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修身十二法》 序言 古往今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凡能成大事者，无不首先修身！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在温柔富贵中，他都能够修身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销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曾子说过：“每日当三省吾身。”曾国藩就是其中一个成功的范例。五百年来，能够以书生而克平乱世，戎马悾偬间亦为学不倦，并把学问事业均磨炼成功之人可谓极少，而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其文治武功、传奇一生始终众说纷纭，而他本人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显赫且颇具争议的人物。 曾国藩在个人修养上最为严格，他每日静坐，反思己过，数十年如一日潜心修为。很多人都想从曾国藩身上学到成功的黄金定律，修身处世，立于不败。很多成名的人物，也都受过他的思想熏陶。梁启超对曾国藩推崇备致，说：“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毛泽东青年时期，也潜心研究过曾国藩文集，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而蒋介石，对曾国藩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全集》常置桌旁，终生拜读不缀。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的模仿曾国藩，简直将曾国藩奉为偶像。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是修身高人的。 修身养性，在曾国藩看来做一个人，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才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 因此，有理想的人所忧虑的总是德行是否修炼，学问是否精通。这样一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当蛮夷入侵中原时，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当天下百姓得不到恩泽时，他们就谓悲天悯人，从而挺身而出！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他们是从来无暇顾及的。 正由于此，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就是这样，他也念念不忘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在他心中他一直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曾国藩最为成功的修身方法有哪些呢？在这里，我们为大家介绍他著名的“修身十二法”——一、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 二、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 三、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 四、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它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 五、阅读史书。每天仔细读史十页。 六、说活谨慎。所谓祸从口出，很多人都因此招致祸患。所以君子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处世最重要的工夫。 七、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歪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 八、爱护身体。时刻以父亲的“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训导作为健体却病的准则。 九、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可以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 十、每月不可荒废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文章，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的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中，因为做文章特别耗费真气和时间，也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 十一、写字。饭后写半个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 十二、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 第一法 持神敬肃 持神敬肃，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一法：主敬第一。 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持神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是否出现了闲杂或不良的念头。平日闲居无事时，要宁静安泰，不要想身体以外的事情，一旦投入工作中，就必须做到专心致志，不存杂念。自己要保持清澈明朗的精神状态，才能保持旺盛的生机，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 之所以持神敬肃，是想内圣外王，成为天地完人。 这是修身养性的根本。 内圣外王，天地完人 曾国藩认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也就是说要志当存远。曾国藩的高远志向，就是要匡时救世，澄清天下，成为国家的藩篱。曾国藩朝考一等，改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置身词林，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因改名国藩，为国家藩篱之意。 读书做官，升官发财，在当时几乎弥漫在所有读书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可是曾国藩是一个例外。他在做京官的时候，年龄不过三十多岁，他便立誓不发财。 曾国藩一生立誓不发财，几十年节俭白守，不逾越一寸一分。因此他虽官至总督，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始略略增之。时人号为“一品宰相”，布袍鞋袜，均由夫人媳妇为之。他三十岁时，曾制一件缎马褂，惟遇新年及庆贺时着之，藏之三十年，不再另制。他曾说：“古语言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 怎样才能树立一种“民胞物与”、“内圣外王”的君子之志呢，曾国藩认为君子应广其识，他说，“夜郎自大，此最坏事”，并说：“井底之蛙，所窥几何，而自以为绝伦之学；辽东之豕，所异几何，而自以为盖世之勋。此皆识浅而易以自足者也。” 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劝告他人生境界各有不同，何必以科名为胜败定评!六弟收到信后果然振作起来，不再循人故辙，而另辟人生蹊径。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因而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了清朝的“中兴名臣”。 曾国藩说：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因此，曾国藩的学问功底造就了他能够“不甘下流”的事功人生。 曾国藩一生着力效法标准人物。咸丰九年(1859)，正是曾国藩和太平军生死决斗之时，他却从容摹拟，将中国几千年来的思想家、哲学家、著作家、文学家重新估计，共得三十二人，作为《圣哲画像记》一文，并命儿子曾纪泽，图其形像，悬诸壁间，作为终身效法的标准人物。使自己的人格更臻于完善。 曾国藩认为人生有了一个高远的志向，你的一些行动，诸如或进或退，或去或从，或取或舍，都不会为盲目之举，徒劳之举。 修身恕道，内圣外王 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 是非恩怨常是人生的羁绊，处理不慎就会损失惨重。成功者应该在动静之间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变化中懂得坚守的意义。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汇、选择的历史巨变时期，曾氏正是处于这个转型时期的精英人物。作为儒家学者，他的身上灌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实权人物，他处于政治—军事—文化舞台的中心，身系朝局安危的重任。双重身份使得他在西洋文明面前不能不仔细考虑，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在适应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对个性不断加以调整，实现自我，是曾国藩实现其文化人格的途径。 在现实方面，曾国藩的整个仕宦生涯都充满了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致仕之后，如何运用理性应对世事的原则方法，则因人而异。封建官场如战场，祸福难测。曾国藩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险恶，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为了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就必须理性地设计和机智地应对。为此，曾国藩规定了自己从政的原则：　　一、对朝廷尽心竭力。 二、处理好同僚关系，做到不使不求。 三、尊重权臣，但绝不攀附。 四、修身齐家。 在湘军的组建、人事安排、湘军的裁撤方面，曾国藩就是按照上述原则来施行的。清政府迫于旗兵的腐败无能，任命曾国藩组建湘军，在心理上又忌疑汉人带兵。曾国藩深知此点，既要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又不能犯满人的大忌，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组建湘军之初，他主动安排满人塔齐布为副将，以换取统治者的信任；湘军壮大为国家军队主力时，直接推荐担当军政大臣的是皖籍的李鸿章而不是湘籍将领，以此来消除朝廷对他结党营私的怀疑。攻陷天京以后，主动撤裁湘军，消除朝廷对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的嫌疑。 他凡事小心谨慎。想在是非之地做个闲人是很困难的事情，但他还是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俗话说，好习惯成就一个人，坏习惯毁灭一个人。坏习惯的革除和好习惯的养成最能证明一个人的恒心和意志，而曾氏在这两方面都有值得后人效仿的例证。其一是戒烟，曾氏自少抽水烟，烟龄长达二十多年。后来，自觉有害。进入而立之年后立志戒烟，将水烟袋捣碎，发誓说：“若再食言，神明近之。”但长期养成的烟瘾，并非那么容易戒掉。最初几日痛苦难熬，凭着坚强的忍耐力，终于断然戒烟。其二是坚持日课、月课，规定自己每天、每月要坚持完成任务，内容包括：“读熟书十页，应看书十页，习字一日，记日记一则。”这些课程一两天容易做到，若要长期坚持，则需非凡的意志和毅力。 另外，在情感方面，曾国藩充满了对皇帝的忠和对本阶级的爱。作为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仁民爱物”的品德，并能言行一致。他了解民情，体恤百姓所受的疾苦。他说：“设官为民，官不爱民，余所痛恨。”在他的家书、诗词中，无不透露出亲爱家人、和睦邻里、匡时救民的心情和愿望。 曾国藩在修身应世方面也是明清两朝儒家学者中的佼佼者。曾国藩儒臣、大臣的双重身份是其内圣外王文化人格的写照。他以儒学治政、治军，并在从政带兵的实践中普及儒学，在“立身”与“辅世”，“守道”与“救时”，即内圣外王的结合方面成效卓著。 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疾恨贪暴，多次犯颜直谏，尽忠竭力，为整顿吏治、缓解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武官，功绩更是显赫。最初在湖南创办团练，在整饬湖南吏治民风方面颇有立竿见影之效。人送他绰号“曾剃头”，一方面反映他杀人之多，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惩处贪暴肃正风气之功。他以儒学训练湘军，使之成为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军队，并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晚年，他出任外交大臣，对外交涉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儒家的“忠信诚敬”，推诚相与，采取谦让的原则。他说，“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栖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要求“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在妥协退让的同时，也表现了据理力争、“坚持不允”的尊严。曾国藩的外交原则不是消极的，而是弱国涉外事务的积极有效的原则，背后隐藏着儒家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苦志。另外，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士大夫的方面还在于：他不仅能恪守古训还有创新精神，对新生事物能纳为己用，也正因此才能在洋务运动中获得成绩。 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争斗不休。每一次新政权的建立，都要随之产生一批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官吏。 在东西方文化产生碰撞时期，曾国藩不仅是封建伦理的捍卫者也是中国现代科技文明的先驱，他的忠诚与睿智非常人所能及。他手握重权，军事实力足可以与清廷鼎力抗衡；他绞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于清王朝战功无数；他关心民生疾苦，采取措施，减少税费。他的一生可以用精彩纷呈来形容。 在官场上混迹多年，位高权重，没有经受过大的波折；对皇帝，他尽忠尽孝，但并不盲目服从，他会采取一套委婉的办法来应付；对同僚，他尊重有加，并不曲意奉承；对下属，他以诚相待，不会傲慢无礼；对洋人，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后代许多名人都对曾国藩推崇有加。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曾国藩曾经手握重兵，左右了晚清政局，由于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谋略，延续了清王朝的“历史寿命”。由此可见，纷乱的外世影响不了明智的内心。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 扬人抑己，谦虚而行 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曾国藩为人谦虚谨慎，为官多年，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幕僚，都谦虚待人，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正是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使曾国藩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从而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说话太多，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导致灾祸的两个原因。 官宦之家，一是有权，二是有势，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当曾国藩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他觉得古代的君主有直言进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积极相助的贤弟。自己的官位太高，听到的规劝声音越来越少，正在为此忧虑。如果弟弟能对自己多加规劝，再加上一二好友，这样也许能帮自己避祸免灾。凡是身居高位的人，都是败在自以为是、不听忠言上的。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国荃总是置若罔闻。曾国藩在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中再次规劝道：“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肯虚心接受，动辄辩论一番，这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边所有的逆耳之言，你也应该仔细回味思考。”曾国荃对于其兄的劝说不以为然，他认为天下是势利者的天下，是恃强凌弱者的天下。这种现象并非一时的气象，自古就是如此。 曾国藩反驳了曾国荃的观点，他认为特立独行、不畏强权也有不妥之处。柔不是怯弱的意思，而是谦虚退让。一个人求享受又求名利，处处都想赢得美满，没有一件事有谦虚退让的意思，断然不会有好的发展。 曾国藩为了使儿子不滋长骄傲的情绪，不至于蜕化堕落，主张家中不积钱，也不为儿子置办田产，认为金钱和田产最容易滋生奢骄之气。他所以持如此坚决态度，一则是因为他一贯有不以买田置屋留给后人的思想；二则曾国藩对清正廉明的官吏比较敬佩。正是如此良好的家教，使曾氏后人中出现了不少英才。 “满招损，谦受益”，曾国藩处处自谦自抑，扬人抑己，虚怀若谷，终身自视不足。无论是治军作战还是文吏公事，他都以谦字为先，从不争功抢劳，贪恋权势，相反地，敏感时期他还主动请求减权。 曾国藩一方面执著于实现自己的抱负，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却，所以能保身有道，安享晚年。可见，一个人若想每天都有进步，就要常保一颗谦虚之心。 小心行事，得意不忘形 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深思熟虑一番，才有以后的成就。 古人对“谨慎”二字看得很重，他们认为谨慎是成事的基础，是保身的法宝。谨慎是一种成熟的表现，是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树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应该具备的思想。 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的忧患意识会促使他们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的谨慎也是从失败中获得的。如果不谨慎地分析失败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小，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吃了不少亏。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变得低调，变得更善于隐藏自己了。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 因为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诉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曾国藩心生恐惧，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曾国藩比较敬重他。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闽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即使慈禧太后能够垂帘听政，也不会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曾国藩遭遇不测，各地的军营必定混乱。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她不想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 曾国藩深知慈禧的打算，所以心中很是矛盾，多次写信给家人发泄情绪。在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又觉得更为不安，反而不如以前舒坦。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的厚待，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同时他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慈禧太后的野心在辛西政变后变得更加明显，她干预朝政，并且不满足于与别人分治。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她施展阴谋逼迫奕诉下台，最终独揽大权。曾国藩见此情景心惊，他分析局势认为，奕诉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一个外权大臣，自己的处境就好比站在了悬崖边上。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年)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却被御史佛尔国反参，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他在信中强调，为官之人，满汉有别。这一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要学会隐忍、学会适应。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彻而真切。 他曾说过：“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在曾国藩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限难，不谓人言藉藉，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人生得失难料，要想易得不易失，谈何容易？即使是天之骄子、运气的宠儿，也要懂得“乐极生悲”的道理。创业难守业更难，只有时刻点醒自己，才能让成功常伴身边。 修身恕道，内圣外王 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 是非恩怨常是人生的羁绊，处理不慎就会损失惨重。成功者应该在动静之间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变化中懂得坚守的意义。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汇、选择的历史巨变时期，曾氏正是处于这个转型时期的精英人物。作为儒家学者，他的身上灌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实权人物，他处于政治一军事一文化舞台的中心，身系朝局安危的重任。双重身份使得他在西洋文明面前不能不仔细考虑，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 在适应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对个性不断加以调整，实现自我，是曾国藩实现其文化人格的途径。 在现实方面，曾国藩的整个仕宦生涯都充满了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致仕之后，如何运用理性应对世事的原则方法，则因人而异。封建官场如战场，祸福难测。曾国藩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险恶，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为了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就必须理性地设计和机智地应对。为此，曾国藩规定了自己从政的原则：　　一、对朝廷尽心竭力。 二、处理好同僚关系，做到不使不求。 三、尊重权臣，但绝不攀附。 四、修身齐家。 在湘军的组建、人事安排、湘军的裁撤方面，曾国藩就是按照上述原则来施行的。清政府迫于旗兵的腐败无能，任命曾国藩组建湘军，在心理上又忌疑汉人带兵。曾国藩深知此点，既要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又不能犯满人的大忌，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组建湘军之初，他主动安排满人塔齐布为副将，以换取统治者的信任；湘军壮大为国家军队主力时，直接推荐担当军政大臣的是皖籍的李鸿章而不是湘籍将领，以此来消除朝廷对他结党营私的怀疑。攻陷天京以后，主动撤裁湘军，消除朝廷对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的嫌疑。 他凡事小心谨慎。想在是非之地做个闲人是很困难的事情，但他还是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俗话说，好习惯成就一个人，坏习惯毁灭一个人。坏习惯的革除和好习惯的养成最能证明一个人的恒心和意志，而曾氏在这两方面都有值得后人效仿的例证。其一是戒烟，曾氏自少抽水烟，烟龄长达二十多年。后来，自觉有害。进人而立之年后立志戒烟，将水烟袋捣碎，发誓说：“若再食言，神明近之。”但长期养成的烟瘾，并非那么容易戒掉。最初几日痛苦难熬，凭着坚强的忍耐力，终于断然戒烟。其二是坚持日课、月课，规定自己每天、每月要坚持完成任务，内容包括：“读熟书十页，应看书十页，习字一日，记日记一则。”这些课程一两天容易做到，若要长期坚持，则需非凡的意志和毅力。 另外，在情感方面，曾国藩充满了对皇帝的忠和对本阶级的爱。作为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仁民爱物”的品德，并能言行一致。他了解民情，体恤百姓所受的疾苦。他说：“设官为民，官不爱民，余所痛恨。”在他的家书、诗词中，无不透露出亲爱家人、和睦邻里、匡时救民的心情和愿望。 曾国藩在修身应世方面也是明清两朝儒家学者中的佼佼者。曾国藩儒臣、大臣的双重身份是其内圣外王文化人格的写照。他以儒学治政、治军，并在从政带兵的实践中普及儒学，在“立身”与“辅世”，“守道”与“救时”，即内圣外王的结合方面成效卓著。 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疾恨贪暴，多次犯颜直谏，尽忠竭力，为整顿吏治、缓解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武官，功绩更是显赫。最初在湖南创办团练，在整饬湖南吏治民风方面颇有立竿见影之效。人送他绰号“曾剃头”，一方面反映他杀人之多，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惩处贪暴肃正风气之功。他以儒学训练湘军，使之成为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军队，并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晚年，他出任外交大臣，对外交涉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儒家的“忠信诚敬”，推诚相与，采取谦让的原则。他说，“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柄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要求“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在妥协退让的同时，也表现了据理力争、“坚持不允”的尊严。曾国藩的外交原则不是消极的，而是弱国涉外事务的积极有效的原则，背后隐藏着儒家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苦志。另外，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士大夫的方面还在于：他不仅能恪守古训还有创新精神，对新生事物能纳为己用，也正因此才能在洋务运动中获得成绩。 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争斗不休。每一次新政权的建立，都要随之产生一批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官吏。 在东西方文化产生碰撞时期，曾国藩不仅是封建伦理的捍卫者也是中国现代科技文明的先驱，他的忠诚与睿智非常人所能及。他手握重权，军事实力足可以与清廷鼎力抗衡；他绞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于清王朝战功无数；他关心民生疾苦，采取措施，减少税费。他的一生可以用精彩纷呈来形容。 在官场上混迹多年，位高权重，没有经受过大的波折；对皇帝，他尽忠尽孝，但并不盲目服从，他会采取一套委婉的办法来应付；对同僚，他尊重有加，并不曲意奉承；对下属，他以诚相待，不会傲慢无礼；对洋人，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后代许多名人都对曾国藩推崇有加。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曾国藩曾经手握重兵，左右了晚清政局，由于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谋略，延续了清王朝的“历史寿命”。由此可见，纷乱的外世影响不了明智的内心。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 第二法 静坐养性 静坐养性，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二法。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任何时间，必须静坐一小时以上，体验圣人所教诲的仁心，使思虑不出本位，以使性命凝结，就像宝鼎一样镇定而不可动摇。 静坐多思己过，才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二法的核心。 心有本源，只在进德 无论古今，只有尊重内心的真实感受才有完善内在的品德修为。做自己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才能获得最大的自我满足。 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需要太多条件。勤修身，广交友，遇贵人，求学问缺一不可。这几个方面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并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他的经历可以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来形容。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于其勤于修身，广交师友，修养品行，切磋学问。其先后师从唐鉴、倭仁，知晓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趋于成熟，理论更趋于完备，并勤于躬行，持之以恒，体悟颇多，如于自强处胜人便是一例。曾国藩以此教育弟弟，大致的意思是说：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强。国家想强大必得选贤用人，家业想做大必得有优秀的子孙，一个人想成为强者，与人斗智斗勇，这其中有因为强大而获胜的，也有因为强大而落败的。古人如李斯、曹操、董卓之辈，他们的智力都堪称一流，但自身的灾祸也不寻常。我们只在自我修为上成为强者就可以了，切勿处处逞强。逞强之后结果如何尚无定论，即使暂时获得胜利和安稳也会被人轻视。由此说明曾国藩能够学以致用，把所学之事逐个实行，确实做到了自我提升。 后与刘传莹、吴延栋等治理学之友的交往，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也大大提高了其个人的声名，使其“在京颇著清望”。在与诸友交往之中，不仅将己之志向细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论化、系统化。他讲道：“凡事尽性知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可见，曾国藩对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 因此他说：“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在此之外，曾国藩还把慎独思想置于行事之中，主张凡已有志气之人必敬慎为重，亲贤纳言，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十年七迁皆获益于此但仍不完备。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其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他们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对机遇和贵人相助的最好诠释。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朝为官二十年，爱才，也不大贪，就是性格奸佞，总是喜欢蒙蔽隐藏一些东西。因其拥有衡文之权，自嘉庆以来，先后主持过三次乡试，五次会试。所有的会试、殿试、朝考，没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国史、玉牒、实录诸馆，都是主考官。正因为如此方便其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 穆彰阿和曾国藩两人相识于戊戌年会考，两人也算有了师徒情意，之后常有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抄，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从此之后，曾国藩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对穆彰阿也能做到“饮水思源”。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属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 曾国藩的经历证明，成一番大事所需的种种条件达到后，还要利用这些条件为自己增进德行，打开未来。同样，不论什么时代背景下，想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都需要这种精神和努力。 雕琢性情，锻造气质 性情古怪之人必定难以接近，为人谋事也会常受牵绊，而个人的性情是可以自我掌控和完善的。璞玉当细琢，良好的性情也是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的。 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东方古典文化中，“静”的含义为：放下万物，心无杂念、豁达光明的心境。 曾国藩一直学习古代先哲的智慧，并能不时地反思自己的得失，以史为鉴，以圣贤为镜，用各种方式雕琢自己的内在性情。他不仅以此律己还不忘教育家人。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就有所提及，大意是说：以你现有水平，要每日多读书培养气质内涵，日积月累就会有所长进，这就好比建房子，有好的地基也要有合理的结构，再加上精良的装修功夫才能成为华室。所以，何必急急忙忙六神无主呢？内在的修为是需要时间与耐心的呀。 信虽是写给弟弟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心灵写照？ “静”是一种真实无妄、虚灵自然、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就是孟子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体现于对生命的体验，就是庄子的逍遥游，既可以表现为波澜壮阔，也可以表现为小桥流水。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这个道理。老子说“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著、顺物自然的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内心的体验是一种无边的恬静和无牵无挂的快乐，似乎已经达到了终极的满足，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也不会觉得辛苦了。传说孔子的学生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现代人很难理解，其实只是没有尝过“道”的滋味的缘故，倘若了解“道味”之乐，应该也有孟子的正气和庄子的逍遥了。 所以，超凡的心境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需要培养的。 培养的方法，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只是静些，其实在任何环境下都做得到。或者说是否做到不在于环境条件，而在于是否有一种恬淡冲虚的意境。 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体会：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短时间或无妨碍，时间一久，必致伤身害体。曾国藩对此深有了解，所以经常主动寻找快乐，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的解脱和培养性情的方式。 曾国藩投笔从戎，每天都在与太平军激烈的对抗中生存，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时他也不忘调节自己的心理，诗歌和书法给他带来许多快乐。而最有益其身心的，或许是他幽默的性情。 曾国藩学问渊博，文学根底甚深，每日批阅的文件、书信虽多，但非常认真、仔细。他批阅公文喜诙谐，很耐人寻味。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曾国藩驻军祁门。一日批阅公牍，内有浙江省建德县团练把总李元的文书，面用“移封”。 “移”是一种官方文书，分文移和武移两种。文移是谴责性公文，唐代以后成为官府平行机构间相互交涉的文书；武移是声讨性公文，跟檄文相似。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集四省军政大权于一身，而团练把总最高为正七品衔，李元把总竟用“移封敌体”，是无知还是憨？曾国藩看后，于封面上题十七字令云：“团练把总李，行个平等礼。云何用移封敌体？”并自记：“见者无不绝倒。”对此事，他不怒反乐，说明曾国藩良好的性情与气度。由此可见，性情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受到多数人的承认或推崇，更主要的还是来自自身的修养。由于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对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看得非常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准则。而曾国藩能够把自身的修养同“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按三三部曲来进行，自是他为人处世的高人之处。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管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都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 精神是人生意志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忿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很多。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心静自然平和，平和之后改进也能很好地进行，这三者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自东汉以来，儒家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静坐，也就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非常重要。 心静很重要，圣贤们都能做到这一点。王阳明正是因为有这功夫所以才不动心。若心不能静，即使反省自我也不能彻底，即使找到原由也不明其理，无从下手，因为心是浮躁的。 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若被私欲困扰住心，精神也没有安静的日子了，自然也就不会感到快乐。曾国藩是想让自己做到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以后的一系列行为都能很好地证明这一点。 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因为一个人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拥有良好的心境之后，即使遭遇不幸，也能顺气自怡，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志有定法，脱于俗流 天生为凡人，怎能脱流俗？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忠于自己的理想和选择就获得了脱离世俗的心志。 志向，与其说是奋斗的目标，不如说是生存的意义。 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人欲成就大事业，就必须要先立志。孔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惟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的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的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主张在学习和奋斗之前要先立志，不立志就好比种了植物不培根不浇水，只能是徒劳无功而已。这种观点与曾国藩主张的以志为本是一个道理。 立志是一个慎重又多思的过程。曾国藩曾为立志心神不宁：“自从去年十二月如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本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 曾国藩不仅为无志而忧，更为有志而叹：“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大魄力也不是有勇无谋地一味付出，而是危难时刻的果断与冷静、谨慎与精明。可以说，想确立远大的志向就要先学会放下小的情怀。过多地咀嚼一己之悲欢，就会看不到脚下的土地、身边的世界，也意识不到自己对天下的责任，当然不会有大的气象和作为。 曾国藩在二十岁以前，虽然跟随父亲勤奋读书，但并没有大的志向。道光十年(1830年)其父曾麟书将其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进行学习。一年后，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肄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眼界大开，增长了锐意进取的精神。为痛下立志之决心，他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寓意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出淤泥而重生。 他给自己定下的座右铭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这也是曾国藩传于后世的最经典名句。 早年的曾国藩，就经常自比于李斯、诸葛亮等“布衣之相”，幻想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像他们一样的名相，千古流芳。随着其学识的增加，思想的逐渐成熟，对其志向的思考更加深人和具体。 曾国藩认为立志为必须步骤，但光有志向还不够，更需要“勤”、“俭”、“明”、“孝”、“信”等素质予以辅助，几方共同作用才能够达成志向。 “勤”是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最深的品质之一。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为官、治军，皆以“勤”字为本。自古以来，当政之人皆以“勤政爱民”为训；为官之人只有勤于做事才能造福于一方百姓。曾国藩也深知这一点。他不仅率先做到，还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所以说，“勤”的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侈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达到“俭以养德”的效果。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这一点对于现代的年轻人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由此可见，心明眼亮，办事明快，有效率有水平是实现志向的必备素质。 曾国藩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以令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他认为只有立身立志方能更好地行孝，孝在这里不是狭义的尊老而是广义的惠民，亲人不只是父母，还有天下所有值得敬佩和尊重的长辈。有一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意味。他把尽孝与立志巧妙地结合起来，所以他能有比别人都豁达的心胸，事业有成也就不足为奇了。 曾国藩认为，“失信”为清朝官吏无为堕落的根源。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曾国藩指出的以上几个方面，正在于个人的精神修养。曾国藩认为，精神的修养，全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 所谓治心之道，皆属于精神修为。由古至今，凡有所成者无一不注重精神所得。只为做事而做事与为志向而谋事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而只有达成志向的同时也能获得精神丰收才是不流于俗之志。 心静以修身，不变应万变 当一个人心静如水时，其心犹如明镜一尘不染，面对世俗纷扰都能以平和之心对待。内心的宁静可以忽略外界纷繁复杂的局面，可以为自己保留一份“纯”与“真”。 孔子说：“仁者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静不仅是哲学概念，更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一种为人处世之道。“静”之一字，蕴含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儒道释三家都强调一个“静”字。儒家讲求修身、立志、治学皆以静为本；道家讲求“平和冲淡”；释家禅宗讲求静坐以静心。由此可见“静”字功夫的要紧。“静”乃是人生最高境界。 曾国藩在动荡不安、群势交错的险恶处境中，却可保持一颗平静之心，这与他的修养有很大关系。曾国藩生性好动，性情刚狠，在最初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没少在动与静、恕与忿之间纠结。