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家有仙名良辰》 第一章 自序 词无论婉约豪放，情景交融写的好才是好，或咏史，或野趣，或僧语，或悼亡，或垂钓。 七七，四十九首。本来不过是给天宇小儿暑假背诵而选，然后才编为一集。唐宋至清，耳熟能详囊括于此。 近日偶读秋瑾词虽然词味不足，但多少有些感慨唏嘘。 鹧（zhe）鸪（gu）天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觅知音。金瓯(ou)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言词浅显但那时的女子以身许国者，后人尝忘之多矣。 或有纳兰性德，但词作多有小家子气感。 木兰辞拟古决绝词柬友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这样的词在《饮水词》里面也就一首而已，还是脱不开完全个人化的局限情感。 第二章 七七词选(1) （一）渔歌子 唐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首词描写了江南水乡春汛时期捕鱼的情景。有鲜明的山光水色，有渔翁的形象，是一幅用诗写的山水画。 全诗着色明丽，用语活泼，全用白描，生动地表现了渔父悠闲自在的生活情趣。 （二）花非花 唐白居易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语意双关，富有朦胧美是这首小诗的最大特点。雾、春梦、朝云，这几个意象都是朦胧、飘渺的，意象之间又故意省略了衔接，显出较大的跳跃性，文字空灵，精炼，使人咀嚼不尽，显示了诗人不凡的艺术功力。 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词品》：“白乐天之辞，予独爱其《花非花》一首，盖其自度之曲，因情生文者也。”“花非花，雾非雾”，虽《高唐》、《洛神》，绮丽不及也。 （三）忆江南 唐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此词写江南春色，首句以一个既浅切又圆活的“好”字，摄尽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处，而作者的赞颂之意与向往之情也尽寓其中。 江花江水犹如一幅大写意的泼墨山水画，以虚写实，如梦如幻。以“能不忆江南”收束全词，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把读者带入余情摇漾的境界中。 第三章 七七词选(2) （四）采莲子 唐皇甫松 船动湖光滟滟秋，贪看年少信船流。 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 作者没有描写采莲子的过程，又没有描写采莲女的容貌服饰，而是通过采莲女的眼神、动作和一系列内心独白，表现她热烈追求爱情的勇气和初恋少女的羞涩心情。 这首诗清新爽朗，音调和谐，既有文人诗歌含蓄委婉、细腻华美的特点，又有民歌里那种大胆直率的朴实风格，自然天成，别有情趣，颇见作者纯圆浑熟的艺术造诣。 （五）闲中好 唐郑符 闲中好，尽日松为侣，此趣人不知，轻风度僧语。 可以王维名篇竹里馆媲美！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之隐趣。 leisureisgood goodtobeleisurelyandfree， alldayistaywiththepree. thisjoynoonecaprehend: zeeswhisperinginthebreeze. （六）谒金门 南唐冯延巳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闲引鸳鸯香径里，手挼（ruo第二声）红杏蕊。 斗鸭阑干独倚，碧玉搔头斜坠。终日望君君不至，举头闻鹊喜。 “风乍起”二句破空而来，在有意无意间，如柴浮水，似沾非著，语加蕴藉。 细致、委婉而又简练、生动的描写手法，把女子的动作和意识与景色融为一体，不着痕迹的高明尤为激赏。 第三章 七七词选(3) （七）虞美人 南唐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脍炙人口，一气呵成而成千古绝唱！赤子之心，天真之词。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惟李煜及欧阳修、苏东坡、柳永、李清照、辛弃疾而已。 （八）相见欢 南唐李煜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人生长恨”似乎不仅仅是抒写一已的失意情怀，而涵盖了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生命的缺憾，是一种融汇和浓缩了无数痛苦的人生体验的浩叹。 明白如话，不待讲析，自然易晓。他所“依靠”的，不是粉饰装做，扭捏以为态，雕琢以为工，这些在他都无意为之；所凭的只是一片强烈直爽的情性。其笔亦天然流丽，如不用力，只是随手抒写，而成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 （九）相见欢 南唐李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将心头的哀愁、悲伤、痛苦、悔恨强压在心底。这种无言的哀伤更胜过痛哭流涕之悲。铿锵有力，富有韵律美，恰当地表现了词人悲痛沉郁的感情。全词情景交融，感情沉郁。 虽上片写景，下片抒情，凄凉的气象，却融会全篇，如起笔“无言独上西楼”一句，已摄尽凄婉的神情，‘别是一番滋味’，也是离愁。剪不断，理还乱，还可形状，这却说不出，是更深一层的写法。” 第五章 七七词选(5) （十三）渔家傲 宋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深沉忧国爱国的复杂感情，读之凛凛有生气。 内情外景达到了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欧阳修尝称为“穷塞主”之词，边塞词首创者。 （十四）浪淘沙 宋王安石 伊吕两衰翁，历遍穷通。一为钓叟一耕佣。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 汤武偶相逢，风虎云龙。兴王只在谈笑中。直至如今千载后，谁与争功！ 以词咏史，大气磅礴。自有一番豪迈感慨之气。有借古人之事浇自己块垒之意。 咏史词，以此篇最佳，从个人的际遇引申开去，为无数老了的英雄唏嘘代言，而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隐达。 （十五）桂枝香 宋王安石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此词抒发金陵怀古人之情，为作者别创一格、非同凡响的杰作。词中流露出王安石失意无聊之时颐情自然风光的情怀。 上阕写登临金陵故都之所见。“澄江”“翠峰”“征帆”“斜阳”“酒旗”“西风”“云淡”“鹭起”，依次勾勒水、陆、空的雄浑场面，境界苍凉。 下阕写在金陵之所想。“蓬”字作转折，今昔对比，时空交错，虚实相生，对历史和现实，表达出深沉的抑郁和沉重的叹息。 全词情景交融，境界雄浑阔大，风格沉郁悲壮，把壮丽的景色和历史内容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自成一格，堪称名篇。 政治家的词和一般词人的词是有显著区别的。今人的一首可做参照。大致还是议论入词，但以一人之文存而令万马齐喑，古今未之有矣！ 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第六章 七七词选(6) （十六）雨霖铃 宋柳永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以秋景写离情，情景交融；在表现上，以时间发展为序，虚实相生，层层递进，一气呵成。 语言自然明畅，不尚雕琢，以白描取胜，确实表现了一种清和朗畅，意致绵密和秀淡幽绝的风格特色。 （十七）蝶恋花 宋柳永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词人把漂泊异乡的落魄感受，同怀念意中人的缠绵情思结合在一起写，采用“曲径通幽”的表现方式，抒情写景，感情真挚。 此首上片写境，下片抒情。“伫倚”三句，写远望愁生。“草色”两句，实写所见冷落景象与伤高念远之意。换头深婉。“拟把”句，与“衣带”两句，更柔厚。与“不辞镜里朱颜瘦”语，同合风人之旨。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第二境。 （十八）望海潮 宋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yǎn)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耆卿作《望海潮》，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这首词一反柳永惯常的风格，以大开大阖，波澜起伏的笔法，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杭州繁荣、壮丽的景象，可谓：承平气象，形容曲尽“。这首词，慢声长调和所抒之情起伏相应，音律协调，情致婉转，是柳永的一首传世佳作。 第七章 活着的累 一个永远不能确定也无法把握的未来，让我们不敢懈怠于当下，这其实包含着种种关于社会保障安排的缺漏。 近日，湖南株洲39岁的快递员尹某猝死在株洲合泰大街上，临死前，他坐在地上，告诉路人，“我好累。” 常年超时加班，休息权面临普遍缺失，是快递员群体面临的一个法律现实。据报道，一位快递员表示，11月，他每天6点多上班，一般要工作到晚上12点，除了吃饭时间，相当于一天工作16个小时。这种明显于法有悖的做法，为何能在现实中大行其道，而不以为忤？ 