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梦：民国名媛往事》


 序

    民国名媛，一群生活在云端的精致女子，其雍容典雅源于书香豪门：她们的家庭教师既有前朝鸿儒，又有西洋贵族；她们既能填诗词、又能讲英文；既弹钢琴跳恰恰伦巴，又唱京昆扮生旦净末；动可飞车骑马，静可研墨挥毫……她们的祖辈父辈，多是前朝或当朝风云人物，而围绕着她们的男人，更是星光璀璨，涵盖金融、官场、文学、艺术各界才子。


    林徼因直率爽朗，乱世中为抢救华夏古建筑不遗余力，与诗人徐志摩的情感纠葛，只是小小点缀；陆小曼倔傲孤高，风光时芳华绝代，落寞处宠辱不惊，爱上一人，不惜为其耗尽余生；凌叔华恬静温润，徐志摩视其为“唯一有益的真朋友”，二人的情感一度到了危险的边缘，为何擦肩而过？以及张允和馨香淡雅，毛彦文红尘几回，张爱玲爱恨倾城，苏青花落人亡……名媛们往往承载着家族荣光，其经历却渗透时代动荡，幸与不幸，均化烟云。名花倾国了尘缘，飞霜漫天，弦柱思华年。曲终峰青人不见，此去蓬莱，蝴蝶舞蹁跹……

 陆小曼，花开花落了无痕

    ·校园皇后，东方美人·


    翻阅民国老照片，以现在的审美观来看，陆小曼算不上特别美，可在上世纪初的民国年间，她却有着“绝代佳人”的桂冠。中国的文字涉及到美人加才女，总是很缥渺，如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冰雪聪明、兰心慧质等，给人无限遐想。陆小曼身边的朋友几乎众口一词的赞美，如胡适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郁达夫喻“小曼是一位曾震动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王映霞评“她确实是一代佳人，我对她的印象，可以用娇小玲珑四个字概括”。陆小曼的第二任丈夫、诗人徐志摩则诗意氤氲“她一双眼睛也在说话，睛光荡起心泉的秘密”。


    还有种说法：陆美人不怎么上相。见过她本人的都说“小曼在生活里是让人惊艳的”。民国年间有本闲书《磕小曼与徐志摩艳史》，用典型的“知音体”写道：“北京外交部常常举行交际舞会，小曼是跳舞能手，假定这天舞池中没有她的倩影，几乎阖座为之不欢。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好像看了她也目眩神迷，欲与一言以为快。而她的举措得体，发言又温柔，仪态万方，无与伦比。”


    花边新闻不足以佐证，不过与陆小曼交往比较亲密的朋友中，最具权威的鉴定者当推刘海粟——再怎么说人家老刘也是一代美术大师。


    据说某次刘大师从天津乘船到上海，闲来无事逛到甲板上看海景，正好陆小曼也在凝眸远眺，当适时，衣袂当风长发飞舞，大师蓦然一见惊为天人，也不知道流了口水没有。友人记载：刘呆了半天，对身边朋友挤出几句话：“从各个角度来看，只觉得她的风度姿态无一不合美的尺度，如作写生画，全是可取而难得的材料，惜乎没带画具，想来只有‘衣薄临醒玉艳寒’七字略可形容一二了。”


    “衣薄临醒玉艳寒”，瞧大师说得玄乎，究竟陆小曼有多迷人，看官自己发挥想象吧。


    民国初年的才女兼美女可谓不少，如林徽因、唐瑛、张爱玲等，陆小曼绝对能并列为四大天后——如果评选天后的话，其粉丝之疯狂程度绝对小亚于现在的追星一族。


    陆小曼有个很好听的名字，陆眉。别名小眉，笔名冷香人、蛮姑，祖籍江苏常州，1903年农历九月十九日出生于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据说她的生日与观音菩萨相同，而她恰又生得眉清目秀，肌白肤嫩，家里人都戏称她为“小观音”。


    陆小曼的父亲陆定是晚清举人，长得白白胖胖还特别能吃，出席高档宴会鱼翅燕窝等都要双份。不过此胖子比较有才，随便考了几场就中了举，后来又被清政府公派日本留学。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个内阁首相）对其评价相当高。


    在留学期间，陆定还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跟国民党元老吴玉章、章太炎等关系都很亲密。因此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的时候，袁大总统一道命令下来，逮了不少人，陆定也被关进监狱。幸好胖子人缘不错，北洋系内有几个好友到大总统面前联名保他，说这胖子是个实诚人，一看那老实模样就知道属于误抓。袁世凯想想也是，人家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长得都要么精干要么彪悍，一看陆定跟弥勒佛似的，哪是干大事的料？为了显示自己大度，袁世凯不仅没惩罚陆定，还让他到政府度支部（后为财政部）当了个小官。


    别说陆定还真有两手，卜任后从最低级别做起，历任司长、参事、赋税司长，整整干了二十年，北洋的总统都换了四五茬，星星都不再是那颗星星了，陆爷依旧当着北洋的财神。后来因为政局动荡，他干脆辞官下海募集资金创办了“中华储蓄银行”，由此身价倍涨，赫然跻身于豪族之列——我国银行界“零存整取”之先例，就是陆财神试办开启的。


    让人纠结的是：1922年，穷得叮当响的北洋政府发行公债引发挤兑风潮，陆定的银行被拖垮了，万千巨资凭空蒸发，自此陆一直闷闷不乐，于1930年因病逝世，终年57岁。不过那时候陆定的女儿陆小曼已经赫然撑起门楣——只是苦了不幸的诗人徐志摩，后文将详细讲解。


    陆定的妻子吴曼华出身名门，先祖做过清代江西巡抚，吴曼华多才多艺，既善工笔画，又有深厚的古文基础，陆小曼继承了父亲的肤色和母亲的面容，兼具二者之聪慧，故而深得父母宠爱——还有个原因，就是陆定和吴曼华所生的九个孩了夭折了八个，仅余排行第五的陆小曼。


    陆小曼出生在上海，2岁便随父母迁居北京，6岁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女子附属小学读书，学习舞蹈、绘画、钢琴、礼仪等。父亲还聘清英籍女教师在家中为她补习英文，刚满10岁，小丫头已然学会了很多东西。


    民国初年，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专政，国民党重组号召正式选举，两方剑拔弩张，北京城里空气中都弥漫着火药味儿。陆定心无城府，依旧每天带着国民党党章党证上班。一天，陆定要去部里上班时，女儿小曼突然挡住父亲说：“爹地，你的证章证件不要带在身边，还是摘下藏起来的好。”


    陆定哈哈一笑，也没往心里去。也真是巧合，他刚到办公室，就被几个警察逮住了。晚卜来了大批警察包围了陆家进行搜查，这些人企图找出一些陆定跟国民党高层的往来信件，一个憨态可掬的胖子笑眯眯地问陆小曼：“小妹妹，你知道爸爸的信都放在什么地方吗？”


    吴曼华十分紧张，一些跟国民党有关的资料她早就藏了起来，搂着小曼生怕孩子口无遮拦。小曼脑袋一扬：“胖叔叔，爸爸工作上的信件小都寄到办公室去了么？”


    那胖子一听很高兴，哟，“工作上”的信寄到办公室了，那私人信件呢？看来这小丫头很好哄：“那寄到你家的信件呢，比如说南方某位叔叔写的？”


    吴曼华神色一变，谁知陆小曼呵呵一笑：“那桌子上不是？都被你们找出来了啊，老家的堂叔写的，好像是找爸爸借钱。”


    胖子的笑容顿时凝固了，没想被小孩子给耍了，对瓷娃娃般的小曼又不好发作，只得悻悻作罢。


    虽然袁世凯的走狗们怀疑陆定跟国民党关系非同一般，苦于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再加上北洋几个朋友联名相救，袁世凯觉得陆定还算老实，就放了他一马。


    民国初年，上流社会的高官富商都喜欢把子女送到外国人办的贵族学校读书，陆定也随风气把自己的宝贝女儿送到类似的学校。15岁那年，陆小曼进入法国人办的北京圣心学堂学习。


    早就在家中打下了底子，陆小曼学外语自是轻车熟路，她的成绩相当好，能跟外文老师很轻松地交流，而且会弹钢琴，擅长画油画，无疑是学校最引入注目的“校花”——估计那时候还没这诃儿，因为同学们都称她为“皇后”。


    据说，陆小曼每次到剧院观戏或到中央公园游园时，外国和中国大学生往往前后数十人，拎包的拎包，提零食的提零食，而她则高傲至极不屑一顾。洋学生们却很享受这种被美女瞧不起的味儿，乐此不疲地跟着，还给她起了个外号“东方美人”。


    17岁时，陆小曼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仪态万方。加上她精通英法两国文字，而且能歌善舞，兼擅京昆两种唱腔，出席各种大场面时给父亲挣足了面子。


    当时外交部需要一个年轻的女翻译接待外国大使，部长顾维钧（就是电影《我的1919》中，为争国权忍辱负重的热血部长）到处找不到合适人选，有人就向他推荐陆定的女儿。


    “那个小女孩才17岁，能担当如此职务？”顾维钧有些疑惑。


    “绝对能，那孩子大方得体，我见过几次。”荐者语气相当肯定。


    “好，先试试吧。”顾维钧勉强同意了，反正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人，将就着顶一阵子吧。


    于是，陆小曼成为了外交部的临时成员。


    不想见面后，一连串的法语、英语讲下来，顾维钧相当惊讶，当着陆定的面说：“建三啊（陆定的字），哥们儿你这模样一点都不咋地，怎么生了个这么聪明漂亮的女儿啊？”陆定傻呵呵地乐着，胖乎乎的脸笑成了一朵花，丝毫没听出揶揄。


    陆小曼接待外宾时彬彬有礼，不过也有些小姐脾气，若是洋人想在口头上占便宜藐视中国，她往往将对方挡回去。


    法国的霞飞将军一次访问中国，在检阅仪仗队时看到队伍动作很不整齐，不由奚落：“你们中国的练兵方法大概与世界各国都不相同吧，能整得千奇百怪！”陆小曼用法语随意答道：“没什么不同，大概因为您是当今世界上有名的英雄，大家见到不由得激动，所以动作不够整齐了。”这马屁拍得相当漂亮，霞飞将军听后非常惬意，对陆小曼更是刮日相看。


    在外交部工作，不仪要陪同大使检阅仪仗队，还要陪同外宾观看文艺表演。外国人往往看不懂京剧昆曲，有时候就会毫不客气地说：“这么糟糕的东西，咿咿呀呀哼哼唧唧半天都不知道啥意思，怎么能搬上舞台！”


    陆小曼微微一笑：“这些都是我们国家有特色的节目，只是你们看不懂而已，正如普通的中国人不一定能欣赏法国歌剧《茶花女》一样，建议你们多了解中国，就会知道这种戏曲的精妙了。”洋人听后无言以对，只好耸耸肩了事，同时也知道这小女孩不好惹。


    当然，陆小曼并不是一直都温文尔雅，有时候也做点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


    在某次节日聚会上，几个无聊的洋痞子为了取乐，用点燃的香烟烟头去烫中国孩子们手上的气球，“砰砰”的爆响声吓得孩子们哇哇大哭，这群洋恶棍便哈哈大笑“中国孩子就是胆小”——其实既然能出席高档场合，这些孩子的父母也绝非等闲之辈，不过他们碍于场合，谁也没有上前找他们理论，只是很不爽地安抚自己的孩子。


    陆小曼却非常气愤，立马借了根香烟冲进一群外国儿童中间，“噼噼啪啪”对着洋小孩的气球猛刺，洋小孩同样被吓得大哭——陆小曼的举动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她自己却坦然自若“洋娃娃的胆子也不见得大！”

 ·郎才女貌，貌合神离·

    三年的外交生涯中显露出来的灵敏聪慧让陆小曼名声大涨，北京社交界上层场所聚会往往会请她出席，爱屋及乌，连她能吃的父亲陆定被人请的频率都多了不少——无非是想让他带上女儿。


    当时北京流传着这样的段子，谁家组织开party要是把陆小曼请来了，主人就会觉得倍儿有面子；若是没请到，来宾就会认为主人混得比较差。暗中滋长的攀比之心，让达官贵人都以与陆小曼的父亲陆定关系亲密为荣，陆小曼也因而与上海名媛唐瑛并称“南唐北陆”。


    年纪轻轻的少女习惯了被追捧、簇拥，未免是好事，陆小曼的婚姻悲剧因而潜伏，她太迷恋众星捧月的感觉了，以致社交与婚姻发生冲突的时候，她都是选择了前者——对两任丈夫俱是如此。


    1922年，陆小曼已经19岁，到了女大当婚的年龄，到陆家提亲的人简直把门槛都要踏破了，对方不是名门就是望族，送给陆定的礼物也是相当高级，知道他能吃，塞北的鹿茸、东海的扇贝、江南的黄鱼、西域的驼峰都是成箱成柜地运来。


    不过陆定可没被这些糖衣炮弹给迷惑住，他很瞧不起“富二代”，觉得那些公子哥儿基本上都游手好闲，没前途，即便拎出几个有点才华的，也是喝花酒捧戏子的主儿。陆定想给小曼找一个严谨、忠诚，而且有着光辉前程的如意郎君。


    左挑右选过了许久，终于出现了一个合适人选，那就是王赓，陆小曼的第一任丈夫。


    说到王赓，不得不多写几笔。后世多同情徐志摩，将出身军旅的王赓塑造成一个丘八，还有以讹传讹说王赓“拔枪威胁徐志摩”之类的鬼话。其实王赓一直当徐志摩是铁哥们儿，只不过诗人不太厚道，抢了兄弟的老婆——徐志摩横刀夺爱的时候王赓正在孙传芳手下做事，担任五省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那孙传芳素有“笑面虎”之称，吃人不吐骨头。王赓若是随便安排两个痞子兵，几颗子弹就能把诗人解决了，看你怎么写出“悄然挥袖去，小携一片云”之类的诗，北洋割据乱糟糟的世道，军阀杀个把人还不跟玩儿一样？可人家没。这胸怀，放眼天下谁比得上？


    其实王赓祖上也当过大官，只是到了他这一代家中败落。他出生于1895年5月15日，从小便刻苦学习，期望重振门庭，191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被保送美国留学，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学习，1915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又到西点军校攻军事——王赓人读的精英班只有五个人，几个哥们儿情同手足，大哥便是艾森豪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盟军统帅，美国第34届总统。


    1918年6月，工赓以全校第十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回国——如此优秀，并出身于普林斯顿和西点两座学府重镇的中国人，在20世纪初仅此一例。在国外学习了八年，而且是由最优秀教育系统训练出来的王赓，刚回国就受到各方面的“青睐”。适时一战结束，“巴黎和会”需要留洋的军事专家协助争取中国的权利，王赓被政府聘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上校武官，兼外交部外文翻译。


    在法国的时候，王赓认识了在“巴黎和会”外围呼吁、为国争权的著名民间代表梁启超。梁启超很欣赏他的人品和才华，收其为弟子。归国后，王赓升任航空局委员，1921年升职成了陆军上校。割据四方的诸侯都想把王赓召人麾下，奉天的张作霖、江西的孙传芳等屡次重金相邀——各种势力都想“抢”，对他的糟蹋也由此开始。


    最厉害的一“抢”，应该是陆小曼的父母，当友人将王赓介绍给陆定和吴曼华时，有人如此描绘丈母娘看女婿：“小曼之母，看到有这种少年英俊……说这穷小子将来一定有办法，虽是王赓年龄长陆小曼七岁，但并无大碍，毫不迟疑地便把小曼许配了他。”


    王赓本人相貌英俊谈吐不俗，而且丝毫没有纨绔子弟的不良嗜好，与陆小曼的婚姻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型——王赓家境差一些，属于超级凤凰男，不过小伙子自身优秀，以岳父的财力、社会地位作铺垫，假以时日成就一番事业想必不难。而陆家也买到了一只潜力股，王赓会给他们带来不尽的荣华富贵。


    女婿家穷一点不要紧，人品好、有前途是最重要的，因此结婚的一切费用几乎都由陆家承担。陆定大张旗鼓，将婚礼定在“海军联欢社”举行，其仪式之浩大，场面之阔气，轰动京城，当时的报纸登载：“光女傧相就有九位之多，除曹汝霖的女儿、章宗祥的女儿、叶恭绰的女儿、赵椿年的女儿外，还有英国小姐数位。这些小姐的衣服，也都由陆家定制。婚礼的当天，中外来宾数百人，几乎把‘海军联欢社’的大门给挤破了。”


    19岁的陆小曼风风光光地嫁了，让女伴们艳羡不已，王赓可是那种“倚马靠斜桥，满楼红袖招”的超级型男，兼具坐怀不乱柳下惠的品质，怎能让人不生妒忌？


    可对陆小曼来说，未必是幸运。


    既然已经嫁人了，外交工作的职务就不能再担任了，谁家有本事的男人愿意自己的老婆抛头露面招蜂引蝶？妻子只需要相夫教子就够了，老公有本事，咱又不缺钱！


    陆小曼接受的是现代的西式教育，“男女平等”的思想已经深入其心，况且在交际圈子里风光多年，让她成天待在家中实在是憋得难受，她曾在日记中写道：“她（母亲）看来夫荣子贵是女子的莫大幸福，个人的喜、乐、哀、怒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也难怪她不能明了我的苦楚。”


    也就是说，小曼同学需要自由，需要激情，要飞得更高。


    王赓在美国待了多年，生活中一丝不苟遵循着军校习惯，工作和休息都分得清清楚楚：周一到周六是工作日，绝不娱乐，每天早出晚归，在家里除了吃饭看书就是睡觉，根本不会带新婚燕尔的妻子出去逛街兜风。《徐志摩与陆小曼艳史》中讲道：“这位多才多艺的新郎，虽然学贯中西，却于女人的应付，完全是一个门外汉，他自娶到了这一如花似玉的漂亮太太，还是一天到晚手不释卷，并不分些工夫去温存温存，使她感到满足。”


    想想陆小曼也真够郁闷——被捧惯了的美人儿，嫁给了一根不懂风情的木头。


    如果仅仅是物质需求，王赓完全能够满足陆小曼，乱世中的军人可比诗人弄钱方便多了。只可惜陆小曼是新思潮培养出来的才女名嫒，既要物质又要精神，鱼与熊掌兼得。


    婚后的陆小曼觉得跟丈夫没有共同语言，经常莫名其妙地压抑，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前多少女子，为了怕人骂，怕人背后批评，甘愿自己牺牲自己的快乐与身体，怨死闺中，要不然就是终身得了不死不活的病，呻吟到死。这一类的可怜女子，我敢说十个里面有九个是自己明知故犯的！她们可怜，至死不明白是什么害了她们。”


    陆小曼想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解放自己，从厨房厅堂里走出来，于是她不管丈夫高兴与否，经常与一群小姐太太们一起出去吃饭、打牌、跳舞、唱戏，将夜生活过得相当丰富。


    王赓虽然不能常陪伴妻子，但对她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很不满意，常常劝她不要出去，免得把身体搞垮，其实更重要的是不愿意她过于招摇。结婚不到半年，两人便屡屡发生争吵，分歧口甚。


    不过在另一则资料里还有一种说法，那是陆小曼晚年的学生、篆刻家王亦令写的《忆陆小曼》，里面为陆辩解说：“有一件事小曼亲口告诉琴（王亦令的妻子），今天为了证明陆绝非生性浪漫，喜爱风流的人，不妨把它公开。她初嫁王赓，虽出于父母之命，但也并非违背己意。……后来破裂的原因，正是由于王赓体力过人，可以整夜贪欢，而陆小曼觉得无法适应，遂告仳离。”


    王亦令与陆小曼交情几十年，他居然说二人闹别扭是因为王赓对房事过于热衷而陆不堪其扰，根本不是陆贪玩成性，不过斯人已逝，外人更难辨真假了。

 ·与徐志摩的孽缘·

    1924年底，画家刘海粟与胡适、徐志摩闲聚，偶然间，胡通告诉刘、徐二人，北京有位王太太，又聪明又漂亮还会画画，英法文都很好，是民国的一道美丽风景，不得不去看看。胡适与王赓在美国的时候便相识，回国后也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因而得以结交陆小曼。正好这段口子有个舞会，听闻陆小曼将出席，三人便相约一起去见识见识这道“风景”。


    就是这一次探望，让陆小曼与徐志摩初识。徐志摩那时候正处在追求林徽因失败的低谷中，憋得阴阴郁郁，才气浑身乱串就是找不到宣泄口，遇到了陆小曼后，将他那肆意汪洋的诗情给引了出来，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如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


    舞会上徐志摩第一眼见到陆小曼时，立刻被她的气质所吸引。两人相识交谈之后，徐志摩更是为陆小曼所折服。


    俗语说的好，白占才子多风流，用在徐志摩身上相当贴切，此后经常拉着胡适以各种借口去找陆小曼，要么是上戏院，要么是赶舞会。跟陆小曼慢慢混熟后，徐志摩连胡适也不叫了，成了工赓家的常客。徐志摩和工赓都是梁启超的弟子，算足同门师兄弟，王赓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也很欣赏徐志摩，更乐得有人伺候娇妻，陆小曼想出去玩，他就说：“我没空，叫志摩陪你去吧。”


    不幸的王赓根本就没想到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会出现婚姻危机——他完全没注意徐志摩与陆小曼相互对视的目光，那分明是一种牵肠挂肚的纠缠。


    得到了王赓的首肯，徐志摩与陆小曼无疑走上了康庄大道，一起游长城，逛天桥，颐和园泛舟，故宫里怀古，不认识的还以为他们是俩口子。


    时间一长，徐志摩无可救药地迷上了陆小曼，陆小曼喜欢打牌，徐就陪她打牌；陆小曼喜欢听戏，徐就陪她听戏；陆小曼喜欢画画，徐就给她介绍北京画画的名家，还求好友刘海粟收陆小曼为弟子。


    陆小曼古文底子厚实，亦能填词作诗，对才华横溢的徐志摩自然十分敬仰，逐渐情愫暗生。


    蒙在鼓里的王赓毫不知情，这年他被调任为哈尔滨警察局局长，要妻子随同前往，陆小曼不好拒绝，只得依依不舍与北京的友人告别，到哈尔滨住了一段时间。由于陆小曼当时是名满京城的社交界人士，她到哈尔滨后，冰城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她的海报。


    冰城显然没有北京繁华，陆小曼很快就不适应了，不多时便回了北京娘家，与王赓分居。王赓无奈，只得写信托付好友胡适和张歆海（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照料陆小曼，信中写道：“谢谢你们两位种种地方照顾.陆小曼，使我放心得多。”


    也不知道王赓是怎么交的朋友，连胡适跟他老婆也擦出了一些火花。


    1925年6月14日，北大教授吴虞在开明剧院曾看到一幕，并写在了自己的日记中：“立三约往开明观剧，见须生孟小冬，其拉胡琴人为盖叫天之拉胡琴者，叫座力颇佳。胡适之、卢小妹在楼上作软语，卢即新月社演《春香闹学》扮春香者，唱极佳。”


    文中所写的“卢小妹”即影射陆小曼，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软语”二字——北京当年的戏院，楼上大都是包间，在包间而作软语，可以想见两人关系之亲昵。当年甚至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无法跟太太离婚，陆小曼才转而许身徐志摩的——胡适的老婆动辄以拿菜刀杀了俩儿子然后自刎要挟，胡博士经不起吓。


    胡适怕老婆，徐志摩可不怕。跟陆小曼在一起的日子里，徐志摩文思泉涌，说出的情话更是相当具有轰炸力：“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爱他就不愁饿不怕冻，有你的爱他就有命！”他毫无顾忌地向世人宣示着自己对陆小曼的爱。


    陆小曼也在日记中写道：“其实我不羡富贵，也不慕荣华，我只要一个安乐的家庭，如心的伴侣，谁知连这一点要求都不能得到，只落得终日里孤单的，有话都没有人能讲，每天只是强自欢笑的在人群里混。”“在我们（她与徐志摩）见面的时候，我是早已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别人结婚了，虽然当时也痴长了十几岁的年龄，可是性灵的迷糊竞和稚童一般。婚后一年多才稍微懂人事，明白两性的结合不是可以随便听凭别人安排的，在性情和思想上不能相谋而勉强结合是人世问最痛苦的一件事。当时因为家庭问不能得着安慰，我就改变了常态，埋没了自己的意志，葬身在热闹生活中去忘记我内心的痛苦。又因为我骄慢的天性不允许我吐露真情，于是直着脖子在人面前唱戏似的唱着，绝对不肯让一个人知道我是一个失意者，是一个不快乐的人。这样的生活一直到无意问认识了徐志摩，叫他那双放射神辉的眼睛照彻了我内心的肺腑，认明了我的隐痛。”两人显然越陷越深。徐志摩的“爱的宣言”公之于众后，惹来众怒——徐志摩本有夫人，还挖朋友的墙角，实在不仗义，自然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


    王赓风闻此事后也辞职回到关内，在上海谋了个生路，跟岳父岳母好好商议了一番后，将陆小曼也带到上海。面对巨大的外界压力，徐志摩在惶然中决定离开中国，去了巴黎。临走之前，徐志摩还给陆小曼写了封深情款款的信，其煽情之热烈不细说了，主要意思是：亲爱的，等我回来，一起看那桃花开！


    陆小曼心中既甜蜜又忧伤，在1925年3月至7月间，写下了著名的《小曼日记》十九则，摘录其两篇，略见情深意切：你我已无缘，又何必使我们相见，且相见而又在这个时候，已无办法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真用得这句“恨不相逢未嫁时”的诗了。现在的我进退两难，丢去你不忍心，接受你又办不到，怎不叫人活活地恨死。


    你快不要伤心，我走了，暂时与你告别，只要有缘，也许将来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只是现在我是无力问闻。我只能忍痛的走——走到天涯地角去了。不过——你不要难受，只要记住，走的不是我，我还是日夜的在你心边呢！我只是一个人，一颗热腾腾的心还留在此地等——等着你回来将它带去啊。


    思念徐志摩之余，陆小曼也沉迷于十里洋场丰富的夜生活，她从北京而来，自然引起上海滩上流社会的关注，上海的名门闺秀唐瑛很快与陆小曼混熟了，民国最优雅的两朵交际花“南唐北陆”一起亮相，钦慕者自然趋之若鹜。


    王赓本想让妻子离开北京的交际圈子，开始全新的生活，没想她在上海依旧重复着昨日的故事，逛戏院赶舞会。几次婉言劝阻，陆小曼根本不听，王赓不免有些恼火。


    一次，唐瑛夫妇请王赓夫妇吃饭。王赓有事，吩咐陆小曼不要随他们外出跳舞。陆小曼当时就有点情绪，不过没怎么发作，点点头算是答应了。吃完饭同伴们约她外出跳舞时，她迟疑了一下，没吭声。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总以为受庆（王赓的号）怕小曼，谁知小曼这样怕他，不敢单独跟我们走。”边笑边拉她往外走。


    刚要上车的时候，正巧王赓的车驶到家门口，看到陆小曼不听他的话，气得面孔绯红，大声责骂她：“你是不是人，说定了的话不算数。”周围宾客看到这个局面纷纷溜走，陆小曼则被王赓拉人家中去了。


    在众人面前受到王赓的辱骂，陆小曼不禁又气又恨，第二天就回到北京，将在上海受王赓当众辱骂的事告知父亲，陆定听后非常气愤，表示支持女儿，可是母亲却狠狠批评了女儿。为这件事家庭中经常不和。


    不久后徐志摩回国了，他向刘海粟倾诉着自己的相思之苦，说自己不能没有陆小曼，请刘海粟出面牵线。刘海粟经不起徐的哀求，去拜见陆小曼的母亲吴曼华，建议老人家支持女儿跟徐志摩在一起。


    吴曼华最终被刘海粟劝服，说这事要跟女婿王赓商量。


    三天后，刘海粟在上海有名的素菜馆“功德林”宴客，徐志摩、王赓、陆小曼母女，还有张歆海、唐瑛、唐瑛的哥哥唐腴庐和杨杏佛、李祖法等人均出席，陆小曼、徐志摩、王赓与唐瑛、杨杏佛、李祖法当时是名动上海滩的两对著名三角恋。经过刘海粟的斡旋，王赓终于同意与陆小曼离婚，以成人之美。可陆小曼当时已经有了身孕，为了与徐志摩好好厮守，她偷偷做了流产手术。不想此手术很不彻底，以至于她身体落下病根，而且再也无法怀孕。


    为爱痴狂，代价着实太大。

 ·艰难的相处·

    虽然陆小曼和王赓离婚了，但她和徐志摩的婚事遭受到了强大的压力——最大的阻力来自徐家。


    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富绅，他认为儿子离婚已是大逆不道，再娶一个有夫之妇更是有辱门风。再则他不喜欢陆小曼，认为这样的女子品行轻薄。


    徐申如警告徐志摩，若想再婚，必须征得儿媳张幼仪的同意。


    其时徐志摩和张幼仪在德国已经离婚，但徐申如认为没通过父母，他一定要亲自听到张幼仪的意见才行。


    1926年初，张幼仪回国，面对手足无措的徐志摩，她凄婉地笑着对公公说自己和徐志摩已经离婚了，并不反对他娶陆小曼。徐申如最后勉强答应，但他有三个条件——结婚费用自理，家庭概不负担；婚礼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结婚后必须南归，安分守己过日子。这三条徐志摩都答应了。


    10月3日，北京北海公园，徐志摩迎娶陆小曼，证婚人是梁启超，主持是胡适，梁启超也不喜欢陆小曼，在婚礼上说：“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次是最后一次结婚！”


    新婚后的陆小曼依公公之命随徐志摩离开北京南下，回到徐的家乡海宁硖石。尽管新儿媳进了门，徐申如还是看不惯陆小曼，他干脆和妻子离开老家，去北京找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二老将张视作干女儿。


    这是陆小曼在徐家受到的第一个打击，不久后，她得了肺病。很长一段时间后，身体才慢慢恢复。


    1927年春，北伐军逼近杭州，随着战事的临近，徐志摩和陆小曼不得不移居上海租界。租住在上海福熙路（今延安中路）四明村923号一幢三层洋房内。郁达夫的夫人王映霞在文章中回忆：陆小曼租了一幢洋房，每月租金银洋一百元左右，我们是寒碜人家，这个数目可以维持我们大半月的开支了。


    尽管徐志摩将陆小曼视为至死不渝的灵魂伴侣，尽管两人冲破封建束缚，历经千辛万苦走到一起，成为想私奔之“表哥表妹”们的精神偶像，但夫妇间却有了越来越多的厌倦和苦恼。


    陆小曼喜欢交际场合，爱热闹，而徐志摩更倾向于二人世界。陆小曼花钱如流水，买东西从来不问价格，而且出门都是洋车接送，家中的仆人奶妈都请了十几个。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出于对陆小曼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徐志摩失去了家庭的支援，赚的钱根本不够用。


    王映霞曾在《我与陆小曼》一文中披露了陆小曼对这场婚姻的特殊感受：“照理讲，婚后生活应过得比过去甜蜜而幸福，实则不然，结婚成了爱情的坟墓。志摩是浪漫主义诗人，他幢憬的爱，是虚无缥缈的爱，最好处于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一旦与心爱的女友结了婚，幻想泯灭了，热情没有了，生活变成了白开水，淡而无味。志摩对我不但不如过去那么好，而且还干预我的生活。……我以最大的勇气追求幸福，但幸福在哪里呢？是一串泡影，转瞬化为鸟有。”徐、陆收养的义女何灵琰回忆陆小曼“是以夜为昼的人，不到下午五、六点钟不起，不到天亮不睡”，徐志摩出远门时，陆小曼“既不帮他整理行装，也不送他动身”。


    徐志摩一介文人，为了养家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南京中央大学到处兼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即便如此，仍不够娇妻挥霍。


    陆小曼体弱，患有哮喘病和胃病，时常发作，加上流产手术失败后染上严重的后遗症，每次发病疼痛难熬。徐志摩为她遍访名医，均不能医治。徐的挚友、雕塑家江小鹣闻讯，将自己的亲戚翁瑞午请来，为陆小曼治病。

 ·悄然挥袖去·

    翁瑞午也是名门之后，其父翁绶琪曾任广西桂林知府，擅长书画。翁瑞午自幼受到熏染，练得一手丹青，少时随父亲去香港，在香港英国皇家学院攻读，习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未毕业就回上海，师从名医丁风山学推拿医术，得以薪传.18岁时就已声名鹊起。


    一次陆小曼犯病，江小鹣将翁瑞午接到徐家。翁瑞午运气为陆小曼推拿半小时后，陆小曼病痛缓解。徐志摩没想自己即将陷入王赓的悲剧中，只觉得翁为爱妻无偿治病且有效果，非常感激，两人的交往也多了起来，翁就成了徐家的常客。


    这翁瑞午亦属名门才子，尤擅戏曲，京剧、昆曲都能玩儿得转。陆小曼喜欢国画，也是票友，能唱青衣戏。有着相同的话题，陆小曼与翁瑞午逐渐无话不谈，成了知己。二人经常出入票房，应邀参加赈灾、济难募捐等义演。陆小曼还收了几个干女儿，教她们唱京戏，其中有宸汉云、袁美云两姐妹，后来袁美云改行拍电影，与“金嗓子”周璇同在一个剧团，成为“上海滩十大明星”之一，一生拍片54部。袁美云在影坛走红之后，不忘师恩，她经常对友人说：“陆小曼是我的恩师，她是我和姐姐的领路人！”


    陆小曼热衷于交际，徐志摩没空，便让翁瑞午陪着，跟当初的王赓对他一样，徐也把翁瑞午视作仗义朋友。后来翁瑞午与陆小曼走得太近难免别人说闲话，翁瑞午还理直气壮地说：“我是志摩请来的！”


    翁瑞午与陆小曼参加派对，动辄拉徐志摩同往，可徐志摩对逢场作戏的生活不怎么感兴趣，内心深处也日趋厌倦。徐志摩表面上是大度的，他有一套哲学为之辩护，说男女的情爱，既有分别，丈夫绝对不该禁止妻子交朋友等。在翁瑞午的建议下，陆小曼还染上了鸦片瘾，众所周知，鸦片有提神镇痛的作用，陆小曼犯病的时候经常疼得冷汗直冒，翁瑞午便和徐志摩商量，给她适当用一点鸦片。


    本来徐志摩的开销就够大，经常捉襟见肘，后来还得每月挤钱买福寿膏，更是难以支撑，翁瑞午则时常资助他们。徐志摩曾在信中谈到陆小曼吸大烟：你初沾上习的时候，我心里不知有几百个早晚，像有蟹在横爬，不提多难受。但因你身体太坏，竟连话都不能说，我又是好面子，要做西式绅士的，所以至多只是短时间绷张一个脸，一切都忧在心里……招惹了不少浮言，我亦未尝不私自难受，但实因爱你太深，不惜处处顺着你……为了“灵魂的伴侣”，徐志摩可谓费尽心机赚钱，可惜尽管他忙得脚不占地，仍然人不敷出。上海滩十里洋场实在是个销金窟，多少银元都能挥霍干净——徐志摩实在支撑不住，建议陆小曼跟他一起到北京去，那是1930年秋，胡适在北大当教授，推荐徐志摩也去，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收入比上海要高。徐志摩幻想着换个环境，与陆小曼重新开辟新天地。可陆小曼执意不肯离开上海，她已经习惯了上海滩的璀璨奢华，这里有比北京更为广阔的舞台，徐志摩无奈，只得落寞黯然地只身北上。


    由于与陆小曼分居两地，徐志摩经常在上海、北京两地奔波，为了节约时间和路费，他常常会选择乘坐别人的免费飞机——当时飞机还未普及，拥有私人飞机的基本上是割据一方的军阀，只是飞机的安全性颇受质疑。陆小曼也不放心徐志摩坐飞机，徐志摩只得安慰：“你也知道我们的经济条件，你不让我坐免费飞机，坐火车可是要钱的啊，我一个穷教授，又要管家，哪来那么多钱去坐火车呢？”陆小曼哑口无言，只得说：“心疼钱，那你还是尽量少回来吧！”可事实不可能，徐志摩虽然在北京工作，但他还是顾念家。


    1931年秋冬之交，陆小曼由于难以维持在上海的排场，连续打电报催促徐志摩南返。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不料，夫妇俩一见面就吵架。徐志摩一怒之下，负气出走。


    11月18日，徐志摩乘早车到南京，住在朋友何竞武家。徐本来打算乘张学良的福特式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张学良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摩为了赶上林徽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协和小礼堂向外宾作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于是在19日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往北京。因大雾影响，飞机于中午12时半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徐志摩共三人，无一生还。时年，陆小曼29岁，悲痛欲绝，社会上对她的指责铺天盖地。问题是，诗人养名媛，养得起么？陆小曼的母亲吴曼华说得中肯：“小曼害了志摩，志摩也害了小曼！”

 ·与前夫的牵扯·

    徐志摩挥一挥衣袖就走了，陆小曼与王赓的故事还没完。


    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役，粤系的十九路军和中央系的第五路军在上海与日军苦战三十余天后，忽然匆匆退出淞沪，撤至第二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三月一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


    然而民间却流传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认为在南市一带负责指挥的王赓旅长，急着要到礼查饭店会晤他的前妻陆小曼，而且带着军用地图就撞入了“公共租界”，结果被跟踪而来的日本特务当场活捉。军用地图的机密为日军所得悉，所以不得不退。


    对此，著名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中提及：“敌增加兵力后，我军召开军事会议。王赓以税警团旅长身份与会，散会后王取去十九路军‘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当时在会场上散发的）。王当晚跑到租界，被日军侦知，将王‘逮捕’，搜去该项军事文件。第二天，日本报纸吹嘘俘虏十九路军旅长王赓云云……当时上海戏剧、文化界曾编排‘王赓献地图’一剧公演，以揭露和谴责那些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


    “王赓献地图”闹得满城风雨，北平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以“五石”的笔名写了一首《后鸳湖曲》，载于1932年3月12日北平《新晨报》，大大讥刺王赓为了和陆小曼幽会而丢失地图之事，全诗颇长，最后几句云：一月拒倭方雪耻，忽然退走东南倾。退兵只为舆图失，虚实安能教敌悉。却向香巢访玉人，未防鹰隼攫来痰。才知女宠原祸水，破国亡家皆由此。


    俨然把陆小曼当红颜祸水，一时间，举国上下讽刺如潮，又将陆小曼推到风口浪尖上。


    王赓自从跟陆小曼离婚后，一直不得志。他先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参谋长，孙传芳被北伐军打垮后，又转投唐生智，可惜这些军阀都是拿王赓充门面，并未重用。1930年，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成立税警总团，用于缉私征税，因为宋是留美出身，所聘指挥官都有美国军校背景，税警团严格按照西式军制演练，很快成了一支强悍的部队。


    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为了抗拒日本军人和浪人的横蛮侵略，在闸北地区跟他们打起来了，警卫首都南京的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都赶过来支持。在上海的税警团闻风而动，编制该为隶属八十八师的独立旅，王赓任旅长。


    中日部队交战一个多月后，一天傍晚，王赓骑着一辆摩托车穿过了外白渡桥，进入公共租界，随即被日本特务逮住。传说王赓随身带有守军战线配置的地图和文件，一并落人了日军手中。


    王赓为何在战事焦灼的时候离开呢？


    对于这件事，后来陆小曼在1961年写了文章澄清。她说当时外界谣传她避难于礼查饭店，但其实她因病缠绵床笫，已在四明村卧病好几个月。她说王赓之所以急匆匆地到美国驻沪领事馆去，是要找他在西点军校同班的一个美国同学——位炮手，请教为什么由他指挥打向日本总司令部的炮，老是因为一点小差错而不能命中目标的问题。此行并非私会陆小曼，“却向香巢访玉人”完全是污蔑。


    陆小曼说：“……因为当时租界上是不能随便逮捕人的，所以他们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王赓的主要目的，是想让捕房工作人员将他手里的公事皮包扣留下来，因其中确有不少的要紧文件，不能落在日军手内。……捕房内的中国人就答应将皮包代为保藏。外界流传的带了作战地图去投日本人这句话，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后没有几夫，日军就在金山卫登陆，所以外边的流言便更多了。事后不久就由美国领事馆向日军将他要了出来，由中国政府加以监禁、审讯。由于各种的证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证件，才算查清了这件案子，始予释放。”


    “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罗家伦也曾谈道：“在淞沪战争的时候，有许多将领，尤其是广东将领在战场上打得疲乏的时候，常常溜到租界里去享受一番，这几乎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认为日本军队不会在租界里采取任何激烈行动，王赓便是抱着这种心理的一个人……外面人说（劫去的）皮包里有军事地图，可是据军事方面有关人说，皮包里只有一本支票和若干名单，并无军事地图。真相如何，自然我们无法确定，说他去献地图是决不会的，假定他要出卖军事秘密，在当时租界里有的是门路，决不会做得这样笨。至于他的行动不检点，敢于如此的轻举妄动，真是绝无可恕。”


    罗家伦认为王赓到公共租界去的动机是“贪图享受”，与陆小曼的说法有所不同，但据莫雄（时为税警团总参议，王赓出事后接总团长）在《淞沪抗战中的税警团》一文说，王赓此行之前曾与宋子文密谈过，可能是肩负某项重大使命，而非如传言所说是去“跳舞”或与小曼重拾旧欢。莫雄还说，王赓回到总团后，在寝室内清出大堆军事绝密文件，如我军作战方案、比例图，敌我双方的兵力配置图等，悉数交给他“保管使用”，并告知自己要去上海美国领事馆回访“西点军校”同学。莫雄问何事，王答“过两天你会明白”，坚不吐实。


    可惜众口铄金，当时对“王赓献地图”可说到了群情鼎沸，“国人皆日可杀”的地步。面对强敌，其实“总撤退”早已进入了淞沪守军将领们的议事日程。十九路军的宿将丘国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总撤退……其丛然性则早在我们意料之中；不过，这责任应由谁负之，此当待后世治史者之评论……”


    不管王赓是不是真的献过地图，都绝不能对淞沪之役的终局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只是当时国情堪优，国民政府先是丢了东三省，现在上海也被日军侵犯，仗打得不尽人意，总得找个人出来背黑锅，王赓与陆小曼便成了不幸的替罪羊。


    后来国民政府通过美国施压将王赓救了出来，为了平息民愤，又把王赓送上军事法庭，装模作样审判几场，先是要枪毙，后来宋子文力保，接着随便安了个罪名关了一年多才放出来——这次劫难严重戕害了王赓的身心，自此也不再跟陆小曼联系。1942年宋子文再次急招王赓去美国，并在外交事务上协助他时，有资料说“王赓已病弱不堪，医生也竭力劝阻，但他那强烈的责任感还是驱使他上路了。在赴美途中他死于开罗”。终年仅47岁——极可能成为一代将星的超级军事人才，就这样被糟蹋了——而他昔日的下属孙立人将军，正带着由税警团扩编而成的新一军，与“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兄弟们在缅甸战场打得小日本鬼哭狼嚎！


    陆小曼艳名太盛，害了王赓两次一前一次是结婚，这一次便是“献图”。

 ·最合适的枕边人·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可谓是众叛亲离，王赓一出事，民间以讹传讹更是将其视为祸国殃民的不祥之人——代名嫒落得如此名声，可谓凄惨之至。


    1933年清明，陆小曼独自一人来到硖石给徐志摩上坟，这是陆小曼第五次到海宁硖石，也是最后一次——徐家自始至终没能接受她。


    此时，陆小曼的身边只剩下一个翁瑞午。


    翁瑞午对陆小曼始终不离不弃，时常上门嘘寒问暖，给养供奉丝毫不差，其时陆小曼意志相当消沉，整天睡在烟塌上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翁瑞午殷勤伺候，只要陆小曼开口，他无不尽力而为。


    一次国民党禁毒抄家，发现陆小曼家有烟具，就把她关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翁瑞午到处托人打通关节，把她保了出来。


    翁瑞午为陆小曼出头，无疑将两人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上海滩的小报每天都编制一些花边新闻，陆小曼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与“王赓丢地图”一样，完全是一边倒的责难。连在北京的胡适也看不惯了，写信给陆小曼，主要讲了三点：一、要顾及徐志摩的名声；二、跟翁瑞午断绝关系；三、到北京来，我养你！


    陆小曼反问：你养我？你跟志摩一样，一介书生，养得起么？


    陆小曼的胞弟陆效冰曾劝姐姐用自己的才华出去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既可利己，又可利人，他说：“你的品貌、学问、才干、声誉，没一样不出人头地，为什么不贡献给社会？也等于散散心，免得郁郁寡欢。而且知道你的人很多，他们将欢迎之不暇，也不会使你委屈，而你还是名利双收。”陆小曼听了，答道：“第一，我不喜欢虚荣，第二，我不会服侍人家。”


    名媛是需要男人们来供养的，倘若为了生活去对权威讨好，也就不是名嫒了！陆小曼绝对不会委屈自己。


    此后不久，陆小曼与翁瑞午同居了，多半出于感恩——因为她并没答应嫁给翁，一直以徐志摩的未亡人自居。据王亦令所记，翁瑞午曾对他说：“……小曼可以称为海陆空大元帅。因为：王赓是陆军，阿拉（翁是江南造船厂的主任会计师）是海军少将，徐志摩是从飞机上跌下来的，搭着一个‘空’字。”当时陆小曼在场，虽然她被编派得有些过头，却不以为忤。


    为了保证陆小曼的生活，翁瑞午可谓尽心尽力。陆小曼花费很大，出入小汽车，衣服和化妆品都要用最高级的，家里的佣人一直不曾减少。她依然热衷于购物，还向身边人叹苦经，说：“每月至少得花银洋500元，有时要高达600元，家难当。”按那时候的物价，五百多银元相当于现在的五六万人民币。


    翁瑞午也有老婆孩子，一大家人都靠着他，可是他对陆小曼无微不至，只要陆小曼“过得比他好”，要他怎么样付出都可以，什么事情都习惯说：“我来，我来！”


    翁瑞午的女儿翁香光回忆：有一次他到陆小曼家去见到一个奶妈，觉得很奇怪，心想：他们家里又没有婴儿，怎么会请奶妈呢？后来她才弄明白，原来陆小曼不吃牛奶，爱吃人奶，说是人奶非常有营养。那时蜂蜜比较贵，陆小曼总买很多，因为吃鸦片的人肠胃不好，容易便秘。陆小曼就请人将蜂蜜放入针筒，注人体内，让肠胃蠕动。陆小曼吃了鸦片后，鼻子下面就出现两道黑黑的印痕很难看。她就用嫩豆腐揉擦，将印痕擦掉后先涂上蛋清，最后再用化妆品。


    翁瑞午供养着开销甚大的陆小曼，经济负担很重，但他始终精神乐观，每逢钱不够了，就变卖祖上传下来的书画古玩。


    陆小曼一直惦记着为徐志摩出套全集，可徐的许多书信和文章都在林徽因与凌叔华手中，直到1936年，徐志摩过世的第五个年头，陆小曼才收集到薄薄的一扎《爱眉小札》，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她在序中表达了她的心愿：今天是志摩四十岁的纪念日子，虽然什么朋友亲戚都不见一个，但是我们两个人合写的日记却已送了最后的校样来了，为了纪念这部日记的出版，我想趁今天写一篇序文，因为把我们两个人呕血写成的日记在这个日子出版，也许是比一切世俗的仪式要有价值有意义得多。


    徐志摩尚在人世的时候，托付红颜知己林徽因、凌叔华，以及好友胡适、沈从文，说万一自己先走了，请他们整理诗文书信，弄一套全集，也算对后人有个交代——可诗人去世，朋友们各自飘零，仅有陆小曼为其遗愿忙碌奔波。更凄凉的是，胡适、林徽因等人根本不把徐志摩的一些书信交给她。


    陆小曼背负着“害死”徐志摩的罪名，时常自责。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名媛是锦盒里的美玉，温室中的玫瑰，岂是穷诗人能占据的？


    八年抗战，翁瑞午和陆小曼倒也挺了过来。当时的陆小曼已经离不开鸦片，据才女苏雪林回忆：“小曼长年卧病，连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之深。”也许觉得该重新振作，陆小曼强撑病体忙碌起来，依旧是为徐志摩。1947年3月，晨光图书公司再出版《志摩日记》，里面包括《西湖记》、《爱眉小札》、《眉轩琐语》、《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和《小曼日记》五个部分，小曼在序中再次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决心要把志摩的书印出来，让更多的人记住他，认识他。这本日记的出版是我工作的开始……我预备慢慢地把志摩的东西出齐了，然后再写一本我们两人的传记，只要我能够完成上述的志愿，那我一切都满足了。


    解放前夕，故交旧友四散飘零。等到新中国成立，陆小曼已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1953年，翁瑞午的发妻逝世，陆小曼搬到了翁的家中。


    1956年，在上海美协举办的一次画展中，有陆小曼的一幅作品参加展出。陈毅元帅去参观，看到画上署名“陆小曼”，就问身边的人：“这画很好嘛！她的丈夫是不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我的老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陈毅诧异沉寂多年的陆小曼居然还健在，又问知陆小曼就住在上海，生活无着。陈毅就说：“徐志摩是有名的诗人，陆小曼也是个才女，这样的文化老人应该予以照顾。”不久，陆小曼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不久后，陆小曼又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在上海中国画院保存着陆小曼刚进院时写的一份“履历”：我廿九岁时徐志摩飞机遇害，我就一直生病。到1938年卅五岁时与翁瑞午同居。翁瑞午后来生严重的肺病，一直到现在还是要吐血，医药费是很高的……我又时常多病，所以我们的经济一直困难。翁瑞午虽有香港的女儿给他寄一点钱，也不是经常的。我在1956年之前一直没有出去做过事情，在家看书，也不出门，直到进了文史馆。


    陆小曼曾说自己跟翁瑞午谈不上爱，但有感情，在自己落魄的时候，“翁虽贫困已极，但始终照顾得无微不至，廿多年了，吾何能把他逐走呢？”念及徐志摩，陆小曼这样说：“我的所作所为，志摩都看到了，志摩会了解我，不会怪罪我。”她还说：“情爱真不真，不在脸上、嘴上、而在心中。冥冥间，睡梦里，仿佛我看见、听见了志摩的认可。”


    陆小曼的学生王敬之曾经如此评论翁瑞午：“翁瑞午跟陆小曼的关系，却不能简单地责之以‘朋友妻不可欺’。陆小曼从来不事生产，全赖翁一直是黑（烟）白（饭）供应无缺，在陆年老色衰之后翁仍侍奉不改，也不能不算是情义很重的了。”台湾学者陈定山在他的《春申旧闻续篇》中写道：“现代青年以为徐志摩是情圣，其实我以为做徐志摩易，做翁瑞午难。”

 ·至情至性·

    曾经光彩照人的民国名媛步入新中国，性情依旧孤高。在政治挂帅的年头，有朋友建议陆小曼加入民主党派，成为民主人士，陆小曼懒得写入党报告——可人家好心屡次催促，陆小曼烦了就请学生王亦令代笔。


    尤其幽默的，当时王亦令已经被定为“右派分子”、“封建文人”，全国也掀起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运动。所谓“交心”，实际上就是变相的自我检查、坦白交代。陆小曼不胜其烦，随便讲讲过去的事，也让王亦令去洋洋洒洒发挥。


    王亦令知道“运动”的可怕，为恩师“交思想”、“挖根源”、“订出努力方向”，写完后，陆小曼大致看看，就交上去了。结果这份由“右派分子”替“民主人士”包办一切自传与检查，居然层层通过，毫无问题。


    陆小曼根本不在乎政治风暴怎么刮，王亦令回忆：她当时虽已进了文史馆和中国画院，每月有津贴，但因医药费用支出很大，像“柯待因”之类都需自掏腰包，再加上她素来手面很大，所以经常捉襟见肘，亟需另辟财源，唯一可能就是译书，凭她的名气，出版社是肯签订约稿合同并且预付部份稿费的，但无论如何你总要交出东西来才行呀，出版社总不能白送你钱。而她一则已数十年不碰文，二则体力到了坐都坐不动的程度，如何伏案翻译？


    恰巧这时我还乳臭未干、初出茅庐，有力量动笔，但无名小卒拿不到约稿合同，于是两相情愿合作起来。由她出面向出版社认取选题，由我执笔。我们以合作名义，翻译了泰戈尔短篇小说集以及艾米丽·勃朗苔的自传体小说《艾格妮丝·格雷》，还以合作名义编写了通俗故事俩门豹治河》，只有这后一种通俗小册子还来得及出版，其他翻译小说，译成交稿之后，来不及等到发排，“反右”运动开始了，我有幸戴上“右派分子”桂冠，前约选题自作罢论。


    虽然停止了翻译，虽然陆小曼被划为“好人”，而我属于“坏人”，但陆小曼却不懂——或者可以说她不屑讲究“划清界限”那一套，继续与我来往，逢年过节，以及平时烧个什么好莱，总不会忘了叫我去吃。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食物供应紧张，她特别心疼我们……那时，她作为民主人士，每月有若干张文化俱乐部的就餐券。具体有多少张，我记不清了，反正有限得很，但她每到文化俱乐部去，几乎总是把我和乐宣带去同吃。


    1961年，与陆小曼相伴多年的翁瑞午病重，临终托付好友赵清阁：“我要走了，拜托多多关照陆小曼，我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不尽的。”


    翁瑞午死后，陆小曼开始一心一意地作画。她的画秀润天成，赵清阁称其画为“是文人画的风格”，傅抱石也赞扬：“陆小曼名不虚传，堪称东方才女。”


    1964年秋10月，陆小曼住进了医院，病因是肺气肿和哮喘。中秋节那天，赵清阁买了几个月饼去看望她，她的鼻孔内插着氧气管，憔悴不堪。她气喘吁吁地对赵清阁说：“难为你想到我，今年我还能吃上月饼，恐怕明年就……”过一会儿，她又低声说：“我的日子不会多了。”