他把静坐视为每日必做功课，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他的坚持使其内心获益良多。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也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确实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 曾国藩不断地汲取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反省自己以戒除抑郁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以后，面对许多事情，他一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胸襟更宽广。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籍守丧，奉命编练团练，抵抗太平军。这时候的他在朝野还是平凡之辈，当他在无数个团练中异军突起之时，许多人都惊异于这介儒生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耐得住清静，并且能在清静中奋发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对“宁静致远’的最好诠释。在用兵过程中，他也有一套“静”字心得。他认为以静制动是最好的计谋。以稳慎为主，不轻易冒险，不轻易变动，先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再随着形势的变化来改变用兵的策略。 “静”的内涵得到升华后，曾国藩在磨练中逐渐成熟，也变得圆滑老练，头脑越来越冷静。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复出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谨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后行，而且把学得的保身之法充分发挥出来。在取得战绩、大功告成之日，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不仅裁撤了五万自己亲手练出来的湘军，还把夺得首功的弟弟曾国荃送回了老家，从而保全了自己以及亲人的安全。 他认为，保持心情舒畅的最好方式就是有一颗平常之心，一颗淡泊名利之心。平常人谈舍得很容易，但一旦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还能做到“淡泊”二字实在很难，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宽广的胸襟。他还懂得去寻乐、求乐：他写诗，练习书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将这种体会诉诸于笔端。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与淡定的情怀，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他的文章风格，也体现了他的办事风格。 平时与僚佐亲朋相处，他也处处表现幽默，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与曾国藩的交往甚深。曾国藩这样评价他们：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戏称这三兄弟：“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也是他自我修养的反映。他懂得在静中取乐，无论是批阅公文还是写信作诗都是如此。他明白如果一个人不能静下心来，那么即使终日里忙忙碌碌，心思也总是浮浮沉沉的，不会看清事理，更不会踏实地做事，终究无法有所成就只会随波逐流，而且还会影响身体。 养心与养身是本与源的关系。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难时，他主张要把心放下，不要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否则永远不会有成功之日。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成败得失皆有可能。有时个人的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想中的结果，受机遇、实力、人脉等条件的约束。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戒除浮躁和抑郁，这样才可以给自己减压，以一颗平静的心对待烦恼，烦恼也不觉得是烦恼了。俗话还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的心结终究要自己解开。静下心来反思自身的不足，才能效仿古人，获得内心的升华。 戒骄戒躁戒妄言，人必自强 人生在世，谁都有得意之时失意之刻，越关键的时候越要不露声色。焦躁之情既不利于处世也会给自身带来危害。平心静气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气度和修养。 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之人皆严于律己，戒除恶习。这种自省自察的品行使其得益，终成大业。 曾国藩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所以戒骄戒傲才能家兴、人兴、事业兴。曾国藩宦海沉浮几十年，由一介儒生逐渐转变为深谙处世之道的官场中人，他的几次转变都能称得上是飞跃，这与他不断思考、不断分析、总结自己过错得失有很大关系。 人必自毁，方能他毁；人必自强，才能真强。与人交往中有许多禁忌，一旦触犯，会招致意想不到的恶果。为了发现缺点而不自欺，曾国藩提出四个禁忌来警醒自己。后人皆可以此为鉴。 第一忌，忌妄言。自视清高，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这其中无一褒义。这种心态下的人常常夸夸其谈却又谈不得法。 有一次，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其谈论诗歌。曾国藩滔滔不绝，反反复复，沾沾自喜，兴致极高。可是回家后，他为自己天天沉溺于诗文而深感后悔，他觉得这样不仅耽误了自己也耽误了朋友。 如果一个人总是夸夸其谈，就是骄傲、自大的表现，长久如此，不仅遭人厌恶，还会惹祸上身。真正有才学的人，不必卖弄不必张扬，而应该从戒惧、慎独上切实下功夫，反省自己，完善自己的言行。 古代《诗经》中有一句话：“匪言勿言，匪由勿语。”旨在告诫人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轻言妄语。现代也有“言多必失”的说法，说得太多就容易废话连篇，惹人讨厌。曾国藩对此深有感悟，多次向人提到要克服“多言”的毛病，他认为谨言慎行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关键要自省、自知。言语伤人是不可取的。言语少而精且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忌，忌自大。自大之人心中常有得意自满之气，喜好为人师，总以教导者自居。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可见自大之不可取之处。良师益友教学相长，但若处处以教导者自居，时时不忘警戒训导他人是极易惹人反感的。 曾国藩对于晚辈，只有教训，没有商讨；对兄弟，商讨的少，教训的多；对同僚，商讨多，但教训也多。长此以往，受其教训之人甚多，再加上本来性情就耿直，祖父又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于是他养成了一股倔强之气，总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指导教训他人的习惯性言行。 可贵之处在于，他一直在检讨、反省自己的这个毛病。 1860年8月，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恭读朱批(皇上御笔)，而戒余之师心(好为人师的思想)自用。念昔己亥年(1839)进京，临别求祖父教训，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师心戒我。当刻图章一方，记此二端。 曾国藩最大的优点在于善思能悟，当他得到皇上的如此御批，回想起曾经多次冒犯他人，曾国藩意识到了好为人师的严重性。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必须要改变自大的心理，少教训别人多提醒自己。 第三忌，忌非议。在背后议论他人是很猥琐的行为。对他人的言行妄加猜测与评论就是对自己教养的批判，也是招惹是非的祸端。曾国藩说：“凡事后悔己之隙，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由此可知，只有思想不成熟，阅历浅，尚不经人事之人才会做出非议他人之事。成熟老练的人都明白：不当的言论会引发阴谋诡计，导致针锋相对，稍有不慎，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曾国藩也深知“祸从口出”的道理，在给弟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之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无论外间何事，一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二三隐忍，勿与计较。”曾国藩在信中反复告诫弟弟：千万不要过问外边的事情，以免惹来是非。可见，不议论他人的是与非才能换得自己的清与逸。 第四忌，忌贪欲。贪，是一个无底深渊。有贪欲者，得一而想_一，无休无止。曾国藩说，若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人，首先不可贪财。人一旦有贪念，就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终有一天会被人看不起。贪由心中生亦可由心灭。 曾国藩还认为，如果一个人早享盛名，就会停止进取心，以后就会很难超越自我。少年得志固然值得庆幸，但是成名太早，因为根基浅、器量小，就容易沾沾自喜，视天下事过易，就会掉以轻心，临以狂傲，结果一不小心就可能会掉人矛盾复杂的境地。于应得之时得应得之势是他的主张。 贪是正常欲望之外的错误意识，是应该及早摒除的东西。不贪图财势，无欲无求者反而有所得。 谦而不欺，立身之本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社会地位，谦虚做人的要求都是立身之根本。谦而不欺是一种低调的做人品格。谦是礼，不欺是果，与人为善但并不被人所欺。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骄傲自满的人，总把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相比，自我满足，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义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自身的充实和完善皆由好心态开始。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 《说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由此可见，谦逊美德能使人获益良多，拥有谦逊就拥有了福气。 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尤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f}1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谦虚之人必为低调之人，不招人厌恶，不引祸端，即使有祸也能避过。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是“谦”字。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当然凡事皆有度，不夜郎自大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轻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的体现。 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也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 人从机巧，我以诚愚 真正富有的人穿着朴实无华，真正智慧的人沉稳低调，真正成功的人会以聪颖之心、平凡之姿处世。 真正的善良不是对人的施舍，而是能做到时时以笑脸应对冷峻的人。善良也是一种策略。 曾国藩要求自己待人以致敬为主，但他并非只讲大道理而是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去。他对伪善投机取巧的人只用一套办法。 李世忠，原是太平军的一员将领，作战失败后投降清军。他投降后对清军并不忠心耿耿，常常带领自己的兵卒抢夺周边老百姓的财物，扰乱老百姓的生活。李世忠认为当初跟随太平军时生活异常清苦，现在投降清军当然应该享受一番，因此他对部下越发不加以约束，任他们胡作非为。李世忠的言行在湘军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李世忠最初在李鸿章部任职，后来转到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帐下。因为曾国藩对此人早有耳闻，所以去信一封告诉弟弟：“对待李世忠这种人方法有两种，一个方面对他不要约束太死；另一个方面，他有战功时不与他争功；如果他偶然犯下错误，应以好处笼络他，不要举报他。对他宽松，是说在金银方面要慷慨大方，千万不要在金钱方面与他斤斤计较。这两个方法都是要对他宽松。对他严格的地方也有两个，一个方面对他有礼有节，交往要淡，来往不要密切，书信来往要简单，话不要多说，情感上不要与他有何牵扯；另一个方面要明析是非曲直，如遇到他部下的兵勇与百姓发生纠葛，且又在我们管辖的范围，一定要当面弄清是非缘由，一旦查明，不要有任何包庇，必须严加惩治。总之，对李世忠要做到在金钱、名利方面待他宽松，不与他计较；在礼节、道义方面待他严格，不要有丝毫放松。这四个方面做好了，与他这样的人相处就没有什么困难。” 曾国藩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说，曾国藩有一次到军中视察，命李世忠前来相见，曾国藩知道此人骄傲，不可一世，因此想挫挫他的威风。李世忠进到帐中，来不及说话，眼见曾国藩表情冷漠、严肃，心里顿时有点紧张。曾国藩开口便列举李世忠做太平军时的种种劣迹，“贪恋美色，喜好酒肉，不受管束，爱财如命……”李世忠见曾国藩一来便掀他老底，心下一片慌乱，顿时乱了阵脚，锐气先去一半。这时曾国藩话锋一转，赞扬其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可造之材。李世忠听到此话，顿时精神一振。一番交谈之后，李世忠对曾国藩是又怕又敬，此后做事收敛了许多。 宽“名利”严“礼义”是曾国藩对一般朋友的处世哲学。曾国藩认为，朋友有远近之分，族亲有密疏之分，在交往过程中应时时把自己放在主动地位，对至亲好友以诚恕待之，对远亲疏友以礼义待之，这样才能做到与人交往不伤情谊。他的这种情谊观念是很先进的。朋友虽然多为人生过客，但是可以感念当时的陪伴与分享，远近亲疏，了然于胸即可。 曾国藩认为对于“黑脸”之人应该以“白脸”相对，就好比五行相生相克，以柔克刚，以缓应急，使不友好的人深受自己的感染，从而转变过来。他写道：“一个省的风气全靠督抚、同道及首府几个人来影响，其他的小官员和士绅都会被他们几个人的言行所影响。”曾国藩为官期间，每天很早起床，天刚亮就和幕僚一起吃饭。一次李鸿章推说头痛不肯起来，让大家先吃，但曾国藩坚持等他，李鸿章毫无办法，也被老师的诚信感动，终于起来，同老师共同用餐。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中推崇以天下至诚的方法破除天下取巧的方法。他常训诫曾国荃，大意说：左宗棠对弟弟你很关心，弟弟也应该真心地对待他，不可以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反复保留。如果人用伪善之心待你，你用真诚的心待人，时间久了他也会受你的感染变得真诚起来。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最恨虚伪狡诈，可是世间偏有许多人在言行中又重新与它为伍。咸丰八年(1858年)正月初四，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表达了类似 赤诚之心，器成远大 一个人只有认清自己的心才能知道什么是最值得去做的，什么样的状态是该感到满意的。拥有赤诚之心，才能成远大之器。 一个人没有实力也没有条件的时候，知足常乐是正常现象，但有实力有条件的时候还能够严守自道就很不容易了。 太平军起义爆发后，起义军人湘，曾国藩在家乡训练地方团练，组织湘军镇压起义军。只有研究经学并胸怀大志的王闽运久知曾国藩大名，决定写信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告诉他。王闽运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反正。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他想用纵横之术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业，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事态发展，未到合适的时机，要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再大展才能。 王闿运认为，能成就大事业的人，既要有满腹经纶，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为人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处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然自乐。他据此问题多次给曾国藩上书，引起了曾国藩的重视。在曾国藩率军与太平军作战期间，王闽运多次来到曾国藩驻地，反复劝说曾国藩与太平军“连横”反清。曾国藩虽对王闿运以礼相待，但对王闿运的意见，他很少采纳，因为他根本没有称王为帝的野心。 1855年王闽运劝曾国藩独立，遭曾国藩严辞拒绝。1860年他又一次来到曾府，极力鼓动曾国藩独立出来，曾国藩只是听着，不发表任何见解，后来用食指蘸杯中茶汁在茶几上涂抹几下。过了一会儿，曾国藩起立更衣，王闽运便站起窥视几上，只看见一个隐隐约约的“妄”字。只此一字就足见其“忠君”之心。 其实，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下属将领即有劝进之说。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想举行盛大的宴会表示祝贺，遭曾国藩拒绝，只准他们写对联庆贺。李元度提笔写下“王侯五种，帝王有真”，曾国藩一见，当堂撕毁，并厉声斥责李元度。即便如此，其他将领所写的对联仍然不合曾国藩的心意，后来“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向曾国藩呈献一联，联说：天子预开麟阁待，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连声叫好，随即传示诸将佐。 曾国藩北上“剿捻”之际，王闿运再次来到曾府，曾国藩心中虽极高兴见他，但想起王闽运前两次“劝进”，心里还是有所戒备。不想王闽运这次前来与前次判若两人，只与曾国藩讨论学问，不论及其他。他对曾国藩说：“公之文，从韩愈以追西汉，逆而难，若自诸葛、魏武帝以人东汉，则顺而易。”曾国藩开始时听得津津有味，越听越不对劲，到后来还是听出了王闽运的弦外之音。原来王闽运还让他做曹操。曾国藩不急不躁，故作不知，王闽运劝谏无效，只得悻悻而归。 三次纵横计不成，王闿运对曾国藩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后来王闽运一直抑郁不得志，写下了“纵横计不受，空留高咏满江山”的诗句，可见王闿运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曾国藩寿诞之日，好友胡林翼来贺，赠联一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曾国藩一见此联满心欢喜，不想胡林翼告别时留一小条在茶几上，上面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一见惊惧万分，旋即撕得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联上写道：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稿，请人转交胡林冀，再呈给曾国藩。曾国藩一见，将下联的“似”字用朱笔改为“未”字，原封送还胡。胡见曾的修改，遂在笺末大批八个字日：“一似一未，我何词费！”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便点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曾国藩默然无语。 由此可见，曾国藩身为清朝的中兴大臣，手握兵权，有做皇帝的条件而不做皇帝，这与他处事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在曾国藩的心目之中，绝无“华夏之防”的种族观念，他只有“地位所赖以立，天柱所赖以尊”的“君，天也”思想，是偏狭的传统守旧思想，他努力地“效劳朝廷，忠君报清”，只是为了争取异族皇帝赐给他高官厚爵及地位而已。 1864年，湘军攻克天京，此时湘军的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达到鼎盛时期，湘军的极盛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十多年来湘军将士南征北战，辛苦奔忙，都应有个好的归宿，当时很多将领都想拥立曾国藩做皇帝，借此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咸丰皇帝临死的遗言，为“克复金陵者王”。实际上，曾国藩攻克金陵后，仅仅得了个一等侯。 据说，曾国藩率军攻克天京，进入一片狼藉的石头城后，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将领们齐聚大厅想见曾国藩，欲劝他称帝。但曾国藩堵上了众人的嘴。可见湘军的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出来，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做到了不违敬、不点破且明意，由此可见他的智慧、谨慎与忠诚。曾国藩放弃称帝的机会，确是怕被后人套上乱臣贼子之名，从而辱没了曾家的名声，自己前半生的修行也会随之毁于一旦。 事实上，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建造人生的归宿。今天任何一个不负责任的举动，都会成为日后成功路上的荆棘。因此，做事应该把眼光放长远，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凡事有诚，则多一分成的可能。诚意的力量是巨大的，是可以解决坚如金石般的疑难问题的。 古语有言：“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要想雉卵变蛟龙也并非不可能，不过需要过人的智慧和诚心。 曾国藩的志向就是成为圣贤之人，因此一直坚持潜心做学问，也具备了坚韧不屈的性格，为人有信，待人有诚，治军有方，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梁启超这样评价曾国藩：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只这一段就基本概括了曾国藩的不平凡之处，令人看来颇为震撼。接着他又写道：“曾文正者，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是而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唯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可也；惟以修行之极严谨也，故虽用权变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条理，少大言。’曰：‘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也；彼其能率历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孚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对曾国藩严以律己、心怀大志的品性更加肯定和赞扬。有这么多的赞美之词对曾国藩而言也属于正常，他的确是一个有志气、有才有力的“完人”。接下来梁启超又对曾国藩带兵之奇发出感叹。还写道：“直至咸丰十年，任江督，驻祁门，而苏常新陷，徽州继之，园左右八百里皆贼地。或劝移营江西，以保饷源；或劝迁麾，以通粮路，文正乃曰：‘吾去此寸步无死所。’及同治元年，合围金陵之际，疾疫忽行，上自芜湖，下迄上湖，无营不病。杨(岳斌)曾(国荃)鲍(超)诸统将，皆呻吟床蓐。堞无守望之兵，厨无炊之卒，而苦守力战，阅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后自言此数月中心胆俱碎。观其与邵位西书云：‘军事非权不威，非势不行。弟处无权无势之位，常冒争权争势之嫌。年年依人，顽钝寡效。’与刘霞仙书云：‘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气；碧化苌宏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古今同概，我岂伊珠？屈原之所以一沉而万世不复者，良有以也。’义复郭筠仙书云：‘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盖当时所处之困难，如此其甚也。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拧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 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身上已经具备成大事必备的多种素质。凡古今能成大事者，必其自胜之力甚强者也。除此之外，曾国藩的自制与有恒更是让人佩服。少时吸烟和晚起的毛病都在几经挫折后连根戒掉。之后带兵能歼敌收复金陵也同样是精诚之至的精神再现。 曾文正在军，每日必填日记数条，读书数页，围棋一局；李文忠在军，每日晨起，必临兰亭百字，终身以为常。行之有恒，实为人生品格第一大事，欲成大事者，非如此才可成势。 诚恳为人，以求务实 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真正的聪明在于内心的实在，行动切实有效。 梦想曾经远在天边，现实却是近在咫尺。在虚幻与现实之间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只是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这些不是因为他的报国目标过于远大而不可行，而是因为在实现远大理想之前要先扫清脚边的尘埃与阻碍。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他认为，治学有为人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学，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不是自私主义而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著而不生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谀世故，对别人认为好的事情自己也都认为好，没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见。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所以他主张做学问的人，先求自身的自立自达，不人云亦云，为自己争取发言权。 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这观点说明曾国藩是一个不流于庸俗而且有极强进取心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把自己的每一天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这样才不枉此生，不辜负长辈的教诲，才对得起自己和亲人。人生真正的获得不在功名利禄而在于自身的修为与满足。 古今胸怀宽广、踌躇满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因为任何远大的志向都是每天努力的积累结果，世上没有一步登天的人。 由小而大，由弱到强的过程是成功者必经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 曾国藩还特意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方面，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这些资料部分留于后世，当现代人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就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侥幸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是绝然不可能的。所以说只有务实精神才是做事的正确态度。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这种务实和坚持才使他大业有成。在用兵治军上也是如此。 1858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凡事亲力亲为，认真严谨。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为最后的成功创造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欺人等于自欺，这是成功者都明白的道理。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但不够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小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从实际情况人手，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反观现实中很多自作聪明的人，好大喜功，不切实际，结果很难收场。相比之下，真正的聪明在于内心的实在，行动切实有效。 心诚则志专而气足 “做人先做事，做事先取诚。”对_人对事多一份诚心就多一分成功的可能。 很多人都有同感：在人情逐渐冷漠的现代社会，要做到知心实在太难。以诚相待，可以得人心。此学问简单得很，但对有些人来说，难于上青天。 曾国藩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对人才能和他交往，才能有信誉可言。此为其一生必备的交际学问。 曾国藩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存在建立，圣贵的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都是因为一个诚字。若世上人人欺人，人人被人所欺，世必乱。 人必须虚怀若谷，心地坦荡，毫无私心，然后才能真实无妄。所谓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欺骗他人，必定是心中怀着私物。心中别有私心，不敢告人，必然编造谎言骗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骗人呢？他之所以欺骗他人。也是因为他心中怀着私物。 诚，就是不欺骗；不欺骗，就是心中无私；心中无私，就是至虚(虚怀若谷)。因此，天下之至诚，就是天下无私，天下才称之为天下。现实中，与人交往之初若未能得人心，不要着急，尽可以继续以诚待人，多做交流，久而久之，大家自然能了解你的心意。真话，不妨多说。但是不可以攻击他人的隐私，尤其不能背后诋毁他人。“言多必失”是在没有思维过滤下做出了错误举动。 曾国藩说，我们应该永远诚心待人，虚心处世。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变初衷，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虚心、踏实，终有为大家所理解的那一天。真正有诚之人必是心怀坦荡之人，是不会因为流言而改变自己初衷的人。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失败的。“勤”字可以医治怠惰，“慎”字可以医治骄傲，在这两个字前，还需有一“诚”字作为根本。一定要立志将此认识透彻，坚持到底。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军人天生是直爽的，文人的心多曲，多不坦白，商人多算计多计谋。不同的人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不同：文人必须完全除去歪曲私心，事事推心置腹；军人也要多在为人行事时多考虑别人的感受；商人要参透只有真心为顾客着想才会获得成功，这是说的交往中的诚实。以诚为本，以勤字、慎字为用，也许可以避免大灾大败。 自古以来，“信”字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并不一定明显违背条约，或者放弃承诺，才算是失信；即便是纤细之事，谈笑之间，也必须真心实意办理或说出。心中对他只有七分，外表不必假装十分。既然已经通和讲好，那就要凡事公平合理，不使远方的人吃亏，这就是恩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狐假虎威更不装腔作势。面临危险有不屈不挠的气节，面对不义之财有不沾染的廉洁，这就是威信。这两种做法，可以在无形之中消除祸患。 诚是儒家思想中—个重要的概念，被认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依据，同时也是人的道德修养中—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曾国藩主张“诚”，而目.也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他发出自己出办团练后第三封给湖南“公正绅耆”的公开信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唯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不要钱，不怕死”，是他的“血诚”的重要内容。后来，他失败于靖港，在向朝廷的请罪折中信誓旦旦地说，虽然挫折，仍当“竭尽血诚，一力经理”。曾国藩一生正是秉着这股“血诚”来与太平军和捻军纠缠的，可以说他用行动为“血诚”作出了生动的诠释。他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朴诚”当作医治满清王朝的政治病的一副“良药”。可惜朝廷早已经病人膏肓，无可救药了。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需有一“诚”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兵打仗的人，第一要会治理军队，第二不能怕死，第三不贪图名利，第四要能吃苦。接着他说，大多忠义双全有血性的人，这四点都具备。没有血性的人等于一无所有。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修身、求才、治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是他借以团结一批封建文人、巩固官位的精神力量，也是他企图“复礼”实行“礼治”的重要保证和理想途径。这正是魏征所说的“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的意思。 无论修身做人还是治家治军，曾国藩所信奉的只有一个“诚”字。正所谓“诚心千金难换”，当别人拿出一片真诚的时候，感动地接受就是了，千万不可伤其心，要明白事可改而心难换。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义务为别人无偿付出，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职场、商场都是这个道理。有诚有义者必有所获，懂得珍惜他们的人亦是如此。 蜿拒命旨，以磨心智 与人沟通时，“硬”的建议可以有“软”的表达。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让听者感受一片坦诚，使其最大限度理解你的拒绝，达到忠言不逆耳、闻过不动怒的良好效果。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人自然明白自己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官场上往往派系纷争，勾心斗角，要混迹其中，与领导、上司关系的处理至关重要。曾国藩有过切身的体会，自己居丧期间向清廷要官，几乎断送了一生的前程。经过这件事后，他对与上司相处有了自己的把握。 对能决定他生杀予夺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态度，曾国藩大体有四种：一、逆来顺受；二、以死忠孝；三、无奈的时候，“缓”与“拖”；四、有所欲求的时候，委婉而言。利用这几招，曾国藩在朝廷对他任用又怀疑、支持又削弱的夹缝中站稳脚跟，并能获得实惠，步步高升。尽量减少直言诟病，任何时候都不洋洋自得，婉转而低调是他悟出的保身之道。 当曾国藩对朝廷有所请求，一般说来，尽量避免正面提出自己的要求，而是旁敲侧击，迂回转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用这种方式，他往往可以得到自己所要求的东西，又保住皇室的体面。 1857年，曾国藩在九江劳师后上了《附陈近日军隋请催各省协饷片》的奏折。奏折的实际意图是想把借调给别人的军队调回自己的部署，但考虑到军权话题的敏感，怕给人以贪权的印象而未做直接要求。四点陈述中只反复提及被借调部队的优点，句句都是指挥者的口吻，让皇帝自然意识到这两支部队原属于谁麾下。 曾国藩的请求自有他的道理。自从1855年10月曾国藩派遣罗泽南从江西分军前往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后，不久太平军翼王石达开用兵江西，开辟了江西根据地，曾国藩的湘军一再受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守南昌。曾国藩孤守危城，一心盼望骆秉章、胡林翼派兵前来，以解江西之急。尤其希望胡林翼能指挥湘、楚军，及早攻占武昌，然后水陆东下，与自己会师于浔阳江上。现在胡林翼终于占领武昌，攻占武昌的主力是湘军水陆师，其中李续宾统率的湘军，是胡林翼奏调去的；杨岳斌统率的水师，是曾国藩派去武昌外围增援胡林翼的。因此，曾国藩请政府将杨、李所部湘军水师拨还给自己。 清政府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李续宾、杨岳斌部水师拨还给了他。令曾国藩更为欣慰的是，由于胡林翼在湖北长期发展、扩编水陆师，使得湘军水陆师军容甚盛，兵力更加强大。 由此可见，在与上方的沟通中，曲线表达意思比直言相告更容易获得好的效果。曾国藩就是采用间接的方式，向皇帝和清政府表达他的愿望和要求，最终如愿以偿。 清政府派遣曾国藩与胡林翼分兵四路进攻太平军，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天京。1858年底至第二年初，在和太平军的战斗中，清军取得了连续性胜利。曾国藩率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的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同，李续宾军进驻桐城的青草塥，作为两路策应。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下旨，要求曾国藩领军东援江南大营，曾国藩极不愿意。 曾国藩认为，根据战争经验必须以上游为立脚的根本，攻取安庆是尤为关键的一战，认为这一战关系到淮南地区的整个局势，也是以后收复金陵的前提和根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失败，如果现在离开安庆而去增援苏常就等于重蹈覆辙。同时，他又根据当时的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在两个月之内巩固好江楚三省防线，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 因此，曾国藩看来，朝廷要求东援，在战略上是错误的。但是清廷催促很紧，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朝廷的旨意不可违抗，战略错误不能明知故犯，最终打败的话，朝廷还是会怪罪自己，追究自己的责任的。因为与朝廷有不同意见，曾国藩不愿意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朝廷留下不好的印象。 曾国藩采取的方法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照顾到朝廷的尊严，在部署时加以敷衍。这样，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骜不驯的印象，不久后的事实证实了这一方针的正确。虽然这是有点冒险的举措，但是围攻安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进攻浙江。 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曾国藩认为忠者不必有超过别人的才智，竭尽自己的心思就可以了；殷勤不必有超过别人的精神，竭尽自己的力量就可以了；对君王能推心置腹，忠心到了，智慧也随着产生了；能苦劳筋骨，以对付大的困难，勤到了，真也就产生了。曾国藩认为，古代称得上“忠勤”的贤人不乏其人，自己是妄有虚名。如果能出去担负艰巨的任务，应当励行“忠勤”二字弥补自己的缺点与遗憾。“忠”应该积累在于年日，从不妄说开始；“勤”也应该年日积累，从不安逸开始。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朝臣，忠君思想是曾国藩约束自己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重要方面，他不可能超越这一根本性的规范。但在遵从这一规范的前提下，他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处世智慧。 由此联想如今，社会竞争的激烈堪比古代战争，每个人都忙碌于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之中，为立足于社会而努力，但又不能仅仅为了工作，放弃自己的原则。对于领导布置的错误任务，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保全对方的面子，还让事情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和谐的氛围里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时而变，风气之先 古往今来，无数事实多次证明，那些名垂千古，为人推崇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而是那些主张因时而变，敢承风气之先的人。曾国藩却是一个“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的双重特性的人物，可以说他的“发展”与“革新”，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放弃夜郎白大的盲目自大观，开启了一代学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之先，给黑暗沉沉的中国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儒家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培育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曾国藩晚年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位尊为“相”而居汉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制，这仅是没有实权的尊号。在其事业的鼎盛期，他虽是节制几省军务的主要军事统帅，但其实职始终是地方大吏——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按照思不出其位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满足。可是，他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他曾同李鸿章说过：“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处理，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在专制制度下，越俎代谋小则招怨，大可惹祸。据内容看，此信大约写于1867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国藩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一再要求归田以完晚节。如果不是出于考虑国家安危、开创一代风气，是不会有这一行动的。他一生谨慎，但却要求李鸿章敢于“越俎”，表明他担当大事的品格。 其次，因时而变，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而曾国藩对此做了重大的修正。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昧即为小人。”晓事、知人，这都是主客观密切结合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有客观标准可寻，而且必须眼睛向下，虚心考察实际情况，从阅历中方能得之。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把是否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理学笼罩下的社会上层说来，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标准的变动。试想一想，醇亲王、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标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爱国的典范。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变”，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耻，但其对策却是“毋以诗书为迂阔”。要“非圣之书，屏而不读”。按照他们的思路，国家固然走不出困境，儒学亦必然继续在泥淖中打滚。曾国藩在君子小人的区分这一重大问题上做出新的概括，这既是对理学的勇敢挑战，也是为实事求是地体察国内外情况、汲取新知识、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针对中国士大夫的思维特点，他特别强调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务实之意溢于言表。 曾国藩还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儒家有强烈的“率由旧章”的保守性格，亦有丰盛的变动不居的辩证法遗产。以曾国藩来说，直至1850年，他仍然郑重其事地申明：“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对内外交困的境况感受不深，缺乏变以解危的紧迫感。随着太平天国义军在大江南北驰骋，他由一帆风顺的京官转到地方上兴办团练，阅历增长，对社会痼疾的了解加深，求变的思想便日益加强了。他在1859年写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震就是动，要反乎贞吝而在变动中求吉与无咎，在于正视现实，不断改正既往的缺点错误。个人如此，国家大事也是如此。进入19世纪60年代以后，曾国藩积极推动和参与学习西方的洋务，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础。 今人对于洋务运动自然有褒有贬，然而曾国藩倡洋务足以说他绝不仅仅是那种以谦谦自守、修身养性为信条的一介儒生。他敢开风气之先的胆识与行动则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清廉自持，热心待人 清廉不贪是为官者的基本要求。号称清代第一清官的汤斌任江宁巡抚时，初至南京，就召集府县官，训斥道：贪贿者轻则被人弹劾而去，重则抄家追产，诛及子孙。