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光荣还是梦想（我的人生笔记）》 我的人生笔记(代序) 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有了当作家的梦想。那时“作家”这一称谓，对我来说无疑是耀眼的光环，神秘、崇高，可望而不可及。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成为一个职业作家了，神秘的光环早就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一份责任。现在每创作一部作品时，想的不是出名获利，更多的是如何让读到我作品的读者满意，多些赞扬，少些责骂。我想，这是每一个作家都应该面对的道德操守。 回想起二十多年所走过的创作道路，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后怕，无论在哪个环节，我放弃了，也许就不是今天的我，而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我17岁入伍，那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红火得很。凡是读过一些书，能写一些字的人，又对生活有些梦想的年轻人，差不多都做过当作家的梦。我那时主要以阅读为主，中外名著，凡是能在书店里买到的，我都读到了。喜欢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名著，我一定要读。读不喜欢的书，这一过程是枯燥的和痛苦的，书读了一阵之后，自己也有创作的欲望了。于是就写，只要有时间，有灵感了，不分场合、时间，总会写上几笔。然后是四处投稿，当然这些随风而去的稿件，几乎是泥牛入海。但也学会了等待，一提起那些散布在大江南北各个编辑部的稿件，心里就充满了希望。于是，每天都处于一种无名的兴奋之中。在等待的过程中，又在亢奋地写作，然后又是期待。周而复始。 终于，编辑部有回音了，是退稿。格式相同的退稿签，程式化的安慰信，每次总来，总觉得自己离希望又近了一步。努力了，等待了，不知哪片云彩下雨了，终于有巴掌大的稿子被采用了，欢欣鼓舞自不必说了，在没人的地方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墨香消失，纸页残损。 现在回想起来，能发表作品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惶惑的是，在发了一些作品后，写得更多，退稿也更多了，发得仍然很少。为了鼓励自己，在20岁的时候，给自己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那就是希望在25岁的时候，写的作品十之八九都能发表。于是，为了这个五年，把自己投入到了无怨无悔中。这5年不知是如何过来的，亢奋，低落，迷茫，总之什么滋味都有。也就是在25岁那年，我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文学系。初到京城，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搞文学的人，挤在一起，谈的是文学，搞的也是文学。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文学是那么的近。也就是从25岁开始，发表的障碍消失了，几乎是写一篇就能发一篇。第一个五年计划就算完成了。 后来，再写着写着，就发觉不对劲儿了，发了一些作品后，才觉得离作家的梦想反而远了。当初对作家的认识是，凡是能发表作品的人，就可以称为作家了，现在终于发表了一些作品，却觉得自己依旧很平凡，并没有把自己弄得伟大起来。不伟大又如何称为作家呢？这时才明白，作家也是分成三六九等，著名和非著名的。于是，第二个五年计划又出笼了，希望自己30岁时，可以著名起来，人前人后的一提起来，要让人们脸上露出惊讶之色。于是，又埋下头来，几分悲壮——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觉得自己的的确确算是挤进了文学圈，经常参加一些流行的文学活动，见到了许多著名或非著名的文学人士。作品接着写，也接着发，但似乎一直没有著名起来。参加活动时，主办方介绍时，从寥落的掌声中就能感受到自己非著名的身份，眼见着身边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不断地从非著名向著名跃进，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嘴上不服，心里却焦灼异常。30岁左右的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搞文学这块料了，那时甚至想，如果就此罢手，搞点别的，也许还来得及。那会儿为了文学可以说放弃了很多，如果真的收手，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考虑到自己还年轻，也许还来得及。犹豫之中一直写下去，也就是那时才明白，轻言放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放弃，就只能往前走！暂时把著名不著名的事放在一边，伏案苦耕。但也时常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万事俱备，就只差命运了。 接下来，稀里糊涂地又过了十来年，到现在为止，我也没弄清自己是著名还是非著名。总之，感觉离文学越来越近了，她几乎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有段时间不写作，就会感到很忐忑，直到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了，忐忑和焦灼一扫而空。写作的过程无疑是枯燥和艰辛的，但对我来说，这一过程却是我最幸福、完美的日子。 从十几岁到不惑之年，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把文学当成了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为她幸而幸，为她狂而歌。二十几年的创作经验告诉我，只有你真心地面对她，她才会向你绽开笑颜。而用心、用生命去呵护，则是我对文学的态度。 这本《我的人生笔记》是我的散文随笔处女集，也是我这二十几年时间里，对生活、人生的点滴感受。她与小说不同，小说面对的是一份想象的生活，散文、随笔应该是人生性情的真实写照。不伪饰、不造作，自然抒写真性情。以后这样的散文、随笔我仍会写，不过那是我记录以后的生活了。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些小文章，算是给关心、喜爱我的读者朋友的一份答卷吧。 2005年5月16日 卷一 话说石光荣 第一章 “石光荣”们 《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石光荣”的名字。喜欢这部电视剧的人，大都喜欢石光荣这一人物形象。首先觉得石光荣是个有血有肉的人，然后他才是个军人，或者是离休之后的老人。 这部戏是根据我的中篇小说《父亲进城》改编的。小说是我的“父亲系列”中的一部。在创作这部小说前后，我一共完成了关于石光荣这一人物的8部中篇小说。从多侧面、多角度地写了石光荣这一人物形象。 当然，石光荣作为艺术形象，他属于这一个，但是他是从生活中来的，代表了一大批戎马生涯的老军人。这一人物形象获得成功后，有记者和观众多次问我，是怎么想起创作这样一系列小说的。其实道理很简单，首先我有生活，自己本人就是部队子弟，16岁参军入伍，对上一辈军人和我们这一代军人有着深深的情结。这种情绪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 从小到大，我接触的大都是石光荣这样类型的军事家。在家乡的干休所里，父亲是这样的军人，邻居的胡伯伯和王叔叔也都是石光荣这样的人物。现在，他们老了，闲居在干休所安静的院子里，他们更多的时候或站或坐在自家的阳台上，望着西边的落日，听着窗外一阵又一阵的蝉鸣。他们沉默着，眼睛里落满了夕阳的余晖。 我望着他们的身影，揣度着他们的表情。我时常想，此时此刻他们想的是什么，是回想他们戎马生涯的岁月，还是充满亲情的青春往事？ 我试图走近他们，走进他们的往事和内心世界。于是，他们的一声叹息，甚至是一个眼神和孤独的背影，都成为我关注他们的细节。 父亲这一代人老了，他们试图在周末的饭桌上向儿孙讲一讲过去的岁月，讲一讲他们对当今社会的感受。父亲还没开口，儿女们似乎就知道父亲要说什么了，就会马上打断父亲的话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都老掉牙了。然后，儿女们说自己工作上的烦恼，领导怎么了，自己的工资又怎么了。孩子们成了生活的重心。 父母们这时只是默默地听儿女们的絮叨，或为他们烦恼，或为他们高兴。周末过去了，儿女们终于把不愉快扔给了父母们，他们该干什么照干什么，剩下了孤独的父母们。他们还要面对安静得不能再安静的干休所，重复着他们的老年生活。老年的生活是缺乏创造力的，今天跟明天一样，于是日子在一遍遍地重复。不同的是他们在内心里温习着自己的光辉岁月，掀开一章，每一章在他们的心里都是崭新的。那时，他们的生活是火热的，激情的，那时他们年轻力壮，是生活的中心。现在老了，渐渐退向生活的边缘。他们只能在内心中温习那日日夜夜的激情岁月。 带着这份感情和对父母的理解与体悟，我试着用文字去表现他们。让他们的峥嵘岁月和火热的激情再一次复原到当年，让我们这一代人了解他们的过去，让他们复习过去曾经拥有过的世界。于是，就有了“父亲系列”小说。 石光荣是从那一代人中走出来的，带着他的激情和梦想，同时也带着他们的遗憾和未了的心愿。我还要说的是，父亲这代军人首先是个农民，然后才是一个军人。父辈这一代人的身上有着历史所特有的局限性，对故土的那份情感，对家乡人的那份真情。就是到了老年，他们同样没有忘记叶落归根的夙愿。他们从蘑菇屯走出来，梦想着还要走回蘑菇屯去。这才是他们真实的一生，完美的一生。有梦不觉夜长，残留在心中最后的梦想是什么呢？ 《激情燃烧的岁月》只是我的“父亲系列”小说中的第一部，为了更好、更完整地把上一代人的情感和梦想写出来，第二部“父亲系列”电视剧《军歌嘹亮》目前已经开机了。不过，主人公的名字不叫石光荣了，而改成了高大山。 愿石光荣的激情和理想始终感染着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和梦想去过好我们今天的生活。 第二章 石光荣们的晚年生活 石光荣们辉煌的时代结束了，他们进入了晚年。其实这种客观规律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避免的，他们曾是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主宰，进入生活的边缘后，还是有一定惯性的。 每天的新闻是必看的，因为那里面是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国内国外许多大事。石光荣们要在这些事件中捕捉到世界的变化。天气预报对他们来说无疑也是重要的，这也是习惯使然，一场战斗和天气的关系也是很紧密的，关于如何排兵布阵，阴晴雨雪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多年养成的习惯，石光荣们多年如一日，便成了一种自然。 关于电视里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或者某个影院正在轰轰烈烈上映的“大片”，石光荣们是不屑去看的，在他们的逻辑里，那都是一些骗人的玩意，是糊弄孩子和老娘们儿的。因此，不值得一提。 石光荣们关注热爱的是某次战役中缴获的战利品，和枪呀刀呀什么的，当时首长作为奖励给了他们个人，离休之后，这些东西是不需要上缴给组织的，成为了他们个人的专利，这是历史，也是荣誉。此时，这些刀呀枪啊，成了石光荣们手里一件活生生的道具。鲜活的道具把他们带入到了那个激情年代。 干休所院里的树阴下，石光荣们聚在一起，展览似的摆弄着手里的刀枪，回忆着往事，争议着往事。 一个石光荣说：四平有条英雄街知道不，我们在那四进四出，那仗打的，呵呵呵…… 另一个石光荣说：拉倒吧，你们那还叫打仗呀，塔山知道不，历史上有名的，血都流成了河呀，你说，你说…… 他们回忆着，争执着，仿佛他们此时又看到了当年的身影在硝烟与战火中奔腾跳跃。他们又一次青春了，血液呼呼地在身体里流，他们为了一次战役的是与非，甚至一个细节争执不下，像年轻人一样，脸红脖子粗，最后闹掰了，不欢而散，气势汹汹地拿着刀，提着枪走了。 用不了多久，也许明天这个时候，他们又在活动室里相聚了。他们聚在一盘棋前，楚河汉界让他们分成了两拨，吵吵嚷嚷地跳马出车。他们似乎在一盘棋上，又找到了当年两军对垒的真刀真枪的厮杀场面。他们吆五喝六，出谋划策，那又是另一番情景了。 一晃就到了周末。周末的时候，是石光荣们最柔软、细腻的时候。因为只有在周末，儿子或女儿会回家来，带着石光荣们的孙子、孙女。那一刻，才是石光荣一家的节日。 他们年轻时，风风火火，还没有领略到家庭的亲情。现在老了，时空仿佛凝固了，于是孙子、孙女让他们感到了亲情和细微的柔软。隔代人让他们看到了世界的另一个层面。提前一天或者两天，他们就备好了吃的，和老伴一起进出超市，为买什么也要争吵上一番。 一趟趟之后，终于觉得准备充分了，然后就开始了等待。远远地看到孙子孙女，奶声奶气地一声“爷爷”，爷爷就心疼了，总觉得有热泪往上涌，那是个伟大的时刻，也是幸福的时刻，仿佛这一生一世就是为了这一声呼唤。 儿女们都很忙，也许一天也许是半天，他们又带着孩子风风火火地走了，留下一声声呼唤，留下一阵画的甜蜜。他们站在自家门口，扬起手和孩子们告别，那一瞬，他们是失落的。接下来，他们又开始了下一周末的期待。有了等待，便有了日子。 石光荣们的晚年生活看似很平静，平静得他们希望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一次体检中，一个石光荣的身体里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于是留在了医院里。也许十几天后又出院了，也许再也出不来了，众多的石光荣们便一次次去医院看望，守着病房唱起了军歌，高亢嘹亮，他们希望在歌声中唤回战友的气力和生命。不知是谁先湿了眼眶，接下来，就是热泪滚滚了。 有人说：当年枪呀炮的都不怕，还怕这点病吗？ 又有人说：就是。 于是，屋子里的人只剩下了坚强。在平静的生活中要坚强地活下去，为了每天的新闻和天气预报，还有周末那个盛大的节日。 第三章 石光荣一家背后的故事 随着《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军歌嘹亮》的热播，很多人都提出这样的问题：电视剧中的主人公石光荣、高大山和我本人是一种什么关系？有人更直截了当地问，石光荣的原型是不是就是我父亲。 艺术创作永远都有虚构的成分，但虚构是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之上，肯定不是空穴来风，胡编乱造。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有我父亲生活原型的影子，当然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影子，而是那一代人共同的经历。真实生活中的父亲，和电视剧中的“石光荣”是有差距的，但也有许多可以吻合的地方。这里我就说一说，真实的父亲以及我们真实的子女。 父母大人 父亲13岁参加革命，那时参加的是“抗联”，父亲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参加革命的，他的觉悟、他的认识是在参加革命队伍后才提高的。一直到全国解放，部队进城，父亲才结婚，父亲结婚那一年已经36岁了。我们的家庭组成，也是那个时代的标志。父亲是身经百战，为革命作出贡献的首长，母亲则是知识分子投奔革命队伍中的年轻女性，那时母亲对婚姻的看法是奉献。她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自己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自己的事自然是组织上说了算。这样，母亲就嫁给了父亲。可以说，父母的感情是婚后这么多年磨砺出来的。两个不相干的人，出身经历有着那么大差异的两个人，最后能走到一起，完全是出于对革命的热情。因为他们是同志，这就是他们走到一起最坚实的基础。 这样原本不相干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就有了许多故事。正如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父亲有许多毛病，比如每次上厕所都没有洗手的习惯，晚上睡觉不洗脚不刷牙等等。母亲是医生，讲究卫生成了她的习惯，于是两个人就为了这种生活习惯斗争了一辈子。弄得两个人都很累，本来很小的问题，结果是整日里家庭危机四伏，充满了争吵的阴影。按照父亲的话说：打仗那会儿几天都不洗脸，现在日子好了，穷讲究个啥？这是吃饱了撑的。每当父亲这么回击母亲时，母亲都是气得瞪大眼睛，理屈词穷地望着父亲，半晌才气哼哼地说：老石，你永远都是狗改不了吃屎的。父亲听了母亲的话，并不说什么，只是得意地笑一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过一段时间，母亲又会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和父亲争执起来，结果是父亲住进了办公室，家里留下母亲和我们这些孩子们。父亲母亲的矛盾从不用外人来调解，每次都是父亲主动和好，这一点显示出了父亲的不计前嫌和男人的大度。每次他从办公室到家里后，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乐呵呵的，仿佛他这几天是出差了。但这次他也长了记性，睡觉前主动洗脚刷牙了，只是坚持不了两天，过后就又忘了。 父亲也一直在想改变母亲小知识分子身上的臭毛病。母亲的毛病体现在看小说上，母亲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她读《红楼梦》时经常被黛玉、宝玉这对男女缠绵的感情所打动，经常泪水涟涟地唉声叹气。父亲看不惯母亲这一点，父亲说母亲这是小资产阶级，矫情。父亲一回到家里，熄灯号一吹响，他就要睡觉；母亲则要看书，两个人就矛盾，就争执。父亲关了灯，母亲又打开，母亲就说：老石你是猪啊，就知道睡。父亲说：熄灯号就是命令，睡不着也要关灯。吵到最后，父亲粗暴地从母亲手里抢过书，很用力地摔在一旁。不一会儿，父亲没事人似的鼾声大作了。母亲睡不着，就在一边暗自垂泪。母亲曾多次地冲我们几个孩子说：当年是妈瞎了眼，嫁给你们的父亲这个老东西。母亲一直说父亲是个“东西”。 两个老人就这么争争吵吵了一辈子，他们都试图改变对方，结果谁也没有改变谁。在争吵矛盾中，就有了别样的日子。 孩子们 父亲从小到大应该说是最喜欢我姐了，电视剧里她叫石晶，真实的她也叫石晶。石晶的性格最像父亲了，从小到大都是不怕天不怕地的，像个假小子。 她是我们部队大院里的孩子头儿，领着一帮男孩子在院里打游击，钻防空洞，玩抓特务等等。她树立了许多假想敌，然后和这些“敌人”进行战斗，经常把一些男孩子打得鬼哭狼嚎，不是鼻子打破了，就是脑袋开了一个口子。那一阵子，经常会有孩子的家长领着孩子来我家告石晶的状。母亲总是好言相慰，有时还要领着被打的孩子去医院上药、缝针。回来后，母亲就满院子追打石晶。这时，父亲就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保护石晶，父亲经常说：我家的丫头行，将来一定会有出息。母亲听了这话，气得眼泪在眼圈里转。石晶再在外面闯祸了，母亲就索性不再出面，她想让父亲收拾局面。父亲处理这事时，果然和母亲不同。他拉过被打男孩的手说：你是个男人，咋打不过个丫头呢。你长大以后，肯定不是个好兵。他说这话的时候，是瞧不起人家的意思，仿佛自己的丫头把人家打伤了，是天经地义的事。几次之后，母亲又亲自出面了，她怕父亲把院子里的都得罪遍了。 父亲、母亲为了石晶没少吵架。每次母亲总是说：你们俩简直是一个德性。母亲说完，父亲就说：这丫头我喜欢，咋的吧。难道她不是你的孩子？父亲这么一说，母亲就无话可说了。 石晶高中毕业后，她提出要去当兵。那会儿还没有高考一说，通常高中毕业后要么当兵，要么下乡。石晶要去当兵，正合父亲的心意。石晶去了部队后，又来信说要去当骑兵，并威胁父亲说，要是不让她当骑兵，她就跑回来。这可难住了父亲，父亲那个部队是有骑兵的，可骑兵团没有女兵。父亲为了石晶绞尽脑汁，后来还是让石晶去了骑兵团，成了骑兵中唯一的女兵。 石晶在练骑马的过程中曾经摔断过腿，她伤好后，用军刺把那匹摔伤她的军马给捅了，这下子石晶就违反了部队的条例，她受了处分，并被调离骑兵团。不久，石晶就复员回来了。这件事让父亲很伤心，父亲的意思是想让石晶在部队里百炼成钢，当个女将军什么的。结果是，她当了三年兵后，就那么灰溜溜地回来了。当时母亲为石晶找了一份工作，她没兴趣，只在工厂里干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回来了。那时，正好高考恢复了，母亲又为石晶找了一堆复习资料，经过摔打过的石晶明白了，她知道这么混下去不会有什么出息。她复习的时候很用功，全不见了假小子的作派。 石晶在填高考志愿时，听从母亲的规劝报考了医学院。没想到，石晶果然考上了。毕业后石晶就出国了，现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开了一家中医诊所，外国人和当地的华人经常排着队去她的诊所看病。 石晶也算是有出息了，父亲经常在人前人后很骄傲地说：咋样，我家丫头行吧，小时候我就看她行。母亲就说：得了吧，要是没有我对她的改造，她能有今天？在石晶出息的问题上，父亲母亲互不相让，经常抬杠，这成了他们晚年生活中争吵的又一个话题。 父亲喜欢石晶，可石晶在父亲的晚年远走他乡，很是让父亲失落。石晶有时打电话，父亲接电话的第一句话就是：丫头，咋样啊？石晶自然是报喜不报忧，父亲放下电话前的最后一句总是问：丫头，啥时候回来呀？爸想你。父亲说到这时，眼睛就有些潮湿了。 石晶三年两年的总会回来一次，每次她回来都是父亲最高兴的日子。吃饭时父亲总是不停地给石晶夹菜，他说：丫头，多吃点儿，这是咱正宗的中国菜。父亲一直认为吃西餐是件受罪的事情。每次石晶走后，父亲就跟丢了魂似的没着没落，没处发泄就找茬儿和母亲吵架，摔东西砸碗，然后一遍遍地回忆石晶小时候的事，眉宇透着骄傲和慈爱。 晚年的父亲仍然保留着军人的作风，晚上10点准时上床睡觉，早晨5点一过就出去跑步。刚离休那两年，父亲的身体还硬朗，跑步能跑上很久，现在年龄大了跑不动了，但仍端出一副跑的架势，两拳放在腰间，腿上却是走了。年老的父亲仍用跑步的姿势过着属于他的生活。 年老的母亲已经和父亲分室而居，于是母亲就有了许多自己的空间。晚上没什么好看的电视，就躺在床上看书或翻翻年轻时的影集。年老的母亲不再经常流泪了，她靠回忆重温着青春的岁月。有时半夜里，父亲起床去卫生间，见母亲房间的灯仍亮着，就过去敲门。母亲头也不抬地说：你睡你的吧，不用管我。父亲就摇着头走了。 父与子 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应该体会更深一些。虽然在家里我不是老大，孩子中我是最小的一个，但情感经历应该更像电视剧中的石林。可以说，在石林的身上能够找到我的影子。 我20世纪80年代初入伍，那一年我刚满16岁。当兵的地点在内蒙古的赤峰，是空军的雷达兵部队，条件比较艰苦。那时父亲还没有退居二线，我一直希望父亲在我的问题上能给予一定的关照，把我调到条件稍好一点的部队去，以便更利于自己的成长。我深知父亲是不会同意的，便只能给母亲写信，诉说自己的想法和苦楚，母亲毕竟是母亲，一封又一封信终于打动了母亲。母亲就拐弯抹角地找好了人，同意把我调走，调动即将办成时让父亲发现了，一个电话使母亲的努力化为泡影。我当时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于是便很少再和家里来往了，当时的心情很悲壮。那时我就想：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都要靠自己了。那时的战士都希望找机会回家看一看，我则不愿意回家，更不愿意面对冷酷的父亲，有几次甚至出差路过家里都没有回去过。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直对父亲的做法不理解，甚至在心里怨恨过他。 这么多年过去了，自然已不再恨父亲，也算明白了一个父亲对儿女的良苦用心。父亲跟我们几个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13岁参加革命，靠谁了？靠的是自己和组织，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现在想父亲那样做是对的，但当时却不那么想。