娘愿意收我这个粗笨的儿子，我愿意终生孝顺。”杨贵妃觉得挺好玩，便欣然答应。玄宗也来凑趣，还要让贵妃给安禄山来个洗儿礼。三个夫人也来送小儿的小衣小帽，尽做姨娘的情分。于是大家嘻嘻哈哈，喧闹一场。接着玄宗就提升安禄山做御史大夫。 安禄山一直伪装得很好，欺蒙住玄宗，做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把辽阔的北方领土都置于他的管辖之下。安禄山暗中招兵买马，做夺取天下的准备。他拥兵15万人，还大量招收少数民族的青年当兵，用胡人做带兵的将领。天宝十四年冬天，他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便以“讨伐奸相杨国忠”为名，从范阳起兵，公开发动叛乱。安禄山发兵7万，号称20万，向南进军，准备大举进攻中原地区，打到长安，推翻唐朝，自己当皇帝。 从天宝年间以来，唐朝的统治已经腐朽不堪，军队毫无作战的准备，没有战斗力，加上这一带本来就是安禄山直接统治的地区，因此当叛军打来的时候，黄河以北各郡的文官武将，有的开城迎接叛军，有的弃城逃走，有的被叛军擒杀。叛军没遇到什么抵抗，很快席卷了这一大片地区。叛军得逞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到长安，这时候，昏庸了的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是真的反叛了。他匆忙调兵遣将，增募军队，部署平定叛乱。可是这临时拼凑起来的军队仓促上阵，哪里是叛军的对手?叛军打过黄河以后，向西、南、东三面继续攻城略地，一路势如破竹。在野蛮残暴、掠夺成性的安禄山的放纵下，叛军每到一个地方，奸淫杀掠，残害百姓，无恶不作，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天宝十五载，叛军攻占了东都洛阳，直抵京城长安东边的大门潼关。接着，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建立起反动的割据政权。 安禄山的叛乱使本来就岌岌可危的唐王朝统治更是走向了穷途末路。 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是唐后期政治上的最严重的问题。溯其渊源，与唐朝兵制的改革有关。唐玄宗开元十二年以前实行府兵制，当时军府多在关内、中原地带，“内重外轻”。开元后期，府兵制瓦解，实施募兵制，节度使长期专兵，朝廷直接掌握的军队锐减，成为“外重内轻”之势。安史之乱后，国力大衰的唐朝无力消解归降的安史余部，便授以节度使称号，以为笼络之计。藩镇割据首先起于安史降将。同时，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朝的许多节度使权力加重，各自为政，不听中央调遣。藩镇割据日渐形成，统一的唐朝被肢解，四分五裂，战祸迭起。 唐朝的藩镇大小与作用各不相同，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其中为害最甚的是河北三镇，即李宝臣占据的成德镇、田承嗣占据的魏博镇、李怀仙占据的卢龙镇。三人皆为安史旧部，归降唐朝后演变成独霸一方的军阀。除河北三镇外，还有相卫镇、镇冀镇、淄青镇、宣武镇、淮西镇等。这些割据一方的藩镇，自置文武将吏，赋税不入朝廷，节度使一职，或父子相传，或由兵将拥立，俨如独立王国，时而叛唐，时而联合，不受中央节制。甚至在长安附近的同、华二州节度使周智光，也敢抗拒唐朝中央，并且大言道：“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唯周智光能之。”可见藩镇的嚣张跋扈已达极点。唐朝廷虽弱，仍然和藩镇割据势力作了一系列斗争，重要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四镇之乱”。德宗时期，李惟岳擅承李宝臣节度使之职，李纳擅承李正己节度使之职，唐朝廷对这两起子承父职的行为不予认可。于是山南东道梁崇义、淄青李纳、魏博田悦、成德李惟岳四镇联合反唐，演成四镇之乱。梁崇义、李惟岳在与唐军作战时败死。之后，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又联合抗唐，这次叛乱称为“四王之乱”。由于唐军讨伐无功，唐德宗只好下令，去掉四镇王号，名义上归唐，事实上仍由他们各据一方。第二次是“奉天之难”。783年农历正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起兵反唐，在河北诸镇支持下自称楚帝。唐德宗发兵进讨，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奉诏率泾原兵东下勤王，路经长安时，当地不仅未给赏赐，反倒犒以粝食，激起泾原兵变。军队攻入长安城，德宗仓皇出逃至奉天，此即“奉天之难”。兵变军队拥立原卢龙节度使朱眦为帝，国号秦，后改为汉。唐德宗在各地勤王军队协助下，历时近一年才收复长安，消灭了朱眦。第三次是唐宪宗实行削藩政策，取得短期效果。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817年，宪宗任命宰相裴度统率全军，进讨淮西。唐将李恕雪夜率9000士兵突袭蔡州，生俘吴元济。这是唐中央政府所取得的唯一一次对藩镇的胜利。此后，淄青、卢龙、成德等镇相继归顺中央，唐朝恢复了表面上的统一。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并防止藩镇势力的扩大，宰相李吉甫在一年多时间里，调换了36个节度使，是唐朝廷抑制藩镇势力的一个强有力措施。然而，这一局面仅维持了三年，820年，宪宗被宦官谋杀后，河北三镇又相继反叛，藩镇割据再次抬头，一直延续到唐亡。 藩镇割据对唐朝社会政治经济危害极大，顺宗时的永贞革新，其目的之一便是削弱藩镇，然而仅昙花一现。日益走向衰败的唐王朝已无力回天，藩镇割据势力依然跋扈嚣张。 黄巢起义 唐朝后期，统治黑暗，土地兼并严重，苛捐杂税繁重，农民四处逃亡，社会动荡不安。从肃宗开始，唐朝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严禁私盐贩卖，盐价猛涨。许多百姓买不起盐，许多人从事食盐走私活动，因此私盐贩子越来越多。他们组织武装，反抗官府的追捕，和逃亡的农民联合起来，成为反唐的重要力量。 唐僖宗初年，河南、山东一带连年天灾，庄稼颗粒不收，许多人以草籽、槐树叶充饥，而官府只知向百姓搜刮。于是，唐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这里爆发。875年，山东人王仙芝率众首先起义，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起义军席卷山东。同年，山东人黄巢率众响应，两支起义军汇合在一起。王仙芝、黄巢以贩私盐为业，他们在武装贩卖私盐的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起义军在王仙芝、黄巢领导下，日益壮大。朝廷见义军声势浩大，立即调集兵马，诏令淮南等五节度使镇压义军。王仙芝、黄巢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流动战术，转战于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各地官吏闻风丧胆。唐朝政府在调兵遣将进击义军时，又封官招降。在诱降面前，王仙芝动摇了，黄巢严厉地斥责他。义军也群情激愤，义军内部由此分裂。黄巢率军北上，王仙芝继续转战湖北，后来被杀害，余部投奔黄巢。义军推举黄巢为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立了起义政权，定年号为“王霸”。 为了发展起义力量，黄巢自北南进，转战大半个中国。黄巢率领10多万义军渡过长江，不久攻克广州。黄巢在广州发表檄文，揭露唐朝罪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它的腐朽统治。不久，黄巢挥师北上，60万大军渡过长江，攻占了东都洛阳，接着，又突破潼关。唐僖宗在田令孜的挟持下逃往四川。公元880年，起义军进入长安，黄巢即位称帝，建立大齐，年号金统。黄巢任命尚让为宰相，朱温等人为大将军，没收官僚和富豪的财产分给百姓。 起义军攻占长安后，没有乘胜追击西逃的僖宗，也没有及时对长安以外的中央禁军和藩镇势力乘胜追击。义军长期流动作战，所经之地包括洛阳在内也没留兵设防，致使唐军有机会进行反攻。881年，唐政府号召各地节度使进攻起义军，又联合沙陀族贵族李克用围攻长安。黄巢与各路唐军展开殊死搏斗。在这紧要关头朱温叛变降唐，黄巢被迫撤出长安。起义军节节败退，而尚让又临阵投降。884年，黄巢被困于狼虎谷，被迫自杀。 长达10年之久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唐朝政权，导致统一王朝彻底地大分裂。黄巢虽没有灭亡唐朝，但土崩瓦解的唐王朝已名存实亡。 陈桥兵变 赵匡胤出身于河南洛阳将门之家，胆识过人，武艺超群，21岁时投奔郭威，成为郭威帐下的一名士兵。951年，掌握后汉军权的郭威，谎称契丹入侵，太后命他统军北征。后汉大军渡过黄河，到达澶州时将士们将黄袍披在郭威身上，拥立郭威为帝。郭威率军掉头南行，加后汉京师开封，建立后周。赵匡胤也逐步升为滑州副指挥。 不久，郭威病逝，其养子柴荣即位，就是周世宗。柴荣有雄才大略，他南征北战，同时励精图治，革新政治。即位之初，北汉勾结契丹大举攻周，柴荣率军亲征。双方在高平大战，世宗亲冒矢石督战，当后周军队形势危急时，禁军将领赵匡胤和张水德拼死保护柴荣。高平大捷后，赵匡胤被提拔为禁军高级将领，负责整编禁卫军。他精心挑选武艺超群的壮士，组成勇敢精锐的殿前诸班，这以后成了后周战斗力最强的队伍。世宗也由此开始了他“十年平定天下”的战略行动。几乎每次征战，赵匡胤都立下汗马功劳，成为周世宗的得力虎将。正当柴荣开拓疆土、北征辽国时，不幸英年早逝。 世宗在征辽途中捡到一块木牌，上写“点检做天子”，心中就有几分猜忌。当时张永德任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他又是周太祖郭威的女婿。柴荣担心禁军将帅权势过重会发动政变，就匆匆撤掉了张永德，换上了赵匡胤。但这却使赵匡胤的实力更加雄厚，他做了禁军的最高统帅，掌握了后周军权。 柴荣死后，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当时，主少国疑，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后周局势不稳。赵匡胤野心急剧膨胀，他与其弟赵匡义、亲信赵普密谋策划兵变。他们把禁军中的统帅换上自己的亲朋故交。赵匡胤战功累累，对部下能够恩威并施，因此许多将士诚心归服。后周宰相范质性情率直、廉洁自持，根本无法左右乱世局面；禁军统帅韩通有勇无谋，不为军界所服，他的儿子曾劝他早日铲除赵匡胤，韩通却没有听从。 960年，赵匡胤使人谎报军情，说是契丹与北汉联合入侵后周。宰相范质、王溥真假不辨，慌忙派遣赵匡胤出兵御敌。韩通的儿子见此形势，劝父亲趁赵匡胤入府辞行时杀掉他，但韩通没有答应。于是，赵匡胤顺利地率军出发了。当晚赵匡胤驻扎在开封20千米的陈桥驿。酒后，赵匡胤假装酒醉卧床睡觉。通晓天文的苗训声称天上出现两个太阳，那个正在上升的太阳是赵匡胤。于是，全军都知道了上天的旨意，便鼓噪而起，嚷着要立新主。赵匡义、赵普趁机推波助澜，与将领们商议兵变，将领们早有此心，同意立点检为天子。赵普以共保富贵为由，要士兵们听从指挥，并派人回京通知石守信、王审绮等做好内应准备。第二天清晨，呼声四起，声震原野。赵匡义叫醒赵匡胤，将他扶出来，将领们不容分说，就把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立赵匡胤为天子，众将士跪拜高呼万岁。赵匡胤假意拒绝后，宣布若要他做皇帝，必须听从他的命令：不得纵兵劫掠，对幼主、皇族、朝臣加以保护等。众将表示唯命是听后，赵匡胤带领禁军回开封。石守信等在城内接应。入城后，禁军秋毫无犯。后周文武大臣束手无策，只有韩通企图反抗，结果被杀。将士拥逼范质、王溥出来，他们后悔莫及，被迫承认赵匡胤代周自立。于是，赵匡胤登上皇位，宋朝正式建立。 赵匡胤仿效郭威澶州兵变，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而实现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开创了大宋的百年基业。 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用计夺了周朝江山，自己做了宋朝开国皇帝之时，正是重重矛盾交加之际，赵匡胤胸有成竹，勇敢地面对各种矛盾。 为了防止后周残余势力东山再起，他采取安抚策略，让周世宗的符皇后、刚做不几天皇帝的孩子柴宗训迁往西宫，进行封赏，命令有关人员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对后周文武大臣仍旧留用；对拥护他称帝有功的人予以重赏：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锋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赐皇弟赵匡义为殿前虞侯，改名光义。 赵匡胤对有功人员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大加封赏，二是防范他们居功自傲。一位跟随赵匡胤打天下立了战功、现为京城巡检官的王彦升，半夜三更到宰相王溥家胡闹。王溥系后周留用官员，王彦升没把他放在眼里。第二天，王溥向赵匡胤反映了此事，赵匡胤毫不留情，撤了王彦升的职，使后周留用的大臣很受感动，从心里拥护这位宋朝开国皇帝了。 对于不愿归顺宋朝的几个节度使，赵匡胤不慌不忙，一个个把他们制伏。 赵匡胤为了了解民间实情，经常微服私访。赵普劝他小心，防止大臣生变。赵匡胤说：“这些重臣，都与朕故交，不致生变，卿不用多虑。”赵普说：“臣不是疑虑这些人不忠，而是看他们不是帅才，难以统率部下。一旦军中有人胁迫他们谋反，恐怕不得不听啊!” 这句话说到赵匡胤的心里，他也担心将来发生这件事。赵普建议他把一切权力都归自己，赵匡胤暗暗点头。 第二年秋天，太祖赵匡胤召赵普入殿推心置腹谈话。他说：“自唐(后唐)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8姓、12人，战乱不止，百姓遭殃，是什么原因?我拟平息兵患，定出长治久安计策，你看应怎么办?” 赵普说：“唐以来战乱不止的原因，是地方权势太大、君弱臣强。陛下要寻治国之计，只要削夺节镇之权，将地方精兵归于中央，天下则必然安宁……” 赵匡胤原来也有这种想法，与赵普不谋而合，于是想出一条既文明又能达到目的的计策。 一天，赵匡胤让有司在偏殿设宴，款待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锋等结义兄弟。酒宴气氛十分融洽热烈，逐渐达到高潮。赵匡胤说：“我能有今天，全仰仗诸位鼎力相助，你们功德无量，我心中有数。可是，做皇帝太难了，一年多来，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啊!” 众人听皇上的头半截话时，都很高兴，听后半截话时，觉得有点不对。石守信问道：“陛下现在还忧虑什么呢?”赵匡胤说：“我与你们都是故交，话就直说了。这皇帝的宝座，谁不想坐呢?” 大家一听，慌忙离席叩头。石守信说：“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下平定，谁还敢有二心?” 赵匡胤说：“我知道你们不会有二心。可谁能保证你们的部下没有异心呢?如果有人把皇上的袍子穿在你们身上，你们怎么办?” 这一席话，竟把石守信等人吓哭了，让皇上指示一条出路。赵匡胤说：“人生短暂，转瞬即过。诸位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做官，买上好宅好地，为子孙后代立下不动之产业。再多买些歌女，每日饮酒作乐，平平安安过好后半辈子，君臣之间，两相无猜，岂不更好?” 众人立即明白皇上之意，连忙拜谢。大家接着喝酒，在友好的氛围中结束酒宴。 次日，这些将帅们一起上表称病，不能入朝。赵匡胤很高兴，收回了他们的兵权，解除了后顾之忧，全部兵权集在自己手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典故。 赵匡胤又把禁卫军两司之一的侍卫司分成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两部分，与殿前司统称“三衙”，任命资历浅的低级军官为三衙使。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扫除了历代禁卫军专横跋扈的风气。赵匡胤维系统治的第一步措施顺利实现，第二步是削弱地方藩镇的权力，第三步是灭掉五代十国中尚未归顺大宋的几个小国，最终目的是统一中国。 澶渊之盟 燕云十六州是中原的天然屏障，直接关系着中原的安危。中原王朝从后周柴荣开始，就开始与辽争夺燕云。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国力无法与辽抗衡，就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方针。他曾积极储存钱帛，准备或以赎回的方式收回，或用这笔钱作军费，以武力攻取燕云。其弟宋太宗赵光义统一北汉后，就亲征伐辽，要乘胜收复燕云。宋军初战时极为顺利，一直打到幽州，但辽军苦守坚城，幽州久攻不下。太宗率军在高粱河与辽国援军展开激战，结果在辽援军的夹击下大败。太宗身中两箭，匆忙乘驴车逃走。几年后，太宗趁辽国圣宗幼小、母后萧太后专政的机会，兵分三路北伐辽国。但由于东路军不顾进兵计划，贪功冒进，宋军大败。 宋太宗两次伐辽失败，朝廷内外谈辽色变，加上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及对西夏战争的失败，宋政府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广修河渠池塘，广植水稻和柳、榆林，阻挡辽国的铁骑。宋真宗即位后对辽更是以和为贵。辽军见宋朝软弱可欺，就不断遣兵南下，威胁宋廷。只是由于宋将杨延昭等人奋起抵抗，辽军才无法长驱直入。 1004年，辽国再次南侵。辽圣宗及萧太后亲披甲胄，督军30万，大规模南下，深入宋境内地，直抵澶州北城，离北宋首都开封只有一河之隔。北宋朝野震惊，宋真宗日夜焦虑，一筹莫展。大臣王钦若是江南人，建议迁都金陵，而大臣陈尧雯是四川人，主张逃往四川。宰相寇准力排众议，坚持主张抗战，并要求真宗亲征，以鼓舞士气。真宗虽恐惧辽国，也知道不能南逃，只好同意亲征。在寇准的极力督促下，真宗徘徊了一个多月才起驾北上抗辽。还未到战场，真宗就害怕得不敢走了，要返回京城。寇准赶快劝阻，真宗仍然动摇不定。寇准只好联合功臣高琼进谏，真宗无奈，被迫继续前进。 澶州城下，宋辽对峙。澶州跨黄河分为南、北二城，中间有浮桥相通。辽军统军萧挞览亲自视察地形，指挥辽军进攻宋军。宋军把箭弩装在阵前，全力防御。宋守将见萧挞览出阵，突然扳动弩机，百矢齐发，萧挞览中箭身亡。萧挞览是军中主帅，又是萧太后的得力助手，辽军见统帅未战而死，顿时士气低落。真宗来到澶州南城，上了浮桥之后，怕得又让停辇，高琼连吓带哄让卫士们簇拥真宗过了黄河。宋军见皇帝亲自驾到，士气大振。辽军见形势不利便主动提出和谈。而真宗本无抵抗之心，急忙答应与辽议和。他不顾寇准等人的反对，派使臣曹利用前往和谈，告诉曹利用哪怕赔百万白银也行。寇准不得已，告诉曹利用超过30万就杀了他。经过几次讨价还价，双方达成协议：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帝尊辽萧太后为叔母，辽主称宋帝为兄；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20万匹、银10万两等。因议和地点在澶洲城下，故称“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在宋朝军事有利的条件下订立的屈辱性条约。它开了赔款的先例，成了宋朝财政的重负和民众的重压。但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之间的战争，使边境相对稳定，宋辽两国由此保持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 靖康之耻 公元1126年，完颜宗望率军攻打开封，由于李纲事先布置好了防守，金军死伤了很多兵卒，也没有攻下。完颜宗望正在帅帐中发愁，忽闻报宋使臣李税求见。完颜宗望想来使此时来见，必是求和的，心中大喜，立即下令“陈兵召宋使”。 李税本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他一进金营大门，看到金兵凶神恶煞似地排成两道人墙，吓得腿一软跪着爬到了帅帐前，脑子里一片空白，原来想好的说辞也全忘了，见了完颜宗望只顾着一个劲儿地磕头。完颜宗望见宋朝派来的使臣如此懦弱，心想金灭宋指日可待也。半天李税才想起自己是来干什么的，结结巴巴地对完颜宗望说：“臣奉我主之命来与将军议和。”完颜宗望说：“既然是来议和的就得答应我的条件，否则休想让我退兵。”完颜宗望的条件是：一，宋纳黄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万头，缎百万匹；二，宋少帝尊辽皇帝为伯父；三，把云、燕到宋地的百姓送还；四，割让河间、中山、太原三镇；五，送宋亲王、宰相到金朝为人质。李税一一记下，话都没敢多说，头也不回地跑回了开封城。 宋钦宗为了保住性命答应了这些条件，他派李邦彦大肆搜刮民财。几天后由张邦昌和康王赵构作为人质，带着金银、三镇地图和议书到了金营，议和之事就这样定下了。完颜宗望也怕自己孤军作战，万一遭到宋军围攻，情况对自己不利，便退过黄河。金兵退走后宋朝君臣以为从此就天下太平了，太上皇赵佶又回到了开封，孰料不久完颜宗翰、完颜宗望又分别率东、西两路大军杀向河南。一路上宋朝州、县的官员不是跑就是降，金军又轻而易举地攻到了开封城下。 由于上次金兵退后宋钦宗放松了守备，李纲也被派到了河阳任两河宣抚使，此刻朝中已无能人御敌，金军攻陷了开封，活捉了赵佶、赵桓父子，押解他们北上，从此北宋便结束了。这事件发生在宋钦宗靖康年间，历史上称做“靖康之耻”。 宋康王赵构到金营为人质后，装呆作傻被完颜宗望放了回来，金占据开封时赵构正在相州。赵佶、赵桓被掠走后，赵构到了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在诸路统兵将帅宗泽、刘光世、韩世忠的拥戴下做了皇帝，改元建炎元年，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宋。 金兵对宋朝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百姓们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抗金，他们希望赵构能派兵支援，从而北定中原。可赵构称帝后，无心收复失地，非但不支持他们，反而解散了他们的队伍，百姓非常失望。 面对宋朝人民的反抗，金帝完颜晟意识到光用武力镇压是不行的，一定要收服民心，以安定局面，于是给宗望下了一道诏书，不得欺压当地的百姓。完颜宗望看到诏书后由衷地赞叹：“我主不愧为英明之君!”他命人立即传发下去。与他同为元帅的宗翰平日里杀戮甚重，由于品级相当，不便管束。如今皇上下了诏书宗望便差人给宗翰送了一份去。完颜宗望在接到诏书时已得了重病，没过多久就病死了。完颜宗翰乘机夺权。完颜晟命完颜家辅为右副元帅，接替宗望统率东路兵马。宗辅与宗翰继续对宋进攻，赵构被逼无奈跑到海上去了。 金灭北宋后，曾立宋臣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但后来被赵构杀了。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秋天，完颜宗翰为了争夺权势，控制中原，听取了心腹高庆裔的意见，奏请金主完颜晟立宋降臣刘豫为中原之主，完颜宗翰又派完颜希尹去说服金主。完颜希尹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是他创造了金国的文字——女真文字。在完颜希尹的劝说下，完颜晟同意册立刘豫为大齐皇帝，但要称金帝为父。刘豫先定都在大名，后又迁到了开封。 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正月二十四，62岁的完颜晟驾崩，阿骨打之孙，16岁的完颜亶做了金国皇帝。由于宗翰对他有拥戴之功，完颜亶封宗翰为晋国王，官都元帅太保，权势极大。宗翰是个专权又凶残的人，他在高庆裔的参谋下，制定了许多严酷的刑法压迫汉族百姓。朝中有很多人不满宗翰的作为。完颜亶虽授他任领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事，可对他也早已起了戒心。完颜亶年纪虽小，却聪明过人，自幼受汉文化熏陶，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是新一代的女真少年。他对女真的旧俗痛恶至极，决心变革，废除旧制，推行先进的汉文化。 完颜亶登基第二年，为了削弱宗翰的势力，派宗磐、宗隽与他同领三省事。宗翰的权力一下被分掉三分之二，心里大为恼火。高庆裔又给他出鬼主意，让他联合一些不服完颜亶的旧臣谋反。宗翰尚在犹豫中，完颜亶却已经向他进一步下手了，完颜亶同太师宗磐暗中商定先找了个理由，把高庆裔杀了。宗翰又急又气，结果也一命呜呼了。宗翰死后，完颜亶彻底清除了他的党羽，连宗翰扶立的齐帝刘豫也被他派兀术给囚禁在金明池，废为蜀王。刘豫所占的河南、陕西等地在挞懒一伙人的倡议下给了宋朝。然而时隔不久挞懒谋反被杀，金帝命兀术率军伐宋，收回河南等地。兀术攻过淮河，赵构无力抵抗，请求议和。两国划淮为界，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朝的疆域至此确立了。 绍兴中兴 靖康二年(1127年)农历五月，在抗金老将宗泽的支持下，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后来定都临安(杭州)，史称此后的宋朝为南宋。 南宋初年，宋金之间依然争战不断。1141年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暂告结束，南宋政局渐趋稳定，社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当时，北方人纷纷迁移到南方来，使江南的劳动力有所增加。南宋王朝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注意安定人心，恢复生产，充实财源。通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南方经济发展迅速超过北方，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这段时期处于高宗绍兴年间，史称“绍兴中兴”。 宋王朝为安顿北方流民，采取了某些措施，规定在平江一带开垦农田的北方流民，免征三年租课；凡两年以上没人耕种的荒地，允许农民开垦，并贷给耕牛和谷种，或减低税额等。这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南宋王朝考核地方官的主要标准就是看当地农业生产的好坏，并要求各县地方官在每年春季都要亲自到郊外向老百姓宣讲政府提倡农业的政策。几年以后，农业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那时，南方的水利灌溉事业也大大超过北方，除修复久被湮废的水利设施之外，还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圩田、涂田、沙田、梯田等大量开垦，农田面积不断增加。农业技术也有改进，江浙农民深耕熟耨，土细如面，实行“靠田”、“还水”耕作法，遇旱不枯，可保丰收，一般上等田，可亩产五六石，因此当时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北人南迁，南方人种麦也渐增多。植棉区已从两广和福建推广到长江和淮河流域。 这时手工业也发达。丝织技术有了新的提高，分工细致，品种繁多，产品精致。从此以后，棉布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被服原料。由于海上交通日趋兴旺，又促进了造船业的发展，明州、泉州、广州成为造船中心，制造大型海船，还普遍制造车船。车船装有轮子，用脚踏轮，激水而行，快速如飞。制瓷业规模宏大，景德镇是当时著名制瓷中心，产品远销各地，“有饶玉之称”。其他如造纸、印刷、制茶以及火器制造等业也都相当发达。 南宋时期，江南一带出现了许多商业城市，如临安、镇江、平江、建康、泉州等。都城临安，更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浙江及其他州郡前来的货船，络绎不绝，城内店铺林立，贸易兴盛，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名优特产。市内出现了不少的市、行、团等商业组织，既收购各地土货和各类物品，又批发出售商品。 宋、金虽为敌国，但双方贸易往来仍然频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边地设立市场，称为榷场，供商人贸易。另外，民间私下交易也不断，南方的铜镜、瓷器、书籍在北方市场屡见不鲜。南宋的海外贸易超过北宋。高宗绍兴末年，市舶年收入达200万贯，超过北宋治平年间2倍多。由于商业和外贸的发展，纸币成为南宋市场的主要交换手段，除四川仍使用“交子”外，户部还发行了“会子”。 蒙古统一 要了解元朝的历史，必须从蒙古说起。唐朝时候，在我国东北黑龙江上游额尔古纳河和呼伦湖一带，居住着一个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叫室韦蒙兀。室韦是一个很大的部落联盟，室韦蒙兀是其中的一个小部落。到唐朝末期(公元9世纪末到10世纪初)，室韦蒙兀人开始向西迁移，在蒙古高原的肯特山一带定居下来，形成了蒙古部。随着时间的推移，蒙古部逐渐繁衍成许多小部，其中乞颜部又是这些部落的核心。乞颜部中的孛儿只斤氏是统治各部的首领，所以它被称为“黄金家族”。到公元12世纪时蒙古高原上除了蒙古部以外，还有强大的塔塔儿部、克烈部、乃盔部、篾儿乞部、汪古部、翁吉剌部等数以百计的部落。在长时间里，他们之间互相争斗，互相残杀，结下了不解之仇。 1162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蒙古乞颜部的酋长也速该的妻子诃额仑生了一个男孩。当天，也速该带领部众袭击塔塔儿人，取得了胜利，抓到了两个战俘，才返回斡难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嫩河)边的老营基地。为了纪念这次胜利，也速该把刚刚生下的儿子取名为铁木真，意为“精钢”。 因为蒙古部和塔塔儿部常年互相攻打，所以铁木真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战争中度过的。铁木真9岁那年，也速该想替他物色一个未来的妻子，于是把他带到他母亲的亲戚那里去。途中，也速该遇到了翁吉剌部的德薛禅，德薛禅听说也速该要给儿子定亲，就把自己的女儿孛儿帖说给了铁木真。于是，也速该把铁木真留在德薛禅家里，独自回家去了。在回家的路上，他遇着一群塔塔儿人在举行宴会。这时候，他又渴又饿，便按照草原部落的习惯下马参加了他们的宴会。塔塔儿人认出这是仇人也速该，就在饭菜中下了毒药。也速该吃完饭，忍着疼痛赶路，勉强回到家里，不久就死去了。 也速该死后，他的属部和武士们看到乞颜部的势力渐渐衰落，都纷纷离开了。过了几年，原来的属部泰赤乌部的奴隶主担心铁木真长大以后会来报仇，就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把铁木真抓来，给他戴上木枷示众。有一天，铁木真乘泰赤乌部人举行宴会的机会，用枷锁打倒了看守人，在奴隶锁儿罕夫剌父子的帮助下，逃回家中。为了防止再遭袭击，他把全家迁到肯特山去居住，并和孛儿帖结了婚，以便取得吉剌部的支持。可是，婚后不久，他又遇到篾儿乞人的袭击，在仓促逃命的时候，他连妻子也来不及带走，使孛儿帖成了篾儿乞人的俘虏。 挫折和灾难磨炼了铁木真的意志，他决心光复父亲的事业。 他懂得单凭自己的力量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只有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取得一些部落奴隶主的支持，才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打败敌人。于是，他忍痛把妻子的嫁妆黑貂裘献给克烈部的脱斡里勒汗，称他为义父，又和札答剌儿部的首领札水合结为兄弟，取得他们的支持。果然，他们联合出兵打败了篾儿乞人，夺回铁木真的妻子，这次胜利使铁木真开始恢复元气。许多旧时的属部、勇士们，又纷纷回来了。1189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一些奴隶主拥戴铁木真为汗(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铁木真的胜利引起了札木合的不快。正好札木合的弟弟由于抢掠铁木真的马群被蒙古部人杀了，札木合找到借口，便发动了他所属的十三部三万人进攻铁木真。铁木真也把自己的三万士兵分成十三翼迎战札木合。双方在克鲁伦河畔的答兰巴勒主惕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就是蒙古历史上著名的“十三翼之战”。结果，铁木真被打得大败。但是，由于札木合残酷地杀害俘虏，引起了他部下的不满，他们毅然脱离札木合，投奔到铁木真部下。铁木真转祸为福，反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不久，塔塔儿部首领篾古真反抗金朝，金朝皇帝命令大将完颜襄率兵攻打塔塔儿。完颜襄约克烈部的脱斡里勒汗为主，从此脱斡里勒汗就被称为“王汗”；封铁木真为“札兀忽里”(前线司令官)。铁木真正式接受了金朝的封职。这次战斗，铁木真不仅报了仇，还虏获了塔塔儿的部民和牲畜，从此，他的力量更雄厚了。 1201年(金章宗泰和元年)，铁木真击败了札木合。第二年，他又全歼了残余的塔塔儿人。这样，铁木真就统一了东部蒙古。 但是在西边还有许多部落，其中离得最近的是强大的克烈部。王汗脱斡里勒面对铁木真咄咄逼人的锋芒，感到自己受到威胁，因此双方的关系开始恶化。这时候，铁木真为他的长子术赤向王汗的孙女求婚，遭到王汗的拒绝，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1202年春天，王汗假装同意铁木真的婚约，想骗他来赴宴，乘机把他杀死，不料计谋泄露，王汗立即对铁木真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措手不及，只好带着十九个人仓皇逃走。他们退到班来泥河(沼泽的意思)地方停驻下来。这里没有人烟，没有粮食，他们只得喝浑水止渴，射野马为食。这一段时间，是铁木真统一全蒙古过程中最艰苦的日子。所以，当他完成统一大业以后，把“同饮班来泥河水”的人都封为功臣。 后来铁木真退到贝加尔湖以东的地方，他一面向王汗求和，一面利用喘息时机，收集溃军。到这年秋天，他的军事实力又恢复了。王汗却骄傲麻痹，在自己的驻地欢庆胜利，整天欢歌艳舞。铁木真暗暗派兵包围了王汗的驻地，突然发起进攻，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占领了王汗的金帐。王汗逃到鄂尔浑河畔之后，被乃蛮人杀死了。 消灭了克烈部之后，铁木真在1204年(金章宗泰和四年)夏天，亲率大军出征乃蛮，在一次激战中，杀死了乃蛮部的首领塔阳汗。从此，铁木真的威名震动了蒙古高原，其他部落再也不敢同他争锋了。篾儿乞人闻风丧胆，他们的首领逃到很远的地方。汪古部主动前来归附。到处逃窜的札木合被他的部下绑了送交铁木真，最后被铁木真处死。这样，铁木真就完成了统一全蒙古的大业。 1206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全蒙古的奴隶主们在鄂嫩河畔举行忽里勒台(大聚会的意思)，一致推举44岁的铁木真为成吉思汗，并且上尊号为全蒙古的大汗。“成吉思”是蒙古语“强大”的意思。 成吉思汗成为全蒙古的大汗，标志着蒙古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几个世纪以来，蒙古各部互相残杀的局面结束了。在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至阿尔泰山的辽阔地域内，操着不同语言和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各个部落，逐步形成了勤劳的蒙古族。 成吉思汗统一全蒙古以后，建立了第一个蒙古政权。他在军事、行政、法律、文化等各方面，都开创了一套新的制度。他把全体蒙古牧民编为十户、百户、千户和万户，任命大大小小的奴隶主为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凡是15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都编为士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他任命失吉忽完忽为“杜鲁忽赤”(断事官)，把民事和刑事案例编成“札撒”(习惯法)；他还委派兀孙老人掌管宗教事务；命令畏吾儿(就是现在的维吾尔族)人塔塔统阿用畏吾儿文字书写蒙古语，让奴隶主子弟学习使用，使蒙古人第一次有了文字。 成吉思汗把蒙古族人从金朝的桎梏下解救出来，把互相残杀的蒙古各部统一起来，使蒙古民族在中国和世界舞台发挥重大的作用。 南宋灭亡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拖雷之子，蒙哥之弟。成吉思汗去世后，其四子托雷曾临时担任监国，后由拖雷之兄窝阔台继汗位，即太宗。太宗死后，将汗位转给托雷之子蒙哥，即宪宗。忽必烈则为藩王。在太宗担任汗位时，忽必烈就已显露出与其他皇室子弟的不同之处，他经常同中原汉族士大夫、有识之士聚会联系，虚心向他们请教治国方略。在忽必烈的周围渐渐形成了一个汉儒幕僚集团，使得他的治国思想朝着不同于同辈皇子的方向发展。 汉儒刘秉忠曾对忽必烈提出了“以马上得到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大问题，并以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分析其中的利害。他还进一步论述旧制度造成的弊害，主张建朝省、立法度、定官职、饬赋税，采用汉法，这对忽必烈思想意识的转变具有极大的影响。 通过这些汉儒幕僚的帮助，忽必烈对中国前代王朝的治乱兴衰有了充分的了解。忽必烈不仅自己努力接受、学习汉文化，还要其他蒙古贵族跟着学。他的儿子真金太子从小就跟姚枢、窦默学习《孝经》；当上中书左丞的阔阔，原为忽必烈在“潜邸”时的近侍，忽必烈让他拜王鹗为师，学习“治道”。 1251年农历六月，忽必烈之兄蒙哥继承汗位。为了把权力确保在拖雷系家族手中，蒙哥即位之后，就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全部委托给忽必烈掌管。次年，忽必烈又得到关中地区作封地。 由于蒙古军进入中原之初，进行了赤裸裸的直接抢掠，忽必烈所掌管的漠南地区已是一片荒凉之地。窝阔台即位之后，形式稍有改变，他任用耶律楚材进行改革，其宗旨是以中原地区行之已久的赋税办法来代替旧的蒙古贵族杀掠式的和无限制的索取，以便保持在汉地的统治。然而，新政实行不久，由于遭到蒙古贵族的激烈反对，耶律楚材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到蒙哥即位前夕，汉地不治的情况更为严重。登基伊始，蒙哥颇有革除积弊之势，但是由于蒙哥一系列的征战，这些措施很快就瓦解了。而且人民负担越来越重，为了逃避债务催逼，人们纷纷逃亡，土地大量荒芜。 忽必烈在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革新措施，一方面进一步拉拢汉族人士，一方面为积聚雄厚的物资、军事基础，断然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并任用熟悉汉族法令的宋金官僚、知识分子进行统治，大大扭转了这种局面。 忽必烈封地内的邢台，金朝时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在蒙古军入侵之后，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居民急剧减少。忽必烈决定以邢台为试点，派张耕、李简等人去邢台。他们到邢台后，齐心协力，革除贪暴，积极安民，不到数月，人口便增加了几十倍。忽必烈从邢台改革的效果中大有感触，更加器重文人，逐步委以重任，又派遣杨惟中、史天泽、赵壁等治理河南，使河南经济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漠南汉地，由于当时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蒙古贵族、官吏随便杀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安定民心，忽必烈屡次禁止诸将乱杀无辜，军士有违令的，斩首示众，这样大大改善了这种状况。 另外，为了筹备进攻南宋的军粮、军费，忽必烈还十分注意屯田；以盐换粮，供应军饷；并在京兆，设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样，忽必烈逐渐控制了当时蒙古政权在中原汉地的相当部分的财权。 自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忽必烈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人口不断增加，经济慢慢恢复，为他夺取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损坏了那些蒙古游牧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他在中原威望的日增，在治理陕西、河南过程中大量财力、物力的积聚，又形成了对蒙哥汗权的威胁。 