而且，一沾贪名，上司收受了下官的贿赂，就有把柄在别人手中，下官有什么过失也不敢轻易纠正，久而久之，会有包庇之嫌。州县官听了这番训导，都说“公治吾等”，即救了他们的命。 曾国藩最崇拜汤斌，认为清朝有成就的人中，汤斌是一流人物。 曾国藩也崇尚清廉。据他的女儿崇德老人说，曾国藩无论是官位做得多大，“署中没有敢以苞苴进者”，他的夫人“无珍玩之饰”。崇德老人回忆说，曾家只有一次收受别人的礼，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是长沙人，少年时是个孤儿，最初以“材官”隶属曾国藩部下。曾国藩建立水师时，黄翼升帮了大忙，是曾的四大心腹之一。组建淮扬水师时，黄翼升任统带。1862年，黄归李鸿章指挥并很快成为李的得力助手。后来，曾国藩想调黄翼升部离开苏南，十三次与李鸿章来往信函相商，李鸿章却一口拒绝。由于黄翼升“素性宽和”，比较受将士拥戴，曾国藩一定要把这位爱将调回。李鸿章说黄“厚道热肠，为武人中第一流，为平吴第一功臣，为沪军第一苦人”，所以坚决不给，为此，曾、李两人差点闹翻。 这时出现了“夫人外交”，才使问题得以解决。 黄翼升此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还是他的夫人出来调停，一定要奉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一天，正好是曾夫人生辰，黄夫人带着翡翠钏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铺来贺寿，当堂拜曾夫人为义母。当时人多众广，曾夫人不好不给面子，也就答应将黄夫人收为干女儿。 寿宴结束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述其原委，曾国藩起初很生气，但一想能收服将心，调和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关系的矛盾，也就不再说什么。这个纺绸帐后来曾国藩的女儿出嫁时，作了嫁妆，直到崇德老人的晚年，仍“用之未坏也”。 曾国藩很通人情世故，为了照顾别人，还主动让欧阳夫人收干儿女。一年，邵蕙西的夫人因躲避战乱率子女到了上海，曾国藩得知后派轮船密迎邵夫人以及她的二个儿子，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将她们一家安顿到安庆，还每月出银二十两，给邵夫人的一家租了房子。若干年后，邵夫人及她的长子相继病逝，邵夫人的二儿子及女婿送灵柩回浙江。曾国藩见邵家小女儿孤苦无依，就让她拜欧阳夫人为义母，这样，邵家小女儿就可居住在两江总督署中，得到曾家的照料。 第三法 起床要早 起床要早，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三法。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粘恋。 起床要早：天色刚亮就赶紧起身，醒了以后一定不要有留恋安逸甚至淫邪的念头。 这其实是要我们严于律已，不能贪图逸乐。 严于律己重声誉 曾国藩当初也和平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不良的习性，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一旦当他意识到其危害之后，为了能他日有所作为，就通过不断自励，严格限制自己的情欲，改掉不良习惯，不断完善自身的修养。 曾国藩到京师的最初几年，也是一个凡夫俗子，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每天应酬特别多，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应酬必不可少，相反倒是“没事找事”，消磨时光。 道光二十年四月，庶吉士散馆，他以第二等第十九名留在翰林院。中国传统的做官之道是重中央轻地方，虽然中央的俸禄不比地方高，但可以结交朝中大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更重要的是，在中央为官，尤其是翰林院官，属于“天子近臣”，如果一个人的水平可以，很快就会脱颖而出，升迁的机会自然要多得多。做地方官则不然。按过去的体制，任地方官有冲、繁、疲、难的区分，“疲”，说白了就是穷地方，在这个地方很难干出成绩。与曾国藩前后任进士的胡林翼更可以说明问题，他在贵州一干就是九年，后来胡发誓宁愿出外当慕僚起家，也不愿继续留在贵州效力。胡出贵州时只是个道员，而曾国藩已是官居二品的侍郎了。 曾国藩留在翰林院后，“本要用功”，但“日日玩憩，不觉过了四十余天”。此后的一段时间，除了给家里写一封信商议家眷来京之事外，“余皆怠忽，因循过日，故日日无可记录”，每天都是送往迎来，吃酒、读书、闲侃。所以他早期的《日记》每天都在“检讨”，但每天都会故伎重演。显然这种品性，若不能自察自改，是无益于自己的目标，不能成就大事的。 翰林院的官员，读书养望、切磋交往是“本职工作”，本无可厚非，但每天如此打发日子，终究养不成经世的韬略。二十二年十月的一天，曾国藩读了《易经·损卦》后，即出门拜客，在杜兰溪家吃了中饭，随即又到何子敬处祝贺生日，晚上又在何宅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的日记又充满自责，说，“明知（何子敬生日）尽可不去，而心一散漫，便有世俗周旋的意思，又有姑且随流的意思。总是立志不坚，不能斩断葛根，截然由义，故一引便放逸了”。《日记》中仍不忘“戒之”二字。 但决心一再下，行动依然如故。当月的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写此册而不日日改过，则此册直盗名之具也。既不痛改旧习，则何必写此册？” 曾国藩认识到“往来征逐”，就是浮躁，这已成为他的两大病根之一了。他虽强迫自己静下来，坐下去，但读《易经》中的《旅卦》、《巽卦》却一无所得，甚至连“白文都不能背诵，不知心忙什么。丹黄几十页书，如勉强当差一样，是何为者？平生只为不静，断送了几十年光阴。立志自新以来，又已月余，尚浮躁如此耶！”他也分析为什么如此交游往来，无非是“好名”，“希别人说自己好”，并说这个病根已经很深，只有减少往来，“渐改往逐之习”。 曾国藩在改掉这个病根的同时，也很好地维护了自己的名声。 “声闻之美，可恃而不可恃”，“善始者不必善终”，这是曾国藩对功名的看法。 曾国藩曾宽慰、告诫弟弟说：我们现在处于极好之时，家事有我一个人担当，你们就一心一意做个光明磊落、鬼服神钦的人。待到名声既出、信义既著，即使随便答言，也会无事不成。所以不必贪财，不必占便宜。 可见，曾国藩是把名誉和贪婪相联系的。贪婪的人，恶名加身；大度的人，清誉在外。一旦名声远扬，就可以不拘小节了。曾国藩的见识可谓高拔，甚至可以说有点狡猾，他把好名声看成人的立身之本，本应正，源要清，不可本末倒置。 曾国藩对家族的名望或声誉十分看重，为了保持这个家庭的名望和声誉，曾国藩可以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常言道，树大招风。由于家大业大势大，兄弟几人都在朝廷做大官，于是乎外面就有不少关于他们兄弟的传闻。 国藩就不止一次地听说过对他们兄弟恶行的指责，他听了以后，不想秘而不宣，而是一一转告各位兄弟：或者直接责备，或者委婉相劝，希望他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因为名望所在，是非由此而分，赏罚由此而定。有一年冬天，朝廷中有一个叫金眉生的官员就被好几个人弹劾，结果家产被抄、被没收，妻子儿女半夜站在露天下，饱受风寒冰冻之苦。曾国藩说，难道这个金眉生果真万恶不赦吗？其实，不过是名声不好，惩罚随之而来罢了。 所以说，人言可畏，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那些议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兴起，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结束。众门悠悠，沸沸扬扬，防不胜防。那些有才华的人，因为那些怀疑与诽谤无根无据，虽然恼怒，但还是悍然不顾，结果诽谤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些有德行的人，因为这些诽谤无根无据而深感恐惧，于是，收敛下来认真反省，并对自己今后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十分谨慎，结果诽谤不攻自破，谣言一天天平息下去。 曾国藩说：我忝居高位，又获得了极高的虚名，时时刻刻都有颠覆的危险。通观古今人物，像我这样名大权重的人，能够保全善终的人极为少见。因此，我深深担忧在我全盛之时，不能庇护你们，到了我颠覆之时，或许还会连累你们。所以，我只有在我没事的时候，时常用危言苦语来劝诫你们，这样或许能够避免大灾大难啊！ 曾国藩不停地反省自己：孟子说：“我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仁爱是否有不到的地方；我以礼待别人，别人却不理睬我，自己要反躬自省，自己的礼仪是不是不周到。”……我的声望越来越高，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只恐怕名望超过了实际……这全部责任在于做哥哥的提倡、做表率……凡功成名就之人，名望愈高，愈是珍重这份荣誉。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他对自己的名望始终抱有怀疑的态度，甚至根本就认为没有什么名望。他从自己至爱的兄弟们身上，看到了名望遮掩下的裂痕和隐患，由此及彼，别人会怎样就可想而知了。 怀着这种深沉的认识和忧惧，曾国藩把这一感触不时传送到兄弟们身上。他鼓励、劝勉他们为百姓多干实事，勿为名望二字所累。他说：“那才是我曾家门户的光荣，阿兄的幸运。” 可见，曾国藩非常注重名声的重要性。他不希望因自己的地位越来越高，就不注意自己的名声，从而引起别人的闲言碎语，更不希望家人对自己的名声有所破坏，因为他明白一个人怎样才能守住自己。 也许，你不太容易明白“名声”与“守身”的相互关系，因为你可能没有体验到曾国藩复杂的人生经历。的确，对于曾国藩来说，名声是立身之术，但不是说一定要追求大名声，而是要推功让名，不与人争长短，这样才能获得好名声。不招人嫉恨，是最重要的。 处事稳健有耐心 曾国藩认为，处事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大多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热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容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他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的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嫉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总之，曾国藩的这些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个人越控制不住大局。 俗话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世界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不可不稳慎。 曾国藩认为一生当求稳慎，不可过急。他于同治二年十一月起至同治三年四月初五日中，五次告诫曾国荃道：“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只过了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行前的这些叮咛，因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同时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称赞萧启江道：“阁下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咸丰十年正月，当湘军正在迅速进军时，他写信给胡林翼说：“十一日全军获胜后，罗溪河实已无虞。山内一军，其妙无穷；脑后一针，百病皆除。但此后仍当以‘稳’字为主，不可过求速效。” 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剿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而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做“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如火，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立即风过，不如但求稳慎而渐缓见功。曾国藩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为“良为至论”：“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说：“然‘机’字殊不易审，‘稳’字尤不易到。”故须极力追求，处处用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极力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曾国荃统兵在吉安前线时，他叮咛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诚请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荃在金陵前线时，他又嘱咐说：“总以‘不出壕浪战’五字为主。”曾国藩所说的“浪战”，指胜负不分情况下的战争。即或有小胜，或仅小挫，浪战都带来严重恶果，土卒不但因浪战而疲困，且因浪战而对战事玩忽。与其如此，不如坚而守之，弁（biàn）勇身心强健，斗志昂扬，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求胜的快与慢的问题。不浪战，或坚守不战，似乎胜之甚慢。实际上，养足精力，看准时机，战而必胜，虽慢实快。否则，欲速反不达。曾国藩这个于稳慎中求进取的战略，可说是他的战略思想的核心。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速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些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将再衰三竭，虽未战而静者已先胜一筹。所以，曾国藩说：“凡行兵，须积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左传》所称再衰三竭，必败的道理。”在没有现代化武器，打仗只有刀矛，全靠体力，全凭勇气的情况下，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是有合理内核的。自然，曾国藩的“静”字法，并不是消极疲沓，被动挨打。他指出“战阵之事，须半动半静，动者如水，静者如山”。静时如山之屹立，不可动摇；动则如水之奔腾，不可遏止。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他说：“兵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也。”这里所说的打第一下打第二下，不是从战争谁正义谁不正义的角度说的，而是指具体战役战斗中，谁先动手，何时动手的问题，即战役战斗何者为主、何者为客的问题。所以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精审也。”何谓主客？曾国藩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与客？他说：“凡出队有宜速者、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做主，不喜做客。”他评论湘军将领说：“近日诸名将，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所以，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敌而不至于敌的最稳健的方略。“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潦，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壕而应之，则是反客为主，所谓致于人者也。我不越壕，则我常为主，这就是所说的致人而不被人致。” 曾国藩甚至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只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严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棵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静动问主客问题，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这不但是他行军打仗的原则，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 凡事要亲身入局 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你是往何处去，便不会达到什么特殊的目的。” 想法太多，或者要想实现的目标太多，跟没有想法、没有目标其实是一样的有害。 在遭遇挫败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一切似乎总是挥之不去，我们仿佛被钉死在上面了。我们会一直思考，又不时做一些修正。似乎在我们有行动能力之前，必须先回顾过去并且了解它的意义。所有的人都注定要成为自己一生的历史学家。 遭遇重大的挫折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对自己诚实。除非我们解答出何以失败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把失败变成成功之母。 只有用分析家冷静的眼光，而不是情绪化的埋怨责备，才能把我们从失败的性格之中解放出来。为什么聪明的人会失败？原因有一大箩筐，它无疑比我们在此所提到的更多。失败实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即使最棒的人也在所难免，能够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才是了不起的事。 聪明人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他们能够记起自己在性格上的失败教训——例如坠入空想。 曾国藩最不喜欢经常空幻想、发牢骚、怨天尤人的做法，提出“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亲身入局，才能有改变的希望”的原则。 曾国藩处世的成功，和他主张的做事必须躬亲实践有关。关于这一点，清末的蔡冠洛说：“曾国藩以前任两江总督时，讨论研究的文书，条理清楚严密；没有不是亲手制定的章程，没有不是亲自圈点的文书。前年他回去任两江总督时，感激皇上恩情高厚，仍然令其坐镇东南，他自己说如稍有怠惰安逸，则内心会负疚很深。他利用工作之余接见各方面的客人，见到后必定要访问周详，殷勤训导勉励。对于幕僚下属贤明与否，事情的原原本本，没有不默默地记在心里的。他患病不起，实在是由平日事无巨细均须亲自过问，用尽了精力、费尽了心思所造成。” 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 “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人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煌，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啊。”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办法，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 以身作则守戒律 曾国藩的成功与穆彰阿的扶植固然有一定关系，但在十余年宦海生涯中，那仅仅是一个原因，况且比较偶然。曾国藩在十余年的官场生涯中能有飞速的高升，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与他个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曾国藩出身寒门，秉性淳朴，不善钻营取巧。他每日按儒家“克己归仁”的目标严酷地反省自己，对个人思想中不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私”字，严厉地克制、革除，每每痛骂自己。 实际上，曾国藩的十余年京官并未成就“曾国藩的大业”，而是自我教育，刻苦修养的过程，反而成就了“曾国藩的人格”。如果没有京官以后的对抗太平军，他或者成就一个真正的道学家，或者成为平平庸庸的、寓克自扰的官员。但他不会成为营私舞弊的贪佞之官，因为他要求自己大严格了！前文所述的唐鉴、倭仁帮他制定的“日课”，那“十二条规”，最主要的就是自我反省，简直就像个宗教徒，实则正是儒教教徒，清教教徒。 曾国藩的《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是十分著名的。百年以来，不仅当时的文人奉为座右铭，连后来的许多伟人、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甚至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之评价都相当之高，把他作为立志、奋斗、修德、养性、做人、处事的经典和楷模。其立志：在于“澄清天下”，救国救民；立志而后，便持之以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反省自我，哪怕是前有猛虎，后有毒蛇，面对三军，也要“我虑则一”，毫不苟且；对自己的言行，要禁绝“巧语悦人”，对人对己都要坦坦荡荡，不自欺、不欺人，等等。曾国藩成为高官显贵之后，每日自修、自省、自律，从不停止。观其日记、文章、书信，令人十分感慨。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努力，才使他成功，绝不是一个穆彰阿的扶持能达到的。 曾国藩的自省、自律、自我教育达到了极深入的程度。他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儒家圣人。皆讲求“慎独”，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圣人、君子修己之德，丝毫不能苟且放松，在人不知、鬼不觉的“独处”之中，一样严格、谨慎地要求自己。曾国藩虽然在睡梦中，梦见别人得了利益，自己羡慕，但在日记中则责骂自己“卑鄙”、“下流”，这种苛责自己的精神，确是值得后人学习。 因此说，曾国藩能够在官场中脱颖而出，前途畅顺，不是没有原因的。归根到底，原因不外乎两点：主要是自己每天都在不断努力，其次是机会来了便抓住。 澄清天下为己任 谈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像曾国藩这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情怀。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关心天下兴亡。因此，这两点构成了他们特殊的人格。曾国藩除这两方面外，还是一位为官者。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谋私，而是用权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 曾国藩做京官之后，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自省自律，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发，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对大清王朝高度的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上《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正是这一年，曾国藩做了京官。由于他初入仕途，对这次战争、战败、签约等没有多大反应。但战后的清王朝，像经过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厦，摇摇欲坠。身在京都和官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中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曾国藩把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之后，变化是巨大的，战争费用、战后赔款要由各省摊派偿还，本来贫穷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笔征收，已经承受不起了。加上自然灾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扰，商路的改变，大批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受害严重的南方数省的百姓首先起来掀起反抗运动了。 两广地方最不平静，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清政府调兵遣将，严厉镇压，但是起义运动此伏彼起，闹得越来越凶。这期间，曾国藩忙于读圣贤之书，自我修养，也没有过多问及。 然而，情势越发严重。曾国藩的几位湖南同乡，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不断把地方情况向他反映，相互商量，开始探讨挽回颓势的各种对策。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1837年中举，1844年赴京会试时，经郭嵩焘介绍认识了做京官的老乡曾国藩。欧阳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因病在客栈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后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罗泽南也是湘乡人，家境贫寒，学问很好，后来做乡村教师时，曾国荃、曾国华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双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国藩回湖南办团练，二人尚未见面。曾国藩仅从别人的书信和议论中，得知这位被人们称之为“邑中颜渊”的罗泽南的学识与人品。 曾国藩与刘、郭、江等人感情极好，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甚为密切，地方上的情况，随时由这些朋友传达得知。他们同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官场不满，同有改革时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负。他们都认为，当时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镇压的，但这种反抗情绪是由清朝官吏的贪暴所造成，所谓“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 曾国藩在一首诗里写道：“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友，蒨蒨纨绔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牦，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分析说：民间之疾苦，银价昂贵，粮饷难纳；冤狱太多，民气不伸；盗贼太多，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弊政。 曾国藩“为国藩篱”、澄清天下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败没落的清朝政府坚强、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局面。 第四法 读书要专一 读书要专一，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四法。 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每日以十页为率。 读书要专一：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一定不去看其它的书籍。东翻西阅地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没有一点益处，不过就是一个只求知识而没有道德的人。每天必须圈点十页。 书中自有黄金屋，曾国藩此处是读书要学以致用，精深猛进，方可有为。 诗书文章露雄心 古人常以诗词歌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从世代耕读之家走出来的曾国藩，也以诗文表达了他的志向。 在京城时的曾国藩，虽然主要立志于学问品行，但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甘心做一个文臣，而是寄望于驰骋疆场，报效国家。在感春诗中，他写道：“征兵七千赴羌陇，威棱肃厉不可当。”又说：“横斩蛟鳄血流川，天子之宝无伦比。”还说：“一朝荷戈西出塞，辜负白铁悔因循。”他还经常以李广、卫青、马援等名将自况，感叹时不我用。 当然，他的志向又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杀贼自是书生事”，要以书生从军，征战杀敌，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勋臣。他要达到的境界是：既能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的治国平天下的“圣贤豪杰”。 当时，清朝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却已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之后，他振臂一呼，挺身赴战，最终完成了凤愿。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心理准备，他是很难有这股冲劲儿、狠劲儿的。 所以说，“丈夫自谋要深远”！男儿立世，没有大志，没有远见，是无法立得住的。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作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地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作几首。” 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书生治军有特色 谚语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军旅之事，自古就是“文人止步”的范围。兵凶战危，其间种种，与文人所学大都格格不入。文人于军事，多是在笔墨之间表示向往之意。如唐代的边塞诗人。即使忧愁多病之身的李贺，也喜欢写“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麟开”这样充满战场杀气的文字表达对战争生活的向往。但是唐宋以来以文人出身而在军事领域成功的并不多见，北宋的范仲淹、明朝的王阳明算是特例。在义理考据之学中消磨壮志与才情的清朝士人，更是男儿血性渐凋落，“江湖侠骨已无多”，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能够取得成功，并表现出卓尔不群的军事才干，也就无怪乎蔡锷将军发出感慨了。 曾国藩和湘军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19世纪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文化现象——“投笔从戎”。这可以说是历史上一支真正由读书人领导的军队。这群读书人挺身而出的最大使命，就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太平天国对于孔孟的态度，让他们为之激愤，也正如此，让他们立下了“上马杀贼，下马读书”的誓言；至于效忠朝廷等，倒成了次要的目的。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帮程朱理学的忠实信徒看来，太平天国所提倡的“拜上帝教”等，其实就是类似西方文化妖魔化的体现，是直接违背“天理”的行为，而他们有责任和义务在这样的生死抉择中承担自己的使命。正因如此，这支颇有湖南士林风气的儒生在后来艰苦卓绝的生死绝杀中，屡遭挫折而不馁，表现出了与叛道者誓不共存的殉道精神。 早在太平军初过湖南时，曾国藩就编写了通俗易懂的韵文，发动和鼓励当地士人及百姓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太平天国。这就是今天可以看到的《保守平安歌》三首：《莫逃走》、《要齐心》、《操武艺》。其中《操武艺》一首对乡民和团练的军事技术训练，说得有板有眼：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学些好武艺。 武艺果然学得精，纵然有事不受惊。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 木板只要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石头罐子破得阵，叉钯锚子一齐进。 靶子也立一块板，板上先凿四个眼。 眼内安个小木球，戳在锚子尖上留。 只要枝枝戳得准，保守地方总安稳。 火器虽然是个宝，鸟铳却要铸得好。 火药也要办得真，不然炸裂反伤人。 铳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 唯有一种竹将军，装得火药大半斤。 三股麻绳紧紧缠，一炮响动半边天。 件件武艺皆无损，石头锚子更要紧。 石头不花一文钱，锚子耍出一道圈。 若是两个习得久，打尽天下无敌手。 读书子弟莫骄奢，学习武艺也保家。 耕田人家图安静，学习武艺也不差。 匠人若能学武艺，出门也有防身计。 商贾若能学武艺，店中大胆做生意。 雇工若能武艺全，又有声名又赚钱。 白日无闲不能学，夜里学习也快乐。 临到场上看大操，个个显出手段高。 各有义胆与忠肝，家家户户保平安。 诗中所述，大都是冷兵器时代的训练方法，也夹杂了一些简单火器的使用，可以说完全没有超出戚继光《练兵实纪》、《纪效新书》的范围。曾国藩在两次兼署兵部侍郎期间，曾下过功夫钻研军事，对历代兵书多有研究。而他能在这样一首小诗中把单兵技术训练描绘得如此详细、讲解得如此清楚，已经难能可贵了。 与曾国藩一同起事、最初创建湘军的，也都是一批典型的文人，确切地说是一批湘乡文人。谭伯牛把其主要人物曾国藩、罗泽南、王錱称为“三个性格迥异的湘乡人”，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江忠源则是湖南新宁人。 除了“三个湘乡人”，当时投在罗泽南门下的还有李续宾、李续宜、刘蓉、刘典、蒋益澧等人，后来都成为湘军营垒中的杰出人物。 “书生治军”是湘军的一大特色。根据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统计，湘军将领中，书生出身的占到百分之五十八；在统领一路乃至多路人马的高级将领中，这个比例更是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七。 就是这样一群书生联手创建了湘军。不过当时的“湘军”与今天所说的“湘军”，意义不尽相同。郭嵩焘称咸丰四年（1854）“立水陆各十营，号曰湘军”，认为一建军便称湘军；胡林翼在咸丰九年致李续宜的一封信中称“湘军万人循固始、商城，出六安”。在这期间，湘军各主要领导人对所统之军尚无统一和公认的名称，他们所称的湘军只是今天意义上的湘军中的一支。至于把曾、左、胡等人所统之部队概称为湘军究竟始于何时，尚待进一步探求，但王闿运在光绪初年撰写《湘军志》时，确已这样做了。湘籍学者梁绍辉认为，“湘军”之名，始于《清代大事年表》所记载的“咸丰三年七月，曾国藩遣湘军驰援江西”，也就是说湘军因为出省作战，为了区别于他省军队，才被称之为“湘军”。 曾国藩在后来的奏折中叙述这次出省作战的经过说：“（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江西省城被围，前安徽抚臣江忠源招募湘勇二千，楚勇一千，配以三厅兵八百人，赴江救援。其监护军行者则有夏廷樾、易良干、罗信南、康景辉、杨虎臣等，而罗泽南亦自带一营。七月二十日，军至南昌。二十四日因进兵太锐，先胜后挫，谢邦翰、易良干及罗信南之弟罗信东等同时阵亡，此湘勇出境剿贼、带勇绅士力战捐躯之始也。”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瓜儿苦后甜。湘军一起步就遭受了这样的损兵折将。靠舞文弄墨起家的湘军统帅们，凭耕刨犁耙养家的湘军勇丁们，要想成为大厦将顷的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显然还需要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磨练。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 学，不见得有所成，但不学，必无所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往复，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曾国藩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则徐“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诉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御侮自强。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务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意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 李鸿章组织淮军，参与上海保卫战。新募淮军，一艘船用英国兵舰，由安庆运输经过南京，太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上海之战、苏州之战，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洋枪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誉。常胜军的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射击力远，戈登以少击多，不在话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怎能没有奋发自强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张“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因此他十分重视“自强”，自强又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列强)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最终达到“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御侮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因为洋务运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人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 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实在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和赞扬的。 立人之前，读书明志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没有志向的人生是盲目的人生。成功人士无一不是按照自己的志向努力拼搏成就辉煌人生的。 俗语说：为人有志，前途有望。做人应先从立志开始，志向也是人生希望的开始。 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在对志向的追求过程中有了很好的体现。立志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大不相同。 然而，志向并非出生就有，它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中形成的。每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失去改变现状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曾国藩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还能因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并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实现它。 曾国藩曾很有感触地写道：“《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每一天都过着安逸、放纵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人渐渐失去斗志，精神上也慢慢衰颓下来。正如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番话可知，曾国藩也认为没有志向生活就了然无趣，人也会因此而堕落。人要有成，需先立志。志向是一个人给自己划定的人生境界，它限制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内容和成就的规模。由于立志规模的不同，现实的人生也会不同。 曾国藩出身寒微，曾为了读书四处筹钱。为了买到一部自己喜爱的书，把御寒的衣物典在当铺里，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在自己处境十分糟糕的情况下仍是如此自强自立。在他后来功成名就之时，做人更是不忘自强自立。在曾国藩的头脑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立”。在他看来，一个人能够“自立”，方能于事业上真正有所成就。 曾国藩还认为，一个人整天沉溺于过度的自虐和自责里并非积极的处世方法，其关键在于自身的觉悟，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由“悔”字诀而升华出来的修身智慧。 古语有云：“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警示后人：富足安乐的环境可以让人失去奋发自立的动力，从而消磨自身的斗志。相反贫困艰苦的环境却可锻炼一个人的心志，使其在这种环境中觉醒，从而萌生改变现状的动力。曾国藩处在安适、舒心的生活里，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强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环境的好坏对于心境是有影响的，但是并非决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应勤于思，善立志，多想想自己要如何生活、如何奋斗。即使某一天身先死了，也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正因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应自强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东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强自立之精神才能报效国家，兴旺家业，才对得起自己。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树立志向，以此让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让自己振作起来，有了目标和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只有远大志向才能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开始时本来有相当水平，然而多年过去之后，他就是没法与别人比，不是他的智力不如人，也不是条件不如人，而是只懂得一味努力付出而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付出。没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到头来是“竹篮打水”空忙一场。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人一生如果没有奋斗的方向，便像没有舵的船，只会四处漂流，遇险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终无所成。曾国藩说：“人行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曾国藩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学，广泛阅读。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闲散文职时，悉心钻研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曾国藩读书如此用功，绝非为了求得高官厚禄，对他而言读书更多是为了“进德”、“修业”。 曾国藩与平常人一样，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时候。一次，他曾无情地鞭笞自己：“没有人生志向，生活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内心也就无法自由，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我对事情常常持有偏见，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让我想一个晚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会没精打采的，这正是我思虑过多的原因。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自己见识又肤浅，想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简直太难了。更何况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见。在与人交往时爱往小处计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无时间调整自己，长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啊。” 从这里可见，曾国藩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一面，可以毫不掩饰地对待，反省也很彻底，现代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曾国藩说，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没有什么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无需求助于人，这就是强才自强。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曾国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为人知的巨木，终有一日将成为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他也确实实现了心中理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不免六神无主，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改名为国藩，决心要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愤图强，为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古书所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可借此展现志向，拼搏进取。