想得最多的就是和父亲治气，用治气来激励自己，那时我就暗中发誓：你等着，我干出个人样来让你看看。 卷二 军旅生涯 第一章 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前 1981年的时候，人们对于参军已不那么热衷了。我就是在那一年入伍参军的，不是没有更好的方式造反，但对于我来说，当兵是最好的方式。 对于生于上世纪60年代、成长于70年代的我来说，从小就有一种英雄情绪。这种情绪像野草一样在心里疯长着。英雄的梦想是向往战争，结果却没有等来战争，没有战争的岁月里，对于青春的热血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那时当兵的地点在内蒙古的赤峰市，那里有草原和成群的牛羊。天高地阔的草原很适合幻想，于是就有了我的文学。 我认为英雄情绪和文学情绪是一奶同胞，密不可分。有时分不清彼此。也就在那时，文学的情绪在英雄主义身上诞生了。英雄和文学都是需要创造的，创造的过程是需要幻想的，于是，文学在英雄的乐章中渐渐长大了。 过程永远都是通俗的，甚至有些残酷。在部队里，从战士到排长、干事的这一过程中，文学一直与我相伴。那时我认为，可以不当干部，但生命中不能没有文学。那时我给自己立的第一个目标是25岁，希望自己在那个时候不再被退稿，有作品能够经常发表。那是在20岁时立下的第一个夙愿。也就是在那一年，我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果然，我的第一个目标实现了。 两年的学习生活，重要的不是学了很多的理论，主要的是走进了小说，知道什么是小说，小说该怎么写了。于是，作品便一发不可收拾，在两年的时间里，创作了中篇小说8部，短篇小说二十余篇，陆续地都发表了。不仅发表了，在一定范围内还得到了好评和肯定。那时我觉得北京真好，她不仅让我亲眼目睹了著名的天安门，还让我登上了文学的高地。 接下来，我又给自己树起了第二个目标，那就是30岁，想在30岁的时候一定要在文学这块园地上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于是，努力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我从外地调到了北京，也就是从草原来到了天安门前。 任何的事业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容易，有时甚至是要走一段弯路的。虽然作品不再愁发表了，但想上一个台阶又谈何容易呢。应该说三十多岁的时候是个关口，不仅文学创作不顺，共处也很难受。在1997年，也就是我33岁那一年，我脱下军装，离开了部队。我脱下军装那一天，屈指一算，我在部队已经整整工作了16年。在人生的经历中，16年应该不算短了。青春年华和梦想都在了军营，可想而知，结出的果子会是种什么滋味。 转业之后，文学创作仍没有放弃，也许是这种徇情作用，再回首军旅岁月时，就多了许多的审美，大情大物都根植于其中。也就是说从1997年开始，我动笔“父亲系列小说”的创作，从《父母大人》、《父亲进城》等，到刚刚完成的《父亲和他的儿女们》，一共有十余篇。从我的军旅，到父辈的军旅，可以说是我经历的一个延续，也是我创作的一个延续。这种经历使我个人成长了，文学上也成熟了，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使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态度。 从这时开始，我才惊讶地发现，人已经离开部队了，但是心和少年时的情绪仍深深地根植于部队那片沃土之中。是那方水土孕育了我心我身、乃至我所有的梦想。就是在我离开部队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仍然有人在称我是军旅作家。其实在我的心里，作家是不需要分行业的，但有人这么称谓我，我还是很高兴的。 也许是机缘，或许是梦想的轮回，我于2002年11月，又一次走进了部队。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成了又一个工作单位。从现在开始，我又是一名部队作家了。写作将是我永生的职业，创作军队题材，更将是我创作中的主旋律。 第二章 绿色的怀念 每个人都珍藏着一段最珍贵的记忆，我的记忆在那绿色的山岗。 在那里，我生活过4年。那里是高山连队，海拔800米以上，曲曲折折的公路在山岩中爬过，上下一次，汽车得爬两个钟点。不说别的，就说吃水吧，得用水车一趟趟去山下拉，赶上连雨或连雪天，水车下不了山，我们只好靠雨水、雪水度日。有时候一连几个星期吃不上一片肉，我们敲着咸菜碟打诨说：瞧，再修炼七七四十九天，就能腾云驾雾，得道成仙了。 说腾云驾雾并不夸张，每到春秋两季，一团一团的云雾在你脚下飘动，真让人如同步入仙境。不知为什么，这里的雾都被一层淡绿色罩着，阳光一照，煞是好看。当春天来临，山脚、山腰满眼绿色，山顶却很萧条，只有几株柞树不情愿地绽开几朵芽苞。这时，战士们就利用休息时间到山腰去抬草皮，把大片大片的草皮运上山来。战士爱绿，冬天，当皑皑白雪铺天而降时，战士们还没等雪停，就去打扫营房，擦拭石桌、石凳和翠绿的雷达天线，让绿色充满阵地，让春天在山顶永驻…… 冬天的一天，我扁桃体发炎，高烧40度。不巧，连队又没有消炎药，大雪封山，车辆下不去。连长急了，和卫生员一起用一副担架送我下山。天黑路滑，到达山腰时，连长打了个趔趄，差点跌下山坡，结果脑袋嗑在石头上，划出一寸多长的口子，帽子也被风刮进了山崖。我清醒时，劝连长休息一下，他咬紧牙一声不吭，硬是奔下山去。山下居住的老乡听说山上的子弟兵病了，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套上马爬犁，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路，送我进了县城医院。那一次，连长的脑袋缝了3针，耳朵冻得流出了黄水，卫生员的脚也扭伤了…… 高山上的生活是有些单调，可战士们却能从那单调中找到诗意。休息时，战士们经常在石凳上吟诗作画，他们画出了绿色的山、绿色的雷达天线，就连画中姑娘的嘴上，也衔着一枝绿色的柳枝。 4年的服役期到了，我恋恋不舍地脱去了绿色的军装，回到了繁华的都市。现在，虽然生活条件好了，但是一想起那绿色的山岗，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毕竟那里孕育了我的青春和理想。 第三章 电视的诱惑 第一次看电视是无法忘记的。 1976年中国伟人毛泽东逝世，电视转播毛主席遗体告别仪式。学校不知从哪儿借了台电视机，黑白的，9英寸。放在操场上，几百名学生坐满了操场。刚开始没图像，满屏幕的雪花，一位老师满头大汗地调试，我坐在离电视挺远的位置上，没看到电视机，只看到那位老师汗湿的后背。突然，前面有人惊呼：出来了，出来了！于是，众人引颈张望，看到的结果是连刚才的雪花也不见了，等了半晌才听说“停电了”。那一次，我们在操场上，足足等了两个小时，仍没有来电。后来，就垂头丧气地放学了。 20世纪80年代初，在部队当战士，电视台正播放香港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全体官兵看上了瘾，一到晚上，俱乐部里便坐满了人。有天晚上，因为站哨漏看了一集。第二天中午重播，我和几位因同样原因没看上昨晚那集的战友，冒着违反纪律的风险，偷偷溜进了俱乐部。窗门关严了，窗帘也拉上了。正是三伏天，关了门窗的房子热得像蒸笼。电视台如约播放，终于补上了因昨晚站哨落下的那一集。出门时发现少了一位，回头再看，才发现那位战友已经晕倒在椅子上了。大呼小叫地把战友送到卫生所才知是中了暑，再看我们自己，浑身上下像刚从水中捞出一样。事情败露了，连长念及中暑的事，只口头批评了我们一次。真是一场虚惊！ 再后来，看电视自然不成什么问题了，却少有时间无忧无虑地看了，上班、写作、读书、做家务……为各种生活所累。 每当夜晚降临，我伏案写作或读书时，正是家家户户收看电视的时间，从不远处飘来的电视声音，时时诱惑着我。好在我这人进入情况快，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便什么都忘了。写了一气，休息时，总要抽空看上几眼电视，只有这样，才觉得没愧对一天的生活。 不管怎么说，看电视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第四章 我的军旅 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入伍的。那时军人还不分军衔，不论干部战士，一律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军区司令员和士兵都没有任何差别，千篇一律，干部分不出级别高低，只是看得出年龄的差异。士兵分不出新老，只能在服装的新旧程度上作出揣测。 1988年授衔的时候，我是空军中尉，被人戏称为“一角二”。那时候年轻，在我的身后还有少尉，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平衡的。往前看，上尉、少校、大校的，路程还遥远得很，那时曾在暗夜里幻想，有朝一日，自己说不定也能弄个大校、将军的干一干。 1989年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学员中陆、海、空都有，军衔从少尉到上校，我仍是空军中尉。夹在一大堆校官中，显得很渺小，也很幼稚。好在这些人中不论军衔高低，都是同学关系，很平等；高兴起来，有时候也会忘了对方的军衔，不论老少，一律的嘻嘻哈哈，就有了另一番日子。 军艺毕业后不久我就离开了空军，调到总后驻京的一家单位工作，军衔从上尉到了少校。少校被人唤作“二角一”，在军衔的序列里，算不上低，但也不高，还是校官中的初级阶段。后来因种种原因，我转业了。军衔的晋升到此也就嘎然而止，当年暗夜里的奢想也就此破灭了。 转业后，先是在政府机关里做一名公务员，后来又到电视台当编导。一晃五年多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时常想起军旅的日子，想自己的“一角二”或“二角一”。心里涌动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情绪，关于部队的一些消息，也似乎更加关注了。于是就滋生出许多怀旧的情怀来，我的“父亲系列小说”就是在那一阶段创作出来的。 2000年底，阴差阳错的，我第二次入伍，到了武警部队当了一名专业作家。穿的虽然不是解放军的服装，但是部队的序列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这次我是一名文职干部，只有文艺级，而没有军衔。许多地方上的朋友就问我：你现在是什么衔呀？我就解释，说是文职，不授衔的，只是相当于什么衔。朋友就一脸茫然，很费解的样子。看来，地方上的许多人，对文职和军衔的理解程度并不深。 虽然没有了军衔，但我仍然是部队序列里的一员，不论有无军衔，肩上的责任是一样的。暗夜里，我仍然会不时地想起从前的日子，想起“一角二”“二角一”的美好。尽管它们远离了自己，但消失的日子里，总是埋藏着深刻的记忆和幻想。毕竟，有幻想的日子是美妙的。我将在日后的军旅生活中，努力寻找着关于绿色的梦想。 第五章 热爱，才会宽容 关于秋天的记忆，每个人都有，但残留在每个人记忆里的秋天，又是不一样的。 现在回想起来，少年记忆是最牢固的，因为少年的记忆很单纯，单纯得只有一种色彩。少年是无忧无虑的，满眼的事物都是新鲜的，没有痕迹，是什么就是什么。 关于我的少年，我的秋天是这样的。太阳温暖而又灿烂，山已是金黄一片，原野是一片成熟的庄稼，被收割了一部分，裸露出了土地，尚没收那一部分，还成熟地站立着。有风，是微风，带着植物成熟的气味，微微地流淌着。秋虫躲在枯草后面，不紧不慢，嘹亮地歌唱着。天蓝得很没有道理，世界仿佛静止、凝固了。 有一群雁阵从头顶掠过，鸣叫着，不疾不徐地从头顶上掠过，这是季节交替的信号。北方冷了，它们要去南方，一路歌唱着，一路寻觅而去。 溪水是流动了，和夏天相比，溪流瘦了许多，但更加清澈了，明净得让你一览无余。潺潺着流去，流到溪水的终极。 有一缕炊烟，缓缓地笔直向上，仿佛一幅画，烟是白的，一点也不浑浊。空气干燥而又甘冽，微微地在眼前晃动。沉浸在这情境之中，少年的记忆便被深深地激活了。天高地阔，水缓风长。 许多年以后，关于秋天的记忆，仍然印在少年的脑海里。每年都是有秋天的，然而成年人的秋天已经没有这些歌和画了。秋天意味着多添几年衣服，匆匆地忙碌着。树上的叶子黄了，再下一场雪，天真的就凉了。夜里再刮一阵风，叶子就乱了。早晨的时候，踩着满地的枯叶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忙碌的过程中甚至都没有时间看一眼窗外——树上的叶子又少了几许。 偶尔的，在睡前短暂的记忆中，曾出现少年时秋天的记忆，于是就感叹：今不如昔了！在秋天的回忆中，沉沉地睡去了，把回忆留在了梦外。 人长大了，世界就小了。忙乱了，童心就少了。匆匆之后，记忆就杂乱得很，日子过得也快，转眼间，春夏秋冬，又一年就过去了。忙忙乱乱中，人这一辈子就走到了尽头。回首岁月时，才发现积累了一辈子的名和利远不如少年的记忆更值得回忆。关于秋天的记忆，那是一个成熟的季节，也是令人陶醉的节令。 其实，人这一生就如同做一篇文章一样。一篇好的文章，每个章节里都应该有好的、鲜活的细节，让这些鲜活的细节打动人。我们一生每个年龄段里，也应该有让我们终生记忆的细节。善良的待人，宽容的看待生活，对事业、对亲人、对朋友多份责任和爱心，人生就丰富了。日日年年，积攒到人生的后半段，再回望自己的一生时，便会发现自己这一生一世写了一篇满意的文章。 让友情留住，让岁月放慢脚步，那就是热爱生活。用心，用情，像少年一样，单纯得没有别的颜色。于是，关于美好、关于色彩就丰润、浑圆了。 一生的记忆，其实就像秋天的原野，在另外的三个季节里，你努力做到了，没有荒废一个节令，秋天便会有收获，生命也因此有了硕果。 关于秋天的记忆永远雕刻在了少年的记忆里了。一生一世怕再也走不出去。其实，每个秋天都是一样的，只有热爱了，才会学到宽容。有了宽容，更多的秋天才会走近，才会收获丰富的色彩。 人生又何尝不是呢？ 卷三 北京印象 第一章 北京是什么 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旋律质朴温馨，直到现在回味起来还会生出许多美好的幻想。那时候不知道北京是个什么样子，只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天安门上站着毛主席。那时觉得天安门和毛主席一样的亲切。 后来有机会出差来到北京，最想看的就是天安门，真实的天安门并没有想象的天安门神圣，也没有那么伟大，只是一栋建筑罢了，门楼上的毛主席老人家已经远离我们而去。接下来第二个去处就是毛主席纪念堂，他老人家躺在那里，依然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然而这神圣远没有想象中那般模样，于是心里有些发空，有种说不出来的情绪，不知是失望还是满足。 远离北京的时候，天安门便成了背景，远远的留在后面，似乎很清晰又很模糊。那时很少有人再唱《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老歌了，想起北京，想起到过的天安门，那首歌又在心里响起，便多了些说不清的滋味，在心里在情感的每个细胞中一遍遍缭绕着，挥之不去，这不过又是另一种情绪了。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天安门无疑影响了一代人，她在这一代人心中的地位，我想一生一世都不会磨灭的。这代人对天安门这种象征意味是浸淫到了骨子里，不管过去多少年，假设有个童声响起，唱的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我想，你会跟我一样，心灵深处肯定会受到又一次猛烈的冲击。让你的心颤抖，让你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得到又一次的再生。 那个时代，天安门无疑是北京的象征，是这个民族的象征。一个民族，一个城市是需要一种精神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这些人眼中，天安门肯定不会是他们心中的圣殿了，北京在他们心里又是什么呢？是cbd，还是中关村，亦或是别的什么？我不得而知。今天的生活需要我们这样，我们就应该这样，我不可能去强求他人的思想和精神，但在我们这代人的心中，天安门永远是北京的象征；在我们这代人的心里，永远地携刻着：北京有个天安门。 第二章 走近北京 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来到北京学习生活的，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在那一刻的成长便走进了我的眼中。那时的北京和现在的北京有着巨大的区别，先不说别的，就说北京的天空。记得1989年深秋，北京刮起了沙尘暴，那是在我印象中最为猛烈的一次沙尘暴，下午三点多钟的光景，行驶在马路上的汽车都亮起了大灯，太阳还驻足在天上，透过雾一般的尘埃，她的光芒只剩下微弱的气息。 天气无疑让人心里闷闷的，有了一种惶然，多了一些无奈。从那以后，很害怕北京的秋天和春天。其实，北京的春秋原本是很可爱的，北京的四季应该说是很分明的，春秋两季不冷不热，如果没有沙尘暴的话，北京的春秋会给外地人留下很美的印象。北京的春天可以用“毛茸茸”这个词来形容；而北京的秋天则是干净、澄澈的，别有一番韵致。但有了沙尘暴之后，一切都改变了颜色，到处都是灰蒙蒙的。 从那时开始，北京人都在谈“沙”色变了，想必外地人说到北京不好的地方，大多也和沙尘暴有关。一晃十几年了，人们都在关心着北京的天空，北京的天空成为了全国人民目光中的焦点，受此影响，从内蒙到塞外，人们一路关心下去，治沙抗沙成了北京人茶余饭后话题。 这几年以来，沙尘暴似乎一年经一年弱了下去。在2003年春天和秋天，沙尘暴终于没有出现，现在人们谈论最多的是2008年。 这几年的北京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发展最快的几年，从经济增长点，到北京的天空，又从街道到新开发的cbd。人们开始有了许多谈论的话题，每个圈子里的人都有了自己的焦点和话题。 关于天安门的传说和故事，只能埋藏在那一代人心灵的深处，或许在灵光一现的瞬间，浮上心头，感怀往事。 北京是什么呢？估计现在的人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毕竟现代的北京已经开始变得复杂而多样了。 第三章 北京平民 北京人一生下来便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很历史了。天子脚下，家住皇城根，北京人没有理由不优越。 外地人初到北京，对北京人的目光和口气一定很不满意，甚至有些吃惊。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目光是散淡的，散淡得过了头，就变成了目空一切，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说起北京人的口气，常常让初来乍到的外省人有些吃惊，说起中南海、钓鱼台，北京人就像说自家后院菜园子那样随意。这不能不让初来的外省人感到吃惊。 北京人喜欢谈论政治，随便在大街上抓一个北京人，让他说说政治局、国务院，他都能说得头头是道，说中央高层的事儿，仿佛说的就是自家的邻居。平日里人们可以很容易见到三五成群的人们，从衣着和神情上一眼便可以断定这些退休的老人以前也就是一般的工人或基层干部，他们闲来无事，提着鸟笼，三五成群地聚在街心花园里。话题从笼里的鸟说起，然后就说到自己的身体，一个人猛不丁地就想起了一件事，惊惊乍乍地冲众人说了，众人一通摇头后，就有人说了：昨儿还好好的，怎么人说去就去了。众人就感叹生命无常，越发觉得保重身体的重要，琢磨着得把烟量减了，酒也少喝了。他们意识到，活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蓝天，白云……这一切不都是为活着的人们所享受的吗？ 说完周围的事，接下来就要谈政治了。政治局的长，国务院的短，从总书记说到北京市长，仿佛自己也参政议政了一遭，郁闷抑惑浮躁的心绪渐渐平静了下来。这一时刻，国家感觉就是这几个人的了，这份感觉一直延续到四下里散了，走进楼门口闻到自家的炸酱面味，他们才恍然回过神来。 上面说的是些退休的老人们，事实上就是那些仍在工作着的各色平民，也无一不在关注着国内外的政治和经济。这里先不说各大机关、部委的公务员，单说工厂、商店里的普通职工，在北京午休时间段，随处可见人们一边吃着饭，一边抽空埋头看报，报纸可能是单位订的大报，也可能是自己买的小报。报纸被人按版面撕开了，有限的报纸这时就会有众多人看。报纸看完了，饭也吃完了，等不及洗碗，就以报纸上的话题议论起来，中间也会夹杂着一些争论，观点上的不同，时常让人争得脸红脖子粗，敲盆打碗的。于是，争执的两个人，可以几天不说话，认真的程度，似乎是他们相互抢了对方的奖金。话题自然也都和政治有关，无非是谁领导当得好，谁的水平差些，仿佛中央领导就是自家的亲戚，一通飞短流长。 这几年，北京下岗的人也不少，人们也都争着抢着去寻找再就业的机会，机会一次又一次出现在面前时，又心不甘、情不愿地一次次放弃，理由是工作不合适。什么样的工作不合适呢？无外乎清洁工、餐饮业的服务员罢了，人们仿佛受到了天大的羞辱，心里发着狠道：再怎么着，自己也曾在国营单位干过，哪里能沦落到给人端盘子去。 在北京很少有纯正的北京人去扫大街、端盘子，在这些人中间，你听到的大多是外省人的口音。于是，这些下岗的工人，宁可在家里受穷，每个月领失业保险金，也不愿去干他们瞧不上眼的工作。 轻易地可以看见，胡同口里走一个赤背的男人，原来装咖啡的瓶子现在成了水杯，里面浓浓地泡了花茶，趿着拖鞋，一步三晃地来到街口树阴下。那里聚着或多或少的闲人，正在地上画着的棋盘上争争吵吵地下象棋。有人凑过去，往棋局看一眼，又看一眼，然后隔着众人，去支招：跳马，该跳了。怎么样，没听我的，将死了吧。 场面很热闹，一圈人都很投入的样子。 不远处，一个老者在冲一棵很通俗的树在吊嗓子，终于找到感觉了，便甩几句马连良唱腔。人们听到了，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翻翻眼皮，该支招支招，该喝茶喝茶。热热闹闹，争争吵吵，马路上车流、人流就多了起来。天渐渐就晚了。 一杯茶早就见底了，赤背男人提着空茶杯，又一摇三晃地往回走去，远远地就闻见了炸黄酱的味道。晚上又是一顿炸酱面。平平淡淡的，就有了北京平民的日子。 前国营工厂的工人走进自家，心里就多了份感叹，生活好也好，差也好，还不是得笑呵呵地往下过不是。 第四章 北京足球 北京足球牵动着许多球迷的心。自从有了联赛，北京足球一直叫国安足球俱乐部。今年这个赛季里，国安足球队越踢越差，让她的拥趸者们百感交集，羞愧难当。我算不上北京球队的球迷，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支队伍。 一支球队的好坏有着许许多多客观和主观的因素，例如俱乐部的经营，球员技术的优劣等等。北京足球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辉煌，却提出了一个长远而洪亮的目标：国安永远争第一。那个第一仿佛是国安足球队画饼充饥，永远得不到的理想。当初提出这样的口号时心里就虚得很，永远争第一只是个过程，结果如何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像大连足球队，拿不上第一就是失败，在整个联赛过程中充满信念，于是就有了霸气，牛气，一鼓作气，联赛结束的时候，冠军十有八九会落入大连帐下。因为大连人有这个底气，不声言不张扬，水到渠成。 再看北京的足球，吵吵嚷嚷得很热闹，几场球踢顺了，从球队的领导到球员个个都找不着北的模样，横着走路，仰起头说话，一时间觉得自己已经是老大了。如遇不顺，日子仿佛到了末日，从上到下阴着脸，使着劲从这里找原因那里找不是，总之浮躁得很。 北京人的某些心态在足球队员身上得到了放大。北京足球近十几年来，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出现过大的球星，让人记住，让人怀念的数来数去也就那么几个人，高洪波、高峰、谢东，再往下数邵佳一、徐云龙等也只是新生代，有了个不错的开端，究竟如何谁又能料得到呢？ 国安足球队踢得不好，先不说外援，也不说内援，外援内援都是人家培养的球员，与北京无关，毕竟上场时的比例是十一分之二，真正把球踢好，靠的还得是北京球员；就是外援踢不好，本地球员踢好了，也会找补许多不足。因为北京本土球员不行，就把宝都押到了外援身上，仿佛外援成了球队的救星。一支球队成绩的好坏，外援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反观辽宁足球和八一足球，众所周知，许多年都没有引进过什么像样的内援外援，但人家本土球员争气，球队的水平一直很平稳，成绩始终也不错。 说到底，是我们北京球员太心浮气躁，显得不大气，有一种架秧子起哄的味道。包括我们一直跟踪北京足球的媒体，在评述一场球时，往往不能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上去评球，而是站在北京的立场上，说的那些话让人听了很不舒服。