忽必烈的日益壮大，引起了哥哥蒙哥的疑虑。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刚打完仗，又患有脚疾，让他留在家中休息，而以塔察儿为左翼军统帅，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不久，蒙哥又突然决定亲征南宋。忽必烈处境十分不利！当时，忽必烈虽身为藩王，调动军马及粮饷的权力却都在蒙哥手里，因而断难与他一决雌雄。不得已，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将妻子、儿女送去做人质，表示自己并无异志。随后，忽必烈又亲自谒见蒙哥。兄弟相见之下，蒙哥尴尬万分，终于消除疑虑。忽必烈也撤销了设在邢州、陕西、河南的机构，调回了自己派出的官员。这样，忽必烈以谦恭忍让保全了自己，避免了一场不测之祸。 但是，忽必烈并没有放弃控制中原汉地的雄心。后来，蒙哥因塔察儿军事失利，又命忽必烈重新征宋。在征宋的过程中，忽必烈又重新把大权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公元1259年春天，蒙哥兵分三路，南下灭宋。他亲率一队主力进入四川。农历八月，蒙哥在合州遭到守将王坚的顽强抵抗，双方激战多日，蒙军受到重创。这时，忽必烈正率领军队，越过淮河，准备强渡长江。不久，忽必烈接到消息，蒙哥在合州攻城时被宋朝军队炮石击中，死于军中，请他速速北返。 忽必烈思索再三，决定继续率兵强渡长江，把宋军守城鄂州团团围住。但由于城内宋军的拼命抵抗，蒙军久攻不下。这时，忽必烈又接到妻子来信，告诉他其弟阿里不哥正在加紧策划，准备继承王位，请他务必北返。忽必烈这才放弃攻宋，整顿内乱，以防腹背受敌。他同宋军妥协议和，以江、淮一带为中立地带，然后率领大军开始向北回撤。 公元1260年农历三月一日，忽必烈到达开平，在众将领和部分蒙古贵族的帮助下，抢先宣布登上了王位。 根据蒙古国的习俗，继承汗位，必须在蒙古人的发祥地进行，必须有各系宗王参加，才算合法。而忽必烈在开平继承汗位，是有违蒙古人的传统习惯的。因此，他的行为引起了不少贵族诸王的不满。特别是早在忽必烈南征未归时，其皇弟阿里不哥就已经拉拢一些人在策划夺取王位。当阿里不哥听到忽必烈自立为王以后，也于1260年农历五月在阿尔泰山的驻夏之所，宣布继承王位，与忽必烈相对抗，从而引起了长达四年多的内乱。 当时，阿里不哥占有明显的优势，他驻守和林，有控制蒙古本土的便利。在蒙哥死后，他一面以监国身份为蒙哥举哀发丧，一边调将布兵，以阻防忽必烈。他先命脱里赤为断事官，占据燕京，号令四方；又命玉木忽儿率领东路大军，出和林、越漠北，谋取开平；再命阿兰答儿率领西路军，下河西走廊，企图与屯守在六盘山的浑都海部会合，以形成对忽必烈的包围形势。当时的关中地区最为复杂。蒙哥死后，他所带领的伐宋主力，退回到六盘山屯守，与原来驻守部队浑都海部会合。阿里不哥在即位前就任刘太平、霍鲁怀到陕西任职，企图控制陕川。这两个人都是忽必烈的死对头，如果驻守在六盘山的这支劲旅悍然进攻京兆，秦、陇、陕、蜀之地将尽为阿里不哥所有，对忽必烈构成致命的威胁。 忽必烈即王位后，首先采取的军事措施就是先派廉希宪、商挺为京兆等路宣抚使，安抚关中。当他们得知刘太平、霍鲁怀前来联系六盘山驻军，图谋作乱时，便采取断然措施，将此二人杀死。忽必烈遂令陕西、四川宣抚使八椿节制诸军，又令汪惟良征集秦陇、平凉等地部队，加强关中防务，严密监视六盘山部队。值得忽必烈庆幸的是六盘山驻军不但没有乘势直捣京兆，反而因久驻思归，竟沿河西走廊北撤，这就大大缓和了关中的局势，使廉希宪有机会调部队加紧布防。北撤大军到甘州后，碰上阿里不哥派遣的阿兰答儿部，两军会合后，除一部分继续北撤外，大部分又折回南进。到达甘肃山丹县后，阿里不哥的部队正好同八椿、汪惟良部相遇，双方展开激战。结果阿里不哥所属的军队大败，阿兰答儿、浑都海先后被杀。忽必烈得知情况后，立即带领部队亲征阿里不哥的驻地和林。阿里不哥闻讯逃亡谦州，忽必烈在第一阶段的交锋中终于占据了优势。 公元1261年农历九月，阿里不哥经过一番休整，假意归顺忽必烈，带领部队前往和林。等到达和林后，他采取袭击战的方式，击败忽必烈所属的也先哥部，随之占领和林，接着又挥师南下。忽必烈赶忙命令张柔、严忠嗣、张宏等七部汉军与阿里不哥军大战于昔木土脑儿之地。双方激战数日，难分胜负。至冬，阿里不哥率部北撤，忽必烈部南返。第二年春天，阿里不哥带部队进驻阿力麻里地区。由于阿里不哥治军不严，纵兵烧杀抢掠，内部将领互不团结，导致军力日衰。公元1264年春天，阿里不哥部又闹起饥荒，民怨沸腾，兵士四处逃散。阿里不哥被迫无奈，于当年农历七月归降忽必烈，不久后因病死去。 阿里不哥虽然被打败了，但忽必烈还要应对中原汉族军阀李璟的叛乱。李璟原是成吉思汗南侵时，农民起义将领李全之子。李全后来率起义军投降了蒙古，在攻南宋时战死。其子李璟承袭益都行省职，成为山东军阀，臣服蒙古。忽必烈继王位后，李璟暗中招兵买马，囤积军粮，赶制兵器，准备谋反。当忽必烈同阿里不哥内部相争的时候，李璟加紧了叛乱的步伐，后被人发觉，密告忽必烈。当时，忽必烈正同阿里不哥打得难解难分，无力兼顾，便采取重金收买的方式，稳住李璟，并授予高爵，以换取后方的暂时安定。 尽管忽必烈对李璟采取拉拢收买的办法，可李璟见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打得正紧，于1262年农历二月三日，公开举行叛乱。他将涟、海等州献于南宋，遣使请求南宋支援。忽必烈立即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路军马，讨伐李璟。来自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蒙汉部队围攻李璟，将李璟困于济南城中。李璟向四处求救，希望得到山东、河北等地军阀的响应，但是响应者无几。数月之后，城中粮尽，李璟无计可施，便投大明湖自尽，由于水浅未能淹死，被蒙军抓获，随后被斩杀。李璟的叛乱很快被平息了。 忽必烈在平定了内乱之后，又开始进行了对南宋的战争，决心统一全国。 这时，偏安江南的南宋小朝廷已彻底腐败。宋理宗赵昀不理政事，阎妃受宠乱政，与宦官董宋臣狼狈为奸。他的后继者宋度宗赵禥、恭宗赵更是昏庸无能，横征暴敛，使江南人民受尽了苦难。 公元1267年，忽必烈以南宋当局扣留信使为借口，命阿术为主帅，举兵大规模进攻南宋。他采取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江、汉之间的军事重镇襄、樊两城。公元1271年农历五月，又令四川等地军队水陆并进，包围襄樊。襄樊两城军民奋勇抵抗，坚持固城战斗达五年之久。忽必烈久攻不下，便采取张弘范之计，先切断襄、樊两城水上联系，又集中力量先攻陷樊城。襄城守将见大势已去，便投降了忽必烈。 襄、樊是通向江南的大门，占据了襄、樊后，忽必烈兵分两路，一路从两淮方向进攻，牵制宋兵；一路从襄阳沿汉水而下，进入长江，直指南宋都城临安。公元1276年农历正月，在强大的蒙军面前，谢太后、宋恭宗赵只好投降了忽必烈。南宋随之灭亡。 忽必烈统一全国，不仅表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同时表明了他有一套经略中原的政治策略。早在公元1271年农历十一月，他就公开宣布废除大蒙古国号，取《易经》中“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并且完全采取了中原历代帝王统治中国的组织形式，从而保证了统一全国战争的最后胜利。随着南宋的灭亡，一个规模空前、全国一统的封建王朝又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中原数百年的混乱从此结束。 明朝建立 1328年农历九月，朱元璋出生在安徽凤阳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朱元璋兄弟姐妹共8个，朱元璋最小，乳名重八，加入郭子兴起义军后，才正式取名元璋。 因为家贫，童年的朱元璋没有上过私塾。他常和小伙伴们去村子旁边的皇觉寺玩耍。寺内的住持见他聪明伶俐，讨人喜爱，便教他识文断字。朱元璋聪明过人，过目不忘，天长日久，便也粗晓一些文字。几年之后，迫于生计，朱元璋不得不到村中地主刘大秀家放牛。 公元1344年，朱元璋的家乡遭遇连年灾难，大旱、蝗灾、瘟疫纷沓而至。短短几个月的工夫，村子里就死去了几百口人。灾难也降到了朱元璋家，他的父母先后染病身亡。不能独立谋生的朱元璋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曾在皇觉寺许过愿，长大舍身当和尚。没有办法，他只好入皇觉寺剃度为僧。 寺庙是靠收租和善男信女们的施舍度日的。朱元璋投靠时皇觉寺里已有几十个和尚，僧多粥少，坐吃山空，不久就无米下锅了。无奈，住持只好将徒弟一个个打发去云游四方，自谋生路。因此，刚进寺没多少天的朱元璋也只得头戴破帽，背上小包袱，告别皇觉寺，穿城越村，加入了化缘讨饭僧的队伍中。 公元1348年，流浪异乡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继续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公元1351年，农民领袖刘福通在颍州起兵反元，随后全国各地义军四起。身居佛门的朱元璋毅然投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 朱元璋加入郭子兴的部队后，非常勇敢，每次冲锋陷阵总是冲在前面。同时又因为朱元璋识得一些字，深受元帅郭子兴的器重，每次作战，总让他伴随左右。不久，他就被提拔为亲兵九夫长。后来，朱元璋又成了郭子兴的女婿，地位倍增，兵士亦另眼看待。 公元1353年春天，征得郭子兴的应允，朱元璋回到家乡，竖起红巾军大旗，募集兵马。半个月的工夫朱元璋就拉起了几百人的队伍。这些人，后来一直跟随朱元璋出生入死，冲锋陷阵，成了起义队伍中的中坚力量。其中包括徐达、汤和等人，这些人能文能武，为朱元璋登上皇位出了大力。 朱元璋招募英才，率兵而归。郭子兴十分高兴，于是提拔他担任镇抚总管，令所募英才归他统率。朱元璋手握兵权，再也不愿局促濠州，经与徐达密议，征得郭子兴的应允，即带着徐达、汤和等人南下定远，开辟新天地。 朱元璋占据定远后，威声大振，有不少义军主动归附，朱元璋的力量不断壮大。公元1355年，郭子兴患病身亡，刘福通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义军的副元帅。不久，两位副帅相继战死，朱元璋又被提升为大元帅。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起义军队伍全部归朱元璋调动指挥了。 公元1356年春，朱元璋亲率军队攻占金陵之后，改金陵为应天府。朱元璋充分利用有利形势，以应天府为中心，先后迅速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徽州、扬州、衢州等地，成为称雄一方的霸主。 公元1357年，朱元璋接受名儒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还按照朱升的策略，不断扩充兵力，加强训练，提高将士作战的水平。同时，朱元璋在战事频繁的空隙中，抓紧粮食生产，抽出一些将士，利用战争的空闲时间开荒种田。几年的时间，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军队战时粮食困难的问题，而且还有了大量的剩余，这样就大大减轻了势力范围内农民的负担，军民皆大欢喜，使朱元璋的起义军得到了百姓的拥护。经过数年积蓄力量，开拓疆土，朱元璋建立起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当时，雄踞东方的张士诚占据了以苏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和长江三角洲的广大富庶地区。独霸西方的徐寿辉以武昌为中心，控制了湖广、江西的大片肥田沃土。随着朱元璋军事实力的不断强大，他与各个义军割据政权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决战随时会展开。 公元1360年，徐寿辉的部将陈友谅在江州将徐寿辉杀死，并称帝，定国号为汉。陈友谅同张士诚合谋共同举兵，进攻应天，企图顺江而下一举消灭朱元璋的队伍。这场战役持续了一个多月，最终朱元璋取得了鄱阳湖决战的重大胜利。鄱阳湖之役后，朱元璋的领土已扩大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地广兵多，局面打开了。 朱元璋在消灭了陈友谅势力后又开始向张士诚发起进攻。不久，朱元璋率领他的红巾军攻占了张士诚盘踞的长江下游大片地区后，又制伏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谅，并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此时，除四川、云南外的整个南部中国都在朱元璋的控制之下。随后，朱元璋调集精锐部队实施北伐，同元朝政权展开最后的大决战。这时的元朝政权在红巾军连续的沉重打击下，加之内部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已是摇摇欲坠，不堪一击。 公元136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率兵北伐，到次年农历四月间，北伐军实现了对元朝大都的包围。在北伐军横扫中原，直逼大都的时候，元军却因皇位的争夺而忙于内战。潼关失守，元顺帝才慌忙调集正内战不休的队伍，南下迎战。但疲惫的元军哪里还有战斗力，逢战必败。元顺帝眼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后妃、太子狼狈逃往上都。 公元1368年农历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改元洪武，国号大明。册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仍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大封文武百官，给功臣名将加官晋爵。农历八月，徐达统领大军攻进大都，元朝政权宣告败亡。接着，徐达、常遇春攻占了北方诸省。1371年，朱元璋又遣水陆两军，平定了四川，1382年平定了云南。1387年，元朝丞相纳哈出降辽东。至此，除漠北、新疆外，全国已基本在朱元璋的统治下。 靖难之变 明成祖朱棣，是明朝的第三个皇帝。他是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子，生于元末群雄争锋的年代。公元1360年朱棣出生，11岁被封为燕王，17岁迎娶徐达长女，21岁就藩北平。公元1398年农历五月，朱元璋病故，因太子朱标早死，由22岁的皇太孙即位，年号建文。皇太孙朱允炆生长于宫中，喜读书而统治经验不足，在齐泰、黄子澄等同谋下，登位不久，即对拥有兵力、对帝位有威胁的诸叔王采取了“削藩”的政策，自即位后三个月开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竟以各种理由削除了周、湘、齐、代、岷5位藩王，然后再向力量最大的燕王朱棣开刀，杀燕王护卫头目2人，并切责燕王，逮燕王府官僚，并且下令诸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将吏。皇族内部矛盾由此迅速激化。建文帝命令将臣监视朱棣，并乘机逮捕之。朱棣得到这一消息，立即诱杀了前来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将臣，指称齐泰、黄子澄为奸臣，须加以诛讨，于是在公元1399年农历七月以“清君侧”的名义举兵。 因为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宿将后，朝廷也无人可用，朱允炆只好起用年老的耿炳文为将，率13万军伐燕。农历八月，燕王在滹沱河大败耿炳文。建文帝随即任命李景隆为大将军，代替耿炳文带军。李景隆本是纨绔子弟，根本不懂兵法，他收集耿炳文的溃兵，并调各路军马，共计50万征伐朱棣，结果被朱棣打败，李景隆乘夜率先逃跑。士兵听说主帅已逃，四散逃亡。建文帝为大臣所蒙蔽，反而奖励打了败仗的李景隆，还让他会同郭英、吴杰等集合兵将60万众，号称百万，进抵白沟河。白沟河之战，燕王大军一度受挫。但南军政令不一，燕军利用有利时机，力挫南军主将。南军兵败如山倒，李景隆再次退逃。李景隆在几个月的时间内一败再败，建文帝撤免了他的大将军职务，采黄子澄之谋，遣使议和以求缓攻，又任命盛庸为平燕将军以遏燕军南下。盛庸率兵北伐，在东昌大败燕军，朱棣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包围，后来在援军的接应下才得以突围。 公元1401年，朱棣的燕军虽屡战屡胜，但建文帝的军队兵多势盛，攻不胜攻，所克城邑不能巩固。正在朱棣苦恼之际，南京宫廷里的太监送来了京城空虚可以直取的情报。朱棣手下谋士也劝他越过山东，以迅速行动直趋金陵。于是朱棣决定越过山东，直捣金陵。公元1402年农历正月，燕军进入山东，大军很快南下，并且突破了淮河防线，渡过淮水，攻下扬州、高邮等要地，准备强渡长江。建文帝曾想以割地分南北朝为条件同燕王议和，被拒绝。农历六月十三日大军进抵金陵金川门，李景隆和谷王为朱棣开门迎降。燕王进入京城后，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朱棣的胜利而告终。 强藩威胁皇权之忧解除后，朱棣作出了一个令群臣不可思议的决定：把都城由南京迁往北平。众所周知，南京远离北方蒙古骑兵的威胁，是一个安全富庶的所在，而当时的北京则是与蒙古骑兵厮杀的最前线。众大臣提出异议，都认为南京乃祖宗的皇宫不应该迁都。但是，朱棣力排众议，并斥其反对者是“彼，书生之见，乌能达英雄之略哉”。 朱棣为了迁都与其谋臣们做了一系列精心准备，如提高北京的政治地位，恢复、发展北京的经济，疏通运河等，并于公元1406年营建北京城。朱棣命善于经营规划的泰宁侯陈硅主持建造宫殿；命在工部任职数十年且精于营建业务、办事勤敏、精于计算的尚书吴中参与组织规划北京宫殿和长、献、景三陵的营造。此外，参与北京营建工作的还有宦官、杰出的建筑设计师阮安，长于调度的木工蔡信，尤擅粉饰彩绘的民工杨青，人称“蒯鲁班”的木工蒯祥以及善于刻镂石料成华表、丹陛、石兽的石工陆祥等专业人才。公元1420年，北京宫殿主体完工，明成祖正式以北京为京师。公元1421年农历正月初一，朱棣登奉天殿受百官朝贺，从此明朝正式宣布以北京作为政治、军事的中心。迁都北京使明成祖能就近指挥长城一线的军事防御，便于抵抗蒙古族的军事进攻，解除了北方对中央的威胁，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和长城以内社会环境的安定和经济的稳步发展。 土木堡之变 元末明初，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并有吞并中原之心。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事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野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七月十六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无法参与军政事务，军内惊乱。十九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八月一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王振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十三日，明军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促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锤捶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此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英宗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郕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当，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 海禁与倭寇 明代海禁始于明初，终于隆庆，时张时弛，主要目的都是遏制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并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在海禁时期，海洋贸易体系主要通过朝贡和官办的方式进行。 洪武七年(1374年),明政府下令撤销自唐朝以来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中国对外贸易遂告断绝。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一律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中国人下海通番。自此，连与明朝素好的东南亚各国也不能来华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了。 为了防止沿海人民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了严酷的处罚办法：“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明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明初，明太祖出于政治上防范日本的需要和经济上重商主义的考量杜绝贵金属外流，在对外贸易上除允许部分国家或部族通过“朝贡”的方式进行贸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贸易一律禁止。永乐以后，随着中国海防的巩固和社会的稳定，禁令渐弛。明中叶倭寇活动剧烈，嘉靖元年（1522年），给事中夏言认为倭寇起于市舶，建议罢市舶，厉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议，封锁沿海各港口，销毁出海船只，断绝海上交通以断绝倭寇的补给。凡违禁的沿海官民，必依法处以极刑。随着明军剿灭倭寇，隆庆初年，朝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以征收商税，增加财政收入。开放海禁后东南沿海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提供了有利条件。 倭寇一般指以日本为基地，活跃于朝鲜半岛及中国大陆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经被归于海盗之类，但实际上其抢掠对象并不是船只，而是陆上城市。其相对应的西方入侵者是维京人和海上民族，在倭寇最强盛之时，他们的活动范围曾远至东亚各地，甚至是内陆地区。倭寇的组成并非仅限于日本海盗，只是由于这批海盗最初都来自日本（当时称为倭国），所以被统称为“倭寇”。及至后期，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形势转变，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抢掠船只的事件已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海商与海盗，他们依从着过去倭寇抢掠的方式继续为祸于东海，也被归于倭寇之列。 明朝灭亡 明朝后期，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明朝统治危机四伏。天启年间，陕西连年水旱灾害，加上政府重征、地主盘剥，饥民遍地。天启七年(1627年)二月，陕西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农民死活，“坐堂比粮”。白水农民王二忍无可忍，率领饥民冲进县城，怒杀知县，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澄县一声惊雷，斗争风云很快席卷陕北和陕中。1628年，府谷王嘉胤聚众数千人起事，王二从澄城赶来会合。接着，安塞高迎祥，汉南王大梁，宜川王左圭、苗美等，也纷纷起义。肤施人张献忠在延安起兵，号西营八大王。起义军的主要成分是贫苦农民，也有失业的驿卒、哗变的士兵和手工业者等。斗争的烈火迅速蔓延到甘肃、山西。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参加了起义队伍。李自成出生在陕西省米脂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在官僚地主家当牧童，备受凌辱。他21岁时，父亲因贫病交迫死去，他生活无着，到银川驿站当了名马夫。后因地主艾举人欲加迫害，怒火中烧的李自成遂杀死艾举人，投奔起义军。李自成从小练就一身好武艺，善于骑射，且膂力过人，又有胆略，很快就当上了义军的队长。1631年，他又投介“闯王”高迎祥，号称“闯将”，自率一军。 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明廷以杨鹤为三边总督，对农民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招抚失败，明朝廷改用洪承畴为总督，后又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命他统率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广各路官军，对起义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军领导人聚会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略。李自成提出了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战略思想，得到了各首领的赞同，于是兵分五路，迎击官军。农民军团结一致，各路大军取得节节胜利，直接威逼凤阳、南京。明王朝恐慌万状，继续增兵。1636年，高迎祥不幸被捕牺牲。1638年，张献忠又一度受抚于明朝，起义军陷于困难境地。但当明军忙于应付自东北南下的清军时，起义军又恢复了生机。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1641年，“闯王”李自成率起义军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接着李自成领军进围开封，歼灭明军主力。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自称“新顺王”，创立新顺政权。1644年，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建立“大顺”国。在攻下太原、大同、宣府、居庸关、昌平后，大顺军于同年农历三月，攻占北京。崇祯帝在煤山自缢，统治中国达270多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不久，张献忠也在成都称帝，建立了“大顺”政权。 李自成进京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政权建设。中央机构基本上因袭明朝，有的只改换名称。与此同时，对罪大恶极的大官僚大地主加以镇压，并用暴力逼迫明朝贵族大臣、贪官污吏交出平日剥削来的金银财宝。在“均田”口号的推动下，某些地区的农民夺取了土地。但是，由于军事上节节胜利，大顺领导者竟滋长起骄傲麻痹思想，以为明朝覆灭，天下从此太平了。对于盘踞在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只派少数军队出征。对于屯兵山海关的吴三桂更抱着幻想，以为只要用金钱和封爵招抚就可以使他为大顺守卫山海关。一些大将开始追求享乐，把战斗任务丢在一边，有些士兵也想富贵还乡。所以，当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时，大顺军猝不及防，一触即溃。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三十日，大顺军撤出北京，在清兵追击下，连连败退。次年四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地主武装袭击，不幸身亡。1646年冬，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坡兵败牺牲。 清军入关 15世纪后，当明朝被南倭(倭寇)、北虏(蒙古部落)拖得疲惫不堪、内部党派倾轧不已的时候，东北地区的女真人正逐渐强大起来。 努尔哈赤是明末女真族的杰出领袖，他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出生在建州左卫的一个奴隶主家中，是建州左卫指挥使、女真酋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他从小即受到汉族文化的熏陶，长大后成为足智多谋、武艺超群的杰出人才。他以祖父遗留下来的13副铠甲武装起事，逐渐统一了女真各部。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内)即位称汗，国号大金，建立起奴隶主阶级的政权，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族的过程中，创建了“八旗制度”。这是一种军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的实行不仅提高了部族的军事战斗力，也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努尔哈赤待内部巩固以后，即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明政权。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宣称与明有“七大恨”，进兵攻占抚顺等地。萨尔浒一战，努尔哈赤以少胜多，击溃明军，从此，更日日谋划向南进攻。1625年，后金迁都沈阳。第二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兵围攻山海关外重镇宁远(辽宁兴城)，在战争中受伤，退回沈阳，于八月间病死。 努尔哈赤死后，儿子皇太极即位，他继续对明用兵。1641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松山，向后金屈膝投降。此时，除宁远孤城外，明朝山海关外的要地已尽失。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族名为“满洲”。皇太极对政权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此时，清政府已完全取代了明政府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已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的政权了。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暴病亡故，6岁的儿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是为清世祖。福临年幼，由其叔父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辅政。多尔衮逐渐独揽朝政，成为煊赫一时的摄政王。此时，李自成农民军已完全控制西北，并以压倒优势向北京进军。多尔衮也为占据中原而加紧准备。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多尔衮得知驻守宁远的吴三桂拟赴京师勤王，即下令秣马储粮，并改变以往入关掳掠的政策，提出为明“复君父仇”的口号，力图拉拢汉族地主，共同镇压农民军，以图夺取中原。四月九日，多尔衮率军15万南下，李自成也于四月十三日率兵6万奔赴山海关。此时，吴三桂率众10万正由永平取路赴京，途中接家中密信，知父吴襄追赃被拷，爱妾陈圆圆被俘，盛怒之下，转而回师山海关找李自成决战。多尔衮接到吴三桂“泣血求救”书，也即刻领军直奔山海关，双方商定对李自成农民军进行首尾夹击。多尔衮于四月二十一日昏黑到达山海关。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展开激烈战斗。吴三桂得知清兵已到关外，便突围出外城，向清髡发称臣。二十二日，李自成起义军与吴军均已精疲力竭时，蓄锐待机的清兵乘势从阵右冲杀过来。农民军遇生力军，终于不敌，被迫败阵西撤。 山海关战役，多尔衮成功地利用吴三桂，以压倒优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接着即率军挺进关内。多尔衮一方面命令吴三桂尾追西撤的李自成，一方面亲率军向北京进发。五月，多尔衮占领了北京，为清军进军中原抢占了前哨阵地。 收复台湾 从16世纪开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开始了对中国的掠夺和侵略。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悍然侵占了我国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17世纪初，荷兰以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海上霸权地位，号称“海上的马车夫”。1624年，荷兰殖民者亦派兵来侵占台湾，修筑要塞，先在安平建台湾城，后又在台南建赤嵌城。1642年，荷兰打败西班牙，独占了整个台湾。台湾各族人民对荷兰殖民者的野蛮侵略深恶痛绝，不断掀起反侵略反奴役的斗争浪潮。同时，他们也不断寻求大陆人民的支援。明亡之后，坚持抗清的郑成功成为他们希望的寄托者。 郑成功生于天启四年(1624年)，福建泉州南安人，本名森，字大木，后隆武帝赐姓朱，改名成功。15岁入南安县学，21岁在南京国子监为太学生，成为著名学者钱谦益的学生。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进入福州，其父郑芝龙叛明降清，年仅25岁的郑成功力阻无效，乃焚儒巾蓝衫，出走金门，率陈辉、张进等90余人在海上起义，以抗清复明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同时决定逐出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一时成为国内外矛盾斗争的焦点人物。 郑成功海上义师长达16年的抗清斗争严重地打击了清军。但是，清军已基本上消灭各种抗清武装，统一了大陆，郑成功孤军在海上，已无能为力，于是决定将台湾夺回作为反清根据地，遂开始了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的斗争。 为伸张民族正义，顺应人民要求，郑成功经过周密准备，趁荷兰援军离台，力量薄弱，清“世祖新崩，无暇征战”之机，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月二十一日，发水军25万，战船数百艘，从金门科罗湾出发，渡海东征台湾。四月三十日，船队在浓雾弥漫中抵达赤嵌城附近，从海道迂回至荷兰防务薄弱的鹿耳门港(台北安平港北)登陆，不到两小时，即登上台岛，使“红夷大惊，以为白天而下”。 当时，在台湾的荷兰殖民军约有2000余人，船坚炮利。郑成功所指挥的军队英勇顽强，打退了由荷兰长官揆一指挥的从海陆两方面进行反扑的侵略军，迅速包围了赤嵌城。郑成功采纳当地人的建议，堵塞了赤嵌城的水源，迫使赤嵌城荷兰守军头目描难实丁献城投降。接着，郑成功又集中兵力，分水陆两路围攻揆一所在的台湾城，将它团团围住，准备与他们进行持久战；同时，又派人深入台湾各地，发动群众搜索逃散的敌军，肃清荷兰殖民者在各地的残余势力。八月，郑成功打退了前来增援的荷兰海军，台湾城的敌军外援断绝，再也不敢出击了。 郑成功军队在围困台湾城8个月后，决定转入进攻。他们在城南增筑炮台，修造战壕，配备28门大炮打得荷兰士兵无处躲藏，只得龟缩城内。中国军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荷兰侵略军已陷入绝境。1662年农历二月，荷兰殖民长官揆一被迫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国军民经过9个月的英勇战斗，终于打败了荷兰侵略军，结束了荷兰殖民者在台湾38年的统治，使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采取了许多政治以及经济措施，使台湾的生产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他还在各地开设学校，提高台湾人民的文化水平。 南征北战 清军入关后，虽然镇压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军和东南、西南以及其他各地的抗清力量，建立了全国的封建统治，但实际上在康熙初期，南方尚有“三藩割据”，东南海上郑成功的子孙还占据着台湾，西北边疆蒙古准噶尔部也未臣服。康熙为了实现全国统一，不得不进行“南征北战”。 “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他们割据一方，并不断向外发展，严重威胁着清朝政府的统治。1673年，康熙以尚可喜奏请归老辽东为机缘，开始撤藩。撤藩令一下，吴三桂即于当年十一月在云南发动暴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初，吴三桂率军攻入湖南，平南王的女婿广西将军孙延龄、靖南王耿精忠先后响应。随后，云贵、四川、湖广、闽粤、甘陕等地握有重兵的清军提镇大员也纷纷竖起叛旗。清朝廷采用打击与安抚相结合的办法，最后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平定了历时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统一台湾成为清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朝廷派大将姚启圣、施琅进攻台湾。康熙二十三年闰六月，施琅攻下澎湖，据守台湾的郑成功的孙子郑克爽投降。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第二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一府(台湾府)三县(台湾、凤山、诸罗)，隶属于福建省，从而使台湾归入中国的版图。 康熙初年，居住在天山北路的蒙古族中的厄鲁特准噶尔部的封建大地主噶尔丹合并了其他三部，占据了天山南路各城。1690年，噶尔丹在沙俄支持下，率兵向内蒙古进攻。康熙帝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巩固自己的统治，先后三次亲自带兵出征，1690年，大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噶尔丹在清兵的追击下，于1697年败死。后来，其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又发动叛乱，康熙帝1720年再次带兵出征，平定了叛军。1757年，乾隆帝又派兵平定了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的叛乱。至此，准噶尔部才终于臣服。清政府设立了伊犁将军、参赞大臣等，率兵分驻伊犁、塔城等地，加强了对天山北路的统治。 雍正五年(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以监督西藏地方事务。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殖民者唆使尼泊尔封建主入侵西藏，被清政府击败。清政府对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在少数民族众多的西南地区，清政府于1726年至1731年间，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即由朝廷直接派遣的流官代替原来由少数民族世袭的土司，从而削弱了土司的势力，消除了这些地区的割据状态，加强了统治。 1757年，南疆回部首领大、小和卓木煽动维吾尔族贵族发动叛乱。在各族人民的帮助下，清政府于1759年粉碎了这次叛乱活动，制定措施加强和巩固对天山南路的统治。1820年，大和卓木的孙子张格尔在英国侵略者的唆使下，率叛军窜入天山南路各城，要恢复对“回疆”的统治。1827年，清军在维吾尔族人民的支持下，收复叛军，并俘获了张格尔，收复了天山南路各城，恢复了祖国的统一。 经过一系列征战之后，清政府实现了国家的真正统一。清朝前期，我国的疆域西达葱岭和巴尔喀什湖，北接西伯利亚，东到太平洋，南面包括南沙群岛。