三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孑l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继而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另一方面又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 曾国藩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不为个人荣辱得失，不为功名利禄，不为一家之饥饱，而是为志为国为民。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装饰脸面之人，读书于他们不过是一纸文凭，一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是否有获得全不重要。 为了这些俗物而去读书的人，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把报国立志与读书相结合的人才是有建树的人。 曾国藩不是伟人，他只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且能志在于此行亦如此实属不易。反观现在，有志向的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人少之又少。 立志有恒，匡时救世 曾国藩声名大噪，仕途风顺，十年七迁，这在当时确实少见。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然而，官身的富贵、声名的荣耀，都没能使他安逸下去，反而促使他锐意进取的精神更趋高涨。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风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丈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曾国藩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差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在曾国藩看来，人不论是在低微鄙陋之时，还是在飞黄腾达之中都要志存高远，砺志不息。因而他首先主张立志以成材。 他认为，立志可以使人有所追求，生活有了方向，人才变得充实。 他自省说：自去年(1852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白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方向啊! 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啊! 曾国藩认为，有志者事竟成。他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呢?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心—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物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在一起，那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曾国藩认为人应该立大志，他说：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君子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自己的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曾国藩为他的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而大惑不解，说：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曾国藩的一生立下极为高远的志向，为了砺志他曾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为了磨砺志向，曾国藩曾两次改名。曾国藩乳名宽一，名子诚，字伯涵。进入弱冠之年，曾国藩自己改号“涤生”，他在日记中写道：“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抒发了曾国藩弃旧图新，发奋自强的理想与信念。 曾国藩改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不停地磨砺自己的志向，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他的功业，不在于他的道德，也不在于他的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曾国藩在得到翰林的地位后，又一次改名以砺志。 这时，他将名字子诚改为“国藩”。这时在他为自励所作的五句箴言中，首先一句就是立志，他要荷道以躬，要与之以言。就是要以一身，担当中国的道统。在人生过程中，遭遇任何危险困难，只要神定不慑，谁敢余悔。曾国藩的倔强精神，于此概见。德业之进，全靠有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他的箴言，许多人都铭之座右，读之思之行之，并觉受益无穷。 同时，为了能使自己真正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抓住机遇，努力读书。许多人一人仕途，便将书本束之高阁，专在官场中去鬼混。可是他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还在拼命读书。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 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第五法 攻读史书 攻读史书，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五法。 读史：丙申年购《二十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攻读史书：我在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我训诫道：“你为了买书而向别人借钱，我不惜一切地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圈点阅读一便，才算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从此以后，我每天都仔细读上十页，如果稍有间断，就是对父母不孝。 攻读史书，是曾国藩为了避免前车之鉴，吸取古人教训。 读书有方，身心兼治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在读书的同时，曾国藩还精于养身，他的养心法是身心兼治。他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的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养身之道十分留意。他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只有身体与心理都健康，干大事才有足够的资本。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是现代的卫生学非常强调的。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径。曾国藩一生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他一生多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那段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他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在这个时期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非常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曾国藩的道家思想始终都有所表露。他认为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曾国藩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曾国藩一生多变，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他人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人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朝廷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人死。但是，后来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呢?而且许多人都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史书，希望能从这些历史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这次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以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曾国藩用道家的思维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工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顿时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以前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非常反感，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1858年6月，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他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 学，不见得有所成，但不学，必无所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往复，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曾国藩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则徐“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䜣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御侮自强。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务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意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 李鸿章组织淮军，参与上海保卫战。新募淮军，一艘船用英国兵舰，由安庆运输经过南京，太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上海之战、苏州之战，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洋枪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誉。常胜军的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射击力远，戈登以少击多，不在话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怎能没有奋发自强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张“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因此他十分重视“自强”，自强又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列强)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最终达到“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御侮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因为洋务运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入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 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实在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和赞扬的。 脚踏实地，学自有得 自立于世，严于律己，始终努力不弃，方能终有所成。 机关算尽的琢磨不如脚踏实地地生活，这是成功者的警言。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他为官一生，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未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有益无害的。 这也是曾家的传统。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正所谓“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骄奢淫逸，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失败。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化为乌有。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澜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任意花销，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 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壑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弟弟国潢设法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立勉励自己，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他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他写道：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十分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诫各位弟弟和子女们：愿咱家成为耕读孝悌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说：“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平日里可以避免别人眼红，招人妒忌。二是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子孙们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我们曾家历代的立家气象、格局没有改变，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我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曾经亲眼见过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及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不图雕花镂图，但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廛房地、一区田亩，吃饭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两百银子。” 别说古人了，即使是现在，多数人的观念也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即使后代不能自立也不舍流落街头，遭人耻笑。然而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就变得不思进取，最后导致坐吃山空。 补拙补心，勤必有成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勤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商者只有勤于生意才能财源广进；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也很有深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认为，千古以来，圣贤豪杰之士，立身于世能功成名就，无一不是因为勤。人如果勤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反之就会一事无成，还可能招致灾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不是天资绝顶聪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的“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手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如此繁重的职务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如《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为湘军后期的名将刘松山写墓志铭，但因病发而未能完稿。 曾国藩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出这样的认识：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认为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作扶危救难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志向，只有勤奋而已。 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真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自责：近日来公事上不是特别地仔细，访客也很多，志趣也比以前散漫了，军事、吏事、粮饷事、文事每日都应尽心尽力，以求进步。因为一日没有长进就是退步了。以后每日会更加留心吏事，勤见僚属，多了解情况；留心军事，从教训将领，督察操练下手；留心粮饷之事，从人数上下手；留心文事，从广征古训开始。每天中午之前多留心吏事和军事，午后多留心饷事，晚上看文事。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见陛，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亨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最费心的便是处理积案。据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40191起，从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止，连同闰月，共24个月，又结案90155起。平均算下来，前一段时间，每天180多件，后一段时间，每天也要处理120多件，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倡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清廷称许曾国藩“办事认真，干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弊习”。 从曾国藩一生做事风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诀。曾国藩说过的勤奋之道，“精力虽至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勤没有限制，越勤越好。勤字不仅可以积善成多，还可激励士气，振作精神。 他把勤字的表现归纳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是苦心剖析，大小条理始终清晰，理其绪而分之，可合并同类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后来他又总结出了三勤：口勤，处处察看；脚勤，事事体恤；心勤，勤思多动脑。 此五到三勤是曾国藩对勤字的深刻体验和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纵观他自己居官从政，无论办什么事情，五到三勤都有充分体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经常伴随其左右，隔日就拜见一次。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诲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曾国藩自己事必躬亲，从而保证了每件事都能按质按量完成，很少疏失。而李鸿章则与之不同，李鸿章告诫吴汝纶，为官不必亲理小事。吴妆纶比较二人优长，还是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决定以他为榜样。但做了几天就受不了，其中劳心劳力，实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实则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谈不上秘诀，就看有没有这种毅力做下去了。 由此可见，亲自做事，做到小勤并不难，但要做到永勤，除非有绝大毅力和坚定志向，否则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而且这样做对一个人的身体也有消极影响。曾国藩很注意养生但他一生操劳，终患恶疾。因此，“勤”字也要有个分寸。 立人之前，读书明志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没有志向的人生是盲目的人生。成功人士无一不是按照自己的志向努力拼搏成就辉煌人生。 俗语说：为人有志，前途有望。做人应先从立志开始，志向也是人生希望的开始。 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在对志向的追求过程中有了很好的体现。立志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在人生的各个方面都大不相同。 然而，志向并非出生就有，它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足中形成的。每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失去改变现状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曾国藩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还能因自己所处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并坚定不移地去努力实现它。 曾国藩曾很有感触地写道：“《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每一天都过着安逸、放纵的生活，在这种环境下人渐渐失去斗志，精神上也慢慢衰颓下来。正如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番话可知，曾同藩也认为没有志向生活就了然无趣，人也会因此而堕落。人要有成，需先立志。志向是一个人给自己划定的人生境界，它限制着自己人生的道路、生活的内容和成就的规模。由于立志规模的不同，现实的人生也会不同。 曾国藩出身寒微，曾为了读书四处筹钱。为了买到一部自己喜爱的书，把御寒的衣物典在当铺里，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在自己处境十分糟糕的情况下仍是如此自强自立。在他后来功成名就之时，做人更是不忘自强自立。在曾国藩的头脑里，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立”。在他看来，一个人能够“自立”，方能于事业上真正有所成就。 曾国藩还认为，一个人整天沉溺于过度的自虐和自责里并非积极的处世方法，其关键在于自身的觉悟，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由“悔”字诀而升华出来的修身智慧。 古语有云：“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警示后人：富足安乐的环境可以让人失去奋发自立的动力，从而消磨自身的斗志。相反贫困艰苦的环境却可锻炼一个人的心志，使其在这种环境中觉醒，从而萌生改变现状的动力。曾国藩处在安适、舒心的生活里，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强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环境的好坏对于心境是有影响的，但是并非决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应勤于思，善立志，多想想自己要如何生活、如何奋斗。即使某一天身先死了，也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正因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应自强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东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强自立之精神才能报效国家，兴旺家业，才对得起自己。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树立志向，以此让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让自己振作起来，有了目标和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只有远大志向才能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 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开始时本来有相当水平，然而多年过去之后，他就是没法与别人比，不是他的智力不如人，也不是条件不如人，而是只懂得一味努力付出而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付出。没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到头来是“竹篮打水”空忙一场。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人一生如果没有奋斗的方向，便像没有舵的船，只会四处漂流，遇险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终无所成。曾国藩说：“人行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曾国藩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学，广泛阅读。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闲散文职时，悉心钻研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曾国藩读书如此用功，绝非为了求得高官厚禄，对他而言读书更多是为了“进德”、“修业”。 曾国藩与平常人一样，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时候。一次，他曾无情地鞭笞自己：“没有人生志向，生活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内心也就无法自由，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我对事情常常持有偏见，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让我想一个晚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会没精打采的。这正是我思虑过多的原因。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自己见识又肤浅，想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简直太难了。更何况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见。在与人交往时爱往小处计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无时间调整自己，长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啊。” 从这里可见，曾国藩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一面，可以毫不掩饰地对待，反省也很彻底，现代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曾国藩说，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没有什么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无需求助于人，这就是强才自强。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曾国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为人知的巨木，终有一日将成为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他也确实实现了心中理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不免六神无主，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改名为国藩，决心要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愤图强，为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古书所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可借此展现志向，拼搏进取。三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一方面，曾氏继承先秦孔子、孟子、墨子的观点，认为读书是为了提高品德情操，增长知识才干，使自己成为“贤士”、“君子”以至“圣人”，继而秉承宋朝朱熹之学说，主张读书要“明天理”；另一方面又继宋朝陈亮“经世致用”及北朝颜之推“谋生”之说，认为读书大可；报国为民，小可修业谋生，以自卫其身。 曾国藩在为什么读书的问题上，是在继承古代各种观点的合理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客观切合实际的新的读书观。不为个人荣辱得失，不为功名利禄，不为一家之饥饱，而是为志为国为民。因此他认为读书又以报国为民为最终目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时至今日，也还不乏读书为混文凭之人，读书为混官做之人，读书为装饰脸面之人，读书于他们不过是一纸文凭，一块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已，是否有获得全不重要。 为了这些俗物而去读书的人，虽有所成，但只会小；为报国为民而读书者，虽路途远，但必将成其大，立其功。把报国立志与读书相结合的人才是有建树的人。 曾国藩不是伟人，他只是一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且能志在于此行亦如此实属不易。反观现在，有志向的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人少之又少。 第六法 说话谨慎 说话谨慎：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六法。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功夫。 说话谨慎：对此要时时刻刻细心留意，这是为人处世的第一等功夫。 祸从口出。 谨慎是危险的生存环境下唯一的避险法。 谨言慎行方长久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做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应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人？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 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人，‘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唯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练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时，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他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绖（dié）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 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惰’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 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萎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太重，不这样做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著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谨小慎微，防微杜渐 必要的时候要学会灵活周旋，真真假假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小心为事的功夫最终能使人保身成功。 时局可以造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所以当自己所处的时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衡量利弊，变换位置，以求安全。只有步步为营小心谨慎才能有以后的发展。 1861年，慈禧太后和奕新联合发动了政变，打败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按照常理，这种政变会牵连广泛，这也是得权者为根绝后患的考虑。但曾国藩虽然早就和肃顺等人相结好，却没有被卷入这场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去，安然地渡过了危机，这绝对不是侥幸逃脱，而是曾国藩自救有道，精于世故的原因。 咸丰十年(1860年)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在肃顺的力保之下，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而事实上，这个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在肃顺的帮助下，也是在时局的客观要求下，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虽然没有改变利用的本质，但这一转变仍旧是有很大意义的。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时候的曾国藩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尽管他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特有的机警使他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始终不动声色，而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所以慈禧、奕新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后不久，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政变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清廷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奕訢知道中南战场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两宫皇太后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这期间，曾国藩却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自己权位太重，恐怕会引起别人的争权之心，妒己之意。曾国藩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所以自己当然不能欣然接受，凡事还是应该谦恭谨慎些，他不想因为权力而惹祸上身。但奕新特地请两宫皇太后发布上谕慰勉，说若不是曾国藩能真诚体国又怎会对大权还再三推让？所以希望太后能以军务为重，不许曾国藩再辞。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挂念。 这种行为看起来很虚伪却是聪明过人。正是这种拿捏别人心理，小心为事的功夫才使得他最终能保身成功。这教给我们，必要的时候要学会灵活周旋，真真假假自己心里明白就是了。若能解他人之烦忧又能达自己的目的，何乐而不为呢？ 勇于改过，不夸大言 人不是圣贤，都会有过失错误，但能不能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至关重要。曾国藩的修身法中，不惮改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难道有什么好处吗?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蕙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一时之间曾国藩掩饰笨拙，文饰浅陋，巧言令色，种种复杂的情形交织在一起，难以言裁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好名的虚荣心理在作怪啊!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自由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过他人?谁没有伤害过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做事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性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 曾国藩则认为，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一个省己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过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淫恶，往往是一些不为人知，不足挂齿的小隐私或小阴思。不断地涤除这些小隐私、小阴思，他就会一天比一天高大起来。明代杨继盛说：“或独坐时，或深夜时，念头一起，则自思曰：这是好念是恶念?若是好念，便扩充起来，必见之行；若是恶念，便禁止勿思。”斯言极是。 大智若愚，难得糊涂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实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啊!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作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宁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对于读书人，曾国藩还能以诚相待，他说：“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但是对于官场的交接，他们兄弟俩却不堪应付。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对你会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始终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严戒自傲，言多必失 曾国藩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 人生之中有引以为傲的事情是值得人高兴的。但骄傲是给别人的，不能留给自己。亲朋好友中哪一个都可以为你的行为成果感到骄傲，但唯独自己，可有傲骨，但不可有傲气。 傲气一生，势久便会盛气凌人，自然容易招来祸患。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期，都应该时时戒傲。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其中傲为其一。骄傲自满使人迷糊，难以对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以至于当挑战到来时，制订不切合实际的目标，功败垂成。 曾国藩深知傲气的害处，他曾说：“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端败家丧生。余生干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育，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入，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 曾国藩戒骄戒傲的思想几乎体现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但是曾国藩要求弟弟不要争这个功劳，说：“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由此，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却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正是因为他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而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曾国藩戒除傲气几乎是方方面面的。因为他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 在家里他有戒傲主张。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月十四日，他曾给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作了阐述：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 并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对军营中的“诸君子”“讥评其短，且有讥到两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对乡间熟识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认为傲气可表现在言语、神气和脸色上，所以要做到“谦退”，需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 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要做到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子弟便应力戒沾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轿“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 曾国藩也力戒家人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给家中写信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长官疑为倚势凌人。 又告诫诸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 他力诫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同治七年(1865年)，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未去走后门。 同治三年(1864年)一月，纪鸿由长沙前往金陵，其父要他沿途不可惊动地方长官，能避开的尽量避开，并叮嘱船上的人帅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事无巨细，均考虑到一个“谦”字，可谓用心良苦。 除此之外，做学问他也有戒傲的主张。 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种老毛病。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十一月二十日他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作诗文，实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告诫弟弟们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他写道：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 曾国藩还用其他人因傲气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哂笑的例子来告诫弟弟们，他写道：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盛，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己。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现之，彼其所造，臂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 为此他总结道：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曾国藩深知“谦受益，满招损”之理，在他所有的事业中，戒傲是第一要义，也是他人生不败之法。 30岁前的曾国藩总爱说话，并且他的言语中总是有一股尖酸刻薄的味道。虽然自身很有才华，但是别人还是不愿意与他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因为，无论在酒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不经意的讥讽话语总能够让同僚或关系普通的朋友们难堪。