尹某“好累”，但本应无远弗届的法律，显然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可以暂且歇息的地方。事实上在更多的时候，在我们社会，谈及休息权，谈及强制休假或带薪休假，都更像是一个笑话，遥不可及，却又煞有介事。这已经不单单是尹某所代表的快递行业所特有的现象了。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研究者发现中国劳动者年均工作2000至2200小时。相比之下，英国人年均工作1677小时。尹某之死，也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为何老是这么累？ 一说到“累”，我首先想到的居然是某饮料品牌的广告词：“困了累了，就要喝xx”。我所感到费解的是，又困又累，为什么不好好休息一下，而是要通过补充某种能量饮料，重新抖擞精神再投入工作或学习？光凭这个，已足以让人心累不已了。 生活就像一道鞭影，时时在眼前挥动，让我们一刻也不敢停下。这大概就是普通中国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吧。我不太确定，在中国人的传统中，是不是有一种叫做“吃苦文化”或受虐型性格之类的东西，但不得不臣服于生存的压力，“年轻时卖命挣钱，年老时花钱买命”，却是无可争辩的现实。 这样的现实，大概也正是为什么自上周以来，舆情人心一直被“好累”两个字搅动的缘由了吧。在一个2013年“过劳死”人数已经达到60万人，并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的国度，尹某之死无非是那数十万分之一的个案吧。相对于更多未被关注的猝死，尹某之所以更轻易地戳中人们的内心，无疑是因为他在倒地之前尚有机会说出的那两个字。“好累”，它让多少人悲从中来，却又无可奈何。 看过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你可能会发现，现实中的中国，每个人活得都不轻松，不消说农妇李雪莲，就连法院院长、县长、市长、省长，看上去都很累。中国人你为什么这么累？“迫于生活压力”自然是最直接的原因。但是除此之外，那令所有人都疲于奔命的，一定不是生活本身的真相。 为什么国家与社会财富日益增长，我们的生存压力却貌似并未明显减低？底层劳动者觉得累，关键还是源于经济发展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与社会保障机制的匮乏；而高企的房价与物价水平，令中产阶层也时时处于拼命工作的状态，不敢稍有松懈；只对上不对下的官场机制，也令一众公职人员觉得累…… 我宁愿认为，每一个“好累”的人，都有一颗上进的不服输的心灵。但我更希望看到，每一个喊累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个制度及法律的呵护与抚慰。在谈及为什么我们社会存在种种矛盾冲突之时，孙立平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体制需要舒展的灵魂”。其实社会也一样。 困了累了，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吧。 第八章 无题 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长达21年的沉冤终于昭雪。 评论如潮，网友说得最多的话语是“迟来的正义”。12月3日，人民日报评聂树斌案：《正义永恒，提振依法治国信心》，文中提到了一位旁听宣判的法学教授说的话：“聂树斌案这块硬骨头都啃下了，还有什么冤假错案不能被纠正？”教授的话颇有深意，这是一块硬骨头，而且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看了聂案那富有戏剧性的过程，我终于明白“这块硬骨头都啃下了”的深意。人民日报文章还说：“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提振了人们对防范和纠正冤假错案的信心，提振了人们对全面依法治国的信心，” 也许我真的老了，当我从网上看到聂案过程中的某些细节后，看到聂母坚持21年申诉的艰难之路，尤其真凶出现后11年的曲折过程，我迷糊了，我疑惑了，我害怕了，别说提振信心，反而感到一丝莫名的恐惧突然袭来。 聂树斌冤案改判并非孤例，早有于英生、佘祥林、赵作海、呼格吉勒图等冤案改判在前，这些冤案得以改判的共同点，就是富有戏剧性和明显的偶然性。有的是被害人出现，有的是抓到了真凶，然而，在现实中，这种俱具有偶然性富有戏剧性的案例到底有多少？被害人只要还活在世上，只要没有客死他乡，也许终有一天会出现，但要抓到杀人真凶，而且能像聂案中的真凶那样敢作敢当，不管威逼利诱决不改口，这样的概率又到底有多大？ 所以，我突然感到恐惧不是没有一点理由。杀人案常有发生，谁都有可能成为某个案件的嫌疑人，也许是我，也许是我的一个亲人，一个朋友，一个同学，一个熟人……无论是谁，如果成了嫌疑人，或者成了冤死鬼，能有于英生、佘祥林、赵作海、呼格吉勒图、聂树斌那样的运气吗？被杀的人能起死回生突然出现吗？杀人真凶能被抓获归案，并且敢作敢当指认现场提供证据吗？于佘赵呼聂，为什么明明非己所为却要承认自己杀人，而且都是“供认不讳”，都有承认杀人的口供？难道他们都脑子进水了？他们都活腻了？想到这些，我就感到毛骨耸然。 “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但对呼格吉勒图和聂树斌而言，这“正义”还有意义吗？他们还能看到？还能听到？人生在世，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是生命。然而，呼格吉勒图，聂树斌，一个18岁，一个20岁，令人羡慕的年龄！多么宝贵的生命！他们不死，还有多少个18岁？还有多少个20岁？就算我这个夕阳西下的年龄，病死不怨，老死不悔，但若冤死于刀下，我凭什么不如窦娥“血溅素练”，“六月飞雪”？ 是否我老糊涂了，都说依法治国了，我还有何惧？从网上透露的资料看，聂案并不十分复杂，21年前案发审理为何就凭漏洞百出的供词给人定罪？判人死刑？更让人愤怒和心寒的是10年后，真凶出现，供出21年前凶杀案，而且还能指认现场，说出符合受害人的某些特征。然而，就这样一个铁证如山的冤案，硬生生地拖了11年，只能说明，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些人多么无惧，他们无惧天地，无惧神明，无惧生命，无惧法律。当他们权力在手时，不把法律当回事，但是他们也许不会想到，等到自己想把法律当回事的时候，也会有人不把法律当回事。这事有先例，就在不远的过去，上点年纪的国人都知道。 30年前有个电视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剧情故事来自于清末四大奇案之一，该案历时四年，几经周折，最后真相大白，冤案昭雪，涉案的100多位大小官员被革职查办，所幸的是，冤案当事人没有被斩立决，平反后得以终老。100多年后，杀人冤案重现，呼格吉勒图被斩立决了，18年后改判无罪，聂树斌被斩立决了，21年后改判无罪；涉案官员也许没有100多人，追责处理的官员大概也许不会再有100多人了。 想起邓亚萍女士说过的一句话：人民日报62年来没有假新闻。为国争光的大英雄，说的话岂能有假？所以，我怎能不依人民日报所说，提振依法治国的信心？但是怎么提振？何时才能提振？于是我想：等到不但平民，肉食者们也知道敬畏法律，敬畏生命，冤假错案少之又少的时候；等到平反冤假错案不靠偶然，不靠运气，没有戏剧性，也跟官员落不落马没一毛钱关系的时候；等到我等草民不再担心平白无故关进号子，不再害怕明知不是自己所为却“供认不讳”的时候。 到那时候，担心下去了，恐惧也消失了，信心不但上来了，我还有百倍千倍的信心呢。你说对不对？ 第十章 好想法坏结果 好的意图有时带来坏的结果，何况某个意图起初还是坏的。只有理解了收入水平真实增长的源头，才能避免心怀善意地弄巧成拙。 通过行政干预来提高劳动人民的收入所得，这一充溢着“爱心”的主张在社会中最直接的实践方式便是对工资水平的立法干涉，其中，世界上最常见的要数“最低工资法”。全球除了新加坡、瑞士、挪威等少数国家无最低工资规定以外，大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地设置了最低工资标准，并且，此制度的标准线在诸多地区均在冉冉上升。 以美国为例，要求政府推行最低$15时薪法令的呼声及游行此起彼伏，纽约和加利福尼亚两大州于2016年春季先后宣布了提高本州最低工资标准的法案，这些法案计划将现在每小时$7.25的最低标准在2022年之前升至每小时$15。加州州长杰里·布朗（jerrybrown）更是手举签署完毕的文件，义正辞严地说道：“虽然最低工资法在经济效率上是说不通的，但它在社会道义上的每一丝一毫都是合理的。” 然而，任何诚实且兼具常识的经济学家，即便在其它方面龃龉不入，都能指出布朗州长此话的问题所在——除非您认为让欠缺技能的初级劳动者面临失业、丢掉收入来源符合您定义的“社会道义”，那您这句话才可谓通顺。 市场中最基本的供求关系已说明，当其它条件不变，一件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会使对此商品服务的需求减少（同时供给增加）；劳动力价格的变化也毫不例外地会产生相应的影响——不信的话，你去找老板要求薪资翻倍，然后观察一下老板的表情是否会对你的报价作出反应。 实质上，最低工资标准限定了劳动力的最低价格，其结果是，生产力水平低于此标准的员工极可能遭逢被辞退的处境，因为他们给企业创造的价值小于企业依法必须支付的最低薪酬。或许，企业通过精简员工、调整工作职责、削减公司福利等方法压缩成本，未致使每一个原薪酬低于新标准的职工统统被解雇，但这类职工总体所面对的失业压力无可避免；他们中的多数人的薪水收入恐怕要因失业而归零了——讽刺的是，这类人正是最低工资法期望“帮助”的对象，结果反倒伤害了他们，不过不用感到惊奇，因为这条法律起初的意图就是伤害。 索维尔（thomassowell）、威廉姆斯（walterwilliams）等经济学家整理过许多早期最低工资法的材料，展示了当时推行最低工资法赤裸裸的歧视背景。