这一切都体现了一些北京人“小”的心态。这里小一点那里小一点，小来小去的，就把北京足球给踢“小”了。 北京应该是大北京，她应该是包容和吸纳，成为国际化的都市。2008年的奥运会将要在北京展示国人的风采，我想北京的足球应该学会兼容并蓄，一点一点地变得大气起来，到那时北京的足球不会为一时的荣辱而心浮气躁，国安永远争第一的口号也不再是遥远的理想，而是终将变成现实。 第五章 北京精神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在强调一种精神，我在这里说的北京精神，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北京这个地理名称。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北京大街上的三个人中，就有两个操着不同口音的外地人，他们在北京工作学习，也就是说，北京已经是中国人的北京了。 北京因为是首都，她具有许多外地城市没有的优势，自然就吸引了许多人在北京工作生活或学习，因此，北京人才的竞争就显得比外地城市要残酷激烈了许多。凡是在北京站得住脚跟的，大都是一些优秀人才，于是北京从广义上来说，她是中国人的北京，也可以称为，她是一代的移民都市，也是矗立在世人面前的新北京。 老北京已成了历史，留给人们的只是一些残破的记忆。从地名中还能依稀感受到老北京的过去，像德胜门、朝阳门、前门等等，老北京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城，用厚厚的城墙把自己围了起来，以为这样就是安全踏实的；然而厚重的围墙也没能阻挡住近代屈辱的历史，残垣断壁的圆明园是那段历史最好的写照。今日横陈在西北郊外的圆明园成为了另外一种无法诉说的历史。昔日的老北京，外有长城，内有厚重的城墙，依旧阻挡不住外敌的入侵，国人自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如今历史的标记已成为往事的时候，北京强大了，她在汇聚成一种民族精神，宽厚、内敛、包容。现代与传统，先锋与民族在新北京这座城市里你都可以感受得到。身穿巴黎时装的白领们，与穿着中式唐装往来穿梭的人们，已经让观者见怪不惊了。20年前，看到一个外国人还算是稀罕一景的北京人，现在正在和这些老外们在北京一起竞争。男老外女老外，都是我们的哥们儿姐们儿。仿佛“呼啦”一声，北京打开了门户，水涨船高，北京人站得高，看得远了。凡事都有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北京这座城市就有了内涵和外延。 平时的时候没显得怎么着，吃西餐的和吃炸酱面的都在奔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也罢差也罢，都在乐呵呵地往前奔着。你的事就是你的事，我的事就是我的事，眼界开了，见怪不惊了，别人的事那是隐私，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再说别的。这些年似乎北京人都在忙着过自己的生活了。 年初时的一场突如其来的“sars”，又让北京人经历了一次灵与肉的洗礼，先是茫然，还有些无措，紧接着这些茫然和无措就烟消云散了，剩下的是坚定和必胜的信念。那一阵子，北京人的心从来没有这么齐过，也从来没有这么牺牲过。先不说医务工作者了，就连社会治安都好了许多。在灾难面前，北京人汇集成的那股精神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感人的事情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并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最终战胜了那场灾难。 灾难过去之后，有许多人仍然沉浸在那日日夜夜的感动里，长久地怀恋那样的一种精神。 灾难会让一个民族成熟，同时也会让一个民族团结。经受了灾难考验的北京，又是风和日丽了，然而留给我们的北京精神却成为了人们美好生活下去的信心。 北京以这样一股强大的凝聚力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看到了北京人的风采。也许以后我们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沟沟坎坎，但北京已经成熟了，长大了，能经得起风，扛得起雨。支撑起北京度过灾难的，就是北京人的精神。北京是属于民族的，因为在这里汇聚着我们各个民族的精英。她代表着中国，更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北京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力量。 卷四 感悟生命 第一章 生命的智慧 每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都有过读书的经历，读书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就一个作家而言，读书不仅是生活的重要内容，还是工作的需要。每个人都会因为读书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我想作家的命运首先是与读书联系在一起的，我读的第一本书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印象深刻的一本书还记得的，那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水浒传》。我读《水浒传》时小学还没有毕业，好像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样子。当时毛主席对《水浒传》有过批示，对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好像很不满，毛主席希望更多的人都读一读这本“反面教材”，以便更好地认清宋江这支农民义军最后失败的真正原因。当时主席说的话是最高指示，全国上下，大人小孩，只要是稍识些字的，差不多都在读这本书。这本书和当年读《毛泽东选集》一样，好像是配发的，学校每个年级都有几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读《水浒传》的，对于一个只有小学四五年级文化的我来说，读《水浒传》的确是有些吃力，书中的字大约有一半以上不认识，读书的时候只能连蒙带猜，好在故事是吸引我的，我绝不会因为一个字不认识而去查字典，那样的话也许我会失去阅读的兴趣。结果是囫囵吞枣地读完了，有些篇章还不只看了一遍，读完之后就被一种非现实的东西深深地震撼了，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个个是英雄，他们曲折又光明磊落的命运深刻又沉重地让我记住了，于是我就有了对人生另外一种认识，那就是人还可以那么活，而不这么活。少年对英雄的敬仰是无条件的，想必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想这一层意思。 是《水浒传》让我对阅读有了全新的理解和兴趣，后来我又读了《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现在想起来还让我激情澎湃，向往不已。又读了《西游记》，那善与恶，美与丑在我少年的心里是泾渭分明的。再后来人们都说《红楼梦》好，深刻呀，复杂呀等等一大堆赞美的话，古代四大名著它也是排在首位，仿佛另外的三部加起来的名声也抵不上一部《红楼梦》，可当时我读了并不喜欢它，后来自觉着往作家这条路上走时，又试着重读了几遍《红楼梦》，每一遍都觉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到现在我也不喜欢它，很多人都说喜欢它，有的人都读了十几遍、几十遍，现在还有很多人吃着“红学”这碗饭，但我也知道，有一些人肯定也不喜欢它，但嘴上却张口红楼闭口红楼，我想这里面肯定有“皇帝的新衣”的心理，但我不否认有人真正喜欢它，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直到最近几年我才终于想清楚我不喜欢《红楼梦》的真实原因，因为里面没有英雄，这是少年的情绪，这种情结往往会影响人一生阅读的口味和习惯。就像我们儿时吃惯了饭菜的口味，就是天天吃星级宾馆的美肴还是会想念母亲的粗茶淡饭一样。我想阅读也是这样。 青春年少的时候的阅读是杂乱的，抓到什么书就是什么书，不像现在书这么丰富，有很强的选择性，那时没有。读书完全是个人的爱好，所以说一个人的文化建立是和时代密不可分的。 我想阅读生涯是从个人的喜欢和爱好开始的，最后就有了当作家的梦想，从那时开始读书变得有计划了，喜欢不喜欢的，只要听说是名著都会找来读，就是读不下去也硬着头皮去读，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走了很长的一段弯路。现在我总结出了一条，是否是名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得喜欢，你喜欢了这就是你的名著，随着你的阅读，人生阅历的开阔，你自己会有一个明辨是非的标准。读书是给自己读的，因为喜欢才去读，而不是因为别人所说的名著而读。 读了许多书，走了许多路，后来自己也开始写书，边写边读，除了前面我提到的几本书外，在我的生命经历里给我带来启示最大和受益最深的，让我至今无法释怀的作品，其实还就是那么几个作家的几部作品，这是我的大量阅读后得到的几颗对我终生受益的果实。 这几部作品是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还有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关于海明威的作品大部分我都喜欢。我喜欢这些作家的作品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这些作家的作品都很男人气，就是描写一个平凡人，这平凡人的身上也有着超常的抗争性，在命运和生命面前永远不服输的坚韧与毅力。换句话说，我喜欢这些作家的作品，不仅是这些作品技术层面上的得失，而是精神上的受益。不管是古人还是当代人，世界上这么多种族和文化背景，总之能找到你的同一种类型的人，也许在作家的行当里我找到了显克微支，海明威，杰克伦敦这些同类。从气质到对人性的向往都有着许多相同的地方。这些相同的地方吸引了你，也受益了你。 我们这一生读了许多书，听了许多话，许许多多没能打动我们的都成了废话，但只要有那么一两本书中的一两句话让我们记住了，让我们受益了，这就是别人留给我们关于生命的智慧，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受益无穷。 第二章 两个小八路 《两个小八路》是本“小人书”（就是我们常说的连环画），这本书流行在七八十年代。关于书中两个小八路的细节已经模糊不清了，但关于这本书的故事，我至今难忘。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一种复杂的味道。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我拥有了一本“小人书”《两个小八路》。书里面画的人物夸张而新鲜，两个小八路的形象更是被加工得顽皮可爱。在那个年代，一个小学生能拥有这么一本崭新的书，无疑是骄傲和自豪的，课间或放学后，就有许多伙伴在我身前身后地围着转，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有一本《两个小八路》。他们围着我，是希望我在他们面前展示这本书。上个世纪的那个年代，有多少关于英雄的情结在少年们的心里生根开花。 那些日子里，我成了伙伴中的焦点，样子骄傲又有点自私。那本在当时算得上印刷精美的小册子，就放在我天天背的书包里，可以说和我形影不离。就是在晚上的睡梦中醒来，也要翻身起来，摸一摸，看书包里的“小八路”还在不在。 大约一个星期后，这本小人书不知被我翻看多少遍了，也不知骄傲了多少回了，心里的热情也开始有了退潮。一天，一个姓崔的同学找到我，意思是能不能用原价把这本小人书卖给他。 记得我买这本书时，书店似乎只剩下这一本了，想必他也去过书店，结果是没买到。我当时对这本小书的热情有些减退，是因为对另外一本书有了兴趣。只想了一下，就痛快地答应了同学的请求，原价把《两个小八路》卖给了他。当天，我就跑到书店用这些钱买了另外一本小人书，这本书的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印刷也不如《两个小八路》漂亮。 姓崔的同学拥有了那本书后，就很自然地成了伙伴们追逐的焦点，我想再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只能隔着许多人头从人缝中看了。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那本小人书成了崔同学的伙伴，整天放在书包里，和他形影不离。他是它的主人了。关于英雄和理想，一下子就被崔同学拥有了；作为我来讲，难过而又伤心。 新的小人书，我只看了两遍就对它失去了兴趣，这本书的故事远不如《两个小八路》那么激动人心。那些日子，我做梦都会梦见《两个小八路》的故事，仿佛那两个小八路就是两个活生生的人，一下子就远离我而去，成了别人的朋友。当时的心情，难过，失落，一时间，生活失去了原有的滋味和光鲜。 在这期间，我试图用原价再把这本书收购回来，结果却没有成功，后来又想用高价买回，也没成功。那份滋味很不好受，从此，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崔同学的书包，因为那里装着曾经属于我的《两个小八路》。机会终于来了，课间操的时候，我留在教室打扫卫生。当教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毫不犹豫地走到崔同学的课桌旁，飞快地从他的书包里拿走“小八路”，放回到我的书包最底层。《两个小八路》终于失而复得了。 后来的故事就很通俗了，崔同学疯了似的找那本书，而我也再没有把“小八路”拿出来过，只是偷偷地在家里看上几眼，那心情和滋味已今非昔比了。 又过了些日子，《两个小八路》已经不那么光鲜了，有的地方还折了页，变得脏兮兮的，我不再那么喜欢它了。最后的几页也开始脱落，它已经算不上是一本书了，有些纸页被叠成了纸飞机，扔来扔去的，最后“小八路”就彻底消失了。 许多年过去了，以后又买了许多的书，也看过许多的书，但再也没有体会过拥有《两个小八路》时的那种心情。关于书的故事还有很多，但记忆最深又难以忘怀的还是那两个“小八路”。 第三章 纪念记忆 知道作家刘白羽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课文里有他著名的散文《长江三日》。他的名字就是那时候留在我的记忆中的。 后来又读过他许多作品，直到参军后，才知道他曾经也是个军人，经历过战火的考验，和平年代又从事部队文化工作。从情感上，我距离这位著名的作家又近一层。离休后的刘白羽先生，仍然在从事文化工作，他担任过《人民文学》的主编。他在担任主编期间，我在《人民文学》上发过几篇稿子，他有没有亲眼看到我的稿子，我不得而知，但他是主编，我是作者，这一点毋庸置疑。 参加过的几次文学活动中，我曾见过几面刘白羽先生。他在主席台上坐着，我远远地望着他。给我的印象，他是位不苟言笑的长者。别人介绍他时，他就点头；再介绍别人时，他也点头。后来，听说他身体不好，经常住院，在以后活动中就很少能够看到他的身影了，但他仍担任着《人民文学》的主编。 和刘老发生最直截关系的那一次是首届鲁迅文学奖。那届文学奖，《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短篇小说的评奖工作。我的短篇小说《5182兵站》入围了，在终评时得了九票，按照评奖规定只差一票，就能达到三分之二了。那会儿，刘老也算是评委之一，不过他没亲自投票，而是住在医院里。组织者为我那篇小说只差一票而未能获奖感到惋惜，于是提出让刘老看看我的作品，看能否再投上一票。后来有细心的人进行了估算，如果刘老参加投票，评委就多出了一人，即便我得了十票，好像还差着零点几而达不到三分之二，于是作罢。我的那篇小说最终也没能获上奖。 获不获奖，不是什么大事。在这一过程中，我明白刘老一直在关注着文学，尤其是军事文学的创作。组织者知道，请他投这一票，他一定会投的。他投的不是我这篇作品，而是整个军事文学的一票。因为那一年，最终入围的军事文学只有我这一篇。这件事，虽然事隔多年，但我仍然记忆犹新。这是我和刘老发生过的最紧密的一次关系。那一年，我刚转业离开部队不久。 2005年，文坛上发生了几件大事，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刘白羽先生和巴金先生，先后地离开了我们。这对中国的文学事业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因为，刘白羽先生和巴金先生是我们现当代文学中的旗手。 虽然，晚年的刘白羽不再进行创作了，但他一直在进行着和文学有关的活动。为人作嫁衣，为后人做梯子。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是，刘老的做人精神，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有情义的人，比写出一些作品更为重要。文坛本应该是一方净土，是一片滋生精神的土壤。 在怀念刘老的时候，更让我们纪念刘老那一代文人身上的正气和美好情怀。 第四章 想念贵州 朋友 在没去贵州前，是通过贵州的朋友对贵州有了概念式的了解。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交朋友是要有一条件的。我交朋友的原则是，仗义，豪爽，刚烈，本性……在我的朋友圈子中，这样的贵州朋友有好几位，逐渐地，我对贵州就有了许多好感。事后我才明白，喜欢一个地方，不是先喜欢这个地方上的地理概念，而是先喜欢上了这里的人，才喜欢了这个地方的。 从那时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贵州。想象贵州的城市和山水，一方水土一方人，既然贵州人那么美好，如手中的一杯烈酒，那养育他们的城市和山水呢？ 在梦里和现实中，便一次次想象贵州的山，贵州的水了。贵州在我的想象里，因贵州人而变得熠熠光辉，浮想联翩了。 遵义 遵义因为历史而著名，她的著名程度在我印象里比贵阳还要出名。在没去遵义前，遵义的样子，在我的想象里温馨而又美好。她有如一盏灯，在我的幻想世界里时远时近地飘浮着。 这次由中国作协组织的重走长征路活动，别无选择地去了遵义。早晨从铜仁出发，路是山路，山是青山，水是绿水。一路上看着贵州的山水就感叹，这里的山美水美，可贵州山区的人民却很贫穷，穷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交通，再一个是土地。土地被路和山、水占据了，仅有的一些田地，散散落落地分布在山角或山腰间。我们是农业大国，发展经济，尤其是农民的经济，农民就不能没有土地。看到山里的贵州人民，我理解了贫穷和落后的表面原因。这里的山水剥夺了人民的富足。如果这里发展工业，开采矿石，或者建设一些工厂什么的，那又势必会破坏原生态的环境。人有时真是很困惑，困惑于鱼与熊掌兼得。不过反过来想，正因为这里的山水和贫穷，才有了淳厚、质朴的人们。我喜欢这里的人。 到达遵义时，已经是灯火阑珊。遵义在灯红酒绿中迎接着我们，在大山里穿行了一天的我们，终于走进了这座著名的城市。我们绷紧了一天的神经终于放松了——城市永远是我们现代人的家园。 这里不再多说遵义的历史和红色经典的影响。遵义这座小城可以用园林来形容，山水在这座城市里是少不了的，也正因为山水，这座城市才有了她的灵性和妩媚。城市不大，却很精巧；街道不宽，倒也四通八达。中国的城市大致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这里的主人，遵义人同样的纯朴、热情和好客…… 走进遵义，我同样喜欢遵义的人们，如果有缘分，我会成为他们的朋友。 梵净山 在我没有去贵州前，听说过梵净山。但在我的心里与那些名山比起来，梵净山只居住在我心里最冷僻的一角。她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倒也没什么概念。 这次重走长征路的人，走了一条当年红军不曾走过的路。梵净山位于贵州的铜仁境地，海拔三千多米。树木葱茏，看不清山的本来面目。从山上到山下，树木多达上百种，或者说上千种，都是一些我没见过，也叫不上名字的树。拾阶而上，山说不上险峻，也谈不上陡峭，走走停停，山下到山上的季节却似乎发生了不易察觉的变化，包括身边的景物。 我们上梵净山的那天，赶上了大雾，不知是雾还是水气，人在其中，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在脚夫的帮助下，飘飘然地就来到了山顶，一时间竟忘了这一路是怎么上来的。山顶叫金顶，有寺院和钟声，飘飘渺渺的，恍若进了仙境。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随行铜仁的朋友告诉我们，今天的天气不好，如果天气好，会看到许多你想象不到的景色。 在山顶的一家客栈里，我们见到了一位摄影师。他在山上居住十几年，拍了许多梵净山的风景。我翻着那几大本样片，就被梵净山千变万化的景致折服了。这就是梵净山，亦真亦幻。我庆幸此番没遇上好天，而给下次再来梵净山找了一条绝好的理由。 此行，在我的心里又多装了一座山——梵净山。以后的日子里，她会和那些名山大川，永远矗立在我的心中。 不远的将来，梵净山会修索道，人们就不会为爬山受累了；但在我的心里，我永远会记住这一次的爬山，还有那些助我们爬山的脚夫。爬山是个过程，也许我下次去会坐缆车上山，可爬山的过程却永远也找不到了。不知是遗憾还是庆幸。 回程 我们走到了遵义，算是完成了第一阶段的行走。最后来到贵阳时，就是分别的最后一站。贵阳和其他省会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她是贵州的省会。她是众多城市中的一座。 离开贵阳，离开了贵州，虽然我没有带走贵州的一片云彩，可我的心却留在了那里。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那里的山和水，以及那里的人们，纯朴，厚道，仗义疏财。因为如此，我会时常想念起那个叫贵州的地方。 第五章 你们准备好了吗 湖南卫视《超级女声》这档节目，到目前为止无疑是火爆的。我想火爆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女生唱技有多么高超，声音有多么美妙，而是因为她像竞技比赛一样，有些残酷。胜利者永远是少数，失败者呢，是逃避还是承受？我想这是摆在这些年轻女孩面前的课题。 作为一档娱乐节目，追求的是收视率，有人愿意看就是胜利。有了《超级女声》作为平台，那些妙龄而又美丽的女生，梦想成“星”的愿望也就得到了展现。 从《超级女声》参加者踊跃的程度来看，众多女生都怀揣着明星梦，梦想着一夜成名，然后过上灿烂的日子。我在这里无意批评作“星”有多么不好，各种“星”也是社会文化的需要，存在就是合理的。然而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女生都被这种成名的方式所诱惑？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我们的主流社会应引导什么，提倡什么？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这档节目从另一方面看，她也有着积极的一面。这茬儿孩子，自打生下来就受到了亲人的关爱，可能从小到大就没有受到过挫折，是在家人的赞美声中长大的，一路的顺风顺水；也许参加《超级女声》遭遇的，是她们有生以来受到的最大一次磨砺和挫折。我想，这种挫折感可能令她们一生都无法忘怀。这对她们未来的人生肯定是有好处的。通过这台节目，告诉她们什么是你能的，什么是你不能的。 可能许多的女孩子，因为参加这样的节目，而第一次参与了这种有竞争的集体生活，在这种集体生活中要学会与人相处；要学会处理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也是教会她们踏入社会的第一课。在这里，唱得好坏似乎并不重要，在登台的瞬间，怎么样去展示你的美好和你的综合素质似乎更重要。这就要求，年轻的女孩子们还要学会很多。 从这些意义上来看，我想这些都是积极的。在一段时间内，我想湖南卫视还会把《超级女声》这个节目，热热闹闹地搞下去；如此，自然还会有许多的女生踊跃地参加。但报名前，我想劝这些女生一句：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六章 再说超女 “超女”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无疑成了娱乐界的一种代名词，或曰一种泛文化时期的一种现象。