时间久了，他的恶名也就传得较远。后来，翰林院的同僚们渐渐孤立了他。 曾国藩如果不知悔改，他的仕途应该不会长远。然而，曾国藩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这个优点会将他诸多的缺点弥补，不断完善自身。这个优点便是他能够反省、检点自身。 尝到了苦头之后，他不能够再容忍自己多嘴多舌的毛病，于是决定悔改。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要想改掉这根深蒂固的恶习，必须得付出艰辛努力。 以后的日子里，他还是不能将恶习彻底戒除，多多少少又因为多嘴多舌得罪了一些人。不过，经自己不断反省，多言的毛病果真改掉了。 曾国藩认为，桀骜不驯定会招致别人的敌视，以致众人群起攻之；多嘴多舌同样要不得，它也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第七法 培养自己的真气 培养自己的真气：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七法。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培养自己的真气：能够做到内外统一、光明正大之行，没有奸诈计谋、行险侥幸之念，任何所作所想都能够说得出口，只有这样，才能将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 培养自己的真气，其实就是培养一个人内在的浩然之气。 丈夫居世，无刚不立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他指出：“汉初功臣，惟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因而，淮阴侯韩信羞与为伍。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刘邦初入咸阳，见秦朝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辄谏曰：‘此乃奢丽之物，是秦之所以亡天下的所在。愿大王急还坝上，无留宫中。’这是第一件事。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人群臣。樊哙独排闼直人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到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坝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禀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所以才有所成就。他进而认为，刚直二字，“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宇做出”。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但江氏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阿公、阿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三年，屎尿都拉在身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也毫无怨言。所以曾国藩赞言：曾太夫人“来到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恪，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江氏自嫁人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或以“谐语以解劬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由写字而想到用功不能有恒心的原因，都是因为日甚一日的软弱的意志力消磨损害了它。今天因为听到吴竹如的话，才清楚这事绝对不是意志疲惫软弱的人所能胜任的，一定要刚强、勇猛，拿出浴血奋战的功夫来，千万不能软弱下来，这两点是不能改变的道理。要牢记着《朱子语类》里的‘鸡伏卵’和‘猛火煮’这两条，时时刻刻也不能忘记。” 脚踏实地，学自有得 自立于世，严于律己，始终努力不弃，方能终有所成。 机关算尽的琢磨不如脚踏实地地生活，这是成功者的警言。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他为官一生，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未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有益无害的。 这也是曾家的传统。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正所谓“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骄奢淫逸，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失败。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化为乌有。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澜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任意花销，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 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壑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弟弟国潢设法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立勉励自己，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他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他写道：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十分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诫各位弟弟和子女们：愿咱家成为耕读孝悌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他在给弟弟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说：“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平日里可以避免别人眼红，招人妒忌。二是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子孙们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我们曾家历代的立家气象、格局没有改变，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我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曾经亲眼见过的。我们这一辈的人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及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不图雕花镂图，但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廛房地、一区田亩，吃饭不过四簋，男女婚嫁，不过两百银子。” 别说古人了，即使是现在，多数人的观念也是用尽办法为子孙积聚财富。即使后代不能自立也不舍流落街头，遭人耻笑。然而他们却没想过为子孙留下过多财产，反而是害了子孙。因钱多生活无忧，子孙就变得不思进取，最后导致坐吃山空。 敬德修业，不可固愤而废 “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的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倭仁每个想做成点事情的人都应该全神贯注，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坐着这山想那山。没有积极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精神是不可取的，会有很大的危害。 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做到“恒久”。曾国藩认为只要能不断努力，积极进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曾经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的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颜回三个月没违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像日月那么至高至洁，也并非所有圣贤都能企及的。” 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观非常突出，这也是他“苟能立志，何事不可为”的思想的核心。曾国藩一生以“敬德修业”四个字来不断勉励自己，督促自己去积极地思考，积极地做事，以求取每一次进步。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说是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这与他不断进取有很大的关系。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出一种自我修养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做主。”他还这样讲道：“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他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并且要求子孙后代不可抛弃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志、有恒。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并且把“敬德修业”看作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因此，他主张：“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 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致以四达不悖。因戏称日：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日：‘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日‘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 曾国藩认为，若想成为成功者，就要积极进取。没有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是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生的进取，是从一个人的内心开始的，只要能够坚持下去，阅历就会逐渐增多，就可以获得成功。 积极进取是一种耐力与意志力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出现逆境在所难免。对待逆境，不要逃避现实，既不要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又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懂得积极进取。积极进取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是人生修养中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要求，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所以他终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而锐意奋斗。 与其待时，不如乘势 我们需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既明且智的头脑，看清楚了再采取对策，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现在和将来。 我们常说要做明智之人。“明”就是要把问题看清楚。“智”就是以敏慧的思维作出判定，进而能采取正确的对策。我们需知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既明且智的头脑，看清楚了再采取对策。这里讲的是一种看问题时应持有的正确眼光，既要看到过去，又要看到现在和将来。 要能够真正把握自己看准的机会，除了行动迅速之外，还要看清应当怎样办。实际上，这是一种比较综合的能力，除了要看到、摸准之外，还要看到种种条件的辅助或制约。这就是深一层的眼光了，到底哪些条件可以利用，哪些条件是限制性条件，心里面要有个底。三国时，诸葛亮与周瑜合力在赤壁打曹操，用的一计就是“借东风”。其实，东风是现成的，关键在于会不会利用。 左宗棠认为，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所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许多看起来难办的大事，居然顺利地办成了，就是因为懂得顺势的缘故。 左宗棠所说的势，是指那些促成某件事情成功的各种外部条件的综合，即由恰逢其时，恰在其他集合而成的某种大趋势。具体说来，这种“势”也就是由时、事、人等因素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可以促成“毕其功于一役”的合力。这里的“时”即时机。 “一定的时机办一定的事情，同样的事情此时该办亦可办，此时也许不可办亦不该办。可办则一办即成，不可办则绝无办成之望。”这里靠的就是分析问题，看问题的眼光。一件事不同的人会办出不同的效果。即使能力不相上下的两个人，这个人办得成的事情，另一个人却不一定能办成。还有一个是“顺势”的问题。所谓乘势而行，也就是要在恰当的时机选择恰当的人去办理该办的事情。 曾国藩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顺势乘势才易成事，但前提是要会审时度势。审时度势就是说人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环境条件，对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从而作出明智的决策。如何做到审时度势呢？这就需要有远见卓识。 远见需要眼界，而眼界的宽窄需要新朋友新知识的充溢。在内忧外患的晚清局势下，曾国藩结识有志之士，广纳天下英才，为救国于水火而兴办洋务。他认为唯有自身有足够的实力才能摆脱外国的威胁和挟制，达到自立自强。 在筹办的过程之中，无论是置办轮船枪炮，设立翻译馆还是派遣留洋学生，每项工作他都周密计划，大力支持，结果取得积极效果，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可见，潮流时局、发展趋势对于事情的成败有着巨大的影响。有需求有机会的时候就要懂得借势，没有人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是事倍功半的。就现代而言，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都代表了一定的“势”。认清这些，结合自己的客观情况，在不勉强的前提下借助局面获得更好的发展，这样的人才更容易获得成功。 甘心吃亏，早有戒备 得失盈亏心知肚明，常怀一颗戒备之心有益无害。有大志向的人心装天下事也装己身危，学会保护自己才是发展的前提。 有人说：“吃亏是福”。且要看吃的什么亏，如何吃的。 曾国藩对人性的理解较为黑暗，认为“主动吃亏”之人多半别有用心，因此一定要小心提防。这与他纵横官场，看尽尔虞我诈有密切关系。 一个人主动吃亏，是否有所求，这后面深藏的动机，是非要弄明白不可的。本着正直、善良目的的吃亏应该鼓励，但是如果识别不慎，纵容了心怀不轨的人，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善良还是别有用心，分辨起来可不这么容易。 曾国藩常说一个人不会无缘无故给你恩惠，恩惠背后总是有目的，一旦拿了别人的好处，就不能秉公办理事情了。这和现在所说的：“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请客送礼的事情，自己不做别人做，也要想明白该不该收。有人为了求得官职送礼，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呢？有人为了上学送礼，这样的人能学到什么呢？ 古语有云：“宁让人，勿使人让；宁容人，勿使人容；宁吃人亏，勿使人吃吾之亏；宁受人气，勿使人受吾之气。人有恩于吾，则终身不忘；人有仇于吾，则即时丢去。”这种对人性的彻悟，其中蕴含了多少人生的道理！ 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一生从不轻易接受他人的恩惠。他常说，从前那些施恩于我的人都是另有所图，少则数百、多则数千，不过都是一种投资而已。有天我做了大官，不报答他们，显得我刻薄；报答他们，即使是他们施予的十倍，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出于这种理解，曾国藩在京城八年从不接受他人的好处。他对弟弟说：“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他认为不占别人便宜，身轻气爽，做事也不受羁绊。曾国藩不仅仅是自己不受人恩，对家人也是如此。他的子女在回忆中说从未有什么人借任何理由给父亲送礼，每次收礼，都是给母亲贺寿送来的礼物。 他很明白，身处官场要小心主动吃亏的人，更不能占人便宜而导致自己失节。一个人主动吃亏，若是居心叵测，在古代往往引狼入室，扰乱朝纲，在现代也会是善设圈套之人，还是小心为妙。 古代自己主动吃亏的人不少，但是多数或别有目的或心术不正。易牙杀子蒸肉献帝王；竖刁阉己自贱以求官，看起来都是为他人舍弃自己，实质上都是别有图谋。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儿子，更没有人不珍惜自己的身体，能牺牲如此之多可见其心机之深。 从这些故事我们应看到，对于那些主动吃亏的人的真正用心，我们一定要慎重识别，更不能随意占便宜，占便宜不管怎么说，都是便宜好占，可结果或者难堪，或者麻烦。 如果主动吃亏的是别人，就要多做几方面的考察；如果是自己，就只能是在有必然需要的时候。所以，吃亏的学问是需要学习的，这也是如何做人中必不可少的一门课。 曾国藩曾说：“君子知道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因此功勋、美誉两者都得到了。不争功的实际上是争到功劳，忍让敌手实际上是在战胜他，甘居人下的实际上处在人上，这些道理都是小人所不能体会的，德行不够，道行不深的缘故。君子若真能明白争执路上的险恶，独自行进到与世无争的玄深道路，就会容光焕发，德行声名与古之高人同列矣。” 曾国藩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位居高官，但从不以权谋取私利。他在北京的寓所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书籍，一是衣服。衣服是做官的人必不可少的，而书籍是曾国藩一生的嗜好。 清贫到如此地步，曾国藩也表示，将来罢官以后，除了适合夫人穿的衣服外，剩下的都与兄弟五人平分。所有的书籍，则一律收藏于利见斋中，无论兄弟还是后辈都不得私自拿走一本。除了这两样东西，曾国藩决心不再保留任何东西，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财富。一般来说，看不见的都比看得见的珍贵。 曾国藩虽然在北京做官期间俸银较少，但一直对家里有些资助。他求学期间曾借了别人一千两银子，回家又要几百两路费，他深感难办齐这么多银两。即便在他如此贫困之下，也从未利用职权占取便宜，与今天的贪官相比，曾国藩不仅是清廉，更是聪明过人了，试想历朝历代哪个贪官有好下场呢？贪腐的事情代代都有；深究原因，不端正的品格，不满足的欲望是根本。 虽然曾国藩已经很节俭也不骄傲，但是受地位所限，仍旧经常遇到被迫破例的事情；有二次，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李希帅的样式打了一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八两多白银。曾国藩深觉愧疚。他说：“现在百姓都在吃草根树皮，官员也很穷；而我身居高位，如此骄奢，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汗颜啊！以后应当注意。” 因此在用人时，曾国藩往往会从一个人的为人处世上考察，爱自夸的人，常常急功好利，而那种不争功劳、不占便宜的人在作战时往往能冲锋在前，平时生活中不甘于人下，实际上后者最后不但得到功勋，而且得到名誉。 言传身教皆而有之 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才能给别人做示范。 天下有做不完的学问，读不完的书，所以学要有法，习作要有道才能学有所得。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自己获得的地位、财富有多么地耀眼，也只是一代。如果子女不成器，他们的境遇并不被看好。越是富人、官家的孩子，越应该谦虚慎行，加强自身的修养。一个人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淫、骄怠、不和、侮师慢客。因此不管他多么繁忙都不忘教育子女成败兴衰的道理。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他的示范主要涉及生活、工作、读书、修养、教友、清廉六个方面。 在生活上，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俭朴。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与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习气就难有作为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加起来还不足三百金。孩子们若也能坚持这种简朴作风就是一种福气了。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对“俭”的理解，大意是说：对于节俭弟弟也狠下功夫，我为此感到欣慰。只是这个“俭”字做到并不容易，由奢入俭比登天还难。就好比家里雇轿夫去县城，往年只有轿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经是十名有余。别说减到三四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难做到了。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 在工作上，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四万一千余件，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由此可见他工作时的勤奋与执著。 在读书上，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认识自己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十二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十二种功课分别为：1.主敬：整齐严肃。做事专心不二，日求精进。 2.静坐：每日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此为一天内“勤”的开始。 4.读书：一书未看完，断不看他书，且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细研圈点，每日十页，从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不讲废话。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欲节食，善待于己。 9.日记：每日一则，体味生活。 10.陶冶情操：每月作诗文数首，培灵感养盛气不丧心志。 11.习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以此为课不做拖延。 12.夜休：劳心疲神之事，切戒切戒。 这十二条的实用性自然不用多言，按照此规条管理，必有成效。 在修养上，曾国藩有极大的成功，因此被称之为“圣相”。他时刻检点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的五箴，不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 在孝亲上，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做澄弟温弟沅弟季剃中教育弟弟，大概意思说：我细细思考，发现天下官宦人家，多只福泽一代，子孙多奢骄毫无作为，到第二代还优秀的都很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延长到三四代，耕读为生的人家，能延长到五六代，其中孝敬老人，亲友互相爱护的就可以福泽十代八代。现今我们乘祖上的福泽，少年得志，就担心一辈子就用完，所以希望各位弟弟和孩子们，努力做耕读孝友似的人家，不做官宦的人家。曾国藩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友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在清廉上，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收取不明之财是一种最可耻的事情。他告诫家人应当自谋生计。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还一再吩咐需以四百两分赠予戚族的贫穷者。以后带兵多年，担任总督时，也从来没有占有公家一丝一毫钱财。 由此不难看出，人一生的学习有很多的内容，想做一个优秀出众的人才，不完善自己，不努力管束自己是不行的。不管是思想品德还是外在条件，都应该有所长进才是。成功就藏在每天的努力过程之中。 改过迁善，而后兴家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项浩大的工程，起步时候的积累是很重要的。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缺点毛病就好比是“豆腐渣”工程，完善的人格就好比真材实料的地基。人生是高耸入云还是毁于一旦差别就在于此。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参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心悦神爽，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只要想改过就一定有方法。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三戒：一是戒多言。每个人都有由青涩到成熟的过程，曾国藩也不例外。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但耿直的性格使他“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他认为自己虽然言辞犀利但多为好意，因此想改却深感迷惑，不知从何下手。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思，便“词气虚骄，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的事却适得其反，搞得二人不欢而散。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诚心待友，交人交心，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认为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错，认为自己平日都以忠言对人，但却常常惹人不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平日里不够敬友。二是一生气就任性无礼。三是别人给台阶下，自己还不给人情。今后恶言不可从嘴里轻易说出，气别人也气自己，谨记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即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还说儿子与人交友，眼里只看见别人的不对却看不见自己的不足，所以常会和朋友有矛盾，别扭的地方。应该立即改正并向友人致歉。况且从养生之道讲，一喜一怒，情绪不稳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还是怠慢同学，事后又后悔了很久。 每个人在检查自身毛病的时候常会物极必反。凡事有度，对待自身的缺点不能坐视不管也不可紧张过度，找到方法，一一更正就是了。当曾国藩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后，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二是戒怒。历来性格开朗之人多有脾气。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也属于一遇火就着的个性。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比如，有客人在家时，自己的下人犯错，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宇往复，想按捺住，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像火山喷发一样难挡。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过很多事，用了很长时间的。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可见，经世事，受磨炼才能慢慢塑造良好的性格。光有心是不够的。 三是戒贪妒之心。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就会滋生贪欲和妒忌之心。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嫉妒之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不嫉妒别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不贪求才能获得真正有益的东西。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人心中的私物就是发展的羁绊，只有放下物欲和嫉妒才能更正自己的缺点，弥补不足，获得长远的发展。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多种办法，把自我反省与找人监督相结合，对待自己的缺点他没有手软。 “戒多言，戒怒，戒贪欲”，曾国藩用这三点改正了自己的缺点，迈出了完善人生的第一步。缺点人人都有，但剔除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也可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 第八法 保持身体健康 保持身体健康：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八法。 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保持身体健康：十二月接到的家父手书上说：“（要）节制操劳，节制欲望，节制饮食。”所以，时时刻刻都像养病时一样地保养自己的身体。 保持身体健康：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里的人生态度，暗示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名利为轻人为重。 轻名利，清名利 面对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视为尘土。看透人之生死是自然规律，既然结局一样，何必非要勉强站在名利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绝不是仅有获得名利的喜悦荣耀这一种。 豁达的不是表象而是胸襟；放下的不是金银而是隐患。这是拥有豁达、淡泊的心怀的人最真切的感悟。 《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就是说人要清静、超脱。然而曾国藩很多年来的焦虑都是需要这些来对症下药。曾国藩明白，自己一是名利心太切，二是俗见太重。平定天京，曾国藩可说大功已就，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明了他想“功成身退”的意思。然而他并没有及时抽身，而是听从清政府的安排督办“剿捻”事务。 曾国藩出师便遭败绩。这一次，他遭到了朝廷的严厉申饬，为此，他心灰意懒，准备了种种理由奏请开缺，在奏折中以一句“以散员留营”道出了真实想法。一旦所奏开缺准请，摆在他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回籍休养，一是驻京赋闲，而这都不是他所愿意的。曾国藩既怕回乡遭地方官排挤，又怕留在京城陷进各种政治斗争，此时的他百思不得良策，大有看破红尘之思：“只恐清名天下满，九州无处匿韩康。”觉得天下之大竟没有自己安身之处。 同治五年(1866年)，朝廷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剿捻”事务交由李鸿章专办。曾国藩失去了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告诫人们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只有功成名就，激流勇退，抛弃一切名利，才合乎自然法则，才能永久。人需知足，方能长乐。 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混最不易，最易丧失威权与荣耀。官场中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举例说，苏东坡才华横溢，可称为一个奇才，但是却屡次遭贬，因为他不精通险恶官场中的“潜规矩”，结果犯了三大忌，使满腹的才华无处发挥。做官的危险也很大，在帝王眼中，有作为的官员也最值得警惕，因此有才干的大臣往往要冒杀头的危险，有些还招致“灭族”重刑。为了在这复杂险恶的官场中保住自己的性命以及家族的安全，封建官场中便出现了一套“从龙术”，即如何在宦海中避免祸害的技巧。曾国藩经历了“高处不胜寒”的处境，深知其中的缘由，在家庭教育中，他并不提倡代代做官的梦想。 曾国藩参加了科举考试，考中了翰林，又从军，做官。很多人可能对此羡慕不已，但是，他却告诉弟弟不必非走科举之途，又告诉儿子，不可从军，不必做官。 曾国藩的妹夫家境困难，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妹夫王待聘来京请求曾国藩帮他找份事情做。曾国藩觉得“供事必须十余年乃可得一典史，宦海风波，安危莫卜，卑官小吏，尤多危机，每见佐杂末秩下场鲜有好者”，他思虑万千，再三婉言苦劝妹夫居乡勤俭守旧，打消外出做官的想法。 曾国藩顺畅直升的官途，在好多人眼里，的确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但是，他自己却不这样认为。他劝告家人说，居官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官场中人相互倾轧、勾心斗角，人心险恶，因此，一生为官的曾国藩反对让子孙做官。 他认为做官就要忍受很多的“不得已”，有时也免不了要去做一些身不由己的事，说一些肓不由衷的话，稍不留心，自己就会成为权力争斗的牺牲品，还会累及亲人。 他在给妻子欧阳夫人的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夫人在家照顾众多的儿女妇辈，事事都应立个章程。做官不过是一时的事情，但是居家确是长久的考量。若能勤俭持家，即使被罢官，家中也不失兴旺局面。若贪图热闹，不顾及家业，那么罢官之后就会有萧条气象。凡事有盛必有衰，不可不事先预计。希望夫人能以此教训儿孙，常作无官时的打算，时时谦恭节俭，福泽长久，我就很欣慰了。 曾国藩认为少顾忌多优越的人，说话做事便往往不太顾及他人、尊重他人，言谈举止中会流露出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经常会显示出高人一等、更胜一筹的作派。渐渐地，也就傲气欺人了，此时灾祸就会靠近，身家衰败的时候也就不远了。其实，一个人、一个家、一个国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明白盛极而衰的道理。 人生之中，面对名利，慰藉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三千功名视为尘土。看透人生死是自然规律，既然人生的结局都是一样的，何必非要勉强站在成功上面。人生的乐趣尚有许多，绝不是仅有成功的喜悦荣耀一种。 不妒不求，以耐心应万事 处事不烦，不急不躁，头脑清醒才能常保安宁。 耐烦是一种境界，唯有不焦躁者能够做到；不忮不求是一种处世观点，唯有无欲者可以做到。正因为无欲，才有心平气和、与世无争的态度。 生活中难免遇到很麻烦的事情，做官也是一样，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承受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麻烦就要以耐得住相对付。 俗话说，无官一身轻。当官之所以会有烦恼，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所以做官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的心态。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服众，服众才能做出有效的指挥。才可能获得成功。不然的话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他认为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一次，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献计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伏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他说“耐”，其意是要让我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耐”靠近。可见，耐心的求教于人和受教都是值得后世学习的。 曾国藩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平常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耐性是一种看起来平实无华，实际上意味深远的特性。它与学问、志向都有关系。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个性爽直却都不免气躁，所缺少的正是一个“耐”字。为此，曾国藩告诫众人，人要自强，但首先应该耐得住日积月累的磨炼。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会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耐心。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妒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妒不求’。所谓‘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实怀惠。所谓‘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 “妒”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妒忌的心。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 曾国藩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不仅如此，他还提醒弟弟们要想心地干净，也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由此可见，耐得住性情，才可经得起考验，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不骄不躁才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全自己。只有不放纵自己的心绪，不嫉妒不贪求，才能有属于自己的获得。 保身有方，参与有则 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在不触犯自己做人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策略、灵活应对才是成功之道。 生存，竞争……什么都需要有正确的方法作指导。在不触犯自己做人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策略、灵活应对才是成功之道。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即使在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也是难有宁日，任何时候，都有善于钻营、巴结奉承而受到重用的奸邪之人。这种人不把心思用到济国济民建功立业上，而是挖空心思谋求个人私利，打击压制忠良贤士以求保全自己。 曾国藩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贪图享乐的昏庸之辈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之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节外生枝。加上清王室是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作为汉官里职位最高的人，他不得不更加小心，不得不比别人想得多想得远。在他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他都恪守此法，终有善终。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恳”，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时，还是在最可怜、最不得志的时候，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过密。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倚重恭亲王，是显而易见的事，所以他的态度对当时朝廷决策有一定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䜣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的官职是一路高升，有惊无险。这全都是因为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的办法处理敌视自己的人和自己的关系。就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清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i人联手干预政事，军机处的大臣们都俯首听命了。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做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在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诉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所以他当然会把手握重兵的曾国藩看在眼里。不论是打击还是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需精心处理。 军队是国家机构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所以曾国藩和肃顺都分外注意，巧妙地回避嫌疑。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李鸿裔，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荸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均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的蠢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在书信中议论政事。这样曾国藩既避免了与肃顺的直接往来，但同时也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决策。 这种交流虽然间接，但却能够对应时局，各自也能心知肚明，一目了然。 第九法 每天都能知道所未知的 每天都能知道所未知的：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九法。 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每天都能知道所未知的：每天读书，都要将心得体会记录下来，不要刻意地从书中谋求深意，否则，就是曲从于他人。 每天都能知道所未知的，就是要学习，要不懈地学习，方可不落伍。 修身养性学朱子 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有清一代“儒学藩镇”。那么，他是如何修炼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内圣”“外王”的最杰出代表的？ 其实，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他已受了儒学的系统熏陶。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他踌躇满志，在给亲友的信中，充分表达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而学问上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还说，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是他立下的一个成为大儒、成为圣贤的大目标。开始一段，经、史、诗、文样样都学，什么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李白、苏轼、黄庭坚及近世诸家的著作，他都如痴如醉地泛读、死记，学问既渊又博。后来因为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尤专于朱熹。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颇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 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对程朱非常有研究，当时汉学风行一时，“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只有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推崇唐鉴的学问。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开始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 曾国藩与唐鉴的相识是一个偶然的机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当面称赞，使曾国藩对唐又羡慕又好奇，于是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施弟子礼拜访。 年过花甲的唐鉴是知道曾国藩这位小同乡的，对他的勤奋好学，自投门下的谦恭很是满意。因此，他们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唐鉴的第一次谈话，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是了不起的大转折。 