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黑雾》 出版说明 松本清张是日本当代着名的小说家，一九〇九年生于福冈县小仓市。高小毕业后，曾在电机厂、石版印刷厂做过工，生活艰苦。自一九三八年起，先后在朝日新闻社九州岛分社、西部总社、东京总社任职，同时练习写作。一九五〇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西乡钞票》，借明治初期西乡隆盛领导的西乡军滥发军票造成的混乱状况来影射战后初期日本通货膨胀、钞票贬值的时局。一九五二年，以《〈小仓日记〉传》获芥川奖，从此登上文坛。在这个短篇小说里，作者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表示了同情。一九五六年辞去报社职务，开始了专业作家的生涯。 松本清张是一位多产作家，一九七四年文艺春秋社出版了《松本清张全集》共三十八卷。一九六三年起他先后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会长等职，一九七七年自动辞职。 松本早期的作品，以历史题材为多，也写了一些短篇推理小说，如《埋伏》、《寒流》等。推理小说是日本盛行的一种文学体裁，内容主要是写以逻辑推理进行刑事侦察的破案故事。松本并不满足于此，他在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写下了《零的起点》、《点和线》、《眼壁》、《黑地的画》、《沙器》等，竭力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侧重于追究犯罪的动机，探索现代日本社会的复杂因素。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较高，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样，推理小说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学流派——社会派推理小说 松本清张的作品中最富特征的是揭露战后美日当局内幕的报告文学，《日本的黑雾》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外，他还写了《深层海流》及《现代官僚论》。 《日本的黑雾》自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分三卷相继问世，全书共十二篇，都是就美军占领期间日本所发生的一些着名的冤狱或暴行事件，迸行剖析。作者在跋里说：“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抱着反美观点来写这些作品，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占领军的阴谋’这一尺度来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 一九六二年，作者选出其中六篇，加以修订，作为选本出版，本书就是根据这个选本译出的。 编者 一九七九年八月 帝国银行事件之谜 一 根据最高裁判所审理的结果，平泽贞通已被判为“帝国银行事件”的凶犯。事到如今，无论根据任何法律程序都不可能证明他是无罪的了。换句话说，只要法务大臣一按印，他随时都可以上绞刑架。（辩护人方面虽然提出了重审的请求，但那并不一定能制止处决的执行。）（据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赤旗报》报道，平泽贞通目前仍然被关在仙台的宫城监狱里，“‘帝国银行事件’辩护团”正在提出重审的要求。——译者注） “帝国银行事件”就这样定了案。由于把平泽贞通判为凶犯，本世纪这一残暴事件就告结束了。 最高裁判所宣判之后，辩护人还曾做过一些努力，几次要求重审，都被裁判所驳回。到如今，怎样也无法证明平泽贞通不是“帝国银行事件”的凶犯了。 去年我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帝国银行事件》这篇小说。我一向对平泽贞通是凶犯这个论断抱有怀疑，在小说中，我就以那些疑问为主题，尽量根据事实来叙述。最初我本想用虚构的方式来表达疑问，所以采取了小说的体裁——然而内容必须尽可能以事实为依据。在那篇小说里，我几乎没有插入任何虚构的成分，而以本案的检察官的调查书、起诉书、辩护要旨和判决书等审判记录为素材。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我感到警视厅是在侦查中途碰了壁，才突然转移方向，去逮捕平泽的。在这篇小说里，我也就以这个迹象为主题。直到今天我还怀着这个疑问。写那篇小说时，我所作的调查还不能说是充分的。一切痕迹都已经埋没在砂土里了，一点头绪也找不到。我和侦查当局以及检察官们毫无联系，又没有法律知识，发掘这个痕迹是极其困难的事。正是由于缺乏知识我才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这个疑问。 直到现在，我对这个案件质疑的热情仍旧没有减退。 二 最高裁判所的判决是绝对的权威。我拥护最高裁判所的权威和尊严。这里做出的判决本应该具有使人人都能信服的逻辑和科学根据，丝毫也不应该使人怀疑，给人以瞹昧的印象。然而，在“帝国银行事件”上，对被告平泽下的判决又是怎样的呢？ 最高裁判所的判决可以说是几乎原封不动地通过了第一审的判决。 判决平泽有罪的基本根据，只不过是他本人的供词。这份供词无论是检察官逼出来的，还是被告平泽由于忠克尔萨珂夫氏病（慢性酒精中毒的患者常害的一种精神病，记忆力和判断力都衰退。——译者注）而编造出来的，反正它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证据了。 这一事件是在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年——译者注）一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所以供词才能充作证据。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了。幸乎不幸乎，“帝国银行事件”成为旧刑事诉讼法的最后一桩案件。 根据旧刑事诉讼法，被告的“供词”是可以作为证据看待的。可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中，除非另有其他物证，对本人不利的供词一律不能看作是证据。我并不是说“帝国银行事件”完全是按照旧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来处理的。既然平泽受审时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开始生效，我想这一事件大概也是本着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来处理的。 可是事实上被告平泽的供词却成为案中最主要的证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它是本着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来审理的，然而还是不得不以供词为证据，这不正说明本案极其缺少其他物证吗？ 只要把关于“帝国银行事件”连篇累牍的审判记录读上一遍，就能够体会检察官方面是如何以案中缺乏物证为苦。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也许比平泽贞通还要苦恼。首先，对判罪最主要的根据——凶器，检察官方面丝毫也没有加以说明；并且也没弄清被告平泽在帝国银行杀害十六人的毒药是从哪里弄到手的，其中的经过又是如何。判决书上仅仅交代了一句：“被告所曾持有的氰化钾。” 检察官们曾经竭力想调查被告是怎样把这种毒药弄到手的。平泽在供词中也提到这事，但是举不出任何证据来。再说，所使用的毒药究竟是氰化钾呢，还是另外一种化合物，关于这一点，判决书中也没有下明确的判断。 一般说来，在杀人案件中，凶器是最重要的物证。这一点尚且含糊不清，其他可以称作物证的东西也就更没什么价值了。 检察官方面所列举的其他物证是：印有“松井蔚”字样的名片，抢去的支票后面的笔迹，以及被告无法证实事件发生时本人不在现场。此外，还说事件发生后，被告拿到手的那笔钱来历不明，以及证人说，被告长得与凶手的相貌相似等等。但是严格说来，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与被告平泽有直接关系的物证。 三 在袭击帝国银行的案件发生的前一年——即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凶犯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松井蔚的名片是真的。昭和二十二年春天，被告平泽在靑森函馆联络船上也曾和松井博士交换过名片，然而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断定凶犯在安田银行所使用的松井的名片就是平泽交换来的那张。原来为人仔细的松井蔚曾把跟他交换过名片的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但是仍有十七张下落不明的所谓“事故名片”。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名片说不定就是那十七张“事故名片”中的一张。 支票后面的字被推断是从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把它抢去的凶犯所写的，但是笔迹鉴定人把它和被告平泽的笔迹加以鉴定后所做出的结论似乎并不是绝对客观的。有一个鉴定人说那不是平泽的笔迹。可能性毕竟不能变成现实性。 会有许多证人证明被告平泽的相貌与凶犯相似，然而这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再说，被告不能证实本人当时不在现场这一点，以及检察官的起诉书和审判记录，都使人感到不够真实。捡察官把案件发生后不久被告平泽拿到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钱这件事与案件联系起来了，但是即使这能成为状况证据，也仍然不能成为直接证据。 我并不打算再在这里写《论被告平泽》。在我以前所写的小说《帝国银行事件》中，这方面的话该说的已经都说了，我没有那么大耐性在这里把侦查的烦琐内容和审判经过一桩桩地写下来。在我的小说问世后，也还出版过一两种论述本案被告无罪的着作。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这里，我要重新探讨一下前一次在拙稿中挖掘得不够充分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警视厅的侦查主力中途不得不转向旁线——居木井警部补（日本警察分警视总监、警视监、警视长、警视正、警视、警部、警部补、巡查部长及巡查九个等级。——译者注）的名片调查班？他们碰到了什么样的墙壁？墙挖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本文想谈的就是这一点。 四 关于“帝国银行事件”的经过，以前已经写过不少，这里不准备再详细介绍了。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三点五分左右，一个中年男子来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胳膊上缠着印有“东京都”标志的臂章。他说附近发生了斑疹伤寒，按照占领军的指示，人人都必须喝预防药，就叫代理分行长吉田等十六个人喝了毒药。见过凶犯的代理分行长吉田武次郞后来被救活，提出了如下的证词： “我说说在银行被骗喝毒药的经过。今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们办完了日常的业务正在结账，一个身着西服、年纪有四十五六岁的人推开大门旁的便门走了进来。这人左臂上缠着白布，上面印着‘东京都’的红色标志。他递给我们一张名片说：‘我是东京都派来的。分行长呢？’我说：‘分行长不在，我是代理分行长？’那人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东京都卫生科及厚生省厚生部（即卫生福利部。——译者注）医生，医学博士——名字我记不得了。我把那个人请进办公室，叫他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他说，‘事情是这样的：由于使用长崎二丁目相田家前面的水井，发生了流行性赤痢，有四个居民受到传染，大概已经报告了警察。美军总司令部的赫特克中尉接到这个报告后说：“这可不得了，我马上就去，你先走一步。”我跑去一调查，才知道住在那家的人今天曾来过贵行。赫特克中尉领着消毒班随后就来。决定在消毒以前，请你们先喝预防药。’我说：‘怎么这么快就知道啦？’那个人说：‘看病的医生直接报告了美军总司令部。’ “他又说：‘消毒班马上就来，请你们先喝这药。这原是美军总司令部发下来的特效药，非常猛烈。’说着他就拿出一个宽一寸、长五寸、医生常用的金属盒子，勤杂工把所有的杯子都洗好拿来了。那人说：‘这种药沾在牙齿上会损坏珐琅质，我敎给你们怎么喝，请照我的样儿喝。药有两种，喝完一种，隔上一分钟再喝第二种。’他说着就拿出一个小瓶子，又拿出一只吸药用的带橡皮囊的玻璃管。那药没有颜色，只是有些浑浊。那人用玻璃管往每个杯子里分了一点，他自己尽量伸长了舌头，把头一种药裹在舌头里喝给我们看，职员们都学他的样儿喝了。那药刺激性很强，就像是不会喝酒的人喝了烈性酒一样，心里热辣辣的难受。过了一分钟，他又把第二种药分给我们喝。我就去井旁漱口，刚走回来，只见大家一个个都倒下了。我心想‘糟啦’，就走到自己的坐位上，不久就人事不省了。那人穿着一双赭红色胶靴，长得挺俊秀，像是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医生来说，我觉得他的手粗笨了一些。臂章是白布做的，印着‘东京都’的红色标志，下面用墨笔苍劲有力地写着‘防疫消毒班’几个字。” 他这份证词中所提到的占领军主管人的名字最初是赫特克中尉，后来又更正为“记得是赫奈特或是柯奈特”。 五 活下来的四个人都证明凶犯是个举止文雅、高鼻梁的美男子。只有代理分行长吉田说，那人左脸上从太阳穴到面颊有一块半寸宽的茶色的瘢，其他三个人都没有理会；大衣是穿在身上还是拿在手里的，就记不清了。代理分行长吉田还说，那人西服袖上缠着省章。关于那个人的鞋也只有代理分行长吉田一个人在证词中提到，他说那是摊子上卖的那种赭红色胶靴——替他摆拖鞋的职员阿久泽说：没弄清穿的是什么样的鞋。职员田中也说记不清鞋的事了。 关于这种药的味道、颜色和气味，活下来的四个人的证词多少有些出入。代理分行长吉田说：“先喝的是浑浊的液体，有些发白，就像是喝猛烈的威士忌之类的东西，心里烧得慌。”职员田中说：“气味像汽油，舌头直发麻。”职员阿久泽说：“是淡黄色的，气味有点像氨，味道好像发苦。” 活下来的人都被送进附近的圣母医院。 凶犯冒充预防药拿给职员们喝的那种毒药分盛在十六个杯子里，与职员的数目相符。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是凶犯用来喝给他们看的，一共应该有十七个，可是短了一个。也就是说，缠臂章的凶犯用过的杯子没有找着，想来是他怕人家验出指纹而带走了。后来把杯子里喝剩的液体全都倒在装酱油的小玻璃瓶里，量非常少。死人吐出来的东西也收在八只杯子里，第二天（二十七日）送到警视厅鉴别科的化验室去了。 据受害者说，最初给他们喝的是刺激性很强的药，第二次喝的跟水一样。如果喝了氰酸化合物，估计就是先喝的那个。这么说来，喝剩下的以第二种液体为主。经调查，一点也没有氰酸或其他类似毒药的东西。 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做精密的化验。于是侦查当局又委托东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研究室的木村敎授做了胃容纳物的分光分析。垣花助理正式做了分析。送去的有盛着死人吐出来的东西的杯子、装着残余液体的酱油瓶，以及用两个褐色瓶子装的、给活下来的人洗胃后吐出来的东西。垣花助理从这两瓶液体里也检查出少量的氰酸。西山技师打开其中的一个瓶子时，在氰酸的气味中还闻到了石炭酸的臭气。后来到圣母医院一调查，才知道那是由于使用了石炭酸的空瓶所致。据检验，从胃的容纳物和喝剩下的液体里只发现了钾和钠。根据这次化验的结果，侦查当局决定侦查时可以假定所用毒药为氰化钾。可是为慎重起见，西山技师在报告中说：第一种药类似氰化钾，第二轴好像是水。 胃的容纳物里显然含有氰酸，因而喝的毒药毫无疑问是氰酸。问题在于那是氰酸和哪一种东西的化合物。于是，又进一步对过滤胃的容纳物取得的液体做了种种反应检查，然而还是只化验出钾和钠。结果推断一定是氰化钾或氰化钠。 毒药是本案唯一的凶器，所以我才把化验毒药的经过写得这么详细。 六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才知道其他银行也发生过类似的未遂案件。就在“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前一个星期一即一月十九日下午三点五分，一个举止庄重、绅士头的男子来到新宿区下落合的三菱银行中井分行。此人拿出一张印有“厚生省技师医学博士山口二郞、东京都防疫官”宇样的名片，自称是东京都卫生科派来的，说在该行开户的一家公司有七人感染了流行性赤痢，占领军已乘汽车去消毒，查出该公司里有一个人今天会到这家银行来存款。因此，银行得把现金、帐簿和各间屋子全部消毒。接着他就问今天有没有现金外运。分行长说没有现金外运，并问他来行存款的那个人是哪个公司的。自称姓山口的防疫官说：发生赤痢的是新宿区下落合的井华矿业公司落合宿舍，那里一个姓大谷的负责人一定来过这里。分行和井华矿业公司并无来往，但查明在井华矿业公司落合宿舍的负责人大谷的名下存了六十五圆，正好是同姓。分行职员把一些支票什么的整理好正要送往总行，防疫官就把他们拦住了。 分行长提出抗议说，为了一张支票而这么做可不成，只把那张支票消一下毒就成了。于是，那个人就从挂在肩上的帆布包里掏出一个小瓶子，把里面盛的无色透明液体洒遍那张支票的正反两面，然后交还给分行长，说他认为这样做就成了，如果美国宪兵还罗嗦，他以后再来；如果他不再来，就不妨认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说完就走了。 由于实际上没有遭到损害，银行当时就没有去报告警察。 松井蔚的那张引人注意的名片是在头一年（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被利用的。那次的目标是品川区平塚的安田银行荏原分行，也是在下午三点多钟，银行刚停止营业的时候，来了一个举止文雅的男子，递给分行长渡边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厚生省技师医学博士松井蔚、厚生省预防局”字样。他说： “由于茨城的水灾，发生了恶性传染病。我奉命到当地去，工作得筋疲力尽地回来了。可是有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水灾地区到小山三丁目的市场后面渡边家去避难，这一次又患了赤痢，引起流行性赤痢。为了消毒，我和美军总司令部的帕克中尉一起乘吉普车来了。一调查，才知道今天上午他们家曾有人到这家银行来存过款。因此，这里的allmember，allroom，allcash或是allmoney（蹩脚的英语，意思是：所有的人员，所有的房间，所有的现款，所有的钱。——译者注）都得消毒。现金和账簿一律不要动。” 那个人说话很有礼貌，一点也没有架子。 这里的分行长渡边为人谨慎，他派勤杂工到附近的平塚桥派出所去打听了一下。派出所的警察马上骑自行车找遍了小山三丁目一带，哪家也不像是患了赤痢的。警察到银行去一看，那个人还站在分行长跟前。警察一问，那个人一口咬定占领军的消毒班确实到三丁目的市场那儿去了，为了弄清情况，警察又离开银行了。 后来那个人说“为了预防，大家都必须喝这个”，就从帆布包里拿出茶褐色的和无色透明的瓶子。他召集分行长和职员们共二十九人，先拿茶褐色的瓶子往每人的杯子里滴了三滴茶褐色液体，每份大约有一点五毫升。然后他自己先喝给他们看，叫大家也都喝了，接着又叫大家喝第二种液体。这跟后来在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的做法一样。他做完后自言自语地说“消毒班该到了吧”，又说“太迟了，我看看去”，说着就往便门走去，不见了。他再没有回来。 据说，那一次的液体“发涩，难吃极了”，可是没有受到实际损害。分行方面还是向荏原警察署报告了，警察署记下了情况，把松井蔚的名片也保存起来。 毫无疑问，这两桩未遂事件和“帝国银行事件”都是同一个人干的。侦查当局凭着这三家银行的职员的证词和两张名片的物证，感到侦查工作大有进展。 七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即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钟，才查明被盗去了些什么，马上发出通知，但是凶犯已经在作案的第二天（二十七日）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把盗去的支票兑成现款取走了。 发票人是森越治，金额是一万七千四百五十圆。背面用凶犯的笔迹写着“板桥三之三六六一”。背面签署的是后藤丰治，本人只写下自己的名字，凶犯在旁边附了个假地址。侦查当局对这个人的相貌和装束做了调查。该分行的代理分行长田川敏夫说：“那人身高五尺三寸左右，肩膀又圆又厚，并不驼背，只是使人感到穿得太臃肿。他戴着一顶好像是驼绒的白糊糊的方格鸭舌帽。帽子是整块料子做的，后边笔挺，似乎是新的。大衣是咖啡色的，颜色鲜明的帽子配上一件厚厚的咖啡色冬大衣，很不调和，所以给人的印象很突出。”他还说，那人戴着宽宽的黑框眼镜，镜片是淡褐色的。 三家银行都是由同一个凶犯去的，不可能设想单单在取钱时他会支使别人。笔迹是符合凶犯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的。据此，侦查当局认为拿支票来兑换现款的人必是凶犯本人，也就是说，那笔迹是凶犯留下的，并决定按照这一方针来侦查。 凶犯说话没有什么富于特征的地方口音，服装和态度也不土气，三个犯罪地点选得都很老练，不像是从外县初到东京来的人干的事。而且，凶犯从帝国银行出来后，第二天就连鞋带大衣都换过才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根据以上几点，假若出现在四家银行的是同一个凶犯，侦查当局认为他必然住在东京都，并决定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侦查 为了从在同一个时刻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过的顾客中找到目击者，侦查当局就去寻觅线索。同时，又设想他可能是乘都营电车来的，就在都营电车公司巢鸭营业所贴出了写明该犯相貌特征的通告，要求司机和售票员予以协助。在相貌、装束下面，还写着“像是个包工头”——这一点是以目击者所提出的特征为根据的。 八 我在这里记下侦查当局发给全国警察署的《“帝国银行事件”侦查纲要》。读了它，大家就可以弄清侦查当局初所假定的帝国银行犯人的形象了。 “刑事侦查壹第一五四号之六。昭和二十三年二月七日。 刑事部长 “帝国银行毒杀案件侦查纲要总指示： “根据屡次指示，各警察署对帝国银行毒杀案件谅必正在积极侦查中。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情况，使案情得以水落石出，兹将侦查纲要开列并加以补充如下： “一、须向东京都厅、区公所卫生科、防疫科（或防疫股）、各保健所、医院、医生、药剂师，以及其他医疗、防疫有关方面进行骑查，有没有人收到过松井蔚或山口二郞的名片。 “二、从以下各种人员中物色面貌与凶犯相似的人： “1.医生、牙科医生、兽医、人寿保险公司的医生、药剂师，或医学、化学、药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和学校师生、制造或贩卖药品者，以及药品经纪或曾经从事过这种职业的人。 “2.占领军的翻译员、事务员、勤杂工或曾经从事过这种职业的人。 “3.银行职员，或曾经在银行供过职的人。 “4.在水灾地区从事过防疫工作的人。 “5.战后由海外归国的人员和军官士兵中有医疗经验者。 “6.曾经由医院、医疗所、药局等处将氰酸盐类弄到手、或企图弄到手的人，因职务关系经手这些物品的人，以及在制造这些物品的大小工厂出入的人。” 这些侦查纲要和指示是经常发出的，侦查当局又进一步研究了这些案件，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并发出下面这样一个通告： “对以上三个案件研究的结果，发现有下列几点共同之处，因而推测为同一个犯人所干的： “一、犯罪地点：三个案件都发生在远离市中心、在空袭中烧剩下的住宅，或坐落在商店街上的小银行。 “二、犯罪寸间：第一次在星期二，第二、三次在星期一。凶犯选择星期一，恐怕是看中了头一天休假，银行的业务必然繁忙这一点。每次都是选择业务对外停止后结账的时候，一则没有一般顾客出入，二则现款也比较多，正是下手的大好时机。 “三、凶犯的装束：左臂上公然缠着白布臂章，上面用墨笔苍劲有力地写着‘东京都防疫班’、‘消毒班’等字样，印着‘东京都’的标志或盖着方印，以便赢得对方的信任。 “四、使用印有头衔的名片：曾使用上述印有厚生省技师头衔的松井蔚及山口二郞的名片，因而赢得了对方的信任。 “五、凶犯言谈、动作的共同处：a.自己是在水灾地区做完防疫工作回来的。b.银行附近发生了流行性赤痢。c.占领军收到了报告，按照帕克中尉（或马卡、赫奈特、柯特列中尉）的命令，消毒班乘汽车来了。d.调查患者的结果，查明那家曾有人拿钱到这个银行里来。e.因此，这个银行里的东西必须全部消毒。f.消毒班不久就要来了，一切东西都不要挪动。g.今天有没有现金外运？h.消毒班到来之前全体人员必须服预防剂。i.要喝两种药，喝完第一种，隔一分钟再喝第二种。j.药沾到牙齿上会损坏珐琅质，必须如此这般地喝。k.凶犯吩咐把大家的杯子收来，用玻璃吸管把药水从他带来的药瓶里滴进杯子，凶犯自己拿起一杯先喝给大家看。” 但是自从“帝国银行事件”造成死亡后，已过了五十七天，市井开始传说这一案件的侦查工作已陷入迷津。侦查当局鼓舞总部和各警察署的士气说，本案“数据丰富”，案情必可大白，不必悬念。从这时起，就开始看得出本案与旧军部有关了。 九 “刑事侦查壹第一五四号之九。昭和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二日。 刑事部长 “按帝国银行毒杀案件的侦查工作，在全国官民的大力协助下，已经连续进行了五十七天，但尚未获得有关犯人下落的决定性的资料。据闻外间盛传本案侦查工作已陷入困境，致使有关人员徘徊歧途。对于拥有如此丰富数据之本案，仅经过数旬侦查绝不可遽然即作出悲观的揣测。” 侦查当局这样鼓舞了总部和各警察署，在侦查纲要中又加上了下列注意事项： “在侦查嫌疑犯时，要特别注意下列两类人物： “一、具有医药学或理化学方面的学历、资历、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人。 “二、过去曾在旧军部方面经办药品的特种学校、研究所或所属敎导队、防疫供水队以及在宪兵、特务机关里待过的人（主要是尉官级以上者）。” 到了六月二十五日，侦查终于进入紧张阶段。以下几段是从以刑事部长的名义发出的侦查指示中摘录出来的。前面的一段极富于启发性。 “一百五十二天来，各警察署不辞辛劳地对‘帝国银行事件’继续进行侦查，连日寻找嫌疑犯，努力加以研究，卓有成效，深表谢意。侦查总部也在士气日益旺盛的情况下，展开了各方面的侦查。此次完成了大力收缩侦查网的工作，已将一部分侦查方针转移到新的方向。”（旁点是笔者加的。） “旧军部方面嫌疑最大，因为：“第一，可以断定凶犯对毒药的数量和效果把握十足。 “凶犯在帝国银行所使用的毒药是氰酸化合溶液，浓度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给每人喝的数量是五毫升左右。从化学成分来计算，以上的液体含有零点二克到零点五克的纯氰化钾（或氰化钠），差不多相当于氰化钾的致命量（零点三克到零点五克），足见凶犯曾企图以最少量（刺激）来达到目的。尤以凶犯把这种预备杀害十六个人的液体装在只能容纳一百二十毫升的儿童用药瓶里，用能吸二毫升的玻璃管前后两次正确地量好滴入每个杯子里。考虑到上述情况，就可以看出凶犯对药的数量和效果颇有自信。假若缺乏这种自信，他就会把药弄浓一些，或者增加一些数量，因而会露出破绽，让人看出他是个外行。所以不能把这一点当作偶然的一致而轻易放过。 十 “第二，可以断定凶犯对毒效发作的时间颇有把握。首先，凶犯在帝国银行给人喝毒药时，在第一种药和第二种药之间留出一分钟的间隔；在这段时间内，把喝下毒药的人完全掌握住了。对凶犯来说，这一分钟想必是极其重要的，咽下去的毒药在身体里起独特的作用，马上就会发作。 “要是在这期间内把喝下毒药的人放开不管，就可能给凶犯带来致命的破绽——比方说，当毒效发作时受害人跑到户外去，或是另外找解救的办法等。但是相隔一分钟，给大家喝第二种药后，凶犯还允许他们去漱口，任他们自由活动。想来凶犯是把握十足的，也就是说，他知道喝下药的人即使发觉那是毒药，也来不及跑出去或另外找解救的办法。同时，这也是出于周密的考虑，以防止受到对方在毒效发作后临死时给予的反击。从这里可以推测出凶犯对毒效发作的时间有充分的把握。 “凶犯所携带的玻璃吸管是主要在细菌研究所或是与旧军部有关的各研究所使用的那种驹込型的。盒子的形状和大小也最像战争期间军医参加野战时所携带的那种外科用的小盒子，从这里也可以推断凶犯过去的经历。 “其次是凶犯的态度。对于一个准备一举毒死十六人的凶犯来说，他的态度过于镇定，从容不迫。量药和滴药时，他连手指头都不颤抖，应对自如，因而谁也没有产生怀疑，甚至让人觉得大家是主动喝下毒药的。这种胆量或是沉着的态度说明凶犯由于经验十足而颇有自信——这个判断可以说是合乎情理的。 “综合以上各点，已将一部分侦查方针转移到旧军部方面，并且正在稳步而顺利地进行中。” 以上是侦查当局原来所设想的“帝国银行事件”凶犯的形象。只要读一读这份详细的侦查纲要和指示中的各项，就可以明白当局当初所推测的是如何细致而合乎情理。应该说，这确实是出色的推理。 但是自从六月二十五日发出这份指示后，过了约莫两个半月，九月十四日发出的刑事侦查壹第八八七号却变成为《关于搜集对平泽贞通进行侦查的资料的指示》。局势变了，画家平泽被拉上了台。 也就是说，八月十日对平泽下了拘票，平泽在北海道的小樽被逮捕。“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第二百零十天，他被押送到东京来。 十一 看来“帝国银行事件”的侦查工作在最初阶段是朝着正确路线进行的。侦查纲要中反复强调“帝国银行事件”的真正凶手有很大可能是医生或是医疗界的人，是在陆军里担任过卫生职务的复员军人。为了侦查这一案件，全国警察对约莫五千名有嫌疑的人做过调查，这些都是侦查纲要上所说韵与药品有关的人。 但是平泽贞通在职业上偏偏与医疗、药品没有丝毫瓜葛。他不过是个画家。不可能设想他对毒药的知识丰富到能够在帝国银行做那么细致的计算和调配。 侦查工作为什么不按照初期的方向始终针对与旧陆军有关的人进行呢？侦查班是凭着松井的名片和相貌这两个线索来逮捕平泽的。但是如上面所说，松井名片是不足为凭的。相貌呢，侦查纲要上反复提醒侦查班注意：“凶犯的特征单凭目击者的证词是靠不住的，不应拘泥于这一点。”这一注意事项提得很有道理，应该说是正确的。 但是实际上，居木井警部补正是凭着平泽长得很像侦查总部发下来的剪辑相片（根据目击者所说的特征拼凑而成的照片。——译者注）这一点来逮捕他的。 平泽被押解到东京之后，银行的人们鉴定了他的相貌。证词分为两种：一种说像，一种说不大像。这里就不详细谈了。总之，单凭肉眼的印象是不可靠的。侦查纲要本身也曾提醒道：“过于倚赖凶犯的特征作为决定性数据的倾向依然存在，已经再三提请注意，这只是一两个人的话，不足凭信。”（刑事侦查壹第一五四之八）但是实际上的做法却与这个指示恰恰相反，平泽被逮捕了 除了毒药之外，本案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签在支票背面的字、被告无法证实自己当时不在现场，以及名片——这些因素都太没有价值了，不足以视为证据。比方说、名片不一定是跟松井交换过的那个人用的，也许是交到第三者手里后被拿去犯罪用了。说句极端的话，签在支票背面的字究竟是不是在帝国银行毒死人的那个凶犯的笔迹，也没有直接的证明。也就是说，帝国银行案件的凶犯和在支票背后写下“板桥三之三六六一”这个住址的或许并不是同一个人。如果有个共谋犯，也许单单在提取现款的时候凶犯委托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假设也是可能的。正如侦查纲要的注意事项所指出的，尽管说那两个人的面貌相似，但是也不足为凭。 侦查总部认定此案没有共谋犯，但那也只是说没有人看到共谋犯而已。共谋犯不一定非和主犯一起到银行来。他也许隐匿在人们所看不到的地方。 十二 在直接证据中，凶器和本人的指纹是铁证。可是就本案而论，指纹是检查不出来的。审判时当局武断地判断行凶的毒药是“氰化钾”，但是甚至连平泽是怎样把它弄到手的也查不清。据平泽最初的供词，那是约在昭和十九年十月他住在淀桥区柏木时向药剂师野坂某要来的，差不多有十六克，说是绘画时预备掺在底色里用的。但是这位姓野坂的药剂师已经死了，无从证明是真是假。况且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究竟是不是氰化钾，也没有绝对确凿的证据。检察官最初说是“氰化钾化合物”，半路上却变成不折不扣的“氰化钾”了。 据平泽的笔记，高木检察官也曾为毒药问题大伤脑筋。有一天他说：“喂，平泽，就算是氰化钾得了，就算是你向人家讨来的，成吧？”这样就断定为氰化钾了。不管是不是事实，反正审判记录上一律简单地写成了“氰化钾”。但是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丝毫也没有可以断定为“氤化钾”的根据和证明。 凶犯使用毒药时曾用过玻璃吸管，侦查纲要已确定那是“主要在细菌研究所或是与旧革部有关的各研究所使用的那种驹込型的”，但是无从证明平泽有过这样的玻璃吸管。检察官没有办法，只得断定他用的是自来水笔的胶皮管。这跟起初那种完全客观的侦察纲要迥然不同了。平泽说毒药是用“装盐酸的瓶子”装的。检察官问他用过以后把那瓶子弄到哪儿去了，他说：“我走出银行后，把它扔到银行前边长崎神社院内树丛中好像是垃圾堆的地方了。”（第三十五次审讯记录） 侦查当局根据这一口供将长崎神社的垃圾堆搜查了一遍，从地下四尺处挖出了个类似的旧瓶子，但是那当然不能成为物证。他们只是从垃圾堆里拾了个不知是什么人丢的东西而已。公审庭上毕竟也没能把它当成物证。 检察官们说毒药是氰化钾。喝下氰化钾的人一般在十五六秒钟之后就在胃里引起中毒症状而断气。然而在“帝国银行事件”中，喝下第一种药的人相隔一分钟又喝了第二种药，似乎又过了三四分钟才倒下。毒效发作很迟缓，绝对不可能设想是氰化钾。侦查当局关于这一点的推断，前面已谈过了。至于凶犯也喝了同样的药却没有中毒的原因，侦查当局作了四种假定： “a.假装喝了，实际上并没有喝。b.确实喝了，但事先喝过中和剂或解毒剂之类的东西，从而使毒药失效。c.量第一种药之前，预先在玻璃吸管里放上无害的液体或中和剂，先滴入自己的杯子里喝给人看。d.药液加过工，分成有害和无害的部分，先吸取无害的部分滴入自己的杯子里喝给人看。” 结果推测出凶犯所使用的是第四种手段。 十三 这种办法是在药液里放上甲苯或油类。这样一来，由于比重关系，药液就沉到下边，油类浮到上边，能够截然分清。凶犯只消吸取上层无害的部分，滴入自己的杯子，让大家喝下层的毒药就成。事实上，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据说第一种药上层是澄清的，下层混浊发白，略带汽油味。由此可以推测出凶犯使用的是这种办法。并且据说旧军部方面保存氰酸化合物溶液时，由于它一接触空气就与二氧化碳化合，从表层起逐渐变成无害的碳酸钾，所以一向加入油类，以防止它与空气接触。 既然追查得这么正确，为什么不针对旧军部方面进行侦查呢？既然认为“帝国银行事件”的真正凶犯与陆军卫生部门的人有直接关系，那末为什么还非要把矛头转向丝毫没有医学知识的平泽不可呢？一方面说凶犯下毒药时始终很沉着，使人产生的印象是他有过大举屠杀的经验，为什么还偏偏要断定这是对毒杀毫无经验的平泽干的呢？ 事实上侦查工作本来是针对旧军部进行的。前面所提到的六月二十五日发出的侦查纲要上曾说：“此次完成了大力收缩侦查网的工作，已将一部分侦查方针酶移到新的方向。”就在同一天，国家警察（战后日本警察分两种，一种叫国家地方警察，其中在中失的叫国家警察（简称国警），在地方的叫地方警察（简称地警），均受国家公安委员会统辖，另一种叫自治体警察（简称自治警），受地方（如府县等）自治机构统辖，已于一九五四年取消。——译者注）总部长宫所发出的指示中也说：“经过细致的打基础的阶段，侦查工作现已正式展开了。”刑事侦查壹第二〇四号的警视厅指示表明：“然而在这段时间内收缩侦查网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凶犯的方向。”从同一份侦查纲要中所写的“从旧军部方面具有以上经历的人中搜寻嫌疑犯”这一条也分明可以看出这里指的是什么。 这里再说一遍：这个侦查纲要做得很出色，它极其客观地把“帝国银行事件”凶犯的形象勾勒出来了。那末为什么非要把矛头指向与这个侦查纲要相距甚远的平泽贞通呢？ 在侦查过程中，警视厅显然碰到了一面墙壁。 十四 侦查当局大概也没认定凶犯所用的毒药是单纯的氰酸化合物，更不曾像后来在公审庭上那样断定它为氰化钾。 对于在“帝国银行事件”上所使用过的毒药，侦查当局一定进行过各式各样的研究。他们一定想尽办法来查明如果不是氰化钾，那末它究竟是什么化合物。 侦查当局大概终于查明那与旧陆军研究所制造的丙酮合氢化氰颇为相似。这是战争期间军队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研究、制造的，军用术语里叫作“硝酰”。据说这是神奈川县稻田登户第九技术研究所的田中上尉发明的。它跟“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一样生效迟缓，但是没有任何根据来断定这种“硝酰”跟“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是同一种东西，只能说它们非常相像而已。 再说，驻在中国东北的第七三一部队曾经在石井中将领导下研究过种种战略用的细菌。警视厅首先怀疑到“帝国银行事件”凶犯必是这些复员军人当中的一个，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事实上，从侦查纲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方针已经推进到一定的程度。 “前面第壹部分第（5）项后段（指嫌疑最大的是对医疗、防疫、经管药品，以及这些方面的研究、试验等有经验者，尤其是自海外归来的人员和旧军部方面的研究员以及特务机关人员、宪兵等。——作者原注）已经提到，凶犯属于上述各范围的可能性极大，希望对这方面进行调查时格外仔细。截至目前为此，侦查经验证明上述大部分人如今都在医疗、防疫、药品系统的机构中任职，对这些人员进行侦查时尤需特加注意。本纲要后并附以总部所发现的上述人员中属于贵部管辖下的名单，请贵部逐一调查有无嫌疑。鉴于登记名单时多有遗漏，如贵部无嫌疑犯，请有关人等提出曾经属于同一部队的其他有过以上经历的同僚，调查后请与本厅联系，将结果示知为荷。” 从这里可以看出，侦查工作已经相当明确地针对旧军部方面进行着，甚至连名单都附上了。指示中并且还说，可能仍有遗漏，请向列入名单上的人打听一下。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旧军部方面有过这种经历的人现在大部分都在医疗、防疫、药品方面的机构中任职。 当时，无论是第七三一部队的骨干还是第九技术研究所系统的成员，对细菌和毒药的知识都是极其丰富的。他们一复员，就在民间的医疗、防疫机构和药品系统的公司中任职，这也是极其自然的事。如今也一定还有不少人依然在药品公司担任技术性的职务。 但是问题在于：难道只有民间的药品公司收容了这些出色的技术员吗？决不是这样的。其中的百分之几早已由美军总司令部的公共卫生科悄悄地留用了。在这方面资格最老的是曾经在第七三一部队当过队长的石井四郞中将。 战争快结束时，石井中将很快地就回了国。战后一个时期他在新宿区若松町开旅馆，还遭到新闻记者的纠缠，后来他就踪迹不明了。 石井中将的第七三一部队的部下曾被苏联方面逮捕，作为战犯受审判。一九五〇年，审判记录日文版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此书也有中文版，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出版。——译者注）。 但是回到日本的石井中将系统的人们不但没有被美军作为战犯问罪，反而被美军总司令部留用。美国占领军为什么要利用他们？因为当时日本陆军里的细菌研究已取得显着的进展，无论是石井技术部队还是第九技术研究所都是这样，所以美国处心积虑想利用他们。 反过来也可以说，苏联方面所以把以梶冢隆二军医中将（停战时的第一〇〇部队最高领导）为首的军人当作战犯审判，是由于断定他们没有可利用的价值；美国方面庇护以石井中将为首的军人则是由于断定他们有可以利用的价值。这种价值自然是指要在将来的局部战争中加以使用。因此，美军总司令部对内部正在极端秘密地进行细菌研究一事，必须严加保密，不能走漏消息。 如果帝国银行凶犯是受美军总司令部庇护的细菌部门系统的人，这件事就非同小可。他们要庇护的倒不是凶犯本人，如果因而把美国留用日本旧军人进行细菌研究一事泄露出去，问题就闹大了。这件事一旦公诸于世，是非常不妙的。因此，要是警视厅向旧军部撒下的侦查网越收越紧，问题越来越尖锐化，自然就会造成尴尬的局面。被占领军称作的日本警视厅的侦查技术是很卓越的。它一步步地、然而准确、精密地收缩着向旧军部撒下的网。案件又是这样重大，日本报纸自不必说，连外国记者也都众目睽睽地注视着它的发展。假使外间对美军总司令部内细菌研究部门的存在微有所闻，尽管占领军能够禁止日本报纸披露，却禁止不了世界各国特派记者的报道。案件刚发生后，警视厅曾把本案活下来的受害者送到圣母医院去住院，当时严禁日本新闻记者与他们会面，可是无法禁止外国新闻记者的采访。共同社记者曾到医院向活下来的帝国银行职员了解情况，发表了一篇特讯——该记者是化妆成外国记者才去成的。 十五 平泽贞通刚被押送到东京时，高木检察官和藤田刑事部长都还没有把握判定平泽为真凶。由于一路上押送的情况极其残酷，社会上引起了关于人权问题的抗议，检察官甚至还表示“初步调查后马上就释放”。不料被告平泽过去在日本堂曾经犯过的支票欺诈案一经揭露，舆论就开始深信平泽可能就是本案的真凶了。警视厅也忽然转过来说平泽是真凶。对被告平泽说来，“日本堂事件”确实是决定他的命运的关键。 其实，“日本堂事件”只不过是个支票欺诈案。欺诈案和大批凶杀案性质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却使一般人产生了这么一种印象：既然他做过那样的坏事，说不定也干得出毒死许多人的事。不过，熟练的侦查员们应该比谁都懂得，干得出欺诈勾当的人不一定杀得了人。欺诈犯和杀人犯的性质根本不同，可是社会上却不这么看。这里，对于推断平泽的犯罪情况，检察官方面有着巧妙的舞文弄墨。 再说，在“帝国银行事件”上使用过的毒药并不是审判庭上所说的氰化钾。高木检察官在开始审判时用的是“氰酸化合物”一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竟然变成了“氰化钾”。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确实不是纯氰化钾，而是一种特殊的化合物。不管它是否叫作“丙酮合氢化氰”或“硝酰”的那种东西，反正它确实不是纯氰化钾。从毒效发作迟缓的特征来看，也可以知道是在氰化钾上进行过特殊的化合操作，决不是像捡察官所坚持的那样“氰化钾由于陈旧而毒效发作迟缓”，那简直是荒谬绝伦。 因此，反而可以这样说：如果“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是纯氰化钾，平泽或许是凶犯，然而如果那是一种特殊的化合物，凶犯就绝不可能是平泽。 那末，如果平泽不是凶犯，究竟真凶是什么样的人呢？下面，要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推测。 十六 关于这一点，材料是很丰富的。在帝国银行犯罪时，凶犯丝毫不动声色，举止安详地量出了药液，经过精密的计算毒死了人。正如侦查纲要中屡次提到的，从他达种镇定神态可以推测出他以前有过这方面的经验。凶犯携带着据说主要是陆军研究所系统使用过的“驹込型”玻璃吸管。当场表演时那种喝药的方式也绝不像是外行人掌握得了的。凶犯自己把第一种药喝给人看，却没蒙受任何实际损害，这种谨慎的作法也需要精密的技术。 凶犯每次都说附近发生了赤痢或伤寒，假装前来消毒。事实上，帝国银行那次，附近的相田小太郞家确实发生了疑似斑疹伤寒的症状。在口供里平泽说他路过时看见了吉普车才想起这么说的，其实，吉普车是在巷子尽头，从大街上不大容易看见，况且吉普车是三点钟以前停在那儿的。（据同乘在那辆吉普车里的日本人——区里的职员——的证词，他们是在三点十五分左右回到区公所的。）因此，平泽不可能看到那辆吉普车。 对帝国银行凶犯说来，发生这种必须呈报并隔离的传染病可以说是他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侦查当局认为从凶犯所处的地位而言，他是能够得到东京都卫生局方面的情报的。但是难道只有东京都卫生局才收得到那样的情报吗？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了传染病，东京都卫生局必然会报告美军总司令部公共卫生科，因此，知道恶性传染病发生情况的不仅是东京都卫生局。 凶犯在现场曾提出帕克中尉（或是赫奈特、柯特列、马卡中尉）的名字。几个证人听得不大一样，但经调查，知道确有其人。 侦查纲要中说：“凶犯在现场所说的占领军中尉的名字中，有两个叫帕克和柯奈特。调查的结果，真有这两个中尉，并且他们确实担任过防疫工作。由此推测，凶犯也许和他们有关系——也就是说，当时参加过他们所从事的防疫工作。目下正根据以上线索努力侦查中。” 假若名字是胡诌出来的，即便由于偶然的巧合可能碰对一个，却不可能一下子就猜对两个真人的名字。凶犯是清清楚楚地晓得占领军防疫官的名字的。 从上述情况大致可以推测出毒杀犯是当时占领军所留用的搞细菌的日本旧军人或军队里的文职人员。这人的英语说得虽然并不流畅，但他会使用英语这一事实，不是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测出他是个留用人员吗？当然，也未尝不可认为他也许是为了使人信服他确是奉占领军的命令而故意使用英语的，不过还是认为此人与占领军有关来得更贴情贴理一些。 为了进一步考虑这一点，现在把凶犯在四个银行里出现和定制山口二郞名片的日子开列如下： 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到四点（庄安田银行荏原分行犯罪未遂）。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上午十点（定制山口名片）。 同年一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取名片）。 同年一月十九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到四点（在三菱银行中井分行犯罪未遂）。 同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一）下午三点到四点（在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犯罪既遂） 同年一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三点半（在安田银行板桥分行把支票兑成现款）。 警视厅侦查纲要上说侦查凶犯时要注意的不是“日期”而是“时间”。所谓“时间”是指凶犯在这段时间内的行踪。但是我还想进一步提请大家注意凶犯是在星期几活动的。除了定制和取走山口名片的那两次是星期六和星期日外，其余的犯罪日子都是星期一和星期二。侦查当局解释说：“由于头一天是星期日，星期一银行的业务繁忙，凶犯乘乱而来。”那末星期二又怎么来解释呢？我的看法不同。 能不能说由于工作关系，除了星期一、二的下午以外，凶犯抽不出身来呢？星期六、星期日两天（定制和取走山口名片的日子），占领军系统的机构放假，因此，上午也可以去。但是由于工作关系，星期一、二两天他下午才有空。当时在占领军系统下工作可能是有这种情况的。在帝国银行犯罪的那个凶手，星期三、四、五大概整天都脱不开身。 十七 比方说，让我们考虑一下凶犯在二十七日（星期二）到安田银行板桥分行去取支票时的情形。按照一般情况，凶犯总想乘着通告还没下来，尽快把支票兑成现款；因此，上午去总比下午去要来得安全一些。可是实际上凶犯直到下午三点半才出现。这就是说，星期二他下午才能抽出身来。那末也可以设想，既然凶手是去犯这么重大的案子，也许会请假去干吧？但是在犯案的当天请假，嫌疑就更大了。 其次，凶犯选的是附近有不少房子在空袭中被炸毁了的偏僻的小银行。这种银行里也不过有二三十名职员，也就是说，在掌握人数这一点上大概刚合适。他的行动范围呢，北自板桥，南至品川附近（荏原）；椎名町和中井在这两者之间。为了定制名片，他还在银座出现过。他的行动范围诚然可以说是遍及全东京都的南北了。当然，他是在不同的日子去的。但是如果他下午才能离开岗位（而且他总是在三点以后才到现场），在那以前抽不出身，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种机动性。 尤其是他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作案那次，刚下过雪，路很难走。 替平泽辩护的人说，平泽当时不在现场，因为五十七岁的平泽不可能穿着胶靴在短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这种论断也值得参考——也就是说，我认为凶犯大概是利用了吉普车才会有这种机动性。 凶犯订下周密的计划，在银行里作了案。他一定也会担心正在作案时会不会有人从外面进来。比方说，虽然已经下了班，也许会有个顾客因事从便门进来，或是跑外勤的回来了。这种时候，只要有一个人从外面闯了进来，看到职员一个个地倒下去，那就万事皆休。那人一定会马上跑出去报警，凶犯就陷于困境了。既然凶犯订下了那么周密的计划，要是没有考虑过在这种场合该采取什么措施，倒不合情理了。他一定做好了准备，不会只靠侥幸行事。 比方说，可不可以这样地假定呢？凶犯是占领军里的高级工作人员，乘着吉普车来到银行附近，把吉普车停在不惹人注意的地方，然后走进银行去。只要外面罩上件便大衣，人家就不知道他里面穿的是什么了。事实上，尽管银行职员们记不清凶犯的服装，却说他穿着大衣。万一有人追赶，他就立刻跑上吉普车，开车逃跑。当时，占领军的吉普车用的是黄色牌照，日本警察是轻易不能盘查的；而昭和二十二年到二十三年初正是占领军最威风的时候。 可是，根据侦查纲要看来，当局最初找过汽车的线索，后来就放弃了。大概是因为只能以日本方面的汽车为侦查对象，占领军的吉普车当然不在侦查范围之内。 十八 提起吉普车，开到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附近相田小太郞家的那辆，是不是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呢？由于相田家发生了疑似斑疹伤寒的症状，东京都卫生科的科员就陪同占领军军人乘吉普车来消毒，但那一次的伤寒并不是传染性的。辩护人曾提出，平泽在供词里所说的他看见这辆吉普车的时间，与事实不相符。且不说辩护人的看法，难道只因为有一家发生了传染病，占领军军人就会特意来一趟吗？这种事儿不是交给东京都卫生科科员去办就成了吗？而且车上还有个名叫亚廉的中士。 如果是大规模的消毒工作——比方说，上野车站地下铁道里聚居着无业游民，需要撒滴滴涕——还是可以理解的；只为了一家住户发生病症，占领军的中士就特意跑了来，这是值得怀疑的。 再说，正当“帝国银行事件”的侦查工作针对旧军人系统展开时，凶犯曾提到过的帕克和柯奈特这两个中尉却被调回本国去了。前面已经说过，不可能设想凶犯是偶然提到这两个中尉的名字的。即便凶犯和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没有直接关系，也一定有某种关系。因此，如果从这两个中尉的身上开始调查，也许倒可能查得出真凶。可是不知由于什么缘故，这两个负责防疫工作的中尉却奉命他调，离开了日本。 提起回国的事，与平泽在“帝国银行事件”发生时的行踪有关的那个叫作艾利的军人，也同样被调走了。 平泽的二女儿当时和这个艾利交往很亲密。一月二十六日（“帝国银行事件”发生的那天），艾利到中野区的平泽家来玩，当天傍晚平泽在手提包里装着蜂窝煤回家，艾利迎他进来。如果艾利出庭作证，就可以证明平泽不可能去过帝国银行。 调查出勤表的结果，证明一月二十六日确实是艾利的公休。因此日子并没有记错，艾利是来玩过的。可是就在平泽被逮捕后不久，这个艾利也被调回本国去了。这样一来，艾利在日本出庭作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 辩护人曾要求让在美国的艾利作国际公证，裁判所却不予受理，因而使人威到艾利的回国和前面所提到的帕克和柯奈特两个中尉被调走，都是出于一个目的。 那末，我所设想的凶犯究竟是属于美军总司令部的哪个部门呢？ 可以有以下三种假定： 一、凶犯可能是现役的作战训练部所辖机关的严加保密的石井小组的正式成员。 二、他所属的部门虽然不能说与上级机构毫无关系，它本身却并不是上级机构，并且与战后所进行的秘密作业（细菌战术）没有直接关系。 三、凶犯曾经是第七三一部队（关东军防疫供水部，即石井部队）或是第一〇〇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骨干，就他的职务来说，他知道“硝酰”这种毒药，也能够使用它。他晓得战后的秘密作业，但与这一作业没有公开的关系。 其中第三种假定的可能性最大。下面这种设想是不无根据的：当警视厅向这方面进行侦查时，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反间谍队”或公安科对日本方面做了某种暗示。 事实上，警视厅根据最初的侦查纲要已向旧军部有关方面展开了正式的侦查，以警视厅原有的实力，大概不久就能够逼近真凶的身边。但是一旦查出凶犯，那就等于让日本方面知道正在作战训练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秘密作业。因此，美国方面大概痛切地感到有必要改变警视厅的侦查方向。美军总司令部就施加压力，要求警视厅打断根据侦查纲要所确定下来的主线。这就是我推想的情况。 当时，全国从南到北，以至日本海沿岸，凡是个人开业的或医院里的医生中有过上述经历的，警察机关暗中一律进行了侦查。（参照上述侦查纲要中关于名单的部分。） 美军总司令部之所以不愿意警视厅把侦查的手伸到凶犯身边来，估计是由于石井小组——美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部的最高秘密作战计划之一，即cbr计划的c项（细菌）——的作业处于绝密状态。要是在日本警察的侦查之下暴露出这个小组在做些什么工作，就会造成很大困难。 只要稍微透露出这个小组的存在，马上就会有被新闻界——尤其是驻东京的合众社和美联社——把消息拍发到全世界去的危险。实际上，当时美军总司令部曾要求日本方面尽快解决“帝国银行事件”。表面上他们是催促警视厅早点结束这个空前的惨案，骨子里大概是希望乘侦查的手还没伸到旧军部来之前，好歹逮捕一个“凶犯”了事。 恰好就在这个时候，一向不被警视厅主流派所重视的居木井名片班从北海道把平泽贞通逮捕了来。此人本来就患着克尔萨珂夫氏病，神经已经有些错乱了；对于检察官的盘讯，总还做了三十天的抵抗，但是终于变成半疯狂状态，屈服了。对美军总司令部来说，这么一来事情就如愿以偿地解决了。 还有一件对美军总司令部有利的事：这个平泽贞通过去犯过日本堂欺诈案。警察在押送平泽的途中，对他十分残酷，舆论本来对平泽抱着同情，曾提出侵害人权的抗议。但是一旦欺诈案披露出来，舆论对平泽的同情急剧地起了变化，开始认为他是真凶了。在这里再说一遍，欺诈和凶杀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罪行。检察当局却在“犯过案的人”这样一个概念下舞文弄墨，于是，平泽贞通败诉了。 十九 侦查纲要上所强调的方向才是解决“帝国银行事件”的主线。由于平泽被捕，这个主线急剧地转移了方向。侦查总部是不是因为碰了壁，才把矛头忽然转向平泽的呢？为了好歹把这个案件了结掉，非找到一个“凶犯”不可。——我这种猜想难道是荒唐无稽的吗？ 这个案件的侦查告终后，出席结束会的美军总司令部公安科主任、警察行政官赫·斯·伊顿曾对侦查当局的活动大加称赞说：“诸位克服了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出色地解决了‘帝国银行事件’，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由于诸位给嫌疑犯上了手铐，在押送途中让新闻记者采访，曾受到侵犯人权的责难，但这只是不知内情的人随便说说罢了。”他这话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警视厅知道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所使用的毒药像是旧军部里制造的丙酮合氢化氰。辩护人也同样知道这一点。辩护人会要求让原来在第九技术研究所当科员的伴繁雄中尉出庭作证。据说旧军部过去在上海用这种丙酮合氢化氰做实验时，伴中尉也曾在场；但是检察官不予受理。而且听说当时检察官对辩护人说过：“那样一来，可就要碰到美军总司令部的墙壁了。” 那末，在上海做的究竟是什么实验呢？现在人们传说的是这样一个内幕： 被用来作实验的是中国俘虏，地点是在上海特务机关的一个房间里。那是昭和十八年十月的事——当时战局已经对日本不利了。俘虏每三个人被关到一间密室里，由宪兵布置了严密的警戒网。穿着白色手术衣的军医站在他们当中。他是冒牌军医，实际上是第九技术研究所的成员。 戴着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这也是总部特意派来的宪兵）跟在军医后边走进来，马上对俘虏们说：“你们待过的收容所里现在流行着传染病。我们无法证明你们身上没有带细菌。如果病发作了，这个日本军事机关就要一道遭殃，你们害病也不好受吧。因此，今天军医带来了预防药。该怎么喝，由我们来指示。第一种药这么喝，紧接着就喝第二种。”这么说着，军医和卫生兵就用跟俘虏们一样的杯子喝药，接着又喝了第二种。当然，军医和卫生兵的药早就暗地里做好了记号。不出所料，结果很顺利，俘虏们喝下第一种药之后，紧接着又喝了第二种。过了五六分钟，就开始感到激烈的痛苦，四肢马上抽搐，昏倒了，两三分钟之后就都断了气。氰化钾使人马上毙命，而这种毒药喝下去五六分钟才死，它的效果就这样试验成功了。 使用这种药的目的是：潜入敌区的情报人员被捕后，乘敌人不备时，把看守害死，好赢得一段宝贵的时间来逃跑。据说还准备战败时服它来自杀。也就是说，如果一喝下去马上就显示临死的痛苦，接着喝的人就会失去勇气。因此，特意把药制得五六分钟后才见效。 二十 对“帝国银行事件”进行侦查时，美军总司令部那么怕侦查当局接触到以石井中将为首的细菌方面的留用人员，那末他们究竟研究的是什么呢？ 无论是对第七三一部队还是对第一〇〇部队的技术，日本旧军部的上层人士原来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以下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凡是经历过军队生活的人莫不知道陆军里有所谓“各部”。这是与“兵种”相对而言的，诸如技术员、会计、兽医、卫生员等等。不同于“兵种”，“各部”的最高军级是中将。尤其是在各种“兵种”的职业军人眼里，“各部”被认为是低一等的。倒不一定光是由于上述原因，作战的时候，参谋所起草的作战命令编为“作战命令x第几号”，x分为甲乙丙丁等，以表示其重要的程度。其中，甲是最重要的作战命令。“兵种”姑且不论，“各部”里可以说没有够得上甲等的命令。即便有过，那也可以说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但是只有细菌部队的情况特殊。据说它有过无数的甲等命令，诸如“作战命令甲第几号”。 那末，这种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甲等命令究竟有什么内容呢？例如指示事先潜入某市或山村的细菌部队骨干把传染性病菌散布在某种东西上或某处，以便检查试验的经过。当然，这只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地点不限于占领区，还潜入敌区去散布。使用过细菌的着名战役次数也相当多，例如热河战役就叫作“鸦片战役”。 细菌散布后，就找个借口向那个地区发动战争。有时采取公开军事行动，有时也进行隐蔽活动。每一次都被划为“作战命令甲”等。目的在于确定细菌战达到了怎样的效果，并采取各种措施去了解其状况。有时还把死尸搬来解剖，以便调查所使用的细疗或毒药是否确实达到了目的，及其准确性如何等。 从事这种战役的普通士兵中，绝大部分都不知道作战目的。因此，直到今天大概还有不少人不清楚这种战争的真正目的，只不过按照表面情况和上级的命令行事而已。 可以说，这也适用于美军总司令部对从事这种特殊作业的石井军医中将的优厚待遇。 这里要把非常熟悉细菌战准备工作全貌的关东军细菌部队人的首脑高桥军医中将在苏联审判庭上所供述的内容摘录一部分如下： “问：关于第一〇〇部队进行细菌战的情况，你向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大将报告了吗？ “答：报告了。 “问：向梅津大将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答：第一〇〇部队正在努力完成任务。各种设备和细菌的增殖状态也在顺利迸行中等等…… “问：梅津大将是怎么回答的？ “答：他表示非常满意，要我们加紧努力。 “问：第一〇〇部队的细菌年产率是多少？ “答：炭疽菌一千公斤，鼻疽茵五百公斤，赤痢菌一百公斤。 “问：这个生产率被认为足够了吗？ “答：不，还不够。 “问：第一〇〇部队被派到兴安省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 “答：调查河流、蓄水池的位置，有多少块牧地，有多少头牲畜，以及牲畜因季节而移动的情况。 “问：侦查的目的是什么？ “答：关于这一点，梅津大将跟我这么谈过：如果对苏战争开始，日本军队为了进行防御而退到大兴安岭，第一〇〇部队就在这时使北兴安河的牲畜全部咸染上传染病，好让利用这些牲畜的敌人也感染上传染病，以便削弱敌人的战斗力。第一〇〇部队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使命才开始调查的。 “问：山田大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后，你提出过关于第一〇〇部队业务的报告吗？ “答：我分三次报告了概况。 “问：山田大将对这个报告的反应如何？ “答：他只简单地说：‘按照原订方针继续进行下去。’因此，我认为山田司令官和梅津前司令官采取的是同一个方针。 “问：你知道第一〇〇部队用人体做过试验吗？ “答：我听说过。可是没听说过霍乱的试验。不过，责任应该由我来负。 “问：细菌战的准备，首先是以苏联为目标的吗？ “答：是的。“（见《日本周报》，第四五六号） 二十一 据说美军总司令部由于留用了有关人员，在日本大大开展了细菌技术的研究工作。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广泛使用细菌武器的说法，如今也差不多成为定论了。在美国本土，对细菌战的研究也早就展开了。这个机构究竟做些什么样的研究，从一九四六年乔·伍·马克（后来担任美国细菌武器委员会的主席，由于改进细菌武器有功，曾被任命为陆军部长）所作的报告中也看得很明白。 据这个报告说，细菌武器的研究工作曾获得飞跃发展，已移交给美国陆军化学研究所管理。该所的中心研究机构设在马里兰州腓德烈市近郊狄特利克营，又名“特殊计划部”，据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有三千六百余人在这里工作。除此而外，美国海军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内设立直属的细菌武器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研究费高达五千万美元。正当朝鲜战争爆发前三个月，即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国国防部部长刘易斯·约翰逊向总统提出了年度报告。其中有这样一段说：“对人、家畜以及谷物正在进行关于传染性的多数病原体的全面而详细的研究。然而从国防角度看，公开发表这一研究是不明智的。” 一九五〇年四月号的《军事评论》上刊登了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论文，上面记载着：“所感染的必须是非常难治的病，感染的过程必须是难以判明的。不论什么部位都不可以有医疗上免疫的可能性，最好让感染者对任何化学治疗都无反应。” 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国卫生研究院院长海斯公然宣称：“微生物的炮弹和炸弹已制造成功，达到了能使用的阶段。”根据已发表的这方面的记录，情况如下： 美军是在一九五〇年联合国军从北朝鲜退却时开始进行细菌战的。当时他们在所经过的平壤市、平安南道、平安北道等地都散布了细菌，因而引起天花的流行。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底为止，就发现了三千五百多个病例，患者百分之十死亡。江原道发现了一千一百二十六个病例，咸镜南道发现了八百十七个病例，黄海道发现了六百零二个病例。美军未经过的地区均未流行天花。 又听说一九五一年三月美军第一〇九一号细菌登陆艇停泊在朝鲜东海岸元山港时，曾在艇内对俘掳的朝中两国人民做了试验。关于这件事，四月九日发行的美国《新闻周刊》曾报道说： “共军当中流行鼠疫，这一可怕的疾病有传染给联合国军方面的可能性。这只登陆艇上载有医学研究设备和试验用的动物。” 二十二 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使用的毒药并不是检察当局所说的纯氰化钾。它很可能是旧陆军系统所制造的毒药。它是旧日本军队研究过的一种秘密武器，当时为美军总司令部留用的第九技术研究所人员和第七三一部队复员军人曾秘密地研究过其成果。这就是我们推测出来的情况。 说到这里，“帝国银行事件”所启发我们的就不仅仅是对平泽的定罪产生怀疑了。更可怕的是使我们察觉日本旧军部人员正在从技术上帮助美军研究这些秘密毒药和细菌。 根据上述美国刊物，也可以大体看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曾使用过细菌武器。据当时美联社报道，这种细菌艇后来还在巨济岛的俘虏收容所里做过试验。“每天对三千人做试验，以北朝鲜俘虏为主的十一万五千余名俘虏中，一千四百人感染了严重的传染病，其余的百分之八十也感染了某种疾病。” 一九五二年三月八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抗议声明中说：“美国侵略军自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在朝鲜发动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之后，复自二月二十九日起至三月五日止，先后以军用飞机六十八批，四百四十八架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并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撒布大量传播细菌的昆虫……”（作者原引文与声明原文略有出入，现拫据一九五二年三月号《新华月报》（人民出版社出版）所载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严重抗议美国政府使用细菌武器屠杀中国人民、侵犯中国领空的声明》更正。