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云剪裁的衣服》 01.为了雪山的庄严和父母的期望 一 人们常常问我,你发表处女作是哪一年?我说,是l987年,那一年我已经三十五周岁了。人们就“啊”了一声,不再说什么,但表情里含了疑惑:早些年你干吗去了? 在写作以前,我在遥远的西藏当兵,学的是医务。我在白衣战士的那条战线上,当到了内科主治医师的位置。假如不是改了行,就当到了副主任,您现在到医院看我的门诊,就要挂三块钱一个的号1了。 一个女人,更具体地说,是一个医术很好颇有人缘的女大夫,在已过了“而立之年”的沉稳日子里,为什么要弃医从文,拿起生疏的文学之笔开始艰难的跋涉? 在许多孤寂写作的深夜,我对着苍天自问。 我不知道。 但是我感到一个苍凉而喑哑的声音,在寒冷的西部呼唤我。 你既然来到了这里,你就要让世人知道这里。 他说。带着无上的权威。 我没有办法抗拒。你可以违背一个人的意志,但是你不能违背一座雪山。 这就是昆仑山啊。我们民族最伟大的峰峦。 不管文化古籍里怎样考证,说传说中的昆仑山是现如今的什么什么山,我总认为它不是一座具体的山,而是一个象征。想想那时候,交通工具多么不便,又没有精确的地图,指南针还没有发明出来。古人绝不可能把山与山的分野搞得条块分明。他们只有对着西部广袤的隆起兴叹,在落日辉煌的余晖里,勾勒云霭中浮动着鬼斧神工的宫殿……于是他们把无数神奇的传说附丽其上,敷衍出最雄伟的想象。那里有九条尾巴的天神把守的天宫,那里有直插云霄的天稻,每一粒谷子都是鸡蛋大的玉石…… 无独有偶。在印度辽阔的恒河平原上,更为优雅的神话野火般流传。赤足的人们向西眺望,看到皑皑的冰峰劈裂云霄。他们认为有超凡入圣的法力统治其上,于是说那里是佛祖居住的地方…… 两大古老种族神秘的目光交会于此——这就是地球上最高耸的原野——藏北高原。 当我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北京,穿上军装。火车不断地向西向西,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又换上汽车向西向西。在茫茫戈壁上奔跑了六天以后,到达南疆重镇喀什。这一次汽车不是向地面上的哪个方向行驶了,而是向“天上”爬去。又经历了六天无与伦比的颠簸,我作为藏北某部队第一批五个女兵当中的一员,到达了共和国这块最高的土地。 这块土地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和喀喇昆仑山聚合的地方,平均高度在海拔五千米以上,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作“阿里”。 没有人知道“阿里”是什么意思。我曾经问过博学的藏学家,也没能给一个明晰的回答,只是说这个词语可能属于一个早已消亡了的语系。于是我就沿用了一个我在阿里搜集到的民间传说:阿里的意思是“我的”。 “我的”什么呢?我的高原?我的山川?我的牦牛和我的盐巴?我的清澈的湖泊和险恶的风暴?不知道。人类的远祖用我们不懂的语言,为我们留下了一道永恒的谜。也许在先民们眼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他们都在呼喊着“我的”。 我小的时候,学习很好。语文好,数学也好。语文老师说我以后可以当个记者,数学老师则说我以后可以上清华大学,成为一个女数学家。我回到家里,很高兴地把这些话学给妈妈。没想到,她训斥我说,这都是老师逗你玩的,你不要相信别人说你如何好的话。 我挺伤心的,从此对别人的夸奖总是半信半疑。我不知这习惯到底好不好,但它使我在荣誉面前天生地镇静起来。比如我的作文被老师批过“5+”的分数,但是小小的我丝毫不骄傲,因为我知道那是她逗我玩的。 我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据说是很难考的,录取率只有几百分之一,而且女生录取得很少,只及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我这个年纪的北京人,都会记得当时每年一度的北京外语学校招生,是怎样地惊动京城。 我考上了,妈妈难得地高兴了一回。但是我已经养成了宠辱不惊的脾气,并没有特别地兴奋。 在外语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成绩依然很好。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当时的成绩单,所有的科目平时都是5分,期末考试都是“优”。我后来在军队院校军医专业学习的时候,每次考试也都是第一。由于一贯的优异,使我在内心深处看不起在校学习这件事。你想啊,上边有老师喋喋不休在讲,周围有同学可研讨,你什么事都没有,一门心思学那点前人遗下的知识,你要是还学不好,不是太说不过去了吗? 我在外语学校最大的收获,是见了一个比较大的世面,读了不少的书。退回去三十多年,许多社会名流的孩子已经在“反帝反修”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开始学习外语。我们这所学校干部子女的密集程度,大概超过了京城的任何一所学校。我的父亲是军队的一位正师级干部,但相比之下,我只能算作平民子弟。由于我优异的学习成绩,使我保持了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态度。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到真正的“贵族”气派,看到它的华贵,也看到它的羸弱。 读了许多课外书,则得益于“文化大革命”的停课。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平日里我们是没有机会读小说的。功课压得非常紧,老师原本要求我们夜里说梦话都用外语的。现在一停课,大松心了,快活无比。只是图书馆里的书可不是无偿看的,看一本,要写出一篇批判文章。 刚开始大伙觉得这个交易做得来,不就是看完之后胡乱照着报纸抄点革命词语就能交差了吗?于是大家都去借,并相约看完了自己的那本以后,彼此交换。这样各人写一篇批判稿,就可以看几本好小说,不是太合算了吗? 但实践的结果并不美妙。很多人书看了,但批判稿久久写不出来,时间长了,就失去了继续借书的资格。我也不愿意写大批判文章,你想啊,都是世界名著,看的时候,对大师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书皮一合上,就要批判他们,这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但管图书馆的小个子老师很严厉,交不了稿,你就不要想从她的手里再借出一张纸。为了阅读大师们的作品,我只有硬起头皮来批判大师们。 道理虽说明白了,但写的时候,心痛如绞。我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比如看完《复活》,我就在纸上写:以下部分暴露出列夫·托尔斯泰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倾向……然后我开始大段地抄录老托尔斯泰的原文,抄得很仔细,连一个标点都不错过…… 还书的时候心情好忐忑,生怕小个子老师看出什么。没想到,她连连表扬我的认真,原来她是只看标题,看字迹是否整齐,看篇幅的长短,并不在意你写的是什么。 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借书写批判稿了,同屋的同学开始央求我,要我看完了书暂不要还,让大家都传着看一看。我当然不能拒绝,只是有的人看得很慢,已经过了好多天了,你问她看完了没有,她还说没完。知道书看到半截被人夺走的苦处,我不好意思催,只得耐心地等。但看惯了书的人,就像大烟瘾,是很难忍得住的。我就在下次借书的时候想办法——连借带偷。图书馆的小老师对我已是十分地信任了,每次我来借书,她不跟着,让我自己在书架里挑。 我们的图书馆是一座建立于20世纪初期的西式楼房,窗户很高很小,像旧时的教堂。加上书架遮挡了大部分的阳光,走道幽暗深邃。这真是一个作案的好场所。我在书架里转啊转,看到一本好书,就夹在胳肢窝的衣服里……这样几圈下来,双臂就像机械的木偶,动也不敢动了。最后僵硬地走到老师跟前,只把手里抱着的书登记。 这样我看好几本书,只需写一本书的大批判稿,不但减轻了手的负担,加快了看书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心灵的负担。 但还书的时候,气氛挺吓人的。借的时候,只图一时快活,完全忘记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掏出来的书,可还的时候一定要归位。小老师是很认真的,一旦她发现大量的图书放错了地方,怀疑到我身上,我的秘密书库就会被彻底摧毁了,损失不堪设想。我谨慎地控制着偷书的数量,严格地完璧归赵。每次还书时候,都恐惧万分。身上夹带着好几本书,像个沉重的孕妇,还要等着小老师验收批判文章,心中狂跳不止。待老师那里过了关,急急钻进书架的峡谷,拼命回想上次取书的位置,冷汗涔涔。好不容易放了回去,刚轻松了一秒钟,又贪婪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夹带…… 同学们坐享其成,却全然不体谅我的苦衷,轮到我要还书了,她们就耍赖,说还没看完呢。我说,那你们也得给我一个时间,你们不能老这么耽误我呀。她们就说,要不这样吧,书你现在就可以拿走,但是你得把书中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年代,在北京城内一所古老的校舍里,每逢夜深人静,在一间住着八个女孩的房间里,就会传出娓娓的话语,中外文学大师的智慧,像月光清冷地笼罩着我们,伴我们走进悠远的梦乡。 为了给同学们讲得不露破绽,我读原著的时候就格外地认真。几十年过去了,我的一位现已在美国定居的朋友,说她至今记着我给她讲过的《笑面人》,而且拒绝看雨果的原著。她说,毕淑敏在那个夏夜所讲的《笑面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笑面人》,我从来没有听过比这再好的故事了。 我对这个评价淡然一笑。我知道,这是她在怀念自己的少年时代。 二 我从北京来到西藏的阿里当兵,严酷的自然环境将我震撼。所有的日子都充满严寒,绿色已成为遥远而模糊的记忆。 吃的是脱水菜,像纸片一样干燥的洋葱皮,在雪水的浸泡下,膨胀成赭色的浆团。炒或熬以后,一种辛辣而令人懊恼的气味充斥军营。即使在日历上最炎热的夏季,你也绝不可以脱下棉衣,否则夜里所有的关节就会嘎嘎作响。 由于缺乏维生素,我的嘴唇像兔子一样裂开了,讲话的时候就会有红红的血珠掉下来。这是很不雅的事情,我就去问老医生怎样才能治好嘴唇?医生想了半天说,你要大量地吃维生素。我说吃啦,每天都吃一大把,足足有二十多片呢!可我的嘴唇为什么还是长不拢?医生说那就是你说话太多了,紧紧地闭一个星期嘴巴,你的嘴唇就长好了。我说,那可不行,我是卫生员的班长,就算跟伙伴可以不说话,跟病人也是要讲话的……老医生表示爱莫能助。 后来我的嘴唇还是我自己给治好的。夜里睡觉的时候,用胶布把自己的嘴巴粘起来,强迫裂开的口子靠在一起。白天撕开照常讲话。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好了。 由于缺氧,我的指甲猛烈地凹陷下去,像一个搅拌咖啡的小勺。年轻的女孩就是爱斗嘴,有一天,女卫生员争论起来谁的指甲凹得最厉害,最后决定用注射器针头往指甲坑里注水,一滴滴往下灌,水的滴数多而不流者为胜。记得我得了第一。好像是贮藏了十几滴水吧,凝聚得圆圆的,像一颗巨大的露珠,乖乖地趴在我的指甲上。 我是一个优秀的卫生员。有一天,我在军报上看到了一个叫作“毕淑敏”的人写的一首诗,就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知道我的名字很大众,全中国从八岁到八十岁的女人,有许多叫这个名字。但是我的姓是比较少的。现在有了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写了一首诗,觉得很亲切,就很仔细地读。 一读之下,我吃了一惊。因为这首诗是我写的。但是千真万确,我没有向任何一家报刊投过稿。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人负责向我解释。时间一长,我就把它忘了。但是军邮车下次上高原的时候(由于道路封山,邮车很长时间才上来一趟),报社给我寄来了一个黄色封面的采访本,我才得以确认那首诗是我的作品,这个本子就是稿费了。我用这个本子记了许多有关解剖和生理方面的知识。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政治部的一位干事对我说,你的那首诗,充满了鲜血和死亡的意识,真不像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写的。 我恍然大悟说,噢!原来我的那首诗是你给我投到报社去的啊? 他说,不是他。 他这才告诉我,军报的一位记者到阿里高原采访。高原反应像重量级的拳击手,毫不留情地击倒了他,第二天他就下山返回平原了。但记者很忠于职守,就在高原的这仅有的一天里,挣扎着看了一些单位的黑板报,摘了一些作品带回去,我的小诗也在其中。回去以后,别人的都没选中,只发了我的那一首…… 我不知道自己随手涂抹的句子还有这样的经历,但幼时妈妈的教育使我绝不大惊小怪。我没有看见自己的作品变成铅字的喜悦,只认为这是一个巧合。不会再有第二个记者匆匆下山,不会再有人看上我的小诗…… 我继续专心地学习医学知识,一点也没有因此想投稿搞创作什么的。 当了几年兵,我回家探亲。我的父亲很郑重地同我谈到了那首诗,说他很高兴。 我从小是一个乖孩子,愿意使自己的父母快活。但我还是没想到写作,只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愿望在内心起伏。 我在藏北高原当了十一年的兵,把自己最宝贵的青年时代留在了冰川与雪岭之间。 我曾经背负武器、红十字箱、干粮、行军帐篷跋涉在无人区,也曾骑马涉过冰河给藏族老乡送医药。 我曾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铺一张雨布席地而眠,初次这样露营时,我想醒来身体还不得泊在一片汪洋之中?我真是高估了人的微薄热量,黎明当我掀开雨布查看时,只见雪原依旧,连个人形的凹陷都没有。除了双膝凝固般的疼痛,一切都很正常。 攀越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时,心脏在胸膛炸成碎片,仿佛要随着急遽的呼吸迸溅出嘴巴。仰望云雾缭绕的顶峰,俯视脚下深不可测的渊薮,只有十七岁的我,第一次想到了死。我想这样爬上去太苦难了,干脆装作一失足,掉下悬崖……没有人会发现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在如此险恶的行军中,死人的事经常发生。我牺牲于军事行动,也要算作小小的烈士,这样我的父母也会有一份光荣……我把一切都周密地盘算好了,只需找一块陡峻的峭壁实施自戕的方案。不一会儿,地方选好了。那是一处很美丽的山崖,天像纯蓝墨水一样浓郁地蓝着,有凝然不动的苍鹰像图钉似的进苍天。这里的积雪比较薄,赭色的山岩像礁石一般浮出雪原(我知道要找一块山石狰狞的地方下手,否则叫厚雪一垫,很可能功亏一篑)…… 一切都策划好了,但是我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我的脚不听我的指挥,想让右脚腾空,可是它紧紧地用脚趾抠住毛皮鞋底儿,鞋底儿粘在酷寒的土地上,丝毫不肯像我计划的那样飞翔而起……我转而命令左脚,它倒是抬起来了,可它不是向下滑动,而是挣扎着向上挪去……青春的机体不服从我的死亡指令,各部分零件出于本能居然独自求生……那一瞬我苦恼至极,生也不成,死也不成,生命为何如此苛待于我? 一个老兵牵着咻咻吐白汽的马走过来,他是负责后卫收容的。他说,曼巴2,拉着我的马尾巴吧,它会把你带到山顶。我看了一眼马毛被汗湿成一绺绺的军马,背上驮着掉队者的背包和干粮,已是不堪重负。 不。我不。我说。 老兵痛惜地看着我说,你是不是怕它扬起后蹄踢了你?放心吧,它没有那个劲儿了。在这么陡的山上,它再累也不敢踢你。只要它的蹄子一松劲儿,就得滚到谷里去。它是老马了,懂得这个利害。你就大胆地揪它的尾巴吧。 我迟疑着,久久没有揪那条马尾。 不是害怕马。甚至也不是怜悯马。 我在考虑自己的尊严。 一个战士,揪着马尾巴攀越雪山,这是不是比死还让人难堪?我的意志做出一个回答,生存的本能做出另一个回答。 意志在本能面前屈服,我伸出手,揪住了马尾巴…… 我看到许多年轻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万水千山之间。他们发生过悲凉或欣喜的故事,被呼啸的山风卷得毫无痕迹。 我为一个二十岁的班长换过尸衣,脱下被血染红的军装,清理他口袋里的遗物。他兜里装着几块水果糖,纸都磨光了,糖块像一只只斑驳的小乌龟,沾着他的血迹……我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的兜里也有和他一样的水果糖,这件小小的物品使我觉得他是兄弟。 我们把他肚子上覆盖的瓷碗取下来。碗里扣着的,是他流出的肠子。敌人的子弹贯穿了他的腹腔,肠管已经变得像铁管一样坚硬,没有办法再填回他的肚子里去了。 我们给他换上崭新的军装,把风纪扣严严实实地系好。除了他的腰间因为流出的肠子,扎了皮带也显得有些臃肿,真是一个精干的小战士呢。 趁人不注意,我在他的衣兜里又放上了几块水果糖。我不敢让别人知道,因为老兵们一定要嘲笑我的。但我真的觉得这个班长需要这几块水果糖。糖是我特意挑的,每一块的糖纸都很完整,硬挺地支棱着,像一种干燥的翅果。 那个小兵被安葬在阿里高原,距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想他身边的冻土,有一小块一定微微发甜。他在晴朗的月夜,也许会尝一尝吧? 三 1980年我转业到北京,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当医生,后来当了所长。结婚、生子、操持家务……一个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做的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做了。贤妻良母好医生,这是人们众口一词的评价。 对一个三十岁的女医生来说,你还需要什么? 按说是不需要什么了,我应该安安静静地沿着命运已经勾勒的轨道,盘旋下去。 我虽然从小生活在北京,对北京的一草一木都那样熟悉,此次归来,我却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怀里揣了那么多藏北的风雪,它们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脏。我对这个巨大的都市,开始了新的审视。我到过这个国家最偏远最荒凉的地方,在横贯整个中国的旅行中,我知道了它的富饶与贫瘠。我在妖娆的霓虹灯中行走,身旁会突然显现白茫茫的雪原。在文明的喧哗与躁动之间,我倾听到遥远的西部有一座山在虎啸龙吟…… 我的父亲有一天对我说,我看你是可以写一点东西的,你为什么不写呢? 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好的天赋。只是由于他们那一代人所处的环境,使他戎马一生,始终未能从事文学。我从他的目光里看到了期望,我决定一试。 一个微茫的希望在远方磷火般地闪动。我想用我的笔,告诉世人一些风景和故事。我想让我的父母惊喜。 于是在一个普通的日子,我铺开一张洁白的纸。那是在深夜的内科值班室,轮到我值班,恰好没有病人。日光灯管发出咝咝的叫声,四周一片寂静。记忆在蛰伏了多少年后苏醒,将高原的生命与鲜血铺陈于我面前。 我在高耸的雪山上开始了我为医的生涯,雪山也将它的身影,倾泻于我的笔端。 02.到西藏去 小小的年纪,告别了父母,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去,本应该是很伤心的。妈妈到火车站送我的时候,险些哭了。但我心中充满了快乐,到西部去,到高原去,真是一次空前的冒险啊! 从北京坐上火车,一直向西向西。窗外的景色,由密集的村落演变成空旷的荒野。气候越来越干燥,人烟越来越稀少,绿色逐渐被荒凉的戈壁滩所代替。三天三夜之后,我们这群女孩子到达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在这里要进行最后的体检,才能决定谁可以到海拔五千米以上的西藏去。 我的身体一向很好,但这次医生说我的小便化验不正常,要是过几天复查还不合格的话,就要把我退回北京。 这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吗?我的探险还没有开始,难道就要这么狼狈地打道回府啦? 我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 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同我最要好的女孩子身上。 我悄悄地把她扯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对着她的耳朵说,你说,我们是不是好朋友啊? 她说,当然是啦。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我说,既然是好朋友,我向你借一样东西,你一定是借的啦? 她一扭头嚷起来,什么东西呀?咱们的东西都是统一发的,我有的,你都有啊! 我一把捂住她的嘴说,干吗这么大声?是不是太小气不想借给我?实话说吧,我跟你借的这样东西,对你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但对我的好处就大了! 她说,那是什么宝贝呀? 我说,是尿啊! 我把我的打算告诉她,复查的时候把她的尿当成我的标本送上去。她刚开始吓了一跳,然后,很犹豫地说,这不是骗人吗?我说,要是我复查不合格,到不了西藏,被退回北京,我们俩就再也见不到面了,更甭提做朋友了。她想了想,答应了。 好不容易挨到了复查的那一天,没想到是通知我一个人单独到医院的检查科去。在卫生间里,我拈着盛标本的小瓶子,急得直掉泪。我真想到水龙头那儿,接一点自来水送上去,或者干脆把眼泪送上去化验,那就绝对没问题了。可是,我不敢。你想啊,化验员用的是显微镜,还不一下子就发现我的花招了?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把自己的“标本”交上去了。 等待结果的日子,我和我的好朋友都充满了悲哀,以为我们必定分手了。 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次的化验结果完全正常。 我终于和我的好朋友一道,踏上了遥远的奔赴西藏的道路。 我们告别了乌鲁木齐,在广阔的戈壁滩与高原上坐了整整十二天的汽车,到达了白雪皑皑的世界屋脊。我在那里待了十年。 后来,我把这一段有惊无险的遭遇和我的计谋,讲给一位老医生听,口气中充满了得意。没想到,他皱着眉说,幸好你本身的体检合格了。要知道,西藏高原缺氧,氧气只有海平面的一半。要是你的小便有问题,就说明你的肾脏有问题;要是你的肾脏真的有病,又用别人的标本蒙混过关,那是很危险的。 我承认他的话很对,但也仍旧很佩服当年那两个十几岁的少女,我们为了友谊和理想,真是很勇敢呢!而且不服气地想,西藏人的肾脏,就个个都是铁打的了?我在高原见过不少肾脏有病的人,活得也很快乐啊! 03.绿色皮诺曹 我从小就很想当兵,最主要的动机是喜欢绿色。小时候,每逢妈妈要给我买衣服,我就大叫,要绿的。妈妈生起气来,说,你也不看看自己,毛衣毛裤围巾手套都是绿色,再套上一件绿外衣,活像一只青蛙!我低头一瞧,说,哪怕就是像只绿豆蝇,我也还要绿衣服。 当兵多好啊!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一年到头穿绿衣服,再也没人说你一句闲话。可那时候要当女兵也挺难的,想当的人太多了,僧多粥少。听说男兵和女兵的比例是千分之二点五,也就是说,征一千名男兵,才要两个半女兵,女兵简直像空气中的惰性气体。身体检查严格极了,差不多和当女飞行员同样标准。幸好我那时身高一百七十厘米,两眼裸视力二点零还有富余,心、肝、脾、肺、肾全像刚从工厂造出来一样合格,属于特等甲级身体,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淘汰,我终于过五关斩六将,拿到了入伍通知书。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好运气,连连问妈妈,您说,事情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会有令人悲痛的变化吗? 妈妈说,不会吧。你就把通知书放在枕头底下,安心睡个好觉。 我说,没穿上绿衣服之前,我可放心不下。 妈妈说,要变,你穿上军服还会让你脱下,担心也没有用。解放军应该是说话算话的。 发衣服的时候,穿着五颜六色家常衣服的新兵,排成一队,依次从司务长面前走过。司务长像大商场的成衣售货员,眯起眼睛打量着走过的小伙子和姑娘,大声地说,帽子二号……衣服三号……蹲在一旁的上士,就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手疾眼快取出相应号码的衣物,把衬衣铺在最下面,其余所有东西都堆在上面,一时间好似平地起了一座绿色的小山,然后麻利地把衬衣的两条袖子抻出来,把它们打个结,怀抱里就塞满了崭新的衣物。领了军衣的人,就快乐地抱着这个绿色的半截人,走进一间密闭的小屋。再走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英姿勃勃的兵了。 好不容易轮到我的时候,司务长目测了一下,自言自语说,这个兵啊,长得不合尺寸。穿一号的小,穿特号的又大…… 我赶紧说,您甭为难。我要特号的。 司务长说,咦?女孩子都愿意穿得比较秀气,你这个兵倒奇怪。发给你特号的衣服,到时候裤腿踩到脚底下,窝窝囊囊,一不留神摔个大马趴,可别怪我。 我忙说,不怪不怪,绝不找你。我妈说过,衣服是会缩水的,当然是大点好了。裤腿长了可以裁,要是短了,就得自己找布接,多不合算! 司务长说,看不出来,你小小年纪,还挺会过日子的。好吧,依你,给特号。 我欢天喜地地去换衣服,一试之下,特号衣服果然名不虚传,上衣还凑合,裤子好像是给跳高运动员预备的,腿长无比。我把裤脚挽起来两折,自觉比较利索了,抱着旧衣服正准备从更衣小屋往外走,先换好军衣的一个女孩端详着我说,你像一个打鱼的。 我看了她一眼,屋里光线不好,看不清眉眼,只觉得军装好像是特地比量她的身材做的,妥帖极了。我愤愤地说,你的意思是我不像一个兵? 她轻轻笑笑,露出雪白的牙说,你还是像一个兵的,只不过是个邋遢兵。 她的口气很老练,虽然军装同我一样没钉领章,军龄倒好像已有一百年。我没好气儿地说,兵工厂的人太没有节约观念了,裤子做得这么大,使人穿上像皮诺曹。 她说,皮诺曹是谁?是咱们一块儿当女兵的吗?我叫小如,你叫什么? 我说,你就叫我小毕好了。咱们就甭理那个姓皮的家伙了,反正三言两语也说不清它的来历,还是讨论这条讨厌的裤子吧。我想把它剪掉一截,哪儿有剪刀? 小如说,剪了不好。一剪子下去倒是痛快,以后要是觉得短了,或者你再长个儿了,就没法补救了。不到万不得已,还是别干一锤子买卖的事。 我不耐烦了,说,你倒是想得蛮周到,可大道理以后慢慢说,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我怎么走出这间房子? 小如笑起来,说,真是个急性子。一条裤子少说要穿一年,可你连这么几分钟时间都不愿等,活该你像那个姓皮的。 想起木偶皮诺曹的狼狈样,我只好安静下来,听小如的主意。 小如不说话,往外走。我说,你干吗去? 她说,我去找司务长借针线。 我忙拦住说,使不得。 小如说,为什么呢? 我苦着脸说,你不知道,我刚才跟司务长夸了口的,说衣服大了和他没关系。现在你去求他,不是太丢我的面子吗! 小如说,你就放心好了。 我竖起耳朵听外面小如和司务长的对话。小如说话的声调带一点乡下口音,但是很甜,好像那种高高地长在地里的玉米秸,清凉而柔韧。她说,司务长,借我一根细细的针、一条长长的线,好吗? 硬邦邦的司务长好像被糖醋过了,声音变得软绵绵,说,针啊有有,只不过又粗又大,你就凑合着使吧,留神别扎了手。只是你要针线干什么? 缝衣服啊。 缝什么衣服?司务长立刻警觉起来。 缝你发给我们的衣服啊。小如很机智地回答。 我发给你们的衣服都是新的,哪里用得着缝?莫不是有什么破损的地方,你拿来,我给你换。然后再找被服厂的人理论。司务长很负责地说。 小如笑笑,说,没那么严重。我只不过是想把衣服改一改。 司务长如临大敌,严肃起来,说,你是新兵,我是老兵,必要的规矩要告诉你。军装是不能任意改的,大家是个统一的整体。 小如不理这一套,说,衣服太肥了,你总不能让我们一甩袖子,就像舞台上唱戏的青衣啊。 司务长嘿嘿笑着说,袖子改得太瘦了,打靶的时候弯不过肘子来,小心吃鸭蛋。 小如说,鸭蛋多了就腌起来呗,腌得蛋黄流红油,就着馒头吃,香死个人! 司务长说不过小如,就把针线给了小如。小如进了屋,拿过我的裤子,开始飞针走线,一会儿就把裤腿改得熨熨帖帖。我穿上后,举手投足,再不拖泥带水。 我说,小如,谢谢你。 小如说,不必谢,我们乡下的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会使针线,要不长大了,没人娶你做媳妇。 我说,哎呀呀,像你这样的一手好活计,岂不是说媒的要挤破门!像我这样的,只好像个坏橘子一般,剩在筐里没人要了。 小如说,小声点,这种玩笑还是少开的好。你知道吗?当兵的时候是不准谈恋爱的。 我连忙闭了嘴,要晓得为穿上这套绿衣服,我是多么费尽心机,哪能稀里糊涂地就叫人打发回家了。 等我们走出密闭的小屋时,司务长看了看我的裤子,叹了口气说,你是特号的身子一号的腿。 我听了怒火中烧,这意思不就是我身子长腿短吗?哪个女孩子爱听这种话!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可惜司务长正瞧着别的地方,对我的愤怒没反应。不管怎么说,从今天开始,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兵了。 04.白云剪裁的衣服 河莲个儿矮,像个敦实的土丘。司务长低估了她的胖,给了一套正二号的军装。河莲勉强把自己装了进去,觉得憋得慌,大叫起来,说上衣的第二颗扣子压迫了心脏,喘不过气来。司务长只好给她去换副号衣服。 军衣的型号挺奇怪,号数愈大的尺寸愈小。比如正五号衣服,中学生都能穿,但要是正一号,就得一米八以上的个头才撑得起来。当然,这讲的是标准身材,要是你长得比较圆滚,就得穿副号军装。副号的意思,是长度同正号一样,宽窄要肥出许多。女孩子一般都很忌讳副号。你想啊,军装为了行军打仗的方便,本来就宽宽大大,再一“副”,就更没款没型了。但河莲是个敢想敢说的女孩,她才不会为了别人的眼睛,让自己的心肺受委屈。 正号军装是大路货,后勤部门保证供应。副号属于稀少品种,司务长颇费了一番心思,恨不能跟后勤部门说河莲胖得像个孕妇,才算领来一套副二号的衣服。 试穿之后,河莲大为满意。