当时，生活在统一的封建国家内部的民族成员有汉、满、蒙古、回、藏、维吾尔、壮、苗等50几个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加强了各族人民间经济和文化的联系，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 康乾盛世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虽然国家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政治形势渐趋稳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日趋安定，已呈现出一派“国富物阜”的繁荣景象，因而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辉煌显赫的第四个黄金时代。 为加强君主专制主义，康熙、乾隆对政权机构的某些坏节和职能作了相应调整。如为削弱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康熙将南书房变成起草、发布诏令之所。雍正即位后，对诸王的权势又作了进一步的限制，设立军机处，收回了他们的军权。剥夺了诸王干政的权力，也就集中权力，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又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事务。把地方划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建立保甲制，增强对百姓的控制。对官员加强监督管理，规定对天下文武官员进行定期考察。对京官的考察叫“京察”，对外官的考察叫“大计”。三品以上的官员向皇帝自陈，四品以下的部院司员由吏部、都察院长官考核，大学士同察。清廷八旗兵分别驻守于京城及各省城镇要地，绿营兵配合驻防，二者穿插交错，形成军事控制网。康熙、雍正两朝还屡次增删律令，雍正五年公布了《大清律》。在思想文化方面，也有许多措施，加强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 为发展社会经济，康乾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恢复和促进生产的措施。康熙八年(1669年)，清政府下令停止圈地，还土于民，实行“更名田”，把一部分明代藩王所占据的田地还给原来的种田人，永为世业，又大力奖励垦荒。到康熙中期，已“无尺寸之荒芜”。还实行“摊丁入亩”的办法，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统治者宣布以1711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征税，以后不再多征。到雍正时，把康熙五十一年固定下来的丁银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从而废除了中国历史上沿用几千年的人头税。康熙时，又逐步将匠银摊入田赋，废除了匠籍制度，为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维护国家统一，康熙两次亲自率兵征讨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沙俄侵略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属于中国的领土。康熙三次亲征准噶尔部，乾隆又派兵平定了准噶尔贵族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巩固了清政府对天山北路的统治。1681年，康熙平定了“三藩”之乱，1683年收复了台湾。1757年，乾隆粉碎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1792年，又击败了在英国殖民者唆使下的尼泊尔封建主对西藏的侵略。至此，我国的疆域基本稳定下来，北至恰克图，南至海南岛、南沙群岛，西至葱岭，东到外兴安岭、库页岛。全国内地除18个省外，还有直属中央的顺天府和东北的盛京地区，新疆，西藏，内、外蒙古等也都属清廷管辖，纳入版图，四周还有一些依附的属国。大清帝国已经成为一个幅员广阔、国势强大的统一的封建国家，赫然屹立在东方大地。 康乾统治时期，文治武功，盛极一时，清王朝的发展到了最高峰。尤其在乾隆年间，社会经济达到清建立以来的顶峰。全国人口超过2亿，耕地面积达到741万余顷。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在江南、湖北、四川的膏腴地区，一般可达亩产2~3石，某些高产地区，如湖广地区，多则每亩可收获五六石或六七石，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美称。手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尤以丝织、棉纺织业最为突出。松江织布、湖州缫丝“衣被天下”，甚至行销到海外许多国家。全国大小城市和集镇也繁荣起来，出现了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以雇佣劳动为主要方式的资本主义萌芽。苏州、杭州、南京的丝织业，松江的织布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广东佛山镇的铸铁业，举世闻名。 康熙、雍正时期，清政府组织一批人力，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约1万卷，内分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6篇。它是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大型类书。从乾隆三十八年到乾隆四十七年，清政府又选派纪昀等160余人编辑《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大类，各类又分许多子目录，共收书3461种、79309卷，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 1796年，做了60年皇帝的乾隆宣布退位。是年正月初五，乾隆在宁寿宫和皇极殿大摆筵席，举行“千叟宴”，庆祝自己60年来的“文治武功”。5900多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应邀参加，他们欢聚一堂，同饮殿庭，共颂皇恩。85岁高龄的乾隆神采焕发，精神抖擞，亲自到各席祝酒助兴，金杯玉碟、山珍海味。“千叟宴”上，一阵阵传来“太上皇万寿无疆”的齐呼声。这是康乾盛世的缩影。 鸦片战争 康乾盛极之时，已潜伏着末世的危机。康乾之后，清朝便开始衰败。嘉庆、道光年间，吏治日趋腐败，币滞粟贱，士民饥困。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政府的经济状况已陷入窘境，当时内有人民的反抗，外有殖民者的入侵，社会危机已十分严重。 国库亏空是财政危机最具体的表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清政府国库已亏银900万两。造成国库亏空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巨额的军费开支。嘉庆年间每年常额军费为2000万两，约占其岁入的1／2。多次用兵，所耗战费更是惊人。嘉、道(鸦片战争前)两朝共耗战费38272万两。但清朝统治者不顾国乏民贫，仍然挥金如土。朝廷庆典不断，且穷奢极侈；又大兴土木，修建宫苑。修筑圆明园和热河的避暑山庄，耗资巨大。为应付庞大的开支，清政府只好巧立名目，向老百姓尽情搜刮，并卖官鬻爵，滥开捐纳之风，最终造成吏治败坏、民不聊生的局面。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政府内部皇权扩大，宠臣专擅，官吏颟顸无能，统治机构已完全腐朽。随着权力进一步集中，其恶果越来越明显，其一是由于佞幸专权，政治日趋腐败。其中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和珅，他在任20余年，包庇亲信，排除异己，贪渎放荡，擅权专断。特别是在乾隆晚年，他成为传达乾隆旨意的人，权势更炽，诸臣不得不曲意奉承，外省官员也奔走于其门。嘉庆即位后，他自恃拥戴有功，不把嘉庆放在眼里，才被除掉。道光时的穆彰阿也是一例，他植党营私，天下仕官多出穆门，“一时号曰穆党”。其二是一般官吏攀龙附凤，贪污攫利，根本不顾什么国计民生，贿赂公行，贪污成风，上自皇帝阁老，下至胥吏小役，几乎个个如此。和珅被除，搜出其家财折银达23389万两之多，等于嘉庆年间全国五年半的总收入。 八旗与绿营是清朝统治的两大军事支柱。然而鸦片战争前夕，八旗兵已成为一个寄生集团，绿营兵力衰微，已不堪用，武备严重废弛。入关前，八旗兵“出则为兵，入则为农”。入关后，八旗兵成为世袭的寄生集团。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鉴于八旗兵已腐败无力，不得不重用绿营兵。以后，就依靠60余万绿营兵支撑统治。但到嘉庆年间，克扣军饷，士兵无法生活，只好自谋生计，有混迹市肆、从商做工以糊口的，有欺压百姓、鱼肉乡民的。绿营兵已无斗志，与八旗兵无异，清政府不得不募民充勇。后来，士兵多吸食鸦片，清朝更无可用之兵。 鸦片战争前夕，清朝封建社会矛盾激化，自嘉庆元年(1796年)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45年间，各族人民起义不断，此起彼伏。最突出的是，1796年到1806年的10年间，不仅有长达9年的川楚陕人民的起义，而且有坚持12年之久的湘黔的苗族人民的起义，1801年以后，还有云南傈僳族起义，直豫鲁人民起义，南疆维吾尔、布鲁族人民起义，湘粤桂的瑶族人民起义以及台湾的高山族人民起义。这些起义大都采取宗教的组织形式。起义者包括农民、手工业者、无业流民，甚至一些下属官员。起义地区从北京到直隶、山东、陕西、广东、台湾等15个省，几乎遍及了全国。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清政府镇压，却大大削弱了清朝的统治力量，并暴露出清朝政府的统治危机。 1840年6月，悬挂着米字旗的40余艘英国船舰出现在中国海面，这支来自“日不落帝国”的舰队，因在中国倾销毒害人们的鸦片被抵制，欲图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了。 英国资产阶级对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垂涎已久。还在1793年，英国就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到北京，要求派使臣驻北京，要求准许到宁波、舟山、天津等地进行贸易，且将舟山附近一岛和广州附近一地划给英人居住，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39年6月，林则徐在虎门销毁英商等缴出的鸦片237万斤。消息传到英国，英国政府借口“保护通商”，决定出兵侵略中国。经内阁会议讨论，于1840年4月正式通过了发动战争决议案。 战火先从广东沿海燃起，英国舰队先封锁珠江口，准备攻广州，由于林则徐早有准备，未能得逞，转攻厦门，又被闽浙总督邓廷桢击退。于是再移军北上，7月攻陷了定海，8月又北犯天津白河口，向清廷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道光帝派琦善与英议和，并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琦善抵达广州，一反林则徐所为，自动撤防，向英乞和。1841年2月，英人发兵攻陷虎门。为了获取更多的侵略权益，8月又进犯厦门，10月再次攻陷定海，并攻陷镇海、宁波，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同时还派兵船窜扰台湾。1842年6月，英军攻入长江口，吴淞、宝山、上海相继陷落，7月镇江失守，8月英国军舰抵达南京江面。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在大炮的胁迫与震撼下步履蹒跚地跨入了近代。不久，法国、俄国、美国等侵略者接踵而来，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不但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孱弱，而且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主持禁烟运动取得胜利并在战争中抗敌有功的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等，受到打击和排斥，被革职查办；而屈膝求和的投降派琦善、伊里布等人却被重用，取得了与英交涉的大权。1841年1月27日，清政府在“羁縻”政策宣告失败后，对英宣战。道光帝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往广东。在战争中，曾因镇压白莲教起义有功而被封为果勇侯的杨芳，面对敌军猛烈的炮火，不是正视现实、思索对策，而是鄙视“夷炮”为邪教法术，命令地方保甲遍收民间妇女溺器为“厌胜具”，名之曰“以邪制邪”，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奕山则不懂军事，昏庸无能，其军队在英军炮舰的攻逼下一触即溃，乱成一团，最后只得高悬白旗，屈辱投降，签订《广州和约》。1841年8月，英军扩大侵略战争，再度进攻厦门，并北犯定海、宁波，窜扰台湾。清政府为挽回失败，起用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往浙江，并从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等省调集军队。但是奕经等人在行军途中，却置战事于不顾，携带亲朋故旧，一路游山玩水，勒索地方供应，到苏州后又屯兵不前，整天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最后弄得民怨沸腾，言官弹劾，奕经等才离开苏州。如此出师，如此对敌，其结局自然只能是丧师失地。道光帝本来就动摇不定，至此，作战勇气丧失殆尽，一意求降，不思再战了。天朝大国的落后在这次战争中也暴露无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调动了10多万军队，先后有1名总督、2名提督、7名总兵、2名都统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场，而英国远征军的战死人数据英方统计却不足百人。英军的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远远优于清朝大炮。英人放炮可连声不断，而清军放一炮后，须转辗移时，才可再放。在激战中，清军的旧式火炮往往“火门透水，炮不得发”，并有炮身发烫炸裂的。 战争的结局是异常残酷的。虽然一些官兵和老百姓在战争中显示了中国人不甘屈服、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但是以落后、陈旧的大刀、长矛、土炮去抗击西方的坚船利炮，以满清腐朽、黑暗的封建统治制度去和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号强国相抗衡，以保守防范的心态去对待西方强劲持久的冲击，注定了清朝政府失败的命运。《南京条约》及其后的《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领土的完整，司法权不再独立，海关自主权受到损害，外国商品通过香港和五个通商口岸逐步向沿海、内地渗透，不断冲击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迫使中国社会不得不发生变化。中国社会在深重的社会危机之外，更增添了日益急迫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转折点，由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丧师失地，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严酷事实促使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醒悟。如魏源，在复仇雪耻的爱国之情的激励下，搜集资料，编写了《海国图志》一书，对强国御侮的道路作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命题。但他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被大多数国人所理解，在炮声初息、惊魂甫定之后，绝大多数国人仍浑浑噩噩，而朝廷官员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对帝国主义毫无戒备。1856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4年后，中国又一次在外国的侵略面前不知所措，导致最终的失败，国家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前一次。 英、法、美等国为了攫取比《南京条约》《黄埔条约》更多的特权，于1854年初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他们故意歪曲《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中关于通商“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动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的条文，要把“稍有变动”一语扩充为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外国公使驻北京等一系列特权。这理所当然地遭到清朝政府的拒绝。于是英法便借口所谓“亚罗号事件”和“马嘉理事件”，于1856年10月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火依然从广东燃起。虽然上次战争已经过去了10余年，但是清政府在外来的侵略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愚昧、无知却与上一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856年10月，英军进攻广州，一度攻入城内，最后因兵力不足，骚扰劫掠后退出，其后仍不时炮轰广州，劫夺船只，焚毁村庄。两广总督叶名琛却以“两获胜仗，夷匪伤亡四百余名”奏报。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又一次攻城，叶名琛却以为敌人虚张声势，因而“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惟日事扶鸾降乩，冀得神佑”。结果，广州失陷，叶名琛被俘，后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最终死于囚所。叶名琛是完全按传统的道路培养出来的中国社会上层人物，26岁中进士，38岁任巡抚，43岁任总督，仕途亨通，也应该饶有政治经验，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官员，面对外来的侵略，却表现得如此虚怯、愚昧。战争再一次暴露了清政府衰弱腐朽的本质和中国社会的落后。 1858年5月，英法舰队攻打天津，清政府认为“中原未靖，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又一如既往地以妥协方针对付蛮横强大的敌人。清政府同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次年，战事因换约再起。1859年6月，侵略军再次发动了对大沽的进攻。清军以落后、陈旧的武器还击，虽侥幸击败了敌军，自身却也伤亡枕藉。1860年8月，英法联军再度进攻天津，清军反击，结果在敌人猛烈炮火轰击下，“精锐耗竭”。10月，侵略军进攻张家湾，中国军队在战斗中伤亡很大。在通州八里桥，清军“奋不顾身，齐声大呼杀贼，进如山倒”，但并不能挽回败局。历史是残酷无情的，落后就得挨打。可惜的是，中国落后遭到了惩罚，人们的反应却竟如此的迟钝和麻木。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一路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坐落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其中珍藏着中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书画和金银珠宝，是一座荟萃中西建筑艺术的皇家园林，但经过侵略军10余天的抢掠和焚烧，最后只剩下一片败瓦颓垣。清政府在英法武力逼迫和沙俄恫吓挟制下，又同三国分别签订了《北京条约》。中国又被迫开放了11个通商口岸，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开始渗入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赔款银达1600万两。西方列强还取得了在北京派驻公使的权利，把清政府置于自己监视之下。通过这次战争，大好领土大片丧失。九龙被割让给英国；沙皇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所谓勘界条约，侵占了我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的获利者。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仅仅冲击了沿海地区的话，这场战争则使殖民者的势力伸入到了中国的内陆。咸丰帝“车驾北狩”和英法联军入京的噩梦在中国人心中很久不能消除，人们开始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逐步清醒过来。 由于这次战争强烈的冲击，革新思潮在中国大地上开始萌动，出现了一批要求革新政治的议论文章和著作，如洪仁玕的《资政新篇》、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在战争中，位居要津的奕䜣、文祥、桂良为了谈判而同侵略者交往，握东南军政重权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则通过镇压太平军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切身体会。他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技”，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这样便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洋务派。它表明中国地主阶级在时势的逼迫之下开始分化。可以说，中国人面对西方的挑战作出积极反应，并相应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和行动，并且波及各个阶层，主要开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辛酉政变 鸦片战争的疾风，揭开了中国近代沉重的帷幕。然而内忧外患的时局并不能唤醒腐朽的清统治者。国势倾颓，列强环列四周，清统治者并没有戮力同心。相反，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清朝宫廷内部就发生了为争夺清朝最高统治权的政变。咸丰皇帝于1861年8月病逝，遗诏年方6岁的儿子载淳即位，是为同治帝。同时任命亲信怡亲王载垣、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总摄朝政。 同治帝的生母慈禧太后是一个权力欲望极重的人，她与恭亲王奕相勾结，在1861年密谋发动了“辛酉政变”，铲除了肃顺等八大臣，夺取了最高统治权。慈禧从1861年后垂帘听政，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 辛酉政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中国近代史近五十年的命运。 慈禧姓叶赫那拉氏，属女真的叶赫部落。叶赫部落是清军入关前，在东北被灭掉的最后一个部落。其部落首领布扬古临死时曾愤恨地说：“即使仅剩一个女子，也是灭亡满洲之人。”所以清朝祖训，不准选叶赫氏女子入宫。 慈禧18岁时虽被选入皇宫，因为是叶赫部落的原因，所以不能接近皇帝。有一天，她看到咸丰皇帝在圆明园的花丛中散步，便故意躲在花丛深处，娇声娇气地唱起歌来，以吸引咸丰的注意。咸丰帝见她长得标致，就封她为兰贵人。那拉氏为人机灵，深得帝心，又被封为懿嫔，后生下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咸丰帝虽然还有很多其他嫔妃，却没有一个生儿子的。 生了皇子后，咸丰帝马上封那拉氏为懿妃，进而加封懿贵妃，恩宠冠绝后宫，并常和她议论国事。由于长期参与国事，那拉氏渐渐对皇权产生了极大的欲望。而恰在此时，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到承德避暑山庄，不久就病死了。咸丰死后，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一是顾命八大臣势力，即咸丰临终时指定的辅助皇太子载淳治政的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二是皇族势力，就是以恭亲王奕为首的皇室亲王集团；三是帝后势力，也就是两宫皇太后。从咸丰断气之日起，三股势力便开始了较量。八大臣拥立载淳即位，改年号“祺祥”。皇后钮祜禄氏被尊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因是皇帝生母，也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但她的野心是要垂帘听政，肃顺等八大臣却不让她干预朝政。他们矛盾异常尖锐，甚至在朝堂上公开争吵。那拉氏气得两手发颤，指着八大臣说不出话来，连怀中的小皇帝也吓得直哭，把尿撒了那拉氏一身。那拉氏表面上不露声色，却一反常态地对钮祜禄氏亲热起来，对她说：“八大臣不可靠，不把他们处置掉，咱们就处处受制。”钮祜禄氏说：“咱们没有兵权，怎么能把八大臣处置掉呢？”在征得东宫皇太后同意后，那拉氏说：“这个不用你发愁，我已经秘密派心腹太监去请恭亲王了。”当肃顺等见到恭亲王出现在避暑山庄时，全都大吃一惊，他们责问恭亲王奕说：“六王爷不留守京师，擅离职守，其意如何？”恭亲王说：“本王爷接到两宫皇太后懿旨，令我前来哭灵，以尽手足之情，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奕第一天哭灵，第二天便要觐见两宫太后。肃顺等人竭力阻拦，但奕振振有词地说：“怎么，皇兄驾崩，皇嫂异常悲苦，我去劝慰一下，总可以吧！况民间婚丧，人伦犹在，难道皇家就不讲人伦之道了吗？”正说话间，一太监走来叫道：“两宫皇太后已等候恭亲王多时，请六王爷即刻进见。”肃顺等人只好躲在一边，于是恭亲王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商量好了除掉八大臣的办法。奕在热河滞留了两天，尽量在肃顺等面前保持恭敬，以麻痹顾命大臣，然后返回京师作部署。 奕回京后，又把掌握兵权的胜保拉拢过来，完全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布置就绪后，那拉氏催促八大臣早日动身，护送咸丰灵柩回京。她对八大臣说：“我们两位太后和皇上由载垣、端华等七人陪着，从小路先走。肃顺带领军队护送灵柩，由大路走，我们先到北京好率文武大臣迎接。”八大臣不知是计，就照办了。其实，那拉氏这样做，是为了把载垣、端华等七人和肃顺分开，以便各个击破。那拉氏一行间道急行，比肃顺早四天回到北京，而恭亲王已做好了政变的准备。那拉氏遂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圣旨，宣布解除八大臣的职务，将载垣、端华等七人逮捕，又立即派侍卫去捉拿远在途中的肃顺。肃顺护送灵柩走到密云县，天色已晚。他刚刚入睡，逮捕他的侍卫就闯进营帐，把他从被窝里拉出来绑了。这一年适逢旧历辛酉年，因故叫“辛酉政变”。处置了八大臣后，那拉氏和奕便安排载淳登基，废“祺祥”年号，改第二年为“同治”元年。那拉氏假装谦卑地说：“宋朝有皇太后垂帘听政先例，我不敢独自临朝听政，就和母后皇太后一起听政吧！年号‘同治’，就是我们俩一同治理天下的意思。” 辛酉政变，表现了慈禧和奕的权谋智慧，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否定了“赞襄政务”大臣，而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此时，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外有英法联军的入侵，社会异常动荡，民族危机沉重，清王朝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为了政权的稳固，在奕集团的主持下开始了同治新政，其措施有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办新式学校、选派留学生、开矿山、修铁路等，实行学习西方现代化的举措。但是，这一新政的效果却与人们的期望大相径庭，没有能使中国走出困境。慈禧看起来具有一般女子没有的谋略和手腕，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具备治国的雄才大略，她所有的心智几乎都化为了权术，用尽心机只是为了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为此，她让政治观点相反，甚至尖锐对立的朝中大臣互相牵制，内耗不断，造成了整个国家的停滞不前。 太平天国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时局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外国商品的倾销使得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的大量手工业者和农民陷入失业和破产的境地；鸦片输入的激增则加剧了白银外流，出现了银贵钱贱等问题。地主、贵族、官僚则加剧了土地兼并，地租剥削率很高，百姓的负担更为沉重。另外，从1846年至1850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各省及两广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水旱灾害，饿殍遍野。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外国的侵略和天灾把广大人民的生活推上了绝路。在这一时期，全国的农民起义和抗租抗粮斗争不下上百次，几乎遍及全国。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正是在这种严重的社会危机下爆发的。 1843年，洪秀全在科场应试中落第。这是第四次落第，他心中愤懑不平，决定放弃科举。此后，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拟救民于水火，并开始了反清活动。由于拜上帝会有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组织，发展很快。经过积极的酝酿和准备，1850年春夏间，洪秀全要求各地会员到金田村“团营”，并于1851年1月11日建号太平天国，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接着开始了气势磅礴的农民战争。 太平军一投入战斗，即所向披靡，1851年9月攻下永安，乘胜北上，至1853年3月即攻下南京，于是定都南京，改名天京。此时，太平军已由1万多人发展到20余万人。随后太平军西征北伐，相继击溃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控制了从武汉到镇江的长江沿岸要地和江西、安徽的大片土地，清政府为之震动。但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悲剧也预伏于其中了。 悲剧的根源在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性。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和实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希望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是，在这种革命性的背后是一种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小农心态。它不但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相反还会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水平上。《天朝田亩制度》只是一种空想，不可能实现。后来太平天国仍不得不恢复地主占有土地制，允许地主收租。 同时，小农生产环境的狭隘，决定了眼界的狭隘、思想的狭隘。太平天国攻取南京后，收敛了金田起义以来的席卷之势，开始谋求、安享富贵尊荣，其后的西征只为了给天京以一道屏障，北伐不过是以攻为守，大多数太平天国领袖在生活上日趋奢侈腐化。太平天国政权也日益封建化，结果从天王到士兵之间实行了贵贱分明的礼制，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了1856年9月的“天京事变”。 1856年9月，东王杨秀清自恃功高，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洪秀全于是密令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返回天京，以对付杨秀清。韦昌辉返回天京后，立即杀死了杨秀清及其眷属。在混战和随后的镇压中，太平天国2万多将士死亡，韦昌辉独揽军政大权。韦昌辉的专横跋扈激起众怒。11月初，洪秀全下令杀死韦昌辉及其心腹200余人，结束了韦昌辉对天京历时两个月的恐怖统治。此后，洪秀全命石达开处理政务，但对他心有疑忌，于是封长兄、次兄为王以牵制石达开，迫使石达开离开天京，率部外出。由于孤军作战，石达开所部于1863年5月在四川大渡河全军覆灭。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使太平天国丧失了乘胜歼敌的良机，更损伤了自身的元气。清政府乘机纠集一切力量进行反攻，于1857年12月攻陷镇江，围困天京。 为了挽救危局，洪秀全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年轻将领为各军主将，于1858年11月取得三河大捷，又暂时稳定了局势。不久洪秀全又任命胞兄洪仁玕为干王，总理朝政。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内推行他的《资政新篇》。他在书中主张从事系统的内政改革，实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洪仁玕的思想和主张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关系，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也不反映农民当时最迫切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太平天国内部未能引起积极响应，也不可能付诸实践。这不仅仅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悲剧。它表明中国社会面对西方的冲击，尚处于被动状态，还只是消极地防守，没有产生变革的条件。 天京事变以后，军事形势已处于十分危急的状态，但还是没有使太平天国领导人真正警醒，其政权日趋衰落，封建落后性逐步发展。洪秀全陶醉于“父子公孙同显权”，宗教迷信思想在他身上占据主导地位，一切信天不信人。军队将领则各自为阵，军队纪律严重废弛。与此相反，中外势力已联合起来“围剿”太平军，曾国藩获取了军务大权，号令统一，战斗力趋强。因此，太平军虽然英勇抵抗，屡屡重创敌人，但是在地主武装和“洋枪队”的围攻下，还是逐步陷入绝境。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悲剧表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它无力解决中国社会的危机。但这次战争以疾风暴雨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了半个中国，留给历史的余响将是长久的。 洋务运动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部分清朝官员认识到了中国与西方相比已大大落后了，深深感到向西方学习的迫切性；而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清政府“借师助剿”，又使一批握有实权的官僚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有了切身体会。于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中某些官员开始出面倡导和主持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机器生产为中心内容的“富强运动”。人们把这个运动称为洋务运动，把主持、参与洋务运动的人称为洋务派。 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洋务派官员在中央以奕䜣、文祥、桂良为代表，地方上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权高势大。 洋务运动从“求强”开始。1861年，曾国藩攻陷安庆后，设立了安庆军械所。1865年由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在上海开始筹建江南制造局，后于1867年成立。1865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次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立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又在天津设立天津机器局。此外，各省先后办过10多个机器局。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点新气象。尽管洋务军事企业无论在组织或经营管理方面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生产效率很低，生产成本很高，但是它毕竟引进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在生产技术方面进行了重大变革，与此同时，它把大批人组织起来进行机器生产，造就了新的社会力量——产业工人。 洋务派为创办军事工业，必须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必须传播西学，培养大量的科技人才，这便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萌生和发展。出于对外往来的需要，1863年京师同文馆成立，以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其后30年，同文馆译西书近200部。江南制造局于1868年设立翻译学馆，40年里译书199部。曾国藩创设的安庆军械所罗致了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为了培养通晓西学的人才，在曾国藩等的推动下，清廷于19世纪70年代先后派遣四批学童赴美留学。福州船政局也多次派遣“艺童”和“艺徒”分赴英法两国学习轮船驾驶及制造。在这些留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近代著名人物，如修筑京张铁路的詹天佑、翻译《天演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洋务派还设立了许多新式学堂，其中天津电报学堂(1879年)、天津水师学堂(1880年)、上海电报学堂(1882年)、天津武备学堂(1885年)、广东陆师学堂(1886年)、广东水师学堂(1887年)、南京水师学堂(1890年)、湖北自强学堂(1893年)尤为著名。