我认为，既然是某一时期娱乐界的一种产物，方方面面也不用太认真，就像一种经过包装的商品，隆重地投放到市场，是否喜欢，那就看人们的口味了。“超女”在这一特定时期的存在，我想有它的合理性。 八九十年代后期，急需寻找到自己的偶像——出人头地，光彩照人，而且还能大把地挣钱，这一切都符合这一时期的大众心理。于是，超女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拥趸。这和艺术无关。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超女们尽情地表现着自我，唱歌的水准有目共睹，我不想做复杂的评论。但我们都明白，“超女”的火爆与艺术无关。 经过时间的检验，超女们是有市场的，否则主办方也不会这么劳神费力地再去办第三届。大家也知道，主办方并不想推出多少“天后”和“娱后”，那和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他们关心的是怎么把广告费揽入怀中。这也没什么错，市场经济嘛。 君不见，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电视台，也在变着花样的做一些节目，唯一目的是提高收视率。有了收视率，广告才有保证，这是任何一家电视台的生存之本。湖南卫视无非是走在了其他省份电视台的前面而已。 咱们再说“超女”，但千万别提什么艺术，她们在这一过程中，只是一系列的道具之一罢了。但有一个现象要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什么有那么多豆蔻年华的少女们，对这一现象表现出如此的热情，可以说不辞劳苦，甚至可以用头悬梁、锥刺骨来形容她们的刻苦与努力。人类的这种心理可以说从古至今就没断过。古时候，中个状元、探花什么的，那可谓真是咸鱼翻身了！他们的成功和治理国家有关，如今超女们的成功，却是和娱乐连在一起。孰高孰低，不用评判，总之都是想出人头地，改变未来。 古时候是为了中状元，如今是为了中“超女”，这一切都是不同文化下的产物。 既然是娱乐的，就别当真。如果再升华到寓教于乐的层面上来，引导大众如何如何，仿佛是扯得远了。至于电视节目如何搞，搞到什么程度，有人去考虑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这些旁观者而言，有自己的底线，能够分清孰是孰非。可惜的是，有许多人却分不清是是非非，这是我们所悲哀的。 卷五 体验幸福 第一章 名与利 名和利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对孪生兄弟，名、利是连在一起的，一般人看来名、利多少有些贬义的意味，但作为普通人，每一个对名、利又都是神往的。换一个角度看，名利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标志，他（她）努力了，奋斗了，得到名利了，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自己该得到的就应该得到。这足以证明，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还是有价值的，首先你为社会创造了财富，你才得到了名利。 名利是我们每个人奋斗的动因，如果凭良心论，每个人都有成名的渴望，只是这种渴望或深或浅而已。如此说来，名利没有什么不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名和利是远离我们的。当有人得到名利时，我们内心的滋味就变得很丰富了，甚至带一些吃不到葡萄的心理。看得到名利的那些人时，目光中就多了许多复杂的成份。人嘛，这一切纯属正常。 关键是得到名利的这些人，怎么看待自己，这是个核心问题。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在没出名前想出点小名就行了；没有百万时，想着有了百万就知足了，而一旦有了百万还想千万，这也都正常；不正常的是心态和自己的幸福。什么是幸福？一百个人会有一百种理解。在名利面前，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超脱一些，知足常乐一些，其实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欲望是一个深渊，深不可测，俗语说，人没有知足的时候，这是对欲望最好的解释。得到名利的人，习惯了，自然了，就是一种属于他（她）的生活，这种生活长了，又变得不满足起来，当欲望无限的时候，人其实是痛苦的，这时的幸福就会离你很远。如果有一份平常心看待名利，那么幸福就会伴左右，关键是有怎样的一颗平常心。有人经常说，名利乃身外之物，说这话的人大都是一些远离名利的人，真有了名利的人却很少说这样的话了。凡事都是局外者清，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很明白了，都超脱了，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意思了。 人生的境界最妙的体会应该是，一半清醒一半醉。得到与失去是人生永远不变的主题。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追求名利当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追求名利本身并没有错，重要的是一旦你拥有了名利，是否能承担起这份名利之重。在名与利的包围中仍能感受到幸福，并享受这份幸福，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章 把幸福拿下 《幸福像花儿一样》里的男女主人公，都想追求到自己的幸福。白杨终于如愿以偿地把杜娟拿下，大梅也如释重负地嫁给了大海。然而婚姻不同于恋爱，恋爱可以风花雪月，弄点应时应景的小情调。俗话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这里的“坏”，不是真的坏，而是说男人应该亦庄亦谐，有时还要耍点小无赖、小计谋什么的，这样的男人在女人的心目中是有趣儿的，有情商的。比如白杨，最后杜娟心甘情愿地答应嫁给他。白杨追求女孩子的招数，应该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个清纯、满怀理想的女孩子，最终都没能逃脱这些俗套，何况更务实的大梅呢。大梅对大海，应该算得上是主动出击的，她是把大海拿下了。她要成为高干家庭的儿媳妇，一切就这么简单。她主动出击，三两个回合就搞定了。在爱情上，女人主动出击成功的概率，远远高于男人。 然而婚后的生活毕竟是现实的，在起初的日子里，大梅得到了她该得到的，先是调动工作，生孩子，然后又离开部队，下海经商。那些日子里，她得到了她应该得到的一切。这就是现实的大梅的幸福观，她拿下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杜娟的婚后生活却在经历着一场艰苦的蜕变，从理想到现实，让她一落千丈。她却始终有着自己的信念，痛苦但顽强地磨砺着自己，如同生活在岩石缝中的一棵小树，艰难但却旺盛地生长着，让人生出许多的敬意。 爱情是什么？幸福又是什么滋味？在杜娟和大梅的心里有着不同的标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欲望的数值越低，幸福的数值就越高。 杜娟与大梅相比，杜娟的幸福数值是高于大梅的。幸福观有时候是会变化的，在大梅初嫁给大海时，她荣幸地成了高干儿媳，那时她是满足的，幸福的，经常把自己对幸福的感受洋洋洒洒地传达给杜娟。随着时间的变化，年代的更替，大梅不幸福了，她又有了新的幸福观，于是她要离婚，要折腾，虽然遍体鳞伤，但她是朝着幸福而去的。别人认为幸福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幸福这只鞋子穿得是否合适，这只有自己最清楚。旁观者不好妄加评判，我们只能把自己对幸福的想象，移情到主人公的身上，让观者去欣赏或评判。 林彬和杜娟应该说是为理想和信念而生活的，但他们最终没能走到一起；如果他们真的走到一起了，结果就真的会幸福吗？生活不能推测未来，正如我们不能在同一时间走过一条相同的河流一样。生活没有假设，我们只能凭借生活给我们的经验去进行推测。 不论杜娟还是大梅，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不论是同情还是欣赏、亦或是批判，这一切都是我们对待世界的态度问题，不必大惊小怪，也不会非此即彼。人类在进步，生活在继续，一切都是我们折腾的结果。正如河流里的浪花，是水流和石头碰撞的结果。生活是矛盾的，有了矛盾才能唤起激情和斗志。于是，人类向前又迈进了一个台阶，眼界宽了，回头再看，又发现了许多原本没有发现的幸福。幸福在身边，也在远方，拿下你应该拿下的幸福，踮着脚走路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折磨。 第三章 某年某月某日 每个人在一年的某月某日，都会迎来自己的生日，不管你想不想，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的生日都会在每年的某一天准时出现。 小时候的生日，总是母亲为自己想着。过生日的那天早晨，母亲偷偷地往我的书包里塞上两个热乎乎的鸡蛋，她是怕别的兄弟姐妹看见，然后伏在我的耳边悄悄地告诉我：今天是你的生日。那时，对母亲的举动和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动。生日是什么？无非就是母亲的两个鸡蛋或一张温热的糖饼，然后还知道自己又长大了一岁。转过脸，就又该干什么干什么了。 岁岁年年的流转中，人就长大了，离开父母独自闯世界去了，从那以后父母就没再给我过生日，直到生日前后的一天，会接到父母的信或电话，内容就是你又过生日了。当时也不会有特别的感觉，只觉得父母是世界上对自己最亲的人，还记得自己的生日。有时自己忙碌或者是心情不好时，就会怪父母在唠叨，不就是个生日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多的时候，自己的生日都过去许久了，才会猛然记起，也没有什么后悔的，不过拍拍脑袋，心想：还有明年呢。 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有大把的时间，生命的尽头还遥远得很，不仅记不住自己的生日，父母的生日更是早就忘在了脑后，别说父母的出生日，就连年份都模糊得很。父母也从没有提及过自己的生日，那会儿对生日的意义淡漠得如一缕风，过去也就过去了。 结婚以后，每逢自己过生日时，总是爱人想着，提前一两天送上打火机或剃须刀、皮带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心里总觉得有些多此一举。 后来有了女儿，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这是女儿的生日，就是打死也不会忘掉。给女儿过生日总是很隆重，早早地把蛋糕订了、礼物备好，从女儿还不会吃蛋糕，也不知生日为何物时，就开始给女儿很热烈地过生日了。后来女儿知道了蛋糕的滋味，生日的热闹之后，她记住了生日这样一件事，想必在她幼小的生命里，只知道生日是属蛋糕的，其他的也不会有更多的想法。就如同自己小时候，过生日那天，母亲偷偷地往我的书包里塞热乎乎的鸡蛋一样。 前些时候，朋友对我讲了有关他生日的一件事：人到中年，父母的年龄自然也不小了，在这之前，父亲得了不治之症，家人都瞒着父亲，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着。一天傍晚，父亲突然出现在朋友的家门前，朋友惊诧极了。父亲这样的身体，竟千里迢迢从老家赶了过来。父亲走进屋，放下背包后才如释重负地说：孩子，明天是你的生日，爸来和你一起过生日。一句话，让朋友流泪了，当然他是躲在卫生间涕泪横流。 送走父亲后，他才知道，父亲已经晓得自己的病情，父亲是怀着诀别的心情来给他过生日的。朋友感叹，我亦感叹。朋友在人生的长河中，会过无数个生日，想必这个生日，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没过多久，朋友的父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当得知这个消息时，我的心情和朋友一样难过。通过这件事，我理解了朋友的父亲，因此我尊重天下的每一位父亲。 我40岁的生日，是和我4岁的女儿一起过的。我和女儿的生日只差8天，我在前，女儿在后，当然就以女儿的生日为准，很是隆重、热闹地过了一次生日。 不知女儿在长成人后，能不能记住我的生日，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记住了某年某月某日是女儿的生日。不管何时何地，她是否在父母身边，我们都会深深地祝福她：平安、幸福地度过每一天。 不惑之年的我，似乎多少明白了生日的意义，她是铭刻在我们生命年轮里一道鲜活的记忆，她印证了生命和亲情，当然还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人们都说，生日过两头，过小和过老。 孩子过生日，是让他看到生命的一份希望和念想，告诉孩子又长大了一岁，离长大成人又接近了一年；老人过生日，是让长辈们感受到亲情的同时，也让他们记住来日无多的生活的美好。 年轻的时候，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觉得生命还遥遥无期，对生日自然看得很淡很轻。如果我们把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当成自己的生日，那日子又将如何呢？ 我想，不论年少还是年轻年老，都该记住某年某月的某日，它是你的生日，每过完一个生日就累积了你生命的年轮，珍爱生命，珍惜友情和亲情，快乐、健康地度过你的每一天。 第四章 人间盛宴 “情人节”这个泊来的节日，在十几年前，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还是陌生的；现在不同了，每年的2月14日就等于情人节了，差不多连民工都知道情人节了。 中国传统的节日有很多，几乎隔一两个月就是一个节日。而西方的节日中，情人节和圣诞节可能是在他们心目中影响力最大的两个节日，他们对其看重的程度不亚于我们的传统节日。 节日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件好事，等同于一种精神生活。人们都知道，人得先有物质，才会有精神。21世纪的中国人，如此热衷于节日，不仅是我们自己的节日，甚至西方的节日都登堂入室了。在我看来，这是不折不扣的一件好事。首先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接轨，文化一直是和精神相伴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精神在物质的催化下，节节生长。另外，在节日里，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放纵自己，让身心得到一次盛宴般的狂欢。我们过去一形容好日子，就用“过年”来比喻，现在我们可以不断地过“年”，这日子也就可见一斑了。 吃好喝好，已经不是大多数国人所关心的了，而关注更多的倒是精神层面的欢宴。节日便是精神欢宴的最好注释。 情人节，顾名思义，是和情感有关的节日，当然也是男人和女人的节日。这个世界上除了男人和女人，再也没有第三种人了。不论老少，不论男女，和西方人一样过一次情人节，一枝玫瑰，一盒巧克力，也许会温暖一方世界。世界需要爱，更需要世界级的欢宴。人生多些欢笑，多份温暖，肯定是件美好的事情。真希望更多的节日走近我们，让我们在节日里找到一份温暖，这是每一个人所期待的。 第五章 一头牛的命运 春末夏初的日子，是农人们最清苦的时候；而有荤腥的日子还是在春节前后那一阵子，从春节到现在已经几个月过去了，农人们的胃里早就清汤寡水了，那一点油水早就变成汗水播撒在春耕春种的土地中了。此时，田间的禾苗已长得有筷子般高了，第一遍锄地的劳作马上就要展开了。 这个季节里，真的没有什么可“嚼咕”的了，就连存储的青菜也早就吃完了，新菜长成的日子还遥遥无期，农人的饭桌上只剩下了米饭和咸菜，愁苦得已经可以了。每年这时候，生产队的领导们都要愁苦着脸，在一起议一议，想个法子给村人“解一回馋”。今年也不例外，生产队的领导共有3位，政治队长老那，生产队长老万和副队长老李。3个领导蹲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愁苦地商议，老万就提议：要不就杀只差羊吧，羊肉肥哩。老那就说了：羊就算了吧，那几头羊还揣着头羔呢。一边的老李说：要不把那匹黑马杀了吧？去年摔断了腿，怕是以后干不成重活了。老万不同意：那马太瘦，杀了它怕是每个人头都分不上二两肉。就在这时候，他们同时想到了那些散养的牛。在乡下，牛有两种，一种是种地拉犁拉车的牛，这些牛们都是正当年，年龄好，身体也好。还有一种是散养的牛，就是那些老牛和小牛，老牛已是壮年不再，劳累了大半辈子，力气都给了土地，但还可以生育，就让它繁殖小牛，这样才能后继有牛，那些小牛们还没长到干活的年纪，只能和它们的爷爷奶奶混居在一起，等待着奉献青春的日子。说到牛也就只有牛了，领导们最后都想到了那头黄色的母牛，她已经生育了七八个儿女，这些儿女正值青春年少，她的孙儿孙女也有了几个。老黄牛是去年秋天被划定为散养的，她干不动太重的力气活了，车拉不动，拉犁也是很吃力，只能是散养了，但她还可以继续生儿养女，为生产队创造劳动力。 村人们在春末夏初的时候，清汤寡水的胃里急需解一回馋，他们已经等不急了。3位队长经过愁苦地商议，决定就宰了那头老黄牛，别的牲畜都要比这头牛重要。 杀牛的日子，是村人们最兴高采烈的时候，青壮劳力满怀着念想去下地做活了，他们知道，等晚上收工回来的时候，满村子里都会飘着牛肉的香气。 聚在一起兴致勃勃看杀牛的都是些老人和孩子。杀牛的人是胡屠夫，胡屠夫都七十好几了，走路颤巍巍的，从人们记事起胡屠夫就把村子里杀狗杀猪的营生包下来了。胡屠夫以前当过国民党的兵，后来被解放过来，他不杀人了，但也没有立地成佛，改行杀生畜了。按队长老万的话说：胡屠夫连人都敢杀，还有什么畜生不敢杀的。 老黄牛从圈里被赶出来后，就让人七手八脚地拴在村中的老榆树上。老黄牛似乎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大声嘶叫着，她挣着脖子回望着牛圈里的那些子女们，子女们也意识到了老黄牛的危险，它们也一起应和着，声音急促而又凄凉。当胡屠夫手提尖刀出现的时候，老黄牛突然不叫了，它安静下来，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不解和惶恐，接着大滴大滴的泪水从它眼睛里流了出来。围观的老人和孩子就说：看呀，牛哭了。又有人说：牛还会哭？！众人就越加新奇和兴奋了。胡屠夫依旧从容不迫的样子，提着尖刀，颤颤抖抖地往老黄牛身边走去。老黄牛最后挣了一下脖子，向牛圈方向望了一眼，就见它眼睛里又蓄满了泪水。 胡屠夫的尖刀已横在了牛的颈下，胡屠夫真的是老了，他有心没力了，还没有割到牛的喉头，他就住手了，手提着血淋淋的尖刀站在那里喘。老黄牛发出最后的吼声，一声又一声，圈里的那些儿女们，似乎嗅到了同类的血腥，也一声接一声地嘶叫，一时间空寂的村子遍布了这种凄厉的声响。胡屠夫终于攒足了最后的力气，再接再厉地向牛的喉头刺去，黄牛终于发不出声音了，它的脖颈处嘶嘶地冒着气泡。它的那些儿女们一瞬间似乎惊呆了，停了嘶叫，睁大眼睛怔怔地向这边呆望着。 晚上，村子里炊烟袅袅，一户连着一户的肉香飘满村里的角角落落。那些做完活回村的青壮年嗅着空气中残留的血腥，呆呆地伫立着，他们似乎明白村里发生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不知道。 饭饱肉足的人们睡去了，牛们仍醒着，不知是哪一头牛先发出了嘶叫，接着所有的牛叫声连了一片。睡梦中的人被惊醒了，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抬头向外看，看到了满天的星星。过了一会儿，人似乎清醒了，在心里咒一句：这些个畜生。接着又沉沉地睡去了。 第六章 国人的家 家是什么，每个人对家的理解或许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每个时期，对于家的概念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差别。家是藏在心底里的一个小巢，秘密而又温暖，不管什么人，只要一想起家，心里是热的，眼睛是潮湿的。 童年的家，是放在床头的一本小人书，是藏在床下角落里的一把弹弓，还有母亲的一声声呼唤……童年时对家的感受是具体的，每个角落里都深埋着一串笑声，每件玩物都印着一段故事。童年对家眷恋而又无知，有一串笑声，有一份梦想就足够了。它不需要有多大，只要能装载下那一点点玩梦便足够了。童年时对家没有更多的奢望，贫也好，富也好；大也罢，小也罢，它装载的都是童年天真的欢乐，真实的梦幻。父亲是座山，母亲是条河，父母的风景是流动的，是动人的。 青年人的家是一张床，它是客栈，是临时的一处居所。因为是青年了，就有了许多在外面的世界闯荡的理由，疲了，累了，那一张床便成了休身养息的地方。这里有父亲探询的目光，母亲无休止的唠叨。青年人对这一切都习惯了，吃了，喝了，睡了，力气和勇气又重新回到了身上，一虎身站起来，青年已人高马大，个头早已超过了父母。父母小心仰视着眼前的青年，青年人无所顾忌地甩一下头，很响地带上房门，走了。留在家里的是父母双亲担心的叹息。 青年人闯荡出了一些眉目，便在家里大着声音讲话，指点江山；失意了，家就是一个港湾，是父亲伸过来的一条臂膀，是母亲盛满爱意的热面。青年人忍不住，流泪了。在家里流下的眼泪，是咸是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换来了同情和鼓励，这时的家，更像是一座加油站，避风港。 青年人有时对家也会生出烦来，母亲的唠叨，父亲的阻止，让青年人觉得碍手碍脚，然后就一门心思地想，要是没有家里的管束多好，想干吗就干吗，于是就盼着自己有个家。日子复日子地过着，青年人长大了，大到了谈婚论嫁，成家立业了。 终于，青年人成家了，有了自己的家。从父母的家里分离出来，正如当年从父母的身体里分裂出来一样。青年人有了妻子或丈夫，两个人的世界构一个爱的小巢，每天清晨在门口分别，爱意缠在心口，一天都是温暖、踏实的。终于盼到适于重逢的时候，厨房里是两个人忙碌的身影，然后是饭桌前的恩爱，和着有一搭、无一搭的拌嘴，这时的家甜蜜又温馨。 一晃，他们生子了。随着一声啼哭，小家便红火了，热闹了，接下来的日子里，苦苦辣辣酸酸甜甜。年轻的父母开始为家牵肠挂肚，孩子吃饱了吗，喝水了吗，睡觉了吗？出去玩儿得小心，要注意安全。提心吊胆了一整日，下班铃一响，抓起包往家赶。推开门，看见孩子仰着小脸正冲着自己笑，叫一声爸爸和妈妈，这一刻，就是家的全部。 游子的家又是另一番模样了，在遥远的异地，不管成功与失败，不管成家立业多少年，他们的背后都仍然有另外一个家，那就是他们曾经出生、成长，后来又离开的家。身在异地他们总是感到不踏实，梦也总是出奇地多，这些梦大都和家有关。年迈的双亲，儿时的伙伴，还有门前流淌的河……无一不在梦中迭现。抹一把脸颊，才发现已被梦中的泪水打湿。忙也好，闲也罢，下了决心，挤出时间，焦渴地说一声：回家。 此时游子已然忘了自己的小家，想的更多的是故乡那个家。坐火车，坐飞机，回来了，远远地望见了故乡上空飘着的炊烟，又看见了那条青石板路，还有那条已经干涸的小河，热热地唤一声：到家了。 直到这时，游子的心才是踏实的，坐在父母面前，听父亲因操劳一辈子而发出的叹息，和母亲衰弱的唠叨，游子流泪了。泪热热的一直流到父母的心里。 游子心安神泰地住上几日，便又惦念起远在千里的小家了。孩子还好吗，家里还好吗？于是，又心神不定地踏上了回程。匆匆推开家门，看着熟悉的一切，心踏实了下来。这样的心情不会持续太久，遥远的那个家，又成了永远的想念。于是又一番的重复，时光荏苒，就有了日子，有了年头。 家，永远是人们心口的痛。 卷六 往事并不如烟 第一章 爱恨东北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作家的故乡，在他们的艺术生命里尤为重要。有人说，作家的代表作品往往与作家的故乡和童年有关，对这一观点我举双手赞成。 我的代表作以《父亲进城》为主的“父亲系列小说”，既写到了故乡又写到了童年，当然还与自己的家庭有关。写与故乡有关的小说，我会觉得很顺手，心里一直涌动着一种激动，这份激动支撑着我漫长的写作过程。当然我的灵感也与故乡有关，我试图通过不同题材、不同视角去写故乡，但总是觉得写得不够，写得不透，有许多话要说，这些话如同一张网，织成了一个又一个文学命题。这些命题，犹如一座座巨大的山峰，等着我一个又一个地去攀登，就像人们的欲望，永无止境。 我的东北故乡——我之所以把故乡称为东北，而不具体到某个省份，那是因为对关内的人来说，东北是同一个地域，把东三省的人统称为东北人。我的故乡从近代史开始，发生了许多轶事，大到改朝换代，小到平民土匪生活，这些都构成文学中的故事。