不仅她的心脏跳动正常,这套衣服还有许多妙不可言的好处。一般衣服都是军绿色,好像夏天的松树林,这种独特的颜色有一个雄赳赳的名字,叫作“国防绿”。河莲的副号却是安宁的黄绿色,好像秋风扫过的草原,温暖而朴素。普通的衣服都是平纹布,河莲的衣服却是“人字呢”的。虽说它不是真正的呢子,只是布的纹路互相交叉,好像一行行一排排细密的“人”字,故而得了这样一个考究的名字,但看起来要比平纹布挺括得多。最最重要的是,河莲的军装是四个兜的! 没有当过兵的人,不知道衣兜的重要性。它除了装东西之外,更是一个标志。战士服只在胸前有两个口袋,提升了干部,才能穿有四个口袋的上衣。口袋因此成了某种地位的象征。不过女兵喜欢四个兜的衣服,倒不是势利的缘故。因为胸高,随身又总有些小零碎儿,比如手绢、钢笔什么的要经常带着,若衣服下摆没有兜,只得都塞在胸前,鼓鼓囊囊,像藏了一窝鸽子,显得很不利落。 副号有这么多优越性,大家都去找司务长要求换军装。司务长火了,说没见过这么难缠的兵!婆婆妈妈的,谁要是不想干了,就向后转,回家去,爱穿什么穿什么! 话说到如此凶狠的份儿上,我们只好乖乖地穿正号衣服。河莲独自乐了没几天,发现人字呢也有弊病。洗衣的时候,刚把衣服泡在脸盆里,就有浑黄的汤沁出来。刚开始,河莲以为衣服格外脏,就拼命搓,搓得两个手掌像红萝卜一样。洗了几水之后,正号衣服还像葱叶一般绿,河莲的副号军衣已泛出菜心般的黄。 一天,果平大惊小怪地喊起来,河莲,要是敌机轰炸,第一个阵亡的肯定是你! 我们大吃一惊,不知果平为何发此恶毒咒语。 果平说,你们想啊,我们都有绿色伪装,只有河莲的衣服像经了霜的野草,还不一下就被发现了? 河莲脑子快,立即反驳说,依我看,还不知谁第一个为国捐躯呢!没准儿正是你们这些国防绿。 所有穿正号军装的都不干了,定要河莲说个清楚。 河莲不慌不忙地说,要是春夏季节开仗,大地一片翠绿,自然你们的衣服是最好的保护色。可要是秋天呢?丰收在望,落叶满地,到处都是金黄,肯定是我的衣服伪装性更好。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得不承认河莲的话有几分道理,只好自我解嘲道,反正我们也不是敌人的参谋长,谁知道仗哪会儿打?要是春夏开战,河莲你就留在后方做饭。要是秋天开战,河莲你就一个人打冲锋。 河莲也不理我们,只是更起劲儿地洗军装,盆子里倒进一大堆洗衣粉,激起的泡沫,好像有一百只大螃蟹愤怒地吞云吐雾。她还专拣大太阳当头的日子,在外面晒衣服。这样,没用多长时间,副号不断褪色,最后简直变成白的了。 古代有句俗话叫: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 关于“皂”到底是什么色,我们争论了好长时间,基本上统一了意见,认定是一种近乎月亮和蓝天混合在一起的颜色。关于“孝”,倒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就是医院里没有染上血的棉花颜色了。河莲在黎明的晨光里,背对着太阳走向我们的时候,白衣白裤,好像云彩剪裁做成的军装。 正号们充满嫉妒之心,果平甚至痛下决心,要在一年之内,把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明年就可名正言顺地领人字呢副二号了。 看着果平像北京填鸭似的大吃特吃,小如提醒她,人字呢因为染料不过关,属淘汰产品,已经不生产了。河莲领的是库底子,谁知明年会怎样?若是你辛辛苦苦吃成相扑手模样,明年的副号已变成国防绿,你岂不白胖了一回? 果平这才放慢了胡吃海塞的速度。 我问河莲,你把衣服洗得这样白,是否准备冬天打仗的时候,一个人趴在雪地上,狙击敌人?你不要闹个人英雄主义,要知道,冬天的伪装并不难办,只要每个人披上一条白床单,任你火眼金睛也发现不了埋伏。 河莲说,你以为我是孤胆英雄?你不穿这衣服,不知它的毛病。特别不经脏,刚穿一两天,袖口就黑得像套了一圈猴皮筋,抹了机油似的,所以,我就老得洗。 练习匍匐前进,连长一个鱼跃,趴到草丛中,泥土四溅。女孩子虽然酷爱干净,但连长这般身先士卒,也就只好奋不顾身地扑过去,手脚并用,在粗糙的草叶上敏捷地爬行。草汁和着汗水涂抹在脸上,人好像流了绿色的血。 所有的人都趴下了,唯有河莲笔直地站在那里。 你为什么不卧倒?连长的好奇更大于震怒,在他当兵若干年的历史中,还从未看到过一个面对命令敢于不趴下的士兵。 我的衣服颜色浅,趴在这样的泥土里,再也洗不干净了。河莲理直气壮。 是衣服重要还是胜利重要?如果在战场上,你不卧倒,衣服可能始终干净,但你的小命就没有啦!连长声色俱厉。 我是傻子吗?到了打仗的时候,我自然知道生命比衣服更重要。炮声一响,我就像邱少云一样趴在地上,纹丝不动。河莲才不吃他那一套,有板有眼地回答。我们都忍不住笑起来。 连长大怒,认为河莲没有战斗观念,目无上级,给了她一个队前警告。看得出,河莲非常不服,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小兵,而且是个新兵,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我们顿生兔死狐悲之心,希望自己快快地老起来,满脸皱纹,穿破十套军装,就有了倚老卖老的资格。比如我们的班长,都是通信部队来的老兵,她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打闹和嗑瓜子,连长皱皱眉,一声也不敢吭。 由于不断地卧倒,草绿色军装很快变成灰黑,勤快的人隔两天洗一回,使它勉强保持着衣服的本色。我是个懒虫,心想反正洗了也是脏,不洗也是脏,索性由它脏着好了。好在也不是我一个人不成嘴脸,大家基本上都是暗无天日。 一天连长看到我,咧着嘴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你这么脏的女兵。 我说,这是节约啊。 连长很奇怪,说,脏衣服比干净的衣服更耐磨吗?我当了这么多年兵,从没听说过。 我说,每天都洗衣服,要用掉多少洗衣粉和肥皂?多少时间?多少力气?搭在铁丝上,水珠会让铁丝生锈,日子久了,铁丝还可能会被压断……只要不洗衣服,这些岂不都省了? 连长第一次听到这种逻辑,气得咻咻喘,可一时也没话好说。但他似乎怀恨在心,在紧接下来的射击训练中,故意不指导我和河莲。别人托着枪练习瞄准,连长会耐心地趴在旁边,从瞄准镜中观察他们的动作是否符合要领,矫正他们有毛病的动作。走到我和河莲身旁,他总是淡淡地说,你们俩还需要辅导啊?都是很见过世面的老兵了,一个知道战斗英雄邱少云,一个是节约模范,到了靶场上,打个优秀是没说的了。 我和河莲苦着脸。多倒霉啊,刚当新兵,就和顶头上司结下冤仇。我使劲儿打了一下军衣的下襟,好像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小动物。所有的麻烦,都是衣服惹出来的。当然啦,结果是除了军衣冒出一股尘土以外,疼的还是我的手和肚子。 晚饭后,河莲和我坐在葡萄架下商量,连长这么恨我们,怎么办呢?要不然,我从此不洗衣服,尽快把白军装穿成黑的,连长是不是就会笑口常开?河莲手托着腮帮,好像牙疼般地说。 我没好气儿地答,做梦吧!我的衣服倒是黑的,可连长还不是耿耿于怀?关键是我们顶撞了他。俗话说,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咱们再怎么赔笑脸,也没法挽回影响啦。 河莲倔强地说,你猜,连长现在最希望我们干什么? 我把葡萄藤卷曲的须子含在嘴里嚼着,苦涩的清水像小水枪一样滋在舌头上,酸得人打寒战。我说,他最巴望着咱俩在射击场上吃鸭蛋吧。 河莲说,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现在只有用行动证实自己是个好兵。要不,就会被人指着脊梁骨耻笑。 人们多以为爱可以给人以力量,其实,憋着一口气的劲头更是大得可怕。我和河莲从此抓紧一切时间练习瞄准,每天趴在地上,胳膊肘磨破了皮,脖子上永远淌着几条透明的蚯蚓。口中念念有词,把射击要领背得像父母的名字一样熟,看到任何物体,想的都是“三点成一线”的口诀。至于军装,再不去理它,脏得简直没法提,活似两个卖炭翁。 连长还是不理我们。好在射击要领也不是他的专利,班长和其他人也可以指导我们。再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和河莲就自己揣摩,争取自学成才。 实弹射击的时候到了。靶场上的气氛很森严,掩体里等待报靶的士兵戴着亮闪闪的钢盔,在远处神出鬼没。二百米开外的半身胸环靶,在阳光下好似幻影。我不由得紧张,手心像攥了两把糨糊,黏黏糊糊。我看看河莲,她倒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我也定了心,心想到了这个关头,你腿肚子发软,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索性豁出去拼了。 枪声响起来。我的第一感觉,是它绝没有想象中的响亮,只相当于一个中等二踢脚崩出的动静。对真枪实弹声音的失望,使我的心很快宁静下来。偷眼看看连长,他似乎比我们还要紧张,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一个个进入射位的女兵。每逢射手扣扳机的时候,他颊上的肌肉就会跳动一下,令人猜到他是牙关紧咬。 我打了个“良好”。说不上很理想,但我已殚精竭虑。 河莲平时的眼神不怎么好,没想到九发子弹竟打出了八十六环的优秀成绩,特别是她前八发子弹,居然是发发命中十环,简直是个神枪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最后一枪,不知是何差池,江郎才尽,只中了六环。 不管怎么说,河莲为自己大大地挣回了面子。当连长向她走来的时候,我们就直直地盯着连长,看他对这个自己不喜欢但创造出优异成绩的刺儿头兵,如何反应。 连长仿佛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的样子,对河莲说,要是你最后一枪打得再从容些,就能得满环,也许我会为你报个功呢。可惜了。 河莲刚查完自己的靶纸,不服气地说,我这最后一枪,端端正正地打到了敌人的脑袋瓜上。我看这报靶的环数定得不科学。若打到右胸偏上的位置,按规定就是八环,可谁都知道,那地方离心脏远着呢,并不一定会置人于死地。我的这个六环,正中人的太阳穴,明摆着,一枪就能取了人性命。 我们一听,都觉得河莲说得有理,且看连长如何答对。 连长微微一笑说,河莲,没想到,你还有一套打不准的理论。可是我问你,瞄准的时候,你瞄的是敌人的脑袋还是敌人的胸脯? 河莲说,连长你这个问题难不倒我。瞄准的要领是准星、缺口和胸环靶的下沿正中呈一条直线,当然是胸脯了…… 连长用一个坚决的手势,制止了河莲略带卖弄的背诵。他可不想听一个新兵,把自己烂熟于心的拿手好戏再演练一遍。好了,你既然瞄准的是敌人的肚子,结果子弹却打到了头上,就算敌人躺倒了,也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没什么可吹的。很可能下次你瞄的是敌人的天灵盖,打到的却是脚指头。连长说。 大家笑起来。我真替河莲抱不平,但连长的话驳不倒。可怜河莲本是功高盖世的英豪,此刻倒成了大家的笑料。 实弹训练结束后,有两天的休整。我和河莲把自己的军衣都洗了,天哪,水黑如墨,沉淀了半盆的泥沙。看见我泼水的人直嚷:快去叫老农!这样的肥水,可以浇两亩好地。 我们耐心地等着太阳把湿军装晒干。洁净的衣服重新穿在身上的时候,令人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不认识似的。我的军装绿如橄榄,河莲的衣服恢复了白云的颜色。 连长走过来说,现在这个样子嘛,我这个当连长的面子上也有光。不管怎么说,你俩是我带过的最邋遢最不听话的新兵了。不过,幸好还不算太笨。 05.走,到阿里去 新兵训练要结束了,分配就在眼前。大家心里都关心这事,可表面上显得很淡漠,没心没肺地打打闹闹。因为你要是特别表现出对去向的关注,别人会觉得你挑肥拣瘦,思想有问题。领导知道了,没准儿会特地把你分到一个倒霉的单位,制裁一下你呢。 我对这事想得比较简单,希望做一个通信兵。女兵基本上只有两个工种可挑——卫生员和电话员。卫生员要给病人端屎端尿,我一想就心中作呕。要是当着病人的面吐起来,是多么尴尬的事!通信兵就比较安稳,每天打交道的无非是塞绳和电线,都是不会说话的哑巴,当然省心了。 墙上有一幅油画,叫“我是海燕”,一个英姿勃勃的女兵,在漫天风雨中攀上高耸的电线杆,维修线路。狂风卷起她漆黑的短发,因为淋了水,橡胶雨衣显出乌鸦羽毛一般油亮的光泽,随风飘荡……她高喊着“我是海燕”,这既是一句线路修复之后的联络用语,也充满了勇敢的象征意味,使我年轻的心激荡万分。油画的技术如何,我不知道,但暴风雨中的女通信兵成了我的青春偶像。我想,要是我当通信兵,力争比她干得还棒。打仗时,我会用两手把线路接通,让进攻的命令通过我的身体传达到火线,立个功给大家看。 在树林里,小如悄悄凑近我的耳朵说,这次有五个名额,分到阿里去。 我从这一句话里听出了两个问题:阿里是哪儿?你从谁那儿听说的? 小如拢拢耷拉到眼前的头发说,阿里是西藏的一个地方,听说海拔有五千多米呢,高寒缺氧,还有好多地方根本就没有人去过,号称“无人区”。 我吓得抽了一口凉气说,既然是无人区,要我们去干什么? 小如说,普通人当然没有了,但有国防军啊。听说那里以前从来没有女兵,这次是头一回。 我说,你的情报还挺详细,哪儿来的?道听途说还是你自己编的? 小如说,你还挺高看我的,这样机密的消息,我就是蒙着头想它个三天三夜,也编不出。是连长告诉我的。 我大吃一惊,说看连长那个严肃样,恨不能把我们都当成射击胸靶,怎会把兵家大事透露给你? 小如说,这事对你我是大事,对连长来说,不过小菜一碟。经他的手,把多少新兵送往四面八方啊。这是我给他洗衣服的时候,随口问来的。 我的疑问更大了,说,小如,你再说一遍,你给谁洗衣服? 给连长啊。小如清清楚楚地重复。 你为什么要给连长洗衣服呢?他难道是个残疾人,自己没有手吗?我很纳闷,惊奇中又很不以为然,看不起她巴结领导。 小如坦然地说,每天训练回来,一身泥一身土的,谁像你似的,那么懒,帽子脏得像炸油饼的锅盖也不洗。我可天天要洗的,要不睡不着觉。好几次遇到连长,他一个男人家,洗衣的时候笨手笨脚,肥皂泡溢了一地。帮一下呗,顺手的活儿。在家的时候,我也净帮着我哥。 我大笑起来,原来你把连长当成了哥,他就向你透露军情。 小如说,没事闲聊呗,话赶话地就说到那儿了。 我说,请继续刺探下去,特别是通信兵和卫生兵的比例问题。 小如说,你干吗特别关心这个呢? 我说,我讨厌卫生员这个行当,一天到晚遇见的不是病人就是死人,反正都是些没有笑容的脸,晦气啊。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一个缺乏同情心的人,所以,我不想穿白大褂。 小如反驳我说,当个医生多么好!治好了一个病人,人家全家都感谢你,会记你一辈子的。 我说,你怎么光想好事?就不想想,若给人家治死了,全家都恨你,也许到海枯石烂。 小如说,为什么光想坏事?再说,你就不会把本事练得精点,别把人家给治死吗? 我说,天有不测风云啊。再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伟人说的…… 我俩正拌嘴,果平跑过来说,你们躲在犄角旮旯,是不是正说我的坏话呢?背人没好事。 我们大叫冤枉。果平嘻嘻一笑说,既然不是说我的坏话,就把正说的话告诉我吧。要不我不信。 我看着小如。消息的主要来源是小如,不能喧宾夺主。小如是个好脾气,虽然她不想把消息散布得人人皆知,但考虑到友谊至上,还是把所有的情报都告诉了果平。 我以为果平会激动得捶胸顿足,没想到她一撇嘴说,就这个啊,早嚷破天了。 我这才明白,有些消息的传播,是不需要“海燕”的。 果平接着说,连分配中卫生兵和通信兵的比例是九比一,也已是公开的秘密。 好像有千吨陨铁自九天坠下,正好砸到我的头上。我揪着果平说,你这话当真? 果平说,向毛主席保证! 这是一句极有威力的誓言,我再也无法怀疑它的准确性。 小如沉静地说,看来,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才能当上海燕,绝大多数都是小白鸽啦。 小白鸽是小说《林海雪原》中女卫生员的爱称。果平说,悲痛欲绝!我本来想若是一半对一半的比例,不哼不哈地等着,也许就会分我到通信站。没想到,事实这般残酷! 完啦!我彻底绝望,近在咫尺就有竞争者。我简直想变成老鹰,把小白鸽抓走几只。 河莲走过来说,这次分配最艰苦的地方是阿里。越是艰苦越光荣,我想写一份血书,你们谁与我同甘共苦? 果平说,哈!我只是在小说和电影里才看到血书什么的,没想到,真有人打算这么做!太棒了,我的血和你流在一起! 现在果平和河莲成一伙的了,神采飞扬地看着我和小如。 小如描绘的阿里,令我心惊胆战。要是分到我头上,那是没法的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我不打算主动争取,那里离家太远了。再说,我的理想是当一个通信兵,阿里要的都是卫生员。我要写了血书,就从根上绝了成为海燕的希望。 不想,宁静的小如抢先说道,我写血书。 一下子局面成了三比一,我变成失道寡助的少数派,心里不由得有一点慌。想想海燕飞舞的雨衣,我咬着牙坚持道,你们要写就写好了,反正我是不写的。 果平和河莲有些失望,但她们毕竟人多势众,便不理我,一齐商量血书的操作规程。因为以往只是听人家说,真到了自己演练的时候,才发现有许多具体的步骤很朦胧。比如用什么部位的血呢?当然是用手指头上的血来得方便,可是“十指连心”,一想到要把好好的手指头扎一个洞,挤出血来,大家都直抽冷气。 我在一旁待着,有些尴尬,走不好,继续留下,好像也不伦不类。我胡乱找个碴儿要溜,小如却拼命扯我的袖子,要不是军装缝得格外结实,简直要揪出个窟窿。 我说,你到底要干吗,跟抓壮丁似的? 小如说,上厕所啊。咱们俩一起去吧。 我们的厕所离得很远,大概总有几百米的距离,这样,每次方便就有了散步的性质。两个好朋友一边走一边说,讲到开心处,有时真希望厕所修得更远一些,或者多喝几杯水,制造出更多上厕所的机会。 就算我和她们成了血书和非血书两个阵营,也不能拒绝要同你一道上厕所的朋友吧? 我和小如默默地往前走。 小如说,你真的打定主意不写血书了? 我说,是。 小如说,其实也没什么,不过就是疼一下子。别人都能忍过去,偏你就不行? 我说,也不光是个疼的事,了不起就像得一回肠炎,再说得邪乎点,就算悲惨地拉了一场痢疾,一咬牙一跺脚也就过去了。 小如笑起来说,我看,你对医学还挺懂点门道的。 我说,我一辈子就得过这么两种病,疼痛如绞,记忆犹新。 在靠近厕所的地方,小如停下脚步,板着脸说,既然你不怕,我看你还是写血书的好。 看着她的严肃样,我很惊诧,因为她平时总是笑眯眯的,姐姐一般温柔和气,这是怎么啦? 小如看出了我的心思,小声解释道,我听连长说,他就是要用敢不敢主动要求去阿里来考验一些人。要是你主动要求了,也许就不让你去了,会特地按照你的爱好,分你一个想去的地方。要是你缩手缩脚地不表态,往后躲,就偏让你去。 我好似被人兜头灌了一脖子的冷水,脊梁骨变成一根又硬又直的鱼刺,梗在那里,回不过弯儿。原想革命大家庭温暖和谐,不想还有阴谋埋伏在里面。 我一急,结巴起来,说,河莲她们……都是……知道了,才故意……是吗? 小如说,我不知道,也不愿瞎猜。估计她们不明白这里的奥妙,真是一腔热血。你想啊,连长是多么精明的一个人,哪里能让大家都摸了他的底牌,那他的试验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稍微缓过一点神来,淡淡地说,热血也好,冷血也好,反正我是不打算写血书的。 小如说,我把话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看在咱俩是好朋友,才把这天大的秘密告诉你,你怎么就这样不开窍! 我说,小如,你是一番好意,我领情了。我要是不知道这个底细,也许你劝劝我,我也会写的。可我既然知道了,我是说什么也不写的。我不想当卫生员,我不愿去阿里,我也不做这种装样子的事。 小如急了,说,你怎么这么固执呢?大家都写了,就你一个人不写,不就显得你太落后了吗?你写了吧!连长私下问过我愿到哪里去,说他可以照顾我。我反正只是想当个医生,这回学医的名额多得很,我也不需要他特别为我做安排,我求求他,让他分你去当海燕。 我一把捂住小如的嘴说,你别侮辱了我心中的海燕。 小如气得眼眶里注满了泪水,说,小毕,你这样不懂别人的心,我是为了你好! 我说,小如,你的这份情谊,我会永远记得。只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愿做事,你该理解我。 往回走的路上,我们一句话都不再说了,因为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我们看着远方,那里有很多云彩,像棉花垛一般笔直地堆积着,渐渐地高入遥远的天际,在云的边缘,就形成了峭壁一般险峻的裂隙。云像马群一般飞腾着向我们扑过来,粗大的雨滴像被击中的鸟一样,从乌云里降落下来,砸到我们的帽子上,留下一个个深绿色的斑点。 快回去吧。我对小如说。 这儿的雨和内地的雨不一样。我家乡的雨,很细很小,牛毛一般。你要是不留意,好像觉不出来似的。但它的后劲儿很大,你在雨中走一会儿,全身的衣服都会湿透,阴冷会一直沁到骨头缝里。这儿,雨来得很猛,可是这一颗雨滴和那一颗雨滴之间,隔得很远,简直能跑一只骆驼呢!小如说。 我不知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关于雨的没什么意思的话。从领新军装那天起,我们就是要好的朋友。但我拒绝了她最后的忠告,分手就在眼前。可能她不愿伤感,才故意找个轻松的话题吧。 整个连队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写血书运动。我本想离这件事远一点,后来才发现完全躲不开。这个屋子的人在写,那个屋子的人也在写,你总不能老是待在操场上像长跑运动员一般乱转吧。这是一件让人可以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事,大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手指上的血量很少,再加上很快就凝固了,根本就没法写字。后来就有人割腕取血,血虽然多,但那女孩子脸色苍白,一副快要晕过去的样子,把老兵班长吓得不轻,坚决制止了此类盲动行为。后来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节约而科学的方法,用少量的血,掺上一部分红颜色,再兑上水,就调成了一种美丽的樱红色,写出字来艳若桃花。 我东跑西颠,把大家的发明创造互通有无,像个联络员。 终于到了最后分配的日子,不想,连长陷入了困境。因为写血书的人太多了,也闹不清谁是最勇敢最忠诚最大无畏的。连长不愧足智多谋,他把堆积如山的血书放在墙角,开始实施新的选择方案。 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扎着武装带的连长,像一株笔直的白杨站在操场中央,对所有的女兵大声发布命令——面向我,按个子高低,成一路横队集合! 我们都愣了一秒钟。这是一道古怪的命令,想想吧,一个连两百多人呢,平常都是成几路横队或几路纵队集合,方方正正才像队伍。就算连长萌发新招,编成一路纵队也够标新立异了。现在可好,一路横队,士兵像鲫鱼似的一个挨一个要排出多远!还要按个子高矮,真是复杂啊。 但命令,谁敢不服从?片刻犹豫之后,大家都开始迅速寻找自己应该站的位置。其中又发生许多混乱,女兵招收时对身高要求很严格,个头集中在一米六到一米七之间,同样身高的人,少说也有十几个,实在难分上下。于是彼此推推搡搡,各不相让。还有的人,入伍时测的身高,这一两个月过去了,部队的伙食好,又蹿起一截,按照旧印象排队,显然比旁人高出个脑袋尖儿,就得重新调换地方。还有的人因为胖瘦不同,引起视觉上的误差,非得背靠背地比了高矮,才能分出伯仲,难度不亚于一道数学题。 操场上吵嚷得像个蛤蟆坑,要是往日,连长早火了,非大声呵斥不可。但今天他竟是出奇地好脾气,由着女孩们颠来倒去地比量,直到每个人找好了自己的位置。 队伍排得实在惭愧,因为太长,形成了一个大大的“s”形,好像一道漫长的绿色篱笆,被大风吹过,前拱后弯。依连长往常的性子,必得让解散了,重新集结。但这一回,连长的容忍度极好,犀利的目光像梳子,从队头刮到队尾,又从队尾刮到队头,仍是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偷着往四处瞧了瞧,好朋友都彼此隔得很远,大家是一片茫然,不知道连长玩的什么把戏。 连长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位置,主要是大踏步地向后面退去,然后立定。他像一个等边三角形的顶点,在远远的地方,严峻地注视着我们。他那双猎鹰般的眼睛,睁得很大。 待他看到队伍自发地调整为笔直以后,温和地发布了第一道口令:单双数,报数! 每个女孩子都竭尽全力把数字报得很响,记得我是“二”。说句实在话,我不喜欢“二”,比较爱好的是“一”。报一的时候,嘴咧得很开,音波清脆嘹亮,好像时刻在微笑。报二就不同了,上下唇基本不动,喉咙里发出古怪的一声,好像吃多了白薯,打嗝似的。想想看吧,古代的故事里,老大总是勤劳勇敢的,老二多半又懒又馋。 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我听到河莲、小如和果平,报的数也都是偶数。人嘛,只要有和自己同命运的好朋友,就有了安慰。 大家注意,听我的口令,偶数——向前——一步——走!连长拖长了嗓门儿,发布新的口令。 于是,大约有一百个女孩向前迈出一步。这样,操场上就有了两条彼此等长的队伍,像一个巨大的等号。 大家都不知道连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充满人的操场显出了异样的安静,好像一片旷野。 连长又让我们继续报数。他稍微变了一下方式,不再是把我们分成一、二两组,而是让大家一五一十地报,然后命令逢五逢十的人向前迈一大步,好像农村赶集时挑选的日子。这时迈出向前的人显著少了,好像间过苗的庄稼,又被田鼠吃了一些秧苗,隔好远才稀稀拉拉地有一个人。 人们越发莫名其妙,连长当然不做任何解释。他按照自己的预定方针,继续发布命令,让站在队伍最前列的那排人,按一定规律报数,然后命令逢到某个特定号码的人向前迈步……几番操作下来,剩下的人越来越少,大家的好奇心也越来越强烈了。 现在,站在最前列的只有五个女孩子了。我很想看看都是谁,可是不行。连长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盯着我们,只要你稍微拧一下脖子,立刻就会被他发现。 连长走到我们面前,对着我们五个人,也对着操场上所有的女兵说,现在我宣布,站在最前列的这五名,光荣地被选为第一批奔赴西藏阿里的女战士。这是她们的光荣,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荣耀。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送她们走上共和国最高的国土…… 掌声暴风雨般地响起来,缠绕我们许久的问号,就被连长用这样宿命的方式,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 连长接着用毫无感情色彩的语调,念出其余人的分配名单,对谁都是一视同仁。 直到这时,我才有胆量偷偷斜了旁边一眼,哈!果平、小如、河莲都和我并排站着,还有一个瘦弱的小姑娘,站在队伍的尾巴上,她叫苏鹿鹿。 和朋友们在一起的狂喜,冲散了我不愿当卫生员的愁云。况且,我也想通了,即使我不被分配到西藏去,也很难保证能当上海燕。听天由命吧,也许我的命里注定,必须要在工作中见到许多呻吟的人。不管怎么说,就算上班的时候愁眉苦脸,下班以后可以和伙伴们开心一乐,也该知足啊。 解散以后,大家立刻把我们几个围起来,充满好奇之情,好像此刻的我们已和大家有了显著的不同。 我大叫,不要这样对我们虎视眈眈好不好?好像我们不是要到阿里去,是从阿里已经绕回一圈似的。 大家就笑起来说,毕竟你们是要到那么遥远的一个地方,仿佛去另一个星球。到了那里,千万记得要给我们写信啊。 我说,你们那么多人,我怎么写得过来?等我以后当了作家,写一本书,你们大家传着看吧。 大家就笑个不停,说这个家伙多么会吹牛啊。 连长走过来,大家的笑声立刻消失了,等着听他的指示。连长不看大家,单对我们五个说,现在,你们已经是西藏阿里边防部队医院的战士了,我们已经用电报通知了那里,那边工作很忙,要求你们立即上山。 我小声嘟囔了一声,为什么不用电话呢,那可比电报要快得多啊。 连长看着我,说,那里不通电话。我们只能用最简练的词句,把最多的内容用无线电波传递上去。 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吐了吐舌头。连长并不理睬我们的惊讶,也不看大家,只是对着我们五个人说,上山的路途艰难而遥远,你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领导方便,你们要选出一个班长来。 大家面面相觑。自当兵以来,凡事都是领导指定,今日为何民主起来? 河莲最先说出我们的心里话,选什么?连长看着谁合适,就让谁当呗! 一向说一不二的连长破天荒地缓缓说道,从现在开始,我已不再是你们的连长,你们已经完成了新兵的训练课目,就要走上工作岗位。希望你们能够记住这一段岁月,它是你们军旅生涯的开端。 大家的鼻子就有些酸,感觉到分手就在眼前。想想连长虽说严厉、偏心,但也有可敬可爱的地方。比如这一次分配,就并没有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做什么特意安排。他宁可用一种概率的方法来决定大家的命运。 我们伤感了一会儿,才发觉班长的人选问题并没有随着心情的变化而解决。小如最先打破沉寂,说,我看就选小毕吧。 我吓得大喊,不同意!不同意! 大家齐刷刷地问我,为什么? 我说,谁不知道班长是军队里最小的官啊,当不当的,实在也说明不了是否进步。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身先士卒是第一位的。我这个人,从骨子里就比较怕苦怕累,要是有别人给我做了榜样,带领着我向前,基本上还算一个服从命令的兵。要是想让我冲锋在前地起到某种表率作用,实事求是地说,我做不到。 大伙看我这副不堪重任的样子,也就不勉强我。但总得有个班长啊,连长等得不耐烦了,直搓手掌。我说,我提个人,你们可不能说我有私心。好不好? 大家说,真啰唆。没人议论你,快提吧。 我说,刚才小如提名我当班长,现在我再提她,好像有点互相吹捧的意思。我可真的是出于公心地认为,小如是班长的合适人选。她温柔细心,组织纪律性强,关心爱护同志,还爱给别人洗衣服…… 大家笑起来,说同意同意,就小如啦! 连长大手一挥,宣布说,奔赴西藏阿里的女兵班现在组建完成,还是由小毕担任临时班长。 走,到阿里去!我们五个女孩手拉起手。 06.糖衣氧气压缩片 上山了。 我们五个——小如、果平、河莲、鹿鹿和我,有幸成为西藏阿里的第一批女兵,开始向雪山之巅进发。 一个炎热的早晨,我们坐上了从平原到西藏去的军用大卡车。大车厢里载了许多麻袋,内装大米。坐在麻袋上,把脚像芭蕾舞演员一般竖起,插进麻袋的缝隙。汽车摇摇晃晃地在布满石子的路上向山上爬,像一只笨拙的绿毛龟。 人人脑袋上方,笼罩着一片绿色。不是天的颜色,是汽车篷布笼罩的效果。我们大呼憋死了,要求同行的老兵批准揭开这顶盖子,看看外面的风景。 透过篷布上的窟窿,你们尽管看,看个够。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没听人说吗?