这些学堂传授西方先进技术，讲授西方的史地国情，冲击着科举制度，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哺育出主张变革维新的成批志士。 洋务军事企业的创办促进了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的产生和发展。在创办军事工业中，财政困难和缺少后勤支援，使洋务派官员认识到，“求强”的同时尚需“求富”。于是从19世纪70年代起，开始创办资本主义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上海织布局等便是在军用工业的推动下相继出现的。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创立的这类企业约有20多个。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很多事情上行下效，洋务派办起一些工业，一些商人也开始投资办工业企业，于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以及商办企业出现了。据统计，自1869年至1894年，商办企业约有50多家，资本共500余万元。 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原是为了建立新式海陆军，这也是其“求强”的要旨，因此编练新式海陆军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清政府大力购买洋枪洋炮，雇用洋人担任各营教习，使陆军实力得到增强。清政府还整顿海防，筹建新式海军，至1894年，已拥有船舰六七十艘，分别建成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 洋务运动中，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早期维新思想也出现了。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恒等人便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他们同时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民主思想，对顽固守旧的落后思想作了较严厉的批判。他们的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中，但是已远远超越了洋务运动的藩篱。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之下的“自强新政”运动，虽然未达到富强的目的，但是毕竟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推动了社会进步。新的社会力量由此产生，新的生产方式开始进入中国，近代文化教育事业逐渐起步，早期维新思潮随之产生。但是，一方面由于洋务派对西方长技的认识有很大局限性，学习西方长技止于“器物”，另一方面洋务运动遭到清廷中顽固派的阻挠、反对，所办企业在技术和原料方面又依赖外国，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垄断性，因而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步暴露出它的保守性和腐败性。甲午战争中，洋务派所建的海陆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洋务运动遂告失败。 甲午海战 1854年，柏利率美国东印度舰队到达日本江户，用炮口强迫日本开港并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陷入了和中国相似的境地。不同的是，中国在炮声沉寂后又昏昏沉睡，而日本则在危机感的逼促下进行了著名的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摆脱了亡国灭族的命运。而且，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开始气势汹汹地进行对外扩张与侵略。 明治维新时期，明治天皇就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1874年5月，日军武力犯台，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台事专条》，得到50万两赔偿费，获取了对琉球岛的权力。1876年，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获得了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特权，从此全面向朝鲜渗透，并企图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侵略中国。1887年，日本的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制定了《征讨清国策》，狂妄地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1890年，日本发生经济危机，国内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政府为摆脱困境，公开煽动侵华狂热，说中国的东北、台湾是日本的“生命线”。1890年后，日本加强扩军备战，把国家财政收入的60％用于建设近代化海陆军。日本参谋部不断派遣特务间谍潜入中国，秘密绘制中国东北和渤海湾的详细地图，做好了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准备。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北洋海军自1888年以后没有再添置任何舰只，1891年后又停止购买枪炮弹药，海防经费竟被慈禧用来修筑颐和园。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协助镇压。清政府便派了一支军队入朝，日军乘机寻衅，包围了驻守在牙山的清军，战争一触即发。慈禧和李鸿章一心想保“和局”，在“和解”无望时仍不认真备战。7月25日凌晨，清军的“济远”“广乙”等舰在丰岛海面遭日舰袭击，日本正式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同日，日本陆军也侵袭驻朝清军。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但宣战以后，李鸿章在慈禧支持下，仍采取消极抵抗的战略方针，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则退，海军“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慈禧和李鸿章的妥协退让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而使广大爱国将士的抗敌热情受到严重挫伤。 9月15日，日军猛攻平壤的中国驻军，中国士兵和朝鲜人民奋勇还击，左宝贵以身殉国。马玉出、卫汝贵分别击退了东、西两路日军。但作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却“一夕狂驰三百里”，逃回了辽东。 次日，日本舰队在黄海海面向北洋海军挑起一场激烈的海战。战斗场面异常悲壮，在茫茫洋面上，水师官兵们用炮火和热血表现了中国军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气概，在舰阵殁者90余人，与舰共沉者600余人，海军将领邓世昌、林永升等壮烈牺牲。在战争中，重创日舰5艘，迫使日舰退出黄海海面。 10月下旬，日军向中国大举进犯。聂士成部队冒寒苦战，奋力击敌，多次重创敌军，粉碎了敌军到“奉天度岁”的梦想。清军将领徐邦道激于爱国义愤，率部至金州御敌，城破而退。11月7日，大连守军溃散，大连不战而陷。22日，日军进攻旅顺，清军仅徐邦道部队抗敌，因而失陷。1895年1月，日军在山东半岛登陆。2月17日，日本舰队开进威海港，并在刘公岛登岸。丁汝昌自杀殉国，北洋舰队缴出残余舰艇1l艘、刘公岛炮台及军资器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895年1月，光绪起用湘军作最后一试，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用兵6万。这是开战以来中国最大的一次出兵。刘坤一号称“名将”，其军队却一触即溃，6天中失去山海关外各个军事要地，全线瓦解。 1895年3月，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谈判，4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承认朝鲜独立，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日本还向中国勒索战争赔款2亿两白银，接近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3倍，清政府只得借外债以度日。日本侵略者乘机通过巨额政治贷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按条约规定，日本可在中国设厂，这正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而西方列强又援引“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条款，都取得并享有这项特权，很快地在中国合法地经营企业，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生产商品，倾销中国，赚中国人的钱，同时又扼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一箭双雕。而开辟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口岸则使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从此全部向帝国主义开放。日本军国主义通过甲午战争得到极大的好处，国内工业迅速腾飞，从此，更加野心勃勃地走上加紧侵略中国的道路。 台湾割让给日本，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悲愤与抗议。不畏强暴的台湾军民更积极行动起来，为保卫神圣的领土不受侵犯，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从1895年6月至10月，台湾军民与侵略军打了大小100多仗，抗击日本3个近代化师团和1支海军舰队，打死打伤日军3万多人，日本近卫军团有一半被消灭，在中国人民反侵略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甲午的惨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但是深重的灾难也促成了中国民族精神的亟变。中国具有群体意义的民族觉醒就自甲午惨败之后开始。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爆发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发源于鲁西北地区，是在义和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义和拳是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一种。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在山东的外国传教士气焰愈加嚣张，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义和拳逐渐转变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帝斗争组织。1898年以后，清政府在公文中开始称义和拳为义和团。 义和拳首先在冠县一带展开斗争。山东巡抚张汝梅鉴于教士恃强凌弱，乡民积怨不平的情况，对义和拳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因此义和拳很快活跃和发展起来。美法公使为此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改抚为剿。恰值此时，慈禧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企图取代光绪，各国公使拒绝入宫庆贺，表示不予承认。慈禧十分不满，产生了利用义和团对抗洋人的想法。于是义和团在直隶、京津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义和团兴起后不久，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它反映出当时的中国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已成为最主要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暂时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同时，这个口号也反映了广大的小生产者无法冲破皇权主义的思想枷锁，更不可能在救亡运动中提出一个超越陈旧皇权主义的救国方案。另外，他们提出的灭洋口号，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却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 随着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和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各帝国主义加紧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1900年5月，各国公使眼看清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形势，遂决议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6月，俄、英、美、日、德、法、意、奥等八国拼凑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由天津向北京进犯，掀起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天津义和团驻军自6月17日大沽失守后，即开始围攻租界，保卫天津；与此同时，八国联军也不断增兵天津，这时已达18万余人。在这危急时刻，清政府却任命四川提督宋庆镇压义和团，使城郊义和团实力大损，天津保卫战进入更艰苦的阶段。7月14日，天津沦陷。8月4日，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慈禧一面加紧求和，一面又调义和团去前线，使义和团与侵略军双方互相削弱。8月14日，北京失陷。 在京、津军民反帝斗争的鼓舞下，北部中国的反帝斗争迅猛发展。义和团的斗争风暴席卷了山东、山西、内蒙古、东北。其中东北义和团声势最大，一个月内使中东铁路几乎全被焚毁，俄国损失7100万卢布。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使帝国主义胆战心惊，英国既害怕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它所控制的长江流域，又担心清军愈来愈倒向义和团。在美国等的支持下，东南各省的清朝督抚策划“东南互保”，制造了一个《东南互保章程》，这既让帝国主义得以集中兵力镇压北方军民的反抗，也严重地破坏了东南各省的反帝斗争。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一面实行军事殖民统治，一面以北京为基地，四出扩大侵略。八国联军还在京津地区烧杀劫掠，暴行累累。1900年12月24日，参加武装侵略的八国再加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至1901年9月7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包括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内容。清政府向各国赔款45亿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保，40年内分年付清，再加上利息，本利共达98亿多两，各省地方赔款还有2000多万两，从此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均由帝国列强控制；在北京设立“使馆区”，中国人不准在这一区域内居住，各帝国则可以在此驻兵，从此，“使馆区”成了“国中之国”，成了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各国公使成为清政府的太上皇；大沽炮台以及北京到大沽沿路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12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这样，侵略者可以随时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控制，直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辛丑条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程度。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成为洋人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工具。它表明，靠旧式的民族斗争方式，已难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已处于山雨欲来的危局，它呼唤着新的救亡运动和民族觉醒。 同盟会 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生，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逐渐形成和壮大。1894年至1895年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清海陆军一败涂地，最后被迫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派30余年的“富强梦”被击得粉碎。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救亡图存的呼号在社会上影响甚大。与此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以一系列活动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尽管在当时还显得势单力薄。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猖狂进攻，清朝军队节节败退，中国被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这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认清了清朝统治者的反动和腐朽，认识到必须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才可能挽救民族灭亡的命运。孙中山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1894年冬，孙中山在檀香山联合华侨人士20余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并立即筹募经费，准备回国发动起义。1895年春，孙中山回到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在会员入会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经过半年准备，兴中会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因消息走漏最后失败。孙中山被迫流亡国外。 这一时期，兴中会的革命活动主要局限于海外和广东一隅，尚未在国内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在广大群众中还未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更未波及政治生活。但是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人们反清情绪日增，革命的思想逐步取代改良主义而成为时代的主流。1900年10月，革命党人发动惠州起义，虽仍以失败告终，却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同5年前广州起义时，被视为乱臣贼子已有天壤之别。 1901年以后，伴随着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的新政举措，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群。这批人大多曾接受过西方教育，服膺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不少人创办了政治性刊物，大力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昏庸腐败的行径，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如章炳麟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著《革命军》一书，陈天华著《警世钟》和《猛回头》等作品。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许多革命小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黄兴组织了华兴会。1904年，湖北革命党人刘敬安、张难先在武昌设立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10月，浙江留日学生陶成章、龚宝铨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并在东京设立分会。此外，江西、安徽、江苏、四川、福建等省也先后成立了一些革命小团体，为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05年，孙中山感到各革命团体分头活动力量分散，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于是倡议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成立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以便领导全国的民主革命运动。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举孙中山为总理，设总部于东京，国内和海外共设9个支部。1905年10月，同盟会创办机关刊物《民报》，将16字革命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同盟会成立后，一面派人回国发展革命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一面广泛宣传革命，同改良思想进行斗争。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各自的报纸《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双方主要围绕要不要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三个问题展开论战。通过论战，革命党人传播了革命主张，从而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 革命党人又在国内发动一系列的武装斗争。1906年，爆发了萍浏醴起义。1907年5月至8月，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1907年，光复会领导人徐锡麟、秋瑾在皖浙发动起义。1908年，熊成基在安徽发动起义。1910年2月，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1911年4月27日，黄兴在广州组织了著名的“黄花岗起义”。在同盟会领导和影响下的连续不断的武装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使同盟会力量受到了挫伤，但振奋了人心，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甲午惨败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同腐朽的清政府展开了屡仆屡起、英勇壮烈的斗争，终于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推动着中国社会一步步演进。革命党人用自己的鲜血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辛亥革命 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当时国内重要的大城市，是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据点和清朝反动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和各省革命党人联系的枢纽。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格外激烈。自1904年武汉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成立以来，湖北革命党人便把发动新军参加革命作为其主要工作，至1911年初，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已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1／3左右，为武昌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基础。 1911年4月，黄兴亲自率领革命志士200余人发动了黄花岗起义。6月，四川掀起保路运动，后发展为全川的武装暴动。这两件事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心，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武汉发动起义。9月24日，为了加强对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领导，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决定联合行动，组成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两团体的重要骨干刘尧激、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拟定了起义的详细计划。 10月，湖北革命党人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于6日发动起义，因准备不及而延期。10日，设在武昌的指挥起义的秘密机关遭到破坏，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在全城戒严，按照查获的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革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在这个紧要关头，革命党人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群众，在失去指挥机关的紧急情况下，自行联系，发动了武装起义。 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他们打死镇压起义的反革命军官，然后冲往楚望台军械库夺取弹药。军械库守军中的革命士兵们闻风响应，一举占领了楚望台。接着，步、炮、辎重各营和军事学堂的学生约五营兵力齐集楚望台，向总督衙门发动进攻。革命士兵奋不顾身，血战通宵，占领了总督衙门、藩库等重要机关，湖广总督瑞澂仓皇出逃，武昌起义取得了胜利。11日晚和12日晨，驻汉阳、汉口的新军也先后起义，武汉三镇全为革命党人所控制。 由于直接组织起义的文学社、共进会的领导人物在起义前，有的受伤，有的牺牲，有的被迫逃出武汉，因此起义的领导权落入一批官僚政客和立宪派人物手中。11日，义军推举清朝高级军官、21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的都督，选举湖北立宪派首领汤化龙担任民政部长，主持有关工作。 武昌起义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响应，广大群众也自发起来抗争，革命浪潮席卷全国。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两省。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等发动会党和新军进攻长沙，取得胜利，建立了湖南军政府，巩固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后方。同日，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也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建立了陕西军政府。10月23日，驻江西九江的新军也起来响应武昌起义，攻克湖口和马当，并成立九江军政分府，解除了长江下游清军对武汉的威胁。31日，同盟会会员蔡公时往南昌发动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除此，山西、云南、上海、江苏、浙江、贵州、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的革命党人也纷纷发动起义，建立军政府。至11月9日，即武昌起义后一个月内，全国已有13个省和上海市以及一些省的许多州县宣布起义，清朝一部分海军也投奔到革命方面来，甚至在清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区直隶，革命党人也策划了起义。 在各城市进行革命的同时，各地农村也掀起了反封建斗争的风暴。几乎全国各省都发生了规模不一的农民武装暴动或抗租斗争。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发生了拥护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内蒙古革命党人组成革命军，响应武昌起义。1911年12月下旬，在新疆乌鲁木齐爆发了由哥老会和当地少数民族参加的武装起义，1912年1月，起义军占领了伊犁，组织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会”，宣布“五族共和”，成立了临时政府。 各省革命党人的积极响应和遍布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汇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巨大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宣告清王朝末日的来临。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政府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但由于各派政治力量都力争控制中央政府，围绕组建中央政府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回国，各地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他是组建中央政府的最适当人选。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临时中央政府终于产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从而宣告了中华民国的诞生。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缔造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第二章 烽烟：决定历史进程的战场交锋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战争教科书。它记录了成功与失败，它蕴藏着真知与经验。历史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已经成为历史学家以及具有一定历史知识之人的共识。如何在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之中，去创造辉煌，而不是去重蹈覆辙，最好的办法就是阅读历史，去饱览历史深处的烽火狼烟。 涿鹿大战 黄帝生活的时代还是部落、氏族聚居时期。当时部落经常迁徙，黄帝部落大体活动在今陕西、河南、河北沿黄河一线，这时黄帝部落已逐步由游牧转为从事农业。由于黄帝在阴阳五行中为土德，为黄色，为黄龙，居中央之位，故称“黄帝”。 与黄帝同时代的还有炎帝部落和以蚩尤为首的九黎族，以及江淮流域以三苗等为首的苗族。九黎族活动于山东至安徽中部地区，史称“东夷”。炎帝部落发祥于陕西北部，后来沿渭水、黄河东下，到达今天山东地区。炎帝是最早从事农业的部族，当初他的部落还是非常强大，他被拥护为“天子”。可是后来国势日衰，许多部落相互侵伐，已不能禁止。由于黄帝以德治国，日渐强盛，各部落就纷纷归附黄帝。炎帝不甘心失去“天子”之位，就出兵攻打归顺黄帝的部落。黄帝先与炎帝在阪泉经过三次激战，炎帝最终战败，不得不与黄帝结成部落联盟。 居于南方的蚩尤部落生性残暴好战，蚩尤有81个兄弟，而且他的部众勇猛剽悍，生性善战，因此，常常凭借自己的强大力量，进攻别的部落。他们进入华北地区后，与炎帝部落发生了正面冲突，首先夺取了炎帝族共工部落的土地。紧接着蚩尤联合三苗部落，用武力击败了炎帝部落，并占据了炎帝族居住的“九隅”之地。蚩尤又联合了其他部族乘胜追击，追杀到今天的河北涿鹿。炎帝部落向黄帝部落求援。黄帝生性爱民，不想战伐，一直规劝蚩尤休战。可是蚩尤不听劝告，屡次进犯。于是黄帝亲自带兵出征，在涿鹿与蚩尤对阵，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 当时，蚩尤族集结了所属的支族，在力量上占据一定的优势，所以，蚩尤族便倚仗人多势众、武器优良等条件，主动向黄帝族发起攻击。黄帝大将军力牧率领一队士兵，且战且退，蚩尤穷追不舍。于是，力牧率士兵将蚩尤兵引至一个山坳开阔地后突然消失不见了。蚩尤兵正觉得莫名其妙时，突然山坳四周，一排排战车向蚩尤兵冲来，随后是弓箭、大弩齐发。结果，蚩尤将领率兵突围，死伤惨重。 不久，蚩尤再次与黄帝军队开战。黄帝一马当先，领兵冲入蚩尤阵中。但蚩尤把黄帝的军队团团围住，然后左右夹击，使黄帝军队遭到惨重的损失。黄帝的军队被围，杀不出重围。在情形危急之际，黄帝手下的大将风后发明了指南车。黄帝军队依靠指南车指明方向，才冲出了重重包围。 黄帝和蚩尤一来二去打了70多仗，结果是黄帝胜少败多，黄帝心中不免为此焦虑不安。他深知，如果长期交战拼杀，自己肯定不是蚩尤的对手，要想尽快战胜蚩尤只能智取，不能硬拼。但黄帝一时找不到击垮蚩尤的办法，于是干脆把军队暂时交给力牧指挥，自己带着风后等一大群谋士上泰山，筹划对付蚩尤的计策。据传说，在泰山上，九天玄女把种种神奇玄妙的兵法授予了黄帝。黄帝得到九天玄女的兵法后，顿然悟解，于是摆出“天一遁甲”阵，并且带领士兵演练熟悉。随后，黄帝又听说夔皮鼓声响巨大，威力无比，于是派人取东海夔牛皮做鼓面，用雷泽兽骨做鼓槌，做了80面夔皮鼓，使得军威大振，并找来女儿女魃助阵，准备重新率兵与蚩尤在阪泉决战。 在黄帝上泰山讨论军情期间，力牧代掌兵权与蚩尤作战，败多赢少，竭尽全力，严防死守，尚能苦苦支撑。正在彷徨无策之际，黄帝授意力牧领残部挑战蚩尤，故意一触即溃，引着蚩尤大军向埋伏之阵逶迤行来。 黄帝站在山坡上，看见蚩尤的军队悉数进入包围圈，即命令擂鼓。夔皮鼓果然不同凡响，蚩尤兄弟手颤足麻，无法战斗。黄帝的将士们在鼓声的激励下士气大振，蜂拥而上，争先杀敌。 奇异的夔皮鼓声削弱了蚩尤军队的战斗力，激烈的搏斗很快就演变成残酷的杀戮。蚩尤看见自己要败，便和他的81个兄弟施起神威，凶悍勇猛地杀上前来。两军杀在一起，直杀得山摇地动、日抖星坠，难解难分。黄帝见蚩尤确实不好对付，就令应龙、女魃上阵，结果蚩尤兵败逃走了。 蚩尤虽然惨败，但并没有屈服，率残兵与黄帝决战。黄帝与蚩尤在逐鹿大战几十回合后，向黎丘方向撤退。蚩尤以为黄帝兵败而逃，就命令军队紧紧追赶。蚩尤来到黎丘后，黄帝布下八卦阵。蚩尤不识此阵，就带领士兵冲入，无奈阵法变幻莫测，不能冲出，士兵纷纷被杀。最后，蚩尤兵败被杀，其他士兵或降或逃。黄帝最后大获全胜。 涿鹿大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在亭亭山祭地，然后凯旋西归；同时在蚩尤族中选择一位能服众的氏族首领名叫少嗥的继续统领九黎部众，并使蚩尤族同自己氏族互结为同盟。 黄帝战胜蚩尤后，威信更高了，被中原各部落尊为共同的领袖。黄帝完全取得天下，平息了战争，建立起部落联盟。此后，黄帝又下令结束了群婚的习俗，脱离了野蛮年代，人类文明的时代从此真正开始了。 牧野之战 商汤所建立的商王朝，历经初兴、中衰、复振、全盛、浸弱诸阶段后，到了商纣王帝辛即位时期，已步入了全面危机的深渊。在纣王的统治下，殷商王朝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混乱局面。 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商王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的西方属国周的国势正如日中天、蒸蒸日上。公刘、古公亶父、王季等人的积极经营，使周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周文王姬昌即位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尚，积极从事伐纣灭商的宏伟大业。 周文王为牧野之战的展开、翦商大业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他积极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广罗人才，发展生产，造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的清明政治局面。他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政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拥护，巩固了内部的团结。在修明内政的同时，他向商纣发起了积极的政治、外交攻势：请求商纣“去炮烙之刑”，争取与国，最大限度孤立商纣。文王曾公平地处理了虞、芮两国的领土纠纷，还颁布搜索逃亡奴隶的法令，保护奴隶主们的既得利益。通过这些措施，文王扩大了政治影响，瓦解了商朝的附庸，取得了“伐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处理商周关系上，文王表面上恭顺事商，以麻痹纣王。他曾率诸侯朝觐纣王，向其显示所谓的“忠诚”。同时大兴土木，“列侍女，撞钟击鼓”，装出一副贪图享乐的样子，欺骗纣王，诱使其放松警惕，确保灭商准备工作能够在暗中顺利地进行。 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之后，文王在吕尚的辅佐下，制定了正确的伐纣军事战略方针。其第一个步骤，就是翦商羽翼，对商都朝歌形成战略包围态势。