我一直欣赏东北人的豪情和侠义，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头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仗义疏财，两肋插刀，颇有几分“春秋”精神。我为这种精神激动和自豪。这是我写作小说的一个母题，由这种母题诞生出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文学的最终是探寻最原始的那一部分，少伪饰，多真情，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打动人。 不仅如此，我的故乡和生存在那里的人们，也有着许多的陋习和劣根性的东西，这些都是不能让人忍受的。两种人自下而上在一起，就有了两种极致结果是，东北容易出两种人，一种是大英雄，还有一种就是大汉奸。我在这里说的大汉奸，并不是指多大，而是指“奸”的程度。这两种人构成了东北人生存的世界，让人又爱又恨，结果就有些复杂，于是就有了生活和文学。 第二章 人这一辈子 人这一辈子满打满算，活到死也就几十年工夫，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通俗里讲也就是一眨巴眼的工夫。历史这么一眨巴眼睛，对人这一生来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痛苦的日子总是漫长的，幸福时光总是短暂的。活着的内容，总是会有亲情、友情相伴，这样的人就活出滋味和味道。就是逝去的那一瞬，也会被亲情、友情纠缠着，眼睛一睁再睁，看最后一眼留在人世间的亲人、友人，牵挂得深远的，还会死不瞑目。这就是人这一辈子。 人从呱呱落地，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起，一生便开始了，不管童年苦也罢，甜也罢，相对而言，人的一生当中童年是幸福的。阳光是金子做的，一条分期的溪水也是流金泻银。笑声坦荡，无忧无虑。幸福刚刚开始即逝，接下来就是求学生活了，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沉重的书包，背负的不仅是求知和欲望，更多的是亲人、甚至几代人，对一个儿童光宗耀祖的希望。满耳的是希冀和嘱托，儿童就成了书包像山一样的学生了。笑声夭折了，取而代之的是少年老成的唉叹，目光愈发得深邃，儿童的头颅沉重得要死要活。儿童没有业余时间，从学校出来，又被家长接着送进另外一个补习班。这个班刚下课，脚不沾地地又进入到下一个补习班。家长累，孩子更累，大人孩子一起累，累心累脑。 熬过了小学到中学，天赋并不比别人高，几代人的希望，非得要成为全校、全班的尖子生，容易嘛？当然不易，点灯熬油，熬过了迷迷糊糊的少年，进入青年，大学是考上了，世界的竞争却越来越激烈了。读完了本科，再上研究生，容易嘛？不容易，二十大几了，成人了，完成了学业，刚想喘口气，就工作了。人人都想找个好职业，每个人都想多挣些钱，使生活质量高一些，奔吧！奔上这站，然后是恋爱、结婚。今天牵了你的手，这辈子就得跟你走。结婚了，一份家庭的责任就压在了心头。那时就想，活着不仅是为自己了，还要为对方着想。辛苦着，却是甜蜜的，往前奔吧。没两年工夫，孩子出生了，辛苦自不必说，节衣缩食哺育下一代的责任重大，于是眉头紧锁，从家奔单位，再从单位奔向家。满眼的匆忙，满眼的劳碌。 那时就盼，孩子大点就好了。孩子终于大了，就又多了份责任，别人的孩子能这样、那样，咱也不能少了这、少了那的。孩子间的竞争无疑也是家长的竞争，争吧。孩子终于从小学到中学，一晃，又一晃，家长终于白了头发。这时候的人是上有老，下有小，老的身体如同跑过劲儿的汽车，哪哪儿都不好用了，今天不是这出了毛病，就是那里出了故障。中年的为老年的忙碌，整天地跑医院，下面还有小的等着呢——高考志愿怎么填？是不是该给孩子增加营养，吃点补品了？唉，累呀，苦啊。 孩子终于大了，老的又都去了。该松口气了吧，弯曲的腰板还没有挺直，家里的第三代又出生了；自己已经退休，不上班了，就尽义务带孙子吧。亲情呀，甜蜜的希望，屎一把、尿一把，苦哇累的不说了，甜蜜胜过了辛苦。第三代渐渐长大了，自己也终于老了，想挺直的腰板再也挺不直了，这才知道，这辈子就这么匆匆地过来了，自己终于也成了一辆旧汽车，三天两头的去医院修理了。人都躺在床上了，还在想着儿子买房的贷款还上了吗？孩子大学毕业的工作有着落了没？三听四打探着。喘息着，挣扎着，多么希望眼睛永远不闭上呀，看着一代又一代人，往前奔！喜也好，悲也好，总是欢欢乐乐的往前奔，往前奔一天，就是一天的新生活。 最后一口气吐出去了，眼睛就要闭上了，不，还要看最后一眼，儿子来了吗？孙子在身边吗？多么舍不下你们啊！黑暗降临了，什么也看不到了，什么也不想了，眼睛仍然那么睁着。 这一辈子！ 苦也有，甜也有，一辈辈地往前奔，前赴后继的就有了生命，有了生活，也有了人气和历史。一辈子，一杯酒，酸甜苦辣啥都有。 第三章 追逐幸福 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份甚至更多的幸福，但幸福究竟是什么，也许100个人会有100种答案。我们每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从早到晚，周而复始，忙忙叨叨地挣扎着，奋斗着，最终追求的无非两个字：幸福。然而幸福离我们每个人到底又有多远呢？ 从我们记事起，就知道幸福和快乐是什么了，那时的快乐虽然渺小，但满足起来也并非易事。小时的幸福，就是家里那个盛着红糖的罐子，罐子是陶瓷做的，也许是年代久远了，被勤劳的母亲擦抹得泛着乌光。自从偶然一次肚子疼，看到母亲从那只罐里取得红糖给我冲水喝，我便发现了幸福的秘密。那时我的眼里只剩下那个乌亮的糖罐了，只要母亲一离开，我就想方设法从罐里拈出一撮红糖来，用纸包了，在小伙伴面前用手指头蘸着吃，整个过程幸福得让人晕炫。后来，母亲发现我偷食全家的红糖，就把那只罐子挪到了高处，她以为我够不到就会死心，等她一转身，我就搬着凳子上了高处，那罐糖还是让我得手了。最终，在劝说教育无果的情况下，那只盛糖的罐子仿佛蒸发了，找遍家里的角角落落，也没有再发现那个糖罐，从此，幸福离我而去。后来又长大了一些才发现，原来母亲把糖罐藏到了他们的双人床下，又用许多纸箱子围了起来。 又大了一些，家里那个乌亮的糖罐就远不是我的幸福了。枯燥的小学生活，让我痛苦不堪，那时人虽然坐在教室里，心已飞到窗外，那会儿就想：人还是不长大好，不长大就不用上学，不上学就不会有这么多痛苦。再后来，跟大一点的孩子学会了逃课。早晨，跟其他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走出家门，但一转身就走上了和去学校方向相反的路，那里有约好的玩伴相候。那一刻，眼里的天空是澄澈的，空气是自由而甜蜜的。久而久之，母亲就发现了我逃学的秘密，于是老师和母亲通力合作，把我逃学的路子又给堵死了；等以后长大些，我终于认识到逃学也不是件幸福的事了，只有学习好，考上大学才是幸福的。从那时起便发奋努力，好好学习，可不管怎么努力，前面总有比自己学习好的，暗暗的，那些学习比自己好的男女同学便成了自己内心极其矛盾复杂的一个群体。正值青春萌动期，那些比自己学习好的女生就成了自己暗恋的对象，而那些男生则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 高中毕业的时候，认为参军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于是就参了军。到了部队才知道穿4个兜、又穿皮鞋的军官才是最幸福的。我的第一任排长，那时刚提干不久，还没到发新军装的时候，他还穿着两个兜的战士服，可排长就要探家了，据说排长这次探家的任务很重，父母要给他张罗婚姻大事，没有4个兜的军装和皮鞋怕是不圆满的。于是，排长就向老一些的干部借来了4个兜的军装和皮鞋，那天中午排长穿着借来的衣服和鞋，在镜子前照了又照，看了又看，后来就走出宿舍，在院子里反复体验。正是午休的时候，水泥铺就的院子响彻排长激动而又幸福的脚步声。那钉了铁掌的皮鞋敲击水泥路面的声音，令我久久不能忘记。排长回去后不久就一脸喜色地归队了，据说对象一谈就成了，所以那时的排长是幸福的。 那时我就梦想自己要是有朝一日，也能穿着4个兜的衣服和皮鞋，那就是排长一样幸福的人了。最后，我果然上军校提干了，可提干之后又觉得不幸福了，因为又有新的幸福在召唤自己了。 幸福复幸福，她充满了神奇的魔力，有一天你觉得抓到她了，她却倏然一跃溜到你前面去了，然后又使出种种令人心旌摇动的伎俩让你欲罢不能。 古人留下许多对幸福的经典诠释：心安便是福，知足常乐等等。我们也都明白这些道理，也为这些道理折服，可我们在幸福面前却又无法让自己“心安”和“知足”，为了那实在又飘渺的“幸福”前赴后继，不辞辛劳地挣扎着、努力着。有时我们累了，也疲了，便把身体倚在某种支撑物上，眯着眼睛望前方自问：幸福到底离我们还有多远？待稍事休整后，就又奋不顾身地去追逐幸福。 第四章 不让女儿哭 女儿是2000年岁末出生的，小名叫末末，学名叫石墨语。跟别人介绍女儿的名字时，总会强调一句“笔墨的墨，语言的语”，朋友们就会啧啧惊叹这名字如何，其实在给女儿取名字时，并没有想得很多，只是希望她能文气一些，在字面上她的名字和别人有所区别，避免名字上与更多的人重复。这是浅层面的本意，通过浅层的意识可以看出，任何一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卓尔不群，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未来的路终究还得靠女儿自己去走，希望她有个平坦、光明的未来。 女儿出生时，我早就过了而立了，属于老大得子那一拨的。因为对事业和生命有了不同程度的认识，关照女儿的弱小生命就有了别样的体悟。 女儿出生那一晚，我几乎是彻夜未眠，医院的病房里是不允许陪护的，但女儿出生了，一张小床放在母亲大床的一旁。她在熟睡，熟睡的不仅仅是个婴儿，在我看来她是一个贵重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这是我刚刚出生的女儿，我怎么能忍心扔下她不管呢。我守护在母女俩的身旁，突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责任，这份责任让一个男人的情感变得复杂起来，可以说是柔情和坚强等诸多味道杂糅在一起，很难说清楚。 护士查房的时候我溜出去，等护士一走，我又偷偷地溜回来。反复几次之后，护士烦了，我也烦了。医院是有那么三两间单间病房的，费用另收，是那种可以陪护的温馨病房。但此时没有空房，我早早地作了登记，在这3天住院的时间里，本来是可以有机会住进单间的病房的，只因后来者和医生护士熟悉，而把我的希望扼杀了。为此我和医生护士吵了一架，因为有正义在心，架吵得有些理直气壮。医生护士理亏，反驳的话语并不多，我也将计就计，赖在医院里不走了，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陪护女儿。查夜的护士也不好说什么，我自然在医院里心安理得地住了3个晚上。 刚出生的婴儿不怎么哭，只是她饿了、拉了或尿了，才会有所表示，及时处理后，很快她又甜甜地入梦了。那时觉得带一个孩子并不怎么费心，三天后，孩子和爱人一同离开医院，回到了岳母家里。事前已经计划好了，爱人的月子要在岳母家过。岳母的身体不好，自己还要照料一家人的吃喝，晚上是不好让她陪护爱人的。爱人生完女儿后，很长一段时间没奶水，后来有了一些也不旺。女儿吃不饱，只能喝奶粉，那时的女儿似乎很能吃，三两个小时就要吃上一次，一个夜里下来，少说也要起来三四次给女儿喂奶。给孩子喂奶的过程也比较复杂，先要烫奶瓶，然后调好水温，热度适中后放入奶粉，才举着奶瓶，看着点点滴滴的奶液被啜进女儿的嘴中，一次喂奶的过程下来少说也得半个小时。女儿睡着了，我再躺下，迷迷糊糊中刚睡过去，女儿又哭了，睁眼一看，离上次喂奶的时间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于是又重复上一次所做的一套程序。女儿的哭声就是召唤是命令，让父亲变成了一个战士，在女儿的哭声中扑向女儿。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多月，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女儿由原来的两个小时喂一次奶，延长到了4个小时喂一次，她在一天天长大，体重也由原来的六斤半长到了十几斤；父亲的体重却由原来的一百三十多斤，降到了一百二十多斤。因为女儿的出生，一度让我的身体从稍胖变得标准了起来。在那一百多个日夜里，新生的女儿让一个父亲感受到了甜蜜和劳累。女儿出生时，我还在电视台上班，晚上陪护照料女儿，白天还要完成工作和自己的写作计划，辛苦是免不了的。有时从岳母家驾车上路，或奔往单位，或奔自己的小家，有几次竟感觉自己已经在车上睡着了。白天忙碌着，仍然记挂着女儿，想她是不是饿了，是不是又哭了，一想起女儿来，心里就多了份悬念。 女儿满百天后，被接回到自己的小家，请来了一个亲戚帮着带女儿。百日之后的女儿比以前似乎省事了，在白天的一部分时间里，她会睁开眼睛，盯着你，咿咿呀呀地和你交流着什么，这时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叫幸福的东西从心底里慢慢升起，在周身弥漫。那时，对每一天都有一个期盼，因为过一天女儿就大一天，可以说女儿是一天一个样，正是婴儿生长的高潮期。 女儿真的一点点地长大了，她渐渐地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她不会说，只会用哭声来表达，哭泣声就是命令，女儿一哭，一家人便会围过去问寒问暖，问饥问饱。女儿得到了满足，她笑了。刚开始女儿的哭完全是出于本能，因为好有需求，女儿的哭，证明父母没有做好。为了女儿的需求，做父母是辛苦的，为了不让女儿哭，觉得家里人手总是不够，有一段时间，家里请了两个人来照料女儿，那阵式现在想起来有些好笑——女儿一哭，4个人，七八只手同时伸向了女儿，跑前忙后，不亦乐乎的样子。 女儿咿呀学语了，女儿又蹒跚学步了，那时不住地听到她的笑声，笑声发自她的内心，甜在父母的心头。因为女儿的快乐，所以父母才快乐。她也有哭的时候，于是做父母的开始自责，检点自己的不足和错误。女儿一天天长大了，她就有了自己的想法，经常用哭声来表现自己的不满或者恶作剧，虽然看透了女儿的小伎俩，但父母心里仍然不踏实，反复地检点自己的不足，努力地让女儿的哭声变成笑声。 在女儿没有出生时，我对孩子的哭叫一点也不敏感，甚至有些厌恶。自从有了女儿，对婴儿的哭声异常地敏感起来，有时在外面，遥远地听到孩子一声啼哭，我身上的每个细胞都会张开，总认为那是自己的女儿在哭。循声望去，待确信那不是自己的女儿时，心里才安稳一些。 女儿两岁的时候，正是2002年的春节，女儿感冒了，也许这是她有意识以来第一次患了这么重的病，哭闹不止，尤其是在晚上。女儿的哭闹是因为患病引起的，药也吃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哄劝，抱在怀里不停地走，女儿才会安静下来，半真半假地睡去。二十多斤的女儿抱在怀里对谁来说时间长了都是一个负担，刚想把她放在床上，人未醒就先哭了，于是就打消了把她放回床上的想法。那一阵子，不知为什么，女儿只认我的怀抱，换别人谁也不行，别人怎么抱都哄不住，没有办法只能我受累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确信女儿真的睡熟了，才小心翼翼地把她放下，但不知什么时候，她会再次醒来，然后就是哭，于是再一次抱起女儿在地上走。那几日的辛苦自不必说，重要是感受到了女儿对父亲的需求，这种需求也是幸福的。 女儿真的一天天长大了，每次出门她学会了恋恋地看着你，不想让你走的神情，但最后又无奈地和你挥手告别，这时在你离开家门时，心里是柔软的。有些时候在外面应酬，眼看着时间到了女儿该上床睡觉的时候了，心里特别想在女儿睡前再看她一眼，明知自己回不去，还是一定要把女儿入睡前的情形再想一遍。 自从有了女儿，我才对家这一要领有了些许的体悟。以前和爱人两个生活，只要知道对方到家了，心里就安了，在外面早回来晚回都是一样的。自从有了女儿，便不时地想家，因为女儿，让自己对家多了许多的牵肠挂肚。 3岁的女儿在我出门时会说这样的话了：爸爸慢点开车，别喝酒。还说，爸爸早点回来。虽然这些话都是她妈妈教诉，但从女儿嘴里说出来，味道就多了些不一样东西。也是在女儿刚满3岁时，我出差几天，女儿在梦中抽抽咽咽地说：我想爸爸了。女儿在一天天懂事，她在懂事的过程中，学会了思念和惦记。 女儿才3岁，没有更多的故事好讲，以上的叙述无非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家庭中的一份普通的父女情感，但当这份情感落实到个体的时候，她就别样起来。 3岁的女儿已经上幼儿园了，她很少再哭。但有时候还会因为这个或那个而哭，她一哭，我心里就非常不好受，总想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她破涕为笑。她白天身在幼儿园，我时常会想起女儿——她在幼儿园里好么，她哭了么？每天傍晚，早早地赶到幼儿园去接女儿，更希望每天见到从幼儿园里走出的女儿满脸都是笑意。 女儿才3岁，长大成人的岁月还很遥远。但我发誓，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会努力地让女儿多些欢笑，少些哭泣。 第五章 左冲右突 初恋大多萌动于青春时期，我的初恋似乎比青春期还稍早一些。 大概是十一二岁的时候，上小学四五年级。我们班有一个姓郑的女同学，她的爸爸是医生，母亲是护士，她有姐姐、妹妹和弟弟。我们住得不远，上学放学经常同路，她弟弟要比我们小一点，低一个年级。在这之前，我比较讨厌女孩子，20世纪70年代的小女孩，不能跟现在的小女孩相比，现在的小女孩已经懂得很多了，那是一个家庭的花朵呀，穿的吃的，到现在的信息时代，什么不懂？脸孔永远是白净的，表情大部分都很灿烂。那时候不行，生活挺艰苦，姐姐穿旧的衣服，妹妹接着穿，妹妹穿旧了，弟弟穿，反正衣服的颜色不是蓝就是灰，男穿女穿都一样。因此，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有点像路边野草，任凭疯长，没有多少关爱。 那时七八岁的男孩，都很讨厌女孩子，后来看过一些心理方面的书，知道那是人一生中一个比较正常的周期反应。那时，在我的眼里，姓郑的女同学，没有一点可爱之处，头发是乱的，衣服是旧的，就是脸好像也没有洗干净。那时我们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姓郑的女同学，穿的袜子是她母亲的。在这里不能不说到她的母亲了，她的母亲是护士，但我们没看她上过一天班。原因是她母亲身体很不好，经常躺在床上哼哼，衣衫自然不整，脸色菜灰。听别人说，这位母亲一直病着，我们就不懂，姓郑的同学父亲就是医生，而且在我们那一带，都知道这位姓郑的医生医术很高明，很多人都去找他看病。医术这么高明的医生为什么治不好老婆的病？同学的母亲整日躺在床上哼哼哈哈，便可想而知了，她家的日子过得自然紧巴。姓郑的女同学只能穿母亲的袜子，袜子大出几号，就是不合脚，于是，姓郑的女同学便不时去提她鞋里的袜子。不管走路还是上课，我们就感到很可笑。 放学的时候，姓郑的同学在前面走，我们一群男生走在后面，不停地拍巴掌。每当姓郑的女同学弯腰去提袜子时，我们就一起喊：袜子大，我不怕…… 姓郑的女同学的弟弟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一起嘲笑他姐姐，他就红了脸，一遍遍地央求我们说：别说了，明天我不让我姐穿袜子了。 那时正是冬天，不穿袜子脚就会很冷，不让她穿袜子穿什么？第二天，我们果然看见姓郑的女同学仍穿着那双大袜子。这件事，让我们好笑了一个冬天。 春天来的时候，我们一起又升了一个年级，仿佛在那一刻，我就长大了。不知为什么，在我的眼里，姓郑的女同学一点也不难看，相反还很漂亮。在这之前，因为我们集体嘲笑过她，所以她很少和我们来往，就连话也很少说。这时的我，自然也不敢和她说话，多看她一眼就觉得脸红心跳的。那时，一直希望和她离得近一些，再近一些。 班里经常调换座位，说是怕眼睛斜视什么的，每星期都要一纵列地从左至右地换位置。每当这么移位子的时候，总有一个星期会离她很近，中间只隔着一个小过道。那一个星期就感到很幸福，早来晚走的，人也显得很快乐。偶尔的，她掉下一块橡皮、一支铅笔什么的，我就借机帮她捡起来，放到她的桌上。那时的孩子，不会说谢谢什么的，你捡也就捡了。因为有以前的过结，她收起来后，连看我一眼都不看。但不管她的态度如何，反正我很愿意那么做。 我的橡皮、铅笔什么的掉在了地上，我也希望她能给我捡起来，结果这种情况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心里多少就有些失落。 这一个星期过去之后，再调座位时，我离她就远了。这时的情绪就很失落，心里无着无落的，总是扭过头，隔着众多人头向她那一面望一望，然后就期盼着下一个星期早些到来。在这期盼中，日子过得嗖嗖的。 在这之前，我一点也不是个好学生，经常逃课，不愿意上学。自从对姓郑的女同学有了如此感受后，不知为什么，每天都能准时来上学，因为只有在学校里，才能见到她。偶尔的，还能近距离地和她坐在一起。 又一个新学期，每年的新学期，男女同学都要重新排座位，一群十来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样一来，每个学期都要按大小个站好队，男生一个，女生一个，往教室里走，然后老师安排一个座位坐下。按老师的说法是，男生女生同桌，这样课堂纪律就会很好。要不然，上课总是有说话的。 那时，我多么期望能和姓郑的女同学分在同一桌啊。于是，我就眼睁睁地期待着。就差一个女同学就轮到她了，结果我和另外一个女同学分到了同桌。那一刻，我失落透顶。众同学就座后，老师站在前面问：有没有同学觉得不合适的？ 于是，我第一个举起了手。老师走过来说：你觉得怎么不合适？ 我说：我不跟她一桌。说完，眼睛看着身边的女同学。 老师说：那你愿意跟谁一桌？ 老师这么问，我就无法回答了，脸红心跳地垂着脑袋。老师一定认为我这是无理取闹，然后大声地说：坐下。就再也不理我，走到黑板前，开始上课。那一刻，我真想哭出来。 一晃，小学毕业了。我们上了中学。中学的学校就比小学大多了，人也多了。班是自然要重分的，我没能和姓郑的女同学分到一个班。就是教室也隔着好几个，她是1班，我是4班。一上初中，我们似乎一下子就大了，老师教我们，叫人不要喊叔叔阿姨，而是应称同志。举例说明，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喊雷锋为叔叔，现在老师告诉我们，要称雷锋为同志了。 我们长大了，似乎注意也就多了一些。但是，我却很少能见到姓郑的女同学了，只有在课间操的时候，在队列里远远地望见她。那一阵子，我的日子就很苦闷，也很抑郁。 机会总算来了，后来她弟弟也上了中学。见不到姓郑的女同学，她弟弟我们倒是常常能见到，于是我就联合几个要好的男生，欺负她弟弟，也没有更多的花活，上学放学的路上，碰到她弟弟，我们就用身体去撞他，让他不能好好地走路。要不然，我们并成一排，故意走得很慢，不让她弟弟过去。眼看上学就要迟到了，我们仍不慌不忙地往前走。她弟弟比我们小一些，打架是打不过我们的，就不敢吭气。 结果，我期盼的效果出来了。有一天上学，我们又故伎重演。突然，姓郑的女同学和她的姐姐，从马路旁横着向我们冲来。她姐姐已经上高一了，她们认定我是领头的，于是就冲我一个人奔过来。她姐姐很高大，在我们的眼里差不多都是大人了。她一下子抢走了我书包，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姓郑的女同学的个子没有我高，她跳着脚，伸出手向我脸上抓来，一边抓，还一边说：让你欺负我弟弟。 在这种情况下，我左冲右突，终于冲出了包围，跑了。 然而，这事情还没完，她们又跑到学校，把状告到教导主任那里去了。后果可想而知，写检查，写保证书。这么一折腾之后，以前所有美好的暗恋都一去不复了。剩下的只是仇恨，我一门心思要报复这位姓郑的女同学，报复的情绪积攒了一年多，后来我就上高中了。报复的情绪也烟消云散了。 再后来，上高中后，学校又一次分班，我和姓郑的女同学又分到了一个班。她就坐在我的前排，不想看她也没有办法，一天到晚，她总会在你跟前出现。 那时，我又暗暗喜欢另外一位戴眼镜的女同学了。 当时，我说不清为什么会喜欢这位姓郑的女同学，后来大一些的时候，我再看姓郑的女同学时，发现她一点也不漂亮，一点可爱的地方也没有。当年那种心态，我到现在还感到纳闷。 几年过去了，早已物是人非。 高中毕业的时候，姓郑的女同学考上了广东的一所大学，学的是医学专业。据说考试的时候，正赶上她发高烧，没有发挥好，如果发挥好的话，说不定能考上清华、北大什么的。后来我又想，姓郑的女同学，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是很优秀的，差不多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当初自己对她的那份暗恋和萌动，一切都源于她学习好。在我的潜意识里，学习好的人，是值得尊重和注意的。不为别的，只因为你学习好。 卷七 世事人情 第一章 怯懦的我们 我说的是一件真事。某单位的领导挺那个的，其实很多单位都有挺那个的领导，我说的是这一个。总之，这位领导让大家意见很大，已经很长时间了，却没人敢说什么，因为他是领导。于是大家只能忍着，私下里大家已把这位领导的坏话说尽了，梦里也把这位领导杀了无数次。