这种针对尚处于底层的异族的排挤，由于近一个世纪前并无今日过为已甚的政治正确，所以这些不良用意被清晰地捕捉留存了下来。 譬如，20世纪初，一位哈佛教授（arthurhobe）如此赞赏澳大利亚的最低工资法：“澳洲的最低工资法有效地保护了澳洲白人的生活水平，让他们很大程度上不必与有色人种在就业市场中发生竞争，特别是与中国人。”；1925年，在尚未全面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经济与工资委员会在报告中称：“……尽管没有法律直截排斥原住民的就业，但通过设置最低工资法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最低工资标准被设置得非常高的情况下，（普遍技能初级的）原住民将不太可能受到雇佣。”；1925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出台的最低工资法意图明确，就是要把日裔移民从伐木业中驱赶出去；1931年美国政界决定遏制有色人种劳工不断压低白人工会竞争力的势头，颁布了首个联邦最低工资法（davis-baconact），规定了联邦公共建设项目的最低工资标准，关键是将黑人拒之门外。 除了歧视外族，企业利用此法为自己争夺优势地位也颇为常见。例如，1938年，美国实行了全面的最低工资法（faiborstandardsact），而推动此法的重要力量来自美国东北地区的纺织厂——这些纺织厂发现自己竞争不过南部地区的同行，主要因为南方纺织厂的劳动力更便宜，然而直接取缔南方的纺织厂是不可能的，它们随即灵机一动：用最低工资法拖累那帮家伙呀！ 迄今，不少商业巨头仍深谙此道，沃尔玛和好市多（costco）就屡次鼓吹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反正它们给员工的最低薪水本来就高于它们呼吁的标准，所以更高的标准对它们自身毫无影响，但新标准会强迫原来只支付得起较低工资的中小规模商场抬升薪水，即通过法律加重中小商家的人力成本以达到伤害竞争对手的目的，最终这类中小企业可能不得不裁员，乃至关门大吉。 工会亦是推动最低工资法的主力军之一，但至少在美国，工会向来保护的都是自己工会的会员，而伤害无会籍的工人或是被它们称为“工贼”者都是不手软的（众多黑历史，此文不赘述）。工会依靠最低工资标准可消除掉不少外部的竞争，可就在最近，由于加州准备逐步将最低工资标准升至$15时薪，有些工会发现自己的会员也可能要被失业压力所波及了，于是洛杉矶的几个工会已开始向政府申请最低工资法的“豁免权”，换句话说，它们希望自己的会员免受被依法强制涨薪至$15的待遇，就维持低于$15的现状挺好——这一幕既滑稽，又反映出它们对此法的作用心知肚明。 当然，如今很多支持最低工资法的人不再持公然歧视异族的观点，也不是站在既得利益者一方打击中小竞争对手，但是，无论意图好坏，对缺少技能和经验的初级工人造成的伤害效果是一致的——最低工资法相当于把就业市场中最底部的几级阶梯抽走了，它给很多缺乏教育和技能的人在初入职场时增添了障碍；最底层的阶梯原本能帮助这些处境不佳者获得培训历练的机会，诸如准时出勤、态度端正、与人协同合作等素质并非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常常需要后天习得，可是，最低工资法剥夺了这一在最底层作积累的机会，他们无法与企业自由签约，连一开始都托足无门，何谈往上爬升呢？ 这时大概会有人满怀圣母慈悲地表示：任何工作的人都有权收获足以支撑家庭生活的报酬。且不论这“生活”标准怎么定，事实上很多一开始处于不利地位者皆为年轻人，他们还未组成家庭，这些入门工作本身也非终生供养家庭之职，如若某人工作十年还停留于简单的入门低薪岗位，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此人自身的问题。更何况之前强调过，强制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只会令他们大量失去机会，而不会让他们每个人的收入魔幻般地上涨。 凡是从善意的立场为最低工资标准辩护都站不住脚，这一点明白易晓。虽然上文只谈及最低工资法，但相信聪明的你能够在干预工资收入的法规上举一反三，有更深入的认识。 再浅举一例，社保是许多国家都强制要求个人和企业缴纳的。现假设一个十分简化的场景，你每月名义工资10，000，扣税缴纳齐全后到手7，500，而企业依法还需为你缴纳4，000，此时看似这4，000是国家通过法律为你争得的福利；如果无强制性的要求，企业怎会额外支付4，000的保障呢？——若这么想就天真了，因为站在雇主的角度，只分用工成本，雇你的开支是14，000，从另一方面说，平均下来每月你创造的价值起码大于14，000（否则此雇佣关系对企业来说是亏本的）。接着假设，你做此工作创造的价值是15，000，企业每月雇你的利润则为1，000[注i]，那么，如果政府突然取消了强制缴纳的各项费用，企业是否会照老样子继续支付你10，000的名义工资（保有5，000的利润）？ 在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不会的，因为其它的企业看见可观的利润会乐于抬价挖走你；a公司给你出价12，000，b公司愿付你13，000，c公司给你工资开到14，000……在越自由的市场中，你的工资会越接近于你所生产的边际价值——市场中的劳资双方是平等的，企业、老板、资本家越多，员工的议价能力才越强，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因此，出于善心强制企业为员工缴纳的费用，貌似是通过干预为劳动者谋得额外收入保障，其实只是缩减了劳动者拿到手的可支配收入，而那些被征缴上去难以支配的收入大可视其为对劳动者的伤害。[注ii] 许多人对干预收入的法规抱有各种幻想，说到底，是因为不理解人们工资收入水平是缘何而上升的，有的人甚至以为上涨仅仅取决于老板们的慷慨程度——这是格外童真的看法。那么，将通货膨胀的噪音过滤掉，人们真实收入水平的总体上涨源自何处？ 源自生产力的提升；资本的投入、技术的革新、工具的改进、人员的熟练等等提高了生产水平，让商品更加丰富充盈、更加物美价廉，使得人们手中等值的钱能够拥有更高的购买力——这才是人们变得更为富裕、真实收入水平总体上升的根源。 若干预收入的法规真能使人收入上升摆脱贫穷，那直接建议非洲穷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当地企业多缴各种费用，非洲人民的贫困问题、生活保障问题岂不迎刃而解了？把最低工资标准直接升到每月1，000，000，人人岂不都成百万富翁了？——是的，只需稍加归谬，便可轻易看出其中的荒诞之处。 人们变得富裕、收入的提高都不是一纸法令推动的，而是靠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只要符合自由的伦理，即没有欺诈或强迫，雇主与工人之间的自由签约一定是双赢的，有了起点才有未来改善境遇的无限可能——自由方是繁荣的基石、幸福的源泉。 时常有人将企业支付给工人的钱低于工人创造的价值诋毁为“剥削”，这种不健康的观念亟需纠正。要知道，有利润，才吸引投资，有了投资，最终才有经济的运转和发展等等等等，这才有的就业啊。 不谈应该与否，各种“缺口”已非新闻，例如，美国的unfundedliabilities是以万亿美元为单位计的；即便没有违约、顺利拿回，恐怕也早已贬值。 第十二章 金融之祸之惑 金融业占gdp8%，当仁不让坐上中国头把交椅，成为这几年发展最快的行业！同时，金融业也成了最动荡、最令人揪心、最让人说不清的行业！ 曾忆否：千股涨停、千股跌停、千股停牌、短命的熔断机制、msci三拒a股? 还没有抹去去年8月份汇改的创伤，令人心惊胆颤的1月份汇灾又驾到！人民币汇率贬值压力就像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心底，人民币还有未来吗？ 互联网＋、p2p、p2c、o2o、b2c、b2b、c2c、x2x?一大堆怪东西忽悠了国人多少财富，扭秧歌的大妈成天都在互联网＋，匹凸匹，最后连棺材本都赔了? 人民币离国际化的路越走越远：据swift，从去年8月至今，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占比依次为：2.79%，2.45%，1.92%，2.28%，2.31%，2.45%，1.76%，1.88%，1.82%，1.9%。imf6月30日发布的全球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报告，在2016年第一季末的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63.59%，欧元20.37%，英镑4.79%，日元4.08%，加元1.95%，澳元1.90%，瑞郎0.28%，其他货币3.04%(人民币的占比肯定不及瑞郎0.28%，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在英国投票脱离欧盟后，全世界的中央银行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所有银行股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中。这中间当然有中国的央行。中国的银行业面对的不良贷款率官方数字已超2%，实际数字外媒说已达gdp40%。如果信贷继续以15%-18%的速度增长，bedford估计中国银行体系的贷存比一年将提高3-5个百分点，大约三年后中国银行贷存比将达到95%。 债市连环违约，千亿债券取消发行，评级频遭下调。债券违约风暴持续，一级市场进入冰封期，越来越多的违约案例推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截至4月27日15:00，4月中国企业至少有103只债券共1009.1亿元推迟或取消发行。2016年至今，已有11个债券发行主体共计22只债券发生违约事件。