    果不出陆小曼所料，当年入冬之后，她的病更重了。勉强挨到1965年的暮春时，陆小曼已经终日咳嗽不止，人益发消瘦了。


    有一天，赵清阁又去看她，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不会好了，人家说63是一个关口……最近我常常梦见志摩，我们快……快重逢了！”


    赵清阁询问道：“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做吗？”她断断续续地说：“我……我希望在死后能和徐志摩合葬，你……能不能办到？”赵清阁为了安慰陆小曼，不假思索地说：“我尽力想办法，你现在养病要紧。”


    临终前几天，陆小曼嘱咐堂侄女陆宗麟把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副长联，以及她自己的一幅山水画长卷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徐志摩全集》纸样则给了徐志摩的堂嫂保管。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过世，享年63岁。在陆小曼灵堂上，只有一副挽联，跟徐志摩死时几十副挽联并列的壮观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陆小曼过世的时候，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文人敏感，觉出气氛不对，谁也不想落下额外的文字添麻烦，灵堂上唯一的一副挽联：推心唯赤诚，人世常留遗惠在；出笔多高致，一生半累烟云中！


    至于陆小曼想葬到硖石徐志摩墓旁的遗愿，却未能实现，赵清阁在回忆陆小曼的文章中提到此事还耿耿于怀：小曼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她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志摩合葬，而这一心愿我也未能办到。我和她生前的老友张奚若、刘海粟商量，张奚若还向志摩的故乡浙江硖石文化局提出申请，据说徐志摩的家属——他与前妻张幼仪生的儿子徐积锴不同意。换言之，亦即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意识不允许！


    陆小曼的遗骨埋在了故土，简单的陵墓丝毫看不出主人曾经无限风光，直到1988年，陆小曼的堂侄——台湾的陆宗在苏州东山华侨公墓建造了纪念墓，将陆小曼的遗骨移葬于此，墓碑上书“先姑母陆小曼纪念墓”，墓上还有一张陆小曼年轻时的相片，脸上露着灿烂的笑容；同时建的还有陆小曼父亲陆定、母亲吴曼华的纪念墓。


    一代名嫒，至此雨打风流去。

 林徽因，身诗意四月天

    ·林妹妹巧斗冰姐姐·


    民国年间，才女名嫒灿若星辰，而且均是腹有诗书，气质华贵。比而今一些所谓的“名媛”有内涵多了，哪怕是彼此间有纠葛，也不会找几个流氓到人家门口泼墨水。譬如傲气的张爱玲，很瞧不起人，曾公然道：“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苏青女士自然也是投桃报李，赞美张爱玲的同时也不忘讽刺一下冰心，说：“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也就是说，这俩姐儿有范：一个瞧不起冰心的文字，另一个看不上冰心的容貌。


    当然，在当时世人眼中能与张、苏两大美女兼才女并肩，冰心自然也非同一般。但冰心貌似对张爱玲和苏青并不怎么感冒，却对另一才女林徽因素有抵牾。究其原因，可能是两人太熟—其一，冰心、林徽因都是福建大家族出来的，前辈们或多或少有点交情；其二，两人的老公是同学，均是青年才俊；其三，林徽因博闻健谈，心直口快个陛强，向来有男人缘，却很难交到女性朋友，而冰心性情温婉，不喜欢林徽因的霸道。


    上世纪30年代，在老北京，林徽因与梁思成家里每逢周末便有一次文化沙龙聚会，被称之为“太太客厅”。


    “太太客厅”上谈笑皆鸿儒，如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胡适等，每次都是一群赫赫有名的才子众星拱月般簇拥着林妹妹。某次丈夫梁思成打趣林徽因：“你一讲起来，谁还能插得上嘴？”林说：“你插不上嘴，就请为客人倒茶吧！”


    冰心很不愿意去参加这样的聚会，又经常被拉着去，大概她看不惯林徽因迷恋被众人捧的局面.1933年10月，已经颇有文名的冰心写了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小说，于天津伏公报》文艺副刊连载。


    其中有一段描写颇为传神：


    这一群人都挤了进来，越众上前的是一个“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


    我们的太太微微的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后面一位文学教授把握。教授约有四十上下年纪，两道短须，春风满面，连连地说：“好久不见了，太太，你好！”


    哲学家背着手，俯身细看书架上的书，抽出叔本华《妇女论》的译本来，正在翻着，诗人悄悄过去，把他肩膀猛然一拍，他才笑着合上卷，回过身来。


    稍微有点文学常识的人估计都不难猜出，诗人是徐志摩，老徐的《偶然》中“你是天边一片云，偶尔投影在我的波心”便是送给林徽因的。文学家就是胡适，而哲学家则属金岳霖了。金岳霖还算豁达，评价这篇小说时曾说过：“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此文一刊发，便有人推测冰心是影射林徽因，后来冰心却否认，说自己写的是陆小曼。可陆小曼在上海，小说的背景在北平，而且陆小曼并无子女，钛太的客厅》中女主角有个女儿叫“彬彬”——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小名便是冰冰。


    林徽因自然也不是好惹的，立马反击，作家李健吾先生曾回忆：“我记起她（林徽因）亲口讲起一个得意的趣事。冰心写了一篇小说《太太的客厅》讽刺她。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意思很明显：“咋，姐你吃醋了？”


    醋赠冰姐姐，林妹妹占尽上风。


    若说林徽因和冰心这俩福建名嫒的交情，得从二者的老公谈起，林的丈夫梁思成，与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曾是清华同学，住一个寝室。1925年暑期，冰心与吴文藻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梁思成与林徽因亦到此访友。异地相聚，四人甚是欢喜，游山玩水谈天说地，还举行了几次野炊，并留下合影。


    但冰心与林徽因性格迥异，冰心温雅娴静，林徽因热情开朗，后来的“醋战”事件让两人均耿耿于怀。


    在抗战时期，梁思成与吴文藻均携家带口流亡西南，在昆明待了三年之久，俩哥们儿同属西南联大教授，见面依旧亲热，可俩人的夫人却从不来往，哪怕曾有段时间两家仅相隔十几分钟的路程。


    冰心在回忆中提到林徽因，聊聊数语：“1925年我在美国的绮色佳会见了林徽因，那时她是我的男朋友吴文藻的好友梁思成的未婚妻。”字里行间，视林形同路人。研究林徽因的学者陈学勇曾说：“……曾访问冰心，问到林徽因，希冀得悉史料，冰心冷冷地回答：‘我不了解她。’话题便难以为继。”


    而林徽因在给费正清（哈佛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主编《剑桥中国史》）、费慰梅（费正清的妻子，研究中国艺术和建筑）的信中提到冰心，讽刺味十足：“lcyheart却将飞往重庆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个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信用英文写成，林徽因故意将“冰心”译成“lcyheart”，其贬低之意显然可见，要知道林徽因的英文水平相当之高。林徽因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有啥说啥，在西南最艰难的日子里，傅斯年曾上书请政府接济梁家，提到林徽因时说：“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林徽因得知后很是感动，特意致函傅斯年：“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老傅的不经意的抬举，让林心有戚戚。


    多年之后，林徽因与冰心的纠纷甚至波及后代，柯灵先生曾主编“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丛书，计划收入林徽因一卷。但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先生却不愿意授权，因为出版社聘了冰心为丛书的名誉主编。

 ·显赫家世，忧郁童年·

    提起林徽因，现在的文艺青年基本跟当年的徐志摩一样，很容易犯主观主义错误，将林视作天上仙子，美貌与智慧并存，温柔与善良齐备——林固然才华横溢，却孤傲强势，与梁家交好的李健吾先生甚至直言：林并非人人怜爱的社会宠儿，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


    学者陈学勇先生曾这样评价林徽因：林绝顶聪明，过从皆知识界精英，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哲学家金岳霖、物理学家周培源，无不是他们各自学术领域里的泰斗人物，就不必说胡适、沈从文、叶公超、朱光潜……毋庸讳言，女性鲜有此辈，才情多远远逊于林徽因。她们既不能和林徽因在同一层面对话，林徽因又不知作谦和状和她们敷衍、周旋，那么同性们的误解、生分乃至嫉妒、怨怼，可想而知了。


    女人太有才，也许并非幸事，尤其是出身在大家族里的名媛。


    林徽因生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原籍福建闽县（今福州），祖父林孝恂曾与康有为一起中举，官至翰林院编修，为大清编写官方历史教材，后任浙江知县，属于厅局级干部，即使抽几口大烟，也是“金陵九五至尊”级。得孙女后，林老爷子从《诗经》“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择取“徽音”二字相赠孙，意寓美誉、美德，有好的品性，多子多福。林徽因成年后非常珍惜自己的名声，适时有个纯爷们笔名“林徽音”，四处发“琼瑶体”小说，林深为气恼，遂改名“徽因”以别。


    祖父辞官后定居杭州，但一直关心福建老家晚辈的教育，投资兴办学堂。林家出了不少人物，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林尹民哥俩，以及光复福建的林肇民，均是林徽因的堂叔。


    而林徽因的爸爸林长民更是才华横溢，早年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与陆小曼的父亲一样），与立宪派梁启超、实业派张謇、革命派宋教仁均交情匪浅，北洋时代立志于“宪政救国”，曾担任过三个多月司法总长，与财政总长梁启超并称“宪政双杰”。一战结束“巴黎和会”那阵子，日本想霸青岛。林长民首先获悉，义愤填膺，写了篇《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发于五月二日的北京《晨报》，疾呼“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号召：“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引起北大学子盛怒，两天后，“五四”运动爆发，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被林长民煽风点火弄得头大如斗，日本大使严重抗议，要罢林长民的官。徐世昌无奈，后打发林去欧洲参与“国联”事宜，明升暗降。


    老爸意气风发的时候，林徽因却度过了并不愉快的童年。


    其一，她的母亲虽然美丽，却目不识丁，而且脾气急躁，两个孩子早天，只剩林徽因。其二，父亲在外另娶妾室程桂林（林徽因叫她二娘），生了几个儿子。


    林徽因崇拜父亲，又同情母亲，很受煎熬，成年后写了篇小说《绣绣》，里面有一对遭遗弃的母女，犹如自身写照。在《致费慰梅信》中，林徽因评价自己的母亲：我自己的母亲碰巧是个极其无能又爱管闲事的女人，而且她还是天下最没有耐性的人……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


    其实林夫人也甚为可怜，家庭成员个个满腹诗书，她想找个人交流都困难，唯一的女儿林徽因便是慰藉，可女儿跟她脾气一样急，往往话不投机。


    关于林徽因的童年，鲜有资料详细，但她“早熟”却是不少文学史研究者的共识，林徽曾在一篇散文中提及她6岁得过水痘，家乡叫“水珠”，忆及往事，她还为此事甚为欣喜，“当时我很喜欢那美丽的名字，忘却它是一种病，因而也觉到一种神秘的骄傲。只要人过我窗口问问出‘水珠’么？我就感到一种荣耀。”


    民国初建，林家移居天津，林长民忙于北京政事，根本无暇顾及家里。两年后祖父林孝恂病故，天津一大家子人的主心骨成了13岁的林徽因，她伺候两母亲、照顾几个弟妹，忙得一团乱，成年后林徽因回忆：“二娘病不居医院，爹爹在京不放心，嘱吾日以快信报病情。时天苦热，桓（林徽因的异母弟林桓）病新愈，燕玉（妹妹）及恒（二弟）则啼哭无常。尝至夜阑，犹不得睡。一夜月明，桓哭久，吾不忍听，起抱之，徘徊廊外一时许，桓始熟睡。乳媪粗心，任病孩久哭，思之可恨。”现在一些人认为林徽因自幼含着蜜长大，是标准的大家闺秀，可谓谬矣。她可比陆小曼辛苦多了，也许正是少女时代受到磨砺，因此也培养了她坚忍的性格。


    直到民国四年，林长民在北洋政府中任总长，林家开始定居北京，林徽因由此进入了教会贵族学校——培华女子中学读书。


    因为她美丽聪明，成绩优秀，很快被称为校园内的美丽风景线。周末与同伴上街，经常有傻小子垂涎跟随，因忌惮“她爸是林长民”，掌民国司法，才不敢随意上前搭讪。


    林徽因却对男生们嗤之以鼻，为了防止骚扰，特意请了几个贴身保镖——身材高大脾气暴躁的表兄弟。很有可能林美眉看谁不爽，一个眼神就有表兄弟们上去痛扁“打你又咋了，你认识谁都没用，她爸是司法总长，前朝叫刑部尚书，二品！”

 ·被徐志摩吓着了·

    1919年，林长民在未经总统首肯的前提下公布了“巴黎和会”政府出卖青岛之劣行，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总统徐世昌出于爱才，建议林长民“赴欧洲考察西方宪政”，无疑是将这刺儿头弄走。翌年春夏之交，林长民抑郁而行，带上了女儿林徽因，并告之：“我此次远游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烦琐生活，俾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父女二人从上海出发，先抵法国，再转道英国伦敦，等一切安顿下来后，林长民携女漫游欧洲大陆，并随时讲解各地风土民情，尤为推崇其古典建筑与现代工厂能达到完美融合，既照顾了文化的传承，又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国家如何不繁荣强盛？用现在的话概括，那叫和谐环保，持续性发展！


    当时的林徽因不是很理解父亲口中的经济与政治之类，但惊艳于欧州美轮美奂的建筑。父女环游一圈再回伦敦后，林长民忙于“国联”事物，林徽因便和建筑师房东太太打得火热，房东太太很喜欢这个聪颖的女孩子，到剑桥写生采风经常带着林，二人临摹了许多经典楼阁景致，大约从那时候起，林徽因便有了考察国内古代建筑的愿望：咱华夏地大物博，也该有人来做保护祖宗遗产的事儿。


    林长民挂闲职也悠游，家中朋友往来不断，且个个都是民国响当当的人物，如胡适、张奚若、陈西滢、金岳霖、吴经熊、张君劢、聂云台等，凡到英国留学，必登门造访。夫人不在身边，林徽因便充当女主接待。


    国联扯皮拉筋的会议尚不少，动辄“打飞的”，千山万水脚下过，父亲到欧洲大陆开会，16岁的林徽因独居英伦，难免寂寥，尽管她考上了圣玛丽学院，但身边多是国际友人，连用中国话谈心的朋友都没有，后来林徽因回忆：“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在楼上能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独自坐着，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


    就在这段日子里，林徽因结识了徐志摩。


    那是1920年秋，23岁的徐志摩因为崇拜哲学家罗素，特意赶到英国康桥皇家学院，不凑巧的是，罗素刚好卸职离开，徐志摩无奈之余，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期望能转到皇家学院。


    徐志摩起初随着张奚若拜访林长民，16岁的林徽因梳着两条小辫子，见张和徐架着眼镜的斯文样，脱口而出叫了声“两位叔叔好，”雷得两人一愣。


    起初徐志摩并没对这个小姑娘有很深的印象，几次交往下来，徐发现林甚是聪颖，对文学、艺术、建筑均有独特见解，时间一长，不免在林长民面前赞扬，林长民非常骄傲：“做一个有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林长民也很欣赏徐志摩，双方甚至玩了个颇为暖昧的游戏。林早年有位红颜，后因缘际会另嫁他人，林一直心怀眷念。故事就来了，林长民将心思告知徐志摩。徐萌生了个相当有趣的念头，塑造两个人物鸿雁传书，男方由林长民扮，女方由徐志摩演，一个是有妇之夫，另一个是有夫之妇，在道德与情感的旋涡中苦苦挣扎。


    两才子玩得很投入，均深入角色，“痛恨封建传统之包办婚姻”，盼望“自由之婚姻”，也许是徐志摩太人戏，居然迷上了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


    诗人根本不会压抑自己充沛的激情，徐志摩后来曾说自己在24岁以前，与诗完全不来电，遇到林徽因后，由于“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照着了“奇异的月色”，这才“—份深刻的忧郁”袭扰着他，渐渐成了诗人。


    由此也可以推出这样一个结论，要成诗人，先找一个不可能泡得到的情人，如贝雅特丽齐之于但丁，绿蒂之于歌德。但丁与歌德没能追到人，却憋出了两部皇皇巨著，一个叫《神曲》，一个叫《少年维特之烦劳》。想比之下，徐志摩的《偶然》虽然有才，却还差着点火候：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一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最好是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向林徽因表达倾慕之情，林徽因却被吓得不轻，她才16岁，自是因为独处异乡多寂寞才跟徐叔叔聊天谈心，咋就变成了徐的梦中情人呢？小姑娘求助于父亲，林长民也大为尴尬，婉拒徐志摩：阁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惊，徽（林徽因）亦惶惑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之意，想足下误解了。后人偏爱“才子佳人”的故事，硬要给忧郁的徐志摩增添几许暖色，甚至相信“徐林二人曾有婚约”，起因是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先生所撰《除志摩年谱》中有关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后以小误会，两人（指徐、林）暂告不欢。”其实徐志摩罹难时陈从周刚满13岁，陈的资料多有谬误。


    据林徽因的好友，经济学家陈岱孙回忆：“徐志摩与林微因在伦敦恋爱不可信，那时林徽因才十六七岁，再者林长民也不会同意。”就连冰心也曾断然否认：“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16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


    林徽因晚年对自己的子女也提到过此段往事，梁从诫先生在《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他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林徽因出自名门大家，深受传统思想渲染，怎么会看上徐这种有妇之夫？林本人在回忆中提道：“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现在一些影视作品和八卦小说将徐、林二人弄成悲戚恋人，实在有些胡扯。


    最有可能的是，徐志摩一直害着单相思。诗人执拗劲来了，认为自己的妻子是最大阻力，不管已经是两岁孩子他爹，甚至妻子有孕在身，逼着张幼仪与其离婚。


    诗人多浪漫，却很不厚道。


    徐志摩在他的短诗《你去》称林徽因是“永远照彻我的心底”的“那颗不夜的明珠”，孜孜追求。林徽因不知如何应对，林长民也被弄得无可奈何，于1921年带着女儿回国叙职，甚至没向徐志摩辞别。

 ·最爱梁思成·

    林徽因回国后继续进培华女子学校学习，逐渐与未婚夫梁思成接触，互生好感。梁思成在清华属于“学生王子”一类，吹小号的弦乐队队长、获过校体育运动会跳高冠军、翻译了王尔德作品《挚友》发表于《晨报》、还与人合译威尔司的《世界史纲》……无论音乐、体育还是文学翻译，梁都有“两把刷子”，可他最终选择建筑科学，据梁兄说，是因为林妹妹：“当我第一次去拜访林徽因时，她刚从英国回来，在交谈中，她谈到以后要学建筑。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接触这个专业。”


    后人误以为梁、林二人相识是在林徽因从英国归来的1921年，将梁的“拜访”与“相识”混为一谈。其实梁林两家世交，不可能早年没遇见过，二人的女儿梁再冰回忆父母相识：父亲大约17岁时，有一天，祖父要父亲到他的老朋友林长民家里去见见他的女儿林徽因。父亲明白祖父的用意，虽然他还很年轻，并不急于谈恋爱，但他仍从南长街的梁家来到景山附近的林家。……门开了，年仅14岁的林徽因走进房来。父亲看到的是一个亭亭玉立却仍带稚气的小姑娘，梳两务小辫，双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致有雕琢之美，左颊有笑靥；浅色半袖短衫罩在长仅及膝下的黑色绸裙上；她翩然转身告辞时，飘选如一个小仙子，给父亲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梁启超与林长民虽为子女定下亲事，但从未以长辈身份强令其交往，而是尊重孩子们的选择。当时追求林徽因的青年才俊如过江之鲫，林徽因独独相中梁思成，《林徽因传》里则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坚实的基础和粱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是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


    第二年，徐志摩也与“康桥再见”，匆匆回国，在家稍作停留后，北上京城。徐诗人再次对林徽因展开攻势，老师梁启超实在看不惯，从上海写信劝徐不该离婚“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然如捕风，然先已予多人以无量之苦痛”。估计梁老爷子既为张家鸣不平，又替儿子着急，甚至不以长者自居，将学生提拔到“兄弟”的高度。


    徐志摩却不买老师的账，对日“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意思是老师您别劝了，我跟您儿子谁笑到最后还不一定。


    诗人一门心思要追求林徽因，梁思成颇为头疼。梁实秋先生曾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将三者微妙的感情写得颇为传神：梁启超是松坡图书馆的馆长，该馆在北海公园设有分馆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因关系特殊备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便约了林徽因来此相聚。徐志摩得知后也经常来找林徽因，他是梁启超的弟子，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是梁思成在，来找林徽因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梁思成的反感，梁便在门上贴一纸条，大书：loverswanttobeleftalone.（情人要单独相处！）梁实秋是个老实人，故事讲到这里就完了。耐人寻味的是，贴这么大张字条，林徽因会不知道？无法揣测林当时的心情，不过此事后，徐志摩委靡了很长一段时间，还真不好意思打扰梁思成了。


    梁林二人出双入对，逛太庙，游北洋，小情人其乐融融。也许爱得缠绵天都红眼，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骑摩托带着弟弟梁思永上街，结果与汽车相撞，哥俩被送进医院。梁思永所受只是皮外伤，梁思成却落下残疾，左腿比右腿短了一小截。林徽因每天在医院服侍，照顾得无微不至。


    后来有人说正是这惊天一撞，让林徽因对梁思成备生同情，才放弃了徐志摩，纯粹是低估了林徽因——以她的聪颖，会分不清爱情与同情?

 ·只选对的，不挑贵的·

    徐志摩再度燃起熊熊爱火是在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应梁启超与林长民之邀来华访问，徐志摩担任翻译，全程陪同，泰戈尔到北京的时候，北京学界在天坛举行欢迎会，林徽因任泰戈尔临时翻译。


    当天的集会上，徐志摩、林徽因左右相随，翌日北京各大报纸均渲染盛况，李欧梵在《浪漫一代》中写道：“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此文一出配上照片，舆论界再次闹出徐志摩与林徽因的绯闻。


    幽默的是，梁思成、林徽因与泰戈尔也有过合影，却没人为他们煽情。


    5月8日，泰戈尔适逢六十四岁寿辰，北京文化界在协和大礼堂为其庆寿。胡适主持的庆典，主要内容一是梁启超代表大家为老泰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赠其一枚印章。二是新月社众人用英语演出了他的诗剧《齐特拉》。


    该话剧由张彭春担任导演，民国几场华丽情感戏的主角纷纷登场：梁思成绘布景，林徽因饰演女主角齐特拉，徐志摩演爱神，林长民演春神，尚是王赓太太的陆小曼在前台卖票。


    演员均是留学西洋的才子名媛，该剧获得了巨大成功，当然，一般人听不懂台词，观众基本也是文化界名流，跟新月社“追求美感”不怎么对眼的“写实派”鲁迅也来了，当天日记记下：“逮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契忒罗》剧本二幕，归已夜半也。”京剧大师梅兰芳亦应邀到场，林徽因因而结识京剧大师，从此她迷上京剧。


    泰戈尔的到来让徐志摩很是振奋，甚至拜托印度诗人代自己做媒，不过林徽因并没被老泰说动，泰戈尔爱莫能助，写了一首诗送徐志摩：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多年以后，这首诗被传成了《飞鸟与鱼》，又名《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像飞鸟与鱼，一个翱翔天际，一个却深潜海底……”赚足了痴男怨女的眼泪。


    泰戈尔受山西实力派人物阎锡山邀请要去太原，徐志摩自然要陪着，在车站与林徽因等人离别，徐诗人泪眼盈盈：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究其原冈，是因为林徽因告诉他，再过几个月，她便与梁思成出国留学，林徽因很理智，在浪漫诗人与儒雅建筑学家之问，她选了脚踏实地的那个——事实上她选对了，徐志摩很快恋上有夫之妇陆小曼，结婚的时候连主婚人、恩师梁启超都骂其折腾。


    梁、林二人抵达美国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林徽因只好人该校美术学院学习，但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


    就在两人比翼双飞的时候，国内传来噩耗：1925年冬，林长民应东北军将领郭松龄之请出关塞外，郭本想联合冯玉祥扳倒张作霖，东北此后由自己主军，林长民主政，可惜兵败身亡，林长民也在乱军中丧命。林长民两袖清风，死后只留下三百余元现钱，两位太太，一大帮未成年的儿女，生计全成了问题。林徽因悲痛欲绝，欲结束学业回国担负家庭重任，但遭到母亲和梁启超的劝阻，梁启超规劝未来儿媳“林家子女就是梁家子女，我会一一抚育，学业为重”。


    1927年，林徽因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毕业，接着考进了耶鲁大学戏剧专业，学习舞台美术设计。梁思成也获得宾大建筑系学士学位，进入哈佛大学读建筑学硕士。


    在美国留学的日子里，梁思成、林徽因与同样在美国学习的胡适素有往来，胡适是个老好人，很欣赏徐志摩，便时常向梁、林二人解释诗人的冲动行为，说徐如同纯真的大孩子一样。在胡适的开导下，林徽因才慢慢体会到徐志摩对自己水晶般纯洁的情感，曾给胡适写信提起往事：“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我现在真真透彻地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


    也许直到此刻，林徽因才真正读懂了徐志摩，不过当时已经是使君有妇、罗敷有约了。

 ·老婆是自己的好·

    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在加拿大成的亲，后人觉得夫妻和睦，情感也是水到渠成幸福美满。其实二人性格差异很大，林徽因活泼任性，梁思成严肃稳重。尚在美国读大学的第一年，林徽因时常参与社团活动，尤其喜欢被众人簇拥的感觉，梁思成当然不愿意自己的未婚妻如此率性，两人经常拌嘴，连国内的梁启超都知道了“思成和徽音，去年便有好几个月在刀山剑树上过活”。


    林徽因的好友兼师长费慰梅女士描述：在大学生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就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从而丢弃之前的草图。当交图的最后的期限快到的时候，林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定稿。这时候思成就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而漂壳的绘图功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草图很快就整理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成品。


    不过好在梁思成一直谦让着林徽因，双方的性情形成互补。据陈学勇先生考证，梁思成脾气相当好，每次到女生宿舍约会，总是心平气和地在楼下等候，见到熟悉的女同学便非常绅士地用英语打个招呼“俺妹子下来没？”林徽因却毫不着急，细细梳妆打扮，经常叫让梁思成等上半个钟头。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曾写了一副对联调侃：“林小姐千装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


    梁思成的大姐梁思顺当时随着外交官丈夫周国贤驻节加拿大，经常飞到美国看弟弟，这位梁姐属于大家庭“大姐大”一类，性情泼辣，估计是觉得弟弟在林徽因面前太窝囊，曾正面与林徽因言辞交锋。俩才女名嫒针锋相对，丝毫不让，梁思成夹在中间左右不得，还是弟弟思永给国内的老爸写信，请老爸出面劝大姐少说两句。梁启超心急如焚，后又听闻梁思顺跟林徽因和好，老爷子专门写了一封长信给美国的子女们：“思顺对于徽音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所在，我几个月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也就是说，梁启超担心大女儿跟林徽因闹翻后，会把宝贝儿子梁思成逼疯，由此可见梁姐姐与林妹妹的脾气。


    1927年底，梁启超正式在国内为儿子儿媳举行了订婚仪式，礼仪颊琐而浓重，花费不菲，让林徽因娘家人均觉得面子十足。遵照父命，梁思成和林徽因于1928年3月21日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婚礼。婚礼主持人便是梁思成的大姐梁思顺和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姐夫周国贤。


    结婚前夕，林徽因说自己是中国人，要穿传统凤冠霞帔，不穿婚纱，可遍访渥太华服装店，找不到中国新娘装。不过这难不倒林才女，她买来大红绸缎，自己设计缝制了一套。婚礼当天，林徽因的中国风如同青花瓷书前朝之飘逸，让洋人们大开眼界，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头条几乎都是林徽因的彩照，标题基本是“最美的中国新娘”、“轰动渥太华，新娘自制中国嫁衣”。


    婚后的梁林二人妇唱夫随，林性子急躁而梁善于隐忍，亲戚戏称梁思成为“烟囱”，意思是林的出气简。戏谑归戏谑，小夫妻还是相当幸福，闺房行趣，二人经常相互出谜：哪座雕塑原座何处石窟、哪行诗句出自谁的诗集——才子才女的生活，平常人也只能想想。民国时期文人中流行着一句俏皮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梁思成却说“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让一千人艳羡不已。

 ·贤妻良母，建筑大师·

    1928年春，梁思成和林徽因学成归国，他们取道欧洲，遍访名胜古迹，留下许多相片。但林徽因对自己的留影不是很满意，曾佯嗔责怪丈夫：“在欧洲我就没有照一张好照片，你看看所有的照片，人都是这么一丁点。思成真可气，他是拿我当scale(标尺)呀。”梁思成经常一脸傻笑，“那些建筑是因为你才显得美嘛”。


    回国后梁林二人却无处执教——因为国内大学均没有建筑系，梁启超腆着老脸拜托清华校长增设科目，让儿子儿媳代课，清华的态度相当勉强，说任公啊，您是前朝大儒、民国学者，可这政府的银子不是随便能使的啊，咱得开会研究。那时张学良在几个幕僚的怂恿下准备在东北大学创建的建筑系，苦于无人授课，得知梁林二人回国，特意派人来请—一梁启超鼓励儿子儿媳前往，结果整所东北大学就这对夫妻授该系课目。


    东北是满清龙兴之地，皇室陵寝不少，梁林二人教学之余到处考察，留下大量图文资料。林徽因还曾为东北大学设计出一枚校徽，张学良特赠四百大洋为奖金。


    就在梁林夫妇准备大展宏图时，梁家叠遭不幸，先是梁启超因误诊病逝，接着林徽因感染了肺结核，此病从此追随了她的一生。那是她生了女儿后体质虚弱，不适应东北寒冷气候导致。为纪念父亲梁启超，夫妇二人为女儿起名“再冰”，因为梁启超的书房叫“饮冰室”，自号“饮冰室主人”。


    性格虽强但身子扛不住，林徽因只得离开沈阳回北平西郊香山疗养，吴文藻、冰心、沈从文、张奚若等老朋友纷纷前来探望，当然，徐志摩是来得最勤的一个，徐诗人还骗妻子陆小曼，与林徽因见面“亦因为外有浮言，格外谨慎，相见不过三次，绝无愉快可言”。经后世学者考证，老徐绝对不止三次，而且每次都欣喜异常，根本不谨慎。


    林徽因养病期间，写了不少诗歌散文，偶发于杂志，总能引起一片惊叹。


    1931年，梁思成也辞去东北大学教职，适时北方局势紧迫，日本人日渐嚣张，梁思成离开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


    梁林二人回京后，租居了北总布胡同三号，一套两进的四合院，大大小小四十几间房子，请了俩厨子、俩保姆，一个车夫一个保镖。梁、林俩家都是望族，弟妹到北京全落脚这儿，林徽因这时候既是贤妻良母，又是好大姐、好大嫂，以自己的专业知识画了一张床铺图，安排了十七张床铺，还准备了十七套铺盖，分别标明是哪位弟弟或者妹妹的。林徽因每天忙得头昏脑胀，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事业，用费慰梅女士的话说“那时候，林更像是十几个人的奴仆”。


    在这段日子里，梁林二人受聘于“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前朝举人，老牌官僚，曾与梁启超、林长民同为北洋总长，只是老朱思想封建，曾依附袁世凯称帝，弄得声名狼藉，不过此君为中国建筑业作了很大贡献。


    梁思成当时担任学杜的研究部主任，地位仅次于社长，林徽因是校理。尽管世人对朱启钤评价不高，梁林二人却很感谢这位世伯。

 ·此情可待成追忆·

    尽管时常有亲戚叨扰，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北京总布胡同三号的日子还是比较惬意，因为时常有文化界的朋友前来开“party”，那会儿叫“沙龙”，林徽因自然是主角，一群才华横溢的男人都用景仰的眼光看着她款款而谈。


    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就曾说，林徽因“喜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


    这些人当中，最具绅士风度的当属金岳霖，金是当时一流的青年哲学家师，西装革履，仪表堂堂，其在哲学界的地位如同徐志摩于诗歌、梁思成于建筑一样。金岳霖早年毕业于清华，后留学欧美，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北大。


    金岳霖初识林徽因还是徐志摩的引荐，参加了几次沙龙，老金就被美丽年轻的女主人林徽因迷住了，由此“逐林而居”，终身未娶。


    林徽因很享受被才子呵护的感觉，明明不可能与徐志摩或者金岳霖在一起，却喜欢他们常到家中来。


    可惜那时徐志摩已经陷入经济危机，妻子陆小曼在上海的排场要维持，他为了多赚点薪水在北京兼着几所大学的课，经常蹭免费飞机北京上海两地飞。1931年l1月l9日早8时，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北上，想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举行的中国建筑艺术演讲会。飞机抵达济南时遭遇大雾撞上白马山，当即坠入山谷，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噩耗传来，林徽因当场昏倒在地。后人总纠结着这个问题，林徽因到底爱过徐志摩没有？


    正方观点是：爱着，一直爱，少女时代不懂，嫁人后慢慢领悟了，却一身无法二许，并发出“如果爱，请深爱”的喟叹。


    譬如林徽因的《悼志摩》写得哀婉凄清，与陆小曼之情深意切旗鼓相当：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地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许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许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还有一个例证，徐志摩曾有一个“八宝箱”，请凌叔华代为保管，后来徐意外去世，林徽因让凌叔华将箱子里有关她的书信给她，凌叔华不愿意给。林徽因很生气，给胡适写信诉苦：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从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


    “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是单纯的友谊，还是“朦胧的爱情”？导致“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的原因，是不是两人没能在一起呢？另外就是，11月22日下午，受北平学界委托的梁思成、张奚若、沈从文等人于不同地点赶到济南白马山，收殓徐志摩的遗骸。梁思成带去了他与林徽因专门赶制的小花圈以示哀悼，还捡了一块飞机残片带回，林徽因直到去世都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


    不过持反对意见者也大有人在。


    如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的时候说：“林徽因在谈到徐志摩的时候，总是把他和英国的诗人、大文豪联系在一起。可见林徽因时徐志摩更多的是待之以文学上的师友，其实这才是他们之间的真实关系。”


    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女士曾回忆：“母亲在世时从不避讳徐志摩曾追求过她，但她也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她无法接受这种追求，因为她当时并没有对徐志摩产生爱情。她曾在一篇散文中披露过16岁时的心情：不是初恋，是未恋。当时她同徐志摩之间的接触也很有限，她只是在父亲的客厅中听过徐志摩谈论英国文学作品等，因而敬重他的学识，但这并不是爱情。”


    儿子梁从诫先生也曾质疑：“为什么徐爱林，林就非得爱徐呢？”


    以及研究林徽因的学者陈学勇先生也推论：“林对徐有感情，但不属于爱情，现代的人误解了林的行为。将飞机残片挂在卧室，表现了林徽因对徐志摩的真挚，也彰显了她胸怀的坦荡，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她对世俗社会的一种蔑视。”

 ·最绅士的情人·

    徐志摩走了，林徽因还得继续自己的事业。


    1932年夏，林徽因又生了个儿子，取名从诫，期望孩子长大后能取得如宋代建筑大师李诫一样的成绩。儿子的降生仿佛给林徽因带来了好运，她的身体逐渐好转。此后数年中，梁思成和林徽因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发掘断壁残垣，聚集吉光片羽，实地勘测了百余处古代建筑，有些古迹远在深山，二人带着考察队披荆斩棘。


    世人多论林徽因的文学才华，其实她在建筑研究领域成就更大。她坐火车经过山西榆次，在窗口无意一瞥，便察觉到远处的雨花官非同寻常。后来的考察结果证实，它建于唐末宋初，其风格糅合了唐宋之长，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另外，“赵州桥”的发现也得益于林徽因。某石桥最先采用的“圆弧拱桥技术”，屡见于历史文献，究竟在何处却不得而知，林徽因与梁思成到河北考察，无意听到一首童谣唱到“赵州的桥，应州的塔……”林微因心想，应州塔是古迹，在河北应州已经得到证实，那么赵州桥是不是古迹呢，夫妻二人迅速赶往河北省赵县，果真发现了赵州桥——安济桥，梁林夫妇二人欣喜万分，随即对赵州桥进行详细的考察，绘制出《阿北赵县安济桥困》，并写成论文发表在营造学社的《汇刊》上，从此赵州桥便闻名世界。


    梁思成思维严密，行事稳重，但在文采上显然逊于夫人。梁思成起草的文稿，都是经林徽因润色后才发表。两人合作发表了《沦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给中国古建筑研究留下了丰富的文献与图片。


    在事业上林徽因可谓是相当敏锐，不过情感上却有点迷糊，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对金岳霖便是如此，金岳霖曾题“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赠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是林家常客，梁思成曾经回忆林徽因的单纯：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1932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


    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


    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


    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


    林徽因不掩饰自己，喜欢就是喜欢。梁思成也相当豁达：你喜欢就跟着老金吧。金岳霖相当君子：我不能伤害你们。三人可谓如赤诚相对。


    金岳霖从此也就与梁家联系在了一起，基本上成了梁家一员。金岳霖曾给费慰梅写信说，“我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一样”。金岳霖始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其襟怀着实让人敬佩，不过梁思成的宽容更让人景仰。顺便说一句，一代哲学宗师金岳霖在新中国成立后选择陪着梁、林留在了大陆，因此后世学者余世存先生无不惋惜：“他没去台湾，因此没能留在哲学史上，而留在了情感史上。”


    林徽因对徐志摩的追忆也一直割舍不下，1934年11月19日，林徽因和梁思成去南方考察路过硖石（志摩故乡），停车的几分钟里，她下了车，在昏沉的夜色里，独自站在车门外，“凝望着幽黯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问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问奔驰……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


    1935年徐志摩忌日，林徽因写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寄语徐志摩：“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犟的忠于生的。”

 ·乱世莲花·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山西五台山发现了我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可战乱不容许他们继续考证了。夫妇二人迅速回京，几经辗转全家逃难到了昆明。


    在逃难的过程中，林徽因饱受折磨，她曾写道：我们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点，摸黑抢着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长途车，这是没有窗子、没有点火器、样样都没有的玩意儿，喘着粗气、摇摇晃晃、连一段平路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又陡又险的山路了……不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直很乐观，当时有不少学者取道广州去了香港，他们却坚持留在西南。到云南后，林徽因还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


    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


    当时的撤退十分慌乱，梁思成在行前突发高烧，只得暂时留下休养。林徽因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和母亲，乘坐一辆客车出发。林徽因事后对费慰梅提起，她们所乘的那辆特殊的客车里面装载了30多人，人多物杂，车厢拥挤不堪，每个人只好采取“骑马蹲裆式”，把两脚叉开坐在行李卷上，尽量缩小占有空间，随着车的颠簸动荡苦熬时日。


    据梁从诫先生回忆：“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围着车厢嗥了半宿。”


    很难想象身体瘦弱、外表文静的林徽因竟如此勇敢。


    在李庄，梁思成一家住的是低矮破旧的农舍，大西南物资贫乏，加上长期颠沛流离，林徽因经常生病，限于医疗条件，梁思成学会了注射，为妻子打针服药，身体稍微恢复，林徽因便“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缝着孩子的布鞋，买便宜的粗食回家煮”。


    李健吾先生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曾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


    虽然是名门大小姐，太太客厅的宠儿，可此时的林徽因却丝毫没有纨绔习气，尽管艰难，也保持着平静心态，在一封1940年11月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林徽因还相当幽默地写到了金岳霖：可怜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里有课，常常要在早上五点半从这个村子出发，而没来得及上课空袭又开始了，然后就得跟着一群人奔向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城门、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点半，再绕许多路走回这个村子，一整天没吃、没喝、没工作、没休息，什么都没有！这就是生活。


    二战结束前夕，美军决定对日本进行地毯式轰炸，梁思成与林徽因得知后，专程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苦劝美军布朗森上校不要轰炸奈良，因为奈良保存着当时世界最完善的唐代木建筑，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其实梁思成和林徽因都恨透了日本鬼子，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就牺牲在抗日战场，美军指挥部最终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奈良古建筑迄今保存完好，梁思成夫妇则被奈良人称为“恩人”，并在奈良古城修建了梁思成的铜像，称赞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古建筑学家”。


    抗战胜利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被清华大学建筑系聘为教授。


    八年时光的消磨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林徽因的健康，其肺病已到晚期，肾脏严重感染，1947年10月住进中央医院，甚至写信给费慰梅做了最后的道别，病榻上，林徽因托人带话给张幼仪请求一晤。张幼仪携徐志摩之子徐积锴赶往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望着张幼仪母子，却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次见面所求为何，林徽因没有说，张幼仪也不知道。


    张幼仪的自传中说到此事：“一个朋友来对我说，林徽因在医院里，刚熬过肺结核大手术，大概活不久了。……做啥林徽因要见我？我要带着阿欢和孙辈去。她虚弱得不能说话，只看着我们，头摆来摆去，好像打量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么。大概是我不好看，也绷着脸……我想，她此刻要见我一面，是因为她爱徐志摩，也想看一眼他的孩子。她即使嫁给了粱思成，也一直爱徐志摩。”


    更大的可能是，林徽因觉得自己时日不长，达成夙愿而已。这次大病，林徽因还是挺了过来。

 ·只有香如故·

    1948年底，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应邀到美国讲学，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有朋友建议他们就留在美国。


    林徽因坚持回国，且情绪激动：“我们不能做中国的‘白俄’！”梁思成也是异常自信：“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相信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回去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平津战役前夕，中共决意争取和平解放北平，即使非打不可，也得尽全力保护古建与文物。某天，两名年轻的军官在张奚若的引领下来到清华园新林院8号梁林寓所，他们拿出一张北平城的作战地图，请梁恩成夫妇标出重要的古建筑。他们告诉梁思成，此图作为攻城之用，宁愿多流血也得尽可能保护古建筑，梁林二人很为感动。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依旧留在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教授，并参与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据设计小组成员朱畅中介绍，林徽因曾提出过许多精辟的建议，比如用色要着力精简，要便于雕塑、作证章和钢印与印刷不走样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带头做方案，并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擞图案。”


    那时候的梁恩成和林徽因均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梁思成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几个礼拜来，整天都在开会……四面八方去拉建筑师来北京，组织公营建筑师事务所，组织都市计划委员会的企划处，等等，技术工作全由妈妈负责指挥总其成，把你的妈妈忙得不可开交，我真是又心痛，又不过意，但是工作一步步地逼迫着向前来，紧张兴奋热烈至极。……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据林徽因的学生回忆，拜访她的时候要带上一个说话会刹车的人，能及时收住话头，告辞而去，以免使她过度劳累。大家总要打听清楚林先生睡眠怎样，晚上开夜车了没有，才决定要不要“打扰”她。


    林徽因身体已经严重透支，兴致却很高，病卧床榻的时候，便微笑着跟自家的小猫打趣，称其为“爱的焦点”。钱锺书、杨绛夫妇当时到清华任教，住宅与梁家毗邻。这老钱也是个顽童，因为林徽因家的猫好斗，经常欺负他家的猫，老钱便弄了个长竹竿，据杨绛女士回忆“不管多冷的天，听见猫儿叫闱，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着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和我们家那猫争风打架的情敌之一是紧临林徽因女士的宝贝猫，我常怕锺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引用他自己的话说‘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他笑说：‘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


    1950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梁思成兼副主任。夫妇二人对未来首都北京的建设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们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欲给后人留下一个“活着的博物馆”。


    可惜三年后，北京市开始酝酿扩建，拆除一些古建筑，用其砖石做材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一些完整牌楼街不致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梁思成被气得失声痛哭。


    令人伤感的是，当时北京城尚留存着四十六公里长的明清城墙环抱，林徽因称其为“世界的项链”，也在“给日月换新天”的口号中准备拆掉。梁思成夫妇异常伤感，到处求人，甚至向周总理做了请示，林徽因以诗一样的语言向周总理描述：城墙上可以绿化，供市民游乐。城门楼可以改造成图书馆。护城河可以引进永定河水，夏天放舟，冬天溜冰。可最终连周总理爱莫能助，只是说了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梁从诫先生在《忽人间四月天》中写道：“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做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母亲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痰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


    其后不久，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林徽因遇到也是清华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大庭广众下谴责他保城墙不力。她痛心疾首地预言：“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追假古董罢。”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她（指林徽因）指着吴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在战争年代，梁林二人能保护日本的奈良，到了和平时期，却保不住中国的北京。眼见文物被摧毁，夫妇相对默然。1953年，林徽因出席第二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遇到萧乾。萧乾坐到林徽因身边，握握她的手，叫了她一声“小姐”。林徽因感伤地说：“哎呀，还小姐呢，都老成什么样子了。”萧乾安慰说：“精神不老，就永远不会老。”


    可林徽因的精神已经大不如前了。1955年，更大的风雨向这对夫妻袭来，建筑界掀起批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梁思成因感染肺结核住进了同仁医院，紧接着，林徽因也肺病严重住进了梁恩成隔壁的病房。


    住院后林徽因一直发着高烧，经常昏迷，为了照顾林徽因的情绪，人们刻意隐瞒了批判梁思成的消息，可她慢慢觉察，更是忧愤交加，拒绝吃药。梁思成病情稍好，每天过来陪她，可林徽因的肺部已经大面积感染，已经是回天乏术。


    3月31日深夜，处于弥留状态的林徽因突然用微弱的声音对护士说，她要见一见梁思成，护士回答：“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林徽因已经没有力气再等待了。1955年4月1日清晨6时20分，林徽因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走完了她51岁的生命旅程。她最后的几句话，竟没有机会说出。


    同一个清晨，医生和护士全力抢救昏迷的林徽因时，梁思成被扶到了林徽因的病房，哭得不能自已，只是重复着：“受罪呀！受罪呀！徽你真受罪呀！”金岳霖得知林徽因去世，在办公室里对着弟子周礼全沉默半晌，突然说：“林徽因走了！”接着号啕大哭。周礼全回忆说：“他两只胳臂靠在办公桌上，头埋在胳臂中。他哭得那么沉痛，那么悲哀，也那么天真。我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不知说什么好。几分钟后，他慢慢地停止哭泣。……擦干眼泪，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目光呆滞，一言不发。”


    听闻噩耗的萧乾给梁思成去了一封吊唁信，叹息道，“这位出身书香门第，天资禀赋非凡，又受到高深教育的一代才女，生在多灾多难的岁月里，一辈子病魔缠身，战争期间颠沛流离，全国解放后只过了短短六年就溘然离去人问，怎能不令人心酸！”4月2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同时刊登讣告，治丧委员会由张奚若、周培源、金岳霖、钱伟长等人组成。虽然林徽因当时还是北京市人大代表，但追悼会的规模和气氛都是有节制的，甚至带着几分冷清。亲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送上的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炙热之情尽在字里行间。


    林徽因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体是由梁思成亲手设计，墓身没有一字遗文。


    让人心痛的是，林徽因最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为墓碑题写了“建筑师林徽因之墓”的字样，在十年浩劫中被清华红卫兵铲掉。梁思成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无尽折磨。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在极度的痛苦和困惑中离开了人世。


    二人的手稿图纸，多数毁于动乱。


    费正清教授曾为梁林辛苦一生却在文革中毁于一旦的事业扼腕叹息：“20世纪60年代后期，具有讽刺意味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纯粹仇外情绪，在极大程度上毁灭了梁氏夫妇一代所逐步树立起来的事业。拆卸比装配容易得多，武斗和造反的为所欲为也正是如此。”


    最后提提金岳霖，金老福全寿高，历经浩劫，仙逝于1984年，据汪曾祺先生回忆恩师：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举座均感叹欷歙。


    1983年底，《林徽因诗文选》的几位编辑拜访八十高龄的金岳霖，拿出一张林徽因的照片，金老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像小孩一样要求“给我吧，给我吧。”问及林徽因，金岳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跟外人说。”历史的巧合是，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去世后骨灰均安葬于八宝山公墓，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又能毗邻而居。

 凌叔华，一弦一柱思华年

    ·真朋友，好知己·


    1931年11月19日，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在由南京乘飞机飞往北平途中，在济南因遭遇大雾、飞机失事而遇难，年仅36岁。


    诗人挥一挥衣袖，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却给几位红颜知己留下无尽哀思，前妻张幼仪肝肠寸断，现妻陆小曼痛不欲生，友妻林徽因当场昏厥。胡适、罗隆基、潘光且、闻一多等“新月社”一千写诗的朋友也是叹其不幸愁绪万千。


    老实的沈从文与徐志摩交情最好，忧郁而伤感地告诉众人：“老徐有一个箱子，里面有他的日记和一些信，以前跟我说，要是他走在我前面，让我把那些资料翻出来，给他出文集，写传记。”


    胡适等人眼睛都直了：“你昨不早说，箱子在哪里？”


    沈从文嗫嚅道：“老徐不让我说，再者那些信里面牵扯的人物过多，有些都是为人妻为人母了，何必翻出来弄个初恋门之类。”


    闻一多是个霹雳性子：“现在老徐人都走了，你还隐藏个啥！他那点破事情谁不知道，有必要遮遮掩掩么？”


    沈从文这才勉为其难地说出，箱子在凌叔华那里。


    凌叔华是谁？陈西滢的老婆！


    陈西滢又是谁？徐志摩的挚友、鲁迅的死对头。


    鲁迅是谁就不介绍了，能与文坛巨匠鲁迅死掐而不落下风，肯定相当有本事。


    徐志摩的箱子长得怎样？怎么会在凌叔华那里？这过程就相当有趣了。喜欢看民国电视剧的人应该对《民国才子装》有些印象：要么是灰长衫白围巾，要么是白长衫灰围巾，足下一双皮鞋，如果出远门，通常还戴个礼帽，提着一个小皮箱——基本装几件简单的衣服和信件日记。


    长衫、围巾、礼帽、皮鞋、皮箱，就等同于现在一身皮尔卡丹西服、一双老人头皮鞋、手里提着苹果电脑，没这几样“道具”，在民国别想充才子。


    徐志摩是才子，家里有钱，当然装备齐全。另外，那个时代的名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对信件也十分慎重，白底黑字保存得很好，一是珍惜自己名声，别透露了隐私，二是给后人一个清楚的交代，君子坦荡荡。徐才子浑身诗情洋溢，写日记一方面是宣泄，也有流传后世的想法。诗和散文写了啥时候拿出去发都行，这日记和书信还是等老了有点甜蜜的回忆，暂时压心底。因为担心散佚，徐志摩就把这些宝贝全放在随身携带的小箱里，并称其为“八宝箱”。


    通常的情况下，徐志摩是箱不离人、人不离箱，如古代高级剑客一般。可在1925年间，诗人先是被林徽因拒绝，后来爱上朋友的老婆陆小曼，弄得满城风雨，不少人指责，为了暂时冷静下避避风头，他决意去欧洲散散心。一去千里，不知何时归来，这箱子总不能带着满世界跑，得找到一个可靠的人保管，幽默的是，诗人既没选老实的梁实秋，有没选温文的胡适，也没给正爱得发狂的陆小曼，甚至没给聪颖好强的林徽因，却给了另一才女凌叔华。


    用徐志摩的话说，“只有s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徐志摩一走，老朋友们才知道这箱子的故事，都傻了眼：不想徐诗人与凌叔华还有这层关系。


    徐志摩表弟、台湾“国立图书馆馆长”蒋复骢先生晚年写的《徐志摩轶事》提到过徐志摩与凌叔华的暖昧之情：徐与张幼仪离婚后，穷追林徽因不得，又徘徊于陆小曼、凌叔华之间。其父徐申如对已为人妻的陆小曼很不待见，觉得当时尚且待字闺中的凌叔华很不错，既出身大户人家，又知书达理，而且很有灵气。


    1924年6月，徐志摩在上海与陆小曼传出绯闻，诗人的老爸徐申如与陆小曼的老公王赓一起找来。王赓是徐志摩的哥们儿，不相信朋友会如此荒唐。徐志摩也不好意思，知道父亲喜欢凌叔华，就说自己在追凌叔华，并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封信，说是凌叔华写的，请父亲与老友过目。


    不想徐申如和王赓一看，脸色一个红一个青，红是羞愤，青是躁怒。王赓拂袖而去，徐志摩觉到不对劲，掀开枕头，发现凌叔华的信仍躺在那儿，给老友看的信是陆小曼写的！

 ·一说就错·

    有一种缘，佛日不可说，一说就错，用在徐志摩与凌叔华身上，再贴切不过。


    凌叔华性格温婉，明眸善睐，体态婀娜，是典型的东方美人，才女苏雪林曾形容：“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喜欢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她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就读于天津师范，与邓颖超同窗，比许广平高一年级，均有交情。邓嫁给了周恩来，许嫁给了鲁迅，这位不幸的凌美女却嫁给了被称作“反动文人”的陈西滢。


    另外，凌叔华文采斐然，在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的《新月》、《现代评论》上先后发表《酒后》、《花之寺》、《绣枕》、《太太》等小说，俊秀清雅，一时轰动文坛。徐志摩十分欣赏凌叔华，评论其作品是“最怡静最耐寻味的幽雅，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鲁迅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提道：“凌叔华的小说……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夏志清先生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评价说：“从创作才能上讲，谢冰心、黄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几位，谁都比不上凌叔华。”


    1924年徐志摩在诗歌界可谓风头无两，林徽因最终选择了梁思成，徐才子的一腔柔情无处寄托，跟凌叔华写信诉苦：“我一辈子只是想找一个理想的‘通信员’……最满意最理想的出路是有一个真能体会，真能容忍，而且真能融化的朋友。”


    凌叔华当时还没交男朋友，盖世才子徐志摩对她而言，简直是光、是电，是神话，是温柔的宇宙！他主宰，她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