——译者注）苍蝇比普通的黑一些，头小，翅膀大一倍，毛多。跳蚤也比普通的长一些，黑得多。蜘蛛是茶褐色的。已证明这些昆虫是种特意培养出来的毒虫，在严冬的山野里也能生存、活动，耐寒性很强。 国际科学委员会在北京发表的《细菌战黑皮书》（即《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报告书》，见一九五二年十月号《新华月报》，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注）详细地刊载着关于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材料。（见片山谕译《细菌战黑皮书》） 美国方面反击说，这个出版物上登的全是谎言。美国方面的这种说法是真是假，从u—2飞机事件上也可作出判断。 二十三 在“帝国银行事件”的侦查过程中，几乎暴露出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的问题。为了严加保密，一个连“硝酰”的“硝”字也不知道的替罪羊被当作了凶犯，真凶却得以逍遥法外，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了。“帝国银行事件”的真凶也许是图财害命，但是如果大胆怀疑一下，说不定他是在做某种试验。 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作为凶器的不明真相的毒药，使我们联想到最近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中明文规定的“细菌学职务”，因而感到不安。 在第三十四届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第二分科会上，政府委员小里玲这样答辩岩间正男的质问： “细菌学职务。这一职务的工作人员专门研究并调查细菌、立克次氏小体（斑疹伤塞等的病原体。——译者注）、滤过性病毒和其他细菌性组织体之发生及成长的形态、组织及生命过程，对人类、兽类或鱼类致病原因的重要性，杀菌、消毒及控制的方法，医疗上的利用，及其对卫生、分解、发酵、工业的过程上，或土壤的生产性上的活动和效果等；诱导、经营、监督或实施有关研究或其他专门性的以及科学性的操作。从事这一职务的工作者监督或实施如下的代表性职务。”（以下从略。） 可是这段政府答辩只是官样文章，使我们感到带有伪装和欺骗的性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设想，这种细菌学职务是像答辩中所说的那样用于和平事业的。问题在于它是美国方面要求列上去的，因而只能认为它还是与战术目的有联系。 “帝国银行事件”给我们两点重要的启示。第一点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毫无保障，我们是生活在随时都有可能被当作“犯人”的状况之下。另一点是：本案中所使用过的、真相尚未查明的毒药依然存在于这一次新的“安全条约”所带来的危害中。 下山国铁总裁是被谋杀的 一 从表面上看来，发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年。——译者注）七月五日（发现尸体的日子为六日）的所谓“下山事件”还没有解决。警视厅还没有明确公布下山究竟是自杀的还是被谋杀的，侦查工作就已经算是告一结束了。 从约莫半年之后在《文艺春秋》和《改造》上发表的《“下山事件”侦查总结报告书》（即《“下山事件”白皮书》）就可以推想得出警视厅是根据怎样的理由来结束本案的侦查工作的。这份报告书所得出的结论是：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定则是“自杀的”。 其实，这份侦查报告书并不是由警视厅本身正式公布的，而是作为这两家杂志煞费苦心采访来的“独家消息”；然而数据毫无疑问是由警视厅侦查一科提供的。这份“独家消息”原来是由某报社一记者佯称是从警视厅秘密获得的资料而卖给这两家杂志社的。当时两家杂志都不知道对方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就同时发表出来。因此，就不成其为货真价实的“独家消息”了。警视厅方面故意放出这份资料的手法，带有细腻的演剧气味。该厅并不正式“发表”，却以这种形式“宣布”出来。 关于“下山事件”，人们已经写了不少文章，这里我有意不再详细说明案情。不过在本文叙述的过程中，还是不能不向读者提供一些起码的数据。这里打算就按照上面所提到的《“下山事件”白皮书》的顺序来交代一下事实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昭和二十四年七月五日。下山总裁在上午八点二十分左右离开上池上的私邸。他坐的是自用汽车，司机姓大西。车开到御成门附近时，下山说：“我原说到佐藤（指佐藤荣作）先生家去的。”大西司机就问他：“折回去吧？”他回答说：“不，用不着。”车子就向国铁总厅驶去，来到东京车站前面的交通指挥台附近时，下山吩咐大西司机说：“我想买点东西，开到三越去吧。”这时，下山自言自语般地说了声：“今天赶十点钟到处里去就成啦。” 车子开到东京车站北边国营铁道的陆桥那儿时，他又说：“开到白木屋去也成，就照直开吧。”（意思大概是指：他要办的事，在三越或是由木屋都能办得了——作者原注）大西司机把车子开到白木屋前面的电车道那儿，只见白木屋还上着门，就说：“还没开门呢！”下山只回答了声“嗯”。大西司机又把车子绕到三越百货商店前面去，正门上挂着块牌子，写着“上午九点半开始营业”。大西司机说：“那末开回厅里去吗？”总裁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说：“绕到神田车站去。”大西司机按照吩咐，把车子开到神田车站西边的大道上，问道：“下车吗？”总裁摇摇头说：“不。” 大西司机以为要回总厅去，就把车子开到东边的陆桥下面，准备折回总厅去。这时，下山突然吩咐道：“向右拐。”大西司机就遵命把车子向右方拐去。下山又吩咐他说：“到三越总店去。”车子刚开到国营铁道公司总厅前面，不知怎地，下山用生气般的声音说：“开快点。”（下山好像是跟人家有什么约会，怕个耽误了。——作者原注）车子开足了马力，来到千代田银行总行（如今的三菱银行）前面时，下山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叫车子停下来，匆匆忙忙地走进银行去。过了约莫二十分钟他就出来上了车，说：“现在到三越去，时间大概刚好。” 大西司机又把车子开往三越百货商店。上午九点三十七分左右在该店南门停下来，下山就走进去了。 大西司机把车子停在门前，等待总裁出来；可是左等右等总也不出来。下山素来就有让车子久等的习惯，大西司机也就不以为意，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到了五点钟，他才从装在车子里的收音机的新闻广播中听到总裁失踪的消息，就去报了警。 另一方面，当天下山总裁本来约定在上午十一点钟和美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会面，因此，九点以前秘书就在国营铁道公司办公楼后门迎候他，但总也不见总裁的车子。到了九点一刻，他给总裁的私邸打了一个电话，夫人接电话说：“下山是照平日的时刻离开家的。”秘书着了慌，就到总裁可能去的地方寻找，但在九点半到十一点之间，这些地方下山都没去。 到了中午，秘书给总裁的前任秘书打了个电话，探听到下山经常去新川造访的森田信子（成田屋的老板娘，下山总裁的情妇）的住址，就派另一个司机去打听，总裁也没到过那里。 快到下午两点钟时，副总裁加贺山和理事田坂到美军总司令部去联系。回来之后，由于哪方面都没有下山的消息，到了下午两点半钟，他们就又和民用运输局的沙格农中校联系。 然后，他们又请电台广播，寻找总裁的下落——这并不是由国营铁道公司委托的。在三越总店前面等待的大西司机听到了这个广播，就来和总厅联系，这才知道下山总裁失踪了。这一天，各局局长在总厅里留到很迟的时刻，等待各方面就总裁的下落前来联系，但是终于毫无结果。 第二天（七月六日）拂晓，从上野车站开往松户去的末班电车（即以电力开动的列车。——译者注）第二四〇一m号在零点二十四分开出了北千住车站，刚驶过东武线陆桥下的交叉点时，司机一瞬间在约莫二十米前面的轨道上瞥见了一片红糊糊的东西。他猜想也许是被电车轧死的尸体。在零时二十六分把电车开到绫濑车站后他就下了车，向该站的副站长报告说：“有一具像是被轧死的尸体，请调查一下。”接着就把车开走了。 站员马上冒着小雨来到现场，果然发现一具被轧得七零八碎的男尸。 他们断定这具死尸是被这趟电车以前开过的第八六九次货车（挂着五十节空车）轧的。货车上有三个人：司机山本健、助手荻谷定一和乘务员横田和彦，他们都是东京铁道局水户机务段的职工。 这趟货车是从田端车站发出的，由于开往东北方面机车的司机不熟悉上野车站的调车线路，只得由山本司机指点，因而开车的时间误了八分钟。从现场经过的时刻大约是六日上午零时十九分三十秒，开到金町车站时才赶上点。 话分两头。绫濑车站的站员接到末班电车第二四〇一m号的通知后，就提着油灯到现场去，发现轨道上赤裸裸地俯卧着一具壮实的尸体。这是上午一点来钟的事。车站上的共他站员是上午三点钟到达现场的，那时一名警察和北千住养路分区的工头已经先来到了。警察一边说：“下山总裁的月票掉在地下啦，”一边从衣袋里掏出月票夹子给站员看。他们在那一带又找了找，看到头、右臂和左腿都没有了的身躯。手表就落在旁边。前边相隔一米有一大块肉。刚才掉着雨点儿，不知不觉地就下大了。 这些站员回来之后不久，绫濑车站的站长斋藤就动身到现场去，那时已经是大雨滂沱了。上午三点钟左右，到达现场的站长抬起尸体来一看，尽管下过大雨，尸体下面的石头一点也没有湿，并且也没有丝毫血迹；头脸朝下，已经裂成两半，可是翻过来一看，下面的石头却干燥而发白，也没有血迹。 后来这一点引起了疑问。 斋藤站长吩咐把尸体搬走。他想道：如果死尸确是下山总裁本人，就该是戴着眼镜的。于是，他就率同现场的警察和北千住养路分区职工等几个人一起动手寻找眼镜。但是始终也没有找着。他又想，也许还遗留下其他的东西吧，就掏了掏死者的裤袋，找到一个钱夹，把它和掉在地下的手表一并交由警察保管。但是警察粗心大意地上了上手表的弦，这么一来，就使它失去了作为物证的价值。 上午四点钟以前，曾经作过下山总裁秘书的上野车站旅客股股长折井来了，他证实死者确是总裁本人。 下山总裁当天穿的是一套灰色格子纹西服，里头没穿坎肩，脚上是咖啡色的皮鞋。总裁每天早晨都叫住在他家的中村替他擦鞋，并且总是涂赭红色鞋油。除了在自己家以外，下山从来不在衔头或其他地方叫擦皮鞋的替他擦鞋。他的衬衫是白棉布的，领带是昭和十一年出差去欧洲时在英国买的，深蓝地上嵌有红、金两色的纵线，或是斜格子纹的。脚上穿的是淡茶色线袜。眼镜是米黄色赛璐珞框的，右边的镜片是远视性散光（〇。五—八〇度〉，左边的镜片是远视（〇。五—八〇度）。 六日下午一点四十分到五点十二分，在东京大学法医学解剖室由桑岛博士执刀，会同古畑种基博士解剖了总裁的尸体，作出初步鉴定： 一、死因不明；不能断定是绞杀、毒杀、枪杀，或因外伤而引起的出血。 二、不能断定死了多久，大体上可以推断是七月五日晚上死的。 三、外出血少。 四、从尸体各部分的擦伤和头、身躯、手脚被轧断的地方看不出“生理反应”，可以断定是死后轧断的。 另一方面，对那列从这具尸体上轧过的列车进行检验的结果，在第一节敞篷货车以及别的地方发现沾有肉块、血迹的汗衫碎片。总裁穿的是咖啡色胶底皮鞋。在鞋底上发现沾有植物色素——叶绿素。 出事地点是足立区五反野南町九三八——九四二番地的常磐线北千住车站和绫濑车站间的下行线轨道上，与东武线开往日光方面的电车在附近交叉，修有陆桥。 警视厅方面起初怀疑会不会是把在别的地方弄死的尸体搬到现场来，故意让列车辗碎的，因而就对通往现场附近的各条路线仔细作了侦查，但是并没有发现这样的迹象。附近有一条绫濑河，就又去侦查有没有用船搬运的迹象。据水闸管理员说，当天晚上没有船经过，为了捕鳗鱼，水闸附近禁止通行，不可能过船。又调查了三家租船站，当天也没有租出过船只。 后来又设想尸体会不会是由常磐线和东武线交叉地点的陆桥底下搬到现场的，于是，就照人体仿造了一个二十贯（一贯相当于三。七五公斤。——译者注）重的砂袋，沿着可能通行的道路作了试验，结果断定“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极为困难”。 我对于《“下山事件”白皮书》的正确性所做的推断，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就自然明白了。 下山总裁的尸体大体上被辗成五部分：头、身躯、右臂、左腿和右脚。头部几乎轧得粉碎，脑浆只剩下约莫三分之一光景。肋骨像是被压碎的，几乎全都折断了，心脏从肋骨间挤出，而且开了孔。尸身的各部分有三百几十处伤痕，但是轧断的地方没有“生理反应”。没有使用麻醉药和毒药的痕迹。据设想，列车轧过去的时候，下山是脸朝下俯卧在轨道上的，形成直角——下巴颏正好放在轨道上；因此，头盖骨压得粉碎，脸上的表皮像被剥掉似的脱落下来。据推断，这是机车的排障器所刮的。 后来一调查衣服，灰色毛料的西服上身一点也没有污损，也没有破碎。衬衫却脏得厉害，尤其是右肩上粘糊糊的，乌黑一团，袖子上端撕破了一大块。黑色的污物显然是油。把衬衫一抖擞，垃圾般的东西沙沙地落在纸上。尘埃上还沾有红、绿、茶、白等色。 另外检查了衬衫、裤子、汗衫、内衣和鞋，好像都没有血迹。但是除了西服上身和鞋以外，都沾了不少乌黑的油迹。尤其是兜裆布、袜子这些贴身穿的东西，简直粘得一塌糊涂。 根据对极少量的血液煞费苦心地化验的结果，查明下山总裁的血是amq型的。血液非常少，后来也引起了疑问。 侦查班原以为油是从机车里淌出来的，后来查明机车用的是矿物油，下山总裁的内衣等处沾的却是植物油。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弄清楚了十之八九是米糠油。 还有带颜色的垃圾，经过化验，证明是焦油性染料，以发蓝的绿色为主，夹杂有红、紫、茶、白等色。有人怀疑这种染料是从轧过尸体的货车上掉下来沾在衣服上的，但是经过检查，该列车所载的货物中没有这样的东西。由此可以判断，油一定也是下山被轧之前在别处沾上的。染料的粉末沾在西服上身、裤子和讨衫上，衬衫连里面也沾着染料。把这种沾法与沾油的情况联系起来，就颇引起注意。原来油也不是从衣服外面，而是从里面沾上去的。 第八六九次列车本应在上午零时二分从田端车站发车，然而四号夜里却是在零时十分发车的，也就是说，迟开了八分钟。一查原因，说是负责叫醒山本司机的机车库勤杂工忘记叫他了。 后来查明，那个勤杂工是因为和另一个人下将棋（类似我国的象棋。——译者注）下得入了迷，以致忘记叫醒山本司机和助手荻谷的。荻谷奔跑到d五一六五一号机车上去，只见蒸气的压力已经降低。一看仪表，只剩六公斤了；必须有十公斤以上的压力才能拉得动货车。他赶忙生起汽锅，让蒸气冒上来，因而误点八分钟——零点十分才开出。这趟列车挂五十节货车，但因为几乎全都是空车皮，所以开得很快，经过五反野的出事地点时只误点两分来钟，开到金町车站时就赶上了点。后来警察曾叫山本、荻谷两人陈述情况，不知怎的，山本司机曾对助手荻谷说：“从田端发车的时间迟了那件事，最好不要告诉警察。”因此荻谷就没有提到发车迟了的事。后来这事引起疑问，有一个时期山本司机曾受到怀疑，但经过严密侦查，嫌疑就消失了。那以后整整过了一年，也就是昭和二十五年五月，山本突然死去了。 事件发生之后，田端机务段就接连不断地发生奇怪的事情。其中一件是：离出事地点不远的绫濑车站内，轨道旁边遗落一张田端机务段的分析图。田端机务段的轨道错综复杂，从一间信号小楼里操纵转辙杆和转辙柄座，使整个机务段作为一个有条不紊的机构运行，这一切都是按照分析图来操作的。 这份图表究竟是谁丢的呢？机务段的职工也并不是个个都有这样的图表，因此很快就查明了是个年轻的站员丢的。他受到严密的讯问，但他只回答说：“死了也不说。”碰到这个年轻人的抗拒，分析图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桩不可思议的事是：从田端到上野的第一个车站——日暮里车站的厕所里发现了奇怪的字迹。男厕所里放东西的板子正中央用粉笔横写着“5.19下山桶”字样。下山的尸体是六日清晨才刚刚被发现的。“5.19下山桶”这六个字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暗号，说明下山是在五日的十九点（下午七点）被装进汽油桶的。 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七月五日下午七点到七点半之间，下山总裁失踪的消息通过无线电广播等等办法已经传布开了，只是不知是死是活。这时，东京铁道公司对外联络部的前田某在东京铁道公司工会支部的房间里告诉大家：“刚刚来了电话，说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大家听了都喊叫起来。这个电话是打到东京支部来的，打的是铁道专用电话。于是引起了这样一个疑问：电话究竟是从哪儿打来的呢？马上一调查，田端车站机车库休息室内有一台新安装的电话，五日下午六点钟负责人把这间屋子上了锁，六日早晨发觉锁坏了，看来是被什么人撬开了。那人利用刚安好的电话通知国营铁道工会东京支部，说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这事始终也没能查出是谁干的。 还有一件事。下山总裁失踪的两天以前，新宿车站附近贴出了“杀死下山！”“叫下山‘拜黎明’（日本法西斯军队里的一种私刑。在寒冷地带，夜间将受刑者赤身反缚在柱子上，让他朝东跪着。受刑者在深夜里冻僵，直到黎明时才又苏醒。传单上恫吓要这样惩罚下山。——译者注）”的传单。事件发生后，没等警察看到，传单就被撕掉了。下山失踪的前一天，铁道弘济会的某靑年曾经接到预告要谋杀下山的电话。 另外一件怪事是：尽管警视厅的侦查员在七月九日已经对发生事件的那天（五日）夜里值班的人做过一次调查，后来他们想重新进行一些盘询，就叫人把记载着值班详细情况的值班簿拿来，发觉七月一日到五日的部分竟被胡乱撕掉了。为什么只撕去五天的呢？因为其中包括发生事件的七月四日和五日。 还有一件怪事：在出事地点发现了奇怪的血迹。 在辗轧现场上首——也就是从田端出发的列车开过来的方向——二百来米的路上发现有斑斑点点的血迹。血型是amq型的，跟下山总裁的血型相同。大凡一百人中间也只有三个半人是这种血型的。如果是在现场下首、沿着列车驶过去的方向留有血迹，那还可以说是沾在列车上的血滴下来的，但是在这个事件中，反而是在现场上首发现了血迹。 血迹是根据侦查员从外面探听来的话发现的。有人说“事件发生后三四天，曾有吉普车开到出事地点，美国宪兵用刀刮掉了枕木上沾有血迹的部分”，让侦查员探听到了。《朝日新闻》记者矢田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曾到现场做了调查，找到了枕木上刮过的痕迹。他还在其他的铁道线上也发现了同一类型的血迹。不仅如此，在现场附近的麻绳小屋的门上还发现同一种amq型的血迹。这间小屋里面当时没有人。门上的血迹大概是什么人把沾在手上的血抹上去的。看来抹血的人个子相当高。侦查当局决定请东京大学法医学研究室对这些血迹的血型做精密的化验。 以上是截至目前为止关于“下山事件”的种种文章中经常提到的一些情节。虽然我打算尽量叙述得简单一些，但是为了进行推断，这些情节仍然需要重复一下。 前面已经指出，所谓《“下山事件”白皮书》并不是警视厅正式发表的文件。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警视厅大体上确实是以这份《白皮书》中所写的自杀的说法为结论的。但是《“下山事件”白皮书》是按照侦查一科的意见写成的，它并没有采纳侦查二科的意见。事件一发生，侦查一科就主张下山是自杀的，侦查二科则主张是被谋杀的，他们的意见一直是对立的。 八月四日，警视厅在该厅刑事部长官舍召开了侦查总部的联席会议，在这个会议上断定案情为自杀。但这是侦查总部内部做出的判断，没有正式发表，对外只是采取不断定下山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谋杀的态度。《白皮书》是单凭一科的意见归结出来的，二科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编成了这么个文件。 那末一科为什么偏偏说下山是自杀的呢？一句话，采取“现场主义”的一科的刑事警察们跑到现场去侦查后，就断言这个事件中“没有行凶的痕迹”。不用说，一科主要是侦查谋杀案的，他们凭多年的经验，对犯罪现场有着独特的直觉，而所谓“没有行凶的痕迹”大概也就是从这种直觉中得出来的。 另一方面，专门对付智谋犯的二科却认定：“‘下山事件’是空前的运用智慧的谋杀案，光凭一科对谋杀案所具有的那种一般性的经验是得不出结论来的。”当时，对侦查工作出力最大的是侦查二科二股股长吉武，他代表二科的意见。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吉武股长被调到上野警察署侦查某一案件去了。据说由于吉武股长被调出侦查圈外，本案的侦查工作就失去眉目，检察官们会引为憾事。 三 只要将根据一科的意见撰成的《白皮书》读上一遍，就发现它的写法很有意思。 《白皮书》首先叙述下山总裁在失踪之前心情极其惶惑不安，行动反常，在自己家里晚上也睡不着觉，喝药水什么的，神经衰弱得厉害。然后援引从下山总裁在三越百货商店消失以后，直到他在五反野附近出现为止，好多个看到过他的人的供述；这些人都一致准确地指出下山总裁所穿的西服和衬衫的颜色，领带的花样和鞋的颜色。现在将其中有代表性的供述列举如下： 一、在日本桥三越的目击者的证词。 1.三越女售货员长岛静子（十九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左右，我看到一个五十来岁、比中等身材略高一些、穿一身灰色西服的男人在一楼化妆品的柜台前边蹓跶。我听了当天晚上的广播，心想那也许就是下山总裁吧。”（七月十九日供述） 2.三越服务部店员高田喜美子（三十五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十点一刻左右，我在地下铁道入口的问讯处见到一个经理派头的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体重足有十七八贯。他穿着一身深灰色西服，白衬衫，戴着眼镜，没戴帽子，手里没有拿东西。有两三个男人跟在他后面同时走下了台阶，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我听到五日晚间的广播，直觉地感到那也许就是下山总裁。”（七月六日供述） 二、在地下铁道的目击者。 1.开饮食店的西村丰三郞（四十三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我搭乘十一点二十三分由跑谷开出的地下列车，坐在最前面的那节车厢里。后来有个五十来岁的男人踩了我的脚。他是在日本桥和末广町之间的某个车站上车的。他不知在想着什么心事，也没向我道声歉。我心想：真是个古怪家伙，就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所以记得很清楚。那个人有五尺六七寸高，头发斜分着，穿着白衬衫、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皮鞋，没有携带东西。我在上野车站下了车，那个人乘着车往浅草那边去了。” 2.擦鞋匠尾野平八（六十八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上午八点钟起，我在浅草地下铁道西口擦皮鞋。记不得时间了。我看到从一号月台走来一个人。”——相貌和装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八日供述） 三、在东武线五反野车站附近的目击者。 1.五反野车站站员萩原涯秋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一点四十三分，从浅草开往大师的电车进了站，下来约莫二十个乘客。我守在剪票口，有个乘客问我：‘这附近有没有旅馆？’我就和他一起走出车站，指点他到我所知道的末广旅馆去。”——相貌和装束都同前一供述。（七月十二日供述） 2.末广旅馆女老板长岛福子（四十六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两点来钟，来了个戴黑框眼镜、五尺七寸左右、身材魁梧、举止文雅的绅士。他说：‘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我带他到二楼上四铺半席的房间去，他就在窗口坐下，说：‘给我点儿水吧。’我端了水去。因为单身的旅客一向是少见的，我就问他：‘就您一个人吗？’他回答说：‘就我一个人。’我又叮他一句：‘真的吗？待会儿还会有人来吧。’他说：‘真是只有一个人哩。’说着就笑了。由于他是位体面的绅士，我就拿了一块洗得干干净净的床单，替他铺好了床铺。我请他在店簿上登记，他说：‘算了吧。’五点半左右，我听见他拍手（日本人的习惯，拍手表示叫人。——译者注），出去一看，他穿着西服，站在楼下八铺席的房间里。我说：‘请您给二百圆。’他就从黑皮夹里掏出二百圆和一百圆小费。事后我想到，他的相貌和装束很像下山总裁。”（七月十二日供述） 四、辗轧现场附近的目击者。 1.公司职员成岛正男（三十八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十分左右，我到五反野南町的澡塘去，半路上遇到一位体面的绅士，他从铁道路基下面的田间小道走到东武线的隧道里去。他在隧道的出口停下来，好像在想什么心事。我从后面赶过他时，看到他的相貌和装束，觉得很像下山总裁。”（七月十一日供述） 2.古川文子（六十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半钟左右，有个绅士在东武线的陆桥那儿走路，看他那样子，就像是不会喝酒的人被灌醉了似的。相貌和装束跟总裁相像。”（七月十八日供述） 3.清道夫辻一郞（三十九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左右，我走到东武线陆桥跟前时，看见有个男人从千住方面踏着枕木走来。那个人没戴眼镜，除了这一点，相貌和装束都像总裁。”（七月十日供述） 4.工人渡边盛（三十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左右，我到辗轧现场陆桥跟前的池沼去捞蜊蛄。有个体面的绅士从缓坡上走下来，沿着沟渠，在离我六尺来远的路上走了五十米左右，又折了回来。那个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七寸，脸上的皮肤像柚子一样，是淡红色的。眉毛粗粗的，搭拉下来。头发分着，鬓角已经花白了。斜眼镜是米黄色的，没有戴帽子，白糊糊的条纹西服，白衬衫，领带是手工织的，嵌着金丝。脚上穿着咖啡色皮鞋，鞋尖上镶着一道粗线。手里没有拿着东西。我认为那准是下山总裁。”（七月十五日供述） 5.山崎竹子（四十三岁）的供述；“七月五日下午六点半左右，我回家去的时候，为了抄近道，沿着铁路朝东武线陆桥那边走去，看见玉蜀黍地里站着个绅士。我感到纳闷：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地里干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低着头播弄起草叶子来。我站住了，还看着，他没办法，就走起来。他有四十六七岁，皮肤白晳，高鼻梁，没有注意到戴眼镜没有，只记得是个文雅的人。没有戴帽子，穿着一套深灰色西服，咖啡色的高级皮鞋。”（七月十六日供述） 把这些目击者的话综合起来看，下山总裁的行踪是这样的：（1）五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从三越百货商店南门走进去；（2）在店内和附近走了一阵；（3）乘上午十一点半以后的地下列车到浅草；（4）搭上东武线开往大师的车，下午一点四十三分在五反野车站下车；（5）下午两点到五点半之间在末广旅馆休息；（6）从下午六点起在出事地点附近徘徊。在这段时间内，他自始至终单独行动，身边一个同伴也没有。侦查一科由此而判断出“没有可引起被谋杀的疑问的余地”。 《白皮书》还对下山身边的人进行了调查，并且部分地引用了盘讯有关人员时所作的记录，共中包括下山的旧友、因公或因私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每段谈话后面都在括号里加上一段批注——看起来那就是“侦查总部的意见”了。 比方说，在以铁道技师身份曾经跟下山同过事的原陆军上校森田某的谈话后面，关于下山总裁的性格，侦查总部加上了如下的批注：（总裁身材魁捂，相形之下，气量却狭小。此人凭直觉，认为下山是自杀的。）在商工省次官小菅乙成的谈话记录后面，批着总部如下的意见：（此人感到总裁的责任心很强，做事心细，但对总裁这个职位是不能胜任的。）在东京工业大学校长和田小六的供述后面，又加上了这样一句批语：（可见工作一遇到困难，总裁的身体就不好了，内心经常怔忡不安。）在佐藤荣作的供述后面则加上了如下的批语“可以看出，下山就任总裁时，对这职位并不怎么热中。）从这些批注里不难看出侦查一科是在煞费苦心地强调下山总裁是自杀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只有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之雄一个人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 《白皮书》上所引用的加贺山的供述是这样的： “我认为总裁是被谋杀的。理由是：一、总裁是不是为了和森田信子的关系而受到威胁，并遭到暗算的呢？二、也许凶手是在某车站工会方面的影响之下犯下的罪行，但我认为工会方面不会对总裁有什么怨恨。” 这以后，加贺山副总裁又把他的意见写成一篇专论登在《日本》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启发性很大。关于这一点，以后我还要详细提到。 此外，就是法医学家对尸体所做的鉴定。 关于下山尸体的意见，东京大学的古畑博士和庆应大学的中馆博士是完全相反的，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没有必要再去详细叙述。总而言之，古畑博士根据看不出“生理反应”的痕迹这一理由，认为下山是死后轧断的，而中馆博士却说下山是活着被轧的。不言而喻，所谓“死后轧断”是指死了以后才被轧的，死人自然不会自己走到铁轨上躺下来，因此，这是一种谋杀论——即是说，凶手先把下山杀死之后，再让列车把他的尸体轧断的。这是医生做鉴定时所使用的语言，故意不说死者是自杀还是被谋杀；而审慎地使用了“死后轧断”这样一个说法。 中馆博士这样反驳他的意见： “我曾经解剖过紧接着‘下山事件’而发生的‘三鹰事件’（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七日晚上，停放在三厅车站车库里的一辆电车突然冲了出来，造成六人死亡和十三人受伤的惨剧。这一事件是美日当局为了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工会会员而制造的。事件发生后，日本反动政府立即诬指为日共的阴谋，逮捕了日共党员和工会干部等十人。在人民的激烈反对下，日本法院于一九五五年六月被迫宣判九名被告无罪，但仍坚持判处被告竹内景助死刑。——译者注）的六个牺牲者以及某一卧轨自杀者的尸体，发现有以下值得研究的迹象：阴囊、睾丸和xxxx出血。眼睑部的皮下出血。手脚的皮下出血。就被轧死者来说，并不是个个都有阴囊、睾丸和xxxx出血的迹象，但是被轧死者有这种迹象是值得重视的。据说这次下山总裁的睾丸、xxxx、手背和脚背都有内出血现象。这并不足以说明他是‘死后轧断’的。” 众所周知，警视厅侦查一科借助于中馆博士的这个意见，把它当作采取自杀论的根据。古畑博士却指责说：“解剖尸体时中馆博士既不在场，他也没有看过桑岛博士的鉴定书。那末他是根据什么来反驳并断定为自杀的呢？他的用意令人无法理解。中馆先生既没有资料可据，也没有权利来作这样的发言。”这一点姑且不论，侦查一科为什么把古畑博士的死后轧断论抛在一边，却采纳了既没有看到尸体也没看到鉴定书的中馆博士的意见呢？ 下山曾到现场附近的末广旅馆去睡过觉，这一点加强了一科的自杀论的论据。但是二科却认为末广旅馆这一线索是一文不值的。原来发生事件的当天，二科曾调查现场及附近一带，彻底侦查过有哪些目击者。但是那时根本还没有出现末广旅馆这条线索，后来才由一科提出来。二科说这简直是荒谬。不仅如此，二科还说，在侦查工作的最初阶段，该科曾对《白皮书》上所载的“目击者”当中的几个做过调查，当时并没得到《白皮书》上所援引的那些供述。过了那么久，同一个人却说起他目击到了什么什么，真是令人吃惊。总而言之，二科完全不信任一科的侦查报告。一开始就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是侦查二科的二股股长吉武，以及当时在本案中担任检察官的布施，但是布施检察官不知怎地以后又倒向自杀论方面去了。 如前所述，知名人士当中，当时的国营铁道公司副总裁加贺山之雄至今仍然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加贺山在《日本》杂志中阐述他的意见如下： “我认为出现在末广旅馆的下山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旅馆里的人们并不认识下山。如果使用大致相像的替身，就很容易蒙混过去。从出事起一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下山是被谋害的。下山的尸体被发现时，我凭着直觉感到他是被谋害的。因为下山总裁非常喜欢搜集情报，他常常通过自己的下属和朋友搜集到我们所不知道的情报，过后又得意洋洋地向我们炫耀说：‘我连这样的事情都知道哩。’因此，知道他有这种癖好的凶手很可能用‘请你独自到三越来，有重要情报奉告，’这样的话巧妙地把他引诱了去。然后凶手就在三越的地下铁道胁迫他，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也就是说，下山从三越的地下铁道被绑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前副总裁加贺山的这段推理是很有趣的，在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出它的可靠性。因为我认为当时担任副总裁的加贺山在一定程度上推测得到下山身边的事情以及他所面临的危险。对于他的结论，我是持完全相反的立场的，但对他提供的个别资料，我却颇有同感。 加贺山的文章接着说： “当时国营铁道公司正为解雇十二万人这个重大问题而搏斗着。当然，裁员并不是什么可喜的事。但是当时国铁把从军队上复员的人以及从海外撤回来的人员都包了下来，职工总数膨胀到六十三万名。我们打算把膨胀的人员一下子裁减为五十万三千五百人，使国营铁道公司的经营‘合理化’（即“产业合理化”。这原是一九二五年开始于德国，以后又由各资本主义国家群起效尤的一种措施，目的在于裁减职工、加强劳动强度以增加资本家利润。一九四九年四月，吉田茂政府开始执行裁减职工一百五十万人的计划，以实行国营和私营企业的“合理化”。——译者注）。我当时身为铁道总局的长官，不得不拟定裁员计划。尤其是，在这次裁员的三年前，在夏秋之交就曾计划裁员七万名。当时，伊井弥四郎和铃木市藏等人（以后他们在共产党内都升到相当高的地位）还在国铁里，他们在共产党德田球一的直接领导下，对裁员进行了猛烈的抵抗。因此，计划在眼看就要实现时垮了台。由于有这样的先例，我们估计这次裁员一定也会遇到相当强烈的抵抗，事先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尤其令人担心的是，处在现场激烈斗争中的负责人会不会在‘使用实力’的过程中吃到很大苦头呢？我们正在拟定相应的对策。 “在事件发生的约莫一个月以前，即六月一日，下山以总裁身份来到群情激昂的国铁。他担任总裁后，马上就面临连日与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局面。七月二日，他与工会方面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谈判席上的气氛紧张到极点。但是下山总裁告诉工会方面说：‘为了国铁的合理化，计划一定要坚决执行。’这是他最后的宣告。 “以后就只等实行了。我们决定于七月五日在现场宣布第一次裁员——七月四日是美国国庆，因此故意避开这一天。四日仅仅宣布了有关总厅的裁员名单。 “但是另一方面，美军总司令部的民用运输局却命令我们在七月三日以前执行。领导这个部门的官员名叫沙格农，他简直是个地道的堂吉诃德。这个沙格农对于决定在七月五日裁员一事大为不满。在七月三日那天，他胸前挂着手枪，喝得醉醺醺地闯进下山公馆，谩骂了一通。他原先在美国一家小小的铁道公司担任科长级的职务，对铁道其实并不怎么在行。一到日本，竟当上了民用运输局局长。他还说日本的铁道就是‘麦依·瑞欧若德’（英语的译音，意思是“我的铁道”。——译者注）。瞧他这副样子，简直就是把日本的国营铁道看作他私人经营的铁道。他就以这样一种心情来发号施令。” 以上引用得未免长了一些，但是从加贺山的这篇文章里依稀可以看出形成“下山事件”的背景和当时的情势。 四 把加贺山的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再加上我的注释，大致可以归纳出下列几点： 一、战前，国铁拥有职工二十万人；战争期间职工人数增加了，当时已有六十万人，膨胀了三倍之多。自昭和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国营铁道公司改为公共企业，必须自负盈亏。按照新制定的“定员法”（一九四九年六月日本政府开始实行的一道法令，把政府机构的名额固定下来，超出编制的人员必须裁汰。——译者注），要把同年五月底的五九八、一五七人在七月底以前裁决为五〇三、〇七二人。也就是说，要裁掉约莫九万五千人。 二、国铁工会反对公司当局所发表的方案，自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在热海召开第十五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在最坏的情况下使用实力，包括罢工在内”。“最坏的情况”肯定是指在总部进行的集体谈判的破裂。这个决定是把四月里召开的“琴平大会”上所决定的“反对裁减机构”的运动方针加以具体化。由于遭到民同派（民主同盟派的简称。这是日本工会运动中的右翼组织。——译者注）的剧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定直到天已破晓才付诸表决。 三、当时的运输省次官下山定则当上了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原是技术部门出身。当时的首相是吉田茂，运输大臣是大屋晋三。大屋是企业家。 四、七月一日，国铁当局和工会方面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列席的有运输大臣大屋、下山总裁、加贺山副总裁等人。工会方面的中央斗争委员会副主席铃木市藏等拒绝了国铁当局的方案，竭力主张裁员应通过“集体谈判”来进行，但国铁方面说明按照“定员法”的规定，当局不必通过“集体谈判”就能实行。 七月二日，进行了第二次谈判。国铁当局和工会的意见无法调和。下山总裁宣布说：“双方各讲各的，也谈不出个结果来。谈判就此结束吧。”谈判就这样破裂了。国铁当局方面决定在七月五日宣布裁员，并在七月二十日以前大致完成这项工作。 五、美军总司令部民用运输局局长沙格农对国铁决定在七月五日裁员一事不满，深夜闯进下山公馆，向他叫嚷道：“提前干！” 下山定则并不是由于私仇而“被杀害”的。《白皮书》上刊载着加贺山这样的供述：“总裁是不是为了与森田信子的关系而受到威胁，并遭到暗算的呢？”但是加贺山自己也明明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我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这里我要把这一谋杀案的背景追究个水落石出。 下山为什么独自在五日早晨到三越去呢？自从他在商店里消失后，直到第二天早晨变成死尸在五反野常磐线的铁轨上被人发现为止，这期间总裁的行踪如何？对这个疑问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疑问，大家都希望得到解答。比方说，大量黑糊糊的油为什么没有沾在上衣上，却只沾在内衣上？从上衣和衬衫口袋里抖出来的以绿色为主的粉末究竟是什么？没能在尸体附近找到的领带、眼镜和打火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袜子被油浸得湿漉漉的，鞋里面为什么却没有沾油？如果是被人谋杀的，行凶现场（第一现场）究竟在哪里，并且是以什么方法搬运到辗轧现场（第二现场）去的？尸体里所剩下的血液为什么少得出奇？ 赶快来解答这些谜固然重要，但是先看看事件的背景也同样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把事件的背景弄清楚，似乎就会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解答下山临死以前的行动和关于死尸的种种离奇的隐谜。 关于“下山事件”的背景，我采用了加贺山副总裁那篇文章的顺序。其实，为了让读者理解事件的背景，把这顺序颠倒过来反而更好懂一些。 也就是说，先以最后的第五项——沙格农在七月三日深夜为了裁员问题到下山公馆去，把总裁骂了一顿那件事写起，反倒容易理解一些。 说得确切一些，沙格农闯到下山总裁家去骂他一顿的时间，是七月四日凌晨一点钟。当天下午一点钟，下山陪同增田官房长官到首相官邸去拜访吉田首相。接见前，他们一起等候了一会儿。这时，下山对增田长宫说了声“今天下午一点钟还有重要会议”，就回去了。可是后来增田一查问，才知道国铁并没有召开任何下山应该出席的重要会议。下山在这天下午一点钟托词中途离去的谜，留待以后再来推断。 前面已经说过，下山本来约好了要在第二天（五日）上午十一点钟和加贺山副总裁一起到美军总司令部去，以便向民用运输局作裁员情况的报告，但是上午十点钟以后还不见总裁的影子，于是大家着起慌来了。加贺山副总裁在十二点左右回到总厅来，听说还没有总裁的踪迹，就凭直觉感到出了什么事。于是就在与政府、警视厅、总司令部取得联络的同时，提出了通令侦查的要求。 我一向认为，像下山总裁这样一个高级官员刚刚有数小时下落不明，马上就用无线电到处广播，呼吁大家协助寻找，未免操之过急了些。正如加贺山所说，一定是从外人眼中看来，下山身边也充满了不安，以致使他“凭着直觉感到出了什么事”。 这种不安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也得把当时美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政府的关系说清楚，才能使人了解为什么下山为了裁员工作不得不经常与美军总司令部保持联系，以及民用运输局局长沙格农为什么会闯到下山家来发脾气。 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政府是不能站在独自的立场上来起草法令的。 因此，当时日本在制度上的改革没有一项是日本政府独自进行的。按照“定员法”来进行的国铁裁员计划也不是政府拟定的，而是美军总司令部拟定的。由此可知，运输方面的首脑沙格农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把日本的铁道叫作“我的铁道”的，从而我们也大致能了解他何以会深夜闯进下山总裁公馆去吵闹。至于沙格农这么发脾气的直接原因，在下文大概就清楚了。 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当时美军总司令部内部的情况，才能说明美军总司令部为什么要在自负盈亏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下，把日本的铁道改为公共企业，并制定“定员法”来大批裁员。 然而，战后横行跋扈、使得日本发生变化的美军总司令部的历史，迄今还没有人来写。媾和（指一九五一年美日签订的旧金山片面“和约”。——译者注）生效后已经过了将近十年，像“美军总司令部史”之类的正式纪录也还没有公布。 如今大家都已经知道，在日本的占领军总司令部（即美军总司令部）内，以麦克阿瑟为中心，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闹得很厉害，但是更详细的情况一般人就不知填了。 关于这事，最近某家杂志以《美国的间谍特工机关》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描写美军总司令部内部的勾心斗角。作者叫大野达三，多半是个笔名吧。这是一家左翼杂志，会使人认为上面所刊载的文章自然是有偏见的，但我读后后却感到大体上是公平的记述。既然有关美军总司令部史的着作如今还没有出版，我就姑且以这篇文章为线索，把“下山事件”的背景大致勾勒一下吧。 《美国的间谍特工机关》的梗概是这样的： 美军在占领日本的同时，还在日本全国各地布下了谍报网。美军总司令部下面设有情报部，它是驻日美军谍报队中最高的决策机关。它直属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各师和各军的司令部下面也各设有情报部。 “反间谍队”按照对日占领所划分的各军管区，在北海道（札幌）、东北（仙台）、关东甲信越（东京）、东海（名古屋）、近畿（大阪）、中国（日本本州岛西部的一个地区——译者注）（冈山）、九州岛（福冈）等地设立了地方总部，在各都道府县还分设了地区总部，在主要都市和其他重要地带也驻扎了部队。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部长是威洛比少将，各地方总部“反间谍队”队长由上校或中校级的谍报军官担任，大一些的府县各有二三百名军官、军士、士兵以及军队里的文职人员，还雇有五六十名日本工作人员。 情报部和“反间谍队”的这伙人不仅从事间谍活动，情报部还在决定和贯彻占领日本的政策方面参与极其重要的活动。美军总司令部内部在占领日本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机关是民政局，而情报部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它。 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关系很坏。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和威洛比经常在麦克阿瑟面前争吵不休。关于同一件事，日本官员往往同时接到两种不同的命令，弄得莫知所从。情报部不断顽固地主张采取最反动的态度。客观地看来，这种对立反映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在对日占领政策上意见的分歧，然而看来主要的还在于更加卑鄙的争权夺势方面。 紧接着，情报部就开始了他们最拿手的特务活动，把贪污、赤化等罪名加在民政局的克吉斯、戴克以及其他二百数十名进步派身上，向本国告密，并把这些人都赶回美国去了。在这场大争吵中，日本警察也插了一手。他们钉民政局和经济科学局高级官员的梢。 民政局也不示弱。他们与民间情报敎育局建立了紧密联系，把手主要伸进日本的金融界、政界、新闻界和艺术界。他们抓住了广播和报纸，直到一九四七年为止，一直掌握美国在日本的宣传工作的主导权。 中央情报局和心理战略局的人员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日本来的。据说带着这两个组织的全权使命而来到东京的负责人叫加尔盖特。他先在邮船公司大楼的四楼上设了办事处，成立记录调查局。加尔盖特持有总统的手谕，因此权柄实在大得很。他从情报部、“反间谍队”两个机构里抽去精干的人，还网罗了一大批高级间谍，改编了在日本的间谍机关。初来时在横滨的“反间谍队”、后来又到第八集团军情报部工作的坎农少校（后升为中校）也被编了进去。他奉命管理一个单位——坎农机关。 由于有美军谍报部的命令，“反间谍队”不得不服从加尔盖特，但是他们心里很不痛快。据说“反间谍队”曾对记录调查局进行过违抗，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国。两个谍报机关之间的争执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关于加强情报机关的法令》不经讨论就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这时，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个法令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第一个法律根据。 上面就是大致的情况。 说起来，关于企图罢免前国警长官斋藤的那段经过是尽人皆知的。斋藤升在回忆录中写下大意如下的话： “我曾竭力推荐久山秀雄，认为他是最适宜担任国家地方警察总部长官的人，却遭到民政局的强烈反对，原因与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和情报部之间的内部纠纷有关。关于这个问题，以前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原任山梨县县知事，后奉命调到内务省任次官。我到美军总司令部有关各部门去拜会时，民政局中很有势力的某上校（指克吉斯上校。——作者原注）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听说最近警视厅的警察在对我们驻军军人的女友及其身边的人进行起调查来了。如果确有其事，那真是岂有此理！我提出严重警告，不准警察做这样的事。’ “过了一个来月，某上校又把我叫去，说：‘从上次谈话以后，日本警察的调查还没停止，一直继续着，甚至还打算调查我的女友。’说着就把曾经前往调查的警察的名片摆在我面前。他又说：‘干这样的事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要马上调查清楚回答我。’我把警保局（旧内务省的一个局。为全国警察机构的中心，全面指导警察行政。——译者注）局长叫来一问，才知道是当时任内务省调查局局长的久山委托警视厅警务部部长调查的一个案件。 “原来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的某上校尽管在局内拥有无上权力，又是拟定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中心人物，但是据说他的政策非常左倾，有人议论他也许是个共产主义者；在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里有许多朋友的吉田内阁某要人s就和情报部结成一伙，布置下把这个上校从日本赶走的策略。因此就有必要抓住上校行为不轨的事实，以及足以迫使他离开日本的其他材料。久山是受s的委托才叫警视厅进行调查的。当时风传上校和日本某夫人（指乌尾夫人。——作者原注）关系很亲密。至于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调查方法，这里就不去记述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抓到什么真凭实据。因此，我就向上校汇报说：‘原来是收到了匿名信，说某些军官把进驻军物资运到日本女人那里去。为了弄清事实，掌握证据，才进行调查的。结果查明并没有违法行为，侦查工作就结束了。’ “可是过了将近一年——那时我已调任警视总监了——那个上校对我说，我的汇报是一派谎言。根据他自己的调查，已经弄清楚这是久山遵照政府某要人的命令委托警视厅的某人、并以那个人为中心所策划的阴谋。 “总之，由于这件事，美军总司令部的民政局和情报部某科之间的对立加深了。据推测，久山招来了憎恨自不用说，恶感甚至波及自由党总裁吉田本人。 可以说是因果循环吧。罢免问题后来也临到斋藤国警长官自己的头上。斋藤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昭和二十四年七月初旬，增田官房长官给国家公安委员会主席辻二郞打来电话，要求和他会面。辻主席问我：‘这么突然，有什么事呢？’我回答说：‘确切的情况不清楚，多半是关于我的罢免问题吧？我这么感觉。’辻主席马上到增田官房长官那里去。果不出所料，是要他设法‘叫斋藤国警长官辞职’。‘国家公安委员会似乎没有理由叫长官辞职。政府对这个问题怎样看？’辻主席这样反问他。增田官房长官说：‘反正政府认为斋藤君不适宜作国警长官。因此，希望你能按照政府的意旨去办。’ “辻主席说他没有理由罢免斋藤。增田长官回答说：请你再考虑考虑这件事。关于今天面谈时国家公安委员会拒绝了政府要求这样一个内容，要严加保密，不要外泄。” 斋藤长官坚持说他没有理由辞职，增田官房长官再三再四地逼斋藤长官辞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增田长官中途败北了，斋藤国警长官留任下来。斋藤这样写道：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议论纷纷，把官房长官说成是个很坏的人，不过至少可以断言这主意并不是他想出来的。我倒是对前辈增田抱着同情，认为他很倒霉。我在这次事件发生前两三个月曾经对增田官房长官说，吉田首相把民政局最厌恶的某要人留在他身边使用恐怕不是上策吧，这话大概也在罢免我这件事上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斋藤升写下了一本好书。从这本书里我们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斋藤升之当上国警长官以及要罢免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由于美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暗斗。 我认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把“下山事件”搞个水落石出。 五 当时，日本内地六个地区都设有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直辖的“反间谍队”有关的机关，这六个地区就是北海道、仙台、东京、大阪、福冈和高松。其中，盖尔申上校的“反间谍队”机关掌管东京地区——从关东起连福冈地区也包括在内。因坎农少校而出名的坎农机关是东京达个地区独立的“反间谍队”下面的特务机关之一。坎农机关还有个附属机关，有代号，通称“柿树机关”。 各种文件中都把这个坎农机关说成似乎与“下山事件”有关，我却认为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各个“反间谍队”的秘密机关迸行活动时是绝对不允许暴露身份的。后来，坎农机关在制造“鹿地事件”（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美国特务机关（坎农机关）将日本作家鹿地直绑架；由于日本舆论愤怒的抗议，次年十二月被迫将他释放。——译者注）时，不慎曾把名字暴露出来，因而在“反间谍队”秘密机关当中它可以说是失败了的。一提到“反间谍队”，人们马上就把它和坎农机关联系起来——目前新闻界的这种肤浅认识还得好好纠正一下。 不用说，情报部是与作战参谋部平行的机关，它拥有最大的权柄，是明确属于作战系统的机关。 但是民政局是占领局面下所设立的一个军政机关，属于所谓的军政系统。跟任何一个国家一样，这个军令机关和军政机关之间不断地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 美国占领军统治日本以来，最感到头痛的是如何对付共产党势力的问题。如果把占领日本的美军总司令部的历史称作一部对共产党进行弹压的历史也不为过。麦克阿瑟在日本登陆后，最初着手做的是彻底摧毁日本依然保存着的旧军阀系统、右翼系统、右翼财阀等潜在势力，目的在于把这些一扫而光之后，施以美国式的统治。民政局就是为了把这种国家主义从日本清除掉，才借着“民主化”这样一个漂亮名义展开活动，动手破坏战前的秩序体制的。 众所周知，民政局的代理局长克吉斯运用绝大的权柄来摧毁旧秩序，还打算利用共产党的势力。因此，直到战争结束时还是个非法政党、干部不得不潜入地下的日本共产党，忽然抬起头来，得到蓬勃的发展，一九四九年有三十五名共产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这是共产党势力的全盛时期，还听到“革命时机快要成熟了”的呼声。 但是情报部猛烈抨击民政局的政策，而带头开炮的是部长威洛比少将。 自从昭和二十四年（“下山事件”发生的那一年）年初就逐渐处于劣势的情报部，这时对民政局发动了反攻，并企图用计把克吉斯和戴克赶掉。我本想把这件事更详细地叙述一下，但限于篇幅，这里只想指出美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争夺主导权的剧烈斗争形成了“下山事件”的一部分背景。 无论是情报部还是民政局，大概都曾把各自的特务机关或情报机关散布在日本政界的各阶层。斋藤国警长官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着，为了揭发克吉斯的丑事，他曾派人钉克吉斯的梢；及至克吉斯向他提出抗议，他才勉强找一些借口搪塞过去。但后来克吉斯把他的谎言一一揭穿，弄得他不知所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警视厅内部存在着情报部派和民政局派的派系之争；两派人一方面对自己那一派竭尽忠诚，另一方面尽量玩弄手段，想把对方打下水去，这是日本官僚的特性，并不足为奇。 总之，当局不得不在这样一种情势之下来选第一任国铁总裁。当局最初考虑人选时，曾向当时的铁道大臣村上义一商洽过，想请他担任。但是正如《白皮书》上所追述的，村上拒绝了。按照美军总司令部的想法，第一任总裁必须承担一项特殊任务：与日本最大的工会——国营铁道工会展开正面斗争，以便把大批职工解雇。因此，他们心目中的第一任总裁大概是以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一张白纸似的人最为理想。政府当局提出几个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是声名狼藉就是受人牵制的，因而情报部和民政局都表示不同意。结果，技术部门出身、毫无政治背景的运输省次官下山定则被选为总裁了。 如果考虑到第一任总裁的困难处境，下山本该向美国占领军当局或吉田内阁提出一定的条件。实际上，下山也透露过要提条件的想法。但是正如《白皮书》上所追述的，他终于没有提。斋藤升在任国警长官时，就立即提出条件；相形之下，不谙政事、或者为人老实的下山从就任时起就真是太疏忽大意了。这就种下了他致死的远因。 这里还得写一点关于实际上决定总裁人选的、负责运输事务的沙格农的事。 沙格农确实是个缺乏敎养的人。他在美国时虽然只不过是内地一家铁道公司的职员，可是一来到美军总司令部，他就大权在握，跋扈起来。当然，沙格农只不过是民用运输局局长，他具有这样大的权柄是很奇怪的事，实际上这是因为他背后有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少将给他撑腰。 有些情况使人认为，沙格农起初是站在民政局的惠特尼一边的。可是，不知怎地，中途他又倒向情报部那边去了。只要把沙格农是站在情报部一边的这一事实考虑进去，“下山事件”的真相似乎就能了解一半了。 沙格农有两项任务。一项是按照情报部的示意拟定一旦对苏联发生战事时的运输计划，另一项任务是开除国营铁道工会里的进步分子。这任务也可以说就是在国际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反对日本共产党。关于后者，如果说这是美军总司令部在占领初期播下了种子，到头来自食其果，也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自从美军统治日本以来，为了便于清除军国主义而实行的扶植共产党的方针取得了意外的成果，共产党员以及拥护共产党的人在日本社会各方面急剧地增加了。在各产业部门，进步的工会也风起云涌地成立起来了。尤其是自从“二·一罢工”（一九四七年一月，日本国家机关和公共企业职工二百六十万人成立联合罢工委员会，决议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起举行总罢工。但是罢工开始前数小时，麦克阿瑟下令禁止。——译者注）以来，形势的发展使人觉得共产党所说的“革命”未必是梦想。连一向被认为比较稳健的国营铁道工会中，也急剧地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这个出乎意料的“成果”使美军总司令部不禁愕然。他们亲手造成的东西正在变成意外的魔障。得及早想点办法。这时，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及中国）这方面，麦克阿瑟的政策不得不改变，只留下情报部一条线。无论如何也得设法遏制日本国内已经强大起来的急进的工会运动。一旦发生什么变化，还得使日本的一切机关能有所准备。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赶快使他们亲手扶植起来的日本民主空气转换方向。为此，有必要引起（或是制造出）令人震惊的事件，以便使日本人民对“赤色分子”产生恐惧。得到麦克阿瑟支持的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以七月五日的“下山事件”为契机，“三鹰事件”、“横滨人民电车事件”、“平事件”、“松川事件”等相继发生之后，在情报部与民政局的一场斗争中，情报部取得了胜利，民政局里拥有实力的克吉斯被遣送回国，美军总司令部发挥一切机能全盘向右转。只要联想到这些事实，就可以明白情报部部长威洛比的意图了。 实现这一意图是需要策略的。情报部下面有“反间谍队”这样一个强大的情报机构。威洛比一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动了这部机器。想来沙格农在与国营铁道工会展开决定性的斗争时，也把“反间谍队”这种关系利用上了。 日本各地的“反间谍队”机关沿着情报部部长的这条路线展开了活动。他们大概把情报详详细细地汇报给威洛比。这些情报的范围不仅包括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要人，或是官僚个人的动静，甚至还涉及美军总司令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连沙格农也受“反间谍队”的情报网所箝制。 因而，下山一当上国铁候补总裁，情报机关一定就把他的经历、认识些什么朋友、与什么政党有瓜葛，或是有什么后台等等全都告诉了沙格农。这样他才答应叫下山就任总裁。 下山纯粹是技术部门出身的，在铁道省里没有任何私人势力。据他过去的同窗水野成夫说，下山在中学时代就是与水野竞争第一、二名的高材生。他总喜欢站在铁路旁边看火车开过，百看不厌。提起当时下山的火车迷，据说在学校里都出了名。这样的下山进入铁道省后，志愿到现场担任技术部门的工作想来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是技术部门出身，下山当上运输省次官之后，在省里却没有任何强大的私人势力。他就任国铁总裁之后，也和人事局方面处得不大好。这是造成下山悲剧的远因。在这一点上，毋宁说副总裁加贺山的后台倒远比他的硬。加贺山的岳父是十河信二，十河凭着老前辈的资望，在国铁里隐然拥有实力。因此，就他们在省里的政治基础来说，加贺山要远比下山稳固多了。 下山早就打算乘铁道改为公共企业的机会，辞去次官的职务，以在野身份去竞选参议院议员，并且好像已经着手准备了。就在这时，有人和他商洽担任第一任国铁总裁的事。 正如《白皮书》上所指出的，下山对于接不接受总裁这个职位一直犹豫不决，但是他终于还是答应了下来。下山知道第一任国铁总裁的任务就是对付国营铁道公司空前的解雇这样一个难题——也可以说是为了裁员才临时委任一个总裁的。一俟这项工作告个段落，他就打算辞去总裁这个职务，再去竞选参议院议员。一部分人说，下山是为了进参议院才答应当国铁总裁的。其实，凭着他那段运输省次官的资历也足够资格参加竞选了。 总之，下山同意了担任第一任国铁总裁。事前他也曾找村上义一商量过，村上鼓励他就任，所以尽管下山对这职务并不怎么热中，还是答应下来了。 从民用运输局的沙格农来说，正因为下山不受任何人牵制，才认为他最合适。依他看来，第一任国铁总裁固然不能与日本政府有关联，更不能与美军总司令部——尤其是民政局一方有关联，因为国铁总裁必须是个对沙格农百依百顺的人，至少也不能对沙格农的政策多嘴多舌或是妄加批评。他心目中最合适的是个唯命是从的人。一切命令都由沙格农来发，一切人事都由沙格农来决定。如果总裁受民政局的牵制，事情就不好办了。沙格农是从这一点出发来让下山定则坐上总裁这把交椅的。但是下山果然使沙格农感到满意了吗？ 下山并不是沙格农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下山大概也知道自己只是个临时总裁，明白美军总司令部真正看中的是副总裁加贺山。但尽管他只是个临时总裁，却不甘心完全依照美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行事。就拿国营铁道公司开除职工的名单来说吧，他并不甘心盲目地接受美军总司令部单方面交派下来的那一套公事。在他来说，将平素对他冷淡的人事局所开列的名单囫囵呑枣地接受下来，那大概也是不能容忍的事。处在加贺山副总裁势力底下的人事局，不肯和技术部门出身、毫无后台的下山总裁协作。同时，下山的自尊心也不允许他接受这样一个人事局所开来的名单。（大部分是按照美军总司令部的意旨开列的。）沙格农没有想到下山竟然会有这样的反抗精神。 美军总司令部根据新确定的盈亏自负原则，假借“合理化”的名义拟定了一份裁员计划，骨子里却是要清除国铁内部的共产党分子。美军总司令部所做的调查是颇为草率的。确实有不少人未经详细调查就遽然被看作“赤色分子”，列入被开除的名单。被人叫作“温情主义者”的下山，看了这样一份名单，大概是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他一定是想自己另拟一份名单，以抵抗沙格农。 但这不是下山凭着自己一个人的判断所办得了的。他必须先从什么人手里弄到国铁工会方面的情报。他所能得到的情报只是美军总司令部民用运输局通过日本政府送来的片面的情报——也就是美国方面的情报。下山一定是站在独立的立场上，想拥有自己的情报网，以便对情势做出判断。加贺山在《日本》杂志上发表的一文中也说“下山总裁非常喜欢搜集情报”。这固然也许是出于个人的癖好，但他既然担任了国铁总裁，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势必就得弄到自己的情报。 在《白皮书》里，当时的运输省次官伊能繁次郞说： “让下山来坐总裁这把交椅的趋势表面化了。当时我就去找下山，告诉他如果答应担任总裁，一定得提出条件来，一切协商妥当。条件就是减少解雇人数，削减工资。至于采取什么方式方法，完全由总裁决定。无论事情结果如何，绝不给政府添麻烦。可是下山好像并没有向政府提出什么条件。了解内情的人仿佛都有避免就任总裁的趋势。想来正因为如此，才临时叫他来担任的。” 总之，日本有关方面是单纯从经营“合理化”这一角度来看待解雇问题的，伊能以及下山大概也是这样。但是对美军总司令部来说，解雇完全是为了美军的问题，因此才要裁减机构。日本有关方面却蒙在鼓里，还以为国铁大批裁员纯粹是经济上的问题。这里，日本有关方面和美军总司令部之间在真实意图上就产生了分歧，下山的不幸也就在这里。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大概也没人注意到美军究竟极其秘密地在日本国内策划着什么。国铁裁员并不是根据自负盈亏或是“定员法”这样一些单纯的经济上的理由来办理的，却是为了“美军作战”这样一个严酷的目的，不许日本方面在政治上讨价还价或是与国铁工会妥协。国铁裁员是情报部所提出来的强大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国铁工会方面对此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国铁工会也没有看出这种大批解雇是美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中的一环。