中国债务违约的魔盒已经打开，信用债违约呈现“过山车”行情。 2015年中国债券市场债券余额46.4万亿元，同比增长约30%，中国成为继美、日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债券市场，但是，金融债在市场中独占鳌头、投资者以商业银行为主、银行间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债券期限结构趋于短期化，衍生品市场发展缓慢?中国发现全球债券指数的编制机构比msci更难以取悦，中国债券市场问题绝不比股市问题少。高得离谱债务杠杆(是gdp308%)，每月天量的债务置换，高投资、高负债的恶性循环?? 中国理财产品大热，堪比美国次贷危机前夕的盛况。过去几年，由于理财产品的利息明显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中国国内居民纷纷把储蓄投向该类产品理财产品。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数据，2015年末，理财产品余额从三年前的7.1万亿元人民币激增至23.5万亿元（3.6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35%，招商银行和光大银行等中型银行的资金来源尤其依赖理财产品。 还有无孔不入、铺天盖的非法集资：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行包装宣传，并邀请名人、专家、学者、官员等站台造势。跑路的，财富管理公司崩盘的，从泛亚到e租宝再到中晋??助纣为虐的不光是媒体、甚至还有丧尽天良的官员。 中国金融业发展步伐太快，几乎所有人都跟不上。监管者、砖家、叫兽、玩家、老百姓都被远远抛在后面！金融业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可能是大灾难！ 什么原因铸成了以上的金融乱象： 一国人向来擅长＂抄袭＂和＂山寨＂，却缺乏＂创新＂精神！ 小如企业产品品牌，大如国家改革政策。或者应该叫＂学习＂抑或＂模仿＂更好理解些。但这不是缺点，相反在一定历史时期还是优点，大大的优点。别人的正确理论和成功经验为什么不去学习，难道要重来一遍！古今中外，后进国家追赶速度都是比较快的，近代如德国、日本，当代如中国，持续多年gdp以双位数增长，2015年gdp是1980年的147倍。 原因是什么，不是后进者多聪明、多努力(当然聪明努力很重要)，而是因为学习有现成的模仿，当然速度较快！但创新就不一样了，什么都没有，全靠自己去摸索！中国已发展到世界第二，该学的差不多都学完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走在别人的前面，只有不断去试错，去创新！国人缺乏创新能力吗，不，是缺乏创新精神，喜欢躺在历史的功劳薄上！如果国人拿出＂闯＂的精神，还怕金融领域的乱象治不了吗！虽然别人不再有现成答案，但我们不断试验，锲而不舍，最终探索出解决之道，来引领世界人民向前进！ 二国人喜欢＂等＂，等着别人犯错误、给机会。 前进是相对概念，别人栽倒了，不动了，我们既使是乌龟爬行，也算发展；别人失误了，在快速后退，我们退得稍慢一点，也是发展！中国因此获得多次成功，特别是这次：1??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拖累了美联储迟迟不敢加息2??忽然英国脱欧了，英国、欧盟地震，世界战略向中国倾斜3??日本还在房地产泡沫中沉睡4??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俄罗斯、巴西等因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低迷已萎靡不振。中国＂等＂的战略又一次等出了希望：我们还可以放水，还可以宽松，还可以通胀，甚至还可以继续投资拉动，土地财政也还可以继续依赖！ 三尽量在现有框架下继续实现经济高歌猛进，退而求其次也要中高速发展！ 只要不伤筋动骨、不壮士断腕就行！在稳定基础上前进，你好，我好，大家好，何乐而不为呢？想法固然可佳，但现实做得到吗？矛盾的不断积累，终有一天需要壮士断腕！如金融领域的很多问题：债务问题、银行呆死帐、民间融资难、汇率管制、注册制等等?? 四多重目标 政府的任务一向是多目标的，既要稳定，又要发展；既要提高财政收入，又要减税；既要加大民生支出，但又不能减少行政费用；僵尸企业要出清，但又不能失业；要壮大民企，但又不能减少国企；既保汇率，又保资产??多重目标很容易会导致什么目标都不能实现！现实很残酷，虽然梦中很理想！ 五中国的精英在哪里？ 金融乱象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凸显中国缺乏财经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的专才、奇才和全才！以至漏洞百出，连插屁股都插不干净？比如去年的股灾及后来上演的救市！壮哉悲哉呜呜哀哉！中国缺少精英人才吗？从球员水平高于裁判可以得出答案：中国不缺精英人才！那就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吧！但是这帮人脱颖而出后谁能驾驭？他们可是有思想、有能力、有主见！ 元政府把臣民划分为十级：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儒生排在社会第九位，比娼妓的地位还低。元朝之所以低视儒生（知识分子），就是担心他们有思想、不盲从。 敢不敢用知识分子，不仅挑战管理者的胆识、胸襟，更叫板管理者的能力和水平！ 六关于＂放＂的学问！ 如果要用一个字概括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那就是＂放＂字！1??放开手脚，到市场角逐，积极性创造力瞬间井喷！2??向世界开放，搭车＂wto＂，从此开启中国发展最快的黄金十年！中国成功在于放，不成功当然是＂不放＂或＂放得不到位＂。放就是去行政化，减少甚至不干预！＂行政化＂几乎是一切经济领域的弊端，金融市场更是如此，银行、股市、汇市、债市哪里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在乱摸！最近证监会说对符合条件的贫困地区企业ipo、再融资和重组给予适当倾斜，开辟绿色通道。看来要股票市场完成脱贫任务？要股民买单扶贫！这是明显的行政干预！央行出手维稳：境外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也要交风险准备金，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认为这种做法类似于托宾税，是典型干预外汇市场！被誉为世界上最大权力的ipo审批权，更是行政权的滥用，显然与注册制背离！钱军认为：在现有上市机制下，一家企业上市的那一天，就是它走下坡路的开始。要改变这一点，必须实行注册制！ 七监管 不要说缺乏监管的能力，连监管的意识都没有。到真的要监管时，拿什么监管。最近有两则消息非常耐人寻味。一则是红十字会还要讨论要不要进行独立第三方审计？红十字会都成立n年了，居然一直没有独立第三方审计，现在还在讨论要不要的问题！简直可笑之极！另一则是证监会设立内审部，中国股市从1991年运行到现在，二十五了，诺大的证监会还没有内审部，岂不叫人笑掉大牙！中国的监管在哪里！金融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具备所有经济行业中最严格的监管！＂一行三会＂在中国运行了多年，许多方面需要大踏步改进，以适应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 八换届 由于明年党的换届选举，估计在换届之前，官员回避风险的态度和谨慎的作风有可能导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的停滞不前和有关机构的停摆。 第十三章 司法千年痼疾 2016年12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又一积年老案成功翻案。至于聂树斌案，更是出现了公诉史上极为罕见的诉辩双方角色互换的场景。 2016年12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改判聂树斌无罪，又一积年老案成功翻案。近二十年来，这类故事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多次刺激下，渐渐麻痹了人们的神经：佘祥林杀妻案，入狱十年后妻子却生龙活虎的归来。4.9毛纺厂女厕女尸案，报案者呼格却莫名其妙的成了杀人凶手。至于聂树斌案，更是出现了公诉史上极为罕见的诉辩双方角色互换的场景。 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除了惩治犯罪以外，最重要的功能是保护使无辜者不受无妄之灾。但在这些案件中，很可惜，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这一功能似乎在实现上出了一些问题。 据最-高-检-察-长曹建明透露，2013年以来，我国无罪判决率仅为0.016%，而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中，这一数字一般在4%左右，英美法系国家则多为25%。就近十年来改判的案件来说，很多是出现“亡者归来”和“真凶再现”这样的罕见情形，才得以沉冤得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诸多现实问题，议论者们早有高见，反复讨论也不过拾人牙慧。细看聂案，会发现，一些似曾相识的问题，不仅出在聂案上，更是源远流长，在传统中华法系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判案史上也屡见不鲜。 跑偏的口供中心主义 现代证据法学，讲究证据互相印证。