当清晨来到，太阳升起，又一次面对领导时，领导就又是领导了。没人在领导面前说一句让领导不高兴的话，领导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也不管怎么那个，大家在领导面前总是做出一副领导英明、我们愉快的样子。这一景象很通俗，我就不细说了。 这一日，事情发生了变化。一位男士当着众人的面抢白了这位领导，当然，这位男士的话也正是大家想说的。领导感到很意外，大家在解气的同时，都为这位男士提心吊胆，也觉得这位男士是吃错药了。如若不然怎么会这样？这位男士以前和大家可没什么两样哦。这位领导被抢白后，样子可想而知，恼羞成怒之后，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这位男士见事已至此，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了，把平时不敢说的一股脑都说了出来，他说得解气，大家听了更解气。 自此，这个单位的气氛发生了变化，领导在场时，没人和这位男士说话，甚至连看他一眼都觉得会给自己带来不幸。那场面，仿佛是这位男士真的做错了什么，大家齐心协力和领导保持一致，共同面对这位大逆不道不可救药的人。但当领导不在时，人们又和这位男士同仇敌忾地站在一起，说领导太王八蛋，太不是个东西，满脸都是羡佩的神色。但更多的还是为这位男士担心，众人都是善良的好人，他们这么做也是无奈。总之，众人真的是为这位男士担心，他们太了解自己的领导了，什么小人的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能不为这位男士担心么？这位男士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没多久，这位男士突然调走了。直到这时人们才明白，这位男士为什么会对领导如此，人们的担心和对这位男士的刮目相看一时间竟烟消云散了。于是人们的心里也平衡了，觉得这位男土也并不比自己高尚多少，这么想过之后，日子就又是日子了，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命该如此，谁让自己不是领导呢？阿q一点的就想，日后让自己的儿子当领导。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怯懦的我们。 第二章 大爱情 小爱情 一说起爱情似乎有些俗套了，没什么新意了。其实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颖的话题，从远古的《诗经》到现在耳熟能详的徐志摩、舒婷、北岛等人的诗文中，无不把爱情作为永恒的主题，倾心地去歌咏、赞颂，乃至用心用血用生命去让她灿烂。也正因为如此，爱情才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男人女人，生活因为有了爱情，日子才变得日日常新，人类才不朽，子子孙孙，世世代代。 相信每个人对爱情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就像大小不同的杯子，会盛着不同容量的水一样。我们的心有多大，爱情就有多大，我们时时刻刻盼望着大爱情，可是我们的心又太小，盛不下这汪洋肆溢的爱情，变得手足无措，在爱情的大海里挣扎沉浮，轻者要灌几口水，也有可能被呛个半死。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小，在我们盼望大爱情时，先让我们的心大起来吧，有多大的心就能盛下多大的爱情。 要让我们的心大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说起来很复杂也很难做到，但我们不能因为难做就让心永远地小下去，那样只能得到小爱情，大爱情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要想让我们的心大起来，首先我们要学会爱，真正地爱上一个人，无条件地爱上一个人，甘愿为这个人献出一切，他（她）就是你的生命，你的所有，于是你的心才会大起来。在生死之际把生留给你爱的人，把死留给自己，那么你的爱就得到了升华，你的心也就大得无岸无边了。当然，我们普通人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碰到让我们表现大爱的机会，在生死之际把生留给别人，或许容易做到，那只是一瞬间的决定。要让一个人很纯粹地爱上另一个人，并能爱得天长地久，爱便达到了永恒。 当然爱是相互的，你付出得越多收获得也越多，就像爬山，爬得越高才能看得越远一样。世上有多少人就会有多少种爱，爱是没有重复的，用自己的爱去和别人的爱去比较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无法比较的。爱有千万种，结果也各不相同，鞋子挤不挤脚只有自己知道。因此爱也是一种适应，你适应了他（她）你便得到了真正的爱，大爱也就随之而来。 爱一个人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源远流长，是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幸福无法相比的。因为这种爱是无私的、纯洁的、纯粹的……人无私欲天地宽，无欲无私的爱难道不是一种大爱吗？只要我们心里装着爱的源泉，我们得到的爱就会比天高比水长。让我们都学会大爱吧，因为那是人类财富。 第三章 爱情不能承受之轻 有许多青年男女在步入婚姻后，很快就觉得爱情变得乏味起来，日子也日渐琐碎平庸，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曾经爱过对方。于是，就有了纠纠缠缠、疙疙瘩瘩的日子，婚前所有的美好、浪漫也就随风而逝。接下来，吵吵闹闹、摔摔打打的日子就开始了。有许多人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夭折了爱情，没有爱情的日子是多么的乏味啊。 什么是爱情，100个人会有100种答案，没有谁能说清爱情是什么。婚前的花红柳绿，成双入对到底是不是爱情？那只是一个爱情的基础，更多的是性别的吸引和浪漫，那时的爱情是片云，是团火，是场雾，热恋中的男女失去了理智，他们也不是没有考虑过未来，未来的一切在热恋的男女中并不重要。恋爱时的感觉是水中月、镜中花，一切都朦胧而又美好。 恋人们在憧憬和半痴半醉中迎来了婚姻。恋爱和婚姻自然是两种状态，一个是花，一个是果。有道是，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婚姻这个结果令许多准备不足的男女猝不及防，因为恋爱是理想式的，而婚姻则是现实的。理想和现实是一对矛盾，现实起来的婚姻给理想式的爱情当头一棒，剩下的只是一地鸡毛式的烦恼人生。日子就是日子，日子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义务，是责任，是实实在在的亲情友情。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在平庸的日子里，理想式的爱情呢？此时，她似乎已经远远地逃了，躲在不被人们察觉的地方偷偷窃笑人间的男女。 其实，爱情并没有远离人们，婚姻不是爱情的终结，真正的爱情将随着婚姻的到来才刚刚开始。没经历过磨难的爱情是靠不住的，红尘中男女在恋爱的问题上是少有什么真正磨难的，一切都顺风顺水，爱情自然也就一帆风顺，爱情这叶小舟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驶进了婚姻的港湾。 现实生活粉碎了恋爱时的罗曼蒂克，一切都变得水落石出，爱情也要经风雨见世面。花盆里养育出的爱情是无法适应这种风雨的，因而抱怨婚姻消解了爱情，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其实是对生活准备不足，没有理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相依相伴，对爱情理解有多深，现实便回报人们有多重，爱情是需要参悟的。少些浪漫多些实际；少些冲动多些理智，才能嚼透生活这枚橄榄。生活是爱情的土壤，不同的生活孕育出不同的爱情，现实生活磨砺着爱情，生活中的磕磕绊绊苦辣酸甜正是爱情原有的滋味。 爱情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婚姻使理想式的爱情在现实的土壤里落地生根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阴晴雨雪是滋养爱情的沃土，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生活不能承受之重，爱情则不能承受之轻。 第四章 诚实做人 都成名人了，按理说出一两本书也不算什么。写写自己的隐私，说一说自己的成功经验，这都是普通老百姓关心的。不管是出了名的人，还是没出名的人，写出的书都是给老百姓看的，要是没人看，写书也是白写。老百姓是写书人的亲爹热娘，爱谁谁，不买你的账你一点脾气也没有。既然老百姓买你的账，你写就是了，出就是了，只要你不反党，不黄不淫，没招谁惹谁，谁又能把你怎样。关键不是这些，也不是你出书出了名挣了钱别人眼热，出书挣钱出名这是名正言顺的事，大家都挺不容易的，挣点钱出点名还不都是为了生活。生活是一件挺实在的事，也挺伟大的，谁都想生活得好一些，不会有人说三道四。问题是你一定要诚实，书不是自己写的就不是自己写的，老百姓也理解，名人么都忙，有很多事需要名人亲自去操劳，没那么多的时间去写字，你找一个能替你把你的话写出来的人，拿给老百姓看也没什么不好，不能说这就不是你的生活，没人敢小看你，也没人说你没文化，你都是名人了，咋还能没文化呢，这话说出来谁信呢？ 名人么，有许多机会为自己，为自己出的书做广告。你说得多么诚恳多么动情啊，眼泪汪汪的，和真的没什么两样，铁嘴钢牙，一口咬定书就是自己写的。大谈创作过程，说生活谈理想，不了解你的人有谁敢相信这不是真的呢？然而问题出在书确实不是你自己写的上，你花钱雇了“枪手”，为你做嫁，让你出名让你出书，在写书的问题上，你都不说实话，谁又敢相信你书里说的话又都是真的呢？你的心思能理解，书是不是自己写的毕竟少数人知道，全国还有那么多人蒙在鼓里呢。于是就会有那些蒙在鼓里的人仍旧蒙在鼓里，你就觉得你仍旧是你了。说什么好呢，其实细想一想你也挺不容易的，假话都说了，一点也不脸红，那么动情，比真的还真，容易么？ 我不知道有一天，爱你的人们，信任你的人们知道你在说假话，他们会多么伤心，你书里说的话，教育别人如何如何，还有谁会信呢！你还能保持你昔日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吗？这又何必，因小失大，想必这一点名人是知道的，不需要在这里教名人如何做人吧？都名人了还不知道如何做人？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点的是：我说的名人不是说所有出书的名人都不是自己写的。我在这里说的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诚实一些吧，可敬的名人，这对你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乃至对社会，不是么？别忘了你是名人，名人的一言一行能影响许多人，愿你成为表里如一的名人。 第五章 走不出家门的东北人 东北人不愿远离故土是由来已久的。现在东北人的上一辈，或再往上数上一两辈都是中原一带的移民。那时，多事的中原三年两头地闹灾荒，灾荒到一定程度，人们就无法生存了，于是大批的中原人，一肩挑起全部家当，携老扶幼，向北，越过山海关，走向东北大地。在黑土地上开荒种地，繁衍生息。于是，他们成为了移民。直到现在，上了些岁数的老头老太中，仍能听见久违了的乡音。他们一边在墙根下晒着太阳，一面在自己的陈年旧影里翻拣着逃荒的经历。然而儿孙们已经早就成为了纯正的东北人了，他们一生下来便接受了东北的寒冷与日晒，以及风雨和黑土地，他们讲着一口粗犷豪迈的东北话，呵出的气都带着黄豆的腥味。 就是这一批一茬的东北人，终于在黑土地中的某个旮旯里找到了他们生存的空间，于是他们再也不愿意舍家离去了。他们的信条是，外面天堂一样地好，也不如家里的热炕头。爷辈们逃荒的经历和那种不愿意背井离乡的情结深深地浸进他们的骨子里，成为他们今日不愿意离开家门半步的理由。 在共和国将帅录中，很难找到东北籍的名人。南方人在轰轰烈烈闹革命时，东北人还在黑土地上心满意足地开荒种地，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就是从延安开进的东北大军，也没能完全搅起东北人离家而去的觉醒意识。不是他们不愿意参加革命，也不是他们觉悟不高。主要的原因，还是不愿意离开家乡这方故土，就是那些参加革命的，随队伍南下，一过山海关，他们便一步三回头，眼神里写满了对故土的流连和思念。一俟战争结束了，他们想方设法回到东北，甚至舍弃高官厚禄，回到东北过平常百姓的日子。 这在外人眼里不可理喻，在东北人的内心世界，他们有千万条理由回到家乡。因为只有家乡才让他们心里感到踏实，就是做的梦也是宁静祥和的。 最近这30年时间里，其它省份的人们，或南下或北上打工，寻找营生，在这些流动的人群里，却很难找到东北人的身影。并不是东北人的日子过得比其它省份的好，而完全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家乡。 有些许的人也动过离家外出的想法，甚至也有人行动了，一旦到了外面，他们便开始思念了。这种思念很具体，两间草房，一盘热炕，两只鸡窝，或者房后的两棵杨树，这一切都成为了他们思念的对象。外面的楼房、汽车让他们感到不真实，不亲切，在外面的夜晚里，连梦境都是那么的让人伤感。他们时常睡不着觉，就是睡着了，也时常会在思乡的悲切哭声中惊醒。他们咬了牙，切了齿地下了最后的决心，买张单程车票回家了，一走回家门，他们的心安了，神静了。 东北人也想把日子过得更好一点，也想南下打工，吃点苦受点累不算什么，然而一离开家门，他们才发现自己当初的想法很可笑，思念的心情压倒了一切雄心壮志。 身在异乡的东北人因此脾气都很大，动不动找人打架，或者喝得大醉，那是因为他们思乡，而又没有办法回去。所以他们才找茬发泄心中的苦闷，让一个接一个的事端，平息他们思乡的焦灼。 出门在外的东北人，听不得别人讲东北的坏话，你要是说东北不好，他会脸红脖子粗地和你争执，甚至动拳和你干架。他们希望旁人看得起他们，和他们交朋友，一旦东北人把你当成了朋友，他会掏心挖肺地对你好，就是你欺骗了他，他也会认为你不是故意的，朋友嘛，咋能做出这样的事来。有一天，你的把戏被东北人看穿了，他就会把你当成仇人，找个机会把你给灭了，否则他心里就堵得慌，难受、难忍。你对他的残忍，东北人十倍百倍地回敬你了，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回家等着去了。等着你去报复他，或者警察找上门来，不管谁来，东北人都是一副面无惧色的，戴上手铐的他们，回身叮嘱妻儿老小好好过日子。这回真的走出了家门，被判个十几年的刑，或吃一颗枪子。这时的东北人也不说一句悔话，他在心里豪气万丈地说：老子够本了。 不出家门的东北人一般都没那么大的脾气，老实本分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生活。苦点没什么，累点没什么，日子么，在他们的心里本该就是这个样子。只要让一家人守在一起，再苦的日子也是甜的。 东北人离不开家门，他们和自己清贫的日子相守着，于是就有了日子。有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日子。 当他们在电视里看到成百上千的民工们聚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争着抢着去挤火车时他们在心里把这些民工嘲笑了一遍又一遍。他们也为自己眼下的日子而感到满足，当劳累了一天，从几亩地里往家走去时，远远地看见了炊烟，听到了自家鸡鸣狗吠，他感到这日子从容而又踏实。 这就是走不出家门的东北人。 第六章 生命链 每个人大约对生命的认识可分为几个阶段，我很小的时候，大约七八岁时，便对死亡有了认识。有时夜晚睡不着，想着想着就想到了死亡，那时觉得死亡很可怕，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洞，掉进去便再也出不来了。于是又想到，人死了之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与你再也没有关系了……想着想着，浑身上下就出了一层冷汗。那是儿时对死亡的认识，这种认识大约可以归结为对本我生命的认识。 后来长大成人了，为了前途，为了立业在奔忙、劳碌，对死亡却很少想起了，因为青春离死亡还很遥远。直到去年女儿出生，随着那个幼小的生命来到人世，我才又对生命有了一种更深刻的认识。女儿出生，是在我36岁生日不久的一个冬日，确切的时间是12月3日。 女儿出生后，一家人无疑是辛苦的，所有以前的习惯都被这个幼小的生命打乱了。那时就想，女儿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于是就把女儿的年龄和自己的年龄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我能活到60岁的话，女儿24岁，她也该大学毕业了，那么我呢，则是一个退休的老人了，生命力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就是还算健康的话，思维、行动肯定也大不如以前了，于是便只能整日闲在家里，想得更多的肯定不是事业，或去挣多少钱，而是柴米油盐之类的琐事将占去生活大部分内容，关注女儿，为女儿操心将成为晚年生活的主旋律。 这大约就是生命的更迭，一代又一代，一年又一年。人们的日子就在这种更迭中走，走向了永远。然而生命对我们来说又有多远呢。也许只有我们面对死亡时，才懂得她的短暂。 我少小离家，由于忙碌，有时三年两年也没法回一趟老家。母亲就在这种一个又一个三年两年中老去了。母亲长逝，是在女儿出生后五个月的一天。母亲病了，在电话里听弟弟说病得很重，于是匆匆地赶回去。母亲的头脑是清楚的，她见我的第一句话仍在询问尚没见过面的孙女，待得到确切、肯定的答复后，母亲放心了，于是一心一意地去对付病魔。母亲并没能与病魔抗争多久，就在我回到她身边几小时后，她在痛苦中长逝了。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我面临了生，也面临了死。这种心情是大喜还是大悲？我也说不清。 当妻子在呻吟声中被推进产房，我等在产房外，心情竟有几分悲壮，为妻子，为即将出生的女儿。当面对病床前的母亲，她的一声又一声呻唤，揪着儿女的心，当那呻唤一点点弱小下去时，我们活在世上的亲人，只能是一种无奈。 亲人去了，而我们仍活着。基因以及血液里仍流淌着亲人遗传给我们的生命，虽然这种基因已经不是百分之百了，二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但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仍带着亲人的影子以及显著的烙印。这就是生命链在延续。 女儿一天天在长大，已经能分清她的眉眼了，这时就很希望女儿长得很像自己，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确信，女儿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因为有了女儿，日子就别样起来，离开家几日，总是牵肠挂肚的。自己虽然身在外地，仿佛自己的影子仍留在了家里，于是就有了思念和牵挂。 也是因为女儿，日子过得很累，整日缺少睡眠，然而心情却是兴奋的。最担心的是女儿生病，看着女儿难受的样子，恨不能替女儿去病，哪怕严重个十倍八倍的也心甘情愿。于是一趟一趟地跑医院，开大量的药，不知那块云彩下雨了，经过一番折腾后，女儿的病终于好了。于是一家人上下的心情就好了起来。接着日子就又是日子了。生命也就在这种日子中延续着。 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父母生养我们的过程，一定不会比我们生养女儿的过程少，甚至比我们遇到了更大的困难。父母不图我们回报什么，正如我此时对女儿的心情一样，希望她健康快乐地成长，你的快乐，就是父亲的幸福。 当我老去的那一年，看到女儿长大成人，把属于我的那份生命延续下去，这就是整个人类的幸福了。 卷八 文艺这一圈儿 第一章 一剧之“本” 目前国内的电视剧生产，我认为仍然存在着剧本的质量问题。 前几年电视剧市场的火爆，使很多人以为搞电视剧好挣钱，使一些制作单位见利忘“本”，抓住一个题材，对剧本来不及加工，更不用精雕细琢就匆匆上马，草草制作后就推向市场。这种浮躁之气愈演愈烈，制作公司遍地开花，使电视剧拍摄变成了单纯的生产过程而不再是创作过程，忽略了观众的审美要求和水准。 当年抓本子当年投拍，剧本完成后没有时间充分论证，更谈不上几经打磨，这种快餐式的制作方式不可能出精品。甚至有些制作单位把剧本这一环节忽略掉，而把导演、演员的阵容放在一部戏的首位，制片人可以接受一个“星”级演员每集戏开价几万元的片酬，却不情愿花上几万元把剧本认真打磨一遍。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必然导致电视剧在观众心中“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尴尬局面。 其实，即便很重视商业利益的好莱坞，成功之作也大都是把剧本放在首位。像观众所熟悉的《辛德勒名单》、《泰坦尼克号》等，都花费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反复论证剧本后才投拍。 我认为，无论一部电视剧还是整个电视剧市场，都应该把剧本放在首要位置来抓。不要忘了，一剧之“本”是剧本。 第二章 北京电视剧何时走出混沌 商业制作对艺术的冲击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计划经济下，北京电视剧制作单位确实拍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好片子，例如《四世同堂》、《凯旋在子夜》、《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那时拍片子，经费并不充裕，投资也不大，主创人员拿的都是工资，另外也就是每天几角钱的补助，所有的经费都用在了片子的制作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拍出了轰动全国、直至今天仍让人念念不忘的好片子。那时拍片子的人，想的不是如何挣钱，而是想方设法把片子拍好，因此创作出了一批精品，也造就出了一批电视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电视剧制作也大多从商业角度考虑。投入大了，电视人可以从中挣到大把的钱，和过去相比，不论名和利都有了天壤之别，反而搞不出精品了。这种现状，并不完全因为市场竞争的问题，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看当时北京地区电视剧的代表作品，仍没有哪家制作单位的作品可以逾越那个高度。有钱制作电视剧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人们只为了钱，也就忽视了艺术的创作规律，艺术反而被金钱湮没了。大投入、大制作是产生精品的有力保障，而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很大一部分投入用在了主创人员的劳务当中了；相对而言，用于技术制作方面的经费也就少了。 主创人员并没有因为钱挣多了，而把艺术水平提高上去。为了钱，影视人一部接一部地上戏，草草地结束一部片子，没有来得及沉淀，更没有时间去思考，连新剧本都来不及细看，就站在摄像机前对台词了。演员是这样，编剧、导演也一样。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北京电视剧的制作由以前每年的几十集发展到今天的五六百集，有的被廉价地卖掉，更有甚者被打捆批发了，存活人们心目中的又有多少呢？ 有了钱并不一定是坏事，然而影视人的敬业精神尚不具备，在影视市场尚未规范的今天，势必会造成一些急功近利者眼中只有钱，而忘了艺术。这些影视人就此夭折是早晚的事。 生活与艺术的关系 稍懂一些艺术常识的人都知道：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换句大白话说，没有生活就没有艺术。目前电视剧质量下降，与主创人员缺乏生活积累是分不开的。每个人都有一方属于自己的沃土，有些电视剧人在刚出道时，确实写过、导过、演过比较成功的作品，那是因为主创人员当时有着丰富的生活底蕴。创作源于生活，于是也就有了艺术上的成功。艺术上的成功也就给一些电视人带来了名利和地位上的变化，按老百姓的话讲，已经是“腕儿”了。各种出人头地的活动和片约便接踵而至，“腕儿”们已经没有时间思索什么了，接活，挣钱，出名，驶上了一条快车道。