    由此二人书信不断，一个是知音姐姐，一个迷路孩子，情感如火星撞到地球，几乎到了爱情的边沿。


    信在多年之后公开，当时凌叔华已是陈西滢的妻子，徐在信中称呼她是“s”（叔华），她则称徐志摩为“x”（徐）：……x，您背上有翅膀没有，有就成，要是没，还得耐一下东短西长！……我从没有说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这么快，这准是你教给我的，多谢你。我给旁人信也会写得顶长的，但总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不是怕形容词太粗，就提防那话引人多心，这一来说话或写信就不是纯粹的快乐。对你不同，我不怕你，因为你懂得，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尖，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项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现在看上去都温馨，“哥，你懂得”。如果说凌叔华是甜蜜而幸福，徐志摩则是激动而兴奋了：准有好几天不和你神谈了，我那拉拉扯扯半疯半梦半夜里袅笔头的话，清醒时自己想起来都有点害臊，我真怕厌烦了你，同时又私冀你不至十分的厌烦，s.告诉我，究竟厌烦了没有？平常人听了疯话是要“半掩耳朵半关门”的，但我相信倒是疯话里有“性情之真”……。不瞒你说，近来我的感情脆弱的不成话：如其秋风秋色引起我的悲伤，秋雨简直逼我哭。我真怕。


    徐、凌是否有过爱情，让后世研究者争得不亦乐乎，迷恋凌叔华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曾信誓旦旦：徐志摩曾和凌叔华热恋，他在与凌叔华的交往中看到过不少双方的信件，那些话绝对是恋人间的甜言蜜语。凌叔华的女儿陈小滢回忆说，母亲晚年提到徐志摩，只是淡淡笑笑，说只是徐的知己。那么凌叔华是如何看待这段超乎寻常的友谊的呢?1925年一、二月间，外间纷传：老徐刚和梁思成双雄夺林，现在又让陆小曼和凌叔华双娇争徐。凌叔华闻之非常气恼，写信给胡适道：“……志摩常与我写信，半疯半傻地说笑话自娱，从未有不可示人之语。


    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自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


    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朋友。


    我对志摩除了相当朋友的同情，并可惜他的被诬外，一些关系都没有，我永远不信他会与我有什么关系。”


    多年后，年迈的凌叔华写信给陈从周（徐志摩表妹的丈夫）道：“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况且当年我自视甚高……”


    这句话有些不准确，因为当时凌叔华刚同徐志摩、陈西滢有交情，尚未到与陈谈婚论嫁的地步，而且陆小曼与她也无甚交情。不过凌叔华“自视甚高”是相当有可能，以她的家世和才华，选一个如意郎君如探囊取物，何必与绯闻缠身、已经是俩孩子父亲的徐志摩纠结呢？无疑，凌叔华很聪明，适时而退，并没被才子的光环炫晕，后来陆小曼与徐志摩越发炽热，凌叔华则优雅转身，选择了陈西滢。

 ·名门闺秀淡如菊·

    凌叔华于1900年出生在北平一个书画世家，祖父经商，家大业大。父亲凌福彭（意思是福气跟彭祖一样，好彩头，与慈禧钦点的晚清最后状元王寿彭一样被朝廷重视）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光绪帝御点翰林，清朝是顺天府尹（河北公安厅长）、直隶布政使（北京民政厅长），民国后是北洋“约法会议”议员。擅长经商，有钱。通词章、精绘画，有才。与齐白石、陈半丁、陈寅恪、辜鸿铭等大家交情深厚，有人气。家中是谈笑均鸿儒，往来俱大师。如此家境，想不清高都难！不过凌叔华母亲家庭地位并不高，是第四房妾室，生了四个女儿，凌叔华行三，但在家中兄弟姐妹中排第十。母亲性格温柔，常教导女儿们凡事多谦逊忍让，“小十”凌叔华自幼继承了母亲的秉性，恬静淡雅。


    凌叔华自幼聪颖，父亲经常请一些文化名人在家中挥毫作画，耳濡目染她也迷上了画画。6岁那年她在花园中用木炭在白墙上画了很多山水风景、花卉和人物，形神俱佳，几个叔伯看了纷纷赞扬，对凌福彭说“老凌啊，你的孩子中，这文静的小女儿最有灵气，只要找个好老师，假以时日成为一代宗师也未为可……”也许是刻意奉承，但凌福彭听了很受用，特意请慈禧太后宠爱的女画师缪素筠来教女儿，同时又邀王竹林、郝漱玉、陈半丁、齐白石等时常上门指导。凌叔华悟性相当高，父亲生怕误了孩子，又将怪杰辜鸿铭请来教国文英语，辜鸿铭曾因赌气将《诗经》翻译成英文，看得洋鬼子啧喷称赞。在北大用英语讲“洋离骚”，就是弥尔顿的长诗佚乐园》。声名显赫的英国小说家毛姆到中国来，特意请他过去叙叙，辜鸿铭拒绝前往。毛姆翌日亲自恭敬上门。


    有这样的老师，凌叔华自然打下了坚实的古文与英语基础。


    女儿能给自己争面子，凌福彭自然高兴。1909年凌福彭被调到日本担任外交官，特意将9岁的凌叔华带到东瀛见识世面。


    辛亥后清廷倒台，凌福彭没官当了，北京的房产留给儿子看着，自己到天津老家养花弄草倒也自在。北洋当政的时候，一些老面孔纷纷上位，凌福彭也被请出来发挥余热，父亲没再出啥政绩，女儿却冒出才名。


    1919年，19岁的凌叔华考入天津女子师范，与邓颖超成了同学，“五四”那会儿，凌叔华与邓颖超、许广平均是学校的风云风物。当时凌叔华写的赞扬学生运动的文章发表出来，连劝阻游行的班主任都感动得眼泪哗哗，啥也不想说，也不劝阻学生了。


    1921年，凌叔华考入北京大学外文系，父亲专门为其举办了场庆典，遍请津京名流在家中吟诗作画，这些遗老遗少共同整了一幅超级巨画，被称之为晚清的《清明上河图》。凌叔华作为宴会的女主角，像个恬静的小公主备受宠爱。


    新文化运动闹得轰轰烈烈，也唤醒了凌叔华的文艺细胞。她尤其喜欢听周作人的讲课，就冒昧给周作人先生写信：“我立定主意做一个将来的女作家，所以用功在中英日文上，我大着胆，请问先生肯收我做一个学生不？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


    周作人很欣赏凌叔华“为中国女子代言”的勇气，鼓励她将自己的想法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凌叔华受到鼓舞，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了纯阳性的讨论的感想》一文：“我还要诚恳地告诉新文化的领袖，或先进者，请您们千万不要把女子看做‘无心前进的，可以作诗就算好的，或与文无缘的’一路人，更祈求您们莫取旁观的态度；时时提携她们的发展，以您们所长的，补她们所短的。”从1924年起，凌叔华先后发表《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我那件事对不起他》等小说，以清丽之笔调写大家闺秀渴望飞翔、向往自由的心情，文字优雅平和，情感诚挚朴实，而且泛着淡淡哀伤，这种“闺秀派”文体一问世，便引起很大的反响。凌叔华逐渐被文学界关注，一度与林徽因、谢冰心、黄庐隐并称“文坛四大才女”。


    而这年5月泰戈尔的访华，让她接触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两位巨星：徐志摩和陈西滢。

 ·真命天子是西滢·

    泰戈尔访华当时被称为文学界一大盛事，其实也就新月社一帮人在折腾：当时把持北洋政府的直、奉矛盾不断，孙中山在广州号召北伐，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忙着招生，共产党在北京的机构被查……国事不堪，新月社还在研究“和谐与美”，弄个洋诗人来，难怪被后人诟病。


    再说新月社，名字是徐志摩取的，借了老泰的诗歌集《新月集》，最初是1923年梁启超、胡适、林长民、徐志摩等人弄的一个沙龙，谈弄风雅，也偶尔批评政府。


    泰戈尔来华的时候，新月社全程接待，徐志摩是贴身翻译，陈西滢也跟着陪同。林徽因、梁思成、陆小曼都有戏份台词，而凌叔华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属于给外宾献花那种龙套角色。


    凌叔华如何与这些一线明星攀上交情呢，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她家有钱，花个几百上千银子露几个镜头还是不成问题。


    据凌叔华回忆，那年春父亲和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组织成立“北京画会”，并邀请泰戈尔到他家剪彩，徐志摩、陈西滢也作为嘉宾去了。凌叔华高兴坏了，预定了上百块新鲜玫瑰花饼和藤萝花饼，又专门让人磨了上好的杏仁茶，让一千诗人域家享用得非常惬意。之后，徐志摩、陈西滢就跟凌家混熟了。


    凌叔华说泰戈尔对她的人生影响很大：“要成为一个大作家，要读书，但还要多逛山水，到自然里去找真善美、找人生意义、找宇宙的秘密。实在不单单印有黑字的白纸才是书，生活就是书，人情就是书，自然就是书。”


    老泰一走，文人盛宴结束，林徽因跟梁思成去了美国，徐志摩如失了魂般落寞，就拿尚是学生的凌叔华当知己。


    如果没有陆小曼，也许二人就成了恋人。


    凌叔华是内敛温润型，既不像林徽因直率任性，又不像陆小曼活泼明艳，与徐志摩的炽热癫狂虽有交点，却无法融合。再说陈西滢，“西滢”其实是笔名，这哥们儿原名陈源，字通伯（注意，不是伯通），1896年生于江苏无锡，比徐志摩大一岁。据说家里穷得叮当响，自幼发愤读书，初中毕业后在表舅、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支持下赴英国求学，读完高中考入爱丁堡大学，后考入伦敦大学读政治经济学博士。陈小滢回忆父亲时写道“他在英国读书时，常常没钱吃饭，后来得了严重的胃病，就是当时饿出来的。”博士毕业后，陈西滢应蔡元培之聘，到北大英文系当教授，时年26岁。徐志摩的父亲是硖石缙绅，留学英伦自然不缺银子花，但徐诗人是从美国跑到伦敦去的，而且没捞到博士学位，他与陈西滢在伦敦大学相识后一直关系不错，估计陈才子经常找徐诗人蹭饭。徐志摩回国一年后才由胡适推荐到北大英文系当教授，那时陈西滢已经是系主任。


    新月社聚会的时候，陈西滢也欣然加入。后来陈觉得新月社天天吟诗作赋也没多大意思，不如弄个杂文期刊，胡适和徐志摩支持老友，1924年底，北大《现代评论》创刊，“新月”与“现代评论社”属于一套领导班子，两帮人马，但热衷于《现代评论》的还有王世杰、高一涵、燕树棠、彭浩徐等人。陈西滢时评信手拈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颇有影响，也正是因为他口无遮拦、批评学生运动过激，与鲁迅结下梁子，后来被当成了反动靶子，福兮祸兮，不好评价。


    陈西滢和徐志摩均是教授，凌叔华是学生，但年纪相差仅仅两三岁，发生师生恋也就不足为奇了。徐志摩当凌叔华是知己，到欧洲散心将自己心爱的八宝箱交付给她保存。


    徐走后，陈、凌二人间羞答答的玫瑰也在静悄悄地开，一千朋友都蒙在鼓里，一来两人均安静闲适，不喜张扬，二来陈是凤凰男，凌是富家女，凌福彭老爷子思想陈旧，总想着给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好人家。


    直到1926年凌叔华从北大毕业，两人谈了两年后，陈西滢才鼓起勇气委托几个前辈上门替自己“美言”，丝毫不敢说是提亲，凌叔华也动员了自己的几位老师。


    凌福彭不傻，见老友们上门个个东扯西拉最后的落脚点都是“陈源这孩子不错，青年才俊啊”，猜出女儿外向，摇头微笑答应了亲事，还给了28套房子作为嫁妆——均在北平繁华地段，可见凌家财势之大。


    凌叔华想请胡适做证婚人，在婚前写给胡适的信中写道：“在这麻木污恶的环境中，有一事还是告慰，想通伯已经跟你说了吧？……通伯头脑清晰，理解迅速，观察准确，是许多人不及的。……适之，我们该好好谢你才是。”


    陈、凌两人成婚时，胡适的证婚词是：“中国夫妇只知相敬而不言相爱，外国夫妇只言相爱而不知相敬，陈君与凌女士如能相敬又能相爱，则婚姻目的始得完成。”婚礼席未终，新夫妇双双潜去，“不知所之，似为避友人闹洞房也”。

 ·不敌林徽因·

    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北洋混战局面结束，接着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左翼作家联盟以笔当枪相抗。当局为了控制舆论，对左联鲁迅、闻一多等人严厉查封，同时也想将比较温和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人招到麾下。


    1928年3月，新月社众人在上海弄了《新月》杂志，徐志摩主编，梁实秋、沈从文、潘公旦等人人盟，凌叔华时常发些小说，如《疯了的诗人》、《送车》、《搬家》、《凤凰》等，被称为“新月圣手”。


    对于新月派，历史定论是“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特点”。《新月》有的文章否定共产主义学说，把共产党和国民党视为“一丘之貉”，也曾开展关于“人权与约法问题”的讨论，批评国民党的“一党独裁”，要求“取消对言论自由的压迫”，其“立场不坚定”，从而导致该派许多人淹没在历史尘埃中。


    10月，陈西滢应老友王世杰邀请到武汉大学任教，后接任闻一多文学院院长之职，凌叔华一同前往。


    凌叔华当时并不喜欢武汉，给胡适的信中提到“武汉三镇竞像一片沙漠似的，看不见一块绿洲，一泓清泉，可以供人生道途上倦客片时的休息。”而丈夫忙于工作，她甚至找不到可以谈心的人，很烦闷。据其女儿陈小滢说：“母亲凌叔华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女人，自己的事一向不对人说，这大概与她出身大家族，兄弟姐妹众多，她自己排行第十有点关系。”“父亲内敛寡言，在好多问题上两人缺少沟通，好在父亲是个老好人，宽怀大度。”


    不久另外两才女到武大任教，凌叔华的生活靓丽了许多，一位是袁昌英（英国爱丁堡大文学硕士，长于戏剧），另一位是苏雪林（曾留学法国，擅绘画、考据，以《绿天》、《棘心》蜚声文坛）。三人相交密切，并称“珞珈三杰”。


    1931年徐志摩去世，凌叔华因八宝箱一事与林徽因、陆小曼闹得相当不愉快。而且当事者各执一词，直到几十年后研究者们综合不同人的日记信件，才弄清了来龙去脉。


    徐志摩到欧洲去的时候，凌叔华尚未婚嫁，徐把箱子委托给了她。后来徐回国，一直没去取。凌叔华随丈夫到武大任教时，箱子却放在北京娘家（父亲为母亲买的洋房），委托金岳霖和一个美国女文友丽琳保存，金岳霖敦厚，美国人讲隐私，凌叔华安排算是相当完美。金岳霖和丽琳住在凌家，也方便照顾凌老太太。后来徐志摩回国，曾给陆小曼写信提道：“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


    徐志摩在北京时，到凌家取走了箱子，林徽因知道此事，但徐志摩并没向朋友们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因为里面有陆小曼的信，难免讥讽林徽因，徐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1931年夏，徐志摩写了篇小说《王当女士》，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为原型，本来打算在《新月》杂志上连载，可惜未能完成。同时，徐志摩也请沈从文为他写传记，并告知箱子里有材料，如果自己出了意外，“叔华是最适宜料理案件的人”。


    事情到这就有些微妙了，从徐志摩逝世后沈从文说“箱子在凌叔华处”来推断，徐志摩在北京的时候，把箱子又送回了凌叔华的娘家。


    徐志摩去世后，凌叔华到北京吊唁，林徽因问徐志摩是否有个箱子在她手上，自己想看看。凌叔华不怎么愿意交出箱子。林徽因大为光火，让胡适出面索取。胡适召集了一大帮人发难，大家都认为徐志摩的死是陆小曼奢侈任性造成的，一致要求将箱子“无条件给林徽因”，凌叔华抵挡不住，只好将箱子给了胡适。


    林徽因旗开得胜自是得意，可打开箱子后，发现少了两本《康桥日记》，那正是徐志摩在英国与她大谈浪漫、并与张幼仪离婚的时候。林徽因怀疑凌叔华私藏了些东西，找凌叔华要，凌叔华“神色极不高兴”，说自己手上有些徐志摩的信，想编一个散文集，请林徽因再给些资料于她，并勉强答应让林徽因后天(12月9号)到她家去取。


    林徽因也许觉得不能太欺负人，给了凌叔华两本陆小曼的日记。事后俩人都不满，纷纷写信给胡适，林徽因写道：“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凌叔华则是：“前天听说此箱已落徽因处，很是着急，因为内有小曼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最多），这正如从前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我想到就要来看，果然不差！”


    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1点半，林徽因如约到了凌叔华家。凌叔华不在，留了一封信。自然是有意躲着她，这封信后来林徽因给胡适看过：“昨日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检一下，必可找出来。”


    林徽因觉得凌叔华是在推托，又向胡适告状：“我为人直失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志摩常说：‘叔华这人小气极了。’我总说：‘是么？小心点吧，别得罪了她。’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芙增能……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胡适再次让凌叔华将日记拿出来，凌叔华无奈，节节败退，将《康桥日记》最后也给了胡适。


    林徽因得到康桥日记后，又发现缺了几页，与自己的回忆对不上，相当生气，认为凌叔华不地道；凌叔华觉得对方欺人太甚，二人误会越闹越深。


    可奇怪的是，胡适明明都拿到了，却故意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志摩日记尚有二本存凌叔华处”。


    直到1982年，凌叔华在英国回忆往事，说自己被胡适阴了：大约是林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她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


    ……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胡适都拿走了，但在他的日记上，仍写志摩有二本日记存凌叔华处。……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


    凌叔华推断，胡适拿到所有资料后，在日记中写凌叔华尚存着两本，是为了保护林徽因，因为当时“徐志摩遇难后，舆论对林徽因有过不小的压力”。


    陆小曼身在上海，并不清楚北京发生的一切，但她知道徐志摩有只装日记的“八宝箱”。后来求胡适给她，胡适不愿意，出了一笔钱说买断版税，多年后陆小曼还念念不忘：“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陆小曼的这一腔怨气是冲着凌叔华发的，她根本不知道日记已经转到林徽因手中。


    在“八宝箱”事件中，林徽因完胜，凌叔华无奈，陆小曼最可怜。


    《康桥日记》涉及林徽因本人的私生活，她不愿意落人其他人手中，其心情可以理解。但凌叔华是受徐志摩委托，“依照这些资料来做传记”，也有可以不给的道理。至于为何日记中少了一部分，凌叔华没必要故意藏着，很有可能是陆小曼曾看见烧了。徐志摩曾给林徽因写信说“有些日记书信，被小曼烧了”——很难确定这被烧的部分有没有林徽因想看的那几页。林徽因率性强势，凌叔华娴静温柔，两者相碰，输家必定是凌叔华，凌叔华后来叹息：“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眼人（徐志摩）”！虽然此事让凌叔华一度对胡适很不满，后来二人还是言和。凌叔华一直关心着陆小曼，给胡适写信道：“她的过去使大家不满的，我觉得不是罪恶，乃是习惯与环境。莲花叶梗上有一层薄刺，方不染污泥，若使梅菊放在泥塘里，包管亦变成泥猪，那些清雅的号，绝不会落到他们头上来。”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的衣食来源几近断绝，多亏凌叔华从中沟通，徐父才答应给些资助。

 ·躲不开的崇拜者·

    陈西滢与凌叔华得女小滢后，武汉大学新校址在东湖之畔的珞珈山落成，夫妻二人移居东湖边的“双佳楼”。湖光山色，赏心悦目，与袁昌英、苏雪林书画往来，自是惬意，凌叔华的心境渐渐开朗，生活圈子也逐渐开阔，她在给胡适的信中说：“这两三年我脚没有停过，我的耳目不在城里在乡里，我比我们的朋友多认识一些真的中国人，他们是平凡穷困的人。”无论合潮流与否，文学界始终未曾轻视凌叔华。陈西滢担任武大文学院院长时，恪守西方规矩不让自己的妻子担任教授，凌叔华很烦，1935年2月，《武汉日报》社聘请凌叔华创办《现代文芝》副刊，凌欣然应约，在发刊词中写道：“若其让文化永落人后，岂非像蜡制人体模型一样，虽然具有美丽的躯壳而缺少灵魂吗？……我们把这片沙漠造成锦天绣地的乐园吧。”


    《现代文艺》风格清丽，沈从文、朱光潜、朱湘、卞之琳、胡适、戴望舒等人均为其撰稿——仅仅看这些大腕的名字，不难判断其办刊宗旨。


    陈小滢回忆：那时候母亲仍然继续着她的文学创作，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一直是母亲写作的要旨。所以她的小说一直被视为“闺秀文学”的范畴，在那个一要救亡，二要革命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她的好朋友苏雪林曾经写文章为她辩护：“她现在文坛的声誉反不如那些毫无实学只以善喊革命口号为能的作家们之啧啧人口。”但显然，她的那些太过生活、太过女性的写作，是不符合当时潮流的。就在凌叔华执掌《现代文艺》的时候，一个年轻的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闯进了她的生活。贝尔的母亲是著名画家，姨妈则是英国现代文学大师、著名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滑稽的是，贝尔的父母各自有公开的情人。


    贝尔是陈西滢聘到武大教英国文学的，当时武大内能流利讲英文的不多，凌叔华是佼佼者，而且以院长夫人的身份照顾贝尔很多。陈西滢忙于校务，不想贝尔爱上了自己的妻子。


    贝尔虽然比凌叔华小7岁，但一样擅长文学、绘画，二者兴趣相投，交情密切，朱利安那时候每个星期给母亲写一封长信，说自己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一个中国才女。


    凌叔华因而也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经常通信，凌叔华回忆说：“我接受她的建议，开始用英文写自己的生平，写好一篇就寄一篇给她……”


    究竟二人发展到什么程度，均不得而知。后来绯闻在武大传得沸沸扬扬，贝尔最后因舆论压力，悻悻然离职回国。也许中国之行深深伤了英国诗人的心，他随后赴西班牙参加内战。在马德里守卫战中，29岁的贝尔牺牲。


    凌叔华没对这段感情留下只言片语，她的女儿多年后在伦敦看到一本朱利安·贝尔的英文传记，发现了有关凌叔华的故事，很惊讶，回国后问父亲：“这是真的吗？”陈西滢沉默片刻，说：“是。”陈小滢又问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你们为什么仍然在一起，陈西滢淡然道：“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


    陈小滢说父母的结合很可能后来没了爱，但感情还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武大由武昌珞珈山迁往四川乐山，凌叔华一家颠沛流离到了大后方。


    战争年代的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婆婆和大姑子也与陈西滢一家住在一起，五口人全靠陈养活，学校还经常发不出工资。凌叔华本是大家闺秀，自幼就有人伺候，哪里受过这种苦？因此婆媳、姑嫂间时常有矛盾。


    在偏僻的小县城，凌叔华相当烦闷，已经没了心思去写闺房小姐、富家太太的生活，她给伍尔夫写信诉说自己的苦恼，伍尔夫回信极力鼓励凌写自传“自由地写，不要顾忌英文里的中国味儿。事实上，我建议你在形式和意蕴上写得贴近中国。生活、房子、家具，凡你喜欢的，写得愈细愈好，只当是写给中国读者的。然后，再就英文文法稍加润色，我想一定可以既保持中国味道，又能使英国人觉得新奇、好懂。”


    从此，凌叔华开始了《古韵》的写作，通过航空信断断续续地寄给伍尔夫。伍尔夫也热心地为凌叔华寄来《夏洛蒂·伦勃朗传》等书，为其打气。后来战事扩大，二人的通信中断。

 ·各自飘零，情系故土·

    也许是凌叔华不习惯重庆的生活，或者受不了伺候婆婆。尚在婚后不久，他们一起回到陈西滢的老家，当地经常有人来看他们，按照老家习惯，儿子、媳妇应该站在老人后面，替他们端茶、倒水之类的，凌叔华很不愿意，觉得丢脸，就装病躺着。


    1939年底，留在北平老家的母亲去世，凌叔华带着女儿辗转从香港、上海、天津，回到已被日本人占据的北平。凌叔华在北平小心翼翼待在家里，重庆的陈西滢却笔耕不辍骂鬼子，凌叔华经常被特务纠缠，凌曾回忆道：“抗战时，他在重庆为《中央日报》撰写骂日本的文章，这些社论很受人注意。陈先生善于用犀利的字句批评时势，所以他很过瘾，但可把我害惨了。因为当时我回北平替母亲办丧事，我三番两次嘱他以笔名发表，他就是不听，结果害我在北平一年时闯，日本北平特务、宪兵等，不时来探我回北平的真实目的，还要我写信给陈先生叫他来北平……反正惹了不少麻烦！”


    还真不好判断是不是陈西滢故意逼妻子回到重庆来的。


    幸亏凌家祖上交游广阔，汉奸文化界中也有着些旧关系，凌叔华本人相当低调，在北平没遇到大麻烦，一年后她带着女儿再次回到西南。


    1943年，由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推荐，陈西滢受命前往伦敦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凌叔华与女儿小滢随后前往——此时，素未谋面的精神导师伍尔夫因受不了病痛折磨而自杀。


    凌叔华找到伍尔夫的丈夫，得到当初写给伍尔夫的底稿，之后屡次整理，几易其稿。自传体小说《古韵》终于在1952年出版，作品一问世，就赢得了英国文学界的广泛赞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环球》等报纸纷纷撰文介绍。《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说：“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文明的院落。现在这种文明已被扫得荡然无存，但那些真正热爱过它的人不会感到快慰。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高昂的调子消失以后，古韵犹存，不绝于耳。”


    诗人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在序言中说：“她（凌叔华）成功了。她以艺术家的灵魂和诗人的敏感呈现出一个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对美好生活的冥思细想是不言自明的。她的每封信都能反映出她对于美的渴望。她的文笔自然天成，毫无矫饰，却有一点惆怅。因为她毕竟生活在流亡之中，而且那个古老文明的广袤荒凉之地似乎非常遥远。”


    凌叔华在英国大红的时候，陈西滢受命出任民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在巴黎工作。适时陈西滢连工资都无法保障，还屡次为台湾当局奔走，凌叔华曾与其大吵一架。


    陈西滢是典型的一根筋，为维护台湾的权益费尽心机，“四处拉票”，而台湾方面还责其办事不力，连津贴也不给了。有段时间，陈的一千朋友见他太穷，资助了一笔钱，陈相当羞愧，连连道谢：“太客气了”，“似乎多了点”。


    凌叔华对陈西滢相当不满，为了贴补家用，她先后在伦敦、巴黎和波士顿等地开过画展，又在英国多所大学做中国书画、中国近现代文学方面的专题讲座，甚至到新加坡南洋大学去当了四年教授，1960年又到马来西亚去教书。


    1962年，她应邀在巴黎举办中国文人和她自己的画展，这次画展轰动一时，除她自己的画作外，还展出她个人收藏的名画，如董其昌、倪瓒、陈老莲、恽南田、傅山、石涛、郑板桥、金农、赵之谦等名画。法国科学院著名院士安德列·莫罗评价她说：“……她知道怎样运用她的魅力，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她用中国墨，在洁白的画面上，单纯、简洁得几乎无以复加，几乎可以说这是一种抽象的笔法。但看她描绘自然的曲线，又能令人忆起这些花枝和花朵的实体，其实，这是由真实的存在发生和传出来的。”


    据陈西滢的女儿说，母亲到处工作，“也许是她逃避与父亲共同生活的一种方式。”


    1970年3月29日，陈西滢在英国去世，凌叔华此时已经辞职在家，与丈夫风雨相伴四十年，从相识相知到相依相离，往事均已成云烟。凌叔华本想葬陈西滢于台湾阳明山，与他的老友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做伴。但阳明山公墓要“按号分配”，凌不得不将陈的骨灰存放在伦敦一家殡仪馆十余年，后来将丈夫的骨灰葬在了其老家无锡。


    凌叔华晚年时常思念故土，在与巴金、萧乾、冰心等友人的通信中屡屡流露。1985年9月，吴文藻先生不幸谢世，凌叔华远在异国他乡亦写信来安慰冰心，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思念故土的心境：“冰心，大作收到，昊文藻治丧委员会来示，十分难过。……人生本来如梦如客，希望你在这苟酷无情的日子里，多想想快乐的往事，目前苦恼，努力忘记它吧！……以前，我每次回国，总是一次比一次朋友少了，好比秋风落叶，一回相见一回稀了。……”


    1986年，凌叔华得知自己癌症上身，时日无多，便经常要女儿女婿将她送回北京。1989年12月，凌叔华在女儿女婿陪同下，终于回到了北京，住人石景山医院。


    1990年3月25日，她在医院里，在亲朋好友、文艺界新闻界人士以及医护人员的祝福中度过九十华诞。4月，凌叔华曾患有的乳腺癌复发并转移。5月16日，她从数日的昏迷中醒过来，向亲人和医护人员请求，希望再看看北京城。于是由救护车陪护，凌叔华躺在担架上游览了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北海公园，眺望过白塔后她喃喃地说：“山湖美！柳树美！白塔美！”禁不住潸然泪下。


    之后，凌叔华又回到九十年前她出生的地方——史家胡同54号——那28间房子是她的嫁妆，如今已改成史家胡同幼儿园。在曾经的旧宅前，她好像回到了过去，她说：“我母亲帮我做午饭了。”几天后她离开了人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不会死的。

 毛彦文，红尘几回伤往事

    ·表哥，俺就喜欢你·


    在民国年间提到毛彦文，如果用现代之流行语言表述出来，就是“比她漂亮的没她聪明，比她聪明的没她漂亮”。


    先说聪明：其一，她是中国第一位女留学博士，文凭由美国最牛的大学之——密歇根大学颁发，绝对不是现在的某些所谓“名流”弄的野鸡学校毕业证。而且她主攻的是教育行政与社会学——能同时涉猎这两大领域的女子，可谓凤毛麟角。其次，她的丈夫是第一任民国总理熊希龄，人称“湖南凤凰”，绝对不是“凤凰男”，因为熊是凤凰县人，且颇有才名，故得此雅号。清末那会儿熊希龄在湖南响应维新闹得风生水起，声势之大几乎与梁启超并肩，光绪帝特意召他人京，也算是历史造化，这哥们儿走到半路病了，拖延了几日，结果北京维新六君子被慈禧老太后斩了。后来熊希龄回忆此事：“向非一病，当与六君子同命成七贤矣。”袁世凯当上民国正式大总统后，熊希龄由民主选举当上总理，组建“第一流人才内阁”，所请之人个个都是名流。后来老袁要称帝，熊愤而辞职。才女看中的“凤凰”，自非寻常。


    另外谈美貌，大学者吴宓曾被毛彦文迷得神魂颠倒。老吴也是狂的可爱，迷上毛美眉后，也不管自己已经是三个孩子他爹了，成天嘟囔着要跟老婆离婚，追着毛彦文四处留学，毛到哪里他到哪里，从中国到美国，在从美国到欧洲，就差没来个环球旅行。


    获悉毛彦文与熊希龄订婚后，40岁的吴宓伤痛欲绝，在报纸上发表了爱情诗《吴宓先生之烦恼》，还在课堂上向学生朗诵：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


    作诗三度曾南游，绕地一转到欧洲。终古相思不相见，钓得金鳌又脱钩。


    赔了夫人又折兵，归来悲愤欲戕生。美人依旧笑洋洋，新妆艳服金陵城。


    奉劝世人莫恋爱，此事无利有百害。寸衰扰攘洗浊尘，诸天空漠遮色界。


    人家都要结婚了，吴宓还闹得满城风雨，同样迷着林徽因的哲学家金岳霖实在看不惯老吴这疯态，上门去劝：“老吴，你的诗如何，咱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美眉，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老金的意思是，咱也喜欢林妹妹，可咱爱得比你老吴高雅多了，爱得比你深伤得比你狠，也仅限于发乎情止乎礼。吴宓气在当头，才不领情：“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只好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毛彦文大名很一般，小名却很美丽：月仙，洋文名字更是颇具浪漫情致：海伦。没错，就是与引起希腊、特洛伊十年长战的美女海伦同名。


    上天送一件礼物的同时，一定会拿走一些东西，这话用在美女、才女兼任名嫒的毛彦文身上，相当贴切。她于1898年生于浙江省江山县，爷爷是举人，本来家庭环境还不错，可惜父亲是个富二代，蓄不住银子；母亲是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偏偏生了5个女儿。


    接下来的事情很容易猜到了：父亲经常寻花问柳，后来与小三生了个儿子，奶奶笑眯眯张罗将对方当妾娶进门，母亲则带着五个女儿受丈夫跟婆婆的气。


    毛彦文自幼由外婆抚养，母亲经常以自己的不幸教育孩子们：男人们都靠不住！一定要自强自立，自己靠自己！母亲的提醒对毛彦文只起到了一半的作用，她的确很自强自立，加上天资聪颖，孜孜求学成绩优异；另一半则相当悲催了，小姑娘在外婆家长大，与表哥朱君毅青梅竹马，不知不觉芳心暗许。据说这朱君毅也是个才子，3岁背论语5岁谈《孟子》，还出了几本《论语心得少年版》，引起一时销售热潮。不过这娃子性格自私，自幼就喜欢将心爱的玩具锁在抽屉里，唯独对这天上掉下的表妹很好，只肯给她玩。


    大户人家的表哥与表妹最容易发生朦胧之恋，这两位也是，成年后偷偷私定终身。表哥博学多才，轻而易举考上清华，受到新思潮影响，眼光也逐渐开阔。毛彦文自然不甘跟情哥哥拉开距离，民国建立后，江山县发起“天足运动”，鼓励妇女从封建家庭里面走出来，还成立了一个“天足基金会”。毛彦文积极参与，人家都是捐几文钱，她一出手便是几块大洋，另外还到处参加演讲，一时间成为县里的活跃分子。


    当时传统思想还很浓郁，女孩子抛头露面总有人指指点点，毛彦文不在乎，可她的老爸却不得不在乎——尚在女儿幼年时，他就将毛彦文许配给了生意场上的朋友之子，条件是减免三千元债务。要是女儿继续疯下去，人家不娶她过门了咋办？老爹生意亏得一塌糊涂，家里五个千金，可是一笔重大资产啊。


    父亲时常劝导毛彦文多学学女红，少跟一些不良少年游行演讲喊口号，救国岂是你们这些人做的事！


    毛彦文才不理会，动辄顶嘴：“当年嫌弃咱母女六个，现在想五朵金花待价而沽啊？”论口才，父亲当然不是对手，而且本来就是他自己不对在前，毛彦文一抢白，老爷子就面红耳赤，几次三番，索性由得她了。

 ·想逼婚，咱私奔·

    16岁那年，毛彦文考取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本来想继续深造将来读大学，父亲却到学校将她骗回家。这老爸也真有意思，骗闺女说：你母亲病重，赶快收拾下跟我回去，别晚了看不到人了。


    毛彦文当时眼泪就出来了，母亲一生还真是不幸，就因为生了五个女儿，一直忍气吞声……可回去一看，不对嘛，这家里怎么高朋满座正在行令猜拳呢？莫非有啥喜事。


    老爸这才说了实话，你婆家那边发话了，女孩子书读多了思想会变坏，现在人家要娶你过门，彩礼都送来了，咱还欠着人家银子……毛彦文气得不知说什么好，苦苦哀求母亲别把自己嫁出去，并说已经有了心上人，就是表哥朱君毅。


    姑妈疼内侄，而且小朱这孩子俊俏机灵，远比丈夫相中的那个富家子弟强多了，加上女儿珠泪涟涟，当母亲的自然心就软了，让毛彦文先别着急，在家老实待一段时间，先跟朱君毅取得联系。


    毛彦文当即给在清华大学读书的表哥写了一封30多页的长信，商讨应对办法。


    毛彦文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朱君毅读信后感动得稀里哗啦，连他的同学兼死党吴宓也跟着鼻涕眼泪一大把。朱君毅甚觉奇怪：“我表妹受委屈，你哭啥？”吴宓说：“我是被你表妹的才气感动的啊！”


    朱君毅坚决支持表妹抗婚，并说她的婚约一解除，自己立刻上门提亲。毛彦文同时也提出了疑虑：“表哥，现在学堂里都说近亲不宜结合，咱们有未来么？”朱君毅慷慨陈词：“人言何足畏。”并信誓旦旦地说：“须水（江山县的一条河）郎山（江郎山），亘古不变。”


    毛彦文也被表哥的一番诚心感动，与母亲定好计策：假装同意父亲安排的婚事，先使他放松警惕，等到花轿来的那天、大家忙于张罗的时候，找个机会从后门逃走。


    一切按着计划行进，毛彦文在家循规蹈矩，父亲见她老老实实，以为经过自己的开导这倔丫头终于开了窍，甚为得意。直到男方花轿进门，父亲才知道女儿溜了。


    毛彦文成功逃婚，父亲弄得灰头土脸，不仅退了彩礼还了旧账，还赔了一千大洋“损失费”。更滑稽的是，此事迅速传遍全省，大户人家纷纷以毛彦文当反面典型教导女儿，说所谓的女子学堂，尽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那毛彦文，居然干出私奔这等丑事。还有好事者写成小说《毛女逃婚记》，在当时的八卦杂志上连载。


    女儿逃婚已经成事实，名声已经传出去了，再许配其他人家也困难，毛父尽管憋气，却毫无办法，正好大舅子（朱君毅的父亲）上门提亲，冷嘲热讽一番，也就同意了毛彦文与朱君毅的婚事。


    如果事情就此结束，一定就是童话般的结局：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可毛彦文并不幸福，因为她不是公主，只是个名嫒，更重要的是，她的表哥不是那个王子。所以，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1916年，毛彦文考入吴兴湖郡女校，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有洋老师教英文，毛彦文天资聪颖，对语言颇具感悟力，英语成绩相当好，如果当时有托福，她准能考出国。当时还有个女生的英语成绩也挺厉害，她便是朱曦—一民国超级凤凰男熊希龄的内侄女，二人兴趣相投，情同姐妹。多年以后，毛彦文成了好姐妹的婶娘。第二年，朱君毅、吴宓等北京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生到美国深造，毛彦文与表哥相约，以“仁、义、礼、智、信”五字为通信编号，每年用一个字跟数字序号编排，五年用完，朱君毅回国完婚。读书期间，毛彦文与表哥经常鸿雁传书，互诉衷肠。朱君毅得意之际，往往将情书拿出来向吴宓显摆。吴宓本是个书呆子，在绵绵情话中不断臆想着毛彦文的容颜风采，甚至认为毛是最能匹配才子“红袖添香夜读书”式的红颜。


    吴宓由此想接近毛彦文，尽管她是哥们儿的未婚妻，可现代知识告诉咱近亲不能结婚，如果朱君毅跟毛要是将来不在一起，如此佳人岂能便宜别人？吴宓心思一起，没想由此造成了自己的悲喜剧。


    当时有个叫陈心一的女生与毛彦文在同一所学校读书，陈心一的哥哥陈烈勋（朱君毅、吴宓的清华同窗）曾邮寄过几本《清华周刊》给妹妹，陈心一读到大才子吴宓的诗文，很是爱慕。陈烈勋当然想促成妹妹的与吴宓的好事，于是多次跟吴宓提起一吴宓想了个主意，委托朱君毅让毛彦文考察一番陈心一，看是否合适。


    毛彦文并不清楚吴大才子在择偶方面的个人好恶，见是表哥相托，也就认真去办，一番接触后，给吴宓的考察报告很客观：“不知吴君选择对象都有哪些条件？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合适。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清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若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适合。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


    吴宓心里想着毛彦文，但毛心中只有表哥，根本没拿正眼看自己，心灰意冷之下，觉得陈心一也不错，起码是贤妻良母，后来娶了陈心一，虽喜欢妻子的“辛勤安恬”、“谦卑恭顺”，却又不满她缺乏文学造诣，因为在“精神领域无法共鸣”。吴宓与陈心一的婚姻勉勉强强维持了八年，宣告破裂。毛彦文看人可谓相当准。

 ·须水永清，郎山安在·

    1919年，北京学生闹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吴兴湖郡女校的学生们也要上街游行声援，洋校长出面阻止，说民主自由、反帝反封，那都是大老爷们儿的事儿，你们这群女孩子跟着起哄干啥？要是被协警抓了咱还得出面去说情。毛彦文当时就火了，组织学生开会抗议，并与朱曦、张维桢（后来嫁给了罗家伦）等6名美女兼才女作为代表正式同校方交涉：救国人人有责，岂因男女而别之？英国有提灯女神南丁格尔，法国有自由女神圣女贞德，到咱们中国为啥就不行呢？


    洋校长很快败下阵来，最后耸耸肩，总结了一句：千万别跟中国的女孩子斗嘴。此后，吴兴女校的女生们浩浩荡荡举办了一次游行，清一色的白衫黑裙“五四装”，个个英姿飒爽，甚是引入注目。第二年，毛彦文从湖郡女校毕业，报考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本来毛的成绩相当好，上南京高等师范学院丝毫没问题，可学院却一口谢绝，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收教会的学生。南京高等师范学院自恃清高没啥，惹毛了毛彦文就不妥了，她当下北上，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轻松拿了个第一。这还不算，她还给著名教育家、时为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师教务长的陶行知写了封公开信，严厉批评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势利眼”，此文当时刊载于上海的《时事新报》上，引起舆论哗然。一些好事者纷纷撰文支持毛彦文，其中不乏学者名流，后来弄得陶行知面子上搁不住，亲自写信解释，并婉转提出，虽然校规对考生苛刻，但毛彦文现在已经是北高师学生，可以转学来南高，他表示热烈欢迎。


    现在是毛彦文不干了，“我认为既被拒绝考试于前，决不愿申请转学于后”，南高以为自己是谁，对咱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才女生气之余再写一信发表：咱不稀罕你们南高，弄得教育大师陶行知灰头土脸，然后轩昂北上。


    日子在毛彦文的相思之中慢慢度过了，与表哥的五年之约眼看期满，前四年二人书信往来，甚为亲密，可到第五年的时候，朱君毅的信变成了一月甚至两月才一封。毛彦文询问起，朱君毅则称攻读博士学位太忙，无法分心，毛深为谅解——她却不知道表哥此刻已经变了心。在美国接触到了更为系统的遗传学，朱君毅开始对近亲结合有所顾忌了。


    1921年底，吴宓回国与陈心一结婚，第二年初，朱君毅也学成归来。


    闻之表哥回国，毛彦文兴奋不已，不远千里跑到上海码头迎接，得知表哥在留学期间找同学借了300元钱，她还凑齐了钱帮忙还账。


    海龟回来自然会受到重视，朱君毅很快被南京东南大学聘用，毛彦文在北京女高师尚未毕业，但为了与表哥在一起，她特意转学到南京金陵女大。


    两人在一起过了段相当甜蜜的日子，一次朱君毅生病了住进医院，毛彦文白天上课，晚上到医院照料，奔走于学校与医院之间，当了一个月的“看护”，东南大学不少教授都羡慕朱君毅有个好表妹。


    可男人要变心还真是相当快，1923年初，朱君毅突然递给表妹一张“退婚书”，以“近亲不能结婚”为由要解除婚约。其实朱当时爱上了汇文中学一位相貌娇美的女学生成言真。


    毛彦文苦劝无效，二人闹得南京教育界大哗，时任东南大学教务长的陶行知甚至威胁朱君毅：“你若不悬崖勒马，回心转意，下学期你就休想得到东南大学的教授聘书！”朱君毅也是倔脾气“宁可砸饭碗，也要寻真爱”。汇文中学校长甚至开除了成言真；陶行知又召来双方家长进行调解。最后朱君毅不得不表示“深悔举措错误”，当众烧了退婚书，可此后，面对表妹却冷如冰霜了，二人逐渐形同陌路，终于解除了婚约。


    这次的婚变对毛彦文伤害很深，她心灵泣血、饱含泪水写道：“我自幼至青年，二十余年来只爱你一人，不，只认识一个男人，这个人是我的上帝，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现在你竞如此无情，所有对你美丽的幻想，完全毁灭，我感到自身已无存在的必要，我全部身心崩溃了。”


    两年后，朱君毅与成言真成婚，毛彦文发去贺电“须水永清，郎山安在？”无限感伤。


    朱君毅彻底伤透了毛彦文的心，多年后，毛彦文在回忆中写道“从此我失去对男人的信心，更否决了爱情的存在。……和他分手后十年间，虽不乏有人追求，我竞一概拒绝。”


    1963年，朱君毅在上海逝世。在台湾的毛彦文含泪写下《悼君毅》的万字长文，对这个“几乎毁了我一生”的男人，做了让人感伤的总结：你是我一生遭遇的创造者，是功是过，无从说起。倘我不自幼年即坠入你的情网，方氏婚事定成事实。我也许会儿女成行若无事，浑浑噩噩过一生平凡而自视为幸福的生活。倘没有你的影响，我也许不会受高等教育，更无论留学。倘不认识你，我也许不会孤零终身，坎坷一世。”读者念其坎坷遭遇，无不动容。

 ·才子疯狂，佳人迷茫·

    毛彦文深受情伤，从金陵女大毕业后进入了浙江省政府机关工作后，尽管追求者如过江之鲫，她却过尽千帆皆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谁的面子也不卖，获得一个“冷美人”的雅号。


    当时在政府工作的女性极少，某次省主席蒋伯诚在一次大会上突然点名要毛彦文上台演讲——事前并没安排此项，蒋伯诚完全是要压压毛彦文的傲气。


    毛知道蒋是故意让她出洋相，干脆充耳不闻，蒋很没面子，连叫三次“请毛彦文女士上台谈几句”，毛彦文见推辞不过，只好上台，没好气地说：“承蒙主席抬举，命令讲话，想临时考试彦文是否合格做省政府职员，希望及格，谢谢主席。”说完竟然从容下台。会场上一千大老爷们儿面面相觑，当时马寅初也在大会现场，觉得毛彦文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甚为得体，此后马老对毛彦文照拂有加。


    朱君毅没与表妹长相厮守，不少人深表惋惜，朱的死党、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却是又惊又喜。尚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宓对毛彦文写给朱君毅的情书大为折服，由此萌发出浪漫的爱情幻想。他为这位从未谋面的女孩子取了个英文名hellen.m(简称h-m)，中文即“海伦”。现在毛彦文沧桑历尽，情感空虚，吴宓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时常与毛彦文诗词往来，不知不觉竟成知己。


    1928年8月，吴宓本来要去广州，联系应聘国民政府重建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长一事，之前去了趟杭州，特意拜访毛彦文，受到了毛家的热情招待。


    泛舟杭州西湖，吴宓与毛彦文畅谈许久，后来干脆决定不去广州了，先到南京处理点事情，然后折回杭州，与毛美眉谈个十天八天、两情相悦。吴宓的妻子陈心一并不知晓丈夫的“临时决定”。


    吴宓在日记中把毛彦文和他的妻子陈心一对比，认为毛远在陈之上，既懂英文，又擅诗词，而且更为美貌。另外，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也极大地给了吴宓鼓舞：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离婚，陆小曼与王赓离婚，两人虽闹得满城风雨，但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吴宓在参加婚礼后，觉得自己也应该“勇敢地走出来”，浑然不顾已经是三个孩子他爹了。


    就在吴宓与毛彦文沉浸在西湖美景三月天的时候，清华大学换了校长，北伐胜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罗家伦受蒋介石之命执掌清华，清华人事变动，吴宓担心自己受到影响，不得不离开杭州回北平。


    临行前一天，吴宓与毛彦文再次泛舟西湖。时至日落，吴宓感叹道：月色黄昏，黑波摇荡，四岸灯火，景至凄丽……这次与彦相聚，十分欢乐舒适。


    毛彦文有没有对吴宓动心呢？在文学史上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毛在自己晚年的回忆录里曾这样写道：“吴宓的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辞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问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论今。……他过于理想化。”


    吴宓走的时候，毛彦文向他表示自己想去燕京大学继续学习，同时希望能够在北平找一份工作，吴宓答应一定尽力帮忙。


    回到北平后，吴宓满面春风，妻子陈心一怀疑有漾，偷偷翻看了老公的《南游日记》，结果发现吴宓在暗恋毛彦文。陈心一很是生气，跟吴宓大吵一场，并给毛彦文写去了一封信，严加指责。毛彦文回信表示，她对吴宓只有恩情没有爱情，只有友谊不会有婚姻。


    就在与妻子的磕磕绊绊中，吴宓单恋毛彦文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吴宓以徐志摩为榜样，也不管外人如何评价，还为毛彦文来北平工作一事四处奔波。他想先将毛弄到清华或北大，遭到了两校校长拒绝。最后通过朋友，他为毛彦文谋得了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英文教师的职务——但这次是毛彦文拒绝了，并写信规劝吴宓好好对待自己的老婆。


    毛彦文欣赏吴宓，也认为他是旷世不二的才子——但纠结的是，吴宓属于迂腐的旧式文人，她是新女性，赞成文学改良，而吴宓极端保守，是新文化运动诸将的活靶子。两人虽有交集，但最终走不到一块儿去。


    吴宓却大脑发热，既不愿承担抛妻弃子之责，又不想就此放弃毛彦文，欲以“齐人一妻一妾”对待陈、毛：陈心一依旧是正室，毛彦文当外室。吴才子非常得意地与好友陈寅恪讨论，老陈一听便觉窝火：“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问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


    碰了一鼻子灰，吴宓还是不死心，转而又向张季鸾寻求同情。张季鸾劝道。哥们儿，你这迂腐劲儿，跟现代时髦女子的观念根本不合拍，你已经奥特曼(outman)了，如若角逐情场，必以失败痛苦而告终。两受打击，吴宓还是不死心，直接写信给毛彦文，说古之圣人有二妻并非异事，如舜帝就有娥皇、女英，毛彦文看得火冒三丈，咱还没答应嫁你，你就疯了，写信痛击：“……彦何人斯，敢冒此大不韪？不特非彦之素志，彦且耻闻之矣，吾辈固以友谊始，而以友谊终者也。此后幸先生万勿以此事扰心一姊之心境，即自己亦不应有此欲念。幸心一姊为一贤淑女子，不然，苟生误会，至令府上各人起不安之态，则彦虽非作俑者，而先生已陷彦于罪矣。”


    吴宓根本不理解毛，还以为毛不想当二奶，决定再去杭州亲自跟毛谈谈。1929年除夕，一般人都在准备着团圆饭，吴宓却乘火车去了杭州。


    毛彦文哭笑不得，但依然尽热情招待，吴宓问毛彦文是不是因为自己没离婚，毛冷静告之：她只愿嫁给—个从未结过婚的男子。吴宓大为失望。


    但毛彦文的规劝并没起到任何作用，七个月后，吴宓还是执拗地与陈心一离婚。吴宓抛弃了三个幼小的女儿，遭到了大多数同仁的谴责，父亲更是公开指责他“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但吴宓依然我行我素，对毛彦文痴心不改。


    毛彦文是吴、陈结合的红娘，她认为这局婚姻的失败吴宓难辞其咎：“吴陈婚姻终于破裂，这是双方的不幸，可是吴应对此负完全责任。如果说他们是错误的结合，这个错误是吴宓一手造成的。”


    世人都知道吴宓离婚是为了毛彦文，毛实在受不了这些狗血事件，决意留学欧美。吴宓闻之，屁颠屁颠拿了一笔钱说愿意资助，毛不愿再惹上这呆子，当面谢绝。吴宓真是痴狂，借用朋友张荫麟等人的名义给毛寄钱。

 ·One Night In巴黎·

    吴宓离婚后自命风流，意淫毛彦文迟早是他的人，而其他美女兼才女也会对自己青睐有加，他一面不断写信向毛彦文示爱，又视北平留学的泰国华侨女子陈仰贤为红颜知己，可陈仰贤独爱叶公超，公开批评吴宓是最好的教授，但无资格做父亲和丈夫。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毛彦文虽然远在美国，却也风闻吴宓之荒唐，相当恼火。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拿到学位后，毛彦文又去了欧洲。


    吴宓得知毛彦文去了欧洲，也以“外出游学考察的名义”飞往法国，二人在巴黎相遇，上演了相当煽情的一幕。


    据吴宓日记透露，故事是这样的：两人在一家旅馆见面，开始时不免拘谨，随着生活、学术等方面的话题逐个展开，便都感觉轻松了，吴宓谈兴极浓，竞不觉窗外大雨瓢泼，时间已至深夜。下雨天留客，毛彦文自然是走不成了，孤男寡女，可只有一张床。


    吴宓提议毛上床休息，并说：“我反对《西厢记》里的张生，我赞成《红楼梦》里的宝玉，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当夜，吴、毛果同床共眠，昊以“非礼勿动”的君子风度处之，竞一夜相安无事。吴做了一回柳下惠，将此事记入日记，笔端颇为自负。


    又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说当时毛彦文已经动了心，剧情显然更夸张：1931年3月，昊宓赴巴黎进行学术交流，给在美国的毛彦文拍电报，措辞强硬地令毛彦文迅速赶往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分手。与此同时，据传昊还写信回国，向陈仰贤示爱，同时又与两位金发女郎hamet和mering打得火热。毛彦文来巴黎后，昊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毛彦文大为狼狈，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30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昊宓不为所动：“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对此，吴宓曾这样记述：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很难确认吴宓是不是在意淫，因为当时八卦周刊热炒鲁迅与许广平，吴宓颇是羡慕：“许广平夫人，乃一能干而细心之女子，善窥鲁迅之喜怒哀乐，而应付如式，即使鲁迅喜悦。呜呼，宓之所需何以异此？而宓之实际更胜过鲁迅多多，乃一生曾无美满之遇合，安得女子为许广平哉？念此悲伤。”