在严谨的现代刑事诉讼中，口供是被严格限定的证据种类，而在中古时代却恰恰相反。中国古代的诉讼程序中，被告人口供是证明力最强大的证据，得不到被告人的自认，审判者一般不能轻易判决。在司法鉴定手段和证据法学都极为落后的古代，审判者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完全依靠其个人好恶和业务水平。而收集各类证据组成证据链亦是非常困难的工作，因此让被告人干脆的认罪，成了迅速结案的捷径。 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显示，在以法家治国的秦代“凡讯狱，必先尽听其言而数之，”意思是审讯当事人乃是一个案件的必要前提。秦简中的《封诊式》一篇，就记载有二十多份庭审笔录。为了能让审讯结果更加精确，古人还发明了“五听”这一绝学，要求审判者问讯时能做到细致观察当事人的表情、声音、动作等。可见在古代若是想做一个负责任的法官，不但要熟读法律条文，还非得练就一手“读心术”不可。毕竟，那个时代，还没有犯罪心理学一说。 对口供的病态追求，本意是保护被告者的权益。法律对口供的强制要求，是对审判者绝对裁量权力的唯一一道防线。但是，机械的规定必然影响工作效率，因此，古代立法者亦对经审讯后得不到口供的情况做出了规定。唐宋以后的法典中都规定，在无法得到被告人供认的情况下，可以“据众证定罪”。“众”表示三人以上，也就是说需要凑足三个以上的证人，并且众口一词的指认被告人，才能将其定罪论刑。在大多数连一个证人都不可能存在的案件中，要执行这一规定，这无疑是极其困难的。 《清史稿》中就不无无奈地提道：“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文，然非共犯有逃亡，并罪在军、流以下，不轻用也。”意思是法律虽然有“众证明白”的规定，但一般没有被告人的口供，要想定罪是极为困难的。诚如斯言，在法律明文规定无言证不得定罪的情况下，如果被告不认罪又没有足够的证人，莫说使无辜者蒙冤，就是要将真凶绳之以法也是极为困难的。然而，没有任何难题难得倒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古代的司法工作者自有他们的制胜法宝，那就是刑讯。 对口供的病态追求 阴魂不散的刑讯逼供 法庭审判不是有奖竞猜，面临牢底坐穿的风险，没有谁会主动认领指控的罪名。因此古代法律允许下的刑讯逼供，就成了当时司法工作者主要且唯一的侦缉方法。 从现存资料看，中国刑讯史最早起源于西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了系统的关于刑讯的法律规定。《秦律·封诊式》记载的秦代刑事司法程序中，被告人拒绝供认，经过语言恐吓后仍不认罪的，即可动手上刑，但刑讯手段必须记录进庭审笔录。到唐代以后，对刑讯逼供有了更详尽的规定，不止更加严格的限制了刑讯的、次数方式、条件，而且规定了不适用刑讯的人群。至宋代则更为完善，甚至明确的规定了因刑讯导致嫌犯伤亡，司法人员需承担刑事责任。然而封建专制政府不以法制为要务，每每以震慑社会为目的而大兴狱讼，使法典的规定往往沦为一纸空文，对刑讯幅度的规定就更是形同虚设。如汉代司法人员刑讯时，动辄抽打数千次，常常把被告者打得不成人形，如此酷刑就是超人也难以承受，何况无辜良民？广泛存在的非法刑讯也成了中国古代司法史上的第一大顽疾。 合法刑讯的手段一般为用竹条抽打臀部，如《唐律》中就对刑具和抽打部位有严格规定。尽管如此，可历史上各种稀奇古怪的刑讯手段还是屡见不鲜。 《魏书·刑法志》记载了北魏年间的情况，当时的州县普遍对被告人使用大枷卡脖子的做法，另外又加以大石吊坠于被告颈上，或者干脆让狱卒上阵暴打，因此造成大批冤案。而与之对峙的南朝也毫不落下风，先有断食逼供的“测罚”法。而后又发明了“立测”，即让被告站立于两足大小的土墩上，每天站两次共四个小时，且每七日鞭打一次，被告只有扛住了一百五十次的鞭打，才算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唐代武则天时期重用酷吏，其时的刑讯常用醋灌鼻子、瓮中火烤这样的残酷手段。酷吏索元礼更是发明了“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这些极富创意的逼供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法定刑讯不止是适用于被告，也同样可以适用于原告，甚至证人。当原告出现诬告嫌疑时，就可能因此受到拷打。与案情毫不相干的证人，在不能如实说明案情时，也同样会吃鞭子。如汉代酷吏杜周每次办案时都会大举搜捕案发地附近的居民作为证人，并施以拷打，史载数万人无故被殴。可以说在中国古代，一场诉讼中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在以地方官衙门为中心的数百里内，人人都可能被痛打。而对于中国古代的酷吏来说，一言不合就动手，没有什么事是打一顿不能解决的，如果有，那就再打一顿。 刑讯逼供 关键是司法被权力左右 难道不可以无罪结案吗？对于中国古代的司法工作者来说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对于当时的统治来说，犯罪分子是宁可杀错三千，也不能放过一个。尽管中国法制思想史上一度出现了“疑罪唯轻”占上风的情况，但随着专制权力的日渐加强，铁腕打击犯罪才是刑事政策惯用逻辑。毕竟，对封建君主来说，刑法对民众的镇压功能是远比对民众保护功能重要的，只要可以威胁其统治的不安定分子被消灭，死几个良民也无伤大雅。而与行政权力高度合一的司法权力，很难发挥其独立的作用，只不过是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工具罢了。 一个案件的判决，往往牵涉到一个地区的大小官员，无数人的乌纱帽。政治利益面前，无辜者的权益显得无比渺小，这也成了古代冤案层出不穷的原因。不分贵贱，从社会底层的小女子窦娥，到庙堂之上的丞相李斯，都可能被野蛮的司法体系践踏。这样的社会，注定是人人自危的。 祖先们的负面司法遗产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了我们今天的司法工作者们，过度偏重口供、非法刑讯和司法受行政干预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万句口号也不如行政权力对司法体系退一步，否则自古以来各种冤案的教训就一直没有被吸取。 第十四章 不低头 武则天时代为什么会有不低头的法官？ 弗朗西斯·福山说，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有赖于三大要素，它们分别是国家、法治和负责制政府。以此来衡量中国的历史会很有意思。在福山看来，中国是政治的早熟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成为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有统一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完整的官僚任用制度，对广大的疆域以及众多的人口施行非人格化的管理，因而堪称“国家形成的范本”。 然而良序的另外两个要素：法治和负责制政府，在中国的历史中一向是稀缺之物。所谓负责制政府，意味着统治者要对治下的民众担起责任，并把他们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这实在太难为君主了。儒家传统的一大功能就是通过教育的方式，促使统治者在官僚士大夫的辅佐下，接受经邦纬国的训练，感受自身对民众的责任。但由于这不是正式的制度，也没有程序上的限制，因而将其称为道德负责制仍属勉强——它让中国总是陷入好皇帝与坏皇帝的循环更迭，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宿命。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中惟一正式的负责制是向上而非向下的，下层官吏对上级负责，上级官僚对皇上负责，民众的利益从未真正得到关心。 真正的负责制必须制度化、程序化，这就牵涉到另一个要素——法治。然而与责任制相比，中国的法治就更加缥缈了，甚至无从谈起。如果有人用法家思想来争辩法治的有无，那他就错得太离谱了。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无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国王或皇帝也得受其约束，不可随心所欲。而中国的法家思想恰恰相反，除了君主，法家不承认任何权威和规范，更不用说什么法治了。他们心目中的法律，只反映统治者的意志，而非社会的道德共识。这样的法律，分明是命令而已。 西方人将司法权与行政权分开，从制度上落实法治的想法，这在2000多年的帝制中国始终没有产生过。故而台湾学者卢建荣说得没错，“一部中国人权史就是一部政治凌驾司法的历史”。这句话出自《铁面急先锋》一书的自序。矛盾的是，卢建荣写此书的目的，却是要从欠缺法治架构的中国历史中，找出闪光的法官个例，这岂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虽然稀少，“骨头”还真有。由于没有制度保障，法官的骨头还很硬，不怕贬谪流放杀头，再大的风险都敢担。另一方面，面对巨大的风险，他们在法律素养上对自己要求很高，绝不逞一时之愚勇。卢建荣说，这就叫智勇双全。想想也是，若非如此，他们不可能在毫无希望的政治格局里创造正义的奇迹。 《铁面急先锋》主要聚焦武周时期，也兼顾公元514-755年间的一批司法者，特别是担任过司刑寺丞、侍御史、大理少卿等职的徐有功，以及先后的同行狄仁杰、苏珦、张行岌等人。之所以重点放在那段时期，我想除了作者专攻隋唐史的原故，还因为武则天当政之时，政治压倒法律的固有局面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武媚自高宗晚年摄政以来，废中宗李显，立四子李旦为帝，临朝称制，自专朝政，最终于公元691年正式称帝，一路上刀光剑影凶险无比。