为此，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相继征服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消除了后顾之忧。接着，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先后翦灭黎、邘、崇等商室的重要属国，打开了进攻商都朝歌的通路。 周文王在完成翦商大业前夕病逝，其子姬发即位，是为周武王。他即位后，继承乃父遗志，遵循既定的战略方针，并加紧予以落实：在孟津与诸侯结盟，向朝歌派遣间谍，准备伺机兴师。 当时，商纣王已感觉到周人对自己构成的严重威胁，决定对周用兵。然而这一拟定中的军事行动，却因东夷族的反叛而化为泡影。为平息东夷的反叛，纣王调动部队倾全力进攻东夷，结果造成西线兵力的极大空虚。与此同时，商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呈现白热化，商纣饰过拒谏，肆意胡为，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武王、吕尚等人遂把握这一有利战机，决定乘虚蹈隙，大举伐纣，一战而胜。 公元前1027年农历正月，周武王统率兵车三百乘，浩浩荡荡东进伐商。正月下旬，周军进抵孟津，在那里与反商的庸、卢、彭、濮、蜀、羌、微等方国部落的部队会合。武王利用商地人心归周的有利形势，率本部及协同自己作战的方国部落军队，于正月二十八日由孟津冒雨迅速东进。从汜地渡过黄河后，兼程北上，至百泉折而东行，直指朝歌。周师沿途没有遇到商军的抵抗，故开进顺利，仅经过六天的行程，便于二月初四拂晓抵达牧野。 周军进攻的消息传至朝歌，商朝上下一片惊恐。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远在东南地区，无法立即调回。商纣王只好武装大批奴隶，连同守卫国都的商军共约十万人，由自己率领，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周军先由吕尚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震慑商军并冲乱其阵脚，然后周武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将对方的阵形彻底打乱。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全无斗志，纷纷倒戈，商军迅速崩溃。纣王见大势已去，返回朝歌，登上鹿台，“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商朝正式灭亡。 牧野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例，也是中国古代车战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终止了六百年的商王朝，确立了西周王朝的统治，为西周时期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 吴楚之战 伍子胥，名员，字子胥，封于申地，故又称申胥。春秋时期楚国人。吴国大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伍子胥祖父伍举、父亲伍奢、兄伍尚俱是楚国忠臣。伍子胥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春秋初年，楚庄王励精图治，扩张国力，曾一度取得中原霸主的地位。传至平王时，由于荒淫残暴，国势日衰。周景王二十三年(前522年)，楚平王怀疑太子“外交诸侯，将入为乱”，遂迁怒于太子太傅伍奢，将伍奢、伍尚杀害，伍子胥逃往吴国，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 伍子胥入吴后，了解到吴公子姬光想推翻吴王僚而自立。伍子胥为了利用姬光和吴的力量攻打楚国，报父兄之仇，便帮助姬光刺杀了吴王僚，自立为王。这就是吴王阖闾。阖闾登位后，任伍子胥为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协助其管理国家大事；任命另一个从楚国逃亡出来的贵族伯嚭为大夫；又举荐深通兵学的大军事家、齐国人孙伍为将。为了巩固和扩大吴国的统治，伍子胥向吴王进以“安君理民”、强国兴霸之道，阖闾采纳了他的建议，委托伍子胥筑城郭，设守备，实仓廪，治兵库。自此，吴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逐渐得到加强，阖闾图谋大举攻楚。 周敬王八年(前512年)，伍子胥鼓动吴王出兵攻楚。他针对楚国执政者众而不和且互相推诿的弱点，提出分吴军为三部轮番击楚,以诱楚全军出战，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待楚军疲惫，再大举进攻，必能克敌制胜。阖闾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次年先后出兵攻占了楚国的夷(即城父)、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进而围弦(今河南潢川西南)，袭扰楚国达6年之久，迫楚军被动应战，疲于奔命，实力大为削弱，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有利条件。吴随即展开大举攻楚的准备，争取与楚有矛盾的蔡、唐两国作为吴的盟国，使楚北方门户洞开，为尔后避开楚军防守正面实施突袭创造了条件。又出兵攻越，给楚造成吴不会大举攻楚的假象，并施反间于楚，使楚不用知兵善战的子期，而用贪鄙无能的子常为帅。 公元前506年冬，吴王阖闾亲率其弟夫概王和伍子胥、孙武、伯嚭等，出兵沿淮水攻楚，由楚防备薄弱的东北部实施大纵深战略突袭，直捣楚腹地。吴军以灵活机动的战法，击败楚军主力于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一说今汉川北)，并展开追击，长驱攻入楚都郢(今荆沙江陵西北)，终成破楚之功(见柏举之战)。由于怀有强烈的个人复仇愿望，伍子胥在楚未能安抚民心，致使吴军难以立足。 夫差继承王位后，任命伍子胥为相国，伯嚭为太宰，积极训练军队，重振吴国军事力量。二十六年，吴国为报前仇，出动精兵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椒山)大败越军。越王勾践派人向吴王求和，吴王夫差将要应允，伍子胥表示反对。但吴王争霸中原心切，遂不听伍子胥劝阻，与越国达成和议。准许越国成为吴国的属国，囚禁勾践和大夫范蠡3年。 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年)，夫差闻齐景公死，齐国内乱，大臣争宠，发兵攻齐，结果，败齐师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一说在今山东泰安东南)，夫差更加骄傲自负。在吴国攻齐的4年中，越王勾践用子贡之谋，一面率越军助吴，以示忠心，一面以重金贿赂太宰伯嚭，使伯嚭在吴王面前为越王说好话。从吴王及列士皆有馈遗，吴人皆喜，唯伍子胥对此深为忧虑，但吴王受了伯嚭的挑唆，不仅不信任伍子胥的计谋，反而怀疑伍子胥有二心，遂赐剑命其自杀。伍子胥仰天叹息，对他亲近的门客说：“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坟墓上种植梓树，让它长大能够做棺材。挖出我的眼珠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楼上，来观看越寇怎样进入都城，灭掉吴国。”于是自刎而死。吴王听到这番话，大发雷霆，就把伍子胥的尸体装进皮革袋子里，漂浮在江中。 其后，果不出伍子胥所料，夫差争霸心切，于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十五年)率全国精锐部队北上黄池(在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与晋争长。越王勾越伺机调集四万九千大军分两路，一路断吴归路，一路直捣吴都。又经笠泽之战和对姑苏的长期围困，遂置吴国于死地。夫差请和，越不许，夫差终于自杀。 城濮之战 晋献公晚年为女色所迷，宠爱骊姬姐妹，害死太子申生，逼迫另外两个儿子重耳、夷吾逃亡，引发了一场长达20年的政治动荡。 由于受到骊姬姐妹的挑唆，晋献公欲废黜太子申生，另立骊姬所生之子奚齐为太子。然而申生、重耳、夷吾等几位年纪较长的公子都有师保私属，势力颇大，不安分的骊姬未敢贸然行事。后来，骊姬勾结一班宠臣，不断离间献公父子关系。献公二十二年(前655年)，骊姬设计陷害三位公子，结果申生被迫自杀，重耳、夷吾则被迫流亡在外，史称“骊姬之乱”。 重耳踏上逃亡之路后，带着一干从人投奔到了她母亲的娘家狄人部落。当时的晋国国君晋惠公恐怕重耳对自己不利，派人前往狄地行刺，重耳得知，便又率领着一干随从离开了已住了12年的狄地，投奔到了齐国。齐桓公以贵宾之礼接待了重耳，并以宗室女姜氏给他做了妻子，又赐马80匹。重耳在这里安心住了两年，后来桓公死，齐国发生了诸公子争君位之乱，重耳虽然不想离开这里，但他的随从们灌醉了他，之后便将他带离了齐国。 此后，重耳又相继到达了曹国、宋国、郑国、楚国。在楚国时，楚成王甚至以国君之礼接待了重耳。有一次在宴会上，楚成王问重耳道：“若是你有幸回国登上君位，那么你将以何礼对待我呢?”重耳说：“美女财物，您都已经有了。稀奇的东西，您的土地上也不缺乏。晋国实一小国，真不知道如何报答您的盛情。”但楚王偏要重耳想出一个报答的方式，于是重耳便说道：“如果楚、晋两军相遇于中原，那么晋军就会退避三舍(90里)以报答您今日的盛情。”重耳在楚国待了几个月之后，楚成王又把他送到了秦国，因为那里距离晋国较近，方便重耳成就大事。到了秦国后，秦穆公厚待重耳，以宗室五女给重耳做了妻妾。惠公十四年(前637年)九月，惠公病死，从秦国潜逃回来的太子圉即位，可是他很不得人心。次年二月，晋国百姓知公子重耳在秦国，于是便暗中劝他返晋为君。重耳答应，秦穆公便又派了军队护送重耳回国，新君最终被重耳派人杀死。接着重耳即位为新的晋君，此时已距离他逃亡在外已逾十九载。 重耳成为晋国国君后，在秦穆公的帮助下，迅速平息内乱，开始致力于国内改革与创建霸业的行动。此后，晋国不断插手中原事务，终于同楚国在中原的霸权发生了矛盾。 晋文公四年(前632年)，文公决定讨伐曹、卫两国。当时楚国大军在大将子玉的带领下正围攻宋国的都城，楚成王知道晋军锋芒正盛不可与战，偏偏子玉立功心切，自恃兵力众多，居然对于成王的命令不予理睬。晋文公又故意激怒子玉，于是子玉便撤了宋都之围，率军进攻晋军。 当两军相遇时，晋文公下令晋军后撤，从原来的前线到城濮，晋军一共后撤了90里路，正符合重耳当年向楚成王的承诺——退避三舍。其实“退避三舍”并非晋文公简单的报恩，而是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现实意义的。在政治上，晋文公看似礼让的后撤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晋文公集中兵力，抢先占领了有利地形。让一鼓作气而来的楚军扑了一个空，士气大减，又不得不继续北上，疲劳进攻以逸待劳的晋军。这年四月，双方战于城濮，晋军以诱敌深入之计，以逸待劳打了楚(陈、蔡)联军一个措手不及。虽然被重点攻击的是陈、蔡两国的军队，楚国作为中军并未受到多大损失，但是士气已丧，最终子玉不得不下令撤退，楚军由此狼狈而归。 就这样，我国历史上又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被写就了，作为楚军主帅的子玉不久便自杀以谢国人。 城濮之战结束后，楚国的盟国纷纷倒向了晋国，与之结盟。同年五月，晋文公在践土给周襄王修了行宫，并请周襄王到郑国的践土大会诸侯，还把陈、蔡和楚国的俘虏献给了周天子。周襄王赐晋文公以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等物和虎贲300人，策命为侯伯。晋及齐、鲁、宋、卫等七国国君和周王室大臣王子虎订立盟约，正式称晋文公为盟主。不久又会诸侯于温，周襄王也被请赴会，任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命他安抚四方，监督和惩治危害周天子的人。至此，晋文公正式成为了齐桓公之后的又一霸主。 马陵之战 战国中期，魏国称雄一时，魏军在大将庞涓的率领下很是威风。但是，当齐国有了孙膑的加盟后，一切都开始改变了。 齐国人孙膑是兵圣孙武的后代，他曾经与庞涓一同拜师学习兵法。论聪明才智，还是孙膑胜庞涓一筹，不过孙膑的功利心却远不如庞涓盛。魏国是战国时期变法改革最早的诸侯国，也是当时最强大的一国。魏惠王时，庞涓先期到达了魏国，并被惠王任命为将军。 庞涓自知不如孙膑，他担心孙膑一旦出山就会对自己产生威胁。于是他便把孙膑邀来了魏国，并用毒计将孙膑陷害成了一个残废人，从此孙膑也就失去了髌骨。孙膑明知是庞涓有意残害自己，于是更要顽强地支撑着自己活下去，以期望着将来报仇。后来齐国使臣见到了孙膑，他知道孙膑是个奇才，就偷偷地把他带回了齐国。 齐威王四年即魏惠王十七年(前353年)，因卫国之事，魏国与赵国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军事冲突。最后魏王命庞涓为主将率8万人攻赵，当时魏军强盛，一路直抵赵国都城邯郸。 赵国派使臣向齐国告急，在大臣段于纶的建议下，齐威王决定出兵救赵。在出兵之前，齐威王想要以孙膑为主将，但是孙膑却辞谢道：“刑余之人不可(为将)。”于是齐威王便命田忌为将，任孙膑为军师，也出兵八万以与魏军一争高下。 就在大军出发前商议作战方案时，田忌想要直接带兵前往攻打魏军，以解救邯郸之围。但是孙膑却主张一种更为巧妙的策略，既省去了远途奔波之苦，胜算又大，结果此策略为田忌所采纳。 齐军先是派出小股部队去攻打战略要地平陵，用故意失败的办法麻痹敌人；然后以主力直攻魏都大梁，大梁告急；待庞涓急匆匆地从邯郸回师，行至半路的桂陵时，埋伏起来的齐军施以突袭，结果魏军大败。 “围魏救赵”战役的胜利，使魏国的霸业受到了初次打击。 魏惠王二十八年(前342年)，魏国大举攻韩。韩昭侯也派人向齐国求援，齐威王应允，不过孙膑却建议齐王出兵不可过晚，更不可过早。正当韩国被魏国打得精疲力竭之时，齐军在田忌、孙膑的率领下故技重施，仍直奔大梁以伐魏救韩。 魏惠王大怒，不得不抽兵回援；接着，他又派出太子申率10万大军攻齐，并仍旧调庞涓为将，以助太子。 为了麻痹敌人，孙膑用减灶的方法诱骗魏军一路大胆深入，并最终将魏军吸引到了狭窄的马陵道。这天傍晚时分，当魏军赶至马陵时，埋伏的齐军突然杀出，结果魏军大乱，再次被齐军打得大败。最后，庞涓自刎而死，魏太子也被齐军俘虏。 马陵之战又是齐国大胜，魏军也因此再次受到了重创。 通过两次大规模的较量，齐国不仅打败了魏国这个昔日的霸主，更让自己的实力和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魏国因连年与齐、秦及诸侯国争战，国内已被战争消耗空虚，兵源也严重不足。庞涓死后，魏国彻底衰落，以至于魏惠王感叹“东败于齐，西丧秦地700余里，南辱于楚”。自马陵之战后，魏国又连遭秦国、楚国攻伐，势力日见衰弱，称霸气势也日渐消散，开始降为二流强国。而齐国则势力更强，终于取代魏国而成为了东方第一强国。 长平之战 战国末年，一场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浩大的战争爆发了，这就是著名的“长平之战”。正当大战进行到白热化阶段时，赵国突然临阵换将，40余万赵军的命运也就被迅速改变了。 秦昭王四十五年，即赵孝成王四年(前262年)，秦将白起受命攻伐韩国。秦军攻取了韩国的野王，并切断了上党与韩国都城新郑之间的通路。韩君恐惧，派出能干的冯亭处理此事。冯亭恨透了秦国人，他自知上党必将不保，于是便决定将上党郡十七县献给赵国以联赵抗秦。赵王召集大臣商议是否答应冯亭的请降，结果只有平原君赵胜等少数人同意冯亭的请求。赵王听取了平原君的意见，封冯亭为华阳君，派廉颇驻守长平以拒秦军。秦国迁怒于赵国，立即派出了军队进攻长平，至此也就拉开了决定秦、赵两国命运的长平之战的序幕。 长平之战爆发的前一年，王龁攻占了上党。秦昭王四十六年，即赵孝成王六年四月，王龁开始率军攻打长平，并斩杀了赵军的一员偏将。六月，秦军再攻赵军，攻占两城，擒四尉官。秦军攻势凌厉，赵军不得不采取坚守不出的策略。七月，因赵将廉颇固守不出战并屡有失利，赵王于是数次遣使到廉颇处催战。 另外，赵国数十万大军长年在外，粮草供应也越发困难。赵王有意让廉颇与秦军决战，以打破秦军的长期围困，但均遭到廉颇的拒绝，赵王也因此对他生出了不满和怀疑。本来，廉颇战术虽然保守，而且也屡次失利，但损失都不算大，实力尚存；而且当时廉颇一共布置了数道防线，它们一道比一道坚实。秦军眼看得不着便宜，所以便生出了行“反间计”的主意。 为此，时任秦相国的范雎便派人持重金到赵国去行反间计，他们散布谣言说：“秦军最害怕的人，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廉颇之辈，实在容易对付得很，而且听说他马上就要向秦军投降了。” 赵王本来就已经在埋怨廉颇不出战了，听到谣言之后他就越发怀疑了，于是竟真的中了计。赵王决定起用只会“纸上谈兵”而缺少实际作战经验的赵括代替廉颇为将，但是此举却遭到了赵括母亲的反对。她说：“我这做母亲的最了解儿子，况且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也认为这个儿子不堪大用，所以请大王收回成命。” 不想赵王却很顽固，赵母只得和赵王约定：假使赵括吃了败仗，那么赵王不能迁怒于赵家的其他人。赵王应允。 赵括到达长平后，一改廉颇保守的战法，竟主动出兵攻打秦军。这时秦军已经暗中再次起用了名将白起为帅(先前白起曾被召回国)。白起采用迂回运动战略，佯装败退以吸引赵军来攻，然后出奇兵将赵军截为两段，并绝断了其粮道。 秦昭王得知此消息后，亲自赶往河内郡，征召当地所有15岁以上男丁至长平，用以堵截赵国的援兵和粮运。结果，赵军被困一个多月，赵括不得不最后一次强令突围，结果突围不利，他本人也被射死。 最后40万赵军被迫投降，除年幼的240人被放归外，其余皆被白起下令坑杀。至此，历时3年的长平之战以秦军的胜利告终。 长平之战对于赵国的打击是巨大的，赵国的大部分成年男子都在此役中惨遭屠杀，长平之战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歼灭战。赵军失败以后，秦军又一举乘胜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若不是有其他国家的增援，赵国灭亡在即。经过此役，赵国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直至最终被秦国所灭。 巨鹿之战 项羽，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人。楚国名将项燕之孙。楚亡后，他随叔父项梁流亡吴中（今江苏苏州）。年少时曾学习书法不成，又学剑，仍不成。立志要学能抵挡一万人的本领，于是从叔父学兵法。但仅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项羽身高八尺，力能扛鼎，年轻时志向远大。一次秦始皇出巡在渡浙江（今钱塘江）时，项羽见其车马仪仗威风凛凛，便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项羽随项梁在吴中举兵响应。项梁起义后，征集精兵八千，项羽做了裨将（副将）。项梁率义军在和秦军战斗中接连取胜，产生了骄傲轻敌的情绪，疏于防范，结果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被秦军章邯指挥的军队打败，项梁战死。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十二月，项羽、刘邦灭秦之战中，项羽在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之平乡镇)城下，进行了歼灭秦军主力的一次战略决战。 秦二世二年闰九月，章邯击败赵军，攻占赵都邯郸(今属河北)。赵王歇、赵相张耳由信都(今河北邢台市)退守巨鹿城。章邯以王离部20万人包围巨鹿，自率20万人屯兵巨鹿南之棘原，修甬道(两侧有土墙的通道)补给王离军。赵将陈余、张敖、燕将臧荼、齐相田都等先后率军于巨鹿外围救赵，但畏惧秦军，不敢出战。巨鹿守军兵疲粮少，危在旦夕。赵王歇遣使求救于楚军。为避免反秦武装力量被各个击破，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率5万楚军北上救赵。宋义率军到达安阳（今河南安阳南），当时，不幸遇阴雨连绵，起义军缺衣少粮，处于困境之中，宋义命士兵扎营，停滞不前。项羽当机立断，杀了宋义，迫使楚怀王任他为上将军，并命他立即挥师北上救赵。项羽率军进抵漳河南岸与秦军隔岸对峙。他先派英布、蒲将军带领二万精兵渡河，切断秦军运粮通道，随后亲率主力渡河，凿沉船只，毁坏炊具，烧掉营舍，每人只带三天口粮，这就是著名成语“破釜沉舟”的由来。一到战场，项羽马上发出命令，让楚军迅速行动，把秦军包围起来。项羽亲自冲锋陷阵，楚军个个勇猛无比，九战九捷，大败秦军，俘获秦将王离，杀死秦副将苏角，迫使秦副将涉间自杀，解了巨鹿之围。在项羽军与秦军激战时，各路诸侯援军却缩在壁垒上观看，不敢参战。战斗结束后，项羽召集援军将领，项羽成了诸侯军的统帅。 巨鹿之战中，农民军以无比英勇顽强的气概、正确适宜的作战指导，一举歼灭秦军主力，扭转了整个农民战争的战局，对于灭亡秦王朝反动腐朽的统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项羽以劣势兵力成功地实施分割、围歼战术，发扬破釜沉舟的勇猛精神大败秦军，是灭秦战争中决定性的一战。其优秀的作战指导艺术和勇猛精神，永远值得后人称颂和借鉴。 河西之战 霍去病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母亲卫少儿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姐姐。由于有皇族关系，霍去病在18岁时就很得皇帝宠信，入宫做了侍中。 在公元前123年，他随大将军卫青出征。北击匈奴时，他率领八百精锐骑兵离开大部队几百里去追击匈奴，最后歼敌2028人，其中有相国和单于的祖父，活捉单于叔叔，战后封为冠军侯。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率领精骑一万人，向河西地区进发。在这场战役中，汉军大获全胜，斩杀匈奴楼兰王、卢侯王，活捉了匈奴浑邪王的儿子及相国、都尉等高官，歼敌8900余人，并且缴获了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神像。战后，汉武帝下令增封霍去病食邑2000户。公元前121年夏的第二次河西战役中，霍去病孤军深入，以他变幻莫测的战术大败匈奴军。这次战役中，匈奴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投降，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120多人被俘虏，匈奴兵30200人被汉军歼灭。霍去病的声望日益显赫，地位也日益尊贵。 公元前121年，在西汉与匈奴的战争中，汉对河西(今河西走廊及湟水流域)地区匈奴进行了两次纵深突袭作战。 汉武帝刘彻对匈奴发起战略反击后，先后取得了河南、漠南之战的胜利。匈奴单于和右贤王远遁大漠以北，河西仅存休屠王、浑邪王等部，势孤力单。汉武帝抓住有利时机，发起河西之战。此役分为春、夏两次作战。 二年春，汉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精骑万人，由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出发，涉狐奴水(今甘肃石羊河)，历五国，转战六天，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之大黄山)，向西北挺进千余里。大败休屠王、浑邪王部，杀折兰王、卢胡王，俘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斩获8900余人，汉军损失十分之七。 同年夏，为进一步歼灭匈奴有生力量，完全控制河西走廊，汉武帝令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率精骑数万，由北地(郡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发，分两路进攻河西匈奴。霍去病率部渡黄河，经沙漠南缘，迂回至居延泽(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西过小月氏(今甘肃敦煌市南湖镇阳关遗址西南)，转向东南，攻至祁连山(今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北)，大败酋涂王，降俘6500人，斩首3万余。汉军亦伤亡十分之三。另路公孙敖部因迷失方向未能参加作战。 为策应霍去病作战，郎中令李广、卫尉张骞率骑兵万余，从右北平(郡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北)出发，进击左贤王。李广率4000骑北进数百里，因张骞部未能按时出发，被左贤王4万骑包围，军士皆恐慌。李广命其子李敢率数十骑冲击匈奴骑兵队伍，以鼓舞士气；并将骑兵列成圆阵御敌，匈奴进攻，则弓弩齐发。激战终日，汉军箭矢将尽，李广手持强弩“大黄”，连续射杀匈奴裨将数人，缓解了匈奴的进攻。战至次日，汉军死伤过半，匈奴也伤亡很大。时张骞率万骑赶到，左贤王解围北撤，完成了牵制左贤王部的任务。 战后，伊樨斜单于怒浑邪王、休屠王惨败，欲召至单于庭诛之。二王恐，乃向汉求降。休屠王悔，浑邪王遂杀休屠王，并其众，共4万余人降汉。西汉将降众分置陇西、北地、上郡(郡治肤施，今陕西榆林市南鱼河堡)、朔方(郡治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云中(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五郡塞外，称五属国。此后，陇西、北地和河西地区少有匈奴攻略，遂减戍卒之半。 霍去病于漠南战役中脱颖而出，此次出战河西，是他第一次独立领兵作战。这位年轻的主帅，一向具有剽悍勇猛的战斗作风，不畏艰险，不怕强敌，作战时“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这极大地鼓舞了汉军的士气，激励他们英勇奋战。河西之战使汉匈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役使匈奴继失河南地后又丧失河西，其统治西部地区的根基便被彻底拔除了。此后，匈奴不仅在与汉朝争夺西域的斗争中长期陷于被动的地位，同时也在经济上遭受重大的损失。 霍去病作战时身先士卒，喜欢做先锋。公元前117年，霍去病因病而死，年仅23岁。因为他当时还不到三十岁，武帝悲痛异常，武帝给他修的陵墓外形很像祁连山，还追封为景桓侯，在墓前竖立了一尊“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 昆阳之战 王莽篡汉上台之后不久，就面临北方赤眉、南方绿林两大起义集团的进攻，日渐焦虑不安，北方的赤眉与南方的绿林军，同为当时起义力量最强大的两支军队。当初王莽认为赤眉军声势更大，起义军几乎遍布北方各州郡，觉得形势更为严重，于是新莽王朝便把进攻的重点放在围剿北方的赤眉军，派出由太师王匡、国将哀章统率的精兵10余万用于对赤眉军作战，而以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他们拼凑的郡县军和临时招募的部队对付南方的绿林起义军。严尤和陈茂统率这些军队作战，王莽还不轻易授给他们兵符，每次行军作战必须先行上报，否则就会判以“弄兵”之罪。 当绿林军歼灭了甄阜、梁丘赐军，击败严尤、陈茂于南阳城下，接着刘玄称帝，公开提出恢复汉朝，建立更始政权之后，王莽才意识到南方的绿林起义军对新莽政权的压力更大，因而决定转移战略重心，一方面将进攻赤眉的主力军调到南方作战；一方面紧急调集各郡兵力，准备彻底消灭绿林汉军。王莽为了编成对汉军作战的强大部队，特任命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为统帅，征调当时所谓精通63家兵法的人，充当军中的类似参谋的官吏，并任用长人巨毋霸为垒尉，专门负责构筑营垒，将虎、豹、犀牛、象等凶猛野兽圈至军内饲养，以便在作战时放出来，震撼敌人。各州郡均自选精兵，由郡和牧守亲自率领，限期到洛阳附近集中，各地到洛阳的兵力达42万多人，号称百万大军。这些军队集中后，即开始向颍川开进。在颍川又会合了严尤、陈茂的部队，随即向昆阳方向进击。大军逶迤千里，粮草辎重络绎不绝。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一月，绿林起义军歼灭甄阜、梁丘赐军后，接着在南阳城下又打败了莽军名将严尤、陈茂。严尤、陈茂即率军退往颍川。同年三月，汉将王凤与太常偏将军刘秀等进击昆阳、定陵、鄢城等地，进展顺利。王常指挥的部队在汝南等地区的活动也节节胜利。汉军见莽军大队人马向昆阳地区开来，于是王凤与王常率领近万人的部队占据了昆阳城。这时刘指挥的大军正在宛城围攻守城之新莽军队，胜负未见分晓，但宛城已是兵少食尽，内无斗志，外无救兵，形势对新莽军极为不利。 汉军的统帅虽然为王凤，但是以后在昆阳之战中，由于王凤等人面对绝对优势的新莽大军，一度缺乏作战的坚定性，刘秀成了昆阳战役的重要决策人物。 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刘玄更始元年五月，王邑、王寻统率的大军与严尤、陈茂会合后，即由颍川向昆阳前进，二三天即有10余万军队到达昆阳。统帅王邑立即下令围攻昆阳。纳言将军严尤根据以往作战的失利教训，认为不可把兵力用于昆阳这个既坚固又无碍大局的小城，大军应当直趋宛城，击破围攻宛城的汉军，则昆阳将不攻自破。王邑听不进严尤的建议。他既无战略眼光，又不深思熟虑，而傲气十足地说：“我以前围攻翟义时，就因为没有能生俘他而受过指责，现在统率百万大军，碰到敌人城池，竟绕道而过，不能攻下，这怎么能显示我们的威风！应当先杀尽这个城中的军民，全军踏着他们的鲜血，前歌后舞而进，岂不是更痛快吗！”于是王邑仍然坚持以10万大军围攻昆阳。王凤、王常等见新莽大军逐渐云集昆阳，形势十分严重，刘秀所率之3000骑兵在颍川西北遇见新莽军后，也引兵退回昆阳，加上汉军其他退入昆阳的一些零星部队，昆阳守军共约1万人。王凤等鉴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对坚守昆阳信心不足，一些退入昆阳城中的官兵也惊慌失措，担心妻子儿女，想分散回去，各保存自己的地区。 刘秀看到这种情况便对大家说：“目前我军兵粮缺，而城外又有强大之敌，如能集中力量抗击敌人，还有取胜的可能；如果分散各自回去，势必都不能保全。况且刘等攻打宛城，尚未得手，也无力挽救我们。昆阳一旦失守，不出一天，各部也必将被敌各个击破歼灭。现在如果我们不同心协力，存亡与共，同立功业，反而贪生怕死，能只顾各守自己的妻子财物吗？”诸将领等听到刘秀这些话，大怒说：“你怎敢教训起我们来！”刘秀听了便笑着站起来。恰在这时侦察员回来，报告说：“王寻大军即将到达城北，军队连绵百里，还看不见后卫。”王凤等向来轻视刘秀，见当前情况急迫，才互相商量决定，请刘秀计划破敌之策。这时刘秀经过分析情况，便做了决策，以王凤和廷尉大将军王常率人坚守昆阳城，自己当夜和宗佻、李轶等13骑出昆阳城南门到外面去调集部队，准备对新莽军内外夹攻破敌。 新莽大军进到昆阳，即按照统帅王邑、王寻的命令，开始围攻昆阳城。莽军为了显示其作战威力，把昆阳包围10层以上，设置了100多座军营，军旗遍野，锣鼓之声于数十里之外都可以听到。莽军挖地道，使用冲车和棚车攻城，集中了所有的机弩向城内狂射，箭矢像雨水倾泻。城中的军民不能外出行动，连出门打水也要头顶门板，以防中箭。战斗最艰苦时，王凤等人又动摇了，想向莽军投降。但王邑、王寻认为昆阳小城已指日可下，不许他们投降，否则，便不算建功立业，因而，决心非要踏平昆阳不可。这时严尤看到昆阳难以在短期内攻下，便又建议王邑说：“兵法讲围城要留一面，我们应当让昆阳之敌逃跑一些，使他们传播失败的消息以震撼宛城之敌。”但王邑等倚仗自己兵多粮足，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又一次拒绝了严尤的建议，继续加紧硬攻昆阳，使自己几十万大军屯兵坚城之下。 起义军坚守昆阳的部队不足万人，在绝对优势之敌的猛烈攻击下，王凤等人发生动摇，向莽军表示降服，遭莽军的拒绝，这就从反面教育了起义军将士，使他们看到，敌人的真正目的是在于消灭他们，投降是没有出路的，昆阳之战乃是生死存亡之役，只有团结一致，坚决与敌人决一死战，才能有希望获取胜利，求得生存。于是，城内的汉军军民并肩战斗，一次一次地打退新莽军队的强攻。占绝对优势的新莽军也无可奈何，虽经反复攻城，昆阳城仍屹立不动。王邑的“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的设想，难以实现。昆阳被围前，乘机出城调集兵将的李轶、刘秀等13人，到达定陵、郾城等地调集各地兵马时，一些将领贪惜自己的财物，想就地分兵留守，不愿赴昆阳增援。刘秀对他们说：“今天如果能破敌，珍宝财物要比现在多万倍，我们的大事也可成功；如果我们为敌人所败，脑袋都保不住，还谈什么金银财物呢？”于是各营将士遂跟着刘秀、李轶等一齐向昆阳地区开进。 新汉两军昆阳攻守战正在胶着状态，五月底，宛城莽军已投降汉军。六月初一，李轶、刘秀所率之定陵、郾城等地的汉军到达昆阳地区。刘秀为鼓舞大家的斗志，自率步骑兵1000多人为前锋，李轶率主力跟进，刘秀军在逼近莽军四五里地时，即摆开阵势，准备出击。王邑、王寻也派兵数千前来迎战。刘秀亲自率领人马冲杀，斩莽军几十个人，跟随的将领都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看到小股敌人，都十分害怕，今天见了大敌，却很勇猛，真是了不起。以后请你经常在前面率领我们作战，我们共同协力破敌！”刘秀接着又率领将士再行向莽军攻击，莽军被打得大败，刘秀军斩杀莽军近千人。刘秀率兵连着打了几次胜仗，这就大大地鼓舞了汉军的斗志，杀减了王邑、王寻的锐气。刘秀等在昆阳外围与莽军作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为着进一步瓦解莽军的战斗士气，鼓舞昆阳城内汉军军民的斗志，故意渲染宛城汉军的胜利，他把写有宛城汉军已获胜、“宛下兵到”的密信射进昆阳城内，令其转落到莽军手中，引起莽军统帅王邑、王寻的恐慌。莽军将士看到，一个小小昆阳，大兵压境，苦战1个多月，都没能攻破，如若再加上宛城的10万汉军，则更无法对付。 因而，宛城莽军失败的消息大大地影响了莽军的战斗意志。接着刘秀自率3000人的敢死队，自城西冲击敌人的中坚。王邑、王寻轻视刘秀，自以为很容易打败刘秀，因而，他们只率领万余人巡视阵地。命令各营严格管束自己的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擅自出兵。王邑、王寻迎战刘秀，但他们不是敢死队的对手，莽军的阵势很快即被刘秀军击破，士卒混乱溃逃。这时莽军其余的部队因不敢轻举妄动，故无人主动支援王邑、王寻军作战。刘秀率领汉军奋勇冲击，并一鼓作气打垮了王邑、王寻的部队，斩杀了王寻。王邑的中坚被冲垮，王寻被斩杀后，莽军各部队失去了指挥中枢，立即混乱。这时昆阳城内的汉军看到刘秀等人所率的敢死队取得胜利，也大喊着冲杀之声，冲出城门，内外夹攻莽军，杀声震天动地。王邑的42万大军迅速土崩瓦解。王莽军本是强迫征来的贫苦百姓，早已对王莽政权痛恨之极，经起义军内外夹攻，自然弃阵而逃。溃逃的莽兵相互推挤，“走者相腾践，伏尸百余里”。碰巧又遇上大风和大雷雨，屋瓦被大风刮走，大雨倾盆而下水暴涨，王邑军随队的虎豹都吓得发抖，莽军士卒掉入水中淹死的有万余人，滍川被尸体堵塞得几乎断流。王邑、严尤、陈茂等人仅带少数长安精骑，踏着死尸渡河才得逃脱。汉军缴获了莽军的全部军用物资，各种东西堆积如山，一连搬了1个多月还没搬完。王邑率领千余残兵一气奔逃到洛阳。当王莽得知昆阳惨败的消息后，异常震惊，整个朝廷上下也为之惊恐。 决定新莽政权和汉命运的昆阳战略大决战，以汉军的大获全胜、新莽军队的惨败而告终。至此新莽王朝赖以抗御农民起义军苟延其反动统治的基本武装力量即冰消瓦解。万民痛恨入骨的王莽政权的彻底灭亡，已是指日可待。新莽军队以42万之众，何以败在汉军1万多人的手下，而且莽军又几乎全军覆没，这其中的教训是很发人深省的。昆阳之战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之一，它决定了新汉两军的命运和未来中原王朝数百年的国运，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有深远影响的战略决战。昆阳之战中，身为偏将军的刘秀一战而天下闻名，昆阳之战不但是刘秀击败王莽的关键一战，同时也为刘秀日后夺取天下奠定了基础，明代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这样赞扬昆阳之战中的刘秀：“一战摧大敌，顿使何宇平。” 官渡之战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任命沮授为监军，统领10万大军，从邺城(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出发，进攻许昌。袁绍则亲率十余万冀州精兵到黄河北岸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建立自己的指挥部。他派大将郭图和颜良进攻和黎阳隔岸相对的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袁绍企图引诱曹操离开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然后一举消灭曹军。沮授向袁绍建议，颜将军虽然勇猛，但骄傲自大，缺少智谋，不适合单独统兵作战。可袁绍固执己见，下令迅速渡河，打下白马。 留守白马的刘延听说袁军来进攻，急忙派人向曹操报告。而此刻，在许昌正展开一场是否抗袁的大辩论。名士孔融被袁绍的表面强大所迷惑，他认为：“袁绍辖地广阔，拥兵数十万，文有田丰、许攸这样的谋上出谋，武有颜良、文丑这样的勇将打仗，还有审配、逄纪这样的忠臣效劳。与袁绍对抗，很难取胜。”许多人听了，都情绪低落，只有一个人挺身而出与孔融抗争，此人就是曹操的主要谋士荀彧。他说：“袁军虽兵多，但法不严。而且田丰刚愎自用，无法与袁绍长期合作；许攸贪心太重，不能顾全大局；审配专断，缺乏谋略；逄纪心胸狭小，又骄傲自大。这些谋士到一起怎么能相容呢?至于颜良、文丑这类武将，皆有勇无谋，擒拿他们，对曹公来说，乃小事一桩。”荀彧这一番话，驳倒了孔融，也激励了将士，增强了胜利的信心。曹操根据大家的建议，决定不和袁绍硬打硬拼，而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打法。曹操亲率大军西进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北)，以诱惑袁军主力西移，从而麻痹在白马的颜良。果不出曹操所料，袁绍立即命令黎阳的守军赶在曹军渡河之前到达延津渡口，准备同曹军决战。曹军见袁绍中计，就悄悄率领轻骑，急奔白马。而此刻围攻白马的颜良正一心想困死白马城内的军民，他做梦也没想到曹军会在一夜之间赶回东边，同自己决战，所以毫无迎战准备。在仓促应战中，颜良被一匹火红快马上的将军劈下马。袁军失去主将，顿时乱了阵脚。刘延也从城里杀出，同曹操的兵马两面夹击，一举击溃了颜良、郭图的队伍。而那位杀颜良的将军，正是要报答曹操厚恩的关羽。 袁绍得知白马战败，又失掉爱将，十分气恼，紧急命令：全军渡河，西追曹操。沮授急忙劝阻袁绍：“将军，目前大军应该屯在河北岸，只派一路军队攻打河南岸的官渡。如果攻打下了官渡，我们就有了立足之地，然后大军方可过河。否则贸然渡河，万一有了意外，就可能全军覆灭!”袁绍根本就听不进劝阻，决意渡河。 袁军渡过黄河，抵达延津后，袁绍派大将文丑追击曹操。因为文丑和颜良是好朋友，为了立功和替颜良报仇，他快马追击。 一路上，到处都是曹军丢下的车辆物资，山坡上有许多无主的战马，袁军毫不怀疑这是曹军仓促逃命时丢弃的。于是文丑的部下便争先恐后地跳下马，一窝蜂地去抢夺战利品。其实，他们中了曹操的计谋。此刻，曹操正在山头观望呢!一见文丑的队伍乱了阵，一声令下，曹兵就从四面八方围冲过来，见了袁军就杀。文丑也同颜良一样，还没明白是哪儿来的神兵大将，脑袋就被劈了下来，袁军全部溃散了。 白马、延津与曹操的两次交手，袁军连连失利，但从总的力量来看，袁军仍占优势。袁绍坚决主张渡河同曹操的主力决战，因为他自恃兵多，不顾沮授的再三劝阻，亲率大军渡过黄河，进驻阳武，又涉过蒗荡渠，直逼官渡。官渡离许昌不到200里，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如果失掉官渡，那么许昌就失去了屏障。因此，曹操尽全力固守官渡，与袁绍相持不下。日子久了，袁绍感到军粮供应困难，就想方设法尽早结束僵持局面。他命令士兵沿曹营阵地堆起土山，筑起瞭望楼，让弓箭手居高临下，寻找机会向曹营射箭。曹军死伤不少。不过，曹军很快就有了对策，他们制造了可以抛发石块的发石车，只要扳摇车上的机关，就可以把大石块远远抛出。发石车抛石时响声如雷，俗称“霹雳车”。袁军的望楼被打得倒坍歪斜，士兵也头破血流、鬼哭狼嚎。袁绍又想起了挖地道灭公孙瓒的战术，就命令士兵偷挖地道，直通曹营。曹操就在军营前抢挖了一条很深的沟，蓄满水，只要袁绍的地道一挖到壕沟，水就灌入地道，这又破坏了袁绍的计谋。 尽管曹操打败了袁绍的多次进攻，但时间一久，粮草供应越来越困难，简直使曹操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曹操自知比起袁绍，他兵少粮缺，将士们东征西讨，南攻北伐也太疲劳了，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便有意撤军回许都。他写信给荀彧，荀彧回信，借用了当初刘邦、项羽在荥阳、成皋相持的经验，说明现在袁、曹两军，谁先退谁的气势就会受挫。荀彧还表示尽力筹措军粮，支援官渡。曹操从荀彧那里得到了信心，他一边坚守官渡阵地，一边派骑兵四处侦探，寻找出奇制胜的时机。 不久，徐晃的部将打听到袁绍的大将韩猛从冀州运来军粮数千车，支援袁绍驻兵，即将到达。曹操就派徐晃率骑兵突袭，韩猛毫无戒备，战败而逃，几千车粮食全部被烧光。 