不管这部作品是否适合自己，也忘了自己为何成功，没有了情感上的投入，没有了生活的积累，只管闭门造车，于晕晕乎乎之中奔钱而去。 缺乏生活的积累，却还要不断地编下去，演下去，导下去，后果便可想而知了。于是一批又一批“假、大、空”的作品问世了，这样的作品，观众能买账吗？制作单位不管作品好坏，都要一如既往地炒作一番，有时会得到一时之利，毕竟不是长远之计，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也属正常。如果这些人能在失败中早些警醒还不算晚，但他们的警醒并不是检点自身的问题——在向“钱”赶的路上，也没有时间去想——一概把失败归结于客观因素，在乱眼看名利的红尘中，艺术终于被湮没了，剩下的只能是“假、大、空”在流传了。 近亲繁殖的畸形儿 不论干什么行当，时间长了都会形成一个特定的小圈子。影视界的人自然也有自己的小圈子。形成这样的圈子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影视创作不是个体劳动，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人们都知道，搞艺术创作的人，因文化背景不同，气质、修养不一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会千差万别，慢慢地形成自己的风格，也就是定式。这种定式会产生一定的局限性，无形中就制约了艺术的发展、创造。每个从艺人员都很难逃避这种定式，能否打破这种定式，完全靠自身的努力。 因志同道合形成的小圈子，时间长了也会出现这种不利于创作的定式。这种定式的形成制约了电视剧的发展。创作路数的狭窄，导致作品千人一面的印象。没有提供新形象，没有新生活去补充，情节、故事大同小异，观众自然对这种现状不满。为亲情，友情，哥们儿姐们儿的“义”所左右，这种圈子很难打破。中国人有着自己古老的观念：肥水不流外人田；苟富贵，毋相忘。这些观念使这个小圈子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外人很难走近，更别说能在其中了。转来转去，就那么几个熟面孔，这种近亲繁殖，势必把艺术引向一条死胡同，产出一批畸形儿。 当然，除了上述几点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例如，规模化生产，适应市场，提高主创人员的敬业精神和素质等问题，当然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一切将任重而道远。 第三章 摆正你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一部影视作品的产生有许多道工序，最后的结果是能走到前台来、广泛被观众熟知的大都是演员和导演。在影视的行业里，这本来属于很正常的一种现象，一部影视作品的成功，当然仅靠导演和演员是完不成的，还有编剧等许多幕后英雄。 走到前台的风光是诱人的，有许多幕后工作者终于耐不住寂寞，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地总想挤到前台来，影视作品里没捞着露面的机会，就现身于影视后期宣传上，比如说剧组主创和观众见面会上等场合，有的编剧很愿意出这样的风头。混迹于影星、导演之间，沧桑的脸上挤着明星式的微笑，举手投足间已经把自己当成明星看待了，并不失时机地在可利用的场合里，与名导、明星们勾肩搭背，俨然亲如一家的感觉。在电视媒体的花絮新闻里不时地露一小脸，也算是为自己做了一次广告。 其实，观众和媒体永远关注的是明星和名导的一言一行，编剧历来都被人们公认为幕后工作者，你的成就再大，行业注定你只能是幕后英雄，走到前台来并没有多少人会待见你。于是在媒体上，编剧的名字就尴尬地被排在最后，没有什么花边和猛料，只能一笔带过。在电视的花边新闻里，你只能是个陪衬，偶尔在镜头前露一下脸，强作欢容地不尴不尬着，更多的时候被排除在镜头里的明星和名导之外，即便能挤进一只膀子或一条腿，看了也让人难受。 我想一个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找不准自己的位置，我一直认为，作家、编剧的工作是在人后，而不是在人前。我不知道在人声嘈杂的环境里是否适合构思。寂寞了，偶尔换一种活法不是不可以，关键是怎样一种活法。每个人都想成为名人，但编剧永远成不了明星、名导那种“名人”。 摆正自己的位置，先把自己的心态摆正了。别人出风头那是别人的事，人家有那种土壤。作家、编剧的土壤在你的生活里，你的书中。 第四章 好大一棵树 不论是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我都是位业余写手，好听一点便称为业余作家。其实在国外，作家没有专业和业余之分，那些没有工作，专门为报纸或杂志写稿的作家被称为专栏撰稿人。先不说外国，就说国内，因工作关系和体制的不同，作家分成了专业和业余。 专业作家自然有着无比优越的条件，首先有着固定的收入，创作时间任自己支配，想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写。这是令业余作家十分羡慕的。专业作家写到一定份上，就出现了生活贫乏的问题，于是领导作家单位的领导便让作家们挂职去体验生活，这种深入生活到底能生活得有多深，暂且不说，总之，专业作家总是存在生活“缺养”的毛病。“养”缺到一定程度，作家这支鲜艳的花朵，就成了残花败柳。 业余作家除没有任自己支配的大量时间以外，有关生活的问题，在业余作家身上是不会出现的。凡是有一定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生活与创作的关系，生活是艺术之根，根扎得越牢越深，艺术之树才会枝繁叶茂。 业余作家最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处理好时间问题，业余创作当然都是业余时间，也就是别人休息游玩的时间。对作家来说创作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把别人谈天喝茶的时间用于创作这便是业余作家的主要生活。业余作家对待生活的感受永远不同于那种挂职体验生活的作家，他们是生活的主角，生活中的大喜或大悲都融入其中，对生活的看法自然感受不同。而专业作家体验生活时，却有一种体察、俯视的味道，对待生活的态度和看法就有着千差万别，这种差别影响了创作态度。有道是，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儿。 除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之外，现在又出现了一批自由作家，或称自由撰稿人，他们没有单位，完全靠写作为生。这样一批人，大都是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他们写作靠的不是生活，而完全是个人的体验，写的自然是自己或小圈子里的事。许多作家都抱怨现在关注文学的人越来越少了，其实作家应从自身找原因，因为作家的写作越来越关注自我，以自我为中心，尤其是被称为很有才气、很有前途的那些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关闭自我，搞所谓的精英文学同时，势必会走上一条小胡同。我不敢说以后能写到什么份上，只要我的根永远植于生活这片沃土之中，我相信，创作之树便会枝青叶绿，长成好大一棵树。 第五章 文学的模样 圈里圈外的人都知道，文学刊物越来越不受待见了，订数一落再落，有的刊物无法生存而自生自灭。还有一些刊物背靠出版社这杆大旗，按理说挣点赔点都无所谓，但考虑到利益，最后也关门停业了，把办刊这些编辑抽调到编书的队伍中，因为编书比办刊挣钱。 文学刊物走到今天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境地，说起来挺复杂，细想起来也简单，完全是办刊人和一些作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凡是办文学刊物的人，个个都是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报怨市场，骂奶奶咒姥姥。作家们自然也是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孤独地彷徨于书桌前，诅咒该死的读者越来越没有品味了。他们自然没有找块镜子仔细照照自己，琢磨一下，路走到眼下这一步究竟差哪了。 近几年来，文学刊物的境况每况愈下，但文坛似乎从没有停歇过热闹，各种流派竞相登台，这个“新”那个“后”的，跟真事儿似的。泡沫一番后，清醒下来，清水还是清水。世上本没有救世主，要翻身求解放，当然还是要靠自己。 当这些“新”与“后”纷纷涌来的时候，泡沫自然堆起了一茬一批的作家。他们是“新”与“后”的干将、精英。要“新”要“后”，自然要与众不同，于是挖空心思，“穷兵独舞”地就“舞”就“后”。刚开始，外行人也觉得热闹，试探着围拢过来看台戏，待大幕拉开，锣鼓家什响过之后，觉得也没什么，甚至竟有今不如昔、上当受骗之感。观众自然是鸟兽散，惊下一干人等，千般诅咒万痛惜，愈发觉得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 文坛的虚假繁荣连连受挫之后，一干人自然不甘冷寂，开动脑筋，来个急转弯，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爆炒6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菜。还没等这盘菜散热，又一盘7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餐又鲜鲜地出炉了。总之，浮躁的文坛，觉得老得咬不动了，那么就来啃“新”的，当然是越嫩越好，嚼起来清脆爽口。一时间狼烟四起，盛况空前。一批“新生代们”被爆炒得有如步入青云，自然也就辨不清东西南北了，理所当然地就把自己当成大师看了。都“大师”了，怎么着也不会憋屈了自己，当个业余大师有着诸多的不便，干脆辞了公职，当起了自由“大师”。 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由的“大师们”自然是一批精英，于是惺惺相惜了，这批精英们不约而同地就走到了一起，紧紧密密地把自己团结了。文章是要做的，否则就不是大师级的作家了，“大师”自然不同于一般人，文章只写精英们的事，那些日常生活吃喝拉撒也都显得与众不同，只有这样才够段位，于是一篇又一篇以“精英”为主角的文章就出笼了，“精英”们的故事非同凡响，自然是前卫先锋，如何离婚泡妞，又如何出入高档饭店，纸醉金迷等等，都是“精英”们的锦绣篇什。 刊物也不甘落后，编辑、主编唯恐被骂成老土、没文化、乡下人，都这个年代了，谁也不想当一个没思想的人。于是，大批抢购“大师们”的锦绣篇什，纷纷摆在自家显眼的位置，以期招揽众家骂主。期期地等，艾艾地盼，办刊人眉头的疙瘩越拧越重，他们仍不知，醋从哪酸，盐从哪咸。都先锋了，都前卫了，咋还不见更多的顾客来品尝，是想难为办刊人咋的？ 办刊人在抱怨，刊物越来越难办，读者愈来愈难伺候。读者骂作家一代不如一代。广大的读者是谁？是作家做钳工的爹、扫大街的娘，是念不起书辍学的妹子、是下岗寻出路的哥，是教书的二大爷、是分发报纸的三婶……这些“大师”的亲人们，眼睁睁看着打小在自己身边长大的“王二小”把文学弄得今天这个模阵，他们痛心，他们骂娘，心冷了，胃寒了，自然不会捧“王二小”的场，换句话说是不捧文学的场。文学失去亲爹热娘还有谁捧这个场？ 亲爹热娘，亲妹亲哥的不买账了，也失望了，于是他们只能思旧，想起了鲁迅，怀念张恨水…… 先锋前卫起来的“大师”，早忘记了当年的“王二小”是谁，怪爹娘老子太劣根，太乡土，太没文化，于是发誓：自己的东西是写给少数人，乃至下代人看的。你们爱咋的就咋的吧。要革命就要有牺牲，精英们所走的路永远是孤独的。这么想过了，哥儿们姐儿妹们挽手，挺胸抬头往前走。情景悲壮而又苍凉。 老实本分的亲人们一直不明白，刚换掉开裆裤没几天的“王二小”，转脸咋就把亲人们忘了呢？去精英，去前卫，去孤独，这不是扯犊子嘛！人们终于失望了，齐下心，也就不把“王二小”当人看了，反正也不指你那一块云彩下雨了，去你的吧！ 亲人们埋下头，一如既往地奔自己的生活去了。任凭昔日的“王二小”、今日的“大师”去摘星采月。亲人们心目中的文学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第六章 作家·水暖工 时下，外行人大都把写字的人称为作家，作家到底是个什么，外行人是很难有个准确定义的。就是靠写字谋生的作家也很难为自己下一个准确的定义。用是否是某级别的作家协会会员来衡定一个作家的级别，显然也不合适。 在外人眼里，作家这一行当挺神圣也挺平常。说神圣，大都是对那些名字、作品熟悉，但对作家本人又属陌生的那一类，只闻作品不见其人，于是就显得神圣伟大。当然，作家总要生活在人群中，吃喝拉撒和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在熟悉作家的人群中作家就平常，平常得和水暖工没有什么区别。 其实这种感受是再正确不过的。作家因其职业的不同才称其为作家，作家属于生产精神食粮的那一种人，是人们生活中的软件。在茶余饭后，人们在精神上想一个对话的场所，才会读作家的作品，这时作家才显得有用，在读者的心中才伟大才神圣。 更多的时候，作家总是显得无足轻重，甚至远不如水暖工。每户家庭都曾面临过水管漏水、暖气不热等大事小情，因此，水暖工在邻居们眼里极受尊敬，和水暖工打招呼言词间也会透着无限的热情。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就不会受到这样的礼遇，偶有邻居见作家会言不由衷地道一句：大作家，送本书吧。作家把书送过去了，还很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接下来，书的命运如何完全要看索书人的心情了，完全有可能被人用来包垃圾、揩油污了。这一点也不怪作家本人，先不说他的书写得好坏。 作家永远是属于一少部分人的，在这些人中作家才是作家，作家才神圣、伟大。 聪明的作家应该有两套思维，一套是写作时用，一套是生活中用，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在理想与现实中生活得好一些。往往是，作家在写作时智商很高，生活中智商却很低，这也是作家中的一大特点。 还有一种作家，过去曾经是作家，写出了一些让人们记住或没记住的作品，后来再也写不出了，就是写出来也没有人愿意发表了，这类人仍把自己当作家看，不论是写作还是生活中都糊涂着，这类人一天不清醒，灵魂到肉体就永无宁日。 作家要看清自己，什么时候是作家，什么时候是凡人。不管是多么伟大的作家，都存在于平凡中，有人注意到你作品的伟大，你才不平凡；没有人认可你作品的伟大，你将永远平凡。生活中处处受窘的作家，不妨换一种思路去生活，也许日子会好过一些。 第七章 怀念笔会 如今想办好文学刊物不是件容易的事，若召集作家们聚会一次，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仍不时地有侠肝义胆的刊物或出版社为了答谢作家们的支持，也为了今后的发展，想尽办法或拉赞助或从牙缝里挤，也要热热闹闹地张罗一次笔会。 笔会的作家们大都来自天南地北，有的熟识有的第一次谋面，不管在这之前见过没见过的，文章都相互读过，神交已久，来往起来毫无障碍，一会功夫便认识百年似的，推推搡搡，说说笑笑，文人自古无大小。 笔会是一方小世界，是文人的世界，在这十天八天中，同吃同住同玩，这样就很容易营造出一份属于文人的氛围。氛围当然是轻松的，自由的。文人办笔会大都把地点放在名山秀水之类的地方，这就给参加笔会的作家带来份好心情，说说笑笑间把名山看了，水游了。其实这一切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作家们在这十天八天中给自己放了一回长假。在这个假期中，作家找到了一个真实的自己，全无伪饰的自己。 作家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着自己的背景，在家里为人父（母）为人夫（妻），单位上或小心谨慎地当着别人的下属，或艰难地当着别人的小头目，总之，都是伪装后的自己，极不真实。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活得极累，极烦心。如果笔会上的作家们个个都风流个个都倜傥，而把这瞬间的潇洒当成作家生活的全部时，那就错了。作家们都是凡人，他们同样会为了职称、房子、柴米油盐而劳神费力，在现实生活面前大都一筹莫展，而笔会恰恰让作家们暂时忘掉了这些烦恼和不快，让他们活一回真我。这就是笔会对作家们的诱惑。 酒在笔会上是不能少的，游玩了一天，晚上聚在一处，三杯两盏过后，话就多起来，这时大都不说什么正经话，自然也很少说文学。说一些古今中外的趣闻轶事，调侃一些时弊，谈笑间，酒又过了几回，飘飘然间，聊天不知不觉又换了一种味，浑的或不雅的故事在席间飘来荡去。有许多经典故事就这样，从这一地流传到那一地，从今天流传到明年……这是笔会的一乐。暂时忘却自己“背景”的作家们，胡话也说了，男男女女面前，也幽默了，也机智了，自我那份感觉也找到了，转眼间，笔会也该结束了。 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了。当来自天南地北的作家们在登上返程的一刻，把自己扔在笔会上的心收了，人还没到家，已经开始盘算许许多多等待他们的烦心的、很累人事了。待拿到钥匙开家门时，已是一脸的凝重了。 结束了笔会的作家们，在心底深处是无论如何忘不下笔会的。 卷九 创作谈 第一章 偶然与必然 一部作品无疑会改变一个作家的命运，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作家创造品牌仅仅从获奖的角度出发又是远远不够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等，每每都有一些篇目获此殊荣，但让人们记住、又争相传阅的作品又有多少呢？历届这些奖项的获奖作品，别说局外人，就是我们圈内人，又能对这些作品记住几部呢？ 有不少获奖作家的名片中，赫然印着某届某某奖得主，如果一个作家靠这种广告式的名片让人去记住，我想肯定是件挺悲哀的事情。 我的一部中篇小说《父亲进城》被改编成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使我从幕后走向前台，很多人、包括平时不读小说的人，也差不多知道了我的名字。先不说这种“知名”是好是坏，就对作家本身而言，这对作家的创作会充满一种信心，我的小说《父亲进城》不是偶然创作的，而是生活多年的积累，创作上长期的准备，才有了这种必然的结果。这种结果让我坚信自己多年创作的道路没有走错，艺术是根植于大众的，如果一位作家的作品连读者都没有，这个作家还能有艺术生命力吗？一部作品偶然的成功，我想有必然的因素，偶然与必然得到的结果，才能成为作家在创作上努力的方向。 第二章 平凡英雄 我一直认为不论是电视还是电影，亦或是小说，都在讲故事，作品精彩与否与故事讲述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我还认为，自从有了文艺这种样式，不论什么题材的故事都被讲述过了，再说什么都不是新鲜的东西了。为什么老故事又能常讲常新，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讲故事的视角。现在中央台热播的电视剧《兄弟连》，我认为就是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讲故事的视角，故事讲起来就有了新意。 《兄弟连》讲述的故事的发生背景和经历的年代，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新鲜的了，但带给我们的冲击仍然那么强烈和新鲜，每组故事的张力让我们感受到了亲情和友情，以及生与死的可贵。看《兄弟连》让我联想到前几年的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它与《兄弟连》有异曲同工的地方，故事的立意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重要性的是影片细节的真实，由这些符合人情人性的细节构筑了影片内在的张力，让人不得不信服情感的真实。影片最后打动我们的仍然是情感。 从《拯救大兵瑞恩》到《兄弟连》，其故事的切口都很小，借用一个真实的背景，讲述一个真情故事，背景无疑是一个舞台了，然而在舞台上活跃的又都是一些小人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平凡人。一些平凡人在特定的故事氛围中发生了不平凡的事情，这就是英雄。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需要英雄，抛开阶级、文化，英雄都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是人而不是神。这样的英雄很真实，很可爱，离我们的平凡人很近，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平凡人也会有成为英雄的可能，只要给我们机会。 同属于军事题材的《兄弟连》，比之我们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似乎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一种讲述好故事的方法。究其原因，还是我们的艺术观念存在问题，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我们看待生活的视角，视角不发生变化很难有新的发现。于是，在我们创作军事题材时，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禁区和困难。《兄弟连》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就是小视角、大背景，平凡人的经历。细节的真实永远服务于情感的真实。 我们许多写作者一直抱怨自己没有经历过“好”时候，好的题材都被别人写尽了，其实不然，《兄弟连》应该说是一个二战时期的老故事，为什么又讲出了新意呢？重要的不是场面多么好看，更为重要的是讲述者的视角所关注的是什么。一件事物，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去看就有了不同的角度，这种角度就有了我们各自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如果是艺术的，那就是我们的作品。 只要我们从细微处入手，发现我们人类的真实的人情人性，就有了新的艺术。这是电视剧《兄弟连》带给我们的启悟。 第三章 好莱坞与快枪手 《小说选刊》的影响力，圈里圈外有目共睹，编选者通过自己对原发刊物小说的评判，划定选载的尺度，把优秀的小说汇集在一起，集中地呈现给读者，节省了读者的时间，保证了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读到文坛同一时期最优秀的小说。“选刊”的存在，是不容取代的。 从《小说选刊》复刊至今，我也算是它的老作者了，差不多每年都有作品被选载。有几部作品还是通过《小说选刊》的推介，被影视公司看中，拍成了影视。 其中《快枪手》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那是几年前的事了，具体是《小说选刊》哪一期选载的，我已经记不清了。“选刊”刚出刊不久，我就接到了国内几个知名导演的电话，他们说这部小说能改编成不错的电影。于是，我就分头和这些导演们接触，从务虚到务实，和国内一家影视公司谈得差不多时，突然接到了从美国好莱坞发来的一封快件。都是英文，看不懂。找人看过了，才知道是好莱坞导演霍林·休斯金的来信。他说读了这部小说，很想改成电影。做电影，又是好莱坞的导演，这对我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没几日，霍林·休斯金就委托澳大利亚驻中国的一家文化公司找我谈改编权转让一事。事后，我才知道，也就是这家跨国文化公司首先看中了这部小说，他们用三天时间翻译了小说，传真给霍林·休斯金导演。没想到，霍林·休斯金很快就拍板，决定拍这部东方的复仇故事。 改编权的合同签署后，按好莱坞的规矩，结构故事的人拉出了大纲，又做了一遍台词，剧本算是完成了。接着就是男女主角的选定，因为讲述的是东方故事，霍林只能在亚洲选择演员。最后，男、女主角用了韩国当红偶像派明星金勋久（又译雪景丘），主演过《杀人犯的秋天》；女主演则是越南演员阿朵（又译李希圣），在《天与地》中扮演陈冲的女儿。 外景地却没有选择中国，也不在亚洲，而是选择了瑞士和澳大利亚。也许霍林导演看中了瑞士的雪和澳大利亚的枫叶吧。 过了大约一年多以后，朋友就辗转给我送来一盘dvd。朋友说，这就是根据我的小说《快枪手》改编的电影，名字改成了《绝命快枪手》。迫不及待地看了，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人物和背景却很陌生，画面里果然看到了瑞士的雪和澳大利亚的红枫。