她担心政权的合法性太低，统治的基础不牢靠，所以重用酷吏，欲借司法消灭政敌。可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她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忠于法律的司法官，否则无法彰显出自己的公平与高明。这一矛盾，既培植出周兴、侯思止、来俊臣等一干构陷无辜的奸徒，也造就了狄仁杰、徐有功、杜景俭等一批伸张正义的司法者。中间的角力斗争，相当精彩，以至于当时便有“遇来（俊臣）侯（思止）必死，遇徐（有功）杜（景俭）必生”的民谚。 徐有功是《铁面急先锋》着墨最多的法官。当多起针对武则天的叛乱被官军敉平，政治整肃接连展开，各种冤假错案，牵连千百无辜，徐有功敢于当庭抗辩，挽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好几次，他与武则天面对面交锋，为被诬之人洗刷罪名。很多连坐的家属，被判发配流放，也因徐有功据理力争，最终让武则天不得不“以有功所议断放”，得以无罪开释。这样的情况，多达三百余例。也因此惹火烧身，他几度被来俊臣之类的同僚诬陷，遭到过贬职、流放，还被判过死刑。 为什么在酷吏横行一派肃杀的政治环境中，还有徐有功那样的人？卢建荣对此的解释是本书最有新意的部分。除了武则天的些许容忍，他认为还有几个原因值得重视。比如北齐以降以迄隋唐之际的教育传统，包括官学私学，都把法律知识的传承当作重点，从而培养了大批熟悉成文法典的法学人才，也孕育了具有法条主义性质的新传统。卢建荣将这百年来的历史过程称为扬弃习惯法，走向成文法的“造律运动”。 伴随着这一历史过程，司法文化逐渐成为世俗观念的一部分。冥判信仰的流行，就是明证。徐有功指责来俊臣的时候说：“俊臣乖明主再生之赐，亏圣人恩德之道。”这种典型的宗教论说，背后就有冥判信仰的支撑。 所谓冥判，也即阴间审判。这一观念产生于先秦，到了隋唐时代，因佛道昌盛而基本定型。“生前作恶，死后受惩”，是为冥报。推而广之，法官生前断案不公草菅人命，到了阴曹地府更会遭到阎王的严惩，这一信仰对法官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事实上就在徐有功等人秉公执法之时，大谈司法工作伦理的书籍《冥报记》、《冥报拾遗记》和《法苑珠林》广为流行。其中第一本书的作者正是唐太宗时期担任过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首长的法官唐临。 可是为什么有法律知识和冥报信仰的支持，“智勇双全”的法官们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法治传统呢？答案很明显，还不是因为“家天下”的原故。皇权越强大，法律越虚弱。卢建荣也承认，再厉害的铁面急先锋，碰见李世民无不败下阵来。北魏掌权的胡灵太后将三名抗争的法官罢免罚薪之后，还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宣示，古代皇家私设刑堂监狱本属应该，而今交给司法机构处理只是为了方便。偏偏尔等拘泥法界的一般做法，乱攀法理，不计利害，这样的作风活该受此处分。（《魏书·刑法志》） 卢建荣践行着叙事史学的传统，观点和视角都有独到之处，可惜文笔欠佳。尤其是书的前三分之一，故事讲得凌乱俗浅，反倒是后面学术一些的部分更好看。他针对余英时多年，写了无数批判文字，不知文笔如何，我很好奇。 第十六章 围猎 上周末太不寻常了。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一番话搅动一池春水。 12月3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辞时，痛斥某些资产管理人的“野蛮收购”。“我希望资产管理人，不当奢淫无度的土豪、不做兴风作浪的妖精、不做坑民害民的害人精。你有钱，举牌、要约收购上市公司是可以的。但是，你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底线，也是挑战职业操守的底线，这是人性和商业道德的倒退和沦丧，根本不是金融创新。” 土豪、妖精、害人精、野蛮人、行业强盗，一连串的定性名词如标枪般投向某些“资产管理人”。 自任职证监会主席以来，刘士余一直低调行事，鲜有公开表态。然而刘主席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其此番言论，堪称“炮轰”，令市场闻之色变，估计更令某些资产管理人辗转难眠。 令人寻味的是，就在12月3日刘主席“炮轰”某些资产管理人的同一天，中国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也在另外一个场合公开“火烧”险资：保险公司如果通过各种金融产品绕开监管，偿付能力监管、资本监管就变成了“马奇诺防线”，修得再好也没有用。 陈副主席还说道，“作为保险行业，风险管理应当是核心竞争力，有的公司把自身能不能可持续经营，能不能盈利，更多地寄希望于资产管理。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风险管理，并不是说资产管理不重要，它也很重要，但是不应该把它作为保险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也很难指望一个保险公司，资产管理能力可以比其他专业的资产管理机构还要强。” 相比刘主席称“资产管理人”，这多少还要让人猜测，陈副主席直截了当地剑指“保险公司”即市场所称的“险资”。陈副主席从根子上就怀疑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能力，认为不可能比专业机构强。在陈副主席看来，保险公司应该回到其功能本位上来，那就是“提升风险管理能力”才算走正路。 监管层出手不良“资产管理”被初步定性 对于刘主席的“炮轰”和陈副主席的“火烧”，笔者有以下初步观察和判断： 在经历了“宝万事件”的长久争论、险资在资本市场继续的操作观察以及广泛征求和听取各界意见之后，或许政府高层对险资所谓的“资产管理”已经有了一个初步明确的定性判断以及政策处理结论。 这个定性判断已经体现在刘主席和陈副主席在谈话中所讲到的，归纳起来是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其资金来路不当；第二，其杠杆收购的作法不妥；第三，其资产管理的风险太大；第四，其对广大投资者不公、不义、不透明；第五，其对政府监管不忠、不义、不合；第六，其对自身定位、功能与职责不明、不符、不当；第七，其最终后果是对实体、上市公司、行业以及民族经济、国家发展危害很大。 用一句话概括就是：险资对万科等上市公司的一系列的所谓“资产管理”的操作为“强盗”做法。 证监会、保监会官员同时发声是巧合吗？早在今年3月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还公开表示：“谈到举牌的问题，其实举牌是二级市场普通的股票投资行为，国际上保险资金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举牌越多我们刘主席是比较高兴的。”但从最近高层的表态来看，政策或将进行更细的规范和调整。 警惕华尔街危机覆辙 当中国经济金融化、证券化启动，政府在制度和规则上的完善与创新就变得至关重要。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教训就是：政府制度创新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因而管制失控。其结果，美国政府被华尔街野蛮的强盗们骗了还在替他们数钞票，并且在金融危机后被迫替他们买单。“华尔街之狼”为了煮熟自己的一个鸡蛋，不仅令美国自身陷入“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又将世界拉入经济危机，至今全球仍在承受这场危机的后果。 在金融、证券的规则制定与监管完善方面，如果美国都暴露出巨大漏洞的话，那中国作为后起之秀就更要小心。我们尚缺乏规则意识，也没有成熟的金融文化；我们更习惯的是产品经济而不是金融经济，更习惯管制而不是服务。当金融大潮袭来时，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华尔街的覆辙呢？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适当放慢金融化、证券化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 所以，将刘主席与陈副主席的话结合起来，不妨作更大胆的判断与前瞻就是： 前一段金融化走得太快了，就像房价涨得太凶一样，现在必须进入调控阶段，就像房地产的调控一样； 金融部门现在需要放缓，中国经济必须首先保证实体与产业的发展； 王石、董明珠等产业企业家完胜，他们才是国家与民族的宝贝，与其相比，姚振华等金融大鳄就是野蛮人； 中国经济也还没有到被金融集团彻底绑架的地步。因此，未来的中国仍将坚持产业立国、实干兴邦的道路。 战后的美国，曾经是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和最大的实体经济，但因为美元霸权，近30年来美国经济转为金融和服务业为主。美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但其经济总量中70%是金融等服务业贡献，成为不折不扣的金融国家和虚拟经济体，这与中国、德国以实业立国相比，水分实在太大，也是完全不同的立国模式。 美国人可以用美元主导的虚拟经济方式来赚快钱，谁还有兴趣和耐性去辛辛苦苦地地从事实体经济？由于经济虚拟化，华尔街的利益终成为美国至上的国家利益，而美国的实体经不断被打压。至少短期内华尔街对美国的掌控很难有根本转变，制造业回归美国并不被看好。 