曾国藩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集》为宗。而读此书绝不可视为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字为诀，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通后，旁及诸经。又说，所谓学问，只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实“胜读十年书”。原来三十年光阴，竟不知学问门径。经老先生一点拨，曾国藩如有指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获写信告诉他的家人、朋友。在写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作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十二条规矩。又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之内，严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鉴还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检查不深刻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敢于揭发自己内心隐私、隐患之处，给以极大鼓励。唐鉴还把自己的《畿辅水利》一书交给他阅读，使他认识到一个儒学家，不光要精通圣典，更重要的是关心民事，留心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可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了圣贤之意的书呆子。 由于唐鉴精于义理之学，即所谓练“内功”，曾国藩自此一段时间跟从唐鉴致力于宋儒之学，这段理学经历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很大。义理之学的陶冶让他在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恐怕他不会笑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他的理学的“内敛”功夫又让他得以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 唐鉴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以称得上是圣贤了。 由于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倭仁实际上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也是咸同年间著名的理学家。 倭仁对曾国藩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倭仁，字艮峰，号艮斋，是驻防河南开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为宾主，皆在时晴馆”。这种“会课”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写“日录”，即每天写下心得体会，以改过迁善为目的，属于心性修养；第二步是互相批阅“日录”，有批评，有鼓励，也有建议；第三步是当面指陈得失。由于原来参加“会课”的人或者外出做官，或者坚持不下来，而倭仁自始至终“精进严密”，因此备受瞩目。 曾国藩同倭仁认识之后，他们往来的时间比唐鉴又多了。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不二法门，只是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哪怕是点滴些许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处的萌芽状态，使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简直到了严酷、苛刻的地步。 倭仁笃守程朱理学，通过他的日记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倭仁的日记主要是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说，他见过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记手抄本，他自己又“皆录而藏之”。郭嵩焘也见过陈作梅和方鲁生两个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认为倭仁的日记“多体味有得之言”。倭仁还编辑《为学大指》一书，辑录程朱理学家的语录。全书共六条：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书的目的是“正世之惑于歧趋及汩没功利而不知止者”。 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属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并要他“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 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的“日课”要求去做，重点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静思十分困苦，坐下来就打瞌睡，睡梦中又尽做些升官发财之事。于是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把日记交给倭仁看，让他帮着骂自己。 如此搞了几个月后，每天搞得精神疲惫，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再也坚持不了“日课”中的“静坐”一节了。曾国藩说，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体气衰弱，耳鸣不止”。尽管他不再搞面壁静坐自省了，但是对理学的攻读却日益努力。不仅攻读程朱，还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著作，比诸孔、孟，系统研究中国儒家的学问。 曾国藩文、史、书法、考据虽皆有一定造诣，但其思想宗旨未离儒学，儒学方面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最显著的是在与太平天国对抗中，打的是卫道的旗号。有人认为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即太平军由洪秀全创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国藩创湘军，打的是儒教的旗号。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却说明了曾国藩言必称孔、孟、朱子，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 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过年有贴春联的习俗，每逢春节，各家各户便把各式各样喜气、吉祥的春联贴到门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的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耕读传家久， 诗书济世长。 农耕社会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字里行间。 曾国藩也是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自己从先辈“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成长起来，又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他与妻子欧阳夫人一起，勤俭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会末叶的残阳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图景。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也是他的老师欧阳凝祉的女儿。婚后与曾国藩育有三子五女，长子曾纪第早夭，实际活在世上的有七个。欧阳夫人早年在湘乡老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携子纪泽进京与曾国藩团聚。在北京的十二年中，生下五个女儿：纪静、纪耀、纪琛、纪纯、纪芬，以及第三个儿子纪鸿。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离京，欧阳夫人带领子女回到老家，在乡下持家教子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欧阳夫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自从嫁入曾家门，便秉承丈夫的意愿，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烧菜煮饭，克勤克俭，毫无怨言。曾国藩虽然长期身在军旅，后又总督两江，经手的银钱何止千百万，但他以廉洁自律，“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的生活远不像一般高官家庭那样宽裕。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三，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总结自己的修身持家之道，归纳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四条，作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其主要精神是：“慎独则心安”。中国古代儒家代表人物都讲究“慎独”，并把此作为修身的基本要求之一。曾国藩推崇理学，并被人视为理学大师，他认为只有做到慎独，也即当游离于“组织”和“集体”之外时仍能一如既往地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才能求得心灵的安静宁谧和修养的浸润升华。现在人们讲要在独处时“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受得起挫折”，也是同样的意思。曾子有言“问心无愧”，孟子有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是注重通过慎重独处时的言行名节来修养身心、历练品性。林则徐有一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无欲则刚”四字恰是慎独的最高境界。 “主敬则身强”。曾国藩把“敬”作为儒家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之一，指出，孔子以“敬”教人，程、朱诸子则千言万语不离此一要旨。“主敬”的功夫，更可以使身体强健。对内守静至纯，对外恭谨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内心有所敬重，有所畏惧，则能临事神悚、气振，不敢懈怠，身体因之变得强健。 “求仁则人悦”。曾国藩则把追求“仁”作为赢得人们真诚信任和拥戴的条件。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与世间万物，均同出一源，如果只知自私和利己，不知为他人着想，不知仁民爱物，则违背了天性人情。至于为人“父母官”者，肩承拯民溺、济民困的职责，更应汲汲以求仁、教人以求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方能不负圣贤教化、君王信用。如此，则能虽成事显达，而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谁会不拥戴他呢？ “习劳则神钦”。这是说，耐得住辛苦，习惯劳作的人，连神仙都要钦敬。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又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勤天下无难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练筋骨，遇到疑难困惑则努力学习和实践，而后才可以“动心韧性”，长于才识，“增益其所不能”。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以普及勤劳习性和教化广大民众为己任，极勤以救民，极俭以奉身。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关键一着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这四条齐家之道，与他一贯所主张的“八宝”、“五箴”、“十二日课”等的内核是一致的，无外乎勤、俭、敬、恕等内涵。他要求以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国藩还说，吾教子弟不离“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纸上得来终觉浅。曾国藩不仅在书信中指点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齐家，更是在实践上模范带头，并时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情况。他告诉儿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又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又叮嘱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曾国藩在前线，唯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并特意给国潢交代：“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1867年，当他听说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铺张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曾国藩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他都是一一点拨。在读书上，要求他们“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每当看到儿子在信中向他请教学问，就非常欢喜，并耐心地予以解答；还要求儿子在回信中对他的解答谈谈体会，如咸丰九年（1859年）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但他对儿子的教育却很灵活。两个儿子科举之路不顺利，连举人都未考中。曾国藩鼓励他们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而不要一味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并于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八年之久，“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纪鸿则精通算学，编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 对于女儿，曾国藩同样倾注了一位父亲的爱，却并不溺爱和娇惯。他女儿众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指出富贵家庭不勤不俭者，看看他们的内眷表现如何就知道了。他亲自为女眷们制定每日功课，如“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的‘食事’；“绣花或绩麻”之类的‘衣事’；“做针线刺绣之类的‘细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之类的‘粗工’”等等。据五女曾纪芬晚年回忆说：“余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余等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余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余旁，今八十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曾国藩希望长保家风传之久远，是因为他有一套“天概”理论：管子曰：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而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概”是刮平的意思。曾国藩认为物极必反，“盛时宜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之家尤其应该注意谨慎谦虚，勤俭传家，以避免噩运来临。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小心显然是多余的，但注意加强对青年子弟的教育，无疑是非常理智的。古有明训曰：“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贵家庭往往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在优越的环境中沾染上诸多坏习气。是以他们不能继承家业，不能克守家风，一再地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剧。当代世界上许多家族式企业，继承者能够发展家业的，都是那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严格约束的孩子，相反，导致家业衰败的，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曾国藩对儿女们的婚事显然有自己的考虑。他为儿女们择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是有着很深交情的同乡、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适士族”。 曾国藩为子女择妻、择婿，看重的是书香门第、知根知底，而不是对方的显赫权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为他（她）们择取“一入深似海”的烜赫家庭）。像他这样的高官家庭，固然特别注重门当户对，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毁于个人的“政治婚姻”里面。后来袁世凯就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了许多达官贵族，使个人在政坛捭阖中如虎添翼。这种政治婚姻不只是源于中国，而是大有国际市场，恩格斯就曾敏锐地指出：“（在欧洲的骑士、王公等权势阶层中）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后来李鸿章为自己心爱的小女择取夫婿时，把落魄不堪的张佩纶招入府中纳为快婿。当时张已经因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失败的罪责而在政治上无望再起，连“潜力股”都谈不上，李鸿章看重的是他的学识人品。在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确是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 为人父母，总是想尽办法让子女过上好日子。曾国藩虽然对儿女的婚事费尽心力，但最终结果却并没有如他所愿。特别是几个女婿，有的彬彬弱质，英年早逝；有的小时候尚可，长大后成了纨绔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一定代表着妻贤子孝，又比如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悍妇。囿于封建礼教及朋友关系，曾国藩常常爱莫能助。比如大女婿袁秉桢，婚后暴露出纨绔子弟的作风，曾纪泽“深以为虑”，写信给父亲述说其事。曾国藩在回信中也只能说“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反过来还要劝纪泽等人“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顾其体面以防自暴自弃。曾国藩对待“袁婿”的态度，并没有使女儿的生活幸福起来，因为“袁婿”更加放肆，更加无所顾忌。曾国藩虽然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当不堪忍受的曾纪静曾多次要求回娘家住时，却又遭到曾国藩的拒绝。无独有偶，《湘军志》的作者王闿运，其女婿不务正业，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回信中气极而写下“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出离愤怒之语，但愤怒之后也依然是无奈。 愤怒也罢，无奈也罢，都已经于事无补。这不是曾国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对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凯之流要高尚和慎重。曾国藩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几个女儿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没有选错亲家。这对于当时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要算是对女性的看重了。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自由婚姻离他那个时代太遥远，虽然当时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前后，正是《红与黑》、《简爱》等文学作品盛行的时代——而他生活在中国，他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太远。他超越了时代，体现着开明，却不能大踏步地前进，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生存环境。他徘徊于旧途，恋栈于老路，虽然用心良苦，终究难有突破，在许多事情上甚而涂上了悲剧色彩。 难能可贵。凡事因其难能，才显可贵，曾国藩的修身、齐家就是这样。正如他以一介儒生、文职官员，而能墨绖出山，建立起一支“别开生面”的军队，并靠着这支后来被称为“湘军”的勇营武装扑灭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已修，家已齐，接下来，就应该是考取功名，缔造事业，治国平天下了。 习学之事，相伴终生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显学”，这个“显学”说明时代对它的需要，并不是自封的。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究心程朱理学，或许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所能挽救的。曾国藩与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而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便流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低，开价一百两银子一毫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期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费。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显现了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的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北京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一些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忧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剿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然而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领，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乎大难。”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通过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臻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无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1月17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2月17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至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更加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人，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大约作文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致于此，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也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离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作文，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为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必须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湖南王阍运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文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较为认真地翻看了几遍。此后他又违背原来规定的不阅读生书的初衷，继续坚持阅读了《居易金箴》，王其淦所送其父著《王霞九文集》，朱彬所纂《礼记训纂》，李芋仙寄来的《道蕴编》，日本人所著《新论》，上海新译之书《中外古今年表》，唐义渠所寄之《湖南阳秋》，王霞轩所寄《王少鹤诗》，陶篁村所辑《浙江诗话》，柳兴恩《谷梁大义述》等一批生书。 1872年3月2日，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了。这一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3月5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阅《二程全书》，迎接途中，“舆中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口噤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但他接连在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住生命即将息歇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他每天读的书就是《二程全书》，希望在理学的探究和修养上，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3月11日的《日记》记载：“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理学宗传》是曾国藩日记中所记载的最后读的一部书。 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与他的治学之道颇有关系。 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说：“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白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文末说：“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三十二人依次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轲、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包括程氏兄弟，实为三十三人。其中文才与圣德并列，也是他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在《圣哲画像记净中，四人一组，于义理、词章、考据方面，德行、政事、经世方面，以及言语、文学等方面，对他们都分别有所论述。曾国藩讲究“择书”，他以《圣哲画像记》为读书指导，以“本根”之书为主，取得既约且博之效。 勇于向对手学习 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所得也许更多。 如果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强更有用的人，那么向谁学习不是学习呢，只要对方有可学之处，拥有自己所没有的知识或能力，即使是敌人和对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像那个有仇难报的青年，面临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想不被一直欺负就要学习。但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学的，懂得舍弃才能获得。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学，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悔”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他舍弃了名臣的光环，只为创造一线救国的曙光。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他认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压制太平军，先达到“安内”的目的。当然，心里要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自强。 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是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䜣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国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已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他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强大才是保国的根本。、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曾国藩由此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1862年2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有回旋的余地和一定的主动权，否则，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事业之初，曾国藩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幸好他之前结交甚广，幕府中尚有可用之人，不然真的成光杆司令了。他授命徐寿和华蘅芳为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一同探索造船的方法。 1862年3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形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不能不预作准备。1864年1月终于成功建造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号，预示中国会一飞冲天不再受人宰割。后来又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除“恬吉”(后改为“惠吉”号)外，曾国藩为另外三艘轮船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号。他登船检阅时，思绪万千。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 至光绪末年，翻译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二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学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此可见，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更有所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才可能战胜对手。 学习益友优点，量才而用 “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曾国藩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如何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怎样才算会学习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同时又有自己的优点。在自己交结的朋友中，有的品德高尚，有的擅长处世做人，有的学问知识丰富，有的热心助人。与人交往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学以致用。把别人的长处变为自己的长处，不妒忌别人，以宽广的心胸接纳别人，接纳别人就是肯定自己。 在人的一生中，如果结交了好朋友，就可以相互促进，志同道合者必有助于事业的成功。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鸿的信中教导他：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向远大的人。 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非常重视朋友的作用，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二不朽可以说是在朋友的影响下取得的。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曾国藩都注重良师益友的作用。曾国藩在京城十几年中交结了许多朋友，有讲求心得的，有研究礼仪的，有文字大成者，也有英气逼人的才子，类型之多难以一一赘述。可以说，名人雅士多如繁星。这些朋友对曾国藩的个人修为和事业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例如专攻古文经学的刘传莹，他是考据方面的专家。在与刘传莹的交往中，曾国藩大大提高了自己古文字方面的造诣。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方面的问题。于是，二人取长补短，相互学习，成为终生的好友。曾国藩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在学业上取长补短，相互切磋是做学问的关键。 曾国藩认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甚至可以这样说，要了解一个人的综合情况，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完全可以了。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心志相似的人会：自然而然地互相吸引对方。 古时候楚国有这样一个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在当地很有名声，楚庄王知道后把他传召到了宫廷中。庄王问他，“你是如何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的吉凶呢？” 他回答说：“我其实不会给人看相，但我能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情况。一个普通百姓的朋友如果孝敬父母，尊兄爱弟而不违法乱纪，那么他也是这样的人，他的家就会一天天兴旺富裕。一般的官员所交的朋友如果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也就是忠于君主、爱护百姓的，他就会受到君主的器重和依赖。”因此，即使你是好人，如果交结了坏朋友，也要防备别人把你当成坏人，进而影响了自己的事业，败坏了自己名誉。 曾国藩认为什么样的人就会交什么样的朋友。虽然原则上交友在四海天下，但实际上各方面差距太大的两个人还是很难成为知己好友的。他认为没有朋友有很大的危害，是不利于自己成长的。没有朋友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为人处事的失败，说明这个人不但不相信别人也没有自信。所以曾国藩认为，慎重交友是十分必要的。 在古代，孟母为了给孟子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三次搬家。苟于也说过“居必择乡，游必近士”。可见古人对结交朋友的重视。 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子有更大的期望，他曾对纪泽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除了广交友以增益自己的才智见识外，还有，一个容易交到好友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这等同于肯定与赞赏。世上没有人会排斥别人对自己的肯定。所以，这是亲近别人的好办法。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者仅占百分之三。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往往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致。回想起来，他觉得很对不住自己的老部下，一起出生入死但却仍旧官居下位。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像项羽那样不懂得与人分享，最终使得人心相背。 后采赵烈文又上书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赵烈文说：“阁下爱贤奖士；天下所并知。远者可无论，仅近相继离开者，是他们负阁下呢？还是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我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时，人志日嚣，凡属那些器识才能略有称数的人，成忠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固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假如不是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利而呆耳。假如诚实得不到发展的场所，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乎？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与人共患难之际，必须对荐举别人的事情十分缜密，因为这无异自削羽翼、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剐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 赵烈文的话讲得符合情理，尤其是“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令曾国藩为之动容，于是，他深思己过，改变态度。从1856年起开始效法胡林翼，大保幕僚，不再拘于旧例。有功有过，各得其所。 所以说，古人交友讲求一个“慎”字，在交友变得更为容易的今天，酒友、网友、玩家无奇不有，似乎情谊与信任变得很简单了，而事实上想得到益友还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得一知己难矣”。 第十法 每月不可荒废旧技能 每月不可荒废旧技能，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十法。 月无亡所能：每月做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每月都能有机会复习已经学过的知识和本领：每个月必须做诗歌或短文数首，用来检验所学理论是多还是少，所培养真气是否充盛。不可以一味地懒惰迟延，这样最容易使自己的远大志向丧失殆尽。 每月都能有机会复习已经学过的知识和本领，就是让自己不懈怠，不疏忽，让自己良好的状态保持下去。 学新知求变，变而生智 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可以由学习来塑造和改变。 人处于弱势必定会被人欺负。国家处于弱势也是一样。强者的根本在于学习，强国的根本也是一样。 曾国藩所在的满清王朝已经走向没落，内忧外患使曾经雄踞东方的大清朝千疮百孔，他就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的舞台。越是在危难的时候，越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胆略与见识，在治学方面，曾国藩更显示出超前的智慧与远见。 固步自封，鄙视外国，自以为是，这是晚清士大夫们愚昧无知的表现。在近代中国，一些顽固的人总是不肯面对现实，仍旧做着天朝上国的辉煌梦。与这些人相比，曾国藩显示出非凡的远见与卓识。他深知，中国日益落后，而外夷日益强大，所以，在强敌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自高自大，只有积极主动地向先进的外国人学习，才能使自己逐渐强大起来，才可以避免被动挨打的情况发生。 中国传统文化对曾国藩的影响很深，这使他对封建政体怀着极强的使命感，但他却能用新鲜的眼光看待时局，不自以为是地迷惑自己的视听，而是脚踏实地地去认识，去学习，去努力。 当疯狂的西方列强迈着侵略的铁蹄踏上中国这片沉睡的大地时，曾国藩显得很冷静，他知道考验的时候到来了，他更知道之前所读的圣贤书在洋人那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要变强就要先学习。因此，他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风，给闭塞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曾国藩对现代科学有了初步认识，光学、重学，流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等。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习，但他已经知道这些就是帮助西方人变强的知识，他认为只有先弄懂这些才能找到救国的根本办法。 曾国藩认为，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通过其他方法很难改变人的本性，但是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通过学习就可以改变一切。因此，曾国藩首先提出了以学习求变的方法。 曾国藩把学习新知识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读书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的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读书。虽然他明白起步太晚了，但只要不停下脚步就有变强的机会。爱国心和身为中国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放任列强的凌辱和掠夺。对他来说，读书不是为了消磨时光，是为了不断地汲取新的养分和智慧，以及增加求变的积累，救国于危难。 他认为要强国就要先自救，你要变强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先从自身开始做起，由朱理学到法家再到庄家，现在又是现代科学，多次求变只为救国救己。 在我国近代史上，除曾国藩之外还有一些开明的有识之士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推行洋务。在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中国人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大进步。有想法才有行动，这就是变革的开始。 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思想与远见，主要是因为他对学习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知识的热忱渴求。他的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例如精擅边境史地学的张穆、何秋涛，还有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以及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 这些杰出的人才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也引导了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浪潮，充实了曾国藩的思想与观念，使他对局势的发展有了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了解，也使自己的责任感更加强烈了。 曾国藩求知若渴，他不仅精心拜读过上述几位的著作，而且还对《朔方备乘》、《校那庐抗议》、《几何原本》等书有过专门的评价，不仅如此，他还让习是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的，更需要明确学习意义，为一己私利，权势名利还是民族复兴，国家命运而读书？俗话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身为知识分子更应该具备这种责任感和意识。 其实，从古至今，任何知识都与人类社会有很大的关联，都是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了对人生以及社会的认识与理解，虽然内容各有不同，但都是思想与智慧的体现，懂得学习的人，就可以从中汲取精华，剔除糟粕，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积淀，为己所用。 知识是促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人各方面能力发展的源泉。古人信奉“学而优则仕”，但是，做官若不能为人谋福为国解忧，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既然学了，就要学有所用，及时地更新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加快自己日益落后的步伐，这一信条才是救国之道。 