眼皮是世界上最大的物件,你只要睁着眼,有什么看不到的?同行的老兵懒洋洋地说。他是下山治病的,听说病还没治好,工作紧张,要他上山,所以,他闷闷不乐,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新兵连长把我们几个女兵交给他,委托照应,他好像不堪重负的毛驴,又被人强压了一捆柴火,愤愤地不爱理人。 我们只好像预备行窃的小偷一样,每人揪住篷布上的一个小孔,尽力向外张望。汽车颠簸着,大米麻袋不停地上下蹿动,好像一尊浑身长着硬颗粒的庞然大物,不甘心驮人,一有机会就想把我们从它背上掀下来。我被晃得肠胃错位,说,一会儿你们谁帮我一下?我打算改造一下座位,用几袋大米摞成沙发模样,虽说硌屁股,肯定比现在舒服得多。 同病相怜的女兵们精神一振,都说我主意不错。 胡说!老兵斥我。 怎么啦?我不服气。 你找死啊!上山的路,奇险无比,咱是摸着阎王鼻子走钢丝,你还想舒服?到时候一个急转弯,你的麻袋沙发砸下来,屁股倒是不硌了,整个人成了米粉肉!老兵慢吞吞地说着刻毒的话。 想想也是。我讨了个没趣,只得乖乖地坐着重新张望。车外是一片青翠的原野,有薄荷样的清凉味道弥漫在裹着黄沙的空气中。 要走几天,才能到目的地啊?有人问。 大家都默不作声,车里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一个人。可是此刻他眯缝着眼,好像已经昏过去了。 要是没什么意外的话,也就是说,不翻车,不遇上暴风雪,司机不得急病,车子不抛锚……六天。过了好久,当我们对获知答案基本绝望的时候,老兵瓮声瓮气地回答。 天哪,要走那么远的路!那还不到外国啦?要是能快点就好了,到了我就能给我妈妈写信了。鹿鹿说。她是我们之中最小的,肯定想家了。 老兵突然睁开眼,说,车走得那么快,有什么好的?还是慢点好,抓紧时间,好好看看,好好闻闻吧。他说得很认真,像是在传授什么秘诀。 我们四处乱瞧,耸动鼻子,但除了山峦和扑面的尘土以外,没发现什么特别的好味道。只好请教他,你让我们看什么闻什么呢? 看地。闻气。老兵很简略地说。 地有什么好看的呢?每个人都在地上生活了十几年,地就像我们的身体,早就熟透了。现在我们巴望的是早早到陌生的高原上去。至于空气,不就是一种无色无味风一样流动的东西吗?它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我们,鼻子里嘴巴里胸膛中都充满了它,从我们一出生就与之相伴了。 不得要领,只得继续请教傲慢的老兵。老兵这一回很健谈,好像一直在等着教育我们的机会,马上就要开始爬山了,当然,是汽车在爬,不是我们爬。但是都一样,你会觉得路在我们面前立起来,汽车像个铁猴子攀登。爬得高了,氧气就慢慢稀薄了,好像空气和冰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雪多的地方,空气就越来越少。 空气少了,是一种什么滋味呢?是不是就像感冒时,鼻子里堵满了鼻涕的感觉?大家纷纷议论。 不是那么回事。比起来,感冒就太舒服了。缺氧的感觉,就像有人掐住你的脖子,然后用鞭子赶着你在玻璃罩子里跑。你拼命张大了嘴呼吸,可是肺永远是空的……老兵若有所思地说。 这真是太可怕了。我们一个个煞白着脸,好像在听一个从地狱里回来的人讲旅游经历。 老兵是个很奇怪的人,当我们满不在乎的时候,他就吓唬我们。我们真的害怕了,他又变得大大咧咧。 我告诉你们一个治缺氧的好办法吧,百治百灵的……他很神秘地说。 啊,我知道的。一定是吸氧气了。鹿鹿的家里有从医的根底,抢先说道。 老兵有些泄气,但他很快恢复了指点江山的气概,说,你那是洋法子。荒山野岭的,到哪儿去找氧气筒?我说的是土方子,偏方治大病,你们知不知道? 我们怕他一生气,就不讲了,忙狠狠地瞪小鹿,齐声说,知道知道,偏方治大病。 老兵这才告诉我们,治缺氧最好的办法是——用背包带,喏,就是你们捆行李的那种,把自己的头紧紧地缠起来。记住,一定要用那根宽带子,窄的不管事。 我们目瞪口呆,果平第一个战战兢兢地说,那还不得把人勒死了? 老兵大不耐烦,说,我让你勒的是太阳穴那个位置,又没让你勒脖子,怎么就会死了! 大家想想也是,河莲说,是不是勒成日本浪人那副模样? 老兵说,日本浪人什么样,我没见过。反正这个法子治好了许多缺氧头痛的兵,信不信由你们。 我们赶快说,信信! 说话间,汽车马达发出很怪异的声响,好像是发动机得了肺炎,吭哧吭哧直咳嗽。老兵警觉地说,这就是开始爬达坂了。平原已经一去不复返。 我们从墨绿色的汽车篷布缝隙,注视着越退越远的平原,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变化就要出现了。 老兵谆谆告诫我们,今天到了兵站的时候,你们一定不可以跳下车就撒腿跑。因为身体根本不适应高原,你一剧烈活动,心脏的负担突然加重,它受不了,就罢工了。你就永远睡在第一个兵站了。 尽管老兵的口气很平稳,我们还是吓得不敢大口喘气。河莲似乎连笑也很节省气力,再不像往日那样哈哈个不停,只是小小地抿着嘴,好像旧时代的小姐。她不放心地说,如果背包带勒头不管事,怎么办呢?老兵很干脆地说,那就成烈士呗。阿里这地方就这点好,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只要牺牲在高原,就算是正经八百的烈士。说起来也有道理,要不是保家卫国,谁到这天边似的地方来呢。 我们都不想小小的年纪就成为烈士,因此,就很注意保养自己,大家话也不敢多说,软软地靠在大米袋子上,生怕一个微小的举动,消耗掉体内宝贵的氧气,悲惨地成了第一个用背包带勒头的人。 缺氧有一种轻度的麻醉作用,像喝了酒似的,晕晕乎乎。初次体验这种感觉的我们,以为它是晕车呢,并不在意。只是原来观看景色的眼皮,好像被糊了一层透明胶纸,你什么都可以看到,却觉得遥远而虚假。刚开始是冷漠地眯起眼帘,后来干脆昏昏欲睡,仿佛被人施了武林中的“麻骨松筋散”,大脑一片空白。 到啦到啦!老兵喊起来。 我们一惊,今天怎么过得这么快?老兵说,第一天登山的路,料到大伙都不习惯,特地安排得短些。以后甭想这么舒服了,晓行夜宿,早上摸着星星出兵站,晚上揣着月亮进兵站。对了,这还是在车子不闹脾气的好运气下。要是出了故障,另当别论,也许在冰达坂上蹲上个三天两宿,也正常。 老兵有个爱好,特别喜欢说不吉利的话,好像能从中感到极大的乐趣。 河莲撇撇嘴。那没说出来的话,我们都听到了——吓唬人呗! 老兵不傻,看出了我们的不以为然。他撩开篷布,一指兵站后面的小山,说,看到了吗? 兵站这个名字,很有点烽烟缭绕的边塞感,想象中该是庞大的屯兵之地,发生过“增兵减灶”之类的惊险故事。哪怕是军棋上的兵站,也有些不凡。谁一躲进去,就可避免炸弹的袭击。军长、司令也常常在内休养生息。可眼前的这几间低矮的小平房,冒着袅袅的炊烟,和普通的民居差不多,实在让人难以生出英武之感。至于兵站后面的小山,要不是老兵特意提示,根本就没人注意。一路上,这种貌不惊人的山梁,大约经过了几万座。 看到了。大家应付老兵说。 看到什么啦?老兵穷追不舍,好像诲人不倦的老师,课堂上提问没完成作业的差生。 看到一座普普通通的山。我们懒懒地答道。 谁让你们看山了?我让你们看的是山上的东西。老兵有些火了,脸皱得像汽车轮胎。 山上还有东西?我们很吃惊,幸好我们都是刚验过身体的新兵,视力绝对是雏鹰般敏锐,很快就看到了小山坡上的确有一些隆起的小土包,好像还有凋零的白花。 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坟。是一些像你们一样年轻、第一次上山的兵,没经验,觉得高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是一样地蓝,水是一样地清。他们不听招呼,低估了高原的杀伤力。有人因为憋了一泡尿,下了车就跑,啪,摔倒了,再也没起来,永远留在高原上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在上山的每一个兵站后面,都会看到一片铺满白雪的墓地。今天才是高原的边角,雪山的第一级台阶。假如你们要想在高原上活下去,必须对高原毕恭毕敬。你瞧不起它,它就让你拿命来向它赔不是。记住了吗?老兵这一席话,说得我们开始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兵率先下了车,铁拐李似的,走得极慢。我们按照他的样子,像旧社会的小脚女人,一步迈不了三寸。 西部夜幕落得晚,这天行程也短,此刻太阳在很高的山上悬挂着,像一只金羽毛的火鸟,灿烂而冷漠。果平说,啊,我对高原的第一个感觉是寂静,第二个感觉是寒冷,第三个感觉是空旷,第四个感觉是…… 老兵不屑地说,这里才三千多米,你就那么多的感觉。要是到了阿里,足有六千多米,你还不得弄个十来八条的感觉,累不累啊? 果平仿佛被人塞了一脖子雪,立时没了说话的情绪。我们慢慢走到食堂,默不作声地开始吃饭。主食是大米饭,菜肴因为一下来了这么多人,兵站措手不及,不及准备,就倒了半盆酱油,说用这个拌米饭,很好吃的。 我心说,这玩意儿黑不溜秋咸不啦唧的,倒在米饭里,能咽得下去吗? 嘿!真奇怪,舌头一上了高原,好像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竟然完全分辨不出食物的味道。米饭吃到嘴里,像一粒粒长着刺的锯末。酱油汁把米饭渗透到发红发黑的地步,也不觉咸,好像搅拌进去的是一种无味的特殊颜料。不过,胃比舌头可捣蛋多了,刚吃第一口,就想吐。 看我们眉头紧锁不动筷子,老兵大口咽着饭说,知道了吧,这就是高原的厉害了。它会变魔术。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放弃在平原上的许多怪毛病。吃东西,不是为了舌头,而是为了肚子,为了脑袋,为了胳膊腿……一句话,为了能在高原上好好地活下去,你必须得吃。别理舌头那个家伙,听它的,你什么也不想吃。更别理胃那个软溜溜的没骨气的玩意儿,它想吐,你愣吃,它也没法,吃进去就是胜利。 我们像吃毒药似的,每人填了半碗饭。甭管老兵怎么用眼光督战,还是义无反顾地撤离饭桌,到各自房间睡觉。躺进冷硬如铁的被子时,我最后一个动作是看了看宽背包带放在哪儿。 咳,也不知道明天早上,我还会不会在阳光下醒来?要是就这样“烈士”了,倒也不算太难受。我想着,很快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没什么独特的倒霉感觉,我甚至都有点失望了,高原不过如此。 但很快,我就知道自己小瞧了高原。它用大智若愚的绵长内力,慢慢地持久地消耗着我们,当到达海拔六千米的界山达坂时,猛地一变脸,发动了全面的攻击。 胸膛里吸进的好像不再是空气,而是一种黏糊糊的金属,沉重而压抑。肋骨好像变成了八脚章鱼,紧紧地箍着肺,让它没法像平日那般自由扩张。脑袋里装满了打火石,摇一下就金星乱冒。眼珠子胀得难受,恨不能把它抠出来,用冰凉的雪水擦擦四周,再安回狭小的眼眶。每个人都嘴唇青紫,好像刚刚吃完玫瑰香葡萄,葡萄皮没吐干净。 恰好这时,由于海拔太高,气压太低,汽车也犯了高原病,水箱开锅了,呼呼直冒热气,像个火车头。司机只好停车,到远处去背雪,赶快给发高烧的汽车降温,让它歇息一会儿才可继续赶路。 我们像些八十岁的老婆婆,颤颤巍巍地爬下车。虽然一上一下又要消耗不少体力,喘似多年的老气管炎病人,我们还是要站在雪地上透透风。 无垠的雪原环绕着我们。五个女孩互相搀扶着,站在巨大的高原中央,惊讶它无比的美丽和壮观。天蓝得让人误以为是深不可测的海底,一朵白云像沉睡千年的珊瑚礁,凝然不动地沉没在空中,喜马拉雅鹰像热带鱼一般翩翩而过,黑翅掀起的气流,使山影像浸在水里的绸缎般抖动不止。陡峭的山峰戴着白雪的桂冠,安然地屹立着,好像在打坐,思索着人世间的难题。在偏戴着的帽子顶端,镶着钻石般的冰川,阳光照耀下,折射出的无数根银线,几乎要把人的双眼刺瞎。精灵般的野马,用花瓣一样的蹄子,把山石敲打出紫色的火星,似岚气顺着山脊蜿蜒攀升,只把一条乱甩的尾巴,留在跟踪它的眼光里…… 我们呆呆地看着,缺氧使我们变傻,恍惚间觉得自己到了月亮背面,虽然极端荒凉,但美得令人不可思议。 果平掐掐自己的腮帮子,说,咦,我怎么不觉得疼?这是在梦里吧? 河莲很有经验地说,因为太冷,你脸上的肉都变成木板了,所以感觉不出疼。你可换种方式,比如用牙咬咬舌头,狠一点,才会见效果。 果平“呸”了她一口说,我宁愿相信自己是到了火星,也不愿把舌头咬出血。 河莲做出很无辜的样子说,我在脑子缺氧的情况下,还替你想出这样有效的办法,而你,真是不识好人心! 什么事都怕说,本来每个人都头痛欲裂,以为别人没感觉,就不好意思呻吟叫唤。现在有人开了头,大家就同仇敌忾地叫起苦来。 鹿鹿的头上早已绑了背包带,因为用力过大,额头勒得像个细腰葫芦,嘴巴被扯到耳朵根,好像她无时无刻不在嘲笑谁。她说,还偏方治大病呢,我的脑袋都捆成炸药包了,一点用也没有。 果平说,真想把肺从肚子里掏出来,邮寄到平原去,让家里人给灌饱了氧气,再寄回来。 河莲说,那可得挂号。要是万一寄丢了,你不就成了有心没肺的人了? 沉稳的小如说,我有一个设想…… 大家就都很感兴趣地凑过来,要知道在这里冒出来的设想,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别的地方海拔哪儿有这么高! 小如说,我想制造一种氧气压缩片。小小的,白白的,很洁净的样子。含在嘴里,甜甜的,用舌头一抿,就有清凉的氧气从牙缝中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呼吸到肺里,肺就像海上的风帆一般,张开来,像白蝴蝶一样,所有缺氧的难受就都消失了。 我们听着,都无限神往地舔着嘴唇……可惜啊,嘴里翻腾的都是昨晚上的酱油泡米饭滋味,小如的氧气压缩片只是一个梦。 老兵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听了我们的谈话,说,氧气可以压缩到瓶子里,关键时刻真的能救命呢。压成片,没听说过。就是能行,也不能做。太危险了。比如,你兜里装了许多氧气片,要是经过炉子旁边,会呼地一下烧起来,爆炸起火…… 我们掐着自己的太阳穴,困难地思索着老兵的话,在高原上,神经的传导也像蜗牛一般磨蹭。半晌之后,我们在心里强烈地反驳他:老兵,你也太没点想象力了。难道不能在氧气压缩片的外面,裹上一层保护用的红色糖衣,让它像巧克力豆一般美丽吗?揣着它穿过火焰的时候,至多是外皮有一点发黏,并不会影响使用。需要的时候含在嘴里,轻微的香甜过去之后,糖衣融化完,就一定会有带着薄荷味儿的氧气,像雨后森林的风一般,源源涌出。 07.黑白拂尘 抵达阿里,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头几天,领导上照顾我们,说是不安排工作,让安心休息以适应高原。我们住在医院最暖和的房子里,清闲得像一群公主。 一天早上,我走出房门,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庞然大物卧在雪地上,目光炯炯地面对着我。它眼若铜铃,身披长毛,威风凛凛地凝视远方,丝毫也不把寒冷放在心上,好像身下不是皑皑的白雪,而是温暖的丝绵。它一动也不动,仿佛一堵古老残破的褐色城墙。长而弯曲的犄角,散发着不可抗拒的威严。 天哪!这是什么?我小声喊道。原本是想大叫的,只是突然想到若是一下子惊动了这猛兽,它还不得用舌头把我卷上天空,然后掉下来摔成一摊肉泥!声音就在喉咙里飞快地缩小,最后成了恐惧的嘟囔。 声音虽弱,但受了惊吓的慌张劲儿还是成色十足。河莲一边用牙刷捅着腮帮子,一边吐着泡沫从屋里走出来说,一大清早,你瞎叫什么呀?好像撞见了鬼? 我战战兢兢地指给她看,说,比鬼可怕多了。鬼是轻飘飘的,可它比一百个鬼都有劲儿! 河莲顺着我的手指看去,眼光触到怪物,大叫了一声,哎哟,我的妈呀,肯定是牛魔王闯到咱们家来啦!说罢,吐着牙膏沫子逃向别处。 本来我想河莲会给我壮个胆,没想到她临阵脱逃。我偷着瞅了一眼怪物,只见它的大眼睛很温驯地瞄着我们的小屋,并没有露出恼火的神色。过了半天,它沉重地眨了一下眼皮,就又悠然自得地注视远方去了。 我屏住气,悄悄地走近它。只见它浑身上下都是尺把长的棕黑毛,好像裹着一件硕大的蓑衣,连海碗大的蹄子上方也长满了毛,像毛靴一样把自己保护得严严实实,难怪它对酷寒无动于衷,没准儿觉得像乘凉一般舒服呢。连它的尾巴也不同寻常,不似水牛、黄牛的,只是小小的一绺儿,在屁股后面抽抽打打地赶蚊蝇,好像苍蝇拍一样。这家伙的尾巴是蓬蓬松松的一大把,好像一只同样颜色的小松鼠顽皮地蹲在它身后。我正看得带劲儿,它突然不耐烦起来,挺起胸膛,大大地张开嘴巴,我看到雪白的牙齿和红红的舌头,一股淡黄色的热气喷涌而出,好像它的嘴巴是一个即将爆发的火山口…… 更可怕的事还在后面,从它粗大得像水桶一般的喉咙里,发出了震撼山峦的吼叫。 我被这叫声吓呆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声音大,像它这么大的体积,吼声震天是意料中的事。令人惊异的是它的叫声太像猪了,好像宇宙间有一大群猪八戒,接受了统一的口令,齐声高歌。 我看着发出猪叫的怪物,它也很得意地看着我,好像在说,对,就是我在叫。怎么样啊?真正的猪也没我叫得像吧? 震耳欲聋的猪叫声把老蓝给引出来了。老蓝是医院里最老的医生,有一种爷爷的风度。他一看我和怪物对峙的局面,忙打了一声奇怪的呼哨。那怪物好像听到了同伴的召唤,慢慢爬起来,恋恋不舍地看了我们一眼,向远处的深山走去。 老蓝说,你这个女娃胆忒大,知道它是什么吗? 我说,知道。它是野猪。 老蓝说,错啦!它要是野猪,你还能安安生生地在这儿跟我耍贫嘴?它是牦牛! 我说,野牦牛? 老蓝说,它是家牦牛,你没看它挺和气的,我一发出牧人的信号,它就找自己的伙伴去了?野牦牛的脾气要比它大得多,一不高兴,就会用犄角把你的肚子顶出两个透明的窟窿。 我说,老蓝你没搞错吧?它的叫声分明是猪啊。我小的时候,在我姥姥家住过,猪圈就在窗户根底下,每天不是公鸡打鸣报告天亮,而是猪像闹钟一样准时把我叫醒。我可以证明,我们平常说猪是懒惰的动物,真是冤枉了它。猪是很勤快的,起得可早了…… 老蓝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啰唆,说我在西藏喝过的雪水,比你过的河都多。你看见过长角的猪吗? 我一下子傻了眼。是啊,古今中外,还真没听说过猪长角。 老蓝说,牦牛是一种特殊的牛,老在寒冷的高原住着,它们身上的毛就越长越长,恨不能拖拉到地上,变成一件毛大氅。它的叫声像猪,老乡就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小名,叫作“猪声牛”,其实,它和猪没有一点关系,是地地道道的牛科反刍动物。别看牦牛长得挺吓人,其实,它的脾气最好,而且特别能吃苦耐劳。早年间西藏没有公路不通汽车的时候,牦牛就是最主要的运输工具,被人赞为“高原之舟”,和骆驼属一个级别的。牦牛奶也很好喝,颜色是淡黄的,营养价值特别高。牦牛的肉也很好吃,因为它经常跋山涉水的,瘦肉多,一点也不腻。它的毛非常结实,细的可以用来纺线织牦牛绒的衣服,暖和极了。粗的毛可以搓绳子,擀毡,制帐篷……牦牛简直浑身都是宝。对了,它的油更是好东西,能打出上好的酥油茶,那个香啊……还有牦牛血,提神壮胆…… 老蓝说得得意起来,有滋有味地咂摸着,好像酥油茶抹了一嘴唇。 我刚开始听得很起劲儿,到了后来,忍不住说,老蓝,你怎么老说吃牦牛的事啊,都是高原上的生物,多不容易啊,为什么不让牦牛越养越多,漫山遍野? 老蓝说,你这个女娃的想法怪。牦牛养得太多了,你让它们吃什么?高原上只有很少的地方能长草,牦牛的舌头一舔过去,地上就秃了。 想想也是,我只好为牦牛的命运叹了一口气。 这时河莲走来,说,那个可怕的家伙跑了? 我说,河莲,如果发生了战争,我断定你是个叛徒。 河莲说,你可冤枉了我!你以为老蓝是自发来的吗?那是我呼叫来的援军,我陪着你死守有什么用?还是老高原有办法。这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啊! 老蓝趁我们俩斗嘴的工夫,回到自己的房间。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柄雪白的拂尘。它长丝垂地,根根都像精心锻造的银线笔直刚硬,拂动晨风,令人有飘飘欲仙之感。 我和河莲看傻了,觉得老蓝一下子变成了观音菩萨的化身,手持拂尘,仙风道骨,超然脱俗。 老蓝当然还是那个倔老头儿的模样,关键是他手中的那柄拂尘,像精彩的道具,让老蓝摇身一变,使人耳目一新。 您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河莲问。 老蓝得意地一挥拂尘,轻盈地旋转了一下,原先聚在一起的银丝,就像一把白绸伞,缓缓地张开了翅膀,绽成一朵白莲花,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晶莹剔透,神奇极了。 我和河莲还没来得及表达惊叹,老蓝就把这美丽的白伞高高举起,重重地抽在自己身上,于是,一股黄烟从老蓝油脂麻花的棉袄上腾起,好像在他身上爆炸了一颗手榴弹。高原上的风沙大,大家都是“满面尘灰烟火色”,衣服更成了沙尘的大本营。这柄拂尘好像鸡毛掸子,把灰沙从衣服布丝的缝隙里驱赶出来,抖在空气中,化成呛人的气流,随着寒风远去。老蓝用短短的胳膊挥着长长的银丝,围着自己圆柱形的身体,反复抽打着,直到把浑身打扫得如同河滩上一块干净的鹅卵石。 老蓝表演结束后,看着我们说,怎么样? 这是从哪儿搞来的?河莲不理老蓝的问话,追问感兴趣的话题。 老蓝说,是牦牛的尾巴啊。 我和河莲惊得几乎跳起来,说,牦牛的尾巴能做拂尘? 老蓝说,正是。你们不是亲眼见了吗! 我们又问,哪里有白牦牛啊? 老蓝得意起来,说,白牦牛就像白蛇白猿一样,非常稀少。我在西藏多年,只碰见过一头白牦牛,浑身上下像是雪捏的。 你就把它的尾巴活活给割下来了?我战战兢兢地说。 不是我给割下来的。是我让牧民在这头牦牛老死的时候,把它的尾巴给我留下来,做个纪念。老蓝很认真地更正。 我从老蓝手里接过牦牛尾巴做成的拂尘,它仿佛有神奇的法力,扑打出那么多的灰尘,自己还是洁白如雪。想到它曾是一头巨大生物的尾巴,每一根银丝都好像具有灵性,在阳光下抖得像琴弦,我不禁肃然起敬。 我央告老蓝,你去对牧民说说,让他们也送我一条牦牛尾巴。 老蓝说,一个女娃,勤洗着点衣服,身上哪有那么多土?实在脏了,找条手巾拍打拍打就是。一头牦牛只有一条尾巴,拂尘,难搞着呢。 我说,我不是要拿它掸土,是要把它挂在墙上。 老蓝说,干啥?当画? 我说,留个纪念。以后我回了家,会指着它对别人说,知道这是什么吗?它是牦牛啊!一个尾巴就这样震撼人心,要是整个现出原形,庞大得会让你腿肚子朝前。 老蓝说,你这么一说,我这个白牦牛尾巴也不用它掸土了。牦牛毛虽然很结实,也是掉一根少一根。掸土时再精心,也免不了伤了它。从今往后,我就把这牦牛尾巴当宝贝藏起来。探亲的时候拿出来,人家还以为我是从南海观音那儿借来的呢! 河莲一撇嘴说,谁那么傻!仔细闻闻,您这个掸子,牛毛味儿大着呢! 老蓝听了,真就把牦牛尾巴托到鼻子跟前,像猎犬那样闻个不止。我和河莲哈哈大笑起来,因为雪白长须挂在他的下巴上,太像唱戏的老生了。 老蓝说,嗯,是有点膻气。怪我当时洗得不干净。 河莲凑过去说,老蓝,我给你再洗洗怎么样?用我洗头发使的胰子,保证让您的牦牛尾巴从此香得跟茉莉花似的。 老蓝摆手说,那倒不必,东西还是天然味儿的好。你这个女娃心眼儿多,手脚勤快。不过,我看你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人,说吧,有什么要求我办的事? 河莲说,老蓝你真是火眼金睛,怎么一下就把我看穿了呢?我要办的事一点也不复杂,就是你给小毕搞牦牛尾巴的时候,顺便给我也剁下一绺儿。 我说,河莲,你怎么抢我的? 河莲说,不是抢,是分个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无伤大雅。 我说,我的牦牛尾巴被你砍去一半,只剩下电话线粗细的一小撮儿,成什么样子?人家没准儿以为是马尾巴呢! 河莲说,那就叫老蓝多给我们弄些就是了。 老蓝气得说,谁答应你们啦?还闹起分赃不均! 我们又赶快哄他说,咱们换工吧。你若是给我们搞来了牦牛尾巴,我们就给你洗衣服。 老蓝脸色像夏天的雪山,有了一丝暖气,说,那好吧。一根牦牛尾巴合一件衣服。 我和河莲大惊失色,说老蓝你太黑!一柄拂尘少说也有几千根牦牛毛,这样洗下去,十个手指头还不搓得露出骨头来! 老蓝微笑着说,我的意思是,我给你们每人一柄拂尘,你们只需为我洗一件衣服即可。 我很惭愧,觉得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河莲到底深谋远虑,说您让我们洗的那件衣服,该不会是皮大衣吧? 老蓝说,普通的外衣,就是脖领上的油泥稍厚了些。 事情就这么说定了。老蓝是个说话算话的人,当我们催他把外衣赶快送来时,他总是不好意思地说,牦牛尾巴还没搞到,还是以物易物好,我不喜欢拖欠。 一天,老蓝提着麻袋来了,往地上一倒,一团黑白夹杂的毛发滚到地上。河莲说,天哪,简直像谋杀案里的人头。 老蓝说,这就是牦牛尾巴,剩下的事我就不管了,你们俩自己分吧,互相谦让着点,别打起来。 河莲说,老蓝你没有搞错吧,这团毛黑白相间像围棋子似的,是牦牛尾还是荷兰黑白花的奶牛尾巴? 老蓝说,你想得美!娇气的荷兰奶牛若还能在这海拔五千米的高原活着,挤出的就不是牛奶,而是牛骨髓了。这是地地道道的牦牛尾。 河莲说,那为什么不是白的? 老蓝说,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纯白牦牛极其少见,这种黑白交叉的也不多,算稀有品种呢。最大路的货是褐色的,还有黑的,没掸灰呢就显出脏,不好看。 我们只得谢谢他,然后自己开始洗涤和分割牦牛尾巴。 先用清水泡,再用碱水反复搓洗,最后用洗发膏加工,在阳光下晾干。直到抖开时每一根尾丝都滑如琴弦,柔顺地搭在我们的胳膊上,像一道奇特的瀑布。 河莲说,它黑的黑、白的白,好似中老年人的头发。虽说是珍稀品种,终是不大好看。我想,咱们能不能把黑白两色分开,一个人专要黑的,另一人专要白的。要知道有一句谚语说,单纯就是美。 我晓得河莲是很有谋略的,赶忙先下手为强说,那我要白的,你要黑的。 河莲说,我想出的主意,却被你占了先。好吧,谁让我年纪比你大呢,让你一回吧。 我们于是找来外科专用的有齿镊子,一根根地从牦牛尾皮上往下拽毛。河莲把黑色的归成一堆,我把白色的拢在一起。尾毛长得很牢实,像一根根长针扎进皮里,拔起来挺费力气的。但是一想起我们每人将有一把纯色的拂尘,我们干得还是很起劲儿,一边干一边聊天。 你说人的头发,除了黑的白的以外,还有灰白的。牦牛尾毛要么油黑,要么雪白,怎么就没个中间色的呢?我说。 人的头发从黑变白,是渐渐老了呗。这头黑白相间的牦牛,是天生的,所以不变灰。河莲解释。 我说,这头牦牛并不老,就死了。想起这个,我心里有点难过。 河莲说,牦牛死了,尾巴留给我们。它的尾巴那么美丽地活着,它就没死。 我说,人死了以后,也该有点美丽的东西留在世上啊。 河莲说,是啊。我们一定要给人间留点什么,才不算白活过。 正说着,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牦牛毛拔下来以后,我们有什么法子,再把它做成一柄拂尘? 普通的拂尘制作工艺很简单,把长着牛毛的尾皮,直接钉在一根木柄上,在木柄上画点花草,再涂上一层清漆,就大功告成了。可是脱离了皮的毛,怎么钉在木柄上? 也许在特殊的工厂里,可以把单根的毛发,用强力的胶水粘到布或皮革上。但在荒凉的高原,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河莲捶胸顿足,懊悔自己智者千虑,有此一失。不过,她很快恢复了镇静,说,事已至此,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我忙问,什么办法? 她一字一句地说,把所有揪下的尾毛,都扔了。 我说,这算什么办法呢? 河莲说,而且永远不对别人说。咱们实在太蠢了。 我们沿着狮泉河走,把撕下的牛尾毛,挽成两个大大的毛圈,抛进清澈的河水。它们像两位黑发与白发美女的遗物,打着旋儿飘荡着,半个环浸入水里,半个环挂满阳光和风,好像水下有两只巨手托举着它们,缓缓地浮沉,漂向远方。 由于失误,剩下的牦牛尾巴再裁成两份,就比较单薄了。我们只有在木柄上多下功夫,精心打磨,请了画画最好的人,为我们各画了一幅雪山风景。别人见了,都说我们的牦牛拂尘,小是小了一点,但十分精致。 心情总算好起来。河莲突然又叫道,糟了! 我摸着胸口说,河莲你别一惊一乍的,我算叫你吓怕了。又有什么糟糕事? 河莲说,我们俩的牦牛尾巴是来自同一条牦牛,不但颜色是一样的,连毛发的根数都几乎相等,木柄也是同一个人画的,除了咱们两个以外,别人怎么能分清哪个是你的、哪个是我的? 我说,哈!这算什么事啊。你忘了咱们俩有一个巨大的区别了? 河莲说,是什么? 我说,你家在南方,我家在北方,我们以后把牛尾拂尘挂在自己家的墙上,隔了十万八千里,哪里会弄混! 河莲说,我真是糊涂了。这世上是没有两头一模一样的牦牛的,像我们俩这种黑白相间的拂尘,注定也只有这两柄。以后,无论我们到了什么地方,都会记得这头牦牛,都会记得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08.回字形银饰 头发和女孩有着不解的缘分。 果平梳的是长辫子,她的头发可真好,在被雪山冰川反射的强烈阳光下,会发出蓝缎子似的闪光,让人以为她在头发里偷偷抹了纯蓝钢笔水,秀发才能幻化出这样美丽的色彩,羡慕死人了。 小如人长得很甜,特别是右嘴角上方生着一个深深的酒窝,在她笑的时候,里面放一颗圆圆的药片,会妥帖地跟着她的笑容旋转,一定不会掉出来。可惜她的头发不争气,又稀又黄,好像大旱之年贫瘠山坡上的三类苗。 河莲的头发和她的长相一样,居中。就是说,不怎么好也不怎么坏,发质不黑也不黄,数目不多也不少,发际不高也不低,整个是沧海一粟芸芸众生的代表。 不过,除了女孩子自己,没人知道我们的头发是什么样。这是一个大大的秘密。当兵的人不能把头发露在帽子外面,好像那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军规要求把每一根头发都藏在军帽里面,据说是为了打仗时行动方便。我总想不通,打仗嘛,较量的是武器和智慧,关毛茸茸、乱蓬蓬的头发什么事? 我从小剪短发,关于头发的军规,对我的影响倒是不怎么严重,甚至还有好处。不管发型如何杂草丛生,只要把像个鸭蛋壳似的帽子往脑袋上一扣,就像罩上了变魔术的黑斗篷,没人知道里面是啥货色。你尽可以瞒天过海地三天不梳头,让头发自由自在地乱成鸟窝。当然啦,你要在帽子的边缘下些功夫,尽可能地把所有不听指挥、张牙舞爪预备伺机蹿出帽圈的发丝严格围困起来,使它们不得擅自行动。这个过程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有一定难度。短发不易将整个帽子填满,虚虚囊囊的空帽袋,就像装泡沫塑料的盒子,一遇大风,很容易飞走。 帽子被刮跑,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灾难在眨眼间降临,根本没有任何先兆,仿佛空气中有一根魔杖,轻轻一挑,久存反叛之心的帽子,就像优秀的三级跳远选手,听到了比赛的口令,兴奋而轻盈地一跃,嗖地一个腾挪就蹦上了屋檐的高度。它还算讲义气,略微停留一下,转过身来看你一眼,算是和往日的主人依依不舍地告个别。接下来的动作就是跃上云端,风筝一般义无反顾地向着蓝天飞去,寻找无拘无束的自由去了。最后一个姿势简直优美绝伦,腾云驾雾地在半空中翻着跟头,飞快地旋转着,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像哪吒的风火轮,凝成一个黑点,消失在雪山背后。 这种干脆利索的丢失,还算痛快的。最可恨的是帽子和你逗着玩,并不是一开始就飞得无影无踪,好让你干脆死了心。它装作漫不经心地在地上散步,不急不缓,距离你始终只有一步之遥,诱你快步去追。