今天的中国犹如一个年轻力壮的少年人，在对金融和虚拟经济红利想入非非时，不妨扪心自问：这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吗？这是现在我们就要走的路吗？我们走上这条路后，勤劳、踏实的那个“少年”还能回来吗？ 我曾经出言提示：当此步步惊心时刻，战略制订者务必步步为营、慎之又慎！现在看来，中国的高层决策者已作出正确的选择。 以实体经济发展为主导、以新型城镇化和创新为主线、以“共富拉动”激发消费与服务，以内需潜力释放为牵引，才真正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正路与光明大道。 还好，股市稳住了，房地产调控了，现在“金融围猎”也要叫停了。中国这艘大船正在保持平衡、平稳的前进。 外一篇董明珠、王石赢了吗？ 董明珠、王石赢了？说这话的人不是太傻太天真，就是不懂博弈，低估了改革进入深水区的难度。 刘士余先生警告“妖精”后，某些资金有所收敛，保监会亮明了态度。12月5日，据保监会官网披露，近日，保监会下发监管函，针对万能险业务经营存在问题，并且整改不到位的前海人寿采取停止开展万能险新业务的监管措施；同时，针对前海人寿产品开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责令公司进行整改，并在三个月内禁止申报新的产品。对其他在万能险经营中存在类似问题的公司，保监会正密切关注其整改进展，视情况采取进一步的监管举措。12月6日，新浪财经从前海人寿客服处了解到，其万能险已暂停销售，何时恢复要等通知。 有些公司的有些品种受到了限制。有人据此认为，董明珠、王石已经胜利，并且将此称为“政治的胜利”，甚至认为王石借助了国企第一大股东打击了民企。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王石借助现在的华润？想什么呢？目前的企业可以分成有背景的妖精企业与无背景的民营企业。博弈过程将是漫长的，妖精不会那么快不吃人肉。 实际上，有关方面的态度不算清晰。12月6日，《中国保险报》发表了题为《险资不是妖精！稳定的资本市场必有险资做基石！》的文章，在一份代表行业监管层意志的报纸上出现了标题带有两个惊叹号的长文章，含义可想而知。 在上述文章中，对外经贸大学王国军先生认为，“目前，资本市场对举牌的资本并没有一个详细的规则和准入制度。在发生了影响资本环境的事件时，不能把商业道德当作挡箭牌，而需要更强有力的制度支持。”言下之意很明确，你制度没有设计好，关险资什么事啊，你倒是把自己的篱笆扎好啊。 市场意见针锋相对，在我的《支持刘士余》的文章下面，有将近一半的反对声音，有的直接谩骂，上来就问候先祖，言辞之下流让人叹为观止。近两天股市的下跌，让那些跟风盘损失惨重，谩骂成为一些赌徒找到替罪羊的最好途径。 这样的探讨方式无益于解决问题，在推诿责任的过程中，市场的杠杆大火越烧越烈，在崩盘前出手制止，利益受损者会大骂特骂，如果已经崩了盘，监管层更会被骂成狗。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股市，已经让我们见识到了热钱的汹涌与舆情的汹汹。 让我们向川普学习，绕开虚的，直击根本。 此次探讨回避了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去年的股灾到今年的险资入市，就是实体收益较差、资金不进入实体，资产端恶化，形成杠杆市。 现在的m2是150万亿，实体经济回报率没有得到提升，这就意味着大部分资金不断进入虚拟经济，不是房地产，就是股市，不是股市，就是期市，这些市场只要有短期收益，就是资金逐鹿的目标。 通道有互联网、银行、券商等，分级基金、伞形信托一应俱全，短期资金换了一个又一个通道试图做庄，只要没有掀起大波澜，还能够打规则的擦边球，资金就会进入。如果目前150万亿的广义货币按照11％的增速上升，大家自行脑补，经过六年左右广义货币翻倍后，金融市场会出现什么样的“盛况”。 万能险、分红险、投连险，尤其是现在大行其道的万能险之所以在市场上翻云覆雨，基本上是社会上找不到出路的热钱，以各种方式四处“流窜”。之所以用万能险这些方式，之所以进入股市，无非因为万能险是政策模糊地带，而股市有可趁之机。 推荐看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的一篇文章《清醒认识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今年8月29日发表，陈文辉直接指出了万能险的风险。首先是利差损风险。寿险公司保费快速增长非常令人担忧。伴随着规模增长的是负债成本的高企，有的万能险结算利率达到6%，再加上手续费佣金等费用，资金成本在8%，甚至更高达到10%，这么高的资金成本，已远远超过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收益水平。险企必然寻求激进的短期投资机会，才能覆盖成本，但由此造成一系列的乱像，期限错配等。 上世纪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寿险公司发生危机的过程，基本上都是沿着“规模扩张、成本提升、投资激进、泡沫破裂、流动性或偿付能力危机、破产倒闭”这一规律发展变化。 如果现在还不尽快意识到这一巨大的风险，想尽办法遮掩风险，就不是股市风险的问题，而是火烧连营般的金融风险。 如果董明珠、王石这样的企业家赢了，是中国经济与中国投资者的幸运，他们将改进自己的资本观，将形成一个良性生态。如果现在抱着金融教科书本，让中国经济疾速虚拟化，那是中国经济与投资者最大的不幸。 外二篇我们和金融魔鬼有个约会 魔鬼在我们的耳边轻言细语。它在教我们经济学。在歌德的《浮士德》中，皇帝遇到了财政亏空，魔鬼梅菲斯特出了一招。它诱使皇帝发行纸币，谎称有足够的金银财宝埋在地下，可作储备。它说：“这种纸币，代替黄金和珍珠，非常便利，能使人心中有数。”不可思议是，奇迹发生了，原来死气沉沉的城市，如今熙熙攘攘，生机勃勃。纸币“不胫而走，无法收回；它像电掣般飞驰，四处散开。” 货币和金融蕴含着巨大的魔力。它们是我们从瓶子中释放出来的，听我们的召唤而来，成为我们的奴仆。一旦失去控制，货币和金融又将恣意肆虐，把灾难带到人间。英格兰银行前任行长默文·金说：“把金融炼金术作为金融体系的基础，表明这个社会不甚理性。” 默文·金是经历了全球金融风暴的船长之一，他的新书《金融炼金术的终结》是一本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之作。坊间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书籍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在危机期间担任财政金融高官的大人物，几乎都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在默文·金看来，这些书的副标题大多可以写成：我是怎么拯救这个世界的。《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此书对货币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是一本能够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 什么是金融炼金术？人们相信纸币能够保存并随时兑换成购买力，人们相信存在银行里的钱随时能够提现。这是一种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炼金术。金融炼金术的基础是人们对货币金融的信任，但这一基础却异常脆弱。正如《伦巴第街》的作者沃尔特·白哲特所说的：“我们的金融系统所独有的精髓就在于人与人之间空前信任。可如果这种信任因为潜在因素而被削弱，那一件小事就能挫伤互信，一件大事便几乎能摧毁它。” 维持币值的稳定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历史上不乏恶性通货膨胀的案例。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纳粹极端势力的兴起。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曾经遭受恶性通货膨胀的肆虐。整个20世纪，几乎就是一部通货膨胀的历史。 保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也极其困难。当我们把钱存进银行之后，这些钱不是安安静静地待在保险柜里，银行必须把钱贷款出去。当银行把钱贷款出去之后，原来的存款就变成了期限更长、风险更高的资产。除非工厂、机器设备、住宅和办公室能够在瞬间转化为现金，除非在任何一个时点，都只有一小部分储户到银行提取现金，否则，我们对银行的信任不过是一种盲信。 而维持币值稳定、保持银行体系平稳运转，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之所以需要货币，并不仅仅是为了方便交易，更重要的是为了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货币能够保存并在未来兑现购买力。遗憾的是，货币并不能如我们所愿，不折不扣地完成这一使命。 这是因为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从本质上讲是不可预测的，而这恰恰是经济学的盲点。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随着经济学研究越来越精细，对货币的讨论反而越来越少。正如经济学家弗兰克·哈恩（frankhahn）说的，最完善的经济学模型中没有货币的容身之处。经济学教科书里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刻画市场经济体系。在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中，市场处处出清，货币这种交易媒介可有可无。