他们只是反对国铁大批开除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急进分子，但还只当这是经济斗争。在“琴平大会”上，他们反对国铁裁员，决定展开包括“使用实力”的强大的反对裁员的斗争。但是他们大概也知道这是不可能成功的，从“二·一罢工”时麦克阿瑟所下的命令就能明白这一点。但是除了民同派以外的国铁主流派却毅然决然地发出了包括“使用实力”的斗争宣言。关于“使用实力”，连德田球一等人都怀疑过“时机还不成熟”。 但是国铁工会的这一斗争方针广泛地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解雇名单预定在七月三日发表，工会决定届时“立即展开使用实力的斗争”。人民大众一定对国铁工会的这种方针感到不安，总觉得它带有险恶的气氛。 沙格农大概反而欢迎这种险恶的气氛。他在准备制造震撼人心的事件，正好拿国铁工会的险恶气氛作为衬托。所以对他说来，这毋宁是可喜的事。 据说实行解雇日期越逼近，下山定则夜里就越睡不着觉了。据他家里的人说，每天晚上他都喝药水才能勉强睡觉。 七月五日早晨八点二十分，下山总裁离开上池上的私邸，乘大西司机开的车来到东京车站前的交通指挥台时说：“到三越去，要买点东西。”他看到三越还上着门，就说：“白木屋也成，一直开去吧。”他又看到白木屋的正门也关着，这次就说：“绕到神田车站去。”以后又说了“开到三越去”之类的话。这些在前面已经提到了。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莫名其妙的行动呢？ 再说，当时从国铁总厅前面开往三越总店的半路上，下山还叫汽车在千代田银行总行前停下来，到银行里去了二十来分钟。他究竟去做什么呢？ 后来一调查，才知道该银行的出租保险库里有下山的保险抽屉，里面有用报纸包起来的三叠百圆钞票，每叠一万圆。此外，还有装着股票的茶色大信封，以及装着自己家房契的白信封。最下面还有个折叠起来的纸夹，打开来一看，原来是春画。春画依然摆在那里——这就构成了下山不是自杀而是被人害死的论据之一。打定主意要自杀的人，一般总要把身边的事情清理一下。按照人之常情，不能让外人看到的东西，或是不好意思让遗族看到的东西都要消灭掉。但是在他这个出租保险库里，却有一样见不得人的东西——春画。如果他下定决心要自杀，就一定会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消灭掉的。何况下山总裁一向就是个好面子的人。 六 那末下山又是为什么到银行去开出租保险库的呢？他去办了些什么事？他坐若车子在两家百货商店外面兜了圈子，半路上像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跑到自己在银行里租的秘密保险库去，这只能认为他是想存进或是取出些什么。几叠百圆钞票上盖着某银行五月十五日的章，共有三万圆。很难设想下山那天早误会从衣袋里取出三万圆钞票放入保险库里，大概是保险库的保险抽屉里原来有的钱在三万圆以上，他是去取钱的。也就是说，三万圆是取完之后剩下的钱，取走的款数不知道是多少，估计也许和剩下的数目差不多。 那末下山为什么要去取钱呢？假定他从银行的出租保险库的保险抽屉里取出了两万圆或是三万圆，他是不是有必要把这笔钱交给什么人呢？ 交给谁呢？ 首先会让人想到女人。但是事后警察向森田信子做了调查，证实她到平塚去了，没有在家。森田信子固然是下山的情妇，那天这笔钱却不是为了交给她的。 此外，下山似乎还有个相好的女人。经调查，也得知当天下山没有和那个女人见面。 那末究竟是谁呢？ 这里就可以附带说明我前面所提的、下山暗地里有自己的情报网一事了。也就是说，可以设想五日早晨下山有必要会见给他提供情报的某人。关于国铁工会的内部情况，那人能够提供极有价值的情报。据我的推测，那个人并不是个二三流的“包打听”，只因为与工会有些来往，道听途说地弄到一些情报就拿来兜销，而是个连国铁工会中央斗争委员会的微妙政治动向都能接触到的人物。 五日上午十点钟，下山就要参加解雇问题最后的重要会议。为了汇报会议情况，他还得在十一点钟到美军总司令部去。下山必须在那以前从经常向他提供高级情报的那个人手里拿到重要的报告。 为了这事，他需要钱。当然，他一定是平日就付津贴给那个人的，也许这时想起津贴已经到期了。总之，下山有必要付给那个人一笔款子。会面的地点大概就在三越百货商店内，离地下铁道不远。这条地下铁道可以从三越百货商店这边下去，然而从白木屋那边下去也是通的。所以下山才对大西司机说：“三越也成，白木屋也成。”意思是哪边都成。如果搭地道车，紧挨着三越的那站就是白木屋车站。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有所戒备，不让司机知道自己真正的意图。 那末下山究竟为什么要吩咐司机“绕到神田车站去”呢？ 我认为下山大概是非和那个人单独见面不可。不管是从三越进去还是从白木屋进去，反正他不想让任何人注意到自己和那个人的会见。恐怕是因为两家商店都还没开门，他才想绕到神田车站，从该车站搭乘地道车到三越前边去。过了这么大工夫，三越也该开门了吧。再说，他的行动还得瞒着大西司机。为了前往约会地点，他可以从神田车站前搭乘地道车，在下一站——三越前面下车；也可以再坐一站，在日本桥白木屋前面下车。也就是说，下山和那个人大概是约好在连结着三越、白木屋、神田这三条地下隧道的某处会面。 然而下山来到神田车站，为什么又没有下车呢？ 下山这时大概忽然想起一件事：必须交一笔钱给眼看就要跟他会面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来到神田车站前时，他才猛地想起要给那人一笔款，作为活动资金或是津贴。 由于想起这一点，下山就吩咐大西司机从神田车站前面开到三越去。那时，他已经决定要在半路上绕到千代田银行去，从保险库里取钱。 预先约好会面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绕到银行去从保险库里取钱也要耽搁一些工夫。我认为因此下山才叫太西司机开足了马力，好像生气似地说：“快点开。” 下山在千代田银行前面让车停下来，独自进去了。机密保险库的机构特殊，非本人的钥匙是开不开的，里面一个外人也没有。下山打开保险库的保险抽屉，拿出几叠钞票：放入衣袋。不用说，他并不打算自杀，里面有春画也好，有什么也好，他都不在乎。假若他果真有意去死，也许他会往里面放一份遗嘱之类的东西。当然，保险抽屉里并没有这类东西。 过了二十分钟，下山从银行里出来了。大西司机的汽车就等在外面。他坐了上去。下山叫大西“快点开”，大西就开足了马力，来到三越正门前。下山下了车。百货商店已经开始营业。大西司机大概以为下山进三越去买东西，过一阵就会出来；但他也知道下山的老毛病，所以等得久一些也是有精神准备的。（下山的友人、运输省次官伊能也在证词中说：“下山有个叫车子一等等上半天的习惯。”）因此，据大西司机的供述，从那时起直到下午五点钟，他把车停在三越前面，差不多等了八个小时。 以上是我大致的推断。不这么推断就不可能理解下山在三越、白木屋前面打转转，绕到神田车站，接着到银行，赶快又折回三越的行动之谜。 但是下山果然在地下铁道见着xx本人了吗？我对这一点抱有疑问。我认为等待着下山的已经不是原来约会的那个人，而代之以具有某种阴谋的另外一个人了。 在《“下山事件”白皮书》里，三越的店员新井君子、高田喜美子以及长岛静子等人在证词中都说，她们看到一位像是下山总裁的人，时间都是在上午九点半到十点过一会儿。从这段时间来说，我认为那确实是下山本人。尤其是高田喜美子的供述中有这么几句值得我们注意的话：“有两三个男人跟在一个人后面同时走下台阶，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同伴。被跟的是个经理派头的人，有五十来岁，身高五尺六寸左右，胖胖的，足有十七八贯。前额宽阔，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眼镜，举止文雅。” 那以后，开飮食店的西村丰三郞说当天在电车里所看见的下山，以及五反野车站站员萩原的供述中所提到的下山，就都不是下山定则本人了。末广旅馆的长岛辐子所看到的旅客也不是下山本人。后来在傍晚六点钟以后在五反野车站附近十几个目击者所看见的也都不是下山。 加贺山之雄推断说“我认为这些人看到的是下山的替身”，就足以说明一切了。加贺山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我要做一些推断，就只当自己是在写推理小说。”就推理小说而言，那应该说是颇带有纪录意味的。 下山本人在三越遇上了原来约会的那个人的替身之后，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徘徊在五反野一带的下山的那个替身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先来谈谈那个替身。 从那人在长岛福子的旅馆里休息时的举止也可以判明他是冒充的。他在这里休息了约莫两个半钟头。下山是个烟不离嘴的人，那个人却连一根也没有吸。从一个烟蒂也没留下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一般说来，凡是吸烟的人越是思虑重重，就越比平时吸得多。他待上两个半钟头，为什么连一根也没吸？简直不可思议！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到下山遇难的现场去采访时，看见不知是谁在下山的遭难纪念碑前供了一盒装得满满的“和平”牌香烟。那盒烟被雨淋得湿漉漉的，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供香烟的人大概知道下山爱吸烟吧。 在旅馆休息的那个人恐怕是有一定的理由才没吸烟的。 不用说，他是为了怕在烟蒂上留下唾液。如果从唾液里检验出他的血型与下山的amq型不一样，那可就糟了。 在后来发生的“女服务员谋杀案”（据《两个推理》（松本清张的杂文集《黑色的笔记本》中的一篇）一九五九年，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女服务员武川知子被人杀害。嫌疑犯比利时籍天主敎神父贝尔梅修已回国，此案至今悬而未决。某敎会的神父即指贝尔梅修。——译者注）中，某敎会的神父曾被传到警视厅去作主要旁证。他怕留下唾液，不肯用茶杯喝水。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了。 女老板长岛福子曾要求那人“在店簿上登记”，他却支吾说“算了吧”，当心不把笔迹留下。不仅如此，他还十分小心，连一个指纹也没留下。枕头上沾着两根头发，据推测很像下山的，但弄不清究竟是不是他本人的。傍晚六点到七点之间，许多人看见下山在轨道旁边走来走去，差不多每一个目击者都把他的服装描述得很准确。以前也经常有人说过，人的眼睛是不可靠的，还提出过关于实验结果的报告。令人惊异的是，事件发生之后经过相当时日，他们还能说出这样一些细致的观察：他的衣服是深灰色的，领带是深蓝地上嵌金丝的。 我并不认为侦查当局对目击者们做了诱导讯问，然而报上连日以大量篇幅报道了“下山事件”。似乎可以说，迗些目击者不知不觉之间把从新闻报道上获得的印象铭刻在自己的意识中了。把这情形与侦查二科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对几个目击者进行调查时目击者并没有说出这些细节的事相对照，便觉得耐人寻味。 把下山带到某处去的那个角色和下山那个替身当然不是一个人。从这一点似乎可以判断，这一庞大计划是由几个小组分头进行的。 不用说，冒充下山的那个替身一定是日本人，而不是个二世（在美国出生、取得美国国籍的日本移民。——译者注）。他是从哪儿来的呢？自然不是凭他本人的意志来的，而是接受什么人的命令才乔装起来展开活动的。如今，大概永远也追查不出他是什么人了。 这里，我想再引用一下大野达三的文章，以供读者参考 “美国的间谍机关会付报酬给这些日本间谍。对那些山卖机密的官吏，则按照各自的职位加以提拔。不管他们本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亲美分子就这样被组织到政界和官方中去。情报部不仅把警察和检察厅全部彻底掌握住，尤其还像这样把精干的间谍分子抓在自己手里。对高级间谍个别地掌握，下级间谍则组成班，并让他们从事训练间谍的工作。组成班时，通常派一世中尉或少尉担任指挥官。由旧军人、旧特高（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日本战前的一种专门镇压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警察。——译者注）、旧右翼分子组成的机关，地位就更要高些。所采取的方式，一般是先指定一个负责人，由他来召集旧部下。另外还把该机关冠上负责人的名字，供给一切必要的经费。这些间谍及其机关承揽一些任务，以协助美国间谍机关的活动。如今这些机关的组织形式和供给资金的方式虽然改变了，大部分机关却照样继续进行其特务活动。” 在这篇文章里出现了好几个日本人的名字，但这些人今天都还健在，本文不便引用。根据以上记述，我只想说明这些机关的头子都是地位相当高的旧军人，而且还包括右翼分子和共产党的变节分子。 大致可以推测得出冒充下山的替身是从其中哪个机关派遣来的，但是不能确凿指明。总之，这个替身受到某方面的指示，在下山刚从三越消失后，就立即伪装成下山了。这个替身所接受的命令，大概仅仅涉及他本人应执行的任务，他并不知道下山的实际命运如何。 傍晚时分在五反野附近见到下山的人们的上述证词中，关于下山所穿的西服的颜色、领带的花样等几乎全都说对了。我认为西服及领带确是下山的，因为据估计，下山的衣服全被剥光了，尸体上只剩下一件内衣。 前面已经说过，验尸时内衣上粘糊糊地沾着一层黑油。在一般情形下沾油——比方说，从机车上洒下来的油沾在被轧的尸体上——应当是从上衣逐渐渗透到内衣上去。按道理，上衣的污迹应该更深，越是靠里面的衣服，污迹就应越浅。下山的情形则正相反：上衣并没有污迹，越是里面的衣服污迹越深。 下山的尸体上的确只穿着内衣，处于裸体状态。 凶手之所以让下山赤身露体，可以设想得到的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杀害方法上的需要而剥下他的衣服，另一个是必须把上衣和领带从下山身上剥下来给替身用。有些目击者还针对五日下午六点四十分这个时间提出了证词，而那时下山应该早已远远到了别的地方。但是目击者们看见的那个在五反野轨道附近徘徊的人身上所穿的西服和系的领带，却是下山本人的。这一点从《白皮书》上的这段话也可以明白。 山崎竹子（四十三岁）的供述： “我在七月五日沿着常磐线下行线朝陆桥走去，发觉东武线铁道路基的铁柱那边的玉蜀黍地里有个绅士。我感到纳闷：天都快黑了，那样一个人怎么会在地里干活呢？我就盯着他，他也看了看我，大概觉得有点心虚，就蹲下去，低着头播弄起草叶子来。我还看着，他没办法，就走起来，横过轨道从陆桥下面走去。我跟在他后面走，离开两丈来远。那人若有所思地走下缓坡，蹓蹓跶跶地朝火警了望塔那边走去了。” 仿佛是为了证实山崎的证词正确无讹，鉴别科还这样写道： “据鉴定，在现场所发现的下山总裁的衣服内袋里的乌麦壳和从现场附近采来的乌麦壳是同一个品种。”（《白皮书》） 目击者的话和鉴别的结果的确恰好吻合。毫无疑问，那个替身正是穿了下山这件西服在那里播弄草叶子，并且把乌麦壳放在口袋里的。 那末，鞋呢？ 关于鞋，就连这位智谋犯也不免留下了个漏洞。前面已经说过，下山的鞋是咖啡色胶底皮鞋。按照习惯，跟下山住在一起的人每天早晨都替他涂赭红色鞋油。下山从来不在街头让擦鞋匠给他擦鞋。但是找到的鞋上却涂着茶色鞋油。赭红色和茶色是容易混淆的。大概是鞋太脏了，另外一个不知道下山的习惯的人大意了，以为原来用的是茶色的，就给涂上茶色鞋油了。 大概是因为鞋太脏了，才涂上茶色鞋油。这件事也给我们一点启发。下山的鞋上多半沾着不少尘土或垃圾，而且恐怕还是一种特殊的尘土或垃圾，从这上面可以推断出现场——也就是下山被杀害的地方。凶手一定是留心到这一点才把鞋刷干净，涂上茶色鞋油的。在遗物当中，偏偏对鞋下了不少工夫。然而凶手还是不够细心，竟涂上了茶色鞋油，露出破绽。 如前面所说的，鞋底上沾着叶绿素。警视厅的鉴别科说：“不知道鞋底上沾的泥跟辗轧现场附近的泥是不是相同的。鞋底的叶绿素是植物性的。”侦查一科由此推断“鞋底上沾的叶绿素是现场的草汁”。 但是东京大学药物学敎授秋谷博士说：“经检查，鞋底上的绿汁显然是染料，并且与衣服里抖出来的是同一种染料。”不用说，草汁是自然的有机物，染料则是经过化学加工的无机物。 如果这是与检查衬衫、西服时抖出来的色粉性质相同的东西，那末就可以设想下山曾被监禁在放着这样的染料或色粉的地方或环境里。如果我们能够弄清楚，犯人粗心大意地在下山的鞋上涂抹茶色鞋油之前，鞋上所沾的尘土或垃圾究竟是什么，下山被监禁的地方大概就更容易推断了。 七 这里再来推敲一下真正的下山到哪里去了。下山和某人约好在三越的地下铁道附近秘密会谈。日期大概是五日以前——多半是前一天（四日）。可以想见，对方是供给下山十分可靠的高级情报的人。既高级，又可靠，那末在当时来说，这个人一定是一方面在国铁工会里拥有情报网，另一方面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或劳动部那边也有情报关系；不然的话，像下山这样一个人就不会特意独自来会他。如果那是个不三不四、普普通通的“包打听”，下山大概连睬也不会睬吧。不过，下山大约不知道这人与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方面另有勾结。于是，下山的悲剧就产生了。下山在裁员问题上对沙格农进行过抗拒，已经使得沙格农忍无可忍。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沙格农又探听到下山在悄悄搜集自己的情报，于是勃然大怒。总之，如果美国占领军想制造什么震动人心的事件，下山就有可能被充作这一事件的主人公。 这个供给下山情报的人究竟是谁，大概是无法查明了。凭着直感，我认为此刻他的踪迹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 前面已经挺过，前一天（四日）下午一点，下山和增田官房长官一起去见吉田首相时，下山曾借口有事中途退了席。后来一调查，原来国铁并未召开任何重要会议。与这事实联系起来一想，下山会不会是约好了在这个时刬去与提供情报的人见面呢？前面我已经这么推断过。 但是下山之所以在五日早晨赶着时间从银行里取钱（这是推断），接着就进入三越的地下铁道，是不是因为前一天下午一点钟没有见着那个人呢？也就是说，从这件事可以推断出，对方会约好和下山在四日下午一点钟见面（这次约会非常重要，以致他不惜放弃和吉田首相的会晤），但由于提供情报的人有事，没有见成，就改约在五日上午九点以后（百货商店是九点半钟开门）碰头。这种约会大概一向是利用电话秘密来安排的。 下山一定经常和那个至今已经连名字也永远查不出的提供情报的人会面。（大西司机也说过类似的话。）《白皮书》上引用岛秀雄（下山的朋友）的这样一段供述：“下山当上总裁之后，口气之间有时透露出好像在雇用提供情报的人。”警视厅在括号里照例加上批注说：（其实他并不曾雇用提供情报的人，不过对外面的人说成自己仿佛是在雇用。）但警视厅是不可能知道这事的。也许警视厅知道底细，不过不便发表罢了。这一定是严加保密的，除了下山和那个提供情报的人以外，大概谁也不知道这层关系。 当然，这个人以前也一定经常和下山秘密会见，每次的地点都不同。据大西司机供述，下山仿佛常常与提供请报的人见面。但是下山并不单是在三越会见他。每次大概都轮流变换地点。受到下山信任的大西司机在一定程度上准晓得这些底细。司机当然不知道对方是提供高级情报的人。他也许认为秘密会见的对方是以下山的情妇为媒介的小“包打听”呢。现在好像还有一部分人抱着这种想法。 下山到三越的地下铁道去了。他在那里见着某人了吗？ 如果见着了“他”，也许二十分钟就谈完了话，说不定只消五分钟或十分钟。即使不谈话，只要从“他”手里弄到书面情报就成了。但是下山会不会没有在那里见着“他”呢？只要联想到下山那天上午十点钟有会议，约好十一点钟和加贺山副总裁等人一起到美军总司令部去就明白了。 也就是说，下山曾在车子里嗫嚅道：“今天赶十点钟到处里去就成了。”因此，他一定是打算九点多钟在三越的地下铁道见那个人，马上谈完了话，赶十点钟到国铁办事处去。但是实际上下山走下地下铁道后，就被领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为什么下山没有在那里接受情报，却被领到旁的地方去了呢？也可以设想他是被胁迫而去的，但多半不是。据我想，下山没有见到“他”，另外一个人说要把下山带到“他”所在的地方，从而把下山诱拐走了。也就是说，代替“他”而来的人告诉下山，由于某种原因，“他”不能到约定的地点来，因此想劳下山移驾到新地点去。这种遁词编起来十分便当。譬如，如果说那个人生病住院了，想在医院跟下山见面，下山就必然会上当。代替“他”的那个人给下山打电话时暗号使对了，因此没有引起下山的怀疑。 对方一定告诉下山说，要带他去的地方距离很近，可以赶上上午十点钟的国铁会议。下山一疏忽就上了当。如果是个远地方，他大概也会拒绝的。因为说很近，他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 那末，我为什么推断“他”本人没有在三越地下铁道出现呢？从头一天下午一点钟“他”就没有践约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一些苗头。下山很想在约定的时间见到“他”，以致下山和增田官房长官一起待在吉田首相官邸时，竟借口有事，中途就回去了。据我的推测，对方（“他”）遇到了严重障碍，当时没有联系上。于是，多半重新约定五曰上午九点以后在三越地下铁道见面。请读者设想一这个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障碍”恐怕是指“他”已经落到阴谋者的手里了。给下山打电话通知改变约会的那个人佯称是“他”的代理人，那个人用拷问等方式从“他”口中得到了与下山联络用的暗号等等细节。 据我推想，前一天（四日）下山所以在警视厅总监室、法务厅和国铁的公安局长室等处徘徊，举止非常奇怪，神色惶惑不安，或者就是由于觉察到了“他”遇到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他”遇到障碍——也就是说，与下山失去了联络，使下山威到不安，怕“他”会在工会方面露了马脚，被拘禁起来，遭受私刑。因此，下山在警视厅和保安部门瞎转悠了一阵，但是终于没有下决心说出来。他只是激动地做出一些奇怪的言行。 这时，“他”打电话来联络了，下山等得正急，就赶快去接。与工会的谈判已经到了决定关头，一刻也不能犹豫了。等了好久才盼到的联系电话，是“他”的代理人打来的，转告了“他”的话，这也没有引起下山的怀疑。下山如约来到了三越。但是对方本人呢，却没有来。 八 下山虽然没有见到“他”，却遇上一个可以代表“他”的人——比方说，联络员一类的人。于是他俩就一起走去（参看三越店员的证词），大概没有乘地道车，而是从三井银行总行那边的地下铁道口走出去的。那与大西司视在等着的三越正门的方向正相反，拐了个弯，大西司机是看不见的。从布置阴谋的人们来说，在这段时间内，附近连一个认识下山的人也不能有。 下山从地下铁道另一个方向的出口走上去时，有一辆小轿车已经在等着他了，那人让下山坐上去。这时，下山发觉了阴谋吗？我认为大概还没有发觉。当然，为了防备下山发觉自己陷入了圈套，策划阴谋的人一定毫不疏忽地做下了万全的安排。 读者大概会记起鹿地亘先生被绑架的情况。但是下山的事情是白天发生的，况且下山又是日本的高级官员，总不能连踢带打地把他推进车去。如果下山发觉了，也许对方会从左右两边用手枪对准他的侧腹——这个假想是不无现实根据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为了去跟“他”见面，下山坐上了车子。那个人大概告诉下山目的地很近，三五分钟就可以到。 在这种时刻，照例以绑架者所乘的车子为中心，前后都有其他车子掩护。车子毫不显眼，旁人根本看不出是在掩护。绑架下山达一次，三越和三井银行总行之问的窄路上大概也有四辆不引人注目的车子在掩护，但是下山却没有注意到。后文还要提到这一点。 车开动了。这辆车子从三越出发时恐怕用的是日本的白牌照。车子朝某处开去，掩护的车子也尾随着它。半路上一定换乘了车子。这次大概是一辆黄牌照的车子。当时黄牌照标志着外国人使用的车子，日本警察是完全无权查问的。 大体上可以推想得到，下山是在什么地方被迫换乘这辆车子的。大概就是当时美国“反间谍队”总部所在地的邮船公司大厦一带。情报部在这里有专用房间。下山大概半路上方才发觉自己落入了圈套，但为时已经太迟了。一旦进了美军的大楼，就不可能向外界呼救了。 那以后，黄牌照的车子朝哪儿开去了呢？ 加贺山之雄写下了大意是这样的话： “有人亲眼看见下山搭乘的车子，说它是从国会大厦朝狸穴那边开去的。这是与下山面熟的人说的，看来至少比一次也没见过他的其他目击者的话要准确一些。” 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确实替我们写下了一篇出色的“推理小说”。我的推测和他的也差不多。为什么呢？因为按他们惯用的手段来说，是不会直接朝目的地开去的。一个原因是需要给下山和绑架他的人一段时间在车里谈话，另一个原因自然是为了避免目击者推测出他们到哪儿去。 绑架下山的车子多半是蜿蜒曲折而行，结果是从南到北，横跨甲州公路、靑梅公路，穿过川越公路。 那末下山被绑架到哪儿去了呢？沾在他内衣上的粘糊糊的发黑的“油”和美丽的“色粉”就可以说明了吧。 但是按照行文的顺序，关于下山被杀害的第一现场的推测我预备留到下面再谈。 在现场上下山是以什么方式被杀害的呢？请读者追忆一下本文开头所提到的下山尸体里血液稀少这一点。警视厅说：“由于当天下着雨，血被冲走了。”但是最初发现时，斋藤站长抱起下山的尸体，看到下面的小石子是干的。如果流过血，下面的石子上当然应该沾着血。如果血被雨水冲走了，下面的小石子也应该被雨淋湿才成。然而小石子既没被雨淋湿，也没被血染污，似乎可以证明下山被轧时没有下雨，并且下山的尸体里从一开始血液就非常少。 侦查员们一定把现场的土深深地挖过。但是检查的结果，土里却没有血渗透进去。考虑到血液稀少以及下山尸体的位置，这就使我们猜测到一种杀害的方法。 下山尸体的姿势是俯卧在铁轨上的，左手弯着，右手伸到轨道外面。下山的右肩胛正好摆在铁轨上。只要想一想这个事实就明白了：尸体尽管轧得七零八碎，但只有右臂是从肩胛处轧断的，上臂以下的部分则仍是完整的。也就是说，由于轧断了肩胛，通过右膈肢窝的动脉部分完全被轧烂了。 杀人的方法中，除了使用刀子和注射毒剂之外，还有抽血的办法。日本人行凶时，一般是不会想到使用后一种办法的。那是怎样的方法呢？在外国，常有那么一种抽去全身血液致人死命的方法。在下山的情形下，从肩胛被压烂这一点来看，也许是从右膈肢窝的静脉抽出血去，为了消灭痕迹才把注射过的地方放在铁轨上让火车轧的吧？古畑博士也做过这种推断。 下山其实大概是在赤裸状态中死的，这与那种杀害方法也不无关系。也就是说，是不是他身上只剩了件内衣，由暴徒按住被抽去血液的呢？也许是被踢中要害，昏迷不醒时被抽去血液的。（xxxx和睾丸有内出血。） 不管第一现场是在哪里，究竟是用什么方法把下山运到第二现场——也就是被轧的地方去的呢？ 第二现场是在铁轨上，首先令人想到尸体是利用火车运去的，其次大概就是汽车。但是《白皮书》上写着，用火车把尸体载运到现场上去是不可能的。（这里首先要说明这一点。） 其次是汽车。但是看了现场就能明白，汽车开不到铁轨那儿。汽车所能开过去的路，离辗轧的地方很远，因而如果用汽车运，只能在那里把尸体卸下来，然后用人力把它横放在铁轨上。 警视厅侦查一科起初假定下山是被谋杀的，因而做了个实验。他们做了一个相当于下山体重（二十贯）的稻草人，由侦查员搬到现场上去。关于这事，《白皮书》上是这样写的： “假定是渡过常磐线荒川放水路铁桥，从对岸的千住方面把尸体搬来的。但是侦查的结果，铁桥上的过道只铺着两尺来宽的木板，板子也不完整，有些地方还破损了，因而白天空手走起来都感到困难。上行和下行电车最长相隔二十三分、最短相隔四分钟就经过一次。单独走大约需要十分钟。夜里不能通行。看起来由两三个人搬运尸体走过去似乎也是不可能的。再说，从铁桥沿着轨道旁边走到现场约莫需要三十分钟。如果搬运的话，想来列车、电车的乘务员是不可能看不见的。曾经假定尸体是从常磐线和东武线交叉处的陆桥下面搬运到现场来的二十贯重的沙袋沿着能够通行的道路做了实验，结果断定，可能性虽然是有的，但是极为困难。” 这么看来，不像是用汽车运的。 估计从汽车所能开到的地方走到现场需要三十分钟，搬运尸体是不可能的。那末，除了利用火车以外，就绝对没有旁的搬运办法了。也就是说，只能是这样：列车从现场经过时，从车里把尸体扔到现场的铁道上，先把它藏起来，再让下一趟列车轧过去。 那末，现场的情况符不符合这个推测呢？前面已经提过，现场的枕木上沾有点点滴滴的血迹。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事后美国宪兵曾乘吉普车到现场，把沾在枕木上的这些血迹都刮掉了（据推测，美国宪兵是刑事侦查部派来的）。但是鲁米诺尔反应（鲁米诺尔反应（luminoltest）法医学上用的显证血痕的试验方法。——译者注）试验证明铁轨上确实沾过血迹。从辗轧现场向上野那边——即沿着火车开过来的方向——走二百米的地方有个信号灯，再从那里往上野那边走三十米就是个道口，血迹是在道口下行线的枕木上发现的。血迹的鲁米诺尔反应中断了约莫一百米，但是接近现场时，血迹又出现了，一共发现了五十二处。 枕木以外的地方也有血迹。走下铁道路基，在现场——靠上野右边的洼地上有一间细长的、搓麻绳用的小屋。往麻绳小屋上面浇鲁米诺尔液的结果，小屋的门上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应。 东京大学法医学研究室曾经化验过枕木上的血迹（《朝日新闻》记者矢田发现了没有刮掉的部分），看看它是否与下山总裁的血液同一个类型。血迹只剩下一点点，好容易才查明是amq型的——那正是下山总裁的血型，而且是一种稀有的血型。 这么说来，似乎可以做这样的推断：按照血迹的顺序来看，尸体是在最初发现沾有血迹的枕木那个地方从列车上撂下来，由什么人运走的；在半路上，血液滴落在轨道上了。尸体由现场附近被运到麻绳小屋去，暂时藏在那里。这时候是由高个子来搬运的。因此，门上沾的血迹很高，看来像是那些人把沾在手上的血抹上去的。 从列车上撂下来的尸体为什么要先搬到人们看不见的麻绳小屋（当时这间孤零零的小屋里没有人）里去呢？不用说，是为了等待下一趟列车来轧它。 那末是哪趟列车把尸体运到现场来撂在那里的呢？只要看看在辗轧死尸的那趟列车以前开过去的列车就清楚了。 警视厅也曾作了这样的假定，并且对轧下山的列车（第八六九次货车）以前开过的第二九五次货车做过调查。《白皮书》上记述道： “七月五日下午十点五十三分从五反野现场经过的第二九五次货车挂有空车皮六节、客车二十六节，连同机车和乘务员车，共计三十四节。经过实际侦查的结果，证明关于会利用该列车或所挂车皮（拖至金町车站）搬运尸体并在现场附近撂下来的推断是不能成立的。” 这就是说，经过侦查，并没有从列车往下撂尸体的痕迹。但是紧接着这一项，又有如下的记述： “这趟列车在五日下午七点五十八分到达东北上行线田端一号线，然后将货车进行整编，九点五十九分由该站三号线发车，下午十点十三分到达北千住车站。停车约三十二分钟，以后在绫濑未停车，在金町车站停车时被第一二〇一次列车赶了过去。当时车上还载有打零工的。乘务员沼田是个模范乘务员。”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问题来了。在轧下山的第八六九次货车前面驶过去的不仅是拖有客货车的第二九五次货车，还有第一二〇一次列车——这正是占领军的军用列车。 “占领军的军用列车是下午十一点十八分从现场开过的。在轧下山的列车驰过之前不久，第一二〇一次下行列车曾甶现场经过，车上有司机荒川九，助手二名，乘务员一名。该列车是占领军有关方面的，一般人当然不能搭乘，它还受时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所以不容对它怀疑。”（《白皮书》〕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现列表如下： 〈列车〉〈经过现场时刻〉 二九五次货车十点五十三分 一二〇一次列车（占领军专用）十一点十八分 八六九次列车（乳下山的列车）零点十九分 二四〇一m号电车（发现尸体）零点二十五分 既然警视厅进行侦查的结果，第二九五次货车没有往下撂尸体的痕迹，那末该厅为什么没有对第一二〇一次列车（占领军军用列车）做同样的侦查呢？警视厅的记录上写着：“该列车是占领军有关方面的，所以不容对它怀疑。”这样，根本就把它置之度外了。但是无论假定任何办法，除了这趟军用列车，再也做不出更合理的推测。 这里就令人想起沙格农的话来了。他口口声声总是说“我的铁道”，扬言日本的铁道是听任他摆布的。就他掌握的权力来说，譬如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临时让这趟下行线第一二〇一次军用列车发车，也是轻而易举的事。运输司令部是由他主管的，行车时间表在占领军的掌握之中。以当时日本警察的权限来说，也只能像记录上所载的那样，说一句“该列车是占领军有关方面的，所以不容对它怀疑”，不了了之。可悲的是即便嫌疑再重，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办法来调查。 占领军军用货车是十一点十八分从现场经过的，而轧人的列车是零点十九分经过的，中间有约莫一小时的间隔。 根据这一点来推测，从第一二〇一次列车撂下尸体以后，还有充分的时间来做准备，把它先搬到麻绳小屋去，然后再把它摆在轨道上，让一个钟头左右以后才经过的列车来轧。 轧下山的现场与当时美军总司令部所使用的宾夕法尼亚铁道公司日历上的照片非常相似，因而成了话题。下山总裁担任运输省次官时，次官室里就挂着这样一幅日历。 但是，也可以认为这是偶然的吻合。问题在于现场的弯道的情况。下山总裁就是在从弯道那里靠近绫濑车站五十来米的地方被轧的。 提起弯道来，“松川事件”和北海道的“芦别事件”（一九五二年七月美日当局，为了镇压日本共产党和左翼工会会员而在北海道制造的炸毁铁道事件。一九六三年，被告地主照井尻正夫被宣判无罪。但其时井尻已因病死去。——译者注）也同样发生在弯道附近。 难道这都是偶然的吗？三次都发生在弯道左近这样一个共同点恐怕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安排的。也就是说，策划这一阴谋的凶手一定有利用弯道的习惯或是善于使用这种手段。 如果把下山的尸体从火车上撂下来，火车开到弯道那儿时一定得放慢速度。关于怎样利用弯道，凶手事先恐怕做过充分的研究。 但是，日本到处都是这样的地形。不过凶手方面必须把弯道的情况和附近地区的情况都充分估计进去。 假若打算把尸体装在第一二〇一次列车上，五日下午十一点十八分把它撂下去，在拟定计划时需要有绝对的条件。那就是说：附近不能有一个人过路，也不能站着一个目击者。凶手方面想必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在七月五日以前花费几天工夫来调查现场在这个时刻的状况。他们一定业已查明：从东武线与国营电车道（常磐线）交叉的地点沿着东武线的铁道路基朝浅草方向倒着走，是绝对碰不到人的。这一点把握很大。还查清这一带两边住户的房屋都背朝着铁道，尽管路基脚下两边都有小径，但并没有过路的人。也就是说，只要不使用引擎声很响的汽车，谁都不会注意到凶手们在那里干了些什么。 凶手们大概是先在现场征了周密的调查，然后才定下把下山的尸体遗弃在附近的计划的。 那末，在那儿被撂下来的尸体怎样了呢？一定有几个人藏在铁道路基脚下等待列车经过；尸体从列车上撂到现场之后，他们马上就把它抬起来，暂且放进铁道路基侧面的麻绳小屋里。这附近的铁轨上发现有amq型的人血反应，那血大概就是从尸体膈肢窝里被割断了的动脉管中滴落下来的。 尸体就这样暂时被抬到麻绳小屋里去。这时抬尸的那些家伙手上大概也沾了血迹，所以才抹在小屋门上的。在预定的列车开来之前，还有约莫一个小时的间隔。没等第八六九次货车开到，他们就把尸体从麻绳小屋抬到相距一百五十来米的绫濑方面去——也就是说，抬到靠陆桥的那边去。在这个地点也查出了人血反应。从这里到轧下山的现场有六十三米，在四个地方发现了同一个血型的血液反应。 在这种情形下，负责把尸体运来、在现场附近撂下来的任务，以及等着把尸体放在指定的地方好让列车轧的任务，大概是由两个不同的班担负的。这两个班之间没有横的联系，他们各自按照上级的命令单独行事。 利用列车搬运的那个班大约是某地区的特工人员，而接受尸体把它放在铁轨上的班又是另一个地区的特工人员。 有关“下山事件”的全部策划，可以说都采取了这种办法。按照他们的办法，决不让执行任务的各班相互之间有横的联系，也不让一个班去包办全部过程。他们通常都是调集各地区的特工人员，让各班分开来干。 因而，在“下山事件”中也分为：绑架，负责在第一现场杀害，从第一现场（利用火车）搬运尸体，以及收下尸体并放在轨道上等等几个班。他们都是单独接受命令，绝不知道别的班在干些什么，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当然，遥遥指挥这一切的人是坐在某座楼房里面的，他只消按按电钮，使各方面的机能发动起来就成了。那个替身也是另一个地区的特工人员。 这里就令人联想到“下山事件”发生之前，田端机车库里发生过种种怪事。 就在事件发生的头一天——七月四日上午十点半左右，有人给在上野广小路的铁道弘济会总部社会福利部工作的宫崎清隆打了电话。 那人说：“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要把吉田（指日本当时的首相吉田茂。——译者注）或下山杀死。你要是吵吵闹闹，声张起来，或是捣乱，你也别打算活命。” 宫崎问道：“你是谁？” 那人说：“别管我是谁。等革命的时期一到来，在战场上见分晓吧。到那时候你就知道我是谁啦。”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四日上午十点半，那正是下山总裁失踪的前一天。还有一件事是前面提过的：事件发生的那天（五日）下午七点到七点半之间，东京铁道公司工会分会的一个会员走进分会的屋子里，告诉正聚在那里的许多会员说： “刚刚有人打电话来说，总裁因汽车出事死啦。”于是，大家都发出了喊叫声。后来调查了打电话的地方，原来用的是部里的铁道专用电话，据接线员说： “七月五日下午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有个电话要六十七号（六十七号是国铁工会东京分会），亮西是交换台左上方的指示灯，不是二二三八号（原为乘务员休息室）就是二二一八号（田端机车库职工休息室）。” 于是，马上就调查起这两处的电话。前一处没问题，可是田端的电话是五日快到晌午才安装的，六日早晨，装有这架电话的屋子的锁被撬开了。显然有什么人在这间屋子里用过刚装上的电话，散布了“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的话。本文一开头也提到过，对这件事虽然进行了侦查，却未弄清楚究竟是谁打的电话。 前面已经说过，为了调查五日是谁值的夜班，侦查员把值勤簿调了来。一看，七月一日到五日的部分已被撕掉了。 打电话的恐怕也是特工班的骨干，其任务大概只是打打“下山总裁因汽车出事死了”或是“我要把吉田或下山杀死”之类的电话。 此外，写好“让下山在黎明前祈祷”或“杀死下山”字样的传单，并贴在靠近新宿甲州公路的陆桥上，一定也是特工班干的。这种传单好像在下山总裁失踪的前两三天就已经贴在那儿了。 也就是说，特工班一方面还预告了要杀人，充分制造了下山总裁会死于非命的气氛。这令人想到：下山总裁的命运至少在失踪前两三天就已经决定了。当然，贴传单和打电话的家伙们自己大概并不知道下山总裁真会被干掉。也许还以为上级命令他们发出“预告”只不过是为了扰乱人心呢。 九 最后该谈谈油和色粉的问题了。 《读卖新闻》记者堂场肇的《“下山事件”解谜》一书中对这事有这样的记述： “据说主张自杀论的警视厅一科完全没有进行关于油的侦查。该科大概一开始就决定对这个问题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只说声‘那是机车油’，就轻轻地滑过去了。（中略）但是秋谷博士的意见却相反。他很有把握地断言：沾在衣服上的油和机车油完全不同。东京地方检察厅和侦查二科根据秋谷博士的鉴定，对油又进行了侦查，据说结果正如下面所提到的那样：查明了这种油与机车油不同。总裁衣服上的油与机车油不同，其根据如下： “首先，沾在衣服上的油与机车所使用的油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发生事件的那个时期，日本正闹油荒，铁道方面大概也不能经常使用规定的油。但缺乏的只是动、植物性油，矿物油并不那么缺乏。（中略）其次，所沾的油过多。前面已经提到过，从总裁衣服上取下来的油共有三百克。袜子和兜裆布都浸满了油，活像是油缸里捞出来的。被轧死的人也有被车上的机油沾污的，但总裁这种情形，与其说是被油沾污了，还不如说是浸在油里了更确切一些。以后曾经让d五十一号机车轧过三件西服，试验了衣服上究竟能沾上多少油，结果所沾的油少得可怜。后来又派人钻到轧了总裁的那辆d五一六五一号机车下面，用布揩拭了车底。把油好像特别厚的地方揩拭得格外仔细，结果布上却只沾了约莫十五克的油。” 秋谷博士研究的结果，据说明确了以下几点： 一、断定衣服上所沾的油为米糠油和极少量的矿物油。 二、这种米糠油是昭和二十四年春天（“下山事件”发生前数月）榨的油，以后经油脂公团（政府统制油脂的机构，现已撤销。——译者注）东京分所分配给东京都内大约九百家工厂。 三、事件发生时使用这种油的主要行业有下列三种： 1.肥皂工厂（肥皂原料） 2.炼铁工厂（悴铁用） 3.皮革工厂（硝皮革用） 但当时日本正缺乏油，因此，除了这些工厂以外，橡胶工厂似乎也使用这种油。 警视厅侦查二科根据这几点对油进行了侦查工作，从东京都内外的工厂搜集了一百几十种油，与衣服上沾的油做了比较检查，但终于也没有发现一种性质完全相同的。 131 从向岛的m制造厂、三河岛的s制造厂、千住的n皮革工厂、田端的s制造厂、本田涩江的d工厂、葛饰的t橡胶工厂、小松川的k制油工厂、五反野的m油脂工厂这八家工厂发现了非常相像的油。尤其是千住的n皮革工厂，从那里的专用码头乘船逆流而上，可以一直驶到轧下山的现场附近，所以对该工厂进行了特别周密的侦查。但是没有在任何一家工厂发现可疑的痕迹。 不知怎地，对侦查油的工作最为热心的侦查二科股长吉武警部补，在侦查的中途就被调到上野警察署去了。 侦查的结果，从东京都内任何油店也没有找到性质完全相同的油。色粉的侦查工作好像也走进了死胡同。我认为从市场上所买不到的这种油和色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估计到下山被杀害的现场在什么地方。 内衣上粘糊糊地沾了一层油。为什么油只沾在内衣上呢？横在铁轨上的下山尸体好像确实是盖着衬衫和上衣的——也就是说，衬衫和上衣并不是穿在尸体上，而是盖在上头的。从尸体虽被轧断、衬衫和上衣却一点也没有破碎一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尸体穿着这些衬衫和上衣，它们一定会和尸体一起被轧破或是扯碎的。 下山在第一现场被杀害时大概是处于赤裸状态，被搬运以及横在铁轨上时也仍是赤裸的。这么说来，上衣和衬衫等是和尸体分开来运去的，并且多半是把赤裸裸的尸体横在铁轨上后才盖上去的。 那末，为什么没有给横在铁轨上的尸体穿上衬衫和上衣呢？ 这里就令人联想到预定让它来轧下山的第八六九次列车从田端机车库发车的时间迟了八分钟的事。这时，不知什么人把轨距扳过来了，管叫醒司机、司炉和助手的人忘了叫他们，耽误了发车时间。 关于这件事，负责让火车轧断尸体的那班人大概已经接到通知。他们知道火车比预定的时间迟了八分钟发车，以为火车从现场经过时也要误点八分钟。于是就估摸着时间放下尸体，动手给它穿衬衫和上衣。谁知道第八六九次列车为了赶点，开足了马力，接近现场时已经快赶上原规定的时刻了。处理尸体的那个班看到这种情形，大概就慌忙跑掉了。他们来不及给尸体穿上衬衫，当然也来不及往尸身上套上衣，充其量也不过是把这些东西盖在尸体上面而已。鞋也是一样，来不及把两只鞋都给尸体穿上，有一只鞋就那么丢在那儿了。于是，就产生了这样奇特的现象：脚被轧断，鞋却没有轧坏。 下山的内衣上所沾的“油”，以及从衬衫和上衣里抖出来的“色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关于这个疑问，可以想到的答案有两个。 一个推测是：下山是在沾了油的地方被杀害的。上衣和衬衫也曾经被放在有色粉的地方。 另一个解答是：油是下山的尸体在被搬运的途中沾上的。色粉是上衣和衬衫被运来时沾上去的。 如今已经无法确凿地推测出下山的尸体究竟是怎样运到现场的了。如果是放在一个容器里运去的，而容器底儿上又剩有油，那末这油当然会浸到尸体上。此外，还有写在日暮里车站厕所里放东西的板子上的“5.19下山捅”那六个字。“捅”被认为是汽油桶。如果是汽油桶，里面有这样的油也不稀奇。但是这油主要是粘糊糊地沾在尸体的右胁上。如果是残留在汽油桶里的油，应该是在桶底儿上；以放尸体的位置来设想，似乎不可能连兜裆布都粘呼呼地浸透了油。当然，如果把汽油桶横过来，倒有这种可能性。但是汽油桶横过来不如立着放安全，一般都是立着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那不是汽油桶，而是个方形的箱子一类的东西——也就是说，能够当棺材用的。那末，下山的尸体是不是以右胁朝下的姿势放进箱子里去的呢？根据这种假定，我们眼前所浮现的箱子的形状就是长方形的。桶也许指的就是棺材。往现场的轨道上撂的时候，大概只是把尸体撂下来，容器仍随着原车被运到旁处去了。假若不是这样而是连同容器一起丢下去的话，则不仅下山的尸体上沾着油，连轨道的枕木和麻绳小屋里多少也应该沾上一些油。 其次是“色粉”：很容易推测得到上衣和衬衫是与尸体分开运去的。恐怕上衣和衬衫是用纸什么的包着运到现场的。这时，那个替身已经完成了任务，脱下上衣由什么人交给处理尸体的那个班了。这样推测也未尝不可：“色粉”也许是先沾在包装纸上、然后又沾在衬衫和上衣上的。凶手却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包装纸上有粉。纸大概是放在有这种“色粉”（也许是染料）的地方的。不管怎样，桶也好，纸也好，都是一向放在下山被杀害的那个地方的。还可以推测，包装纸也是属于同一现场的“东西”。 这个现场在哪儿呢？拿建筑物来说，恐怕是比我们所能设想的要宽敞得多的、有着大型设备的地方——比方说，是个类似“工厂”的地方。这个“工厂”大概又是个面积相当大的建筑物。有着色粉和米糠油的工厂会是个什么工厂呢？根据用火车运尸体的假定，我认为这个地方离发车的车站很近。 引人注意的第一二〇一次列车是占领军专用列车，原来这趟列车是在品川机车库编成的。可是它还要开到田端机车库里去一趟。各条线的货车都开到那里，再挂上车皮，然后发车。可以想象得到，这些货车是从专用支线开到这里来的。既然是“工厂”，大家一定都会联想到专用支线。 货车从“工厂”的专用支线被拖到田端机车库，与其他货车编排成长长的列车，然后再被拖走。 第一二〇一次列车是占领军的列车，因而铺设着专用支线的“工厂”当然不会是日本人所经营的工厂。 只要想到靠近田端机车库的美军机构的“工厂”，大概谁的脑子里都会浮现出当时荏那里占有庞大地皮的某一机构。专用支线并入正线之后，这一机构的位置就该与王子、田端、日暮里形虑一条直线了。 提起日暮里，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写在该车站厕所里的“5，19下山桶”字样。这件事难道与我的推断毫无关系吗？请读者来判断吧。 还有色粉和油，这与该机构的内部有没有关连呢？附近有没有修理和供应“武器”的工厂呢？比方拿色粉来说吧，发靑的绿色是非常有趣的。白、红、茶色的数量很少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在日本被占领时期曾见过外国武器的人，大概会想起那是暗绿色的，也会想起军事上伪装的颜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推想下山总裁被杀害的现场必是在北部地区的某处。那里应该有个修理和供应武器的“工厂”。附近的人们一定看到过有人利用专用支线往货车上装坦克和高射炮。只要想想这些武器的颜色就成了。这条专用支线该是通往某车站的。“工厂”里的东西装上货车后，就由专用支线运走了。 那里既然可以“修理”机器一类的东西，应该是与色粉有密切关系。至于米糠油，只要想想这是涂料工厂和皮革工厂所使用的油就成了。在这个“工厂”里，皮革也是必需品。米糠油除了用作涂料之外，还用在研磨机上或在炼铁时使用。在这个工厂里，这些用途样样都是不可少的。从这里就可以推想到工厂里大概放着许许多多只装油的桶。 可以推测到，这个“工厂”里还驻有“反间谍队”的一个分队。 第一现场的特工人员的任务是把尸体从第一现场运到第二现场。第二现场的特工人员的任务是把尸体放在铁轨上。做替身的那个班所担负的也是独立的任务，管绑架的那个班也只负责他们那一部分工作。这几个班彼此之间没有横的联系。 十 有一个叫新谷波夫的人在《文艺春秋》周刊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这样：、 他（新谷波夫）是大阪“反间谍队”的骨干，由他的上司——一个叫作约翰·田中中尉的二世带到东京来了。不知道任务的内容是什么。他开着吉普车，把车停在小川町的三菱银行那里。过了约莫一刻钟，一辆黑色“别克”牌汽车从银行侧面开了过来。 “于是，田中下命令说：‘跟上那辆车！’我开着车跟在那辆车后面跑。从松住町追到万世桥，快到万世桥的陆桥时，也许是因为开得离前面那辆车太近了，它闪开路让我们‘超车’。没办法，只得赶过去。可是又怕它半路上拐弯，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等那辆‘别克’，好再跟踪它。‘别克’从天神下穿到御徒町，又从松坂屋前面折过来开到神田车站。到了神田，‘别克’在同一个地方兜了两个圈子。我们也跟在它后面兜了两个圈子。这时，田中说：‘成了，再到国铁总厅去一趟。’他大概和别的车联系上了，以后就由那辆车去跟。 “回到国铁总厅之后，田中到里面去了约莫五分钟，出来就说：‘赶快到三越去。’我把车开到三越后门，将田中送进去后，就把车停在停车场。 “我等了一会儿。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田中拿了个茶色牛皮纸大信封走出来，递给我说：‘你带着这个，一直回大阪去。我还有事，不用等我，马上走。’说完就又走进三越不见了。我觉得好像被狐狸迷住一样，一时发了楞。那天晚上我就照他的话一直回到大阪去了。信封里装的是国铁裁员名单。我从报上知道发生了‘下山事件’。但是我连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与这个事件有丝毫关系。” 据说这个约翰·田中中尉确实在大阪的“反间谍队”里工作过——他就是大阪“反间谍队”的头目。在他下面还有前宪兵中士、前京都地方检察厅厅长、前中部（日本本州岛中部，行政系统上包括新泻、富山、石川、福井、长野、山梨、静周、歧阜、爱知九县。——译者注）宪兵司令部特高股分子等，构成了一个班。新谷波夫则是这个班的下级特工人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绝不能让各个班知道他们各自的任务，每个班只是基层组织中孤零零的一个点。这个点绝对不能和平行的班有联系，上下的联系也只有各班的头目才知道。这些形形色色的班通统由情报部中央的高级人员来掌握。就“下山事件”来说，各个班大概是由各地召集来的，并没有告诉各班将交给他们什么任务，上级只是根据各班的特长选出了他们，并命令他们到东京去。他们来到东京后，刚刚完成连自己都不知道底细的任务，仓促中就又纷纷离开东京。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的特工人员。这些人现在大部分都怎样了呢？一年之后发生了朝鲜战争，这些特工人员如果是军人，也许就被送到最危险的火线上去了吧。反正在某个时期到来之前，这个事件的全貌是无法弄清楚的，凶手大概也是永远抓不到的。 日本人经营的工厂有跟下山身上所沾的米糠油（即所谓“下山油”）类似的油，但没有完全相同的；色粉的真正性质也没有公布出来。秋谷博士曾经给检察厅写过鉴定书，但是他绝口不谈该鉴定书的内容。从他所说的“谈出来就会弄清楚惊天动地的事实”这句话，大概就可以知道“油”和“色粉”的真正性质了吧。 下令制造“下山寄件”的人究竟是谁，恐怕是永远也不会弄清楚了。没有真凭实据是不能光凭想象来说的。不过，下面这些话似乎是可以说的。加贺山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 “可是我认为下山总裁并没有白死。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国铁的大规模裁员也逐渐有了进展，终于顺利完成了。在这次大规模裁员之后，原来受到工会压力的战后企业界也能安下心来努力从事公司的复兴工作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又是促成日本经济复兴的契机的划时代的一年。因此，下山总裁的死是个有价值的牺牲。我衷心认为，下山总裁在九泉之下想到这里，也会聊以感到欣慰的。” 这是从结局上来评论“下山事件”的。然而也可以把结局论倒转过来——也就是说，谁也不能断定没有人由于预想到这样的结局而阴谋策划了“下山事件”。 这就是说，谁也不能断言，策划这个阴谋不是为了“顺利完成”国铁裁员工作，为了镇压日本“走得太远了的民主运动”，并把日本拉到唯一的途径上去，以便将来对抗外国共产势力。 阴谋策划者原打算让人觉得下山总裁是“自杀”的。但是警视厅的二科却并不认为他是自杀的，而断定他是被谋杀的，并且沿着这条线索侦查起来了。在阴谋策划者来说，即使人们把下山看作是被谋杀的也没关系，只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想使人家认为这是共产党方面干的。事实上，他们也确曾做过这种宣传。但是东京地方检察厅和警视厅二科沿着谋杀案这条线索追究时，侦查工作转到奇怪的方向去了——也就是说，这条线索逐渐变得很不符合阴谋策划者的心意，甚至使他们感到了威胁。如果作为谋杀案来调查，他们本来想把这个事件揑造成为日共方面的阴谋，这时只好下令停止作为谋杀案侦查下去。想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东京地方捡察厅和警视厅二科的侦查工作才遭到了挫折。 也就是说，阴谋策划者在这个案件中布置下两种疑云：自杀和谋杀。在自杀方面，预备了那个“替身”。那末为什么不把它单纯地作为“谋杀”，好让人家觉得那是“赤色分子”策划的呢？关于这一点，不妨作以下的解释。 笼统说来，当时日本的治安机构中，国警由美军总司令部情报局掌握，而自治警则由民政局掌握。检察厅也在民政局的掌握之下。 美国特务机关的头子在策划谋杀下山总裁时，一定想到事件发生后，会由民政局支配下的东京警视厅来担任侦查工作，也会想到东京检察厅要指挥这个工作。警视厅的侦查技能之优秀是世界驰名的，这一点，他们大概也考虑进去了。他们也料到，检察厅和警视厅侦查的结果，也许会识破“共产党员和‘赤色分子’中的急进派杀害了下山总裁”的说法是站不住的，在这种情形下，与情报部对立的民政局也许还会责备这个阴谋策划得拙劣。当然，这件事不会在日本人民面前公布，而是采取向麦克阿瑟和美国本国汇报的形式。即便没有发生这一事件，民政局也已经在调查情报部部长威洛比的贪污问题了。 因此，特工班最要防范的就是民政局。为了避免下山总裁是“赤色分子”谋杀的这种说法在侦查阶段就露出破绽，就得事先准备好转圜的余地，所以才放出下山总裁自杀论，以至“替身”这条伏线为吧。也就是说，特工班同时布置了自杀、谋杀两种疑云。如果情报部把治安机关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下山事件”就一定会策划得更干脆一些。 至于那个“替身”是谁，我是有个想法的。当时的检察厅更不会不知道。事实上，对“替身”也曾经追查过，但是自从下山总裁自杀论出现之后，追查就停止了。 有人（譬如，评论家平野谦）看到我这样写，就说：“替身”一节未免太巧合了吧。但是，连当时和下山总裁不睦的加贸山副总裁都认为有个“替身”。我相信以上的推测并没有错。’ 那末警视厅为什么不干干脆脆断定它为“自杀”案呢？阴谋策划者为什么没有让该厅明确公布这一结论呢？ 会不会是故意不正式下判断，好隐隐约约留下谋杀案的气氛，以便在社会上一般人的印象中永远保留这样、一片疑云：是不是日共或者过激的国铁工会会员干的呢？还有一个原因是，正式公布案情为“自杀”，警视厅毕竟感到犹豫吧。 但是又不能不拿出点结论之类的东西，这样才利用所谓《“下山事件”白皮书》的形式非正式地公布出来。 据传，这份《白皮书》不知是什么时候从警视厅的保险库里拿出来，由某人卖给杂志社的。但是也有人说，这个计谋是由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某人主使的。 关于这个事件，社会上流传着种种谣言。举例来说，昭和二十七年七月，有人向各工会散发了一份奇怪的英文文件，上面写着；“在下山国铁总裁被杀害地点附近的地面上，有美军大皮靴的痕迹。到过现场附近的几个人曾经向警察报告这样一个事实：当时有一辆美国军用卡车从犯罪现场附近的桥上经过。运输省某官员还提出证词说，他曾经在国会大厦旁边的马路上看见下山和一个美国人同乘一辆美国汽车。这些证词并没有引起重视。”还风闻坎农机关与此事件有关，但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事情不可能是由坎农这样一个下级机关来策划的。 以上是我按照推理小说的方式所做的推测。如果把“下山事件”当作推理小说来看，那末再没有规模此这更庞大的阴谋了。 《“下山事件”白皮书》是硬沿着自杀论的前提做出的报告书；所有涉及谋杀的材料都被排除出去了。当然，我绝不认为侦查一科的那几位站在最前列的侦查员从一开头就受到某种约束才主张自杀论的。但是他们的重大错误在于到达现场后，仅凭直觉就遽然认为下山是自杀的。正如侦查一科科长堀崎所说的：“多年从事谋杀案侦查工作的结果，一到达现场马上就会凭着直觉感到这是谋杀案。但是在‘下山事件’的情况下，没有这样的直觉。因此这是自杀。”（引自加贸山的文章）恐怕这是侦查一科的最初的印象。 自杀论的有力根据是：盖在尸体上的下山上衣口袋里装着现场上的杂草，说是与前文中所引的目击者山崎竹子的证词一致，但是这类东西，事后愿意装进多少也容易办到。 对下山的谋杀就是为了挫败日本“走过了头的进步势力”而策划的阴谋。下山所以特意被挑选为这一震撼人心的事件的主人公，大概是因为他作为国铁总裁，坚持独自的立场，对美军总司令部或沙格农的方案进行过抵制。下山的错误就在于他始终把国铁裁员问题理解为一个行政措施或是经济措施，他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激怒了那个以至高无上的主宰自居的沙格农及其背后的庞大势力。下山的悲剧就在于他太迂阔了。 在国铁裁员问题上，下山总裁坚决反对美军总司令部单方面所制定、企图硬让日本官员照样接受下来的方案。因此，尽管沙格农催得很急，他还一再拖延时日，设法拟定自己的方案。 下山不期然而然地就任了总裁。据说，他私下里对国铁工人是颇有理解的。当初美军总司令部所提出的裁员方案包括大批人员，下山一直进行抵制。下山总裁死于非命之后，国铁工会方面甚至还由副主席铃木市藏致了悼词。但是这份悼词终于没有在下山的灵前宣读。 “悼词 “下山先生，您突然竟遭此惨变，我谨代表全体六十万工会会员来此向您致以衷心的悼念之词。 “国营铁道公司目前面临着极其困难的问题。据说当此时际，人多倾向于规避就任第一任总裁，而您却毅然决然挺身而出，应承下来。 “作为工会代表，我们对您素日的心情了解颇深。每次我们坚持自己的立场，您都以诚意相待。我们至今犹相信只有您是了解我们的真意的。 “这次精简机构，意义深远，甚至足以左右日本工会以及国家的命运。我们原是抱着披肝露胆地与您谈话和交涉的热情，前来进行七月二日的谈判的。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陷入僵局，您终于宣布了停止谈判。我们看出，当时您的隐衷一瞬间流露在脸上了。 “一方面是您私下对这次裁员的牺牲者的厄运所抱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官方蛮不讲理的要求——您的脸上所表露的大概就是夹在这两者之间的万分痛苦的感情。我们原希望能够和您好好地商谈，全国人民也都注视着这个间题，期待甚殷，不料却在这里看到您惨遭变故的遗容。您的死是无法弥补的损失，我们衷心感到悲痛。今天，全体六十万工会会员缅怀您的人格操守，一致向您致以真诚的哀悼。 “在临别之际，我们想告诉您，为了重建国铁，复兴日本，我们满怀诚意，希望事情能获得圆满解决。请您作为国营铁道的不朽的柱石，永远安眠吧。谨以这个祈愿作为临别之言。 一九四九年七月九日 国营铁道工会” “下山事件”的侦查工作实标上已经结束了。只要日本在当前国际上的地位不发生变化，这一阴谋的真相大概就永远也不会披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松川事件的实质 一 广津和郞（广津和郞（生于一八九一年），日本当代老怍家，着有长篇政论《松川审判》（一九五五年）。——译者注）先生对“松川事件”的见解，着重于证明被告们无罪，因而所用的数据似乎只限于审判记录。为了证明被告无罪，他只引用法庭记录，试图删去其中矛盾或不合情理的部分，来揭露事实的真相，这一方法是正确的。为此，广津先生有意排除法庭记录之外的和纯属传闻的数据，这也是合理的态度。 广津先生说： “遍查法庭记录与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并没有一点资料能证明‘松川事件’是被告们造成的。勿宁说，倒有许多资料证明被告们和这个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人们常常质问我们，那末真凶到底是谁？如果能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也就不难让人们信服；这，我们是知道的，遗憾的是，在现阶段还不可能明确答复。我们并不是没有掌握足以帮助人们推想谁是真凶的若干数据，但那只是推想而已，却不能断言。我在文章里指出判决书凭想象臆测就认定被告们是真凶这种做法多么不合理。我自己当然要避免凭想象来推测谁是真凶。” 尤其是如果随意凭借“流言”或臆度来进行推断，反而会给辩护方面造成混乱。 广津先生说过被告们是无罪的。既然这样，一切关心“松川事件”的人必定都想知道究竟谁是真凶。事实上，并不是没有人写过文章就这些问题进行推测。但是，读完这些文章，似乎仍找不到这个疑问的明确答案。 我也相信“松川事件”的全体被告是无罪的。（“松川事件”发生于一九四九年，此文写于一九五九年，当时“松川事件”还在第二审中；一九六三年日本最高裁判所才宣判全体被告无罪。——译者注）我想在下文中说明这个理由。 至于谁是犯人，我当然也不能具体指明。事件发生后，已经过了十年多。这期间，种种证据都已经有意无意地被消灭了。比起事件刚发生时的情况来，今天残存的资料恐怕只有几分之一了；其中又只有几分之一留下来作为法庭上的所谓有“证据效力”的数据，其余的就都被扬弃了。可是我认为根据这些剩下来的少量材料或数据作出判断，并不是不可能大致推测出犯人的影子来的。 我与广津先生不同，打算从这方面着眼，探讨一下“松川事件”的实质。 事件发生时存在过的数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消灭了。原因之一，是检察当局认为某些资料与被告没有直接关系，就把它们删掉了。被删掉的数据，我认为有些是由于某种特殊理由而故意淘汰掉的。我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被删掉的部分多半也包含着一些能够有助于了解本案实际情况的材料。换句话说，我认为有不少宝贵数据都在与现在的被告没有直接关系的借口下而有意无意地被删掉了。 因此，根据今天残留的少量材料来查明离奇复杂的“松川事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不能具体说明谁是真凶，或许还可以依稀勾勒出它的影子。 二 先从昭和二十四年夏天发生的这个事件的经过谈起吧。可是即使单把这一点原原本本写出来，也足够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了。再者，我所着眼的并不在于直接证明现在的被告无罪，所以只在和我的叙述有关的地方适当地插入一些事件经过，简单地记述如下。 关于事件的开端，这里引用的是广津先生的文章。其实，引用法庭记录就行了，可是记录文字既冗长芜杂，又枯燥无味，所以还是引用广津先生条理分明的文章吧。 “从福岛站准时开出的四一二次客车在八月十七日上午三时九分行驶到金谷川至松川之间的弯道（东京以北二六一公里二五九米附近）时，机车出轨翻车，后边挂的几节车皮也都出轨，机车司机石田、正三和另外两人都遭惨死。据现场调查，铁轨的鱼尾板被人拆下，枕木的道钉也被拔掉，一根长二十五米、重九二五公斤的铁轨飞落在距线路十三米远的地方，仍是直直地倒在地上，丝毫没有破损，宛如被人搬过去似的。在附近的稻田里发现了通常用来拔除道钉的撬棍一根。侦查当局接着又拿出一支全长不过二十四厘米的活口扳子，说这也是在现场发现的。据侦查当局声称，那支活口扳子和撬棍一样，也是在稻田里找到的。奇怪的是，当局竟说始终也没有查明活口扳子是谁发现的。 “由于这是继‘下山事件’、‘三鹰事件’之后，国营铁道发生的第三次骇人听闻的事件，全国人民都感到不安，怀疑这些事件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可怖的阴谋。第二天（十八日），吉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增田甲子七对新闻记者发表的谈话，更加剧了这种不安。他是这样讲的： “‘这次事件是前所未闻的凶恶的犯罪。它和“三鹰事件”以及其他各个事件有着同样的思想潜流。’（暗中诬赖都是共产党干的。——译者注） “事后一想，十七日刚刚发生事故，连在现场上进行侦查的人都还如在五里雾中，关于凶犯连一点眉目都没有；除非具有什么预断，远在东京（距现场二六一公里多）的吉田内阁是不可能在第二天（十八日）就了解事故的真相的。然而在内阁里居重要地位的官房长官竟发表了这样的谈话，可以想见这是多么轻率和荒唐的举动。可是当时，连笔者都迂阔到相信了增田宫房长官的谈话，以为这是‘思想性犯罪’。这是由于六月半以来有关妨碍列车行进的新闻报道和政府就相继发生的‘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所进行的宣传，不知不觉地在我们心里打下了基础，以致使我们不分靑红皂白、盲目接受增田官房长官的谈话。当时，像笔者这样认为国营铁道工会和共产党干了多么轻率的事情而表示不满的国民，恐怕不在少数。 “侦查当局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开始清除福岛和松川附近的所谓少年流氓，可是，侦查的目标是针对着国营铁道福岛工会的干部和共产党员。从福岛各报在事件发生后两三天起开始刊载的报道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不久，又报道侦查目标扩大到东芝公司松川工厂工会的干部。 “可是，在二十四天后的九月十日，最先被捕的既不是工会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而是根据‘定员法’被解雇的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少年养路工赤间胜美。头年，他会和朋友打过架，当局以伤害嫌疑的名义予以逮捕，但那只是名义而已，随后就针对‘松川事件’对他进行了审讯。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又以盗窃嫌疑的名义从东芝公司方面逮捕了十八岁的少年菊地武。值得注意的是，他既不是工会会员，也不是共产党员。所谓盗窃嫌疑，只是指他在工厂里偷了配给的纸烟这样一桩小事，并且立即查明事情是揑造的。但是当局并没有释放他，而开始就‘松川事件’对他进行了审讯。后来由于他偶然患了盲肠炎，才被释放。 “考虑一下整个事件，就能够明白当局有这样一个阴谋：先逮捕那些既不是工会干部又不是共产党员的少年，然后再向工会干部和共产党员拉开逮捕的罗网。读者不久谅必就会了解这种情况。 “过了十天光景，侦查当局就录下了少年赤间的供词。这份供词究竟是他主动做出的，还是在侦查当局的诱导下做出的，尚待研究；但是根据赤间的供词，嫌疑分子依次被逮捕了。 “九月十日赤间胜美（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福岛分会会员）。（罪名：伤害。） “九月十八日菊地武（东芝松川工厂工会会员）。（罪名盗窃。不久因患盲肠炎获释。） “九月二十一日赤间供认他造成了列车翻车事故。罪名即改为造成列车翻车，据同一供词开始逮捕其他人。