每次在胜利即将到手的一瞬,它仿佛被咒语保佑,猛地往旁一闪,打一个滚,灵巧地逃开了你的手指尖。你不灰心,继续追下去,帽子就像一个小偷,躲躲藏藏又机智无比,在你就要把它追捕归案的时候,旱地拔葱一跃而起,飘悠悠迂回到一侧,成功地躲避了缉拿。你若追得狠了,它干脆耍开了无赖,专往陡峭的山壁或险恶的河面上跑,滴溜溜地好似滚动的圆盘,让你眼睁睁地看着它逍遥法外,无可奈何。 司务长,我的帽子丢了。因为每人只有单、棉帽各一顶,丢了就没有替换的了,只好马上报告,以便补发。 帽子怎么又丢了?司务长不耐烦,这已是今天上午第三个要求补发帽子的女兵了。 叫大风刮跑了。小如如实汇报。今天外面的风特别大,山都给吹得摇晃起来了。小如补充说明,以求得司务长的同情。 司务长被补发帽子的申请搅得手忙脚乱,没好气儿地说,风大有什么稀奇的?这里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是从一月一号到六月三十号。下一次是从七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别人都不怕,就你们这几个女兵事多,要是打起仗来,还不得把枪都丢了?被服库又不是你们家的小皮箱,丢了手心向上就领新的,你们倒方便!照这样下去,军需仓库就要底儿朝天啦! 要依我的性子,就得和司务长吵起来。我就说,哼!仓库也不是你们家开的,帽子是被风抢走的,你有本事,找风发脾气好了。 小如比我有涵养多了,她微微一笑,酒窝就在面颊上旋起来,缓缓地说,司务长,今天的风力足有十级,我们也没长飞毛腿,也不是会翻筋斗云的孙悟空,哪能追得上风啊? 司务长的脸色好看了一点,说,你们也太笨了,怎么连自己头上三寸之地的一顶帽子也看不住? 说得我们不好意思。想想也是,都是一样的人,怎么人家的帽子就服服帖帖地粘在脑瓜上,偏我们的帽子好像是属车轱辘的,总是跑个不停。直着身子挨完司务长的训,领了新帽子回到宿舍,小如一声不吭。 我说,还难过呢?我有法子报复这个爱耷拉驴脸的司务长。人吃五谷杂粮,我就不信他不生病。等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是你我的天下了。别看他现在闹得欢,那会儿就再逞不了强。让我们一齐诅咒他得一场不轻不重的病吧!咱们就可以板起脸,狠狠地训他一顿了。 我沉浸在想象的报复快乐里,几乎笑出了声,小如还是闷闷不乐的样子。我说,你到底怎么了? 小如说,我在想,为什么我们的帽子总爱丢? 河莲说,可能山爷爷是个帽子爱好者,头上光秃秃的怕感冒,自己想戴又没人发给它,它的脑袋太大了,只好把我们的帽子收了去救急。 我说,不对啊。山爷爷是个老头儿,可我们的帽子是女式的,岂不阴阳倒错? 小如茅塞顿开说,小毕,你说得太对了! 我大叫,哪儿太对了啊?我怎么一点也听不明白! 小如兴奋地比画着给我解释,男式帽子和女式帽子是有区别的。我们的帽子又浅又大,像一只浅浅的碟子倒扣在头发上,当然不牢靠,所以,很容易被山风卷走…… 我打断她的话说,就算你搞得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也丝毫没用。被服厂不会为我们这几个雪线上的女孩子,特制出带胶水的抗风帽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后看到司务长的时候多赔几个笑脸,只求下回训我们的时候嗓门儿小点,就阿弥陀佛了。 小如不再理我,埋头翻自己的包袱。战士一般没箱子,连手提袋也没有,所有的家当都储存在一块白布打起的包袱里,可在十五分钟内收拾好所有的东西,出发到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 我突然看见小如从包袱里掏出一枚黑黑亮亮的物件,细长如针。那时谁的包袱里有什么稀罕东西,大伙都了如指掌,这玩意儿却是我从来没注意到的,不由得好奇。待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根发卡。小如把头发和帽子用发卡别在一起,固定在头上,帽子就像土里长出的蘑菇一般牢靠,再也不怕被山风掠去。 可惜只有小如有发卡,是她从平原来的时候,偶然放在包袱里的。别人就没有这样好的运气了。想去买吧,山上的商店根本料不到女孩子们还会有这种特殊遭遇,从来没备过这货色。于是大家纷纷给内地的亲人写信,让他们十万火急地寄黑发卡到高原。家里的人倒是关怀备至,行动很快,赶紧四处采办。那一段时间,我们格外关心军邮车上高原的日子,接到家信的第一个动作,是先隔着信封摸摸捏捏,看里面掖没掖着火柴梗粗细不折不弯的硬物。有了就高兴,没有就噘嘴,埋怨遥远的亲人太不拿我们的迫切要求当回事了。有一天,果平笑得前仰后合,慷慨地说要分给我们每人一包发卡,足够把头发和帽子钢铁般地焊在一起。因为她家给她寄来了一个包裹,包内有何物一栏里,赫然填写着:发卡。想想吧,整整一包发卡,那是怎样激动人心的事!足足够我们全体用一百年!迫不及待地拆开一看,大家顿时傻了眼,果平简直要哭出来。发卡美丽而脆弱,是塑料制成的。 本来黑发卡也不是什么稀罕物,便宜得一毛钱买一板。可那时有一位人物讲话说,妇女用的发卡是钢丝做的,一年要消耗多少吨钢……这句话以后,全国就不造钢丝发卡了,一律用塑料制品代替。也许在平原还可凑合,高原的严寒中,塑料如纸,一碰就碎,哪能担当把帽子和头发紧紧地别在一起的重大使命! 大家依旧愁眉苦脸,继续沉浸在帽子随时飞上天的恐惧中。只有小鹿的日子稍微好过一些,因为她妈妈把自己以前用过的旧发卡寄了来。拆开信的时候,发卡上还挂着一根头发,可以想见老母亲是多么匆忙地把发卡从自己头上拔了下来,以满足高山上的女儿。因为两代人用的时间太久,钢丝发卡上的黑漆都磨光了,露出银亮的本色。小鹿的帽檐边,远远看去,好像斜插着一根针。 小如看着小鹿,突然说,我有办法了。她跑到司务长那里,说我要领一包曲别针。司务长对所有要领东西的人都抱有戒心,他警惕地问,干什么用? 各部门司务长都是些婆婆妈妈的小气鬼,也不知他们是因为格外小气才当上了司务长,还是当上司务长才变得格外小气?反正这个职务有危险的传染性,能让所有坐这把交椅的人,都既吝啬又爱刨根问底。 小如不肯正面回答他,只是说,明天你就会看到这些曲别针干什么用了。 司务长嘟囔着,用不完,可记得给我拿回来啊! 第二天,在高原的蓝天和白云下,每个女兵的帽子和头发间,都别了一枚崭新的曲别针,它“回”字形的轮廓,大部分别在发丝里,小部分露在帽子外,仿佛一种美丽绝伦的银饰,在雪域的阳光中,闪闪发亮。 山风依旧肆虐地逞凶,只是它再也无法把我们的帽子掳去,只得打着呼哨,愤愤地把远山的雪雾卷起来,从空中撒向峡谷。 高山的帽子,永远是皑皑的积雪。 09.灵魂飞翔的地方 高原上的卫生员没有正规的课堂,几乎像小木匠学徒一样,由老医生手把手地教。医学这门学问,不太适合自学。你没法在病人身上做试验,基本上不允许反复的失败。你付出的是时间,就算辛苦点不在乎,但病人付出的是血和生命,没法一而再,再而三地让你演习。 为病人做臀部肌肉注射时,老医生总是叮嘱:小心啊,千万别把药打到坐骨神经上,万一打错了,病人就会一辈子下肢瘫痪! 想想吧,多可怕!你随意挥洒,几秒钟的一个动作,就让一个人永远站不起来了,吓不吓人?但这根绞索似的坐骨神经究竟在什么地方,谁知道?你去问老医生,他会说,书上写着呢,自己看去吧!可你翻开书一看,那张人体解剖图上,蛛网似的血管神经,画了几十上百条,好像一张军用地图。坐骨神经只是细细一根,从肌肉中央穿过。臀部——活人身体里这个每天牢牢坐在凳子上的大部位,在书上缩成了乒乓球般的一个简图,埋伏在其中的纤弱神经,头发丝一般,无法想象它的真实模样。更不用说在解剖图谱的下方,还一本正经地注释着:神经走向可有变异,本书仅供参考。 简直让你没法相信它。 老医生还形容说,万一把针戳到坐骨神经上,你会有竹扦子扎在粉条上的感觉,这时候悬崖勒马,虽说有损失,还来得及弥补。所以,每次打针的时候,都要高度警惕。 我们紧追着问,那粉条是粗的还是细的?绿豆粉还是红薯粉?竹扦子是毛衣针那样的,还是穿糖葫芦那种竹棍? 老医生拉下脸来,说你们这帮女孩子怎么这么啰唆,不知道,不知道!医生的嘴、护士的腿,这种事问老护士去! 老护士的态度倒是不错,可惜只有他一个人碰到过类似的危险情况。他说,注射的时候,碰到病人像弹簧一般跳了起来,结果针头断在肉里面,幸好针只扎进去了一半,根部还像刺一样露在屁股外面。忙过来了几个人,把病人像犯人一样按住,赶快用止血钳揪着针尾,好歹把针拔了出来。他抚着胸口说,那一回,吓得我真魂出窍。 我们很感兴趣地问,是扎在坐骨神经上了吗? 老护士说,谁知道?也许是扎在病人的脑神经上了,要不他怎么会大叫一声蹦起来? 我们锲而不舍地追问,有竹扦子扎粉条的感觉吗? 老护士心有余悸地说,忘啦!忘啦!哪儿有那么复杂精细!不过,从那以后,我看见屁股就害怕,打针的时候,尽量往臀部的上方和外方打,那里似乎离坐骨神经最远。 我们趴在图谱上对照,发现老护士说的是一条真理。坐骨神经长得再怎么变异,也不会长到臀部的上外方去。那里像马路上的安全岛,是一个保险地带。 我们照方办理,而且不断发扬光大。直到有一天,老医生对我们说,我给病人开的医嘱是臀部肌肉注射,可你们把针戳到病人的腰眼上了。 我们引经据典地说,那儿没有坐骨神经。 老医生严厉起来,说,那儿有肋间神经! 我们也气起来,说,这神经那神经,谁知道神经是个啥玩意儿?总有一天,大家非要发神经! 老医生就愣在那儿,自己先发起神经来。 再比如说学习眼睛,老医生在墙上挂了一张彩色图,说是眼球的横剖面。就是说,用一把又薄又快的刀片,沿着眼球的横轴,向着颅骨方位切下,然后绘出图来。图倒是挺好看的,花花绿绿,最上面是一座弯弯的拱桥,好像苏州园林建筑。据说那就是虹膜。不过,拱桥下面可没有小巧的木船和长长的流水,是一团电线似的黄斑,按照图上的标志,那是视网膜最灵敏的区域。 我隔着眼皮按了按很有弹性的眼珠,对照着这张神秘莫测的图,实在想不通,滴溜溜圆的眼睛,怎么变成了一座五彩的拱桥。 我同老医生谈了自己的感想,他吹胡子瞪眼地说,你的几何一定不好,没有空间想象力。 我说,那你别让我当卫生员好了,我正不想干这个呢!爬电线杆子不需要空间想象力,本来就在空间里。 老医生被我呛得没话说,若有所思。 有一天,老医生对我们说,你们愿不愿意上一堂人世间最真实的解剖课? 我们齐叫,当然愿意。 老医生说,那就要不怕吃苦,不怕受累,不怕爬山,不怕血…… 果平说,那是上课还是打仗?怎么比拉练还艰难? 老医生说,算你猜得对。我们就是要到高高的山上去解剖。说穿了,是一种简易的天葬。 天葬是当地兄弟民族的风俗,人死了,请天葬师把尸体背上专门的天葬台,用特制的工具,把肉身分解成无数小块儿,飞翔的兀鹰就把分散的人体,噙向高渺的天空…… 我们说,你会天葬吗? 老医生说,我不会。现在情况特殊,天葬师都找不到了,无法实施正规的天葬,我可以通过解剖,达到和天葬同样的效果。我已经和病人的家属商量好了,由我安葬他们逝去的亲人,尽量达到天葬的效果,他们同意了。 我们战战兢兢地说,什么时间? 老医生一字千钧,说,明天。你们除了可以看到坐骨神经和眼球的构造,还可以看到真正的恶性肿瘤。 那一天晚上,我们都睡得很不安宁,总像有一双铺天盖地的灰色翅膀,毛茸茸地抚摸着我们的头顶。 早上起来,小如穿上高筒毡靴,戴着口罩,佩着风镜,从头武装到脚。河莲笑她,你这是上解剖课,还是去疫区作战? 小如说,这样,我的胆子就会大一些。 死者是一个牧羊人,得的病是肝癌。病故后,家属本着对解放军的高度信任,把亲人的遗体托付给金珠玛米3,由医生安排。家中活着的人,就赶着羊群向远方走去。老医生拿出一副担架,对我们说,把尸体抬到上面去。 我们七手八脚行动起来。逝者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汉子,瘦骨嶙峋。我们把他从太平间请出来,安放在担架上,再把担架抬进解放牌大卡车车厢。 司机也是第一次执行这种奇特任务,说,开哪儿去? 老医生说,很简单,开到最高的山上去。 司机说,那可办不到。咱们这里最高的地方是喜马拉雅山,爬上去的人都是登山英雄,汽车绝对上不了。 老医生说,我的意思,是把车开到附近公路能够到达的最高海拔。 司机说,明白了。反正我就一直往前开,开到汽车不能走的地方,我就停下来。 担架蒙着白单子,很圣洁的样子。解放车车厢里的地方不算小,但中央摆了一副担架,剩下的地方也就不很宽敞了。我们拼命想离担架远一些,挤到大厢四角。但甭管怎么躲,与死人的距离也超不过两尺。我昨天还给这汉子化验过血,和他说着话,此刻他却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不会呼吸。随着车轮的每一次颠簸,他像一段木头,在白单子底下自由滚动。 汽车在蜿蜒的公路上盘旋,离山顶还有很远,路已到尽头。司机把车停下来说,四个轮子没办法了,剩下的路就靠你们的两个轮子了。我在这里等你们。 我们把担架抬下来,望着白云缭绕的山顶发愁。老医生说,两个人一组,共需四个人,你们还剩一人做替补,谁累了就换一下。我在前面做向导。好了,现在报名,你抬前架还是后架? 看着平放在地上的担架,我想想说,我抬后面吧。 这实在是利己的想法。想想吧,如果抬前架,一个死人头颅就在你身后不到半尺的地方,沉默地跟随着你,是不是有寒毛奓起的感觉?在后面虽然离死人的距离是一样的,但你的目光可以随时观察他的动作,心里毕竟安宁多了。 小如赶紧说,我和小毕在一起。 河莲勇敢,痛快地说,我抬前面。 还剩下小鹿和果平。果平说,小鹿你就当后备队吧,我和河莲并肩战斗。 分工已毕,小小的队伍开始向山头挺进。老医生走在最前面,负有重大使命,须决定哪座峰峦才是这白布下的灵魂最后的安歇之地。 在高海拔的地方,徒步行走都很吃力,更甭说抬着担架。幸好病人极瘦,我们攀登时费力稍轻。我们艰难地高擎担架,在交错的山岩上竭力保持平衡。尸体冰凉的脚趾,因为每一次的颠簸,隔着被单颤动不止。坚硬的指甲像啄木鸟的长嘴,不时敲着我和小如的面颊。小如拼命躲闪,连累得担架也歪了,病人的身体发生倾斜,她那个方向被啄得更多。倒是我这边听天由命,比较从容。 我们不敢有片刻的大意,紧盯着前面人的步伐。河莲和果平往东我也往东,她们往西我也往西。若是配合不默契,一失手,肝癌牧羊人就会从担架上滑下来,稳稳坐在我和小如的肩膀上。 山好高啊!河莲仰头望望说,我的天!再这样爬下去,你们干脆把我就地给天葬了算了。 果平也说,真想和担架上躺着的人换换位置哦。 小鹿说,我替换你们。 小如说,你也不是三头六臂,能把我们都换了吗? 我身为班长,在关键时刻得为民请命。抑制着喉头血的腥甜,对走在前头的老医生说,秃鹫已经在天上绕圈子了,再不把死人放下,会把我们都当成祭品的。 老医生沉着地说,你太看不起这些翱翔的喜马拉雅鹰了。鹰眼会在十公里以外,把死人和活人像白天和黑夜一般截然分开。只有到了最高的山上,才能让死者的灵魂飞翔。我们既然受人之托,切不可偷工减料。 只好继续爬啊爬……终于,到了高高的山上,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天的眉毛。我们“嘭”的一声把担架放下,牧羊人差点从担架上跳起来。老医生把白单子掀开,把牧羊人铺在山顶的沙石上,如一块门板样周正,锋利的手术刀口流利地反射着阳光,簌然划下……他像拎土豆一般把布满肿瘤的肝脏提出腹腔,仔细地用皮尺量它的周径,用刀柄敲着肿物,倾听它核心处混沌的声响,一边惋惜地叹道,忘了把炊事班的秤拿来,这么大的癌块儿,罕见啊…… 喜马拉雅鹰在我们头顶上愤怒地盘旋着,巨大的翅膀呼啸而过,扇起阳光的温热、峡谷的阴冷。牧羊人安然的面庞上,耳垂还留着我昨日化验时打下的针眼儿,粘着我贴上去的棉丝。因为病的折磨,他干枯得像一张纸。记得当时我把刺血针调到最轻薄的一挡,还是几乎将他的耳朵打穿。他的凝血机制已彻底崩溃,稀薄的血液像红线一般无休止地流淌……我使劲儿用棉球堵也无用,枕巾成了湿淋淋的红布。牧羊人看出我的无措,安宁地说,我身上红水很多,你尽管用小玻璃瓶灌去好了,我已用不着它…… 注视着生命的短暂与无常,我在这一瞬,痛下决心,从此一生努力,珍爱生命。大家神情肃穆,也都和我一样,在惨烈的真实面前,感到生命的偶然与可贵。 好了,现在,我把坐骨神经解剖出来给你们看。老医生说着,将牧羊人翻转,把一根粗大的白色神经纤维从肉体里剔了出来。 看清楚了吗?他问。 看清楚了。我们连连点头。 还要看什么?老医生像一个服务态度很好的售货员,殷勤地招呼着顾客。 不,我们什么都不看了。我们异口同声地说。 好像我还记得,你们之中有谁说过,她不明白眼球的解剖?我现在可以演示给你们看。老医生说着,又把牧羊人翻过来。 我大叫道,是我说的。可是我现在已经明白了,非常清楚,我不需要您演示了。我们想回家。 是的。现在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回家。我们迫不及待地说。 老医生狐疑地看着我们说,这个机会可是千载难逢。不过,既然你们全都懂了,我就不给你们详细讲了。现在,请你们慢慢往山下走吧。 我们说,你呢? 他说,我要留在这里,把牧羊人分成许多部分,让喜马拉雅鹰把他带到云中去。那是他们信仰的灵魂居住的地方。 我们说,你害怕吗? 老医生很沉着地说,为什么要害怕呢?我这是在做善事啊。包括让你们看这些解剖的场面,你们一定觉得很残酷,其实,一个好的医生,必须精确地了解人体的构造,这才是对生命的爱护。不然,你看起来好像很仁慈,因为稀里糊涂一知半解,就会给人看错了病,耽误了病情,那才是最大的残忍呢。 我们除了点头,再说不出别的话。 我下决心问道,人的眼睛和别的动物的眼睛,是一样的吗? 老医生说,从理论上讲,哺乳动物的眼睛结构都是一样的。这话什么意思? 我说,哦,没什么意思。随便问问。 听了老医生的话,我虽然从道理上明白了,在尸体上学习解剖,是正义、正当的事业,但我还是无法在牧羊人的眼球上,进行学习研究。他曾经那么信任地注视过我,用的就是这双眼睛,我不忍心看到它破碎。还是以后找机会,在一只牛眼上学习吧。 我们走了。不敢往身后看。巨大的鹰群从我们头顶俯冲而下,好像巨型轰炸机。 小鹿对我说,你知道我今天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我说,你看着我们累得不行,自己却躲了清闲,一定在暗中偷偷乐吧? 小鹿说,班长,别开玩笑。也许因为你们一直是在负重行军,所以就来不及想更多的事情。我空着手走路,想得就格外多些。 小鹿附在我的耳边悄声说,我想的是,生命真好,活着真好,年轻真好。 10.八月里穿棉衣 阿里的军人照相,只有等待一个机会,就是高原服务队上山的日子。山下的人们会在高原最温和的季节,临时组织起一支慰问的队伍。十几个人,文武都有。文的指的是文工团员带来几个小节目,边防哨卡巡回演出。武的是一部浑身散发热气的洗澡车,它呼哧呼哧开到哪儿,汲水烧锅,那里的人就可以洗上一次热水澡。但是,看节目的时候虽然开心,节目看完,也就忘了。洗澡当时舒服,过一段时间,身上又脏起来。最受人欢迎的,还要数服务队的摄影师。 摄影师通常是两个男人,一个老一个年轻。不知人员配备时出于何种考虑,大概是想老摄影师有经验,但是身体可能顶不住,年轻人可以扛机器,多干点力气活儿,有取长补短、前赴后继的意思。 一天,果平对我说,高原工作队上山来了,里头有一位老资格的摄影师,助手是个机灵的小伙子。 我说,情报这么准,是不是已经偷着去照了一张? 果平大叫冤枉,说摄影师一天只能照五十个人,每人只限两张。大家得排着队来,轮到谁会通知,别的人一律原地待命。 我说,那我们这拨儿排在何时? 果平丧气地说,据我所知,大约是三个月后。 我灰心丧气地说,那么久!我都成老太太了。 可是有什么法子呢!等着吧。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你要是看到哪个人一边走,一边偷着看什么,不时地捂着嘴乐,一见别人注意他,马上若无其事一本正经起来,飞快地把什么东西藏进兜里……不用猜,他一定是刚从摄影师那里,取回了自己的照片。 我们掐着手指头,计算着轮到我们留影的日子。不料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先是摄影师每天拍摄的人数不断减少,好像一支行动迟缓、作风稀拉的队伍,在玩“增兵减灶”的游戏。摄影师刚开始解释,说是为了保障每人的形象都笑容可掬,照得不好的,比如愁眉苦脸、眨了眼成了瞎子的等等,都要返工,所以耽误了时间。大家刚开始还谅解他们,但后来进度越来越慢,简直像磨洋工,每天只能照十几个人,有些人照得很丑,也并不返工。人们开始愤愤不已,但又敢怒不敢言。生怕谁打了小报告,把说坏话的你告诉了摄影师,他们怀恨在心,轮到你照相的时候,随便一个动作,就把你照成丑八怪。这样的照片,你不要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要吧,万里迢迢地寄回家,你妈一看你这么不成嘴脸,准得吓一大跳,心里不好受,多不划算啊。出于这种考虑,人们暗地里埋怨,当面见了摄影师,又是主动打招呼,问寒问暖,再亲切不过了。 最坏的消息传来了,摄影师无法适应山上的恶劣气候,得了很重的高原病,改变计划,再过两天就要下山返回平原了。 简直是晴天霹雳。(注意啊,这只是一个形容词,因为高原只下雪,不下雨,所以,是没有霹雳这种雷电现象的。) 怎么办?果平问我。 还能有什么办法?等着服务队明年重来吧。我无可奈何地说。 再想想嘛!果平不屈不挠。 我说,除非你绑架摄影师,用手枪逼着他给你单独摄影。 你这个办法好极了!果平一蹦老高,然后又赶紧蹲在地上抚着胸口喘气。要知道,高原上任何突如其来的动作,都相当于百米赛跑和徒手格斗。 我说,什么办法?绑架还是手枪? 果平说,不是绑架,是单独拜访。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登门找找摄影师,哀求他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为我们留个影? 我说,好啊,不妨一试。咱们快叫上大伙儿,一起去。 果平说,不可。你以为这是打狼啊?一窝蜂,那么多人,还不得把摄影师的心脏病吓成心力衰竭?要是一两个人要照,还能咬咬牙,这么大一群,除了断然拒绝,把你们赶走,谁也没法发慈悲。 我说,咱俩吃独食,总有点于心不忍。 果平一打我的手说,看你还当了真!谁知成不成事?没准儿白跑一趟,落个话把儿,还不够大伙儿笑话咱的。单独行动,到时见机行事。行则成,不成也不丢人。 于是,我们背着大伙儿,开始了秘密行动。第一步是打听到摄影师的住址。这不难办,他们也不是什么国家首脑,住所不保密。我就把写着招待所门牌号码的字条,交到果平手里。 事不宜迟,咱们明天早上就去。果平说。 为什么一定要早上?晚上不是更从容些?我不解。 晚上人一般比较累,心情不好。大清早精神饱满,是求人的好时机。你看见过一大早就气哼哼的人吗?果平解释。 我说,早上心情好?那可不一定。要是正巧做了噩梦呢? 果平说,不跟你抬杠。记住了,明早行动。 第二天,我们黎明即起,赶往招待所。开门的是个小伙子,想必是那个较为年富力强的摄影师了。原以为我们会看到一张经过睡眠容光焕发的脸,没想到,他的眼圈像扣了两个蓝墨水瓶盖,眼白像一张满布飞机航线的地图,都是红丝。至于有经验的摄影师,根本就没露面,不知躲在哪里。 干什么?年富力强堵着门口问。 我们……想请你……一看他怒气冲冲的模样,我不知该怎样开口。 我们是卫生员,听说你们身体不好,特地来看望。果平伶牙俐齿地接过话头说。 年富力强脸色好看些了,说,既是看望,那就感谢了。只是屋里有些不方便,我们还好,放心就是。说完露出送客的模样。 我想摄影师们一定是刚起床,没叠被子,怕别人看到狼狈样。心想要是不让进屋,其他的话就不好提。就说,我们也不是检查卫生的,请别紧张。 年富力强有气无力地说,我要是能紧张起来就好了,现在是疲惫不堪。 果平说,大清早刚起来就疲惫,是不是太娇气了? 年富力强反问,谁刚起来? 果平更正道,难道说你们半夜就起来了吗? 年富力强说,我还没有睡呢! 我们说,不信。你一夜不睡觉,干什么啦? 年富力强说,既然你们不相信人,我就请你们参观参观。说着,侧着身子,请我们进屋。 屋里的混乱程度,超出了我们最大胆的想象。到处都是水盆,里面泡着一张张白色的相纸,纸上不同的风景和人物,在药水里起伏着、重叠着。色泽深浅不同的人脸,好像扁扁的黑蝌蚪,懒洋洋地仰着脸,好像在晒太阳。 我俩齐声问,这是怎么回事? 年富力强没好气儿地说,这就是在干你们想干的事啊。 我们说,不懂不懂。我们想干什么事呢? 年富力强说,照相啊。你们以为相片就是那么“咔嗒”一捏,就出来人影了?后面的事麻烦着呢!我们白天照相,晚上冲洗,连轴转,这么干活儿,平原上都受不了,别说是在连鹰都飞不上来的高原。要是不得高原病,那才叫天理不容呢!所以啊,病了是好事,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下山了。现在我们手里就剩下这点活儿了,抓紧冲洗出来,就能回到山下把氧气吃个饱了! 他这番话虽是气哼哼地说出来,细想想,也有理。看来我们的计策没等实施,就破产了。得,打道回府吧。我向果平使眼色——撤吧。 果平假装看不见,对年富力强说,我真同情你们,可惜你这顿牢骚话,应该对他们说。 他们是谁?年富力强问。 果平随手一指水盆里的人脸说,罪魁祸首在那儿。是他们害得你们这么辛苦。 年富力强又不乐意了,说,你这个小姑娘嘴这么损。大家都有父母,家里都惦记着,想看看照片也是人之常情。 果平一乐说,接受你的批评。问你一个问题,你说,家里人是更惦记男孩还是女孩? 年富力强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女孩了。女孩麻烦事多,男孩总归要好些。 果平说,对啊,所以,你该优待我们才是。 年富力强明白自己陷入了果平的伏击圈,半晌没作声。正在这时,门开了,一个胡子拉碴的半老头儿走进来,从他一眼扫过药水盆子的犀利目光,我们明白,经验丰富的老摄影师来了。 还顺利吗?老摄影师咳嗽着问。 还好。只是去海拔最高的边防站照的相片,因为气候实在太差,风雪来临前抢拍的那些张,曝光量明显不足,底片经过处理,还是不行,人影模糊……年富力强汇报。 这可如何是好?老摄影师非常不安。 把钱退给他们。算我们白辛苦了。年富力强说。 老摄影师说,是我们失职,太对不起他们了。这样吧,让没照好的人从边防站下来,我们补照。 年富力强说,恐怕不成。照坏了的不是少数,要是都从边防站撤下来,国境线上就没人站岗了。 老摄影师说,既是这样,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再上一次最高的哨所。 年富力强说,您的身体已经这样虚弱了,再上去,危险太大。 果平立即插嘴说,我们可以给你们保健,你的心脏要是跳不动,我们给你按摩。呼吸要是困难了,立刻给你吸氧。 老摄影师这才发现我们,说,你们是谁? 果平说,是两个没照上相的女卫生员。 年富力强说,你是想用这种方式感动我们,好给你照相吧? 果平说,是你们感动了我们。为了给高原战士照相,自己差点要被照了遗像。 我刚想说,果平你这个乌鸦嘴,没想到老摄影师笑起来,牙齿在黑胡子楂儿里闪烁,说,你这姑娘说得不对,摄影师要是以身殉职了,还真没人给他摄遗像,如同理发师不会给自己理发。 果平想想也是,不好意思地笑起来。 老摄影师对我们说,走吧。又对年富力强说,把摄影包给我。 我们只好走出屋门,老摄影师跟在后面。我说,您身体不好别客气,不必送了。 老摄影师说,我不是送你们,是去工作。 我们就一齐默默地往外走。这是高原上一个很晴朗的上午,无遮无拦的紫外线像巨大的光伞,从高远的天际倾泻下来,晒在脸上,感觉不到暖和,但是很刺痛。远处的冰山像正在休息的白骆驼,不规则地趴着,白云在它的脚下浮动,好像脱落下的片片驼绒。 好。停。就这儿。老摄影师命令说。 我和果平继续往前走。跟着老摄影师的年富力强说,你们这两个女兵,怎么不听招呼? 我们愣了,说,谁知说谁呢? 年富力强说,谁想照相就是说谁呢。 我们大喜过望,说,真想不到,摄影师带病坚持工作。 年富力强说,你没看老师傅要亲自给你们照相?他的技术比我高明多了。要是男兵,我就动手。因为你们是女娃子,刚才不说了吗,女孩比男孩重要。 我们很感激,又不知如何表达,只有乖乖地听老摄影师调遣。 果平本想以险峻的雪山为背景,照一张雄赳赳气昂昂的照片。老摄影师说,不可。你们的父母听说孩子到了高山上,一定担心不已。如果看到背景这么荒凉寒冷,心里一定不是滋味。你寄照片回家,原本是想让家长放心,这么着,他们就更不放心了。 果平不知所措地说,那以什么为背景呢?在阿里高原,要找一处没有雪山的背景,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我们可以让荒凉的感觉尽量淡薄一些啊。老摄影师领着我们往前走。在狮泉河旁像眉毛一般短的道路上找了半天,停在一块标语牌前。这地方怎么样?老摄影师的语气很有点沾沾自喜,好像发现了一个宝石矿。 不怎么样。像人民公社的大队部。果平撇撇嘴。 在这穷乡僻壤,能有个像大队部的风景,就很不错了。别的地方照出来,简直像在土星上。年富力强说。 虽然我也很讨厌毫无情趣的标语牌子,可是想到妈妈假如看到我站在崇山峻岭中的留影,显得那么渺小孤单,一定忧心忡忡,便同意了老摄影师的选择。 摄影师选好角度,支稳机器,指挥着我们摆好姿势。刚要照,果平突然说,慢着,等我一会儿好吗?说完不等别人表态,撒腿就跑。 干什么去?大家问。 我得换身衣服。果平回答。 我用挑剔的目光审查了果平一番,没什么不妥的地方啊,衣服干干净净,脸上也没污点。就说,你像刚消毒完的注射器,清洁极了。 果平说,建议你也换换衣服。现在是几月?八月。我们身上穿的是什么?全套的棉袄棉裤,窝囊得像北极熊。这种相片寄回家,我妈掐指一算,什么鬼地方,夏天还会下雪啊?我在信里给我妈描述得这好那好,都会露了馅儿。所以,我得换套单衣,显得精干些。 果平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我也想去换衣服了。可老摄影师说,你们是要脸还是要命?这么冷的天,穿着棉衣脚都冻得慌,换单衣,亏你们想得出。只怕照片还没洗出来,你们就躺在床上发烧了。你们并不知道老人的心,以为编一套瞎话,他们就信了?才不是呢!他们会拿着你们的信,反复揣摩,从信瓤看到信封,从邮票看到邮戳,从时间推算路程,心会提到嗓子眼儿。再说,我选景就是再小心,也避不开远处的雪山,总得进到镜头里一星半点,老人是一定会发现的。要是看到你在雪山下面还穿着单衣,认定你不会安顿自己,照顾自己,心就缩成一个硬疙瘩。你寄回照片本来是为了让他安心,结果他更担心。倒还不如穿着棉袄,家里人会想,噢,那里可真冷。不过,孩子知道自己心疼自己……心里反倒安宁些。 我和果平再无话可说,按照部署,各照了一张全身、一张半身的照片。 谢谢。我们向年轻和年老的两位摄影师表示衷心的谢意。 不必言谢,并不一定成功。万一照坏了,我会通知你们补照的。老摄影师虚弱地说。看来,刚才这一番折腾,耗尽了他的力气。 果平说,如果成功了,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照片呢? 那就不一定了。我们还要到边防站去,还有许多照片要洗印。不过,请放心,我们会尽快把相片给你们,让你们的爸爸妈妈看到你们的新样子。年富力强说。 我和果平,在以后的日子里,怀揣着最美好的想象等待着。我们不敢到招待所去,怕摄影师以为我们催他。他们实在太忙了,我们不忍心再添麻烦。 有一天,别人带给我们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正是我和果平的照片。在那块标语牌做背景的照片上,我和果平穿着鼓鼓囊囊的棉衣棉裤,笑得都很开心。 他们呢?我们问。 你们说的是谁?带给我们纸包的人问。 就是一老一少的摄影师啊。 他们后来又到最高的边防站给战士们照相。加上以前照了没洗出来的活儿,工作量很大。他们连轴转,把所有的照片洗出来,装到袋子里,都写好了名字……后来,他们累得晕倒了,被紧急送回山下。现在,我们按照他们留下的记录,把纸袋里的照片一一分送给大家。来人说。 我和果平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朝山下的方向望着。但愿一老一少的摄影师,在充足的氧气里恢复健康。 11.胖听 每月发罐头的日子,是高原的节日。