但这一模型有着极为苛刻的假设条件，你必须假定，从你一出生，就能看清到死亡的那一天的所有的潜在的交易需求；你必须假定，你同时也能能够看到所有的其他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的潜在交易需求。你就是别人，别人就是你，在经济学理论中，你们都是代表性的理性人，你们都能做出最优的选择。于是，市场价格毫无遗漏地反映出了所有的供给和需求。 可惜现实并非如此。我们怎么才能预测出50年之后的石油价格呢？除了石油的现货市场，你还需要石油的期货市场，但石油的期货价格和未来的真实价格很可能相差极大，因为它漏掉了很多关于供给和需求的信息。比如，航空公司需要买燃油，它们是石油市场上的大客户。但是，航空公司能不能知道未来五十年需要购买多少石油呢？理论上讲，这需要一个机票的期货市场。但为什么没有机票的期货市场呢？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的哪一天需要坐飞机去哪里。再完美的市场也不可能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定价，因此家庭和企业无法通过市场协调其未来的支出计划。家庭和企业面临的既不是“硬预算约束”，也不是“软预算约束”，而是“模糊预算约束”。人们易于在盲目的乐观和盲目的悲观之间游移，很可能出现需求不足或需求过度。 在默文·金看来，由此带来的全球消费和储蓄的失衡，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因素。人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收入到底有多少，因此很难确定消费的上限，由此导致家庭的消费行为可能长期偏离可持续的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了全球化的高潮。中国、印度、俄罗斯打开国门，加入全球分工，为全球化而生产的工人数量急剧暴增，全球贸易涌流，由此导致发达国家的物价水平被压低，利率持续保持在超低的水平。中国和德国是消费不足的典型，而美国则是消费过度的代表。 低利率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债务压力增加。当利率过低的时候，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开始追逐更高的收益率，人们称之为“打着灯笼找收益”。为此，银行不断创造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当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的时候，会受到企业希望借入款项的总额限制，但是金融衍生品并不反映实体经济活动，大多数衍生品的买卖都是大型银行和对冲基金之间的对手交易，其交易规模没有任何限制，风险敞口的规模没有上限，潜在的损失也没有上限。当次贷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各国央行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次贷存量总额大约1万亿美元，互联网泡沫的体量比次贷要高出8倍。然而，他们都看走眼了。根据次级贷款创造出来的衍生产品规模要大得多。这好比广场上两个老头在下棋，谁赢了谁得10块钱，但他们的后面围了一大堆有钱而无聊的看客，他们为谁能赢棋下注，赌注远远超过最初的10块钱。 与此同时，银行的杠杆率越来越高。银行原本依靠自有资金开展借贷，但如今越来越不依赖自有资金，而是使用杠杆资金进行借贷。谁不这样做，就会被激烈的竞争淘汰出局。这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期限错配：负债的期限越来越短，资产的期限越来越长。批发融资的另一个后果是导致各大银行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大家相互交织在一起，只要一家出了问题，很快就会连累整个体系。在过去二三十年，全球银行业的规模、集中度和风险度都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不仅“大到不能倒”（toobigtofail），而且“紧密到不能倒”（tooconnectedtofail）。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但我们找到了防范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办法了吗？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在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一个流行的思路就是要求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这需要计算出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即按照资产的风险程度不同，给它们不同的打分，最后加权得出安全资产的数量。这一方法不仅繁琐复杂，而且易于误导。我们如何判断各类资产的风险程度呢？只能靠历史经验。但我们何以能够断言今天看似安全的资产，到明天不会出问题呢？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英国有一家百年老店，即北岩银行，遭到挤兑而破产。如果计算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北岩银行在英国各大银行中是最高的，高到它都想把钱借给别人用，但出问题的恰恰是北岩银行。这是因为，根据历史经验，住房抵押贷款一直被视为高度安全的资产，北岩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发放住房抵押贷款。默文·金建议，简单直观的指标才是更有效的，与其看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不如看杠杆率。杠杆率是指资本相对于未加权的总资产的比例，这一指标看似粗疏，但却更为准确。若看杠杆率，当时北岩银行的杠杆率已经高达60-80倍，理当引起监管者的关注。默文·金的这一建议，背后的方法论是，不要妄想准确地计算未来的不确定性，不要认为有了精巧的模型计算结果就万事大吉，而是要更加谦卑，看大局、重视经验和常识。 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世界经济仍然疲弱无力？因为全球失衡抑制了需求的增长，而全球失衡是长期积累形成的，难以在短期内自发地解决。当前的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从短期来看，利率并未低到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利率又没有高到促使人们回归到正常的消费、储蓄轨道。凯恩斯还是对的，一个社会对流动性的需求会忽涨忽跌。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对流动性的需求过高，央行进一步注入的资金很快就被囤积起来，我们已经掉进了利率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利率降低未必促使人们将未来的消费提前到当下，相反，人们可能会变得更加焦虑，并降低对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由此导致投资下降。 我们用来解决当前困境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在给未来挖一个大坑。可以设想，超低利率条件下债务水平仍然会不断地增加，但到了央行加息的那一天，债务违约的定时炸弹就会被引爆。当然，这可能会为经济重启创造良好的条件，但同样有可能的是，世界经济会二度陷入金融危机的泥沼。同样能够想象，超低利率导致房价提高，未来一代年轻人要被迫比上一代借更多的钱，债务负担会更重，代际之间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将日益突出。货币本是一种“社会契约”，一旦这种契约无非兑现，势必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什么时候才会爆发这些危机呢？我们并不知道。默文·金谈到，金融危机的第一规律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持续的时间可能超过任何人的预期；金融危机的第二规律是：当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走向破灭的时候，其发生的速度也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明知道正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却仍然不愿意停步，或是换到另一条道路上。默文·金忧心忡忡地指出，我们当前的时代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局。旧的规则已经失效，各国之间的互信已经打碎，前方的航道到处是暗礁，但舵手们却犹豫迟疑，指望蒙混过关，或是奇迹发生。《大卫·科波菲尔》中有个米考伯先生，屡次失败，负债累累，但却总是幻想命运女神的垂青。就在要被关进债务监狱的时候，他还向大卫借钱买酒，喝了酒就高兴起来。 魔鬼并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和金融魔鬼在未来还有一个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