（十月十三日起诉。） “九月二十二日本田升（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委员、共产党员），二宫丰（同上，共产党员），钤木信（同上，福岛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阿部市次（同上，福岛分会书记、共产党员），高桥晴雄（同上，福岛分会委员、共产党员），滨崎二雄（东芝公司松川工厂工会会员），佐藤一（东芝工会联合会组织干部、共产党员）。（以上均在十月十三日起诉。） “十月四日杉浦三郞（东芝松川工厂工会主席、共产党员），太田省次（东芝松川工厂工会副主席、共产党员），佐藤代治（东芝松川工厂工会会员、共产党员），大内昭三（东芝松川工厂工会会员），小林源三郞（同上）。（以上均在十月二十六日起诉。） “十月八日菊地武再度被捕。（十月二十六日起诉。） “十月十七日二阶堂武夫（东芝松川工厂工会会员），二阶堂园子（同上）。（以上均在十一月七日起诉。） “十月二十一日武田久（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委员长、共产党员），斋藤千（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委员、共产党员），冈田十良松（同上，兼福岛地区工会会议书记长、共产党员），本田嘉博（《赤旗报》记者，后释放），加藤谦三（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福岛分会会员、共产党员）。（十一月十二日，对斋藤、武田、加藤起诉。十二月一日，对冈田起诉。） “检察当局说明的内容可以归纳如下：这些嫌疑分子当中，有一些人在八月十三日和十五日在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办事处集会，共同策划使列车翻车的阴谋；东芝工厂内也有人进行了几次策划。结果，国营铁道工会分会方面由本田、高桥、赤间三人，东芝方面由佐藤一、滨崎二人出动，破坏了路轨。用以破坏路轨的撬棍和扳子是由东芝方面的小林、菊地、大内等三人从松川车站的养路班仓库里偷出来的。 “以上就是‘松川事件’的大致经过。被告们和许多辩护人一致认为上述犯罪行为是侦查当局所揑造的，继续抗诉，但是在福岛地方裁判所进行的第一审和在仙台高等裁判所进行的第二审时，审判官们都不予受理，分别作了判决。 “第一审判决全体被告有罪，第二审判决三人无罪，十七人有罪，而十七名被告马上就向最高裁判所上诉。”（见广津先生着《松川审判》） 众所周知，最高裁判所在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九年。——译者注）八月十日对被告的上诉作了七对五的判决（七人主张发回重审，五人主张驳回上诉），结果这一案件又发回仙台高等裁判所重审。在这次审理中，主张驳回上诉的田中最高裁判所首席法官发表了居于少数的反对意见。他说： “多数意见拘于司法技术，没有看到事件的全貌和真象。而且司法技术本身在对证据的评价和引用刑事诉讼法第四一一条方面也犯了重大的过错。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我本人信服。” 三 在前一节里，我曾引用广津先生的文章来叙述事件的开端。下面要略述一下后来发展的过程。 得到翻车事件的通报后，最先到达现场的警官是当时的国家警察福岛县总部侦查科副科长、玉川正警视。据玉川警视的证词：八月十七日上午五点钟左右，他正待在自己家里时就直接从国营铁道福岛管理部得到了关于事件的通报。玉川警视（下略称玉川）当即打电话紧急召集他的部下，径直到县总部去。三四十分钟后，他的部下已集合了七八名，他们就乘指挥车赶到现场。这时，四周还很黑，出事列车上的乘客，有的在机车旁边、有的在田塍上徘徊。 玉川本人的证词这样叙述以后的情况。“不久，天渐渐亮了。大体上这算是妨碍列车行进事件。头年在庭坂也曾发生被认为是妨碍列车行进的事件，不知那次是用什么来达到目的的，未能查出工具。鉴于那次的敎训，本事件发生后，记得我会从现场各派两名刑事警察到松川养路班和金谷川养路班去，叫他们调查一下这一类的工具曾否被人偷走。记得派刑事警察分别前往松川和金谷川养路班的时间大约是六点半或七点前后。那时大家还没有吃早点。不久，派往松川养路班进行调查的刑事警察回来了。他报告说：‘松川养路班说，撬棍被人偷走了。’ “后来对在现场附近的田里发现的活口扳子和撬棍作了鉴定，认为这大概就是从松川养路班偷去的工具。召开侦查会议的结果，决定沿着这一点寻找线索，进行追踪侦查。大约就在第二天，为了核对从松川养路班偷去上述撬棍和扳子是否属实，我带领两三个侦查员前往松川镇的原警察派出所，然后又从那里到松川养路班去。 “当时在场的有福岛养路区区长，还有松川养路分区长和两三个养路区干部，以及养路工和临时工等十来人。我把在现场发现的撬棍和扳子带了去，就给他们看了，问是不是从这里偷去的东西。分区长说这不是我们这里的工具。但是记得仓库管理员却说，也许是我们这里的。我就问你们到底有没有这类工具的帐。对方回答说，没有帐，可是这里的黑板就代替了账本——养路班所有的工具都写在黑板上。我问，黑板上究竟是只把现有的工具登记下来，以代替账目呢，还是不论现有的工具收齐没有，凡是原有的工具全都写在上面。记得他们的答复是，只写这里现有的工具，送去修理的、眼前不在这里的，一概不写在黑板上。 “于是我指着上述撬棍和扳子，问他们可会在这里见过这样的工具。这时，正在门外探头看的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临时工就说，是这里的东西，昨天我在那边干修理活时还用过这支撬棍呢。不知是分区长还是别的什么人，反正有个上司立刻斥责少年临时工说：‘不要多嘴！’于是我说，事实总是事实，不搞清楚就难办啦，请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那个人就也说，这些工具也许是这里的。于是，我就把仓库管理员和另外一个人叫到原派出所去。仓库管理员说，实际上是本班的撬棍和扳子，不过，要是自己承认丢了，我们就得负责，那就麻烦了，所以没有这么说。于是，我就确信上述撬棍和扳子是从松川养路班偷出来的。” 这段证词与本文后一部分有关系的几点是：一、当时和玉川警视一起去现场的七八名部下的名字，他一个也记不得。二、他不是从警察那里得到发生事件的通知，而是由国营铁道管理部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通知他的。三、他们到达现场后立即调查“物证”。撬棍和扳子出现后，又倒转过来追查其来历。这些也是辩护人方面所指出的事实，由于与我在下面所说的事情有关系，所以请读者记住这三点。 警察当局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十四天（即九月十日）探听到十九岁少年赤间胜美曾对人说过“要发生火车翻车事件了”的话，也就是所谓“作了预言”，先以伤害嫌疑为名，把他拘留。列车翻车的头一天晚上，即八月十六日晚上，正赶上虚空藏菩萨的庙会。警察方面以赤间曾在寺院内对两个朋友说过“也许今天晚上就要有列车翻车”为理由，逼他招认。赤间这个人小学毕业后在福岛养路区永井川养路班当过养路工，昭和二十四年第一次裁员时被解雇，随后就在福岛的面包店里当工人。他是镇上的一个小流氓。 警察当局为了胁迫赤间招认，终于制造出一份指控他曾强xx某某女子的调查书，撂在他面前，威胁他说：不坦白就得当场表演给大家看。然后说，强xx的事可以不加追究，但逼他供述松川的事情。负责侦查的是会及早赶到现场的玉川警视，以后警察方面侦查这个案件的主要角色也就是这个玉川。 连夜的审讯终于迫使赤间屈服了。根据他的供词写下来的记录，就作为以后逮捕国营铁道有关方面的被告的张本。 据赤间所供，情况是这样的：赤间、本田升和高桥晴雄等国铁方面的三个人为了使列车出轨翻车，在十六日晚上十二点左右集合后走过永井川养路班南面的道口，沿铁路走到破坏线路的现场。 那天晚上是虚空藏菩萨的庙会，有四个养路工在道口旁边支起了帐篷担任警戒。可是在赤间的供词里，最初根本没有提到这个帐篷，后来检察官才注意到帐篷的事，慌忙叫赤间在供词中补上这一点。辩护人方面认为：检察官和赤间之所以都不知道有负责警戒的帐篷这件事，是因为赤间的供词只是凭空编出来的。而担任警戒任务的工人们作证说，他们没有看见赤间等人从旁边走过。根据赤间的供词，应该有五个人为了破坏线路而从那里走过。所以这个证词和供词的内容不相符合。这一点现在也成了法庭上屡次争论的中心。 还有，在据说赤间等人走过的铁路旁边，当时还支有巡线（检查铁轨之间接缝的伸缩度）帐篷，供词中也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晚巡线工们谁也没有听见赤间等人走过的脚步声。可是同一晚，在相距二十米的地方有一对情侣，工人们曾听见了他们说话的声音。所以只要有人走过，工人们必定会注意到。 这样，根据赤间的供词，国铁方面的赤间、高桥和本田三人以出动破坏线路的嫌疑被捕了，东芝公司方面的佐藤一、滨崎二雄二人也以同国铁方面共谋、参与破坏线路的嫌疑被捕。当局又以从松川车站的养路班仓库里偷出破坏线路用的撬棍和扳子为理由，逮捕了东芝公司方面的小林源三郞、菊地武和大内昭三。此外，检察当局又提出国铁一方面的共同策划、东芝一方面的共同策划，以及国铁和东芝联合的共同策划这三个策划阴谋的线索，据以逮捕了“共同策划的主席”武田久以下诸人。 说得简单一些，当局根据赤间的供词，了解到线路是由国铁方面的三个人和东芝方面的两个人破坏的。警察方面认为，国铁和东芝为此必然分别单独商议过，双方还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策划过。当时，国营铁道工会为反对大批解雇，东芝公司工会方面为反对根据“独占禁止法”（即“禁止垄断法”，美军总司令部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公布的一项法令。表面上具有禁止卡特尔和托拉斯的性质，实际上只起了扼杀日本小企业的作用，对庞大的垄断资本毫无影响。——译者注）裁员，常常开碰头会，所以检察当局把其中的一次说成是为了“共同策划”使列车翻车的阴谋而开的。 也就是说，当局把赤间逮捕起来，根据他的供词陆续逮捕了其他被告。而且，其他被告的罪行也都是根据赤间供述的情节而确定的。 总而言之，全体被告都是根据赤间供词定下罪状，予以起诉的，因而检察当局和辩护人方面就环绕着赤间供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自第一审以来，被告赤间一直坚持他的供词是在警察当局强迫之下编造出来的。 共同策划这一点也成为争论的中心。例如，由于后来出现了《诹访备忘录》（东芝公同松川工厂工作人员诹访新一郞所写的笔记。——译者注），才搞清楚佐藤一事实上并没有出席东芝工会向公司进行的集体谈判。 然而我所进行的推论并非以证明被告们无罪为重点，注意的中心是在别处，所以决定不在这方面作详细的叙述。 不过，有个情况必须在这里交代一下。当时有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加藤谦三，他住在国营铁道工会办事处，协助做地区工会的工作。当局认定他曾在八月十六日晚上代表国铁方面与东芝方面取得联络，说在上行四一二次客车（出轨翻车的客车）之前行驶的下行一五九次货车已决定停止运行，所以必须在这个时间里破坏线路。这样，他在第二审被判处十年徒刑。 这趟货车停止运行，原是破坏线路的重要条件。因为到达现场、破坏线路的作业是从上午两点四分左右开始的，需要的时间约为二十三分钟到二十七分钟（根据赤间供词和第一审以来验证结果以及有关列车时刻的关系证据）。即使这样，从线路上拔掉八九个道钉、二十九个楔子、九个螺栓帽的作业能否完成得了还成问题呢！这当儿，如果货车按照行车时刻表所预定的那样在两点十二分左右通过，破坏作业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因此，如果要进行这一作业，货车停止运行是必要的条件。 破坏作业班必须预先知道货车将停止运行。由于这个缘故，当局重视加藤少年所担负的任务。据说，加藤在十六日上午十一点五十八分走进松川工厂的大门，正值工会在开大会。他就在大会结束后，在宿舍的工会室里与杉浦、太田等东芝方面的干部联系，告诉他们货车停止运行的消息。 可是辩护人方面反驳说，决定这次列车停止运行是十六日下午一点左右的事，同有关机关联系完毕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十分左右了。这样，乘上午十一点二十八分开出的列车从福岛站出发、十一点五十八分走松川工厂的加藤，根本就不可能知道这件事。 而且，据广津先生的论证，以少年加藤的地位来看，人家是不会向他联系这样的事的，他也不是将这样的消息通知东芝方面的重要人物。这次下行货车从十四日起连续停止运行，据说在这以前也常常停止运行。本文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这里特地先提一下。 此外，这方面还有种种问题。例如，如果以赤间为首的五个人组成的破坏班在现场工作的话，就不能反证当夜那个时刻他们不在现场。可是，在这一点上，检察当局认为没有他们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据。辩护人方面则认为，这是检察当局捏造的。举一个例子说，被告赤间每晚都睡在他祖母身旁，但是武田巡查部长进行调查后，在调查书上写道：祖母说“胜美在两点左右没有回来，四点左右还没回来”。祖母后来说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然而调查书上却有她捺的拇指印。但是祖母是文盲。辩护人方面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警察方面故意制造了否定赤间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据。 此外，以本田升当时不在现场的证明来说：他那天晚上喝醉了酒，没有回家，在国铁工会支部值班室睡的觉，而且有人作证。但是判决时对这一点却置之不理。 再拿被控参加使列车出轨作业的被告高桥来说；他是个残废，以他那样的身子，是不可能在黑夜走上将近八里（一日里合我国七。八里。——译者注）路再干破坏工作的。高桥一走远道儿，他的腰部关节就酸痛难忍。说他平均四十一、二分钟就走了一里路也有矛盾。每一次进行实地验证，这一点都引起疑问，检察当局却硬说这是可能的。 但是写起这类问题来就没完了。拙稿的目的既然不是单要证明被告无罪，就接着叙述与这个论断有关的可疑部分吧。 四 本案唯一的物证就是被认为在列车出轨翻车作业中使用过的、在现场发现的撬棍和扳子。前面已经说过，这是玉川警视在到达的同时立即命令搜索，在田里发现的。可是，其中扳子是谁发现的，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原来说这支撬棍和扳子是从松川养路班的仓库里偷来的，但是逐步调查下去，这一点就站不住了。究竟是不是松川养路班的东西，颇值得怀疑。判决书上作的是这样的模棱两可的结论：“不能说不是松川养路班的东西。” 但是姑且不提这一点。如前所述，撬棍和扳子是本案唯一的凶器。现场证人说：“物证撬棍是用轨距系杆（用来固定轨距的铁棍）制造的。”据说国营铁道的事故报告书中也记下了大意相同的话。而且两个证人都说：“松川养路班也有与物证撬棍相似的、想必是用轨距系杆制成的撬棍。但是，无法断定物证撬棍是松川养路班的东西。”证人之一就轨距系杆的粗度述称：“记得铁轨上使用的轨距系杆，比当作本案物证的撬棍要细，而比三十七公斤铁轨使用的要更粗一些。” 也就是说，国营铁道公司的铁轨有三十公斤和三十七公斤的两种规格，在现场发现的撬棍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这样看来，物证撬棍不是用国铁使用的轨距系杆制造的。 被当作物证的撬棍的尖端还刻有英文字母y。弯头的前端刻有字母x，没有y那么深。还有这样一种说法：x这个字母斜线的一边伸得长了一些，形成不规则状，也许是划痕。先不说x，y这个字母是刻得十分清晰的。 此外，对这支撬棍还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靠近撬棍弯头的前端沾着一点草绿色和朱红色的油漆。 这种油漆的沾法令人觉得是为了作记号，或者是在涂其他对象时一不留心沾上去的。可是国铁方面的现场证人说，他们作记号从来不使用色漆，而且关于草绿色的油漆有下述证词： “信号机等有时涂天蓝色的油漆，可是很少使用草绿色的油漆。”（证人高桥二介） 判决书在“很少”这两个字上耍了点花招：“据在这一审中出庭作证的高桥二介说，养路区很少使用草绿色油漆。尽管如此，却不能据此就认为绝对不使用，并且也不足以据此断定这支撬棍不是国铁备用的工具。” 可是，高桥证词所说“很少使用”是有否定的意思的。证人说“很少”，并不是有什么根据才说的，而只是无意中说出口的——只要看过法庭记录，就会了解这一点。也就是说，这个“很少”的含意近乎“绝不”。用英语来说，审判官是把little（几乎没有）解释为alittle（有一点儿）了。 审判官又对这种解释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不足以据此断定这支撬棍不是国铁备用的工具”——他是在强调撬棍是“国铁备用的工具”。 可是，简单说来，沾在这支撬棍上的草绿色还有明暗深浅上的问题：有鲜草绿色、深草绿色和浅草绿色等等差别。 听说这种草绿色和朱红色油漆如今已经差不多从物证撬棍上消失了。我没有见过物证，除了向亲眼见过的人打听之外，别无办法。据辩护人冈林说，那种草绿色是“暗草绿色”。 正如证人高桥所说的：“总之，养路班不使用色料，所以记不起来。”假定这个成问题的撬棍是松川养路班的东西，可是那里的仓库却又没有这种带颜色的油漆。判决书上则如上所述，从“很少使用”一词引伸为“不能据此认为绝不使用”，来强调其可能性。其实，这只是在措词上的牵强附会。根据证词，我们都知道撬棍上不应该沾有草绿色油漆。虽说信号机等也使用天蓝色，可是谁一看到都能分辩出天蓝色和草绿色的区别。 这个颜色问题是我要在后面谈到的一个要点。 再者，这支撬棍上刻有像是英文字母x·y的印记，国铁的工具上是不刻这样字母的。本案发生以后，这个问题引起了纠纷。铁路方面事后规定了刻上“フクホ”这样的日本式记号。而且这支撬棍上有一道纵纹。在现场上作证的人还供述，用撬棍干活儿的时候，一般多划上横纹，很少划纵纹。不明白为什么只有这支撬棍划上了纵纹。 其次是扳子的问题。在现场发现的物证扳子是所谓活口扳子，国铁在铁轨作业中使用的是更大的长柄单口扳子。鉴定人拔山、武藏、小山和仙波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用长仅二十四厘米这样小小的活口扳子来卸除鱼尾板的螺栓帽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曾用与物证同样硬度的活口扳子做过试验，那把扳子马上就发生龟裂，不能使用了，它就是这样不够坚硬。可是判决书所下的结论却是：“在犯本案时曾使用物证活口扳子和撬棍的看法并非不合情理。”不过，很遗憾，关于活口扳子的问题只能谈这么多，下面要谈别的问题了。 再来谈谈鱼尾板的问题吧。 据赤间供称，他们“卸下一处鱼尾板，进行了造成翻车事件的作业”，所以检察当局从一开头就断言只拆下了一处鱼尾板。可是，光拆掉一处鱼尾板，列车是翻不了的。检察官的这个说法改变了好几次，在事件发生将近一年半后，又变成“遂认定，本案中系拆掉两处”。 “让我们来追究一下关于鱼尾板的说法先后改变过三次的原因吧。我们辩护人指出了本案的翻车现场有两处鱼尾板被拆掉的事实。检察官面对这个单纯、明确的事实，表现出如此之摇摆不定、挖空心思，究竟原因何在？无非是因为这一单纯的事实表明本案的真凶并不是这二十名被告，而完全是另外的一类人。”（辩护人冈林的辩论要旨） 可是到第二审的时候，捡察官重新拿出两块鱼尾板。他们懂得了光拆下一处鱼尾板列车是不可能翻车的，就改为拆下两处的说法。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以前没有拿出过的那两块作为证据。于是，辩护人方面就说检察官方面曾隐藏这两块鱼尾板。这样，赤间供词中关于只拆下一处的说法就站不住了。他们拿出拆下两处的证据。由于事实上拆下一处不可能翻车，检察当局只好出面替另外那一处（一处装两块鱼尾板）作证。检察官们就说，新的物证在这以前一直收藏在仓库里，由于大意，没有看到。 但是这个新的物证鱼尾板究竟是不是现场的东西，却弄不清楚；因为后来拿出来的两块鱼尾板不是笔直的，而是弯的。从现场的状况来看，鱼尾板必须是直的，如果是弯的，就不对头。 如果就这一事实来考虑，情况似乎是这样的：案件中另外两块鱼尾板不知丢到什么地方了，实际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可是，那样一来检察当局就无法证实被告的罪行，所以就从旁处找来两块鱼尾板，企图搪塞过去。总之，另一处的两块鱼尾板已经下落不明了。 那末，另外两块鱼尾板为什么下落不明了呢？它们到哪儿去了呢？而觅，为什么找不到了呢？我在后面也要对这个疑问加以推测。 五 前面已经说过，当晚在永井川信号所的区域内，靠南面的道口旁边举行了虚空藏菩萨的庙会，为此支起了执行警戒任务的帐篷。我还提到帐篷里的守卫人员曾作证说，当晚并没有看见赤间从那里走过。 当时这个帐篷里除了点着两盏信号灯之外，外面还开着六十烛的露天灯，照亮了平时漆黑的道口。所以只要赤间等人从那里经过，三个守卫人员都会注意到。尤其赤间以前又在国铁工作过，是个面熟的人。 可是，这个帐篷不是通宵都有人守卫。据守卫人员作证，停止警戒的时刻是十二点十分或十五分左右。在这以后就熄了外面的灯，撤去帐篷，帐篷里的警戒灯当然也就熄灭了。在这以后，道口又是一片漆黑。但是被告赤间供称曾看见过那个帐篷——也就是说，他通过的时间应该是在撤走帐篷以前。据他的供词，经过的时间是在撤走帐篷以前不久。 检察当局以及判决书坚持，据赤间供词，线路破坏班是照图中所标明的那样，沿着铁路往还的，途中通过南面的道口。那末，帐篷的守卫人员势必看见赤间等人了。既然没有看见，那就是赤间等被告没有沿那条铁路走。换句话说，要末那个供词打一开头就是编造的，要末他们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说到走另外一条路，就只有这条沿着铁路的人行道以东的陆羽公路了。中间虽隔有丘陵，这条公路大体上是与铁路平行的。翻车现场北面相距二十来米的地方是浅川道口，公路与铁路在这里交叉，通到松川町（参照前图）。然而赤间的供词根本没有提到走过陆羽公路的事，检察当局也没有把陆羽公路作为问题来考虑。 六 前面已经写过，这一事件警察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是玉川警视。关于这一点，辩护人冈林这样说： “玉川警视是侦查的中心人物。可以说就是这个人唆使赤间供认的。也就是说，他在本案中对逮捕犯人有功，受到了表扬，还荣升为警察署长。为了查明本案的真相，洗清被告们的冤屈，就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人所担负的任务。 “1.消灭和揑造证据。 “玉川警视在这方面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本案中最重要的、也是引起的问题最多的物证是活口扳子。这个人亲手毁坏了这个活口扳子。对追究本案事实真相来说，最重要的证据竟然就这么被消灭了，而且还揑造了使用过活口扳子的痕迹。前面已经详细论述了这事。 “发生事故那天（昭和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的早晨，玉川警视在发现撬棍和扳子以前，像预言家似的迅速地采取了行动——命令身份不明的人预先获悉松川养路班被偷去了破坏铁路用的扳子等工具，对此‘确信不疑’；并且在发现撬棍和扳子后变得十分迟钝，直到第二天才开始行动；而从第二天（八月十八日〕起就强迫松川养路班也对此‘确信不疑’——这一切都是无法解释的隐谜，是有关这一案件真相的、含有重大疑问的地方。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了。 “玉川警视的证词充满了可疑之处，下面举出其中的两三点来说明它令人难以置信到怎样地步。 “2.发生事故那天的早晨，玉川警视从几点钟起就在现场了呢？据玉川警视的证词，他到达现场的时间竟然是上午六点左右。可是只要研究一下证词的内容，就能够了解这个时间显然不对；他至迟在早晨四点左右就已经在现场了。事故是在早晨三点十分左右发生的，他总不至于在那以前就已经到达现场了，然而也没有否定这一点的资料。这也是尚未得到解答的隐谜之一，它与预言家般的行动同为使人产生重大疑问的根源。”（辩护人冈林的辩论要旨） 辩护人方面不仅在这一点上对检察官提出质疑。 还有一桩事：当晚现场附近会实行紧急警戒，但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辩护人方面认为此事与被告没有直接关系，就没有在法庭上的发言中提到。 金谷川有一家大槻绸锻庄。事件发生的前夜，该庄的仓库被打破，遭到盗窃。报纸上报道了这件事，不过当时没有把它和“松川事件”联系起来。及至了解到事件发生的夜晚，沿着这条铁路线附近一带曾部署许多警察，处于紧急警戒状态后，才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第一审第十一次开庭审讯中，佐藤森义警部补（当时任福岛地区警察署警备股长）对辩护人大塚的盘问作了如下的答复： 问：记得去年八月十六日证人的值勤任务吗？ 答：记得当天是在松川派出所。 问：作为证人的警备股长，当时曾否召集若干警察，采取逮捕犯人的适当措施？ 答：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问：证人当夜在松川吗？ 答：晚上十一点左右返回福岛了。 问：当晚回去的时候，松川附近还没有发生打破仓库的事件吗？ 答：我想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问：当晚没有在松川町附近布置紧急警戒线吗？ 这时，检察官（铃木检察官）提出异议，理由是：辩护人上述发言与本案无关，不能容许。 首席辩护人大塚当即声明撤回这个发言。 大槻绸缎庄仓库被打破的事件是在八月十六日上午两点到三点左右发生的，从那天晚上到第二天早晨（八月十六日到十七日）布置了紧急警戒线，实行警戒。这样做如果是为了侦查已成瓮中鳖的犯人，那又当别论；但在普通情况下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引人注意的是，福岛地区警察署的警备股长亲自出马，其他警备股人员担任警戒。通常侦查盗贼不是警备股的任务，而是侦查股的任务。负责镇压：工农运动的警备股出动一事也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样的紧急警戒线包围之中，竟发生了列车翻车的事件，岂不是怪事！ 上述法庭记录中也记载着，当辩护人大塚问到“当晚没有在松川町附近布置紧急警戒线吗？”时，铃木检察官突然提出异议，说辩护人的发言与本案无关，不能容许，要他撤回。正如我在本文开头处指出的，所谓“与本案无关”的理由，指的大概就是与被告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才加以排除。 可是，借口与被告没有直接关系而把与事件有关联的种种情节也排除掉，那就无法追究清楚本案的真相了。要想了解实际真相，就不能不更广泛地研究案情资料。可是在目前的审判中，竟说那是“法庭以外”的事，不予考虑。 上智大学敎授靑柳文雄对广津先生的《松川审判》一书发表了《对广津评论的研讨》的文章。到目前为止，这篇文章是对广津评论的最有系统的批判，其中有一段说： “广津先生在对这个案件的评论中，把证据和被告们的说法混为一谈，试图以被告的申辩书来证明事实真相。在对证人的讯问方面，只采用讯问者的话，想借以说明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分析了各人的供述，却没有加以综合。现在我的意图是试以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为基础，对这篇评论加以批判。再者，我只见过记录，还没有同被告和证人们接触过。对记录以外的数据我不打算加以判断。此外，我不仅分析了证据，而且对于供述的背景，还尽量从记录中采取可引证的资料。”（《法律工作者》杂志三十四年九月号） 靑柳先生所说的证据效力和记录，指的是法庭上采用过的。可是如果局限于这样狭小的范围内，对于究明有关的其他方面的真相毫无用处，并且事件本身反而难以追究了。不应该只依据司法技术来究明真相。 作为最后的疑问，我想谈一谈逮捕赤问的意义。如上所述，逮捕赤间的理由是：他曾对两个朋友预言不久要有列车翻车。然而，赤间是否作了这样的预言，仅仅是以两个朋友听来的话作证据的。这就是所谓传闻证词。然后又根据赤间的供词陆续逮捕了其他被告。可是，玉川警视最初在调查的时候，曾对赤问讲了大意是这样的话：“对别人都调查清楚了，本田说是你干的。”于是，激怒了赤间，使赤间说出了本田的名字。 然而，这时本田还没有被捕。没有被捕的本田怎么能说“是赤间干的”呢？辩护人方面指出这一点不合情理。总之，从审判的情况可以判断，玉川警视逮捕了赤间，然后从他嘴里套出本田的名字，又陆陆续续逮捕了其他被告。 而且还应当注意到，除了赤间以外，这些被告几乎都是共产党员，被捕的人几乎全都被起诉。给人的印象也就是：警察方面以“据赤间供词”的形式，事前就过分准确地知道了犯人们的情况。换句话说，并不是不可以想象，警察方面打一开头就知道该逮捕哪些人，只不过把“赤间供词”当作形式上的线索，将这些人陆陆续续予以逮捕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警察方面谅必暗地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侦查，才能够事前就清楚地了解到这种程度。这一点以后再谈。 那末，当时发生的列车妨碍事故，全国就只有“松川事件”一桩吗？决不是这样。在这个事故以前，各地就屡次发生类似的事故，或是陆陆续续发生过未遂事件。从此，各报每天都大事刊登这类消息。 据国营铁道记录，那年六月二十八日，也就是“松川事件”发生之前一个半月光景，国铁当局曾以紧急铁道专用电话通令全国，“目下列车妨碍事故，不论大小，必须一律呈报”，通令中没有说明目的。不过，有关妨碍列车事件的报道开始变得显着起来，实际上是这个通令的反应。关于这一点，岩波书店发行的《历史学菥究》一九五八年十月号上刊登的古屋哲夫着《到”松川事件“为止的反共意识的动员》一文中，举出很多具体例子。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注解：妨碍列车事件的报道中，还附有当局的解释，暗示国营铁道工会和共产党逐渐采取暴力行动，事故背后有政治方面的意图等。 为了理解这种状况，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一九四九年）的局势。 国内政治方面，共产党在这一年一月二十三日的选举中一下子获得三十五个议席，在大城市几乎占第一位。第三次吉田内阁于二月十六日成立后，迫不及待地在二十六日决定了“关于整顿行政机构及裁员案”——据推算，由此造成的失业者达一百七十万人。五月间实行“定员法”，七月里公布国营铁道第一、二次解雇九万九千人，东芝公司发表的第一次解雇人数为四千五百八十人。距一月选举前仅一个月，中共军队进入了北京，眼看就要统一中国。这种形势必然导致美苏对立的剧烈化。吉田内阁在美国授意下，当然露骨地加强了迫害共产党的政策。 在头年一月，美国陆军部长罗雅改变了一直推行的“日本广泛非军事化”方针。他发表演说，声言：“必须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不仅使日本本身自立，而且必须建成十足强大和稳定的民主主义，以便对今后可能在远东出现的新的极权主义的威胁起防御作用。”罗雅的演说是美国高级官员第一次正式表明要把日本“变成远东的兵工厂”的历史性的言论。不言而喻，“可能在远东出现的新的极权主义”指的就是中共革命的成功和苏联的进展。这里应当联想到一年以后爆发的朝鲜战争。 在头一年，美军总司令部曾强迫日本政府实行所谓“经济九原则”（即“稳定经济九原则”，指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加紧对日本人民的剥削与奴役而命令日本政府实行的九项经济措施。内容主要是提高赋税，冻结工资，由美国占领当局及日本垄断资本来控制日本资源，并敞开美货对日输出的大门。——译者注）。道奇曾打个比喻说：“砍掉竹马的脚”，具体表现就是以“企业合理化”的方式解雇大企业的人员。国营铁道和全国邮电根据所谓“定员法”裁员；民间企业也以东芝公司裁员四千数百人开始，主要在电机工业方面实行大批解雇。政府派出武装警察镇压抗议解雇的工人，同时修改了“团体等规正令”（一九四九年四月吉田内阁未经国会讨论就擅自公布的一项政令，以便随时能够以“暴力主义”为借口镇压日本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团体。一九五一年七月代之以“防止破坏活动法”。——译者注）和“劳动法”。 在这个骚动期间发生了“下山事件”，接着发生了“三鹰事件”和“松川事件”。尤其是“下山事件”，那就像对国营铁道工会的剧烈斗争泼了一盆冷水似的，起了弹压作用。总之，当时当局宣传，下山总裁是被共产党人或工会激进分子暗杀的，所以尽管工会方面抗议这是诬蔑，斗争却不得不和缓下来。这事和增田官房长官在“松川事件”发生后马上在东京宣称松川列车翻车是共产党干的，两者如出一辙。 那末，发生“松川事件”的福岛县内的工人运动是什么情况呢？靑柳晨先生的文章对此作了如下的说明： “首先描绘一下福岛县的工人运动形势图吧。山间部的猪苗代湖有距东京最近的大发电站，电气工会在日本的工会中被称为最精锐的，而这里的电气工会猪苗代湖分会又是共产党势力特别强大的工会组织。沿海地区有常磐煤田的煤矿工会，县的中心有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都是共产党员占比重较高的工会。上述三个工会在全县落后的思想状态中，构成尖锐的运动据点。 “共产党县委会以这些工会为中心，组织起把农民协会和一般市民都卷入的保卫地方工业运动，热烈展开反对道奇方案、打倒吉田政府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县当局把东北六县的警察力量全集中在本县。各县动员来的警察云集，说得夸大一点，全市呈现了水泄不通之势。不用说，由于双方尖锐的对垒，全县笼罩着恐怖气氛。 “就在这样的紧急状态下，‘平事件’和‘福岛县议会红旗事件’在这一年的六月三十日爆发了。‘平事件’原是当局要求拆除共产党设在平车站前的公报板而引起的，却导致以矢乡煤矿工人为主力的示威游行队伍四百人拥到平警察署，占领了该署，在大门口竖起两面红旗，救出了被押在拘留所里的示威队员，反而把警察关进拘留所，发出了胜利的欢呼。所谓‘县议会红旗事件’，就是同一天拥到福岛县议会的示威队伍，在旁听席打起红旗，吓破了胆的议员们从会场逃之夭夭。这两个事件在同一天发生，又因附近的汤本、内乡两警察署被迫作了不支持平警察署的誓约，这一系列事件被加上了‘日共的革命演习’的罪名，以骚扰罪起诉。”（见《中央公论》，昭和三十四年九月《“松川事件”特辑号》） “松川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情况，简单说来就是这样。 八 那末，前面提到的妨碍列车事件中，难道就没有类似“松川事件”的事情吗？不，确实有非常类似的事件，例如前述玉川警视的证词中就会提到的“庭坂事件”和“予赞线事件”。 先谈谈“庭坂事件”吧。昭和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午零时四分，从靑森开往上野的四〇二次列车驶到奥羽线赤岩站与庭坂站之间的时候，机车和后面挂的邮车出轨，从十米高的铁道路墓上滚落下去，紧挨着的行李车和客车各一节也出轨倾倒，司机及助手二人当即身死。技工重伤而死。据现场调查，事件发生地点是下坡路，形成半径三百米的弯道，出轨地点附近的道钉和鱼尾扳都被卸掉了。 正如玉川警视所说，这个事件没有查获真凶就不了了之。可是，它和“松川事件”所用的手法却一模一样。 “予赞线事件”是在“松川事件”发生前大约三个月五月九日上午四点二十三分左右发生的。从四国的予赞线高松码头车站驶出的开往宇和岛的下行客车，在驶过爱媛县难波村大浦村落凿开的山路弯道时翻车，助手三人当场身死，司机和乘客三人负伤。 据现场调查，鱼尾板被拆掉三块，还拔掉了八个螺栓、七个道钉，作为证物验收的撬棍和扳子都刻有罗马字，经鉴定不是国营铁道使用的工具。 这一事件也没有查明犯人是谁。可是读者必然会由于这两个事件与“松川事件”非常相似而感到惊讶。而且，每次事件都发生在铁轨形成弯道的地方。拿“松川事件”的现场来说，铁轨就形成半径五百米的弯道。在另外一次性质不同的案件中，下山总裁被辗轧的地点也是个弯道。以后发生的北海道“芦别事件”的爆破地点也选择了铁轨的弯道。总之，使人注意到铁轨的弯道似乎是进行这样的破坏活动的必要条件。 “庭坂事件”和“予赞线事件”的犯人没有被抓住，反而可以看作是“松川事件”的预演。 九 我以前写过“下山事件”。当时判断下山总裁被火车辗轧，决不是自杀而是被人谋害的。我在文中指出，总裁被辗轧的原因是由于抗拒解雇大批铁道员工，因此触怒了美军总司令部的铁道负责官员沙格农，这是置他于死命的远因。 正因为下山是技术部门出身的，他特别爱护普通的员工。因此，他对美军总司令部硬派下来的大批裁员方案竭力拖延，不予执行。沙格农对此不能容忍了。为什么沙格农深夜闯入总裁的住所，胸前晃着手枪对他采取胁迫行动呢？这是由于沙格农另有无处退身的隐衷。然而，下山并不知道沙格农的真正意图。 下山把国营铁道的整顿方案单纯地理解为从经济方面出发、根据“定员法”实行裁员。但是假借“定员法”的名义而实行的整顿方案，实际上掩盖着美军为了将来反对亚洲共产主义国家而拟定的作战计划。 前面也说过，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执政，苏联也越来越强大。为了对付这种局势，日本的运输系统必须经常处于可以随意调动的状态。因此，在全国铁道员工中即使只有少数共产党分子，也会造成麻烦。在与苏联隔海对峙的东北部到北海道整个地区的铁。道上，尤其不得有一个共产党员或拥护共产党的人，否则，一遇到紧急状况，他们若发动怠工罢工，就会打乱运输，给作战造成重大障碍。 其他企业根据所谓“经济九原则”，在“经营合理化”的借口下断然进行整顿，其目标倒并不在把日本完全工业化，而是因为铁道运输方面有重大的作战意图，因而使沙格农从情报部的威洛比一千人那里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还有一种说法是：“反间谍队”侦查到沙格农的丑闻（后来沙格农就是由于他的丑闻而下台的），以此为把柄向他攻击，对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沙格农本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迫不及待地深夜闯进不听话的下山总裁家去。幸，下山并不知道这种内情。 把下山消灭掉而把罪名栽在共产党身上的阴谋取得了双重效果。由于当局宣传这件事是共产党分子干的，国营铁道的反对解雇斗争登时就烟消云散了。用当时的副总裁加贺山的话来说，由于这件事，国营铁道的整顿方案得以圆满进行，所以从结果上看，下山的死可以说是并非没有意义的。（参照《下山国铁总裁是被谋杀的》） 说起来，当时美国系统的部门曾频频对福岛地方出面干涉。 共同社电讯还报道了下述情况。福岛市外有一座敎育会馆，当时美军军政部就设在那里。七月四日发表第一批载员名单时，郡山机务段的工会会员们表示坚决不接受解雇令，布置了纠察队。于是，军政部司令克拉克中校就来到郡山，让指挥队持手枪和步枪对准站在纠察队前列的工会主席。主席一看见堵在胸前的手枪枪口，当场晕到，解雇强制执行了。从这个例子可以推想，军政部对当地的警察、县厅，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县的劳政科每天还得向他们提出报告。一发生事件，警官得先向军政部和福岛“反间谍队”报告情况。 和军政部分头在县内进行秘密活动的还有福岛“反间谍队”。当时，这个地区的“反间谍队”对旧军人的调查刚告一段落，从昭和二十三年前后起，他们就热中于对付共产党的策略。“松川事件”发生时，“反间谍队”队长安不德鲁少校对前往报告的警官反复强调这是共产党所犯下的罪行。据共同社报道，只要是与“松川事件”有关的事，东北军管区“反间谍队”和东京“反间谍队”总部确实表示异常的关心。 可是，如果说“松川事件”与美军有关，那就不只是“反间谍队”了。按道理，非涉及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可。因为该局设有破坏活动班，而该局到日本建立地盘是一九四九年的事。一九五四年十月六日的《斯通周刊》上刊载了斯通所写的有关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下述报道： “从倾向看，中央情报局正在主动地变成‘隐蔽的国务院’，该局本身所夸耀的事情更可以完全证明这一点。《星期六晚邮报》曾分三次连载题为《中央情报局的奇特行动》一文，这是在中央情报局默许之下，正式对该局所作的侧面观察。该文指出危地马拉的阿本斯政权、埃及的法鲁克政权、伊朗的摩萨台政权被颠复，都是中央情报局的功绩。并且都不是利用海军陆战队，而是利用秘密机关和破坏手段等来颠复这些政府的。该局所采用的另外一种活动方法是破坏活动——既非外交手段也非军事谍报活动。除了间谍网和该局公开的调查机构之外，该局还指挥绝密的第三纵队。或者在另外一些国家——那里的不满分子可以从事非法活动，也就是说，那里的抵抗运动规模虽小，但进行得很勇敢——中央情报局就派破坏活动班的一个小队到铁道补给线的铁挢上去，爆破铁桥。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生命损失，设备遭到破坏。这就是美平时对于有着友好关系、并且保持着正常外交关系的家暗地进行的战争。” 如果把斯通这篇报道的内容拍合到“松川事件”去，似乎恰好相吻合。 十 现在把话题再具体地转到“松川事件”上吧。 为了进行这项列车翻车作业，必要的条件是让下行一五九次货车停止运行。四一二次客车是在十七日上午三点九分在现场翻车的。据赤间供称，赤间等人为了进行这个造成翻车事故的作业就步行到现场，据推断，开始动手的时间是上午两点十分前后，作业共享了二十三分钟到二十七分钟。因此，作业完毕时，是两点三十三分到两点三十七分之间。 然而，如果该次列车没有停止运行而照常行驶，按照行车时间表，通过现场的时间大约在上午两点十二分——据赤间供词，那正是他们从事破坏作业的时候。那样，这次货车的通过就会妨碍作业，说不定来不及使三点九分驶过现场的四一二次客车翻车。 那末，放过这趟列车，让下一次列车翻车如何呢？ 四一二次列车后面，三点十六分左右有四一一次列车驶过现场。随后一七三次列车又在三点五十分左右通过。其间只有三十四分钟，看来作业时间是不够充裕的。 而且这两次列车通过的时间实在都嫌太晚了。以八月十七日来说，天亮的早（这一天，日出时间是五点五十四分）。如果以后一趟列车为目标来进行作业，就快天亮了，撤离时就有在曙光中被人看见的危险。实际上，连三点九分的四一二次列车翻车后迅速赶到现场的玉川警视也作证说：过一会儿天就亮了。所以，要使列车翻车，四一二次列车正合适。 总之，如果在两点十二分左右有趟货车通过现场，那确实会妨碍作业。 一五九次货车停业运行是对作业班有利的。可是不仅在十七日那天，这次列车从一个月以前就常常停止运行。在事件发生之前，已经有三天没行驶了。 也许有人说，如果只在当天停止运行，是值得怀疑的；既然在那以前也常常停止运行，这就没什么奇怪了。可是，正如这个疑问所指出的，如果该次货车停止运行是特工班安排的，单单在那一天停止运行，就未免做得太露骨了。如果为了进行当天的破坏活动有必要使列车停驶，就得自行制造早就有停驶的惯例这一条件。 要藏起一片树叶，最好把它放在树林里。要是没有树林，就去造林（杰·斯·切斯特顿的话）。这一天停止运行的一五九次货车在一个月以前就屡屡停止运行，这一措施会不会是为了掩盖真正的意图而“造”的“林”呢？ 当时日本人对铁道运行是作不了主的。美军运输司令部掌握着这方面的实权，不得其许可，日本人连运一件货物的自由也没有。何况主管运输司令部的头子又是民用运输局的铁道负责官员——事实上有“运输大臣”之称的沙格农。他握有全权，甚至把日本的铁道称作“我的铁道”，把它看成私产。对迟迟不肯裁员的下山总裁施加如此强大压力的沙格农，只要他高兴，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命令下属使一次货车停止运行。 所以应该追究是谁下令叫一五九次货车停止运行的。可是，事到如今，这个线索的真相谅必无从追查了。检察当局一定会硬说是日本当局自作主张，这样，更深一层的美国人方面的关系就绝不会被端到法庭上来了吧。然而，我认为追究这方面的真相是解决本案的关键之一。 十一 “松川事件”发生前，会发生过“福岛管理部事件”，即所谓“福管事件”（国营铁道工会福岛支部的干部在与管理部长进行集体谈判时，管理部长片面中断了谈判。工会会员们在激怒之下，拥到管理部。警察队立即出动，命令工会会员们解散。当时警察队声称“是奉沙格农的命令”。——作者原注）。那时，警察队就抬出沙格农的名字来恐吓日本人。 再者，“松川事件”第一审的时候，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有个显然是美军里的二世坐在审判长席后边监视着。辩护人方面对此提出抗议，连审判长也只好叫他退席。由此可见，美国当局多么重视“松川事件”的审判。可是居然有人说出这样莫名其妙的话：审判席上坐着个美国军人有什么要紧！ 这是在三十四年十一月号《法律时报》上所载《对“松川事件”的看法》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来的。在这次座谈会上，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前文中提到的靑柳就广津评论发表的论文。广津先生在座谈会上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 “还有这样的事实呢：第一审开庭时，美军的二世高级军官坐在审判官背后的椅子上。我想，这里就引起了一个疑问：真正施加压力的是什么人？总之，如果在日本的裁判所里发生了美国高级军官坐在审判官身后这样的事情，那是异乎寻常的，想必会遭到被告们和辩护团的反对。” 关于这事，出席座谈会的东京大学敎授平野龙一说： “如果占领军真要对审判施加压力，恐怕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吧。我不大了解其中的情况。不过，我们到美国的法院参观的时候，就被让到审判官旁边坐下。这是对待贵宾的礼节。拿这一次来说，我认为那个军人原来也是个贵宾，是来参观审判的。单凭这一点就说是对审判施加压力，是不是扯得太远了呢？” 东京大学敎授平野的发言是莫名其妙的。日本人到美国去参观，和“松川事件”审判完全是两码事。在日本，没有外国人坐在审判官席上的惯例，尤其是在占领时期有人身穿美国军服坐在审判官席上，那就自然会被认为是来监视审判、施加压力的。何况当时人们正在怀疑美军与“松川事件”有关系呢！说这是外国式的礼节等等，那简直是没有常识。 再者，第二审开庭时，美国宪兵实际上曾远远地把裁判所包围住，在各个重要地点都放了哨。 “松川事件”始终笼罩着美国占领军的阴影。 十二 赤间等人曾否看见永井川信号所的帐篷这一点，也是法庭争辩的一个方面。赤间供称他会看见了帐篷；检察当局根据这一点，就说赤间等人曾走过帐篷前面，但是帐篷的守卫人员一直坚持没有看见赤间走过。 对这一点，判决书说：“在有人沿着铁道走过的情形下，如果从东边走，可以认为帐篷里的人必然会听到脚步声；但是如果从西边走过，考虑到该处路面并不特别坚硬，因而难以认定在帐篷里的人必然会注意到。”判决书所作的解释是，即便担任警戒工作的技术员加藤等没有注意到赤间等三人走过，也不能断定赤间等三人没有从那里经过。 由于检察官的起诉和判决都是以赤间供词为本案的唯一基础，因此，当局无论如何也得咬定赤间会从帐篷前面走过。可是，如果接受守卫人员所坚持的、没有看见赤间走过的说法，赤间供词的基础就要垮掉，于是才形成了“赤间等人是从那里走过的，只是守卫人员没有注意到罢”这样一种牵强附会的论断。然而赤间已经翻案，否认他犯了供词上所说的罪行，如果相信这一点，那末他们就没有从帐篷前经过。既然没有经过，警戒人员当然也就无从看见，这样就能够老老实实地全盘接受守卫人员的证词。可是，这样一来，检察官啦，判决啦，就都陷入尴尬境地了。 在帐篷里的技术员加藤等三个守卫人员说没有看见有人从面前经过。从他们一贯坚持时供述来看，这个证词想必是完全正确的。他们“没有看见”，是因为没有人从面前经过，这是实情。但是当夜在现场搞翻车的破坏工作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引起矛盾的原因实际上是，检察官方面以赤间等人的供词为基础，认定或是想认定破坏工作班往返走的是沿铁道的小路。然而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性：真正的破坏工作班说不定选择了与赤问供词所说的完全不同的途径。所谓不同的途径，指的是赤间等往返的沿铁道的小路以东的陆羽公路。也就是说，我推测真正的破坏工作班是取道陆羽公路到现场去的。我推断他们是从福岛通过陆羽公路，大摇大摆地往南向松川走的。 以下是我的推测。我想，特工班从福岛出发后，是乘着美军卡车或吉普车，藏在车篷里，沿着陆羽公路驰去的。这条陆羽公路是本案的空白点，辩护人和检察官两方面都没有提到它。 关于这一点，如果进行更具体的推论，在采取措施让一五九次货车停驶之后，执行破坏工作的这个班想必是从福岛“反间谍队”总部秘密出发的，他们取道与赤间供词的途径或沿铁道的小路完全不同的陆羽公路，经过信夫桥、浊川桥，在浅川道口跨过东北干线，径直到松川町的某处进行最后一次商议，当夜被部署在现场附近的。 破坏活动班当然不会冒风险单独到现场去干。所以，松川站自不待言，大概在川俣线和公路交错地点的东侧，即东芝公司松川工厂工会办事处和东芝公司松川工厂工会八坂宿舍附近，暗中都布置了岗啃。在石合道口附近也同样布置了岗哨，尤其是现场附近，除了作业班之外，在东北干线两侧还布置了若干岗哨。据推想，为了防备万一，在浅川道口和奥羽干线并入东北干线的地点以及西北一带，大概也都布置了岗哨。算上放哨的车子，出动的车辆总在四辆以上。还动员了几辆普通的吉普车，以备在紧急状态下使用。估计特工班就是在这种全面警戒下行事的。 这些工作班都备有超短波，还有无线电话。联络工具既完备，又能行使权力指挥列车停驶，所以在现场工作时没有丝毫顾虑。 当然，那时使用的撬棍和扳子想来早就预备好了——都是正规作业用的。也许是仙台“反间谍队”之类的机构把这批工具交给干破坏作业的人员的。 不用说，实际使用的工具当然不会是在现场遗留下的那类蹩脚货。 十三 裁判所把故意在现场上遗留下的一根撬棍和一把活口扳子当作唯一的物证，因此，辩护人方面认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规模的作业。可是要完成这样规模的作业，怎么会只带一根撬棍和一支扳子去儍干呢？多带几根撬棍和扳子，现场的破坏作业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于硬要使实际情况与赤间供词相吻合，才出现了种种矛盾和破绽。 前面已经说过，由于头天晚上大槻绸缎庄的仓库被劫，警察署当夜布置了紧急警戒线。那末，上述破坏活动班的放哨与日本警察方面的紧急警戒之间曾否达成某种谅解呢？如果“谅解”这两个字用得太重，也可以理解为双方的警戒是偶然的巧合。这样推想，是由于出动警戒的不是侦查股，而是动员了太多的警备股人员。 在这里，请大家想一想玉川警视在事件发生后立即赶到的时间过早这一事实。而且，玉川警视不是从警察方面得到发生事故的报告的，而是国营铁道管理部直接打电话到他家里的。无论是这种联络方式还是玉川警视到达现场之迅速，以及他到达现场后，在还不知道仓库里遗失了撬棍和扳子的情形下就马上下令寻找起“东西”来，所有他这些行动都是引起辩护人方面和广津先生等提出种种质疑的原因。恐怕只有照我在上面所推断出的情况，才能够勉强说明事实。 尚时在福岛地区警察署担任警备股长的佐藤警部补在第一审的法庭上作证说，当晚他在松川的派出所一直待到十一点左右。地区警察署的警备股长为什么在松川派出所待到那么晚呢？这里也使人联想到玉川警视的行动。这里还使人想起，他曾说他记不得自己在现场指挥过的七八个刑事警察的姓名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件事，我想引述《诹访备忘录》的记事。众所周知，检察当局把这份《诹访备忘录》一直藏到最高裁判所开审的时候才拿出来。备忘录里提到东芝工会向公司进行集体谈判的事。检察当局运用司法技术，急于证明佐藤一出席了集体谈判，也就是说，能否证明佐藤一是不是出席了集体谈判，是决定佐藤一等人曾否举行共同策划的关键。 可是这份《诹访备忘录》上另外还记载着一些奇怪的事情。 《诹访备忘录》第八页上有一段记事表明：当时东芝公司松川工厂曾与国家警察、地方警察、美国占领军民政部、“反间谍队”、劳政科等都有联系。 《诹访备忘录》第八页上有当时东芝公司松川工厂事务科科长助理讽访新一郞的亲笔记事如下： “十三对外关系（紧急时）主要由姓西的来出面。 “国警总部——警备科长（副科长） “六点半对付‘赤旗事件’，自十一日起大约十人。 “地方警察——警备股长——支持者 “根据地——原 “民政部——劳务科（译员野地） “‘反间谍队’——电话1360——译员加藤——‘是松川，拜托’联络人二十分钟 “劳政科——野地科长或高原 “c.c或地方警察派来的最高限度为三十名。” 备忘录上的这些句子经解释如下： “与国家警察福岛县总部的联络要找该部的警备科长（或副科长）。十一日起那方面有十人前来支持。与福岛地区警察联络要找警备股长（按指上述佐藤森义警部补；如前所述，此人曾在松川的原派出所待到夜深）。‘根据地——原’这一点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联想到佐藤森义警部补会守候在那里，佐藤倍雄警察也会通宵达旦地坐在那里，就会弄清其中的含义了吧。既然称作根据地，难道不是说，以这里为中心已经做好了警备部署，只要和这里联络，就能够立即出动警察来镇压东芝工会吗？更惊人的是，还建立了与美军民政部劳政科和‘反间谍队’等保持密切联系的体制。单凭‘是松川，拜托’这两句通知，就能够使对方了解一切而采取行动。”（见《中央公论》，《“松川事件”特辑号》——熊谷达雄先生撰稿） 从上述情况可以了解到美国机关方面同日本警察方面平时就保持多么密切的联系。 一想到玉川警视，我就不禁联想到“白鸟事件”中的白鸟一雄警部的事情。白鸟警部是札幌地方警察署的警备股长，当时他一方面负责对付日共，一方面还经常与美国“反间谍队”联系。据说他并不把他所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他所属的市警察署，而提供给与美军情报部有联系的国家警察。那末，令人联想到这个玉川警视的情况和白鸟警部一样，也是与“反间谍队”和国家警察有特别联系的。 姑且不谈这一点。假使我所推断的上述活动是在当夜进行的话，那末自然会引起疑问：不论多么夜深，不论地方多么偏僻，总会有目击者的吧。可是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出现目击者。然而，虽然没有目击者作证，也不能遽然断定没有这样的事实。 尤其是，由于警察异常热心，与案件有关的人当时正在一个挨一个地遭到逮捕，人人都非常害怕牵连在内。直到今天，如果有人前往进行实地对证，向附近居民询问的时候，人们还是守口如瓶，说什么也不知道。 尤其是，如果有谁目击到那样戒备森严、异乎寻常的情形，先就吓得绝不敢告诉别人了。不能不说，特工班是看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的。 在本案中还有个可悲的插曲：据说当天晚上有个人曾亲眼见到一些行迹可疑的男子，后来这个人死得不明不白。那份奇怪的打印的英文文件上也曾提到过这事，如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不过，这里还是扼要地叙述一下。 目击者是澁川村的一个叫作佐藤金作的人。他偶然从列车出轨的现场附近走过，依稀看见两个“彪形大汉”正在把铁轨从枕木上卸下来。看到这种情况，他有点纳闷，心想：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呢？接着就对自己解释说，大概是检查或修理铁轨吧，也就没怎么感到惊讶。这一伙人中间的一个日本人尾随着他。当他正在开自己家门的时候，那人就从背后用日语喊住他，对他说，不许把今晚看见的事情对别人讲，并警告他说，如果对别人讲了，就要受美国的军事审判。他本来完全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回答说，不对别人讲。 到了第二天，他才知道其中的原因。他正为这一翻车事件感到不安的时候，五天以后，一个陌生人来找他，给他看一张画有福岛市“反间谍队”办事处位置的地图，通知他明天到该处去一趟，有话要对他讲。他更加害怕，就逃离自己的家，去投靠在横滨当三轮汽车司机的弟弟，自己也当上了三轮汽车司机。 然而，他当了两个月的三轮汽车司机后，在昭和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就下落不明了。他失踪后四十多天，家属才听说有人发现他的尸体漂在港湾里。金作的弟弟和家属前去认尸，可是已经火葬了。 听说，验尸的结果是：“没有受伤。大约是酒醉失足跌入港湾，因心脏麻痹致命。”经调查，用英文写下的这件事确实发生过。 死了的金作似乎生前曾害怕过什么人，并作过这样的川柳（由十七字组成的短诗，用俗语讽刺世态人情；系柄井川柳（一七一八——一七九〇）所创始，故名。——译者注）：“乌黑黑，懂得了自杀的心情”，“丝棉绞脖颈，差点儿头没断”，“大卸八块惊梦醒”，“闯祸人默默入坟墓”，“报上的消息，吸引注意力”。 据谣传说，长期住在翻车现场附近的一个乞丐，事件发生后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 且不谈这些事情是否与翻车事件直接有关，至少可以说明即使有目击者，他们也轻易不会把这件事说出口。那末，破坏活动班当然就是在自己同伙的警戒下，间接在日本警察的紧急警戒下，在没有目击者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地进行破坏作业的。 十四 本案的凶器是留在现场的撬棍和活口扳子。这两样东西是唯一留下来的物证，上面都没留下指纹。 关于用留在现场上的活口扳子能否把铁轨上的螺栓帽松下来，在所有的鉴定中都提出了怀疑；环绕着鉴定而展开的争论，目前仍在继续进行着。但是依我看来，用活口扳子来操作是绝对不可能的，因而我认为进行作业时并没有使用活口扳子。这里先撇开活口扳子不谈，我倒想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令人摹想到犯人身影的撬棍上。 这根撬棍上刻着像是英文字母x·y这样的记号。前面已经提过，在事件发生之前，国营铁道备用的工具上从来没有刻过这样的标记。撬棍上沾着少量的草绿色油漆。法庭记录上也把草绿色油漆当作一个问题提出来了。 前面已经说过，我并不认为真正的破坏作业班光是用留在现场的一支活口扳子和一根撬棍（而且还是冒充的）来进行作业的，我认为此外他们还使用了铁锤。据说物证鱼尾板上的击打痕迹表明，有人曾用铁锤般的东西使劲击打过之后才把它拆下来的。 这根撬棍上还有着一道纵纹。据国铁方面的证言，撬棍上难得出现纵纹，一般总是出现横纹。从留在现场上的撬棍的纵纹来看，这根撬棍是不是在国铁方面的作业以外的其他作业上使用来着呢？“其他”指的是撬棍正常用途以外的用途。换句话说，单凭这一点就令人感到这根撬棍不是国铁的东西。 这根撬棍是用轨距系杆做成的，比国铁的规格三十公斤的铁轨要粗一些，比三十七公斤的铁轨又细得多，因而使人怀疑它不是用国铁规格铁轨的轨距系杆制成的。 撬棍的粗细，国铁所没有的x·y这一记号，引起疑窦的油漆的颜色，在在都令人自然联想到撬棍是属于什么人的。 但是，关于撬棍和活口扳子，在前面所提过的《对“松川事件”的看法》的座谈会上，还有人作了下面这样的发言。与会的野村正男说： “因此，社会上有人问这件事是不是占领军的特务机关干的呢？这些东西是不是他们的呢？那个时期占领军不是有个铁道方面的机关（运输司令部）来着吗？我觉得奇怪的是，并没有听说那个机关带了什么铁道工具来……” 他又说：“我认为占领军士兵既没有带机车来，更不用说撬棍和扳子了……” “没有听说”或是“认为”完全是这个发言者的臆度，我并不打算就这一点加以评论；但是我想，社会上也许有一部分人抱着与野村同样的看法，因而才在这里引用一部分座谈会记录。 关于机车的话姑且不论，“更不用说撬棍和扳子了”这种说法太像不明事实真相的人说出来的话了。美军并不是为了游览才留驻在日本的。它一直处在随时都可以战斗的体势之下。哪一个国家都是一样，军队总是在时刻准备战斗的基础上存在的。美军留驻日本的时期也做好了应付一切战斗的准备，一切战斗工具都准备好了。因此，工兵用的工具也样样齐全。尤其铁道又是输送军队最大的动脉，想来在这方面他们也准备了比日本铁道所准备的还要优良的工具。 假若美国一旦与日本的邻国发生战争，难道美军在作战上会完全倚靠日本的铁道员工来负责运输吗？美军一定预想到铁道工人发动罢工的可能，自己准备好了靠自己的力量也能进行铁道运输的专门部队。只要美军在占领地区统治一天，这种体势和准备就不会不计划好了的。何况又是撬棍和板子这样普普通通的一般工具呢！ 实际上美国刚占领日本时，曾按照日本的轨距制造了作战用的内燃电动机车（与日本的dd50型、df50型等系同一类型），在进驻的同时就运来十几台。占领期间在日本各地都使用过这种机车，修理工作由使用得最频繁的品川机车库担任，大修理由国铁大宫工厂和滨松工厂担任。占领局面结束后，他们把其中一部分（多半是制造年度比较近的）拨给了国铁，国铁给它们命名为dd12型，现在大约使用着五台。这一类型是日本的dd13和dd11型的先驱，从外表上来看，几乎是一个样。不过dd13型和dd11型是日本独有的东西，传达动力的方式和内燃机车完全一样，使用的也是液压式转矩变流器。 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军曾运来供修理内燃电动机车用的、在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大量零件和大批拆卸、装配用的工具。这些工具中的一部分现在恐怕依然留在哪个机务段里呢。据说工厂里的机车技术员初次看到这种机车时，知道了美国方面周密的作战计划，曾大吃一惊。 由于有这样的事实，野村所提出的天真的疑窦：“占领军士兵既没有带机车来，更不用说撬棍和扳子了”就毫无意义了。 十五 以下要谈谈成为问题的草绿色油漆。 一考虑到这种颜色，我就不禁想起“下山事件”中的颜色的问题。从下山总裁尸体的上衣里发现了发靑的绿色粉末，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参照《下山国铁总裁是被谋杀的》） 从“下山事件”的色粉中我推断出下山被绑架的地方与使用涂料的工厂有关。我还说过，这种色粉的颜色与美军涂在武器上的保护色相同。 对于本案撬棍上所沾的草绿色油漆，也可以说同样的话。那不是鲜草绿色，而是暗草绿色。遗憾的是，物证撬棍上所沾的这种颜色如今已经消失了，但这一事实依然保留在法庭记录里。 根据这一点我做出以下的推断。 我想这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根撬棍曾经在涂有这种颜料的地方放过一个时期，而且由于颜料未干，撬棍偶然碰在上面沾上了颜色。但是国铁仓库里不可能有涂上草绿色油漆的东西，何况这又和涂在信号机上的明朗的天蓝色完全不同。暗草绿色是美军涂在武器上的保护色。 我猜想松川破坏作业班的一部分人员也许是从仙台方面来的。仙台有一座小型的美军野战工厂，在那里进行若小型飞机和直升飞机的装配工作。除了靑森县三泽机场以外，应该还有个辅助机场。根据推想，如果这个破坏作业班是从该野战工厂选出来执行这一特殊任务的，那末他们并不缺少破坏铁道的工具。从现在作为物证留下来的道钉来看，它并不是用什么扳子费好大事才拔下来的。据在现场的铁道专家说，从留在道钉上的痕迹看，有人曾用一下子就能拔掉的工具夹过它。这么说来，作业班也许拥有日本所不具备的精密工具。 再说，由于不小心撬棍沾上了草绿色油漆也是很自然的事。这根撬棍也许是放在仓库里的，仓库里堆着涂有这种颜色的油漆的工具。要么就是撬棍在搬运途中碰着车子（吉普车就是这种颜色）油漆未干的部分了。 总而言之，我是想说，这个案件中唯一的凶器——扳子和撬棍——并非像检察官方面所坚持的那样，是被告从仓库里偷出来的、铁道上备用的工具，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但是假若否定这唯一的物证，整个事件就不能成立了。因此，判决书上就用“不能说不是松川养路班的东西”“不能说不可能用它们来进行破坏工作”这样模棱两可的说法，来确定它们是物证。 看到这份判决书，我又不禁想起“帝国银行事件”来。 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既没有证明凶犯所使用的毒药究竟是什么，也没有弄清楚被告平泽是通过什么途径、从哪儿把毒药弄到手的。在东京大学等处检验的结果，只是说害死十二个人的毒药是氰化钾化合物之类的东西，至今也没有查明它究竟是什么。但是在判决书上，不知什么时候它就变成了氰化钾，进一步变成了“被告所会持有的氰化钾”，尚未证明的一点——被告怎样把它弄到手的——竟然被忽视了。在“帝国银行事件”中，氰化钾也是唯一的物证，但审判官居然就凭着这样含混不清的论据下了判决。为了确定凶器，当局不惜采用这种方式，因为不然就不好办了。（参照《“帝国银行事件”之谜》〕 野村正男毕竟是多年来专门采访法庭的新闻记者，关于这一点，他和我抱同样的想法。 “广津：少数派的意见当中，有一位写过‘不用管扳子是从哪儿拿来的’之类的话。大概就是下饭坂先生吧。 “野村：这大概与‘帝国银行事件’的判决相似。方才已经说过，平泽是从哪儿把氰化钾弄到手的，它究竟是氰化钾还是类似氰化钾的东西，始终也没有侦查出来。可是对平泽的判决书上却认为：整个来说，不妨判定被告是有罪的。这种事例…… “广津：平泽的情形和这个有些不同吧？ “野村：自然有轻重之分喽。可是平泽一案也很重要。在那个案件中，既然害死了十二个人，人们总想知道毒药究竟是从哪儿弄来的，性质是怎样的。可是这始终也没有确定。”（见《法律时报》，昭和三十四年十一月号：《对”松川事件“的看法》座谈会记录） “松川事件”中也同样使用这篇发言中所指出的“整个来说，不妨认为被告是有罪的”这种办法。检察官既不能证明撬棍和扳子确实都是松川养路班的东西，也没有根据鉴定做出结论，肯定被告在现场上进行破坏工作时曾使用过活口扳子。如果只是以“这样一桩重大案件竟查不出犯人来，那太不便当了”为理由，而来制造关于凶器的可疑的论据，并断定为“物证”，那可是个严重的大问题。 我认为没有在现场上使用过的痕迹的活口扳子是假物证。刻有x·y记号的撬棍如果不是与美军作战部关系很密切的、负责运输补给工作的部队所使用的一种野战工具，就是大兵为了好玩而用轨距系杆手制的工具。国铁方面最初所写的事故报告书上认为撬棍上有在工作中使用过的痕迹。这一点如今已经难以证实了。即便承认这一点，也不一定就足以证明是在松川的现场上使用过的。从上面的纵纹联系起来想，说不定它曾被派在我们所想象不到的其他用场上也未可知。总之，我的解释是：撬棍也和活口扳子一样，没有在现场上使用过，是真凶为了伪装而放在现场上的，他们接着就逃之夭夭了。 十六 下面再来谈谈失踪了的两块鱼尾板的问题。 我敢说它们是“失踪了”。据赤间供称，鱼尾板只“卸掉了一处”，检察当局也一直坚持这种说法。然而大概是由于检查现场的结果觉察到仅仅卸掉一处是难以使列车翻车的，同时辩护团方面对这一点也进行了追究，所以到了第二审，检察官又重新拿出两块鱼尾板来，说是以前由于疏忽忘记拿出来的。 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两块板子是弯的，而鱼尾板被拆掉的地方是笔直的，那里的鱼尾板也应该是直的。因此，辩护人方面指出这两块大概是假的——即是说，检察当局恐怕是迫于无奈，才从别处随便拿了两块板子来搪塞的。 我不能断定究竟是哪一边对。这里先就辩护人方面所坚持的鱼尾板是假物证的论点来考虑一下。这么说来，那两块真正使用过的鱼尾板已经消失、不知给藏到什么地方了。如果它们确实存在，检察当局一定一开始就会光明磊落地把这样足以使辩护团信服的物证拿出来。反过来说，也可以认为由于丢在现场上的鱼尾板只有一块，当局才唆使被告赤间说，在破坏工作中只卸下了一处。 “关于藏匿鱼尾板的问题——？ “山本检察官说，因为不知道有这样的鱼尾板，所以没有拿到原审的法庭上去。他自己也说，不知道这事是‘可笑’的。自然是‘可笑’的。山本本人不是在昭和二十四年十月间曾接到过关于鱼尾板的侦查报告吗？ “检察官为了坚持供词的‘真实性’，在法庭上甚至对证人也蛮不讲理地强行诱导讯问，事后还制造了调查书。因此，他们当然不肯拿出与供词显然有出入的鱼尾板。检察官把鱼尾板藏匿起来，勿宁说是出于一般的人情之常。”（辩护人冈林的辩论要旨） 这么说来，除了犯人以外，不可能设想有谁会拿走鱼尾板。犯人为什么单把两块鱼尾板拿走了呢？ 犯人既然故意把假装用过的撬棍和活口扳子留在现场附近的田里冒充“物证”，那末他们为什么又把事后自然会引起疑问的两块鱼尾板运走了呢？ 