大家聚在司务长的房间里,好像是赶集,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人们挑三拣四,乱哄哄的。军用品,质量没得说,主要是选择什么品种水果的问题。 有一个专门要橘子的人,一月是橘子,七月还是橘子。据说他领的罐头从来不吃,都堆在床底下精心保管着。用木板垫起一个架子,罐头像商店陈列的货物,摆得整整齐齐。罐头上还罩着报纸,防着扫地泼水的时候,水珠溅到罐头,铁皮就锈了。大家私下笑话他:这人已经把一棵橘子树的收成,都藏到自己铺板底下啦!后来听说他是准备探家的时候,把橘子罐头都装在麻袋里背回家,让从来没吃过橘子的父母,尝尝南国水果的滋味,人们就不好意思再议论他了。 罐头后来有了一市斤和一公斤两种包装,就是一种小筒一种大筒。一般的人都喜欢要大筒的,因为吃起来痛快淋漓,解馋顶饿。再说开罐头的时候方便些,一次解决。要是弄个小筒的,得多费一倍的力气。有个叫小叶的人,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每次专要小筒。世上的事就是奇怪,大家都不要小筒的时候,司务长巴不得把小筒罐头早点推出去。小叶指名道姓地要小筒,司务长又烦了,说小叶你事真多,大筒小筒还不都是一样吃,到了肚子里一样都化成屎,你不嫌烦我还嫌乱呢! 小叶一点也不着急,笑嘻嘻地回敬道,那可不一样。吃豆子拉的是臭的;吃菜拉的是绿的;吃了司务长发的水果罐头,打的嗝儿都又甜又香。 司务长就笑了,说小叶你是属救火队的,叫人发不起火。你可知道,这次来的小筒罐头箱都压在大箱底下,搬动一场,肺里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累得真魂出窍,我不给你当搬运工。真想要小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 小叶说,我是真想要。可你这儿是“仓库重地,闲人免进”,就不怕我顺手牵羊,多拿了几筒走? 司务长说,你不是闲人,是苦力的干活儿。不过,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你等大家都领完了罐头,再来忙活你的这点私事吧。一来你可避嫌,二来我也好给你搭把手。 正好我也在一旁,就说,到时候我来帮忙。 大家就说有人愿意义务劳动,好啊好啊。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库房是个神秘的地方,我倒要看看里头藏着什么宝贝。 大家领完罐头,已是傍晚时分。吃了晚饭,天就黑透了。小叶叫我去帮忙,库房里黑黢黢的,好像一个阴森的山洞。我嘟囔着说,库房为什么不安个电灯呢?现在我每一个寒毛孔,都充满做贼的感觉。 也不是打仗需要弹药,谁没事半夜三更时分到库房瞎翻腾?都是小叶这个倒霉鬼,搅得我们不得安宁。司务长手擎一根蜡烛,在一摞罐头箱子后面闪出来,愤愤地说。跳跃的烛光从他的右下颌向左上眉弓闪去,使他那张在白天看来还挺中看的脸庞,顿生凶狠之色。 小叶说,谢谢你啦,我代表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谢谢你啦。 司务长说,小叶你别扯得那么远,你老家的人认得我是谁?闲话少说,开始干活儿吧。 所谓干活儿,就是把顶端的罐头箱子搬下来,垛在一旁,慢慢地寻找不知隐藏在哪里的小筒罐头箱。箱子的外表都是一样的,只是标签不同。我们搬了一箱,用烛光一照,不是,只得把它摞在旁边。又搬了一箱,拿烛光来照,还不是,只好又摆在一边。本来搬几个箱子,对司务长和小叶这样年纪的男子汉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活儿,但高原这个阴险的魔术师,在人们不知不觉当中,把大家的力气溶解在空气中了。过了没一会儿,他俩就像八十岁的老翁,喘个不停。 司务长鼻孔喷着白汽说,小叶,这是何苦?想体验码头扛大个儿的滋味? 小叶说,不好意思,小筒罐头,显得筒子多一些,分的时候好办些。 我听不懂他的话,说,小叶,你到底什么意思?解释解释。 小叶说,我的罐头要带回老家,亲戚朋友多,姑姑舅舅大姨大妈表婶叔伯哥哥……全村人都沾亲。咱从这么远的地方回去,大伙儿都来看我,拿什么招待呢?罐头是个新鲜物,我就每户送上一筒。僧多粥少。也许不该把亲戚叫“僧”,反正就那个意思,嘴多罐头少,要是大筒的就分不过来了,所以…… 司务长打断小叶的话说,你就甭“所以”了,我明白啦。休息过来了没有?开始干活儿吧。 我也开始给他们打下手,终于像挖煤工人一样,在层层叠叠的罐头箱子下面,掘到了一箱标有“每听500克装”的罐头。大家那个高兴啊,就像盗墓贼发现了皇帝的玉玺。司务长用钳子扭开绑箱子的铁丝铁钉,“嘭”地将木板打开,一筒筒雪亮的罐头暴露在烛光下,圆圆的锡铁盖子好像大号勋章,朦胧地反射着一朵朵浅红色的烛火。 司务长用调兵遣将的口气说,拿你的吧。 小叶欣喜地打量着整箱的罐头,好像那都是他的财产。要知道平常的日子里,你该领几筒,司务长就给你拿出几筒,从未让人如此一饱眼福。现在虽然明知这许多罐头并不是都属于自己,看着也高兴。瞅了半天,小叶指着一筒胖胖的罐头说,我就要那筒了。 司务长脸上显出很怪异的神情,说,满满一箱罐头任你挑,你为什么偏要那筒? 小叶费力地把那筒胖罐头从挤得紧紧的箱子里取出,说,满满一箱罐头,我为什么偏偏不能要这筒呢? 我也觉得很纳闷,特别认真地听他们对话。 司务长说,你哪筒都能拿,就是不能拿这筒。 小叶的犟脾气上来了,说,我哪筒都不要,就是要拿这筒。 司务长说,我是管发放军用物资的,没有我的批准,你想拿也拿不走。 小叶一看司务长用职务来压他,正着说是说不过了,反唇相讥道,莫非是司务长看着这筒罐头格外饱满,要利用职权,专门留给自己吃啦? 我想司务长一定会反驳的,没想到,他笑着说,你说得对。我就是要利用一次职权,把这筒罐头留给自己。而且还特地邀请你和我一道品尝这筒罐头。 我们都不知司务长的确切意思,只见他抽出一把开罐头的专用刀,刚要戳进胖罐头亮闪闪的鼓肚子,突然又停了手,对小叶说,你把它放在自己耳朵边,摇一摇,它就有话对你说。 罐头会说话?我和小叶吃了一惊。小叶按着司务长说的,把罐头凑在耳边晃了晃。我也赶过去凑热闹,小叶就把罐头递给我。我用力把胖罐头颠来倒去,侧耳细听。它咕嘟着,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胖子,被人开玩笑扔进深潭,套着救生圈,竭力挣扎。 小叶说,这罐头要是一个人,会被你折腾出脑震荡。 司务长问,听到罐头对你说的话了吗? 我叹了口气说,没听到。 司务长不急也不恼地说,没听到不要紧,你还可以敲敲它的肚皮,它很诚实,会把刚才对你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 这一次,我抢在小叶前面,用手指猛力弹胖罐头。它气愤地发出空空洞洞的回音,好像一个老爷爷被打断了午睡,气得直咳嗽。 我做了一个鬼脸。小叶不理睬,面带思索之色,好像胖罐头真把什么绝密的情报透露给他了。 司务长对着不开窍的我说,看你这样子,只有让胖罐头自己坦白交代,你才会明白啊。 他说着,果断地用罐头刀扎了下去……只听“噗”的一声响,那动静不像是刺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倒像是宰了一头肥猪。随之一股恶臭从胖罐头的裂口处喷涌而出,蜡烛光都被呛了一个跟头,险些熄灭。那股黑色的气体在仓库内久久盘旋,好像放了一颗催泪弹,我们的眼睛都被熏得眯起来。 我说,哎呀,罐头里面藏着一个妖怪? 司务长说,你过来一看,就明白啦! 我躲得远远的,说,不看不看。瞧这味儿,像进了公共厕所。再到跟前看,胃就得来一个反向运动了。 那时候,我们的卫生课刚刚讲到消化器官,正向运动是从口腔到肠胃,反向运动就可想而知了。 小叶比我坚强得多,一声不响地走过去,头俯在那筒胖罐头跟前。正确地讲,那筒罐头现在已经不胖了,垂头丧气地蹲在那里,好像一个饿瘪了的囚徒。我听到小叶喃喃地说……果肉都变成黑色的了……有气体……黄色马口铁的镀膜也脱落了…… 司务长连连夸奖说,小叶你观察得很仔细,对,就是这几个特征。 我还不明白,愣愣地问,我听这些话,好像是在描绘一个病人。 司务长说,正是啊!这种胖罐头,按我们军需的行话就叫“胖听”,是罐头中的次品,也就相当于病人了。因为制作或运输中的问题,密封的罐头里面发生了污染,无所不在的细菌大肆繁殖。罐头腐败了,细菌产气,就把罐头的铁皮顶得膨胀起来,变成大胖子。它完全丧失了食用的价值,吃了拉肚子是轻的,碰上肉毒菌,小命就呜呼了。平时我发罐头之前,都要仔细检查,像查特务一般把它们严格挑出来,怕坏了大家的健康。今儿个咱们是到库房里直接取货,你们好眼福啊,看到了平常无缘一见的胖听…… 小叶不好意思地说,多谢司务长,今天长了见识。本来,我以为胖听比别的罐头更鼓,以为里面装的货色特别多,想让家乡的人多尝尝。司务长,顶撞了,多包涵。 司务长说,甭客气啦,快领了你的小罐头走吧。 说着,司务长亲自动手,把一堆身材苗条的罐头,推到小叶手里。小叶数了一下,说,司务长,你给我发多了。 司务长说,这不是骂我吗?我做了多少年的军需,连数都不认?不会多的。快拿着走吧。 小叶说,司务长,你再数一遍。我可不愿多吃多占。 司务长说,小叶,我把我这个月的那份也给你了。谁叫你有那么多倒霉亲戚呢! 12.拉练 “拉练”这个词,顾名思义,是“拉到外面去训练”的意思。这个“外面”指的又是哪儿呢?它说的是“屋子外面”。 有人又得说了,屋外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不是常常到屋外活动吗? 我说的这个屋外,有几点特殊的地方。第一是时间。它不是春暖花开的三月,也不是赤日炎炎的夏天,还不是金风送爽的秋天……对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季节,就是白雪皑皑的冬天了。第二是地点。不是江南,不是塞北,不是平原,是海拔五千米雪线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 什么叫雪线呢?刚听到这个词的人,脑海里会不由自主地出现一条又白又亮的银线,好像是一根由千万根蚕丝拧成的粗绳子,悬挂在险峻的高山半腰。其实,雪线可没那么浪漫,它只是地图上一条假想的线,表示在这个高度以上,积雪和冰川永不融化,寿命与天地同存。在雪线以上的高山行走,随手拣起一块透明的冰块,它的历史都可能超过了一千年,比你爷爷的爷爷还要古老得多。拉练就是让大家到雪线之上露营和自己起火做饭,当然,最主要的节目是行军和真枪实弹的演习。听了动员令后,大家都摩拳擦掌,做着拉练前的诸项准备。 第一要紧的是每人要有一口锅。平常日子都是吃炊事班的大锅饭,自己不用发愁。这回不行了,要野炊,首先得自己备好锅勺。不由得想起一句古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心想,它说得也不怎么确切,就算有了米,没有锅,巧妇也得抓瞎。 河莲先到炊事班求援。班长说,甭瞎忙活。你们不用备炊具,到时候有我呢。 有人自告奋勇帮忙自然好,但不知这忙如何帮法。河莲说,让我先看看你准备的锅。 班长说,我的锅,没什么新鲜的,你天天见,喏,就在那儿。 河莲一看,原来炊事班长根本没做特殊准备,打算把每天给大伙烧开水的大铁锅,背出去煮饭就是。 河莲说,那怎么行?到时候一安营扎寨,传下号令,就地生火做饭,等你做完了,队伍也该开拔了,我会饿肚子。 班长晃着大方脑壳说,我是那样的人吗?要是万一来不及,怎么也得让其他同志先吃,我是享乐在后的。 河莲说,那也不成。你的锅那么大,得多少柴草才能把水烧开?伺候不起。 河莲是我们派出的侦察兵,本以为她会带回好消息,不想无功而返。全班人唉声叹气之时,新情报传回来了,说是经过摸索,有人发明了用罐头盒子做成很漂亮、实用的小行军锅。 高原海拔高,气压低,饭很不容易做熟。避免夹生的办法,就是尽量提高锅的密闭性,保持住锅里的温度和压力。当然要是有小的高压锅,那是最方便了,可拉练的宗旨就是让大家在冰天雪地里锻炼,哪儿会给大家配锅?不知是谁的创造,用锉刀把罐头盒顶端的焊锡锉掉,使罐头盒盖完整地脱落下来,用的时候再盖上去,一个因陋就简的小锅就成功了。 我们每人拿出一个水果罐头,开始像手工作坊一般干起来。锉刀吱吱,银屑飘飘。不一会儿,河莲就兴奋地大叫起来,我的小锅出厂啦! 大家凑过去一看,河莲把罐头盖子平平整整地卸了下来,盖上去的时候严丝合缝,简直像是原装的锅盖。河莲又操起锤子,用小钉在罐头盒——也就是锅的主体部分,钻了两个洞。 我们吃惊地问,这是什么? 河莲说,这都不明白?拴上铁丝,做个锅耳朵。不然,锅那么烫,谁敢用手提?再说,如何捆到背包上?都是问题。我这是一箭双雕。 我们衷心佩服河莲的深谋远虑,锅的制造已进入精加工阶段。低头看看自己手下的活儿,还是粗坯,就赶快提高速度。 真是见了鬼,我拼命挥舞锉刀,像一个地道的老工人。可我的罐头盒子好像变成一发炮弹,其壳坚硬无比。我累得一脑门儿热汗,它还是岿然不动。 我去找河莲,她成了我们之中的总工程师。真是高人啊,只看了一眼,她就说出了症结所在。你真傻,为什么专门挑了橘子罐头来锉?要知道,它的铁皮质量最好,简直像是不锈钢制成的,难怪你锉不开。像我,选一筒菠萝罐头,又小巧铁皮又软,自然马到成功了。 面对先天的失误,除了改换门庭,没别的选择。我立刻加入了“菠萝一族”,其他的操作也和河莲一模一样。经过手忙脚乱的一阵努力,小锅也宣布竣工,同河莲的产品摆在一起,简直是双胞胎。 锅的问题解决之后,就是领粮食。规定每个单兵要携带足够三天食用的口粮。按照士兵最低热量标准,共需粮食四斤半。 干粮袋是草绿色的,细细长长,瘪的时候好像一段蛇蜕。领导用秤给大家分粮,四斤半大米装进去,粮袋撑得圆圆滚滚,像一条苏醒过来的大蟒。 我生平最讨厌吃米饭了,总觉得那些软绵绵的小白粒子,吃多少也填不饱肚子。平日也就罢了,饿了可随时补充零食。可这次是模拟实战,总不能一边坚守阵地,一边嘴巴嚼个不停吧。我对领导说,给我发白面,成吗? 不行。领导很干脆地拒绝。 为什么?米面都是碳水化合物,提供的热量卡路里是一样的。我用刚学到的医学知识,为自己做论据。 在高原上,米可以煮熟。面呢?泡在罐头盒子里,成了糊糊,你怎么吃?领导不理我的卡路里学说,一针见血地指出面的弊病。 我宁愿吃那种糨糊样的东西,也不吃米饭。再说红军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吃的也是面粉,不过就是炒熟了而已。我小声反驳。 领导没想到我会引经据典,一时竟想不出如何批评我,停了一会儿,终于发现了更强大的理由,说,干粮袋就那么长,米能够装进三天的量,面就不行了。 我说,不信。 领导说,你这个女孩,怎不见棺材不落泪。来,我装给你看! 领导说着,称出四斤半面粉,倒进干粮袋。面比米要难收拾,不少面粉洒在外面,领导就像颗粒归仓的老农,不厌其烦地把每一撮儿面粉都收拾起来,愣往干粮袋里塞。 干粮袋鼓如圆柱,秤里还遗有面粉。在铁的事实面前,我不得不低头服输。同等重量的面,要比米占的地方大。比如说一麻袋可装大米两百斤,装面粉就放不下了。领导告诫道。 但我仍不死心,说,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对我的胃来说,三斤面就抵得过四斤半米。 领导说,这不是抵不抵的问题,也不是你的胃说了算的事。你刚才不是说什么卡路里吗?关键是热量,在冰雪高原,你要是没有热量,就得变成白雪公主。 我一声不吭地跑出去,过了一会儿,抱着一堆糖进来,对领导说,我不带大米,带水果糖行不行?它提供的卡路里比大米可多多啦。 领导这次把脸沉下来,斩钉截铁地说,不成!一个战士不可能在冲锋的时候,往嘴里不停地塞糖! 最后一线希望破灭。虽然他的话也很无理,冲锋的战士不能往嘴里塞糖,难道就可以往嘴里塞米饭团子吗?但人家是领导,咱当小兵的,就只有服从了。 衣食住行这句话,我以为很科学。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以后,考虑的就是拉练中的穿了。皮大衣当然是必备的了,要不然,会在酷寒的夜晚冻成冰雕。狼皮褥子也是要带的,在万古不化的寒冰上露宿,没有它,地心的寒气会把我们的五脏六腑凝成一坨。狗毛皮鞋也是要带的,不然会把脚趾冻得指甲脱落。皮帽子当然更得带了,要不,回家的时候会丢了耳朵……我们贴身穿了衬衣衬裤,外面罩了绒衣绒裤,再外面裹着棉衣棉裤,然后披上皮大衣,每个人的体积都比平日增大百分之七十以上,走路的时候像一座毛皮小山在移动。 相比之下,住的问题反倒比较简单。每人带一件塑胶雨衣,它的边上有一排纽扣,我以前一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此次经人指教,才知道可以和另外一件雨衣结成一块巨大的篷布,搭一座简易帐篷。每人还要带一把行军锹,到了宿营地,在冰上挖洞,然后把锹把儿埋在里面,就成了帐篷的支柱。 没想到在这个简单的环节上出了问题,因为是两个人合住帐篷,睡觉的时候为了保暖,必须头脚颠倒,打通腿。小鹿是个汗脚,谁都不愿意与她合伙,怕熏着自己。最后还是我高风亮节(谁让我是班长呢),自动表示愿和小鹿同甘苦共患难。大家私下里夸我侠肝义胆,因为小鹿的脚臭让人惨不忍闻。我解释说,其实,我也不是担子拣重的挑,只是想雪地里那么冷,我就不信小鹿的脚还敢出汗? 最后是行。果平穿戴整齐,缓缓地吃力地移出房门,过了一会儿,又像一艘航空母舰似的挪了回来,哭丧着脸道,你们猜,把咱们的全套行头穿起来,负重多少斤? 河莲说,还不得有三十斤? 果平冷笑道,想得美!改成公斤还差不多! 我们花容失色道,你的意思是我们要背着六十斤重的物品,跋涉在冰雪高原? 果平说,那还是少说了,都武装起来,只怕七十斤也打不住。 大家半信半疑说,有那么恐怖吗? 果平说,听我给你们算个细账。 她就掰着手指头,一五一十地算起来。干粮、红十字包、手枪、狼皮褥子、背包、子弹带、行军锹、备用解放鞋、雨衣……我们听到一半,就说别算了,我们信了。 听说行军的平均路程是每日九十华里,个别日子会在一百华里以上,最多的一天将达到一百二十华里。这个数字,对平原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高原,足以让人胆战心惊。 我们能行吗?所有的人心里都在打鼓,可是没有人说出来。谁也不愿被人当作胆小鬼。 行军开始了。女兵和男兵一样背负着行囊,像绿色的骆驼在雪原上缓缓移动。为了预防雪盲,临出发时每人又配发了一副墨镜,透过茶色镜片,平日熟悉的风景,变成另外的嘴脸,煞是好玩。冰峰成了咖啡色,远远看去,好像巨大的巧克力冰激凌。白雪成了淡红豆沙色,使人忍不住想舔一口。至于大家的脸色,都成了非洲人的模样,嘴唇成了浓重的黑褐色,好像刚刚吃了炸酱面还没把嘴巴抹干净…… 面对种种奇怪的景色,我们只有自己偷偷地笑,没法彼此交换感想。因为在高原上行军,需要全力以赴,要是你开玩笑的时候,正好一个雪坑没看见,脚下一滑,一个大马趴,大家笑的就不是你的笑话,而是你本人了。笑完了,还得千辛万苦地帮你爬起来。再说那近七十斤重的包袱,稳稳地坐在背上,把肺都压成了薄饼,膨胀不起来,使我们根本没法开怀大笑,只好把笑的念头储存起来,留着晚上空闲的时候再交流吧。 第一天是适应性行军,有一百华里路程,只翻一座雪山。老兵们说,这简直和玩一样。可女兵们确实没玩过这种严酷的游戏,刚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我们就筋疲力尽。原来为了保护女兵,把我们安排在队伍的中间部分,现在眼看着别人一步步超过我们,越走越远。最后大队人马整体越过疲惫的女兵远去,成了天边的一个黑豆样的斑点。 我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明白了以前从书本上看到的一个可怕的词——掉队。那就是你像一粒纽扣,从大衣上掉下来,滚到人所不知的犄角旮旯里。要是没人找到你,你就得在那个黑暗的角落待到海枯石烂。 这可怎么办?小鹿几乎要哭起来。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赶上队伍。小如很坚决地说。 这话当然是不错了。可是,我们赶得上吗?我们为什么会掉队,不就是因为我们追不上大家的脚步吗?赶上队伍谈何容易?不但要赶上部队此刻的行军速度,还要把我们以前落下的补上。恕我悲观,我看是梦想。河莲有根有据地说。因为话太长而且很严肃,说完之后她喘个不停。 果平用手揪起背包带子,胸膛能比较自由地吸进更多氧气,说话的时候就可以带出微笑的口吻。她说,你们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吗? 对于她的重复设问,我们都不理睬。太累了,你打算说什么,快说吧,别啰唆啦! 果平只好自问自答,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休息啊。 乌拉!我们立刻用俄语欢呼起来,倒不是对这种语言情有独钟,主要是电影里苏联红军打胜仗的时候,都是这样表达兴奋心情的。 不管三七二十一,大家立刻倒在雪地上,大口地喘气,先把氧气吸个饱。背上的负重也不敢卸掉,因为再背妥帖很费时间。我们像蜗牛一般,脊梁枕在背包上,头仰得高高,摘下墨镜,看着蔚蓝色的天空。 黄昏已悄然来临,天空急遽地转换着颜色,从海一般清澈的蓝,逐渐加深,好像一缸靛青的染料被打碎了,没有波纹地扩散开来,整个天幕被无声无息地染成蓝宝石的颜色,透明中闪着银光。雪山反射着夕阳的余晖,勾勒出一圈虾红色的轮廓,像是华贵的绸缎织成的剪影。有一只喜马拉雅鹰凝然不动地贴在天际,使你相信在它铁一般的鹰爪下,有一股神秘的高空风,像巨掌一样轻轻托住它的翅膀。 我们要是喜马拉雅鹰就好了。大家齐声说。 可惜我们不但不是鹰,连一只最普通的麻雀也不是。我们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感觉万古寒冰的森然阴气,像泉水一般从地心漫上来,渐渐地俘虏了我们的脚,弥漫在我们的关节,浸满了骨髓,笼罩在血液中……一种酷寒而舒适的陌生幻觉,像雾一样包裹了我们的大脑,使它变得像玻璃一般脆而晶莹。我模模糊糊地想到,为什么卖火柴的小女孩,在被冻死以前,会看到那么多美妙的景象,寒冷真是美丽而凄清的神仙世界啊! 我们躺着,手拉着手,刚开始很紧很紧,透过皮手套,可以感觉到对方的力量。但是这力量渐渐地涣散下去,骨骼松弛了,血的温度下降了,手套变得像海带一般黏滑,很快就抓不住了,只好彼此松开。我的手刚一接触到雪地,就被它吸了过去,牢牢地粘在冰上。好像手是一块生铁,地是巨大的磁石。我觉得这事有点怪,很想挣脱冰雪的引力。但是没办法,手指根本就不听指挥,它们不再属于我,已经成了绵延万里的冰山的一部分。 思维变得迟钝而漂浮,苍白无力地混乱运行着,好在一点都不痛苦,也不恐惧,有一种近乎飞翔的感觉…… 你们都给我起来! 一声断喝,从天而降。我们就是再麻木,也被惊得半坐了起来。只见一彪形大汉,天神般地矗立在面前。 你是谁?我们说不出话,只是用眼光问他。 我是后勤部收容队的队长。大队人马已经到达宿营地了,到处找不到你们这几位女兵,我们就沿着来路往回找,没想到,你们在这里睡大觉!收容队长怒气冲冲地说。 我们懒洋洋地看着他,眼珠也不愿转一下。什么后勤部,什么宿营地,听不懂啦!好像是古代故事里的名词。 收容队长很有经验,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冻伤的意识淡漠期,如果不马上振作起来,就会在这种迟钝的幻觉当中进入昏迷。他指挥带来的收容队员们,把我们拉起来。可是刚把这个从雪地上拉起来,那个又躺下了。把那个扶起来,这个又坐下去。雪地好像一张巨大的软垫子,极力诱惑着我们沉睡在它的怀抱。 你们还是不是兵了?简直是逃兵!要是指着你们保卫祖国,敌人都得打到家门口!人都说女兵不行,我原来还不信,今天一看,果然不错。应该把你们都开除出去,回家守着父母的热炕头……收容队长怒骂我们,滔滔不绝。 这一骂,把我们骂醒了,自尊心生长起来,神经也变得灵敏了。我们咬着牙,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好像一批女醉鬼。 快,把她们的背包卸下来!队长命令他的士兵。 几个男兵把我们的背包放到自己身上。要是平日,我们是一定不会同意的,但在夜色沉沉的雪山上,我们已没有任何反对的力量。 背包一摘走,被压扁的气管立刻膨胀起来,恢复了弹性,我们的精神得了充足气体的灌溉,立刻清醒多了。我们试着走了两步,哎呀,感觉奇妙极了,好像遍地都是弹簧,脚下生风,似乎在飞,无比轻松。 因为我们整天都是在负重七十斤以上的状态中行走,那个附加的重量已经成了身体的组成部分。现在一旦卸下,简直若腾云一般轻盈。巨大的喜悦与轻松,使我们恢复了青春的活力。 小如说,你们把我们的背包拿走了,多辛苦啊。 她是一个好心肠的女孩,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情况下,首先想到别人,总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 收容队长不耐烦地说,快走吧。我们是男人,比你们的耐力要好多了。再说我们还有马。 我这才在黑暗中看到了几匹马。它们美丽的大眼睛闪烁着星星的光芒。 果平说,还是把红十字包和手枪还给我吧。一个是我的工作工具,一个是战士必备的武器。 听果平这么一讲,我们也纷纷要求他们归还这两样卫生兵最基本的标志。好吧,还给你们。可是你们再不许躺下。夜已经越来越深,你们若不能在午夜以前赶到宿营地,就会在雪山上冻死。收容队长严厉地说。 我们不再说什么,跟着队长快步向苍茫的远方奔去。也许是长时间的休息,的确让我们恢复了体力;也许是队长的破口大骂,使我们生出雪耻的决心;也许是甩掉背包真的使我们身轻如燕;也许是死亡近在咫尺的威胁,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可贵……反正在后面的行军路程中,我们不再说三道四,而是钳闭着嘴唇,机械地迈动双脚,向前向前。 赶到宿营地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夜了。当我们看到朦胧的灯火时,几乎流出眼泪。好了,总算把你们活着带回来了。收容队长说完,“扑通”一声,差点跪在地上。要知道,为了接应我们,他几乎走了双倍的路啊。 13.在雪原与星空之间 拉练的夜晚,我们在雪原与星空之间露营。 两顶雨布搭的帐篷很窄小,像田野中看秋的农人用玉米秸支的小窝棚。我和小鹿头脚相对,用体温暖和着对方。刚躺下的时候,根本睡不着。平日柔软的被子,此刻变得铁板一样冷硬,被头像锐利的铁锨头,直砍我们的脖子。棉絮好像变成了冰屑,又沉又冷地压在身上。 这是怎么回事?被子被施了妖法!小鹿在对面瓮声瓮气地说。 我本想看看她,但沉重的负担使我没法抬起头来。为了保暖,我们把所有的物品,比如十字包、干粮袋、皮大衣,包括毛皮鞋,都堆在被子上面,像一座拱起的绿色坟堆。此刻,要是有一双眼睛从帐篷外窥视我们,一定以为这是军需品仓库。 我说,被子又不是暖气,自己不会产生热度。它像个水银瓶胆,装进开水它就热,放根冰棍它就凉。我们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气候里行军,被子的温度当然也是零下了。不能着急,得靠自己身体的暖气,把被子焐热,才会觉得暖和。 小鹿说,只怕到了明天早上,我们还像两条冻带鱼一样,舒展不开手脚。 我说,反正也睡不着,咱们就说说在高原露营的好处吧。 小鹿说,有什么好处?硬要说,第一个好处就是让你不但不困,而且精神抖擞。 此话千真万确。不管你行军多么疲劳,在越来越深的午夜中,寒冷的空气好像不是吸入肺里,而是进了胃,化作无数薄荷糖,让你从里往外透出绿色的清醒,神志警觉无比。 我说,可惜这是以第二天的疲倦为代价,要不然,真该推荐所有的科学家都到高原来工作,人类的伟大发明一定会成倍增加。 小鹿说,第二个好处是空气新鲜。城里的空气被人的鼻子滤过千百遍了。这里的空气从没有人呼吸过,就像从没污染过的泉水。你说是不是世界一绝? 我说,空气倒是很新鲜,只是它里面的氧气含量很少。这就像一种外表很美丽的果子,里面的果仁却又瘦又小。营养太少,中看不中用。 小鹿说,这话可不对。你敢说这里的空气不中用?那你把头钻进被子里,再捏住鼻子。要是你能支撑三分钟以上,明天我帮你背手枪。 我说,我当然不敢把头埋进被子,你的脚太臭了。至于手枪,你别卖假人情。你知道规定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人的。 小鹿说,谁的脚要是在这种滴水成冰的时候,还能出汗,一定是赤脚大仙托生的。不信你试试!百见不如一闻。 我不想扫小鹿的兴,就把头缩进被子,但根本不喘气,然后很快地探出头来,说,喔,真的没什么味儿了。 小鹿很高兴,说露营的第三个好处是,可以增长你的天文学知识。你看,天上的星星亮得像猫眼! 我们的雨布虽然薄,但没破洞。只有从两侧的缝隙中,观察星空。铁锹做的帐篷杆和雨布的边缘构成的间隙,很不规则,像是一幅抽象图案。 我说,根本看不到天空的全貌。从我这个角度,北斗七星只能看到一个勺子把儿,牛郎只挑了一个孩子,那个丢了。 小鹿说,你以为我这儿完整吗?银河基本断流,蟹状星云变成了对虾的模样。 我说,哎哟,真了不起,还知道星云。 小鹿说,我妈妈最喜欢天文了,从小就教我。 于是,我们半天都不说话。最后还是小鹿打破了沉默,说我们别说妈妈,那样说一会儿就会流泪的。还是说星星吧。 我赶快拥护,说,就形容自己看到的天和星星的模样吧。 小鹿赶快说,好。 想念亲人就像大海中危险的台风眼,我们思维的小船要赶快掉转航向,飞速离开。 我摇头晃脑端详了半天说,从我这个角度看天空,它的轮廓像一棵宝蓝色的树冠,树上结着许多银色的榛子。 小鹿说,从我这边看哪,天空的形状像一件天蓝色的礼服,那几颗最明亮的星星,就是礼服上的银扣子。 我调整了一下姿势,又说,从我的铁锹把儿侧面看过去,天像一扇敞开的钢蓝色大门,星星就是门上凸起的门钉。 小鹿也扭了身子说,我有一个比喻,你可不要笑我。你答应了,我就说。 我说,只要风和雪不笑你,我才不管呢。 小鹿说,从我这儿看上去,天空像极了一头蓝色的奶牛。那些凸起的星星,就像奶牛的乳头,它们离我们这么近,好像一伸手就可以摸着。用嘴吸一吸,就会有蓝色的乳汁流出来。 我笑起来,说,小鹿,你是不是饿了或是渴了? 小鹿说,你一提醒,我才想起雪原上露营的最大好处,那就是你随时都有冰激凌吃。 小鹿说着,伸手到褥子下面去抓,我听到类似野兽爪子搔扒的声音,再以后是积雪被挤压的声音,最后是小鹿咯吱咯吱的嚼雪声和牙帮骨大肆打架的声音。 我们的身下,枕着一尺厚的白雪。领导宣布在这里露营以后,我埋头用铁锹拼命挖雪,一会儿就在身边堆起一座小雪山。领导走过来说,你这是干什么? 我说,把雪挖走,才能把铁锹埋进土里当支柱,把帐篷支起来。 领导说,你这个傻女子。雪下面是冰,睡在冰地上,明天你的关节就像多年的螺丝钉淋了水,非得锈死不可。 我说,冰和雪还不一样吗? 领导说,当然不一样了。雪是新下的,并不算冷。你没听俗话说过,下雪不冷化雪冷吗?雪底下的永冻冰层,那才是最可怕的。睡在雪地上,就像睡在棉花包里,很暖和的。 我半信半疑,但实在没有力气把所有的冰雪都挖走,清理出足够大的面积安营扎寨,只好睡在雪上。这会儿看小鹿吃得很香,不由得也从身下掏一把雪吃。为了预防小鹿汗脚的污染,特地选了我脑袋这侧的积雪。 海拔绝高地带纯正无瑕的积雪,有一种蜂蜜的味道。刚入口的时候,粗大的颗粒贴在舌头上,冰糖一般坚硬。要过好半天,才一丝丝融化,变成微甜的温水,让人吃了没够。 一时间我们不作声,吭哧哧地吃雪,好像一种南极嗜雪的小野兽。我说,小鹿,你把床腿咽进去半截了。 小鹿说,你还说我,你把床头整个装进胃里了。 我们互相开着玩笑,没想到才一会儿,我和小鹿的身体都像钟摆一样哆嗦起来,好像有一双巨手在疯狂地摇撼着我们,这才感到雪的力量。 小鹿……我们……不能再……吃下去了,会……冻死。我抖着嘴唇说。 小鹿回答我,好……我不吃了……我发现,雪是越吃越渴…… 我们把自己缩成小小的一团,借以保存最后的热量。