    这哥们儿认为自己比鲁迅强多了，咋就没一个知己侍奉左右呢？


    多年以后，毛彦文回忆吴宓时写道：其实昊并不了解海伦，他们二人的性格完全不同。


    海伦平凡而有个性，且尝过失恋苦果，对于男人失去信心，纵令吴与海伦勉强结合，也许不会幸福，说不定会再闹仳离。


    尤其令海伦不能忍受的，是吴几乎每次致海伦信中都要叙述自己某年起，从未处读到她的信及渐萌幻想，等等，这不是更令海伦发生反感吗？


    毛彦文与吴宓一直若即若离，二人从法国回来后，吴宓继续在清华当他的教授，毛彦文则被聘到上海暨南大学任职。


    人到中年依旧独身，加上吴宓时不时发癫，圈中人都认为毛彦文是吴的禁脔，连吴宓的高足弟子钱锺书都调侃毛为“super-annuated-coquette”（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在感情上毛彦文却是心力交瘁，她曾对人说：“我结婚时，不求其他，但求国内各界名流都来致贺，才不虚此生。”她苦候多年，拒绝诸多求婚的名士，终于在33岁上嫁给了66岁的前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


    毛彦文嫁人后，吴宓痛苦不堪，大写“忏情诗”，句句凄苦，故友哂笑不已，吴宓成天自怨自艾，其门生钱锺书实在看不下去，写诗规劝：有尽浮生犹自苦，无穷酸泪情谁偿。钱锤书认为老师不该为一个女子委靡，吴宓却相当气愤，认为钱不尊重自己“纯洁的爱情”，两人还闹了很长时间的不愉快。

 ·一树梨花压海棠·

    提到毛彦文与熊希龄的结合，也颇有传奇色彩，媒人便是毛的同学、熊的内侄女朱曦。


    朱曦从吴兴湖郡女校毕业后，到北京长期住在熊希龄家，毛彦文当时考上了北师高，与闺蜜相聚京华很是高兴，也经常应邀到熊府玩耍。熊夫人朱其慧见毛彦文聪明俊秀，很是喜爱，获知毛彦文被朱君毅欺负，还曾气愤地说：“彦文温而多情，朱某薄幸负心。”老太太甚至亲自出面主持二人的“退婚签字”仪式。


    毛彦文大学毕业后，熊希龄夫妇邀请她到香山慈幼院任教，该院是熊氏夫妇号召社会贤达融资而建，收容了近千名孤儿。毛当时尚处在情伤期，执意出国，等她学成归来，熊夫人已过世，熊再次邀毛人慈幼院相助，毛彦文却已经受聘于复旦大学、暨南大学，还是未能成行，但毛对熊感恩在心，后来曾回忆道：“这也许在冥冥中播下日后我们两人婚姻的种子。”


    夫人病逝时，熊希龄已经62岁，本来并未想续弦，但一则慈幼院的事情忙不过来，二则自己年迈，身边还真需要有人照顾。侄女朱曦便向姑父推荐了好友毛彦文。


    熊希龄虽然年纪大点，也是一代才子，做事颇不合常理，反复思量之下觉得毛聪颖美貌，的确很适合自己，也不管舆情如何，提笔诗词歌赋轮番轰炸，跟吴宓较上了劲。


    朱曦代姑父求婚，毛彦文简直被雷得风中凌乱：“这怎么可以？辈分不同，你的姑父我称老伯，再说年龄也相差太多。”坚持拒绝。


    熊凤凰比吴宓可是干脆多了，立马由北平南下上海，坐镇朱曦家，并特意招开新闻发布会，说不娶毛彦文不返北平，又是闹得满城风雨。


    毛彦文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可“伯父”来了，出于礼貌还得去拜见。熊当面求亲，毛彦文被弄了个大红脸。


    接着，老熊加大攻势，几乎每天给毛写信填词。他还发动数位亲友登门劝说，甚至还打电话给长女熊芷，熊芷当时怀了五六个月的身孕，大腹便便到上海对毛彦文道：“姐啊，你就答应我爹，当我娘吧，可怜可怜我，看我这样大肚子由北平赶来上海，多么辛苦。我是来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家庭的。”


    吴宓十年都未能攻破毛彦文的坚强防线，老熊短短两个月就旗开得胜，对毛的称呼逐渐由“彦文小姐”升级成“彦文吾爱”，二人结合水到渠成。


    多年后毛彦文回忆往事，可谓是甜蜜哀伤：在那个年龄，需要一个好的归宿，不想再在情感和生活中颠沛流离了，“当时反常心理告诉我，长我几乎一倍的长者，将永不变心，也不会考虑年龄，况且熊氏慈祥体贴，托以终身，不致有中途仳离的危险”。


    经历了朱君毅的背叛、吴宓的纠缠，毛彦文终究找到了归宿。


    结婚前熊希龄问毛彦文有什么要求，古玩字画还是豪宅名车，毛彦文微微一笑，唯一的条件，新郎官将长髯剃了，显得年轻些。熊希龄哈哈大笑，果真照办。


    二人的婚礼于1935年2月9日在上海西藏路慕尔堂举行（熊希龄为基督教徒），当时熊希龄66岁，毛彦文33岁，两人合为99岁，白发红颜，相得益彰，媒体纷纷冠以大幅照片，头版头条打趣老熊，譬如“老牛吃嫩草”、“一树梨花压海棠”，等等。


    当日来宾五百余，挤得水泄不通。文化界的李石曾、章士钊、沈一默，流氓界的杜月笙、黄金荣，戏剧界的梅兰芳、马连良，官方代表吴铁城联袂出席。


    婚礼上，许多贺联幽默，例如：“老夫六六，新妻三三，老夫新妻九十九；白发双双，红颜对对，白发红颜齐眉。”沈尹默的贺联是：“且舍鱼取熊，大小姐构通孟子；莫吹毛求疵，老相公重做新郎。”这副联中暗嵌熊、毛二人之姓，且典故贴切，见者无不赞赏。还有一联是毛彦文的同学所赠，颇显诙谐：“旧同学成新伯母，老年伯做大姊夫。”甚至有出格者奉上“熊希龄雄心不死；毛彦文茅塞顿开”，让人忍俊不禁。


    熊希龄也老夫聊发少年狂，当即填词一首：世事嗟回首，觉年年饱经忧患，病容消瘦。我欲寻求新生命，唯有精神奋斗。渐运转，春回枯柳。楼外江山如此好，有针神细把鸳鸯绣。黄歇浦，共携手。


    求凤乐谱新声奏，敢夸云老莱北郭，隐耕箕帚。教育生涯同偕老，幼吾幼及人之幼。更不止，家庭浓厚。五百耍儿勤护念，众摇篮在在需慈母。天作合，得嘉偶。结婚满月那天，熊希龄绘一幅“莲湖双鹭图”并题词赠毛彦文：绿衣摇曳，碧波中，不受些儿尘垢。玉立亭亭摇白羽，同占人间未有。两小无猜，双飞不倦，好是忘年友。粉后铅腮，天然生就佳偶。


    偶觉万种柔情，一般纯洁，清福容消受。软语娇绍沈酒里，甜蜜光阴何骤。纵与长期，年年如此，也觉时非久。一生花下，朝朝暮暮相守。一场喜庆的婚姻人人都送上祝福，唯有吴宓哭得两眼红肿。

 ·往事回首月明中·

    二人婚后不久，毛彦文遂辞去上海职务移居北平，协助夫君致力于慈善事业。这年春节，毛彦文母亲病逝，熊希龄携娇妻赴江山县奔丧。乡邻们听说毛家新姑爷曾当过总理，纷纷奔走相告前去瞻仰，毛彦文很不好意思，熊希龄却谈笑自若，还赋诗一首赠毛彦文：痴情直堪称情圣，相见犹嫌恨晚年。同挽鹿车归敌里，市人争看说奇缘。


    在北京的家中，熊希龄也题写一联悬于客厅，以博士、尚书自许：“紫府高闻诗博士，青山隐逸女尚书。”


    嫁给熊希龄后，毛彦文迎来了自己最光辉宣灿的三年。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起，夫妇二人奔赴上海，与红十字会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京沪沦陷后，二人到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可在这年的12月25日，熊希龄因脑溢血病逝香港，享年67岁。毛彦文大为悲恸，此后致力于慈善事业，再未婚嫁，也无子女，但熊家后人对其执礼甚恭。在《沉痛的回忆》中，毛彦文十分感伤：“际此乱世日亟，烽火遍地，先生得长眠不视，未始非福。但我还要痛苦地活下去，缅怀前情，掩涕不已，来日大难，将何避免？”


    回顾自己的三年的婚姻，她慨叹：“倘我不认识朱曦，纵认识而无深交，则与秉公的一段姻缘将无由发生，我生命一大半过程中所遭遇的一切，当完全改现，是幸？是不幸？难言之矣。朱曦其左右我命运之一人乎？”再说吴宓，自从熊希龄仙逝后，写了几千封长信又向毛彦文表达自己的情思，结果半点回音都没，有的信甚至被原封不动地退回。


    大约在1940年左右，在西南联大教书的吴宓得知毛彦文到上海租界，设计了一个超级“妄为”的方案，还郑重写入了日记：“秘密拜访毛彦文，见面时威逼利诱，强行吻抱，就算坐牢也拼了，将事情闹大，利用毛彦文脸皮薄的弱点，逼迫她乖乖就范，与自己结婚；制造舆论，使人人都知道他昊宓爱毛彦文至真至苦，然后再声称出家受戒做和尚，毛彦文必定会大为感动，使无望的爱情触底反弹，绝处逢生。”


    当然，书呆子只会做梦，实战不行，吴宓只能写一些诗词**：“平生爱海伦，临老亦眷恋。世里音书绝，梦中神影现。”之后毛彦文与吴宓再无交集，抗战胜利后，毛彦文代夫执掌香山慈幼院，在祭莫熊希龄时，毛面对遗像发誓：“吾当尽吾力之所及，重整慈院，藉继君造福孤寡之遗志，亦以报相知于天上也。”她成立了基金会，终日奔上走下，“沿门托钵，过着化缘的日子。”经过她的努力，慈幼院终又恢复战前的风光，有千人的规模。1947年毛彦文以慈幼院院长身份当选为“国大”代表，曾出席印尼雅加达国际禁贩妇孺会议。1949年，毛彦文移居台湾，1950年赴美国，先后任职于旧金山少年中国报社、加州大学和华盛顿大学。1962年返台定居。不幸的吴宓选择留在国内，历经屡次批斗，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甚至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批斗时左腿折断，眼睛失明，晚景异常凄凉。尽管身陷囹圊，吴宓还请入画了一张毛彦文的肖像，藏起来在夜半无人的时候偷偷拿出来欣赏。1977年，吴宓在牛棚中已经完全不能自理，后由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1978年1月病逝，终年84岁。


    在台湾的毛彦文于1985年开始撰写回忆录《往事》，却刻意回避了吴宓，其结语道：“碌碌终身，一无所成，少年抱负，无一实现。此生有三分之二岁月在悲苦坎坷中度过，复遭国事蜩螗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居无定所，幸来台定居后得平静度过二十余年。乃近年来，台湾局面起了变化，暴戾之气，弥漫全岛，能否在此安度余年，难言之矣！”


    1999年的一天，研究吴宓的学者沈卫威教授惊讶得知毛彦文尚在人世，几经辗转到台北拜访。此刻，毛彦文已经是眼花耳背。沈教授大声地对她说：“大陆出版了《吴宓日记》，里面有很多关于您的内容，表达了吴宓先生对您的爱慕之情。您有什么话要说吗？”毛彦文面无表情，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好无聊。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算是对吴宓痴情苦恋的最终回应。


    就在这年10月3日，102岁的名嫒毛彦文安然去世，红尘几回伤往事，均在烟云里。

 张允和，馨香雅艳清如水

    ·谁娶都幸福一辈子·


    先提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一个是叶圣陶，一个是侯孝贤，一个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一个是台湾著名大导演。的确，除了都是男人，都是中国人，他们实在找不到一丝关联之处，更何况，前后还相差了半个多世纪。不过，就是这两个不同时代的男人，却对相同的四个女人情有独钟，推崇不已。拿近的来说，大导演侯孝贤老惦记把这四个女人搬上大荧幕，可惜的是，当今实在找不出四个女演员来还原她们的优雅气质、她们的端庄秀丽、她们的绝代芳华、她们的才华横溢。因为她们，是书香熏出来的大家闺秀，不是那些大天后小天后想演就能演得出来的。


    再说说叶圣陶，想必没几个人不知道他的，《多收了三五斗》。看得出，此人心优天下，社会责任感挺强，另外还集文学、出版、教育等学问于一身，是个再严肃不过的学者。然而，这么严肃的一个人，却也对这四个女人有过一句极为暖昧、醋溜溜的评价：“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不清楚叶老对口中的四个才女有没有过特殊的幻想，但这句话里的“谁”，很明显也包括他自己。


    让不同时代的两个成功的男人如此惦记着，这四个女人的魅力着实不可小觑。那么，她们究竟是谁呢？


    叶圣陶所说的九如巷张家，其实是苏州城内的一个豪门望族。


    祖上是晚清名臣张树声，安徽合肥人，淮军仅次于李鸿章的二号人物，洋务派，《清史稿》有其传，曾任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等方面要职。祖父张云端，曾任前清四川川东道台。到了父亲张冀牖这一辈，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深受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救国”思想之影响，倡导新式教育，先在上海办学，后举家迁到苏州，创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乐益女中取“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之意，是一所新式学校，每年有十分之一的名额资助贫寒子弟。学生都剪短发，还开运动会，演话剧，例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还用英文演莎士比亚的《：或尼斯商人》。学校聘请张闻天、柳亚子、叶圣陶、匡亚明等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和科学进取精神的进步人士任教，因而学术氛围很浓。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女，张冀牖如此进步，养出来的女儿自然也不一般，而且不仅仅是一个，四个都貌美如花才华横溢。这四姐妹，从大到小依次是元和、允和、兆和、充和，个个擅长诗词曲话，有着很好的文学修养。张冀牖这人很有意思，他大概是怕女儿将来的人生走得不远，所以给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加了“两条腿”。


    张允和，便是九如巷张家的二小姐。


    在四姐妹中，张允和的经历最过悲催坎坷，这在她出生之日便有应兆。那是个热浪灼人的夏日，张家人比吵吵闹闹的知了还要焦躁，眼巴巴地等待着二姑娘的降临（谁知道呢，也许是个小子）。


    就在婴儿千呼万唤始出来时，被关在门外的张冀牖想必一定屏住呼吸，迫切地希望听到那一声洪亮的哭泣。只不过，他左等右等，直到被接生婆唤进屋内，也没有听到任何婴儿的哭声。张家人全都慌了神，没想到盼来盼去，结果却盼来了个“死婴”。


    眼看喜事即将变成丧事，家里的老祖母倒不信邪了，处变而不惊，运筹于帷幄，找了个人，用喷烟的偏方抢救孙女儿。至于这偏方如何用法，此时已无法考证，中国的稀罕玩意儿实在太多，到如今也差不多失传殆尽。不过，张允和却真的活过来了。


    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活过来的张允和，后来成了姐妹中性格最独特的一个。也许是因为出生时不会哭，所以她便在后面使劲地补回来。她有时天不亮就开始哭，一哭起来就没完没了。这事待她年老之后，依然是常挂在嘴边的笑谈。


    四姐妹中，她的身体最为柔弱，然而，在她柔弱的外表后面，却有着常人所不及的坚毅与刚强。小时候有人说她瘦得像林黛玉，很美，她不高兴。她不喜欢林黛玉，说林黛玉是痨病鬼、小心眼。


    事实证明，她是能够经得起大事、经得起苦难的。不仅如此，她那娇小病弱的身躯中还掩藏着强过男子的“侠肝义胆”。抗战前夕，发生了“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等七位著名民主人士因宣传抗日被捕，其中六位关在苏州监狱，她不顾危险前去探监，送去被褥等日用必需品，还把自己的家作为“联络点”和“接待站”，六位君子的家人来苏州探监，往往都是先住在她的家里。她说过直到君子们获得释放，“我才觉得尽了一份‘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天职”。

 ·半字电报成全三妹·

    与张允和比起来，大姐张元和便显得文静得多，在大夏大学读书时，因她的典雅秀美，被封为当时的“大夏皇后”。人品出众、条件优越的追求者不少，但却没有一个她中意的，直到30岁了还是一个骄傲的待字闺中的公主。她是昆曲的爱好者，这对张允和晚年对昆曲的研究，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三妹张兆和，在性格上又与两个姐姐有所不同，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天使。据说张兆和的功课非常好，18岁时曾在中国公学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如此聪明伶俐，加上一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天使面容，自然令许多正处青春期的男生倾慕不已，因而她的身后，有着一绺又一绺长长的追求者。张兆和深受其扰，又颇为自得，居然突发奇想，把他们都以青蛙之名一一编了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如今的女生叫男生“青蛙”，不知道是不是源于这儿来的？殊不知除了这些年轻的青蛙之外，还有一只比她大8岁的“老青蛙”。这只“老青蛙”不是别人，就是在当时已经颇负盛名的文坛怪才沈从文。


    沈从文这人极其内向，老实木讷得让人很难将他跟他的文章联系起来。也不知张兆和的哪根弦触动了他的爱情神经，总之，他下定决心搞搞师生恋了。问题是有那个心，没那个胆儿，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只好发挥所长，给张兆和写了一封极具文艺范儿的情书。二姐张允和知道了这事儿，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了，而张兆和对这位老师的举动却选择了保留态度。沈从文见一封不行，又接连写了好几封，就这么一封一封地写下去，结果这些信，跟那些“青蛙”一样被张兆和编上了号。这原本是你追我躲的二人游戏，却不知怎么回事闹得满校都是风声，最后居然有人传言，说沈从文因追求不到张兆和要自杀。张兆和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全部情书去找校长理论，那个校长就是胡适。她把沈从文写的一大摞子情信全部交给胡适看，告状说：“老师老对我这样子，骚扰。”


    胡校长是个老顽童，也是个诙谐浪漫的人，居然直截了当地对张兆和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张兆和脸一红，羞得不知所措，不过还是不服软，马上回他一句：“我很顽固地不爱他。”胡适还是想做个顺水人情，便说：“我也是安徽人，我跟你爸爸说说，做个媒。”张兆和慌了，连忙说：“不要去讲，这个老师好像不应该这样。”她这时才明白，胡适不可能站在自己这边，只好听任沈老师继续对她进行的感情文字的狂轰滥炸。沈从文似是得到了鼓励，便开始了他马拉松式的情书写作。现在看来，这属于追女必杀技第一式：死缠烂打式。然而情书写了一封又一封，依然不见成效，沈从文急了，意识到死缠烂打式不是对每一个女人都适用，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便开始筹备追女必杀技第二式：搞定家长式。


    1933年初春，沈从文写信婉转请张允和代他向张家父母求婚，说如果张家父母同意，求张允和早日打电报通知他，好让他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张冀牖向来主张儿女婚事自理，自然一说即成。


    急性子的张允和自己先打了电报，电文只一个字——“允”，既表示了父母允婚，也算署了名字。这个被人传为美谈的有名的“半个字的电报”，只有张允和这样“好管闲事”的快嘴才女才能想得出、做得出。


    这份电报应该是世界上最短的电报了，而且十分绝妙。胆小的三妹张兆和不放心，生怕沈从文看不懂，随后又羞答答悄悄来到电报局，递上了她的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


    至此，这段被世人传为佳话的“师生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个姐姐各有特色，四妹张充和也非同寻常，相比较而言，她诗书画曲，样样精通。对张充和的才学，梁实秋说她“多才多艺”；沈尹默说她的书法是“明人学晋人字”；波士顿大学白谦慎教授说：“她的书法，一如其为人与修养，清淡之中，还有一种高雅气质。而这种气质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少了。”中国书协主席欧阳中石认为：“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家，而是一位学者。无论字、画、诗以及昆曲，都是上乘，很难得。她一贯保持原有的风范，格调极高。像昆曲，她唱的都是真正的、没有改动过的。书法上的行书、章草非常精到，尤其章草极雅，在那个时代已是佼佼者。”能得到如此之多、如此之高的评价，其卓尔不凡的才华可见一斑。


    四个才情、美貌兼具的女子，如四朵风华绝代、不可方物的鲜花，散发着馨香和光芒，照耀着她们周围的一切。可以说，她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而这四道风景，最终被四个“最幸福”的男人去欣赏、去品味了。


    除了刚才说的张兆和与沈从文，其他三姐妹所嫁的男人，在当时也都是青年才俊、赫赫有名。大姐张元和嫁给了昆曲表演艺术家顾传玢，二姐张允和嫁给了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而老四，则直接嫁了个洋丈夫，曾在北大教授拉丁文、德文和西洋文学的知名汉学家、美籍德人傅汉思。


    这四对黄金组合，羡煞了当时整个中国文化界，也必定羡煞了叶圣陶大师，不知他在回忆起自己曾经说过的那句稍带点暖昧的感慨之时，会不会也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晚生十几年。

 ·两本非法出版物·

    张允和四姐妹的花团锦簇，令张冀牖颇为自得，不过，这张老兄似乎还嫌不过瘾，又接连添了六个儿子。四姐妹个个兰心蕙质，多才多艺，六个儿子也不甘落后，到最后，大多是出自北大、清华的学者、艺术家。望族果然是望族，培育出来的儿女货真价实的郎才女貌，换了别人，估计做梦都在偷着乐。


    当然，儿女之所以如此优秀，与张冀牖的善于引导、因材施教息息相关。由于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他很擅长从儿女的性格特质、兴趣爱好等方面挖掘他们的长处，拿四姐妹来说，他让元和、允和学习昆曲，让兆和学习文学，让充和学习书法，都是根据她们各自的特点加以培养的。后来张元和在国外创办曲社，对昆曲的大力弘扬，张允和对昆曲的研究及其所作的贡献，张兆和的文学修养及对沈从文的协助，张充和在书法绘画上的造诣，都得力于张冀牖的培养。


    由于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张氏姐妹在学业之余，也展现出高雅独特的兴趣爱好。她们爱好文学，喜欢文艺，得空的时候，居然一时兴起，办起了杂志。那个时候，她们还居住苏州九如巷，四个女人一台戏，有了办杂志的念头，便说干就干。首先是起刊名，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敲定了一个字——水。于是，张家姐妹于1929年夏组成文学社团水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家庭杂志《水》。


    关于刊名的来历，在1996年张允和所写的复刊词上有所提及：“70年前，我们张家姐妹兄弟，组织了小小的刊物叫《水》。那时我们年少，喜欢水的德行，正如沈家二哥（从文）说过：‘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侵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张家旧事》）都说女人似水，更何况是四个如水般灵秀的才女，她们看似柔弱，实则强韧，以“水”名之，实在最贴切不过了。


    事实上，《水》严格意义上是一本仅供家庭内部人员传阅的小册子，因为它没有刊号，没有正规的发行体制，也不走向市场。不过，鉴于其特殊意义，也可以称之为家庭杂志。它的内容很杂，自家人写、自家人印、自家人看，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油印家庭文学刊物。


    这本杂志开始是张允和姐妹办的，没张家兄弟什么事儿，六个弟弟见四个姐姐办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心里不免也有些痒痒的，便凑在一起办了另一本杂志《九如巷》。无论是《水》还是《九如巷》，都是刊登张家人自己的作品，供内部传阅聊以自娱，不过显然张家姐妹“道行”更高，《水》实力日益雄厚，非仇如巷》可以匹敌，到了最后，仇如巷》的成员也被拉拢了过来，两本家庭刊物，最终合为一本了。


    《水》的内容较为丰富，除了张家姐妹自己写的诗歌、散文、杂谈以及一些绘画作品等之外，还收录了张家人从先辈到现在的奇闻轶事，它像一泓清泉，滋润着张允和及众兄弟姐妹的心。可惜的是，这本杂志只出了25期，便因为战乱而停刊了。


    《水》虽然停刊了，不过，张家人“水”的精神依然源远流长，谁能想到，在过了58年之后，这本杂志又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了呢？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防浪石堤显温柔·

    张老爷子给女儿们起名字时，是都给加了“两条腿”的，除了想让女人走得更远，估计也包含了“女大不中留”的无奈。不过还好，他的女儿都挺争气，不仅生得花容月貌，还个个才华横溢。当然，更为重要的是，都嫁了个好男人。


    说起张允和的丈夫周有光，可能年轻一辈的印象有些模糊，但要说起汉语拼音，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不错，这位中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便是鼎鼎大名的“汉语拼音之父”。从建国初开始，他便致力于新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对汉语拼音及普通话的推广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年轻时的周有光，虽然跟语言文字稍显生疏，不过也是个博学多才的海归，早年专攻经济学。他跟张允和的恋情，比起沈从文跟张兆和来，则显得要平缓得多。这一方面取决于他的性格，儒雅，沉稳，不急不躁，另一方面，跟张二小姐的脾气也有关系。


    据说在张家姊妹中，允和是最顽皮的，人送外号“皮大王”。她性格开朗活泼，腿勤、手急、眼快、话多。她12岁就熟读了唐诗、宋词，尤其爱读司马迁的《史记》，小小年纪就口口声声“讨厌汉高祖，喜欢项羽，有气派”。一次父亲看到她又在书房翻书，便抚着她的头问：“小二毛，你顶喜欢什么人的诗？”允和脱口而出：“纳兰性德。”父亲很奇怪：“为什么喜欢他的？”允和振振有辞：“他的诗有真感情，动人，文字绮丽。”


    而在大学里时，男生喜欢给女生起外号，张允和一下子得了两个外号，一个叫“绿鹦哥”，因为她又瘦又小，好管闲事好讲话，尤其好打抱不平，又爱穿绿衣服；另一个绰号叫“小活猴”。这个绰号还见过报.1928年上海《新闻报》上有这么一篇报道：《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泼、无缝不钻，‘小活猴’之称……惜投篮欠准……”(《张家旧事》)由上面可知，张允和是个有着假小子风格的率真的女性，因而极有可能对感情这种事存在假糊涂。事实上，张允和不仅智商一流，情商也不低，很能调节、控制自己的情绪、情感。由于她跟周有光的妹妹是同学，加上两家也偶有来往，因而早在16岁就认识了周有光。那个时候的周有光，英俊而腼腆，当见到一个同妹妹一起回来的容貌秀丽的女子时，估计话没说上，脸早就红了半边。张允和却大方得多，来一次不够，还多来几次，来的次数多了，周有光对她的感觉便起了化学反应。实际上，当时的周有光正读大学，而张允和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放到现在，那是隔了好几届的辈分了。但情之所至，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人家沈从文都敢搞师生恋，追自己的女学生，何况咱还不是师生关系呢。因而尽管不好意思，周有光还是开始向张允和主动出击，经常到张家或是学校去找她玩。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28年，张允和19岁，考入了上海的中国公学，而当时的周有光也在上海读书，正好近水楼台，给他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与沈从文不同的是，周有光的策略显得成熟得多，他没有使用追女必杀技，因为脸皮薄，不好去死缠烂打，加上周张两家本有交往，张伯父又比较开明，搞定家长这招也用不上。所以，他利用有利因素，走了一条稳扎稳打的路子。不像其他青春期男孩子，看到心仪的女孩子，就猴急猴急的不庄重，而是老派、稳重、绅士，懂得节制。不过，周有光似乎低估了张允和的防御能力，尽管张允和对这个儒雅稳重、文质彬彬的周有光已经充满了好感，但是理智的她还是暂时收敛了这份感情。她总是躲着这个痴情的老男孩，在周有光经常性地跑到中国公学找她时，她会从东宿舍藏到西宿舍，还吩咐管理员说张小姐不在。


    “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周有光一次次出击都以失败而告终，只能失望而归。这件事传开后，张允和因此在同学中间得了一个“温柔的防浪石堤”的绰号。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话用在爱情上，却并非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爱情这玩意儿，一是凭感觉，二还是凭感觉，其他的“神马都是浮云”。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哪怕你为她“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她想不理你，还是不会理你。


    由这点来看，周有光应该是相当有谋略，相当有见识，他准是窥破了张允和暗藏着的对他的好感，才敢在屡受挫败之后，再次重整旗鼓，向前冲刺。

 ·一吻洗罪恶·

    周有光斟酌了又斟酌，终于想到了一条万全之策。在给自己打了n次气、加了n次油之后，他豪壮地向张允和邀约，两人去江边散步。这里得提一点，先前周有光虽然找了很多次张允和，但没有一次是两人单独相处的，如今他不知打哪儿得来的灵感，居然开了窍，确实很有点勇气。庆幸的是，张小姐这次没有再逃避，居然答应了他的邀约。散了一会儿步，两人在石堤上坐下来，大概是第一次独处，都紧张得没有一句话。这时，周有光从口袋里掏出一本蓝皮小书，是英文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书里夹着个小书签，是两个恋人相见的那一幕.主题是“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


    张允和看了一眼，心想：这个人真坏啊，拿了一本莎士比亚的书，英文本的，怕我不懂英文啊。当她还在怛怩不安时，周有光的右手突然就抓着了她的左手。遗憾的是，勇气可嘉的周有光并没有达到在一吻中消除“我的罪恶”的目的，但当张允和的第一只手被周有光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周有光的这次表现，给张允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看看，诗意的表白总是比直截了当要来得有效果，更何况张允和是一代有文化的大家闺秀。不过从现在看来，也许并非是因为那句话的缘故，张小姐既然能答应周公子的约会，那只能说明，她早已经芳心暗许了。


    然而，看似已经水到渠成，实则是水中花、镜中月，两人的恋情，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张允和二年级时转入上海光华大学读书，而周有光已经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了。分隔两地，这使得周有光的策略无法再继续施展。


    不过周有光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倒以询问到上海玩的姐姐的情况为理由，给张允和写了第一封信。这里不得不再次表扬一下周同学的聪明，如果他像沈从文那样，将充沛的感情付诸于笔端，痛诉衷肠，或许事情又会有另一番景象。


    拿到信的张允和，大概也没料到周有光会用这一招，有些“吓坏了”，六神无主地拿给一位年龄大一点的同学看。而同学一看，只不过是普通的来信，既然如此，她也就没什么理由去躲避了，只好与他保持正常的通信。


    大家也许有过结交笔友的经历，如果没有，或许也有结交网友的经历。总而言之，写出来总比说出来容易，两人通过鸿雁传书，不仅加强了沟通，也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或许，张允和对周有光的认识，这个时候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


    然而直到1932年，两人才真正走人恋爱的季节。那一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军炮轰吴淞口，为了安全，张允和到杭州之江借读，才子佳人，才又有了重聚的机会。说起张允和与周有光的恋爱经历，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小故事。虽然两人都是新式青年，身穿洋装，口吐洋文，但在约会时，身子却总是保持着一尺的距离，心中充满了甜蜜，却怎么也鼓不起手牵手并肩走的勇气。


    因为两人的距离感，再加上张允和独特的相貌特征，曾闹过一个笑话。有一次，他们去灵隐寺游玩，途中遇到一个老和尚，老和尚看到张允和后，便一直跟在他们后面。两个人往前走，他也往前走，两个人停了下来，他也停了下来。后来，周有光和张允和说话的声音低了下去，他便靠得更近了。二人便找了个只能容下两个人坐的树根坐下来休息，没想到，他也跟着侧身坐了下来。后来，老和尚终于忍不住凑到周有光面前，指着高鼻子的张允和低声问道：“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周有光笑着告诉他：“三年了。”老和尚恍然大悟，说道：“难怪中国话讲这么好！”大概张允和的鼻梁过高，有些混血儿的“风范”吧。


    张允和的鼻梁到底有多高，从旧时的照片上也不能分辨得很清楚，可以看看另外一件事。那还是大学时，因为性格开朗活跃，张允和被选为女同学会长。在女同学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田汉专门为她们写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戏。那时她已经是南国社的成员，一次临时演一个女工，田汉说她鼻子高，不必再装假鼻子了……这个事情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即：张允和的鼻梁确实很高很高。


    经历了漫长的爱情长跑之后，1933年，两人终于决定结婚了。结婚前，周有光在给张允和的信中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张允和回了一封10张纸的信，意思却只有一个：“幸福不是你给我的，是要我们自己去创造的。”


    看来，只要幸福来了，挡也挡不住。


    不过好事多磨，中国人讲究良辰佳日，这对两个新式青年来说，却是一桩难事。他们开始选了一个周末的日子，印了200张喜帖，可等喜帖送到大姑奶奶那儿时，大姑奶奶拿了皇历一查，见日子恰好是阴历的月末，是个“尽头日子”，便觉得有所不妥，建议日子重选。喜帖只好作废重印，这回选的是远离尽头日子的星期六，大姑奶奶才终于点了头。


    200张喜帖很快发了出去，可不幸的是，如果按阳历算，这天是4月30日，属于真正的“尽头日子”。不过，两人没再重选，也许在他们看来，尽头过后就会是新的开始吧。然而家里的保姆却不放心，又把两个人的生辰八字拿给算命先生看，算命先生一口咬定：“这两个人都活不到35岁。”现在看来，那该死的瞎子简直该遭天雷活劈，这对幸福的新人，不仅活过了35岁，还在后面六十来年的岁月里相濡以沫，携手并进。


    按照周有光老爷子自己的说法，他们“真正恋爱是在杭州，在苏州、在上海是朋友而已”，并自己给两人的恋情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问，就是恋爱阶段。”（摘自《周有光百岁口述》）也就是说，二老从朋友到恋人，再从恋人到夫妻，都是几年几年慢慢一步步走过来的，这要在当今的情侣们看来，估计会说他们“真能折腾”，但正因为这种缓缓的流水式的“折腾”，才使得这种恋情没有随着婚姻的来临而逐渐消散，反而一持续就是几十年，并随着岁月的积累愈加深厚。都说细水长流，周有光和张允和的恋情，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磨难见性情·

    周有光终于如愿以偿，娶到了张允和，也就是说，他从此以后便成为叶圣陶口中的“能够幸福一辈子”的男人了。确实，新婚燕尔，两人幸福得令人羡慕。结婚一周年的那一天，允和便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平，接着小平又有了妹妹，这样一来，享受天伦之乐的条件差不多都具备了。只可惜好景不长.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紧张阶段，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个美满的家庭更是遭到了巨大的冲击。


    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比失去亲人更能让人伤痛欲绝的了，而对张允和来说，丈夫、儿子和女儿便是她的一切，是她的灵魂之所依，因而，只要跟他们在一起，哪怕是冒着枪林弹雨，她的心也会感到异常安宁。


    只是上天是残忍的，也许是嫉妒这一家太过幸福，便在颠沛流离之中，又给了他们致命一击。为了躲避战乱，张允和与周有光带着两个孩子开始大逃亡的艰难岁月。这次逃亡是漫长的，惊险的，又是十分艰辛的，以致年幼的女儿经不起折腾，不幸病死在路途之中。这重重的一击，差点使张允和的精神就此崩溃，而坚强的她还没有缓过气来，又一个打击随之降临——在从四川迁回成都后，儿子小平又被流弹打中肚子，肠子穿了6个洞，幸亏手术及时，保住了性命。那粒子弹在她保存了半个世纪之后，交给小平的女儿作为纪念。


    不得不说，张允和是坚忍的，灾难一次又一次降临到她的头上，她都能咬咬牙，最终挺了过来，这对一个当年名媛、乱世女子来说，实属不易。在这个时候，张元和正与夫君顾传玢夫唱妇随，张充和已与张兆和夫妻二人退避西南一隅。因而四姐妹中，属张允和遭遇最为凄惨。在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她与丈夫先后搬家近三十次，吃尽了背井离乡之苦，才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盼来了全中国的大解放。解放后，周有光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并在上海新华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兼职，而张允和则进了上海光华附中教高一的中国历史课，日子似乎重归于圆满。


    不过，张允和毕竟不是学历史出身的，为了把它做得更好，她开始拼命地买书、看书，给自己补补课，充充电。妹夫沈从文虽然木讷，但在学问方面却异常敏锐，他很支持二姐学习，便送了她不少书。这些书对张允和的帮助很大，原本只对昆曲和文学等感兴趣的她，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系统性的学习之后，逐渐也成了“历史达人”了。


    当时上海每区有一个中等学校历史教学研究会，光华附中属北虹口区。在一次会议上，张允和敢想敢言的性格又显现了出来，她针对教科书中的一些问题，如年代不全，许多内容与政治、文学相同，缺乏趣味性等提出了意见，这些意见如一声惊雷，令在座的各位老师刮目相看，不由得鼓励她写出来。


    这位张二姐很干脆，二话没说，真的把自己的意见一股脑儿写了出来，而且一写就停不住，一下子写了两万多字。后来这些意见在1951年2月28日的《人民上报》中被重点提及，而正是因为这件事，当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的叶圣陶先生将她推荐给出版社，并很快把她调到了北京。


    看来，老叶与张家姐妹的渊源，一直到这里还延绵不断。只不过这时的老叶对张二小姐的认识，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么单一了。或许他没有想到，这个擅长诗词曲赋、秀外慧中的大家闺秀，还能在历史上有如此独到的见解。


    不过，令老叶更没有想到的，或许是张允和随后的经历。

 ·特务密语·

    到了北京后，张允和获得了参加新编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机会，她非常高兴，也许比起教师来，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更得心应手，毕竟这是耍笔杆子，她的老本行儿。然而不到一年，她的这份喜悦便在随之而来的打击中烟消云散。


    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张允和阴错阳差，被人莫名其妙当成了“老虎”，说她是地主，曾分到过两年租，还说她是反革命，要她写交代材料。


    后来，张允和在《张家旧事》中提到过这件事，她回忆道：“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运动，我吓坏了，交上去两万字的‘交代’没有通过。紧接着，我的家就被彻底翻了一遍（那时不叫抄家），别的我都不在乎，因为本来我也没什么东西，但最让我难过的是，他们居然把周有光及朋友给我的信都拿走了。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夫妻间的信居然被别人拿去当材料‘研究’，简直是一种耻辱，刚刚‘得意’过的我被击倒了，甚至觉得整个生活都完结了。”


    张允和提到的“夫妻间的信”是她跟丈夫之间的私房信。


    由于调到北京，张允和与远在上海的丈夫只能靠通信来维持彼此的联系。她是个什么话都藏不住的人，一有什么事儿，都会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丈夫。一次，她给丈夫写信，曝光了自己不为人知的一个小秘密。啥秘密？原来，一个与她相识了几十年的小朋友写信给她，说自己已经爱了她十九年了。这事要是换了别人，还不是能藏多久藏多久，可张允和不，她不但跟丈夫说了，还让丈夫猜那人是谁。当然，说白了，还是人家周有光有胸襟，有气魄，不但不气不恼，还跟妻子逗起了乐子，看似一本正经地猜测了起来。


    “是w君吧？是h君吧？那么一定是c君了。”这几位仁兄自然是周有光杜撰出来的，看看，人家多幽默。可是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种幽默在别人看来，却成了特务之间沟通的密语。


    审查者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到”眼光，认定这些夫妻间嬉戏的书信中的字母都是特务的代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张允和从未蒙受过这种耻辱，女儿天折时她挺了过来，儿子负伤时她挺了过来，而在别人毫无道理地怀疑她对国家对人民的忠心的时候，她顶不住了，一时间精神崩溃，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


    张允和自小就比较瘦弱，原本只有八十几斤，两个礼拜下来，就只剩下整整八十斤了。与此同时，她还得了齿槽内萎缩的病症，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只好请假回上海治疗。这一回，便彻底丢了出版社那份工作，她这个八十斤重的“老虎”，就只好养在家里了。


    这次的打击使张允和的元气大伤，过了许久才恢复过来。还好有周有光这个标准的好男人好丈夫，他想法设法把妻子从那种愁苦的情绪中拉出来，才使得她重拾生活的信心和乐观的劲头，安心地做起来家庭主妇。这一做，就是整整46年。张允和后来回忆起这件事，心态极好地把自己的遭遇称之为“塞翁失马”，并说：“如果我没有及早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现在看来，张允和说得确实没错，因为过了十来年，丈夫周有光便因学术研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被发放到内蒙、宁夏等地改造，她的妹夫沈从文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吃尽了苦头，甚至为此自杀，差点丧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其实，早在1959年，张允和就因为严重的心脏病而被两位权威的医生“判处死刑”，认为她随时都会死掉。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她依然神采奕奕地活了下去，并做了很多事情。我想，这除了类似那次“塞翁失马”的运气之外，与她本身的那种坚忍不拔、勇敢乐观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


    张允和曾在著作《最后的闺秀中》记述了她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迫害，尽管是些辛酸的往事，在她写来却也并不尽是悲愤与伤怀，甚至还有着苦中作乐的本事，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往往在生活的危险关头，想到一些有趣的事。”


    比如在《小丑》一文中，张允和就写到一个故事。


    有一次，两个年轻小伙子气势汹汹地闯进她家里，要她“交代”问题，他们给她五分钟的时间未考虑。于是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她看着两个批斗她的小伙子，心想他们一个是白脸的赵子龙，一个是黑脸的猛张飞，于是又由赵子龙和猛张飞想到唱戏，想到自己曾在戏里演过的几次小丑，然后回到眼前的现实，想到自己现在又是在扮演小丑的角色了。五分钟时间到了，两个小伙子一声喝令，该交代了，她想，“如果再给我五分钟，我就可以写一篇《论小丑》了”。


    看看，乐观如是，而且是在那种遭受压制与迫害的情境之下，实在不得不令人佩服。能够做到这一步的，或许也只有她张允和了。

 ·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

    电视剧仕兵突击》许三多说：“有意义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许多许多有意义的事儿。”按这个标准来评判，张允和在做家庭主妇的这几十年间，确实有意义，也确实是在好好活。


    虽然人到中年，可她那种见义勇为、敢想敢做的脾气还是一点都没改变。解放后，由于元和等几位姐弟旅居国外，与他们联系有“里通外国”之嫌。张允和便告知家人：在国内她是最年长的，和国外的联系由她一人负责，有什么事由她承担。从“反右”到“文革”，有不少老朋友被打成“右派”、“反革命”，没人敢与他们接近，她就敢把人请到自己家里吃饭！这样的魄力，在那样的年代，就是大老爷们儿也不一定能够展现得出来！


    张允和在步人中老年后所做的有意义的事儿，主要有两大件。


    其一，是对昆曲的研究。


    说起昆曲，这应该算是张允和的专长了，要知道小的时候，张冀牖重点培养她大姐元和的就是昆曲。张元和因昆曲与丈夫结缘，又因为丈夫而将自己的一生与昆曲紧密相连，而张允和则因为坎坷的人生经历，将昆曲丢了很长时间。重拾起昆曲，还是经受了“三反五反”浩劫之后的事。下岗初期，张允和返回上海，先往苏州弟弟处小住，排解忧伤，不久心情美好如初。回上海后，便开始研究昆曲，她聘请姚传芗、金彩凤来家教授身段，整理“断桥”、“琴桃”、“思凡”、“春香闹学”、“游园”、“佳期”等诸出的身段谱。她视昆曲如生命，在昆曲中重新获得了新生。在1956年，她参加了俞平伯先生的昆曲研习所，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先是任联络组长，到了1979年，又荣升为社长。在任社长期间，她广泛联系海内外昆曲大家，并从1992年到1999年的8年间，共做了82个曲谜。这些曲谜，深受社友欢迎，不仅充分显示了她那深厚的文史底子和戏曲知识，也展现了她的才思敏捷。


    而张允和对昆曲的研究，主要还得力于她那数十本《昆曲日记》。出于对昆曲的热爱，张允和很早就开始以细腻、生动的文笔，记载自1956年到1985年（中间因“文革”中断了15年）京华昆曲界的点点滴滴，由于这些日记大部分以昆曲为内容，故名馄曲日洒。这些日记，为张允和以后对昆曲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历史参考资料，后来，她又续写《昆曲日记》，研究昆曲的唱腔、音韵、吐字、行腔，著有几十万字，历时几十年，为我国昆曲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其二，是续办停刊了58年的家庭杂志《水》。前面提到过，1937年，因战乱的影响，全家人离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而时隔几十年，这本杂志怎么又起死回生，办起来了呢？这事儿的发起者不是别人，正是张允和。


    其实追本溯源，复刊的直接起因是一台打字机。在周有光83岁的时候，日本一家公司送给他一部中英文电脑打字机。后来，儿子又给他买了一部新的，功能更强一些，那部旧的就被闲置起来了。1995年2月21日，张允和说那天“是一个好日子”，因为她突然想试试那部打字机好不好玩，想用它写写信。尽管时年86岁的张允和是平生第一次接触电脑打字机，不会任何输入方法，但是眼前有一位现成的老师—一周有光。每当出现问题，听到她慢悠悠的一声喊，90岁的周先生就会从自己的小书房里颠颠地跑过去，耐心地帮她处理。不久以后，她居然可以慢慢地打出连贯的文字了，尤其是在掌握了使用词组输入的方法以后，速度明显加快了。


    她最先使用的是“亲爱的”这个词。1995年10月28日，她给所有的姐弟们发出了一封约稿信：“亲爱的!70年前，我们姐妹兄弟办了一个叫《水》的小刊物，今天我建议继续办下去……”《水》就是这样在停刊58年之后复刊了。


    这本史上绝无仅有的杂志有16开大小，二十来页，形式不拘一格，内容也充满了灵性，有诗词、随笔、日记、书信、乐谱、书法、绘画甚至蜡染等，除了部分是原始材料复印，大多数都是电脑打印出来的。《水》从不收订阅费，每期都是由张允和自费去邮局寄出，《水》还秉承当年她父亲办学的精神，不接受来自任何团体、个人的资助，也不向外发行。后来这个刊物被僻肓》的记者叶稚珊女士发现，并向外界作了报道，于是全国三十多家报刊对此作了报道，有人要求订购，有人愿意出资相助，但张允和坚守初衷，都婉言拒绝了。因而可以说，它只是张允和自娱自乐的一个精神家园，也只是张允和与兄弟姐妹维系亲情的一根纽带。


    在这个精神家园里，张允和自己封自己为主编，同时兼撰稿、打印、校对、发行等职务，事实上，这几乎是她一个人的杂志。尽管这本杂志很薄，但对一个早已过了知天命年龄的老人来说，办起来还是很吃力的。不过，她对它赋予了很高的热情，并没有因为辛苦而有所懈怠，相反，更加勤练电脑打字，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有时，还是半夜时分，她就起床在键盘上敲敲打打。为了不影响老伴的睡眠，她就用衣服遮着灯光。


    张允和的努力没有白费，复刊后的《水》办得更加有声有色，虽然印数很少，但它的读者越来越多，传阅范围已经穿越了国界，远及欧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之一，每期必看，甚至在自己的住址有变化的时候还及时打电话通知“编辑部”，以免收不到。大出版家范用先生把它誉为：“本世纪一大奇事”（《浪花集》前言）。


    自己的心血能够得到如此的肯定，张允和当然十分高兴，她笑称《水》是“世上最小的杂志”，而自己则是“最老的主编”。

 ·到老情更好·

    如果说，研究昆曲和复办杂志《水》是张允和晚年最大的精神寄托，那么写书，则让她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


    作为中国最后的闺秀，年轻时的张允和才情并茂，是个十足的才女，可惜的是，由于战乱和颠沛流离的人生，文坛并没有看到一个温情版的张爱玲的诞生。张允和年龄的巅峰岁月，拥有了太多的无奈和辛酸，以至于在她耄耋之年，她才能静下心来，将自己的才情重新归拢，抒写属于自己的经典回忆。


    自1999年开始，张允和先后出版了《多情人不老》、《最后的闺秀》和《张家旧事》等书，以清新的文笔、平实的叙事、睿智的思辨见长，一时甚为文化圈内人士津津乐道。这三本书一版再版，拥有许多读者，为多家报刊报道，并上了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栏目，张允和成了“老明星”，忙得不亦乐乎。她还常在中央电视台露面，语言俏皮，举止又有戏剧味，观众都说她是个“俏老太太”。她曾自豪地说：“我现在比周有光还有光！”


    确实，那时的张允和备受出版界青睐，比周有光风头强劲多了。据说有一次，就自己的书和老伴儿的书的销路问题，张允和还有一些颇为自得的评论。大概是某一时期某一书店，《最后的闺秀》卖出200多本，周先生的《比较文字学》仅卖出19本，这令张允和很高兴，她说，自己的书销路之所以比老伴儿的书好，是因为自己的文章是以家为中心的，人人都有家，所以人人都会对写家的书感兴趣。


    这话也不无道理，在张允和的心中，家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她和周有光能够一步一步，携手走过七十来年的风风雨雨，不为别的，只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都把对方当做家，当做自己最大的依靠。从相识、相爱到相守，从抗日战争到“三反五反”，从“文革”风云到白头偕老，他们都互相扶持着走过来了，并逐渐地从感情到精神、从心灵到灵魂融合为了一体。


    “不拿别人的过失责备自己，不拿自己的过失得罪人家，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这是张允和晚年秉承的“三不”原则。无独有偶，周有光也有“三自”原则，哪“三自”？即“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鸣得意”，这与老伴的三不原则一唱一和、遥相呼应。心有灵犀一点通，不得不说，他们真是太有默契了。也许正是这份默契，使得几十年朝夕相对的日子，平静得一如无漾的秋水。


    据叶稚珊女士回忆，张允和、周有光每天上、下午都有喝茶和咖啡的习惯。每天上午九点半，红茶冲奶粉；下午三点半，咖啡冲奶粉。夫妇每天碰两次杯，他们称之为“举杯齐眉”，这种习惯，两人一直保持了五十年。这种坚持“举杯齐眉”五十年不动摇的行为，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生活细节，从中却读到了张、周二人浓浓的充满情感积淀的深意。


    张允和有诗云：“人得多情人不老，到老情更好。”毋庸置疑，必是取自自己和丈夫的亲身体验，正因为有着不老的心，不老的情，两人才能在接近百岁高龄，还能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维持一种鲜活的爱情，使得自己的人生，真正达到不老的境界。


    可以肯定地说，二老如今在九泉之下，必定也如此般不老地生活。

 张爱玲，只是当时已惘然

    ·傲气源于家世·


    张爱玲是个宅女。假如不够宅，她如何能写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例如《小团圆》，例如褒贬不一的《十八春》、《金锁记》，严谨的《连环套》，还有曾在央视热播的《倾城之恋》，电影《色戒》。


    有人又说张爱玲是个汉奸，因为1937年7月抗日战场爆发之后的六七年，并非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觉自愿与胡兰成交往。那个时候身为大学生的张爱玲已是小有名气的女作家。更为糟糕的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结识后对他倾心爱恋。她赠给胡兰成的照片背面写着两行小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历史总是道不清说不明，而对张爱玲的一生褒奖自然是从她祖辈开始。


    谈到张爱玲，不得不说说李鸿章，谈起这个名字，八岁小儿都会觉得熟悉。可甚有人知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的妻子便是李鸿章的女儿。


    张家的祖籍直隶今河北丰润县。张的曾祖父张印塘(1797-1854)，字雨樵，和李鸿章是生死之交的挚友，也是“丰润张氏”几辈子里第一个做官的人，也是个极为清廉、耿直的好官。后张印塘于安徽黄山市病死，因由是与太平天国的西征军交战战败被革职。


    那时候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才七岁。


    后来张佩纶发愤苦读，中举人又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后又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了中央监察部门的副职长官。


    李鸿章那时已是威名赫赫的北洋大臣，念何其父辈袍泽之义，对张佩纶较为器重。


    青年时代的张佩纶有个小插曲，清末著名的“四大谴责小说”撰写官场黑幕，其中一部《孽海花》中绘声绘色写了不少张佩纶的事迹，书中有个人名叫“庄仑樵”，就是影射张佩纶。当然，内容都是正面的。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佩纶连上数十道奏章力主抗法——对洋鬼子不打哪成？朝廷就派他到福建马尾港去督军。可惜一仗打下来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战后追究责任，他被革职发配到边地察哈尔（现在的张家口）效力。或许是天妒英才，他先后有两任夫人都病死了。1888年张佩纶回到北京的时候成了一个光棍汉。


    这个时候天津的李鸿章向他伸出援手，将张佩纶收入幕中，当了个心腹师爷。入幕半个多月，或许是李鸿章老爷子看重了张佩纶的人品又或者是聪明才干，竟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李经瑶（小名菊耦）许配给他，并且当下办妥了订婚仪式。


    这一年41岁的张佩纶迎娶22岁风华正茂的李菊耦，两人19岁的年龄差距。显然牙齿眼睛掉落一地的人大有人在，即使放在现代，穷的叮当响的41岁老男人娶个22岁的老婆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当年的确发生了。


    这段奇缘曾朴在《孽海花》里也有妙笔生花的渲染。


    曾朴写道：一日，张佩纶有事一头撞进李鸿章办公的签押房内，忽见“床前立着个不长不短、不肥不瘦的小姑娘，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


    在旧时，同事之间也是要避家眷的，张佩纶来不及收脚，早被李鸿章望见，喊道：“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那小姑娘红了脸，含羞答答地向张佩纶道了个万福，就转身飞快地跑进里间。


    张佩纶与李鸿章谈着公事，忽然瞥见桌上有一本诗集，趁老太爷不注意，他便偷偷拿过来看。见里面字迹娟秀，诗意清新，知道是那小姑娘的手笔，不觉就有些倾倒。略一翻，见有两首七律，题目是《基隆》，读过一遍，当下顿感触目惊心。


    诗的意思大致是既有讽刺，又很替张佩纶惋惜——若只安分做个论道书生.不去冒冒失失请缨杀敌，也就不至狼狈若此。


    张佩纶看了“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了下来”。李鸿章就笑道：“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张佩纶唯有满口称赞，李鸿章便顺势托“张贤弟”给女儿寻觅佳婿。


    张佩纶道：“要如何条件才肯给呢？”


    李鸿章呵呵笑道：“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


    张佩纶是何等聪明，出来后赶紧托人去求婚，中堂大人也就一口应承了。


    张爱玲小时候在《孽海花》中看到非常兴奋，连忙去问父亲。但是父亲一口否认，说爷爷当初决不可能在签押房内撞见奶奶，连所谓奶奶的诗也是捏造的。话说所有人料定张佩纶会东山再起，可没料到他和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水火不容，李经方还买通几个御史蜂起弹劾张佩纶。大概意思是说张佩纶不安本分，又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随后有圣旨下来，命李鸿章把张佩纶撵回原籍去。