时间一晃，袁、曹两军官渡之战已僵持半年之久。曹操急于速战速决，他绞尽脑汁筹划计谋。突有卫兵来报，从袁军那边跑来一个名叫许攸的官员，说有急事求见。许攸是曹操过去的朋友，曹操像对老朋友一样接待了他。许攸是因为在袁绍那里受了委屈，来投奔曹操的。原来，在袁绍轰走沮授后，许攸向他献计说：“曹军兵少，主力又在官渡与我军相持半年之久了，想必都城许昌一定空虚。请将军派一支轻骑兵，赶往许都，一定会毫不费力地得到许昌。”可袁绍却拍着桌案上的文书，瞪着眼睛，对许攸说：“邮城来报告说你的家属犯了法，已被审配逮捕入狱。你连家属都管不好，怎么还敢在我面前出主意呢?”许攸又气又羞，无意留在袁营，连夜投奔曹操。曹操听完，笑着说：“你来到我这儿，大事已经成功了!”许攸向他一一介绍乌巢的粮情和兵情，而且建议曹操派兵去袭击乌巢。他说：“袁绍派在乌巢看守粮仓的淳于琼是个骄傲自大、喜欢饮酒、警惕性特差的人。只要烧了乌巢的粮草，不出三天，袁军就会不战而乱，您就会结束官渡的相持局面，大获全胜了!”于是曹操就召集谋士们商量袭击乌巢的方案。 经过周密策划后，一天夜里，曹操派曹洪等将军守营，以防袁军前来偷袭。自己和张辽、于禁、徐晃等，精选5000名步骑兵，打上袁军的旗号，悄悄离开了官渡，向乌巢进发。途中碰上袁军哨兵，张辽骗他们说：“我们是蒋奇的人马，是袁将军派来加强乌巢守备的。”而且不等袁军哨军靠近，张辽就走近一步，压低了声音，装出神秘的样子，说：“袁将军听说曹操要来偷袭乌巢，就派我们赶来增援。”袁军哨兵一见旗上斗大的“袁”字，而且因乌巢就在袁军大营之后，怎么也不会有敌人来，便不再怀疑，放他们过去了。黎明以前，曹军抵达了乌巢。而此刻夜夜饮酒的淳于琼睡得正香，袁军还来不及穿衣，曹军就冲了进来。霎时间，粮囤到处起火，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淳于琼也被曹操大将乐进一刀给收拾了，不久战斗就结束了。 乌巢这边火光冲天，不远处的袁营看得真切。大将张郃劝袁绍立即援助淳于琼，同时切断曹军退路，而袁绍在关键时刻一错再错，听信谗言，置乌巢于不顾，让张郃、高览二将前去袭击曹军大营。张郃苦苦劝说：“曹操很会用兵。他既然派精兵去偷袭乌巢，那么官渡的守备也一定不会放松，还是先去援助淳于琼吧!”袁绍仍执迷不悟，张郃、高览只好勉强带兵出发。袁军进攻官渡，遭到曹洪守军的坚决抵抗，背后又受到从乌巢回师官渡的曹军的猛烈攻击。张郃腹背受敌，抵挡不住，加之不满袁绍的虚伪奸诈，就和高览一起投降了曹操。 乌巢粮草被烧，张、高二将投降，袁军果然不战自乱，曹军乘胜全军出击，袁绍还没来得及穿上盔甲，只穿着便服，扎着头巾，带着800名骑兵仓皇逃过了黄河。这些残兵败将们再也无法恢复原来的势力，从此便没有声息了。 这次官渡之战，曹操用极少的兵力战胜了拥兵数十万的袁绍，以弱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势力。曹军势力大增，乘胜追击，继续向袁绍占领的地区进军，不久就统一了北方，为以后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赤壁之战 汉献帝初平二年，孙坚被刘表的部将黄祖射死，孙策依附了袁术。孙策在袁术手下立了不少功劳，但不被重用，于是决定自立门户。他向袁术提出要渡江援救舅舅丹杨(今安徽宣城县)太守吴景，袁术同意了。孙策一边招兵买马，一边派人送信给周瑜，请他前来相助。周瑜马上领兵前去会合。孙策叫周瑜去协助他的叔叔周尚镇守丹杨。原来，袁术已经命自己的堂弟袁胤前往丹杨，要取代周尚为太守，孙策不想丹杨成为袁术的势力范围。但是，周尚没有违抗袁术的命令，他带着侄儿周瑜来见袁术。可是，周瑜认为他最终难成大事，于是，在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周瑜寻找机会投奔了孙策。孙策听到周瑜前来，亲自出迎，马上授予他“建威中郎将”之职。 周瑜天性喜爱音乐，精通音律，孙策便又送给他许多乐器。这一年，孙策和周瑜都刚好24岁，孙策娶了美女大乔，周瑜娶了美女小乔。 孙策、周瑜进击寻阳，大破据守寻阳的庐江太守刘勋，再向西攻击刘表的部将江夏太守黄祖。黄祖只身而逃，妻子儿女都被孙策军俘虏了。平定了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江西吉安)后，周瑜留守巴丘(今江西巴丘)。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外出打猎，被仇家射死。周瑜和张昭共同主持军政大事，辅助孙策的弟弟孙权。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大胜袁绍，下书孙权，要他送儿子入许都做人质。孙权召集群臣商议，张昭、秦松等犹豫不决。周瑜说：“我建议将军不应听从曹操的命令，而应该练兵积粮，等待时机。”于是，孙权决定不送人质。 建安十一年(206年)，江夏太守黄祖派部将邓龙领数千人攻入柴桑(今江西九江)，周瑜马上还击，生擒邓龙，送往吴郡由孙权发落。建安十三年(208年)，孙权讨伐黄祖，命周瑜为前部大都督。这场战争，孙权终于为父报了仇，射杀了黄祖，并且还得到了一员大将——甘宁。 曹操基本统一北方后，在玄武池训练水兵，并对可能动乱的关中地区采取措施，随即于建安十三年七月出兵十多万南征荆州(约今湖北、湖南)，欲一统南北。时孙权已自江东统军攻克夏口(今武汉境)，打开了西入荆州的门户,正相机吞并荆、益州(治成都),再向北发展。而依附荆州牧刘表的刘备，“三顾茅庐”得诸葛亮为谋士，以其隆中对策，制定先占荆、益，联合孙权，进图中原的策略，并在樊城大练水陆军。曹操采用侍中、尚书令荀攸之计，领大军直出叶县、宛城(今河南南阳），另遣轻骑袭襄阳(今属湖北)。八月，刘表病亡，曹军放慢进军速度，施加军威，欲不战而得荆州。时孙权派鲁肃以吊丧为名,往观形势,拉拢刘备，团结刘表旧将，对付曹操。鲁肃在途中得知曹操进军荆州的消息，乃昼夜兼程赶向襄阳。刘表次子刘琮继任荆州牧,遣使投降曹操,迎接曹军。正加紧准备迎敌的刘备得知刘琮投降时，曹军已过宛城。 九月，曹操至新野(今属河南)接受刘琮投降后，逼向荆州腹地。刘备为避曹军锐气，与诸葛亮、徐庶等率十余万军民仓促南撤，退向战略要地江陵(今属湖北荆沙)，并令关羽领万余水兵顺汉水、溯江水会师。刘备至当阳长坂(今当阳境)，与鲁肃相见，接受其劝说,愿率军转东,向孙权靠近。时曹操已过襄阳，恐刘备先占江陵，亲率精骑5000，昼夜行300多里，追上刘备，将其击败，并获徐庶之母，迫徐庶来归。张飞率20骑断后,拆长坂桥,勒马横矛，令曹军疑惧，刘备方得脱险,东奔汉津(今钟祥境),恰遇关羽船队，刘表长子、江夏太守刘琦也领万余人接应。刘备军顺汉水至夏口，先遣诸葛亮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见孙权，共谋抗曹，自率军屯樊口(今湖北鄂州境)。 孙权见刘备新败，又慑于号称80万的曹军声威，对联刘举棋不定。诸葛亮与鲁肃、周瑜等精辟分析形势,指出曹军不过20余万,且有后方不安、远道劳师、水土不服、短于水战等弱点，坚定了孙权抗曹决心。孙权不顾主降派张昭等反对,命周瑜、程普为左右督,鲁肃为赞军校尉，率3万精锐水兵，与刘备合军共约5万，溯江水而上，进驻夏口。曹操乘胜取江陵后，又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仍统本部兵，镇守汉川(今江汉平原)。益州牧刘璋也遣兵给曹操补军，开始向朝廷交纳贡赋。曹操更加骄傲轻敌，不听谋臣贾诩暂缓东下的劝告，送信恐吓孙权，声称要决战吴地。冬，亲统军顺长江水陆并进。孙刘联军在夏口部署后，溯江迎击曹军，遇于赤壁。曹军步骑面对大江，失去威势，新改编及荆州新附水兵，战斗力差，又逢疾疫流行，以致初战失利，慌忙退向北岸，屯兵乌林(今湖北洪湖境)，与联军隔江对峙。 曹操下令将战船相连，减弱了风浪颠簸，利于北方籍兵士上船，欲加紧演练，待机攻战。周瑜鉴于敌众己寡，久持不利，决意寻机速战。部将黄盖针对曹军“连环船”的弱点，建议火攻，得到赞许。黄盖立即遣人送伪降书给曹操，随后带船数十艘出发，前面10艘满载浸油的干柴草，以布遮掩，插上与曹操约定的旗号，并系轻快小艇于船后，顺东南风驶向乌林。接近对岸时，戒备松懈的曹军皆争相观看黄盖来降。此时，黄盖下令点燃柴草，各自换乘小艇退走。火船乘风闯入曹军船阵，顿时一片火海，迅速延及岸边营屯。联军乘势攻击，曹军伤亡惨重。曹操深知已不能挽回败局，下令烧余船，引军退走。 联军水陆并进，追击曹军。曹操引军离开江岸，取捷径往江陵，经华容道(今潜江南)遇泥泞，垫草过骑，得以脱逃。曹操留曹仁守江陵，满宠屯当阳，自还北方。周瑜等与曹仁隔江对峙，并遣甘宁攻夷陵(今宜昌境)。曹仁分兵围甘宁。周瑜率军往救,大破曹军，后还军渡江屯北岸，继续与曹仁对峙。刘备自江陵回师夏口后，溯汉水欲迂回曹仁后方。曹仁自知再难相持，次年被迫撤退。 赤壁大战后，刘备乘胜取得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次年又任荆州牧，奠定了壮大发展、进据益州的基础。曹操吸取失败教训，大兴水军，进控江淮，与孙权对峙。孙权为抗曹，继续与刘备联盟，任其在荆州发展。三国鼎立格局逐渐形成。 淝水之战 以苻坚为王的大秦，从表面看，势力强大，超过东晋。已经继承王位20多年的苻坚，现在日思夜想的是降服晋朝，统一天下。 然而王猛却于几年前去世了，此时的大秦，没有一个人的才智能比得上王猛。东晋虽然兵没有大秦多，但朝廷由谢安辅佐，谢安推行宽厚仁爱的措施，深得民心，朝廷和睦，晋室逐渐兴旺起来。 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苻坚决定要攻打东晋。出兵之前，他想听听大臣们的意见。秘书监朱彤善于阿谀奉承，说：“陛下御驾亲征，所到之处，必然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有征无战。晋国主子或投降或逃亡，此举定能统一天下，创建万古伟业!” 朱彤的一番话，说得苻坚心花怒放。但大多数人却与朱彤观点不同。尚书左仆射权翼，有理有据地反驳朱彤的言论，他说：“晋国虽弱，但君臣和睦，况且有谢安、桓冲等杰出之人，故此时伐晋不妥。”太子左卫李石越立即赞同权翼的看法，补充说：“晋国的百姓也拥护朝廷，而且有长江天险可守，臣夜观天象分析镇星守斗牛。说明福地在晋。所以，现在伐晋凶多吉少，愿陛下等待机会，再出师不迟。” 苻坚的弟弟阳平公苻融也反对此时伐晋，并且说了三条理由，苻坚还是听不进去，说：“朕屯兵百万，粮草如山，以胜兵追穷寇，岂能不胜?”苻融又说：“大军一出，朝中空虚，遍布朝廷内外的鲜卑、羌、羯各族起事就不好办了。”苻坚不以为意，说：“我对他们恩重如山，他们感恩戴德尚不及，岂能恩将仇报。” 苻融见苻坚如此顽固，只好使出最后一招，把王猛临死之前说的话又重新提起：“东晋虽居江左，却是晋朝正统。他们与邻国和睦相处，国内百姓生活也很安定，臣死以后，陛下不要攻打晋国，鲜卑、羌虏才是后患。” 王猛在世时，句句千斤，但现在他已去世7年，苻坚也就不以为意了，仍然武断地下令出师伐晋。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八月十一日，苻坚亲自率领百万大军出征，战旗猎猎，刀光剑影，前后延续达一千多里，其势空前。 东晋朝廷得到大秦出兵伐晋的消息，慌作一团，孝武帝召集众臣商讨对策。唯有谢安不惊不慌，很坦然地阐述了“有道”与“无道”的关系，也就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两国交兵，无道必败。大秦无端进攻大晋就是无道，而且违背民意。我们抗击侵略，是有道抗无道，必定胜利。这谢安可不是一般人物，曾隐居东山，后被重新起用。“东山再起”就是由他而演变出的一句成语。 谢安的话，鼓舞了多数大臣的志气，最终统一意见，出兵抗秦。孝武帝任命谢安为全国统帅，负责抗秦之事。 秦军大兵压境，晋朝百姓人心惶惶。但谢安稳如泰山，不是下棋欣赏歌舞，就是游山玩水，神态自若，他有意让老百姓看见他的举止行动。老百姓见谢安这样镇静，也就安下心来，京城刚刚出现的混乱局面不扫自除。 谢安见是时候了，连夜召开军事会议，主要将领谢石、谢玄、辅国将军谢谈(谢安之子)、西中郎将桓伊、龙骧将军胡彬、刘牢之等均参加会议。谢安让龙骧将军胡彬率5000水军守寿阳，让谢石、谢玄带兵8万北上阻止秦兵。其他将领也一一予以部署。众将领见主帅谢安神态自若，毫无惧色，也有了信心，领命而去。 胡彬率5000水军从淮河西行，赶赴寿阳，但走到硖石(今安徽凤台县西南)，听到寿阳被秦军苻融攻占的消息，便随机应变，决定驻扎硖石这个要地。 秦军征南大都督苻融攻下寿阳后，紧接着派兵包围了硖石，又派兵5万由大将军梁成率领攻占了洛涧(今安徽淮南市东)。 苻坚打了几次小胜仗，便以为晋军不堪一击，命令尚书朱序前去劝降晋将谢石，想不费兵力而使东晋归顺。 但这朱序原本东晋降将，见到谢石以后，却鼓励他立即提议出兵攻秦。谢石心中有了底，增加了勇气，派刘牢之率领5000名精兵于夜间进攻溶洞的梁成大军。 梁成听说苻坚派人去谢石处劝降，以为定会成功，便放松了警惕，不是骑马打猎，就是饮酒作乐。这天夜里喝得大醉，正在熟睡之时，刘牢之率军杀入秦营。秦军没有准备，有的在梦中被杀，有的来不及穿衣就逃命。梁成慌忙组织人马反抗，但为时已晚，先是中了一箭落马，又被刘牢之砍了一刀身亡。梁成的副将王显只带着十几个人逃回。 苻坚听说梁成的5万大军被晋军几千人马杀得几乎全军覆灭，不由大怒，下令将王显斩首。 正在这时，苻坚得到报告，围攻硖石的军队也被晋军打败。苻坚大惊失色，脱口说道：“想不到晋军竟然如此厉害!” 当天夜里，苻坚又听说秦军在淝水(东淝河，从合肥向西北到八公山南汇入淮河)吃了败仗，还听说晋军作战勇敢，一人顶秦军几十个人。苻坚这才后悔，自言自语地说：“早知道晋军这样厉害，寡人何必兴师动众，自寻烦恼呢!” 第二天一早，众将陪同苻坚在寿阳城头观望晋军动态，只见淝水对岸战船密布，旌旗飘扬，士兵正在练习拼杀，喊声震天，斗志显得十分旺盛。苻坚心里胆怯起来，问苻融晋军有多少人马。苻融说有十万多人。苻坚又向远处八公山上眺望，只见森林中影影绰绰埋伏着许多晋兵，不禁大惊道：“啊!山那边也是晋兵，只这一处就有十万兵马，谁知山后有多少人呢?” 苻坚回头看见朱彤，顿时来了气，当时就是他鼓动出师伐晋，于是说：“你不是说晋军兵微将寡，出师必然有征无战吗?为何晋军英勇善战，如此强大?”朱彤吓得躲到一边，哪敢吱声。 事实上，八公山上没埋伏一兵一马，只是苻坚连吃败仗，心里恐慌，居然把山上的草木误以为是晋兵，这就是成语“草木皆兵”的由来。 秦军吃了亏，变得聪明一些了，不再轻敌，坚守不出，专等后续大军到来。而晋军谢石、谢玄最怕秦军大军赶到。谢玄想了一个激将法，派人给苻融送去一信，大意是：将军率百万之众攻打晋国，只洛涧一战便龟缩不前，有失秦国大将风度。如果敢交战，就退后一箭之地，腾出一块交战之地，让晋军渡过淝水，再决胜负。 苻融拿不定主意，就找苻坚商量。苻坚马上有了主意，说：“兵不厌诈，我军虽然后撤，但等晋军渡河之时，再迅速反击，把晋军消灭在淝水之中。” 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十一月，这天早晨，是双方约好决战的时间。苻坚亲自指挥战斗，手向空中一挥，大声命令：“撤!”此令一下，秦军转过身去，竞相撤退。淝水东岸的谢石、谢玄见状，立即命令晋军渡河。胡彬率领一万名水军乘船由深水渡河，刘牢之率领一万名兵士乘铁骑由浅水处涉水前进。 这时，苻坚认为反击时刻到了，便命令秦军杀回。但秦军大多是强迫入伍的老百姓，谁也不愿替秦王送死，只是一个劲儿地后撤。朱序又趁机大喊：“秦军打败了!”于是有人跟着喊秦军败了。不明真相的兵士闻听，拼命逃窜，自相践踏而死伤者难以计数。 苻坚已无能为力，骑着马从荒野小路逃跑，听到风声和鹤群的叫声，也以为是晋兵追来了，这就是“风声鹤唳”的来历。 淝水之战，前秦军被歼和逃散的共有70多万，唯有鲜卑慕容垂部的3万人马尚完整无损。苻坚统一南北的希望彻底破灭，不仅如此，北方暂时统一的局面也随之解体，再次分裂成更多的地方民族政权，鲜卑族的慕容垂和羌族的姚苌等其他族贵族重新崛起，各自建立了新的国家，苻坚本人也在两年后被姚苌俘杀，前秦随之灭亡。此战的胜利者东晋王朝虽无力恢复全中国的统治权，但却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侵扰，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淝水之战也成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载入军事史，对后世兵家的战争观念和决战思想产生着久远影响。 淝水之战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之后南朝宋的刘裕于公元417年入长安，但是部队将领在关中发生内讧，得而复失。450年北魏的拓跋焘从黄河北岸一路穿插，推进到长江北岸，但是北人难以适应南方气候，将士染病甚多，不能久驻。侯景反复叛变，先叛北齐而投奔南梁，后又叛梁自立为主，也曾于公元548年陷建康，不久即为部下所杀，都去统一全国的目标甚远。直到公元589年才有继承北周的隋文帝杨坚的“天下大同”“区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战206年。 鄱阳湖之战 元末农民起义势力蜂起，其中较强的是朱元璋和陈友谅。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五月，陈友谅称帝，国号为汉。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定都，筹备要扫清其他势力，一统天下。 由于陈友谅挟持皇帝徐寿辉，实力增加，兵强粮足，拥有战舰数百艘之多，其中有可日行千里的“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等大舰。陈友谅抓紧训练兵马，并与另一支起义军领袖张士诚联系，打算联手攻打朱元璋。 陈友谅与张士诚联手攻打朱元璋的消息传到应天城里，老百姓议论纷纷，有的正准备逃走。朱元璋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传令，如果谁提出投降或者逃跑，就杀谁。城中人心一时稍见安定。朱元璋急忙召来刘基(伯温)商议对策，最后决定，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陈友谅认为自己兵强马壮，有恃无恐，果然中了朱元璋的计，陷入困境。 就在朱元璋与陈友谅拉开战幕时，小明王派人来求援，说自己遭受元军包围。朱元璋认为支持小明王可以赢得民心，并且可利用小明王所在地安丰保住应天。为此，朱元璋亲自率领大军前往安丰。 1363年农历四月，陈友谅乘朱军主力救援安丰，江南空虚之机，以号称60万的水陆大军于十一日围攻洪都，占领吉安、临江、无为州。洪都地处赣北平原，位于赣江下游，由赣江向北经鄱阳湖与长江相连，军事地位甚为重要。陈军登陆后，用各种攻城器械从四面八方向洪都城发起猛攻。守城朱军浴血奋战，死守洪都，坚持月余。 此时，朱元璋已回到应天，但主力仍由徐达率领正在围攻庐州。当朱元璋获悉陈友谅全军出动围攻洪都而未直取应天，并悉江水日涸，不利陈军巨舰行动，以及陈军缺粮、士卒多死等消息后，认为这正是消灭陈友谅的大好时机。 朱元璋遂一面命洪都守军再坚守一月，疲惫陈军，争取时间；一面命徐达撤庐州之围，回师应天。七月初六，朱元璋亲率水军20万，往救洪都。十六日进抵湖口。首先派兵守住泾江口（今安徽宿松南），另派一军屯于南湖嘴（今江西湖口西北），切断陈友谅归路；又派兵扼守武阳渡（今江西南昌县东），以防陈军逃跑；朱元璋则亲率水师由松门（今江西都昌南）进入鄱阳湖，形成关门打狗之势。陈友谅听说朱元璋大军来援，即撤洪都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一场规模空前、激烈异常的生死大决战，就此在鄱阳湖面展开。 二十日，两军在康郎山（今江西鄱阳湖内）湖面遭遇。时陈军巨舰联结布阵，展开数十里，“望之如山”，气势夺人。朱元璋针对其巨舰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将己方舰船分为20队，每队都配备大小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神机箭和弓弩，下令各队接近敌舰时，先发火器，次用弓弩，靠近敌舰时再用短兵器进行格斗。次日，双方展开激战。朱军大将徐达身先士卒，率舰队勇猛冲击，击败陈军前锋，毙敌1500人，缴获巨舰一艘。俞通海乘风发炮，焚毁陈军20余艘舰船，陈军被杀和淹死者甚众。但朱军伤亡也不少，尤其是朱元璋座舰搁浅被围，险遭不测。战斗呈胶着状态。从早晨至日暮，双方鸣金收兵，战斗告一段落，双方互有伤亡，不分胜负。 二十二日，朱元璋亲自率领水师出战。但陈舰巨大，朱军舰小不能仰攻，接连受挫。这时朱元璋及时采纳了部将郭兴建议，决定改用火攻破敌。黄昏时分湖面上吹起东北风，朱元璋选择勇敢士兵驾驶7艘渔船，船上装满火药柴薪，迫近敌舰，顺风放火，风急火烈，迅速蔓延。一时烈焰飞腾，湖水尽赤，转瞬之间烧毁陈军数百艘巨舰，陈军死伤过半，陈友谅的两个兄弟及大将陈普略均被烧死。朱元璋挥军乘势发起猛攻，又毙敌2000余人。二十三日，双方又有交锋，陈友谅瞅准朱元璋旗舰展开猛攻。朱元璋刚刚移往他舰，原舰便被陈军击碎。二十四日，俞通海等人率领6舰突入陈军舰队，勇敢驰骋，势如游龙，如入无人之境。朱军士气大振，发起猛烈攻击。最后，陈军不支败退，遗弃的旗鼓器仗浮蔽湖面。陈友谅只得收拢残部，转为防御，不敢再战。 当天晚上，朱元璋乘胜进扼左蠡（今江西都昌西北），控制江水上游，陈友谅亦退保诸矶（今江西星子南）。两军相持3天，陈军屡战屡败，形势渐趋不利。陈友谅两员大将见大势已去，于是投降了朱元璋，陈军内部军心动摇，力量更加削弱。陈友谅又气又恼，下令把抓到的俘虏全部杀掉以泄愤。 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俘虏全部送还，并悼死医伤，瓦解陈军士气，从而大得人心。陈军内部分崩离析，士气更加低落。朱元璋判断陈军可能突围退入长江，乃移军湖口，在长江南北两岸设置木栅，置大舟火筏于江中，又派兵夺取蕲州、兴国，控制长江上游，堵敌归路，待机歼敌。 经过1个多月的对峙，陈友谅被困湖中，军粮殆尽，计穷力竭。于是孤注一掷，冒死突围，八月二十六日，由南湖嘴突围，企图进入长江退回武昌。行至湖口时，朱军以舟师、火筏四面猛攻，陈军无法前进，复走泾江，又遭伏兵阻击，左冲右突，打不开生路。陈友谅中箭而死，军队溃败，5万余人投降。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二月，朱元璋攻下武昌，陈友谅儿子陈理投降，朱元璋的势力扩大到原陈友谅的所属地区。 此次水战，从七月二十日开始到八月二十六日结束，前后历时37天，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舰只之多、战斗之激烈都是空前的。 陈友谅的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战略指挥上的失误。本来，朱元璋率主力北救安丰，造成应天空虚。如果陈友谅不是先攻洪都，而是以一部兵力对洪都进行牵制，主力顺流东下直攻应天，那么朱元璋将处于陈张夹攻、进退失据的不利处境。但陈友谅却把矛头指向小而坚的洪都城，致使数十万大军局促处于狭小地域，难以展开，且又没有派兵扼守江湖要津，置后路于不顾。屯兵坚城之下，苦战3月，师老兵疲，士气低落。 朱元璋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正是巧妙地利用了陈友谅错误的结果。面对舰只庞大、装备精良的陈军，朱元璋冷静、敏捷地捕捉敌方的弱点和失误，化不利为有利，进入湖口之初，就在武阳水与鄱阳湖、长江与鄱阳湖各隘口，重重派兵扼阻，限制其兵力展开，阻止其发挥多兵大舰的优势，形成了对陈友谅的战略包围，因此从开始便掌握了战略主动权。然后他又集中大部战船和兵力逐次打击陈军，并善于利用风向、水流等自然条件，及时抢占有利攻击阵位，不失时机地实施火攻，充分发挥火器的作用，终于以少胜多、以小击大、以弱胜强，创造了我国水战海战史上的著名战例。 北京保卫战 于谦，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颂声满道。宣德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年)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 瓦剌是居于漠北的蒙古族三部之一。明朝初年，脱欢统治瓦剌。英宗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继父位，自称淮王。他东征西讨，势力大盛，梦求再现大元一统天下的局面，其锋芒直指中原的明朝。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初，也先遣使2000人向明朝贡马，诈称3000人，希图冒领赏物。明廷按实际人数给赏，并削减了马价。也先闻悉大怒。七月，也先统率所部进攻明朝，自己率领人马攻打大同。当时明朝太监王振专权，他挟英宗仓促亲征。八月初，英宗带领50万大军前往大同迎战。刚至大同，王振听说各路军马接连失败，急忙退兵至四面环山的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被也先追至，从征官员和士兵死伤过半，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败讯传来，举朝惊恐。同年九月，朱祁钰即位，即明景帝，命于谦为兵部尚书，统领明军，保卫京师。 十月初一，瓦剌军分三路大举进攻京师。东路军2万人从古北口方向进攻密云，作为牵制力量。中路军5万人，从宣府方向进攻居庸关。西路军10万人由也先亲自率领，挟持英宗自集宁经大同、阳和(今阳高)，攻陷白羊口(今天镇北)后，挥师南下，直逼紫荆关。 明廷得知瓦剌军已逼近京师，立即戒严京城。初五，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其节制。刘安、王通被赦出狱，协守京师。 初九，也先抵紫荆关亲自督战。投降瓦剌军的明朝宦官喜宁熟知紫荆关关防部署，引导瓦剌军偷越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守将韩青、孙祥战死，紫荆关被攻破。瓦剌军便由紫荆关和白羊口两路进逼北京。 于谦下令“悉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于谦还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顺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达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把英宗置于德胜门外空房内，企图迫使明军献城。于谦暂隐主力，采用小部兵力处处袭击，搅乱敌军。当天晚上，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迎击瓦剌军，杀敌数百人，军威大振，迫使瓦剌军不敢贸然进攻。也先采纳喜宁的建议，借议和诱于谦等人前往迎驾，乘机擒获，明军将无首而溃。于谦一方面派王复、赵荣去瓦剌军营进见英宗，另一方面针对朝廷有些人想议和的心理提出现在只管备战，其他一概不闻。也先议和的阴谋没有得逞。 十三日，也先集中主力进攻德胜门。于谦早料到瓦剌军可能要从这里进攻，就派石亨预先埋伏于德胜门外道路两旁的空房中，明军只派少量精骑迎战瓦剌军，接战后，佯装败退。瓦剌军以万余骑追来。待瓦剌军进入明军伏击圈时，范广出其不意，指挥神机营突发火炮、火铳，同时，石亨所领伏兵突起夹攻。瓦剌军大败，有“铁元帅”之称的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都中炮身亡。瓦剌军又转攻西直门，明守将都督孙镗率师迎战。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明军斩敌前锋数人，迫其北退，孙镗又率军追击。瓦剌军合围孙镗，孙镗尽力拼杀，一度退到城边。幸高礼、毛福寿和石亨率兵前来增援，瓦剌军三面受敌，被迫退去。 瓦剌军在德胜门和西直门受挫后，又在彰义门发动进攻。于谦命武兴、王敬、王勇率军迎战瓦剌军。明军神铳、弓矢、短兵前后相继，挫败了敌军的前锋。但明军自己也乱了方阵，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到土城，土城一带的居民掷砖投石，阻遏了瓦剌军的进攻。明援军赶到，瓦剌军仓皇逃走。 而进攻居庸关的5万瓦剌军，因天气寒冷，明守将罗通汲水灌城，墙壁结冰，瓦剌军无法进攻。经过7天的战斗，瓦剌军的进攻均被击退。罗通三次出关追击，斩敌无数。也先又听说明援军将集，恐断其归路，遂于十月十五日夜下令北退。于谦命明军乘胜追击，二十四日、二十五日明军在霸州(今河北霸县)、固安等地大败瓦剌军。至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围。京师保卫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明军巧妙运用多层设防、背城决战、机动作战、要点防御等不同的作战样式，击败了自恃强大的瓦剌军，稳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城市防御作战的经典战例。多层设防是这次战争的精彩体现。 萨尔浒之战 明朝万历年间，政治腐败，宦官阉党专权，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武备废弛。后金国努尔哈赤乘机向外扩张，发动了侵略辽宁的战争，先后攻占了抚顺、清河等辽东要地，于是引发了萨尔浒之战。 后金攻占抚顺、靖河等地之后，明朝急召兵部侍郎杨镐率10余万大军(另一说为20万，其中朝鲜援兵13万人)，企图兵分四路合围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老城)，一举消灭后金。具体部署为：杜松领兵3万为左翼中路军，马林领兵15万为左翼北路军，李如柏领兵25万为右翼中路军，刘艇领兵1万为右翼南路军，杨镐为诸路总指挥率大兵驻沈阳。 后金国努尔哈赤针对明军的作战企图、进军路线和兵力部署等情况，制定了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10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 天命四年(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二十九日，杜松率左翼中路军从抚顺渡过浑河，三月初一日到达萨尔浒地区。探知金兵在吉林崖筑城防御，于是命令2万大军主力留驻萨尔浒山，亲自率1万余人袭击吉林崖金军基地。三月初二日，努尔哈赤下令发起攻击。当时大雾弥漫，视线极差，杜松军点燃火炬照明以便进行炮击，后金军利用杜松军点燃的火炬，由暗击明，集矢而射，杀伤明军甚众。此时，努尔哈赤乘着大雾，越过堑壕，拔掉栅寨，一举攻占了萨尔浒山。进攻吉林崖的明军得知萨尔浒军营被攻破，军心动摇，进攻停滞不前。吉林崖金军见状主动出击，迎面向明军发起进攻。这时，后金增援的两旗兵力也赶到吉林崖，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将明军团团围住。杜松率官兵与后金兵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明军大败，杜松阵亡。 努尔哈赤歼灭杜松军后，连夜迅速转锋北上向马林进攻。由于马林军防守严密，努尔哈赤命集中兵力先攻尚间崖，八旗兵“先据山巅，向下冲击”，突破了尚间崖的防御工事，与马林军展开肉搏，夺占了尚间崖。此战，除马林率少数人员逃命外，其余将士皆战死。努尔哈赤攻下尚间崖后，继续向斐芬山潘宗颜兵营发起攻击。明军居高临下，充分利用火枪、火炮射程远、威力大的效果，顽强抵抗金军进攻，战斗十分激烈。 激战中，潘宗颜被流箭射中身亡，明军损失主将，军心大乱，全面溃败。此时，明朝的援兵才到达开原，距斐芬山尚有百余里之遥。努尔哈赤击败杜松、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迎击总兵刘所率右翼南路军为全歼刘军，努尔哈赤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打法，事先以主力在阿布达里岗(今辽宁新宾南)布置埋伏，另以少数士兵冒充明军，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号，持着杜松令箭，诈称杜松军已迫近赫图阿拉，要刘速进。刘信以为真，因道路狭窄，就把部队分成四批急进，唯恐杜松独得头功。当刘察觉到自己中计时，他率领的前军已经全部进入后金兵在阿布达里岗设下的“口袋阵”。同时，努尔哈赤令一部八旗兵冲向刘的后续部队。此战，明军被歼万余人，刘父子阵亡。 李如柏率右翼中路军出鸦鹘关后，停滞不前，逗留观望。三月初三日至虎栏关(今辽宁清河堡东)，即按兵不动。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兵力，对三路明军未作任何策应，及至杜松、马林两军战败后，慌忙调李如柏军回师。李如柏接令后，仓促退兵，部队混乱，被后金哨探发现，在山上鸣锣发出冲击信号，大声呼噪。李如柏军以为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万状，自相践踏，死伤1000余人。萨尔浒之战，历时不到5天，以明军的惨败、后金军的胜利而告结束。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战役，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集中优势、各个歼敌的经典战例。后金在军队数量和武器装备质量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主要兵力兵器，分别在三个方向上大败明军，创造了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辉煌战绩。 第三章 变革：改变历史方向的变法图强 翻开历史的篇章，人们会看到，在中华民族历史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变法。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志士仁人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变革社会，针砭时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之中，有的追求真理，百折不挠；有的壮志未酬，奋斗不息;有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无数次革新与变法的实践说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变革史。 子产改革 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公子发之子，名公孙侨。在郑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执政的子皮见他能干，就让子产代替自己，并从旁大力支持子产。郑国在春秋时是战祸最剧的国家，而内部大族多，斗争激烈。子产初当政时，派贵族伯石去为国家办一件事，伯石竟要求先许愿给他土地作报偿才去。子产同意，说这是要先安定大族的办法。 子产执政21年，在他执政期间对内政进行改革。 子产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项。其一是作封洫。“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沟。作封洫的目的，是清查田亩。郑国的一夫百亩的井田制度，已遭破坏。在子驷当政时，就“为田洫”作过一次整顿，使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等四家贵族“丧田”，即他们多侵占的土地被迫交出来，子产的“作封洫”是这一措施的继续。“作封洫”就是清查全国土地，划定田界，多占者没收，不足者补足一夫百亩的基本数字。子产在使耕者有其田的同时，实行“庐井有伍”的制度，即将居民用什伍的制度编制起来，以便于管理调动。 其二是作丘赋。郑简公二十八年，子产“作丘赋”。“作丘赋”的性质与晋国“作州兵”、鲁国“作丘甲”的性质相同，是对野鄙中的奴隶征收军赋。野鄙中的人缴军赋，说明他们已有当兵权。郑国的这一变革，也使旧时的国野制度泯除，有利于奴隶的解放。 其三是铸刑书。郑简公三十年郑子产铸刑书，将法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子产铸刑书比晋国赵鞅铸刑鼎要早23年。他是我国第一位将刑律公布于众的人。当时晋国的大臣叔向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子产去了一封信，对他的这一行动给以严厉的指责，说：“原先我把你看做学习的榜样，现在令我失望了。过去的君主按照习惯审理案子，没有什么刑法条文，怕民众据条文争论不休。若是民众知道了法律条文，就对在高位的人无所顾忌，而只以法律条文作根据，敢于同在上位的人争论，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子产回信说：“像你所说的那样长久之计，我没有能力做到。我是要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反映了子产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的决心。 子产的改革，得到郑国百姓的拥护，百姓编着歌唱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国在子产执政时期，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成功，他多次顶住了晋、楚的强权外交，保卫了郑国利益和独立的尊严。 春秋时期，文化辉煌灿烂，人才辈出，多的是能征善战的英雄、纵横捭阖的谋士、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人们推举子产为“春秋第一人”，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让饱受战火和内乱摧残的郑国井然有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大概是他颇受好评的最重要理由。 管仲改革 管仲，字夷吾，春秋时期颍上人。少时家贫，曾以经营小商为生，长期活动在社会下层，比较了解民众，后来因鲍叔牙的推荐，得到齐桓公的重用。他为了齐国的富强，以大半生的精力，从事改革，在历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分界线，是奴隶主阶级日趋没落、新兴地主阶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转变时期。而战国时期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人心思治的时代，也是竞相发展、急剧变革的时代。春秋时期的齐国，虽与晋、楚、秦同属强盛诸侯，但在管仲任政以前，危机四伏，公室腐败无能，情况十分严重。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使齐国转危为安，齐桓公不记私仇，唯才是任，在他即位后不久就恭迎管仲于郊外，任命他为宰相，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非常成功的改革。 齐国春秋时期居“五霸”之首，战国时期为“七雄”之一，由初封时方圆百里的小国，发展到后来“膏壤二千里”“粟如丘山”的东方大国。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管仲提出了整治内政，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区域管理改革。“叁其国”，就是把国都划分成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乡六个；士（农）乡十五个。“鄙”指乡村。“伍五其鄙”，即在全国乡村设立为五属区，分别由五个大夫管理。为了有效控制全国居民，管仲还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理论，即按照人口的职业划定固定的地域，把国家大体上分为三部分，划定界域，作为农工商地区，为群臣设立三卿，为工匠设置三族，为商贾设置三乡，为泽设立三虞，为山设立三衡。郊野可观察土地的好坏，定出赋税等级，百姓就不会迁徙。然后，以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来负责管理。每年初由五大夫将属内情况向国君汇报，督察其功过。这样，全国就形成统一的整体，使士、农、工、商各居其所，各司其事，各安其业，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管仲知人善用，在用人上，他注重三个原则：一是被任用者的德行与其爵位是否相称；二是被任用者的功劳与其赏禄是否相称；三是被任用者的才能与其官职是否相称。管仲把这三原则称为“三本”，认为能否把握这三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否治理的关键。他在任相之初就向齐桓公提出任用“五杰”。他说，建成一座大厦，不是靠一根木材，茫茫大海，也不是只有一条流向它的河流，要实现霸业，必须任用能人。他从人的所长出发，量才善用，发挥其长。他推荐了进退有礼、动静有仪、善于辞令的隰朋为大司行，开荒辟地，充分利用地力多打粮食的宁越为大司田、勇敢善战的王子成父为大司马、公正判决官司的宾须无为大司理、敢犯言直谏的东郭牙为大谏官。管仲还推荐了卫国的一个农夫宁戚为大夫，与管仲一同管理国政。管仲说，不知道谁是贤能之人，会妨害霸业；知道了，却不能任用他们，会妨害霸业；给了相当的职务，又不信任他们，会妨害霸业；信任了，又让小人参与其中，会妨害霸业。 制定官吏“三选法”。首先由乡长和属大夫荐举贤才，再经中央长官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最后，国君面试，“訾相其质”，确认“足以比成事，诚可立而授之”官者，“升以为上卿之赞”﹙助理﹚。