许久,许久,才慢慢缓过劲儿来,被雪凝结的内脏有了一点暖气。 我有点困了。小鹿说。 困了就睡呗。我说,觉得自己的睫毛也往一起粘。 可是我很害怕。小鹿说。 怕什么?我们的枕头下面有手枪。真要遭到袭击,无论是鬼还是野兽,先给它一枪再说。周围都是帐篷,会有人帮助我们的。我睡意蒙眬地说。 小鹿说,我不是怕那些,是怕明早我们起来,会漂浮在水上。 我说,怎么会?难道会发山洪? 小鹿说,你是不是感到现在比刚才暖和了? 我说,是啊。刚才我就觉得暖和些了,所以才敢吃雪。吃了雪,就又凉了半天。现在好像又缓过劲儿来了。 小鹿说,这样不停地暖和下去,还不得把我们身下的雪都焐化了?明天我们会在汪洋中醒来。 我说,别管那些了,反正我会游泳。 小鹿说,我不会。 我说,我会救你的。你知道在水中救人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小鹿说,让我浮出水面,先喘一口气。 我说,不对。是一拳把你砸晕,叫你软得像面条鱼。你这样的胆小鬼,肯定会把救你的人死死缠住,结果是大家同归于尽。把你打昏后,才可以从容救你。 小鹿说,求求你,高抬贵手,还是不要把我砸晕。我这个人本来脑子就笨,要是你的手劲儿掌握不准,一下过了头,还不得把我打成脑震荡,那岂不是更傻了?我保证在你救我的时候,不会下毒手玉石俱焚。 我说,哼,现在说得好听,到时候就保不齐了…… 小鹿说,我们是同吃一床雪的朋友,哪儿会呢…… 我们各自抱着对方的脚,昏昏睡去。 起床号把我们唤醒的时候,已是高原上另一个风雪弥漫的黎明。我们赶忙跳起,收拾行装。待到我们把被褥收起,把帐篷捆好,才来得及打量一眼昨晚上送我们一夜安眠的雪床。 咳!伤心极了,我们太高估了人体微薄的热量。雪地上不但没有任何发洪水的迹象,就连我们躺卧的痕迹也非常浅淡,只有一个轻轻的压痕,好像不是两个全副武装的活人曾在此一眠,而是两片大树叶落在这里,又被风卷走了。只是在人形痕迹的两端,有几个不规则的凹陷,好像某种动物遗下的爪痕。 那是我们半夜吃雪的遗址。 14.冰川上有毒蛇咝咝声 在高原上,爬山是家常便饭。就像你住在六楼,怎么能不爬楼梯呢?在拉练的日子,攀登更是必备的功课,几乎每天都要爬山。 爬山的实质,是人和地心引力做不懈的斗争。你用自身的体力,挣脱大地对你的控制,使自己向着太阳升去。如果你背的东西比较多,或者比较胖,那就更倒霉了,你不但得付出和别人一样的努力,还得加倍拼搏。因为那些东西和你多长出来的分量,都像秤砣一般拖着你的腿,逼你后退,你必须像扶老携幼的壮士,带着这些重量一道攀上高峰。 爬山的时候,喉咙会一阵阵地发出腥甜的味道,好像有一条流着血的小鱼卡在那里。按说,这很没道理,因为爬山时最辛苦的是手和脚。手要紧紧地扒住裸露的山岩,无论多么尖锐的石缝,为了有稳固的支点,你都必须把手指插进去,好像在坚硬的墙壁上钉入十根铁条。脚像螃蟹的爪子,要么尽量向两侧伸展,以扩大身体和山石接触的面积,一旦发生下滑,可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摩擦力;要么利用脚骨的斜面,把它变成没有知觉的木橛子,深深插入岩缝,就像在巨幅画像下钉两根巨钉,才能保证悬挂着的身体突然坠下时可挽救危局。至于躯干,恨不能生出壁虎似的吸盘,牢牢粘在悬崖上。爬山使人体的各部分紧急动员,所有功能都充分调动起来,肌肉高度紧张,神经分外敏感。此刻的每一瞬间,都执掌着人的生生死死。 说起来,喉咙也很要紧,因为它是气道。爬山需要消耗大量的空气,就像前方在打仗,公路上运输的弹药物品就格外多。要是供不上气,手脚必得瘫痪。偏偏高原上稀少的就是空气,喉咙就得拼命工作,那种甜腥的感觉,一定是喉咙的某条微血管崩裂了,沁出鲜血。 一天,行军路上遇到一座险峻的高峰。尖兵报告说,曲折的冰崖阻住通路,攀登极为困难。领导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登山绳,让死死系在腰上。 干什么用的?这绳子看起来还挺结实。小鹿说。 这是结组绳。你们三个人把它系好,就成了一个结绳组。领导指指小鹿、我和河莲。 什么叫结绳组?小鹿还问。 小鹿,你怎么这么笨?结绳组顾名思义,就是用绳子把咱们三个结成了一组。从今儿后登山时生死与共。要活大家一块儿笑,要死一起成烈士。河莲快人快语。 领导点头不语,看来河莲解释得不错。 那咱们就成了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恨不同日同时生、但求同日同时死啦!小鹿兴奋得两眼放光。 领导不爱听,说,这只是万一时的紧急处置措施,不要动不动就说死的事,你们还年轻。 河莲思忖着说,要是小鹿掉下去了,还比较好救。她反正分量轻,一把就拽住了。要是小毕嘛,就有点危险,那么重。她要是万一失脚,只怕一个人会把我们两个都拖入深渊,同归于尽。 我说,不就是因为我的吨位比较大,你们就这么害怕吗?好啦,我好汉做事好汉当,要是出现了可怕的事情,一定不会连累你们。我会自动把结组绳解开,和你们脱钩,一个人滑下去好了。 领导说,不许乱讲。真到了那种时候,更要同心协力,两个人的力量怎么也比一个人强。团结就是力量嘛! 河莲说,我和小鹿这就在腰里装些石头,提高自重,救小毕的时候把握大些。 我说,不定谁救谁呢! 大家说笑了一会儿,一根绳子让我们格外地亲近起来。 拉练已经进行了许久,我们对爬山也司空见惯。因为第一天行军就出现险情,领导调整了女兵背负的重量,让军马代我们驮一些装备。在后面的行军里,我们基本上可以保证不掉队了。我们自觉已是老兵,对山也有些满不在乎起来。 等到那座陡峭的冰峰矗立眼前,我们才知道,自己又一次低估了山的庄严和伟大。 它横空出世,好像盘古开天辟地时丢下的一根冰棍,高耸入云,经过亿万年冰雪的滋润,长得庞大无比,晶莹剔透。人踏在上面,像一只甲虫爬过,不留一丝痕迹。 队伍拉开距离,开始攀登。小鹿在最前面,我居中,河莲殿后。结组绳松弛地连接着我们,像一根保险索。在通常的时候,它并不影响我们的动作,只是无声地跟随着我们,好像听话的小狗。 爬山这件事,在没有出现险情的时候,基本上是你一个人单独挑战大自然。你和大山徒手格斗,每向上前进一尺,都是一个新的回合。你一步一步升高,山就一步一步退却。但山可不是好惹的,嫌你惊扰了它绵延千万年的安静,抽冷子就会给你一点颜色,让你措手不及。要是处置不力,也许就会在瞬息间,以生命作为疏忽的代价。 我仰望山顶,上面有松软的冰雪,看起来离我们很近。我想,顶峰上的雪和别处的雪,一定有很大不同。要不然,它们为什么会落在山顶,而不是在山腰呢?就像深海和浅海的鱼是不一样的,高山上的雪更神秘。我一定要尝尝山顶上的雪。 我们爬啊爬,谁也不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能说。因为一说话,分散注意力,容易发生意外。还有一个原因,雪像音乐厅里特制的墙壁一样,有很好的吸音效果,让你的声音像蒙在棉絮里呻吟一样,传不远,说起来很吃力。但是冰多的地方,又当别论。平滑的冰是音响良好的反射体,相当于大理石板,会使你的声音发出清澈的回音。我们此刻能发出的最大声音,是不停的喘息声。 爬啊爬,距离山顶好像只有五十米的距离了。我们费尽千辛万苦爬过这段距离,发现山顶还骄傲地耸立在五十米之外,漠然地俯视着我们。高原上稀薄的空气发生折射,使距离感变得虚无缥缈,引人错觉。我们并不懊丧,只是坚忍地向前,向上……爬山很能锻炼人的耐力,在攀登的队伍中,你像一支射出的箭,只能一往无前地努力挺进,绝无后退的可能。 我看见有一些鲜红色的小珠子,从我的嘴边滚落。我知道那是我把嘴唇咬破了,鲜血流了出来,马上又被严寒冻成固体。我一直不由自主地咬着嘴唇,好像那样就可以使自己积聚力量,保持高度的警觉,提高对付突然危险的能力。 在攀登中,人的思想变得很单一,就是抓牢山岩,不要被山甩下来。这样爬得久了,容易想别的事情。我想,祖先创造“爬”这个字,真是英明。它原本一定是预备形容野兽用的,爪和巴,表示所有的爪子,都紧紧地巴在地上,才能完成这个动作。我想,我的二十根脚趾和手指,都是大功臣。假如没有它们劳苦功高地揪住山的毫毛,我一定像块圆圆的鹅卵石,叽里咕噜地滚到山涧里去了…… 在我们就要到达山顶之前,我突然听到一种奇怪已极的“咝咝”声,好像毒蛇的舌头在搅拌空气。当然,这是绝不可能的,阿里高原因为酷寒,是没有蛇的。就算有蛇,也绝不可能在冰天雪地里生存。恐怖的声音到底来自何方?没容我思索,腰间仿佛挨了致命的一击,猛地抽紧,勒得我喘不过气,一股螺旋般的下坠力量,像龙卷风一样吸住了我,裹着我迅猛地向山底滑去。 我在极端的恐惧中明白了——那毒蛇般的声音,是结组绳快速收紧、摩擦冰面的响声。河莲遇到了巨大的危险,正在滑向深渊。随即我看到小鹿在我的上方,也被绳揪动,开始了危险的下滑。 这就是结组绳的力量。它把我们三个联成一个统一的生死与共的集体。要么共赴深渊,要么同挽狂澜。 稳住!一定要稳住!我听见河莲在喊,小鹿在喊,我也在喊……其实,那一瞬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是我们生命的本能在发出共鸣。我们被惯性拖着向下滑,就像坐滑梯,越到后面力量越大。当务之急是拦住我们的身体,阻止致命的下滑。 我们每个人都像八脚章鱼一般,拼命扩大自己与山体接触的面积,以增加摩擦力。见到任何一条岩缝,都毫不犹豫地把手脚插进去,鲜血直流却毫无知觉。脚蹬掉一块又一块石头和冰块,听它们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七手八脚飞快地做着霹雳舞中类似擦窗户的动作,由于极度奋力,动作扭曲得可怕。我们甚至把脸也紧紧地贴在冰面上,利用凸起的鼻子和眉毛,使身体滑动的速度减慢…… 终于,恐怖悲惨的下滑停止了。河莲被一块冰凌阻挡在半山,我们从死神手里赢回了关键的一局。 我们彼此看了看,脸色都像铁一般,冰冷坚硬。擦破的地方并没有鲜血流出,它们被冻住了,成了淡红色的冰。哈!我们还活着!这是多么值得庆贺的事情啊!我们揉揉脸上冻僵的肌肉,彼此做个鬼脸。我抖了一下结组绳,沾满冰凌的绳子发出嘣嘣的声响,好像一根巨大的琴弦,也在为我们高兴地叹息。 剩下的事,就是继续攀登。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模拟演习,我们更小心地珍惜生的权利。 爬啊爬……我几乎已经不去想顶峰的事了,只是机械地爬……突然,眼前一亮。整整几个小时,我的眼帘里除了冰雪还是冰雪,我们已经忘记了世界上还有其他的颜色。一片极大的蔚蓝色,像大鸟的羽毛,无声地将我覆盖。阳光温暖地抚摸着我的额头,把一种让人流泪的关怀,从九天之上无边无际地倾倒下来。 啊,顶峰到了! 顶峰是很小的一块地方,眼前一片凄凉的空寂,什么也没有。不,不对,这里有太阳和风。太阳在比你更高的地方,孤单地悬挂着,等着你来作伴。风几乎是和你一般高矮,掠着你的肩膀和头发飞过,好像要把你征服山的消息带到远方。我捏了一小撮儿雪,没敢取太多。我想山顶上的雪,必有一种神圣的魔力,我应该给其他登上山顶的人留一些。伸出舌头舔了一下,遗憾得很,山顶的雪和别的地方的雪,味道是一样的。如果一定要找出它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有一点咸、有一点甜,那是我咽喉的血混到里面了。 我站在山顶的时候,小鹿在下山的路上,河莲在上山的路上,结组绳像金字塔的两条边长,山顶暂时成为它的制高点。我轻轻抽了抽绳子,她们都感觉到了,给了我一个回应。 我感觉到这是我们的生命之绳。山是不能征服的,我们爬上了山,我们又迅速地离开了山。我们只是山的匆匆过客。当我们还不曾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山就存在了。在我们已经不存在的将来,山依然存在。和山相比,我们是那样渺小,可人也是很伟大的,以我们渺小的身躯,由于努力和团结,我们终于也有一瞬,站得比山更高,群山匍匐在我们脚下。 我又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然后下山。不知为什么,登上山以后,人很容易感到心里空荡荡的,好像把一种很宝贵的东西安放在雪山之巅了。 我们默默地下着山,不断地对付着险情。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的时候,容易避开危险。下山则不然,脚心也没长眼睛,一不小心就出问题,有几次我失足下滑,要不是结组绳帮助,也许就会像在幼儿园滑滑梯一样,一直滑到雪山的肚子里,再也不见天日。 下了山,重新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我们把结组绳解开,回头仰望高山,几乎不相信我们用自己的双脚,把它一尺尺量过。但结组绳上的冰雪可以作证,我们以集体的力量,曾经到达过怎样的高度。 15.信使 我十七岁的生日,是在藏北高原过的。那天,正好是军邮车上山的日子,这个生日便像美丽的项圈,久久地悬挂在我胸前。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三柄巨大的棱锥,将我所在的部队,托举到了离海平面五千多米的高度。我的生日在十月,这正是平原上麦秸垛金黄而干燥的时光,昆仑山却已万里雪飘。就要封山了,封山是冰雪发出的禁令,我们将与世隔绝到春天。 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向我祝贺。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我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 但心中总有淡淡的悲愁——我想家。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对我说,也许军邮车今天会来的。 你骗人!我大叫。有时候猛烈地指责别人说谎,其实是太渴望那消息真实。 军邮车大约每月从新疆喀什开上昆仑山一次,日子并不准,仿佛一只来去无踪的青鸟。老医生戍边多年,他的话有时像符咒一样灵验。“每年封山前上山的最后一辆车,总是军邮车。山下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心。他晃着满头的白发,像一丛银针。” 那天夜里,军邮车像破冰船一样,跋涉五天,英勇地到了,整个军营为之沸腾。我们真想欢呼,但军人只有打了胜仗才允许欢呼,于是我们屏住气盯着一处房舍。房舍门口站着两个威武的士兵。因为曾有一次,迫不及待的边防军人们跑去抢信,从此在军邮车到来的日子,分拣信件的房间便加站双岗。 各单位取信的人站在房外,一取到信就像古代的驿马接到加急文书,拔腿就跑,去把信件送给望眼欲穿的人们。 在高原上奔跑,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这活儿一般都分给腰细腿长的年轻人,但白发苍苍的老医生执拗地要做这件事。知情的人私下里说,他家中有很老的双亲、很弱的妻子、很小的孩儿,想信比别人更甚。 老医生说,有一年封山的时间格外长。半年后军邮车首次上山,信件一直摞到分拣人的胸前。他们在信海中游走,呼吸都很困难。 老医生抱着一大摞信,我们扑上去抢。那时候干部去干校,知青接受再教育,妻离子散的多,信件也格外多。每个人都像蜘蛛一样,吐出思念思索的长丝,织一张自己的情感信息之网。 霎时老医生手中就空了,接下来是唰唰地撕信,信皮的断屑萧萧而下。 我最先看的是父母的信。仿佛有一只温暖而柔软的手,从洁白的笺纸中探出来,抚摸着我额前飘动的乌发,心便不再凄然。 再看同学和朋友的信。我的同桌此刻在遥远的西双版纳,信中夹了一朵花的标本。她说这是景洪最美丽的花,有沁人肺腑的香气。夹花的那页信纸留有大片紫色的痕液,想象得出花盛开时的娇嫩。我低头嗅那被花汁浸泡过的地方,哪儿有什么香气,有的只是纯正而凛冽的冰雪气息缭绕其中。 我连夜回信。平常日子,营区是柴油发电机供电,每晚只亮两个小时,然后就像木偶人似的眨几下眼睛,熄灭了。军邮车一来,首长便传令延长发电时间,以利于拣信和回信。首长其实也很盼信到来。 同屋的女兵嘤嘤地哭了起来。她的小侄子病了。我们都放下笔去劝她。然而,女孩子常常是这样:越劝哭得越欢畅。 老医生悠长地叹了一口气,告诉离得这么远的一个小姑娘,孩子的病就能好了吗?我家里人是从不这样的。 不一会儿,女兵停止了哭泣,因为从老医生送来的第二批信中,她得知小侄子的病已经好了。 要有经验,老医生说,把信全拆开,码饼干似的排好,从最后面的看起,前面的只能做参考。 这自然是至理名言。这么办,时间长了,我们也发现了弱点。好比一本荡气回肠的小说,快刀斩乱麻先看了结尾,再回过头去细细咀嚼,便少了许多悬念和曲折。 那一次军邮车上山,老医生没有收到一封信。按照他们家的逻辑,没有信来也许就是出事了。他的忧郁持续了整个冬天。 在这海拔五千米的高原营地,每逢有人下山,就会挨门挨户地问,我要走了,要不要带信?哪怕是平日最自私的人,在这件事上也绝对平和而周到,这是高原的风俗。 有时候突然写好一封信,又不知谁能带走,就在吃饭人多时喊,谁能下山,告我一声。一次,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对我说,我知道你父亲的名字。你看过我的档案?我问。不是。几年前我为你代发过家信。我已经完全记不得是托什么人又转到他手中的,于是赶忙表示迟到的谢意。 在我十七岁生日过去半年的时候,收到了西双版纳同学的回信,那朵花怎么是紫色的呢?它是雪白的呀!而且,绝不可能没有香气! 信是老医生送来的。这是开山后的第一次通邮,他也很快乐,他的家里寄来了平安信。有时候他又突然疑惑,说他家会不会有什么事瞒了不肯告诉他。我们都说不会不会,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离了你,根本就办不了事,怎么会瞒你!他也觉得很有道理,心宽许多。 终于,轮到他探家了。很早就告诉我们:他下山时专门预备一个提包,为大家装信。我便对着昆仑山皑皑的冰雪,咬着笔杆,从从容容地写了大约三十封信,每一封都竭尽我的才能。 我双手捧着这摞信,郑重地交给老医生。他的白发在雪峰的映衬下,晃动得像一盆水中的粉丝,你放心好了!我到了山下第一件事就是为大家发信。假如回信快的话,下次军邮车上来,你们也许就能收到回信了。 他走了。军邮车像候鸟,飞来一次又一次,但那三十封信一封也不见回音。原来他下山乘坐的车翻了,这在高原是很平常的事。熊熊烈火吞噬了他银发苍苍的头颅,那个装满信件的旅行包,顷刻间化为青烟。 那三十封信,只有给父母的那封,我重写了托人发出。给其他人的,便再也提不起兴致重写。只要抓起笔,老医生的白发就在眼前灼目地闪动,眼珠便发酸。大团大团的冰雪,在我胸中凝结。 后来,在老医生的追悼会上,我才知道他的生辰,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老。满头灿然的白发,是昆仑山馈赠他的不能拒绝的礼物。 他死了以后,军邮车还带来过他的家信。我第一次注意了一下地址:是广西一个很偏远的小城。又在地图上仔细寻找,那地方在北回归线以南,属于热带,该是非常炎热的。老医生的家乡,距离昆仑山大约有一万五千里。 那封迟到的信,边缘已经磨损,好像烙熟又蒸了几遭的馅饼,几处裂口的地方,被薄而坚韧的透明纸粘贴过,上面打着蓝色的印章:“邮件已破,军邮代封”。 不知这是否是封报平安的家信? 16.葵花之最 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我是在昆仑山上度过的。 昆仑山其实只有一个季节——冬天,春节过后那段漫长而寒冷的日子被称为春天,这是我们这帮小女兵从平原家中带来的习惯。 快到“五一”了,冰封的道路渐渐开通,春节慰问品运到了。五颜六色来自五湖四海的慰问袋最受欢迎。小伙子们希望从绣着花的漂亮布袋里,摸出一双精致的鞋垫,做一个浪漫的梦。姑娘们没有这份心思,只想找点稀罕的吃食,打打牙祭。整整一个冬天,除了脱水菜和军用罐头,没有见过绿色。可惜,关山重重,山路迢迢,花生走了油,瓜子变哈喇,沙枣颠成粉末,面粉烙的小馃子像出土文物…… 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清香。 那是一个绣着黄色“八一”和红色五星的小白口袋。针脚毛茸茸的,绣活手艺不高,想必出自一个笨手笨脚的胖姑娘。 打开一看,是一袋葵花子。颗颗像小炮弹一样结实,饱满得可爱。我们每人抢了一把,一尝,竟是生的。葵花子中埋着一封信。 “敬爱的解放军叔叔们……” 信是从广东省湛江市第二小学发出的。 我们趴在地图上找。唔,湛江,好远!那里是亚热带,一个很热的地方。 孩子们请求解放军叔叔们,把他们精心挑选出的葵花种子,种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我们把手中的葵花子放回布袋。那清香,是阳光、土地和绿色植物的芬芳。 昆仑山咆哮的暴风雪,伴随我们进行讨论。 为什么只写给解放军叔叔?边防线上也有解放军阿姨呀。 在国境线上种葵花,多美妙的想法!每当葵花开放的时候,我们将有一条金色的国境线。 这根本不可能!昆仑山是世界第三极,雪线上连草都不长,还能开葵花?! 我们都默不作声了,只听见屋外风在嘶鸣。 大家决定由我给孩子们回一封信,就说葵花子是解放军阿姨们收到的,只是这里很冷很冷…… 昆仑山的“夏天”到了。 信早已写好,却始终没有发出。我们大着胆子,把葵花子种在院子里。 人们都说活不了,却天天跑来看,松土施肥。 葵花发芽了。先探出两片嫩黄的叶子,像试探风向的小手掌,肥厚而天真。然后舒展腰肢,前仰后合生机盎然地长大起来。 昆仑山默默地认可了这些来自亚热带的绿色幼苗,就像它认可了我们一样。 然而,我们高兴得太早了。不知道该算是上个冬天最迟还是下个冬天最早的一股冷风,冻死了绝大部分葵花。 奇迹般地保存下一棵幼苗。它并不是最强壮的,也许因为近旁有一块大石头。受到启发,我们用石头为葵花围起一圈不透风的篱笆。 现在,我们每天趴在石头围墙上看葵花,不知道的人,会以为里面养着活蹦乱跳的小生灵。 这棵幸运的葵花,一往情深地看着太阳,勇敢地展开桃形的枝叶,茎上纤巧的绒毛,像蜜蜂翅膀一样,在寒风中抖个不停。也许它感到了昆仑山喜怒无常的威严,急匆匆地压缩自己生命的历程,才长到一尺高,就萌出了纽扣大的花蕾,压得最高处的茎叶微微下垂,好像惭愧自己为什么不长得更高一些。 那一年没有秋天。寒凝一切的风雪,毫无先兆地骤然降临。早上起来,天地一片苍茫,我们几乎是跌跌撞撞地扑向葵花。 石围墙也被飓风吹得四散飘去,向日葵却凝然不动地站立在那里,在冰雕玉琢的莹白之中,保持着凄清的翠绿。叶片傲然舒展,像一面面玻璃做的旗,发出环佩般的叮当之声。最不可思议的是,在它生命的最后一刻,居然绽开了一朵明艳的花。那花盘只有五分硬币那么大,薄而平整,冰雪凝冻其上,像一块光滑的表蒙子,刚分裂出的葵花子还未成熟,像丝丝柳絮一样优雅地弯曲着,沁出极轻淡的紫色。最令人警醒的是花盘四周弹射出密集的黄色花瓣,箭头一般怒放着,像一颗永不泯灭的星。 向日葵身上的冰花越结越厚,最后凝固成一方柱形的冰晶。 广东省湛江市第二小学当年的孩子们,但愿不要看到我这篇小文。愿他们心中永存一条盛开葵花的金色国境线。 假如有一天,我能重回昆仑山。在两座最高的山峰中间,有一块只有我们才知道的地方。在深深的永冻土层之下,有一方冰清玉洁的水晶,水晶中有一朵美丽绝伦的花,宛若雏菊半仰着脸,灿然微笑着……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世界上最小的葵花,但我知道它是世界上最高的葵花。 17.西藏猪 高原上的生物很少。像平原常见的飞鸟,比如麻雀、喜鹊,一种也没有。只有像乌云一般的秃鹫偶然飞过。大概鸟儿也因缺氧憋得喘不过气来吧? 人有一种爱养小动物的天性,我们就从山底下抱上来一只公鸡。一路上,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鸡冠子越来越紫,最后简直变成黑的了。好不容易熬到了目的地,我们赶紧把公鸡放在雪地上,心想让它换点新鲜空气,也许它会舒服一些。没想到,它的爪子刚一着地,立即就飞跑起来。跑了没多远,就一个跟头栽在地上,扑棱着翅膀死了。大家非常伤心。初到高原的生灵,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要给身体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可惜公鸡不懂得这个道理,就丧了命。 以后又从山下带上来一头小猪。这回大家有经验了,刚开始半个月,人们紧紧抱着小猪,不叫它活动,可小猪后来还是死了。医生说,小猪得了一种叫作高原肺水肿的重病。 过了些日子,有人从国界那边的印度进口了一只小黑猪。听说它老家的地势也很高,这样就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了。 果然,这只来自异国的小黑猪平安地活下来了。大伙给它起名叫黑黑。 黑黑每天在我们的住处悠闲地漫步,把它的小尾巴得意地卷成一个“8”字。一到开饭的时间,它就从野外赶回来,等在饭厅门口,用长着双眼皮的大眼睛,眼巴巴地瞅着大家,嘴角还会滴下一串口水。 我们宁可自己先不吃饭,也要喂黑黑。这个给它撕一块馒头,那个给它舀一勺米饭。黑黑也很聪明,吃完了这个人的一口饭,就会走开,绝不会老围着你。人们抢着喂黑黑,有时就把黑黑搞得很狼狈,鼻梁上贴了一块豆腐,耳朵上挂着一缕粉丝。它很绅士,一点也不着急。等人们散开了,就自己跑到大石头旁边,把头上挂的食物蹭下来,再慢慢吃掉。 黑黑最爱喝甜牛奶了。刚开始是因为许多人是从农村来的,喝不惯牛奶。轮到喝牛奶的日子(不是鲜牛奶,高原上哪儿有奶牛啊,是用奶粉冲开的),剩的就格外多。炊事班就准备了一个大木槽盛剩牛奶。黑黑跑过来,把嘴巴拱进槽里,只剩两只眼睛在外面,咻咻地喘着气,埋下头谁也不理。你看不见它狼吞虎咽,只见它的脖子均匀地颤动,但槽里白色奶液的水平面迅速下降,一会儿就露出槽底的木纹了。好像槽子在我们找不到的地方裂了一个大洞,牛奶都渗到地下去了。黑黑抬起头,也很遗憾很吃惊地注视着木槽,好像自己也不明白:刚才还那么多牛奶,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 知道黑黑爱喝牛奶以后,我们就有意多给它剩下一些。 在这样丰富的营养下,黑黑迅速长大,不久就成了一只威武的大黑猪。甩着大肚皮走动的时候,好像一张黑丝绒壁毯在旷野移动。 高原上的尖石把黑黑的肚皮磨破了。开饭的时候,黑黑再也不能像原来那样飞快地跑过来,只能慢慢往家里挪。炊事班长看了心痛,就领黑黑到卫生科,对正在给人包扎伤口的护士说,给我们的黑黑看看病。 护士吓了一跳,说,我又不是兽医。 班长说,这病不用兽医,我就能看。把伤口消消毒,抹点药膏包起来就行。 护士说,谁敢钻到猪肚子底下去上药?它不咬人才怪呢! 班长对护士说,黑黑绝对不会咬你的。然后又对黑黑说,这是给你看病呢,千万不要乱动啊!好了,趴下吧。 黑黑就乖乖地躺在卫生科门外的地上,像平日吃饱了饭晒太阳的样子。 护士双手托着治疗盘,战战兢兢地走过去,消毒、上药……涂酒精的时候,黑黑可能感到有点痛,浑身抖了一下,但真的是没有动。 上完了药,黑黑站起来。它的肚子上多了一块雪白的纱布,好像一枚巨大的邮票。 第二天,护士偶然走出治疗室,看见黑黑正在屋外绕来绕去。见到护士,它哼了两声,然后自动躺在地上。原来它肚子上的纱布掉了,伤口又露了出来。护士就又给它上了药。 后来,黑黑的肚子好了,又可以很有风度地在房前屋后散步了。我们眯起眼看看它,想起平原的家。有人说,在我们村子里,有一头和这一模一样的黑猪呢! 18.制花圈 我是特意用“制”花圈这个词,而不用通常的“做”花圈。因为“制”的规模大,有流水作业大生产的味道。 二十多年前,我在藏北高原当兵。高寒、缺氧、病痛……一把把利刃悬挂在半空,时不时地抚摸一下我们年轻的头颅。一般是用冷飕飕的刀背,偶尔也试试刀锋。 于是就常有生命骤然折断,滚烫的血沁入冰雪,高原的温度因此有微弱的升高。 凡有部队的地方就有陵园。每逢清明和突然牺牲将士的时候,我们就要赶制花圈。因为我们是女兵,花圈就要扎得格外美丽。当我们最初扎花圈的时候,觉得像做手工一样有趣。 做花圈先要有架子。若在平原,竹子、藤条、木棍……都是上好的材料。但对于高原,这些平常物都是奢侈品。男兵用钢筋焊出一人多高的巨环,中间用钢丝攀出蛛网似的细格。花圈的骨骼就挺立起来了。 我们在乒乓球案子上做花。五颜六色的花纸堆积如山,刚开始的时候,似乎有些节日的气氛。女孩们分成几组,有的把纸裁成大小不等的方块儿,有的剪出形状各异的花瓣,有的用糨糊粘绿叶……有条不紊,各显神通。 忙了一阵子之后,所需的花朵基本上备齐了。屋里花红柳绿的,对我们习惯了莹白冰雪颜色的眼睛来说,真是享受。 该往黝黑的钢环上绑花了。一圈红的,一圈蓝的……白花最多,像高原上万古不化的寒冰。 花圈渐渐成形,女孩子们的嬉笑声渐渐沉寂。一朵朵的花是艳丽的,一圈圈的花就有了某种庄严。当一个个硕大的花环肃穆而凝重地矗立在我们面前时,一种被悲哀压榨的痛苦,像鸟一样降临在我们心头。 这是献给一个或一组年轻生命的祭品。 每次做花圈,都要整整干上一天。先给司令部做,再给政治部做,然后还有后勤部……人们认为女孩天生与花有缘,殊不知这凄冷的花卉,令人黯然神伤。 有一天下午,我们为一位牺牲在边境线上的战友赶制花圈。因为第二天就要下葬,一直干到凌晨三点。倦意袭来,绑花时钢丝不停地扎手,有鲜血像红豆似的渗出。马上就要完工时,桌上的电话铃猛然响了。我揉着眼睛问,什么事啊? 对方低沉着嗓音说,刚才夜间紧急集合时,一个战士翻身跃起,突然倒在地上死去了。请你们再赶制一副花圈。 那一瞬,我痛彻骨髓。那个不认识的男孩啊!当我们开始制那副花圈的时候,你还活着。当我们制完那副花圈的时候,就要为你制花圈了。 那一夜,女兵们彻夜无眠。当雪山上的朝阳莅临军营,大卡车把我们的产品运至墓地。 摄影干事们很忙。他们用最好的角度把墓前的花圈照下来,寄往内地的某处小村。那些牺牲了的士兵的父母,永远无法到达高原。他们会在无数个月夜,看着相片上的一丘黄土和伟岸辉煌的花圈,潸然泪下。 19.三块糖 远处的半山坡上,有一排独立的小房子。平日总是锁着大门,大锁锈迹斑斑,叫人怀疑能否打得开。人们走过的时候,总是绕得远远的,仿佛那里潜伏着瘟疫或猛兽。 那是医院的太平间。 真想不通,汉语里为什么把和死亡有关的事,都叫作“太平”。比如,轮船上救生的太平斧,剧场里供大家逃难的太平门……好像一叫太平,再危急的事也可以化险为夷。 但人一死,的的确确是太平了。不太平的,是活着的人。 太平间躺着病死的人,基本上是独往独来。高原地广人稀,死亡的事虽然经常发生,因为总的基数小,出现的频率就不很高。一般死了人,都由值班的医生、护士负责给死人更衣。要是轮到女兵上班,男卫生员们就会说,还是我们来吧,省得你们做噩梦。 一天,边境线上发生了激烈的战事,伤亡很大。医生们都在抢救伤员,活着的毕竟比牺牲了的更重要。但尸体从前线拉回,卧在太平间,久久地不处理,也于情理不容。 领导找到我说,给女兵一个艰巨的任务。 我说,您说吧。 领导说,有一个年轻的班长,战死疆场。人手实在不够,要由你们给他更换尸衣,明晨下葬。 我说,还有谁参加? 领导说,还有政治部的一名干事,负责登记烈士的遗物等事宜。他以前处理过阵亡将士的事,有经验,你们听他的。但他身体不好,动嘴不动手,你们要多请示,多照顾他。 我咬着乱颤的牙关,说,是。心想,一个大男子汉,居然要女孩们在死人当前的时候照料他,真不知是他的耻辱还是我们的光荣。 我说,人在哪里? 领导说,干事吗? 我说,班长。 领导说,在三号。 就是说,尸体在太平间的第三间屋子。我回到宿舍,向大家传达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任务,全场先是静寂了三分钟。炉子里有一块烧得正热的煤,啪地裂开了小缝,火苗从一大朵分裂成两小朵,发出丝绸抖动的声音。 我说,说话啊,现在又不是为烈士默哀的时间。 小鹿说,烈士是一位男的啦? 我说,阿里高原上的女兵都在这间屋里了,你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小鹿说,这个我知道。