    那个时候太平天国败亡后的南京房子便宜，李鸿章便让女儿、女婿搬到南京去住，还给了份陪嫁。这陪嫁可不是平民之家的几个箱笼包袱，而是田地、房产和古董无数。总量之巨无法估计，只知三十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计有花园洋房八处及安徽、河北、天津的大宗田产。


    此后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又遭败绩，大清国被迫签下屈辱的《马关条约》。李鸿章因之声名狼藉，甚至被国人以民族罪人视之。张佩纶大概有感于此，自此绝足官场，不要那顶官帽子。


    也就在那一年李鸿章油尽灯枯，官场失意的张佩纶在老岳父死后一年多也追随而去。37岁就守寡的李菊耦终日闭门教子，心有戚戚，不久染上肺病于1912年病逝于上海。遗下的一子一女，大的7岁，小的才2岁。男孩就是张爱玲的父亲，女孩就是张爱玲的姑姑。张爱玲的先辈虽很辉煌，且从李鸿章这一脉来说也可称贵族。但外曾祖父李鸿章和祖父张佩纶在历史上都有过污名，所以张爱玲自小就和“贵族身世”自觉保持着距离。


    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对照记》中她历尽人世沧桑，终于与自己的祖先全面和解，真正理解了他们的“不得不然”。


    她后来的话说得很动情：“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然而戏剧性的是，这样的家世恰恰又带给了她一笔无以替代的财富。没落家族的种种人与事都成了她后来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形成了她别样的文学路数。

 ·秋茧来自祖辈·

    张爱玲的性格中聚集了一大堆矛盾：她享受物质带来的快乐，又对生活随波逐流；她是名门之后，却称自己是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的文字历经人间沧桑，生活中却始终与人保持距离，不让外人窥测内心。


    这种像秋茧一样包裹自己的的性格很大一部分因素来源于童年，来源于父亲，来源于这个繁华凋谢的家族。


    张的父亲张廷重是最典型的豪门二代，生卒年份恰好经历中国近代剧变，可惜剧本里没有他，于是在这个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悲剧。他没能像父辈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是一生都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中。


    身为寡母的李菊耦（张的奶奶）经历清末间十几年的家国之变，家族昔日的尊崇和夫婿的未展之志都压在张父身上，再加上西方文化的入侵，让她教导自己儿子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现在的词汇来形容：填鸭。


    可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张廷重八股学的学问成了无用。


    张爱玲幼时对父亲不合时宜的举止有着很深刻的印象——个神态沉郁的夫子，终日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起长腔一唱三叹，算是作结。然后，沉默踱步，走了没两丈远，又起头吟诵另一篇。听不出那是古文、八股范文，还是奏折，总之从不重复。


    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李菊耦又怕儿子与家族子弟们泡在一起学坏，故意给小张廷重打扮得像个女儿。


    据张家的老资格女仆何干讲，那些衣服都是“花红柳绿”的，鞋子也是满帮花纹的花鞋。


    李菊耦就是要让张廷重羞于见人，远离那些趋时的“坏小子”。何干后来回忆说，那时张廷重出门去玩，走到二门，趁母亲不注意，就会偷偷摸摸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的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见张爱玲《对照记》。


    老祖宗的气息是深入这个家庭骨子里头的，在这种畸形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张廷重也是新旧杂陈。


    他订阅《旅行杂志》，但从来不旅行，因为抽大烟不方便。他不穿西装，但是却穿西装背心，而且就直接穿在汗衫外面。他喜欢叔本华，但也买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中译本来看。（见《小团圆》）张爱玲还记得，小时见到父亲屋里到处乱摊着各武小报，让她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张爱玲一贯爱看市井小报，估计就是缘于父亲这个嗜好。


    但旧时代延续下来的惯性仍是主导了张廷重的人生。这位遗少虽被母亲严厉管教，但成人之后旧派士大夫的嗜好一样也不少——吸大烟、纳妾、嫖妓、赌博。


    张廷重在母亲去世三年后成家。迎娶的女子黄素琼，后改名逸梵，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法道道员黄宗炎的女儿。


    黄翼升祖籍湖南，是正牌的湘军将领，曾与李鸿章一道在曾国藩麾下效过力。黄素琼系小妾所生，亲生母亲也死得早。她的婚嫁是媒妁之言、家族包办。


    这位黄军门家的千金，就是张爱玲的母亲，是张家里的一个异数。


    这个女人很有湖南辣妹子的风格，她后来对自己命运的选择无疑证明了这一点——母亲性格里的不妥协对张爱玲的成长影响甚大。


    缠过脚的黄素琼没上过学，却受到较彻底的新文化熏陶。林译小说、“五四”风潮这些新事物，将她塑造成了民国之初很时尚的“新女性”。


    由于黄素琼没上过学，反而是个“学校迷”，在她那个时代，为了求知，中年妇女也有上小学的，可惜家庭原因……因此她更是耿耿于怀。


    黄素琼与张廷重的价值取向不同，当然也看不惯丈夫醉生梦死的活法。她劝诫、干预，但无力唤回，于是就转入消极抵抗。


    张爱玲出生前后住在上海的两口子闹别扭还顾及面子。后来搬到天津，黄素琼劝告无效后彻底冷了心，自己去寻一些乐趣来麻醉，花了不少心思学钢琴、读外语、剪裁衣服。后来张爱玲只穿自己裁剪的衣服，估计来源于此。还好有个小姑子张茂渊也看不惯哥哥的陈腐。在张爱玲4岁时出国留学，母亲虽已28岁，借口监护小姑子，自己改了个非常文艺的名字“黄逸梵”，抛夫别子远走高飞了。这一走就到了英国。


    远走只为追求自己喜欢的，哪怕一无所获，也强于委屈一生。


    张爱玲在日后谈到对母亲的印象，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4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见《童言无忌》。


    张爱玲的享乐主义来自祖辈，对生活的悲剧感来自家庭；她在文章里同读者家常、人情练达来自父母的离异；她生在名门却想挣脱这个跟随一生的枷锁。由于幼时缺乏小户人家的天伦所以和人总是保持一定距离，使她整个人显得孤傲，像秋蚕将自己包裹得严实。不得不说，张爱玲是个极度纠结的女子。

 ·和亲弟争宠·

    张爱玲弟弟张子静在回忆录中有这么一段话：“那一年，我父母26岁，男才女貌，风华正茂。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姊姊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张家的洋房在天津英租界，32号路61号。房子是当年爷爷张佩纶结婚时自己购置的，也是非常宽敞。张爱玲的童年记忆就从这奢华开始。享受主义的烙印从懂事一刻已经刻入她的骨髓。


    张爱玲的回忆文章《私语》里对当年种种童趣有极为细腻的描写。读来犹如欣赏带有擦痕的老电影，旧而亲切。


    那时的小瑛（张爱玲小名）整天由成群的仆佣所簇拥，被抱来抱去，访亲问客。小小年纪就开始熟悉大家族在节庆时亲戚往来的礼数。然而孩子的兴味，是在她独自窥见的天地。


    家中的院子里，有个秋千架，是个其乐无穷的地方。小焕比弟弟勇敢，喜爱荡秋千。有一个额头上有疤的丫头——小焕唤她做“疤丫丫”，一次荡秋千，荡到最高处，唿地翻了过去，这大概也让小焕感到了惊喜。


    夏日的中午，是最可留恋的时光。小焕喜欢穿着白底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裤子，坐在板凳上，喝完一碗淡绿色的、涩而微甜的“六一散”，就拿出谜语书、还有童话书，念出声来。那种绿绿的六一散，是以滑石粉和甘草为原料的解署汤剂。之所以绿，是因为里面加了西瓜皮。


    天井的一角，有一块青石砧，是小焕最早的启蒙课堂。有一个瘦小清秀的男仆，常用毛笔蘸了水，在上面练习写大字。他也常给小焕讲《三国演义》，小焕喜欢他，没缘由地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毛物”。


    而“毛物”的妻，自然就叫做“毛物的娘子”，简称“毛娘”。毛娘也是聪明的，能讲“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非常可爱，但心计也颇深。


    一种世俗的情趣，也许从那时浸入了张爱玲的灵魂。


    张爱玲的这篇《私语》与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堪称写童年生活的双璧，都有很强的带人感。尤其是写了一些稀奇事务和憨态而有趣的人，还有伊甸园一样的家及童稚的恶作剧，而如今已是永远绝迹。


    张爱玲的回忆文章里说，因为家中有男尊女卑的俗见，所以她很小就对弟弟产生了竞争心理。


    小瑛和弟弟各自有专门的女佣带着。带小瑛的叫“何干”。


    “干”是干妈的意思。


    带弟弟的叫“张干”。


    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心虚，处处都让着张干，小焕却偏要与张干争。张干生了气，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张干还从小焕拿筷子时手指的位置，来预言小焕的未来，如果抓得离下端近，就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小瑛自然不可能懂这预言的真正含义，但也知道这不好，赶紧移到筷子上端。但是张干却说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小瑛气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张爱玲不无幽默地写道：“张干使我很早想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


    这说法自然不必当真。与张干的冲突，不过说明她从小就有的一种倔犟，她那时一心想的是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弟弟。性格决定命运，大抵如此。弟弟张子静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说：“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童年的张爱玲，对这一点似有认识，但又不十分自信。


    在她8岁以前的童年，是平和与亲切的日子居多，以至张爱玲日后的回忆，对那时是充满了留恋的。她说，天津的那个家，让人喜欢，是“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


    天津，是令她难忘的。


    这个大都市，受西方的熏染一点不亚于上海，它给了懵懂的张爱玲六年温暖的童年，也给了她后来小说语言中偶或闪现的“北方话因素”。

 ·名字的来历·

    童年张爱玲在天津的快乐生活终止于8岁。


    母亲黄逸梵是1924年撇下家去留洋的。走的时候小焕才4岁，离别时母亲的哀伤，她尚有清晰的记忆片断：“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


    母亲走后，父亲在外面蓄养的一个妾，就堂而皇之搬进了家。


    姨太太是张廷重寻花问柳时结识的妓女，绰号老八。在她搬进来后公然在家举办叫“条子”召妓作陪的宴会。


    那是小女孩所不能解的风尘场景：“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裤袄，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张爱玲和胡兰成之间的感情纠葛似乎由这个场景埋下伏笔，直到很多年后痛苦依旧陪伴着这个灵动的小女人。


    这位姨太太不喜欢小焕的弟弟，也许因为弟弟是将来家产的继承人。为此她反过来抬举小焕，每天晚上带小焕到“起士林”去看跳舞。


    可惜姨太太用尽心机也融不进这个家，反而给公馆带来了一股戾气。


    据张爱玲回忆说：“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阃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不仅如此，她和和丈夫对殴，用痰盂砸破张廷重的头。直闹到张家族人不能容忍，逼她离开。


    姨太太被撵走后父亲把家从天津迂回了上海。


    本来铁路局的英文秘书一职就清闲得很，同时堂兄又是交通部总长，张廷重不去上班也没人说什么，可他吸食鸦片、又和姨太太对殴，无疑会对堂兄的官声大有影响。直到1927年1月，张志潭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


    大树没了，官当然也没得做，受到刺激的张廷重还真的决定痛改前非，写信给留洋的妻子说赶走了姨太太，要戒掉鸦片，央求其回国。


    1928年春，张家举家来到魔都上海，住进了宝隆花园的一座欧式洋房（今陕西南路），同年母亲回国。


    作为没有受到系统教育的母亲在国外选修的是绘画专业，四年国外的生活让这个血脉相连却陌生异常的母亲对生活品质极度挑剔，这个欧式洋房就是张爱玲母亲挑选的。


    从这个时候母亲开始关心和干预她的成长，给她做漂亮的衣服，由于在国外学习的是绘画，于是教小爱玲绘画、英语等东西陶冶其情操。


    回国后的母亲对国内的新事物仍然着迷，一回来就订阅了不少杂志。当时的《小说月报》上登着老舍写的小说《二马》。杂志每月寄到了，母亲就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小焕就靠在门框上笑，母女俩有会心之乐。


    这场面很温暖，以至张爱玲后来在老舍的作品中一直偏爱《二马》。


    每天吃饭，父亲总是匆匆吃完就走，余下的时间里母亲便对两个孩子进行饭后训话，大致意思就是小孩受教育最要紧，不要哭等等，偶尔也讲两句营养学。


    9岁的小烘，这时竟然开始考虑终身的事业，是做画家呢，还是做音乐家？


    后来她看了一场关于贫困画家的电影，大哭一场，死了做画家的心，决心做一个钢琴家，因为钢琴家能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母亲说：“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样爱惜你的琴。”


    小焕用的琴，琴键一个个雪白，没洗过手不能碰，每天还要用一块“鹦哥绿”绒布细心擦拭……是母亲带来了这一切充沛之气。


    如此两年后，也就是1930年，黄逸梵又下了决心，要干预女儿的教育问题了——她要送小焕进新式的学校，让孩子有本领走进一个新世界。但父亲不同意，他不愿花钱。两人为此多次争吵过。现在重提这事，父亲还是大闹不依。


    母亲索性趁父亲上楼去休息，拐卖人口一般，拉着小焕的手从后门溜出去，把小焕送进教会办的黄氏小学。因为先前小焕已有知识基础，所以一进去就人六年级插班。这一年，她已是10岁了。在报名处填写入学证时，母亲一时踌躇，不知该为女儿填什么名字，只觉得“张焕”这两个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于是暂且用英文名字eileen“胡乱”译了中文，写成“爱玲”填上。母亲想的是以后再改也不迟。


    母女俩都没有料想到“张爱玲”这个一时应急而想出来的名字，日后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有何等的意义！

 ·伊甸园的终结·

    然而幸福总是短暂的。这个家似乎逃脱不了一种宿命。


    张廷重出院后重新操起了鸦片烟枪。又怕黄逸梵再跑掉，不肯拿出生活费，还要妻子贴钱。他打算把黄逸梵榨干，也就走不成了。


    父亲的做法给幼年张爱玲以极深的印象，后来成为了她小说中的情节素材。在俭锁记》、《倾城之恋》、《创世纪》、《小艾》等篇什中都有男人企图骗光女人钱财的故事。


    任何人都忍受不了这种把戏，更何况辣妹子出生的母亲，于是两人经常大吵。那场面是骇人的——争吵声越来越大，偶尔还夹杂着母亲的哭声和不知是谁摔碎东西的声音。在天津从来没有这样吓人的场面，这无疑让小烘对婚姻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


    最后父母终于协议离婚。主动一方是母亲。而父亲当初在母亲回国时曾有两个承诺：赶走姨太太、戒除鸦片。


    办理手续时母亲请的是英国籍的洋律师。父亲几次又反悔，说：“我们张家从来没有离婚的事。”律师气得险些要打他，反过去问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母亲只说：“我的心已像一块木头！”


    父亲悟到事情不可挽回，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两个孩子归父亲抚养，但母亲在协议里坚持加上了一条：小焕以后的教育问题以及进什么样的学校，须征求她的意见。


    姑姑和父亲一向也是意见不合的，因此也和母亲一同搬走。她们住进法租界今延安路以南的一座西式大厦，买了一部白色汽车，雇了一个白俄司机、一个法国厨师，过起了时尚生活。父亲这边搬到了另一处弄堂房子一康乐村10号。


    所幸按照协议，张爱玲可以去看望母亲。母亲的居所成了她唯一的精神支点。


    于是张爱玲在父亲家的冷漠和母亲家的温暖中游移，直到母亲又要去法国学绘画。这其实是张爱玲成长坦途的最后毁灭，但是当时母女俩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张爱玲住校，只有周末能回家，母亲在临别时去学校看了她。


    后来张爱玲描述过分别时刻的情景：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母亲固然是童年张爱玲生活中唯一的阳光，但是张爱玲对母亲却是另有期待，她实际上是希望母亲的爱能更细微、更世俗化一点。


    母亲刚从国外回来曾有一个细节，母亲回来的那一天张爱玲穿上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母亲第一句话是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


    可以说张爱玲孤僻的性格与父母离异以及父女关系急剧恶化有关，同时也与母亲黄逸梵在主观和客观上对孩子的“疏远”有关。


    童年母爱的这种缺失，对张爱玲的性格不可能毫无影响，她一生都对外界采取退缩、警戒和淡漠的态度应该来源于此。与此相应，她在25岁以前的作品自然地也就表现出一种冷漠色彩。


    她在创作的繁盛期，小说一般都缺少悲悯，总是揭露人性的自私或丑恶。直到后来的《十八舂》才有了一些大悲悯的情怀。


    随后便是张爱玲的中学时代。


    中学时代她也曾像普通的孩子一样快乐过。她喜欢吃零食，常和亲戚家的孩子一起逛街、看电影。她也渴望成熟和别人的认同，中学时代她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版《大美晚报》上，报馆给了她5块钱稿酬，她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


    一直到若干年之后，张爱玲的性格都没有什么变化——内向，拥有审美天赋，不会烧火做饭，标准的旧社会小姐人选。


    她只有谈到自己喜爱的东西才滔滔不绝。因为太爱看书，这个时期的她已经戴眼镜，又因为瘦高，使得整个人透露一股书卷气，完全没有后来的光芒四射！


    圣校时期的张爱玲低调得像粒微尘，也正是这个时期，热爱阅读、内向敏感的她像海绵一样的吸收着养分，为以后的璀璨光芒积蓄着力量。


    而这些似乎可以引述到母亲的离开，父亲的自暴自弃，一切痛苦的根源让张爱玲近乎于变态的速度成长着。

 ·积蓄锋芒的香港·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后来战乱和日落的家境逼使她选择香港。在香港大学，她一直名列前茅，可惜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她的档案也遗憾的尽数被烧毁。


    凡是看过《倾城之恋》的读者都难忘张爱玲在里面写过的一种香港特有的花：到了浅水湾，他搀着她下车，指着汽车道旁郁郁的丛林道：“你看那种树，是南边的特产。英国人叫它‘野火花’。”流苏道：“是红的么？”柳原道：“红！”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她仰着脸望上去。柳原道：“广东人叫它‘影树’。你看这叶子。”叶子像凤尾草，一阵风过，那轻纤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颤动着，耳边恍惚听见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铁马的叮当。


    文字中的花朵是凤凰花。小叶羽状、互生成扇子形，有如凤凰的羽翅，花开时团团簇簇的火红……应该说香港对张爱玲的成长就是“一路烧过去”的野火花，让她有了蓬勃的生命力。张爱玲刚踏上这片土地的印象后来被她用在《倾城之恋》里：“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囤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张爱玲提着母亲出洋时用过的旧皮箱，只身南下，母亲怕她“栽个跟头”，便事先安排好了接应的人。接张爱玲的人是个谦和的中年男子，叫李开第。母亲指定他作为爱玲在港期间的法定保护人。李开第是何人？张爱玲姑姑的初恋情人。姑姑张茂渊25岁时出洋，在开往英国的轮船上遇到了26岁的青年才俊李开第，两人一见钟情。但因种种原因，李开第另有所爱，并且很快就结了婚。


    张茂渊经历了失恋的剧痛之后，留给了李开第一句话：“今生等不到，我等来生！”


    从此张茂渊竟为这个李开第守了50年。两人后来都没离开大陆，且都熬过了文革，到1979年竟老来携手。李开第接到张爱玲，见她寡言，也不多说什么，接过行李，开车把她送到港大。这所香港大学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管理者都是天主教的修士和修女。港大的学生多是华侨富商们的子女。即便有上海来的学生，家境也都相当优越。他们出手阔绰，社交频繁，有的人上学甚至有汽车接送。从落魄家族来的张爱玲算是穷学生。正如《小团圆》里所说，“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蘸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


    有件小事很值得回味。


    同宿舍有一个香港女孩叫周妙儿。其父与鼎鼎大名的何东爵士齐名，自家竟然买下了一整座离岛——青衣岛，在上面盖豪宅。她邀请同宿舍女生去她家玩一天，去的时候要租小轮船，说好大家分摊船钱，每人十多块钱。张爱玲最怕这类额外支出，只好向负责管理的修女解释说父母离异，母亲送她进大学已经非常吃力，因此不想去。修女做不了主，又去请示，最终闹得修道院长都知道有这么一位贫困生。


    这让张爱玲的密友都大失颜面。


    可是穷人一又能怎么办？她只有发愤苦读以雪耻。


    她学习英文到后来可以背下整本的弥尔顿的《失乐园》。


    为了考出好成绩，她动脑筋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最后每样功课考第一。第二年港大文科的两项奖学金被她拿下。如此一来，不仅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免费保送去牛津大学深造。


    为学业而付出的代价，是她在大学里放弃写小说的爱好。


    她大学三年偶尔出去游玩谈天都会感觉心里不安，以为是浪费了时间。唯一没放弃的爱好就是画画，或许是绘画不占脑，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神经。


    应该说张爱玲在港大的收获是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性，开始了对人世的独立观察。


    港大的女学生分医科和文科两种。医科的学制特别长，竟有7年之久，又容易留级，因此有三十多岁的女学生也不奇怪。医科女生们平时在饭桌上总是大说一些专业内的笑话，还夹杂许多术语。她只有一次听懂了，是说一个学生因为对老师的不满，把酒精罐里的一根性器官扔在解剖室门口的路上。几个女生说着都笑得前仰后合。


    男同学们也敢于对她们示爱。


    “夏夜，男生成群的上山散步，距她们宿舍不远处便打住了，互挽着手臂排成长排，在马路上来回走，合唱流行歌。有时候也叫她们宿舍里女生的名字，叫一声，一阵杂乱的笑声。”（见《小团圆》）女同学们形形色色，匪夷所思，对张爱玲来说那是别人的世界。张爱玲晚年时回忆：“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也不在乎。”（见殷允芄《访张爱玲女士》）这个时期的张爱玲就像一个浑身带刺的受伤小刺猬，总是习惯躲在一个不引入注目的角落里偷偷看着眼里的光怪陆离，等待痊愈的那天就是凤翔九天的那一刻！

 ·匪夷所思的同性恋·

    无论张爱玲本人，还是如今的“张迷”，都应该感谢张爱玲生命中的一个女人，一个只要有她出现，张爱玲的文章便会出现欢快，这个女人就是炎樱。


    是的，在张爱玲的生命中，只要炎樱出现就有欢笑。


    张爱玲的一生包括血缘的亲属在内，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性格多半奇形怪状。唯有这个炎樱完全健康。


    炎樱是个混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姑娘。父亲是阿拉伯裔，在上海开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早年为跨国婚姻跟家里断绝了关系。炎樱皮肤黝黑，娇小丰满，五官轮廓很分明。从照片上看，在港大时期的她像个英俊的小男孩。这姑娘笑起来很响亮，说话又快、又带着女孩子的蛮横，这多少改变了张爱玲一贯的阴郁。


    “炎樱”这个中文名是张爱玲为她取的，两个字的搭配很美。但她本人好像不很满意，自己改名“莫黛”。张爱玲说这个听起来像麻袋，于是又改为“貘梦”。炎樱幽默风趣，经常语出惊人。张爱玲在后来写的《炎樱语录》里收集了她的一些经典名言和逸事。


    她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道：“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头脑机智，文学天赋也很好，有不少话都说得很奇崛。


    她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张爱玲孤僻，炎樱热情。这一对密友可谓相得益彰。


    她们的共同爱好着实不少，绘画就是其中一项。在后来香港沦陷时，为了打发光阴，两人就常在一起作画。一个勾图，另一个就上色。爱玲曾给炎樱画过一幅肖像，形神毕肖，颇得人欣赏。一位俄国老师甚至要出钱买下来收藏。炎樱虽不是专攻绘画的，但有天赋，后来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封面，两次都是她设计的。在香港求学期间，凡是看电影、逛街、买零食，都是两人为伴。炎樱的父母亲在上海，与张爱玲的母亲家相距不远。有一次放暑假，炎樱起先答应留下来陪张爱玲，但不知何故未打招呼就回上海，张爱玲哭得不可开交。


    据张爱玲说，她平生只大哭过两回，这就是其中一次。可见她与炎樱的友情。


    一个暑假后期，母亲曾经到了香港，专门看望张爱玲。她吃了一惊，母亲明显憔悴！也许是因为改了发型，头发束起来向后梳，显得特别瘦。


    这次母亲的穿着也很朴素，湖绿麻布衬衫，白帆布喇叭管长裤。大概是因为到学校来，所以尽量简朴。母亲解释说，“这次来时朋友邀请，就来了，随后还要去别处，想着顺便来看看你的宿舍。”


    临别时，母亲要张爱玲有空去找自己玩。


    负责接待的嬷嬷忽然问起张爱玲母亲住在哪里。


    母亲略迟疑回答浅水湾饭店。


    嬷嬷没动声色，而张爱玲在一旁却感到奇窘。她知道那是香港最贵的旅馆，而自己却以家穷为名在修道院白吃白住了一个暑假。


    以后的几天，她天天都到浅水湾酒店去看妈妈。


    据《小团圆》里的描写，黄逸梵一行在香港迟滞了多日，却不见有去哪里的打算。


    其间港大的一位老师欣赏张爱玲的刻苦，特地送给她800元钱作为“奖学金”。张爱玲喜滋滋地把这钱拿去给母亲看。


    母亲却主张不要用别人的钱，要还给人家。张爱玲连忙解释老师是好人，除了上课自己跟他根本没来往，退回去会伤了人家的心。母亲便说：“先搁这儿再说吧。”可是，两天后张爱玲无意中得知，母亲打牌输掉了800元钱！而此后母亲就再也没有提那笔钱的事。


    这件事对张爱玲的触动极大。多年后在上海，她对姑姑说起了这事：“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


    似乎从这个时候，与母亲之间的裂痕已经产生，随后的事件使得这个裂痕随之扩大，而事件便是同性恋事件。


    在香港的日子，母亲谈了她对炎樱的印象，说：“人是能干的，她可以帮你的忙，就是不要让她控制你，那不好。”


    最后三个字，说得声音很低，别有意味似的。


    对于那个时代的香港，感受过香港开放的张爱玲敏感地懂得母亲是指自己的朋友炎樱是同性恋。以前她听母亲和姑姑谈论过，有些女朋友要好，一个完全听从另一个指挥。但是张爱玲心里不服，母亲一度跟姑姑关系也很密切，舅舅甚至常常嘲笑她俩是同性恋。为什么“她自己的事永远是高尚的，别人无论什么事马上就想到最坏的方面去”。后来张爱玲跟炎樱说起过这事，炎樱说也许是更年期的缘故。但张爱玲对此耿耿于怀，直接反映到她许多文学作品中。

 ·崛起上海·

    张爱玲回到上海的时候，大半个中国已经沦陷，这其中包括奋斗了三年半的香港，母亲则去了新加坡再也没有回来。而她的落脚处自然不会是那个冷酷无情的父亲家。那么唯一的选择只有姑姑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


    到这里有个很经典的小故事可以看出她姑姑的落魄，这也是她决定踏上写作之路的因由之一吧！


    她刚回到上海那天，姑姑备下一桌饭菜接风。第二天姑姑就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现在就吃葱油饼，省事。”她心里明白，忙说：“我喜欢吃葱油饼。”从此一日三餐都是葱油饼，倒也吃不厌。张爱玲从小听母亲在午餐时讲营养学，习惯了，一天不吃蔬果鱼肉就有犯罪感，而现在则有了一种逃学的感觉。


    姑姑雇了一个女佣，天天来洗衣服、打扫，此外就是在煤气灶上煎葱油饼。


    还有一件事彻底让张爱玲决定用自己的笔墨换取活着的权利。


    姑姑在电台临时找了—份工作，报新闻报得牙龈上火鼓脓，连着几天用西药口腔清洁液漱口，几天后姑姑知道这个广播电台是日本人所控制的，心想不能为了几万元的薪水生烂舌疮，下拔舌地狱，于是便辞职了。


    那时上海沦陷已近五年，文艺刊物上早已不见巴金、茅盾、老舍的大名，就连报纸上连载的张恨水小说也销声匿迹。文化人绝大多数都爱惜羽毛、鄙弃敌伪，他们或是撤离，或是搁笔，或是被封杀，留出了一大片空白。


    正如柯灵先生后来所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山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见《遥寄张爱玲》）柯灵这段话，还另有文化传承上的一层意思，不大为人注意。那就是“大腕不走，新手难出”——张爱玲恰在这个空当冒了出来。


    发现文坛出了个新手，率先主动向她约稿的是英文月刊《二十世纪》。


    机会是不期而遇的，张爱玲就此出手了！随后便是一发不可收拾。


    张爱玲当年带着第一步小说手稿《沉香屑——第一炉香》去拜访沪上名作家周瘦鹃（《紫罗兰》主编，创刊号刊登了这篇小说）得到大力的赞赏，他还亲自登门拜访张爱玲，语气平和地说：“那天跟张小姐谈得很高兴，拜读了大作，更是余香袅袅，回味不尽。”


    张爱玲的小说在《紫罗兰》杂志上刊出后，引起上海文坛的一些人关注。


    《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读到小说，简直惊为天人，曾赞不绝口：“我拿到文章一读，简直觉得是个奇迹。当编辑看到好文章，脊背骨要来回麻三趟，就那样！我得打听打听这张爱玲是从哪里冒出的，上海有这样一个人才怎么我们搞出版的竟然会不知道？”


    张爱玲像一团野火，一阵春雷，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轰轰烈烈地炸开来，稿费汇票和约稿信纷至沓来，其中又以《天地》杂志主编苏青的约请最为别致：“叨在同性……”姑姑看了也觉得有趣。


    说至此处，不得不谈一下苏青这个女人，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女人的引荐，或许张爱玲永远不会认识纠葛足有半世的胡兰成。


    她们两人的见面也很具有戏剧性——是在苏青家里。


    这天，苏青在自己出版社对面的小食店里吃面，唏哩呼噜的，眼睛还忙着看稿子，她冷不防看见一个穿着老清装的女子抱着稿子在出版社前张望。苏青一口面就含在嘴里，不确定这人是从哪朝哪代冒出来的，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女子向小食店走来，问正在煮面的老板：“想请问您，有个饫地》杂志社是不是在这弄堂里？”苏青赶紧吸两口面汤，嘴一抹，立马追出去说：“我是苏青！你是张爱玲？”


    张爱玲回过身，嫣然一笑：“我来给你送稿子！”


    苏青带着张爱玲来到家里，一进门便能看见一张方桌，桌上堆着早上的稀饭锅，旁边都是书和稿子，看来这桌子既是办公桌，又当饭桌用。小孩的一只毛鞋扔在桌上，苏青顺手拿走，解释说杂志社办公室就快有着落了。


    张爱玲一进来就喜欢上这里的气味，一个女人全力张罗着一个世界。她微笑着说：“我知道稿子晚了，怕寄来还要耽误时间，自己跑一趟安心。”


    也正是这个第一次见面后发生的故事，让胡兰成这个名字犹如跗骨之毒，慢慢附着在这个孤独的灵魂上面。

 ·三年孽缘·

    初次见面，苏青和张爱玲聊得还算投机。于是苏便要张陪她去伪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周佛海家，为一个被关押的朋友奔走，张爱玲好奇地问：“这个人犯了什么罪？”


    苏青说：“他这人啊！是苏秦的舌头，秦武阳的胆，他除了落文字狱，犯不上别的罪！”


    张爱玲一听落的是文字狱，心里突然升起同情，爽快地说：“我是不会说话的，陪你走一趟倒是可以！”


    在行政院发生的故事也就不用笔墨累赘。


    回去的路上，张爱玲方才知道苏青与胡兰成并不认识。


    苏青笑着说：“我这趟拖着你也不冤枉！我跟他书信往来还是因为你的文章！”


    张爱玲诧异地问：“怎么说？”


    苏青俏皮地看着张爱玲说：“他就是看了，《天地》月刊上登的那篇《封锁》，特地写信来问我张爱玲何许人？我就给他回信答说—一是个女人！叫他别以为只有男人会写文章。”说到这个地方，得用一些篇幅讲一下胡兰成身世。他的祖父胡载元为一大富户。父亲继承家业后破产沦为普通农民。胡兰成的求学之路颇不平坦，高小毕业因闹**而辍学，后考入杭州惠兰中学，四年后又因编辑校刊与教务主任起冲突被开除，后考取杭州邮务局的邮务生。邮政人员在“旧社会”是个铁饭碗，可惜只干了一个月，他又因指斥局长“崇洋媚外”而被开除。这年他21岁，为谋出路毅然去了北平，在燕京大学校长室做抄写文书，同时旁听学校的课程。


    这是他蛹化为蝶的关键—步。在燕京的时间虽不长，却大大开了眼界。


    1932年，他返回家乡，发妻玉凤去世无力下葬，他四处苦苦告贷竞求助无门，最后在于妈那里借得60元还招来一通奚落和鄙夷。此事对他刺激甚深，从此放弃了任何正义感，一心只想向上爬。


    他后来回忆说：“我对于怎样天崩地裂的灾难，与人世的割恩难爱，要我漉一滴眼泪，总也不能了。我是幼年时的啼哭，都已还给了母亲，成年的号泣，都已还给了玉凤，此心已回到了如天地之不仁！”话已至此，胡兰成再也没有自己的立场，有奶就是娘！后来胡兰成活着走出了监狱。他找苏青要张爱玲的地址，想当面表达一位读者的仰慕。而这个时候的胡兰已有第二任妻子全慧文，是个教师。这段婚姻尚未了，又有第三个女人应英娣在身边。英娣原是上海百乐门当红歌女，艺名小白云（一说为小白杨）。算是胡的姨太太，一如今日之“二奶”。


    正如苏青所言，头一回登门便吃了闭门羹。他并没有不悦，只是写了张字条，留下地址电话踽踽而去。字条上面写着“爱玲先生赐鏊：贸然拜访，未蒙允见，亦有傻气的高兴。留沪数日，盼能一叙。”那寥寥几个字的背后，张爱玲看见一个生动活泼的人。有一段文字形容他们两人见面的过程，取自《她从海上来》……张爱玲斜戴着帽子，手里握着一个小提包，斜斜地倚在黄包车上，她借着衣着打扮，体验着类似母亲那种类型的女人韵味。


    按照胡兰成提供的地址，车拉进一条曲折的弄堂。张爱玲付过钱，四下张望，附近小门小户看起来毫无公馆的气派，地心里的忐忑顿时消散。


    张爱玲走进胡兰成家时，胡兰成脸上有一种奇特的惊讶，他的眼神似乎不能坦荡对视那女孩，或许她煊赫的家世与贵人的装扮让他气馁。


    胡兰成先简单寒暄两句，缓和一下初见面时那种刺激不谐调的感觉，张爱玲与他想的完全不一样。他感到有点不安，觉得自己这问小屋子简直快要容不下她了。


    两人谈论中聊到从哪里要来的地址，胡兰成坦诚地说：“您别怪罪，苏青她也是叫我逼迫才抄来给我的。我是自从拜读了您的大作，就想跟您见面，想当面赞一句好，哪怕锦上添花，也觉得开心。后来是自己出了点事，这就拖到了年后才来上海。”


    张爱玲有些迟疑地问：“那事……过去了吗？”


    胡兰成很诧异张爱玲知道，张爱玲便将自己与苏青去周佛海家为他说情的事情说了。胡兰成睁大眼睛问：“有这事？苏青没跟我说！”


    张爱玲天真地笑说：“她大概想，做好事该要默默无声！我是一定要嚷嚷的！”


    胡兰成对这件事有点儿惊讶，无形中对张爱玲又靠近了一些，情绪有些波动地说：“我是见了好文章一定要嚷嚷。你的《封锁》我看了觉得好得不行，拉着我身边的朋友看，看了他们也赞好，这又不行，还得要他们回去推荐亲朋好友看。我被关在牢房里，家里给送衣服书报来，又把那两期《天地》送来了。我在牢里心静，又看了一遍，看出更多好处，在牢房里没人可说，急得打转。后来把狱卒招来了，叫他也看看，难为他识字不多，还得蹲在牢边逐字问我！”


    张爱玲脸颊绯红，轻轻摇头说：“哪有这样好的文章？被您一说，自己都急着要回去再看看了！”


    胡兰成一脸认真地说：“至少近年来我没有读到过。我自认读东西也算是用功的人。中国从苏东坡以来，文人都少有那种天真，那种与天地等量齐观的眼界！要先从那里生出慧眼，再回头来看人世的幽徽，而不是一头栽进个人的苦闷里，我以为一两个世纪也造不出几个有这样文采的人，但万万没想到这等手笔竟然出现在一位女作家身上。我没性别的轻视，但是苏青回我一句张爱玲先生是个女的，真是在我的脑门上打了一棍子！”


    张爱玲头一次听到有人这样来看她的文章，这让她心里不由得雀跃起来。


    随后是那么的水到渠成，一问一答，观念想法思想竟然那么的共鸣。后面的日子里，两人就像注满南北两极的磁石，在张爱玲和她姑姑租住的房子里见面，在上海幽静之处约会，谈古论今，聊张爱玲祖辈，天南海北几乎没有不拿出来聊的。


    这种无形的东西就像月老手中的红丝线，给他们的足腕牢牢打了一个死结。张爱玲已经习惯独思独想的世界，被已婚的胡兰成就这么一探头，进来了！后来，张爱玲写了与胡兰成的婚约，“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张爱玲是一个小女子，笑着说自己出身贵族，胡兰成是入赘，应该改名叫“张牵”、“张招”。

 ·隔阂只因分两地·

    1944年胡兰成一次到武汉时出差认识了医院里一个叫周训德的小姐，年方十七，长得端庄美丽，生性多情的风流才子胡兰成自然就起了绮念，每日到病房里与其说笑厮混，从有意无意、似真似假的轻言撩拨到动手动脚的轻佻之举，直如张爱玲笔下的花花大少乔琪乔（《第一炉香》）、范柳原（《倾城之恋》的伎俩，很快使年幼无知的周训德堕人情网。


    1945年抗战胜利后，汪伪集团的成员作为民族的罪人被通缉，一直为汪伪集团呐喊的胡兰成潜逃到浙江温州，他改名冒称是张佩纶的后裔，不过不叫“张牵”，也不叫“张招”，而叫张嘉仪。


    胡兰成在上海时就曾两次对张爱玲谈到他和周训德的事，当时张爱玲虽不悦，只觉得是萍水姻缘，一夜风流，倒也未予理睬，后来事态竟发展至谈婚论嫁，而非胡兰成自己辩白的“逢场作戏”。


    1946年，当时身在武汉的周训德，因受胡兰成牵连，已被以涉嫌汉奸罪逮捕。消息传到胡兰成耳朵，痛苦难以自抑，他将他记述他和周训德交往的一篇低汉记》拿出来让张爱玲看，又将他想去武汉自首，以此营救狱中的周训德的想法告诉了张爱玲，张爱玲感到委屈。


    张爱玲说：“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选择的，我完全懂得。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下写下‘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你何曾给我安稳？在我和小周之间，还是要你作出选择。你说我无理也罢。”


    胡兰成辩解：“我和你是仙境中的爱，而与小周、秀美是尘境中的爱。”并说：“我待你，天上地下，没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


    见胡兰成不愿舍弃小周，张爱玲的心碎了，她本能地意识到：在胡兰成心目中，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于是她决心回上海。


    张爱玲回上海后，抓汉奸的风气渐渐过去，胡兰成又做起“东山再起”的美梦。当时的文化名人梁漱溟在四川北碚办了一家勉仁书院，经常在一份《观察》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学者中间颇有影响。胡兰成便写信与梁漱溟论学，因胡兰成用的是化名，梁漱溟不知他的真实身份，但对胡兰成的观点大为赏识，当即回信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


    从此，胡兰成在当地名气渐大，而且经当地名流介绍，在温州中学谋到了一份教书的差事。


    胡兰成扬扬得意，仿佛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汉奸身份，志得意满地给张爱玲写信述及自己的心境，最后还忘不了提一句“时有村妇来灯下坐语”。


    张爱玲看到处境渐已好转后的胡兰成又故态复萌，一副浮浪文人相，感到越来越陌生，不愿意再答理他。


    也许是山水相阻使两人越来越难以沟通，隔阂越来越深，也许张爱玲有意躲避这份绝望的爱情，总之，张爱玲觉得“渐渐地不认识你了”，与胡兰成的书信也日渐稀疏。


    1947年10月，张爱玲终于下决心给胡兰成发出“哀的美敦书”：“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问考虑的。你不要再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随信还寄来了她的电影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30万元给胡兰成，供胡兰成生活之需。从此绝了音讯。


    这次裂变给张爱玲带来的创痛是巨大的，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在张爱玲短篇小说《五四轶事》里，依然还能找到这段感情生活留下的影子。


    杭州某中学教师罗文涛十二年间的爱情婚姻生活经历：罗文涛原在乡下有妻子，却在杭州与范小姐自由恋爱，闹了六年还未离婚，范小姐成了老小姐。后来离婚成功，罗文涛赌气娶了本城最漂亮的王小姐。罗范后来在西湖边上故地重逢，旧情萌发，罗文涛再次闹离婚，历经五年，家产荡尽，终于和范小姐结婚，并在西湖边上置屋居住，但先前钟爱的女性现在成了平凡的妇人。罗文涛再把王小姐接来同住，罗氏家族又说，既然可以把王小姐接回家，何不也把第一个乡下夫人接回家。从此人们经常看到罗文涛和三个妻子同游西湖。这篇小说的剐题是：“罗文涛三美团圆”。


    1955年11月，一代才女张爱玲拎着两只笨重的皮箱，走过罗湖桥头，带着心灵的创伤，告别了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清算汉奸，胡兰成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得灰溜溜逃亡日本，暂借东京一家杂货铺栖身，后结识了汉奸吴四宝的遗孀余爱珍，与之姘居，过起醉死梦生的潦倒生活。晚年胡兰成移居台湾重操旧业，在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书。


    后来胡兰成知道张爱玲去了美国，便借他的自传《今生今世》出版之际，向张爱玲百般挑逗，暗送秋波，指望重修旧好。张爱玲回信说：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我因为实在无法找到你的旧作参考，所以冒失向你借，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今生今世》下卷出版的时候，你若不感到不快，请寄一本给我。在这里预先道谢，不另写信了。


    张爱玲不知当年胡兰成对美丽多才的张爱玲始乱终弃出于什么难言的苦衷，但许多年以后，胡兰成晚年回忆起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无数美好的时光，引用了李商隐的两句诗，表达了他无限懊悔和感伤的情怀：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至此张胡之恋，正式完结！


    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张爱玲榜上有名，这多多少少为胡兰成所赐。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于1944年，分手在1947年，只有短短三年，却是张爱玲一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有过一次婚姻，她与第二任丈夫赖雅相识于1956年，对方是个左派作家，两个人同年结婚，1967年赖雅逝世。


    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1995年9月8日，张爱玲的房东发现她逝世于加州韦斯特伍德市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终年75岁，死因为动脉硬化心血管病。

 苏青，花落人亡两不知

    ·与汉奸的孽缘·


    1943年春，中国的抗战已经坚持到了第六个年头。日本被中、英、美三方合力揍得筋断骨折：敌后战场，华北八路军不断扩大根据地；正面战场，湖南爷们儿紧紧钉着阵地，不让倭寇西犯重庆：滇缅战场，中国远征军聚集“我的团长我的团”策划大规模反攻；太平洋战场，美军狂轰滥炸逼得鬼子只能躲在防空洞切腹。连日本首相东条英机都开始伤感，频繁组织内阁开会研究下一步走向，考虑是不是要跟蒋介石和解。伪南京政府的一帮汉奸却依然自鸣得意，不知道刀已经架上了脖子。尤其是上海滩，十里洋场夜夜笙歌，上海保安司令、市长陈公博时常带着几个汉奸亲切慰问文艺界人士，将一千吃软饭的文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有拍马屁者怂恿风头正健的才女苏青，说市长曾看过你的散文，很欣赏，要不你替咱致谢几句。苏青也正想结识大人物，慨然应允，于是在当年3月的《古今》杂志“周年纪念专号”上，有了这么一篇吹捧陈公博的“美文”——《古今》创刊号是在民国31年3月出版的，但是，我顶爱读的还是陈公博氏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上海的市长》；一篇是《了解》。


    陈氏是现在的上海市长，像我们这样普通小百姓，平日是绝对没有机会可以碰到他的。不过我却见过他的照相，在辣斐德路某照相馆中，他的16寸放大半身照片在紫红绸堆上面静静地叹息着。他的鼻子很大，面容很庄严，使我见了起敬畏之心，而缺乏亲切之感。他是上海的市长，我心中想，我们之间原有很厚的隔膜。


    及至开始读他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的性情改变了不少。他把上海的市长比作numberoneboy(头号仆人)，这个譬喻便是幽默而且确切，“他是个很有趣的人”，我心中想，隔膜薄了好些。


    最后，他说他自己在许多市长的必备条件之中，只有一个天然的具备条件，便是他的耳朵真是半聋的，这话真说得不唯幽默而且谦逊之至了。这类谦逊使人听了起亲切有趣之感，一口气看完他的文章，我的观念完全改变了。


    市长也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在小孩子的时候，也是好取耳朵为乐的，现在所不同者，无非是职业上区别；他做市长，我们做别的罢了。


    市长也有牢骚，也爱做游戏文章来发泄他的牢骚呀！


    于是我不必等到读他的《了解》，自以为已经相当了解他了。当我再走过辣斐德路某照相馆，看见他的半身放大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他庄严面容之中似乎隐含着诚恳的笑意，高高的、大大的、直直的鼻子象征着他的公正与宽厚，因他在《古今》上面之文字感动力，使我时他的照片都换了印象。


    陈公博先生在《了解》一文中说起一个人的公生活性格与私生活性格往往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推论一个人的官话与私话说起来也一定相异，我爱听做官的人讲私话，不欢喜看小百姓写官样文章。


    才女文字流畅，感情自然，这奉承话可是相当有水平，隔了六七十年看起来都觉得肉麻，连苏青自己后来都不好意思将其收入散文集。


    陈公博看到此文后却是非常受用，连连称赞“小苏是个好同志，一定得重用”。得知苏青正在跟丈夫闹分居，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生活不易，陈市长在百忙之中亲自给苏青写了一封信：和仪先生：（苏青原名冯和仪）


    知先生急于谋一工作，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整理文件。甚且就做这种工作，不居什么名义也行，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请你考虑，如可以干，请答复我，不愿干就做专员而派至各科或各处室办事罢。


    至于薪俸一千元大概可以办到。


    此请


    著安


    陈公博启


    六月十九日


    陈市长显然也属性情中人，凭启用苏青当小秘、处理官场潜规则的这份热情，要是写诗弄个“公博体”没准也能获“李白文学奖”。


    苏青相当机灵，猜出市长可能对其“别有用心”，做私人秘书？没准隔几个月就滚床单，还是保持距离好，于是礼貌回谢说自己干不了，如果市长抬爱的话，就当个政府专员帮着整理文件吧。


    陈公博既好德又好色，爽快答应了。苏青自此从靠写字为生的文人变成了汉奸众中的“公务员”，自己跟几个孩子的衣食都有了保证。


    要说苏青老老实实待下来，也许会成铁杆汉奸，可她文人脾气重，看不惯汉奸政府的官僚作风，时常在报纸上讽刺其办事效率——其恶劣后果比现在上网发帖子影响大多了，到陈公博办公室告状的人络绎不绝，说苏青嘴巴没个把门，乱曝人家隐私。


    陈市长开始还维护一二，后来坊间传出“苏才女是陈老大的小蜜”之语，陈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光辉汉奸形象，便对苏青说：女人搞政治不合适，你还是办个留职手续，月薪照拿就是。


    苏青也觉得从政没啥意思，远不如写字自在，乐得有钱拿不做事，对陈很是感谢，两人的交往也逐渐密切。


    苏青那时候跟丈夫已经分居了，带着三个孩子借住在朋友平襟亚（琼瑶老公平鑫涛的堂伯）家里。陈市长了解苏才女生活之困境，特意另外借给她八万元安家费——苏青对陈公博可谓是感激涕零，在领导的关怀下，她与孩子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上海滩名医陈存仁回忆在敌伪统治下苏青跟陈公博关系暖昧，苏青在后来的自传体小说中，也坦然提到跟陈有过一腿，也许是“人情债肉偿”。


    才女在家待不住，苏青想办杂志，名字就叫《天地》，意喻翻天覆地的变化，陈公博大笔一挥：支持文化事业，拨款五万。当年10月，上海滩“天地出版社”挂牌，苏青成了老板。


    苏青跟陈公博越来越亲密，两人聊理想谈人生，苏才女也曾提到自己的老公是个二世祖，吃喝嫖赌，看在孩子份儿上，希望他回心转意。


    陈公博酒喝高了也对苏青敞开心扉，说自己本来是文化人，从政完全是走错了路，革命理想幻灭，人生前途迷茫等，让苏才女喟叹不已。她在自己的散文《谈做官》中写道：“照我看来，愈是做大官的人，便愈应该感到寂寞。早晨他的汽车到了，肃静回避，宽阔的道上除了几个武装卫兵之外，什么人影儿也不见，情景该是蛮凄凉的。但一个人高高在上忍受无边的内心寂寞，恐也不见得十分好受吧。”


    与市长攀上了关系，苏青在上海滩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千万别信富二代·

    说起苏青，也许一般人很陌生，但讲起张爱玲，真清高或装清高的人都能聊上几句——可在当年的上海滩，苏青与张爱玲齐名。


    张爱玲生性高傲，看不起人，对苏青却不敢小觑，曾说：“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苏青也声言：“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


    上海滩一千文人将这对彼此抬举的才女誉为“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更幽默的是，两才女都跟一个男人纠缠不清，没错，那就是胡兰成。


    说起苏青的身世，就跟现在的股票一样，人生转眼间从天堂到地狱—一而她的老爸就因为炒股输得倾家荡产。


    苏青本名冯和仪，是个“民国后”，1914年5月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大户人家，祖父冯止凡是清末举人，根据“鸾凤和鸣，有凤来仪”为孙女取名“和仪”，颇为儒雅。苏青的父亲冯松雨曾考取大清公费留学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深造四年。女儿7岁的时候才回国，担任上海某银行经理，苏青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觉得中华民国像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她曾回忆故居与祖父：“我只知道我家的房子很大，走出大门不远处，有一石桥名浣锦桥。幼小的时候，我常常随着祖父到桥边去。看着汤汤流水，祖父和我讲起那美丽的西施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出身寒微的胡兰成提到苏青的家境，都曾酸溜溜“苏青出生在一个富有之家，祖父手上有几千亩田”。8岁那年，苏青跟着父母来到上海，进入一家私立小学读书。苏青生性聪明，加上开朗活泼，家境殷实，很受老师宠爱。可好景不长，在1921年上海信交风潮中，大批银行倒闭，冯松雨炒股输了个精光——跟他一起输惨了的老乡中，有个叫蒋志清的小军官，在上海混不下去跑到南方跟了孙中山，后来改了个相当拉风的名字：蒋介石。


    历史充满了黑色幽默，同是浙江人，蒋志清欠的钱有朋友替他还，冯松雨却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忧愤成疾英年早逝，家里失去了生活支柱，母亲只好带着苏青返回故里。


    债主很快找来，祖父咬着牙还了儿子所欠的债，不久也魂游天国，苏家因此由盛转衰。苏青的母亲深明大义，节衣缩食供养子女读书。名嫒的华贵典雅自从娘胎里就开始熏陶，尽管家境败落，苏青丝毫不减蕙质兰心，在学校很显风头。初中毕业的时候，学校排练《孔雀东南飞》，苏青饰演的女主角形神兼备，让男主角李钦后神魂颠倒，在台下看戏的李钦后的老爸当场就定下了这位儿媳妇。


    接下来的事情很简单，李家请人带着重金厚礼上门提亲。


    苏青的母亲正为子女的学费发愁，有这等好事，想想也就同意了，唯一的要求是：婚礼必须在苏青大学毕业后才能举行。


    根据苏青的回忆，订婚的时候她对李钦后还是有些好感的，只是没想后来这个男人误了她一生。


    有了李家支持，苏青顺利进入浙江省立四中读高中。功课之余，她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很快展现出了自己的文学天分，经常在校刊上发表习作，被同学称为“天才的文艺女神”。


    1933年夏，19岁的苏青考取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外文系，当时宁波六县，只有她一人高中，未婚夫李钦后也考取东吴大学上海分校攻读法律，两人鸿雁传书，煞是亲昵。


    两年后，李钦后担心青梅竹马的才女妹妹眼界开阔后甩了自己，要求结婚，苏青认为学业未成，不怎么愿意，母亲几番劝慰，她也就没执意抗拒。


    婚事一完，小两口各自回校，郁闷的是，苏青发现自己怀孕了。


    无奈，回家待产吧。公婆乐得眼睛都笑没了，服侍祖宗一样对待苏青，又让儿子回来陪着媳妇。可女儿薇薇呱呱落地后，公婆的笑容马上凝固。丈夫也极为失望，苏青说功课不能耽误，没等孩子满月就去了上海。


    生了女儿的苏青难免受了些窝囊气，要不是为了你老李家，咱早就成了“美女作家”，谁稀罕过这种无聊的少奶奶日子，她对公婆和丈夫的态度很不满，曾在散文中写道：我怕生育，男女之间有性的安慰而没有生育的痛苦不是顶合理想吗？当我生产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的年纪很轻，糊里糊涂不懂得什么，只知道燕尔新婚快乐，不知不觉中就阁下了祸根。