此法实施的结果是“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民皆勉为善”，从而逐渐形成了安定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人们不贪“一朝之便”，而“有终岁之计”，务立“终身之功”。 在军事体制改革上，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也就是把军令寓于内政之中，寓兵于农，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有机结合起来，平时生产，战时从征。以五家为一轨，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司里。四里为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乡，乡设乡良人。在十五个士乡中，每五乡设一军，每军一万人，作为国家的常备军。为了提高整体战斗力，在鄙野的五属五十个县也建立了相应的军事组织，每年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这样既扩大了兵源，又增强了军力。经过军事体制的改革，齐国最终建立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为了解决铠甲兵器不足的问题，规定那些犯重罪的人用犀牛铠甲和一支车戟赎罪，犯轻罪的用带有花纹的皮盾和一支车戟赎罪，小罪处以罚金，宽宥嫌疑罪。要求诉讼的再三禁阻，如不改变，造成讼案，双方各出一束箭。收集起来的金属，好的用来铸造剑戟，在狗马身上试用，差一点的，用来铸造农具，这样，铠甲兵器就会充足。 在外交政策上，管仲指出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内政不修则难以取得外交上的成功。他提出与邻国亲近的政策，管仲说：“审察我国边境，归还那些侵占来的土地，整顿边界，不接受领国的钱财，准备大量的毛皮布帛作为厚礼，常常聘问看望诸侯，使四邻安定，他们就会亲近我国了。派遣八十个外访人士，给他们提供车马衣裘，多带资财布帛，使他们周游四方各国，号召天下贤能的人来齐国做官。毛皮布帛，是人们喜爱之物，使人民卖给四方各地，观察一个国家上层人士和下层百姓的爱好，选择那些有过失的小国来攻打它，可以增加我国的土地；选择那些荒淫的乱国来讨伐它，可以树立我们的威望。这样一来，天不诸侯就会一起来齐国朝见了。然后，率诸侯来侍奉周王，霸主之名，自然就是桓公的了。不过称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的任务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同四邻搞好关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管仲通过“三选法”擢用长吏，“禄贤能”，五鄙之内，从属到邑，逐级隶属，层层对上恭职，最终统于国君。国君责令属大夫“各保治尔所，毋或淫怠而不听治”。丰功者赏，寡功者罚。管仲规定，属大夫必须年初向国君“复事”﹙即述职﹚，这首开战国时代官吏“上计”制度之先河。管仲确实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政体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管仲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能否安定，人民能否守法，都与经济是否发展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国之四维”等意识形态，都是由经济的发展决定的。这是他经济改革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管仲对齐桓公说：“君若想成为霸主成大事，必从其本事做起。”齐桓公问：“何为本?”管仲说：“齐国百姓，是君之本。” 管仲的民本思想，确立“予之为取”的政治原则为纲领，以人性唯利论为依据，以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思想及其措施为基本内容，从民“四欲”，去民“四恶”，以此来换取民心，政通人和，政权巩固。因此，他把发展经济当做治国的第一要务，并采取了许多“富民”的经济政策。他说：“夫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当政者应正视客观事实，因势利导，满足人们的合理要求，为民“圉之以害，牵之以利”。 管仲的经济改革，首先着眼于农业税制，调整分配关系，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古代的土地制度，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名义上为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是农村公社集体所有制，土地不准买卖，个人没有处置权。土地由国家主持分配到井、邑、社及书社等，实行劳役税制，结果使田园荒废，农业生产严重凋敝。针对这种现实，管仲果断地改革了分配形式，实行“相地而衰征”，废除了齐国保留的公田的劳役制，“相壤定籍”，按土地肥瘠面积大小核定赋税轻重的土地税收政策。“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为份地，改集体耕作为个体生产，这叫“均地分力”。管仲分地以耕，农民深知产量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家生活的好坏，故能自觉劳动。“相地而衰征”的结果是实物税取代了劳役税。劳役税集体交纳，耕作时相互观望，徒具形式，庄稼荒芜，国家税源枯竭，农民生活困苦。实物税，一家一户分别交纳，税额稳定，多收多得。 管仲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坚持“相地衰征”“井田畴均”“无夺民时”三者并行。战国后期的商鞅变法，提出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合法化。 管仲特别强调水利的地位和作用，把兴修水利看做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和旱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严重影响，特别是水灾的危害最大。治理国家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五种自然灾害，才能确保农业丰收、国家繁荣昌盛。 管仲认为“除五害，以水为始”。水分干流、支流、季节河、人工河和湖泽五类。要根据不同水源的特点，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使其为灌溉和航运服务。治理水害必须防患于未然，统筹规划，综合治理。 重农抑工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共同国策，誉农为本业，贬工商为末业，歧视打击工商业者。管仲第一个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肯定了士农工商四民同属“国之石﹙硕﹚民”，把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提到跟农民和士同等高度，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罕见的。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发展工商业和发展农业并举，提出“溥本肇末”的著名观点，即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商业。本末有主次，但必须同等看重。管仲在强调粮食是“王者之本”“民之所归”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无市则民乏”，发展工商业同样是社会所必须。因此，他坚持“与俗同好恶”。俗，实则是客观经济规律，“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是以“贵轻重，慎权衡”，“通货积财”。 管仲认为只要使农民收益提高三至五倍，则农民就会安心劳作，工商也不会遭到压抑，本末一并发展。同时，管仲强化了对“专营商品”盐和铁的税赋征管，使这两项的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两大支柱。除了盐铁之外，管仲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政策。“关几而不征，市正而不布”，商业税收几乎不征，市场运作国家极少干预，让市场决定商业的命运，让竞争决定谁是强者。 因地制宜，大兴鱼盐、山林、川泽之利，是管仲“本末并重”的经济思想在多方面发展生产的具体运用。“齐带山海，膏壤千里”，自然资源丰富。管仲主张放手让群众生产，国家收购，投入国内外市场出售，结果年收购量达十万八千钟，于盐业生产淡季，运销晋、宋、卫等，“得成金万一千余斤”。滨海产鱼，水产富饶，发展捕捞业，是开发财源、繁荣市场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管仲把国内销售之余的海味运往国外出卖，通之“于东莱”。管仲还认为山泽、沟渎所出，桑麻、百果、六畜等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也都是“国之富也”，应鼓励群众经营，“使民鬻之四方。”齐国向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其后中衰，管子修之”，收到了致富的良好效果。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视自己国家以外的列国为“外国”。为了让更多的商人来齐国经商，管仲推出优惠措施：“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即减少各种税费的征收。管仲请求齐桓公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们建筑住所，对于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还免费供给食物；对于带着三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对于带着五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另外还有提供仆人为之服务的优惠条件。另外，管仲还在“国道”上每三十里就建立一个招待所，储备食物保证“外商”食品供应。 管仲利用市场调控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如垄断货币发行、实施盐铁专卖制度，控制重要生产资料、商品的价格，等等。 重视技术学习，实行各类人员专业化。管仲将全体居民按士农工商分成四大类，“勿使杂处”，以防见异思迁。他认为“成民之事”，须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安排特定的工作环境，“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四民分处，就是强调专业分工。社会分工，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分工愈细，技术愈精，劳动效果愈好，关键是技术，因此，要求每一个专业工作者学习和提高技术是头等重要的。对于如何有效地学习专业技术，管仲主张从少年时代开始，由专业化家庭培养。他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从小学习，易于培养热爱专业的思想感情，在专业化家庭学习，可以发挥环境影响的作用。父兄教授，耳提面命，可以收到显著成效。 管仲对齐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及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齐国的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侯国，成为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后来他辅助齐桓公扬国威于四方，成为天下公认的霸主。从此以后，齐国“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出现“大国之君，莫之能御”的强盛局面。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评论管仲政绩时指出：“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在于他顺乎时代和民意。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管仲执政四十年，地位稳如泰山，不仅得到了齐桓公的信赖，也得到了各级官员和人民的支持。 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群雄争强，各国都想通过一系列的变法举措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比如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虽然这些变法也达到了一定的富强目的，但并不彻底。 此时，有一位卫国国君的后裔，名叫公孙鞅，他少好刑名之学，热心法家学说，拜了当时的名士尸佼为师，专门研究以法治国的学问。他还一心向往李悝、吴起等法家先贤的改革事业，尤其对于李悝的《法经》怀有浓厚的兴趣。 然而当时的卫国已经成为魏国的附属国，公孙鞅眼见自己已无法在自己的祖国施展抱负，于是20多岁的他便只身来到了魏国，希望能够在魏国一展自己的雄才。 到达魏国后，公孙鞅先是向魏王进行了一番游说，结果反被当时的魏国丞相公叔痤看中，于是他当即就被封了“中庶子”的官职，专门负责管理魏国公族的事务。公叔痤心知这公孙鞅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就准备进一步向魏王举荐他，可不巧的是，公叔痤竟一下子病倒了。他在临死前对魏王说：“公孙鞅可是个大才，大王可以让他接替我的丞相之位；如果大王不能任用他，那么就请大王一定要杀掉他，否则后患无穷!”最终，魏王却并没有把公叔痤的话放在心上。 后来，秦孝公为了振兴秦国，于是向全天下广发《求贤令》，欲以赤诚的态度招揽天下贤才。公孙鞅也看到了这道《求贤令》，他在对魏国失望之余，于是便怀揣着法家先贤李悝的《法经》匆匆赶去了秦国。 公孙鞅到达秦国后，经人介绍，与秦孝公一连进行了三次对话，一次比一次热烈。孝公非常赞叹公孙鞅的才能，于是决定重用他。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秦爵位为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开始在秦国实行一系列变法举措。 在变法之初，以老臣甘龙为首的秦国贵族保守派出来竭力抵制，但由于孝公的极力支持，变法便得以顺利地推行了下去。 公孙鞅先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变法改革，历时二十余载。在变法之初，公孙鞅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招“徙木立信”的妙计，以争取老百姓对新法的信任。他第一次改革的重点是清除秦国的贵族势力和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其大体内容是：(1)废除秦国的世卿世禄制，而实行二十级的军功爵；(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3)实行户籍制度和“连坐法”；(4)鼓励耕织，发展经济。 这一次变法进行了十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秦国逐渐变得富裕和强大起来。公孙鞅也因为变法有功而被提升为大良造(第十六级爵位)。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制，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同时公孙鞅又开始主持了秦国的第二次变法。这一次变法的大致内容是：(1)推行县制；(2)废井田，开阡陌；(3)制定秦律；(4)统一度量衡；(5)烧诗书，禁游学，实行愚民政策。此次变法的成效也很大，公孙鞅还因此被分封在了商地，所以后人又把他称为“商鞅”。 商鞅变法改革近二十年，取得了突破性的功绩，它彻底改变了秦国的落后面貌：“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此次变法对内打击了旧贵族的保守势力，促进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和国力的增强。秦国终于由一个被中原诸侯国视为夷翟之邦的国度，而一跃成为了令关东诸国闻之胆寒的虎狼之国，从此“诸侯卑秦”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后来，商鞅还几次率军对外出征，也开展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结果都取得了成功。它使得魏、赵两国不敢再轻视秦国，还收回了部分河西之地。由此，商鞅将一个落后的秦国变为了发展中的秦国，为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灭六国而统一中国的秦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孝文帝改革 北魏王朝，始建于公元386年，为鲜卑人道武帝拓跋珪所建。西晋末年，拓跋力微之孙拓跋犄卢曾因帮助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匈奴人对抗有功，被西晋封为代公，进而封为代王。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设官分职，制定刑法，国家机构逐步完备。到了386年初，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在云中盛乐宫称王，是年四月，自称魏王，改国号为魏。拓跋珪逐年发动战争，逐步占有今山西、河北大部分地区。398年农历十二月，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大同），称皇帝。 北魏建立后，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47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之后，年龄尚小，冯太后执掌政权，她为巩固北魏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公元492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他继续进行冯太后的事业，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终于使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关系有了重大的发展。 北魏的统治者鲜卑人在当时比汉族要落后。黄河流域是汉族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地区，也是汉族封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鲜卑人进入中原以后，要统治一个比自己先进很多的民族，便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租税繁多，徭役苛重。但这样的高压手段不仅没有制止住社会的动乱，反而激起了更加强烈的反抗。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北魏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张，寻找维持统治的其他策略。 鲜卑人原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北魏统治中原以后，便逐渐转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但其封建王朝的一整套国家机构、官吏设置还处于相当不成熟、不完善阶段。魏孝文帝为了巩固政权，决定首先改革吏治，从政府官吏抓起。 魏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改革吏治，取消了不论政绩好坏均任职六年的规定，改为任期时间的长短要按政绩好坏决定，不称职的可以随时罢免，成绩显著的可以继续连任。这样，就使各级官吏把政绩的好坏，看成与自己仕途攸关的大事，迫使他们尽心守职，努力从政。公元484年，孝文帝开始推行“班禄”制，即所有官吏的俸禄一律由国家负责，不准官吏自行筹集。官吏的职责就是管理生产和民众，国家按官吏职位的高低发放俸禄。为了杜绝贪赃枉法，在“班百官之禄”的同时，又制定了惩治贪污的办法：官吏凡贪污绢满一匹者或敢于枉法者，一经查出，一律处死。 在推行“班禄制”当年秋天，魏孝文帝派出检查人员到全国各地巡察，考检举报违反规定的官吏，结果查出有四十多人贪赃。魏孝文帝得知以后，随即下令，全部处死。通过这样严厉的惩罚，整治了纲纪，北魏腐败的吏治很快得到改善，各级官吏奉公守法，贪赃枉法之事大大减少。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魏孝文帝、冯太后不顾地主豪强和守旧势力的反对，决心限制豪强地主势力，争夺土地和农民。公元485年，孝文帝下达了均田令，并派大臣巡行各郡，会同各地官吏实行均田。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大族兼并土地。政府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并肯定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权，使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生产积极性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又允许无地农民迁往他乡，这也有利于荒地的开发，有利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均田制对于当时国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均田制开始实行时，北魏还没有建立乡党制度，而是实行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三五十家共立一个户籍。大地主隐匿农户的情况很多，还有的宗主把持地方政权，凭借权力，降低自己的户等，使租税徭役几乎全落到那些没有宗族庇护的农民身上，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这些都使生产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使国家的税租收入大大减少，因此，必须整理户籍，清查隐附人口。 公元486年，大臣李冲建议实行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实际上就是秦始皇创立的乡、亭、里、什、伍制的延续，这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实行已久的制度。三长制的内容是：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三长的主要责任是检查户口，征发徭役和兵役，征收赋税等。废除宗主督护制和实行三长制，是对世族豪强地主的一次沉重打击。有许多大臣本身就是隐匿农户的大地主，所以，他们纷纷起来反对李冲的建议。冯太后和魏孝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坚决采纳了李冲的建议。 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魏孝文帝又颁布了新租调制，即一夫一妻的家庭，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两石。这种新的租税征调制，既改变了租调负担轻重不均的情况，又限制了宗主大族对奴婢和耕牛的占有数量，可以把大批农民直接掌握在政府手中。因为对农民来说，按户所征的租税比以往减少了许多。 由于整顿吏治，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北魏的经济有了很大恢复。各族人民辛勤劳动，开垦了大量荒地，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耕作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过去由于多年战乱而引起的田园荒芜、人烟稀少的景象很快得到改变。 北魏建国之初，定都于平城。平城地处西北边塞，气候寒冷，变化无常，春天黄沙滚滚，冬天白雪盖地，加上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常常发生灾荒。遇到灾情严重之年，平城满街都躺着饿死的人。京城尚且如此，荒凉的乡村饿死的人就更多了。北魏统一北方以后，随着形势变化，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开始逐步南移。平城作为都城，不仅其周边的农业生产条件差，而且在这里不易控制全国的局势，加上平城是鲜卑贵族的旧地，旧的习俗浓厚，保守势力很大，他们不愿意接受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极力反对改革。这一切都严重影响着北魏政权的巩固。魏孝文帝于491年亲政之后，为改变上述状况，又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 魏孝文帝经过深思熟虑，觉得迁都洛阳既能改变过去对中原遥控的形势，又有利于控制整个国家，还可解脱一百多年来在平城形成的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羁绊和干扰，更有利于继续进行改革。洛阳地处中原地区，四周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交通十分便利，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是东汉、西晋的京城。魏孝文帝经过周密计划，决定采取坚决措施，把都城迁至洛阳。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推行汉化政策，以生产力水平高、文化发达的汉族去影响和改变生产力低下、文化相对落后的鲜卑民族，让鲜卑民族吸收汉族的长处，消除他们和汉族人民之间的差距，加强民族联系。迁都洛阳的当年，魏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贵族再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从装束上消除民族间的差异。 在政治制度上，他下诏废除了鲜卑旧制，起用王肃，参照南朝汉族封建政权的制度和秦、汉王朝的政治制度，对官制、法律、礼仪、典章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公元495年，魏孝文帝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要求一律讲汉语。第二年，魏孝文帝下诏改鲜卑族原有的姓氏为汉姓，并以汉族的门第等级为榜样，定出相应的门第等级。魏孝文帝还设法使皇族和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按照门第等级的高低实行对等联姻，并以此为荣。这实际上是借联姻把两族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命运拴在一起，以此来巩固北魏王朝政权。 魏孝文帝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一些鲜卑贵族的反对，随着改革的深入，对立情绪越来越大，他采取坚决措施，排除了鲜卑贵族的保守势力，消除民族隔阂。 鲜卑人过去一直过着马背生活，游牧四方，剽悍善战，但缺乏文化修养，多武将，少文臣，重“武略”，轻“文治”。魏孝文帝在进行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任贤举能，广开才路，把一大批有才干的人集中在自己的周围。 北魏王朝虽然也按照汉族统治者的方法，建立了门阀制度，把鲜卑人和汉族地主按门第分为高低贵贱的等级，但魏孝文帝对西晋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一套等级制度并不是全盘接受。为了尽快选拔人才，魏孝文帝改变过去传统的考核制度，规定三年一考就决定升降。对五品以上的官员，他有时亲自进行考核。由于魏孝文帝礼贤下士，唯才是举，一大批人才成为他进行改革、推行汉化政策的重要力量。 魏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中少有的政治改革家，也是促使中华民族各民族间团结融合、繁荣昌盛的杰出的风云人物。他在2岁时被立为皇太子，4岁登上皇位，24岁亲政。他抛弃狭隘的民族偏见，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使中国的北方出现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社会经济、文化有了明显好转，促进了鲜卑族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魏孝文帝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的弊政，有利于巩固北魏的统治，并且对安定社会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比如班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等。而且这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北魏王朝政治和经济的向前发展，促进了鲜卑族同汉族的融合，使得鲜卑族进一步汉化。因此，魏孝文帝可称为是鲜卑骄子，是个开明君主，在各个民族融合、互学先进经验、推动历史发展方面，作出过很大贡献。 周世宗改革 柴荣是邢州龙冈人，其父亲柴守礼是一个庄园主，其姑母是后周开国君主郭威的结发妻子。公元921年农历九月，柴荣生于邢州柴家庄园。后因姑母无子，柴荣从小由姑母收养，生活在郭威家里。郭威很喜欢这个外甥，就收他为养子，视同己出。 柴荣小时聪明伶俐，且为人谨慎。当时姑父家里并不富裕，经济相当拮据，柴荣就经常帮助姑母料理家务。当时郭威在外当差，十分辛苦。柴荣年纪稍长，就跟随郭威出外做生意，以补家用。他曾跟随商人远走江陵，做茶叶生意。由于从小跟从原本贫寒的姑父行商走贩到过许多地方，接触到下层社会各色人物，所以柴荣了解民间疾苦，也看到官吏的腐败与残暴，深知当时社会的积弊。 由于郭威长期担任军职，柴荣也跟随姑父学会了十八般武艺，尤善骑射，并且精通史书，逐步地培养起了军事和政治才能。公元947年，郭威帮助后晋镇将刘知远建立了后汉政权，并因功升任代理枢密副使，一跃而成为后汉王朝的统兵大将。柴荣也因跟随姑父立功获得了左监门卫将军的头衔。 公元950年，郭威领重兵坐镇河北，任邺都留守、天雄军节度使。柴荣亦随之改任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协助姑父掌军。第二年，郭威攻下开封，刘知远之子刘承祐被部下杀死，将士拥郭威做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柴荣则以“皇子”身份担任澶州节度使，受封为太原郡侯。 柴荣坐镇澶州，主管一州军政事务，得以初步地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他管辖内，政治相当清明。当时，澶州城很小，街道低湿而又狭窄，宫舍因长年失修而破烂不堪。柴荣于是率领军民扩修街道，增建廨舍，使澶州的面貌焕然一新。州内人民多年以来捐税苛重，除征税以外，还有杂课，又有差役调拨，不堪其苦。柴荣奏请赦免，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柴荣的治绩使他在地方上赢得了好名声。 柴荣凭政治才能和声誉深得郭威的器重，但却遭到了权臣王峻的妒忌。王峻曾帮助郭威称帝，时任总掌全国兵马的枢密使，有政治野心。柴荣坐镇外藩，多次上表请求入朝，王峻怕兵权为柴荣所夺，于是从中作梗，极力阻挠。 郭威对柴荣一直寄予厚望。柴荣后来回京，封晋王，担任开封尹。开封尹主掌首都的行政，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柴荣任开封尹的时间虽不长，但仍然做了不少好事。这时，柴荣作为一个政治家，已经逐渐成熟了。朝中大臣都喜欢与他论事，希望他主政统军。柴荣更得人心了。公元954年，郭威病逝，柴荣即位，是为周世宗。 柴荣当上皇帝后，力图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做出一番作为。他曾经说：“我希望做三十年皇帝，用十年时间开拓疆土，用十年时间使百姓休养生息，再用十年时间把天下治理得太太平平。” 柴荣继承郭威遗志，进一步推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他学唐太宗，让各级官员上书言事，凡有所见，都可以写成表章呈上，若对政事有所陈述，也可以请求引见面商，使君臣上下沟通，并从中发现和选拔经国之才。只要有才能，不管名位资历，柴荣都设法搜罗来，委予官号，加以录用。如魏仁浦不是科举正途出身，柴荣不顾众人反对，破格任为宰相。柴荣还对科举作了整顿，恢复久不举行的科举考试，广泛搜罗有用的人才。因此，柴荣很快就有了一批干练的人才，有些文臣武将直到北宋仍是朝廷重臣。 柴荣又着手澄清吏治，大力反对贪污腐化。他自小艰苦朴素，称帝后依然保持了俭朴的作风，生活上力戒奢华。他不贪游宴，宫内浮浪无用之人一律裁减，摒绝珠宝珍玩，禁止地方官进贡甘鲜食品，并要求各级政府中不急事务也一律停办，以减轻人民的负担。皇帝以身作则，下面就不敢越轨。贪官污吏一经发现，即会遭到严厉处罚。 柴荣对官吏贪赃枉法处罚很严。由于柴荣严格法制，力求做到刑戮不滥，狱讼无冤，他的统治进一步稳固了。 柴荣还对京城开封进行了扩建。开封在唐以前从未作为首都，多为节度使的军镇，朱温篡唐后逐渐成为五代各朝的政治中心。公元955年农历四月，柴荣下令扩建京城，加宽巷道，加筑外城，发动十方民工前后干了3年，终于使开封规模宏伟，堪称都会。到北宋，开封终于成为全国性的首都。 柴荣还请精通历数的王朴修订历法，制成《显德钦天历》，取代了以前各种混乱不堪的历法。柴荣命群臣编订《大周刑统》的新法律，颁布施行。柴荣又请窦俨考正雅乐。王朴也通音乐，柴荣时常亲自和王朴讨论有关问题，使失传多年的唐代音乐得以恢复，并流传到宋代。柴荣还开设史馆，命令史臣张昭等修编太祖郭威实录，并修编了后梁末帝朱友贞、后唐闵帝李从厚与末帝李从珂的实录，填补了多项空白。柴荣当皇帝的时间并不长，在日理万机、戎马倥偬之际，尚能注意文化事业，这在五代皇帝中是极为罕见的。经过几年持续不断的改革，后周国富民强，一派繁荣的景象。 他为实现统一大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彻底改革。在政治上，他打破常规，破格任用有才干的人，充实政府主要部门，提高其办事效率。他又命人整顿了弊病较多、不能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以便使有真才实学的人能进入政府机构发挥作用。柴荣对吏治的整顿极为重视，惩处贪官污吏毫不手软。在经济上，他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以促进生产，增强国力。为了减轻百姓的负担，他还降低了税收，罢黜征税之外的不合理的税收。为从根本上创造农业生产的良好环境，柴荣又命人主持兴修水利，疏通漕运。他大胆地毁掉了铜佛像来铸钱币，促进了商业发展。柴荣的改革使国家的实力逐步增强，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后，他就开始了统一战争。柴荣在统一战争中，西收四州，南征南唐，北伐契丹，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柴荣的文治武功，在五代诸多君主中堪列第一。他为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他是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深的政治人物之一。 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是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行的改革。宋仁宗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宋仁宗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是要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以牺牲皇帝家天下的利益来实现富国强兵，专制帝王当然不能答应。而庆历新政却恰恰触犯了皇室利益。范仲淹、富弼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而当时北宋的官僚已经是暮气沉沉的腐朽政治集团，真要实行上述改革，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丢官。这个大手术当然做不得。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给北宋做的手术还不止这些，即使是称职官员，也要削减其薪俸，北宋官员的俸禄是古代中国最高的，而且，还决定要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也就是说，全天下的读书人的利益都让改革触及了。 新政纲领名为《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内容。 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抑侥幸，即限制侥幸做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这样，便可以督责他们廉洁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究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招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低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条陈十事》写成后，立即呈送给宋仁宗。宋仁宗和朝廷其他官员商量，表示赞同，便逐渐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的改革思想得以付诸实施。 庆历三年（1043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检查官吏善恶。他坐镇中央，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把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平时对范仲淹十分尊敬，这时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有点担心，从旁劝止说：“您一笔勾掉很容易，但是这一笔之下可要使他一家人痛哭呀！”范仲淹听了，用笔点着贪官的名字愤慨地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要好吧！”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干才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办事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有所改善，暮气沉沉的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朝廷上许多正直的官员纷纷赋诗，赞扬新政，人们围观着改革诏令交口称赞。 