推而广之，现在的每一个想要摆脱困境“咸鱼翻身”的人，都应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以学为伴，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最终能在社会洪流中力争上游。 专心潜读，明道经世 读书需潜心，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 人生之中什么最重要？生命、地位、财富还是……一千个人，一千种回答。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曾竹字长期苦学，但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遭，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 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即使回程要省吃少用点也要把书买回来。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就是这本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书成为他终身的知己，为他的胸襟和眼界打下基础。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你借钱买书我不会怪你，只希望你能细心研读，这样就不会辜负我了。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读十页绝不间断。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二十三史》全部读完，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看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纸上谈兵实不可取，但对于善研致用之学的曾国藩而言，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做学问对实践指导的意义。 曾国藩在任五部侍郎期间还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民生疾苦和军备不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败，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使曾国藩旗下的将领少有莽夫。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这说明虽然“隔行如隔山”，但只要不断学习就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学习对于人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旧坚持阅读。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他认为生老病死，世事变迁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这时，书对他而言已经不是有形的物体而是无形的精神依靠。 试问世人，哪一个能有如此的毅力和追求？所以，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 做清醒之人，自省己过 一生聪明未曾尝过犯错滋味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头脑清楚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主动更正它，因为逃避错误的代价比承认之后立刻改正要大得多。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否认它的存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改之，过而无恐。过错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清醒明智的人；知错不改的人，往往一事无成。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这是千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现实中的很多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别人指出的时候仍旧不知道悔改，甚至巧舌如簧，这种人永远不会有进步。正视缺点和不足，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样才会有所突破，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并坚决彻底地改正和执行。 曾国藩的性格一生发生过多次转变，早期个人修养也并不深厚，一遇不顺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与人交往时善于言谈，爱出风头。但他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他认为，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的修身养性至关重要。因此便下定决心改变这种性格，但是却屡有反复。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的养成不是朝令夕改的事情。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且词气虚矫。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强辩，谈文说理，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其实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的话，过后又十分后悔。 由此可知，认识只是一个开始，实际行动才是关键所在。他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曾国藩一心想要检讨自己，他改过心切，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经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几分敬意，但是这样就有一种不合群的表现。 由此可见，与人交往要怀一颗真诚、谦逊之心。不需要客观的抑制，真正的改变应该是从内在开始的。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好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所以，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曾国藩深受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和完善自我。 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愤不可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虽然友人多次劝阻，他仍然放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又很后悔，又检讨自己。从此以后，他日渐成熟，逐渐地改掉了自以为是的毛病，与人交往时，他懂得给人留面子，削弱自身的锋芒。 对于自己的言行，他认为一切事情都需要每天检查，一天不查以后有问题再补救就难了。他逐日检点，事事检点，严格要求自己，把检点自己视为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犯错之后如何用正常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才是正确的选择。曾国藩认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这样才会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 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从不虚伪地遮掩和找借口，并且可以积极地去改正。心里踏实，纠结也少了，做事也顺利许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饰就有多少丑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他认为，人的欲念太重，过分追求某些东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现自己就容易言辞不当，惹人厌烦；过于认可自己就容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此二者都应该常加克制，他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将这二者清扫干净。 他认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检点，戒除自满需要把自己放置于世界之中，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平衡。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叹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他认为苍穹之中，自己只为沙粒，为尘埃，不足提起。所以一个人成就再大也没什么好骄傲自满的。 为了改掉自己的缺点，曾国藩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与决心，不仅对他一生的性情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他能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他告诫自己一定要谨记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就是因为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与不足，人如果能做到不自欺，就可以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不断完善自我。他不仅每日自我反省，还主动从亲友处吸取建议，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誓做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曾国藩这种严于律己的思想和行为值得我们去学习，不欺人也不自欺，是修身的必备条件，也是为人处世应该注意的环节。 内外兼修，誓做完人 良好的内在修为与强悍的外在实力相结合，这就是天下人对“完人”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有为完人之志，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体现。 世上没有完美的存在但却有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对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们称之为“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做就要做充满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秉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境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说是不怕脏累，任劳任怨。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家人的所有衣物都是她亲手缝制的。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多，但是读书、务农、经商、为官样样可做，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孩子们在外面闯荡，还用担心什么贫苦呢？从她的言语可以看出，母亲江氏对曾国藩品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曾国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天下传阅，尤以《家书》影响最广，成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头读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强横行、各势纷乱的局面下恪尽职责；立德，他内外兼修，誓做完人，并事事以身作则，重视身教。正因为如此，后世给他的头衔不胜枚举：“中兴名臣”、“处世楷模”、“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除此之外，曾国藩对志向的追求也很执著。他认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有原则有操守，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 他认为自己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时，总怕一下子病死家中，违背了自己的初志，失信于世人。后来复出，意志更加坚定；倘若再有什么不测，也没有留恋和后悔的事情了。在洋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他早就已经有殉国的念头，但愿战死沙场。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有恒看做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绝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无论何时，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有志贵在有恒，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由此可知，对于“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样道理，这世间芸芸众生，想当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却鲜而有之，完美在于心，在于志向而不在于一念之间。 心有本源，只在进德 无论古今，只有尊重内心的真实感受才能完善内在的品德修为。做自己心里真正想做的事情，才能获得最大的自我满足。 想掌握自己的命运需要太多条件。勤修身，广交友，遇贵人，求学问缺一不可。这几个方面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一本定律。 素怀平治天下之志的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在仕途上的发展是颇为一帆风顺的。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过两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并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他的经历可以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来形容。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意外。 分析其中原因，首先在于其勤于修身，广交师友，修养品行，切磋学问。其先后师从唐鉴、倭仁，知晓了修身之道，思想也更趋于成熟，理论更趋于完备，并勤于躬行，持之以恒，体悟颇多，如于自强处胜人便是一例。曾国藩以此教育弟弟，大致的意思是说：想做自己命运的主宰就要先相信自己，自立自强。国家想强大必得选贤用人，家业想做大必得有优秀的子孙，一个人想成为强者，与人斗智斗勇，这其中有因为强大而获胜的，也有因为强大而落败的。古人如李斯、曹操、董卓之辈，他们的智力都堪称一流，但自身的灾祸也不寻常。我们只在自我修为上成为强者就可以了，切勿处处逞强。逞强之后结果如何尚无定论，即使暂时获得胜利和安稳也会被人轻视。由此说明曾国藩能够学以致用，把所学之事逐个实行，确实做到了自我提升。 后与刘传莹、吴延栋等治理学之友的交往，不仅使曾国藩增长了各方面的知识，也大大提高了其个人的声名，使其“在京颇著清望”。在与诸友交往之中，不仅将己之志向细化到修身，而且使修身更理论化、系统化。他讲道：“凡事尽性知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可见，曾国藩对天命人性的理解已经有了自己的东西。 因此他说：“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在此之外，曾国藩还把慎独思想置于行事之中，主张凡已有志气之人必敬慎为重，亲贤纳言，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十年七迁皆获益于此但仍不完备。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因其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他们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是对机遇和贵人相助的最好诠释。 穆彰阿，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深得道光皇帝的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他在朝为官二十年，爱才，也不大贪，就是性格奸佞，总是喜欢蒙蔽隐藏一些东西。因其拥有衡文之权，自嘉庆以来，先后主持过三次乡试，五次会试。所有的会试、殿试、朝考，没有一年不是考官之一的。国史、玉牒、实录诸馆，都是主考官。正因为如此方便其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 穆彰阿和曾国藩两人相识于戊戌年会考，两人也算有了师徒情意，之后常有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抄，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从此之后，曾国藩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对穆彰阿也能做到“饮水思源”。穆彰阿被罢斥后，曾国藩每过穆宅，总不免感慨一番。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属总督前进京陛见时，还专程拜访穆宅。 曾国藩的经历证明，成一番大事所需的种种条件达到后，还要利用这些条件为自己增进德行，打开未来。同样，不论什么时代背景下，想成为有所作为的人，都需要这种精神和努力。 心静以修身，不变应万变 当一个人心静如水时，其心犹如明镜一尘不染，面对世俗纷扰都能以平和之心对待。内心的宁静可以忽略外界纷繁复杂的局面，可以为自己保留一份“纯”与“真”。 孔子说：“仁者静。” 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静不仅是哲学概念，更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修身养性的方法，一种为人处世之道。“静”之一字，蕴含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儒道释三家都强调一个“静”字。儒家讲求修身、立志、治学皆以静为本；道家讲求“平和冲淡”；释家禅宗讲求静坐以静心。由此可见“静”字功夫的要紧。“静”乃是人生最高境界。 曾国藩在动荡不安、群势交错的险恶处境中，却可保持一颗平静之心，这与他的修养有很大关系。曾国藩生性好动，性情刚狠，在最初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没少在动与静、恕与忿之间纠结。他把静坐视为每日必做功课，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他的坚持使其内心获益良多。在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中，也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确实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 曾国藩不断地汲取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反省自己以戒除抑郁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以后，面对许多事情，他一直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胸襟更宽广。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在籍守丧，奉命编练团练，抵抗太平军。这时候的他在朝野还是平凡之辈，当他在无数个团练中异军突起之时，许多人都惊异于这介儒生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耐得住清静，并且能在清静中奋发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对“宁静致远’的最好诠释。在用兵过程中，他也有一套“静”字心得。他认为以静制动是最好的计谋。以稳慎为主，不轻易冒险，不轻易变动，先稳住自己的阵脚，然后再随着形势的变化来改变用兵的策略。 “静”的内涵得到升华后，曾国藩在磨练中逐渐成熟，也变得圆滑老练，头脑越来越冷静。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1858年)复出之后，更加注重自己的言行。他谨言慎行，凡事必三思而后行，而且把学得的保身之法充分发挥出来。在取得战绩、大功告成之日，他表现得异常冷静，不仅裁撤了五万自己亲手练出来的湘军，还把夺得首功的弟弟曾国荃送回了老家，从而保全了自己以及亲人的安全。 他认为，保持心情舒畅的最好方式就是有一颗平常之心，一颗淡泊名利之心。平常人谈舍得很容易，但一旦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还能做到“淡泊”二字实在很难，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宽广的胸襟。他还懂得去寻乐、求乐：他写诗，练习书法，通过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的心理。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将这种体会诉诸于笔端。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与淡定的情怀，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他的文章风格，也体现了他的办事风格。 平时与僚佐亲朋相处，他也处处表现幽默，从而使气氛活跃起来。郭嵩焘、郭仓焘、郭昆焘同胞三兄弟与曾国藩的交往甚深。曾国藩这样评价他们：论学大哥嵩焘第一，政则三弟昆焘第一，二弟仓焘两者居其中。因此，他常常戏称这三兄弟：“湘阴三郭，论学一二三，论才三二一。”曾国藩曾写过一副对联：“养活一团喜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副对联也是他自我修养的反映。他懂得在静中取乐，无论是批阅公文还是写信作诗都是如此。他明白如果一个人不能静下心来，那么即使终日里忙忙碌碌，心思也总是浮浮沉沉的，不会看清事理，更不会踏实地做事，终究无法有所成就只会随波逐流，而且还会影响身体。 养心与养身是本与源的关系。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注重身心兼治，在遭受磨难时，他主张要把心放下，不要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否则永远不会有成功之日。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的道路上，成败得失皆有可能。有时个人的努力并不能达到预想中的结果，受机遇、实力、人脉等条件的约束。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戒除浮躁和抑郁，这样才可以给自己减压，以一颗平静的心对待烦恼，烦恼也不觉得是烦恼了。俗话还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的心结终究要自己解开。静下心来反思自身的不足，才能效仿古人，获得内心的升华。 谦而不欺，立身之本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社会地位，谦虚做人的要求都是立身之根本。谦而不欺是一种低调的做人品格。谦是礼，不欺是果，与人为善但并不被人所欺。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 骄傲自满的人，总把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相比，自我满足，瞧不起任何人。而谦逊的人不仅能够发现他人的优点，还能积极、虚心向他人学习。集众人之长，补己之短。 《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自身的充实和完善皆由好心态开始。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 《说苑·敬慎》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由此可见，谦逊美德能使人获益良多，拥有谦逊就拥有了福气。 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谦虚之人必为低调之人，不招人厌恶，不引祸端，即使有祸也能避过。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惟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是“谦”字。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当然凡事皆有度，不夜郎自大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轻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的体现。 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也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 第十一法 习练书法 习练书法：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十一法。 作字：早饭后做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习练书法：早饭后必须练习书法一小时。而且，所有文字方面的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书法的机会。凡是今天的事情，一定不许留待明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会越难以清理。 习练书法，是从习练书法的一笔一划的严谨中，学习人之为人的开阔眼界、心态平和，心到笔到、持之以恒等等品质。 眼界开阔求通变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也许历几生几世也无法看透。但站得高，看得远，望见的路就多。路多希望就多，选择就多，人生也会因此豁然开朗起来。 开阔眼界增长见闻对人有益，对一个国家更是如此。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进行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然而，前进的路上却障碍重重，封闭固守的社会、骄傲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使得任何变革都显得寸步难行，有识之士都变得有心无力。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对学习西方，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的问题，提供了具体而又系统的方案与依据。曾国藩看后很受启发，他称赞这部书是“名儒之论”。感慨、兴奋之余，曾国藩认为其中的许多方案难以实行，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下，进行如此重大的改革有些艰难。但是，外患的险峻形势逼迫清政府做出必要的改变。 同治九年(1870年)，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一套选拔学生留学美国的计划：初次试办，以四年为期，每年选派三十名十二至十四岁的聪颖幼童前往美国读书。预定每人留学十五年，学成之后，回到中国服务。为的是中国今后自己就有了富国强兵的人才，不再需要外援。曾国藩对他的建议非常赞同，于是兴致勃勃地奏请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 但派遣幼童留洋活动“亦为古来未有之事”。因此，许多人都不赞同这一做法。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日本、朝鲜等国向中国派遣过留学生，而中国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却是一个先例，也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虽然曾国藩认为，派遣幼童留洋是一个学习外国先进知识的最好机会，但是建议一经提出；就遭到了许多保守派官僚的强烈反对。曾国藩没有退却，他坚持自己的想法，不断地向清政府陈请，最后得到了允许。于是，他积极地行动起来；为留学事宜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他与李鸿章等酌定留学章程十二条等，并且详细地规定了招募学生、施教步骤、管理及经费等相关事宜。 曾国藩对留洋的幼童寄予了高度的重视与期待。他在写给幼童的监管官员陈兰彬的信中表达了“鼓舞”之情，还提了对学习的一些要求。希望这些学生能学到西方知识的精髓，学以致用，来日报国。由此可见，曾国藩仍以“专”责以教育留洋学生，这也反映了他对待学习与专研的态度，表达了他一心想让国家变强的殷切希望。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他虽然没有看到此项计划的真正实现，但在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在次年夏天，第一批留美学生三十人由容闳、陈兰彬等人率领着，漂洋过海到达了美国，开始了学习外国知识的生涯。同治十四年(1875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选派了二十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无论是幼童赴美留学还是船政局派遣学生留欧，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幼童赴美留学主要是侧重学习语言，那么船政局派遣留欧学生的活动更侧重于学习技术。 在当时，随着新科技在中国的不断传播与渗透，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科技的重要作用。因此，当时派遣留学生活动是一种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体现。这一举措也体现了曾国藩当时的先知之明，用心良苦。 当这批漂洋过海的留学生回国后，他们逐渐被当作人才而受到了重用，特别是被赐予的“官学生”或者“官生”出身，跻身于《大清会典》规定的官绅之列，这对于那些所谓的“正途出身”之人是一大冲击。不仅如此，留学生活动也是对科举制度的一次重大挑战，它为中国近代社会向“民主”与“科学”迈进开辟了一条通道。 曾国藩主导的这一系列的活动为落后的中国开辟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也是中国人睁开眼看世界的一种途径，使中国与世界的融合有了新的开端，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无知变为有知。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上国门，外面的世界依旧会发展变化。只有洞察这种变化，才能做到基本的自保。 在这群留洋学生中，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人才，例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著名的专业人才。这些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启蒙的学子，把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发展，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许多杰出的贡献，而曾国藩的创始之举，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仅是一位文治武功的政治家；也是二位洞察世事的改革家，他倡导洋务，积极主张学习西学、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这一系列创举为国家图强奋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言为定。 不论古今，不做“井底之蛙”都是明智之选。在世界大融合的今天，这种开阔眼界、提升自我的意识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人，一个集体乃至一个国家都应该具备这样的学习意识。 俭以养德，物贫心富 人生最大的收获不是物质上的富足而是心灵上的强大。有节制的物质追求和无休止的心灵保养双管齐下，才能使自己得到本位的提升，不会因欲误事，因欲无德。 节俭者必少欲求，奢费者必贪欲旺。 古语有云：“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节俭是一种良好的品德，而奢侈则是一种恶行。 贪欲过旺会使人身败名裂，而节俭生活则可以使人名扬天下。是否节俭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更甚者会影响个人和国家的成败兴亡。因此，一个人如果能够战胜自己的贪欲，以俭养德，以俭持身，他的事业与人生就会走向成功。所以说，“俭”不仅仅是一种内在的美德，也是成功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所以，崇尚节俭的精神在历代都受到了推崇与发扬。 桓范在其《政要论·节欲》中，对节俭进行了深刻总结：“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由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征诸史实，可谓不易之论。” 石成金在《传家宝》中总结出“俭”有四益：“养德”、“养寿”、“养神”、“养心”。由此可见，节俭虽然可以轻易地做到，但其作用却不仅仅局限在一个人身上，节俭之人治家会持之有道，当官会清廉有名，治国会使得国民终身丰衣足食。 曾国藩崇尚节俭，一生生活俭朴。在衣着上，他的布袍鞋袜都是由其夫人、儿媳妇亲手所做。而且，他平时不穿新衣，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饮食上也从不挑剔，吃的是粗茶淡饭，每次吃饭时也仅吃一个荤菜。俗话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此节俭的作风，在当时封建官吏中，确实很难见到。 在曾国藩的屡次谆诫下，.曾家基本上保持着节俭的家风。曾国藩对此功不可没，但是他认为他在“俭”字上所下的功夫还不够。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曾国藩对自己和家人的严格要求。 “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可以称得上是提倡节俭的至理名言。曾国藩考中进士后，人选翰林院任庶吉士，虽然这里是储才之处，但庶吉士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俸禄很低。因此刚开始时，他的生活过得很清贫，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日常开支。他不仅要寄钱孝敬父母，接济兄弟，供养一家人，还要应酬官场。他意识到，一个闲职官员没有其他的收入渠道，只有自力更生才能渡过难关，在此期间，他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 他在日记中经常提醒自己，要尽量减少交友，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反而使他在交友时日益慎重。交友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所交的都是肝胆相照的知己，这些人后来成为他仕途上的主要帮手。可见，良好的品德修为给人的益处之多之广。曾国藩的旧交多以节俭自强，他们品德高尚，互相勉励。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德有志之士皆如此。 曾国藩重视以俭养德。为了维持生计，他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但是，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使他更加坚定了自立自强的决心。他告诫儿子说：“受人恩情，当为报答，但不可多求人也。”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节俭有度，偶尔向别人借一次钱，别人会慷慨解囊；但是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就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他，还会被人看不起。这样的人不仅会失去别人的信任，还会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品德，养成一种自立自强的作风。 曾国藩不爱财，不敛财，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一万多两银子。他保持勤俭风气，使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这才是真正的育人行为。他不光自身节俭还心系百姓为他人着想，总想以一己之力帮人渡过难关。在他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就曾写到置办义田的事情。大意是说：乡间的谷子，贵到三千五百，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老百姓何以聊生？我自从当官以来，就想为曾氏置办一处义田，以救助孟学公以下的贫民，为本地置办义田，以救助二十四都贫民。我的处境没有富裕，不要说京官自己治理自己还来不及，就是外放当官，或做学政，或做督抚，而像今年三江两湖的大水灾，几乎是悲惨的哀声响彻半天中，做大官的，便何忍在俸禄之外，多拿半文呢？所以置办义田的愿望，恐怕难以实现。然而，我的计划是。一旦官俸收入，每年除供堂上大人的衣食之外，稍有盈余，我绝不肯买一亩田，积蓄一文钱，一定都留下做置办义田的资金。我已下决心，希望弟弟们体谅。 由此可见，俭而不啬、张弛有度、收支有数才是节俭的王道。心有余而力不足时，心怀天下；心有余而力尚足时，开山拓斧。节俭，是不受时代、空间限制的品德，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素质。 内外兼修，誓做完人 良好的内在修为与强悍的外在实力相结合，这就是天下人对“完人”的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希望自己越来越好，有为完人之志，也是成大事者雄心的体现。 世上没有完美的存在但却有不断追求完美的人。对这些努力想功成名就的人，我们称之为“完人”。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做就要做充满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秉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 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境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公婆十分殷勤，可以说是不怕脏累，任劳任怨。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家人的所有衣物都是她亲手缝制的。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她常对丈夫说：我们家孩子虽然多，但是读书、务农、经商、为官样样可做，我在家里操持家务，孩子们在外面闯荡，还用担心什么贫苦呢？从她的言语可以看出，母亲江氏对曾国藩品性的影响是巨大的。 曾国藩的最高理想就是“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天下传阅，尤以《家书》影响最广，成为不少名人雅士的枕头读物；立功，他挽救了清王朝，在列强横行、各势纷乱的局面下恪尽职责；立德，他内外兼修，誓做完人，并事事以身作则，重视身教。正因为如此，后世给他的头衔不胜枚举：“中兴名臣”、“处世楷模”、“湘军创始人和领袖”、“太平天国的克星”、“洋务运动的领袖”、“近代史之父’’等。除此之外，曾国藩对志向的追求也很执著。他认为人不能朝三暮四，不能如墙头芦苇，随风摇摆，而要矢志不移，有原则有操守，否则，光阴匆匆，肯定会无所作为。 他认为自己自从军以来，就怀着临讫授命的志向；丙戌年有病时，总怕一下子病死家中，违背了自己的初志，失信于世人。后来复出，意志更加坚定；倘若再有什么不测，也没有留恋和后悔的事情了。在洋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他早就已经有殉国的念头，但愿战死沙场。 曾国藩主张，本志不可移，并把能否持之有恒看做有成无成的重要体现。他在家信中以自责的方式教导子侄说：“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等到办理军事，志向才最终确定，中间本志变化，尤无恒之大者，用为内耻。”事实上曾国藩所改变的只是他“本志”的一些表象，而他从年轻时就要成为不同凡响的人物，要成为“蛟龙”，干一番大事业的“大志”并没有变。但他认为自己从军以来是一次本志的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从军以后“死在沙场”、“以身殉国”的“初志”是绝不可再改变的了。 的确，无论何时，要想成大事，非树立远大志向不可，并以这种志向为目标积极进取，内外兼修，有志贵在有恒，坚持不懈地去追求才有功成名就“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时候。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由此可知，对于“完人”他有自己的一番理解。同样道理，这世间芸芸众生，想当完人的多了，真正能做到的却鲜而有之，完美在于心，在于志向而不在于一念之间。 早和为本，恕而不怨 知道克制和掌控自己的人才有掌控别人的能力。凡惹人恼火之事多已成既定之实，追究只能徒增烦恼。用开阔的胸襟去面对可恼、可怒、可急、可躁之事，那么再难的事也能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佛家教人不可含嗔发怒；道家教人清静中和；儒家教人要宽恕待人。 古人把惩忿窒欲作为养生的要诀。惩忿，就是要少恼怒；窒欲，就是要知道节俭。因为好名好强而过分用心也属于欲。曾国藩的一生治学于儒，自然深知养生之道，因此能严于律己，立志戒怒。不仅如此，他还写信教育弟弟、子女按此养生修为，少愤怒，知节啬，以平和为本。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如此写道：“吾教尔弟不在多书，但在圣祖之庭训格言(家中尚有数本)、张公之聪训斋语(莫宅有之，申夫又刻于安庆)二种为教，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以后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算学书切不可再看，读他书亦以半日为率。未刻以后，即宜歇游观。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不可轻服。切嘱！” 他教育兄弟要牢记圣贤在养生方面的训导格言，主张适当地养花草，游山水，丰富生活，舒适身心。看书不在于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收获的多少，养生的要诀在于少生气，节俭自好。不逞强扮狠，不纵欲。药虽能治病但也伤身，尽量少服用。 由此信的内容可知道，曾国藩对内在的要求很高，修身养性的方法之多，内外兼有，由思想性情到日常节制无一不有。这不禁让人想到，如今社会的养生之道也不过如此，尚不及其一半。养生贵在养心，其次养性，最后养身。而今更多的是反其道而行之，只做表面功夫，殊不知，心灵的疲惫和衰老才是最要不得的。由于性格、所受教育的不同及品德修养的高低，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态度和方式。对志同道合的人，和气对待就好；对荒废自身、毫无养生观念的人，可劝可念唯不可怒；对奢侈浪费不知珍惜者亦同。 曾国藩在修为自身的过程中一向和气待人，不言人过，不怒不吓，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这也是当代人需要去学习的。 切已体察贵专而有恒 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古人所言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 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有的史书中这样记载曾国藩生命的最后时光：同治十一(1871年)年正月，曾氏已如风中残烛。二十三日这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途中在车上“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声”。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那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二程全书》，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月初二，曾又发病，“因告二子，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与道”。是夜仍读(仁程全书》。 二月初三，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晚饭后阅书中《张子》一卷。《理学宗传》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即逝世。 就凭最后这一点，我们就足以明了曾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坚持”二字笔画不多，说起来也不难，但能切实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不专注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喜爱，半途而废的志向也不能称之为志向。 曾氏治学，强调有志、有识、有恒。他认为只要是读书人，首先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的人就不甘于人后而发愤图强；有见识的人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不会自以为是地像一只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具体的读书方法，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书中这样说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佐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镇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渚文，亦宜在二j＝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除看、读、写、作之外，曾氏又说求业之精在于专，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的家书中提及，大意为：求业在于精学，除此之外再无他法，每日专心致志就可以了。