这里令人联想起“下山事件”来。从下山总裁的遗体上失落了一些东西，那就是眼镜、领带和打火机。当时连附近一带的草丛里都搜遍了，终于也没有找到，如今已经成了一个隐谜。我想把下山身边丢失了这些东西和这两块鱼尾板下落不明的意义等同看待。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真凶的“战利品”。也许这种说法会使听者感到很奇怪吧。但是在战场上，士兵经常抢夺战败者随身携带的一些东西当作“记念”，悄悄归为己有这是日本士兵曾经在中国大陆上干过的事。至于外国兵，这种倾向就更厉害了。下山的打火机、领带和眼镜都是绝好的“战利品”，因此，当然是不可能找得到的了。我很迂阔，写“下山事件”时竟没有注意到这事。这一次动手写“松川事件”，才回转来想起这一点。 我认为大概是凶犯们没怎么考虑到会引起什么后果，就半开玩笑地把两块鱼尾板当作“战利品”带走了。 然而这次的情况和下山的打火机、领带、眼镜也有所不同。从下山身上剥下的东西可以放在口袋里。鱼尾板却又大又笨重，不易搬动。不过犯人有吉普一类的车子。我想这样来解释鱼尾板之谜。 这件事引导我们去解决另一个矛盾。现在再回到留在现场上的撬棍，和扳子的问题上来——两件东西上头都没有指纹。广津先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犯人好像唯恐人家看不见似的特意在现场上留下这样的东西，是很可疑的。这一点大概是谁都会想得到的。 但是这里又有另外一个矛盾。假若要在现场上留下物证，为什么偏偏留那种事后会令人怀疑是否使用过的、不足以说服人的物证呢？既然留，为什么不留下能使人人都信服的证据呢？关于那把活口扳子，至今在鉴定方面还争论不休。为什么不留个不需要采取如此烦琐的手续而一下子就能肯定的凶器呢？那样做，效果要好得多了。 然而，有一个理由是，所使用的工具显然不是国铁方面具备的。进行破坏工作时大概也使用过铁锤，却没留下来。只是鱼尾板和螺栓帽上留有用铁锤击打过的痕迹。 撬棍和活口扳子这两样东西上都没有留下指纹，想来犯人的用意是周密的，但对工作班来说，这是起码的常识。平素戴手套做工就远比不戴手套做工更符合他们的习惯。 但是犯人们干完破坏工作后撤离现场时，也许注意到必须留下点“破坏工作的证据”。于是，假物证撬棍和活口扳子就起了作用。但是他们却把应该留下来的鱼尾板拿走了。这个矛盾使人感到这一罪行的情节有首尾不相符的地方。 在翻车的现场上，一根铁轨被移到离线路十三米的地方。原因虽然不明，但冈林的辩论要旨上说，从铁轨既没有弯曲，也没有歪过来这一点来看，令人想到它是十个以上有气力的彪形大汉半开着玩笑搬的。“半开着玩笑”这个词儿令人推测到实际进行破坏工作的犯人的性格，更进一步使人推想到犯人的形象和这一破坏阴谋的性质。 十七 这一事件的被告都是根据赤间的供词，像顺着白薯蔓一样一个个地被逮捕的。首先，根据赤间供词逮捕了铃木、高桥、本田、阿部、佐藤——他们大多是国铁方面的人。 接着又逮捕了滨崎，根据他的供词逮捕了杉浦、太田、佐藤代治、二阶堂、小林、菊地——他们大多是东芝方面的人。 为了把国铁和东芝联系起来，还得揑造他们之间的共同策划。这就要靠太田省次的供词了。根据太田的供词，武田久（共同策划的主席）、斋藤千、冈田十良松等人被捕，事件的全体被告都被加上了“共同策划”的罪名。总之，对捡察当局来说，赤间、滨崎和太田的供词是这一事件的三个关键。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人差点没当上事件的另一个主角。那就是赤间被逮捕了一个星期后，由东芝逮捕来的十八岁的少年菊地武。菊地少年以偷盗嫌疑被逮捕，其实这是捏造的。但是当局并没放他回去，却马上就“松川事件”对他进行起侦查来了。然而他偶然得了盲肠炎，就被释放了。 如果菊地少年这时没有患盲肠炎，那会怎样呢？他一定会和赤间一样当上了东芝方面阴谋策划列车翻车的线索。因此，可以说侦查当局在本案中是企图根据赤间、菊地这两条线来进行逮捕的。也可以说是由于菊地少年患了盲肠炎，没办法，只好盯上滨崎作替身。 不管怎样，与其说是根据赤间少年的供词，不如说是把这供词当作桥头堡，一个个地瞄准共产党员，把他们诬陷为被告。当局这种手法诚然可以说是高明的。本田升还没有被逮捕以前，玉川警视就会对赤间说“本田说是你干的”，并让他提出本田的名字。从这件事也可以揣测到这一点。 这段经过的某些地方使人认为警察方面预先就清清楚楚地知道了被告们的动静。对各个被告的性格、习惯、家族的状况、嗜好、兴趣大概都作了详尽的调查。说不定玉川警视也派部下了解过情况，但我深深感到为了取得这样准确的情报，警察当局一定平时就派密探打进东芝方面和国铁方面去了。 有一段插曲足以使人推想到这一点。有个名叫a的共产党县议会议员。他是福岛地区的共产党干部。这一年日共正好受到共产党情报局的批判，据说a就责备起代代木的共产党来了。自从这次批判以来，福岛的共产党也分裂成为两派，a和分裂出去的那一派一起退党了。但是过不多久，那派就把他开除了。理由是，a老早就和特审局有密切朕系的事暴露了。也就是说，他原来就与为了对付共产党而搜集情报的特审局有联系。 我认为这一事实可以作为我推测有密探潜入东芝和国铁的旁证。 十八 “松川事件”发生前后，还有过形形色色有趣的活动。 从松川车站向西约二百米，沿着县筑的公路有一家叫作“松乐座”的小戏园子。八月十六日晚上，也就是发生事件的晚上，有一个巡回演出的歌剧团来到这里，下午十点钟以后才散戏。几个钟头之后，火车就在离戏园子不远的石合村落再过去一点的地方翻了车。奇怪的是，歌剧团只在当天晚上演出了一次，第二天就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事件发生后不久，人们开始怀疑这个剧团。轻歌剧团前前后后只在这个镇上出现过这么一次，而特意挑选这样一个小戏园子也是很奇怪的事。当时来调查的人也会向出租戏园子的“松乐座”的老板阿部某打听过几次轻歌剧团团长的情况，但是他始终闭口不答，以后就死掉了。最近听到流传说，这个团长是个怪人，战前就跑遍了中国大陆，战后与国铁、警察和美军都有关系。 共同社的新闻报道如下： “事件发生后，福岛管理部机车股和养路股对现场进行过调查，在综合调查报告中曾作出这样的推断：‘从妨碍列车使用的手法来看，与战争时期日军在中国大陆和南洋一带所使用的手法相同，要不是精通技术的人或是对这方面有些知识的人，是办不到的。’有一种当时就令人深信不疑的情报，说这是旧特务机关以及右翼方面所犯的罪行。这并不单是根据犯罪手法推测出来的。 “当时被称作‘反共右翼巨头’的t，在离现场二十公里的安达郡和木泽村为土木工人开了个饭堂。事件发生之前，他就在福岛县到处发表反共演说。所以有人说：‘难道这不是让特工队潜入的最好的根据地吗？’——当然，事后这样的谣传一发生，t就矢口否认。 “但是，和木泽村还有个与当时在福岛县内活动的右翼团体有关的‘日章旗同盟’，由于发生事件的晚上有到过现场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原铁道职员i也住在该村，因此，凡是主张事件是右翼干的人，一定会提到这个村子。”（见《中国新闻》，昭和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 尽管松川的破坏工作班与美军有关，却很难设想他们会直接使用军人。据推想，实际的工作班雇用的是日本方面的“包工头”。如果使用了军人，多半也是二世。 至今谁也没有就这方面做出肯定的推论。与“松川事件”有关的人唯恐单凭个人想象会给审判带来不利的影响。由于用意周到，即使提到这事，大家也只是采取小心谨慎的方式，略微暗示一下与美军方面有关而已。 “真凶是与各位被告毫无关系的人。辩护人无法证明本案中列车翻车事故发生的夜晚是否布下了紧急警戒线（检察官在原审第十一次公审庭上提出来的异议〕。但是已经证明当天福岛地区警察署的警备股长在松川派出所逗留到夜深（警备股长佐藤森义在原审第十一次公审庭上所作的证言）。由此，并不是不能推断出真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安然采取行动的胆大包天的人。被告中并没有这样的人物。”（辩护人冈林的辩论要旨） 但是事件发生后如今已经过了十年以上，如果只在法庭记录的范围内展开争辩的话，看来无论如何也没有把本事件的真凶追查出来的希望。 附记：本文原载于昭和三十四年的《文艺春秋》上。那以后，此案又经历了最高裁判所发回重审、仙台高等裁判所再度审判、门田审判长宣布全体被告无罪以及检察当局向最高裁判所控诉等过程。但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探讨审判过程，因此作者只做了若干修改，无需再加以重写。 白鸟事件 一 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译者注）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半钟左右，复盖着札幌市内的雪，被那刚刚降临的黑夜呑没了。 两辆自行车在南六条西十六丁目一带奔驰着，忽然发出了枪声，其中的一辆倒在雪地上了。另一辆自行车照旧奔驰，过了三百来米就消失在黑暗中。这时收音机正在广播着《三支歌》。 这条大街行人稀少，冰冻的道路上，只零零落落地点着几盏街灯。 接到行人的报告，警察署的车立刻开到了，警察抱起被枪击的人一看，吃了一惊。从脸容认出那正是札幌市中央警察署警备科长白鸟一雄警部，原来骑的那辆自行车倒在鲜血淋淋的尸体旁边。 行人虽然稀少，还是有人目击到出事以前疾驶着的那两辆自行车。其中一个人是北海道厅的职员，他走到附近被烧毁的邮局的遗址时，看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以普通速度从他右首经过；相隔大约六丈远，另一个人从后面也骑着自行车驰来，赶过头一辆自行车。 那个职员并没有特别加以注意，所以事后也想不起骑车的人穿的是什么衣服。他哼着小调，不紧不慢地走着。快到西十六丁目的街上时听到前面发出砰的一声近乎自行车轮胎放炮的巨响。 随着声响，他看到两辆自行车的后影，其中一辆朝西边笔直地驰去，另一辆倒在那里。他急忙走去一看，倒在雪上的人穿着黑大衣，头戴滑雪帽，戴着眼镜，身子俯卧着，嘴和鼻孔里流出了大量的鲜血。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五十二岁的妇女。她刚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就看见两辆自行车从身旁过去。其中一辆稍微赶前一点，另一辆在它右边驰着，像是要追过去似的。后面那辆自行车的前轮几乎挨着前一辆的后轮。由于两辆自行车贴得这么近，这个女人还以为他们是一伙儿的呢。 两辆自行车赶过了她，大约骑过去六尺光景。这时只听到啪啪的响声，刹那间，前一辆车上的人，腰下边闪出小爆竹般的火光，随后那人猛然一嗞溜，就像从自行车上滑落下来似的栽倒在路上了。 另一个目击者是个二十六岁的男子，他也是市公所的职员。下面是他的证词： “我走到十六丁目的半中腰，无意之中回过头去朝左边望了望，只见离我后边二三十米光景，靠左侧的路上，有两辆并行的自行车朝我驰来。我想：当心自行车来了，得躱开啊，就又把头掉过来，朝西走了五六步。 “过一会儿，就接连听到砰砰两声，我一边走，一边回过头去朝左后方发出声音的方向望去。只见刚才那两个骑自行车的，左边的那个好像从车上掉下来倒在路上，右边的那个也不去管倒下来的人，以普通的速度朝我驶过来。 “我又把脸掉过去。走到肉铺附近时，微微听到后边嘶的一声——这是自行车骑得相当快时发出的声音。我就掉过头去朝右边望了望那辆自行车。那个人平伏着腰蹬车，以猛烈的速度从我身边骑过去。他在十七丁自临街的一家当铺犄角上拐了个九十度的弯，越过雪堆，往前一窜就向南边拐去了 “我听见自行车在后边嘶的一响，回过头来一望，从侧面瞥见了骑车人的脸。他平伏着腰蹬车时，我又清清楚楚看见了他的身形，所以大致知道他的面容和装束。他有二十七八到三十岁光景，没戴帽子，长头发，蓬蓬松松的没有修剪，鸭蛋脸，没戴眼镜，脸色是白是黑可没看清。从背后看来，个子不算小，虽然不胖，我觉得他的体格却是魁梧的。”（旁证人记录） 此外，还有个目击者。那是住在现场附近的一位家庭妇女，《北海道日日新闻》（昭和二十七年七月十二日〉上曾登载过她的谈话： “一月二十一日下午七点钟光景，我站在南六条西十五丁目的书店前面。这时，从东边驶来两辆自行车。我走到路当中，望了望靠我这边的那个人的脸。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时，右边并行的那个人朝着靠我这边的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他没有回答。附近有电灯，我记得照得相当亮。我问那家书店有没有我要的那本书，说没有，我就径直走到十一丁目去买了。 “回来的路上，刚走到十五丁目，就听见酒馆的收音机在大声播送《三支歌》。又走了一段路，看见一个男人躺在地上，自行车就倒在他身旁。 “那里还有两三个人，说：‘大概是喝醉了。’住在角落上第三家的三上大妈这时来了，说刚才砰砰响了两声。有个穿黑大衣的人把手放在那个人的肩膀上，问道：‘怎么啦？’那人回答了一声‘嗯’。那时他还活着。” 在这里简单谈谈被杀害的白鸟一雄警部的经历。 这个警部当时年三十六岁。十五年前，他在北海道当上了警察，在外事股一直工作到停战，在职时还曾被派到哈尔滨学院去学习俄语。 日本战败后，他在警备股任职，被提升为市警察署的警备科长，兼管批准开业的工作。 白鸟以前从事过以镇压左翼运动为目的的特高警察的活动。从昭和二十六年八月到十月，日共一通过“军事斗争”方针并做好准备，担任警备科长的白鸟就将党员一一逮捕起来，关入监狱。日共党员确实憎恨白鸟，把他看成是镇压他们的最凶恶的敌人。 关于白鸟，有着种种传说。被害的那天下午，他的行踪是这样的：他只在警察署里露了一下面，就到市内南四条西四丁目的酒吧间“紫浪”去，接着又到过两家窑子。由于负责管理风纪的关系，在这一带他很吃得开。 “‘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所出版的《白鸟事件》上有如下一段话： “说到酒吧间‘紫浪’，直到事件发生的头一年，共产党地方委只会的办事处还设在这家酒吧间附近。共产党的这个办事处曾几次遭到成伙持手枪的强盗的袭击。‘紫浪’原是个复杂的地方，强盗的头子们经常在这里和‘反间谍队’里的二世碰头，接受指示。白鸟大概不仅每天和美国的特务机关取得联络，想来他当天还跟这类强盗和右翼特工人员见过面，但是当局对这些情况都加以隐瞒，避免从这一点来追究白鸟的行动。” “白鸟事件”发生之前，札幌附近曾接连发生共产党员所造成的险恶事件。小樽庙会的前夕，曾经发生有人往担任该地警备的警察队扔火焰瓶（在瓶子里装上易燃物，抛掷后可引起火灾。——译者注）的事件。所谓“红灯事件”也暴露了。这个计划是要用红信号灯把运煤的列车停下来，让市民去抢车上所载的煤。接着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由于在市公所前面举行“给我们年糕！”的静坐示威，自由劳动者（指没有固定职业的工人，一般都打零工。——译者注）的党支部和北海道大学学生中时几个活跃的党员被拘留，日共党员展开释放斗争，把几百张威胁性的明信片寄给了白鸟警部以及札幌市长和负责公安的检察官盐谷。 当局认为日共党员的这种“暴力行为”恰好配合了日共中央所提出的“军事斗争”。根据党员的这一系列活动，当局估计枪杀白鸟警部这件事也是他们当中的什么人干的。 侦查当局认为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是日共党员，决定首先拿自由劳动者支部开刀。 一个在职的警备科长被枪杀了。警察当局感到异常紧张自是不必说了。为了搜捕凶犯，侦查总部闹腾得沸沸扬扬。从事件发生后第三天（二十三日）的早晨起，就像嘲笑他们似的，共产党员也印着《看吧，天诛地灭！》这样一个标题的传单在市内到处散发。 传单的第一句是：“自由的凶恶敌人，白鸟市警科长的可耻下场正是全体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还说，要正视白鸟被杀害的事件，指出全体市民必须以此为契机，奋起从事革命斗争。传单上署着“札幌委员会”。这就是所谓“天诛传单”。 根据从尸体里取出来的子弹，查明白鸟警部致死的原因。据鉴定，子弹是从三十二口径的一九一二年型勃朗宁左轮手枪发射的。尸体所在的现场附近还落着一只弹壳。 从子弹射穿状态以及沾在衣服和皮肤上的硝烟痕迹也能够推测出凶手是从极近的距离向该警部开枪的。 从这种状况来推想，正如目击者所说，两辆自行车几乎是并行着的；刚骑到现场，后面那辆自行车上的人就从背后狙击了骑在前面那辆车上的白鸟警部。 二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村上由就到北海道厅的记者俱乐部来，以谈话的方式发表了声明。内容要点是： “党和‘白鸟事件’无关。这个事件是与党毫不相干的过激分子任意干出来的。党不赞成这样的个人恐怖行为。关于传单，我们毫无所知。传单内容是些毫无政治性的莫名其妙的东西，党会不会发出这样的传单是值得怀疑的。” 村上是全北海道日共合法组织的代表和发言人。 “但是第二天村上又在记者俱乐部出现了，他收回了前一天的声明，并宣读了声明书，大意如下： “我不知道‘白鸟事件’的凶手究竟是谁。关于党和本案的关系，我也无可奉告。但是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抵抗警察当局的镇压的英勇行为，而不是个人的恐怖行为。” 这与其说是修正了前一天以谈话方式发表的声明，不如说是把它全盘推翻了。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收回前言。 侦查当局检举不到嫌疑犯，正在焦灼万分时逮捕了自由劳动者支部的靑年党员吉田哲。他是作为“民靑”（日本共产党领导的日本民主靑年同盟）中央的组织干部而到北海道来的。 当局获悉“天诛传单”是吉田散发的，就根据这个嫌疑逮捕了他。这时还检查了吉田的指纹，想知道它与落在现场上的弹壳面上依稀可辨的指纹是否一致。弹壳上的指纹有一部分并不清楚，但据说与吉田的指纹相仿佛，因此就开始对他严加审问。 可是在札幌高等检察厅会议室把吉田的指纹和弹壳上所沾的指纹映照在银幕上研究的结果，认为并不像，于是，吉田的嫌疑就减少了。吉田曾做过假供词，检察官查明那不是真实的，就将他释放了。 同时，检察厅的有关方面收到了几百张威胁性的明信片，侦查总部就把这些收集在一起，仔细加以研究。从明信片上去检查指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当局假定威胁信与枪杀白鸟事件有关，打算从笔迹来追查犯人。于是，根据笔迹鉴定，查出有写明信片嫌疑的共产党员的名字。自当年四月起，以写威胁性明信片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公开党员达十二名；其中有一个是北海道大学的学生，名叫鹤田伦也。在这些党员当中，他是唯一属于地下党组织的，但这时当局还不知道这一点。 侦查当局方面的中心人物是高木一检察官，在“帝国银行事件”中他曾作过主任检察官。 被捕的党员以绝食斗争来进行抵抗，当局也找不到关于他们的可靠线索。因此，三个月以后，全体就被释放出狱。 被害者是在职警部。不论从事件背景的严重性，或是从维持警察威信来说，侦查当局都必须全力以赴地搜捕犯人。但是侦查班连一点线索也得不到，他们的焦躁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就这样，侦查当局针对“白鸟事件”而展开的活动一开始就走进了死胡同，老早就传说已经迷失方向了。 但是事件发生后过了约莫四个月的某一天，碰了壁的侦查班突然看到了一线光明。那是从遥远的西方射过来的。关于这段经过，可以从追平雍嘉（被告之一）所着《白鸟事件》这本书里引几段： “侦查班自不用说，连共产党本身也想不到的一件事，使‘白鸟事件’急转直下地有了解决的头绪。原来札幌的一个共产党员倒在温泉区伊东市（静冈县）的街上，受到警察的保护。 “最初收到这一情报的是札幌方面的国警队。经过多番调查，才知道这个党员是北海道厅支部的n靑年，由于散发传单，诽谤美国占领军是偷煤贼而被起诉的。后来他在保释期间失踪了，当局正在追查他的下落。不料他喝得烂醉如泥，倒在温泉区的海滩上了。 “命运是很奇怪的。恰好在那天晚上值班的巡查部长s是个心肠格外软的人。s从n靑年的态度中感到他不像是个纯粹为了自杀而出走家庭的人，就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并把他介绍给伊东的醋鱼饭卷店‘蛇目鲊’，在大师父下边学徒。‘蛇目鲊’的老板把n当亲儿子般地照看，敎给他做饭卷的技术。 “n拚命干活，从采购材料到洗桶，什么都干。揑醋鱼饭卷的手艺也越来越高了。但是他这段太平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过了一个时期当局就查明n的历史，了解到他是与‘白鸟事件’有关的刑事被告（作为嫌疑犯被检察官起诉，尚未审判者。——译者注）。这时，札幌方面的国警队就派老练的赤坂警部补去把n拘押起来。 “被带到札幌去的n，决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就主动写了备忘录，交给赤坂警部补。正是在这份备忘录里，他具体地记述了札幌委员会指挥下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概况。当局这才知道札幌地区三十个地下支部属于七个地下总支，这七个地下总支又是由札幌委员会领导的。 “侦查总部拿到这份重要情报就忽然活跃起来。” n就是靑年共产党员成田。成田所提供的情报使直到那时为止对地下组织差不多是一无所知的当局为之愕然，而且备忘录的每一条似乎都可以成为解决“白鸟事件”的重要线索。大体说来，他提供的情报有这样几条： 一、北部总支领导着包括北海道厅支部在内的几个支部。组织干部是被人称作“老直”的佐藤直道。 二、与札幌委员会的委员长村上国治等人一样，佐藤直道也是属于礼幌委员会地下组织的重要党员之一。 三、在“白鸟事件”发生时，“音川”（化名）是直接隶属札幌委员会的联络员，他骑着自行车在重要党员之间进行联络。事件发生时，向第五总支散发“天诛传单”的也是他。 四、他们似乎还组成了“核心自卫队”。“白鸟事件”发生时，以队长身份进行活动的是使用“花井五郞”的化名的宍户均。 五、n也受过以“核心自卫队”为中心的干部训练。 训练地点在惠庭村新建立的小居民点的一个农民家里，敎导员绀野与次郞是当时潜入地下的八名干部之一。 六、根据“白鸟事件”刚发生后村上国治、佐藤直道等人的言行来看，“白鸟事件”的策划者是共产党。“天诛传单”的起草者是村上，佐藤对“白鸟事件”持反对或是怀疑态度。 七、n也和支部里的其他党员们一起参加了昭和二十六年年底在盐谷检察官的住宅贴传单的事件。 八、n曾经看见佐藤直道把武器——土制手榴弹藏在秘密住所的炭箱里。 由于n透露了这些重大事实，侦查总部这才确定了侦查的基本方向。他们马上就将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依次逮捕起来。 佐藤直道原是日本供电厂的职员，“赤色整肃”（一九五〇年六月麦克阿瑟命令日本政府当局非法“整肃”二十四位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接着又大批解雇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译者注）的时候被开除。共产党提拔他当了札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接着又任代理委员长。共产党提出“军事方针”后，他就在村上委员长下面作为札幌委员会指导部的成员，专心一意地从事组织活动。 当时年四十二岁的佐藤被侦查总部逮捕之后，在审问官执拗的盘讯之下，终于屈服，开始供述重要事实。 在狱中脱党的佐藤，向侦查总部提供了有关“白鸟事件”内情的材料。这里再摘录一下追平的《白鸟事件》中的要点： 一、札幌委员会的指导部（根据日本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的组织方针而成立的地下组织指导机构）是礼幌地下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委员长是村上国治（化名k）。指导部成员有佐藤直道（化名y）和追平雍嘉。 二、札幌委员会的军事部解散，军事委员会并入指导部。军事委员长由k（村上）兼任，宍户均担任副委员长。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伦也是军事委员之一。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左右，军事号员会直属的“核心自卫队”成立，队长为宍户，副队长为鹤田。杀害白鸟警部的计划是作为札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军事行动的一环而执行的。 三、昭和二十六年年底，k（村上）与y（佐藤）协商公开袭击白鸟警部的计划。y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悄悄地把他干掉，”——暗示应该采取暗杀的办法。 四、自昭和二十六年十月左右起，札幌委员会就四出奔走，搜集武器。搜罗到手枪和弹药，还制造了手榴弹。 五、昭和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前后，佐藤正在南八条街上走着，只见宍户挺着胸脯也在那里走。他觉得宍户那副样子有点奇怪，一问，宍户就拍拍口袋里的手枪说：“我要拿这个家伙干掉美国兵。”佐藤要求k监视宍户的过激行动。 六、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叫佐藤博，他是佐藤直道曾经领导过的共产党员，是个抽水机安装工人。 七、札幌委员会的朕络员是音川（化名），他担任重要党员之间的文书联络。此人现在已脱党，下落不明。 八、此外，佐藤直道还供出入党以来他接触过的约莫一百名之多的党员的姓名、履历及活动状况，其中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指导部的第三个成员追平雍嘉。追平原是北海道大学党支部的领导人，不仅与加入“核心自卫队”的大部分北海道大学学生过从甚密，而且还领导西部总支丸山支部。杀人事件的现场就在这个支部分工的地区以内，而被断定为凶犯的佐藤博正是丸山支部的成员，从追平的指导下转移到军事方面的。 九、起草“天诛传单”的是k（村上）。y（佐藤）认为这样做很危险，就发出特别指示，要各支部把它烧掉。k听到这事，吃惊地说：“哦，怎么？”显出不满意的样子。 十、札幌委员会上面有北海道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吉田四郞，军事委员长是川口孝夫。“白鸟事件”是未经该委员会许可而干出来的。事后，吉田四郞会严厉批评“白鸟事件”，说那是“小资产阶级的、流氓地痞式的急躁行为”。 十一、发生事件的那个晚上，y（佐藤）偶然站在现场附近的十字路口上。这时，他听见像放花炮般的啪啪的响声。事后他才知道那是行凶的手枪声。 三 叙述这个事件的经过时，除了审判方面的记录之外，我大致上还参考了“‘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发行的种种传单、追平雍嘉着的《白鸟事件》、高安的笔记，以及村上国治的“控诉申辩书”等等。 其实，我对追平所着的这本书是大不以为然的。尽管如此，这本书编得还是很得要领。 就这样，根据成田的供词，札幌委员会地区委员长村二治，指导部成员佐藤直道、追平雍嘉，军事副委员长宍户均，军事委员（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伦也，联络员音川等都暴露到侦查面上来了，侦查班就集中全力来逮捕他们。 由于村上国治是指导部的最高负责人，又是地区委员长兼军事委员长，就成为首先逮捕的目标。正当他为杉之原舜一竞选众议院议员，到处活动的时候，被十几名警察包围并逮捕了。 村上出生于旭川近郊的贫农家庭，只念到小学毕业。他父亲早已亡故，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靑少年时代他给地主家当长工，战败后农村发生混乱，为了实践自己一向学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加入了共产党。昭和二十四年前后他当上了日共留萌委员会的委员长，展开农民运动，进行抗税斗争。 昭和二十六年，日共北海道委员由子看中村上的斗争能力，就任命他为札幌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时，日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提出了“军事方针”。 看来这种形势最适合于村上委员长了。他在每一个总支下面都布置了地下支部网，委派“军事委员”，并组织了“核心自卫队”。 被带到警察署去的村上顽强地行使沉默权，对任何盘讯一概拒绝回答，充分表示出委员长的气概。 另一方面，侦查总部专心一意地调查朕络员“音川”的下落。“音川”正是地下组织与合法组织之间的联络员，凡是共产党的机密，他全部都知道，因此也了解“白鸟事件”的真相。根据这种看法，侦查总部拚命搜捕他，但是白白耽误了两个星期，下落完全不明。 后来好容易才找到“音川”，原来他自从辞去党的专职联络员的职务后，就脱离了党的工作，正在某人寿保险公司跑外勤。 不仅如此，在这以前，“音川”还会被国警北海道方面的警备情报部门逮捕，在该情报部门所属机关的庇护下，提供了很多有关日共的情报。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国警方面的密探。 侦查总部竟粗心到不知道这些情况，为了查明他的下落，白白地耗费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从这里可以看出国警和市警双方的派系斗争。市警在拚命追查“音川”的下落，国警则冷眼旁观，一点也没有把“音川”的情况透露给侦查总部。 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国警的上司）和民政局（自治警的上司）之间相互倾轧的形势在日本警察的基层里也同样表现出来。 还有这样一桩事实：侦查总部对国警的做法深为愤慨，决定逮捕“音川”；国警警备科长却到高木副检察官那里去哀求说，暂时不要逮捕他。 国警马上把“音川”所提供的情报向国警总部汇报，但对“白鸟事件”侦查总部则严加保密。 “音川”的情报是准确的。在当局对日共地下组织的全貌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时，这个人是宝贵的。 但是就“白鸟事件”而论，市警与国警之间的斗争就到此为止。后来当局决定叫国警的警备科在地方检察厅安倍检察官的指挥下，到“音川”家里对他进行讯问。 “音川”脱离专职联络员的地下活动，回到十胜地方的乡下去，是三月底的事——“白鸟事件”发生后已经过一个时期。他辞职的理由是：要结婚了，婚后得养家，不想再当联络员了。 指导部会议决定对“音川”进行查问，但到了那天，他托人带来口信说：“我没脸见大家。”接到这个报告后，党给他以“停止党内活动”的处分，并同意他把户口迁到十胜。 党以为他确实回乡下去了，谁知这位“音川”联络员还待在札幌，而且与警察保持密切联系，向警察提供情报。 “音川”被传到警察署去，受到审问，这才第一次把日共地下组织的全貌供述出来。岂但如此，他还绘制了地下党组织的图表以及党员秘密住所和联络站的分布图，接着又谈了“白鸟事件”发生前后各负责党员的行动以及随着军事方针的发展，札幌委员会搜集并制造武器的情况。 负责的党员们就这样陆陆续续地被捕了，其中佐藤直道是在昭和二十七年八月、追平雍嘉是在昭和二十八年四月被捕的。不过有两个重要人物躲起来了。 那就是宍户均和佐藤博。 前面已经说过，宍户是军事斗争的副委员长，他又是“核心自卫队”队长。他来自全国电报电话工会支部，“赤色整肃”时当上了札幌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随着军事方针的推行，被选为“核心自卫队”队长。他为人勇猛，会在口袋里暗带手枪，尾随美国兵，想伺机狙击。另一方面，他又有细腻的感情，常把工作场所的靑年男女召集起来指挥他们合唱啦，油印同人的新诗杂志什么的。 他又是“红灯事件”的主谋者。他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当载煤的列车经过石狩平原时，就摇红灯叫火车停下来。事先在线路旁边埋伏下的数十名共产党员一齐窜上货车，将煤翻在地下，让没有煤烧的民众捡起来，然后一逃了事。这个计划三次都失败了。 关于宍户的性格，追平这样写道： “但是我们亲爱的宍户队长绝不是个喜欢幻想的、非现实派的党员。谁怀疑这一点，就请看看他作为组织者的活动吧。一小批没有力量的工人和农民，一旦和他接触，不是立即就变为一队精神抖擞的革命尖兵了吗！昭和二十七年春天，他一文不名，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有。他就那样跑到被日高海面的海啸袭击过的海岸上的村子里去。他一下子就发展了四五十个党员和同情党的人，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有时他在农忙时期到农家去，利用支持农民的运动来发展党的力量。他的活动引起全党的重视。” 当其他党员被逮捕时，宍户均却失踪了，至今下落不明。 六月九日，在离北海道旭川不远的名寄近郊的一家农户里，北海道大学学生，“核心自卫队”队员高安知彦被捕了。 他马上被押到札幌去。据说他“被捕后满不在乎，态度非常洒脱，负责的官员们一致深为感动”。 几天之后，他突然向审问官要纸笔，写了“退党申请书”。引人注目的一点是这个事件牵连到北海道大学的许多学生。据追平的记述，他们又都是所谓“核心自卫队”队员，以鹤田、大林、高安、村手、门胁等为中心进行了军事斗争。 军事斗争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把从旭川被押送到大村去的朝鲜籍党员夺回来，以及截住运煤列车的“红灯事件”。斗争十分尖锐，为了把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抵抗自卫斗争，还准备了手榴弹。 那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这些队员被召集到民主科学家协会北海道大学分会，委员长村上要求他们分担军事行动的任务。他说： “在夺回被逮捕的党员的同时，要对以下三人——负责谈判的札幌市市长高田、逮捕他们的白鸟警备科长以及经手此案的盐谷检察官——展开反法西斯斗争。要往盐谷和高田家里扔石头。至于白鸟，等过了年再慎重而彻底地来对付他。” 从当天晚上起他们就开始行动，写了一百多张威胁性的传单，在盐谷检察官住宅的墙上贴了五六十张，还往他家里扔了石头。又以同样的手段袭击了高田市长的官邸。 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那天，村上又召集了队员，吩咐他们说，“要用手枪打死白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们要去调查他的行动。”以上就是所谓的“共谋”，而当局就是根据这一点来判村上以杀人罪的。 队员们一致表示赞成。追平这样记述他们的行动： “队员分成两班，一班守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另一班守在白鸟的住宅附近，从第二天起开始行动。这时，不知由于什么缘故，除了鹤田、大林、门胁、高安、村手之外，佐藤博也被列为队员。他和鹤田、大林一起组成在中央警察署附近守望的那个班。 “其余三个人在白鸟住宅附近负责监视。他们一早一晚在公共汽车站和电车站上守望。这期间，共见到白鸟三次，但因他骑着自行车，追着追着就不见了。就在这样朝朝暮暮从事调查活动的同时，他们还继续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乘午间有空，就由宍户率领，到圆山深处去练习射击。高安只去过一次。 “穿过圆山公园，就来到泷泽，沿着通往幌见岭的小路爬去。爬到半路，又踩着没有人迹的二尺多厚的积雪，再走五六十米，就是一道长着一棵大菩提树的斜坡。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 “‘当’的一声，那震撼肺腑的枪响使人感到说不出有多么痛快。 “他们还作了两次投手榴弹的练习。是朝着溪流里的石头和坚硬的路面上扔的，但是真正爆炸的也不过两颗而已。因为手榴弹上只有一根触针，要是落的不是地方，就不会爆炸。练习之后，他们认为这东西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除此以外，鹤田、佐藤和宍户还曾屡次一起去练习手枪射击。在调查白鸟行动的期间，只有这两个人带着手枪。 “当时进行调查活动的人们都以住在南二条西二十一丁目的佐藤家为集合点。大家曾在这里研究手枪的构造，进行拆卸擦拭的实习。 “这种从早到晚的训练，一方面非常严格，同时也是一种恐怖行为。一月二十一日晚上，他们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宍户、鹤田和佐藤三个人一直坚持到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高安也高兴得仿佛是自己干的一样。第二天（二十二日）早晨，他和鹤田相见时，两人热烈地握手。 “从那天起，队员们继续展开活动，他们起草并散发了那个脍炙人口的传单——‘看吧，天诛地灭！自由的凶恶敌人，白鸟市警科长的可耻下场正是全体法西斯警察注定要遭到的命运。’同时还邮寄了以阻挠侦查工作为目的的明信片。” 四 昭和三十二年五月，札幌地方裁判所举行第一审。由检，官高木一、泽井勉、小杉武雄出庭，宣告将村上国治和村手广光分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三年。他们是以违反“禁止使用爆炸物罚规”、触犯胁迫伤害罪及帮凶罪被直接问罪的，枪击白鸟警部的真凶则被断定为佐藤博。 证据是以所谓追平雍嘉的证词为基础的。 佐藤博这个人是抽水机厂的工人。他负责为住户安装抽水机，大家都管他叫老博。他在圆山支部的负责人追平的领导下当上了常务委员。下面我从追平的着作中引用关于佐藤博在事件发生后的行动的部分——也就是所谓“追平证词”。 “‘白鸟事件’发生后不久，我就到枪杀白鸟科长的佐藤博君家去，见到了他，并向他详细打听了事件的经过。我拉不开门，就咚咚地砸。只听老博说：‘谁呀？’我说：‘是我。’等了一会儿，他才慢腾腾地走来替我开门。他打开锁以后，就径直回屋去了。我像往常那样脱了鞋，走进他那六铺席的里屋。 “这时，老博好像把脚伸进熏笼（日本的一种取暖设备。——译者注）里看报来着。熏笼上边或是旁边的席子上摊开着报纸，上面似乎刊登着枪杀白鸟科长的消息。 “老博好像新近理的发，头发梳得很整齐。也许正因为这样，他的脸色就越发显得苍白。我记得他眼神严峻，表情很可怕。 “我有点半信半疑。心想：如果老博是凶手，他总不会待在家里吧。我就站在熏笼旁边，说了声：‘干啦’‘老博带着严肃的神情说：‘你认为是谁干的？’我说：‘是你吧？’他就说：‘嗯，你怎么知道的？’——他好像很慌张，多少存着些戒心的样子，又好像在纳闷我怎么会知道的。我听了就放下心来，心想：凶手果然是他哩。我就说：‘这种事马上就会知道的。’——口气之间仿佛表示：‘这种事我当然会知道喽。’于是他说：‘是吗？可是高津靠得住吗？’我就说：‘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会说出来。’——其实，我并没有把握。 “我提到弹壳的事，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你开了几枪？’老博说：‘我扣了扳机，但是只打出一颗。’‘另一弹壳留在包手枪的手巾（也许他说的是布）里了。’我问他：‘弹壳会给裹住吗？’记得他好像还说过：‘应该是嘭的一声射出去的。’ “‘你为什么偏在那样的地方下手？会给我惹麻烦哩！这么一来倒好像我是凶手啦。’后一句话我是像开玩笑似的说的。老博说：‘起初本想等他走到更靠街心一点再下手，但是怎么也办不到。后来以为没希望了，就跟xx（他的确说了个名字，很可能是老伦（鹤田伦也））也分了手。可我又不肯就此罢休，就跟踪了来。如果过了那个地方，就下不了手啦。因此，尽管有几个过路的人，我还是干了。’记得在这段谈话中，他好像还说过：‘我本想在芒野一带下手，好让人家觉得是流氓干的。’ “我以前听什么人说过，要是用两只手攥住手枪，扣扳机，一定会百发百中。我又对骑在自行车上怎样打手枪非常感兴趣，就问老博：‘你是怎么打的？’他说：‘我脚下不再蹬车了，把包在手巾（？）里的手枪掏出来，从后面打出去的。打完之后又照旧骑了一阵子车，只觉得一点气力也没有了。’ “我们还说过下面这样的话： “我问他：‘敌人会不会知道？’他说：‘来不及领到自行车，我借了音（也许他说的是弟弟（日语里“音”（oto）与“弟”（oto－oto）发音相近。——译者注），但当时我听成是指札幌委员会的联络员音川了）的自行车，也许将来会被查出来的。’——像这样，他直嘀咕自行车的事。我心想，如果骑的是音（音川）的自行车，明天要是再满街骑，让警察发现了，会不会被查出是党干的呢？这可糟了。我就问他：‘有谁看见了你没有？’他好像说：‘刚干完之后，不知跟什么东西迎面错过去了。’（他也许是这样说的：‘不知跟什么人迎面错过去了。’）” 笔者在这里长篇大论地引用了追平的文章，因为当局判定佐藤博为枪杀白鸟警部的凶手，实际上是以这段话为根据的。此外，关于追平的《白鸟事件》这部书，笔者也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作一番探讨。 照追平说来，佐藤博会像这样一五一十地谈了枪杀白鸟警部的经过，不久就躱起来了。当局还不知道地下组织的情况，“白鸟事件”侦查工作尚不摸头绪时，他在二月二日到北海道大学学生鹤田那里去，接着又由村上替他联系，到苗家山车站的工地饭堂去干活，还到北见枝幸去捕过鲱鱼。以后他又返回千岁的门马，接到“留在千岁太危险，转移到十胜来”的指令：他就潜入到柏仓村里。 不久，村上被捕，佐藤博由党组织掩护到东京去，以后就杳无消息了。 关于佐藤博的下落，有人传说他已到中共地区去了，但并不确凿。 村上国治委员长被关在旭川监狱里。从札幌派来的审问官对他进行盘讯时，他一开始就行使沉默权，一言不发。他曾把审问他的检察官的文件一脚踢开，又抡起拳头砸门，进行抵抗。审问结束之后，他就转过身去，把背朝着检察官，嚷道：“***！” 不久，他被引渡到札幌，进了中央警察署的拘留所，在那里他曾两次试图逃走。当时负责审问的是高木检察官。 检察官和村上之间的斗争开始了。村上正是自始至终行使了沉默权的人。他被转移到苦小牧的监狱之后，也没有停止顽强的抵抗。一到法庭上，他就不再沉默了，将这个事件全盘加以否定。从此他在狱中整整进行了九年（到目前昭和三十七年（即一九六二年。——译者注）为止）的斗争。他可以说是真正有战斗性的共产党员。从他的笔记看来，他在警察署里曾经受尽种种折磨。 本案中唯一的物证是从被枪杀的白鸟科长身上取出来的一颗子弹。据高安的供词，案件发生之前，“核心自卫队”队员会在圆山公园上方的幌见岭作过手枪实弹射击演习。检察官指示侦查员将那一带搜索了一番，结果，发现了两颗子弹。 关于五个队员在村上和宍户的指挥下进行射击演习的情况，高安的证词大致上是这样说的： “当时五个人每人各试了一枪。大家都朝一个方向射击，并且全把胳膊直直地伸到前面，站着射击。子弹都扎到四五米前方的雪里了。我们是以落在前边四五米的雪上一些枯叶和小树枝为目标的。五个人都是这样射击的，因此，子弹应该落在直径三米的范围之内，不会太分散。当时弹壳蹦到发射地点旁边的雪里了。大家就让它掉在那儿没管，不记得有谁曾经把手伸进雪里去拾过。” 搜查队按照这个供词来搜查现场，找到了两颗子弹。 搜查队在清除干净的地面上排成一排，用耙子或木棍仔细翻着土往前推进。过了两三个钟头，跟大家排在一起的中垣内巡查部长说：“检察官先生，子弹找到了，是不是这个？”并指给他看了。 果然，在落叶和草叶腐烂透了而构成的蓬蓬松松的腐叶土和搀着小石子的土上，有个镍色的亮东西。中垣内巡查部长把它揑起来放在掌心上，托过来。高木检察官和高安望了望。据说高安一看见就说：“嗯，就是这样的。的确是像这样镀成银色的。”一边说一边还感慨颇深地盯着它。 问题在于从白鸟警部身上取出的子弹和在幌见岭的演习场上发现的两颗是否一致——也就是说，如果膛线在子弹上留下的痕迹是一致的，那就说明使用的正是射击白鸟警部的那把手枪。 这项鉴定是由东京大学工学院的应用物理化学研究室矶部敎授做的。敎授用比较显微镜将这三颗子弹放大，拍摄下来。他举出子弹穿过枪口时，膛线在子弹上留下的十几处痕迹类似这一点，根据膛线痕迹的一致和相对位置的一致来计算，做出用不同的手枪发射的可能性只有一兆分之一的鉴定。这个鉴定就是说：子弹绝对是从同一把手枪射出来的。对矶部这个鉴定提出疑问的人也不少。 可疑的是从幌见岭发现的两颗子弹。一颗是事件发生后一年零八个月找到的，另一颗是两年零三个月之后进行第二次搜查时找到的。也就是说，尽管在离幌见岭的地面下仅仅一二厘米的落叶腐蚀土里埋了这么久，子弹却并没怎么生锈；据说上面还留着镀镍的光泽呢。 辩护团方面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进行反驳的。他们认为在幌见岭那样严寒的自然条件下经过了两三冬，子弾竟然一点也没生锈，是很奇怪的事（按照一般情况，镍与水分接触后，过不了多久就会产生氧化膜，变成灰色）。 检察官方面反驳说，现场是朝南的斜坡，地面干燥，所以子弹不会生绣。但是据辩护人方面说，这个地带树木繁茂，背阴，处于容易腐烂的环境。首先，就不能说两三冬以来幌见岭上连一次雨或是雪也没下过——根据这一点，他们认为检察官方面所持的“干燥”的论点是荒谬的。 “白鸟事件”中几乎没有物证。此方说，子弹是在白鸟警部身体里，但是并没有找到发射的手枪。凶手可能骑过的自行车也没有发现。而且在现场上也没有发现可以认为是凶手留下的东西。检察官方面所掌握的几乎全部都是状况证据，他们就根据这些认定已经构成犯罪了。 如果根据在幌见岭发现的子弹与从白鸟警部身上取出的子弹上面膛线留下的痕迹是一致的这一点，来断定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发射出来的话，那当然就是说，枪击白鸟警部的那支手枪是在那里进行射击演习的“核心自卫队”的某个队员所有的。 然而被断定是直接枪杀白鸟警部的凶犯佐藤博并没有参加那次射击演习，这就奇怪了。 关于在幌见岭发现的子弹，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五 以上是所谓“白鸟事件”的大致经过。札幌地方裁判所在第一审中作了如前所述的判决。以后，昭和三十五年五月札幌高等裁判所又作了这样的判决：“取消原判（无期徒刑），将被告村上处以二十年徒刑。”（罪名有十一条：杀人、伤害、违反“禁止使用爆炸物罚规”等）。被告方面立即向最高裁判所上告。估计昭和三十八年内，最高裁判所将作出最后判决。 关于札幌高等裁判所判决书中的几个要点，后面还要谈到。 因受到“白鸟事件”的牵连而自杀的人中间，有札幌赏用合作社的理事长佐藤英明。他性格非常乖僻，为人似乎很险诈。据说手下的人跟来访者谈生意时，他都用录音机把他们的话录下来，事后私下里再加以分析。所谓《原田情报》说明了他是为什么而自杀的，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谈。另一个自杀者是冈进——即朝鲜人闵炳一。所谓于札幌军事委员会的两支手枪当中，那支小型的（伯纳第手枪）原是他的——不过在事件中并没有使用。昭和二十六年底，闵炳一曾告诉佐藤直道说，他有支手枪。军事方针公布后，佐藤直道正在设法把武器弄到手。他对闵炳一说：“我替你保存吧，”就向他要来，交给军事委员会了。但是“白鸟事件”发生后，这支手枪落到警察的侦查网里。因此，日本当局要把闵炳一强制送回朝鲜去。他是为这事感到苦恼才自杀的。据推测，他是服了大量安眠药而死的。 此外，据说与“红灯事件”有关的一个高中学生也自杀了。 “白鸟事件”是一桩极其复杂而离奇的案件。 这里要谈谈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说明札幌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为札信）理事长佐藤英明自杀原委的《原田情报》。 写这份情报的人叫原田政雄，过去是札信的社员，与佐藤英明等人交往很密切。他原是日共党员，后被开除出党。 关于这份情报的内容，现从“‘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发行的《白鸟事件》中引述如下： “‘白鸟事件’发生时，侦查当局最初假定了两种情形。一种设想是日共方面干的，另一种设想是右翼暴力团的家伙们干的。暴力团就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长佐藤所雇用的一批从黑龙会（创立于一九〇〇年的一个日本法西斯团体，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政策起过帮凶作用。日本战败后解散。——译者注）里解散出来的人。 “杀害白鸟的是佐藤的暴力团，这一推测的根据何在？原来有如下的情况。 “佐藤利用理事长的职权，从非法贷款到挪用公款，干了种种坏事。白鸟和市警察署的另一个警部畠山，抓住了佐藤的把柄，找种种借口向他勒索。事件发生前大约三年，他俩和佐藤勾结起来。 “畠山警部更是积极和佐藤接近。通过畠山，佐藤向警察署领导部门大量行贿。毫无疑问，一部分钱也入了白鸟的腰包。但是白鸟要的不仅是钱，他还有浓厚的升官思想。以前他也曾由于侦知北海道拓植银行方面的不法行为，毅然决然加以检举，因而受到了提拔。这次对佐藤也是一样，白鸟越是设法接近佐藤、掌握佐藤所干的非法勾当的证据，就越想要揭发佐藤及其手下的一干人。 “白鸟曾经悄悄地对身边的人说过：‘不久就要让佐藤坐牢了。’这话不知打哪儿传进佐藤耳里了。 “佐藤早就患了严重的菲洛本（一种类似吗啡的毒剂。——译者注）中毒症，常服这种兴奋剂。他知道白鸟一直在钉他的梢，似乎想了种种对付的办法。他同时还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那种被迫害狂症状。当时他曾跟亲信们说过： “‘如果我被捕，我的身体非垮不可。到那时际我就干脆死掉了事。’ “当时佐藤会对我（原田）透露过，他衣服里藏着毒药，以防万一。 “昭和二十六年十一月，佐藤在市区圆山的白鸟家附近盖了一所新房，并叫自己手下的人住进去。他手下的人都不是一般的流氓地痞，而是以高人一等的右翼分子自居的。 “老大哥当中有个a，他是个身材魁梧的打手，是黑龙会的嫡系，以前还犯过杀人案，在反共流氓当中颇吃得开。 “这些流氓在圆山所住的是座二层楼房，比白鸟家突出去六尺左右，一眼就可以看到白鸟家里人来人往的情况。二楼上还特制了从外面看不出来的了望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从那里守望。 “佐藤感到危险迫在眼前，曾央求a把白鸟干棹。a假装离了婚，已经在十一月里把老婆送回家乡去了。这大概是为了怕佐藤所托之事万一失败而作下的准备吧。佐藤给了a六千万圆。 “白鸟被杀害的那天，a和白鸟见过面。大约是在四点到七点之间。还有一个人说，凶杀事件发生的七八分钟前，他曾在南六条街西五丁目亲眼见到白鸟和另外一个人边谈话边骑着自行车驰过距现场六丈远的地方。有人曾经把a的相片拿给这个目击者看，他说：‘没错儿，正是这个人。’这个目击者也是a这伙流氓当中的一个，当时他向一个靠得住的人证实了这件事。 “事件发生后，佐藤会被逮捕，拘留在北警察署。逼问的结果，他说；‘过两三天就都说出来。’可是当天晚上他就企图自杀。后来当局把他从警察署转移到大通的看守所去，由岩泽等十位名律师出面，将他保释出狱了。 “a好像也曾被审问过，但当局对他几乎没怎么追究，不知怎地就把他释放了。 “从事件发生后第二天起，‘反间谍队’的二世——太田、向井等人就与反共联盟的由本弘一起，几乎每天都拥到检察厅去，威胁道：‘犯人是共产党，整共产党去！’这两个二世总是乘着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自用汽车到处跑，还把车停在检察厅的大门前。 “检察厅内部起初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是日共干的，另一派认为是札信干的。‘反间谍队’的压力加强了，不认为是日共干的那些检察官随即被排挤出去了。 “服从‘反间谍队’指示的检察官以高木为首，又添上另外两个检察官，侦查总部的大权就由他们掌握了。 “新川和村冈——两位打算彻底盘讯佐藤和a的检察官，分别被撵到大阪和福冈去了。 “过了三个月，好容易才在昭和二十七年的五月初搜查了畠山的住所。畠山不在家，到警察大学去了。当场搜出一支勃朗宁手枪。这是停战后美国借给日本警察用的，后来都收回去了；据说畠山没有交还，却私藏起来。 “紧接着又搜查了市区南六条西四丁目开当铺的佐藤久（佐藤总检察官的哥哥）的住宅，从那里也发现了三支手枪。 “在负贵官员的会同之下，用搜到的手枪于市区北五条3七丁目的日本冷藏公司仓库作了试验射击。 “弹痕鉴定的结果，查明从畠山家里搜出来的子弹与射击白鸟时用的完全相同。就在查明这一点之后，吉田哲的起诉被撤消了 “事隔两年多之后，当局又说从幌见岭的深山里找到了所谓‘核心自卫队’在昭和二十六年秋天发射的子弹——其实，这正是在日本冷藏公司的仓库里试射时射出去的子弹。 “还有这样一件事：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他们计划在札幌纵火烧掉藻岩派出所并杀死警察。有个伙伴不慎泄露了这个计划，让中央警察署知道了。警察署着了慌，当即报告高木检察官，由高木向某方面挂上钩，在纵火计划执行的前一分钟，从某方面下达了停止执行的指示，计划就流产了。 “佐藤保释出狱后不久就去世了。记得那是十月左右的事。当局只是从形式上验了验尸，作为服毒自杀处理；不知怎地，甚至没有解剖。 “谁是‘白鸟事件’的真凶，其实摆得清清楚楚，用不着去说。当局只不过故意歪曲事实，企图利用这个事件来搞政治阴谋罢了 “我没有受任何人的委托，我只不过是，为了让真相大白于世而奋斗罢了。” 以上就是《原田情报》的摘要。 《原田情报》的内容很有趣。这今情报也可以说是使“白鸟事件”更加复杂起来了。这一点留到后文再谈。 六 形成“白鸟事件”背景的是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军事斗争”策略。检察当局说，日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曾通令各地区组织所谓军事委员会，从其中挑选出积极活动的党员，建立了所谓“核心自卫队”。 日共方面则驳斥说，这是无稽之谈。所谓军事斗争和“核心自卫队”是当权者肆意揑造的莫须有的东西。 但是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日共中央会下令展开所谓军事斗争，恐怕是接近事实的。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这一点受到了批判，被斥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过火行动。 为了在公审中进行斗争以及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如今日共才否定军事组织；然而在“白鸟事件”中，这一连串背景却给检察当局构成了有力的状况证据。 第一审的判决书里，对被告行动的根本动机是这样提的： “被告村上国治根据所谓军事方针，组织了‘核心自卫队’，同时搜集勃朗宁手枪等武器，指导了所谓‘红灯事件’等活动……” 判决书里紧接着记载了关于这一事件经过的调查和实际罪行——一切都以这一点为基础。 “白鸟事件”的真相之所以难以追究，正是由于其背景与政治思想有关，另外还涉及治安当局和日共方面就有没有指示过军事斗争这一点双方说法的矛盾，因此不能作为单纯的凶杀案来解决。这一点使它不同于“八海事件”、“幸浦事件”（“八海事件”指一九五一年山口县熊毛郡八海地方的一对老夫妇被杀害案。“幸浦事件”指一九四八年静冈县盘田郡浅羽町（旧幸浦村）萩原幸太郎一家四口被杀害案。——译者注）那样单纯的、可以作为一般社会新闻材料的凶杀案。这是个复杂的政治性案件。 但是世人所说的火焰瓶斗争以及被说成是日共发行的小册子——讲述火焰瓶和手榴弹等爆炸物的化学调剂法的《球根栽培法》和《营养菜单》——曾在基层组织中流传，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而且，日本共产党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关于“‘左’倾冒险主义”所作的自我批评指的正是这种军事斗争，如今也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了。 不管怎么说，“白鸟事件”的被告被检察当局认作真凶的最主要的状况证据，大概就是这个“军事委员会和‘核心自卫队’的存在”。 这里再来看看据说曾对札幌的共产党进行过弹压的白鸟一雄的性格吧。白鸟警部当时正任警备科长，是搜集日共方面的情报并制定对付日共办法的负责人。一句话，从性格上来说，他对工作非常热心，又是个极端喜欢单独保守机密的人。 日共札幌委员会的成员们曾尾随白鸟，监视他的行动，但是无论如何也摸不清他究竟到哪儿去。科长多半晚上七点钟左右回家。他不坐电车，总是骑自行车跑来跑去。了解到的情况只有这些。对方骑着自行车，而委员会的这些成员们却没有自行车，因此无法钉他的梢，只好作罢。正因为如此，尽管全体成员曾监视白鸟警部好几天，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仅日共方面，连白鸟供职的札幌中央警察署都不大知道白鸟的行动。还有这样一桩事实：白鸟生前究竟做的是什么样的调查，他死后人们丝毫不知道底细。因此，市警察署方面并不了解当前日共的情况，感到很为难。 白鸟是日共最憎恨的人。日共曾寄威胁信给他，或是跟踪监视过他的行动。这也正说明他的工作做得好。但是他连对警备科的科员都丝毫不透露自己工作的内容，这大概是因为他采取的是极其彻底的单独侦查主义。目前做侦查工作并不采取所谓单独侦查。现代的侦查方法是所谓综合侦查，由各班协力进行。白鸟采取的是旧办法，是所谓名警察经常使用的侦查法。但是白鸟的职责并不是对单纯的强盗或凶手进行侦查，他的对象却是共产党。估计他是用极其秘密的办法弄到情报的，因此，他单独一个人进行隐秘活动也不足为奇。然而，他所探听和侦查到的成果，在科内竟一点也没有留下来，这倒是件奇事了。 正如以前日共党员跟踪白鸟时没把他的行动搞清楚，市警察署方面也不大了解白鸟的行动。事实上，在白鸟死的那一天，直到下午五点他离开中央警察署时，还是有人知道的。但从那时起直到他变成死尸在现场上被人发现，他在这两个多钟头当中的行动，警察署则完全摸不到头脑。当然，尽管侦查总部是知道的，但因不能发表，所以故意说不知道——这样看也未尝不可。 但是白鸟在被杀害的那天下午的行动，公开发表的审判记录上是有记载的。按照这个记录，那天下午他只在警察署露了一面，就到市区南四条四丁目的酒吧间“紫浪”去，接着又到过两家窑子。 正因为白鸟担任过风纪股的工作，大概他在干这种营生的人们当中很吃得开。“‘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出版的《白鸟事件》中是这么说的： “据检察官对窑子里的老扳、老板娘和妓女们进行调查时他们所提出的证词，警备科长离开警察署后好像就到窑子里去了。他每天在一定的时间都和什么人在警察署外面会面。也可以估计，会面的地点是几家窑子。 “‘紫浪’是会面地点之一。这是个酒吧间，不是窑子。但据这里的老板、见习厨师和清洁妇们对检察官说，白鸟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来。他总是悄悄地从后门进来，到二楼去休息一下；有时把自行车存放在这里，有时骑着走。根据酒吧问老板等人的证词，可以推断白鸟离开‘紫浪’后就到与什么人约好的窑子去了。 “可见白鸟离开警察署后，并没有马上到会面的地点去，却采取先到‘紫浪’、然后再从那里赴约的这样一种谨慎的办法。他的行动为什么要这样谨慎呢？既然没有什么嗳味关系，光是说因为有日共党员在尾随，恐怕也不足以说明吧？” 这里令人联想到，这一事件中的朝鲜人冈进（即闵炳一）曾呑服大量安眠药，死得很离奇。他是狮子咖啡馆的老扳。使人得出这样一种印象：“白鸟事件”中不知怎地处处可以看到卖淫业方面的影子。也应该考虑到，做这种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和暴力团勾结在一起的。 总之，不妨认为白鸟警部很能干，很有野心。他的行动所以显得令人莫名其妙，大概是因为他亲自出马搜集秘密情报的原故。这种野心是和升官思想分不开的。白鸟多半掌握了日共方面的情报，然而他一点也没有把它留给自己所属的中央警察署，他一定是独自牢牢抓住这些情报，却没有和警察署通气。 但是不能料想白鸟曾一直独自保持这些情报。他的升官思想也许不是与市警、而是直接与国警有联系吧？也就是说，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他没向自己所属的市警提供情报，却直接向国警提供了。 市警自不用说，国警更想知道日共的情报。只要联想到当时北海道的形势，就可以理解国警对这方面的兴趣有多么大了。 关于白鸟曾把亲自搜集的情报提供给国警的推测，从前面所举过的这个例子似乎也可以得到证明：尽管国警早就拿到了关于“音川”的情报，却长期没有通知侦查总部。可不可以把这一点看作是国警的保密主义与白鸟警部的升官思想的结合呢？ 国警当时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形势紧张的北海道的警备方面。不仅日本方面，当时连美国的“反间谍队”也把干练的队员派到北海道去。那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同苏联、以及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我想在这里分析一下所谓枪杀白鸟的真凶——佐藤博的罪行。 首先，佐藤博枪杀白鸟警部的客观证据是没有的。只有追平雍嘉在证词中提过此事。但那并不是佐藤博直接向当局供认的，也不是从追平以外的第三者听来的，当然更没有物证可言。根据这一点，辩护人认为追平的证词是所谓间接证词，也就是传闻证词，不足为凭。 正如拙文开头处所提到的，照追平证词所说，这是他到佐藤博家去，从佐藤口里听来的话。追平据此就断定佐藤博为真凶。 追平还写道，佐藤博把这事向村上报告的结果，村上并没有吃惊等等。但是村上本人对此全盘否定。 当局仅仅根据传闻证词就下手逮捕人，这一点与“松川事件”的做法类似。 再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事件的内容吧。读者读到上述引文，当会想起本文开头出现的目击者讲的话。有一种证词说当时手枪“砰砰地响了两声”，另一种说“砰的响了一声”。事实上，把当时目击者的话综合起来看，可以分为“响了两声”和“只响了一声”的两种说法，而且都不约而同地说是“像放花炮似的啪啪响的”。 但是使用的是勃朗宁手枪。勃朗宁手枪所发出的声响绝不是砰砰的，而要更大一些，震撼肺腑。用文字难以描述，勉强找两个字就是“嗞一嘭”般的响声，绝不是啪啪那样一种轻脆的声音。 那末，枪声为什么会有响了两次和只响了一次的不同的说法呢？我倾向于认为凶手一开始就只打出一颗子弹，而且出色地命中了白鸟警部的后背，打破了他的动脉，要了他的命。 为什么呢？因为检验白鸟警部尸体的结果，已经推测出凶手是从极近的距离射击的——估计是从大约一米开外射击的。事实上，白鸟的大衣背上还沾着硝烟痕；要不是距离极近，是沾不上硝烟痕的。既然距离那么近，而且一发就准确地打穿了他的动脉，如果开了两枪，即便有一枪没有打中，大衣背上估计也会沾上一点硝烟痕的。也就是说，除了打中的那颗子弹的硝烟痕外，还应该沾着没有打中的那颗子弹的硝烟痕。然而一点痕迹也没有。 其次，搜索现场的结果不曾找到没有打中的那颗子弹，地上也只有一个弹壳，这似乎也能够证明凶手只开了一枪。如果开了两枪，现场上当然应该掉着两个弹壳。 从这里，事情就有点儿意思了。 当时抢先报道这一事件的报纸采纳了目击者的开了两枪的说法，于是报道说，砰砰地响了两声，凶手开了两枪。 佐藤博也许在报上读到关于这一案件的报道，才对追平说自己开了两枪。也就是说，因为这是追平的证词，也可以说是追平自己读了报纸上的报道，才说是开了“两枪”的。 坂本胜广（目击者之一）在检察记录里说： “我听到两声。头一声砰和第二声砰相隔只有一刹那的工夫——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秒或是十分之一秒。” 但是，其他证人的供述记录中，说只听到一声的也很多。事件发生后，最初的新闻报道中却没提到这一点。 如果说佐藤博读了报之后告诉追平他开了两枪，那末就和现场上只掉着一个弹壳这一点不符合了。因此就得在那一颗子弹的弹壳上作文章。于是想出这么个主意：让追平在根据间接传闻而作的供述中说手枪是用手巾包着的。原文如下： “我提到弹壳的事，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你开了几枪？’老博说：‘我扣了扳机，但是只打出一颗。’‘另一个弹壳留在包手枪的手巾（也许他说的是布）里了。’我问他：‘弹壳会给裹住吗？’记得他好像还说过：‘应该是嘭的一声射出去的。’” 这段话是要说明，因为手枪是用手巾或是布包着的，一个弹壳掉在地下了，另一个则被手巾裹住了。 但是第二颗子弹并不是隔了一会儿才射出的，而是像坂本证人所说的那样，几乎是紧接着就射出去的，相隔只有五分之一秒或十分之一秒。因此不可能设想一个弹壳掉下来，另一个却被手巾裹住了这样的事。再说佐藤博为什么特意把手枪包在手巾里，而给射击带来不便呢？ 供述里没有提到这一点，只好由我们来推测了。他大概是想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才把手枪包在手巾里的。但是既然犯那样胆大包天的罪行，单单藏起手枪不让人看见，听起来倒不自然了。何况又是在下午七点半这样一个天黑以后的时刻干的，如果用白糊糊的手巾包起来，反而更显眼。把黑色枪身赤裸裸地露出来，在黑暗中倒更便于隐蔽呢。而且包在手巾里，就好像故意要在扣扳机时给自己带来不便。 关于手巾的这个说法，只能认为是由于现场上只掉着一个弹壳，在供述中却又说开了两枪，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迫不得已而耍的一个花招。 前文中已经说过，关于枪声我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谈。 实际上只开了一枪，却说开了两枪——追平这种证词是用来圆这个谎的。如果像辩护人方面所断言的，追平证词是根据传闻得来的，同时又是他捏造出来的，那末就只得说以上全都是追平的杜撰了。 七 这一点似乎连札幌高等裁判所也无法放过，它不同意第一审判决书上所载追平供述中的以下两部分，并予以否定：“用手枪打了两枪，但第二颗子弹的弹壳裹在包手枪的手巾里了。”“佐藤博曾说，他行凶后，马上就到村上那儿去汇报。村上说：辛苦啦，今天就喝杯酒睡觉去吧，并且给了他钱。”——高等裁判所对这两点批驳说：“难以置信。” 但是尽管高等裁判所否定了这个具体事实，却断定：就整个氛围而论，“大致可以相信”佐藤博是直接枪杀白鸟警部的犯人。 那末，既然只射出一颗子弹，为什么会听见两声枪响呢？ 是不是由于附近房屋密集，引起了回声，听上去就像是两声枪响，因此证词才有一声和两声的不同说法呢？这样看也未尝不可：报纸上采纳了两声的说法，因而报道说开了两枪。追平诡称是从左藤博那里听来的，就袭用了这种说法。 此外，还有旁证足以证明凶犯不是佐藤博。 那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目击者的谈话，其中有一个是住在佐藤家附近的妇女。 她说：“这时，从东边驶来了两辆自行车。我走到路当中，望了望靠我这边的那个人的脸。他的脸色非常苍白，穿着黑大衣，戴着黑帽子。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那时，右边并行的那个人朝着靠我这边的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但是他没有回答。附近有电灯，我记得照得相当亮。” 这个目击者在相当亮的地方把其中一个人看得很清楚，甚至看出了他的脸色非常苍白。如果她看到的另一个人是自幼就住在附近的佐藤博，她应该马上会认出来的。但她却把那个人完全当作陌生人，只轻描淡写地说“记得另一个人穿的好像也是黑衣服”，这就是说，实际上他并不是佐藤博。 再者，就犯人的心理来说，他难道会在自己家附近行凶吗！即便遇到机会，也会想到地点不合适，而另寻离得远一些的地方去下手吧——我认为这才是正常的犯罪心理。 不管怎么说，这段话并不是佐藤博自己供述的，而是追平“从佐藤嘴里听来的”。根据这段话，佐藤博就被当作枪杀的凶手，村上国治则由于“共谋”而被控以杀人罪。 关于追平的这份笔记，还有件奇怪的事。据说，追平在东京被捕、由侦查员押送到札幌之后，并没有马上被送入拘留所，却在月寒派出所拘禁了一个来月，接着又转移到市区的道农俱乐部（旅馆）去，被解除了拘禁，受到优厚的待遇。