    所谓祸根，就是因为女儿荒废了她的学业。


    1935年，丈夫大学毕业，在上海租了间房子，将苏青从老家接来，薇薇留给父母照顾，苏青不擅长家务，带上了娘家的女佣人林妈。


    名媛并非一般人所能养得起，李钦后很快就有了徐志摩养着陆小曼的感觉，他在一所中学任教，收入微薄，又好面子不找家里开口要。苏青自幼衣食无忧，用钱没个准，两人时常吵架。


    一次苏青对丈夫说家里快没米了，李钦后没好气地说：“你去买不就得了。”“钱呢？”苏青有些恼火，这男人养不起家还得瑟了。李钦后气得脸都青了，抽了苏青一耳光：“你嫌我是吧，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


    用某“催泪大师”的语气讲述小两口此番吵架，也许是这样表述：感谢这惊天动地的一巴掌，妻子的“女性独立意识”就此苏醒，而文学史的天空，由而升起一颗璀璨的明星——不同于张爱玲的清冷孤傲，有别于冰心的宽容柔美，她热情朴质、明朗直率，她，就是苏青。


    其实当时的真实情况是，苏青根本没想到丈夫会动手，捂着脸哭骂：“我算是倒了八辈子穷霉了，嫁给你这种无钱养家的寄生虫男人。”最终保姆林妈出来劝架，李钦后才悻悻离开，半夜醉醺醺回家。

 ·才女展翅·

    挨了丈夫的一巴掌，苏青至少明白了这么一个道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女人先有了事业，才能讲人格独立。


    她决定找份工作，买来许多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并认真写了“自我推荐信”一份份寄出去——可惜她辍学后并没拿到大学文凭，人家根本不理。


    1935年的上海是林语堂“论语派”的黄金年代，《论语》、《人世间》、《宇宙风》、《文饭小品》等刊流行，“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不谈政治只论幽默，要知道那时日本占了我东三省又想吃华北，国脉如斯，林大师此等闲情雅致，极大地引起了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阵营不满，双方时常论战。国家大事苏青管不了，她只是想好好过日子，既然《论语》提倡“性灵、自我”，何不以自身经历写写小文赚点稿费呢？生女儿那段时间公婆的态度先后之对比涌现在心头，她立马提笔写了篇短文《产女》寄给《论语》：古国古礼，无子为七出之一。为女子者，无论德容言工好到怎样程度，可是若生不出儿子的话，按理据法，就得被丈夫逐出去；即使“夫恩浩荡”，不忍逼令大归，就得赶快识趣，劝夫纳妾图后，自己却躲在“不妒”的美名下噙着眼泪看丈夫和别的女人睡觉……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


    时任《论语》的主编陶亢德读后击节赞之，认为是“女性独立意识的苏醒”，改篇名为《生男与育女》，刊在6月16日的《论语》上。


    苏青得了5块大洋的稿费，自信大增，又发表了《我的女友们》：“女子是不够朋友的。无论两个女人好到怎样程度，要是其中有一个结婚的话，‘友谊’就进了坟墓。”


    现在看来，简直是至理名言。


    陶亢德慧眼识英才，屡次向苏青约稿，并推荐给其他编辑朋友。苏青一发不可收拾，又在林语堂的《宇宙风》上发了不少文章。1937年，苏青正式起了个笔名“苏青”，以后一直沿用。


    苏青自己赚钱自己花，爱买啥买啥，与丈夫的感情仿佛又好了起来，这年她又怀孕，生了第二个女儿。同年7月，抗战爆发。接着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成了“孤岛”。


    李钦后并不属于热血青年，因此没上战场，1938年，他辞去教师工作，投资成立了家律师事务所，像模像样雇了几个人，俨然当起了小老板。也是运气使然，他连打了几个不大不小的官司都赢了，在上海滩也算有了点小名气。


    钱赚得多了，回家的脸色自然好看，老婆一只妙笔又能换来银子，两口子颇为恩爱，用苏青自己的话说，这段时间“算是结婚以来最幸福的阶段”。


    幸福总是短暂的，在接下来的两年了，苏青再生了两个女儿，如她自己当初所写“一女二女尚可勉强，三女四女就够惹厌，倘若数是在四以上，则为母者苦矣”。李钦后全家都认为是苏青的肚皮不行，现在不是能不能赚钱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问题了。李钦后则是经常留恋烟花场地，苏青一气之下，与丈夫分居。


    小两口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相处，一个律师一个作家，平时各忙各的，回家也是冷战，可有时候又温存一番，应该说苏青对李钦后还有着很深的感情，这年又怀了个孩子，生下来后欣喜若狂，是个儿子！


    可惜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小鬼子对同盟国正式宣战，上海滩的租界也被日本兵控制，李钦后的律师事务所被迫关门歇业。


    危难时刻见真情，两夫妻终于和好，可李钦后没了收入，家庭经济很快陷入困局，小女儿也因患上急病夭折。除了大女儿在宁波爷爷奶奶家外，老公和三个孩子一个保姆都得靠苏青写作来维持生计，苏青回忆道：“日间我带领两个孩子，晚上写文章，稿费千字二三十元不等，我常常独坐在电灯下一直写到午夜。暑天的夜里是闷热的，我流着汗，一面写文章，一面还得替孩子们轻轻打扇，不然他们就会从睡梦中醒来，打断我的思绪。等我写完已经快要到五更了。”


    在苏青为了这个家庭疲于奔命的时候，丈夫李钦后居然与邻家主妇勾搭到了一起，对方老公捉奸后羞愤难当离家而去。苏青得知此事后对丈夫彻底失望了，提出离婚。李钦后先是不同意，分居了很久之后，眼见老婆文名日盛，甚至得到上海一干“达官贵人”的青睐，再也不敢嚣张，灰溜溜接受了离婚协议。


    十年婚姻，就此了断。失去了爱情，苏青无可慰藉，几乎偏执地要孩子的抚养权，结果法院判给了她三个孩子，二妹、三妹和小弟。


    李钦后尽管仍在上海滩混着，却从苏青的世界里面消失了，因为苏青接下来认识的人档次越来越高——尽管都是些汉奸。


    多年后新中国成立，李钦后因其才学谋到了一份法院的工作，后因贪污罪遭到枪决。

 ·以小说扬名·

    要说苏青的丈夫还真是人品不端，妻子带着三个孩子过生活，他居然很少给抚养费。苏青在上海滩过得很艰难，当时有两个选择摆在她面前，一是回宁波娘家靠亲友接济，二是到抗战后方找一些文坛前辈提携。


    苏青最终选择留在上海，因为在她眼里乡下只有愚蠢的男子、丑俗的妇人、脏的牛、荒凉的山。抗战后方没有可靠的亲友，男人们都靠不住，根本没必要做指望。再者，三个孩子怎么办？


    好强的苏青决意在上海滩扎根，不依靠男人，她曾冷漠且骄傲地对人说，“我家中的一颗钉子都是自己买的！”仅凭着手中一支笔，苏青拼命地写稿挣钱。


    在国难当头的年月，苏青的文中却没有民族大义，她没时间也没精力思考那些大问题，笔端关注的只是孩子与家庭。同样出身在书香门第，张爱玲的文字华贵而苍凉，苏青则市侩且泼辣。


    其实，离婚后的苏青也曾想重组家庭，她曾结识一位颇为富有的对象。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她的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十分感伤，泪花翻涌，饭吃了一半就草草离开了。她怕再婚后，儿女们会受苦，坚持不再婚，因为“与其让人家占我的便宜，宁可让自己的小孩占我的便宜”。


    《论语》杂志的前主编陶亢德是苏青的伯乐，如果在抗战中老陶去了抗战后方或者远遁欧美，也许历史会冠其以“爱国作家”之类，悲剧的是他留在了上海滩，更不幸的是被日本人相中，参与了汉奸文化协会。


    苏青的眼中只有恩义，不论是非，她在散文中剖析自己“据说艺术家之类是应该‘爱惜羽毛’的，但我实实在在却只求果腹，换句话说便是‘吃饭第一’，试问身先不存，毛将焉附？”她曾想与老陶走的更近，陶亢德爱怜才女，始终发乎情止乎礼，两人便仅仅是在精神层面的交流。


    能在文坛成为传奇，苏青无疑受到了陶亢德的鼎力相助，在日本人的掌控下，上海滩期刊行业可谓百花凋零，唯有谈论风花雪月的《古今》杂志一枝独秀，该刊创办者朱朴，是陶亢德的老友、汪伪交通部次长。


    在老陶的推荐下，苏青在《古今》上发了第一篇文章《论离婚》，为天下所有受到欺凌的女子代言，还具体写出女性想做“娜拉”之难：“十八九岁的娜拉跑出来也许会觉得社会上满是同情和帮助，二十八九岁的娜拉便有寂寞孤零之感，三四十岁的老娜拉可非受尽人们的笑骂与作弄不可了。”


    此文一出，上海滩的汉奸们对这位胆大的女性顿时生了崇拜之心，好泼辣的性子。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尤为欣赏，朱朴便点拨苏青，说你带着孩子不容易，要是攀上陈市长这棵大树，以后就不会为生活发愁了。


    也许是苏青觉得自己的确很艰难，也许是为了应付当局形式，她真把陈公博吹捧了一番。仅仅从文字上看，还真是情真意切，比露骨的马屁显得有水平多了。


    陈公博投桃报李，将苏青弄到政府部门上班，还把她介绍给了周佛海、周作人等汉奸界知名人士。


    单身的女人容易受领导们的关注，更何况是单身的才女。可苏青必定是带着三个孩子的单身女人，因此关于她的绯闻便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人给她起了个外号：“文妓”。


    不可否认，苏青渴望得到爱，可围绕在身边的男人都当她是个避风的港湾，而不是航行的终点，她写道：“他们离开我，就回家休息了。他们有妻，有孩子，怎肯放弃他们的已经建筑起来的小家庭呢？他们对我说那是没有办法……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乱世中的女人显然会遭到更多的社会压力，苏青愤懑：“红颜若不薄命，这红颜往往不为人知；薄命若非红颜，其薄命也被认作平常……历史学家是最势利的，批评女人的是非曲直总跟着美貌走。难道不漂亮的女人薄命都是活该，只有红颜薄命，才值得一说再说，大书特书吗？”


    苏青试图反抗“玩弄男人”，但她也很清楚“一个女人要玩弄男人是不可能的”，“我这才佩服欢场女子敲竹杠的手段，没有爱还必须，给人玩了还有金钱补偿，自己不聿是良家妇女，人家不好意思给钱，也乐得不给，但爱情也仍是没有的。如果我一样要花钱，他也许宁愿追求红舞女去了。想到此处我不禁又气又难堪，用力揪自己的头发，恨不能把自己给毁了”。


    流言飞语不是说“文妓”么，索性竹筒倒豆子，将自己的情感经历一一写出来。心中藏块垒，笔底起波澜，苏青决定“说我所要说的话，写我所要写的故事，说出了写出了死也甘心。我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痛快地写，一字一句，说出女人的痛苦，有时常恨所有的形容字眼不够应用”。


    1943年，苏青的代表作、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正式连载，通过女主角“青妹”的不幸遭遇，折射了旧时代受到新教育之女性对婚姻的无奈：父母之命不敢违抗、对心仪的男同学不敢表白、当上少奶奶空虚无聊、生下女孩又遭公婆白眼。


    苏青以女性的角度看待新旧思想的冲突，折射社会变迁，表达普通职业女性务实而不避利的特点，充满了女性的自觉、迷惑和焦虑。这些都足以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


    她又适时地提出“婚姻取消，同居自由”的观点，甚至毫不避讳大谈性问题，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又能引起意淫男的联想。她写婚外恋，写离婚后带着孩子与各种男人打交道，感慨独立人世之不易，在社会上始终需要依托男人的全部感受。也能激发女同胞的共鸣。也就是，综上所述，苏青彻底红了，到1948年底，这部小说出版达18版之多，并不逊色于张爱玲的《传奇》。


    苏青在《结婚十年》的后记里面阐述了她离婚的原因。一是丈夫拒绝给生活费，二是夫妻分床睡。她在文章之中写道，“二十岁的女孩离婚是出于女孩的过失，三十岁的女人离婚肯定是女人提出来的”。但她也流露出曾盼望丈夫回心转意，软言相求于他，可是李钦后就是不低头，苏青在《结婚十年》后记里面说“故事之中的男女主角本可以不离婚，他们本无大恶”。

 ·非议与暖昧·

    1943年10月10日，在周佛海、陈公博等高级汉奸的资助下，苏青挂帅成立“天地出版社”，旗下品牌《天地》月刊在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160号601室挂牌开业。


    江浙甚行商贾之风，苏青既受到过书香门第的熏染，又自幼观摩前辈行商，因此练就了精明能干的头脑，《天地》刚创刊时，苏青写稿、编辑、校对、印刷、发行一手抓，刊物一出便脱销，苏青在《做编辑的滋味》中自豪地写道：第一期原印三千，十月八日开始发售，两天之内便卖完了。当十月十日早晨报上广告登出来时，书是早已一本没有，于是赶紧添印两千，也卖完了。


    苏青也许在政治上有污点，毕竟依仗汉奸不是件光荣的事，不过她的确能干，散文、小说、时评都写得相当漂亮，在文化界颇受推崇。她还把活跃在当时上海滩文坛的一系列名流请来压阵，如周作人、胡兰成、谭正璧、秦瘦鸥、张爱玲、纪果庵、柳雨生等。在日本的控制下这群文人不敢谈民族大义，只能唱唱《后庭花》，粉饰太平。


    为了拉拢作者，她向周作人讨张签赠的全身照，登在杂志上，既做广告又讨周作人欢心；为了稳定客户，她特意推出八折优惠杂志预订，逢年过节还弄点“买一送一”的活动，加质不加价；为了扩大影响，她经常在杂志上设置一些“话题”让读者参与，譬如“女人是否要靠男人”“婚外恋存在合理吗”之类，每次都能激起街头巷尾大妈大嫂的讨论。


    另外，为了争取发行的折扣，苏青甚至亲自扛着杂志到马路上贩卖，与小贩讨价还将，甚至写了篇文章《谈折扣》，将出版行业的潜规则全部挑破。


    苏青的泼辣让很多人大跌眼镜，作家周楞伽曾奚落：“宁波女人，比男人还厉害！”还写了一首打油诗调侃：“豆腐居然吃苏青，血型犹太赐嘉名”，意思是苏青比犹太人更精明。


    作风干练的苏青自然生气，拿周作家耳背口吃攻击：“你耳聋，一张嘴又说不清楚。”有圈子内朋友说苏青攻击人家生理缺陷，没作家胸襟，不够大度。苏青才不管：“情愿不当什么女作家，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苏青相当张扬，赚钱时锱铢必较，花钱时吝啬抠门，行文时肆意汪洋，讲话时口无遮拦。


    是年上海滩发生一起命案，妻子周氏因不堪丈夫吃喝嫖赌抽败光家产、屡屡殴打她，心一横杀夫碎尸。周氏在审判时供认不讳，只是悲叹自己命苦，后来被判处死刑。苏青觉得判决不公，提笔狂骂审判长，以《为杀夫者辩》为周氏鸣不平，结果导致主流非议；苏青却毫不相让，又写了《我与詹周氏》再次抗争。再说苏青口无遮拦，《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体胖，苏青见了便笑嘻嘻问：“老秦，你不是叫瘦鸥吗，还那么胖？不如改名叫肥鸭算了。”她说起冰心，也是十分刻薄：“从前看冰心的诗和文章，觉得很美丽，后来看到她的照片，原来非常难看，又想到她在作品中常卖弄她的女性美，就没有兴趣再读她的文章了。真是说也可笑。”同为女作家的潘柳黛，苏青有点看不惯其作派，潘腰粗面黑，苏青笑谑她：“你眉既不黛，腰义不柳，为何叫柳黛呢？”


    圣人古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被苏青一改，成了句豪放女名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台湾学者实斋在《记苏青》一文提道：除掉苏青的爽直以外，其文字的另一特点是坦白，那是赤裸的直言谈相，绝无忌讳。在读者看来，只觉她的文笔的妩媚可爱与天真，绝不是粗鲁俚俗的感觉。在她最近一篇文章中，有一句警句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经她巧妙地标点一下，女人的心眼儿透露无遗了……一个小女子，闹得上海滩的男人们个个荷尔蒙失调，无论骂她贬她吹她捧她，苏青依旧我行我素。小报攻讦说她的作品色情，人品有问题，爱财如命，苏青在杂志上坦言：至于不肯滥花钱，那倒是真的，因为我的负担很重，子女三个都归我抚养，离婚的丈夫从来没有贴过半文钱，还有老母在堂，也要常寄些钱去，近年来我总是入不敷出的，自然没有多余的钱可供挥霍的……至于讨书款，我的确是一分一厘一毫都不肯放松的，这是我应得之款……谈起苏青与胡兰成、张爱玲两口子的交情，也是源于她的杂志《天地》创刊号上，张爱玲发表了一篇散文《论语言不通》。后来苏青觉得张爱玲很有才华，便再次向其约稿，张爱玲又写了一篇小说《封锁》，发在《天地》的第二期上。


    才子胡兰成是《天地》的签约作家，正是看到张爱玲的《封锁》对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苏青，胡兰成认识了才女张爱玲，后来三人纠缠了很久。


    苏青显然对胡兰成有好感，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曾提到过两人的暖昧情感：“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是何人？她只回答是女子。及我去上海，一下火车去寻苏青，苏青很高兴，从她的办公室陪我上街吃蛋炒饭，随后到她的寓所。我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也迟疑了好一会儿才写给我。”胡兰成想了解张爱玲，苏青不是很高兴，甚至不想将张的地址告诉他，可见苏才女一定对胡才子有意思。后来胡兰成又说“当初有一晚上，我去苏青家里，恰值爱玲也来到。她喜欢也在众人面前看着我，但是她又妒忌，会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张爱玲为什么会觉得“妒忌”和“委屈”呢？是不是也感觉到苏青与胡兰成有啥不对？


    女人是很敏锐的，后来苏青在《结婚十年续》中写了一个叫“谈维明”的风流才子，研究者均认为这哥们儿就是胡兰成。谈维明与女主角“苏怀青”有过鱼水之欢，但始终没能走到一起。


    撇开情感因素，胡兰成对苏青的作品很是欣赏：“承她送了我一本新出版的《浣锦集》，里边的文章我大体读了，觉得是五四以来写妇女生活最好也最完整的散文，那么理性的，而又那么真实的。”

 ·闺蜜张爱玲·

    1944年是苏青与张爱玲交往最频繁的时期，俩才女在上海滩文艺界齐名，当时有家报纸特意对二者做了个访谈，内容无非是关于妇女、家庭、婚姻等。两人都是女权捍卫者，张爱玲华贵冷漠，苏青泼辣热忱，前去采访的几个编辑时而惊艳于张爱玲的精辟分析，时而震撼于苏青的胆大前卫。


    文字上旗鼓相当，性情上棱角分明，中间夹了个胡兰成，苏张俩姐妹相互欣赏的同时也斗斗气。


    张爱玲对苏青的印象是“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阿，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后来因为胡兰成闹得不欢之后，张爱玲又说“如果说她同我不过是业务上的关系，她敷衍我，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为了要稿费，那也许是较近于事实的，可是我总觉得，也不能说一点感情也没有。”


    即便不提胡兰成，就人生观而盲，苏青与张爱玲也有着很大的差异。


    同是大户人家出身，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且衣食无忧。可成年后的苏青是一个带着三个孩子讨生活的母亲，在她的眼里社会是残酷的，生存需要靠自己的拼搏。“我很羡慕一般的能够为民族国家、革命、文化或艺术而写作的人，近年来，我是常常为着生活而写作的。”而张爱玲其出身是清末仕宦之家，祖上存下来的房产地皮几辈子也花不完，因而改不了的奢华傲慢“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苏青主办《天地》杂志的时候，几乎每期都有张爱玲的作品，而且张爱玲还时常应邀为其配图，苏青写的一篇《救救孩子》，题头即有张爱玲的画，《天地》第11期到14期的封面都是张爱玲设计的，画面有天有地，与杂志名相称，天上有几片云，地上仰卧着的大概是一尊佛的头颈，简洁而浪漫生动。


    直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惊世之恋”浮出水面后，苏青仍然是一个人，才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她在后来的《续结婚十年》中，毫无顾忌地记下了女主角苏怀青与“谈维明”的一段性事对话。


    谈维明激情过后问：“怀青，你满意吗？……你没生过什么病吧？”


    苏怀青深感侮辱，笑道：“我是不满意，在我认识的男人中，你算顶没用了，滚开，劝你快回去打些盖世维雄补针再来找女人吧！”


    苏青与张爱玲的交情不浅，可在后来的自传体小说中偏偏没有给张爱玲留一个角色，还讽刺胡兰成“性无能”，着实吊诡——很难说不是苏才女故意对张爱玲暗示。


    在粗犷嚣张的苏青面前，张爱玲可谓是吃了个哑巴亏。

 ·周旋男人之间·

    苏青是个实在的小女人，始终需要男人的呵护“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少女时代她的梦想是像《三国演义》中赵子龙一样白衣飘飘的英雄，长大后的理想爱人则普通得多：比她大，比她强，有男子汉气，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还要有点落拓不羁……胡兰成被闺蜜张爱玲抢走了，苏青很快又有了新的精神寄托。她在自传体小说为其取名“赵瑞国”，形象是“胖胖的绅士”：“他的头发是稀疏的，齐往后梳，显得整洁而大方，咖啡色的西装，质料很高贵，式样也适合身材的”。“他是英伦留学生，遍游欧洲各地，性情温和，举止彬彬有礼”，“他常回忆过去，茵梦湖畔的恋爱故事，他说他曾爱过一个异邦女儿，只为差于启齿求婚，他常常自渎，后来性机能便衰弱了。”


    后世学者刨根究底，终于挖出这喜欢躲在被窝里面打手枪的哥们儿的原型——周化人，千万别联想到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等。周化人祖籍广东化县，跟浙江鲁迅三兄弟没丝毫关系。周化人早年留洋，后附汪投敌，历任汪伪政治会议秘书处宣传组组长、铁道部常务次长、新国**动促进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上海市第一区行政督查专员等。


    苏青在自传小说中描绘，女主角苏怀青与“性机能衰弱”的赵瑞国更多是精神的爱。而赵瑞国是抱着“苏怀青能生孩子”的目的与之相处，显然是把女主角当生产机器。“苏怀青”恰恰相反，看中的是赵瑞国“阳痿”不能生孩子。


    回到现实中，苏青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已经很疲倦了，她说“一个女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又如何控制男人呢？”


    赵瑞国不愿意和妻子离婚，因为那样会有损他的形象，又指望着苏怀青能为他生孩子——苏青很聪明，不会傻到那份儿上，也许这是两人最终分手的原因。


    小说中的赵瑞国离开了苏怀青，原因是“忙于政务”，走时为其留下一笔钱。苏怀青很恼火，觉得赵玷污了她的感情，她撕了那张支票。


    “赵瑞国”最后去了哪里呢？苏青的另一个蓝颜知己姜贵在《我与苏青》中提到过周化人——“苏青和周化人的关系，有甚于公博。苏青常常挂在口上的人物，陶亢德之外，便是周化人了。周化人患有某种隐疾……他常带着保镖请她到外面去吃饭。”抗战胜利之始，“周化人留一张条子在房里，一去渺然。”


    1945年9月，日本在中国南京签订投降书，8年抗战结束，沦陷区的人们迎来了久违的阳光。可对苏青来说，上海滩纸醉金迷的日子即将远去，老朋友逃的逃抓的抓，手上的杂志也办不下去了。这年11月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列出胡兰成、张爱玲、张资平、谭正璧等16位文化汉奸，苏青榜上有名。


    胡兰成与张爱玲选择沉默地离开，苏青却不服气，撰文在《关于我》一文中辩解：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的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我没有高喊打倒什么帝国主义，那是我怕进宪兵队受苦刑，而且即使无甚危险，我也向来不大高兴喊口号的。


    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的。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如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


    苏青认为自己写文章讨生活跟黄包车夫拉客人、商店做生意一样，只是为了在乱世中生存而已，无所谓爱国卖国，但在胜利后的大肆征讨汉奸浪潮中，苏青的辩驳难免无力，但生性犟强的她不服气，再次抗议：我投稿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需要钱！


    而且我所能写的文章还是关于社会人生家庭妇女这么一套的，抗战意识也参加不进去，正如我在上海投稿也始终未曾歌颂过什么大东亚一般。


    如果仅仅是“抗议”也罢了，她甚至攻击地下文化工作者：虽然在笔名的掩护下，我们也略能窥到他们的真面目。但考查他们的工作成绩，除了钻过防空洞外，也并未做过其他的什么地下工作。


    苏青很不服气，鬼子的飞机来了，你们那群“爱国文人”不一样躲进了防空洞？除了用个化名十分隐晦地骂骂汉奸，又做了啥伟大的功绩呢？


    上海滩的大爷都不再是那个大爷了，苏青还是她苏青，依旧不改率性，她甚至去老虎桥监狱探望周佛海，为之潸然泪下；得知陈公博的死讯后，更感叹道：“我回忆酒红灯绿之夜，他是如此豪放又诚挚的，满目繁华，瞬息问竞成一梦。人生就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他的一生是不幸的，现在什么都过去了，过去了也就算数，说不尽的历史的悲哀呀。”

 ·最后的孽缘·

    实际上，苏青也有不少文章写出了战乱下民众的苦难，如《上海事件纪念》中逃难的人群，《救救孩子》中在隆隆炮声下分娩的女人……但她的认识并不“深刻”，思想也没升华到“赶走侵略者、民族才有救”的高度，正如她也不高唱大东亚共荣一样，她只是以家庭妇女的笔记下了自己见到的一切。


    多年以后，文化界对苏青有了比较公允的评价：江荣在《拂去尘埃读苏青》中说：“40年代前期的上海，时代特殊，环境复杂，在那个环境下活动，若无清明的国家、民族意识，若无坚强的意志以及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很容易沾上腥气。”北大教授戴锦华认为：“（苏青）只是在一种男性行为的压抑之下，在一种死寂的女性生存之中，道出的一种几近绝望的自虐自毁性的行为。”柯灵也说：“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看做是离谱、旁门左道，为正流所不容……”


    台湾烛微先生披露：其实抗战后虽然文学界将苏青定为“汉奸”，可当时的南京政府并未正式调查苏青，后来还有某大报编辑请其改换笔名编副刊。烛微还说：“她所叙述的一切，坦白而直率……使人对当时的上海的混乱环境有比较清晰的印象。”很多作家都改了笔名，而苏青就是不改，她一直认为自己没啥过错，她觉得自己成不了民族女英雄，也做不了进步女青年，只是想在乱世中养大三个孩子……尽管还想抗衡，但苏青内心有些惶恐，一是担心有人看不惯她，将她弄到监狱，二是经济上陷于困窘，她积攒的钱被政府强迫着兑换成法币了，几乎倾家荡产。


    没了钱，苏青不得不将家搬到蓝思安路，那里是贫民区，住着很多风尘女子，有人讥讽“苏青与妓女本是同行，现在住一起也是相得益彰”，苏青立马反驳：一个靠卖淫来养活孩子的女人，在我看来不啻是最伟大的神圣的聪明人中的一个。


    没有男人照顾，苏青和孩子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时她身边出现了一个“有地位”的人，也就是她《续结婚十年》中的“谢上校”。


    小说中的谢上校出身军旅，也擅长文字，抗战胜利后到上海结识了才女苏怀青。这位“谢上校”又是哪路神仙呢？


    据台湾的蔡登山先生考证，谢就是姜贵(1908-1980)，本名王意坚，山东热血青年，早年加入国民党，1937年将妻子安置于重庆后，抗战从军。抗战胜利时已是汤恩伯部下一名上校，参与了上海接收，在这期间他认识了苏青，不久同居。


    当时上海小报《东南风》还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近闻汉奸苏某多告复活，久寂思动，结识一某军人作其保镳，拟办一白话旬刊，其通讯处为静安寺路某弄，大肆宣传，毫不知耻，诚怪事也。”


    姜贵在1946年辞去军职，于上海出任中国工矿银行总管理处秘书，兼永兴产物保险公司业务副理。1948年12月举家到台湾，经商失败后迷上写字，小有成就。姜贵在自传小说中写过一个叫“苏白”的女子，经历与苏青一模一样：性情泼辣，曾写了篇自传体小说《离婚十年》、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改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文中写道：“对于苏白，说老实的，我已渐渐着迷。她是南京伪府陈（暗指陈公博）的一碟青菜，却是我的山珍海味。……总之，为了和苏白方便相会，我决定弄个房子。……周君先带我去看看，我又带苏白去看看，中意，一个晚上，就住进去了。”


    而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对“谢上校”的金屋藏娇有细腻的描写：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有人送给他一幢接收下来的房子，他是不久要回部队的，房子空着没有用，不如送给我去住了吧。女人大都是贪小利的，我也自然不能例外，嘴里尽管说：这怎么好意思呢？心里也不免觉得高兴……就在一个下着毛毛雨的傍晚，他坐着一辆小汽车来接我去了，汽车穿过许多湿淋淋的街道，他欲语又止，我含笑凝视着他，等他说出话来，最后他这才怪抱歉似的一字一句说道：“那房子……必须用我的名义才可以接收下来……所以……只得……对他们说……说……你是……”


    “说我是怎么呢？”我恐怕房子有问题，不禁焦急地问。


    他俯首不语，半晌，这才抬起头来向我告罪道：“我很抱歉，好在我明天就要回去了，我只好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太太。”


    我骤然觉得脸热起来，把眼光移开，他却独自微笑了。


    小说中的苏怀青以为谢是真心对她，以身相许，结果发现谢只是逢场作戏，后来谢给了苏一笔钱，潇洒离开。苏怀青相当拮据，接受了谢上校的钱，发出感叹：一个男人要一个女人是因为钱，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割断关系也是因为钱，出了钱便可以洗清罪恶，就此永远无愧于心了。


    现实中的苏青，则是被姜贵玩弄了。

 ·花落人亡两不知·

    1949年5月，上海解放，许多知识分子去了港台或海外。苏青却固执地留了下来，对友人的邀请她一一谢绝，说自己的家在上海、根也在上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文化局戏剧编导学习班招生，苏青也报了名，想通过学习在新政权里谋一份新的职业。


    鉴于她的“历史问题”，文化局没有录取她，后来还是夏衍出面说项，苏青才得以进入学习班。


    苏青有着深厚的国文功底，毕业后就被分配到了由尹桂芳任团长的“芳华越剧团”工作。此后的几年年，苏青兢兢业业，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越剧剧本，如《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和黛玉》等。


    1954年5月，由苏青编剧的《屈原》首演，演员获奖了，音乐获奖了，偏偏剧本没获奖，因为“苏青”这个名字实在让剧团觉得尴尬。更具黑色幽默的是，苏青编剧的《宝玉与黛玉》在京、沪连演300多场，场场爆满，创下剧团演出的最高纪录。


    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苏青少了昔日的傲气，默默接受了生活带给她的一切，曾经风头无两，何必在乎现今点滴浮名？在敏感的时代，什么都是浮云。可惜收敛性格并没给她带来好运，她在改编历史剧《司马迁》时，为更好地塑造司马迁的形象，真诚地写信向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讨教。接着，1955年爆发了“胡风事件”，贾植芳被打为胡风分子，有人在贾家发现了苏青的那封信，苏青因此受到牵连，被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等到查清她的确与贾植芳只是在做学术上的探讨，在监狱待了一年半的苏青才被放出来。


    接下来的历次运动，苏青更是饱受折磨，她失去了工作，疾病缠身却无钱看病，向自己的几个孩子求助，对方却与她划清界限。苏青的大女儿李崇孟生活在温州，从小是祖父母养大的，对苏青感情较冷漠；二女儿李崇善，苏青很不喜欢她，心情不好时经常拿她当出气筒。李崇善对母亲也没有好感，成年后到国外读书，再也没回来。


    三女儿李崇美与苏青很亲密，一直跟在母亲身边。苏青唯一的儿子李崇元十几岁就被迫离开母亲，在外地当工人接受“再教育”，“文革”晚期才回到上海摆地摊。


    苏青一天天衰老，身边只有次女崇美和小外孙，祖孙三人挤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相依为命。


    每当女儿去上工，小外孙上学，就只有她一个人在家，扶着支离的病体，侍弄几盆花草，消磨残年。这时她几乎和外界隔绝，平日里来看望她的，只有当年《女声》半月刊（1932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夫人王立明所办）的主编王伊蔚老人。


    苏青也常写信给她，语句落寞：“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时期也不远了。”“成天卧床，什么也吃不下，改请中医，出诊上门，每次收费一元，不能报销……我家的芙蓉、菊花也都有了花蕾，快要开了。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我并不悲观，只是安心等待上帝的召唤。我病很苦，只求早死，死了什么人也不通知。”


    也许上苍可怜这个乱世才女，苏青步履维艰地挺到了上世纪80年代。1981年，病中的苏青最大的心愿只是想找一本已被列入“禁书”的《结婚十每》，有个忠实的读者出高价复印了一册送给她。


    1982年12月7日，身患糖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病症的苏青，病情突然恶化，大口吐血，带着深深的遗憾走完了自己的69个春秋。


    她曾在《归宿》中说：


    三十年后，青山常在，绿水常流，而我却魂归黄土……总有我的葬身之地吧。我将在墓碑上大书“文人苏青之墓”，因为我的文章虽不好，但我确是写它的，已经写了不少，而且还在继续写下去，预备把它当做终身职业，怎么不可以标明一下自己的身份呢？


    也许将来有人见了它说：哦，这就是苏青的坟吗？也许有人会说：苏青是谁呢？——是文人，她有什么作品？待我去找找看。虽然那时我已享用不到版税了，但我还是乐于有人买书的……什么地方是我的归宿？我真正的灵魂永远依傍着善良与爱。


    苏青身后萧条，火化时，仅有几个子女与亲人在场。三年后，她的次女崇美和小外孙去美国，带走了她的骨灰盒。


    张爱玲的作品被后世研究者从故纸堆翻出来的时候，人们才蓦然发现，当年的上海滩，还有一个才女名嫒，叫苏青……

 唐家姐妹，云想衣裳花想容

    ·交际花与尴尬饭局·


    提到“交际花”这三字，现在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是贬义词，而且脑海中会浮现这样一群女子：衣着光鲜、出手阔绰、寄居豪华酒店、参加各种沙龙。基本上无职业，靠在不同的男人之间周旋养活自己。


    远点说，像曹禺话剧《日出》里面的陈白露；近点说，就是北京天上人间的四大名旦。


    总而言之，四个字：高级妓女。


    其实这完全是对“交际花”的误解，正如当年“小姐”是雅称，而现在发生质变，在街上称呼谁“小姐”准会挨一耳刮子，得称“女士”。


    民国年间若是某女子能被称做“交际花”，那简直是莫大的荣光，连该美眉的老爸都会乐得合不拢嘴：女儿能出席各大场合谈吐不凡举止优雅，自然奇货可居，能钓到金龟婿。


    交际花这个概念，最初源于法国。有学者刨根究底，翻出梅根·彻西德(megantressider)《爱的秘密语言》(thesecrenguageoflove)中的经典结论：“真正的交际花并不仅仅是社交美女，……不仅具有非凡的容貌，还都有高贵的修养、有丰富的内涵，她们喜欢拥有相当的权力和影响。”“交际花们的历史，浪漫而引人入胜……这些女子需要炽热的爱，并能催生天才的艺术灵感！”也就是说，若想成为交际花，不仅仅需要靓丽的容颜，还要有强大的气场，随便往人群里一站，就有鹤立鸡群的感觉。


    气质从哪里来？两个重要因素：家庭、教育和悟性，前两项是硬件，后一项是软件。中等人家的女儿能读读四书五经就不错了，达官贵人才有足够的银子能聘请一些音乐、绘画、书法方面的名家前来指导孩子。


    如果孩子没点天赋，那也相当悲催，民国财神爷孔祥熙能请来全南京最好的老师，可无论怎么教，二小姐就一刁蛮公主，谁看见都想冲过去扇她俩耳光。


    得天独厚的优越环境加上先天带来的艺术细胞，才有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际花”，出众的仪表、优雅的气质、不俗的见解、得体的谈吐，怎能不让男人着迷？现在一些大学课堂上还开始“礼仪课”，美其名日“现代交际学”，与民国年间老祖母严格要求、培养小女孩的气质又有啥区别？


    论起民国交际界两朵金花，当推“南唐北陆”，北平陆小曼大家都知道，得益于诗人徐志摩，上海唐瑛却几乎消失在大众视界里——还是那句话，与所嫁的男人有关。


    唐瑛的妹妹唐薇红回忆姐姐被称作“交际花”的定义，语气很是自负：现在流行一些小说和电影，里面往往有个交际花，长得美艳又擅长交际，没有职业，……常年住在高级旅馆或公寓里，就像《日出》里面的陈白露。当时的高档旅馆里确实是有一批这样的女人，住在国际饭店和金门大酒店里的是最高档的了，那里的套房都带有会客室。但即使是住在最高档的公寓里的这类女人，也不算“交际明星”，她们的出身一般是舞女或者堂子里的人，当时人们管她们叫“交际草”。


    “交际花”的级别显然比“草”高多了，那会儿叫“交际名嫒”，指社交场里面杰出的名门才女、大家闺秀。


    有位1949年之后去了台湾的名叫陈定山的作家，他是中国最早的化学工业厂——家庭工业社的少东家，曾当过大学教授，也属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社会名流。他在1958年曾写过一本《春申旧闻》，其中讲到当年上海的“交际名嫒”时这样写道：“上海名媛以交际著称者，自陆小曼、唐瑛始。继之者为周叔苹、陈皓明。周乃为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女公子。陈则为驻德大使陈震青之爱女。其门阀高华，风度端凝，盖尤胜于唐、陆。自是厥后，乃有殷明珠、傅文豪，而交际花声价渐与明星同流。”


    老陈是个实在人，认为大家闺秀自降身价去拍电影，弄得“交际花”这一词都跟着贬值了。适时上海百乐门舞厅(paramount)，号称“远东第一乐府”，是盛宣怀的女儿盛爱颐用50万大洋建造的一座六层美式风格大楼，为上海最负盛名的豪华娱乐会所。夜夜星光灿烂，场场美女爆满，其地位等同于现在没被查封前的北京“天上人间”，有诗作赞叹百乐门：“月明星稀，灯光如练，何处寄足，高楼广寒，非敢作邀游之梦，吾爱此天上人闻”，知道“天上人间”是怎么来的吧。“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这首著名的依上海》之歌，便是专门为百乐门所创作。


    而在百乐门跳舞的大家闺秀中，唐瑛赫然是最负盛名的一个。


    唐瑛性格活泼，尤爱出风头，不少名门望族的男子都对其欣然神往，挤破头都要拜在她的石榴裙下，连孙中山的秘书、著名民主人士杨杏佛也不能免俗。


    杨杏佛跟徐志摩、陆小曼是好友，陆小曼爱跳舞，到上海后很快与唐瑛隋同姐妹，因此徐陆便成了唐瑛家的常客，杨杏佛顺理成章结识了唐瑛，一见之下惊为天人，悲剧便开始上演。


    当时陆小曼被徐才子的情诗给轰得晕头转向，一心想跟丈夫王赓离婚，绯闻传得沸沸扬扬。杨杏佛又苦恋上唐瑛，而唐家早已为唐瑛定下亲事，其未来丈夫李祖法，是宁波小港李家成员，从耶鲁留学归来。至于小港李家，简单说几点：清末上海滩被迫建埠对外通商，李家买了一大块沼泽地，后来发展成整整一条街；李祖法的父亲李书云是上海工商联合会会长，旗下工厂若干，后来蒋介石北伐到上海，都宴请其出面“募集”军费：其叔叔李征五，青帮大字辈师爷级人物，辛亥革命带着帮会军团提刀砍清兵“光复上海”，彪悍异常，连黄金荣见了都得规规矩矩叫师叔。


    杨杏佛奋斗了十八年才能与人家坐在一起喝杯星巴克，凭啥跟人争妹子？


    好在李祖法生性豁达，与杨杏佛私交不错。小杨就难过了，爱上了朋友的未婚妻，又没充分的经济基础，只能为伊消得人憔悴。


    唐瑛、杨杏佛、李祖法与陆小曼、徐志摩、王赓，六大腕儿，一时间成了上海滩最著名的两对“三角恋”。


    唐瑛的妹妹唐薇红回忆道：“我记得杨杏佛、徐志摩、陆小曼他们一群人总是来我家，他们是我大姐唐瑛很好的朋友……扬杏佛总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背唐诗。他脸上长了很多小疙瘩，不好看，拉着我的手教我背唐诗，我从小上的是教会学校，就会背‘床前明月光’，他就批评我太西化了。徐志摩戴了眼镜，干干净净的，是个知识分子中的小白脸。那时候陆小曼的前夫王赓也来我们家玩，他们当时还没有离婚。”


    到了1925年下半年，画家刘海粟实在看不惯这些貌合神离的四哥们儿，应徐志摩请求特意在“功德林菜馆”请客，摆了道“民国最尴尬的一个饭局”，所请的人便是陆小曼、徐志摩、王赓，杨杏佛、唐瑛、李祖法，以及唐瑛的大哥唐腴庐、徐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张歆海等。话题一挑破，当事人脸上显然都挂不住，刘海粟则高谈阔论，说要反封建、追求自由爱情啊，爱情应该建立在情趣相投的基础上啊，没有爱情的婚姻违反道德之类。


    王赓坐不下去了，中途退场：这兄弟抢自己的老婆还有理了？


    后来王赓同意同陆小曼离婚，成全了悲情的徐志摩。而唐瑛明确地拒绝了杨杏佛，她很聪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小杨空有革命理想，养不起她。


    杨杏佛失望而归，不想八年后，此君因与宋庆龄等建立民盟声援中共，蒋介石指示戴笠派特务将其杀害。鲁迅先生有诗哀悼：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媲美陆小曼·

    唐家属于贵族中的后起之秀。


    唐瑛的父亲唐乃安早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赴德求医，学成归国后在北洋舰队当军医，甲午战败后，唐医生便在上海滩开了家诊所，中西医结合专治疑难杂症，很快名扬沪上。清宣统二年(1910年)，唐医生联合蔡小香、李干卿两位名医出钱创办了一份《中国医学报》，属于我国最早发行的医学期刊之一。唐乃安不仅医术精湛，而且玉树临风一表人才，是风月场上老手。据说一天夫人生日，他笑嘻嘻对妻子说要送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妻子当然很高兴，随他驾车去看看，左拐右拐到了一个地方停下来，唐医生让妻子等等，说去去马上回，回来时手里抱着一个孩子！幸好夫人大度，将孩子收养了。唐瑛生于1910年，母亲是唐乃安的正牌夫人，标准的大家闺秀，性情温婉，由得丈夫胡闹。唐夫人对女儿家教严格，除了学古文诗词、戏曲绘画，还得习描红画眉、着装礼仪，甚至加上舞蹈、英文。


    唐家女人的生活用品都非常考究，法国香奈儿5号香水、cd口红、celine衣服、lv手袋以及意大利的ferregamo皮鞋，都是家中常备。就连吃饭也精致到极限，每一顿都会按照合理的营养要求进行搭配，甚至细到几点吃早餐，何时用下午茶，晚饭几点开始；吃饭过程中，不能玩弄碗筷餐具，不能边吃边说；汤要是太烫，也不能用嘴去吹。北平的陆小曼被北洋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聘为兼职外交翻译，于交际圈大放异彩的时候，唐瑛还是上海中西女塾（张爱玲曾就读的圣玛利亚女校前身）的一名13岁小女生，懵懵懂懂。


    唐乃安信基督教，偏爱女儿，但并不随便让闺女出门疯玩，他认为必须先有男士上门邀请，或者婚后才能开始进入社交圈。


    1926年，16岁的唐瑛获得父亲允许出门交际，自此一发不可收，很快成了娱乐场合的新星，可谓十年磨剑，锋芒毕露。


    当时“社交”是被当作新鲜玩意儿引人中国的，有个杂志叫《玲珑》，整天鼓励女性要学会社交，甚至将活泼明艳的唐瑛标榜为“交际名媛”的榜样。一次，英国王室来访问中国，唐瑛受邀请去表演钢琴和昆曲，很是耀眼。当时的各大报纸上登了她的大幅玉照，风头甚至盖过了王室，也是她交际生涯最显赫的时期。


    唐瑛很快崛起于上海，与北平陆小曼遥相呼应，并称“南唐北陆”。陆小曼去上海后，与唐瑛一见如故。


    1927年，在中央大戏院举行的上海妇女界慰劳剧艺大会上，陆小曼与唐瑛联袂登台演出昆剧《拾画》、《叫画》。有一张陆小曼与唐瑛的对戏照，当中陆小曼轻摇折扇，唐瑛走台步，两人一身是戏，分庭抗礼，看得台下一片喝彩声。


    唐瑛很注意着装，她很有头脑，懂得把握时尚，是民国时期上海引领时尚潮流的风向标。


    张爱玲喜欢标新立异，但终究只是一个人的华丽，并不能引领。唐瑛则走在时代前列，她的时尚触及到生活的每一处。她凭着极好的艺术修养和敏锐观察，把自己的想法和社会现实相结合，改变传统，设计出别具特色而又不失风范、时尚的衣物。


    她逛街从不买衣服，而是将新鲜的样式记录下来和家里的裁缝说，经改良后再做出来，这让她的衣着总是最新潮、最时髦的，每次穿出去总能让上海的女人们羡慕、赞叹不已。什么是潮流，唐瑛就是！唐薇红回忆：16岁以前，我印象中的姐姐，是拥有十个描金箱子的女子。那些箱子里装满了衣服，每件衣服在正式场合都只穿一次。她房问里还有一整面墙的大衣柜，一打开，里面全部是毛皮大衣。


    我记得姐姐一天在家要换三次衣服，早上是短袖的羊毛衫，中午外出穿旗袍。那时候的旗袍和现在不同，要滚很宽的边，滚边上绣各种花。她有件旗袍滚边上面有上百只金银线绣的蝴蝶，上面的纽扣是红宝石的。


    我们家还专门养了一个裁缝，就给她一个人做衣服。姐姐非常聪明，那时候我和她一起去逛鸿翔百货，看见最新的服装样子，她并不买，而是记下来和家里的裁缝说，改良后再做出来。和她一起上街，总听见旁边人说，这是唐瑛啊。她的衣服样子领导着当时的上海服装潮流。

 ·云裳服装公司·

    1927年，对时尚颇有心得的唐瑛与陆小曼等人创办了“云裳服装公司”，“云裳服装公司”位于上海的静安寺路一栋三层小洋楼里，它是中国第一家专为女性开办的服装公司。


    “南唐北陆”联袂出招，自然非同凡响，“云裳公司”开幕典礼上，政界、商界、文学界名流往来如织，上海滩大大小小的期刊杂志纷纷派出狗仔队追拍。陆小曼与唐瑛身着自己设计的衣服，面对镁光灯频频点头微笑，无疑是最好的广告。


    唐瑛很能玩概念，声称她们的公司是为了“美”，寻找美、发现美、展示美，每一款设计都是借鉴世界最流行的着装、融合中国风之元素，充分彰显中国女性的秀丽柔美。而且公司追求的宗旨在“新”不在“贵”——精致的款式、优秀的品质、贵族的享受、白领的价格，唐瑛将消费的主要群体定在中产阶级，针对名门贵族的大小姐则推出“量身定做”服务，其商战策略可谓相当高明。


    为了保证产品能随时跟上欧美潮流，唐瑛特意聘请从法国和日本学习美术回来的江小鹣担任服装设计师。专业人才的加盟，让云裳有了高品位保证。


    每到有新款推向市场时，唐瑛和陆小曼则在店内召开“产品发布会”，广邀各界知名人士前来捧场，两大美女身着同样的服装，一个高贵雍容、一个平和热忱，赫然穿出不同的效果，这种“高级模特效应”很快就引导了上海滩追捧风潮。


    云裳服装公司刚成立一年，旗下产品就占据了江浙各大城市，南京、无锡的大街上，凡是有时髦女子出现的地方，就会有一道道由云裳牌大衣组成的亮丽风景。


    接着，“云裳牌”大衣抢滩北国，就连北京和天津等地，一般中户人家的闺女少奶奶都以拥有几件云裳为荣——要是出席宴会没一件“云裳”，简直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唐瑛自然不会满足现有的小小成绩，她想将云裳做成大品牌。在她和江小鹣不断努力和改进下，翌年云裳公司又设计、制作了春秋两季的夹大衣、单大衣和仲夏夜所穿的具有装饰作用的绸外衣，迅速风靡上海滩……云裳的成功极大推动了上海滩服装业的发展与兴旺，一些从事传统商业的大亨们纷纷投资从事服装行业，上海逐渐成了20世纪30年代整个亚洲的“时装之都”。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富商大贾，时不时赶到上海选购时装——有人做过统计，在巴黎流行的某一款时装，十天之后，基本上就会出现在上海街头。唐瑛的初次商业尝试大获全胜，这让本已风光无限的她成为上海滩名嫒中的名嫒、焦点中的焦点。如此璀璨的女人，自然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连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也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粉丝队伍。

 ·宋子文狂追·

    唐宋两家之间早有交情，唐家的儿子唐腴庐和宋子文是好友，不仅一起在美国读书，回国后唐腴庐还成了宋子文的秘书。


    在唐家人的眼中，从政并不是—份好的事业，唐乃安夫妇并不看好儿子的事业。但唐腴庐并没有把父母的话放在心上，他不但与宋子文来往密切，还常常把宋子文带回家来。


    一来二往，宋子文结识了唐瑛，随着了解的加深，宋子文便被唐瑛所吸引。宋子文开始猛追唐瑛，一封封炽热的情书被送到唐瑛的梳妆台上。


    宋子文虽然长唐瑛16岁，但当时的宋子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成熟英俊、多金多权的男人，这对唐瑛自然也有着相当大的吸引力。


    唐瑛的父亲对她与宋子文交往的事情极为反对，唐乃安认为“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他的观念里面，与政治扯上关系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反倒有可能为家人带来不能预知的麻烦。没想到，他的顾虑真的发生了。


    1931年，唐腴庐被刺杀了。


    当天，唐腴庐和宋子文本来准备到上海的火车站乘坐早晨的火车去南京。很不巧的是，当日唐腴庐的穿着打扮与同行的宋子文极为相似。两人坐车到达火车站之后，唐腴庐首先下车朝火车走去。这时突然有人放出烟幕弹来，随即一片烟雾散开。这时，本来宋子文也已下了车，但他见到烟幕弹后，立刻警觉地钻到火车下面。


    在宋子文藏匿起来的同时，烟幕中传来一阵枪响，唐腴庐应声倒地。事情发生之后，司机和宋子文马上把唐腴庐送到最近的一家德国医院。当时唐腴庐膀胱上中了很多枪，情况十分危急。但是医院的医生却迟迟没有赶到，最后等德国医生准备好上手术台时，唐腴庐已经去世了。


    这次刺杀事件震惊了上海滩。当时很多传言说唐腴庐是因为帮宋子文挡子弹，所以被杀的。事实上，唐腴庐是因为穿戴与宋子文极为相似，被误杀。执行这一暗杀计划的幕后人物，便是民国赫赫有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


    唐乃安本来就反对自己的孩子与宋子文来往，儿子去世后，悲痛异常的唐乃安对政治以及与政治有关的人更是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


    更不幸的是，唐乃安本就患病，加上丧子之痛，于当年去世。


    唐瑛与宋子文的关系，注定不会再有任何结果。宋子文对唐家的人自然是既内疚，又感激。也因为此，他不想再扰乱唐家的生活，于是打消了继续与唐瑛交往的念头。


    宋子文的离去对唐瑛是否造成情感上的伤害，现在已经无从得知，只是宋子文写给她的那二十多封情书，一直深锁在唐瑛的小抽屉里。唐薇红提到这段往事时曾道：大姐和宋子文往来的情书有二十多封，“破四旧”时都被我烧掉了，我一边看，一边害怕死了，家里居然还有宋予文的笔迹，小时候我不知道还有这么回事。同时烧掉的还有我哥哥那件带血的长袍……那天烧掉的东西太多了，就在我现在住的衡山路房子里面，我一边烧一边放水冲，结果下面的邻居看见我们家烟雾滚滚，冲上来说，是不是着火了。


    哥哥死了之后，是“国民政府”给了我们家赔偿，我还记得总额是一万担米，当时一担米是五块银元，所以是一大笔钱。那时候，家里光厨师就养了四个，一对扬州夫妻做中式点心，一个厨师做西式点心，还有个做大菜。

 ·谁知女儿心·

    1932年夏，唐瑛和宋子文彻底断绝了关系。


    正在唐瑛情感空虚的时候，一个颇有才华的音乐家走人了他的生活，那便是郁郁星——姓郁的人运气总不怎么好，他没能抱得美人归。


    郁郁星是上海人，曾就读苏州东吴大学。尚在苏州就读时，就结识了唐瑛，报纸上说“虽接芳吐，未邀垂爱”。郁郁星是一代口琴演奏大师，尚在大学时代就出版了《口琴练习法》一书，回到上海后，与赵连璧、郑鸿谋等组“大华五重奏团”，并有《口琴演奏与音乐休养》一文发表。写出《哥德巴赫猜想》的徐迟，在《古典音乐之于我》一文中说到：“高中时，参加过郁郁星先生指导和指挥的口琴队，吹过《双鹰旗进行曲》及一些歌剧选曲。”