只是要给一个男青年从里到外换衣服,心里总有点那个,是不是连内裤都要换? 我说,是。他是我们的兄弟…… 小鹿摆摆手说,大道理你就甭讲了,我都懂。我就权当他是一截木头好了。 果平说,比木头还是可怕多了。要知道,他死了。 小如细声说,咱们平常也不是没有在临床上接触过死人,没什么不一样的。反正都是个死,大着胆子收殓就是了。 河莲说,我看,还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病死的人,浑身是囫囵的,就算瘦得只剩下几根大筋,用医学的话讲是恶液质,毕竟五官完整。战死的人,你知道致命伤在哪里?若是在脑袋上,跟关公大老爷似的,头都没有了,或者说头虽然有,但身首异处,需要我们用丝线把脖子和脑袋缝到一起,那咱们可就有得活儿干了。 我本来胆子还大些,听河莲这样一说,毛骨悚然。可我是班长,三军不可夺帅,就狠狠地对河莲说,不得蛊惑军心!现在也不是冷兵器时代,不会出现一把大刀把头剁飞了的情况。就是战伤在头部,也不过是颅脑粉碎性骨折或大动脉断裂,头骨肯定还是在的。 果平说,哎呀我的妈呀,班长你就别讲了。血肉模糊脑浆迸裂,这比一个头叽里咕噜地滚到一边去了,还可怕。 我说,不管可怕不可怕,我们必须完成任务。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要是你阵亡在这荒无人烟远离亲人的地方,浑身上下沾满血和泥巴,到处是和敌人搏斗的痕迹,你愿意就这模样埋进烈士陵园吗? 小鹿最先说,我不乐意。听我奶奶说,人死的时候穿着什么衣服,到阎王老子那儿就是什么打扮。所以,人的老衣都得是最好的。我们这么小岁数就不在阳间了,更得穿得像点样子,最好仪表堂堂。 果平说,你那是迷信啊。不过,活着的人会常常梦见死去的人。要是我们穿得太破烂,家里人在梦中相见的时候,心里会难过的。 小如长叹一口气说,真到了为国捐躯的时候,别的我也顾不了,但我希望给我穿一套干净衣服,不一定是新的,但一定要有香皂味儿。 河莲冷笑道,人都死了,还管那些。要是我啊,生是什么样,死也是什么样,无所谓,生死如一。也省得让别人心里起腻,在这里讨论来讨论去的。一把黄土埋了,大家清静。 你很难说河莲这番话是正说还是反说,但她刺激了我们,使大家脸上滚烫起来。是啊,都是为了保卫祖国,我们从各地聚集,来到这苍茫的世界第三极。现在有一个兄弟远行了,我们不能在他生前帮他击败敌人,难道在他死后,还不能伸出手去,为他的遗体做点什么,把他打扮得漂亮些吗? 我们排着队,缓缓地向三号太平间走去。一位瘦得像竹子的干事蹲在太平间门口,低着头,好像在看蚂蚁爬。当然了,地上肯定没蚂蚁,这里高寒缺氧,蚂蚁都不肯做窝。 你是小毕班长吧?我姓朱。他伸出手说。 和朱干事握手的时候,有一种被根雕捏住的感觉。我把他左右一打量,决定称他竹干事。竹干事拿出一把钥匙,边缘粗糙锐利,几乎没人用过,递到我手里说,你把太平间的门打开。 我说,你怎么不开? 他说,我胆小。 一个男人当着一帮女孩子的面,公开承认他胆子小,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原来只以为他是个病秧子,没想到脸皮还挺厚。我心里也吓得够呛,但当着一班人,只有挺身而出,奋勇向前。 门开了。太平间的屋子并不很大,但给人阴森森的空旷感觉。地中央水泥制成的停尸台上,直挺挺地仰卧着一堆白色物体,依稀看出人的轮廓。上覆一匹宽长的白布,四角垂地,笼罩地面。我们依次走进去,围着尸床站定,默不作声,好像在瞻仰一座雪丘。 竹干事贴墙站着,保持着和尸体最大的距离,对我说,你去把蒙尸布揭开。 其实,从一进了太平间的门,我们已经没有退缩的余地了。无论如何都得把任务完成,这是铁的戒律。但是我讨厌一个男人临阵脱逃的胆怯,更甭提他还是我们之中,唯一处理过阵亡事宜的老手呢。 我反问,你干吗不去揭布? 竹干事很惊讶地说,你们领导没和你说过吗? 我说,说了。说你有经验。 他说,除了这个,就没说别的了? 我只好说,还说你动口不动手。 竹干事说,这就对了。那我现在动了口,你为什么还不动手?我说,你是老兵,应该给新兵做个榜样。你有经验嘛! 竹干事苦笑着说,我有什么经验?不过就是处理过一次敌方死尸。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胡子,两条腿炸断了。原本想就那么连着衣服埋了。后来上级指示,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是收拾得体面些。第一步要把身上的血污洗了,开始我们用刷子刷,没想到血是刷掉了,但肉也跟着掉。不知是谁想出的法子,在尸体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绳子…… 我们又怕听又想听,恐惧地盯着竹干事苍白的薄嘴唇。小鹿忍不住哆嗦着下巴问,你们是打算,把他,再吊死,一回吗? 竹干事不理这茬儿,接着说,我们在尸体的腰当间也拴了一道绳子…… 河莲说,我的天,该不是要五马分尸吧? 小如掩着半边嘴说,有革命的人道主义管着呢,别瞎猜,太吓人了。 竹干事有个本事,就是你说破大天,他沉着镇定,一派大将风度,按自己的顺序走,一板一眼说下去。 我们把大胡子上下拴好,就把他沉到河里,拽着两道绳子在河岸上慢慢走。他躺在水里,被太阳晒热的水,从他身上缓缓流过,头发飘着,很悠闲的样子。我们累得够呛,像伏尔加河上苦难的纤夫。大胡子刚开始下水的时候,水是清的。过了一会儿,下游的水流渐渐地变脏了,那是大胡子身上的硝烟和火药末脱落下来。又过了一会儿,水流变红了,那是凝结的血块溶解了…… 小如捂着耳朵说,竹干事,求求你,别讲了。我直恶心。 河莲兴致勃勃地说,讲,讲!真是新鲜事,从来没听过! 我从骨子里是一点也不想听这种可怕的经历的。可我知道,当一个女兵,必要的时候要有铁石心肠。竹干事看起来瘦弱,意志却很顽强,才不在乎你是不是恶心欲吐,坚持按自己的想法行事。 ……等到河水再次变清的时候,我们就把大胡子拉到岸上,平放在岩石上……竹干事依旧平静地叙述着。 大胡子的肚子是不是胀得像个鼓?河莲嘟起自己的腮帮,好像自己也被人按到水里,淹了个半死。 没有。溺水的人腹胀如鼓,那是因为在水中挣扎,把太多的水灌入胃里。或死后尸身腐败,产生气体所致。大胡子是死后入水,牙关紧闭,肚子里没进水。再说,我们很快把他从水中拖出来,他也来不及腐败。竹干事很科学地解释。 可他总会有一点变化的。就像我们在水里洗衣服,时间长了,手指肚也会泡得发白。果平很有点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英雄气概。女孩子好像有个通病,越可怕的东西越好奇。 竹干事有些惊异地说,你有经验,猜得很对。大胡子被流动的河水洗得很干净,皮肤稍微有一点肿,这使他看起来比我们刚认识他的时候,胖了一点。我和我的战友们坐在河滩的巨石上,谁也不说话,抽着烟,静静地等着呼啸的山风和西斜的太阳,把大胡子吹干。突然,我的战友站起来,走到大胡子身边,把一支点燃的香烟塞到他手里。我说,这是干什么?战友说,我刚才拖他的时候,看到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肤色很黄,说明他是一个老烟鬼。他躺着看着咱俩吸烟,一定眼红得不行。给他解解馋吧。 我看着袅袅的烟气,像风车一样,在大胡子胸前绕啊绕…… 后来呢?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问。 没有什么后来。竹干事说。后来大胡子被风吹干了,衣服和脸都很干净,只要不看他的膝盖以下,像一个旅游时睡着了的异国人。我们给他的遗体照了相,按照他们的风俗,用白布裹起来妥善地安葬了。每一步处理都照了相。听说这些相片都在外交部的铁匣子里放着,作为曾经发生的历史,保存着。 屋里很安静。好像大家都消失在空气里了。许久后,小如说,我以后再也不喝狮泉河的水了,它洗过死人。 竹干事说,你尽管喝水就是。洗过死人的狮泉河水,早就流进印度洋,只怕现在都到北冰洋里打漩涡了。 河莲最先从故事中苏醒,说,竹干事,你既然这么有实践经验,为什么非要我们班长揭开盖布,何不身先士卒? 竹干事说,你以为我不想在女孩子面前表现英雄气概?只是从那次以后,一碰到和死人有关的事,我就骤发心动过速,吃什么药也不管事,真气死人。也不是害怕,我当时不害怕,以后也不害怕。但是我脑子不怕,心却不争气。战友们都知道我这毛病,凡是和后事沾边的活儿,一概不让我参加。这次战事较大,大家都很忙,是我主动要求处理尸首的。这会儿心跳已经像锣鼓点了。我就不亲自动手了,请诸位娘子军原谅。 我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只是河莲嘟囔了一句,竹干事,可惜了。你这个样子,恐怕当将军无望了。 我义不容辞地走上前去,揭开了尸床上的盖布。我的动作很大,想象中,那布该是冷重如山。不想白布像云一般,飘然飞起,在半空中平平地伸展开,好像被一股神奇之气横托着,久久才悠然而落。一名年轻士兵的脸,像新月一样,洁白光滑地对着天花板,静静地躺在水泥床上,眼皮微睁,蝌蚪般漆黑的瞳仁,稍微倾斜地看着我们。 悚然震惊! 在揭开这块布之前,虽然他明明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下意识里以为他未必真的存在。揭开这块布以后,他以极大的威严君临一切,不存在的是我们。 他穿着很整齐的棉军装,只是腰间有些臃肿,好像揣了几颗手雷。其他部位严谨利落,并无血迹,一时间竟看不出伤处所在。脸如同大理石雕刻,因为失去了热血灌注,就像高大的乔木在冬季落尽叶子,线条刚硬简洁。嘴唇的曲线因为死前的痛苦与坚忍,略有弯曲,好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封闭在紧咬的牙关之后。他的手很规矩地半握着拳,紧贴着裤线安放着,似乎准备随时收起肘关节,取胸前半端位,唰唰摆动起来,应和着口令开始跑步。 竹干事挤在墙角嘶哑着嗓子说,先找到伤口,然后清洗。然后给他穿上新军装。旧衣服里面的每一件遗物,都要告诉我,我好做登记。如果有钱什么的,更要保存好,以便交给家属。 我们无声地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我轻轻地走到班长面前,解开了他棉衣的扣子。那些圆滑的塑料扣子,因为一直在冰冷的太平间里沉浸着,摸在手里,如同机器制造的冰雹。我的手指不一会儿就冻僵了,解得很慢,大家凑过来要给我帮忙。我说,河莲站对面,暂时有我们两人就够了。别的人听我指挥,需要什么东西,你们好去找。 我知道给死人脱衣穿衣,比给活人做这套动作麻烦多了。本来只以为他不会配合,操作者多费点力气就是,干起来才明白,生死这道分水岭,把简单的事变成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上衣扣子解开后,局势开始明朗。腰间的膨出更加明显,暴露出白色的三角巾,那里必是致命的伤口所在。三角巾其实完全不能再称为白色,它被鲜血染成通红之后又凝结为深咖啡色,坚硬干燥,像一块巨大的巧克力板。 我企图把它解开,马上发现是痴心妄想。血液凝固再加冷冻,强度赛过钢板。我头也不抬地问,腹部缠着浸满陈血的三角巾,解不开,怎么办? 我知道竹干事在远处密切注视着事态的进程,以他的经验,随时准备答疑解难。 先把情况搞清楚。竹干事指示。 我观察了一下三角巾,因是战友匆忙包扎,不似专业医务人员规范,有的地方紧,有的地方松。我把手指探到血绷带之下,艰难地暗中摸索。先是在腹部正面触到半个圆滚滚的东西,好像是老式的台灯罩,然后又在它的四周摸到一摊腻滑的东西,好像是盘起来的电缆。经过卫生员训练,我对人的肚子部位大致该有什么,已是心里有数,但对这摊物件,实在想不出是什么,颇感莫名其妙。 看我愣着发呆,竹干事说,摸着什么啦? 我说,不知道。硬,滑,圆,一缕一缕的…… 那是肠子。竹干事说。 我结巴着说,在……哪儿?肠……子? 就在你手底下。竹干事把头扭向一侧,不看我,盯着太平间洁白无瑕的墙壁说。 我说,你也没见,怎么知道? 竹干事说,这就是老兵和新兵的不同、干部和战士的区别。咱们吃军粮的年头还不一样呢。子弹击中了这小伙子的肚子,肠子流了出来……就这样。很简单。 既然确定是腹部外伤,伤处就是清洁处理的主要部位。再像挖巷道那样,把手探进去作业肯定不成,需要把三角巾取下来。 拿剪子。我吩咐道。 小鹿说,拿哪种剪子呢? 我们每个人只有巴掌大的旅行剪刀,平常剪个补丁什么的,还可凑合。对付这种血染的绷带,简直是头发丝系轮船,力不从心。炊事班还有几把抠鱼鳃破鱼肚的大铁剪刀,用于烈士身体显然不敬。我略一思索,转而对果平说,去,把手术室的剪刀拿来。 按说我一个小兵,没权私自把手术室的装备带到太平间。但县官不如现管,果平是手术室的护士,我是她的班长,调把剪刀出来,还不手到擒来? 果平跑出又跑进,把锋利的手术剪刀递我说,给。 我操刀就剪,原以为必然势如破竹,没想到,不锈钢的剪刀只把血纱布豁开一个小切口,就再也推不动了。好像用刮胡刀片切西瓜,深入不下去。 我埋怨果平,你这剪刀也太钝了。 果平委屈地说,我特地挑了把新的呀! 我说,那就换大号的手术刀。 果平刚要再跑,竹干事说,刀也不一定行。手术器械都是给活人准备的,自然以小巧精确为上。对付死人,又是血又是泥的,搅到一块儿,比混凝土还结实,好比是秀才遇见兵,没用。人已经死了,就不必考虑那么多了,用锯吧。 我对小如说,你到木工房去一趟,借把锯来。 小如说,他们那儿正赶做棺材哪,不一定借得出来。 我说,就一会儿,跟他们说点好话。再说了,咱们这儿要是不给烈士穿好衣服,他们的棺材里躺谁啊! 小如拔腿走,竹干事说,顺便再借个木匠来。 小如说,干什么啊? 竹干事说,谁能使锯子?你们还是我?我是会,可这会儿我的心跳已经一百八十下了,没法干活儿。也许我官僚,调查研究不够,你们这里还有女木匠? 河莲鼓了鼓嘴巴。我知她老爹是将军,指挥打仗可能有遗传,但木匠肯定没练过,把嘴鼓成蛤蟆也没用。 小如说,借借试试。但锯子有百分之八十的准头,木匠只有百分之二十的把握。 竹干事说,你先去。木匠如果不来,我就带着枪去请。 这事就算商量妥了,没想到河莲说,用人工多慢啊,用电锯多好啊。 我没好气地说,到哪儿找电锯? 河莲胸有成竹,说手术室就有电动骨科锯。 果平说,哎呀,我倒忘了,真是有的。只是平时极少用,只有截肢的时候才拿出来。河莲,你眼里真有东西,连我这个手术室护士都没想到。 河莲说,你忘了我曾在手术室代过几天班?你的家当都印在我的脑瓜里了。随时留心地形地物和一切地面设施的分布与功能,是一个优秀军人必不可少的素养…… 我打断她说,河莲,那你会用电锯吗? 河莲做出不好意思的模样说,真叫你猜着了,我偷着练过,还真能凑合着用。 果平惊道,你本事可真大,就差没偷着给自己开刀了吧? 河莲惭愧地说,我用锯没有师傅指点,按照书上写的自己摸索,操作不一定正规,也算是自学成才。 果平取回骨科电锯,寒光闪闪,令人生畏。河莲接过来,对着烈士说了一句,大哥,我自知手艺不精,可事到临头,只有我为您做这件事了。您就多担待着点吧。我呢,手下也悠着点劲儿。好在您那么重的伤都忍了,这会儿感觉也不灵敏,熬一熬,马上就过去了。您要没什么意见,咱这就开始了。 我们扭过头看看尸床上的班长。千真万确,我们都看见他眨了一下眼睛。 河莲说完,操着电锯,接上电源,跃马横刀,就在血板上操练起来。电锯发出喑哑的噪音,像一头沉闷的野兽在呜咽。布三角巾的纤维应声断裂,沿着锯口的边缘卷曲起来,每根布毛的外周都是暗褐色的,但血未能浸透的内芯,还保持着布的本色,好像一种外红内白的奇异羊毛,被一根根扯断了。 机械化就是比手工快得多,片刻工夫,血板像断裂的盔甲,碎为两瓣。河莲放下电锯,用力一掰,血板就像散了桶箍的木板,向两侧打开。班长神秘的腹部,暴露在众人眼前。 真相大白。 他的下腹部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大弹孔,肠子汹涌地流出来。急救时,战友们用一个大号军用饭碗扣在肠管上面。碗口罩不住,长长的肠子就盘在碗的四周,好像水泥管子上头盖了一顶小草帽。 竹干事远远地看了一眼,闭着眼睛说,把碗取下来,把肠子塞回去。 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人的肠子流出来容易,塞回去可不那么简单。首先是碗取不下来。它和肠子紧密粘成牢不可破的一坨,好像埋藏了千万年的化石。 当然,可以再用刀锯之类,强行把碗取下。但无论怎样小心,都会伤了班长的肠子。哪里能忍心让战友再受伤害!我们盯着竹干事,等他拿主意。 竹干事眯缝着眼,似看非看地朝着这边,想必也在发愁。 点火!竹干事说。 烧哪儿?我们齐声问。 当然是烧炉子!莫非你们还想把房给烧了?竹干事火了。 太平间里是没有炉子的。当初盖屋的时候,设计者一定想死人不需要保暖。今天为了让凝固的肠子和饭碗分开,必须加热太平间。 搬炉子架烟囱来不及,我们分头从别处找来几个炭盆,把燃烧的红柳根放进去,围着尸床摆了一圈。旗帜般的火苗在盆里欢快地跳跃着,由于冷热空气的剧烈对流,火舌会突然冲出盆子的上空,互相勾引着,在一个极短的瞬间,在空气中融成不规则的火环。然后又气急败坏地分开,独自很有弹性地跳动着,给屋里带来春天的气息。静卧着的班长的头发被气流吹开,惨白的脸庞反射着金粉色的光辉。 等待。等待铁和血的分离。许久,许久。我们默不作声,在死去的人周围架起火焰,让人有一种宗教般的感悟,说不出话来。竹干事似乎受不了压抑的气氛,到屋外换气。 有滴答的血水从尸床上流下。河莲用手轻轻一拔,碗就取掉了。 我们都倒抽了一口冷气。没了饭碗的掩饰,致命的伤口更加狰狞可怖。血肉横飞不说,透过肠子的缝隙,依稀看得到尸床的水泥板。 腹部贯通伤!河莲叫起来。 更可怕的还在后面。班长正面的伤口很吓人,背部的枪眼却很小。敌人丧心病狂地使用了国际上禁用的汤姆弹,炸出了巨大的创面。 河莲严峻地说,班长,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 我茫然地说,说明了敌人很残暴。还说明什么呢? 河莲愤怒地说,还说明了子弹是从背部射入的,说明在战斗中,这位班长是用脊梁骨对着敌人,也就是说,他是——逃兵! 这怎么可能?一时间,我们呆若木鸡,赶快用眼睛搜寻竹干事,他领着一个圆圆脸的小兵,正好迈进门。 这是和班长烈士一起参加战斗的战士,让他给你们讲讲经过吧。竹干事看着地面说。 圆圆脸听到了河莲最后的话,怒火冲天地说,谁说我们班长是逃兵,谁就是敌人的奸细…… 我们当然知道河莲不是奸细了,但圆圆脸的心情也可理解。听他讲完,我们才知道子弹为什么从背后击中年轻的班长。 在边界上活动的叛匪,极端剽悍骁勇。他们奉行一种打得赢就抢、打不赢就跑的策略,经常从国境的那一端武装回窜,见了老百姓的牛羊就抢,然后一声呼哨,流窜回那边,围着篝火烤着抢来的羊腿,吃个一醉方休。待到羊腿吃光,舔舔嘴唇,他们又开始策划下一轮的抢劫了。 老百姓遇难,首先想到的是找边防军。这一天,有人报告,叛匪又来了,抢了牛羊,正在向格乐山口逃窜。边防军兵分几路,向格乐方向飞驰,力争在国境线的这一面,把敌人堵截住,把老百姓的牛羊救下。 我和班长一路,我们跑得最快,班长做梦都想立功。圆圆脸说。 前面是一座高山,有一个山口。我们骑着马,旋风一般向前冲去。马上就要到山顶了,按照常规,应该下马,匍匐前进,侦察好前面的情况,再继续追击。可是班长求胜心切,怕敌人赶在我们前面撤回国境那边,就大叫了一声,同志们,跟我冲啊!第一个飞上了山顶。叛匪多么老奸巨猾,他们算定了边防军一定会拼命堵截,就事先在路上埋伏好了,把枪口的准星和山顶对成了一条线,只待我们的人马一出现,就开枪阻击。在平常的电影和小说里,都是我们打鬼子的埋伏,其实,敌人也会这一套,也能给我们布个口袋阵。班长骑着马,冲上顶峰的那一瞬,我正好在班长旁边,稍靠后一点。班长英武极了,背后是雪原,像是天兵天将。没想到,就在这一秒钟,敌人的枪声响了……他们都是惯匪,加上又有准备,枪法很好,第一枪就击中了班长的马眼。那马眼珠迸裂,一声嘶鸣,痛得腾空跳了起来,疯狂地掉转了身子……正在这时,敌人的第二枪赶到了,他瞄的是班长的胸膛,由于战马飞腾而起,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圈,这发子弹就从班长的背后射入,把肚子炸开了。 我们慌了,眼见得班长的肠子像绳子一样地掉出来。我们喊,班长班长……班长说,喊什么,没见过人肠子,还没见过猪肠子吗!他一边把掉出来的肠子往伤口里送,一边说,别管我!快打敌人!我们立刻开始了还击,把子弹像泼凉水一般地洒过去。叛匪看势头不好,就甩下被打死的同伙和抢来的牛羊,缩回到国境那边。 我们围着班长,他的肠子送回去一部分,还剩一些塞不进去。人的肚子也像箱子似的,有的时候,你要是把东西都翻出来,再放就盛不下了。不知是谁想起,战地救护手册上写过,碰到肠子流出来,要用一个干净的碗扣在上面。我就把饭碗拿出来,那个碗就是我的……圆圆脸指指炭盆旁的大号军用饭碗。 ……一个战友撕开了急救包,把班长的肚子包扎起来。班长说,战斗很漂亮啊,除了我,你们都可以立功。我们说,班长,头功是你的。班长说,我口渴……到处都是雪,因为追击紧张,我们都没带水壶,这时就用嘴巴含了雪,化成水,喂给班长……班长的血流个不止,地下成了一片红雪。班长刚开始还能咽下我们的水,但过了一会儿,牙关就越来越紧,雪水也喂不进了。我们吓得不行,有几个人就掉眼泪。班长说,别哭,战士可以流血,不能流泪……我好想家里的人啊……话没完,人就不行了…… 圆圆脸说到这儿,泪流满面。 河莲说,合着你们班长连一个敌人也没打死,整个是壮志未酬。没点军事头脑,死得没价值,冤枉啊。 圆圆脸说,不许你这么说我们班长。他只比我大一岁,也没上过军事院校,看过唯一讲兵法的书,就是《水浒》。他用命告诉我们,让我们都记住了,打仗会流血。 河莲说,干什么都会流血。 圆圆脸愤愤地说,你们躲在后方,流什么血! 一句话把大家噎得哑口无言。竹干事有气无力地说,分工不同。你去让后勤部把新衣服送来,记着要比你们班长平日穿的大一号,帽子要大两号,鞋要大三号。 圆圆脸走了。大家说,下一步干什么? 我说,把班长全身的旧衣服都换下来。 竹干事说,对。可以用电锯,但记着别把衣服的兜锯破,一会儿还得清点遗物。 河莲很乐意干这活儿,电锯忙碌不停,好像在锯一棵古树。棉衣锯开了,棉裤锯开了,绒衣锯开了,绒裤锯开了……卸下的衣服堆在墙角,支离破碎。 班长现在像个婴儿一样无牵无挂地躺着,我们开始为他洗澡。我们用新的毛巾,泡在温水里,轻轻绞干,很仔细地给他洗脸擦身。 把班长像件瓷器一般洗干净,新衣服也送来了。穿衣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今天以来最大的困难。新衣服不像旧衣服,可以一毁了事,必得整整齐齐、妥妥帖帖套在死人身上。人又不是木板,你说怎么穿? 裤子还好说,我们搬起他的腿,托着他的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穿上了。那一堆肠子不好处理,塞不进去又不能耷拉着。大家就把地上的瓷碗又捡了起来,盖在肠子上,用绷带绑好。除了小伙子的肚子看起来有些大腹便便,基本上说得过去。 关键在上衣。好不容易穿上一只袖子,那一只无论如何都穿不上。班长的胳膊硬如铁棒,完全不会打弯。 给死人穿衣服,是不能一只袖子单穿的,必须扶他坐起来,把他的两只胳膊一齐向后伸展,就像我们平日上双杠做预备动作似的,同时往后悠,两人齐努力,衣服才能穿上。竹干事萎靡不振,声音小得像马蜂嗡嗡,幸好还清楚。 虽说我们和烈士班长相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一想到要扶他坐起,还是让人不寒而栗。小鹿说,我还是在前面压着他的腿吧,省得他一下坐不稳了,摔到床下。 大家都觉得她有点担子拣轻的挑的意思,可一想她最小,就拉倒了。 河莲主动说,我在后面扶着。你们给他穿衣服,动作要快点,时间长了,我可坚持不了。 竹干事有气无力地说,他怎么也是个小伙子,你是小姑娘。他的分量有你两个沉,要是撑不住了,我帮你。 河莲说,没事。万一顶不住,我就坐到水泥台子上,和他背靠背。小时候玩翻饼烙饼的游戏,都这么来着。 竹干事叹道,好样的。你这丫头有勇有谋,以后能当团长。 河莲说,团长算什么?官太小了,我起码要当到军长。 大家说着,颤颤巍巍地把班长扶坐起来。那张原本已经看熟的脸,一旦从躺着变成立着,又使人震惊一次。班长的身后,由于积血形成大片尸斑,全是怪异的深蓝色。他的手向后伸的时候,胳膊也是半只白半只青,煞是恐怖。 我们给他穿上本白色的士兵衬衣,把不祥的蓝色遮盖住,然后是绒衣和棉衣。待到一切收拾完毕,我们已累得汗流浃背。 班长重新睡下时,身着崭新的军装,除了腰带处有点窝囊,其余精干无比。但是我们在给他穿鞋子戴帽子的时候,困难重重。虽然竹干事未雨绸缪加大了尺码,但班长的头和脚都肿胀了,帽子戴不下,鞋子穿不上。 怎么办?我们只有再次请示竹干事。 用剪子。竹干事说。 剪哪儿?我们不知底细。 剪帽子的后面和鞋的两侧,但要伪装好,让人从正面看不出来。竹干事捂着胸口,支撑着说。 我们照章办理,总算收拾就绪。现在,一个军容整齐的小伙子,微闭着眼,英俊潇洒地躺在我们面前,好似胜仗之后在树下小憩。 啊啊,总算干完啦!我们小声欢呼起来。当然,当着烈士遗体欢呼,很不礼貌,但死亡既已无可挽回,年轻的士兵,此刻必然也满心希望以最整洁优雅的形象告别人间,大概也会原谅我们。 竹干事用眼光命令我们把白布蒙上。他认为只有和烈士隔开,我们才有权大声喧哗。我对他说,你要是不舒服,就去休息。剩下的事,我们能干。我冲着破碎的旧衣服努了努嘴,心想,不就是抱出去烧掉吗? 竹干事说,剩下的事,你可干不了,那是我的正经项目。说完,他掏出一个文件夹,摊开后说,你们谁给我找个凳子来? 烈士躺着,竹干事坐着,我们开始清点并记录军衣兜里的遗物。 钢笔一支。英雄牌,黑色老式。河莲像饭馆里跑堂的小伙计,拉长嗓门儿报着。 伤湿止痛膏两贴,啊,不对。是一贴半。有一面已经揭掉用了。小如轻声说,刚才我给他擦身的时候,在左膝盖看到那半贴了。想不到年纪轻轻的,就得了关节炎。 竹干事不喜欢婆婆妈妈,说,关节炎是高原病,和年纪没关系。谁都能得,比如你,比如我。接着干活儿吧。 小鹿高声叫起来,说,哈!你们猜,我在他兜里翻出了啥? 竹干事说,大惊小怪什么?一个当兵的,能有啥?肯定没存折。 小鹿不理他,继续兴致勃勃地说,是糖啊。三块真正的水果糖,和发给我们的一模一样的水果糖。 小鹿的手心里,托着几块包着草绿色糖纸的水果糖。摩擦久了,翘起的糖纸几乎掉光,椭圆形的糖块沾着斑斑点点的绿色,好像池塘里的小乌龟。 竹干事放下笔说,这就不必记了。都是军需发的大路货,没什么特别的价值。家属也不一定需要。 看着那三块糖,我突然热泪盈眶。在这之前,我一直无法把死去的班长当成一个曾经活过的人,尽管他在我身边,我仍觉得他是幻影,一切都不真实。但这一瞬,我明白他曾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像我一样爱吃糖。我被刻骨的悲伤击中。 在高原上,凡是外出,可能遭遇种种意外。飓风、雪崩、饥饿、酷寒……要想生存下去,你必须要有热量。糖就是最好的热能,所以,每逢有人走进风雪,叮嘱的最后一句话定是——你带上几块糖了吗? 糖,在某些时候,就是生命啊。 这几块糖,是班长临出发的时候,装入口袋的。哦,也许不是这一次,从糖的磨损和任务的紧急程度看,估计是早已放在身边的陈物。糖,是高原的护身符,班长放入这糖的时候,一定是满怀生的渴望。此刻,糖仍在,生命已悄然远去。这几块糖,寄托了班长对生命的眷恋,怎能说没有特别的价值! 我对竹干事说,留着这几块糖吧。送给他的爸爸妈妈,这上面有烈士最后的手印。 竹干事说,女孩子就是事多,多愁善感。 但他还是很给我面子,在登记簿上歪歪扭扭地记下:军用水果糖三颗。 还有吗?竹干事问。 没有了。我们齐声回答。 没钱吗?竹干事追问。 没有。我们万分肯定地回答。 一分也没有吗?竹干事继续问。他倒不是不相信我们,因为事关烈士的遗产,必得一清二楚。 一分钱也没有。我们斩钉截铁地回答。河莲小声嘀咕,山上一千公里内没有人烟,哪儿有商店?倒是想用钱买氧气,可谁卖给你啊。 竹干事假装什么都没听见,走到破烂的碎军衣堆前,说,我还得亲自检查一遍,这是规矩。他一块块碎布细细捏着,好像哨兵在搜查敌军的情报。最后拿起一件衬衣的残骸,说这里面有个小兜,你们看了没有? 果平说,没看。那个兜有什么用?装了东西,磨得胸前痛。 竹干事冷冷地说,那是女人。男人总是把最心爱的东西藏在这里。说着,他从衬衣的布条里,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们惊骇莫名,看着竹干事打开信封,他突然扑哧一声笑了。我们这才敢围拢过去,端详信封中的东西。 一张四寸大小的彩色照片,花红柳绿一个乡下妞,露着不整齐的白牙,很忸怩地看着我们。 这是班长他姐吧?要不是他妹?可是怎么长得不大像?河莲自语着,顺手还掀开白布单,朝烈士脸上瞄了两眼。 竹干事说,你这个姑娘,一阵聪明一阵傻。有把姐妹的照片这么贴心摆着的吗?依我的经验,肯定是未婚妻。 未婚妻?我们惊叫着,又像铁桶一般围过去,火眼金睛地将那女子看了个彻底。小鹿捂着嘴说,嘻嘻,长得可真难看! 不知是乡下的摄影师水平太差,还是这女子貌不上相,反正从照片上看:眉毛粗重,鼻梁塌扁,嘴唇阔大,牙列不齐。全脸唯一可夸奖的是眼睛,大而圆,有一种猫一般的灵光。 我们之中相貌最好的小如,倒还比较宽容,说,她笑得挺开心啊。 果平说,这照相馆的手艺也太次了,把人脸涂得像猴脸。 照片原是黑白的,为了好看,那女子特地上了颜色。乡下的摄影师用水彩颜料乱涂一气,脸色赤若夕阳,红色还描到脸的轮廓以外,像打碎了红墨水瓶,洇得到处都是。 小鹿说,我看班长挺漂亮的小伙儿,怎么找这么一个困难户啊?还把她当宝贝,揣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真是眼神不济啊! 放肆!竹干事火了,说,她是谁?你们以为是普通的乡下姑娘啊?她是烈士的心上人,是烈士的遗属。现在她还不知道班长的死讯。要是知道了,还不得哭得天昏地暗!你们拿她开心,对得起良心吗? 我们原也没想那么多,只是看着一张可笑的照片,就笑起来。女孩子总是这样的,一件并不可笑的事,只要有一个人开始笑,大家就跟着凑热闹,笑上半天。经竹干事这么一说,问题有些严重。想象那照片上的长着猫眼的姑娘,过不了多久就会悲痛欲绝,我们顿时抱愧无比,大家都低下了头。竹干事看我们蔫了,又安慰我们说,好了,总的说来,你们今天的表现还是不错的。班长虽说没轮上和自己的未婚妻告别,有你们这么多姑娘给他送行,心里也该知足了。 竹干事说着,在遗物登记簿上规规矩矩地写下:亲人照片一张。他又把堆在地上的碎衣物,像捡破烂的老汉一样,根根梢梢翻了个遍,每个衣角都用大拇指和食指对着捻一回,看藏没藏着东西,直到万无一失。 好了,我们可以撤了。竹干事合上登记簿,疲惫已极地说。他把钢笔和伤湿止痛膏细致地包好,照片也用白纸夹起来。只是把军用水果糖丢在墙角,说,这个就算了吧。转送家属,吃又吃不得,留着还挺伤心,不如眼不见为净。 糖块叽里咕噜地滚着,刚开始声音很脆,好像玻璃弹球在找坑,渐渐地就不怎么响了,太平间地上积满尘土,它们保证已脏得发不出动静了。 我们缓缓地往外走,小如突然停了脚,说,竹干事,有一句话,我不知当说不当说。 快走到门前的竹干事,简短地回答,说。 小如说,竹干事,把相片还给班长吧。 我们一时没明白,但是我们马上就明白了。小如接着说,照片带回去,还给谁呢?给那个姑娘,她会难过死的。他的父母也会难过的,她本来会是他们的儿媳妇,可是以后永远不会是了。最难过的还是班长,他那么心爱的东西被拿走了,永不还他。照片被不认识的人传着看,代为保管,他会不乐意的…… 我们被小如的话感动,双脚牢牢地站在地上,用这个姿势告诉竹干事,要是他不答应小如的请求,我们就不离开太平间了。 竹干事什么也没说,从纸夹里抽出红脸姑娘的照片,递到小如手里。我们一道走到白如雪峰的尸床前,小如轻轻地揭开白布。班长向上扬起的眉毛是微笑模样,好像在睡梦中赞同我们的主张。我们轻轻地把他的衣扣解开,把照片平平整整地插进他左胸前的衬衣口袋。我看到那张照片有节奏地起伏着,班长年轻的心在托着它跳动。 