安倍检察官和负责警部经过协商，叫他以《到“白鸟事件”为止的札幌委员会的动向》为题，写了一份长达五百五十页的笔记。 于是，这份笔记就一字不改地成了他的供状，已出版的《白鸟事件》的梗概所根据的也就是这份材料。共产党方面指控这个笔记不是追平自己写的，而是由检察官方面帮忙，以追平的名义写出的。 总之，在本案中，自始至终只有状况证据。 无论是重要的凶器——手枪，还是犯人所骑的自行车，都没有被发现。 为了这辆自行车，侦查当局大概也曾煞费苦心。 追平起初说，他曾问过佐藤博：“自行车是向谁借来的？”佐藤回答说，是“向oto（音）借来的”。但经警察一讯问，追平又改口说：“也许当时佐藤说oto不是指音川君，而是指‘弟弟’。”然而警察署对佐藤的弟弟进行调查的结果，查明他的自行车已经残旧不堪，完全不像是目击者所说的“声音轻而速度快的比较新的车”。警察又就这一点对追平进行了盘讯，结果他又改了口：“也许佐藤说的是‘omote’（意思是表面。——译者注）吧。”omote指的就是公开的党，意即那是共产党札幌委员会所使用的自行车。对这一点也作了调查，但是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关于这一点，追平的证词含糊不清，也受到了辩护人方面的抨击。 唯一的物证是在幌见岭的演习场找到的子弹。尽管膛线在这两颗子弹和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上留下的痕迹不同的可能性只有一兆分之一，大概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射出去的，然而从科学角度来看子弹的腐蚀程度，那无论如何也不是当初演习时所使用的子弹。关于这方面的争论，前文已经交代过了。 但是有高安在场的第二次搜寻时也就是说，第二颗子弹出现时一一跟着高安的警察在现场上一下子就拾到了它。高安瞧了瞧说：“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像这样镀着镍的。” 看见找到的子弹，特意说什么“喂，就是这样的，的确是像这样镀成银色的”——这种辩解般的说法似乎有点不自然。这令人觉得是为了事后在记录中强调这一点而捣的鬼。高安在昭和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曾对高木检察官说：“我确实记得我们是在村手家里集合后一起去练习射击的。集合的时候，花井拿来一支勃朗宁手枪给大伙儿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这支手枪。记得子弹大约有三厘米长，是黄铜色的，跟步枪子弹一样。”（第三次供述记录）这两颗子弹是在完全不同的方向发现的。据高安和追平的证词，那是“长着一棵大菩提树的斜坡。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那末子弹就应该落在一个地方喽，然而却是在相离甚远的地方拾到的。供词里又说是“以雪上的落叶为目标”，但幌见岭的雪是很深的，难道雪上面还会露着头年秋天落下来的叶子吗？ 再说，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是黄铜制的，而从幌见岭的演习场找出来的子弹是镀镍的。关于这一点，检察当局说子弹既然是四下里搜集来的，就是不一样也不足为奇。 但是这次演习时“队员们每人打了一枪”。只“打了一枪”，果真能说是“严格的”演习吗？而且追平的笔记里并没有写明射击时使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枪。 他还说什么那次的训练“非常严格”，“同时又是一种恐怖行为”，但究竟严格到什么程度？所谓的“恐怖行为”究竟指的又是什么呢？——像这样的具体内容，他始终也没有提到。 这种射击演习被说成是由宍户提出来而由村上指使队员们举行的。据说村上以前就经常跟札幌地区的党员们说：“必须干掉白鸟。”原是追平、高安和佐藤直道等在证词里提到村上说过这话。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个个都是在狱中脱党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促使村上采取这一步骤的呢？有没有人在他背后指引他朝这个方向去做呢？ 在这一案件中，成为关键性状况证据的是村上的这番话。尤其在没有物证的案件中，状况证据的分量必然会大大增加。 据说，特意被日共派到“北海道”去的、被称作志田重男的得力助手的吉田四郞，曾在“白鸟事件”发生后批评过村上，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流氓地痞式的急躁行为”，但有没有别人唆使村上采取这一步骤呢？ 吉田是当地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和村上同在札幌，竟然没有留意到村上的行动，过后又批评了他，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里，我无意中想起了昭和六七年左右曾潜入日共内部的荖名特务m（即松村升）的一段插曲。 风间丈吉在《日本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一书中这样写道： “据说早在昭和三年的‘三·一五事件’时，日本就有特务了。昭和六七年左右，m（或称松村）在党里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党的财务、房产、秘密工作、国际联络等，但凡可以说是地下活动的关键自全都掌握在他手里。这表示当时的中央委员——尤其是我，多么没有知人之明。松村从苏联回来后，先在田中清玄等人领导下工作。田中等党中央的成员被捕后，他就当上了党的领导骨干。我在昭和七年十月三十日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左右被捕，他随即隐蔽起来。” 这个姓松村的人刚从莫斯科回来就当上了日共的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国际部的工作。 第二年（昭和五年〉，全国有一千五百人被捕，中央各机关几乎全部被摧毁。松村这次又逃脱了。 昭和六年八月，松村设立了组织部，成立之后就把组织部部长的位置让给绀野与次郞。松村本人则先后当过国际部、军事部、财政部以及其他各部的部长，又作了房产资金局局长。就在这时，他派人袭击了大森川崎第一百银行。 由于担任这样的职务，他对日共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又由于地位的关系，他不曾把自己的秘密住所告诉任何人。但是反过来，全体党员的秘密住所他都知道。当日共的领导人到某处来会见他时，他通知警察逮捕了他们。结果把日共毁灭得除了监狱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活动余地了。 日共方面群情激昂，曾要求公开审判松村，但是尽管官司一直打到当时的大审院（最高裁判所的旧称。——译者注），松村的名字却始终也没有出现。 松村的目的是什么？他不仅要使日本共产党的组织遭到毁灭，还借口筹措资金，派人去袭击大森的银行，抢了当时的三万圆。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一个目的是叫各家报纸闭口不谈共产党的宗旨和纲领，而向人民大肆宣传共产党是个恐怖主义者的阴谋组织，专门使用杀人、抢劫，欺诈、美人计等强盗般的手段，为了获得资金而疯狂地奔走。通过抢劫事件，深深使一般人民对共产党产生了可怕的印象。不管共产党方面事后怎样提到躲得无影无踪的松村的名字，也无法否认像在“大森事件”中干过强盗行为的那帮人是共产党。因此，从特务工作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制造得很出色。 我不能断言“白鸟事件”中确实有松村那样的人，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可以设想的。 前面已经说过，在本事件中辩护人方面会要求吉田四郞出庭作证，结果他突然从住所出走，不知下落了。检察官方面对这个重要证人一碰也不去碰，从常识上来判断，这一点令人感到有些奇怪。 目前公开了的有音川和成田的情况。 成田的情况是这样的：正当“白鸟事件”的侦查总部对日共地下组织一点不摸底细，侦查班的工作陷入困境，感到苦恼的时候，成田忽然在西边出现了。如果这是偶然的，那他可实在出现得太及时了，活像是“到来了神风”一样。 成田倒在伊东街头被警察收容时，“最初获得这个情报的是札幌方面的国警队”（据追平的笔记），但究竟札幌的国警队最扨是怎样把这情报弄到手的，笔记中却没有交代。笔记上还说成田散发抢煤的传单被捕后从拘留所回来时，“他遇到的不是同志们的热烈拥抱和敬意，而是猜疑、冷淡和轻蔑”。笔记上还写着：“上级机关也认为他不正常。” 这段文章写得很含蓄。也许成田是因为被捕才变得“不正常”的，由于某人的暗示他才在静冈县那经常有人自杀的锦浦徘徊，“倒在”伊东街头的呢！ 幸而成田被一个好心肠的警察收容下来，又有个醋鱼饭卷铺的慈祥的老板救济了他，敎了他三年捏饭卷的手艺。那末成田是否当上了饭卷铺的师父呢？没有。三年之后，他又还乡务农去了。这不免使人感到在那三年中间，原是有人让他独自离开北海道，把他隔离在伊东温泉的。 然而我并不是说吉田、成田和音川都是“松村那样的人物”——他们还不是那样的“大人物”。尤其成田和音川，我认为他们经不起党员生活的严峻考验，是基层党耝织的牺牲者。 八 让我们想想追平写了些什么： “村上刚就任札幌委员长，就对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发生恶感。他把形同共产党生命的工厂支部的领导工作交给了有着浓厚的工联主义思想的佐藤直道去管，他自己则让北海道大学优秀的学生党员离开学校，把他们和打零工的组成‘核心自卫队’，在这两者上面找到了自己感情的寄托。就这样，不管愿意不愿意，札幌的党组织注定被拖进了‘白鸟事件’中去。” 意思就是说，是村上的方针把党拖进这个事件的。不管愿意不愿意——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种宿命论的说法并不是偶然的措词。是不是有什么人把札幌的党组织引到这个方向去呢？ 佐藤博就是在这个“有着浓厚的工联主义思想”的佐藤直道下面工作的。倒在静冈县伊东街头的靑年成田被发现之后，佐藤直道才出现在当局面前。然后当局才开始对日共札幌地区的地下组织进行全面搜捕。 在侦查班的突袭下，村上被捕了。中川、石川、清水、村手等人也相继被捕。追平在东京被捕，押到札幌来，然后当局就确定佐藤博为真凶。也就是说，顺序是这样的： 发现成田——逮捕佐藤直道——（逮捕村上国治）——逮捕追平雍嘉——确定佐藤博为真凶。 从这里大概就可以看出，靑年成田倒在伊东的街头，被一个“好心肠的巡查部长”收留一事，有着多么重大的意义。其实，发现成田是让佐藤直道上场的序幕，而佐藤又成为破坏地下组织的导火线。而且当局又是以“收留倒在街头的人”这样一种足以迷惑旁人的、极其自然的形式发现了佐藤，并和他发生接触的。 这就是说，由于佐藤直道被捕，追平才被捕，从他口里说出“按照村上君的指示，佐藤博杀了白鸟科长”这番话。看了这个顺序，我也感到有些奇怪。 前面已经谈到由于村上由更正了声明，社会上才开始形成“‘白鸟事件’大概是共产党干的”这样一个印象。 村上是日共北海道地方委员会的发言人。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月二十二日），他说： “党和‘白鸟事件’无关。这个事件是与党毫不相干的过激分子任意干出来的。” 但是他随即又更正说： “我不知道‘白鸟事件’的凶手究竟是谁。……但是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抵抗警察当局的镇压的英勇行为，而不是个人的恐怖行为。” 这一更正是个谜。事实上，是佐藤直道迫使村上由这么更正的。这一点在佐藤的笔记里也提到了， “我在报上读了村上由的声明，咸到非常愤懑。我读的时候觉得，那个声明所持的立场似乎是说，党与此事完全无关。现在必须考虑的是：怎样在政治上发展这一事件，而照这样的说法，就等于掐断革命的萌芽。我自己感到满腔愤怒。这时在街头遇到了委员长。委员长也有同感，说希望我从下面彻底予以批制。因此后来召开支部书记会议和支部会议时，我就以激烈的语气批判了村上声明。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那家伙不懂得做实际工作的人的甘苦，只知道像个大老爷似的游手好闲。年糕铺也好，日用品商店也好，看了招牌就可以知道它卖的是什么货。可他那块招牌是模模糊糊的，什么也看不出来。’在地方委员会上，村上由君大概也狠狠地挨了批评，所以后来重新发表了地方委员会的声明。” 经过就是这样。由此可见，佐藤曾迫使村上由把声明更正为“杀害白鸟是出于爱国者的英勇行为”。一旦发出这样的声明，那末谁都会认为杀害白鸟的是共产党组织了。 这也造成了把“白鸟事件”与共产党联系起来的浓厚气氛。 佐藤在笔记里一口咬定自己与这个案件无关，却说出自己没干，是某人干的，并且明确地指出促使自己说是某人干的原因。（暗指是警察迫使佐藤说是某人干的。——译者注）而且，尽管他这么办，实际上却不会受到任何刑事处分。 总之，如今被说成是“凶犯”的人们，虽然处在看来是犯人的状况中，但是没有任何因素足以肯定他们是真凶。尽管他们处在仿佛是真凶的状况中，不论是看断定他们为真凶的证据，还是仔细听所谓证人们所讲的话，都使人感到他们并不是真凶。 例如，村上国治在发言中说他与这个案件无关，声辩他当时不在现场，否定了高安和追平的证词。村上的申辩看来是真实的。高安在证词中说村上会发出这样的指示：“用手枪把白鸟干掉。马上开始调查白鸟的行动。”但是村上究竟是哪一天的几点钟、在什么地方发出命令的？高安的证词在这一点上谈得很含糊，追平的证词就更使人强烈地感到是编造出来的。 判定村上国冶有罪的一个根据是昭和二十七年一月四日他会与人共谋杀人，也就是说，当局认定他们从这一天的上午九点起共谋了半小时。关于这一点，佐藤直道作证说：“一月四日上午十点钟左右，地区的全体常任委员在我家集合，举行了‘组织和战术’的学习会。村上君一向都是提前来的，这一天他也没有迟到，一直待到傍晚。”另一方面，高安的证词却是这样说的：“一月四日或五日进行的那次共谋，连吃晌午饭大约用了两个钟头。”再说，从上午十点钟起在佐藤直道家召开的学习会还有另外许多人参加，就证明开这会是真实的。 但是，札幌高等裁判所判决书上说：“认可村上自上午十点钟起参加了学习会。但是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他不会参加上午九点左右开始的共谋。如果是从九点开始的，那末他用半小时来共谋杀人，又用半小时从共谋的地点（门胁家或村手的公寓）前往佐藤直道的家去参加从十点开始的学习会，可以假定，这并非不可能。”但是只凭这样瞹昧不明的臆测就将村上判处二十年的重刑，审判官大概毕竟感到有些理亏。他们预料到会受到责难，就制造出下述牵强附会的判决理由： “坦率地说，作这样的假定，也许会受到非难，说判决只采用了对本身有利的数据。然而这样的假定并非不能成立。……” 法庭根据这一点，再加上前面所提到的佐薛博用手巾包着手枪射击的部分，就以“个别部分难以置信，但整个说来大致可信”的理由判决村上有罪。 但是，对上述具体事实的否定，必然就是对追平证词的全盘否定。将事实否定之后，再凭着事件的整个气氛来断定为“大致可信”——简直不能认为这是着重核对事实而作出的判决，不能不说这是凭着概念或想象而作出的判决。也就是说，这是单凭气氛而进行的审判。 在幌见岭发现射击演习的子弹时，高安也在场。但是追平明明写着高安只到演习场去过一次，原文如下，“就在这样朝朝暮暮从事调查活动（指监视白鸟的行动）的同时，还继续进行非常严格的训练。乘午间有空，就由宍户率领，到圆山深处去练习手抢射击。高安只去过一次。” 参加射击演习的只有以北海道大学学生为中心的几名“核心自卫队”队员。那末到现场去查看时，为什么仅仅叫只参加过一次演习的高安到场作证呢？ 既然找人到场作证，检察当局为什么不把去过好几次的其他党员带去呢？比方说，为什么不把高安被捕后五六个月才被捕的村手等人带去作证呢？难道是因为这样做会给检察当局带来不便吗？——头一年，侦查队员们像打零工的一样整天在那里找子弹，连草根树根都刨了，也没有找到；而高安在场的这一次怎么一下子就找到了呢？我在这里只提一下这是件奇怪的事。 高安是被单独分开来审判的。辩护人方面对此提出过抗议，因为如果对高安只以单独审判就判罪，则村上等其他被告的罪状就会自动成立了。 在幌见岭找到的子弹和从白鸟身上取出来的子弹是从同一支手枪里发射的——证实这一点的经过，前面已经交代了。但是不知怎地，无论是追平证词或高安证词，都没有明确地谈到在演习场上使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手枪。 “‘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出的《单身监房》里说： “实际上，这两颗作为物证的子弹是不是由与高安君的证词无关的什么人（自然，尽管这么说，除了侦查当局的官员之外谁也做不到）悄悄带到山上去，再装作找到的呢？” 这个怀疑是从《原田情报》里下面这段话得到启发的：“当局说所谓‘核心自卫队’在昭和二十六年秋天射击的子弹，过了两年多之后在幌见岭的深山里找到了。实际上这是在日本冷藏公司的仓库里打靶时射出的子弹。”据说共产党根据这个情报，“经过自行调查后，证实了这一点。” 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在幌见岭找到的子弹实际上是从练习射击时就埋在那里的，那末白鸟系被某党员枪杀的可能性就大了；相反地，如果那是警察在日本冷藏公司打靶时射出的子弹，那就是当局为了诬告日共党员是凶犯商策划的阴谋。《原田情报》还说，在日本冷藏公司仓库打靶时使用的手枪是从“畠山警部家里搜到的警察专用手枪？”。 我并不完全相信所谓《原田情报》，其中确实也有些不可理解的地方。然而它又给我这样一种印象：它的一部分内容或许接近真实情况也未可知。从上述情况来看，警察队进行现场搜查时找到的子弹，究竟是不是昭和二十六年秋天演习时射出的子弹，我是抱有怀疑的。 白鸟被杀害的时刻，佐藤直道竟偶然站在现场附近，这也是不可思议的。 他说这是因为他当时在等候追平，以便对某党员进行查问。他的笔记里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七点四十分，我在南六条车站下了电车；我看了看钟，记得是这个时刻。我站在车站上，半朝着药房，半朝着北面，等候追平。我站了一会儿，发觉自己一个人待着时就浸沉在奇妙的联想中。这时听到了手枪声。记得我抬头望了望药铺南边拐角处那座房屋的房顶，想到：唔，由于是晚上，小鸟和鸽子都不起飞了。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是枪声。追平君随即骑着自行车从南六条大街电报局那边过来了。” 发生凶杀案的时刻佐藤恰巧站在距现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过了一会儿追平就来了。也许这是出于偶然，但是这却给人以莫名其妙的印象。 而且佐藤站的地方是南六条车站，从芒野方面骑着自行车来的白鸟警部和凶手两个人曾从那里经过。佐藤直道从七点四十分左右就站在那里，跟他面熟的白鸟警部和佐藤博路过时，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那正是行人稀少的时刻，而且街头的灯光也相当亮。佐藤直道说是在等待追平，那末他一定会四下里张望。他说他不知道有这两辆自行车经过，这才是咄咄怪事。难道他因为耽入了这样的冥想：“唔，由于是晚上，小鸟和鸽子都不起飞了”，才没注意到吗？ 再来谈谈同佐藤博一起失踪了的宍户均。 正如追平所说，宍户是个出色的组织者。刚一开始贯彻军事方针，他就被选为“核心自卫队”队长。他为人“精悍”，曾把手枪揣在口袋里尾随美国兵，准备予以狙击。率领队员到圆山深处练习手枪射击的也是宍户。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札幌的日共战斗化，鼓动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恐怕就是宍户均吧？ 事件发生后，他“不知是上了天还是钴进地里去了，下落完全不明”，但是如今看来，检察当局并不热中于追查他的下落，这是为什么呢？ 检察当局也好，共产党方面也好，为什么不进一步把宍户当作一个问题来追究呢？ 九 这里还要考虑一下所谓《原田情极》里谈到的札幌信用合作社理事长佐藤英明的事。照原田的说法，佐藤性格非常乖僻，经常注射菲洛本。他为人阴险——例如把来访者的谈话录下音来，事后加以分析等等。据说他又是个变态性欲者，同时他还患有菲洛本中毒者常患的被迫害狂般的症状。 照原田的说法，佐藤还举办过某种猥亵的展览，从而使他在札幌市的知名之士当中颇吃得开。原田还说，他利用理事长的地位非法向外贷款，还挪用公款。原田本来是札幌信用合作社的职员，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他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大概是信得过的。 无从查明佐藤非法贷出的款项和挪用的公款究竟用在什么地方了。照原田说来，佐藤让当地的暴力团自由出入他的家门，当他们的后台。 为什么佐藤要和暴力团站在一边？原因是不大清楚的。 从“反间谍队”的家伙们总是乘着札幌信用合作社的汽车到处跑这一点来看，他们大概平日间就与佐藤有着某种联系。 事件发生后，佐藤被捕，拘留在北警察署里时，他曾说：“过两三天就都说出来。”当天晚上他曾企图自杀。以后被移到看守所，由十名律师出面将他保释出狱，但不久就呑服大量安眠药自杀了。 佐藤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由于他非法向外贷款和挪用公款的事被揭露，这会使他丧失社会地位，因而感到苦恼，才寻短见的吗？ 《原田情报》说：“他才是‘白鸟事件’的元凶，是他怂恿曾经用手枪犯过一次人命案的流氓a枪杀白鸟警部的”，并且认为他是“由于眼看这事要败露，才自杀的”。 a过去在东京某处参加地痞的群殴，用手抢打死过对方的头子。他还当过自行车竞赛选手，据说车骑得很好。目击者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像是凶犯的那个人骑着自行车逃走的时候是平伏着腰疾驶的。”大家都知道，自行车竞赛选手骑车疾驶时总是平伏着腰的。 一方面杀过人，另一方面又有这种职业上的习惯，看起来犯人的确像是a，似乎可以赞同原田的说法。尽管《原田情报》说“由于佐藤英明托付a枪杀白鸟，a才干下杀人勾当的”，却不能断定佐藤没有同样委托别人枪杀白鸟。 佐藤为什么要豢养一个暴力团呢？据说他有着独特的梅特涅（梅特涅（一七七三——一八五九），奥地利政客，以专横暴戻着称，在他任首相时，曾镇压民族运动。——译者注）式的性格，然而难道他只是出于异常的性格癖好才养着一个暴力团吗？不然的话，他的实际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里就令人想起那伙持手枪的强盗们闯进札幌和北海道其他地方的共产党办事处的事。二十几名成群结队的强盗把值班人绑起来，抢劫了文件和钱财。札幌的共产党办事处接连三次遭到袭击。虽然报了警，警察却不理睬。后来由于共产党提出抗议，市民也群起责难，警察才不能再置之不理，就抓了五六个人，但都是些小流氓。 共产党方面说，抢劫案是当时“反间谍队”雇用的当地右翼分子干的。这种让强盗侵入民房的事件，事实上是为了把放在办事处内的共产党文件弄到手而策划的。但是当局并没有追查到实际背景就罢手了。不，也许警察不敢去碰，因为说不定这就是当地“反间谍队”所干的一部分勾当。 这么看来，如果把佐藤英明支持右翼并且与“反间谍队”下级特工人员过从甚密这两个事实联系起来，是可以看出一些苗头的。据说佐藤理事长曾盗用札幌信用合作社的公款并且非法贷放。但是这笔钱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实际情况是不清楚的。说不定是充作这两方面的经费了。现在还有这样的实例：某着名银行过去被“反间谍队”的下级特工人员敲诈过，拉的亏空至今还没有补上。 “反间谍队”本身的预算并不宽裕。这与战前日本军部没有公布所谓军事机密费有很大差别。因此，这些机关就本着经费不足就地筹措的方针办事。尤其是下级特工人员，胡做非为的似乎居多数。 最初，这些特工人员大概刺探到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就以不揭发为代价敲诈了他吧？ 但是有迹象表明，在升官思想支配之下白鸟警部打算揭发佐藤英明的违法行为。白鸟曾经由于揭露北海道拓殖银行的非法行为而立过功。 白鸟的情报工作本来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他究竟做到了怎样的程度，人们一直完全不摸底细。他死后市警当局对共产党的情况一无所知，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日本的治安机关来说，还是对“反间谍队”来说，白鸟大概都是个重要人物。 但是要搜集警备方面的情报，势必就得加强与走私分子的接触。白鸟科长侦查的结果，发现佐藤英明正在干这方面的勾当。白鸟起初只是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提出警告就算了。大概随着接触和侦查的进展，他就越发看出佐藤向“反间谍队”提供资金、替“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垫付经费，并且给他扪介绍冶游的地方等等并不单纯是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这时他大概终于考虑要断然行使职权，揭发佐藤和他那一伙人了吧。但是白鸟太粗心大意了，他不知道佐藤和“反间谍队”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多么密切。他了解局部的情况，但不了解全貌。这就是白鸟警部的悲剧。 白鸟警部一方面搜集日共方面的情报，一方面负责管理芒野（当时的冶游区）的风纪，在那一带他颇吃得开。他似乎从那方面也搞到了情报。此外，他还担任着一项重要的工作；替从东京来的美军总司令部人员物色女招待。那些从东京到北海道来的所谓“大人物”，每到冬季就必然去猎熊。他们要找个“旅伴”，据说拉皮条的工作就落在白鸟警部头上。大概这种女招待是专门从芒野方面“征召”来的，不过那些被迫陪伴美国人的可怜虫只是白白遭到蹂躏而已，拿不到相应的报酬，听说无论老板还是女招待都把白鸟恨之入骨。然而干这种营生的人都怕警察，如果违抗白鸟的命令，不知事后会遭到怎样的报复（比方说，从此事先再也得不到警察要来抽查的通知了）。因此，他们大概万般无奈，只好任凭白鸟摆布。此外，暴力团和这些花街柳巷有着密切关系一事，也是值得注意的。 发生事件的那天，白鸟曾到酒吧间“紫浪”去过。这说明他常到“紫浪”去。这里是他做侦查工作时经常落脚的地方，又是“反间谍队”的联络站——“反间谍队”总部在札幌的“大饭店”。 日共办事处就在酒吧间“紫浪”附近，我认为正如日共所指责的，强盗闯进去抢劫文件是“反间谍队”干的，而且事先一定在附近暗中放了哨。白鸟警部准知道这些内情。 当时设在札幌的民间出版审查部的主要任务是审查出版物和报纸，首先是共产党的机关报，连油印的印刷品和小传单都想方设法搜集到手。民间出版审查部的部长是名叫葛特的二世（文职人员），与“反间谍队”队长坪田格外亲密。据说他们有着密切联系，每天晚上不是在这家就是在那家边打桥牌边商谈工作。札幌市警察署的白鸟警部和畠山每星期也冷不防到民间出版审查部来三四次，在葛特的房间里谈公事。据说白鸟警部总是板着面孔，没有露过一丝笑容。突然袭击日共在圆山的宣传站和苗穗的也是民间出版审查部，日本警察并没有随行，估计“反间谍队”的队员参加了搜查工作。“追平证词”里提到的姓向井的中士也是个二世，他是“反间谍队”的骨干分子。据说他还负责验收卸在小樽港的占领军物资。 但是当时占领军的物资大批被盗卖到小樽市内的黑市上。据估计，那是“反间谍队”队员为了搞到冶游费用而指使朝鲜籍的黑市商人干的。这种盗卖越干规模越大，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次在小樽港的铁道支线往货车上陆陆续续装货时，把几车货物连车皮一起盗卖了。 干这种勾当的以二世居多，据说品行最恶劣的也是二世。白鸟警部大概与“反间谍队”里的有些队员也结了仇。原因是，由于风纪太坏，据说占领军领导会暗中命令他揭发“反间谍队”队员中不良分子的行为。 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末由于当时“反间谍队”的二世队员与暴力团在盗卖军用物资方面也是互相勾结的，就可以推断出也许是被白鸟盯上的“反间谍队”队员指使暴力团枪杀白鸟的。据谣传，出现在前面所提到的《原田情报》里的a，也与“反间谍队”有联系。 写到这里，我的推理不得不慎重了。胡乱猜测的轻率做法是不能允许的。当然，我无法说出实际下手枪杀白鸟警部的究竟是谁。 但是根据现状，以下两点大概是可以说的。 一点是手枪的声音。前面已经说过，有两种证词：一种说听见了一声，一种说听见了两声。听见的人觉得声音很轻。正如拙文开头处所说的，勃朗宁手枪的声音要大得多，多半是“嗞——嘭”一声震撼肺腑的轰鸣。 声音听起来很轻，会不会是因为那支手枪有着特殊的消音装置呢？按说当时只有美军使用的勃朗宁手枪才有那样的装置。 再说，两辆自行车沿着南六条的雪道。行进时，有个目击者说：“其中一个人（指凶手）跟另一个人（白鸟）说了些什么话。”他还说，像是白鸟的那个人“脸色非常苍白”，也许是犯人在行凶前威胁了白鸟，因此白鸟的脸色才变得苍白的吧？但是他也许对这种威胁半信半疑，随后半信半疑的事真的发生了，一刹那之间他的背被子弹射穿，就倒在路上了。说不定就是这样的。 如果这是个经过周密策划的阴谋，枪杀白鸟时就不会由跟他面熟的人出面。凶手大概是跟白鸟连一面之缘也没有的人，却以某种方式认出了那就是白鸟。 比方说，可以设想有个人告诉他那就是白鸟，于是他就靠近了正骑车行进的白鸟，先问清楚“您是白鸟先生吗？”然后再行的凶。说不定他把会成为物证的手枪暗地里处置掉了，把自行车也拆开，浇上汽油焚毁了。但是以上只是我的推想，没有任何根据。 如果犯人是佐藤手下的流氓，那就不是普通的暴力分子了。《原田情报》里提到了从黑龙会里解散出来的一个人的名字，我估计不是这样的人，而是某方面经过正规的射击训练的日本人。这样的组织和骨干分子都在潜伏着，而且这又是边骑自行车行进边射击的。 总之，尽管距离非常近，从一枪就击毙白鸟这一点来看，干这事的大概是个枪法极好的人。在幌见岭上每人只打了一枪的所谓“核心自卫队”队员决没有这种本领。似乎也可以断言，更不会是连幌见岭的射击演习也没有参加过的佐藤博。 那末佐藤博为什么要潜入地下呢？假如真像检察当局所说的那样，他受到日共组织的庇护，由人民舰队机关经由海上送到国外躱避去了，那末日共为什么又要这样做呢？谁都会想到，如果他没有行凶，他就应该光明磊落地到法庭上进行辩护。 然而这只是局外人的想法，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一下这个事件中被告的处境，也许这一点是办不到的。 “白鸟事件”与“下山事件”等等不同，它并不是个一开始就安排好了的、有计划的阴谋，而一半是偶然发生的。但是，在事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制造出即便日共的地下组织犯这样的罪也不足为奇的气氛。这种气氛一方面可以说是从“外面”对日本共产党内所进行的勾当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党内也有所滋长。 枪杀白鸟的案件是偶然发生的，然而它的背景却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即便把它作为“日共干的勾当”而加以利用，舆论界也不会觉得奇怪。不仅“白鸟事件”是如此，如果另外发生了一桩完全不同的震撼人心的事件，结果一定也会同样变为“札幌的共产党干的勾当”。 这样的背景随时都是准备好了的。看吧，“白鸟事件”发生之后，北海道最强大的、形成整个北海道中心的、札幌地区日共地下组织不是已经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了吗？这不正是制造“白鸟事件”的人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吗？ 拉斯托沃洛夫事件 一 事情发生在昭和二十九年（一九五四年。——译者注）一月二十七日。苏联原驻日代表机构的成员萨别廖夫来到东京警视厅，声称该代表机构成员、二等秘书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在本月二十四日失踪，要求尽快查出他的下落。为了便于搜寻，他还附来此人的相貌特征和照片，并作了若干说明。 第二天（二十八日）各报晨刊都以显着地位报道了“苏联代表机构二等秘书失踪”的消息。 “据苏联驻日代表机构报告称，二等秘书拉斯托沃洛夫因神经失常有自杀之虞。惟有关方面认为此事可能为政治性亡命事件。公安三科当即通令所属各警察署进行搜寻。”（一月二十八日《朝日新闻》） 萨别廖夫当时向警视厅所作的说明没有在报端发表，据他说，拉斯托沃洛夫二十四日失踪的时候，有人曾亲眼看见过，事情是这样的： 一月二十三日下了一场大雪，但是次日一清早就放晴了，天气很好。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东京是一片雪景。 当天中午时分，拉斯托沃洛夫独自从设在狸穴的苏联代表机构走出。他在坡道下头饭仓一丁目的市营电车站上碰见了代表机构的另外两位成员萨扎诺夫和萨伏洛诺夫。 拉斯托沃洛夫一看见这两个人，就以跟往常一样的爽朗口气大声说，他正要去吃午饭，邀他们一起去。两人说他们已经吃过了，他就非常热烈地邀他们说：“别客气，陪陪我吧。” 这时，美国占领军专用大汽车正从赤羽桥那边沿着被雪复盖的坡道缓缓驶过来，拉斯托沃洛夫一瞥见这辆汽车，就挥手要它停住，矫健地跳了上去，又执拗地邀这两个人同去。 两个人再次推辞不去，已上车的拉斯托沃洛夫就这样越离越远，汽车轮胎上所套的防滑链喳喳响着，向虎之门方面驶去，一会儿就不见了。 这辆美军专用汽车上没有另外的乘客，只有个戴着宽檐工作帽的司机，看来像个日本人。他面无表情地转动着方向盘。 当时日本和苏联还没有恢复邦交。从技术上来说，俨然仍处于交战状态。估计是由于这个缘故，苏联代表机构才没有把成员失踪的事情通知外务省，而是委托警视厅来寻找的。 警视厅接到这个报告也感到为难。日本方面夹在美国和苏联中间，处理这个问题需要周密的考虑。 警视厅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议，结果作出了决定，不把它作为政治性亡命事件来处理，而作为寻找从家里出走的人——也就是说，从人道的立场出发进行侦查。 警视厅公安三科当即根据代表机构成员萨别廖夫提供的线索着手调查。 不久就查明，发生事件的饭仓一丁目这条路线并不是美军专用大汽车行驶的固定路线。不过虎之门附近有美军机关所在的金融大厦，当时有同型的大汽车在这条路线上行驶也是可能的。而且这附近还有汽车修理厂，大汽车在这条路上通过并非不正常的事。 可是那天是星期日。当天是否有特别通过该地的大汽车是个疑问，因为美军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照例休息。 而且，头天下了雪，积雪达三十一厘米，普通的大汽车或出租汽车是不能像往常那样通行的。当时的情况是，在赤坡、虎之门两个地点的车库只备有供金融大厦使用的两辆大汽车，无从查明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的那辆大汽车的司机是谁。 可是正巧那天吉田首相预定从这条路上经过，即通过饭仓大街，为了保卫他，警视厅值班官员放了岗哨，而那辆大汽车正是在警戒时间内通过的，所以立即就调查出有问题的那辆军用大汽车。 结果查明了那辆大汽车，也找到了那个面无表情的司机。可是他提出了与萨别廖夫向警视厅陈述的情况相当不同的证词，因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萨别廖夫的申述完全不对，根本没有那样的事情。从此以后，警视厅就一直保持着沉默。 从那时起半年之久，拉斯托沃洛夫的下落一直没有查明。他是横渡了海洋呢，还是飞过了天空呢？谁也无从知晓。日本报纸也不报道这件事了。 然而就在人们的记忆逐渐淡漠下去的八月十四日，日本外务省和公安调查厅就“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发表了联合公告；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召集在华盛顿的各国记者，宣布了这一事件的经过，而且拉斯托沃洛夫本人也出席了那次的记者招待会。不过，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这次记者招待会没有让苏联系统的通讯社参加。 拉斯托沃洛夫在会上以书面方式宣布了他逃往美国的原因和动机。据他说，他出走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一月二十四日，东京被雪复盖着的那天，我找到了从代表机构出走的机会。四点左右，我悄悄地从代表机构出来，洗了个土耳其浴。七点左右，在末广餐厅吃了大餐。随后不久，为了同一个美国人碰头，我到约定的地点去。我们如约地碰了头，随即上车，疾驰而去。那时我开始深深意识到我是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奔驰。” 可是《生活》杂志上刊载的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笔记，更加详细地叙述了他出走的经过。该文如下： “当天，我把约合一百美元的日圆放入钱包里，从此永远离开了苏联代表机构。为了尽量令人觉得我是随随便便出门的，我就先到诺森科的办公室待了一会儿，接着又到鲁诺夫的办公室去，分别邀这两个人一道出去吃晚饭。由于我邀得很唐突，他俩都感到有些意外，推辞不去。不过，两个人好像都上了我的当。 “下午六点，我去洗土耳其浴，精神为之一爽，然后就徒步走到东京第一流的末广餐厅。我默默地对即将告别的日本干了杯。台上有几个艺妓正在跳舞，看样子是从朝鲜回来的一批美国兵在目不转睛地观看表演。一瞬之间，我为了要离开东京而感到怅惘。 “下午七点四十分左右，我从餐厅出来，弄清确实没人钉我的梢之后，就向海上大厦旧馆旅馆方向走去。街上杳无行人，我感谢上帝降了这场雪。 “八点正，我到达旅馆附近事先约定的地点去等候美国汽车的到来。几秒、几分钟过去了。我焦虑不安地等了十分钟，一辆小轿车驶过来停下了。 “车上下来一个男人，他走到我面前说：‘您是乔治（美国人这样称呼拉斯托沃洛夫）吗？您的朋友在车里等您昵。’布朗宁夫人在车里。不久，我就搭乘飞往美国西海岸的飞机。”（《文艺春秋》昭和三十年二月号刊载，木下秀夫译）。 可是另外还有一种说法。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罗伯特·安森也写了一篇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始末记： “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钻进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厦附近等大汽车的一群美国人当中，乘上了汽车。那以后，直到国务院在八月十四日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再也没有露面。”（据《朝日周刊》译载《星期六晚邮报》报道） 二 关于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事件，就像这样议论纷纭。在出现大汽车这一点上，大约有两种说法是一致的，但是一种说拉斯托沃洛夫是在饭仓搭乘大汽车的，另一种说是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厦前搭乘的。而且前面已经提过，根据他的笔记，出走时有布朗宁夫人这么个人出场，而据美联社记者安森的报道，则由一个名叫玛丽的美国妇女出面协助。关于这些情况，后面还要详细叙述。 且说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当时，不光是日本，而且轰动了全世界，流传着种种臆测。有人说他是根据美方的策划被绑架的。 事件发生前不久，在北海道恰好举行滑冰比赛，苏联选手队由罗扎诺夫担任领队，来到日本。这位罗扎诺夫在三年前曾在苏联驻日代表机构工作过，以日本通知名。他对于滑冰是一窍不通的，所以有人猜测他这次前来日本，跟滑冰赛大概没有关系。滑冰选手队在比赛结束后返回苏联，他却以感冒为由留了下来。就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那天（一月二十四日），他原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预订了两个座位。那一天不凑巧下大雪，飞机没有起飞。事实上，罗扎诺夫是在代表机构向警视厅申报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第二天单独返回苏联的。 根据这一事实，日本报纸曾刊登下述观察报道： “有一种看法是，罗扎诺夫假选手队负责人的名义来日本是为了向代表机构传达莫斯科的特别指示，并把拉斯托沃洛夫先生带回国去。当局也认为他和这个失踪事件有某种关系。” 据新闻报道，这是“当局”的观察，但究竟是日本警视厅独自的观察呢，还是根据驻日美国当局权威方面的观察而得出的呢，就不得而知了。这篇观察报道中已经说过，拉斯托沃洛夫的失踪与贝利亚在苏联国内被处决有关；拉斯托沃洛夫是内务部官员，贝利亚的嫡系，必然也是肃清的对象。罗扎诺夫来日本的目的说不定就是把奉命回国的拉斯托沃洛夫带走。关于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当时警视厅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么多。 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十天以后，九千万日本人当中，没有一人报告曾依稀看见过他的身影。此外，在当时被杀害者和自杀者的尸体中也没有找到他。 过了几天，当时的苏联代表机构发表了这样一项声明： “有根据认为，拉斯托沃洛夫是被在日本的美国谍报机关以挑衅为目的绑架后予以扣留的。” 但是美国大使馆和谍报部所属的远东军总司令部都一再声明，对拉斯托沃洛夫失踪事件“毫无所知”。 日本外务省则反复这样声明：“如果拉斯托沃洛夫有亡命的意图，对于其要求可以予以考虑；即使他希望亡命美国，也不可能想象美国当局会在未得日本政府谅解的情况下带他出境。” 这话表明当时日本与美国签订的和约已经生效，成为独立国。也就是说，不经日本政府许可，任何外国人出境都是国法所不容许的。 三 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是在事件发生前三年左右来到日本的，当时他年三十五岁，任二等秘书。他是东京外侨网球俱乐部的会员，平日常常同美国和英国军官开开玩笑，是个单纯的、性情开朗的人。直到一月十八日，他还到草坪网球俱乐部去玩，会员中没有一人认为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他是只身来日本赴任的，在国内留有妻子和一个女儿。 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日本和全世界都就此事件作出种种推测，倐忽间已经过了七个月。如上所述，到了八月十四日，美国国务院突然举行了那次不寻常的记者招待会。地点也很特别，是在国务卿宣布政策的地方。事先，国务院给各国记者一一打了电话，通知他们说，要发表“与日本有关的重要谈话”，请他们出席在国务院大礼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发言人是塞达姆。 在会上，拉斯托沃洛夫亲自答复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拉斯托沃洛夫身着崭新的灰色夏装，领带、皮鞋等等完全是美国式的。他先用俄语、然后用英语宣读了关于在东京失踪经过的书面声明，然后答复记者们的询问。 驻华盛顿的一个日本记者写道： “他身高六尺有余，精神饱满，谅必吃得很好。他在谈话中不时夹杂着开玩笑的话，他不用国务院给配备的译员协助，差不多所有的问题都是用英语回答的。” 当时还附有外务省同美国驻日大使馆之间往来的照会和以《逃往自由世界之前》为标题的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笔记。 公布出来的这个事件的要点是：“二等秘书拉斯托沃洛夫是隶属于苏联内务部的陆军中校，从事情报活动。他在一月二十四日自动前来要求美国当局庇护，理由是上司贝利亚被肃清一事使他深深受了震动，因而决心设法不再返回苏联。美国当局在二十六日用美国军用飞机把此人运到海外。二十七日美国会就此事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若干日本人同拉斯托沃洛夫有牵连，其中有人已经自首。政府高级官员同他没有关系。美国当局没有就拉斯托沃洛夫出境一事同日本政府协商，为此表示遗憾。” 当初日本警视厅曾根据苏联代表机构提出的要求，通令全国各地竭力搜寻。其实，就在他失踪的第三天，美国国务院已把用军用飞机“护送”此人到美国一事通知了日本政府。也就是说，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一事使日本国民焦虑不安达半年之久，可是政府却什么也没公布，佯作不知。 拉斯托沃洛夫同记者们的问答历时四十五分钟，却使通讯社方面感到失望，有一则报道说：“对于某些问题，他以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便回答为理由，避不作答，所以谈话内容贫乏。”在问答的过程中，有记者问他情报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拉斯托沃洛夫答称：是从包括日本政府在内的各种机构的成员手里弄到的。他还说，那些官员的职位都说不上很高，可以说是中等的。他说他从未会同日本共产党取得联系。他还说明，没有从在东京的美国军人或者民间人士得过情报。 日本外务省和公安调查厅共同发表的声明如下： “美国当局为了防止泄露本事件的机密和保障本人的人身安全，特别是本人由于怕苏联内务部一旦获知其自愿脱离时会加害其家属，曾强烈表示希望尽可能按照单纯失踪来处理，所以就用美国军用飞机将他运送出境。但是鉴于上述本人的恳求，以及有必要对与本案有关的调查保守机密，不得不迟至今天才发表事情的经过。再者，据政府调查，拉斯托沃洛夫是出于本人自愿而逃走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拉斯托沃洛夫自愿脱离本国前往美国，而美国又帮助他达到了这个目的。其实，这与日本国民是毫不相干的事。他们彼此之间尽可随意行事。但是此刻日本方面之所以不能保持缄默，是由于美国违反了日本的法律，自把此人运往本国。然而冈崎外相就这一点发表谈话时说：“美方已经表示遗憾，保证今后当力求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态，所以日本方面就表示只谅解这一回，”就这样简单地屈服了。 而且，一般的日本人这时才知道，为了对在美国的拉斯托沃洛夫进行调查，公安调查厅的第一调查部部长柏村和警视厅公安三科科长山本曾经在美国待了两个星期这一事实。（长谷检察官后来也去了。） 四 但是这一事件一经公布，日本民众由于知道许多日本官吏与拉斯托沃洛夫的情报网有牵连而戴到震惊。据公布：与拉斯托沃洛夫有直接关系的日本间谍，是原关东军第三十五军航空参谋、少校志位正二（年三十五岁）和另外几名从苏联遣返的人员。报纸也曾发表过公安调查厅长官藤井的谈话。藤井说：“这不过是冰出的一角，背后还隐藏着大批间谍，像蜘蛛阔似的密布着，牵连到许多日本人。” 前少校志位从西伯利亚被遣返后，会在舞鹤遣返救济局对从苏联遣送回国的人员进行过各种调查。他对来访的新闻记者表示，由于外务省、公安调查厅两方面责成他发誓绝不透露笔记内容，绝不发表感想，所以他什么也不能说，始终保持缄默。这样一来，一般人就无法得知这位前少校究竟进行过什么样的间谍活动了。 可是八月十九日夜晚，警视厅公安三科把外务省经济第二科事务官高毛礼茂（年五十一岁）从家里逮捕了去。据调查，自昭和二十四年起，高毛礼就和拉斯托沃洛夫有了联系，截至本年一月底拉斯托沃洛夫失踪时为止，高毛礼一直把由于业务关系而了解到的有关驻日美军方面的情报和日美关系的机密事项等泄露给他，每次接受三万圆到五万圆的报酬，总共接受了一百万圆的报酬。上述情况经调查属实，因此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把他逮捕问罪。 看来拉斯托沃洛夫亡命后不久，前少校志位自首以来，治安当局就在一定程度上发觉了高毛礼的泄密问题，为了寻找证据，接着就进行了调查。小原法务相曾说，关于“拉斯托沃洛夫事件”，除了外务省及公安调查厅共同发表的情况之外，述有一些民间人士牵涉在内，正在考虑不久再公布一次情况。 可是随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八月二十八日下午零点四十分左右，因与本案件有关而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嫌疑被捕的、在外务省欧美局第五科任职的外务事务官日暮伸则（年四十四岁），在受长谷检察官审问时，突然乘机纵身跳上桌子，从南面的窗口跳楼自杀。他掉到地方检察厅中院的混凝土路面上，立即被送往医院，但是由于后脑骨折断，大约一小时后就死了。 当天，长谷检察官从上午十点钟左右开始审问，记录也已写好，正要把这个人引渡给警视厅。日暮大概是事先计划好了的，受审时已经把鞋脱在桌子下面，审问结束后，就向长谷检察官行礼说“那就告退啦”，随即在转身要走出室外时，突然纵身跳上桌子。当时佐佐木事务官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加以制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日暮原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是在昭和二十一年同佐藤大使等一起被遣送回国的那批人员当中的一个。关于他的为人，报纸上曾经报道过。他是一个质朴、勤奋的人，平时沉默寡言，几年前曾患过神经衰弱。 但是在这个事件中，除了高毛礼、日暮这两个人之外，还有一个人被逮捕。他是原外务省国际合作局第一科事务官庄司宏（年四十一岁）。他在外务省任职期间（从昭和二十六年十二月到二十九年七月），曾在东京市内几个地方让某外国人阅读外务省的机密文件，泄露了秘密，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第一百条问罪。 当局发表这一事件的经过，给日本民众以拉斯托沃洛夫似乎利用日本官员取得秘密情报的印象，使他们对其间谍阴谋的可怖感到震惊。而且牵涉的不论是原少校志位、日暮还是庄司，都是从苏联回国的，所以使民众重新认识到苏联的间谍阴谋简直是无孔不入。 特别是日暮事务官在受审判时从地方检察厅楼上向中院里跳楼自杀的事是空前的。这样势必使民众认为他们泄露的机密的内容是重要而大规模的。 可是直到今天，一般人丝毫也不知道拉斯托沃洛夫究竟进行的是些什么样的阴谋，这些外务省官员究竟泄露了些什么机密，以及拉斯托沃洛夫究竟把什么情报送到苏联去了。拉斯托沃洛夫利用这些日本官员取得了什么情报呢？对于这个问题，从公布的材料中是一点答案也找不到的。 不过，曾经审问过日暮的长谷检察官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关于其自杀原因，“在他的供词中有可据以推断的情节”。那末，这个感想从何而来呢？由于长谷检察官避不作说明，所以也无从搞清楚。 表面上看来，是日暮、高毛礼和庄司三个事务官由于向拉斯托沃洛夫泄露国家机密而根据“国家公务员法”被问了罪，但是成为起诉事实的证据基础的，也只是拉斯托沃洛夫单方面的供述，并且不是向日本当局、而是向美国官厅做的供述。至于拉斯托沃洛夫是否确实那样说过，也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明。 拉斯托沃洛夫离开日本以后，保持沉默将近七个月之久。我们无从判断这期间他究竟是保持沉默来着呢，还是作了供述却没有公布。总之，事隔七个月之久，美国突然发表了他的声明，而且还举行了一次戏剧性十足的记者招待会，这一点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给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拉斯托沃洛夫这个人拍，而且也不允许将他的声明录音。 这是为什么呢？任何人都会感到奇怪。不允许拍照片是出于国务院的考虑呢，还是根据本人的愿望，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既然举行这样的演出，当场拍下当事人的照片、把他会见记者的照片供世界各地报纸刊用，所能够取得的宣传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美国当局在深夜特意把苏联系统以外的各国通讯社记者一个个地召集了来，破例使用国务卿会见记者的房间举行规模很大的异乎寻常的记者招待会。然而由于不允许拍照片，并未能使煞费苦心取得的效果达到顶点。 不过根据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保障法方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的纪录，可以略微看出究竟那是出于国务院的指示还是他本人的愿望。该小组委员会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四二四五室举行会议时，会把拉斯托沃洛夫也召了去，听取他陈述他本人的谍报活动。这次会议由参议员威尔加主持，出席的有各参议员和首席顾问摩里斯等人。 由于有新闻记者到场，这不是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开始时，威尔加先谈到各通讯社应注意的事项。他说： “我想提醒各通讯社的各位摄影记者，务请接受委员会的意见，不论是在本委员会的这个房间或国会山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要拍摄证人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关于这一点，希望诸位协助。由于证人向委员会提出了要求，转请诸位摄影记者协助，我确信诸位是乐于照办的。谢谢诸位。诸位办事一向是光明磊落的。” 昭和三十一年二月举行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对拉斯托沃洛夫所表示的这番体谅，跟两年前（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对他所表示的体読原是一样的。 由此看来，不让记者在招待会上拍摄照片，是由于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愿望。这就是说，拉斯托沃洛夫大概是不愿意让全世界、尤其不愿意让祖国苏联看到他在美国的身影，同时也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拒绝让记者拍照的。 但是，他当时已经完全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了。如果美国认为传播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有助于在全世界取得宣传效果，就必然不会再考虑尊重他本人的意愿，而硬要给他拍照吧。这个公布本身已经忽视了他的意愿，此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为什么不让记者拍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具有强烈效果的照片呢？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有报纸上见过的那张正面半身相。那是当时苏联原代表机构成员萨别廖夫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立即向警视厅提出搜寻要求时提供的。 既然举行那么小题大做的记者招待会，为了取得同样的宣传效果，美国不是更该大量向通讯社提供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吗！由于美国当局不准给会见记者的拉斯托沃洛夫拍照，把摄影记者拒于门外，世界各国的通讯社当中，甚至有人怀疑在国务卿的房间里出现的那个俄国人是否为拉斯托沃洛夫本人。连世界各国的报纸读者如果留意到这一点，也必然会纳闷吧。 五 拉斯托沃洛夫的脸长得什么样，按说日本治安当局是充分了解的。他在东京待过三年，在那以前也到过东京。其实，事件发生的时候，由于日本同美国签订了和约，苏联代表机构已经失去了合法的存在权利，因而新闻报道上也就使用了“原代表机构”这个称呼。由于以上情况，所谓原代表机构，只有三十三名工作人员，因为日本当局对工作人员返回苏联是默许的，而对新入境的则加以限制。 而且这三十三名原代表机构成员已经失去了外交官的机能，只有侨民身份。总之，不论日本当局或者美国驻日大使馆，都把苏联代表机构人员当作有间谍行为的人看待。（参照下述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国参议院所作的证词。）所以日本治安当局对他们每个人都分别派人钉梢，监视他们的行动。拉斯托沃洛夫在日本居留期间，一定被当局拍过不少照片。 而且拉斯托沃洛夫“亡命”美国已有七个月了，美国方面一定也给他拍了不少照片。如果他在国务院会见记者时允许给他拍照，日本当局看见报纸上刊登的照片，本来是能断言准是他本人的，可是新闻报道中只形容他“身着崭新的灰色夏装，领带、皮鞋等等完全是美国式的”，而没有刊登他的照片，因此就无从判断是否确系他本人。 从日本被派去对拉斯托沃洛夫进行调查的检察官，在记者们问到“你所见到的确实是拉斯托沃洛夫吗？”时，他回答说：“我想准是他本人。”其实用不着回答得这样含糊不清。如前所述，警视厅一定有不少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要核对一下就能够毫不费事地断定是否他本人。应该说，这个回答的措词是很奇怪的。 当时柏村、山本二人出差到美国的理由是考察警察制度。拉斯托沃洛夫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发表后，当局才让全国人民知道他们是为了调查“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赴美的。 再说日美两国报纸同时刊载这个消息时，关于拉斯托沃洛夫究竟进行了哪些情报活动，提得含含糊糊；不过使读者震惊的是这一事实：原来他那苏联代表机构二等秘书的职衔只是个幌子，其实他的身份是陆军中校。一听到“表面上是外交官，实际上是情报军官”，谁都会想到他大概策划过非同小可的阴谋吧。 但是仔细一想，各国都有很多像这样的事例。在作为大使馆工作人员到外国去的情况下，如果想从事情报活动，最好隐瞒身份才便当。并且作为秘书要比作为大、公使馆武官有广泛得多的活动余地。有时，他所接受的命令并不来自大使系统，却来自本国另一个系统。不独是苏联如此，其他国家差不多也都是这样——连日本也是以此为准则的。 例如有这样一些事实：日本治安机关的高级官员以参事或二等秘书的职衔分别被派到驻外使馆去；防卫方面机关（即军事方面的机关。——译者注）的负责官员被任命为驻外使馆工作人员，而这些人对于各驻外机关也隐瞒自己的身份。 不过，美国方面公布这件事的目的必然是特别想给日本人民以这样的印象：“二等秘书拉斯托沃洛夫实际上是苏联陆军中校，在日本策划过非同小可的阴谋。” 那末再来考虑一下公布出来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内容吧。扼要地说，正如他自己所供述的，他“亡命”的动机是由于他在苏联内务部的直系上司贝利亚遭到了清洗。“这件事使我认清了苏联公民甚至对那些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受到过任何人的挑战的、居于领导地位的人物都不能够再信赖了，而我凭着直觉威到，让我回国是有不能对我说明的某种‘秘密’原因的。”看来，预感到回国后自己会遭到危险这一点是拉斯托沃洛夫出逃的唯一动机，而且可以认为这是他的真实动机。不过，在他“下定决心绝不返回苏联”时，有没有受到其他外来因素的影响呢？ 在拉斯托沃洛夫回答记者们的询问之前，国务院发表了下面这样一项声明： “美国政府决定接受苏联驻日代表机构原政治部情报官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先生为政治避难者，代理国务卿史密斯已经在十三日把此项决定通知苏联驻美大使查鲁滨先生。但是，该大使拒绝接受美国政府的此项通知。大使本人自不待言，连他的代表也没有到国务院来。” 这里提到的代理国务卿史密斯就是当时的副国务卿彼得·史密斯中将。他会担任过首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是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也是美国谍报活动的最高权威。这一事实很有参考价值。 拉斯托沃洛夫说他在日本期间“并没有从美国军人或民间人士那里取得情报”。他说他没有同驻日美军机关接触过。 然而他逃走的时候，最初就是去和美国机关接触的。他虽然声称与美国谍报机关没有接触，但是在逃走时依靠了美国机关的协助这一事实，不能不令人想到他平时就同美方的这一线索有接触。 拉斯托沃洛夫写道： “我最通晓的外国语是英语。我比英国人更了解美国人，因此，我把美国看作我一定要到达的目的地。最初，我会考虑前往美国大使馆，但是想到那就有被公诸于世的危险，而我认为这是无论如何得设法避免的。” 他所以说不能让外界知道，无非是因为他希望此事始终在秘密中进行。理由是，万一走漏消息，他怕留在苏联的妻子和八岁的女儿会遭到迫害。他说道：“要末就诡称淹死了，要末就用其他方式让人们摸不着底细而失踪——有没有办法像这样完全作为一个新的人到美国去安全地过日子呢？我开始考虑种种计划。我想，要是这么做，我的家属就不至于遭到迫害了。” 自称未曾从美国人取得任何情报的拉斯托沃洛夫，却向美国本国和日本之间的谁也不知道的一条线索——这是秘密工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提出了协助自己出逃的要求，这意味着不寻常的事。也就是说，他并非“不知道”，而是知道美方机关的。 六 在国务院召集的这次不平凡的记者招待会上散发的拉斯托沃洛夫的所谓笔记的原文，以及分发给各国记者的抄件，都免除了在这种场合下通常应有的手续：即在文后附以本人的签字。也就是说，完全不附有证明确系本人无误的签字。如果有人怀疑，说那不是本人的笔迹，也没话可说。如果那不是为了装装样子，而确实是打算让苏联出其不意大吃一惊，并且想让全世界信服的话，当然就该公布本人的笔迹。再说，前面已经详细地陈述过，在拉斯托沃洛夫发表谈话时，美国当局会禁止记者拍照和录音，所以在各国报纸杂志的报道中出现了罕见的现象：只刊登了苏联代表机构要求日本警视厅搜寻出走的拉斯托沃洛夫时所提供的那张照片。 总之，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奇怪的是好像美国当局事先反而关照过：不要留下任何足以说明出面的是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证据。不顾宣传效果，而使人们对这次特意安排的记者招待会产生疑窦，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而且，据说副国务卿史密斯在十三日曾把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事通知了苏联驻美大使查鲁宾，大使拒绝接受通知。大使本人没有出席自不用说，甚至也没派个代表去国务院。 可是据苏联方面说，查鲁宾前此已就拉斯托沃洛夫一事数次正式提出照会，而美国当局以正在调查为由，故意拖延。据说到了举行记者招待会的那天，美国就把关于拉斯托沃洛夫的声明送去，并表示拉斯托沃洛夫担绝同查鲁宾大使会晤。 综合以上情况，一种看法认为出席记者招待会的不是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另一种看法认为出席的是本人，但是由于本人不愿意抛头露面，所以采取了那一系列措施。 但是既然已经无视本人所表示的、将他逃亡一事加以保密的愿望而举行了这次招待会，可见美国要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如果美国要想让全世界看到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证据，无论是通过照片、广播，还是签字，都是办得到的。按说已经成为美国的一种囚徒的拉斯托沃洛夫，不可能坚决拒绝，表示抵抗。由于举行记者招待会，拉斯托沃洛夫以前所表示的“希望予以保密”的一切亡命意图，早已毫无意义了。 他也许是为了安全起见，要求只是在逃走时替他保密的吧？那末他那留在苏联的妻子和孩子会怎么样呢？由于“公布”了这件事，拉斯托沃洛夫所说的家属“说不定会被杀害”的危险按说是增加了吧。即使苏联方面探知他已逃往美国，只要没得到证实，他的妻子和孩子就仍然是安全的。尤其他的妻子又是以前应邀与在莫斯科值勤的美国陆军军官一起乘汽车游览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个。她不仅在当时受到彻底的审查，而且在那件事情发生五年之后的一九五〇年，还在受复查。她就是有这样经历的、受到注意的人物。拉斯托沃洛夫担心家属受迫害，大概就是由于这一类缘故吧。 拉斯托沃洛夫离日后不久，美国大使馆最初曾向冈崎外相送交三封秘密信件。吉田内阁对此严加保密。其中一封是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致日本外相冈崎胜男的。该信说： “拉斯托沃洛夫在向美国政府要求人身庇护之际，曾恳求不要将此事向外界透露，也不可让苏联内务部知悉。对此，美国政府曾提出保证，绝不以任何形式发表拉斯托沃洛夫逃往自由世界的消息，并且答应他，将尽一切努力使人认为他的出逃仅仅是情况不明的失踪。” 美国当初对拉斯托沃洛夫的照顾，就这样被国务院抛之九霄云外。不能不认为，这是由子国务院发现宣布这件事要比不让拉斯托沃洛夫的家属受到迫害意义来得重大，才决定这么做的，那末，究竟意义何在呢？ 美国报纸写道，由于公布这件事，“已取得比前此在加拿大发生的原子间谍罗森堡事件更大的胜利”。不能不说目的恰恰在这里。总之，这是美国的胜利和光荣。 其实，就在那两天以前，被称为西德阿登纳政府中有力人物的容恩博士逃往东德，泄露了西德的军备等机密。美国人民一定会认为，“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美国对此所进行的报复。 那末，美国当局为什么在放拉斯托沃洛夫入境后保持了七个月的沉默呢？难道有必要对他进行如此烦琐的调查吗？但是据公布出来的情况来看，内容却“空洞无物”。因而要想了解美国当局在拉斯托沃洛夫入境七个月后突然小题大做地公布这事的意义，就必须认识到这事发生在容恩博士逃往东德两天之后。 不过，美国对苏联的胜利是与日本人毫不相干的。问题倒在于这个事件究竟与日本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知道的。 七 应该更深入地考虑一下拉斯托沃洛夫从日本出逃的情况。 据苏联方面说，拉斯托沃洛夫在失踪前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 可是据警视厅为了找证据而做的调查，情况完全相反；他不但没有患神经衰弱，精神还非常饱满。总之，这个苏联人在失踪前一天（二十三日）下午，还在港区麻布盛冈町的草坪网球俱乐部同美国人拜耶的夫人、俱乐部经理大田先生，以及会员福岛、田子等人兴高采烈地打网球。这天下午开始下雪，下得很大。到了晚上，推雪车都出动了。上面所提到的日本人明确地作证道：这时的拉斯托沃洛夫跟平时没有任何不同，精神抖擞，一点也没有神经衰弱的迹象。 