    唐瑛同郁郁星的感情发展得究竟如何，后世已经不得而知，但在当年11月，苏州的《大光明》曾刊出《唐筱庵小姐异乡得归宿》一文，说唐瑛已经和郁郁星在杭州订婚，文章说得凿凿有据，这个说法未必正确，但一定事出有因。很可能两人谈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后来杨杏佛、李祖法前后出现了，家境一般的郁郁星退了出来。杨杏佛显然没法跟李祖法相比，唐瑛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顺理成章嫁人小港李家，安心当起了少奶奶。唐瑛喜欢出席各种社交场合，爱在大庭广众下出风头，可丈夫李祖法性情沉稳，不爱热闹，小夫妻在蜜月中尚能和睦相处，日子一长便磕磕碰碰不断。李祖法说唐瑛总是过着“花蝴蝶”般的“交际花”生活，一点都不恋家；唐瑛则埋怨丈夫不懂浪漫，成天闷着脸没一点生活情趣。


    一个是从未受过挫折的公子，另一个是追求独立的名媛，二人都有显赫的家世，针锋相对，谁也不肯屈服。


    李祖法越是限制妻子，唐瑛便越要自行其是。


    1935年秋，唐瑛又作出一个惊人之举——在卡尔登大剧院用英语演出整部京剧《王宝钏》。当时，扮演王允的是《文汇报》在沪创刊之初的董事之一方伯奋、扮演薛平贵的是沪江大学校长凌宪扬、扮演王宝钏的是唐瑛。


    “用英语唱京剧”赫然是个新鲜事儿，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兴趣。唐瑛不但英语流利，而且也很会做戏，因此这场演出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轰动。


    唐瑛在社交上风光无限，家庭生活却越来越冷寂无趣。1937年，唐瑛与李祖法终因性格不合而“友好”离异。


    恢复了自由之身，唐瑛并没有因此黯然，她反而在社交场上更加的如鱼得水。


    唐薇红讲起姐姐离婚的原因曾道：姐夫是保险公司的总经理，但是不喜欢交际。我们家的女人都外向，所以他们两个人过不到一起去，婚后几年就离婚了。我姐姐也就获得了社交的自由，他们生的孩子李名觉后来是美国著名的舞台艺术家。


    经过这次婚姻之后，我想姐姐开始慢慢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她有了一段比较长的“社交生活”。那时候我还小，她不带我出去玩，但人人都说她是上海滩的“上海名媛”。……只要是出风头、有趣的事情，就有姐姐参加，她性格就是那样的……姐姐打扮很洋气，个子又高，洋溢着西洋女性的味道，一群名媛出现在一个社交场合，风头永远属于姐姐。


    后来，唐瑛嫁给了时任美国美亚保险公司的中国总代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熊七公子个子不高、外貌不俏，但他的性格活泼，和唐瑛正是“同道中人”，彼此都有很强的娱乐精神，因此两人的结合也算是相得益彰了。


    唐薇红曾说：“这个熊七公子跟姐姐不配，他个子比姐姐矮，人也长得不好看。可是他为人活泼大方，非常爱笑，也喜欢社交。我后来想明白了，姐姐就是喜欢玩，喜欢交际，喜欢一切贵的，美的，奢侈的东西，喜欢这一路的人。当然，前提是得有足够优渥的生活奈件。姐夫拥有这一切，为什么不嫁呢？”


    1948年，唐瑛随熊七公子远赴香港，接着移民到美国。上世纪70年代时，唐瑛回上海探亲，一袭绿旗袍让人恍以为仍是少女，实则，她已是六旬老妇。


    妹妹唐薇红见到了她后相当惊讶：“70年代她回来探亲，我在机场接她，很多年过去了，我害怕认不出来她，结果看见楼梯上下来一个穿绿色旗袍的人，我远远就叫了，肯定是姐姐，结果果然是她。”

 ·最后的名媛·

    最后简单讲讲唐薇红，被称为上海滩“最后的名媛”。前几年在上海重建的百乐门舞厅里，经常有人会看到一位鹤发童颜、华贵安详的老太太，经常是一身非常得体的旗袍，十分优雅地在舞池翩翩起舞。她便是唐薇红。唐薇红可谓是上海滩几十年风云变幻的见证者，时常有媒体采访她，老太太最近一次成为公众眼中的焦点人物，是因为她在电影《色·戒》中担任礼仪指导，教导李安以及片中的演员旧上海的社交礼节。


    当时李安和几位香港来的朋友一起找到唐薇红，见面时介绍者并没有过多渲染李安的身份，唐薇红并不知道眼前的谦谦君子就是国际大导演李安。他们请唐薇红到上海“苏浙汇”吃饭，席间，向唐薇红请教了旧上海上流社会的种种礼仪，唐薇红也一一介绍。直到吃完饭大家告别，才有服务员告诉唐薇红，刚才一起吃饭的人里就有李安，这时她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拍《断臂山》的就是他啊。”


    在唐家，唐薇红是第四房姨太太所生，生母早逝，她从小就由大太太带大，与大姐唐瑛感情亲密。唐瑛出席各种场合的时候，也经常带着妹妹一起去。


    唐薇红有个英文名字rose（玫瑰），从小也被培养成著名的交际花，会说几门外语。唐薇红和姐姐唐瑛一样，都出嫁了两次。第一次不幸的婚姻，唐薇红嫁给了浙江宁波的一位富豪，却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她的婆婆非常古板，不喜欢这个接受西方教育的女人穿着很短的白色短裤骑自行车在外面疯玩，不喜欢她经常拉着老公或独自一人跑去百乐门舞厅跳舞，不喜欢她不遵循那些守旧的封建礼制……唐薇红终于觉得再也不能这样继续忍受下去，带着四个孩子离开了夫家，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


    她虽已不复年轻，但改嫁给了浙江南浔四大家族之一庞家的公子庞维谨，两人志趣相投。都是玩家，也不用工作，每天就是六大饭店换着吃饭和跳舞。


    庞家有钱到什么程度？唐薇红也不太清楚。民国年间有个“浙江四象八牛”的说法，庞家便是四只大象之一，前几年一家拍卖行卖出一幅字画，3200万成交，用唐薇红的话讲“这样的画，庞家太多了，不过文革时都被烧掉了。”


    姐姐离开大陆的时候，唐薇红却留了下来：1949年前夕，我没有和家里人一起出国，不是说我觉悟有多高，我是根据事实说话的，那时候上海有家“第第斯”餐厅，是做俄式大莱的，里面的白俄女招待都很漂亮，你坐下来，她们会推着银制的小推车来送冷盘。但是，我知道她们一到夜里，换下招待服，就要做舞女之类的赚钱，很可怜啊，想想她们在国内也都是贵族出身。就因为有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所以我没有听姐姐她们的劝说而出国。


    她不愿意出国，是因为见到一些俄罗斯贵族们的女儿在异国他乡生存艰难——十月革命后沙俄贵族变得一文不名，她担心自己会落魄至此。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里，唐薇红的生活仿佛并没受到影响：庞维谦是南浔庞家的后代，我的公公庞青臣曾经是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民国时代被孙中山委以要职，但是他不肯去做。可是庞维谦没那么多革命事迹，他和我一样，一辈子就会玩，50年代的上海我们俩是出了名的爱玩的一对。50年代的上海社交在暗地里进行，在一些大家庭里总有牌可以打，也有小型舞会。


    可是我接触到的出来交际的女人就很复杂了，不再是从前时代的大家闺秀了，很多以前的舞女啊，向导啊，只要漂亮就可以出来，照样被男人养活，好像收入的主要方式是在她们家里面打牌，由她们抽头，一场牌打下来，几千块钱到手。外面是红旗飘飘，里面还是老一套，上海这个城市啊，骨子里是风流的。


    很难想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上海滩尚有如此奢华的生活方式，真正的转变，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我印象中，上海真正交际生活的结束，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是四旧，所有人都噤若寒蝉。那是真正的没有任何舞会的日子了。


    那时候我在工厂里挨批评，只能当工人了，一天要做几百米的拉链，光把铁拖来拖去就要近万斤。我人缘好，工人给我喝盐汽水，我不管杯子脏不脏，接过来，偷偷从杯子的把那里喝，那里不脏。结果大家都说我接近群众。


    去当搬运工也帮着我，我在前面拖板车，后面始终有人推，幸亏有这份工作啊，我那时二个月赚82元钱，我丈夫庞维谦一辈子没工作，我们还有四个孩子，一个保姆，这钱养了一家七口人。我一直工作到退休，现在还有退休金，这钱现在正好付我家的阿姨工资，我告诉她，我也是有退休金的人啊，不要以为我没工作过。


    从前呼后拥的豪门少奶奶，变成学会隐忍生活的拉链厂女工，唐薇红省吃俭用地以自己微薄的工资养活四个孩子和得了重病的丈夫，能够安然接受锦衣玉食的女人并不值得骄傲，但能像唐薇红这样把富贵生活过得顺理成章，又能在贫困的夹缝中生存并保持微笑绝对称得上是一门艺术。


    唐薇红福多寿高，直到最近两年才淡出人们的视野。传统的大家闺秀成长路线一直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老来从子。然而唐薇红身上却有着与其他老人不同的独立态度，儿女都生活在国外，孙子也长大了，她却依然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我希望来生还生在上海，但是我要换一种活法，当一个上海女强人或是一个女实业家，这样最好，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不是那种抱着回忆不放的人，现在人人都知道百乐门有个喜欢跳拉丁舞的“唐阿姨”，但是现在百乐门怎么能和当年的社交比？这里不过是一群国外的旅游者来观光的地方，要不就是台湾人来摆阔的地方……一场拉丁舞要1000元，我一周跳三场，算下来多少钱？很多人把我写成什么旧上海的金粉世家的传人，其实我就是一个爱玩会玩的人，懂得及时行乐。上海滩最后的名媛，直到现在才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庐隐，自古红颜多薄命

    ·意外陨落·


    1934年5月13日上午，上海大华医院。


    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子躺在急救室的病床上，双手紧紧抓住床边的丈夫：“我们的缘分完了，你得努力，你的印象我一起带走——”


    年轻的丈夫悲痛异常，一边哭泣着安慰妻子“你会没事的！”一边大呼医生：“大夫，求求你们救救我妻子，把我血输给她！”


    医生轻轻摇摇头，表示已经没用了，暗示年轻人有啥话赶紧说。


    年轻人狠狠用拳头锤着自己的脑袋，“是我不好啊，没能挣钱，真是苦了你啊！我一定要去告那个庸医！……”妻子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算了，不要去告了，人死了，告他又有什么用呢？”她喘着气，把大女儿叫到跟前，哽咽着嘱咐道：“宝宝，你好好跟着李先生—一以后不要再叫李先生，应当叫爸爸！”又对小女儿说：“贝贝，你长大好好孝顺父亲！……”


    说完最后两句话，妻子安然闭上了眼睛，仿佛睡着了一般。


    这个年仅36岁的女子，便是与林徽因、冰心并称“福州三大才女”的庐隐。


    在民国，既出身大户人家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又曾游学国外接触新式思想的女子可谓灿若星辰。而庐隐，是这群名嫒中最为凄凉的一个。


    她相当有才华，十三四年创作生涯，留下十一部作品。茅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在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我们看见一些‘追求人生意义’的热情的然而空想的青年们在书中苦闷地徘徊，我们又看见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们在书中叫着‘自我发展’……”(1934年，《文学》)她很高傲，才女苏雪林连鲁迅都看不上眼，却很佩服她：“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竞反十分喜欢。这中间有两种原因：一则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叫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


    她很率真，同时代的女作家谢冰莹说她：“庐隐就是这么一个很痛快的人，高兴起来，就哈哈大笑；烦闷的时候，就痛饮几杯；伤心的时候就大哭一场，看不顺眼的事情，就破口大骂，毫不顾到什么环境不环境。”


    她很狂妄，曾在文字中张扬个性“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她也很天真，嫁给第一任丈夫的时候已经是声名鹊起、追求者众多，明知道对方有了妻子，却异常高调“宁愿做小”，不惜与家庭决裂，结果母亲又气又病去世；带着孩子嫁给比自己小九岁的第二任丈夫，后来发现对方太过浪漫不切实际，生活中还得靠她赚钱养家，即便陷入窘境，也不向几个超级有钱的哥哥求援。她很不幸，导致其英年早逝的原因是她分娩时难产，为了省钱，她和丈夫并没有上医院，而是请民间的接生婆，谁知接生婆水平有限，仓皇中将她的**划破出血不止。苏雪林回忆“为节省费用没有进医院，仅以十数元代价雇一助产士来家伺候，以手术欠佳，流血不止，送入医院，终于不救”。


    她很豁达，在转往医院的救护车上，她觉得自己时日无多，“口中不断地念上帝，主”，并留下遗嘱：“开追悼会要用基督教仪式。”而且吩咐丈夫“生存都不容易，别告人家了”。她去世后，其27岁的丈夫李唯建甚至没钱筹办丧事，更遑论抚养两个女儿成人。后来还是她的朋友舒新城出面，将其哥哥黄勤（当时是某银行经理）请到上海主持妹妹的丧礼，并将妹妹与前夫所生的大女儿郭薇萱带走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归郭薇萱所有。


    小女儿李瀛仙，则由李唯建带回四川老家。


    庐隐长眠于苍松翠柏间的上海公墓，棺内陪葬的是她的毕生心血——已出版的所有作品。


    一代名媛如流星划过，其纵横捭闽、一往无前的凌厉才气还只发挥出十分之一二，就戛然而止。

 ·大户人家的弃儿·

    庐隐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个旧式女子。在庐隐出生前，已经有了三个哥哥，父亲很想再要一个女儿，结果如愿以偿，1898年5月4日庐隐在福建省闽侯县城内降生。


    也许冥冥中上天在赋予这小女婴才华的同时，也给她降下诅咒——就在庐隐出生当天，她的外祖母去世了。


    这种“新人换旧人”之事，在传统的观念中很不吉利。母亲认定女儿是一颗灾星，视其为“不祥之生物”，甚至不愿哺乳，便雇了一个奶妈喂养。


    婴儿时代的庐隐瘦小干涩，身上长满疮疥，脾气大且好哭，到3岁的时候既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母亲和哥哥都极为讨厌她。


    小庐隐仿佛知道自己在家庭中不受欢迎，从来不主动跟母亲和哥哥亲呢，除了与保姆家的孩子玩耍，就是一个人对着花草发呆。


    4岁的时候，小庐隐患上了热病，一连几天高烧不退，差点丢了性命。父亲责备母亲没能好好照顾她，本来就迷信的母亲非常烦躁，跟父亲大吵一场，后来干脆将庐隐送到乡下奶妈家。慈祥的奶妈可怜这面黄肌瘦的大小姐，将庐隐带在身边悉心照料。小庐隐成年后一直很怀念着这段幸福的乡间生活，在她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中借主人公的身世折射自己：露沙住在奶姆家里，整整地过了大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为奶妈便是她的亲娘，银姊和小黑是她的亲姊姊。朝霞幻成的画景，成了她灵魂的安慰者。斜阳里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这时精神身体都十分焕发。


    6岁的时候，庐隐又被带到父母身边，可此时的她根本无法融入这个家庭了，她觉得自己是异类，总是一个人沉默着，不跟父母哥哥说话，而且相当倔犟，无论是威胁利诱都不为所动。


    如果能够学会讨好、依顺，她幼年至少年的生命也不至于如此的辛凉，可她“执拗的脾气……无论别人怎样冷嘲热骂，还是我行我素……”


    当时父亲调任湖南长沙，一家人乘船前往。在到长沙的途中，庐隐并不知道此行是随父亲去享荣华富贵，也许是觉得离奶妈更远了，也许是害怕，她在船上不吃不喝，终日对着河水哭闹，谁劝都无用，后来惹得父亲心头起火，提起她便向水中抛去，幸亏旁边一个听差眼疾手快，立刻跳下船将她救了起来。


    人家的大小姐都是捧在手心含在口里，唯有庐隐是个丫鬟的命，上天对她的折磨几乎无休止：父亲在长沙履职不到半年，突发心脏病而去世，庐隐一家孤儿寡母顿时失去了生活来源，陷入愁云中。


    在农工商部任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的舅舅得知这一情况后，发电报让姐姐带着孩子去他家居住。舅舅学识渊博医术精湛，深得朝廷器重，因此家大业大，亲戚们都在大树下乘凉，住在舅舅家的孩子们就有二十来个——要么是庐隐的表兄弟姐妹，要么是舅母的侄子侄女。


    母亲将湖南的家当变卖了，加上父亲历年的积蓄合计两万块现款，略微收拾了下行李，便带着四个孩子北上京城。


    在舅舅家，性情孤僻的庐隐几乎不讨所有人喜欢。适时庐隐已到了要上学的年纪，很没耐心的姨妈担任了她的启蒙老师。姨妈的教育方式非常简单，既然这小侄女倔犟，那就让她倔到底。每天上午，姨妈教一课仨字经》，就让庐隐自己背诵，接着将房门反锁，直到中午来检查。如果庐隐背不出来，立马竹板伺候，有时还不给饭吃。母亲坚决站在姨妈这边，根本不心疼女儿—一她总认为女儿是“灾星”，出生就克外祖母、6岁又克父亲，而且沉默寡育，眼里总是充满着哀怨，跟谁有仇似的。


    自幼得不到丝毫母爱，庐隐对读书也没有一点兴趣，每每从门缝向外望，《庐隐自传》中提到这段往事：有时听见哥哥们在院子里唱歌，或捉速藏，我的心更慌了，连忙把书丢在一边，一窜两跳的爬上桌子，用口水把窗纸舔湿了，戳成一个洞，一只眼睛贴着洞口向外看，他们笑，我也跟着笑，他们着急，我也跟着心跳，一上午的光阴，就这样消磨尽了。等到十一点多时，我听见门外姨母的脚步声，这颗幼稚的心，便立刻沉到恐惧和愁苦的旋涡里去……可是即便经常挨打，庐隐依然任性，“我也不管那些，每天仍然任着性要念书就念，不念一就是挨了打还是不念……

 ·上帝在哪？我看不见！·

    在寄人篱下的生活中，几个哥哥均能察言观色，以博得长辈们的同情，而庐隐宁愿跟婢女住在一起，也不对谁献媚讨好。母亲无可奈何，索性由得她。


    每逢舅舅家有喜事或者宴请宾客的时候，母亲生怕庐隐给自己丢脸，特意吩咐下人将她锁在另一个院子里。每每看见其他孩子都穿着新衣服在人群中如蝴蝶般穿来穿去，庐隐便情绪低迷，甚至模模糊糊地觉得：“假使死了，也许比活着快活……”


    庐隐在家读书的成绩极坏，而她的执拗与不驯服让母亲和家人忍无可忍。在她9岁的时候，舅母和姨妈打听到北京的一所教会学校收住校生，其中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是“只要进校的孩子信教，就可以免除学费，交少许的大洋则可以全年在学校吃、住、读”。


    母亲根本没啥主见，也没顾忌女儿的感受，就答应了舅母对庐隐的处理方式，接着舅母对教会隐瞒了庐隐的年龄，将九岁半的庐隐送进了封闭、禁钢的教会学校——慕贞学院。


    校长是个美国女人，在庐隐人校时对庐隐的姨妈说：“信宗教，守规则……每年只暑假回家，平常是不许出学校的……还有她将来的婚姻问题，也由我们替她主张。”


    对于尚是孩子的庐隐来说，家人将她送人此校，无疑是将她彻底遗弃了。生活环境的陌生、压抑，无疑成为对庐隐心灵构成伤害的最重要的因素，后来，她回忆说：“这是一所专门收容无产阶级者的学校；到处都显露着贫瘠的阴暗空气，据说这些学生都是从各乡村贫寒的教友家里送来的，不但在这里可以不花钱读书吃饭住房子，同时便连暑假回家的往路费都是学校供给的——而学校当局唯一目的，就是使这一群天真的孩子信教。他们是抱着宣传宗教的绝大信心，来吸收这些为了利益而信教的教徒，……养成一群奴隶性的教徒，这些人毕业了，便分发到各乡村各教堂，再依样炮制，于是洋奴便一天多似一天了……”


    教会学校对学生们的生活也有着两套标准，穷人家的孩子每天吃糙米饭、窝窝头和咸菜，十几个人挤一间宿舍；有钱人的子女则进小厨房，鸡鸭鱼肉换着吃，四五个人住标准间。


    庐隐好歹也属于大户人家的小姐，舅舅超级有钱，母亲手里也留存着一笔可观的银两，只是谁都不愿意在这个小女孩身上浪费资源，她也与穷孩子们一样，啃窝头、睡潮湿的厢房，10岁那年，她的脚长满了疮，几乎残废；后来又因感冒引起咳嗽，导致肺管破裂，吐血不止。


    幸运的是，她每次都挺了过来。


    寒酸、病痛、恐惧、无奈一直纠缠着这个小女孩。更让她不满的是，一次她大病初愈，就被要求去作礼拜，“信奉上帝”。


    别人都神情肃穆地唱着赞歌的时候，庐隐却东张西望，落寞的眼色射出与她的年龄不相符的愤恨。


    美国人朱太太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走到她身边，用颤抖的声音劝她：“亲爱的孩子，上帝来祝福你！”


    “我不信上帝，我没有看见上帝在哪里！”庐隐冷冷答道。


    朱太太被庐隐的决绝惊呆了，几乎是哭着劝导：“哦！亲爱的孩子，上帝正在你的左右，你不能用眼睛看见，但是他是时刻都不离开你的……主啊！你用绝大的力量，使这个可怜的孩子皈依你吧……她是你所迷失的一只小羊，主啊！你领导她……”


    三番五次的劝导，叛逆的庐隐最终被朱太太感动了，也许是长久以来积聚的委屈无处宣泄，她选择接受上帝，也许“上帝”真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后来她哭着对朱太太说：“我信了，我真的信了！”


    庐隐皈依了宗教，精神上有了寄托，她说“宗教的信仰，解除我不少心灵上的痛苦，我每次遇到难过或惧怕的时候，我便虔诚地祷告，这种心理作用，我受惠不少……现在虽觉得是一件可笑的事，但也多谢家教，不然我那童年的残破的心，必更加残破了！”


    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庐隐选择了上帝，上帝也开始照拂他的小女儿。民国成立前后，庐隐的大哥黄勉已经成年，年幼时不懂事，长大后才知道心疼小妹，庐隐在大哥的帮助和辅导下顺利考进了女子师范学校。母亲和舅舅既高兴又惊讶，对她的态度来了个极大的转变，庐隐依然耿耿于怀“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但这时候我已经十二三岁了，可贵的童年已成为过去，我再也无法使这不快乐的童年，变成快乐……”

 ·姐不想上班·

    庐隐的才气似乎来的迟了一点，但丝毫不影响其喷涌而出。她13岁进入女子师范学校，在班上年纪最小，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照顾这位小妹妹。也许实在太小，她根本不喜欢上学，总希望自己生病，因为生病就可以在家休息。从踏入了中学，家里的亲友纷纷对她另眼相看，她才享受到了一些家庭的温暖。


    她的性格也变得活泼起来，与同学们开玩笑，恶作剧，还跟几个女孩组成全校有名的“六君子”，调皮的主要形式就是“笑”，只要见到哪个同学的举动、面孔、衣着上有所异样，便开始大笑，一声接一声，直到弄得对方相当尴尬为止。


    在师范学校的四年里，庐隐阅读了大量古今小说，其努力勤奋为将来的展翅高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回忆说：“我发现了看小说的趣味，每天除了应付功课外，所有的时间，全用在看小说上，所以我这时候看的小说真多，中国几本出名的小说当然看了，就是林译（林纾翻译）的三百多种小说，我也都看过了，后来连弹词，如《笔生花》、《来生福》一类的东西，也搜罗净尽……”


    到了17岁，母亲开始关心起她的婚事。可庐隐的长相实在不敢恭维，扁平脸，塌鼻子，又矮又瘦，她自嘲“短小精悍”，而且对结婚也很害怕，觉得那是一件很神秘的事。


    可缘分来了谁都挡不住，庐隐很快被一个英俊的男生吸引，甚至主动与对方谈婚论嫁。


    那是一位叫林鸿俊的远房表亲，曾留学日本，因父亲不幸病逝中断了学业回国，在北京逗留期间住在了庐隐的舅父家。


    林鸿俊长庐隐三岁，一表人才，他很欣赏庐隐的聪明、干练，试着托人向庐隐母亲提亲。庐母觉得这小子学业未成，而且家境衰败，当下拒绝。林鸿俊很伤感，写信致庐隐，倾诉对她的仰慕，坦述自己幼年丧母、青年丧父的凄凉身世，以及不能与之结为秦晋之好的悲哀和绝望。


    这信引发了庐隐强烈的共鸣和同情，激起了对母亲的势利的一腔义愤，她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言辞激烈：“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深知庐隐倔犟的性格，苦劝无效只好答应，但附加了一个条件，林鸿俊必须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后方可成婚。林鸿俊欣然接受，在婚约上签了字。庐隐为林的学费四处张罗，有一位亲戚动了恻隐之心，资助了林鸿俊2000元——她并不知道，这位亲戚是受母亲所托，这笔钱实际上是母亲拿出来的。


    1916年，林鸿俊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18岁的庐隐也从中学毕业了，当时国内大学尚不招收女学生，母亲则希望女儿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庐隐一时间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道路该如何定位，母亲和表哥们却忙着动用社会关系为她谋事——也许是这些人心怀愧疚，为庐隐忙活得格外卖力，最后给她弄了个北京女子中学体育、园艺教员的职务。


    庐隐被母亲的“好心”给雷到了，体操、篮球她尚且了解一二，如何打理园艺她根本一窍不通，如何去做这两门课的教员？


    望着母亲企盼的眼神，庐隐又不好拒绝，勉为其难上任。庐隐的女学生们也是形形色色，有娇滴滴的大小姐，有脆生生的假小子，有的个头比她高，有的年纪比她大——最难堪的是，几乎所有学生都认为比老师漂亮。上体育课时，学生们衣着光鲜争奇斗艳，还有几个自持清高的学生认为庐隐根本不懂园艺，联名到教务室告状。


    庐隐被弄得哭笑不得，待了半个学期后实在受不了了，正好寒假在即，她写了封辞职信，拿钱走人。


    在家里待了一阵子后，北京慕贞学院的同学舒畹荪女士来信请庐隐前去安庆帮忙，舒女士在安庆省立安徽女师附小当了校长，需要人手。庐隐接到信后十分高兴，认为可以摆脱家庭自食其力了，甚至觉得自由就在前方，在她回忆起安庆任教时的心情时写道：……到火车站，我匆匆的买好车票，心雄万夫似的跳上车子，当车轮蠕蠕而动，我和表哥告别时，在我心头没有离愁，没有别绪，只有一股洒然的情绪，充塞着我的灵宫。我觉得这十余年如茏中鸟般的生活，我实在厌倦了，时时我希望着离家，去过漂流的生活，因为不如此，似乎无以发泄我平生的抱负——我虽是一个女孩儿，但在这时节，我的心肠没有温柔的情感，我羡慕飞剑侠，有时也希望做高人隐士，所以这一次离家，我是充满了骄傲，好像一只羽毛已经长成的鸟儿，从此天涯海角任我飞翔。


    庐隐在故友的学校里教国文史地，讲课自然是轻而易举，当时苏雪林也应邀在该校授课，不过两人没啥深交，苏雪林回忆“后来蜚声文坛的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


    日子一长，庐隐也不怎么喜欢安庆平淡的生活了，她渴望激情，不甘心沉静。在上了半学期的班之后，她又辞职回到了北京。庐隐说：“在那时候，我的心是浮动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我都不能平静的久往上去，看命的人说我正在走驿马运，所以要东奔西跑，我自己虽然不信命相，不过欢喜跑，我是不否认的。”


    在家待着始终不成事，母亲简直不明白女儿究竟想干啥，嫁人吧，人家林鸿俊还没毕业，学女红吧，庐隐根本不屑。庐隐闲得时间长了也很烦躁，正好河南开封女子师范聘请教员，有朋友推荐她过去试试。买了张火车票，庐隐去了开封—一跟上两次的结局一样，半年后她再次辞职回到北京。母亲骂她没长性，表姊妹们则送给她一个雅号——学期先生。1919年，北京女高师招生，庐隐要去报考，母亲极力反对，拒绝提供学费，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啥，嫁个好男人就成了。


    才女要飞翔，岂是阿堵物能难住？


    为了凑一笔钱，庐隐马上到安徽找了个学校教书，一学期后，工资到手，得意扬扬回京城。


    可当她回到北京时，女高师的考期已过，还是在母校老师的通融下，于1919年秋补考迸了该校国文部做旁听生，半年后通过学期考试方能升为正班生。

 ·甩了未婚夫·

    在当年女师大学期考试中，庐隐和苏雪林的成绩最优，姐儿俩均是性格高傲。


    庐隐的成绩虽好，可时常没钱，因为母亲根本不在经济上予以支持，还动辄责备，不赞成她读书，庐隐说自己是“有家归未得”。


    那时候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陈独秀的《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提倡白话文，号召推翻封建礼教，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大腕云集北京，成了青年学生的偶像。


    庐隐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被彻底唤醒了，她愉悦地接受了新的学说，积极参加各种演讲会，一位女同学在讲演会上大讲恋爱自由，多数人嬉笑，庐隐站起来大力支持，被同学戏谑为“新人物”。


    因为热衷于各类活动，她还被选为学生会的干事，经常到其他大学参与导师座谈会。她与学生会主席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四人自制统一服饰，出入相随，形影不离，颇有游侠味，庐隐骄傲地说：“我们四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


    苏雪林在《关于庐隐的回忆》里说：“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都可以听见进出时身边总图绕着一群福建同乡，叽叽呱呱。讲着我听不懂的福建话。”


    ……五四运动后，庐隐‘务外’的天性好像得了正当的发展，每日看见她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坐下来静静用功的时候很少。……庐隐虽然不大爱用功，而天资聪明，功课成绩总列在优等。每遇作文时，国文教师发下题目，别人咿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坐椅子上，低着头，侧着身，飕飕笔不停挥，顷刺一篇脱稿。她的笔记从不誊录第二遍，反比我们的齐整完全。她写得一笔颜体大字，虽然无甚功夫，却也劲拔可爱。她爱演说，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本来说得一口极其漂亮流利的京话，加之口才敏捷，若有开会的事，她十次有九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人。郭梦良当时是北大哲学系学生，古文根底好，颇有才气。


    大学时代的同乡会最容易引出情感问题，而且多半是毕业之后就分手的悲剧，在中国上百年来都是这样，庐隐与郭梦良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这群福建的才子才女为弘扬五四精神，决定创办《闽潮》杂志，大家推选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为编辑，两人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交流。


    “五四”运动后思想界一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均有不少拥趸者，李大钊先生的“社会主义研究会”也吸引了不少人，郭梦良和庐隐属于中间派，他们既觉得社会主义有道理，又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性，庐隐认识到“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负的责任是那么大”，“下决心做一个社会的人”。


    这时候，她的未婚夫林鸿俊大学毕业了，在山东糖厂谋了个工程师，高级白领待遇。林鸿俊写信来要求庐隐与其成婚，说自己现在已经有实力担负起家庭责任了，妹子你委屈了这么久，以后跟着我享福，另外北京学生运动胡乱折腾，北洋军阀不好惹，在这世道下咱过个小日子就行。


    其实林鸿俊是个勤奋上进的好青年，他还对庐隐谈了人生规划，准备报考高等文官，以求更高建树。


    庐隐此时的想法完全变了，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我羡慕英雄，我服膺思想家”，“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


    当初仗义订婚的是她，现在执意要解除婚约的还是她，才女处世，就是不走寻常路。

 ·君去何匆匆·

    “五四”思潮激发诱导着庐隐，她被自己的才气憋得难受：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


    她躲在图书馆里开始着手创造，几天后整出了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隐娘小传》，可谓开山之作，后来她觉得“隐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不愿人们识其内心世界，并以“庐隐”作为她的笔名。


    《隐娘小传》大部分是用文言文写成，也仅限于朋友间传阅，影响并不大。后来她读了几本短篇小说，觉得长篇小说结构穿插难，还是先写短篇为好。她写了一个短篇，战战兢兢地去请教某位文学教授，不想那哥们儿给了她当头一棒：“你也想写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像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庐隐一气之下，把稿子给撕了。难过了好几天，她又壮着胆子又写了一篇《一个著作家》。这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某大户人家的女子爱上了一个码字的哥们儿，两人在爱情与面包的旋涡中苦苦挣扎，后来女主人公病死，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表达了对社会的抗议。


    这篇小说很快被茅盾相中了。


    那是1921年，茅盾、郑振铎创建“文学研究会”，庐隐通过大哥兼老乡郑振铎认识了茅盾，也加入了该会，登记的序号是13，属于第一批会员，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茅盾刚接编改组后的《小说月报》，见到庐隐的小说，稍微修改后便将其发表。


    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庐隐的创作自信，由此正式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探讨人生的意义，反对封建礼教。庐隐在她的创作生活中，一贯遵循此主张。她认为，作品应该含有时代的色彩，因此她的作品几乎全是写实，如描写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苦闷的《海滨故人》，集中描写农家女悲剧的《一封信》，表现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被毒打的《两个小学生》，反映纱厂女工悲惨生活的《灵魂可以卖吗》，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余泪》，以及《时代的牺牲者》、《一幕》和《房东》等短篇，虽然结构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黑暗角落，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多见。


    茅盾在《庐隐论》里所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在大学里，庐隐一共写了几十万字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游记，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


    大学毕业前夕，全班同学为了筹款去日本，庐隐与几个好朋友自编自演新戏，公演后不仅赚了钱，还得到了公众普遍的好评。她们从日本到朝鲜，又到奉天、大连、天津，一个月的奔马似的游览生活，颇有收获。


    回到学校，写了毕业论文，拿了文凭，大学三年宣告结束。


    在文学上取得成绩的同时，庐隐的爱情果实也慢慢成熟，她无可救药地迷上了有妇之夫郭梦良。


    郭梦良告诉庐隐，自己已有家室，当时为了凑一笔学费，不得不娶了某富绅的女儿，与妻子谈不上爱情。


    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地宣泄她的彷徨：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问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


    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征求朋友们的意见：“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三个好友几乎众口一词：你要慎重考虑啊。


    家人得知庐隐爱上了有妇之夫后，也纷纷责备，这下彻底激发了她的叛逆，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


    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同室”属于啥性质？既不是做妾，又不是做妻，在一起共同生活？基本上等同于现在的“同居”。


    叛逆就是最好的理由，庐隐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她。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尴尬和卑微。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之情，尽在字里行间。


    悲哀的是，庐隐的母亲因女儿的叛逆心力交瘁。


    也许是觉得对女儿有所亏欠，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甚至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到后来庐隐闹退婚，她也没说啥。如今女儿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老太太备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母亲去世，庐隐狠狠哭了一场，几个哥哥却很难原谅她，与她的关系一度僵硬。


    庐隐在福建夫家难以待下去，在她的坚持下，夫妻二人回到上海。此后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回家都没时间，无法陪伴庐隐。


    庐隐几乎成了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每日被琐事缠绕，女儿出世后，她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


    爱情也许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庐隐喜欢在小说中表露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所以此后的多篇小说中她都不由自主地借女性主人公之口感叹婚姻带来的失望情绪。


    《前尘》中的女性主人公结婚三天后就开始不满足，伤心流泪中“觉得向往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何处是归程》中，女主角抱怨：“整理家务、扶养孩子，哦！侍候丈夫，这些琐碎的事情真够消磨人了”；《胜利以后》更是用大段的议论直接否定结婚的意义：“当我们和家庭奋斗，一定要为爱情牺牲一切的时候，是何等气概？而今总算都得了胜利，而胜利以后原来依旧是苦的多乐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的念头一打消，人生还有什么趣味？从前以为只要得一个有爱情的伴侣，便可以度我们理想的生活，现在尝试的结果，一切都不能免避事实的支配……”一步选错，步步都错。更大的不幸随即降临了，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


    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郭的前妻对她并不坏，只是婆婆太刻薄，处处刁难，连晚上点煤油灯都要遭到恶骂，庐隐实在无法忍受，便带着孩子从福建漂泊到了上海。在福州，她写了《寄天涯一孤鸿》、《秋风秋雨》和《灵海潮汐》等短篇和散文，满是幽怨。


    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再次回到上海。

 ·悲情文艺女青年·

    到上海后，她担任大夏大学的女生指导，并在附中任教，住女生宿舍；课余，夜以继日地继续着她的写作生活。她收入不多，生活很苦，常是满面愁容，向朋友感叹自己的命运，责骂男子和爱情害了她。北京，是她自幼生长的地方，对她来说，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一封朋友的来信把她叫到故都去了。在那里，她担任了使她头痛的北京市立女子中学校长的职务。她说：“当校长真是要我的命。……一天到晚要同那些鬼脸的打官腔的人们会面，并且还要谨慎，还不能乱说一句话。现在不要说作品，真是连文学的感情，也消逝得干干净净了。”第二年，她辞了职，又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去了，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石评梅的情人、中共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庐隐以此为素材，写了《象牙戒指》。庐、石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俩终日以烟打发时光，以酒遣愁。


    那时候，办刊物的风气并不低落，在几个朋友的努力下，每人出几百元筹办了一个“华严书店”。


    “华严”，取其文章之华饰，态度庄严之意。书店开张之前，他们办了一种《华严半月刊》，庐隐任编辑，自己并努力写文章。这时期，她创作的小说、散文和散文诗，多发表在北京《晨报》副刊和石评梅所办的《蔷薇周刊》上，其短篇集成一册出版，名曰《曼丽》。她曾说，这个时期是她的悲哀时期，这本集子里充满了悲哀，虽然这是一种浅薄的衷感。她觉得人生不免要死，盛会不免要散，好花不免要残，圆月不免要缺。这些自然现象的缺陷，使她陷入悲哀和空虚。


    当时她正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叔本华的著作，隐隐约约服膺了他的“人生——苦海”的悲观主义思想。庐隐自己也承认这时期是悲哀主宰着她，无论什么东西，在她看来都有悲哀的色调，人们的每一声叹息，每一滴泪水，都能在她心里得到共鸣，也使她的灵魂得到安慰。她悲哀着走路，悲哀着看世界，但她并不想解决这种支配着她的悲哀，也不知道如何解决。


    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庐隐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叶上的露珠，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


    庐隐遭到了人间最不幸的死别，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她母亲、丈夫、挚友石评梅和大哥相继死亡，使悲哀像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哀伤紧紧捆绑着她，折磨着她。


    石评梅死后，她成了一个没有伴侣的长途旅人。她说：“这时节我被浸在悲哀的海里，我但愿早点死去，我天天喝酒吸烟，我试作慢性的自杀。”


    她的哥哥一去世，使她的悲哀生活到了高潮，她病倒了。病好后，她觉得自己的思想有转变的必要，不能再如此生活在悲哀之中了。她在自传里说：“虽然世界是有缺陷的，我要把这些缺陷，用人力填起来……我只要有这种努力的意念，我的生命便有了光明、有了力……”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她写了中篇小说《归雁》。她说：“在《归雁》中，我有着热烈的呼喊，有着热烈的追求，只可恨那时节，我脑子里还有一些封建时代的余毒，我不敢高叫打破礼教的藩篱。可是我内心却燃烧着这种渴望，因为这两念的不协调，我受了痛苦，最后我是被旧势力所战胜，‘那一只受了伤的归雁，仍然负着更深的悲哀重新去飘泊了’。”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做梦还要不可捉摸”。


    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闹事无一当意，世闻人无一怄心”“……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时人喜欢将庐隐和冰心相提并论，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大自然和母爱的讴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地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问，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问，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庐隐曾说：“在第一个时期里，已经确定了我的人生观，到第二个时期，我的人生现，由极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转变，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她说的三个时期，是她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的三个阶段。其实，不论哪个时期的作品，都流露着悲哀的色彩，只是轻重浓淡不同而已：“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一起头我就这样，其中所不同的，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所以第二步，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我还是伤感，第三步呢，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地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幻想的感情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


    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

 ·时髦的姐弟恋·

    庐隐的声名还是招来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一个在政法大学读书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梦良北大好友的弟弟。在一次宴会上他与庐隐邂逅，对庐隐寄予很深的同情，关心、体贴、劝慰庐隐，并向她表示爱意。


    考虑自己的处境，庐隐有点自卑，觉得“我不应当爱他，也不配承受他的爱”。她抑制情感的依恋，理智地拒绝了他。可瞿冰森并不理解庐隐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语言讥讽她。卑鄙的是瞿竞带着一位靓丽的少女到庐隐面前炫耀，刺激她。庐隐被击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


    庐隐本就其貌不扬，加之心灵上斑痕累累，她已把爱的梦想锁在心灵深处。苏雪林说“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对于这些人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他们开口求婚，庐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把他们轰出去。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


    1928年，她认识了比她小9岁的清华大学的学生——位乐天派的青年诗人李唯建。他是一位向着生命的途程狂奔的青年。他们相识不久，由友谊便发展到了恋爱。


    李唯建（1907年7月10日-1981年11月12日）系四川成都人。早年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人过从较密，曾在《新月月刊》、《诗刊》、《贡献旬刊》、《人间世》等刊物发表新诗和译作。著有英文、散文诗集《生命之复活》，长诗《影》、《祈祷》，小品《唯建的漫谈》和《相思草》，以及译作《爱俪儿》、《英官外史》、《英国近代诗歌选译》、《四川军阀》等。曾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并于1978年应聘为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英语教授。


    似乎是爱情又一次照亮了她！他们通信频繁，爱情急骤升温。李唯建的出现，如同阳光，照彻了庐隐的幽秘和阴暗。在化名“冷鸥”和“异云”的情书通信中，庐隐觉得她遇见了一个把她看透的人，那是李唯建给她的小诗：我握着你的心，我听你的心音。忽然轻忽然重.忽然热忽然冷。有时动有时静，我知道你最晰清。


    面对着情感爆发的火山，庐隐比较冷静，先是婉拒，后是疑虑，她直言：“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然而，信越通越多，话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直白。庐隐很不自信，问李唯建：“我想给你介绍一个年貌相当的女子，她比我好，对你更合适，怎么样？”李唯建的回答是：“难道恋爱能容得下第三个人？”庐隐开玩笑说：“我可是有名的扫帚星，你不怕？”“怕，我只怕取不到最近的距离欣赏你！


    李唯建在大胆地表白：“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甚而膜拜道：“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


    庐隐再也无法招架：“请你用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


    关于恋爱，庐隐说：“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她的条件是什么？是精神！她自己对待爱情便是这样的。“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是她从李唯建那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的基础。她说：“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这时，她从“重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出来了”，她觉得“前面有一盏光明的灯，前面有一杯幸福的美酒，还有许多青葱的茂林满溢着我们生命的露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


    “一个有孩子的寡妇去和一个小自己9岁的年轻学生谈恋爱”的新闻迅速在校园内流传，庐隐开始被人调侃有着“小情人”。社会舆论，亲朋故旧的指责、嘲笑、谩骂劈天盖地而来。庐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心态，坦然以对。倒是她的老同学苏雪林为其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


    庐隐可谓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大量公开个人情书的女作家，在这部情书的结集中，庐隐如此坦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把戏也都尝试过了。从来没有一个了解我灵魂的人，现在我在无意中遇到你，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基于心灵的认识。异云，你想我是怎样欣幸？我常常为了你的了解而欢喜到流泪，真的，异云，我常常想上天使我认识你，一定是叫你来补偿我此前所受的坎坷。


    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的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


    在日本旅游的时候，庐隐陆续发表了小品文炼京小品》，原拟二十题，但只写了十一篇，都在《妇女杂志》上发表过。由于日元高涨，生活不能支持，他们回到杭州，寄居在山清水秀的西子湖畔。


    被压迫的灵感，在这美丽的地方，似乎得到了解放。那半年，她写了一部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这是一部充满哀感，为她的朋友石评梅不幸的生命留下的永久纪念。这时期，她还出版了一部短篇集《玫瑰的刺》。


    李唯建回忆说：


    我于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那时，我热烈地爱着拜伦、雪莱、济慈以及布莱克和泰戈尔的诗，苦苦地探求着人生问题，并写信求教于泰戈尔，后他回信邀我赴印，行至上海，因故未能如愿。1928年重返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读书。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北大林宰平教授介绍，认识了女作家庐隐，相谈投契。庐隐在城中教书，我住清华园。结识庐隐后，庐隐考虑较多，她心潮澎湃，某夜寄我血书一封，表明内心。


    经我多方劝慰，心绪渐宁，决心生死相从。频繁的书信，久之成帙，初由天津《益世报》连载发表，庐隐自名“冷鸥”，名我为“异云”，于1929年由北平法文《政治周刊》译成法文，出版单行本。再后取名《云鸥情书集》，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30年与庐隐结为伉俪，游日本，住在东京郊区，怀一女，后取名“瀛仙”（即恕先）。不久回，卜居杭州西子湖畔……1933年夏天，夫妻二人有了一个小女孩名为李瀛仙，乳名“贝贝”。为了生活，二人离开杭州到上海，由刘大杰介绍，庐隐进工部局女子中学，她一面教书，一面写文章，她自己说，写文章“自信是为兴趣有时也为名，但为钱的时候，也不能说没有，不过拿文章卖钱究竟是零卖灵魂，有点可怜，所以我宁愿在教书的余暇写文章了。”她还说：“我不敢为了机械的教书生涯忘记我一向所努力的创作生命，所以在百忙中，我是一有工夫就写……”她不停地创作，在《申江日报·海潮》、《女声》、《时代画报》、《前途杂志》和《现代杂志》上，都有她的作品发表。《时事新报·青光》上发表了她的中篇小说《女人的心》及短篇小说《情妇日记》。


    其实庐隐拼命写作也是为了养家，“小爱人”李唯建一脑袋浪漫主义思想，有了女儿后就在家带孩子。庐隐劝他努力上进，他权当耳边风。这哥们儿也真是人才，在庐隐的散文《玫瑰的刺》中记录了这样一件家庭小事：一天夜里，租住屋里出现盗贼的动静，庐隐建议李唯建去找同住的朋友帮忙，李在慌乱之中竟然打不开门“……为了建的缘故，我只得大着胆子走向门边帮他开门；其实那门很容易开，我微微用力一拧，便行了，不知建为什么总打不开。”


    现在很多人都把庐隐与李唯建共处的四年奉为其最幸福的时光，而据张昌华先生考证“他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待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偏向。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李唯建却趁庐隐外出打麻将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庐隐的朋友担心李唯建胡来，出面请舒新城介绍他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邵洵美在《庐隐的故事》里写道“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


    虽然生活有压力，但庐隐情绪变得乐观、开朗，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战争后，她跳出了由社会、环境、生活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在艰苦的条件下，先后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后者则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庐隐在写《》火焰时，苏雪林去看望她：“庐隐对于她这个表扬淞沪之战的文学作品，却有点讳莫如深。题材是我询问再三才肯宣布的，言语间又往往支吾其词，只想将话题牵扯到别件事上去。当我到她写字桌上强去翻看那些原稿时，她劈手夺去，笑着说：‘咖啡香了，咱们到客厅喝去，这稿子留着到出版后再读吧。难道怕我不送你一本不成？’庐隐是个爽快人，这回为什么如此？事后我才想起，那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里，谈爱国便是思想落伍，甚至可说反动，不惟听者不能入耳，自己也羞于出口。庐隐大约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我笑她，所以要这样遮遮掩掩的了，她哪知我正是她的同调呢？”


    这时期，庐隐说：“我现在写文章，很少想到我的自身，换句话说，我的眼光转了方向，我不单以个人的安危为安危，我是注意到我四周的人了。最近我所写的《女人的心》，我大胆地叫出打破藩篱的口号，我大胆地反对旧势力，我大胆地否认女子片面的贞操。”“但这些还不够，我正努力着，我不只为我自己一阶级的人做喉舌，今而后我要更深沉的生活，我要为一切阶级的人鸣不平。我开始建筑我整个的理想。”


    庐隐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上尖锐的斗争，不会不在她生活和思想里留下痕迹。她走向生活后，教过小学、中学，也当过一个大学的讲师和教授。时代给她的社会经验是：中国的一切都濒于破产了。破毁了的社会当然还有希望，这是在最后她才认识了的。


    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摒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彻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地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


    当她的创作世界重新和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时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一·二八”战役为题材，反映十九路军奋起抗日的长篇小说《火焰》外，还有收在《东京小品》里的七篇小说如《火灾》，尤其那十四篇杂文，如《丁玲之死》。


    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频常有来往，当听到朋友说胡也频“以共产之故被捕”后，“想起也频那样一个温和的人，原来有这样的魄力，又是伤感，又是钦佩”；当听到丁玲被捕失踪，又看到《时事新报》有丁玲已被杀害之说后，她认为那是中国文坛一大损失，“时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里是我们的出路？想到这里，我不但为丁玲吊，更为恐怖时代下的民众吊了。”在《监守自盗》中说：“墨子曾经有过一句话：‘窃国者侯，窃钩者诛’，使我恍然明白从古及今，中国一切的法律，都只限于约束小百姓，而衮衮诸公呢，那是特殊阶级，是孟轲所说的治人阶级，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衮衮诸公，因此失地万里的将军，涂炭人民的元帅，尽可以挟带金宝美姬，逍遥于法外，当政诸公，连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的颂歌》里说：“20世纪的人类，正度着夏天的生活——纵然有少数阶级，他们是超越天然，而过着四季如眷享乐的生活，但这太暂时了，时代的轮子，不久就要把这特殊的阶级碎为齑粉，——夏天的生活是极度紧张而严重，人类必要努力的挣扎过，尤其是我们中国，不论士农工商军，哪一个不是喘着气，出着汗，与紧张压迫的生活拼呢？脆弱的人群中，也许有诅咒，但我却以为只有虔敬的承受，我们尽量的出汗，我们尽量的发泄我们生命之力，最后我们的汗液，便是甘霖的源泉，这炎威逼人的天，将被这无尽的甘霖所毁灭，世界变成清明爽朗。”


    可惜天妒红颜，1934年庐隐意外去世——为了省钱。

 ·无悔曾爱过·

    庐隐逝世多年后，李唯建写了一首抒发生平感怀的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在平结识黄庐隐，评诗论文心相印。清华园里撷黄花，得依怀中情一札；十里迢迢入城赠，寒星初窥噪暮鸦。


    书信劳邮亭，赏花赏月明。君心腾巨浪，惊喜复忧伤；中夜血泪书，沾笺复沾裳。心潮渐平息，死生誓相依。


    古井微澜漾春色，始度东瀛度蜜月。人言扶桑日果果，渺茫明灭神仙鸟；乘兴畅游度枉生，落叶满地红不扫。初冬归国兴未已，浪漫生涯不减昔。申江小住即访杭，卜居湖滨餐风光……去秋在日乐悠悠，写作阅诵无所忧；归来居杭生一女，取名“瀛仙”纪东游。当卖借贷穷难救，卖文为生焉能久。隐君沪滨教书职，我赴嘉兴任教席…一乌云突遮晴朗夭，展翅伸爪来死神。隐君生产庸医误，茫茫大地无归处。黄英缤纷遭毁灭，天昏地暗变颜色。


    庐山真面目，隐约未可睹。海滨灵海无潮汐，故人一去绝音息。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永安公墓遥，人间天上差……庐隐去世后，与前夫所生的大女儿郭薇萱随二舅黄勤一家住在天津（黄勤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公行经理）。一年多后，黄勤调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郭薇萱又随舅父一家搬到上海。


    当时郭薇萱的姨娘黄湘也住在上海，她劝郭薇萱回福州爷爷、奶奶那里。但郭薇萱对福州一无所知，不肯回去。郭薇萱的祖父郭凌云曾多次叫人把郭薇萱接回福州，郭薇萱不肯。直到在二舅父家待了两年后，郭薇萱才回到故乡郭宅。郭薇萱小学毕业后考入美国基督教会办的福州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后考入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中读高中。时值抗战时期，学校迁至南平。1944年郭薇萱高中毕业投考大学，分别被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福建协和大学录取。但其祖父重男轻女，不肯供她读大学，郭薇萱因此失去了读大学的机会。建国后，郭薇萱先后在仓山区的几所小学任教，1983年退休，膝下有一男一女。


    妹妹李瀛仙随父回到四川成都后，18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做文职工作，转业后在广东电视台文艺部任导演，与一位同事结婚，生有一男一女，后改名为李恕先。直到1980年代，她在报刊上获悉姐姐郭薇萱的信息，通过书信，与姐姐取得联系。


    1985年5月，李恕先出差上海，在《庐隐选集》的编者钱虹的带领下，到庐隐的同学兼好友程俊英教授府上拜访。程俊英时已84岁，她的话不多，只是说：“你母亲逝世时，你才3岁，宝宝（郭薇萱的乳名）才10岁，宝宝很聪明。”


    李恕先从上海返回广东的途中，特地到福州寻找姐姐郭薇萱。在郭薇萱的住所“积雪山馆”，庐隐的两个女儿宝宝和贝贝，在失散半个世纪后终于重逢相认。

 孙多慈，梦里不知身是客

    ·安徽第一家族·


    民国旧梦是非多，南京起傅厚岗6号的一幢民国老房子。就曾上演过一幕爱情悲喜剧，其主角，是一代国画大师徐悲鸿与其学生孙多慈。说才女诬家孙多慈，必须先说她的祖父——安徽寿县孙家鼐。孙家鼐官做到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人称“寿州相国”。后又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命为管学大臣，主持创办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传说他家的大门上，曾挂有一副对联，上联为“门生天子”，下联为“天子门生”。这种才学和气派，在安徽都找不出几个。但孙家家规极严，16岁之前的男子不许穿丝绸、皮毛；行为举止以《礼记》为准；如有偷、抢、奸等行为，家族会严厉惩处。孙多慈父亲孙传瑗，号仰遽，字养癯，是小房之后。由于自小受家族影响，孙传瑗对科考充满敬仰，他最大的理想是通过科举光宗耀祖。但作为身处晚清时代的年轻人，又难免激情如火。在这方面，同族、激进派孙毓筠是他仰慕的英雄。光绪三十年，孙毓筠变卖家产，借用寿县朋友住所，创办了推行新式教学的学堂。聘请的教师中有一位就是孙多慈的父亲。