谚语里有句话：“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坏处；多面挖井也没有泉水可以喝，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后果。各位弟弟都应该努力专一地做学问。如果九弟志在练字也不用荒废其他，但每天练字的时候要专注而有神。不知四弟六弟是否专心，如果志在经义就专守一尽经；志在制义就专看一家之言；志在做古文就专看一家的文集，作诗和试帖也是如此，千万不能多管齐下，这样只会一无所获。以后写信来，各位弟弟要把自己的专业写明白，并且谈谈心得，使我一看信就能知道志向见解。凡是专一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问，弟弟们的心得可以与我分享，疑问我们也可以共同分析。详细写信的内容，就好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面对面地交流，不也还是一件乐事吗？ 而在另外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介绍了读经和读史的具体方法：强调不但要专一还要有恒心。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恒”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恒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除此之外，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内在的要求：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他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初三《谕纪泽》中言道：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于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横，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年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援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其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亦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日：“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曾国藩认为读书应该有心得体会，如果没有就说明没有虚心去体会，没有联系自己所思考的问题。这种状态下做学问，即使只研究一种学问并坚持到底，收效也是微弱的。在读书之前先要摆正自己的学习心态，同时能把学到的内容与自身联系解说文意，深刻地反省自己，尽力弥补不足之处。 古人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常言道：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曾国藩总结的这一套学习方法，无论是学习态度，精神还是具体方法都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第十二法 夜晚不出家门 夜晚不出家门：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十二法。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夜晚不出家门：出门应酬玩乐，会使人荒废修养功夫，会使精气耗损、神情疲惫。所以，这种不良习气必须彻底戒除！ 夜晚不出家门：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最后一法，是强调人贵有始有终。 善始善终，才是人生极致。 严教子女，规以治家 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 “璞玉等人琢，良木要人培。”家是温室还是锻炼场所全看持家人的教育方针。家教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前途，也关系到整个家族的兴衰，甚至国家的发展。曾国藩一生深得儒学之精义，受益匪浅。他在成名之后，对家教非常重视。 他对待子女有爱但不溺爱，有教训但客观公正。传统儒家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还体现在育。吃饭、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和现代社会的父母一样，古代的长辈们也对子女有很高的期望。 刘向的《说苑·建本》中也谈到了在子女教育上的重要性：“父之于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诲以成之，养其谊，藏其伪，时其节，慎其施。子年七岁以上，为之择明师，选良友，勿使见恶，少渐之以善，使之平化。” 他主张孩子7岁以上，就应该拜师读书学习，选择好友了。在此过程中，让孩子们懂得区分好坏，分清善恶，这就是我们说的启蒙教育。 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只有学会了这些才能于将来在社会上立足，从更长远更高的方面来说，才能踏上仕途，成为人上人。 教育子女的方法，古今相同之处很多。首先强调长辈的威严，但又强调循循善诱的重要性。爱的方式也崇尚理性化，溺爱是害而非真爱。这些观点都是一致的。 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在其小时候过于溺爱、宽容的结果。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大心血。他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从科目的选择，到课程表的制订，都详加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自己亲自批阅。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功夫去考察。 正是由于如此细心的全面教导，他的子女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另一个儿子曾纪鸿精研数学，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有诗人，曾孙辈中有教育家和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除了对子女的善教之外，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把父母放在心上。 多数人都想为后代留下些好的东西。虽然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官人，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这遗产若为金钱等物质财富，终究是有穷尽的；若是精神财富则可以代代相传。所以说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人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歧途，性情必有变化，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到那时就难以挽回了。 与曾国藩同时代的清代名将左宗棠在教子上和曾国藩不谋而合，也以德性为本。他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至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恋情流荡，以沈(同沉)溺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他认为如果子女们品行不正，自己积的钱越多，子女们犯的错就越大。这确有一点警世恒言的意味。更何况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祖上的财富再多也无法替代自己的人生。曾国藩认为只有自强才会有福。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曾国潘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都不留给子女。俗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所有的获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只要自己肯努力，不靠家产，也不用担心没饭吃。 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两百封，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如何做到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并能身体力行，学有所用。 现在，国家依据考试中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活学，也就必然懂得有益于人类社会的道理，做有益于人类社会的事情，即使以后飞黄腾达也不会忘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兢兢业业地遵循常规办事。如果以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分外的事，那么，即使这个人才高八斗也不能算是有用之人。这样的人读书无用。 所以说，自身的修养与读书的志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另外，学习就是为了使用，说得好总不如做得好。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深刻与否，而在于是否能身体力行，能否把读书有益的能量转换到自己的人生中来。所以说，教育别人的人要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还应避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从自己学习的亲身体验出发，以研究的态度，中肯地教育别人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这样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 退步宽干，清淡衡久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曾国藩物极必反的道理世人皆知，但尺度的把握却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有人认为，做人要自立自强，必须要显示刚强。殊不知，刚强过度会适得其反，显得自己粗俗无脑。水因柔能冲毁万物，能够随意随容器的形状而充盈其中。倘若为人能像水一样善于适应环境，那么与人交往必定很融洽。 曾国藩曾这样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人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他悟出天地之间的道理，要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了会导致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并不是指暴虐而说的，而是指强矫罢了；柔并不是指卑弱而说的，而是指谦逊退让罢了。做公差，就应该强矫，为名利，就应该谦退；开创家业，就应该强矫，享受安乐，就应该谦退。外出与人应酬，就应该强矫，在家与妻儿享受，就应该谦退。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立自强才能成就大事。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因为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当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刚”。有刚之人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无以自立，若不能自立则无以自强。 也正因如此，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时，敢于与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显示了他挺然特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但也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不少磨难。他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一条真理：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 “柔”，不是软弱，而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力量。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捡其他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悠哉悠哉，远离祸患。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安身处世的方法。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在曾国藩看来，应该把刚直不阿放进心里，刚柔互用体现在行为处事上。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 在面临挫折和挑战时，有人会不知所措，或者一味地意气用事，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而聪明的人懂得刚柔并济，能屈能伸，使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历史上勾践灭吴就是一则外柔内刚、以求自强的故事。春秋时候，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采取了与吴国讲和的方略，向夫差称臣做奴，并献上了越国的珍财异宝和美女西施。夫差每次乘车，勾践总是恭顺地请夫差踩其背上车，并在车前为夫差牵马，甚至在夫差生病时口尝夫差粪便，以表忠心。即使遭人唾骂，他也不在乎，总是一副心甘情愿的样子，深讨夫差欢心。 久而久之，夫差便放松了对勾践的戒备，放勾践回到了越国。勾践一面卧薪尝胆，苦心劳力，爱抚群臣，教养百姓，发展生产；一面经常派人到夫差面前问安献宝迷惑夫差。经过数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勾践终于打败了吴国，活捉了夫差而称霸诸侯。勾践以匿刚显柔的手段，终于达到了灭吴称霸的目的。 由此可知，“柔”的力量常是发自内心的，因而是强大和坚韧的。以“怀柔”的手段，以柔制刚，克敌制胜，降伏对手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一个著名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在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曾国藩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汲取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把所学知识与人生经验联系起来思考的人，他主张退步宽平，清淡衡久。他从中汲取人生的信条与经验，总结出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争，在什么样的情势下该退，在什么情势下要根据客观情况审时度势，刚柔并用。 万事万物都不可走极端，片面地依靠“刚”而忽略“柔”，或片面地依靠“柔”而忽略“刚”都将导致失败。在人生旅途的沼泽地带，在名利场勾心斗角的阴谋下，在人际是非面前，退让一下，有何不可？所以说，善用刚柔，才能长久挺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 巧隐锋芒，圆通求成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 安静的力量在于不作声却能万事周全，不引人注目却能实力非凡。真正厉害的人物大多懂得安静的力量。这样的人明白：改变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不需要大张旗鼓地宣扬。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成功的最大原因，是他深请藏锋的道理。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处。”事实上，这才是真正的聪明。 一个人的成就有大小，小者或可从辛苦强学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必须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 曾国藩重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只不过他有一种谦德，认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乎小人了。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曾国藩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下功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不但才与学相济的道理是如此，在舒发志气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样的。曾国藩初人北京会试的时候，就抱有大志，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他也深谙圆通藏锋之道。曾国藩认为凡是有血性有志向的人都想成为人上人，而地位越是卑贱想获得的地位就越高；收入越困难，就越想发大财。缺少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这也是人之常情。而其中的君子却一直默不作声。是不想有所得吗？只是他看透了众人的争名夺利而已。达官显贵不计其数，都位高权重还自以为聪明过人，而转眼间就可能成为厮役走卒了，而那些只有虚职，天天说自己不够好的人却能安然无忧。 由此可见，他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不屑于轻易显露锋芒。曾国藩认为：“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这显然是时机未到，在行所谓龙蛇之道。虽然已经很难看破，他还是觉得自己藏得不够深，准备再进一步，让人一点征兆也感觉不到。 屈是为了伸，藏锋本是蓄志，不屈难以伸展，不藏锋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锋”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 在政治、为人上，.曾国藩是一个儒家；在军事、养生上，曾国藩又是一个道家。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做到“凡规划天下事，久无不验”。他能总揽全局，抓住要害，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水平，以致皇帝都经常下诏让他规划全局。又因曾国藩能慧眼识英才，看得准识得透，大凡他所举荐的人，都不会辜负他的期望而有所作为。正因为他学养深厚，才能以文人身份站在行伍之间，在全军覆没之时，能稳住军心，东山再起。 曾国藩藏锋的典型事例很多。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用意极为明显。一裁一留，既减锋芒又能自保，足见其心思之精妙。 曾国藩藏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生存之道。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地。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分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俗话说，“难得糊涂”，偶尔迷糊一下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见人不知我，心里老大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于是有些人便言语露锋芒，行动也露锋芒，以此引起大家的注意。但更有一些深藏不露的人，好像他们都是庸材，胸无大志，实际上只是他们不肯在言语、行动上露锋芒而已。因为他们有所顾忌。表现本领的机会，不怕没有，只怕把握不牢，只怕做的成绩不能使人特别满意。 《易》曰：“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无此器最难，而有此器，却不思无此时，则锋芒对于人，只有害处，不会有益处。额上生角，必触伤别人，不磨平触角，别人必将力折，角被折断，其伤必多。锋芒就是额上的角，既害人，也伤已！ 古语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人出名了，一定会招人侧目而视，是惹祸的根由。 善于处世的人应该懂得在名利两字上瞻前而顾后，适可而止，有所节制，在张扬的个性里加一点低调和谦虚。人生的收获不在于引人注目而在于有实在的成绩。多被人关注一分反而会多一分压力。所以，默默收获才是上上之选。 真试慎独，人生乐事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曾国藩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是另一种形式的真诚。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曾国藩一生推崇理学，在他的道德修养中，慎独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对慎独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初年，皇上下旨求言，大有重振朝纲之势。一些忧国忧民的大臣于是针砭时弊，恳抒己见，一时奏折满天飞。不想，绝大多数的奏折被“毋庸议”的上谕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见此局面，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曾国藩初办团练，在写给湖南“公正绅者”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曾国藩在后来的征战中，屡屡受挫，但从不轻言放弃。咸丰十年(1860年)，他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已尽，回天乏术，但曾国藩的诚心今天读来也是震撼人心的。曾国藩将“诚”用于治政，虽然未能彻底挽救清政府的衰亡，但也有过一时的中兴。 在曾国藩的道德修养中，“慎独”，也就是“诚”，影响着他人生的方方面面。常人总把学问与事功看作两件事，曾国藩不同，他认为，将事功学问打成一片，于操习记诵词章之外，更讲求诚正修齐之道，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分内事。他说：“如果只把这些东西作表面的理解，不放在心上，不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么即使能做文章，能写诗词，也只算得上是会认字的猪倌，不能将他称为明道理有用的人。如果不能将所学用于实践，做官为民，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放猪倌有什么不同呢？”这番道理阐释得多么明白！他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就是把学问与事功谱成了合拍的节奏。 曾国藩把“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只问耕耘”当作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实际上这也是他诚意慎独的充分表现。他在日记中说道：“闻誉则心忡，儿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真诚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角落，然后进行无情地攻击。他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曾国藩将“慎独”作为自身的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儿子。他去世前两年，对两个儿子也都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他在《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讲道：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养于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章”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慎，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贯彻这一点。围攻天京之战，曾国荃夜不能寐，就是想夺得攻破天京的头功，当时另有三人也可参战，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只能按兵不动。但是，洋人李泰国却驶着轮船想进入长江。曾国荃担心被别人抢功，又不敢据实相告，上奏说：“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写了一封信给弟弟：“你是担心李泰国到了天京会搅乱局面，抢夺你的功劳，你为什么不告诉皇上实情呢？我们辛苦作战十几年，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忠义将士看到这种情况会心灰意冷，而且有伤民族气节，这些都可以如实告诉皇上。心中本来想说这件事情，上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耽误时间，这是道光末年的陋习。” 曾国藩曾在《君子慎独论》中说过：“君子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要能公私分明，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好的毛病应该早日戒除。对于办一件好事，惟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别人看不到，因而不竭尽全力地更正。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事情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去办一件善事惟恐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天一般，主人骨坚如金石，单独行事于只有自己的地方，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经典的要领，也是后世应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曾国藩的这番话告诉我们，人要是能做到慎独，那么必能得到快乐；能做到真诚就会更快乐。反问自己是否够真诚，世上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可见诚对于一个人的作用是全面而巨大的，是不容小视的。 扑拙补心，勤必有成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勤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商者只有勤于生意才能财源广进；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隋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也很有深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认为，千古以来，圣贤豪杰之士，立身于世能功成名就，无一不是因为勤。人如果勤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反之就会一事无成，还可能招致灾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不是天资绝顶聪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的“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手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如此繁重的职务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如《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为湘军后期的名将刘松山写墓志铭，但因病发而未能完稿。 曾国藩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出这样的认识：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认为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作扶危救难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志向，只有勤奋而已。 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真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自责：近日来公事上不是特别地仔细，访客也很多，志趣也比以前散漫了，军事、吏事、粮饷事、文事每日都应尽心尽力，以求进步。因为一日没有长进就是退步了。以后每日会更加留心吏事，勤见僚属，多了解情况；留心军事，从教训将领，督察操练下手；留心粮饷之事，从人数上下手；留心文事，从广征占训开始。每天中午之前多留心吏事和军事，午后多留心饷事，晚上看文事。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见陛，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亨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最费心的便是处理积案。据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40191起，从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止，连同闰月，共24个月，又结案90155起。平均算下来，前一段时间，每天180多件，后一段时间，每天也要处理120多件，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倡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清廷称许曾国藩“办事认真，干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弊习”。 从曾国藩一生做事风格可知，“勤”字是他成功的主要秘诀。曾国藩说过的勤奋之道，“精力虽至八分，却要用到十分，权势虽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勤没有限制，越勤越好。勤字不仅可以积善成多，还可激励士气，振作精神。 他把勤字的表现归纳为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也。身到者，亲巡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探贼地是也。心到者凡是苦心剖析，大小条理始终清晰，理其绪而分之，可合并同类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也。手到者，于人之长短，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也。口到者，使人之事，既有公文，又苦口叮嘱也。后来他又总结出了三勤：口勤，处处察看；脚勤，事事体恤；心勤，勤思多动脑。 此五到三勤是曾国藩对勤字的深刻体验和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纵观他自己居官从政，无论办什么事情，五到三勤都有充分体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经常伴随其左右，隔日就拜见一次。后来吴汝纶出任知州，曾国藩教诲他说，居官之法不外“勤慎”二字，“勤”字以亲理细事为先。曾国藩自己事必躬亲，从而保证了每件事都能按质按量完成，很少疏失。而李鸿章则与之不同，李鸿章告诫吴汝纶，为官不必亲理小事。吴妆纶比较二人优长，还是觉得曾国藩说得更有道理，决定以他为榜样。但做了几天就受不了，其中劳心劳力，实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实则这是一个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因此也谈不上秘诀，就看有没有这种毅力做下去了。 由此可见，亲自做事，做到小勤并不难，但要做到永勤，除非有绝大毅力和坚定志向，否则是很难坚持下去的。而且这样做对一个人的身体也有消极影响。曾国藩很注意养生但他一生操劳，终患恶疾。因此，“勤”字也要有个分寸。 曾国藩语录 1.一念之善，吉神随之。一念之恶，厉鬼随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2.闻人善则疑之，闻人恶则信之，此满腔杀机也。 3.无为名尸，勘破幻妄也。无为谋府，无思也。无为事任，无为也。无为知主，地知也。然须定得性了，方行得四者，不然实行不去。庄子曰：“吾以无为为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大颠曰：“众人而不思不为，则天下之理几乎息矣。”应事接物只是一个情字为累，若无情则无累矣在，故曰圣人无情。 4.君子贵通天下之志，疾恶太严则伤公明之体。 5.凡人言及非人非理事，我虽不与谋，若从旁附和一句，便自有罪。故处此有三道，以至诚感悟之，上也。去其太甚，次也。漠然不置是非于其间，又其次也。 6.事涉刻薄者，即所持甚正，亦不可自我开端。 7.凡处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稳，一任间言语。 8.伤化毁俗者，虽亲虽贵，必疏而远之。清公贞修者，虽微虽践，必亲而近之。 9.善人固可亲，未能知，不可急合。恶人固可疏，未能远，不可急去。 10.小人如虎狼蛇蝎，殆又甚焉。虎狼之威，蛇蝎之状，皆知其足以害己，深避而预防之。小人则心如虎狼，其貌驺虞，念如蛇蝎，其言鸾和，人不知其将害己而狎之，鲜弗及矣。 11.称人之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称人一恶，我有一恶，又何毁焉？ 12.闻人之善而掩覆之，或文致以诬其心。闻人之过而播扬之，或枝叶以多其罪，此皆得罪于鬼神者也，吾党戒之。 13.论人情只往薄处求说，人心只往恶边想，此是私而该底念头，自家便是个小人。古人责人，每于有过中求无过。此是长厚心，盛德事。学者熟思，自有滋味。 14.古人爱人之意多，今人恶人之意多。爱人，故人易于改过，而视我也常亲，我之教益易行。恶人，故人甘于自弃，而视我也常仇，我之言必不入。 15.将古人心信今人，真是信不过。若以古人至诚之道感今人，今人未必在豚鱼下也。 16.水激逆流，火激横发，人激乱作，君子慎其所以激之者。愧之则小人可使为君子，激之则君子可使为小人。 17.君子称人之善而非誉也，折人之过而非毁也，毁其劝善而改过也。小人不然，善则忌之，过则扬之。 18.小人专望人恩，恩过不感。君子不轻受人恩，受则难忘。 19.衣冠之族，以清白遗世为本，务要恬穆省事，凡贪戾刻薄之夫，皆不宜与之相接。 20.人若一味见人不是，则到处可憎，终日落嗔。 21.凡权要人声势赫然时，我不可犯其锋，亦不可与之狎，敬而远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22.将事而能弭，遇事而能捄，既事而能挽，此之谓达权。此之谓才。未事而知其来，始事而要其终，定事而要其变，此之谓长虑，此之谓识。 23.人只是怕当局，当局者之十，不足以旁观者之五。智臣以得失而昏也，胆气以得失而奋也。只没了得失心，则声气舒展，此心与旁观者一般，何事不济？ 24.两君子无争，相让故也。一君子一小人无争，有容故也。争者两小人也，有识者奈何自处于小人。 25.君子不可以不忍也，忍欲则不屈于物，忍剧则不扰于事，忍挠则不折于势，忍穷则不苟于进，故曰，必有忍乃有济。 26.君子多思不若养志，多言不若守静，多才不若蓄德。 27.凡遇事须安详和缓以处之，若一慌忙，便恐有错。盖天下何事不从忙中错了。故从容安详，为处事第一法。 28.人生一日或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虚生。遇富贵人，宜劝他宽，见聪明人宜劝他厚。 29.得失有定数，求而不得者多矣，纵求而得，亦是命所应有。安然则受，未必不得，自多营营耳。 30.择友乃人生每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贤否，不可不慎也。 31.人之所资，须自挣而勿待人予。成大事者须善用时机，借梯而上。 32.予人一分面子，人必予两分面子。伤人一分面子，人必损十分面子。为人处世，面子不可不慎。 33.概天下无无瑕之才、无隙之交。大过改之，微瑕涵之，则可。 34.尝自虑执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采天下之善，矿不敢执一律求之。虽偏长薄善，敬其有裨于吾，示尝不博取焉以自资益；其有以谠言急论陈于前者，既不必有当于吾，未尝不深感其意，以为彼之所以爱我者，异于众人泛然相遇情也。 35.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 36.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情愿人占吾便宜，断不肯吾占人的便宜。 37.雅量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唯以圣贤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38.观古今成大事者，无不有人相助相扶，力单者无以成大业。 39.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规，而日高即明。贤否智愚，所由区也。 40.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则决不甘心为下流；有识则知道学问没有止境，不敢以一得就自足。如河伯观海，如井蛙看天，都是无识之人。有恒心则决无不成功的事。这三条缺一不可。 41.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 42.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至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至败。 曾国藩年谱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10月11日）生于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5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16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曾国藩立像。 1830年（道光十年）20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23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24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交往。 1835年（道光十五年）25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26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蓉、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28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29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30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31岁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吏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32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33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34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35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36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37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38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39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40岁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惟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吏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41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42岁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43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44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7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45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46岁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47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48岁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弟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49岁1月，李鸿章来建昌进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十年）50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都，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宾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20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51岁8月23日，是《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52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6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二年）53岁1月28日，安庆军械所造出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9月，与容闳见面，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68000两银赴美购买机器。 1864年（同治三年）54岁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逝天京，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四年）55岁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320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杨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上迁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湘军总领曾国藩奉令进驻周家口，以钦差大臣的重权身份，督师剿捻。 曾国藩根据捻军行踪不定、流动作战的特点，采用了“重点防务、坚壁清野和画河圈围”的对策，但最终全部失败。后来，他在周口西至漯河建立起“沙河百里防线”，企图借此天堑消灭捻军。 一天，曾国藩从《商水县地图》上看到曾庄、曾楼村的村名，随修书差人送至商水城西曾庄，邀了几个老翁赴周口议事。议事间，曾庄来人知道是曾国藩的用意是与他们认宗。这也是求之不得的事，能有这么威武的同族亲近人，曾庄人还愁什么光不能沾到呢，于是他们齐跪在地拜见曾国藩。 宴餐三日，曾国藩随曾庄曾氏族人至曾庄曾氏祠堂祭拜了先祖曾参肖像，又去曾氏坟茔洒酒扫墓。之后，他把一面上书“全权钦差大臣曾国藩”的黄绸旗子留作纪念。直到解放初期，这面黄绸旗子才被查禁销毁掉了。 1867年（同治六年）57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58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成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八年）59岁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家书》　　多作尘牍，为之一清。” 1870年（同治九年）60岁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23日，法国公使罗叔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词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惟罗叔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任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起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十年）61岁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62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遗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 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