因此，苏联方面说他“神经衰弱”，与草坪网球俱乐部的人们说他“精神饱满”之间有很大出入。警视厅则认为后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证词。 那末，苏联方面的说法中有什么不自然的因素吗？也许可以认为他们由于怕拉斯托沃洛夫在什么地方被人发现时会说出不妙的话，才预先说明他患“神经衰弱”的。 说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经衰弱，也可以拿自从他奉召回国以来心情懊恼这件事作为根据。但是也不能认为网球俱乐部的那些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日本人的证词是假话。这就是说，两方面都是正确的吧。那末，其中的含义有着什么分歧呢？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先谈谈下面的问题。 拉斯托沃洛夫从苏联代表机构出来后，最初的行动是搭乘“美军大汽车”。据美军当局说：“在美军专用的大汽车里，并不要求搭乘者出示身份证，所以一般外国人也有搭乘的。”苏联代表机构也说：“苏联人也有搭乘美军大汽车的。”（见《朝日新闻》，昭和二十九年二月三日） 因此，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美军大汽车”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拉斯托沃洛夫当时还去找两位苏联代表机构成员，再三邀他们一道出去吃午饭。拉斯托沃洛夫那时已经下定决心出逃，而按照原定计划，他是要到银座去，就出逃事宜同某美国人见面的。 如果当时那两个苏联人应邀跟拉斯托沃洛夫一起去了，又将会怎么样呢？拉斯托沃洛夫邀两位同事，大概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出他的举止有什么不自然而玩弄的手法。但是不能不说这是个危险的把戏。如果对方当真陪他去了，他就无法前往与美国人约会的地点。而他再三邀别人去时，他的心情一定像逃过安宅关的弁庆（弁庆是十二世纪的和尚，好武艺，随其主人源义经逃亡，经过安宅关时，义经险些被守关官兵认出。这里比喻逃亡者惶惶不安的心情。——译者注），有“踩了老虎尾巴”之感吧。当然，我对这事并不是没有其他看法的。 可是他又是怎样乘大汽车到银座去的呢？美国当局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们散发的所谓他的笔记，与以后他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笔记，内容是不同的。 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发的笔记中，他是这样说的： “我搭乘美军大汽车在虎之门下车，换乘街上的出祖汽车到银座。我走进银座的咖啡馆‘顶好’，在那里同那个美国人商谈了出逃的事情。商谈后，我回到代表机构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又花了大约两小时整理预备带走的特产品和随身用物，四点钟悄悄地离开代表机构前往东京温泉。在那里，我在单间里洗了个土耳其浴，让那里的服务员——名叫园田的土耳其姑娘给按摩肩膀。 “从东京温泉出来后，我在银座逛了一会儿，七点钟到以牛排出名的末广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就在约定的地点同会在‘顶好’见过面的美国人会合，逃出了日本。” 可是《生活》杂志上发表的笔记却与这略有不同，有出入的地方是： “当时，在美国人中间我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中年妇女，她曾在美国陆军敎育中心担任敎师。这里姑且称她为布朗宁夫人。我同这位夫人每星期三在旧海上大厦旅馆见面，互敎英语和俄语。布朗宁夫人把美国的情况和她会住过一个时期的阿拉斯加的情况等告诉了我，而我则把苏联的实际情况告诉了她。” 就这样，拉斯托沃洛夫同布朗宁夫人交往着，他觉得夫人对他有着像对待亲兄弟般的感情。他就是向这位夫人谈出想要赶快脱离祖国远逃的决心的。 “于是，我第一次向这位夫人坦率说出了自己是中校军衔的苏联谍报军官，告诉她，我现在迫切需要她以前答应给予的协助。夫人说：‘再过几个钟头就不必担心啦。’我们就在当天晚上八点钟在夫人所住的旅馆附近会面，我当场和她商量好立即采取奔向自由的最后措施。” 他写道：这样，他靠着布朗宁夫人的协助，搭乘她的汽车，不久就乘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哪一种说法真实呢？与其说哪一种真实，勿宁说《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材料更加详尽。在记者招待会上分发的笔记上所说的“美国人”指的显然就是这位“布朗宁夫人。” 布朗宁夫人究竟是何许人？读了这段文章，就使人觉得，夫人对他有着像对待亲兄弟那样的情谊，而他也对夫人有着很深的爱情。 正如拉斯托沃洛夫交代过的那样，所谓布朗宁夫人是个假名字；读者不免暗自怀疑这个女人大概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员吧。 而且，从一九五四年九月的一期《星期六晚邮报》上刊载的美朕社东京分社社长罗伯特·安森的一篇报道里，也可以窥知这种怀疑不无道理。 在《我们怎样抓住了苏联第一号间谍》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下，这位老练的记者写道： “抓间谍可不是外行人所能出面的。但是在最近发生的规模极大的一桩间让案件中，如果不是有两个外行人协助，西方大概决不可能获胜。这个间谍就是苏联在远东的谍报活动最高负责人尤利·亚历山大洛维奇·拉斯托沃洛夫。两个外行人是在东京同拉斯托沃洛夫结交的年轻的美国人，其中一人是个姑娘。她平时敎拉斯托沃洛夫英语，还一起去东京的夜总会跳过舞等等。另一人是常常在东京草地网球俱乐部同他打网球的男子。这两个美国人都没有受过间谍活动的训练，而且他们还讨厌同这样的事情发生关系。 “为了摆脱过去的羁绊，拉斯托沃洛夫是怎样乘上了大汽车的？关于这一点，半年之久他没有向外界透露只字，现在我们得以初次披露其真相。这篇报道是记者将自己认为百分之百可以信赖的各方面提供的情报，经过仔细整理后写出的。” 他作了这番交代之后，接着写道： “有一天，日本警察拿来一张美国妇女的照片——据说她会到苏联大使馆去过。‘反间谍队’当即若无其事地访问了这个年轻的妇女，想探听探听。姑且把这个女人称作玛丽·琼斯吧。玛丽是个天真、漂亮的姑娘，她是作为军队里的文职人员到日本来的。她同其他几百名文职人员一起住在丸之内旧海上大厦旅馆里，在陆军的一个办事处担任秘书工作。‘反间谍队’人员把她的照片拿给她看，使她惶恐不安。但是她终于说明了她到苏联大使馆去是想冒冒险。他们问道：‘你在大使馆看见了什么？’她说：‘这个嘛，房子很脏，使人感到不大结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你没有见着什么人吗？’‘有一个英语讲得很流利的俄国人。他领我到处看了看，还说欢迎再来玩。’‘他没告诉你他的名字吗？’‘叫拉斯托沃洛夫——确实是这么个名字。他问过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号码了吗？’‘当然告诉了。’听到这里，‘反间谍队’的人员忽然高兴得几乎给她下跪。 “于是，‘反间谍队’托她刺探拉斯托沃洛夫身边的事情。开头她怎么也不答应，可是终于答应如果有什么情况，就通知他们。 “拉斯托沃洛夫终于向玛丽说出了自己奉召回国，以及担心回国后将要遭遇的事。玛丽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反间谍队’的朋友。他们又托玛丽探听他有没有逃走的打算。 “第二天，她带回拉斯托沃洛夫这样的答复：‘我打算逃走。’‘反间谍队’的人员认为事情来得太简单了，里面有点蹊跷。他们原来预料他一定会要求对他的前途给予种种保障。可是关于这方面他只字未提。他们觉得可疑。他们又吩咐玛丽进一步探询他的意图。 “她问他，‘你知道那对你意味着什么吗？’‘知道。’‘你的家属会怎么样呢？’‘我的家属多半会被杀死。可是，即使我回国也无济于事，我们都会被杀掉。’‘你打定逃走的主意了吗？’‘打定了。’ “拉斯托沃洛夫在终于逃往美国的头一天，打电话跟玛丽联系，作了周密的安排。 “这样，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钻进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厦附近等大汽车的一群美国人当中，乘上了汽车。那以后，直到国务院在八月十四日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再也没有露面。” 读者在这里就会猜想：前面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说的“布朗宁夫人”，莫非就是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在报道中所说的“玛丽·琼斯”吗？诚然就是一个人。 当然，“布朗宁夫人”也好，“玛丽·琼斯”也好，都是假名字；而且可以认为，用这两个假名字来提到的这个女人，正是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美国去的一个重要的美国谍报工作人员。虽然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安森故意说“她是外行人”，但是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像。何况当时美军方面还相信拉斯托沃洛夫是苏联的“头号”间谍呢。 八 从传询拉斯托沃洛夫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的一部分速记记录也可以看出，对拉斯托沃洛夫抱有友情的那个女人是个“专家”。 “摩里斯：‘拉斯托沃洛夫先生，我想知道你是跟什么样的人一起做工作的。’ “拉斯托沃洛夫：‘唔，我有过几个代理人。其中有的在日本政府的外务省工作，有的在驻日美军的情报部工作，有的是特派记者。’” 由此看来，尽管拉斯托沃洛夫在接见共同社记者时说过没能从美国拿到情报，但在这里却相反，他说他的某些代理人与美军有关。他在这里说的才是老实话吧。 速记记录里还有这样一段： “拉斯托沃洛夫：‘我曾经几次尝试与美国人接触。比方说，情报部的军官——那个少校……’ “摩里斯：‘请不要说出名字来。’ “拉斯托沃洛夫：‘我不说名字。那个人是少校，我是经她妹妹写信介绍，试图与她接近的。’ “维尔加：‘应该说是“他妹妹”吧。’ “拉斯托沃洛夫：‘不，那个人是女的。她是情报部的少校。’” 虽然不能够遽然断定他在这个小组委员会上无意之中说出来的情报部的女少校跟他自己的笔记中的“布朗宁夫人”是同一个人，同时也就是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所说的“玛丽·琼斯”，然而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这件事可以提供我们一点资料：情报部这样的机关里大概有着叫作“布朗宁夫人”或是“玛丽·琼斯”的女人。 从间谍工作来说，要想把敌方的某人拉到自己这边来，必须随时确切地了解对方的情况，不断地注意对方的性格、举止和环境。如果对方有了什么变化，就毫不踌躇地加以利用，展开攻势，最后和他发生接触——这才称得上是间谍工作。如果由于贝利亚被肃清，拉斯托沃洛夫非常担心他自己奉召回国的前途，因而变得忧郁起来，那末美军谍报机关一定会敏感地发现他这种情况的。 这种接触也许会以甜蜜的诱惑形式出现，也许造成某种机会进行胁迫。 拉斯托沃洛夫自己也在小组委员会上说过下面的话： “维尔加：‘利用在铁幕后面的亲属来进行胁迫时，他们对代理人做些什么？是威胁他说要杀死他的亲属吗？’ “拉斯托沃洛夫：‘对啦。他们有时谦恭和蔼地、有时又唐突地说：如果你不答应跟我们一起干，你必须想想你的亲属会遭遇什么事。也就是说，他们直接用亲属的生命来威胁。这就是胁迫，是最恶劣的胁迫。’” 读到这里，马上使人联想到拉斯托沃洛夫本人在国内留下了妻子和八岁的女儿。他郑重其事地向美国方面恳求将他逃亡美国一事严加保密，千万不要泄露。也可以说，对方为了达到阴谋而使用的毫不留情的胁迫手段，多半使他感到了恐怖吧。 关于如何把代理人拉拢过来，他做了如下的证词： “拉斯托沃洛夫：‘我说对方在日常生活中有异常行为，指的是同性爱之类的事。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莫斯科防谍部曾接近一个姓菲蒙维尔的大使馆武官，想把他拉拢过去。原来防谍部知道这个人有异常行为。 “‘另外再举一个例子。莫斯科的防谍部为了达到目的还拉拢过一个日本官员。那人是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二等或三等秘书。防谍部派了一个年轻的女代理人接近他，这个女人勾引上了他。日本官员同那个女人谈情说爱，后来那个女人说自己怀孕了，到了要去堕胎的节骨眼儿上，男的被警察逮捕了。由于眼看这桩极不体面的事情要暴露出去，那个人就下定决心为苏联谍报部工作。” 不能断定驻日美军不曾按照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说的步骤试行对他展开攻势。难道不是正当拉斯托沃洛夫表现出不顾奉召回国的时候，也就是说，正当他处于异常状态的那一瞬间，“女代理人”就承担了拉拢他的任务吗？至于她是“布朗宁夫人”还是“玛丽·琼斯”，那不关紧要。即便是证词中所说的“女谍报少校”也成。总之，从各种情况可以推想得到，美军曾对拉斯托沃洛夫进行过这样的“拉拢”。 但是就以“布朗宁夫人”或“玛丽·琼斯”跟拉斯托沃洛夫接近后获得的成功来说，难道在那以前美军方面就没有策划过同他接触吗？ 这是不大可能的。这个策略恐怕早就一再进行过的。关于这一点，某方面还流传着这样一段插话： 情报部系统的某谍报人员让他的情妇（日本人）去接近过拉斯托沃洛夫。她巧妙地同拉斯托沃洛夫亲密起来。不久，她就对拉斯托沃洛夫说：“我认识的一个美国军人对他的差事感到不满。我想，如果向他搞情报，他一定会提供对苏联方面有利的数据。”可是拉斯托沃洛夫十分谨慎地拒绝了这个提议。据说他这种警惕的态度使美国方面把他俨然当成了一个大人物。 临到实际逃走的时候，拉斯托沃洛夫也是被当作大人物对待的。驻日美军谅必是极其缜密地协助他逃出的。美联社记者安森在拉斯托沃洛夫的记者招待会举行以前，即在他逃亡后不久的二月二日，曾拍发过下述电讯： “现在有可能揭露苏联在亚洲最大的间谍网的真面目了。原苏联驻日代表机构的二等秘书尤利·亚·拉斯托沃洛夫从一月二十四日以来一直下落不明，而大家日益认为他是在美军手里。如果是这样的话，过去两年多以来使美军感到伤脑筋的情势，其内幕就要由秘密警察查明了。然而，人们越发相信，拉斯托沃洛夫已于上月二十四日乘飞机离开东京，前往美国军事基地冲绳。” 这则报道是在国务院举行记者招待会前六个月就发出的，所以令人感到惊讶。在这则报道中，引人注目的是对于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手一事给予的高度评价，说是：“现在有可能揭露苏联在亚洲最大的间谍网的真面目了。” 而且，还可以认为这则报道是为美国日后发表“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打下的底子——是个准备阶段。也就是说，当时拉斯托沃洛夫还被认为是头号人物——“大人物”。 另一方面，苏联方面除了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时向警视厅提出过搜寻要求之外，一直完全保持沉默。 前文已提到过，叫作罗扎诺夫的那个人以参加在札幌举行的滑冰比赛大会的苏联代表队领队身份来到了日本。当时报纸上注销消息说，正是他奉了本国的命令要把拉斯托沃洛夫带回国去的。 被召回本国的苏联代表机构成员不仅是拉斯托沃洛夫一人，另外还有索维利耶夫、萨伏洛诺夫等八人，他们最初预定搭乘苏联轮船回国。可是在二十五日下午又挂了电话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班机定下了两个座位。用电话定座时，似乎是这样模棱两可地讲的：“还不知道是否赶得上起飞时间呢。” 说到二十五日下午，当时拉斯托沃洛夫已经失踪一天多了。如果相信声明所说的、他是在二十四日下午四点钟失踪的话，那末也已过了二十小时以上，这时他早已待在美军机关里了。 然而苏联谅必也布有并不亚于美国的周密的谍报网。苏联不会不立即知道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真相。证据是：滑冰代表队走后，原说因感冒留下来的罗扎诺夫却在二十八日就回国了。如果负有如此重大使命的罗扎诺夫没有查明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真正原因，即便推迟回国日期，他也要在日本滞留到查明为止。从他匆匆回国这件事来看，苏联谍报网也必然肯定拉斯托沃洛夫已经落到美国手里了。 再说，美国方面的引诱一定使拉斯托沃洛夫心里很烦乱。他必须下相当大的决心。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如果他逃走，他又担心留在国内的妻子和女儿的安全。但是，如果他奉召回国，说不定会被当作贝利亚的嫡系遭到肃清。可以想见，他对这些感到忐忑不安，对于是否逃走犹豫不决达数日之久，既烦闷又懊恼，这大概就是他被看作神经衰弱的原因。 然而，他终于下定了逃走的决心。但凡一个人经过极端的苦思焦虑之后下定了决心，精神反而会为之一爽，心情也就镇静下来了。一定是由于这个缘故，下雪的头一天他在草地网球俱乐部兴高采烈地打网球时，脸上才露出了愉快的神色。于是，这样一种推测就能成立了：苏联方面向警视厅提出的“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经衰弱”的说法，与草地网球俱乐部会员所作的“他精神饱满”的证词都是真实的。 九 失踪了的拉斯托沃洛夫下落不明达七个月之久。可是日本政府实际上是了解情况的。（参照上述美国驻日大使艾利逊致冈崎外相的秘密文件。） 无论如何，日本当时已经是同美国缔结了和约的独立国了。秘密出境是违反国法的。美国无视日本的国法，擅自用飞机把拉斯托沃洛夫送走，这是对日本政府重大的侮辱，是蹂躏日本主权的行为。前面已经说过，拉斯托沃洛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后，报纸刊载了冈崎外相的谈话，可是美国当局只表示“这次的处置实在遗憾，今后不再做这样的事情”——难道这么道歉一下就算完事了吗？ 而且，美国对日本究竟有没有真正谢罪的意思，究竟有几分遵守保证的诚意，也是令人怀疑的。 关于这一点，令人想起一年前发生的“鹿地亘事件”。当时的国警长官斋藤升在他的《十年的回忆》一书中，曾就鹿地亘先生被日美特务机关幽禁事件写了下面一段话： “为了使这个问题不致被反美运动所利用，我对美国强烈地表示，希望美国对我国道歉。至少，如果美国发表大意如下的声明：‘和约生效后，不通知日本当局，由美国方面动手逮捕鹿地是重大的失策。’那就会表明美国的公正精神。我认为，既然不是神仙，犯错误是谁也难免的；如果美国方面就这件事坦率地道歉，反而会令人威到美国的伟大。我赴美国大使馆，强烈地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可是他们对我的答复是：‘我们很明白你所说的话。但是要美国方面就逮捕日本国民的敌人——间谍，即卖国贼一事道歉，是有困难的。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结果，只由美国方面发出通告说：‘在与日本政府缔结的和约生效之际，如果就这件事发出通知，本不会引起这样麻烦的问题’，就算了事。” 在斋藤长官提出这项抗议仅仅一年以后，美国就在这次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上干了同样的勾当。因此，美国口头上表示尊重日本的主权，实际上究竟有多少诚意就很难说了。 再说，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日美共同发表声明之前，双方曾通过外交、治安当局以及军事机关当局进行了相当频繁的接触。这个活动是慎重而秘密地进行的，双方谅必下达了命令，对局外严格保密。 可是就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到公布这个事件之间的七个月当中，日本同美国之间曾进行了种种活动。 如果列举其中特别重要的，则有下述几项： 美国方面从外交和军事上研讨了日本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问题。 其次是就“共同安全法”援助方面进行了极为秘密的协商，以致财政界都以为内容是经济援助。在这个期间，随着接受上述援助，日本政府悄悄地拟定并通过了“防卫机密保护法”。据美国方面说，美国向日本提供武器，但日本却没有保守其机密所必要的法律；对美国来说，这与把钥匙交给间谍一样危险。 通过“机密保护法”一事势必遭到日本舆论的严厉抨击，这是可以预料到的。为了应付这种批评，必须采取对策。因此，就得先让日本国民知道苏联从日本各方面（特别是从官厅方面）取得重要情报的所谓间谍事件。事隔七个月之后才公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实际上是为了在日本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就有必要为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国所发表的供述提出“证据”。果然，在日本报纸公布了共同声明的第二天，就有一名少校向警视厅自首。 “据警视厅说，官方声明中所说的‘与拉斯托沃洛夫有牵连的日本人自首，指的是一位前陆军少校（年三十五岁）。这位前少校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不久的二月五日，到警视厅出面，自愿协助搜寻工作。此人曾当过拉斯托沃洛夫的代理人，为拉斯托沃洛夫做过情报工作，但是由于他自动要求协助当为搜寻，所以不但没有被当作嫌疑犯，也没有作为‘自首’处理，当然更没有加以逮捕。这位前少校一伙人与前陆军特务机关有关系，是从苏联归国的复员军人，据说会通过拉斯托沃洛夫向美国方面提供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和防卫方面的高级情报以及关于苏联的情报。”（见《朝日新闻》，八月十网日） 这是日本方面最早就拉斯托沃洛夫证词提出的证据。但是，这是多么贫乏无力的证据啊！第二天报上立即公布这位少校就是志位少校。他“不但没有被当作嫌疑犯……当然更没有加以逮捕”。正如拉斯托沃洛夫那夸张的声明给与拥到国务院的各国记者以内容“空洞”的印象，在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然而志位少校自首后，有一些人跟着被逮捕了。 接着，外务省国际合作局官员庄司宏、欧美局官员日暮伸则和经济局官员高毛礼茂等被逮捕，可是并未证实案情包含什么特别重大的情报活动内容。勿宁说像以下所指出的那样，内容甚为贫乏。而且这三人都是中级以下的官员，连科长助理也够不上。 十 试把这个事件同“佐尔格事件”（一九四一年，驻日德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佐尔格和南满铁道临时工作人员尾崎秀实等二十余名以共产国际的间谍嫌疑被捕，一九四四年佐尔格及尾崎被处死刑。——译者注）比较一下。拿“佐尔格事件”来说，尽管当时实行着严格的言论管制，日籍的协助者所提供的证词的确有充实的内容。“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所引起的轰动虽不亚于“佐尔格事件”，而所谓“曾予以协助”的日本人这方面却几乎什么情况也提不出来。如果是在更机密的中枢部门工作的官员又当作别论，从这几个“自首”的人的地位来说，他们也许能够了解一般秘密事项的一鳞半爪，不过那都是平凡的事情；他们是无从知道价值高到足以称作“重要情报”的那类事情的。从这里也暴露出拉斯托沃洛夫的供述内容的贫乏，与“佐尔格事件”是不能相比的。 这里令人怀疑的是：拉斯托沃洛夫究竟是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从上述情况推断，实际上他大概够不上美国方面所设想的那么大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说，他虽说是情报中校，却是个几乎什么情报也提供不了的小人物，使美国的期待落了空。 那末，美国究竟是从一开头就知道拉斯托沃洛夫的身份而故弄玄虚让人把他当作大人物看待呢，还是中途才查明他原来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呢？前面已经说过，恐怕是后者。这就是说，美国方面把拉斯托沃洛夫当作大人物带走，后来一调查，才发见他原来是个小人物，就大失所望，实际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吧。 然而，虽说是小人物，他也有他的用途，而且恰好就被用在八月十四日的日美共同声明上了。在记者招待会上出现的拉斯托沃洛夫是他本人也好，是个替身也好，反正这是为了收到种种预期效果而举行的一场演出。 据说是这时立即自首的日本方面的志位少校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这一点，当时《每日新闻》作了简单的报道如下： “志位正二先生（年三十五岁）是在昭和二十四年从西伯利亚地区被遣返的前陆军少校。归国厉，他在美军总司令部的语文学习部任职，曾在舞鹤遣返救济局对从苏联遣送回国的人员进行各种调查。”（八月十五日） 从这则简单的报道也可以看出，被遣送回国的志位少校实际上是在美军总司令部任职的。 关于这件事，欧洲某大国的驻日情报机关曾秘密地指出了下述情况： “这一事件的真正主角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关，而是美国远东空军谍报部。拉斯托沃洛夫企图窃取、而且已经着手窃取的是有关以下各方面的情报：涉及美国远东空军的空中作战计划、驻日美国空军基地以及包括使用原子弹在内的攻击防御计划。志位少校已经直接接触到通过美空军的成层圈飞行拍摄的苏联基地以及重要机构的照片，但是实际上把志位介绍给拉斯托沃洛夫，直接领导他的人是前中校m，而m也曾把志位介绍给防谍部机关。 “志位以及原关东军航空高级参谋既然已经承认他们是美苏之间的双重间谍这一事实，那末m就当然是双重间谍的头子了。可是m却被认为与这次事件无关，这一点也可以证明问题的复杂性。据我们看来，拉斯托沃洛夫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被绑架的，而显然是为了要求庇护而亡命的。” 有可靠的迹象表明，外务省的一批人被捕是志位少校所谓的自首所导致的。 庄司和日暮受到的嫌疑是：他们曾把驻日美军有关方面的情报和日美关系的秘密情报提供给拉斯托沃洛夫，每次获得报酬五万圆到十万圆不等，前后各获得大约一百万圆的报酬。此外，高毛礼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是苏联经济问题专家，担任有关船舶的工作，当局怀疑他在任职期间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了美军有关方面的船舶动向的横报。这个人战前在渔业公司工作，曾出差去过苏联，对船舶的情况很熟悉。 高毛礼、庄司、日暮向拉斯托沃洛夫出卖了情报。日暮、庄司等人曾买了房子，还大事修缮，花了不少钱。当局怀疑这笔钱是拉斯托沃洛夫给的，就根据这样完全不相干的理由对他们进行了侦查。 因此，庄司当即提出逮捕他是不合法的，要求进行公开审判，公布拘留他的理由。现在这个案件还继续审理中。 十一 庄司是这样说的： “在讯问过程中，几乎没有触及我所期待的与案件的主要情节有关的事情。检察官专门盘讯我的经历，在外务省都做些什么工作，都处理和保管哪些文件，负责哪些事务等机关方面的事情，一直问到我的收入、财产，怎样把现在所住的房屋弄到手的等等，将这些方面细致地追究个透彻。大约在我被起诉的前一天，检察官会拿两份外务省的文件给我看，问我：‘你知道这个文件吗？给拉斯托沃洛夫看过没有？’在侦查中多少涉及‘拉斯特沃洛夫事件’主要情节的具体讯问，也就是这一次罢了。对以上问题，我明确地否认说：‘我没有拿给外面的人看过。’检察官就这一点所作的讯问是很简单的。” 这时庄司曾一度获释，可是后来又以违反“外汇管理法”再度被捕，原因是他非法持有美元，有从日暮手里拿到二千美元作为情报资金的嫌疑。也就是说，他是以非法持有美元被捕的。 “把我再度逮捕后，担任这一案件的侦查主任的长谷检察官就飞往美国。据说长谷检察官在美国对拉斯托沃洛夫进行了调查。当时写成的《检察厅调查记录》，就成为追究我违反‘公务员法’的唯一证据。另外，关于指控我非法持有美元从而违反‘外汇管理法’一事，检察官向法庭提出的唯一证据是已自杀的日暮先生的供述记录。除此之外，在历时两年的公开审判当中，检察官没有提出任何够得上证据的东西。”（见《日本》杂志，昭和三十四年十月号） 由于受到这个离奇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牵连而遭殃的日本人，公开出来的据说就达十七八名，还有人说是五十多名。他们都是什么样的人呢？有外务省、通产省、大藏省、防卫厅、总理府（内阁调查室方面）的官员，也有民间贸易公司、报馆、通讯社（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以及复员军人等。 由于美国方面的唆使，警视厅公安三科没有改变严厉的侦查方针。但是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违反“刑事特别法”第六条，侦查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平民当中完全找不到根据法律可以问罪的情节。 从这个案件牵涉的人数来说，规模是相当大的，然而相形之下内容竟如此空洞。 因有违反“国家公务员法”第一百条的嫌疑而被逮捕的官员只有上述三人。但是根据这条法律，至多能判处他们一年徒刑。从这一点考虑，日暮没有必要从地方检察厅的楼上跳楼自杀。即使问了罪，至多也不过丢掉外务省的职位，服刑一年了事。日暮自杀的原因不免令人感到有些蹊跷。 主任检察官长谷会透露，从日暮的供词中是可以推断出一些情节的。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讯问记录没有公诸于世的今天，外界是无法窥知其内容的。以下这段话并没越出推断的范围。 日暮果真作过拉斯托沃洛夫手下的间谍吗？如果他当过间谍，他为什么不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的一月间就采取行动呢？从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到他在美国国务院露面的这二百天当中，日暮的动静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他真是间谍的话，本会有一些动摇或者会逃跑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发生变化呢？关于庄司和高毛礼也可以提出同样的质疑。 自杀的日暮没有留下遗书。他自杀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做好了精神准备的。 由此还令人注意到，由于牵连到其他的美苏关系的间谍事件而自杀的日本人，到目前为止为数也已经不少了，而个个都没有留下遗书。 一、昭和二十一年九月，从苏联前来出庭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草场辰已中将在美军医院横死事件。 二、昭和二十五年一月，关东军原暗号班长、陆军少校松浦九洲男在自己的住宅自杀，原因不明。 三、昭和二十五年四月，已故日共总书记德田球一的所谓“要求问题”的议会作证人菅季治在东京三鹰车站撞电车自杀事件。（一九五〇年四月，苏联发表声明说，除了正在调查中的二千四百多名战犯，日本俘虏已全部释放。但是当时的吉田政府诬赖还有三十六万人未遣返，并谓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曾要求苏联不要遣返他们。德田同志在国会上彻底粉碎了这一诬蔑。菅季治在国会上作证说，德田同志拫本没有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为此，他受到美军谍报部和警察的迫害，终于自杀。——译者注） 四、昭和二十五年九月，原驻莫斯科陆军武官佐佐木克己上校在自己的住宅内自缢身死事件。 五、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外务省书记生弘岛昌从东京代代木的本人住所莫名其妙地失踪的事件。 六、昭和二十六年四月，原哈巴罗夫斯克《日本新闻》宣传部工作人员难波明从家乡秋田莫名其妙地失踪的事件。 这还只是一些公开出来的着名事件，这类事件实际上说不定要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死者都没有留下明确的遗书。看来陷进美苏关系的谍报深渊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些人毫无例外地都被认为有双重间谍的嫌疑。但是“双重间谍”的罪名是注定加在这些人身上的。美苏双方都不可能单方面搞到情报。如果想从对方搞到情报，就必须拿出自己这方面“可以出卖的情报”。要是什么也不拿出来，就难以弄到对方的重要情报。从第三者看来，这就像是双重间谍了。 十二 本来日暮所接触的一些文件中，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机密。欧美局第五科负责《苏联月报》的编辑工作，此外还给有关的其他刊物撰稿，这完全不是什么机密。拉斯托沃洛夫在声明中说“搜集的情报也有从日本报纸杂志上取材的”，但是如果把这也算作辅助的间谍行为，那可太滑稽了。因此，第五科的工作按说根本不包括那些意义重大到足以使日暮自杀的机密。 与其说日暮属于外务省，勿宁说他属于内阁调查室。有人说这个内阁调查室是日本的“机密室”，它倒也起过那样的作用。不过当时它还没有今天这样庞大的预算和人员配备，机构也还没有扩充到这样大，因为各个上司的裁夺起着很大的作用。 日暮绝没有向拉斯托沃洛夫提供过情报。据说实际上他坚决反共，忠于职守，从来没有给“内调”工作带来过损害。有些迹象令人感到他负有特殊任务。实际上他并不属于日本机关。不管他是什么职位（譬如说，派在内调室的专员），当然是不能向别人透露的。如果说得更明确一些，他也许是被纳入美国情报网里了吧。上述这段话不是凭空想像的，而是根据已有的线索推测出来的。 可以隐约看出，日暮受了某方面的委托，曾承诺在“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中多多少少进行一些“表演”。他曾供述自己把干情报工作用的美钞“存在”同事庄司那里，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可是在长谷检察官审讯他的过程中，他可能发觉那不是单纯的“表演”，实际上自己是被当作在日本来反映待在美国的拉斯托沃洛夫的影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发觉自己上了当，一定是惊愕不已。“鹿地亘事件”中的三桥某那样被加上“双重间谍”的污名，在他来说是不能忍受的。日暮的性格认真而直率，而且他还犯了因“表演”而把他的同事庄司也给拖下水的过错。他的死会不会含有弥补自己的过错和对同事谢罪的意思呢？ 总之，就“拉斯托沃洛夫事件”而言，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美国招待了他，可是他叫美国人大失所望，什么也没贡献出来。既然这样，对他还另有用途。那就是适当地晃出他的影子，以取得另外的、但又是同样的效果。于是，就在美国演出了这个事件本身，并且使它像镜子一样反射到日本来，也表演了一出架空的戏。这正是横跨太平洋的一个大骗局。 而演这出戏的直接目的是对两天前发生的容恩博士逃往东德事件采取的报复行动：此外，它还为在美国国内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打开了道路。 就在宣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两天以前（十二日），美国参议院以八十五票对零票一致通过了宣布美国共产党为非法的法案。 在这以前，艾森豪威尔总统一直认为这项法案只能越来越迫使共产党员转入地下，有害无益。据说连艾克都对通过这项法案感到为难。通过这项法案的背景，同“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决不是没有因果关系的，可以认为，“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曾被利用来在美国国内加紧煽动麦卡锡旋风。 当时美国还发生了一桩所谓反间谍事件。据无线电广播通讯社报道，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苏联边防兵发现日本人越境，打死一人，逮捕了一人。为什么日本人会在苏联所属的东面某个岛上出现呢？经过对这个谜的追查，那个被捕的日本人终于坦白出一切有关他的行动的情况。 据他坦白说，他叫谷明，被打死的叫高桑丰（当然都是假名字吧。——作者原注）。谷明被判处二十五年徒刑。据谷明供述，他从一九五一年四月起就在北海道札幌市美国“反间谍队”的分队里工作，骨托札幌市南十六条西五丁目的“反间谍队”无线电特务情报学校里受过训。在那里负责选拔派往苏联的间谍的是美国格雷上尉和他的助理后藤米次郞。谷和高桑两人先后曾在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月以及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三次潜入苏联境内，拍摄苏联地形照片，用无线电同札幌的“反间谍队”机关进行联络。在第四次（即十一月十日）终于被苏联士兵发现了。当时他们携带着美国造的无声手枪、小型无声自动步枪、轻便步枪、无线电照像机及暗号表等。（读过本书前面部分的人在这里请回想一下《白鸟事件》。请注意事情同是发生在札幌市内，而那里的“反间谍队”队员携带的似乎也是无声手枪。作者曾推断凶手或者就是用无声手枪射杀白鸟警部的。——作者原注） 这就是无线电广播通讯社所报道的所谓反间谍事件的内容。可是美方有关人员会担心这个潜入组说不定已向苏联坦白了另外一些情况，因为原关东军的高级情报航空参谋组和海军的航空参谋等人一起被合并到某机关里，组成一个特殊的秘密机关；专门对苏联进行某些勾当。所以如果苏联根据了解这些情况的谷的供述，用某种形式予以发表，那就会使得美国非常狼狈。 这个时候，美国准是有必要让全世界和日本知道“苏联其实也在对日本进行大规模的谍报活动”吧。美国军事谍报机关谅必认为有必要恢复自己的名誉，又痛切感到必须在世界情报活动方面对苏联予以有效的回击，才以这样的形式宣布美国接纳了拉斯托沃洛夫的事吧。 再者，由于发生了容恩博士的事件，美国军事谍报当局有必要让美国舆论看到他们也在进行同样的工作。因为在议会制的美国，如果使人感觉其机关无所事事，那就有可能在议会里遭到攻击，从而在预算方面都会受到影响。搞阴谋活动是需要巨额款项的。这一点也可能被认为是“拉斯托沃洛夫事件”产生的成效之一。 以上是对美国所获得的效果的估计。那末，日本怎么样呢？ 报纸发表拉斯托沃洛夫接见记者的消息时，绪方副首相正在北海道旅行。他在旅途中发表了谈话，大意说：“鉴于这次事件的发生，我国有必要及早制订‘机密保护法’之类的法规。”报纸上也报道过他的这番谈话。 当时吉田政府正在忙于考虑制订“机密保护法”。事实上，正如这位副首相所说的，“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制造了促成制定这个法案的气氛。 早在昭和二十八年十月左右，保安厅、法务省等就着手研讨并起草这个“机密保护法”或“防卫机密保护法”的具体内容了。最初，有两种想法，一个是这项草案只限于美国根据“共同安全法”援助所提供的武器的保密，另外一个想法是把保密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出动保安队和警备队（现为自卫队），以及在口本制造的武器。可是，后来根据保安厅长官木村的意见，准备制定类似战前“军机保护法”的广泛的保密法。（见《朝日年鉴》，昭和三十年版）“拉斯托沃洛夫事件”的公布，就起了朝这方向顺利推动的润滑油的作用。 十三 再者，吉田政府当时由于造船贪污案而摇摇欲坠，因此，与吉田对峙的政治派系——鸠山、石桥、松村以及三木这派人就都行动起来，明确地谋求同苏联媾和。此外，自由民主党内的另一派也对吉田向美国一边倒的作法表示不满。 （后来鸠山内阁成立。拉斯托沃洛夫过去的同事、苏联代表机构成员多姆尼茨基通过某一途径接近鸠山，终于排除吉田派的阻挠，在莫斯科缔结了期待已久的《日苏条约》。到那时为直，吉田和鸠山各自的政治势力在明里暗里所进行的激烈斗争，已深化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样一来，对吉田政府来说；公布“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就起了给亲苏派泼冷水的作用。也就是说，借苏联人自己的口道出了苏联在日本进行规模庞大的阴谋活动。这比出自第三者之口更加真实，更给一般人以切肤之感。由于拉斯托沃洛夫在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作证说，苏联驻日代表机构二十三个成员几乎个个都是为了在日本搞情报活动而留在日本的，就更使日本方面感到震惊。 但是与苏联代表机构的三十三个成员比较起来，美国驻日大使馆到底有多少人员呢？据说美籍正式工作人员有二百几十人，雇用的日本人有六百人左右，共计近九百人，算上非正式的工作人员则形成一千余人的大阵容。留在日本的苏联这三十三名所谓“情报人员”，无论如何也不是美国大使馆那负有几乎同样任务的大群人马的对手。各国驻外使馆的一半工作是搜集情报，如今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事了。可是一听到拉斯托沃洛夫作证说“苏联代表机构三十三名成员的情报活动”，就会使一般人产生实在是小题大做的紧张感觉。 拉斯托沃洛夫还负有另一项使命。那就是公布这一事件的两年之后，一九五六年（昭和三十一年）五月十三日，以公使衔作为渔业机构代表到东京上任的苏联驻英国大使馆参事塞尔吉·契夫宾斯基的事情。这位契夫宾斯基是参加渔业谈判的苏联代表，当时渔业问题成为苏联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的重大问题。但是日本某方面认为契夫宾斯基入境是苏联在日本从事阴谋活动的开始。这就是说，关于契夫宾斯基不是外交官而是谍报工作专家的流言传布开了。 有见识的外务省官员，例如当时的驻英大使西春彦和参加日苏谈判的日本代表之一松本俊一等，都认为契夫宾斯基是正常的外交官，所以不能不说这个流言是离奇的。但是不久就逐渐弄清了这个流言的背景。原来它竟来自拉斯托沃洛夫这个人。根源出于同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 而且还不只是契夫宾斯基这一件事。在那以前的二月八日，拉斯托沃洛夫在同一个小组委员会上还讲了下面的话： “摩里斯：‘你知道苏联的通商代表团被利用来做谍报工作的任何实例吗？’ “拉斯托沃洛夫：‘他们利用通商代表团，利用驻外国的大使馆及外交使节团。’ “摩里斯：‘你能否谈谈有关这一点的经验？根据你本人的经验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 “拉斯托沃洛夫：‘举个实际的例子吧。例如派到东京的通商代表团团长多姆尼茨基上校，这个人是苏联驻日通商代表团的团长，可是这个正式的职位是用来掩饰那个国家的谍报活动的。在世界各地都一样。通商代表团成员中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属于谍报部。’” 总之，拉斯托沃洛夫待在美国，可以说是负有任务来“削弱”日本对苏联接近的政策。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利用他的方法之高明吧。 拉斯托沃洛夫就这样被利用来取得种种效果。当他刚到达美国的时候，负责招待的当局以为他是大有利用价值的显要人物，后来才知道他是个不起作用的三流人物，弄得他们大失所望。可是原来他的用处就在这样的地方。 “拉斯托沃洛夫事件”是一出内容空洞的蹩脚戏，但是它给予日本国民的敎训是很多的。那就是，位于亚洲东端的弓形的日本列岛，已经成为美苏两国谍报的深渊，而不少日本人被卷进到这个漩涡之中，遭到了厄运。今后同样的状态也许还会继续下去。 这个事件说明，我们日常的和平生活随时都可以被某种阴谋利用而遭到破坏。 朝鲜战争的策划 一 这一组作品接连写下来，终于写到最后这篇了。以前我也说过，这些作品的内容都限于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这一意义来说，本文以“朝鲜战争”为题材，也许会使读者感到奇怪。 朝鲜战争这个主题太大了，也许不宜列为这一组作品的最后一篇。仍是我以前所写的那一系列事件，其最终“鹄的”正是指尚朝鲜战争这样的顶点，那些事件也可以说是一条条伏线，焦点则是朝鲜战争。不过美军不见得一开始就“预料”到会打这场战争的。至少在占领初期，驻日美军是日本“民主化”的忠实使者（自然是在美国的利益范围之内）。远东形势的变化迫使他们改变了做法。美国对朝鲜战争的“预料”可以说是从一九四八年左右逐渐开始的。 光是解剖各个事件并无助于究明其本质，只有当我们考虑到这些事件都是包含在美国的“预料”之中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事件真正的性质。 因此，我不得不在这一组作品的最后一篇里来写朝鲜战争。前面已经说过，这种“预料”的焦点不一定非是朝鲜不可。从地理上来说，这个焦点可以在越南，也可以在老挝，或是在其他地区，反正无非是要选择一个能够改变美国势力现状的地点。选中了朝鲜也只不过是因为它的条件合适，在这里干起来便当。朝鲜就是这样被选作“黑色的荣誉”的。“朝鲜战争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朝鲜发生的事情，要不是在这里发生的话，也必然会在世界上旁的地方发生。”（一九五二年，范佛里特将军对菲律宾代表团的谈话。） 朝鲜的三八线是根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会议上达成的协议划定的，它是为了解除在朝日军的武装、接收军方和财阀的设备而暂时划定的界线。它不是按照朝鲜民族的分布和地理条件划定的，只不过是个权宜之计，把纬度这样一个地理学上的人为的线当作了界线而已。由于美苏进行冷战，它就变成了把一个民族分割为南北两方，相互对立、相互仇视、半永久性的军事、政治的分界线了。也就是说，在美苏世界性的激烈冷战中，这条界线就变成了区分“两种政策，两种对待殖民地命运的态度，两种对角线式的相反方针的示意图了”。（夏普希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朝鲜》） 二 关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经常谈到的问题是“究竟是南北哪一方先发动进攻的”，至今这仍然是个有趣的谜。美国国务院发表的文件断言是北朝鲜入侵的：“关于北朝鲜军队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拂晓前（朝鲜时间）越过三八线、全力向大韩民国发动进攻的最初的正式报告，是美国驻朝鲜大使约翰·杰·穆乔发出的。国务院于星期六晚上（即六月二十四日东部夏季时间下午九时二十六分）收到该大使的报告。北朝鲜共产党政权对大韩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乃是对世界和平的疯狂进攻。这是对在一个独立的政府治理下的爱好和平的人民发动的突然袭击，而这个政府是由人民自己选出、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成立、并且得到世界上大多数自由国家的承认的。”（《朝鲜问题白皮书》）由于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有些人把这次突然袭击看作与对珍珠港的攻击属于同一性质。 约翰·根室写道：“（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日）清晨，我同妻子一起从京都回到东京，又径直到日光去旅行。临开车时，惠特尼少将来给我们送行。他说，他不能同我们一起到日光旅行去了，因为按照麦克阿瑟的吩咐，刚好在这个星期日他必须到总司令部（指美军总司令部。——译者注）去。但是当时我们并没认为这是由于出了什么意外的事，因为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星期日被召去也是常有的事。时间是上午八时二十分，想来总司令部里还没有人知道恰好那时候在朝鲜发生的事件。我们到了日光，参观了寺院——那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名胜之一。正要吃午饭时，一名高级官员突然被喊去接电话。他一回到我身边就低声说：‘大消息：韩国军队向北朝鲜发动进攻了。’”（《麦克阿瑟之谜》） 根室的这段文章在各种书里经常被引用。据说那个高级官员当时确实会悄悄地说过：“韩国军队向北朝鲜发动进攻了。”根室接着写道；“关于哪一方先发动侵略的问题，这则新闻闹了大错，但是……”根室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变更了主客位置。意思就是说，那个高级官员是由于过度兴奋而说颠倒了的。 根室接着写道“东京的总司令部自不用说，连驻在韩国的美国人也完全出乎意外。他们都非常惊愕，仿佛是太阳突然消失了一样。北朝鲜方面成功地进行了一场战术上的真正的奇袭，甚至还是战略上的奇袭。老实说，这次我们比在珍珠港事件中还要丢脸。我们不仅闭着眼睛，而且全身都在酣睡。” 这篇报道所写的也就成了日本国民对朝鲜战争的印象。当时日本各报第一次报道这则消息时，都用了《北朝鲜军队入侵三八线》的大字标题。因此，大多数日本人至今仍相信是北朝鲜向南朝鲜进攻的。 据根室报道，六月二十五日早晨，北朝鲜方面派出包括正规军四个师和三个警备旅的大军发动进攻。在战线上投入七万官兵，坦克约七十辆，在四个不同的地点同时行动。根室还说过大意如下的话：集结这么多军队，发给武器和装备，于预定日期，在广阔的战线上一齐发动预定的进攻，至少也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如果情况真是这样，三八线上的这些动静，难道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竟一点也不知道吗？在那以前，三八线两侧会发生过不下数百次小战斗，局势极为紧张。实际上美国国务院顾问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战争爆发前两天，曾到三八线前沿的战壕里视察，刚回到东京。如果说美国的情报网对北面“突然袭击”的活动完全是“闭着眼睛，而且全身都在酣睡”，那可就太松弛了。 华盛顿的新闻记者们想把这一点弄清楚，曾向中央情报局局长罗斯克·霍·希伦凯特海军少将提出过疑问。他回答说“朝鲜处在本周或下周也许就会发动侵略的状态，”并且说美国的情报机关是了解这种情况的。这位少将第二天还出席了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他一方面要共和党议员们确信“这并不是出乎美国情报网意料的事”，同时却又说：“北朝鲜军队一年前就具备了侵略南朝鲜的实力，但是他们会不会真地发动进攻，以及按照怎样的预定计划来发动进攻，这是无法逆料的。”这番话和他前面讲的话是有出入的。第二天，他被召到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在秘密会议上又进一步作了说明。据说由于希伦凯特少将这次的证词与以前的含糊不清的谈话迥然不同，还出示了情报机关那些装订成册的报告，证明这并不是出乎自己意料的事，因此，从会议室里出来的委员们便相信了“中央情报局干得不错”。（伊·弗·斯通：《朝鲜战争秘史》） 那末，东京的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又是怎样呢？根室为麦克阿瑟辩护说：“但是，麦克阿瑟没有怎么注意朝鲜。在战争发生以前，他只到朝鲜去过一次，而且只待了一天——那次是去参加一九四八年八月举行的韩国独立庆典。在八月十五日韩国独立后，无论在政洽上或军事上，麦克阿瑟对朝鲜都没有任何责任。元帅这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朝鲜不在他的管辖之下。”然而大概根室毕竟感到像这样也实在说不过去，紧接着又委婉地责备道：“但是另一方面，作为美国远东军最高司令官，他本应更深切地注意朝鲜的事态吧。”说朝鲜不在麦克阿瑟的管辖之下，就等于说朝鲜不在远东军司令部的管辖之下。谁听了都会觉得这话很可笑，只能认为是强词夺理的诡辩。霍奇中将是作为司令驻在朝鲜的，不用说，他经常与远东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保持联系。 而且，难道麦克阿瑟的最高情报长官——情报部部长威洛比也跟华盛顿一样，事先不知道北朝鲜军队的入侵吗？ 与上述的报道相反，在爆发战争的六月二十五日清晨，平壤广播电台播送了内务省的公报。公报说：“南朝鲜伪国防军突于二十五日拂晓在三八线全线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发动了意外的进攻。敌军在黄海道的海州西部地区与金川地区以及江原道的铁原地区，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一公里至二公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务省已命令共和国警备队将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敌人予以击退。目前，共和国警备队正抵抗着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防御战。共和国警备队击退了从襄阳方面侵入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敌人。” 根据种种数据，可以大体看出南朝鲜方面预见到战争的爆发，而且采取了种种准备措施。但是无从知道北朝鲜方面是否也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不是由于北朝鲜在这方面的数据不多，就是由于他们“完全没有”采取“措施”。但是根据常识判断，后一种情况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在那以前，三八线事实上发生过一千多次小战斗，而且很难设想北朝鲜一点也没有搜集到后文里将要提到的南朝鲜方面备战的情报。北朝鲜遭到南朝鲜方面的“入侵”后，立即迎击，轻而易举地将南朝鲜军队击退，而且猛烈地追击。因此，很难设想当时北朝鲜仅仅作了防御准备，只部署了人数不多的警备队。根室会谈到北朝鲜的部署情况。美国着名军事记者汉逊·鲍德温也报道说：“三八线上部署着北朝鲜四个师的主力以及据报是警备旅的两支部队。前线上部署着据信是日本造的轻型坦克和中型坦克、苏联式一二二毫米野战炮约三十门，以及其他重装备，部队的集结日益明显了。”报道中列举的数字究竟有几分可信，这姑作别论；不过北朝鲜恐怕是配备了能够立即从防御转入大举进攻的兵力。 麦克阿瑟退役后，他本人也就这一点提出过证词。关于战前北朝鲜军队的部署，他曾说：“双方都耝织了可以称作轻装备的部队。南朝鲜国境警备队的实力比正规警察强一些，他们当然是警卫边境的，但是不能与正规军相比。就我的记忆所及，北朝鲜军队中的保安队编成他们所谓的四个旅，其实力几乎相当于北朝鲜的正规军。但是北朝鲜方面还在沿着三八线部署的保安队后方，组织了新的队伍。这支队伍是在严密的情形下组织的。总之，北朝鲜军队是部署在远离三八线的地方。那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进攻所作的部署。” 这是一段奇怪的证词。麦克阿瑟作证说，北朝鲜并未为进攻而部署兵力。这是他被免职之后说的，怎么能用这番话来解释美国向联合国提出这个问题时所指控的北朝鲜的侵略呢？关于这事，斯通也写道：“北朝鲜方面为什么不等完全准备就緖之后再发动侵略呢？其原因恐怕威洛比少将会予以说明。” 一年之后，威洛比所说的下面这段话是与斯通的话前后相呼应的。他说：“数周以来，北朝鲜全部军队一直待命出发，沿着三八线做好了随时可以出动的准备。”美国参议员就美国情报机关的效能问题向艾奇逊提出质问时，艾奇逊说：“我不认为情报工作方面有什么失误。”关于北朝鲜军队的意图的情报，迄今常举的实例是六月二十五日以前提出的两个报告。其中之一是美国远东军总司令的每周综合情报。这个情报说，一九五〇年三月十日“收到了关于北朝鲜人民军预定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开始侵略的报告”。美国远东军总司令指的当然是麦克阿瑟。另外，关于韩国一旦与北朝鲜交战，美国准备给予多大程度的支持的问题，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接见华盛顿一家有影响的周刊的记者时会发表谈话，经东京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五月三日）予以转载。该报的大字标题是：《康纳利预言共产党军队要把美军从南朝鲜赶出去》。 不管麦克阿瑟怎样闪烁其词，但美国方面确实会频频收到关于南朝鲜也许会向北朝鲜寻衅的警报。希伦凯特海军少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第二任局长（这一年的十月，他被免职，由大名鼎鼎的艾伦·杜勒斯继任）。他在任时，曾获得“美国情报机关干得不错”的赞语。华盛顿的情报机关当然知道这些警报。不言而喻，东京的情报部也是知道的。东京的情报机关在朝鲜布下的情报网势必比华盛顿布下的要多，不论从地理方面来看还是从当地驻军的直接影响来看，这都是不难想象的。在朝鲜搜集到的情报间或直接发往华盛顿，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认为情报是由东京转发的，也许更为妥当。正如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记录所表明的，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拥有无与伦比的情报网，是堪称头等的情报机关。其中有“反间谍队”、独立的坎农机关、以及所谓y机关等等，共投下数十亿圆巨款，并动员一切机构，专门搞关于中国、北朝鲜和苏联的情报，连各种密码以及来往信件都通过秘密手段搞到手。 情况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又给人以遭到了“突然袭击”的印象，在美国国内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也大吵一通呢？而且，美军总司令部的气氛为什么还悠闲到使根室在星期日去日光游览的程度呢？这里，我不由得联想到，每当一个犯人蓄谋犯罪时，他总是先设法让旁人以为他当时不在现场。在这一事件中，美军把韩国军队部署在三八线前面，而且声言他们始终是处于防御的状态，未能预料到北朝鲜的进攻。这就是美国证明自己当时“不在现场”的手法。 六月二十四日——即战斗开始的前一天，联合国的现场观察员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了一份报告，旨在说明“韩国军队不可能进行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这对美国来说，也成了非常合适的“不在现场”的证明。 三 关于韩国军队在三八线上的防御轻易就被突破这一点，麦克阿瑟后来作证说：“韩国军队完全不能抵抗北朝鲜军队，而且韩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做得也很差，补给不得其法。韩国军队把物资和装备都撂在三八线旁边了。他们没有构筑纵深阵地。从三八线到汉城之间，到处都是韩国军队堆积物资的地方。” 由此看来，韩国军队在败退的时候，把成堆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大概是美国和日本制造的）丢下就跑了，随后开进的北朝鲜军队就使用了这些武器。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战斗初期，尽管北朝鲜军队的主力部署在远离三八线的地带，却能够连战连捷。 也许是由于数据丰富的原故，南朝鲜方面对战争即将爆发的预料，就像地震仪一样有着频繁的记载。一九五〇年五月初起，韩国方面就传出北朝鲜大军在三八线附近集结的消息。五月十日，国防部长官申性模特别接见外国记者团时发表谈话说：“看来十天之内将爆发全面的内战。”李大总统在同月十二日声称：“五、六月是危险的时期，说不定会出什么事。”此外，蔡参谋长也发表了这样的谈话：“北朝鲜方面乘五月二十日韩国大选（一九四八年五月，美帝国主义与李承晚集团不顾南朝鲜人民的坚决反对，凭借暴力在南朝鲜强行举行单独选举，成立了伪“国民议会”。——译者注）的机会，有发动大规模攻势之虞。韩国军队已布置了兵力，严加警戒。” 但是不知怎地，这却是南朝鲜方面最后一次公开发表这类警告。 “为什么从那一天起南朝鲜就保持沉默了呢？从那以后，汉城不再发表任何声明，东京方面也不再发出反映官方意图的新闻电讯，美国国会里也不再有人就这个问题发表演说了。”（伊·弗·斯通）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国务院顾问杜勒斯访问了远东，同麦克阿瑟举行了会谈。接着，杜勒斯就访问南朝鲜，到战壕里进行视察。杜勒斯为什么视察前线呢？正如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所讽刺的那样：“他到战壕里总不会是去摘紫罗兰吧？”杜勒斯还在韩国国会发表演说，声明美国准备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向对共产主义作战的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此外，在战争爆发的五天之前，杜勒斯还写信给李承晚说：“对于贵国在这一重大戏剧中担任的主要角色，我寄予很大期望。” 李承晚政府的原内务部长官金考锡被北朝鲜方面俘掳之后，曾写过“坦白书”。据他说，一九五〇年一月，罗伯茨将军训令李承晚的阁员说：“北伐计划已经确定。即使由我们发动进攻，也有必要制造借口，让人们觉得正义是在我们方面。为此，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委员会的报告。联合国委员会提出有利于美国的报告，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各位也必须对这个问题多加注意，努力博得联合国委员会的同情。”即便说，由于这是北朝鲜方面抓到的俘虏所写的“坦白书”而需要打一些折扣，但估计是有可能发出这种训示的。 根据以上数据来看，不免令人得出这样一种强烈的印象：在三八线上是南朝鲜方面先开的火。但是我再重复一遍：与南朝鲜比起来，北朝鲜方面的数据是稀少的。南朝鲜方面的数据在此重上要大得多。因此，根据这些数据，必然得出不利于韩国和美国方面的结论。如果北朝鲜方面也发表了同样数量的数据，加以比较，也许就会变得更明确和公正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事实：南朝鲜军队刚一“入侵”，北朝鲜军队不仅立即把他们“赶回去”，并以破竹之势攻下汉城，向大田以北挺进，别动队还快速进击日本海沿岸的江原道；而且开战数日后，北朝鲜军队就与取韩国军队而代之的美军交手，把美军一直追击到南朝鲜的一个角落里；这种实力也使我们大为惊野。当然，正如北朝鲜方面所说的，美国占领地区的人民抱有民族解放的热烈愿望，而北朝鲜军队在远离三八线的后方所受的训练也一定发挥了作用，但我们想知道这场高度近代化战争的起源。 坦率地说，究竟是哪一边先越过三八线的，我认为这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因为李承晚一直叫嚷要“北伐”，金日成也提出解放南朝鲜的号召，在战争以前经常向南朝鲜人民发出呼吁。李承晚认为整个朝鲜都是自己的“领土”；金日成也同样认为李承晚政府是傀儡政府，而南朝鲜是遭到美国侵略的地区。总之，对双方来说，用三八线这样一条界线来分开的两个国家并不存在。战争爆发之前，沿着这条界线曾发生过一千多次小型战斗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联合国观察员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回去后，提出了（三八线视察）报告。战争就在他们离去的当天晚上爆发了。李承晚宣称：由于北朝鲜的挑衅，战争爆发了。另一方面，北朝鲜政府报告说，韩国军队从三处越过三八线，北朝鲜军队将他们击退后，转入了进攻。”（伊·弗·斯通） 四 在概述朝鲜战争的经过之前，我们先大致看看当时的国际形势，以便了解它必然发生的原因。 世界大战结束了，但是真正的和平并未到来，美苏两国之间开始了冷战。由于一九四七年三月的杜鲁门声明、六月的马歇尔计划等等，美国的政策表面化了。到一九四九年四月签订“北大西洋公约”时，美国对苏包围的体制已完成了。美国用海外军事基地网包围苏联的所谓“遏制”的局面，大体上形成了。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垄断这一军事技术上的优势作为它的后盾。 当时美国以储备原子弹而自负，认为苏联在今后十五年内不可能拥有原子弹的看法仍占上风。在运载原子弹方面，美国还拥有b-36、b-50等型远程不着陆飞行的轰炸机，并且认为苏联在这方面的技术也落在后面。根据这个战略，一九四六年三月按照总统的命令成立了战略空军司令部。 这一战略的目的是：破坏力在时间上的集中、攻击力在组织上的集中、以及战斗力在地区上的集中。总之，只需要八枚原子弹，就能取得b-29型轰炸机三万二千架次以十四个月的时间轰炸日本所取得的效果，而且能够以最少的人力集中地完成。各架飞机预先知道该对哪里进行攻击，平时就在这种状况下经常受训练，并不是接到命令后才进行攻击，而是一开始就确定了攻击目标。按照这样的体制，美国以一千五百架战略轰炸机包围苏联。把这些轰炸机分布在一百五十个到一百六十个基地上，以苏联为瞄准目标，形成一个包围圈。这样，一旦紧急时能够大举进攻苏联的战略体制便布置就緖了。一九四七年九月，美国空军部独立出来，对苏战略部署即告完成。 如果联想到“北大西洋公约”的签订是这以后不久的事，就能够清楚地理解美国的计划了。 但是，形势改变了。中国红军控制了全中国，苏联宣布拥有原子弹。马林科夫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革命节发表声明说：如果美国用原子弹突然袭击，苏联也能够用原子弹予以报复。由于这种新形势，“遏制”战略完全破产了。这使得美国焦灼起来。要是照这样下去，美国势必越来越陷于困境。投在世界各地的庞大资本怎么办呢？美国的下一步手段可以说是除了以朝鲜为跳板向苏联和中国进行分段作战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此外，还有一件有利于美国进行朝鲜战争的因素：由于头年十月苏联要求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的提案被否决，苏联一直在抵制联合国。 如果苏联当时出席联合国会议，美国提出的“由联合国军队出面干预”的建议必然会因苏联行使否决权而无法通过。在朝鲜的联合国军的组成，当然是以美国为主力，统帅权自然也由美军独揽。