这场改革直接触犯了封建腐朽势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他们对此恨之入骨，随着新政推行逐渐损害他们的利益，便集结在一起攻击新政。他们诬蔑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结交朋党，他们串通宦官不断到宋仁宗面前散布范仲淹私树党羽的谗言。曾作过西北统帅的夏竦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宰相吕夷简告病退休时，他满心以为凭自己的资历可以接替宰相职位，没料想在石介、欧阳修的抨击下，非但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官职也丢了。他恼羞成怒，蓄意报复。于是他让家里的一个使女天天临摹石介的手迹，等到写得与石介亲笔字一模一样了，便伪造出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到处张扬，诬陷改革派阴谋另立皇帝。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宋仁宗虽然对这件事未必全信，但看到反对革新的势力这么强大，他开始动摇了，失去了改革的信心。到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 王安石变法 宋朝自从赵匡胤开国做了太祖，经过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到神宗这里，已是第6代皇帝了。这时宋朝的政治已经很腐朽了。因为和西夏、辽国连年打仗，向他们交纳岁币物品，加上多得不得了的大官小官所用的工资、公费，朝廷每年的收入都抵不上支出，国家的财政力量已经很微弱了。大官僚和大地主残酷地剥削老百姓，夺走人民的土地。农民没有田地种庄稼，活不下去，就纷纷起义反抗，于是宋朝的阶级矛盾就越来越严重了。另外，官吏们不为民做主，办事很不认真而且贪污成性，生活奢侈。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宋朝的统治就要走向灭亡了。 在仁宗的时候，范仲淹曾经推行过“庆历新政”，可惜只搞了不到一年，就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攻击而失败了，所以“庆历新政”对宋朝政治的改变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神宗时候，王安石出来变法维新，他的改革比范仲淹的新政内容要多得多，对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打击也就更沉重，而且这次改革推行了近20年，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改革。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员家庭里。他的父亲做过类似县长的官，为人正直，处理案件公正，所以经常被人排挤，从一个地方调到另一个地方。王安石从小就跟着他父亲走过许多地方，增长了许多见识。他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而且善于教育孩子，王安石从小就认真读书，他的兴趣很广泛，不管是经书、史书，还是诗歌、传奇，甚至医书，他都拿来看，经常是吃饭睡觉的时候书也不肯放下。 有了这样的父母和家庭，加上王安石自己的努力，他22岁的时候考上了进士。他不愿意在京城里无所事事地做官，却喜欢到地方上真正做一点事情，于是在他27岁那一年，他到鄞县当了县令。 王安石上任的时候，那里正在闹旱灾。原来以前的官吏只知道搜刮百姓的钱财，对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却一点也不关心。 面对着这样的严重情况，王安石皱起了眉头。当年冬天，他就组织农民疏通河渠，并且亲自跑了十几个乡，调查水利情况。在王安石的领导下，农民不论男女老少都积极参加修渠筑坝的劳动，对东钱湖“重修湖界”，终于把鄞县重新变成了一个山清水秀、鱼米丰收的好地方。 当时的贫苦农民经常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向地方和大商人借钱，还钱的时候要还高出原来借的钱好几倍，这叫“高利贷”。农民如果还不起钱，就要卖掉全部家产，甚至卖掉自己的儿女，直到家破人亡。鄞县的老百姓过的也是这种悲惨的生活。王安石在这里当县令的时候，规定官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把仓库里的粮食借给农民，秋收以后农民还粮，收取的利息要比高利贷少多了。这样一来，农民的生活好过多了，而且官府也能得到一些利息。 为了感谢王安石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鄞县的老百姓给他修了一座神庙，每年都在一定的日子里纪念他。 1068年，19岁的赵顼当上了皇帝，他就是宋神宗。神宗是个很有志气的皇帝，他从小读书就很用功，而且喜欢动脑筋，向老师提出一些怪问题。他看到宋朝被西夏和辽国欺负，却没有力量反攻，心里很着急，对朝廷的腐败现象，也很痛恨。他一心想模仿唐朝的太宗李世民，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皇帝，洗刷掉宋朝的耻辱。 宋神宗在当皇帝以前，从他的老师那里知道王安石是一个很有才能、正直无私的人，心里对王安石非常佩服。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年，他就召见正在江宁做官的王安石，两个人谈得很是投机，都有富国强兵、改革朝政的决心。神宗对王安石很信任，第二年任命他为副宰相，主持改革。从此，一直到神宗死去，这十几年改革，历史上叫做“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认为当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改变社会风气，建立健全法律和制度。于是王安石先后制定颁布了“青苗法”“免役法”“农田水利法”等措施。 “青苗法”是王安石根据自己在鄞县做官时的经验制定的。老百姓一年里可以向地方官府借两次钱，半年以内归还。借1000钱，就得还1200钱。虽然要付不少的利息，可是这比借高利贷要合算得多。这项措施使官府收入增加，却断了放高利贷的地主官僚们的财路。 “免役法”规定，政府收取服役人家的免役钱，用这些钱雇人服役。不论是老百姓还是地主、官僚都要交钱，这就减轻了人民的劳役负担，保证了农民有充足的劳动时间。“农田水利法”是政府鼓励各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一项措施。国家对积极修筑堤坝河渠的人，要给予奖励，并且向缺少资金的地区提供低利息的贷款。 除以上几项新法之外，还颁布了“方田均税法”，在全国重新丈量土地，按田地的好坏和多少收取地税；在社会治安和军事方面制定了“保甲法”，起到了有效地控制人民和充实军队的作用。 这些“新法”的实行，限制了大官僚大地主们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整顿了军队，使宋朝弱小贫困的局面得到初步的改变。 可是，从改革一开始，王安石就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攻击。另外一些保守的官吏为了自己的利益，更是不断写文章骂王安石，甚至编造许多谣言破坏他的名声。 宋神宗当上皇帝以后的第六年，全国各地发生了重大的自然灾害。特别是河北一带，连续干旱10个月以上，田地干裂，没有收成，灾民纷纷逃亡。许多农民逃到河南，大路上到处是东倒西歪的人。他们吃不饱穿不暖，那种情景真是惨不忍睹。 守旧的官僚们这下可找到了机会，硬说这是因为王安石变法惹恼了老天爷，所以上天才降下这么严重的旱灾，还说什么只要把王安石撤了，把新法废了，老天就一定会下雨。有一个人画了一幅“流民图”，描绘了灾民们的惨相，并且把责任都推到王安石的身上。 宋神宗看了“流民图”，想到变法以来那么多人告王安石的状，而且他害怕得罪宫里两个太后，因为她们老是在他面前说“祖宗的法规不可以改变”，就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让他去江宁休养。 后来王安石又当上了宰相，但他的改革决心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坚定了，特别是他的一个心爱的儿子死去后，他心里很难过，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了。他几次向神宗要求辞职，最后在1076年，得到批准，又回江宁养病去了。 王安石两次下台，使变法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神宗死后，代表保守的官僚和地主的司马光上台，废除了新法。至此，王安石变法结束了。 一条鞭法 公元1525年，张居正出生于江陵。幼年时期，张居正就聪颖过人，并且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公元1536年，张居正报考生员，其机敏伶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并且嘱咐他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4年之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与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人。” 1547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二甲进士，被授庶吉士，步入官场，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作为一个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新科进士，他还无法左右当时的政局。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奸臣当道，尤以严嵩为首。张居正并未得到重用，有些心灰意懒，于是在公元1554年以请假养病为由，毅然离开北京回到故乡江陵。 公元1557年，张居正怀着革新政治的理想，由江陵再次回到北京，投入到激烈争斗的政治旋涡中。公元1559年农历五月，徐阶晋升为吏部尚书，次年又由少傅晋升为太子太师。张居正也由翰林院编修晋升为右春坊右中允，兼国子监司业，高拱为国子监祭酒。这时严嵩与徐阶的矛盾日益激化。由于严嵩年事渐高，工作中常常出现漏洞，世宗皇帝颇为不满，严嵩逐渐失去宠信。之后，当御史邹应龙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罪行时，世宗皇帝便毫不留情地把严嵩罢职。 严嵩垮台后，徐阶继任为内阁首辅。张居正大喜，因为张居正任庶吉士时，徐阶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在翰林院的名分，可以说是张居正的老师。而且徐阶对张居正的为人处世和聪明才智也很赞赏并且寄予很大的期望，视他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张居正自然是竭尽全力辅助徐阶工作。公元1566年，明世宗去世后，徐阶和张居正又以世宗遗诏的名义，革除弊政，平反冤狱，颇得人心。 明世宗去世后，隆庆帝即位。次年二月，张居正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政务。这时高拱因为与徐阶不和而离开内阁，所以朝廷大事总体上均由徐阶和张居正管理。张居正如鱼得水，使自己的聪明才智得以尽情发挥，令朝中官员另眼相看。 1567年，张居正入内阁参政后，鞑靼首领俺答汗率军直逼山西中部，北京危急，虽然后来敌兵在大肆掠夺之后又退了回去，但皇上和大臣都认识到边防需要彻底整顿了。当时任内阁首辅的是徐阶，而张居正是徐阶所重用的人。在内阁中主持整顿蓟、辽，巩固边防的重任自然落到了张居正身上。张居正从整顿边防着手，正式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改革事业。 明朝开国以来，一直与蒙古处于敌对关系和战争状态。张居正接手边防后，一方面整修边防，大胆地起用了一批才智双全的将领，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并且委以重任，使有才之士都愿意为他所用。他所重用的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等人都大显身手，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经过几年努力，长期以来边防松弛的局面终于得到扭转。战斗和守备力量大增，蒙古犯边之事也逐年减少。另一方面，张居正也主张与蒙古和睦修好，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的途径。他命令沿边将帅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积极发展同蒙古的友好往来，有一线的和平希望也不要轻易兵戎相见，一切为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及生活安宁着想。总督王崇古多次派遣同蒙古有关系的人，深入蒙古内部，发表文告：“番汉军民凡由蒙古投奔汉族地区者，一律以礼相待，接纳安置。”这在蒙古地区果然引起巨大反响，投奔人口越来越多。这样一来，边防废弛的局面得到改变，蒙汉关系也得到了改善，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各族人民共同愿望。 1568年农历七月，徐阶被迫辞官，高拱入阁兼掌吏部事，执掌了内阁大权。但是，高拱为人傲慢，刚愎自用，又不听取下级意见。因此，张居正虽然有幸在内阁任职，但有高拱在他之上，他想施尽才华，大干一场，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好在形势不久就发生了转折。 1573年，隆庆帝去世，太子朱翊钧继承帝位后，大太监冯保因此得势。冯保与高拱素来不和，因而与高拱展开了一场暗中较量。他向皇帝推荐张居正，贬低高拱。在冯保的左右下，张居正不断得到提拔。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因此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以后主政的10年间，实际上掌握明朝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张居正从1573年出任内阁首辅开始，便掀起了一场以整顿吏治、财政、巩固边防等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浪潮，从而使本已衰颓的明王朝统治一度出现了中兴的景象。 张居正的改革是在明王朝统治机构接近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进行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他主力进行经济方面的改革，经济改革主要有赋税制度和土地改革。“一条鞭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也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明朝初年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复杂的赋税制度使得民力殚竭，不得安生。私家日富，公家越来越穷困，到了非革弊整治的时候了。“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 所谓“一条鞭法”，是把国赋、徭役及其他名目繁多的杂税、杂征、杂差统统合为一体，依据各家各户的具体境况重新核实编订，将有丁无粮的编为下户，有丁有粮的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都多的编为上户。在总数确定后，按照丁、粮比例，将所有赋役摊派到丁、粮里面，再统一征收。公元1581年，张居正采纳了张四维和吕调阳的建议，正式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一部分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减轻户丁征派，加重土地负担，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在地主制经济高度发展的明代，土地绝大部分在地主手里，户丁绝大多数在农民一边。把户丁银转入土地摊派，实际上是由对劳动力的直接榨取转化为对地租的再分配，也就是从地主收取的地租里分一杯羹。 这样使国家放松了对劳动力的直接控制，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一般工商业者并不占有土地或很少占有土地，也就摆脱了繁重的征派。“一条鞭法”推行以后，商业资本向土地投资的现象大大减少，很多人就算有闲置资金也不买田产。“一条鞭法”关于赋役折银缴纳的规定，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它还正式肯定了白银在赋役征收中的法定地位。所有这些，最终都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和社会进步。 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地主豪强和地方政府互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逃避赋税，使朝廷的赋税大量流失。 张居正看到了这一点，责成户部尚书张学颜亲自主持清丈，对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全部进行丈量，限时3年完成。所丈量的土地，除皇上赐田外，一律按地办纳粮差，不准优免。 由于清丈田亩触及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反抗。有些地方官在清丈田亩时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公开庇护豪强，迟迟打不开清丈局面。张居正运用考成法，严厉督察各级官员认真清丈，对妨碍清丈的宗室、豪强严加惩治。最终清丈田亩工作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 张居正的改革使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国防力量也得到了加强。但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这场改革的成功，也预示其身后隐伏的危机。 张居正的改革无疑也触动了贵族阶级的利益，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他们千方百计要与其作对。也有的人与张居正政见相反，甚至忌妒他的才能和权力。他们认为张居正以宰相自居，事无大小都要听他的命令，实在专横霸道。种种不满和矛盾不断地困扰着张居正，给他的改革带来了相当的阻力。 1582年6月，张居正病逝。没过几个月，明神宗的态度就大变，在反对改革的官僚和贵族中引起强烈反映。明神宗下令恢复那些被张居正在改革中废止的旧东西。 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是中国税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它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不但减轻了农民的赋役负担，而且限制了官吏的舞弊，还使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张居正的改革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改革措施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促进了经济发展 摊丁入亩 摊丁入亩是清朝政府将历代相沿的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赋役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它源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普遍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废除人头税,此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客观上是对最底层农民人身控制的放松。 将丁银摊入田赋征收，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所以无地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摆脱了千百年来的丁役负担；地主的赋税负担加重，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缓和了土地兼并；而少地农民的负担则相对减轻。 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这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明代行一条鞭法，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到乾隆时通行全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 “摊丁入亩”是清统治者用以缓和土地兼并的一项政策。早在满清入关之初，他们的皇室、贵戚和大大小小的官吏就疯狂地圈占汉人土地，土地兼并由此一发而不可遏止。后来随着地主经济的复苏，他们对土地的兼并更加狂妄之极，或购买、或奏讨、或投献，手段多种多样。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时代，土地也被纳入商品的范畴进行交易，地权转移因土地买卖而加速，“千年田八百主”。土地集中已达无可复加的地步。 其次，丁役负担的严重不均。封建国家征收赋役的原则是以土地和人口为依据的，人口大量流亡势必引起丁役负担不均。 最后，人丁逃亡和丁役不均又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危及到清政府的统治。第一，“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征收赋役会影响政府收入。因为“丁额无定，丁银难征”造成不少的钱粮亏空。从康熙五十年到雍正四年之间，大多数省份，百年积欠钱粮都达几十万至几百万。第二，丁役负担沉重地压在无地少地的农民身上，造成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当时结成党类围攻城府的事件时有发生。 “摊丁入田”以后，地主的利益不像明代以前那样优厚，土地的负担大幅度加重。“摊丁入亩”的原则是“其派丁多者，必其田多者也，其派丁少者，亦必有田者也”，而地主田多丁少，农民田少丁多，于是“富户也困于役，而置产困也”。当然，地主政权的这种做法，并非超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之上，恰恰是为了挽救其临近灭亡的命运，才如此破釜沉舟的。 “摊丁入亩”使得农民更牢固地束缚于土地，也就稳定了地主经济，强化了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体系，成为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一道障碍。 “摊丁入亩”对土地兼并的抑制，使大量自耕农生存下来，为清朝的统治注入了强心剂。自耕农对封建制度有很大的适应力，对资本主义关系有较大的排斥性。首先，自耕农是封建政权各种赋税和徭役的主要承担者，其数量的增长对封建国家政权起了稳固的作用。正如马克思说的：“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是捐税。”在封建社会里，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自耕农人口的多少往往被看作是封建经济稳定程度的晴雨表。正因为这样，历代地主阶级改革者，总是主张用“均田”和“限田”一类办法来保护自耕农的大量存在。“摊丁入亩”的目的理应是有这层意思的，既然自耕农对封建经济有很大适应性，那么就无法与资本主义相并存了。实际上，新的资本主义萌芽所需的条件不能在自耕农中形成。因为自耕农生产规模狭小，其手工业处于服从地位，社会分工极难发展。其土地只是零星小块，能成为自己生活的有限条件就不错了，根本谈不上成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摊丁入亩”后，农民的赋役负担大致普遍均衡起来，人为地阻碍了小生产者的分化。而这些被置于相同处境上的农民，其生活是相当痛苦的。 “摊丁入亩”对丁徭的取消助长了人口的增殖。以湖北为例，这以前每年人口的增长数字极小，甚至逐年下降。“摊丁入亩”政策的初衷是使全国赋役负担实现某种合理、平均的分配，使纳税人的财产与其赋税负担成正比，从而保证国家的正常税收，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拥有大部分田产财富以及仆佣佃户的豪强富户无疑成为这种新制度最直接的目标。 当然，“摊丁入亩”作为一项地主阶级的改良措施，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浙江《嘉兴府志》评价说：“田亩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须再加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无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从康熙五十年到光绪九年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摊丁入亩”在遇到各种非议和斗争之后，还是最终推行于天下，想必于统治阶级说来是得利无穷的；而且，“摊丁入亩”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促成作用，也是一目了然。 戊戌变法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6人，于北京菜市口被杀害，时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成员和大批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罢官，或被放逐。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被保留外，全部被取消。“戊戌变法”以维新始，以流血终，前后仅仅维持了103天。 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末。1888年，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利用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公车上书，向皇帝陈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时，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因此，康有为等提出的维新变法的主张甚得人心，朝廷中某些官员也表赞同，很快传播开来。 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州后，设立“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宣传维新变法，为后来的变法运动培养了骨干。其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书，阐述他变法维新的理论根据。《新学伪经考》一书于1891年刻版发行。书中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界一片沉寂的局面，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提出了挑战。《孔子改制考》一书则打出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试图利用孔子这个招牌为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康有为通过这两本书，有力地冲击了顽固守旧势力。 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全国哗然，有人提出了拒和废约、迁都再战的主张。康有为则发动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至此，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 “公车上书”后不久，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5月、6月，他又两次上书要求变法。光绪看到康有为三封上书，非常重视，表示支持维新变法。但是当时握有实权的慈禧和一批昧于时势的大臣却竭力反对革新，妄图维护旧制度，其中有顽固派官僚，也包括部分洋务派首领。为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在京、津、沪及湖南、广东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为变法制造舆论。 在北京，康有为于1895年7月创办《中外纪闻》，宣传西学，鼓吹变法。8月，又组织“强学会”，讲“中国自强之学”。1896年1月，康有为在上海出版《强学报》，将东南一带的维新派组织起来。1896年8月，维新派人士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以通俗流畅、新颖而又犀利的文字写了一系列论文，系统宣传变法维新的理论。在《时务报》影响下，上海及附近地区维新思想到处传播，维新运动方兴未艾。与此同时，湖南的维新运动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积极倡导和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等人的支持下迅速高涨。在两广，康有为创办了《知新报》《广仁报》。在天津，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创办《国闻报》，介绍《天演论》，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维新变法思想深入人心，据不完全统计，1895年至1898年，全国各地所设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300多所。维新变法似乎势在必行。 然而维新变法的要求却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与仇恨，也遭到洋务派的反对。张之洞在1898年3月写了《劝学篇》，公然对抗维新变法思想。中国要不要变法?围绕这个问题，维新派与洋务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的争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通过论战，许多知识分子开阔了眼界，积极提倡资产阶级新思想新文化，有力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进程。 在维新运动酝酿并日趋高涨之际，1897年11月，德国侵略者悍然出兵强占山东胶州湾。这一强盗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康有为闻讯，赶赴北京又连续三次上书光绪，指出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他强调“变则能全，不变仍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光绪深受震动，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 光绪根据康有为等人的提议，接连颁布了几十条改革的诏令，内容包括经济、军事、文教、政治诸方面。尽管光绪并未向资产阶级维新派开放政权，但在政治上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在经济上也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在文教方面则采取了一些打击旧学、提倡新学的措施，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 但是，新政的每一项措施都遭到封建势力的抵制与反对。顽固派和洋务派把持了中央至地方的实权，对光绪颁布的诏令置若罔闻，地方上仅湖南一省认真执行。在中央，有些新政机关形式上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实权仍在顽固派手里，寸步难行，光绪的诏书大都成为一纸空文。而且，自推行新政之日起。慈禧便令荣禄等人部署力量，控制京畿。6月15日，即实行新政的第四天，慈禧就迫使光绪下令免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驱逐回籍。同日，慈禧还强迫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9月21日，一切准备就绪后，慈禧先将光绪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重新训政，继而搜捕和屠杀维新派人士。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改良运动已不能消除中国的民族、社会危机，中国社会呼唤着新的势力、新的道路! 清末新政 1901年1月，在八国联军炮口下逃出北京的西太后，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由此开始了晚清新政。这时，不仅立宪派人物要求改革，就是各省督抚和外国人也有此要求。曾经扼杀过维新变法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持其统治，除了改革，已别无选择。 1901年1月29日所下的诏令中，清统治者承认在“万古不易之常经”外，没有“一成不变之治法”，且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作了概括，认为“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上谕还宣称，中国未学到西政的本源，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事，应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2月，清政府再颁上谕，重申变法之意，要求大臣去私心、破积习，力行实政。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商议变法条陈。8月，又颁文告，表示变法的决心。与此同时，地方督抚也应诏而议变法，最著名的有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而发的“江楚会奏三疏”，系统详备且切实可行，成为清末新政的范本。 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抚改建本省兵制，与此同时，取消旧式武举，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裁汰绿营、防勇的十之二三；1903年在北京设立练兵处，总理练兵事务，各省设督练处；1904年，正式规定兵制，把新军建成36镇，同时建立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赴各国学习军事。军制改革使中国军队开始拥有一支比较近代化的军队，而且由于军队成分的变化和知识化程度提高，中国人鄙视军人的传统观念有了明显改变，一些士绅也自愿充任新军将佐。 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前期包括整饬吏治，裁汰、合并中央和地方的若干旧有机构，同时又创设若干新的机构，把一些旧机构改组为新机构。1906年，清政府宣布“筹备立宪”后，政治体制改革纳入宪政轨道。9月，清政府颁布改革官制的上谕，进行官制改革。1907年9月，下谕设资政院，1909年10月，各省(除新疆外)先后完成议员选举程序，成立谘议局。1911年5月，颁布上谕组织内阁。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完成向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近代政治体制的转变，但是清政府在改革中逐渐改造了相沿已久的“祖制”，不自觉地朝着近代化的建制迈进，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法制改革。这一改革包括三方面。其一，删改《大清律例》，制定新刑律。1910年12月《大清新刑律》颁布，它体现了近代法律精神，其中不少刑名沿用至今。其二，改革“诸法合体”的传统法律结构。1903年，清政府设修订法律馆，先后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等部门法与单行法规。其三，政刑分离，司法独立。刑部左侍郎沈家本“考古今之沿革，订中外之异同”，制定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法院编制法》。旧律的删改修订、新法的编纂、司法独立的试行，这三个方面合成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第一步，但是由于旧观念旧势力的抵制，富有近代法律色彩的新法未起到多少实际作用。 奖励实业。1903年7月，清政府设立商部，倡导实业，随之即制定商律，先后颁行了《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等一系列商法。这些商法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大多流于形式，但它们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为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活动和合法权利提供了某种保护，多少改变了崇本轻末、重农抑商的古老传统和卑商贱商、耻言贸易的社会风气。清政府还颁布了一些章程，大力奖励实业，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某些有利条件。 教育改革。1905年，清政府颁布上谕，废止了科举制。年底设立学部，作为管理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度被废除，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革命性质的改革。新政时期，办学成绩斐然可观。至1909年，各类新式学堂达59117所，学生数逾160万。与此同时，清政府通令各省迅速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并鼓励自费留学。清政府还制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这两个章程，尤其后者，对20世纪中国学校教育制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清末新政从内容上说，继承了百日维新的事业，而且在某些方面走得更远，但这次改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持清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因此有较大的欺骗性、局限性。立新制而不易旧人不仅冲淡了新政的革新色彩，而且限制了新政的展开，最终因新政执行无人，国民更加失望。自救的新政不仅未能增强王朝的内在凝聚力，反而使社会愈加纷乱，成了王朝的催命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