我们走出太平间,好像在里面待了一百年,山川河流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天变低了,云变重了,太阳是多角形的,雪山也变黑了。竹干事冲我们扬扬细瘦的胳膊,说,再见了,女兵们。但愿有一天我阵亡的时候,还能由你们来为我换衣。 我们说,我们不给你换衣服,你还是好好活着,自己给自己换衣服吧。 回到宿舍,我们都拼命讲其他的事情,再也不提一个“死”字。 我趴在地上,从床底下翻自己的细软。找了半天,才从长筒靴后面找到我的宝贝盒。它是我求老兵用三个罐头盒子的铁皮,剪开打制而成。我专挑菠萝罐头盒,因为它的皮不仅结实耐用,而且都是金黄色的,精心砸制出来,好像纯金制成的万宝箱。我抱着它走到背人的角落,打开,里面是满满一盒军用水果糖。它们穿着草绿色的衣服,好像是饱满的小水雷。我一直想不通,高原部队发的糖,为什么是绿色的,难道糖纸也要伪装吗?如果战争打响了,你往嘴里塞进一块红糖纸的糖,就会被敌人发现,而绿糖纸就可安然无恙吗? 好了,不想这种节外生枝的问题了,正事要紧。我开始挑选水果糖。平日吃糖的时候,随便抓一块就是。但这一次,我苛刻已极。糖纸稍微有些残破的,颜色不鲜艳的,包括虽然外形完整,但由于被揉搓过,显出一副无精打采样子的水果糖,都毫不留情地淘汰。最后入选的种子选手,都像刚从生产流水线上跳下来的产品,容光焕发。糖块像石子一样坚硬,两端拧起的糖纸,好像小姑娘的刷子辫,舒展又漂亮。 我揣着糖果,用那把锐利的钥匙开了门,再一次走进太平间。屋子里有一种新衣服浓重的桉叶味儿,混合着炭盆燃烧后的袅袅烟气,好像是一片被雷电击过的热带雨林。班长安详地睡着,我附在他的耳边,轻轻说,对不起啊,再打搅一次…… 我把三块水果糖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右裤兜里,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正是从那个兜里取出了他的旧水果糖。我把班长的衣服重新抚平,让他睡得更舒适些,然后缓缓退出。 我感觉背后有凉风袭来。 回头一看,是竹干事。 你又来干什么?竹干事问。 我……来看看……我支吾着说。我知道像竹干事这样的老兵,将生死看得淡如烟云。把糖的事如实说出,他会笑我的。 生和死的区别,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不过是蚕蜕了一层皮。竹干事缓缓地说。 我转移话题说,那你来干什么? 竹干事说,我领着木工来装棺。 经他一说,我才看到,在不远处,一座朱红色的棺木,在几个人的肩头,宫殿一般雄伟地矗立着。 工人们开始装殓班长,棺里铺了松软的棉被。班长从水泥的台子上搬到木制的小屋,一定会感觉暖和些的。 竹干事对我说,不必遮遮掩掩,我都看到了。他以后没有机会吃糖的。 我说,才不对呢。我相信在一个春天的晚上,天上有着圆圆的月亮,班长定会和他相片上的未婚妻,在烈士陵园的台阶上相会,每人嘴里含着一块糖。 20.最高的花生糖作坊 有一天,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河莲说,你们谁吃过花生糖? 大家一齐嚷起来,我吃过! 是啊,哪个女孩子小时候没吃过香喷喷、甜蜜蜜的花生糖呢?只要一想起那滋味,舌头下面就储存了一包口水要流出来。 河莲说,那我们自己做花生糖来吃,开一间世界上最高的花生糖作坊,好不好? 在我们这些女孩子里,果平是以吃肉闻名的,我们都说她的祖先一定不是从猴子变来的,而是一只老虎变的,所以,见了肉就没命;而河莲是以巧出名的,她说要办什么事,一定能办到。 我们立刻大叫,开花生糖作坊,好哇!好哇! 我们都吃过花生糖,可是,我们都没有做过花生糖,连脑子最聪明的河莲也没有做过。不过这难不倒我们,大家回忆起小时候吃过的花生糖,不就是一些炒熟了的花生米裹在琥珀色的糖稀里,放凉了就成了吗,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开始筹措原料。 因为我不吃羊肉,炊事班长对我比较优待。在大家吃羊肉的日子里,允许我自己挑别的食品。这一回,我放弃了最爱吃的大红枣,要了满满一大碗生花生米。 还有必不可少的糖,这也很好办。为了给大家补充营养,每人每月可分到一茶缸白糖。现在大伙儿争着贡献出来,河莲忙说,够了够了,花生只有一碗,小马不能配大鞍子,要不就比例失调了。 原料备好以后,发现没有锅;没有锅,就没法熬糖和炒花生。我们的花生糖作坊还没开张,就面临倒闭的危险。 就在我的刷牙缸里熬糖吧,虽说它小了一点,多熬几缸子也就够了。果平挺身而出,解决了一半的难题。 但总不能用刷牙缸炒花生米呀,它的底面积太小了,最下面的花生煳透了,表层的还没有热乎呢。 于是,有人提议吃罐头,然后…… 大家听了都说这个主意好,七手八脚地打开了一筒一公斤装的菠萝罐头,你一勺我一口地迅速吃光,接着操起剪子,把罐头盒剪开,真是好大一张洋铁皮。我们把洋铁皮的周边卷起来,一个简易的铁锅就做好了。摆在炉台上,还蛮像样的。 我们把花生米倒进自制的铁锅里,炉火在下面熊熊地燃烧着,花生米因为受热噼啪作响,有轻微的香气飘散出来。 我们正想为自己的发明鼓掌叫好,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个马口铁做的锅子,受不了高温的熏烤,中央突然软塌塌地陷落,熔化出一个红色的裂口。半熟的花生米像滑雪运动员一样,沿着烧红了的锅壁,飞快地掉进炉膛里去了…… 一股焦煳味儿弥漫在空中,我们垂头丧气,作坊失败了。 不要灰心,我们再想想办法。河莲一点不气馁,明亮的大眼睛四处搜寻,一眼落在门后铲煤的铁锨头上,说,就用这个当锅吧。说着,端起铁锨,洗净了煤灰,架在炉台上,比个真锅还神气。 铁锨很厚,再也不会熔化掉。 我们把花生米倒进去,用筷子不停地拨拉。当筷子头变得焦黑的时候,花生米也熟了,散发出扑鼻的香味。真想先吃几粒,但为了我们作坊的声誉,大家都耐心地忍着馋虫的煎熬。 花生凉了以后,我们小心地把花生衣搓掉,把白白胖胖的花生放在一个碟子里。 下一个步骤就是熬糖了。这是比较简单的活儿,把糖放进茶缸,用筷子搅啊搅,不一会儿白糖就融化成淡黄色的糖稀,冒出透明的气泡。当糖稀的颜色变成褐红色并闪出油漆一样的亮光时,河莲果断地喊了一声,好了!她飞快地把糖稀浇到碟子里的花生米上,并用筷子不停地搅拌,使它们混合得更均匀。一种属于真正的花生糖的甜香气,刺激得我们一个劲儿地咽唾沫。几次想尝尝正在冷却过程中的花生糖,都叫河莲给拦住了。她说,一定要等到花生糖完全做好了,用小刀割成一小条一小条的,像街上卖的一样,才分给我们吃。 为了那神圣的一刻,我们眼巴巴地盯着那个碟子,祈祷它快快变凉。 等啊等,碟子终于冷却了。当河莲郑重地拿起小刀,分割花生糖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极清脆的响声。 花生糖已经凝固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无论怎么使劲儿,都不能使它和碟子分离,更无法把它变成一小条一小条的糖块。 河莲难过地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应该在碟子里抹上油,这样花生糖就可以磕下来了。现在,我们的作坊出了废品。 我们都劝她放宽心,不要紧的。这不是废品,只不过吃起来稍微麻烦一点罢了。 我们这座世界上最高的花生糖作坊,出产的第一批产品,吃的时候需用这种姿势——双手捧着碟子,像花猫洗脸一样,用舌头舔碟子。 不过,说到味道,那可真是好极了! 21.碗里的小太阳 我不吃羊肉,总觉得那肉里有一股青草味儿。小的时候,跟父母到北京的东来顺馆子里吃过一顿涮羊肉,回来后全身起了风疹。医生说是过敏,让我终生忌食羊肉。 到了西藏,羊肉就成了主要菜肴。做法很粗犷,用斧子将整头羊劈成碗口大的坨子,连骨头带肉丢进高压锅,再塞入一块酱油膏,撒点作料,拧上锅盖急火猛攻。一个小时后,一道名为“大块羊肉”的高原菜就算烧得了。大家就拎着饭碗来打菜。 我对同屋的果平说,你把我的那份儿菜打走好了。 果平说,那你吃什么呀? 我说,吃咸菜呀,我是宁肯吃咸菜也不吃羊肉的。 果平说,你好傻啊,会写美丽的‘美’字吗? 我说,会写呀!说完,就用勺子把儿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美”字给她看。 果平说,原来你还挺聪明的呀!那你为什么不吃羊肉呢?什么叫‘美’?‘大’‘羊’两个字摞起来就是‘美’啊,西藏的羊多大啊! 我便如实相告,吃羊肉过敏。 于是,在吃羊肉的日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吃咸菜。时间长了,被炊事班长发现,他说,老吃咸菜怎么行?长久下去会得病的。 我说,那好啊,你给我做猪肉。可那些猪肉都是从平原运来的,数量不多,都让我吃了,就太对不起大家了。几次小灶以后,我对炊事班长说,我还是吃咸菜吧,这样心安。 炊事班长见我很坚决,就说,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到食堂的库房里挑一挑,看你喜欢吃什么,就拿点什么;反正每个人都有一份儿伙食费,你不吃羊肉就吃别的好了。 我第一次走进库房。哇,好丰富!一箱箱的奶粉,成麻袋的红糖白糖,还有花生米、葡萄干、脱水菜、压缩饼干……真够琳琅满目的。可惜都是干菜坚果类,根本引不起人的食欲。 就没有蔬菜吗?比如红红的萝卜、绿绿的黄瓜?我实在太渴望吃青菜了,明知没有多少希望,还是试探着问。 有啊。炊事班长很肯定地说,随手拈出一筒罐头。三下五除二,打开来,倒真是有红红的萝卜、绿绿的黄瓜,只是它们强烈地冒出一股酸气。原来这是酸菜罐头。 吃了几次酸菜罐头,我就腻了。我跟在炊事班长的屁股后面转,突然发现一只神秘的小麻袋,袋口的线绳扎得紧紧的,灰头灰脑地缩在墙角。 那是什么?可不可以吃?我问。 吃不得。那是一种虫子干儿,有怪味道。炊事班长说。 我好奇地解开绳子,出现在眼前的是满满的一麻袋红橙鼓胀的——大海米! 噢!我今天就吃这种虫子干儿了!我快活地大叫着,要知道我们自打到了西藏,还没尝过海味儿呢!我顺手抓了一把海米填进嘴里,嚼得咯咯响,鲜香满口。 炊事班长吃惊地瞪着我,因为,他自小生活在西北的山区,从没见过海里的生物。 但连续吃了几次海米之后,我又腻了。这一回,我长了经验,不让炊事班长当向导,自己在库房里转呀转,想再发掘出点不同凡响的食品。 果然,我又找到一只奇怪的麻袋。看起来鼓鼓囊囊,拎一下却很轻。打开一看,原来是又大又圆的山西红枣。 我立刻用随身带的饭盆舀了半盆,连蹦带跳地跑出库房,对等在外面的炊事班长说,我今天就吃这个喽! 炊事班长说,这个当零食吃可以,当正经菜可不行。 我说,能行能行,又能当菜又能当饭。说着就跑远了。 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就热切地盼着吃羊肉的日子。我进库房用来盛红枣的器皿越来越大,最后,简直变成了一只小脸盆。炊事班长吃惊地说,你一个女孩子,一顿吃得了这么多的红枣吗?小心别闹肚子。 我说,当然吃得了,你就放心吧。 他不知道,每次都是我们全屋的女孩子一块儿吃红枣。在那些最严寒的日子里,我们团团地围坐在火炉旁,把红枣洗净,撒上白糖,放在小锅里,慢慢地煮。 在呼啸的风雪声里,红枣渐渐地膨胀起来,好像一轮轮暖洋洋的小太阳,把我们的脸都映得红艳艳的。 女孩子吃红枣,是很补身体的。 22.雪线上的蛋花汤 鸡蛋在昆仑山上是很稀罕的东西。 你想啊,海拔五千多米,多么品种优良的母鸡也活不了。从平原到高原几千公里的路程,汽车一路上“跳迪斯科舞”,鸡蛋就是铁皮的,也会被颠出缝。 于是,军需部门就给我们运鸡蛋的代用品。其一是蛋黄粉,色泽像金皇后玉米面一样灿烂。掺上水,用油一煎,就成了金闪闪的蛋黄饼。可惜好看不好吃,根本没有鸡蛋味儿,曾噎得人直翻白眼儿。 用鸡蛋黄养鱼都养不活,人要一天吃这个,能得黄疸病!有人说。 食堂若吃蛋黄粉,准得剩一大盆,像漫天的迎春花。 其二是一种有清有黄的冻蛋,是把整个鸡蛋打进铁桶,速冻而成。说起来倒是全须全尾的原装,吃到嘴里,却比鲜蛋差得远。好像鸡蛋的魅力是一种很温暖的东西,一冻就丢了。 其三就是鸡蛋罐头了。圆圆滚滚的球体卧在玻璃罐里,随浑黄的液体浮动。除了形状上还保持着基本轮廓,很难使人想到它是母鸡的产品。 于是,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军人,就像思念绿色一样,思念白色的温暖的有着粗糙外壳的真正的鸡蛋。 有一年过节,炊事班长很神秘地叫我,喂,你是女娃,有个事要问你。 炊事班长很能吃苦,做饭的手艺可不敢恭维。 什么事?你说好了。我心不在焉地应道。 喏,你看。他伸出蜷得像个鸟窝似的手掌——我看到在他皲裂的手指圈起的半圆形凹体中,有一个粉红色的鸡蛋。 是真的吗?我惊喜地问。 当然是真的!要是有只老母鸡,也许能孵出鸡娃来!炊事班长得意地说。 这肯定不行。就算它原来是一颗有生命的种子,跋涉冰峰雪岭时也早冻死了。我顾不上反驳炊事班长,只一个劲儿地问,它为什么没被颠破呢? 炊事班长不乐意了,说,瞧你这个样,好像巴不得它破了!这是我老乡特地从家乡带来的,一路上抱着纸盒,连个盹都没舍得打。 我说,这真是一个经历了长途拉练的鸡蛋。 炊事班长说,别废话,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 我说,把这个鸡蛋送给我。 吓!想得美!炊事班长晃着他的方脑袋说,老乡一共送我三个鸡蛋,三个鸡蛋够谁吃的?今天过节,我想用这三个鸡蛋给大伙儿做一锅真正的鸡蛋汤。你是城里人,你喝过那种片片缕缕像米汤似的鸡蛋汤吧?咱就做那样的。 喝过。我说。 那好,你就给咱做。炊事班长说着,把我推到锅前。 在呼呼的热水面前,我可傻了眼。不错,我是喝过那漂浮如丝带的甩袖汤,但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可我又不好意思对向我寄予了无限期望的炊事班长说“我不会”。在炊事班长的方头颅里,既是城里人,又是女人,就该天生会做鸡蛋汤。 嘿!有什么了不起的!鸡蛋汤鸡蛋汤,顾名思义,把鸡蛋倒进水里就成汤!我痛下决心。 打蛋!我命令道。 炊事班长乖乖地拿出个大铝盆(可以当行军锅的那种,比一般脸盆要大和深),把三个鸡蛋打进去,用手指把蛋壳内的每一滴黏液都刮净。 三个鸡蛋像三颗金蚕豆,在空旷的盆底滚来滚去;没有了外壳的鸡蛋,更小更少。 一大锅水开了,冒着汹涌的白汽。我端起盆,正想把搅匀的蛋液倒进去,突然觉得它们太单薄了。 加水。我说。 往哪里加水?炊事班长谦虚地问。 当然是往……鸡蛋里加水了。我胸有成竹地说。 加多少?炊事班长小心翼翼地请教。 就加……一大勺吧!我指挥若定。 现在盆里的景象好看多了,黄澄澄的半盆,再没有捉襟见肘的窘迫。好了,现在就把鸡蛋液倒进锅里,并且一个劲儿地用筷子搅拌。一会儿,我们就会有香喷喷的真正的鸡蛋汤喝了。我有条不紊地吩咐着。 人高马大的炊事班长乖乖地听着指挥,三个珍贵的鸡蛋和一大勺凉水倾倒进沸锅……一时间,锅里锅外都很安静。 一个人只能喝一碗,多了就不够了。今天你辛苦,就给你喝两碗吧。炊事班长思谋着。 鸡蛋是你的,你本该多吃多占点。我说。 想象中的鸡蛋汤该有仙女水袖般飘逸的蛋花,该有糯米般甜蜜的蛋丝,该有…… 满满一大锅水再次开了。 锅里什么也没有,只是云雾般地混浊。那三个鸡蛋神秘地失踪了,融化在一大锅雪水中。 我和炊事班长面面相觑,目光在询问,鸡蛋呢?万里迢迢从家乡带来的鸡蛋哪儿去了?! 喝汤的时候,我对大家说,今天这汤是鸡蛋汤,真正的鸡蛋汤! 同伴们莞尔一笑,说,是吗?做梦吧!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三个鸡蛋的,它们就在这汤里,我不骗你们!我急得都要哭了。 大家还是半信半疑,因为,汤里实在是看不到鸡蛋的影子。 不信,你们问炊事班长。我使出最后的撒手锏。 大家把脸转向炊事班长。炊事班长扶着他的大方脑袋,什么话也没说。 于是,大家一哄而散,没有人相信我关于鸡蛋汤的神话。 炊事班长,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我气愤地质问他。 大家没看见鸡蛋,你叫我说什么?炊事班长心平气和地说。 那一天,我喝了好多鸡蛋汤,一边喝一边想,鸡蛋藏到哪儿去了呢? 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了好多年。我想,假如我不在鸡蛋里掺水,事情也许会好得多。当然,如果锅不是那么大,如果我们有许多鸡蛋,我们就一定会喝上美味的鸡蛋汤了。 23.乘降落伞的西瓜 从平原到西藏高原,要坐六天的汽车。蔬菜水果都是很娇气的,哪里顶得住这样的颠簸?更不消说一路上雪花飘飘,气温在零摄氏度以下,再好的叶绿素也成冰激凌了。 但是,平原上的人还是挺关心高原上的人的,每年八九月份山下最热的时候,总要装上几卡车蔬菜,每车配备两个司机,昼夜兼程,把六天的旅程压缩成三天,赶上山来,想让吃了一年干菜和罐头的高原人享个口福。 但再新鲜的蔬菜,经过几千公里的折磨,也面目全非了。茄子皱得像核桃,蒜苗黄得像京剧里奸臣的胡须,只有青椒还绿着,但绿得十分可疑,用手指轻轻一弹,皮就噗的一声破了,流出一包绿汪汪的清水,原来它早已冻烂了。 有一次,运菜的车遇上了暴风雪。昆仑山是喜怒无常的,就是在最温暖的季节也会骤然翻脸,降下鸡蛋大的冰雹。菜车像破冰船似的抵达高原,通知大家去卸车。 到了车跟前,吓了我们一大跳:这哪里是车,简直就是一座移动的小雪山。 扒开篷布上厚厚的积雪,露出一个个装菜的纸箱。押车的人抱起一个箱子,砰地丢下车,咚的一声巨响,好像摔下来一箱炮弹。 你轻一点好不好?我们一齐冲他嚷。要知道,在高原上,蔬菜像黄金一样贵重,哪里容得他这般粗暴蹂躏! 砸得再重些也不碍事。押车员大大咧咧地说。 我们愤愤不平地打开箱子一看,才发现他说的是实情。这一箱里面装的是黄瓜,每一根都翠绿挺拔,像警棍一般笔直,用手一碰,发出清脆的玻璃器皿之声,好像翡翠雕成的工艺品。 又打开一箱,是西红柿。每一颗果实都红润闪光,好像红玛瑙。手指稍不留意碰破了西红柿的皮,流出的不是红汁,而是橙色的冰晶。 再打开一箱,是豆角。平日熟识的豆角显出一副陌生的模样,居然塑料似的半透明。透过朦胧的豆荚,依稀看到乳白色薄而软的豆粒,好像一只只惊讶的眼睛。 严寒使所有的蔬菜都改变了风味,吃到嘴里,都是雪花的味道。 这种运输的艰难情况,几年后得到了一点改善。有一年快过春节的时候,接到通知,飞机将给我们空投报纸和蔬菜;还有一年降落伞运载的是西瓜。 空投的日子到了,我们都眼巴巴地望着天空。冬天吃西瓜,就是在平原,也是很奢侈的事情。我们已经快忘了西瓜的滋味了,这是多么快活开心的节日!西瓜一落地就得马上收藏起来,千万不能在雪地里裸露时间太长了。要知道,当时的气温是零下几十摄氏度,要是把西瓜冻僵就糟了。 飞机来了,因为周围都是狰狞的山峰,飞机不敢低飞就开始空投了。一朵朵洁白的降落伞像鸽群一般在高天浮动。 天气很晴朗,但仍有看不见的气流在天穹穿行。突然有一只降落伞脱离了队伍,向远处的山谷翩翩飞去。 其他的降落伞都乖乖地落了地,久候的人们扑过去,迫不及待地打开伞下坠着的麻袋。打开一袋是报纸,打开另一袋是蔬菜,再打开一袋又是报纸……就是不见西瓜。 赶快同飞机上联系,问是不是忘投西瓜了? 飞机上回答,乘降落伞的西瓜,千真万确地空投下来了。 完了!人们仰天长叹:那个飘往雪原深处的降落伞,装载的就是高原人望眼欲穿的西瓜啊! 24.第一次打针 打针是医务人员的基本功,每个医生护士都有给别人打第一针的经历。那滋味虽说比不上打第一枪惊心动魄,但也令人终生难忘。 在正式打针以前,我们先经历了短暂的画面学习。比如注射部位、神经的走向、针头与皮肤的角度等,都像背口诀似的谨记在心。 终于有一天,我们要真刀真枪地在病人身上实习了。 我的老师是一位男护士,姓胡(我们是第一批分到藏北的女护士,在我们之前的护士,自然都是男的了)。胡护士让我复述了一遍肌肉注射的操作程序以后,就说,行,你出师了。推上治疗车,到病房打针去吧。 我听了很高兴,赶紧把打针的家伙准备好。推着车要走的时候,见胡护士揣着两只手,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 我奇怪地说,咦,你怎么不同我一道走? 他说,这次你一个人去。打针又不是拔河,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我吓了一跳,乞求他说,你跟我一起去好吗?不用你动手,站在一边给我壮个胆就成。 胡护士毫不通融,你错了,有人在旁袖手旁观,你才容易心慌。真到你独自面对病人,胆量自然就来了。 我还是不死心,就说,你要是不去,我打针有什么毛病,自己也发现不了,不是对病人不负责任吗? 胡护士想了想说,这样吧,你打完第一针就找个借口走回来,我去检查一下,问问病人的感觉,就能知道你的技术如何了。 谁让胡护士是我师傅呢,只有照他的主意办。我一个人推着小治疗车,向幽深的病房走廊走去。那一瞬间,我好孤独,有一种独闯虎穴的忐忑。 进了病房,病人像往常一样微笑着迎接我,我的心略微安定了一点。我翻开了治疗簿,第一个接受我“治疗”的是一个名叫“黄金”的人,很高大威武的样子。 我鼓足勇气,轻声地说了一句,黄金,打针。 我以为他一定会不放心地问我,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老护士呢?但实际上他什么也没说,乖乖地趴在床上,很自觉地做出了挨针扎的姿势。 我松了一口气,口中念念有词,都是注射的诀窍,左手绷紧了他的皮肤,右手笔直地竖起针管,一咬牙一闭眼,正要不管不顾地往下戳,心里突然打了一个哆嗦。我想平日里不小心手上扎了一根刺,都会疼得直吸冷气;金属针头可比竹刺粗多了,那还不得疼死?真不忍心下此毒手啊!要是我一针攮下去,病人痛得熬不住,一个跟头跳起来,会不会把我的针尖折断在肉里?那麻烦就大了!这样一想,手变得酥软,老捏着针管比画,针头刺了几下都没捅进肉里。 黄金动了动身子说,护士,你咋还不扎?我都冻得起鸡皮疙瘩了。 再不能拖下去了,要不病人旧病没好,又添一个重感冒,索性豁出去了,长痛不如短痛。我说了一句,黄金,你可千万别动!说时迟那时快,手一抡,就把注射器像菜刀一样砍了下去…… 在此之前,我在萝卜和棉花团上练过打针,真的一试,才发现差别大了。人的皮肤比萝卜软得多,比棉花要瓷实得多,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也许是我的劲儿用得太大了,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挡,针头就顺畅地插进了黄金的身体。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进针的这个头儿开得不错,后面就容易得多了。我很均匀地推动着药液,拔针的动作也快捷麻利。黄金惊奇地说,我还没什么感觉,你的针就打完了。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 我很得意地回到护士值班室,对焦急地等在那里的胡护士说,你去验收好了。 胡护士从病房回来的时候,不像我想象的那么满面春风。他皱着眉对我说,病人对你打针的技术反映还是不错的,说你打针的时候一点也不疼……” 我不好意思地微笑着,很想说几句表示谦虚的话。可是,还没等我想出词句,就听胡护士话锋一转说,但是,我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赶紧检讨,我准备的时间太长了,把病人给冻坏了……” 胡护士说,这还是小事,你的过失比这个可大多了。我在黄金的屁股上看了一下,根本就没有你消毒皮肤的痕迹……” 我一下子如同五雷轰顶。天哪,我忘了这件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没用碘酒、酒精消毒,就把针头捅到病人的身体里了。 我吓得几乎哭出来,说,病人不会得败血症吧? 胡护士说,我得赶快向医生报告,让他给病人吃点消炎药,但愿一切平安无事。 从那天以后,好多日子我都抬不起头来,尤其是害怕见到黄金。幸好他的身体很健康,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第一次打针的教训真是刻骨铭心,我以后再也不敢这样粗心大意了。 25.女孩的纸 女孩们用的纸比别人多。干净的柔软的洁白的纸,是伴随她们整个青春的朋友。 我们到了西藏,才发现这里的“毛伴”4,根本就没有卫生纸卖,更不要说卫生巾之类的东西了。大家开始并不着慌,因为刚从家里来不久,提包里都还有存货呢。 高原的日子在寒冷中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一天,女孩们发现已无纸可用。 这可怎么办?尤其是果平,已是等米下锅的局面。 这是一个绝对要回避男性的问题,我们缩在屋里苦思冥想。 有人说,干脆给山下的商店发个电报,叫他们速运一大卡车卫生纸来。 河莲说,这是不可能的。山上只有我们这几个女孩,别人又不需用这东西。要是拉上一卡车,什么时候才能卖得完?毛伴才不会做这种赔本的生意呢。 大家愁眉苦脸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除了从毛伴那里买,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途径搞到纸。 我有办法了。果平突然胸有成竹。 大家忙问她有何高招,她笑而不答,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大家见她不肯说,也就作罢。反正她的形势最紧急,她都不急了,别人乐得逍遥。 过了几天,我的纸也用完了。我悄悄找到果平,说,把你的纸分我一点用。 果平说,我哪里有纸?谁说我有纸了? 我说,你好坏呀!没纸的时候,要我们大家帮你想办法。你有纸了,就独自享用。真自私。 果平笑起来,说,我真的没有纸。不过你说我自私倒是对的。我要把我的办法告诉你,你也会自私起来。 我说,不管是什么法子,我得先得到纸。我这里急等着用,你速速从实招来。 果平附在我的耳朵上说,我用的不是纸,是包扎外科伤口用的止血绷带。 我一听,这真是一个好办法。后来大家就你传我、我传你,都用止血绷带代替卫生纸。 有一天,河莲对我们说,领导找她谈话了,说最近没有外伤病人,可止血物品消耗得太快。看来我们得想另外的法子。 我说,只有寄望于毛伴。毕竟它是我们和山下繁华地区之间唯一的通道。 我和河莲就到毛伴,同卖货的藏族小伙子说,我们需要纸。 热情的小伙子为我们找出一箱信纸。 不!不!不是这个纸!我和河莲一个劲儿摇头。 小伙子又搬出了成捆的蜡光纸,五颜六色,煞是好看。 不!更不对了!我们俩摆手跺脚加比画,总算让他明白了我们的意思:需要一种洁白柔软的大张纸。到底有没有? 小伙子笑眯眯茅塞顿开的样子,连连说,那样的纸有!多得是!说着就到后面库房去找。 我和河莲相视而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过了一会儿,小伙子满面尘灰地抱着一大卷纸,气喘吁吁而来。高原缺氧,任何动作都像剧烈运动一样费力。 我和河莲赶紧迎过去,刚想谢他,细一看,不禁傻了眼。那不是什么细软的卫生纸,而是画国画的宣纸。 这个,是不是很好?像你们说的那样——白——软——大?小伙子的神情透着为别人做了好事之后的得意。 那当然……是了……只是,这个……太可惜了……”我和河莲结结巴巴,不知如何答对他的好心。 这个不可惜。已经运到这里好多年了,从来没有人要。你们买了吧,价钱很便宜……”藏族小伙子恳切地说。 河莲和我商量,没有现成的卫生纸,止血绷带又不能再用了,我们就先买了这宣纸,回去救个急吧。 我们把宣纸带回去,滴上水做了个试验。洁白的宣纸又柔韧又吸水。我们刚想欢呼,突然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宣纸经过长途跋涉,纸缝里夹满尘沙。 这可怎么办?谁都知道,女孩子用的纸要很清洁的。 河莲说,我们把土抖干净,然后用高压锅消毒。这样有什么病菌也不怕了。 大家就高高兴兴地把纸送去蒸,从此再也不用为纸着急了。 但我有时候想起来,真是为那些宣纸可惜啊。 26.藏族的花围裙 我小的时候在幼儿园表演藏族舞蹈,每个小姑娘都要扎一条花围裙,那是藏族女装最显著的标志,我们都喜欢得不得了。可那么多的小朋友,到哪里去找许多真正的藏族小围裙呢?幼儿园的阿姨很会想办法,买来白毛巾,贴上彩色蜡光纸的窄条,一条五光十色的藏族小围裙就做好了。 我把这条毛巾和纸做的围裙扎在腰间,对着落地的穿衣镜一照,哈!美丽极了。雪山上的仙女就是这个样子啊! 来到西藏,看到藏族女人果真围着同样的围裙。也许是扎在腰间的时间太久了,高原的紫外线把颜色晒褪了,它们没有我想象中的漂亮。 离我们住的地方不远有一条小街,藏语称它为“毛伴”。一天,我在毛伴的小店里闲逛,突然在柜台里发现一条极鲜艳的藏族围裙,缝缀着七彩的绸条,好像把天上的彩虹剪来一段贴在上面了。 这条围裙多少钱?我迫不及待地问售货的藏族小姑娘。 她微笑着用不很熟练的汉语报出一个价钱,并不很贵,我一算,自己身上带的钱足够了,就一边忙着掏钱,一边连声说,我就要这条围裙了,请赶快给我包起来。 藏族小姑娘数完了钱,却一动也不动,充满歉意地对我说,单有钱是买不了围裙的。 我吃了一惊说,买个围裙还需要什么证明吗? 她说,还需要两尺布票。 那个时候,每年都发一种布票,凭票才可以买布制品,我们的衣服因为都是统一发的,就没有布票。我一时抓了瞎。 我不死心地说,这个围裙都是绸缎做的,为什么要布票呢?是不是有些没道理? 小姑娘红着脸把围裙拿过来,翻过绸缎的背面让我看,那是一层淡紫色的布。她小声说,没有办法,这是规定。 我再不好说什么了,垂头丧气回到宿舍,把缘由一讲,大家七嘴八舌地帮着我想办法。 果平说,让你妈妈给你寄几尺布票来吧。 我撇着嘴说,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主意呢!就这个办法啊,我早想过了,不行的。我们家在北京,寄来的是北京布票,在西藏是不能用的。必须要有西藏布票才行。 河莲说,我们同你一起再去找卖围裙的藏族小姑娘,大家一块儿为你说话,人多力量大,没准儿就把她的心说动了。 我连说,不成不成。我看得出她是一个好心的小姑娘,我们要是不给布票就拿走了她的围裙,她会伤心的。要是那样,我情愿不要围裙了。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直没吭声的小如附在我的耳边说,我倒有一个办法,你可如此这般……不过要你一个人去,千万不可一大帮人凑热闹。这事能成最好,不成就算了,千万不要再为难小姑娘……” 我连连答应着,再次进了毛伴。 藏族女孩依旧笑眯眯地看着我,不待我说话,就把那条精美的围裙拿了过来,用略带生硬的汉语说,布票,有了?你的? 我记着小如的指示,不慌不忙地说,我没有布票。 听了我的话,她脸上的笑容还在,但拿围裙的手就想往回缩了。 我忙说,可是我有一张背心票啊。 那时候,我们虽然不发布票,但每人每年有一张背心票,可以买一件背心。 她垂着睫毛说,可是,围裙和背心是不一样的。 我说,是啊,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我没有背心票,要买一件背心,就要给你两尺布票。对不对? 她又笑起来说,是这样规定的。 我说,那现在我用背心票换你的两尺布票,也说得过去啊。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背心票买藏族围裙了。你说是不是啊? 她开心地笑了,露出珍珠一样的牙齿说,这样的买卖,我以前从来没有做过。不过,你说得也有道理。就按你说的办吧,谁让你这样喜欢我们藏族的花围裙呢。 我高高兴兴地抱着围裙回了家。伙伴们都开心极了,每人扎着围裙照了一张相。 只可惜那时的相片都是黑白的,不能充分显示出我的藏族围裙是多么光彩夺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