    1905年末，孙传瑷和教师汤葆明在学堂提出了剪发以示反清斗志的倡导，并带头把辫子剪了。学生当然愿意，但是家长强烈反对，由此把一个寿州城闹得沸沸扬扬，孙传瑷自己也被逼到了没有退路的绝地。


    不得已，他和汤葆明一商量，将数十位学生连夜带出了寿州城，之后徒步50余里，来到安徽省城安庆。这些学生，一部分转入大拐角头的尚志学堂续读，另一部分，由孙传瑷把他们送至南京。也正是这个变故，孙传瑗扎根安庆，连日本鬼子打来后，他和他的家小仍生活在安庆城内。


    1908年，孙传瑷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办了《安徽通俗公报》和《安徽船》。直到1912年孙毓筠出任安徽省第一任都督，孙传瑷也跟着做官，最高傲到省政府秘书。随后孙传瑷还在安徽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担任过教务长。


    孙多慈诞生在1912年4月12日，农历二月二十五那天。出生地是同仁医院，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


    三年前，孙父创办《安徽通俗公报》的时候认识孙多慈的母亲，孙多慈的母亲年轻貌美，并且温柔善良。那个时候孙传瑷在筹备报刊，事情很多，两人三四天都不见得能够见上一面。但孙母十分理解。没多久，他们便组建家庭，开始了甜甜蜜蜜的夫妻生活。


    一年后，大儿子孙多拯出世。


    为这一个“拯”字，孙传瑷还是很费了些心思的。那个时候的孙传瑗光芒外露，为儿子取名“多拯”，就是想自己为国为名的理想延续到下一代。等待孙多慈出生，孙传瑷看到一双儿女，思想也不再那么激进，尤其是同事好友韩衍被害，更让他希望获得和谐和平静。为女儿取名“多慈”，他希望将来女儿能够心带仁爱。


    同年，在江苏宜兴.17岁的徐悲鸿，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年十七，始游上海，欲习西画，未得其途，敷月而归。为教授图画于和桥之彭城中学。”他创作的白描戏剧画《时迁偷鸡》，在《时事新报》上发表，并获二等奖。这也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幅作品。

 ·小丫头瞧不起人·

    童年孙多慈对绘画限于简单的摹仿。但这种在她眼里简单地模仿却总让伙伴惊讶。有一次父亲看到也惊奇不已。那个时期的孙传瑗已在省政府做秘书，母亲在一女子高等小学教书。父母文人特有的，对艺术和文学，及对世界的认识，在日常的交流中总是流露出来，无意地熏陶着孙多慈，并由此影响到她的爱好兴趣。后来孙多慈在《孙多慈描集》“述学”中讲到自己的成长，说：“吾自束发从受书时，以吾父吾母嗜文艺，故幼即沉酣于审美环境中；而吾幼弟恬，对于绘画音乐，尤具有惊人之天才。姊弟二人，恒于窗前灯下，涂色傅采，摹写天然事物，用足嬉憨。吾父吾母顾而乐之，戏呼为两小画家。初为天性趋遣，直浑然无知也。”见她有兴趣，父亲还专门为她请了家庭教师教导她美术。当然也是名家，姓阎，名磊，字松父。那时候阎松父在培德女中任教，还组织了一个丁丁画社，专门研讨中国画。他对孙多慈的聪慧赞叹不已，但认为她的笔风太野，倒像个有血性的男孩儿。有年秋天，按照现在的算法，孙多慈读初一。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姓萧，是北京来的画家。父亲和人家喝高了，非要孙多慈将画作拿出来让客人点评。萧叔叔还真仔细看了，看了还说好，口口声声叮嘱孙父说，如果孙多慈真想往这方面发展，就去北京找他。孙多慈嗤之以鼻，满脸不屑。父亲批评她说：“你这丫头，不知天高地厚，在北京，在安庆，有多少人想跟你萧叔叔学画，他理都不理呢！”


    父亲的这位朋友萧谦中，是安庆东郊杨桥石塘湖人，在北京是出名的大画家。民国初年的大总统徐世昌曾请其到家作画。萧谦中回安庆的时候，身份已经是北平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


    后来孙多慈看到萧谦中的山水画作，认为灵秀有余，大气不足。她把观点说给父亲听时，父亲哈哈大笑，说孙多慈什么都不懂，乱评论别人。


    于是父亲把孙多慈叫到身边，如同老朋友聊天一样，深入浅出地与女儿谈起诗，谈起词，谈起文，谈起史，谈诗词文史与绘画的关系。孙多慈似懂非懂，但一字一句都听到心里去了。在《孙多慈描集》的“述学”中，她非常感谢父亲对她的这种诱导式教育。


    孙传瑷虽对女儿画画持肯定态度，但并不支持，在他看来，靠画出名的女子历史上屈指可数，如果成为一个作家，那就另当别论。


    这时候孙多慈已经就读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看到一些小女孩对作家的羡慕常常面露不屑，不就是写两篇破文章，有什么了不起？


    那段时间，只要有空孙多慈就出去写生，鸭儿塘、皖江公园、城南江岸，看到好的景色，或天水相连，或亭台楼阁，或葱绿树木便一屁股坐下来，一待就是半天。也不全是观察景色或提笔写生，而是让思绪变成文字，后来她记录这些这些文字，投给安庆的几家报馆，其中有两篇居然被刊发出来。


    父亲就笑她不要一心二用，要定好发展的路线，究竟是当作家，还是当画家让他自己决定，不过父亲的倾向十分明确，绘画只能是爱好，无论如何也当不得饭吃的。

 ·变故心生求学路·

    在安庆女中，最先看出孙多慈绘画天分的是图画教师胡衡一。胡衡一的身体略略有些胖，尤其在冬天，宽大的长袍被他穿着显得十分臃肿。他总是在讲台上放一只苹果，让学生做写生练习。


    大家都认真画苹果的时候，孙多慈却在画臃肿的图画教师。虽然谈不上形似，但多少也还有点神似。胡衡一知道她的小动作也不说破，故意绕到教室后面，再回来逮了个正着。孙多慈以为至少会被一顿批评，结果没有，反而让臃肿的老师“呵呵”笑出声来，把她的“作品”展现给学生，还说：“孙多慈同学不画小苹果，非要画我这只大苹果，大家看看，还真有些传神呢！只要同学们画得好，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无所谓。”孙多慈在羡慕的眼光中多少有些得意，而对胡衡一老师的尊敬也由此埋进心间。“在一女中学校，教师中对我期许最殷切者，为图画教师胡衡一先生。”直到晚年，在台湾每每向朋友回忆旧事，她依然如是说。


    同样对孙多慈宠爱有加的，还有国文教师李则纲。


    父亲孙传瑷对李则纲非常佩服，说他的国文不是最厉害的，但绝对是最有见解的历史学家，教书能超出课本的局限，用自己的观点给学生以启示。


    当时的历史课本大都按照远古、中古、近古区分，概念很模糊，缺乏科学性。李则纲在讲课时直接不讲这些模糊的分类，他将自己的观点写成剖析文章，在权威杂志《教与学》上发表，引起教育界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出任安徽省博物馆馆长。著作有《安徽历史述要》、《史学通论》、《中国文化史》等。


    李则纲对孙多慈的文字极为推崇。每每读孙的作文总是眯着眼睛，尤其读到他欣赏的句子，摇头晃脑，似乎陶醉于其中。


    受到老师鼓励，孙多慈转而对国文产生兴趣，尤其是新出版的文学期刊，像什么《小说月报》、《创造》、《东方杂志》等，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只要能找到的，一看就是半天。父亲对此很推崇，帮她四处借阅，到周日还带着她去谯楼后面的省立图书馆去找。


    变故起于1929年的初秋。


    1929年3月，蒋介石委任原冯玉祥旧部方振武，出任讨逆军第六路军总指挥。5月，又以“皖人治皖”为由，调任方振武为安徽省主席。


    任命方振武，表面是蒋介石的信任，实则不然。


    这年年初，中国局势出现新变化，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等各派之间的矛盾由暗转明，形成火拼。先是蒋桂战争，后是蒋冯大战。方振武是冯玉祥旧部，自然是蒋介石重点防范的对象。6月方振武赴任的时候，第六路军被整编为两个师，随之调至安徽。同时蒋介石则将其嫡系部队调到皖区，用以牵制方振武，削弱他的军事力量。武官从文，方振武无从下手。而此前的安徽政府官员走马换灯一番乱调，没有任何公信力。让方振武略感欣慰的是，在省政府长长的工作人员名单中他看到旧友孙传瑗的名字。


    但谁也没料到，方振武在安徽并没有让蒋介石放心。再加上在安徽的时间，方振武又与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刘镇华在郑州结拜了金兰之交。密报传至蒋介石处，蒋介石拍了桌子，可见其震怒。


    9月26日，方振武带着卫队乘安丰舰离开安庆去南京述职的时候，蒋介石在南京接连下达两道手令：命令方策率陆军第六师速达安庆接防；方鼎英率陆军第十师速达合肥接防。


    命方策速将方植之、苏宗辙、孙传瑗逮捕，押送南京。


    而这个时候，方振武乘坐的军舰还没有驶出安徽的江面，孙传瑗就在家中被押走。


    孙多慈当时看完电影回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被带走，她坐在母亲身旁，轻轻为母亲拭着眼泪。


    “你爸爸被带走的时候，让你无论如何不要放弃学业。”


    “我知道。”


    1930年的新年，在孙多慈的印象中，带着—种灰调子，说来就来了。


    元旦当天，她拉着弟弟外出散心思，在城西大观亭面对滔滔长江，看见长江南岸那远远一抹青灰之色，猛然想起自己已经18岁。


    几天后，父亲的朋友从南京带来口信，说方方面面关系疏通好了，孙多慈他们可以到老虎桥监狱探望父亲。


    母亲孙汤氏带着他们三兄妹，连夜坐船到了南京。


    见到了父亲，也见到了父亲的狱友蒋百里。蒋百里，报刊介绍他是军界奇人，有“中国兵学泰斗”之誉。他是光绪年间的秀才，青年时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回国后任沈阳督练公所参议。又赴德国学习军事。辛亥革命时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23年与胡适等组建新月社。1925年任吴佩孚军总参谋长。1929年末，因参与唐生智联手石友三的反蒋活动，也被蒋介石秘密关押进南京老虎桥监狱。也就是蒋百里，介绍孙多慈到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读书，使她结识了徐悲鸿。

 ·中央大学的旁听生·

    1930年是孙多慈的关键之年，高中最后一学期结束，她在安庆女中的学业全部完成。面对崭新的大学生活，报考学校，选择专业，早在高三前的暑假，父母就和孙多慈，以及她的老师，作了细致的商议，当时目标十分明确——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


    可突生的变故打乱了她的生活环境和学习心态，仅仅两个多月，她的各科成绩直线下滑，别说报考全国一流的国立中央大学，即便是省立安徽大学，也还要看她最后的努力程度。这种状态从南京回来后，依然无法改变，孙多慈也懂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考个好学校，但要真正安下心来却非常困难。


    事情在这年春天发生了转机，4月的一天，父亲孙传瑷意外地被放出来了。事先孙多慈并不知道，放学回家，见客厅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竟然是父亲。


    父亲和她谈起未来的取舍，孙多慈早胸有成竹。


    尚在几个月前南京探监的时候，她听说中央美术会画展开幕了，便特意去观看。在展馆第二室，一进门，她就看到了挂在中心位置，尺幅最大，色彩最艳，也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油画《田横五百士》。


    晚上回到旅馆，在《中央日报》上她又读到《徐悲鸿的画》这篇文章：“《田横五百士》是描写汉帝遣人招抚田横，田横与五百士作别时的情景，此刻田横心中充满说不出的悲痛。至于五百士，也知田横此去凶多吉少，在伤别离之外，一方面愿他平安归来，一方面又愿他不屈不挠，所以此时的情绪最激昂，最含蓄，最幽郁，最深沉……”


    由此，她记住了一个注定要让她记一辈子的名字——徐悲鸿。


    去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旁听西画的念头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


    父亲沉默，虽然他不希望女儿走绘画这条路，但如果不能考上中央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


    1930年，孙多慈和同学李家应一同到南京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父亲本来要陪，但孙多慈坚决不同意，她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


    当时，国立中央大学从头至尾组建才满三年时间。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采纳蔡元培关于“改官僚化为学术化”的提议，颁布“大学区制”，率先在江苏和浙江两省试行。在江苏，一系列学校合并成国立中央大学。


    来南京报考的考生高手如云，孙多慈那点才华，本不出众，而且这点才华又只显露二分之一，自然无法胜出。


    结果在意料之中，孙多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国立中央大学的新生录取名单上。


    父亲也不责怪，只是道：“情绪调整过来了？调整过来就好。那就去办该办的事吧。”递给她一封信，信封上的收件人是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宗白华教授。


    “筹办安徽大学时，也想请宗白华来安庆执教，是我去南京找的他。这两年我们多有交往，也和他说过你报考中央大学的事。你去南京找他，他会帮忙的。”父亲解释。


    这时的徐悲鸿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


    宗白华带孙多慈找的就是徐悲鸿。


    宗白华与徐悲鸿相交，也有些小故事，当时宗白华赴德国法兰克福留学，听说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的徐悲鸿如何了得，便慕名拜访。结果两人一见如故。


    曾有研究徐悲鸿的学者这样描述过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宗白华带着孙多慈，到艺术专修科徐悲鸿画室找徐悲鸿，这是徐大师和孙多慈的第一次见面。


    那个时候徐大师正在作画，差不多完成了。见宗白华进来，扬扬手，“既然白华兄来了，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宗白华也不客气，“既见君子，云何不喜，惜未见也。”“什么话，狗屁不通！”徐惩鸿叫道。


    宗白华笑道：“你一个芙学大教授，连‘狗屁’都出来了，成何体统！”


    一抬眼，看见怯生生跟在宗白华身后的孙多慈，后边的话收了回去，“这就是想来旁听的学生？”


    宗白华把孙多慈推到他的面前，“我这个安庆小老乡，你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


    徐悲鸿上下打量了一下孙多慈，问：“以前画过些什么作品？”


    孙多慈把特意准备的她认为还说得过去的一些习作递了过去。但徐悲鸿只是随手翻了翻，就把它们丢到一边了，“过去拜过什么老师没有？”


    孙多慈犹豫了半天，小声说，“安庆有个画家，叫阎松父，跟他学过一阵子。”想了想，又补充道，“北平画家萧谦中到我们家时，也给他看过。”


    徐悲鸿皱了皱眉，“西画和国画路子不一样。以后再说吧，也许能学得出来。”又说，“听说你是报考中国文学系没有录取，才改主意来我们艺术专修科旁听的？”


    孙多慈点了点头。


    “这不好，”徐悲鸿似乎有些恼怒，“这把我们艺术专修科放到什么位置上了，是其他系的残羹剩饭？”


    孙多慈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不敢反驳。


    徐悲鸿见状笑了起来，“到底是孩子，一句玩笑话就当真了。放心，没有事的，我要是真生气，还会答应你吗？”又向宗白华嚷道，“你看你这个小老乡，多大出息，进来这么长时闻了，连正眼都不敢看我！”孙多慈确实不敢抬眼和徐悲鸿直视。她觉得她现在面对的，不仅是著名画家，是大学教授，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复杂身份。她有些茫然，有些慌乱。

 ·缘分刹那间·

    徐悲鸿生于中国江苏宜兴屺亭桥，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1912年17岁时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人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先后留学日、法，游历西欧诸国，观摹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于1953年去世。经过收集整理，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只有“女学生”孙多慈没有片言，一直到1975年郁郁辞世，也未曾解释半个字。


    所以蒋碧微和廖静文的形象都因为自己的文章而栩栩如生——蒋是被伤害和被遗弃者，廖是爱情的坚定和承受者，而孙多慈形象神秘模糊。蒋、廖二人的回忆录对于孙多慈的描述都是似是而非。


    比如，蒋碧微书中称她为“孙韵君”，却从来都是满怀怨念，甚至将家庭变故的责任算到孙多慈头上；廖静文没见过孙多慈，所以对孙的描写都是淡淡几笔，更是为了突出心目中徐悲鸿先生爱才惜才的艺术大师形象，她甚至故意“淡化”了孙多慈——“并没有绝色的姿容，也不爱与人交往，沉默寡言，是个很普通的身材纤细的姑娘”。


    包括徐悲鸿长女徐静斐回忆父亲的生平，对孙多慈言语也极少。她对自己母亲蒋碧微的跋扈不满，对继母廖静文敬重，唯独对孙多慈闭口不谈。这都是孙多慈彻底伤了大师的心的缘故。


    1930年，35岁的徐悲鸿继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美术教授。


    4月，徐悲鸿发表《悲鸿自述》，详述了他的个人经历，自称未来的人生路不再有大的变化，然而天意弄人，并不能为他所左右。这一年少女孙多慈闯入了他的世界，并改变一切。


    最开始认识孙多慈，徐悲鸿没有把孙多慈放在眼中。两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就像两条平行的直线，并行向前，却又没有任何的交集。


    在艺术专修科旁听生，只有两类，一种落榜，另一种是转科，而无论哪一种绘画基础都不好。所以艺术专修科对旁听生不是特别侧重。


    根据研究徐悲鸿的学者收集的史料，徐悲鸿和孙多慈之间的第一次碰撞，大约是孙多慈旁听后的一个多月。


    那时徐悲鸿应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邀请，带领艺术专修科学生参观师范学校，并在那里作演讲。孙多慈也在。由于在城郊，路上崎岖不平，穿着高跟鞋的孙多慈落单，徐悲鸿注意到这个落单的女生，站住特意等她赶了上来。


    “看来你的生活经验不足，走这样的远路，就应该穿平底鞋。怎么样，脚有些痛吧？”


    孙多慈抬眼淡淡一笑，脸上泛起一团红晕。“没有，也还好。”想想，又补了一句，“谢谢徐先生。”


    徐悲鸿本来是一句轻松的玩笑话，但与孙多慈对视的那一刻，没来由的一阵心动。这都来自于这个清纯少女一双让人无尽爱怜的忧郁双眼。忧郁不是造作，也不带矫揉，像明净的窗口，可以清澈地看见她的内心世界。


    也正是这一天，孙多慈终于第一次走进了徐悲鸿的视线，两人之间的碰撞虽然还没有燃起任何的火花，却为二人后来的相识相知打下了伏笔。


    从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回来之后，徐悲鸿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孙多慈身上。


    从前孙多慈的绘画技艺确实是基础很差，但两个月的学习，水平突飞猛进，排名在班上上升到中游偏上。徐悲鸿暗暗吃惊，没想到这个女孩的悟性之高和其巨大的发展潜力。


    之后徐悲鸿对孙多慈印象加深，也越来越关注。


    而作为学生的孙多慈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她依旧慢条斯理的过着自己的大学生活。偶尔碰到徐悲鸿，也是远远低身，恭敬的喊“徐先生”。


    到了这个时期，徐悲鸿产生了一种并不至于爱情的冲动，这种冲动有从后世学者笔下流露出来，还是一件十分有趣的小事件。


    熟悉后的日子里，她和徐悲鸿说话的时候，虽然胆子大了，话语多了，有时还淘气地开个玩笑，但语气仍有畏缩。徐悲鸿看她弯弯笑的单凤眼，总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冲动。


    有一天，他用手把孙多慈的头像锁住，这才知道，这是创作激情的爆发。


    “孙多慈同学，能不能抽点时间到我的画室来，做做老师的模特？”


    “我？”孙多慈把手压在胸口，一脸惊讶。


    “是的，你，孙多慈同学。老师想以你做模特，创作一些作品。”


    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请求，孙多慈不知是兴奋还是惊讶，她不知如何作答。


    “怎么，你不愿意？”


    “不，不，能为先生服务，求之不得呢！”


    “那为什么不爽快答应？”


    “可，可……”也说不出什么理由，只是女孩子固有的羞涩吧。


    “吞吞吐吐干什么？或同意，或拒绝，简简单单的事。如果有什么不妥，说出来不就行了！”


    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田横五百士》画面，就淡淡一笑，“我，我是怕一个女孩子，到先生笔下，会变成威猛阳刚的硬汉子。”


    徐悲鸿哈哈笑出声来，“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孙多慈就说了年初在中央美术会画展上观赏《田横五百士》和《篌我后》的感想。“画上的人物，不管是男是女，个个都……”


    徐悲鸿点点头，非常严肃地说，“绘画创作最重要的，就是表现主题，绘画作品中的人、物、风景，都应该围绕主题做文章，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又笑笑，“你放心，在我眼中，你是文文静静的女学生，我想表现的，只是你柔情似水的一面，不会有其他。”

 ·你侬我侬·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孙多慈也是天天跑徐悲鸿画室。徐悲鸿的画室在大学东北角，画室分里外两大间，其中外间开了大玻璃天窗，这是徐悲鸿作画的地方，里面一间略小一些，是他的藏书室。


    徐悲鸿心细如发，孙多慈去的时候，他的画室总有水果。偶尔要孙多慈作为模特的时候，她也很随意，想动就动，想走就走，有时候嘴渴了，就嚷着要歇会喝水。徐悲鸿总是笑笑，也不阻拦，只有完全进入状态的时候，才绷着脸吼上一两声。或许，二人之间的情愫，便是在这之间一点一滴凝聚起来。徐悲鸿曾为孙多慈画过一幅素描，还专门题字，“慈学画三月，智慧绝伦，敏妙之才，吾所罕见。愿毕生勇猛精进，发扬真艺，实凭式之。噫嘻！其或免中道易辙与施然自废之无济耶。”落款是“庚午初冬，悲鸿”。


    而1930年12月初的一个周末，徐悲鸿发出邀请，要孙多慈陪他去附近的台城写生，孙多慈答应了。


    初冬的日子，微风。在山下时，天花花的还有些太阳，但过北极阁，沿鸡鸣寺南的山麓爬上去，便依稀有雨丝飘了下来。虽不大，却略略生出些寒意。


    徐悲鸿与孙多慈并肩而行，一地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走到窄处，徐悲鸿便上前一步，把拦在路中的树枝挡开，。等孙多慈钻过来，然后再快步跟上。两人气喘吁吁立在台城之顶时，眼前的天地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东望，远处的钟山群峦绵延。北眺，茫茫玄武湖水天一色。


    徐悲鸿带有颓废之情的感叹，不知为什么，突然让孙多慈想到了父亲孙传瑗。她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顺两腮“扑簌簌”流下来。


    孙多慈坦然了家庭变故。徐悲鸿“哦”了一声，他这才明白，在孙多慈的眼中，为什么始终有那种黯然神伤的忧郁。再仔细看孙多慈，他觉得她的家境，她的身世，她的命运，都值得深深同情。


    他转过身，用两手把孙多慈环抱在自己怀中，“现在我知道你没能考上中央大学文学院的理由了。家有变故，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安心准备考试？”又用手轻轻勾了一下她的鼻子，“这样也好，你要是被中国文学系录取了，中国画坛岂不是少了一位女画家！”见孙多慈破涕为笑，徐悲鸿带着一份怜爱，在她的额上轻轻吻了一下，“好了，你记住，从现在开始，无论你到哪里，天涯海角，始终有一个人在关心着你！这个人就是我，徐悲鸿！”


    孙多慈心“扑腾”跳了一下，她红着脸，闭上眼，把头轻轻靠在徐悲鸿的肩上。那一刻，她感觉她又回到童年时光，在父亲的怀抱里，无忧无虑地享受着亲情。


    多少年后，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主任孙多慈，在她的画室，独自忆起年轻时的情事，就在想，她与徐悲鸿之间那一湖清澄之水，究竟是从哪一个决口，哪一个时段开始宣泄而下的？


    在徐悲鸿方面，这个转折点十分明显，他对孙多慈的爱意，就是在台城，在孙多慈额上那轻轻一吻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


    徐悲鸿为激励孙多慈专心学画，专门为她画了两幅画：一幅是孙多慈的画像，一幅是徐悲鸿与孙多慈共同站在一座高岗上。寓意学海无尽，要不断登攀，题名《台城夜月》。从台城之约开始，徐悲鸿对孙多慈的爱意便一发而不可收，前前后后，持续有十年之久。

 大师的婚姻之路

    那时的徐悲鸿事业上如日中天，已经历了两段婚姻。


    1911年，徐悲鸿刚满16周岁，在江苏宜兴屺桥镇和当地一位农村姑娘牵着手走进洞房。次年，17岁的徐悲鸿做了父亲，儿子“劫生”之名，暗含“遭劫而生”之意，表示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后改“吉生”，一字之差，意思完全反了过来。1917年3月，他的第一位夫人在老家病逝。次年，儿子吉生也因患天花而夭折。1916年，在上海同乡前辈蒋梅笙家，他结识蒋家二小姐蒋棠珍。1917年春，徐悲鸿与蒋棠珍私定终生，并把她的名字改为“碧微”。5月，徐悲鸿和蒋碧微登上日本博爱丸轮船，由上海私奔至日本。这件事在徐悲鸿成为名家之后，在那个时代被益为争取爱情自由的美谈。1927年12月26日，他们的大儿子阳阳在上海出世，1929年11月20日，小女儿丽丽生于南京。


    与蒋碧微相识到孩子出世，夫妻两人经过了十五个年头，火一样的激情被磨灭，甜蜜的感情被冲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孙多慈带着自己的纯真稚嫩的微笑，闯进了徐悲鸿的生活。


    说不上是谁对谁错。简简单单，就是一种天意。


    大部分的故事都发生在徐悲鸿的专用画室里。


    孙多慈看书入神的时候，徐悲鸿反歇笔，偷偷的仔细打量对面的这位小女生；这个时候，徐悲鸿一门心思在思考用什么样的词汇形容面前这个让自己心动的女生，冰清玉洁？内秀如玉？柔情似水？


    同时徐悲鸿也会反思自己，有时候想到自己的年龄，自己都忍不住苦笑。都已经是快到不惑之年的人了，哪里来的年轻人那种冲动。至于表白，他仔细地想过，幻想过在什么样的场景里去说那些话，会不会惊吓到心中的精灵，又或者孙多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万一破坏了自己在孙多慈心中的想象，自己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总是让他煎熬，犹豫，始终没有说出口。但是，爱情这种东西没有任何道理可言，逃避永远不是解决的办法，总有需要面对的一天。


    徐悲鸿大师也想过自己的家庭，想过自己的孩子，也想过因为知道自己和孙多慈走得比较近，妻子蒋碧微一脸怨气的影子。爱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他这样的名人，对于他这样当年就充满传奇婚恋的名人，当真有必要再来一次改变？


    徐悲鸿给挚友舒新城的信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话。


    “新城兄，我必须向你坦白，对于我，这个爱，如闪电如雷鸣，已经降临到我身上了。我对孙多慈，已经明显有恋爱的倾向，现在唯一着急的，就是不知道孙多慈对我有没有‘爱’的态度。但愿她不是把我当老师，也不是把我当兄长啊！”这个时候的徐悲鸿肯定是心乱如麻，仿佛打翻了五味瓶，说不上来是酸是甜是苦还是辣。从自己孩子眼睛里的懵懂，还有妻子的面容，他确实需要快刀斩乱麻，彻底了结隐藏在内心对孙多慈并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地步的炙热情感，但是……徐悲鸿的本心又不停地告诉他，不要违背自己本心的意愿，他无法回避孙多慈那双忧郁而质朴的眼睛。


    两者相比，一个是普通中年男子的平淡感情生活；而另外一个，是浪漫、温情理想的伴侣。如何取舍，他真的难作决定。有些爱情，来的时候，悄无声息。甚至，当事人也浑然不觉。还是在外人的提醒下，才蓦然发觉，以至于受到惊吓。


    徐悲鸿与孙多慈就是这样，他们相互吸引，越走越近。


    张建初先生在《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里说，徐悲鸿为孙多慈画的肖像素描居然用时一周，一个美术教授画一张普通的素描需要一个星期吗？不知道这个时间他从哪里认定的，如果真是这样，在那个时候，爱情就已经滋生了。这其实是有旁证的。1930年11月底，徐悲鸿的好友舒新城来拜访他，回旅馆给女朋友刘济群写了一封信，“昨天徐悲鸿约我去其家闲谈，适见其正在为某女画像，看其行动，似正在走入恋爱之途”。好朋友的直觉很准确。


    徐悲鸿在向好友舒新城披露内心的隐情的信件中更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自己对孙多慈的感情。信中开笔直抒心中难以言说的隐情：“新城吾兄惠鉴，明日太太入都矣。小诗一章写奉，请勿示人，或示人而不言所以最要。”信中的太太，是指他的妻子蒋碧微，人都指国民党首都南京。太太人都，何必大惊小怪？在徐氏隔年致中华书局的另一友人吴廉铭的信中有如下一句话，似乎可以理解为：“太太今日下午后来，天下从此多事。”大惊小怪的起因是“天下从此多事”。所以他要赶在多事的太太回都前，将小诗一章写奉老友。


    懂得男女之事的明眼人看了就知道这首诗属于兄弟之间对极度暖昧之事的诉苦。用今天的话来说，是铁哥们儿即使到死也是烂在肚子里的话儿。可是徐悲鸿不准备说给人听，却又拿出来向朋友表明自己内心的苦闷，可见其内心所受的煎熬有多深，甚至可以拿出来对兄弟说。


    那究竟是什么诗这么神秘，诗曰：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如果舒新城不作注解，换做任何人不结合事件，都会莫名其妙不明所以。可徐悲鸿的好友舒新城回信中也写了两句诗，于是两两对应，就有了承前启后的因为所以。舒新城的诗是：台城有路直须走，莫待路断枉伤情。看，谜底就在“台城路”上，一个感叹“荒寒剩有台城路”，一个鼓励他出轨，“台城有路直须走”


    的确，作为兄弟，自然是看得比自己挚友清晰，说解决郁结的唯一方法就是走下去，管他什么天塌地陷。

 ·世俗之眼·

    徐悲鸿即将踏人不惑之年，而且有了儿女，孙多慈与徐悲鸿之间亲密的举动，自然有有心人送往徐悲鸿的妻子蒋碧微耳边，于是阻挠和反对在所难免。尽管徐悲鸿多次欲盖弥彰向妻子解释说，他只是欣赏那个小女孩的才华，但年轻时就敢和徐悲鸿私奔至日本的蒋碧微，自然看得出徐悲鸿与孙多慈的关系已远远不止师生关系那么简单。更何况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传诵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话自有其中的道理。即使蒋碧微看不清，难道旁人看不清？


    翻阅过很多关于孙多慈的生平，也找过徐悲鸿的资料，甚至专门看过徐大师的画中资料，众多徐大师的研究者说辞褒贬不一，有人这样描述：1931年夏天，孙多慈以图画满分的优异成绩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正式开始了四年的大学生活。由于孙多慈学习成绩出众，又正式成为了徐悲鸿先生的学生，徐悲鸿对其更加器重和赏识，逢人便宣扬她的天才和智慧。


    由于好事之徒再加以渲染附会，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便不胫而走。许多小报也绘声绘色，例如当时的南京《朝报》就不知登了多少有关这桩三角恋爱的故事。


    在校期间，由于徐悲鸿对孙多慈特别关爱，甚至有时上课时只教她一个人，如此一来使许多同学觉得自己的受教育权利受到了侵占，便经常在暗地里对孙多慈与徐悲鸿进行埋怨、批评、指责，甚至一些难听的话也迅速在同学中流传。


    后来孙多慈只好搬出女生宿舍，在石婆婆巷租了一问房子，由她的母亲从安庆搬来与其同住。据说，徐悲鸿当时刻了一枚印章，上写“大慈大悲”二字，暗含着两人名字。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很多东西，其他东西或许可以作假，但当时南京的《朝报》做不得假，还有孙多慈搬家的事情，根据孙多慈的表妹陆汉民回忆说：“孙多慈和徐悲鸿发生恋情的消息传到了安庆，我的姑夫姑妈（即孙多慈的父母）十分反对，我们是一个旧式家庭，他们绝对不能接受女儿爱上一个有妇之夫。”陆汉民说，为了阻止这段感情，孙多慈的父亲经常大发脾气，母亲甚至搬到了南京，租了房子，日夜监视女儿的行踪，不让她与徐悲鸿接触。


    当这件事情被摆放在青天白日之下，让所有人看到议论的时候，这位在书画造诣上建树极高的大师肯定是不安和内疚，不过，显然他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孙多慈。


    他甚至给宜兴的蒋碧微写了一封信：碧微，你快点回南京吧！你要是再不回来，我恐怕要爱上别人了。


    为了躲避世俗人的眼光，1933年1月，徐悲鸿趁这个机会，与中国近代名家绘画赴欧举办巡回展览，意欲借此散心，打消几乎焚烧自己的爱的火焰。


    而那时的孙多慈继续在中大学习。两人之间还是有少许书信来往。而这种联系一直维持到巡回展览结束，1934年8月徐悲鸿回国。


    10月，金秋时节，徐悲鸿带学生去天目山写生。因为出国办展览，跟“学生”分别将近二十个月，反倒让两个人证实双方的确深爱着对方，这点是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


    天目山的故事也是众说纷纭，选取了比较靠谱的一段：就在天目山上，层林尽染，暮霭深处，孙多慈在山间的小路旁，发现了一树红豆。


    孙多慈痴痴地立在那儿，两腮泛红，是喜出望外的兴奋，也是情窦初开的激动，“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她的口中，不由自主背出了唐代大诗人王维的缃思》。


    徐悲鸿突然明白孙多慈的惊喜之情了，他的心动了一下，如一道电流划过，涌出一层幸福。


    孙多慈踮起脚，伸手勾下树枝，从中选了两颗最红最亮最图最满最成熟最结实的红豆，摘下来，轻轻放于手中，然后两拳紧握，合在胸前，闭上双眼，似是暗暗祈祷，暗暗祝福。之后，她走过来，怀着一颗真诚之心，把红豆捧到徐悲鸿面前。


    对于此时的孙多慈来说，她伸出纤纤玉手，满怀愁思和柔情，郑重摘下相思豆，娇羞地捧给老师，那就是少女的心思——爱的箴言。


    徐悲鸿当然知道孙多慈此时的心意。徐悲鸿觉得眼角有些湿润。他知道，在孙多慈无言凝望之中，有太多的期待，太多的信任，太多的憧憬。他忍不住伸出两手，把孙多慈紧紧环抱在自己怀里。孙多慈把头伏到徐悲鸿的胸膛上，闭上眼睛，静静享受他宽厚而博大的爱意。


    之后，徐悲鸿低下头，将嘴唇轻轻贴向孙多慈。孙多慈虽然眼睛是闭着的，但似乎也有同样的需求。两人唇齿相交的那一刻，徐悲鸿感觉到了孙多慈发自内心的悸动。


    于是在一些僻静处，两人情到浓时，都不由得深情拥抱相吻，这样的一幕还被一个带相机的同学收入进了镜头。


    正因为有好事者的这张照片，这段故事才更有可信度，而关于孙多慈天目山采红豆相赠老师的故事被好事者疯传，衍生出无数版本，其中传得最广的，就是回到南京后，徐悲鸿特地到一家大银楼订制了一对金戒指，并且把这两枚代表爱意的红豆分别镶嵌于其中。红豆之一镌“悲”字，另一个镌“慈”字。两枚戒指，自然是徐悲鸿一枚，另外一枚不言而喻。


    随后的四五年间，这枚特别的定情情侣戒指被徐悲鸿一直戴在手上，从来不曾取下。


    一个临近不惑的中年男子还能爱意浓浓，情深意重，作出这样浪漫的举动，是好还是坏？只能说，在爱情面前，无所谓对错了。


    蒋碧微晚年在回忆中说“有时晚上参加应酬，他经常也是吃到一半，就藉词要上夜课而退席，把困窘而尴尬的我留下。最令我难堪的是，他会在酒席上趁人不备，抓些糖果橘子在口袋里，后来我知道，这些也是带给孙韵君（多慈）的。碰到他这样做的时候，我只好装作视而不见。有时我也促狭起来，他把带给孙韵君的东西预备好以后，放在桌上。等他有事走出房间，我就悄悄地藏过，他回来一看东西不见，不好意思问我，也就讪讪地走了。”但因有四年前情变的教训，蒋碧微一直强压着怒火没有爆发。但无论徐悲鸿还是蒋碧微，都知道，另一场更大的夫妻之战，在他们本来就勉强维持的家庭里，将要打响了。

 ·主妇护家·

    收到徐悲鸿直白的书信，蒋碧微回来如何兴师问罪，随后出国巡回展览暂且不讲，徐悲鸿之前还为这段不伦之恋做了一些挣扎的。他甚至想出把孙多慈介绍给好朋友盛成做女朋友的主意。


    研究徐悲鸿学者的文字中有这么一段：1930年12月，徐悲鸿的战友盛成从法国归来，专程赶到南京，看望一别两年的老友徐悲鸿。


    在中央大学徐悲鸿画室，看见盛成推门而入，徐悲鸿喜出望外，倒茶泡水，两人面对面坐下来。老朋友见面，自然海阐天空神聊，越聊越兴奋。


    盛成道：“说年龄是有三十出头了，说婚姻，却仍‘进门一盏灯，出门一把锁’，还是孤家寡人啊！”


    “哦？”徐悲鸿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不会是玩笑话吧？”


    “在悲鸿兄面前，有必要说谎吗？”


    徐悲鸿不由心一动，立刻把他和孙多慈的影像叠在一起。一个是英气逼人的才子，一个是年轻貌美的才女，如能将他们的姻缘撮合到一起……多少年后，盛成回忆1931年元月与孙多慈第一次见面，用他的话说，那就是“平平淡淡”四个字。这位徐悲鸿的好友自始至终他都没有对孙多慈来电，而作为局外人的他，反倒从孙多慈与徐悲鸿的言谈举止中发现到了另外的秘密。本来，为孙多慈牵线搭桥的事情徐悲鸿准备瞒下来，但最后还是忍不住说了。用的是开玩笑的口吻，结果可想而知。


    徐悲鸿的妻子蒋碧微是个很敏感的人，对于丈夫的变化，没有察觉是骗人的。她在回忆录《我与悲鸿》里说：“尽管徐先生不停地向我解释，说他只看重孙的才华，只想培养她成为有用的人。但是在我的感觉中，他们之间所存在的绝对不是纯粹的师生关系，因为徐先生的行动越来越不正常。我心怀苦果，泪眼旁观，察觉他已渐渐不能控制感情的泛滥。”


    这个强悍果断的女人为了自己的尊严，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庭，蒋碧微出手了。


    蒋碧微何等人物？出生在宜兴的大户人家，有头有脸的名门望族。当年跟徐悲鸿私奔日本，害得父母不得不抬一具装了石头的棺材，对已经有了婚约的男方家说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了。此后她跟随徐悲鸿赴日本、欧洲，徐悲鸿最为艰难的成长岁月就是她陪伴度过的，并且在困苦的岁月中为徐悲鸿生下一儿一女。


    这样的女人是怎么样的一个奇人？稚嫩的孙多慈怎么可能敌得过见多识广、泼辣干练的蒋碧微？


    根据史料，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1932年底，徐悲鸿搬家，新家在南京傅厚岗新居一栋带院子的两层小楼。为乔迁之喜，孙多慈考虑送份什么礼物，思来想去老久，别出心裁，联系家里人，费了好大力气：让父亲从安庆运来几十株枫树苗，移栽到徐家大院。


    这个主意让人叫绝，这种带着生命力的礼物，让老师每天都能看到，每年秋天“晓来谁染枫林醉”，不就是孙多慈和她的悲鸿老师相互凝望，年年生长，情意绵绵之意吗？


    可是5月初，立夏前后，赴上海为张大千祝寿归来的徐悲鸿，进到院子就愣住了。所有的枫树苗全不见了踪影，迎风摇曳的是柳、桃、梅那些观赏植物，还换了草皮，添置了遮阳伞和西式圆桌藤椅。错愕和愤怒在徐悲鸿心中来回激荡。之后，徐悲鸿将公馆称做“无枫堂”，将画室称作“无枫堂画室”，还专门刻下一枚“无枫堂”印章，这是这位知道自己的确是错的，所以不能说什么的画家以他有限而决绝的方式宣泄内心的愤懑和不满。


    其实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次兵不血刃的交锋。


    有盛成手扎为证——


    1931年的一天，徐悲鸿到宜黄大师处回访盛成，聊起了近期创作，宜黄大师很感兴趣，说好长时间没有看徐悲鸿新作了，不知道画风有哪些方面的改变。


    第二天上午，盛成和宜黄大师刚刚下车就看见了蒋碧微，见无办法回避，三人一起走进国立中央大学工字大楼。


    徐悲鸿看到蒋碧微与他们同行，当时就皱了皱眉头，又不好多说什么。


    蒋碧徽走进艺术专修科素描组画室时，孙多慈一眼就认出了她。那一刻，蒋碧微凭女人特有的敏感，也认出了立在教室一侧的孙多慈。


    徐悲鸿陪宜黄大师在美术专修科的几个教室转了一圈，然后要陪他参观中央大学的校园。盛成知道徐悲鸿对蒋碧微的顾忌，便附和说：“我还是1919年东南大学建校时来过一次，改为中央大学后，一直没有到校园里转过。”宜黄大师不解其意，坚持要参观徐悲鸿的画室。僵持之间，蒋碧微上前一步，笑着把手伸到徐悲鸿腰间从钥匙扣上取下钥匙，“宜黄大师想看，自然求之不得，可要多为我们悲鸿提意见哦！”


    蒋碧微打开门锁，以完完全全的女主人身份，推门走进画室。


    进门先看见的，是基本完稿的《孙多慈像》。


    画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蒋碧微又把目光瞄准内间书房。


    房门推开，两人都有些惊讶。


    书房中间支有画架，画板上，遮有一块蓝布。因为遮得严严实实，反而十分抢眼。蒋碧微觉察出其中的蹊跷，快步走近，一伸手，将蓝布从画板上恶狠狠扯下来。


    《台城月夜》夺目的亮，耀眼的亮。


    蒋碧微和她身后的盛成，都被画面上那轮悬于天际的明月给震住了。


    明月之下，徐悲鸿席地而坐，脸向上侧抬，他的目光，深情地注视着孙多慈。


    孙多慈双手抱立，似是享受大自然月光的沐浴，似是享受徐悲鸿眼光的沐浴。


    明月下的一对男女，有情，还是无情？


    顿时，蒋碧微的脸色苍白如纸。身体也站不稳，似乎马上要瘫倒到地下。


    随后，蒋碧微在徐悲鸿陪两位大师参观之际，将《孙多慈像》、《台城月夜》带走。《台城月夜》是画在三夹板上的，不好卷，她就让同学用旧报纸把它包起来，外面再结上细绳。在这个过程中，蒋碧微的举止一直十分得体，临出门时还特别向盛成和宜黄大师打招呼：“你们看细一些，记着要给我们悲鸿多提意见哦！”


    徐悲鸿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毫无办法，只能眼巴巴看她把两幅画抬出门。“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向盛成说，“是不是一头时刻都准备咬人的母老虎？”


    从这些事件不难看出，蒋碧微的确很努力的做些事情来捍卫自己的家庭，可是，爱情这种东西和婚姻无关，和理智无关，和家庭无关，仅仅只是两个人的事儿！

 ·固执老父棒打鸳鸯·

    孙多慈在《孙多慈描集》的“述学”中有讲：然后知吾父为吾讲“动心忍性”之有因也。非此者，吾几于不能自持。虽然中间“几欲致疑孟子性善之章。”但最终还是从中受到启发—一怅然以悲，毅然以起，誓欲于虚伪、偏私、残酷、险诈、猜忌、刻薄之中，求善求真求美。傥使风雨雷霆，供我驰驱，大海波涛，为我激荡；宇宙之大，人情之变，融冶之洪炉也，将欲避其烈焰，突火而出，反身而现，此至繁极赜不可思议之造物，令入我笔端，出我腕底，强使吾艺状其博大，状其雄奇，状其沉郁，状其壮丽，状其高超，状其秀曼。吾之意志，于以坚强；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与天地无终极，随文运以回旋者，盖古往今来怀宏愿者之所以事事，终不以吾之小而抉弃也。人固可言其不知量，但吾所以答吾贤父母良师友殷切之期望者，固无他道，抑自定其为生涯者也。这种父亲教导的“动心忍性”深入孙多慈的骨髓。可以说，父亲对徐悲鸿和孙多慈之间关系的反对是孙多慈下决定的一个初因，但最致命的，是孙多慈弟弟的意外去世。


    父亲孙传瑷喝了一天的闷酒，之后衣服也不脱，倒在床上就睡。这一睡就是三天三夜，第四天起来时，他整个人都瘦脱了形，下巴上的胡子也生得老长。孙多慈有些怕与他对视，在她看来，父亲此时的精神状态比在老虎桥监狱时还要差许多倍。


    这个画面一直凝固在当时还是旁读生的孙多慈脑海，如同电影，直至他们的感情大公于世，直至家人要她结婚。这时的孙多慈又不得不考虑和徐悲鸿之间的事情。所有交往的细节如影画戏，在她脑子里一帧不少地过了一遍。年龄的差距，徐悲鸿妻子不屑一顾的眼神，还有徐悲鸿膝下那一双儿女，她觉得委屈，她也意识到他们之间似乎太不现实了。


    与此同时，她的父亲孙传瑗也为徐悲鸿和自己女儿之间沸沸扬扬的事情担忧。徐悲鸿年纪大，无所谓；徐悲鸿有妻子，无所谓；徐悲鸿有一双儿女也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女儿喜欢，女儿幸福。但是……在他眼里，徐悲鸿就是一位花花公子，有妻子还和自己的女儿之间产生感情，这就是对他现在的家庭缺少男人应有的责任。他不相信这样一个男人会给女儿带来幸福。


    毕竟，大家族出来的孙传瑷骨子里还是较封建、守旧，或许他从心底也在抵触自己的女儿找这样一个男人，即便他在画画这个领域有着不俗的建树，他也不愿看到这一幕的发生。


    1935年，孙多慈大学毕业后，家人不放心她继续待在南京，把她接回安庆，在安徽省立女中当老师。


    那时候的陆汉民正在读初二，经常和表姐在一起。陆汉民说：“那时候，我很少看到表姐开心，常常郁郁寡欢，有时候还偷偷流泪。


    陆汉民说，1935年暑假里，徐悲鸿瞒着蒋碧微，偷偷到过安庆一次，这一点，许多徐悲鸿研究者也不清楚，而陆汉民却见证了这一次徐悲鸿和孙多慈的最后会面。


    徐悲鸿托自己的学生、孙多慈的同学李家应帮忙。一次吃饭的时候，李家应把徐悲鸿来安庆的事情向孙家人说了，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瑷当即一拍桌子，扔了筷子说，“不许进门！”


    当时也坐在一旁吃饭的陆汉民记得，倒是姑妈发了慈悲，劝说姑夫，“既然徐老师都来安庆了，就让他和孙多慈见面吧！”


    最终孙传瑗同意了，但条件是，徐悲鸿不能跨人孙家的大门。后来，徐悲鸿和孙多慈终于在安庆的菱湖公园见了面。


    孙多慈的母亲不放心，叫陆汉民跟着去，在一旁“监视”他们俩。


    到了菱湖公园，有情人终于见面，自然是情意绵绵。陆汉民闪到一边，只见二人抱头痛哭，临别时孙多慈伏在徐悲鸿肩头，不忍离去，徐悲鸿也流出了眼泪，连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70多年过去了，当日的细节，陆汉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记得最清晰的是徐悲鸿临走时对她说的一句话：“小妹，你要记住，你的表姐永远是最美丽的！”佳人离去后，徐悲鸿跟蒋碧微的关系也日趋紧张，徐悲鸿干脆一走了之，远赴广西桂林，各自品味分离之苦。许多年来，无论当事人还是局外人，都把徐悲鸿和孙多慈没能走到一起，分道扬镳的罪责归咎于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瑷，这个在徐悲鸿眼里“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的老人，因为他的固执和偏见造成了这场悲剧，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缘由：孙多慈长大了。


    1936年，孙多慈专程从安庆赶到南京，与徐悲鸿做了个“十年之约”：十年之内，孙多慈将出门独闯世界，双方各自奋斗，互不通信，用孙多慈的话说，那就是“十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她希望在形式上离开徐悲鸿的庇护，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堵住所有的流言飞语。


    显然这个约定最终不了了之，十年后的他们早已天各一方。


    而在这十年间，说是独立成长，徐悲鸿还是为孙多慈鞍前马后，不遗余力。


    为了既解决孙多慈经济上的问题，又照顾孙多慈的自尊心。徐悲鸿自己出资，找好友出面购买孙多慈的画作。


    随着时势动荡，孙多慈一家谋生已经都很困难。她只好写信给徐悲鸿，表达自己希望能去桂林。徐悲鸿马上将孙多慈一家子接到桂林。


    据说有算命先生曾给徐悲鸿算过一卦，说他应该有两个女人，这两个女人在前世是一男一女，女的遭到男的抛弃，这生是来索债的，所以这两个女人是上辈子的冤家。算命先生还说这两个女人都不是徐悲鸿生命里最终的女人。


    学习新学的徐悲鸿不信半仙的这些言语，在他认为，只要解决了孙多慈的问题，温顺如小猫般的孙多慈一定会投入他的怀抱。


    他甚至还在报上登了启事：鄙人与蒋碧微女士久已脱离同居关系，彼在社会上一切事业由其个人负责，特此声明。


    为了八年的苦恋修成正果，他彻底不顾蒋碧微的感受。


    徐悲鸿此举也是无奈之下的计策，假如他再不行动，孙多慈可能就不再属于他。并随后托其朋友沈宜甲先生去找孙父提亲。不料本来胸有成竹的沈先生却被孙老先生骂了个狗血喷头，给撵了出来。


    当时在好朋友李家应的介绍下，孙多慈已经和许绍棣（孙多慈的丈夫，后文有详细介绍）有书信来往。这个男人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兼国立英士大学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死了妻子，留下三个孩子，曾经传出与郁达夫妻子王映霞的绯闻。恰恰是王映霞托李家应从中牵线做媒，希望成就许、孙之间的姻缘。


    在最后的节骨眼上，孙多慈没有答应徐悲鸿，而是随父亲一起投奔了浙江丽水的那个教育厅厅长，给徐悲鸿留下了一个温婉、简约的背影。

 ·惠情恋曲彻终结·

    因为同为教育战线，孙老先生也挺赞同这段婚姻。


    没过几日，孙多慈收拾行装离开了桂林，跑到远远的浙江丽水，在那里定居。


    不久孙多慈便与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结婚，先后在浙江艺专、省立临时联合中学（校址在丽水碧湖）任教。据陆汉民回忆：“大家都不同意，就连介绍人王映霞的丈夫郁达夫也不赞成。”“徐悲鸿听到这个事情，还曾经赶到当时表姐避难所在的浙江丽水，但没有遇到孙多慈，只好作罢。”


    孙多慈嫁给许绍棣之后便十分后悔。孙、许二人从来没有感情，并且许绍棣还比孙多慈大了二三十岁，这不得不说孙老先生脑子出了毛病。


    许绍棣也是个文人，曾呈请国民党中央要求通缉“堕落文人”鲁迅。在其前妻生病期间，这个百般无聊的人看上了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不顾所有人的唾弃，公开携王映霞去碧湖同宿，致使郁达夫痛苦地离开浙江。郁达夫后来死在苏门答腊，也因此事引起。（郁达夫婚变一事，见《且把浮名抛：民国才子往事》）许绍棣本来甜言蜜语答应王映霞离婚后和其结婚，但王映霞离婚后许认识了年轻貌美的孙多慈，顿时惊为天人，于是百般讨好，千番追捧，而那个时候，徐悲鸿和蒋碧微始终没有拿到离婚证书，加上孙多慈的父母的坚决反对，同时孙多慈也已26岁，便听从父母，与许绍棣结为夫妇。


    结婚前，孙多慈也是以为身为教育厅长的许绍棣一定很有学问，婚后才知道其无知自大，而且是见到漂亮女人腿发软的那种好色之徒。


    1939年8月，孙多慈还在给徐悲鸿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后悔之心以及对徐悲鸿的思念之情。其中有一句大意是：“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


    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孙多慈毕竟只是个传统的女性，1948年，孙多慈随许绍棣去了台湾，到台湾艺术学院任教，1963年任该院院长。她看不起许绍棣，却又最终未能与其离婚；在一起生活却因为理念的不同经常吵架，于是这个时候反倒思念起徐悲鸿的好。为此，痛苦、矛盾、后悔的一生的孙多慈为了寻求心灵的释放，经常借故去美国。


    在美国的时候，孙多慈大多在吴健雄家里。吴健雄是著名的女物理学家，也是个爱画之人。孙多慈去美国也是每次必到王少陵先生家。王少陵是一位名震一时的油画家，住在纽约。当年他从大陆去美国，向徐悲鸿告别，当时徐悲鸿正在画室内写诗。王少陵因赶时间没有来得及等徐悲鸿为其作画，他便硬叫徐悲鸿在一幅本来写给孙多慈的诗作上落下了他的款，并且带到了美国。这幅徐悲鸿手书的诗幅也一直挂在王少陵先生位于纽约的家中，其内容是：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孙多慈每次到王少陵家估计也是为此，并且见到徐悲鸿的这首诗都会黯然神伤，泪流涟涟，一沉默就是连续几个小时。


    1953年9月，孙多慈又到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画友们见面兴高采烈，可随即传来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孙多慈当时就昏厥。醒来后，她说一生只爱徐悲鸿，当场表示戴孝三年，据说，她当着许绍棣的面，真的为逝去的大师徐悲鸿戴三年孝。


    20世纪70年代初，孙多慈患了乳腺癌，曾三次飞往美国手术，仍无效，于1975年2月，病逝于她的好友吴健雄博士的家中，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