因此，苏联抵制联合国，结果却给美国干涉朝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斯通写道：“实际上，选择这个时机发动攻击，从北朝鲜方面看来，似乎非常不合适。由于苏联提出的接纳中共加入联合国的建议未获通过，苏联就对此表示抗议，从那年一月开始抵制联合国，没有出席安全理事会的会议。安理会的另一个‘东欧’方面的席位，被与苏联意见不和的南斯拉夫所占据。因此，如果美国试图动员朕合国来反对北朝鲜，安理会里没有一个友邦会行使否决权来否决它的提案。” 五 这里再大致回顾一下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下的战前朝鲜的形势。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军投降，三星期后（即九月八日），霍奇中将统率的美国第十四军从冲绳进发，在仁川登陆，从空中散发了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布告，传达了美军最初的意旨，声言要在南朝鲜成立军政府，保留过去日本的各种机关和职员，凡扰乱治安及反抗占领军者，一律严惩不贷，并规定英语为公用语言等等。这一天，韩国民主党宣告成立。美国军政当局利用这个系统的九个人成立了咨询机关。李承晚从美国回来，当上了右翼的首领。十月十七日，霍奇中将声明军政府是南朝鲜唯一的政府，开始镇压在南朝鲜各地组织起来的各级人民委员会。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确定解决朝鲜问题的具体方案。 莫斯科会议上确定的解决方案的要旨是：成立朝鲜民主主义临时政府，创造条件迅速铲除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统治所造成的恶果；成立美苏联合委员会共同制订临时政府组织方案；委员会与朝鲜各民主政党协议；为了辅导朝鲜临时政府取得国家的独立，联合委员会实行四国（美、苏、英、中）监督制以便予以协助等等。不久以后，美国自己抵制了这一决定。 李承晚和金性洙（韩国民主党党魁）等人说莫斯科会议的决定是把朝鲜托管，展开了反对运动，一部分民族主义者与他们起了共鸣。霍奇宣布他们有“反对的自由”，支持了、他们，企图以该集团（民主党议员）为核心，成立临时政府，把三国外长所决定的路线的主要内容抽掉。为了获得“多数”以便协议成立临时政府，制造了无数的团体，总数竟达一百十九个之多。 苏联对此表示反对，联合委员会先后开了两次会，意昆终于没有取得一致就结束了。 南朝鲜举行了“立法议员”的选举——立法议会充当美国军政当局的咨询机构——九十名议员中有四十五人都是由美国军政当局任命的官选议员，这就是向成立南朝鲜独立政府发展的雏型。 一九四七年九月，美国向联合国大会第二届大会提出了审议朝鲜问题的提案，坚决拒绝与驻北朝鲜的苏联举行谈判。联合国不顾苏联的反对，通过了美国提案，决定派遣“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在其监督下举行“大选”。 另一方面，在北朝鲜，北朝鲜劳动党中央局成为实现全朝鲜和平统一的主要组织。鉴于南朝鲜的特殊情况，党中央设在北朝鲜。又召集其他人民委员会，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金日成就任委员长。一九四八年二月，北朝鲜人民会议决定建立人民军。 在南朝鲜，任何批评和违抗都是不允许的。一九四六年十月，以大丘为中心的大规模的人民抵抗运动席卷了全南朝鲜，参加抗议的人达二百万以上，美国出动空军和机械化部队进行镇压。当时，有三百人被打死，三千六百人下落不明，被逮捕投入监狱者达一万五千人。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李承晚赴美洽商在南朝鲜单独成立政府。这时，许多反对美国军政当局的团体被解散，被投入南朝鲜监狱服刑的达二万六千四百人。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在汉城举行了“大韩民国”建国典礼，李承晚就任大总统，麦克阿瑟也参加了仪式。在这以前，四月间，决定由“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监督南朝鲜的单独选举。人民反对单独选举，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二月七日，南朝鲜的总工会所属的工人毅然举行总罢工，连续进行了三天的大规模斗争，有二百万人参加。从三月三十日起开始登记选民，谁拒绝登记，警察和恐怖分子就闯进他家去殴打，私刑和纵火事件层出不穷。在济州岛，两万居民起义，反抗镇压，十五所警察署当中有十四所遭到人民武装队的袭击。“南朝鲜所有的丘陵和山岳地带都有游击队展开活动，夜夜放狼烟示威。”八月二十四日，签订“韩美临时军事协定”。十月一日又签订了“韩美经济援助协定”，它的实质与日美行政协定相同，内容是：美国握有韩国军队的指挥权，美国可以在南朝鲜留驻到它认为不必要的日子为止。凡是美军认为在共同防御上需要占用的韩国地区，都可以占用。 李承晚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制订了“国家保安法”。它相当于日本的“治安维持法”（一九二五年日本法西斯政府为镇压共产主义运动而制定的法律，日本投降后取消。——译者注），而且苛刻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暴动”始终没有停止。被派去镇压济州岛起义的第十四连，在丽水、顺天一带发动起义，以山岳地带为中心，扩大了游击队活动。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游击队活动的范围遍及南朝鲜八道十二市一百三十一郡中的八道三市七十八郡。 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举行第二次“选举”，李承晚迫使反李承晚派的六十六名候选人退出竞选，并且根据“国家保安法”逮捕了为他们从事竞选活动的二百二十人。尽管如此，二百一十个议席中，李承晚派只获得了四十八席。由于李承晚实行独裁而给他的政权造成危机，正面临着最后的时刻。不久，三八线上就爆发了战争。“他们（指李承晚傀儡政府。——译者注）是企图凭借挑起战争来苟延残喘的。”（朴庆植、姜在彦：《朝鲜的历史》） 与南朝鲜的这些记载相反，北朝鲜方面在金日成的领导下，一步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事工业建设。北朝鲜关于这方面的记载是用更加美好的词句写下来的，但是平心而论，那与实际情况也大致不差。因为在北朝鲜是看不到南朝鲜那样的罢工、暴动和暗杀事件的。顶多是听到人宣传由于重工业建设，一般农民有些“不满”而已。关于北朝鲜方面，是得不到南朝鲜那样漆黑一团的印象的。 由于篇幅关系，上面只是把南朝鲜的情况大略概述了一下。总之，朝鲜战争爆发的前夕，李承晚政府已经走入绝境，处于非找到一条奇迹般的活路不可的状态。这是不容否认的。 八 再回过头来谈谈朝鲜战争。开战仅仅三天之后的六月二十八日，北朝鲜军队已经占领了汉城，七月三日强渡汉江，四日攻下水原，以排山倒海之势在中部攻下了春川；在东部拿下了三陟。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在开战的第二天（二十六日）就命令麦克阿瑟将储存在日本的美军武器提供给韩国使用；美国国会还决定追加五千万美元的对韩援助。二十七日，在汉城以南的水原成立了美军前线指挥所。二十九日，麦克阿瑟亲赴前线指挥。三十日，由日本出发的美军先遣部队急速开往前线。七月二日，廸安少将被任命为派遣到朝鲜的美军总司令。五日，美军就在大田以北地区同北朝鲜军发生了冲突。当时，美军被认为是强大无敌的。但是七月五日双方在乌山初次交锋，仅仅一天，美军就惨败溃退。 北朝鲜外务相向联合国发出了谴责美国的声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可靠的情报，在一九五〇年六月中旬就已经获悉对北朝鲜的武装进攻即将开始。因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预先采取各种对策，以便击退李承晚军队的进犯。 “李承晚集团及其美国主子由于确信‘很容易就可以取得胜利’而作了错误的估计。对于李承晚军的进犯，人民军当即予以毁灭性的打击。美帝国主义者看到自己在朝鲜的爪牙这么快就完全败退下来，就假借既成事实的名义，盗用联合国的旗帜，公然对朝鲜人民进行武装干涉。” 十三日，美军迎来具有“坦克战能手”之称的瓦克中将，增援的一五五毫米大炮也运到了朝鲜，再一次揭开了美朝决战的序幕。锦江南岸一线被称作开战以来美韩军最坚固的防御阵地，但是北朝鲜军队在七月十六日一举渡河，美军又向大田方面败退。 老实说，在战争的最初阶段，北朝鲜军队以破竹之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此外，在火力配备和军队编制上，他们也比南朝鲜军队要优越得多。比方说，美军的二。五寸口径反坦克炮就打不穿北朝鲜军队的t—43型坦克的装甲。从炮击力这一点来说，美韩军队的主力使用的是一〇五毫米炮，北朝鲜军队的主力使用的则是一五五毫米炮。有人评论说，南朝鲜的兵力远不如北朝鲜，但是南朝鲜方面的弹药和小型武器大概要比北朝鲜充实得多。当时，北朝鲜方面还没有火箭炮。再说，南朝鲜方面汽车多得要命，美军又偏重空军，地面部队也似乎配备了过多的机械化重装备。空军方面，美军的主力是喷气式战斗机，这是时速九百三十公里的高速飞机；而北朝鲜军队则使用时速三百十一公里的雅克型螺旋桨飞机应战。双方飞机在速度上的差距，反而使美军感到速度太快的困难，慌忙又把v—51、f—52等型速度较慢的旧式螺旋桨飞机拖了出来。 联合国军声言要迎击乘胜追击的北朝鲜军队。但是北朝鲜军队则以主力突破了锦江的不撤退防线，同时在东线上迅速推进，试图迂回全面包围不撤退防线。北朝鲜军队终于“像秋风吹过高粱地一样毫无声息地通过了”联合国军火力交织的不撤退防线。然而这时美军又补充了一五五毫米大炮，北朝鲜坦克的威力也不再能像战斗初期在乌山作战时那样形成单方面的威胁了。加以北朝鲜军队的飞机急剧地减少，不论在哪一场重要的战斗中，北朝鲜空军出动的飞机都寥寥无几，地面部队的机动力也逐渐不如从前迅速了。 然而从这个时期起，北朝鲜军队在调遣兵力、战术运用、指挥及作战方面都显示了高明的手腕。 渡过锦江突破对方防线的北朝鲜军队主力，没有立即攻入大田，却南下迂回到西面，从西面威胁大田的侧面，造成包围大田的形势。 在此情形下，美军连炊事员、技术员、事务员都加入步兵队伍，如在瓮中作战，拼命想赢得一点时间，一方面企图至少牵制东面的威胁，出动f—80型、b—26型以及海军飞机，开始猛烈轰炸。就在这时，第一骑兵师在甫江登陆了。 看到这种情况，东线的北朝鲜军队突然开始南下，从忠州攻向咸昌的企图就明显了。针对这一局势，美军宣布这一带是决战之地，而北朝鲜军队却再度转移，又从大田西面进行猛烈的炮击，在第二天（二十日）占领了大田。就在大田防御战中，前线司令官廸安少将失踪了。，另一方面，沿西海岸南下的北朝鲜部队显示了惊人的速度，每天平均挺进三十公里。也就是说，十八日从大田战线开拔，经过礼里、全州、光州、顺天、晋州，沿西海岸长驱南下。据说这比当年山下（山下奉文，太平洋战争期间侵略马来亚的日军司令官。——译者注）兵团在马来半岛南下时的大运动战的速度每天还要快上二十公里。 这时人们才知道美军原先把北朝鲜军队的实力估计得过低了。比方说，美军在乌山地区战败时，路透社记者曾报道说：“北朝鲜军队善战得出乎意外。”《纽约先驱论坛报》说：“如今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人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得过低了。在接连两天的激烈战斗中，北朝鲜军队显示出他们训练有素，在炮火下也保持严格的纪律，而且有优秀的指挥员指挥。”华盛顿方面则评论说：“谁也没有料到北朝鲜军队竟拥有这样的军事知识。” 北朝鲜军队首先从西边对最南端的晋州、马山施加压力。也就是说，北朝鲜军队从疲劳较少的中部战线南下，突破秋风岭、金泉，逼近洛东江西岸，以迂回西海岸的部队，在七月三十一日攻下晋州，窥伺马山，将匕首插向釜山的咽喉。 美军又把新增援的部队全部投入马山，用空军、炮兵、坦克部队的一切火力展开摊牌战。 北朝鲜军队看到晋州告急，就近从北面发动猛烈攻势，孤立了大丘；攻击大丘的部队同时又试图在倭馆附近渡河。在这里展开了渡河、被击退、再渡河、又遭到反击的几十次激烈战斗。 美军出动了九十九架b—29型飞机，在方圆仅仅二十一哩的倭馆战线上进行密集轰炸，投下了五千枚炸弹。 另一方面，北朝鲜军队在东部开始行动，攻陷景州，迫近蔚山。于是美军方面放弃了整个洛东江第一线阵地，被追逼到太白山脉南麓最后的阵地上，全线只有二百多公里，形成眼看就要被赶到海里去的局面。正在这时候，据说大家都把它比作第二个敦刻尔克（法国最北端、临多维尔海峡的港口。一九四〇年夏，英法联军被纳粹击败后，主力曾从这里撤退。——译者注）。 但是从九月初起，美军火力显着加强，同时北朝鲜方面攻击的威力也略微减弱了。美军在东线上一点点推回去，给陷于孤立的大丘解了围，逐渐扭转了局势。就在九月十五日，美军在仁川登了陆。 总之，战争开始时势如破竹的北朝鲜军队，到了洛东江战斗快结束时被阻住了，形成双方势均力敌的对垒局面，最后出现了略微逆转的征兆。战争初期，北朝鲜军队的火力占优势，但是在遭到敌军以更强大的火力反击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后退。由于美军在仁川登陆，北朝鲜军队拉得过长的补给线就处于被截断的状态了。 七 九月十五日，联合国军五万人在一千架飞机的掩护下，利用大批日本的运输人员，分乘舰艇三百艘在仁川登陆。在这样庞大的兵力和物质力量面前，防守仁川的北朝鲜军队抵抗不住，终于败退。登陆的美军一路向汉城推进。 《美国战败了》一书的作者若武要三写道： “不过，在仁川登陆的战役中，北朝鲜军队的防御力量也太薄弱了。在随后展开的汉城防御战中，他们却显示了极其顽强的抵抗力。因此，这就更不可思议了。对于这次北朝鲜军队防御力量意外薄弱的原因，有必要更进一步加以探究。” 据这位作者说，北朝鲜军队之所以薄弱，主要是由于它的野战能力虽然强大，却没有阵地战的经验。在从事阵地战所必需的准备——构筑工事、编队及运用战术等方面异常薄弱。他认为打阵地战需要与打野战颇不相同的军事知识和经验。 此外，正如金日成所回顾的，仁川防御阵地上部署的尽是些“未经充分训练的新兵”，这也是战败的原因之一。有人说，仁川登陆是“突然袭击”，但是从战局上看，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是谁都会料到的事。日清战争（指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译者注）、日俄战争自不用说，追溯得更远一些，就还有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丰臣秀吉（1536-1598），日本武将，曾于一五九二和一五九七年两次侵略朝鲜。——译者注），也都是在仁川登陆作战，这已经是战史上的常识，可以说“既不是什么伟大的构思，也不是什么天才的韬略”。应该指出的是，对于这样明明白白的事态，北朝鲜军队竟毫无防御和准备。而且还可以指出，在这期间，北朝鲜军队已完全失去了制空权。 在联合国军的猛攻下，汉城终于失陷。另一方面，由于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北朝鲜军队从洛东江战线开始全面大撤退。美韩军队从南方追击，先锋第八军的第一骑兵师，同从仁川、汉城地区南下、与其呼应的第十军在水原附近取得联系，于是形成了夹攻南线上的北朝鲜军队的局面。 那末受到联合国军南北夹击的北朝鲜大军被堵截、歼灭了吗？根本没有。他们在美军面前像一股轻烟似地消失了。 “南线的北朝鲜军队是怎样摆脱了联合国军追击的呢？这是战局中的一个谜。他们就像一股轻烟似地消失了，几乎一夜之间就无影无踪了。美军侦察机在公路上没有发现北朝鲜大军移动的踪迹，也没有发现北朝鲜军队把大军调往北线的活动。重大的问题是：这些携带着装备的北朝鲜军队哪里去了？”（美联社记者怀特赫德）“北朝鲜军队究竟到何处去了？三十日晚上，美军情报军官拼命地在寻找这一重大难题的答案。在这四天当中，大部分北朝鲜军队一一约十万人，至少是已从联合国军面前消失了。”（路透社记者巴兰坦） 十万大军在敌前消失——这在战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可是这个谜的答案实际上是这样的。 这十万士兵与其说是撤退了，不如说是近乎解散。例如，步兵部队得到指示：在一个月或四十天这样长的期限里，到指定的地点去集合。他们把步枪和其他小型武器涂上厚厚的油膏，各自设法埋藏起来。埋藏地点只有埋藏的本人、或者顶多另外有个他最信赖的老百姓知道。这个老百姓以后大概可以利用这件武器从事游击斗争。就这样，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们，各自凭借他们特有的惊人韧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爬过一道道的山岭，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朝着集合地点奔去。所以这与其说是撤退，不如说是近乎解散。而北朝鲜军队之所以没有沦到解散的地步，正说明它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不同之处。未能归队的人大概就在他们能到达的山上组成了游击队。恐怕也有一些人在行军的途中倒下了。无论如何，士兵必须在精神上得到老百姓的完全支持，士兵本人又得有坚定的政治觉悟才行。只有具备了这两个因素，才有可能实行这样的撤退。 不同于步兵部队的消失，重炮兵和重坦克是怎样进行撤退的呢？这还是个谜。不过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那就是它们始终也没有陷入美军之手。（《美国战败了》） 士兵跑进老百姓家里，脱下军装，换上白衣服。这样一来，他们同附近的老百姓就完全没有差别了。他们随即穿着白衣服，成为所谓便衣队，越过山野，一直向北奔去。总之，如果不是当地老百姓对北朝鲜军队怀有好感，这是做不到的。好感指的是老百姓对北朝鲜士兵的革命信念所起的共鸣，所抱的同情。十万士兵没有遭到什么损失，安全地返回北朝鲜去“集合”，完全是由于他们得到了南朝鲜老百姓的支持。这与其说是南朝鲜人民对李承晚政权的反感，勿宁说是由于他们憎恨前来杀害自己同胞的美军。 九月二十九日，李承晚回到汉城。十月一曰，麦克阿瑟散发了二百五十万张传单，要北朝鲜立即投降。 就这样，美韩军在十月一日突破三八线北上后大约一个月之内，攻陷了元山、平壤，继续向中朝边界一带顺利进击。金日成的威风凛凛的军队，这时好似烟消云散了。 联合国军当时会预计中国也许会干预，可是也抱着侥幸心理。美国虽然估计到其行动的危险性，但仍把军队向边界推进，展开新的攻势，简直如入无人之境。但是危险真的来临了。麦克阿瑟在十一月七日不得不宣布遇到了外国共产党部队的干预。据联合国军的情报，最初估计出面干预的中国军队有六万人，最后确认达二十万人。麦克阿瑟在十月二十五日刚刚宣布圣诞节以前美军可以回国，曾几何时，情况完全变了。十一月二十六日，美军二十万人和中国军队二十万人开始正面冲突。 这次正面冲突，以美军“意外”的全面败北而告终。仅仅在西线上，中国军队一周内就歼灭了敌军二万三千人，缴获完好的汽车两千辆、坦克五十五辆，一路向平壤长驱直下。在东线上，中国军队也南下追踪从山岳地带溃逃的美韩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举歼灭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一万二千人，残余部队从咸兴狼狈向开城逃命。这一战役被称为“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仗”。 这时，杜鲁门发表声明说：“不排除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因此，人们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溃逃的美军陷入惊人的混乱状态，竟至发生了总司令瓦克中将被部下的坦克辗死的稀奇事件。 这时，美军控制的后方地区不断有游击队出动，骚扰美韩军后方。前面已经说过，北朝鲜的十万士兵像幻影般消失时，曾把小型武器、坦克和重炮等埋藏起来。现在这些游击队所使用的武器大概就是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的。 再说，势如破竹的中国军队同重新整编的北朝鲜军队一起，在前线上转入攻势，追击来不及重整阵容的美韩军队。他们突破了三八线，在一月四日就夺回了汉城，进至水原、乌山一线；在中部战线，他们攻下了春川、洪川，进至堤川；在东线，他们追击“不战而逃”的美韩军，迫进三陟。北朝鲜方面宣布，在这一周里歼敌一万三千人。 美军为了挽回这种溃败的局面，投入了庞大的物资，转入反攻。北朝鲜军队虽然以灵活的战术，不断展开攻势，却撤退到由汶山到麟蹄一线上。美军再次夺取了汉城，但是直到一九五一年六月根据苏联的马立克提出的停战建议实行停火时为止，战斗一直在这个地带进行。 据同年六月二十四日《朝日新闻》发表的估计，朝鲜战争中双方投入的兵力是：联合国军八十万人（其中美军三十五万人，韩国军队四十万人，其他国家五万人）；共产党军队方面，中国和北朝鲜共计一百万人。这么多的军队曾在那个半岛上进行拉锯战。从动员的兵力来看，朝鲜战争可以列为近代战史上五大战争之一，其他四次为两次世界大战、普法战争及日俄战争。 关于死伤人数，不了解确切情况。据朕合国军方面宣布，在战争开始后的头一年，联合国军死伤二十九万二千人，共产党军队的死伤达一百十六万二千人。据共产党方面宣布，联合国军死伤五十九万八千人，没有宣布自己方面的死伤人数。 在中国参战后的一年里，联合国军方面宣布的伤亡数字为二十三万五千人，而共产党方面说联合国军的死伤达三十八万七千人。双方都没说明共军的死伤人数。总之，即使不知道确切的数字，也可以估计到损失是相当严重的。 还有，联合国军在开战后的一个月里，前线司令廸安少将被俘，澳大利亚部队司令格林中校阵亡，前线总司令瓦克中将阵亡。一九五一年，美国第九军军长布莱恩·伊·穆尔少将阵亡。北朝鲜方面，第四师师长朴性锡阵亡，总参谋长姜健阵亡。 另外还发生了像美军前线总司令瓦克竟然被自己部队的坦克辗死的事件，这虽说是败退中发生的事故，但也可以看出当肘的战斗有多么激烈，情况有多么混乱了。而且最后还导致远东军总司令被杜鲁门免职的插曲。 开战以来，空军方面的损耗是：美军飞机损失九百架以上，共军飞机损失五百三十二架（据远东空军司令部公布的数字）。这个损失只限于朝鲜半岛上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广阔的空域相比，就可以看出美国空军流血牺牲之惨重是前所未有的了。 八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麦克阿瑟突然被杜鲁门免职。 一周前（即四月三日），麦克阿瑟视察了朝鲜前线，在襄阳对韩国军队还进行了一番鼓励。当时，美军在西线突破三八线，收复了汉城，正在乘胜追击。听说神只般的、“比天皇还伟大”的麦克阿瑟被免职而大吃一惊的，只有日本国民；而蒙在鼓里不知道他被免职的原因的，也只有日本国民。 事先的会谈是在太平洋中的孤岛威克岛上举行的。那是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星期日），地点就在威克岛上的民航局宿舍，一座简陋的建筑物里。 “会谈的气氛是融洽的。杜鲁门同麦克阿瑟先单独交谈了一小时左右，然后由双方的随员参加，进行了两小时的商谈，会谈一结束就起草公报。二人俨然外国政府首脑似的，各自在公报上签了字。签字后，元帅显出心神有些惶惶不安的样子，似乎巴不得赶快离开那里。他曾一度从衣袋里取出金表，看了一眼，然后用手指慢慢抚摸表面，又放回袋里。这次会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结束，几乎使任何人都感到意外。最初的计划是，杜鲁门在当天傍晚动身回去，可是他在中午就出发了。麦克阿瑟比他迟五分钟，也走上了归途。”（约翰·根室） 在朝鲜战场上，当时正是把北朝鲜军队推回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正当接近“胜利”的时候，杜鲁门却把麦克阿瑟免了职，这是什么原因呢？ 直接的原因是，一名共和党议员就一项一般意见向麦克阿瑟提出了质询。这项意见说，应当把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送到中国大陆去，开辟战场，把共军从朝鲜赶走。麦克阿瑟书面回答说，他尊重这项意见。可是这位议员却在众议院里宣读了这个书面答复，因而发生了问题。这表明麦克阿瑟完全不顾杜鲁门要把这场战争局限于朝鲜的政策。 “如果事件只是这样的话，美国政府恐怕还不至于考虑把麦克阿瑟免职。但那是一连串事件的开始。元帅不听杜鲁门总统的指示，不顾政府的反对，决心要迫使杜鲁门采纳根据他自己对形势的判断而认为最适合的军事政策。他考虑的是把战争从朝鲜转移到中国去，封锁中国沿海、对中国大陆展开空军活动，轰炸在中国东北的军事经济基地，大概还要让国民党军队从台湾侵入中国大陆——这些想法后来才公诸于世。总之，元帅认为采取这些政策是绝对必要的。而且他相信即使强迫执行这些政策，也会得到美国大部分舆论的支持。他认为舆论既已促成‘贴红标签的’决议在议会里通过，只要得到舆论的支持，他就能够使政府按照他的意志行事。”（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主编盖·温德：《朝鲜战争回忆录》） 麦克阿瑟所希望采取的是什么方针呢？他认为美国把战争局限于朝鲜是错误的。美国所夸耀的优良武器在朝鲜的地势上不适用。这个半岛山岳太多，进行机械化战争太狭窄了。空军轰炸目标也太少。 因此，麦克阿瑟认为应当鼓励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不要让他的军队光是睡大觉，应该充分有效地予以使用，采取“收复大陆”的行动。如果采取这样的手段，战争就会在不蒙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迅速结束，而在朝鲜的有生力量的消耗也可以停止。如果按照迄今为止的作战方式把战争继续下去，只会徒使伤亡人数增加而成功的希望是很少的——这是麦克阿瑟实际上讲的话。而且据他看来，即使美军把北朝鲜军队赶到鸭绿江沿岸，中国也不会出兵，苏联也不会干涉（当时中国军队还没有出现）。 在委员会里进行讨论时，持反对意见的有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他说，如果按照麦克阿瑟的意见行事，美国势必把美军投入没有希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区，美军要撤退都非常口难。一旦进行这样的冒险，国背后的苏联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大概是在欧洲出击。在这种情况下，就无从有效地使用能够与之对抗的美军。杜鲁门终于站到布莱德雷这一边。 不言而喻，麦克阿瑟虽然没有明白讲出来，他一定考虑到在侵入中国大陆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就以杜鲁门本人而论，当中国军队席卷而来的时候，他也会发表过声明说：“不排除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英国外相看了这个声明大吃一惊，当即赶往华盛顿加以制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华盛顿政府、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像麦克阿瑟那么乐观。如果美军侵入中国，就必然会像当年日本军队尝过的滋味一样，陷在泥沼里战斗，苏联必定会在什么地方越过国境出击。那样，世界大战必然爆发。而且像布莱德雷所担心的那样，当美军在中国的广大地区寸步难行的时候，苏联很可能从欧洲的一个角落出击。这对英法来说是最可怕的事态。 杜鲁门之所以罢免麦克阿瑟，不单是由于他支持布莱德雷的看法，还由于友邦竭力制止的缘故。 可是在这里所要谈的不是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之间的争执，而是如果麦克阿瑟所持的见解是他一向的计划，那末这会给作为他的基地的日本带来什么样影响的问题。 九 朝鲜战争使日本受到种种影响。战争爆发后，日本就被利用来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服务，b—29型轰炸机从日本本土和冲绳的美国空军基地起飞，出击朝鲜战场。被派往战场的美军，其装备和补给等都是大量在日本采办的。正如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以其背后的苏联为安全地带一样，对美军来说，日本是美军的安全“圣地”。 “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政治紧张局势，国际上的扩充军备大有进展；全靠这种‘特需’（“特需”系指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向日本垄断资本订购的军需物资。——译者注），我国出口贸易也有了显着增加。而且美国也以这场战争为转机，进一步加强对亚洲各地区反共政权的支持。同时试图使这个地区同美国的反共防御计划紧密结合起来。一向在促使日本的经济迅速自立的美国，现在则企图把我国以军事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生产力，用在亚洲的这项防御计划上，并以‘日美经济合作’的名义推动这项工作。结果，在朝鲜战争以前，由于根据道奇计划执行的通货收缩政策而濒于困境的我国经济界，如今终于从那种窘境中解脱出来了。”（矢内原忠雄编、冈义武撰《战后日本小史》） 美国刚刚占领日本的时候，会致力于清除旧军阀势力和与之勾结的垄断资本。这一时期，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还没有怎么表面化，日本还在美军扶持下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日本强调它是东方的瑞士，要严守中立，哪一个阵营也不依附，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自立。 日本自行抛弃这个方针，成为美军防御线的一环，是由于美苏冷战加剧，远东局势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的缘故。不管怎样，美国不得不面临远东共产势力的新变化——苏联宣布拥有原子弹、中国革命成功等。即使还不知道它将在什么地区发生，但从那时起，“朝鲜战争”就在美国心目中成为一个幻影了。 早在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左右，美军总司令部就逐渐做起准备，以便对付这个幻影。首先把总司令部里主张革新的人赶走，接着就按照以作战为主的情报部的路线把方针统一起来。在占领初期，广播电台像主题歌曲似地高唱着“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现在这种调子消失了，几乎又要听到军靴的咯咯声了。美军总司令部的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当然要表现为对日本政府的高压，要日本改变国内政策。 “在这之前（一九五二年），杜勒斯已经成功地从日本的吉田首相那里要到了一封私人书简，保证日本绝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中共建立关系。这样的协议就成为日本同与它最近的、最大的邻邦之间不能和解的敌对关系的牢固基础。”（斯通：《朝鲜战争秘史》） 这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三年的事情，可是这种动向在战争开始前就很活跃了。总之，美国必须使日本不断地感到紧张，还必须经常向日本国民灌输害怕赤色分子的思想，这有助于使日本人民产生“美国保卫着日本”这样的心理 “拉斯特沃洛夫事件”、“鹿地·三桥事件”、在北海道发生的“关三次郞事件”等，都使人们在思想上对所谓共产势力怎样在日本国内进行间谍活动一事，产生警觉。而“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等，则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对受共产思想影响的极端分子会干出什么样的暴力行动感到恐怖。而且，后三个事件还起了把共产分子从国营铁路公司清除出去的有利作用。一旦打起仗来，运输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铁路运输本身就是战略的一环。“日本人的反应是杰出的。他们不但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给予道义上、精神上的支持，而且不待我讲一句话，就立即制止了像劳资纠纷以及其他一切在民主制度下容易产生的摩擦。”（麦克阿瑟：《老兵未死》）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当局相继采取了迫令《赤旗报》停刊、剥夺日本共产党九名干部的公职权利及解散旅日朝鲜人联盟等有效措施。朝鲜战争一爆发，为了清除反对军国主义思想，又在日本的新闻出版界掀起了“赤色整肃”的旋风。 与此同时，日本还创建了国家警察预备队。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月，麦克阿瑟会致函吉田首相说：“为了切实执行对策，使那些经常违法乱纪、扰乱治安的不法分子无隙可乘，”要求在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的现有保安力量七万五千人之外再增加八千人。随后，美国还开始考虑进一步加强这支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的力量，以它们为中心，让日本重整军备，使日本在军事上也为美国的反共防御计划效劳。 因此，如果没有发生朝鲜战争，大概也就不会有现在的自卫队；即便有，也会比现有的人数要少得多吧。而且，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种由旧日本陆海军将领担任自卫队、海上保安队的“武官派”领导人员的现象。 十 再来谈一下日本人对战争的协助吧。 朝鲜战争进行时，街头巷尾也传说日本人随同美军到战场上去了。关于这一点，也有人明确地指出如下： “日本的效劳，并不限于工业和领土方面。关于日本人参加朝鲜战争一事，朝鲜人民军方面会不断加以指责。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九日的《朝日新闻》报道过这样的事情：住在东京都港区赤坂北町二之五的油漆匠平塚元治的长子重治（尼奥·平塚）随同美军参加朝鲜战争，在汉城附近的战斗中阵亡。据外务省说，还有类似的例子。为了否认上述的事实，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东京分局局长乔治·哈曼通过广播报道说，由八千人组成的幽灵部队正在朝鲜战场上作战，他们是由旅日朝鲜侨民组成的志愿部队。他辩解说，共方所指的‘在朝鲜的日本军队’实际上就是这些人。 “可是第二天（三十日）韩国驻日代表机构发表声明，承认确有民间团体系统的旅日朝鲜侨民志愿开赴朝鲜，但是人数只有六百二十五人。那末，记者哈曼所说的八千人减去这六百二十五人，剩下的人员是哪一国的士兵呢？因此，记者哈曼事与愿违地证明了至少有七千三百七十五名日本人参加了朝鲜战争。”（刘浩一：《朝鲜现代史》） 且不谈这个详细的数字是否可靠，日本人在朝鲜战场上直接协助美军作战的事实是不容否认的。仁川登陆的时候，在一千多架飞机的掩护下，联合国军五万人由三百艘舰艇输送，当时就使用了相当多的日本运输人员，这是事实。他们有的充当领航员，有的担任扫海作业员，有的作驾驶员，给予协助。 仁川登陆是战略上的极其普通的常识，应该说美国会要求日本旧军人对这次作战给予必要的协助。关于朝鲜的地形、领海的深度等，再也没有比日本军队掌握的资料更丰富的了。这类数据连同其他数据，在占领后都被集中到美国机关里。美军总司令部的另一个建筑物——邮船公司大厦里设有历史科、地理科等部门，有许多旧日军高级军官参加了那里的工作。 “为了协助这伙美国人，威洛比雇用了差不多二百名日本人——名义上是让他们在荒木敎授（东京大学经济系敎授。——作者注）的监督下工作。其中至少有十五人是陆、海军的高级军官。他们当中有些人还参加过实际作战计划的制订，多数人都担任过极其机要的职务。例如有末精三中将就曾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长，相当于美军中的威洛比本人的地位。河边虎四郞中将是参谋本部次长，在马尼拉的洽降谈判中会任首席代表。服部卓四郞上校会长期担任参谋本部作战科长，是东条的秘书。海军方面代表人物以中村胜平少将和大前敏一上校为首；大前曾故作谦逊，自称是日本海军界头脑最笨的人。海军组也是人材济济。在邮船公司大厦的这一批人没有一个是史学家，也不是擅长文笔的人，却让他们搜集日本方面的记录，编纂日本方面的官方战史。他们的工作被列为机密。由于邮船公司大厦这一批人的工作是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些观察家认为日本人采取这种工作方式，是为了掩饰日本参谋本部人员同美国占领军协作的事实，连一个名义上是监督日本人工作的美国民间人士也抱着这样的看法。人们怀疑荒木一伙人和协助他们的参谋本部人员的主要任务并不是编写战史，这种怀疑由于他们受到的特殊待遇而越发加强了。”（威尔斯：《东京旋风》） 毫无疑问，设在邮船公司大厦里的历史科和地理科不仅整理战史资料，而且还整理作战资料。以苏联为假想敌，这是日本陆军的传统。由此可以了解威洛比热中于起用这些旧参谋本部人员的原因。而且，由于日本曾经占领过朝鲜，谅必保存了包括一部分与之毗邻的中国东北领土在内的极其详细的朝鲜“战略地图”。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这些都在朝鲜战争中起了作用。 战略地图不仅包括朝鲜。它还包括苏联的滨海地区和库页岛对岸一带。由于对苏战略是明治以来日本陆军的传统，就这方面进行的研究是很详细的。战败前夕，这些资料大部分都被藏在信州松代的地下大本营里。停战后，旧陆军军人之间对这些数据展开了争夺战。后来这些资料差不多都落入威洛比之手。邮船公司大厦的历史科和地理科的工作就是整理这样的资料。 这幅战略地图如今还在修改中。它不时被泄露出去，在国会里引起争论。（举一个例子，社会党议员飞鸟田就曾在议会里出示过这幅地图。） 这幅战略地图对美军总司令部说来是最好不过的资料。但是随后所发生的人为的变化，从地图上是看不出来的。军事设施、工厂设施、村落的分布以及人口、新建的交通线、农业生产地等等新发生的变化，都必须随时在地图上加以订正。办法是审查从苏联遣返的人，根据他们的证词作出判断，加以订正。 在协助美军总司令部的旧军人中间，把有末（a）、河边（k）、服部（h）、中村（n）、大前（o）等人当中的中村除去，加上辰已中将的（t），这样就容易念顺口，叫作katoh机关。它是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的日本机关中最起作用的特殊组织，任务虽然不同，它的实力据说与美国的托列西机关的第四二二“反间谍队”不相上下。 其中，据说服部机关（即h机关）曾对仁川登陆作战提出过积极的建议。 这个组织里大概确实有曾经在朝鲜军队里长期工作过的特工人员。一部分所谓海军出身的人和称作船舶部队的日本陆军的旧军人恐怕担任过仁川登陆的运输员。 在这以前，日本的海军是怎样被保存下来的呢？第二复员厅就是它的机关。这个厅里有以原海军次官前田稔为首的数十名高级军官，从事编纂战史等工作。它是与邮船公司大厦的陆军组相呼应的。跟邮船公司大厦的那个组一样，所谓编纂战史，其实就是研究对苏联的海军战略。而且还把从苏联和中国东北复员回来的旧海军军人中可以使用的人都加以审查，安插在这个机构里。这些人后来又移到旧海军大学去，公开成立了战史研究所，通过威洛比，与历史编纂科取得联系。 历史编纂科里网罗了原海军上校大前敏一、上校大井笃、上校寺井义守、中校三上作夫、中校奥宫正武、以及战争结束时担任海军大臣秘书的中村纯平等人材。 据说协助朝鲜战争的日本人的阵容是这样的：由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郞在幕后领导策划，山本善雄负责军政，富冈定俊负责作战，保科善四郞等人负责军需生产等等。以上这些人为海上警备队的智囊，另外还有幕僚长中泽浩、警备部长寺井义守以及海上部队的吉田英三。据说日本就是这样一边协助美国从事朝鲜战争，一边建立起“日本海军”的。 另一方面，原海军大臣副官福地诚夫上校先参加了复员局的工作，后来又到一家民间公司去任职。但是在一九五三年，与“海军”重建同时，他就任第二幕僚部调查科长。担任幕僚长的是运输省官员山崎小五郞，但是他本人发牢骚说，他不过是个傀儡。当时副幕僚长是中泽浩上校。 空军系统的旧日本军人中也有被派去协助朝鲜战争的。他们不是作为一个组织参加，而是通过私人关系被拉去的。 举一个例子：某人现在是日本航空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姑且称他为k吧。k在战后失去了军职，在名古屋的东山公园附近经营一家咖啡馆之类的铺子。昭和二十五年冬天，他接到一封电报，是鸡鸣社发的。鸡鸣社设在明治神宫外苑中央线陆桥附近，是战后失去了军职的飞行员们以田中不二雄（原田中航空学校校长）为中心组成的团体。田中当时主持代代木烹饪学校、代代木编织学院和航空时报社等。 电报说：“可搭飞机速来。”原来美军总司令部的奥康奈尔中校和维·科斯托罗上校去找田中，委托他召募人员。他们说，这是总司令部最高当局的命令，指示重新训练飞机驾驶员：月薪四万圆到五万圆，先召聘五人，要飞行时间在四千五百小时以上的有经验的人，只挑选最优秀的人，还要严格保密。于是，除了他本人以外，田中还召集了中尾纯利、佐竹仁、森田胜一和崎川五郞。集合地点在新桥的地下铁道车站前面。他们在下午一点钟到了那里，立即就有吉普车来接他们，把他们送到横须贺海军医院，在那里受到了异常严格的体格检查。七月三日送来了录用通知书，只有森田胜一因适应力差而不合格，其余四个人都被录取了。他们在七月四日被带到厚木。在汽车里，美军军官们围着他们坐，以免日本工作人员和美国兵看到他们。最初受的是连环训练。由于不懂术语，感到很吃力。他们不懂“contactweather”。指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是“有视界飞行”的意思。美军命令他们绝对不许跟日本人见面，连食堂也不准去。他们受完训以后就在平塚市的一幢单独的房子里被隔离起来。他们每月薪金九万圆，一年有两次奖金，每次发十万圆。从昭和二十五年一月起，他们被派去执行空运任务，驾驶b－29、b－17等型飞机飞往马尼拉、台湾、汉城等地。这个任务一直继续到朝鲜战争结束，可是他们不知道运的是什么物资。美军还严禁他们谈出自己所干的事。 不仅空军是这样。可以推想还有不少旧陆海军军人被拉去协助过这样的特殊工作。 例如，参加朝鲜战争的日本人，国籍全部被勾销了，给他们另外起了韩国姓名。这些工作人员充当战争的重要辅助人员，专门从事运输、设营、补给、修理等工作，另外恐怕还有人被当作谍报人员使用。日本人和韩国人长得差不多，所以冒充起来非常便当。然而无法弄清究竟有多少日本人参加了这种工作。 十一 前面已经说过，关于朝鲜战争，南朝鲜方面的数据比较丰富，北朝鲜方面的数据不多。关于这次战争，北朝鲜所发表的尽是打败美韩军的经过以及自己这方面士气如何旺盛等，几乎完全没有分折形势的客观资料。 如果北朝鲜方面发表的数据更丰富一些，那末人们对朝鲜―战争本身的分析和评价就会更加精确吧。 北朝鲜方面数据“缺乏”的原因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任何国家都有弱点，都有可受指责的缺点。北朝鲜方面也许是担心如果发表数据，会被敌人利用来进行反宣传。 因此，正如我屡次说过的，单凭报道战斗经过的新闻电讯，是难以了解朝鲜战争真相的。 这场战争中还有细菌战的问题。 据北朝鲜和中国方面宣布，美军曾使用细菌战术，把攻击范围从北朝鲜扩大到中国大陆。关于美国进行细菌战的证据，共产党方面曾列举了具体的事例。据报道，曾发现大量的跳蚤、蜘蛛、家鼠、田鼠、苍蝇、蛤蜊等。例如，北朝鲜的顺阳村曾发现集中在一起的跳蚤数千个。那个地区的人口稠密，每三、四平方米就有一个人；跳蚤被散布在三百平方米的土地上，选的是黑魆魆的地面，颜色与大群跳蚤一样。检查这些跳蚤的结果，发现带有可怕的细菌，尤其是黑死病、破伤风、炭疽病、霍乱等细菌。据说就在发现这些跳蚤之前，美国空军飞机曾在该地作低空盘旋，但没有投弹就飞走了。 跳蛋、细菌、以及容器的碎片，被拍成照片，广为散发。北朝鲜和中国方面向全世界对这种不人道的作战方法提出了控诉。然而，这种细菌战术实际上究竟取得了多大效果，还不清楚。美国方面声称那是中国和北朝鲜的巧妙宣传。 然而，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相信美国曾在中国和北朝鲜的后方散布过细菌。 这里我又想起战时在“北满”进行细菌研究的石井中将的七三一部队（参阅《帝国银行事件之谜》）。战争结束前不久，石井中将返回日本，美军总司令部立郞予以庇护，把他藏匿起来。苏联对这个部队的成员进行了审讯，并把审判记录译成日文，在莫斯科公开出版。苏联多次指斥石井中将是战犯，然而美国方面不但始终不把他引渡过去，反而加以庇护。 现在仍有一些人相信美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或者公共卫生部曾参考过石井中将的研究成果。“帝国银行事件”的犯人使用的毒药就类似陆军特别研究所研究出的药品，因此有人甚至认为真凶说不定就是石井部下的军人或军队里的文职人员。这样一考虑，可以说日本在细菌战方面也对美军给予了协助。 从石井中将没有成为战犯一事，令人想起石原莞尔少将的事情。 他是“满洲国建国的有功之臣”，在“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译者注）之际，曾担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的作战方案为占领中国东北立下了“大功”。他理应同板垣征四郞大将等一起列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受审、判处徒刑的。 可是他在美军手里受到了“保护”。据说他患病后还乡的时候，还由美国兵隆重地护送到会津。他住在东北地方的乡下，悠然自得地遥望着东京的审判。这些情况在马克·盖恩所着的《日本日记》中曾略微提到过。为什么麦克阿瑟要庇护石原莞尔呢？石原莞尔是对苏作战的“权威”，而且他似乎曾经考虑过与中苏进行分段作战的方案。这个意图同麦克阿瑟的想法不谋而合。如果允许推想的话，那末在麦克阿瑟从三八线向北追击北朝鲜军队，企图侵入中国东北与中苏进行分段作战的计划上，石原莞尔的建议说不定起过很大的作用。 十二 朝鲜战争真正的过程到底如何呢？美军在三八线上燃起了战火。可是当初作了错误的估计，大概是把韩国军队的实力估计得过高了，而把北朝鲜军队的力量又估计得过低了。美国一定以为，即使韩国军队遭到攻击，至少也能够顶住两个月左右。然而，实际上一干起来，立即被北朝鲜军队打得溃败而逃。如果更早地知道韩国军队的实力如此，美军一定会老早就准备好在朝鲜登陆，更早地开始采取战斗行动了。 当初美国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乘北朝鲜军队攻进来同韩国军队战斗的期间，美国就在联合国指责北朝鲜军队是“侵略军”，立即组成以美军为中心的联合国军出兵，并且可能估计过这个期间至少为一个月或一个半月。 然而事态的发展与预计相反，韩国军队败得太快了，韩国立即陷入危机。事实上，正是由于当初打错了算盘，美军到达朝鲜才晚了。驻日美军几乎全被调光了的局面，也是由于这次作战计划的失算而造成的。 一经战斗，美军本身被北朝鲜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前面已经指出过，战斗机和轰炸机也都没有起什么作用。坦克也由于地理条件没能发挥威力。而且还得不断地苦于应付北朝鲜军队的游击战。北朝鲜军队擅长于打游击战，那是素以“长白山之虎”着称的金日成部队的拿手好戏。用从敌人夺来的武器发动攻击，是他们最得意的本领。 美军被包围，在南朝鲜的一隅仅剩下立锥之地，好不容易才凭着仁川登陆而转入攻势。麦克阿瑟本打算乘势挺进，突破三八线，把北朝鲜军队追逼到鸭绿江边。他认为苏联战后的创伤还没有医好，根本没有战斗力；还估计中国也是革命刚刚成功，无暇对付外敌。可是中国出兵了，而且是以志愿军的形式一拥而来——这是他事先连想都没有想过的。 按照麦克阿瑟的想法，即使占领中国东北，苏联也不会出兵。事实上美军轰炸了鸭绿江的水丰发电厂。只要炸毁这座发电厂，中国东北的重工业设施就得不到电力，生产立即停顿。美军炸坏了水丰发电厂。然而，苏联始终没有出兵。 对美军来说，破坏这座发电厂说不定也是个冒险的尝试。也许他们是这么想的：苏联不会干预，美国就可以打中国军队；还可以使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让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夙愿得偿，把失去的中国夺回来，仍旧充作包围苏联的一环。 可是这个冒险政策把英、法等国吓坏了，“优柔寡断”的杜鲁门也出面制止。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中国是明智的。它不上美国的圈套，不派出正规军，而把它称作人民志愿军的大批游击队投入北朝鲜。 当时的实际情况大概是这样的：苏联储存的原子弹远不及美国的多，而且军需生产也没有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正如麦克阿瑟所预料的，是不能够干预朝鲜战争的。 美国之所以把苏联外交部长马立克的停战方案称作“乞和”，原因就在于此。 正如美国屡次公开宣称的那样，日本是同冲绳、台湾、菲律宾一起包围苏联和中国的坚固的纽带，而日本是中心的一环。在朝鲜战争中，日本在军需工业上所起的作用，比美国原来期望的要大。要使日本人不断感到共产党国家的威胁，就得使朝鲜永久分为两个部分，而且一定要日本不承认中国。 中日两国不睦这一事实，起着使日本人对国际局势不断保持紧张感的作用。自卫队本身保卫日本的任务反倒靠后了，它成了美国在远东的辅助战斗力。新日美“安全条约”正是起了这一“铁的原则”的作用。为了维持这种局面，美国必须不断地向日本人民灌输害怕共产势力的思想。 正如过去在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都集中在这一个焦点上，今后（实质上日本仍在美国占领之下）美国大概仍将努力把这一类阴谋继续搞下去。 朝鲜前线美军司令范佛里特将军曾说： “朝鲜战争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朝鲜发生的事情，要不是在这里发生的话，也必然会在世界上旁的地方发生。” 伊·弗·斯通说，朝鲜战争秘史的钥匙就在这段朴素的自白里。毫无疑问，今后当美国在远东某地发现了“第二个朝鲜”的时候，最先遭到灭亡危机的必然是日本。 我为什么要写《日本的黑雾》 ——代跋 经常有人问我写《日本的黑雾》的意图。 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作品，这本书可能使读者感到有些奇怪。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松本是不是出于反美的意图而写的呢？”大概是因为大家有这样一种印象：这些作品把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发生的离奇事件一概归咎于占领军的阴谋了。 此外，也有人指责我说，这种写法“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单纯的报告或评论，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大概由于我是个小说家，他们才提出这种疑问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抱着反美观点来写这一系列作品的，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占领军的阴谋”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 首先谈谈我写《日本的黑雾》的动机吧。先得回到最初写完《帝国银行事件》这部小说的时候。在探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查出它的背景与美军总司令部的某部门有关连。我认为要是不把这一点追究清楚，“帝国银行事件”是无法弄个水落石出的。 判决书上至今也没有说明，被认为是“帝国银行事件”的真凶的平泽贞通所使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毒药，他又是怎样弄到手的。 凶犯所使用的毒药一般被认为是“氰化钾”，其实它并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东西。只要读一下最初的侦查记录就可以知道它是氰酸化合物；可是当局并没有从化学上解释明白这是怎样一种化合物，就不了了之。 再说，平泽最初的“供词”中关于他怎样把毒药弄到手的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甚至连检察当局也无法写到判决书上，只好简单地说那是“被告所曾持有的”。因此，把这看作是凶器的说法确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许多人都说这种毒药是由战争期间的陆军特殊研究所系统制造出来的，他们至今也仍抱着这种怀疑。但是由于当时这个陆军特殊研究所的性质是保密的，战后也没能把该所成员的行踪全都调查清楚。该所最高领导人石井中将还受到美军总司令部的庇护，当上了顾问。他在中国东北曾进行过战略用的细菌研究，苏联方面要求把他作为战犯予以起诉，然而美国方面一直把他庇护在自己的翼下。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警视厅在侦查工作的最初阶段曾一再追究旧陆军系统的人，这个事实如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故，侦查方向半路上忽然急剧地改变了，把一切罪过都加在从北海道押来的一个市井画家身上，案件就这么“解决”了。我认为当时警视厅在侦查的最初阶段所遇到的强大障碍，就是美军总司令部这堵高于一切的墙壁。 美军总司令部有个专门调查日本旧陆军特殊研究工作（指细菌研究。——译者注）的组织，我认为这堵墙壁实质上就是由于美军总司令部力加防范，不让这个组织在日本方面的侦查之下暴出来而形成的。不管凶手是谁，反正美军总司令部都是不愿意由于追究这一案件而让外间知道有这样一个严加保密的组织。 由于美军总司令部不愿意暴露其秘密组织，“帝国银行事件”才有了那样的结局，但是我认为“下山事件”是美国占领军在比这大得多的意图之下策划出来的。 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定则究竟是自杀的呢，还是被谋害的，警视厅至今还没有做出结论。不过从公布出来的《“下山事件”白皮书》的内容来看，已断定为自杀的。现在侦查工作已告结束，看来得出的也是自杀的结论。 可是这个案件里存在着种种矛盾，很难断定下山确是自杀的。详细情节我在那篇文章里已经谈到，这里就不再重复。我认为警视厅当时的负责人员至今还相信下山不是自杀的。 警视厅起初认为下山总裁是被谋杀的，但是随着侦查工作的进行，他们必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巨大障碍。只要看一看警视厅的侦查工作是什么时候从谋杀论转到自杀论上去的，以及那以后该厅曾怎样为了替自杀论找到证据而搜集材料，就不能说我这种臆测是没有根据的了。 那末下山又是为什么而被害死的呢？大凡一件凶杀案，其中必然有人由于消灭对方而得到好处。也就是说，我们不妨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受益的是美国占领军（说得确切一些，是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这种看法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 众所周知，当时国营铁道公司曾预定根据“定员法”大举裁员，而这是按照美军总司令部对日本政府所做的建议——实际上是变相的命令——来执行的。 当时的国营铁道工会是日本最大的工会。从“二·一罢工”事件也可以看出，它是工会运动的核心力量。环绕着开除十二万职工的问题，国营铁道工会正准备再次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下山事件”发生后，就像往台风的漩涡里丢了一颗原子弹似的，斗争陷入了低潮，终于烟消云散了。 正如加贺山副总裁所写的：“下山总裁并没有白死。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国营铁道公司的大批裁员工作逐渐进行下去，平安无事地结束了。总裁的死是可贵的牺牲。” 东京芝浦公司经理石坂泰三也说：“我所以能重建东京芝浦公司，还多亏下山的死。直到现在我仍认为他的牺牲对当时那混乱的形形色色的劳资纠纷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受益者。沾到最大一份利益的是美军总司令部。这一年美苏冷战逐渐激烈起来，靠了这个事件，占领军把当初他们自己鼓动起来的日本民主势力不知朝右边拉回了多少。可以想见就在这个时期，美国方面已经预测到一年后的朝鲜战争了 关于“下山事件”，我做了相当大胆的推测。以前也不是没有人对这事件发表过一些推测性的文章，但是我认为把下山总裁致死的经过、地点及方法全面地加以推测，并且公开提出来的，恐怕还是以我的文章为最早。为了调查这个事件，我自己也花费了不少时日。 最初发表这个作品的时候，我考虑到自己是小说家，本打算用“小说”的体裁来写。 但是如果写成小说的话，就得多少加上一些虚构的成分。那样一来，读者就无法区别哪是真实的材料，哪是虚构的部分了；也就是说，由于加上了虚构，客观的事实反而会被混淆，真实性也就会被冲淡。我认为还不如把调查到的资料原封不动地摆出来，再根据这些资料提出我的看法，那样给读者的印象要远比小说的体裁直接得多。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也不是单纯的报告或评论”的特殊体裁。我根本没有打算写“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我想发表的是以自由的体裁随自己的心意而写的文章，即便违反了常规也在所不惜。只要能把作者所想的事最有效地传达给读者，釆用什么文学体裁是不重要的。我就以这样的方式写下去了。 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是取自美军名副其实地占领日本的期间（指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国军队开始实行对日占领到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签订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为止的这个时期。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和约”生效后，日本虽在形式上取得了独立，但由于美军继续留驻日本，美国并拫据日美“安全条约”与日本签订了“美日行政协定”等条约，日本仍处在美国半占领状态下。——译者注）所发生的事件，那以后的事姑且不包括在内。但是历史的长河不断地流下去，从这个意义来说，把内容局限于美军占领期间并不一定妥当，然而我还是先止于此，作品的素材以不越出这个范围为原则。 发生在北海道的“白鸟事件”、“拉斯特沃洛夫事件”、“帝国银行事件”、“松川事件”等，是所谓“事件”色彩比较浓厚的，并且这些事件发生的时期也很相近。有些事件是在同一年内陆续地、或是连锁反应般地发生的，如“下山事件”、“松川事件”、“三鹰事件”及“白鸟事件”等。 从后果上来说，这些事件都起了压制民主势力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事件都对日本共产主义势力的“暴动性”提出了“警告”。我认为这一连串事件与第一桩“下山事件”的背景有着共同的政治的策略性——或者不如说，军事的策略性。 这是我对各个事件进行调查后所得出的结论。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的，因而对各个事件，我努力做到客观地采用素材，并加以组织。我还竭力采用了可靠的资料。 不用说，单凭资料是无从了解事件的真实面目的。资料与资料之间，多半是既没有连续性又没有关连性的；也就是说，没有相连的号码。这里存在着巨大的空白点。我就仿效历史学家们靠资料来恢复时代的本来面目的办法。 历史学家先搜集可靠的资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把它们整理得秩序井然，加以综合判断，然后组织成历史。当然，仅仅依靠稀少的资料是难以做到客观的复原的，因为遗失的资料要比留下的部分多。根据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对失落的部分加以推理，这大概就表现出历史学家的“历史眼光”了吧。因此，我写这一系列文章时，自认为是蹈袭了历史学家的这个办法，同时我也是本着这个意图来写作的。 资料虽说是可靠的，写得也并不都正确。这里所说的“可靠的”资料，有时是指作者是知名之士，或是指收录这篇文章的书或刊载它的杂志是由可靠的出版社出版的。其可靠，毕竟只是作为引用资料来说的。但我并不是囫囵吞枣地采用这些资料的。它们的作者有着各自的立场，内容也有谬误的地方。 照我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也尽量客观地做了解释。但是，在许多场合下，“歪曲”的报道反而会传达出真实面貌来。也就是说，由于把它与其他资料一对照，有时候反而能发现可以认为是真实的面貌。 这些文章最后的一篇是关于朝鲜战争的，因为这场战争是美军占领期间在日本发生的一系列离奇事件的总合。 当然，美军总司令部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发动朝鲜战争的。不过随着美苏冷战激烈化，美国开始认识到朝鲜对它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于是，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就开始“预料”到要发生战争了。 自从美国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日本是它在远东对付共产党的防波提时起，它就开始纠正日本走过了头的民主主义（其实，也只限于美国政策的范围内）了。 但是想改变一个重大政策，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必须预先制造一种相应的气氛。依我看来，为了制造这种气氛，就出现了一连串奇怪的事件。美军总司令部大概是从一九四八年起就开始“预料”到朝鲜战争要爆发了。 翌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设在马尼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总部搬到日本来了，这也可以说是朝鲜战争将要爆发的一个征兆。“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芦别事件”等铁道方面的事故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发生的。请注意，这些事件都和铁道有关。战争和铁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运输事业是作战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这些阴谋决不是按照美国本国政府或是五角大楼的意图来策划的。我认为这是驻日美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所策划的。这和过去日本关东军的情况颇为相似。关东军就曾“忽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在中国东北和华北地区进行阴谋活动。再说，实际的阴谋不一定就是美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下的命令，有时大概就是在“现场”活动的下层机关任意干出来的，弄得上级机关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来收拾残局。我认为“下山事件”和“松川事件”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 由于占领军行使强权，这些事件都是在不让日本人民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收场的。美国方面曾要求日本当局予以协助。这就意味着，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美军机构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他们策划的阴谋。因此，占领局面一旦结束（即便只是在表面上结束）后，收集在《日本的黑雾》里的那种奇怪事件就再也没有发生。我们应该直率地承认这一事实。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这类事件所以不再发生，是由于社会形势起了变化之故。但是以在占领时期最后发生的“白鸟事件”为界，从那以后这类事件就像是用剪刀剪断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了。这岂不是怪事！ 那以后的社会形势也有过需要策划这类阴谋的时候——比方说，在反对修改“安全条约”斗争的时期。从当权者来说，难过这不是制造震撼人心的事件的“大好时机”吗！这样一来，就可以煽动舆论去反共，使斗争陷入低潮。但是终究没有突然发生第二个“下山事件”或是“松川事件”，那是因为无所不能的美军占领局面总算已经结束，所以美军无从制造这类事件了。 这一连串事件如今已经快被人忘干净了。当时在报上读到它们的人，也都记不清了，依稀只剩下个影子。当时的少年如今已经快成年了。我写下这些事件，一半也是为了把它介绍给年轻的读者。 关于本书，我还听到过这样的批评：“结尾都说成是出于美军的策略，枯燥无味”，或者说“千篇一律”。但是这些并不是虚构出来的故事，因而不能把它们写得“饶有趣味”。除了自始至终运用归纳法做出结论以外，没有旁的办法。本书恰好单单收集了同一倾向的事件，这与编一部同一倾向的短篇小说集毫无不同。我并不是预先为了“把一切都说成是出于美军的阴谋”而写作的。 美军总司令部占领日本的历史之类的书，现在已经零零落落地出版了一些。 但是其中大部分都类似“正统的”现代史，只是勾勒出个大致的轮廓，抱着我这样的观点来写的却很少。我们要不趁早以某种形式把这类事件记载下来，将来会不会使真相湮没了呢？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私衷之一。 这本书写得是否成功，那只有留待读者去判断了。就我个人来说，写得有许多不足之处，资料也有搜集得不充分的地方，还有调查得不完备的地方。但是作为我在一九六〇年所做的一件工作，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