觉得一切都西洋了起来，那种感觉怪怪的。 后来，这部片子在许多国家都放了，包括亚洲的韩国和日本。不知国内何时引进？而映后会是什么效果，我不得而知。 “选刊”陆续又选了我一些其它的中短篇小说，其中的中篇小说《角儿》被选载后，也被影视公司看到，目前正在筹拍阶段。不久，也将会和观众见面。 再好的小说也需要广泛地传播，只有广泛地传播，才有机会被人读到。以前对“选刊”的这种传播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通过“快枪手”的命运，我真正了解了“选刊”在读者中的地位。我现在既是“选刊”的作者，同时又是读者，个中滋味，一切都在不言中了。 第四章 文学的 好看的 最近几年，根据我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已经有十几部了。有的已经播放，还有的正准备筹折。作家的作品被频繁的“触电”，我这种现象目前应该还算少数。 我的这一现象，招来了许多人的议论和不解。有人说我这是在向影视妥协，或者干脆有人说我是在为影视写作。面对这些指责和议论，我明白这些人的不同心态。在指责我的这些人中，有一大部分人并没有真正地读过我的这些作品，只是依据一种现象，在推测中得出。 只有我自己明白，我的小说和影视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在我没有“触电”前，我和许多作家一样，对影视充满了许多不解和轻视。认为小说比剧本要高几个层次，如果让自己创作剧本准会让影视剧旧貌换新颜。触电之后，尤其是了解了剧本是什么、小说又是什么之后，我便不那么认为了。虽然小说和文学剧本同属于艺术范畴，但操作的技术还是不一样的。它们用的是两股劲儿。能写出好的小说，不一定能写出好的剧本，反之亦然。简单地说，小说是个人化创作，剧本则是多项选择的一种创作，每个人的意见都有道理，都要汲取，因为他们锁定的受众群体不一样。剧本的操作，有着比小说更加严格的技术性，否则就没有了矛盾和冲突，又谈何戏剧？ 影视有了文学原著的注入，从题材到内涵都有了可喜的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影视剧市场的规范，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影视人越来越追求剧本的质量，于是小说受到了影视制作人的青睐。一部小说能够打动影视人和感动读者的元素是一样的。他们首先是喜欢这部小说，然后才考虑这部作品能否改编成影视。试想，一部作品无法打动影视制作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下决心去改编你的东西。他们的钱挣得也并不容易，谁也不会投出去打水漂。 一部作品何以让人喜欢呢？这就又回到文学的话题上来了。一部小说的成功，无外乎以下几个因素：好的故事，具有张力的细节，一个典型的环境，塑造出一个或几个鲜活的人物，当然还要有好的语言等等。具备了这些，这部作品肯定是上乘的，如果题材合适，作品的空间足够的话，这部作品触电的机率就会很高了。暂时没人看到也无妨，迟早有一天会被慧眼识珠的影视人翻拣出来的。 刚开始，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导演、制片人相中，很多人都试图讲述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以为这样就会有希望，结果适得其反；不如重回到文学的基本理念上来，扎扎实实地去写你的小说，小说写好了，别人看上与否，那是别人的事。小说永远是属于自己的，影视剧则是集体创作的结晶，荣誉是大家的，失败也是大家的。这很公平。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都会老老实实地写我的小说。影视人看中我的小说，我高兴（因为能换钱，能出名，干吗不高兴呢？）；他们看不上我的小说了，我也不在乎。因为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我收获了快乐和满足。 第五章 写家及其他 以前我所创作的小说，大都是写军人的。这和我的职业及生活经历不无关系。我作品中的军人，我首先写的是“人”，然后才是“军”。军人因其职业的不同，与其他行当才有了区分。作为个体或者置身群体中的人和其他人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于是，就有了我作品中的那些军人。 和平时期的军营，身处和平时期的军人，日子复日子，故事自然不好讲出更新的东西。我发现讲好这种平淡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于是就有了这两篇非军人小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非军人小说）。我这么说不是以后不再写军人了，而是沉淀一段时间，为了把军人小说写得更好一些。 我一直生活在一种很平凡又很现实的生活中，这就契合了我作品中的人和事，他们一律平凡、现实。因此，我写起这样的小说来很随意，也很轻松。我不愿意、也不能够把作品中的故事写得轰轰烈烈，或大喜大悲。这大约也是我的作品不能“火”起来的原因之一。 我很羡慕很多写家，只发了几篇作品，便出手不凡，非同凡响。写家因此热闹起来，红火起来，被评论家们看好，并被分封为各种主义抑或流派。 每一个写家，最后能写到什么份儿上，我想从他们的处女作便可定位了。每个写家都有自己的“核”，这“核”包容了写家的才气、生活、悟性、观念和信仰…… 写家“核”的能量有多大，无疑关系到作品的品位。然而这“核”又不是一朝一夕在写家心中能长熟的。成熟的过程便是每位写家的积淀过程。积淀过程的长短，影响着写家道行的深浅。 我觉得写小说和练气功差不多，需要的一个是“气”，另一个是“静”。“气”是气功之源，“静”是“场”，写小说没有“气”不行，没有“气”的小说，便没了小说的命脉，有的写家把这称为感觉。“静”则体现写家的道行了，心静止水，水浮不躁，这才是写家的最佳境界。大境界。 得“气”容易，得“静”难。一个“静”是使多少写家不能承受之轻的。得到真正的“静”，也算写家修成正果了。 然这“静”有多深多重，不是两句话能说清楚的，道行有多深，这“静”就有多深。我虽这么说，只算是摸到了“气”和“静”的门儿，也许这一生也悟不透、悟不深，成不了正果，但我会把这当成终极目标，永远悟下去。 第六章 说获奖 写字的人，写出了些名堂，都巴望自己能获个奖什么的。获奖虽说不是写字人的唯一，但是能获个奖却有许多好处，首先可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写字的人有谁不希望自己的名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亮呢。另外，还能给自己带来自信心。写字的人若能找到一种一往无前的自信，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有许多人写来写去，在失败和挫折面前推动了自信，结果是另觅它辙了。获奖的效应自不必说了，爬格子的人费劲巴力、苦熬苦挣的，还不都是为了出人头地的那一天，那时候你说出的每一句话差不多都是格言，写出的每一篇文章也大都是警世之作。作为写字的，谁不盼望那样一种境界呢。 因此，给写字的人评奖，就显得有些那个了。先不说评委是哪一帮人，与参加评奖的写字人关系远近亲疏，也不说社会的大背景，更不说评委们怀着哪一种心境去评奖。单说写字的人在评奖上所花的工夫，其实这种人在评奖前，有些工夫都已经做到了。给写字的人们评奖，评委们也自然都是写字这个圈子里的，字写到一定份儿上，就写出了权威、写出了名人和地位，这些评委们在做评委之前就有权威名份了。一些很那个的写字人，自然对这些权威名人也就那个了。小写字的人对大写字的人都那个了，关键时刻大写字的人怎么能不能小写字的人那个呢？在这里，不说评委们会丧失良心和责任感，什么人都知道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之分。对写字这行当的评判，本来就无法用什么标准称出斤量，完全是心里这杆秤，你说半斤，我说八两，不管半斤也好，八两也罢，还是心里那杆情感的秤。写字的人与评委们的亲疏远近，无疑会影响评委心里的这杆秤。 每次评委来临的时候，那样的写字人总能想办法和评委们接洽上，腻腻歪歪地套着瓷就不用说了，老师长、老师短地投其所好，或者奉献点什么，就妥了。评委们心里的这杆秤就有了定盘的星。 那样的写字人就火了，连续几次获奖之后，自己也就成了大写字的人了，也被另外一些小字的人围前围后。于是，以前的那些老师们就感叹：小某怎么变样了，见了面老师也不喊了，爱搭不理的样子，这世界怎么了？世界成了一个圈。 在其他人的眼里，写字的人没啥，穷嗖嗖的，也没啥权势，日里夜里的点灯熬油挺不容易，挺让人同情和关怀的。其实写字的人的确如此，要啥没啥，只剩下一点自尊和责任感，说些真心话，呼唤一点人情人性，不就是如此吗？如果写字的人把仅有的这一点都丢了，你还有啥？获奖固然重要，但不要为了获个奖而把最后一点最可贵的东西丢了。 第七章 读书与练笔 读书是写文章的最基本要素，只有书读多了，你才会知道什么样的文章是好文章。当然，要会读书，才会事半功倍。 我们在阅读时，首先要培养自己的审美标准，开掘自己对读书的悟性，对书的悟性，换句话说，也就是对生活、人生、人情、人性的悟性，培养自己的读书品位。品位的产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有个过程。因此，从阅读自己喜欢的作品入手，渐渐拓展自己的阅读面，心里装满天下文章，等到自己落笔时，就有了规矩和方圆。正如古人所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另外，练笔是不可缺少的。如果只读书，自己不动笔，就会出现眼高手低的毛病。怎样练笔，自然也是一门学问，不是篇数和数字的积累，而应是质的变化。要想提高自己作品的质量，弄清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是决定作品质量的关键因素。 写什么？首先要写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事件，只有这样，你才知道怎么说，说什么。知道自己说什么，就不会出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现象了。 对生活的感悟是写文章人永恒的命题，她是一切思想和主题的命脉，所有的思想和哲理都源于生活。我们经历的生活都大抵相似，为什么有的人能在生活中提纯出让人拍案叫绝的哲理和感悟，而有些人则不能呢？究其原因，是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方法不同。学会感受生活，首先要热爱生活，将自己融于生活之中，哪怕经历的是苦难，也要乐观向上地去对待生活，将自己融于生活之中。当回过头来总结、提纯生活时，首先要和自己曾经历过的生活拉开距离。就如在舞台演出一样，当你自己是名演员时，你并不能很准确地感受到自己演得好坏，或是否精彩。当你成为一名观众时，很自然地就会做出客观的评判。我们写自己的生活和熟悉的经历时，要学会总结、反思。这样就会有了一种和当时亲历时不同的感受，只有这种感受才是客观的。 总之，多读，多写，从自己的身边写起，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写起，是提高自己作文水平的重要途径。同学们，快快行动起来吧！ 第八章 浅谈从小说到影视 小说是什么，影视又是什么？这样的话题已被人说过无数次了。近年来凡是有些影响的影视作品，无一例外的都是通过小说改编而成的。这样一来，小说在影视作品中的地位便举足轻重了。也因为如此，更多的作家因为影视剧的成功，被更多的读者所熟悉和接受。我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小说提供给了影视作品一个平台，相反影视作品又给作家提供了一个平台。 回想一下，这些年来大众所熟悉的作家，大都是因为作家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后被人们所记住和了解的。这是媒介的相互转换所起到的作用。但小说永远不能等于影视作品，否则它一定不是一部好的小说。小说与影视剧最大的不同是讲故事的方法，对于作家而言，故事没有新与旧，重要的是作家的视角和感悟生活的态度。因为这样的视角和态度使作品变得唯一起来。这就是作为作家的个体性，也就是小说的魅力，它是不可能被取而代之的。任何一部作家的作品都是作家生命的体验，模仿与抄袭永远成为不了真正的作家。 作为影视作品，它讲述的不是唯一性，而是大众性。影视作品和小说相比较，它的叙述性永远是显得那么单调和苍白，所以影视作品强调的是它的故事的开放性，规律性，外在性，在这种寻找中找到了大众的契合点，于是就有了生命。 小说与影视作品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它的模式的不同，以及受众群体的不同。这就是小说与影视作品的不同之处。 第九章 石钟山创作语录 1.我之所以喜欢小说创作，是因为她的自由。她会让人在有限的生命经历中，感受到多种人生，历史的，现在的，未来的。创作一部作品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灵魂拷问的一次经历。一路写下来，人生就多了许多感受，生命就有了质量，这就是文学给予我们的。 文学创作是心灵的路程，实际经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经历。我们经常说，文章要有感而发，我们所发的是心灵史，她的苦难、拷问以及我们的快慰。在思索中体会心灵，在灵动中闪现出创作者的智慧。 ——《羊城晚报——心灵之路》2001.3.15 2.纸媒体与网络媒体最大的不同是，阅读感官不一样。阅读纸媒体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阳光下，流水边；一杯茶，一支香烟，你可以慢慢地品，细细地读。网络是什么？匆匆地浏览，让人浮躁，生了许多焦灼来。只要人们还有精神需求，文化追求，文学以纸媒体传播的这种样式就不会消失。网络传媒取代不了书籍，更取代不了纯文学，正如行人与机动车一样，虽然都在前行，但应各有各的道。 ——《解放军生活——网络与文学》2003.7 3.我的创作主张是一定要有较强的可读性和当代性。任何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读者接受，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一部文学名著，不论中外都是首先有较强的可读性之后，才一代代地流传下来，然后才是不朽。假设一部作品的出版，只有一小部分人在看，又怎么能流传下来呢？难以流传下来的作品，又何谈名著呢？ 说到当代性，我指的并不是作品不能去写历史，只写当代。不管写历史还是写当代，作品所呈现的当代性取决于一个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审视生活的视角，怎么对待生活和情感。只要具有当代意识去关照作品中的人物，作品的当代性就有了延续，这种延续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性。 人情、人性是永恒的，只要把人物的命运写到位，他符合某种文化环境内的行为规范，那么作品便是人性的，也是人情的。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但传统的人情和人性永远不会落伍。因为我们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这种关系的支撑靠的就是人情人性。人情人性写到位了，作品自然就会打动读者的内心，也就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你的作品。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这种人情人性是主流的，而不是变态的或极端的。我承认这种感情有，但它代表不了当今社会情感的主流。 作家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唯一有区别的就是这份职业。这份职业让作家承载了多种情感和人性的拷问。所以说，作家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只要能让更多的人幸福快乐，作家的幸与不幸也就是小事一桩了。 4.大家都清楚，小说是通过平面媒体传达作家话语的一种方式，电视剧则不是。也有人说，写小说的人写电视剧那是弃高就低。好像写小说的人比写电视剧的人高级一些，从一般的情形来看是这样，关键是用什么样的小说去和电视剧去比。近几年的电视剧也的确不争气，而小说也好不到哪里去，两个行当就谁也别说谁了。就写作方式而言，小说和电视剧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讲故事，塑造人物；不同的是，小说靠的是语言在叙述，电视剧是通过画面，然而编剧则不能控制整部电视剧的风格样式，那是导演的事。所以说，电视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少了哪个环节都不行。编剧在电视剧中的创作很重要，但也只是一个环节。因为如此，不能完全体现出作家的独立创作，所以我不会专职接写电视剧。有好的题材，又有好的收入，偶尔客串一把还是可以考虑的。 ——《读书时报——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2003.8.20 5.我个人认为小说是电视剧不能替代的。首先，我的父亲系列小说给《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小说像母体一样发酵，最后成长为现在的电视剧。小说和电视剧的基本区别是，小说以一种内省的方式挖空心思掘人性最深层；但电视剧它不可能往心里走，它往外部走。我觉得改编者、导演，向外化转变得非常成功。电视剧有小说带给人的一些可回味的东西，如两人磨合到最后，发现原来还是相爱的，而且爱得很深。但“爱”作为小说的一个内倾的东西，电视剧不可能都表现出来。其实石光荣和琴是两种文化的人，靠互相磨合可以改变外部，骨子里最基本的东西，文化、观念包括对生活的态度是永远没法改变的。爱的方式很多，它可以是无私的、自私的，甚至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我觉得小说可以让我们站在一种哲学的高度来审视和描绘人整个的心理流程。对我来说，目前石光荣的形象还没有进行更深层的开掘。从人物内向性和哲学高度来讲，我还没有走到极致。 ——《北京晚报——与石钟山激情对话》2003.9.28 6.一部作品获奖，并不意味着作家从此便获得了成功。因为作品获奖与否，毕竟是一小部分人评选出来的。这一小部分评委的意见并不一定能代表广大读者对这部作品的认识。由于评委所处的位置的审美性，不可能不带着自我倾向。在这里暂不说，一个获奖作家的社会关系等原因，就获奖而言，永远不可能是最公证的。因此，作家不要把作品是否获奖看得太重。好作品永远是好作品，不优秀的想说优秀也没用。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获奖对作家而言无疑是一次最好的广告，在市俗人的眼里这种广告的作用是巨大的，但也是暂时的。一个作家成功与否靠的是后劲，而不是昙花一现那么三两年。 ——《延河——小说获奖》1989.5期 7.艺术与生活是有距离的，只有作家和生活拉开了距离，才会有审美。也只有这样作家才能发现生活的可爱之处，有了这种可爱就有了创作的冲动。生活现在时对作家来说需要沉静，要理智，这时的作家也许对生活有许多话要说，也就是作家对此时生活的看法，这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许是激情的，但失去了对生活理智的审视，作品表达出来的主题免不了会失去偏颇，也很难出现优秀的作品。沉淀生活对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许多作家的杰作大都是写童年生活，或与童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先不说作家童年的苦与乐，贫穷或富足，这对作家来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对自己的过去时，尤其是记忆初始的童年生活注入了太多的感情，也是作家回头审视自己生活最完全彻底的一次审美。因为对每个人来说，童年永远都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我们审视生活时，并不是一味地审丑或审美，有时换一个角度，美与丑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文学不是报告新闻，文学就是文学，如一杯沉年老酒，时间越长口感越醇。 ——《今晚报——创作杂感》1998.9.14 8.作为一个作家，本着从生活出发，这种生活自然和自己的生活有关。然后是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的理解，这些要素足以构成小说的基本点，其表现出来的生活层面或深或浅，那就要看作家本人的道行了。作家队伍本身也分三六九等，那是作家的修行问题使作家有了差异。对生活的理解是深是浅，也是一个悟性。作家写到一定程度时，就不是技术问题了，而是对生活悟性的问题使作家分出了高下。 ——《北京文学——小说的写作》2002.12 9.我每构思一篇小说时，不会考虑到这种题材是否被人写过了，或者怕超不过别人等杂念。我一直认为，自从有了小说，几乎就没有什么题材没被人写过，可为什么在这些老题材中又能常写常新呢？最关键的是，对生活的体悟不一样，你写过了，那是你对生活的感受；我写的是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感觉和感情都会有相通的地方，但肯定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自己小说独立存在的价值。 ——《北京文学—小说写作》2002.12 卷十 书与序 第一章 激情犹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序 《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已经问世有几个年头了，至今人们仍念念不忘。直到目前，仍有许多电视台不停地重播着。由演员孙海英饰演的石光荣这一形象，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着。“石光荣”作为一个影视文学形象，已经被人们接纳了。 关于《激情燃烧的岁月》和我的“父亲系列小说”，我说得已经很多了，这里就没有必要重复了。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希望自己创作的文学形象能像神话一样地被传颂下去，那是一部作品不朽的一种标志。这是作家期盼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借助影视这一形式，让我小说里的“石光荣”走进了千家万户，这是我的幸事。在这里，我再一次感谢《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一优秀的创作班子。 在这之前，我出版过《父亲进城》《激情燃烧的岁月》两部小说集，也拥有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在此，我也深表敬意。 此时，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激情燃烧的岁月》典藏版，可以说是我与出版社对广大喜爱“激情”剧和小说“粉丝们”的回馈。答谢这么多年来，大家对“激情”的喜爱。作为原作者，我无以回报广大的读者厚爱，只能同出版社携手，推出这样一部《激情燃烧的岁月》典藏版，以飨爱家收藏。 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衷心的感谢。 2006年3月于北京 第二章 军歌依旧——《军歌嘹亮》序 《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后，我又推出了《军歌嘹亮》，这是我根据“父亲系列小说”中另外几部作品改编的又一部电视剧，被称为“激情三部曲”的第二部。另外一部《玫瑰绽放的年代》，不久之后，也即将和观众见面。 《军歌嘹亮》播出后，可以用毁誉参半来形容，原因是《军歌嘹亮》和《激情燃烧的岁月》太相近了。相近的原因是，她是我“父亲系列小说”的延续，从血脉上讲，他们是一条藤上结的两个瓜。其实在改编剧本时，我们已经在有意识地把两部戏拉开，高大山的形象可以说比石光荣更复杂，不论是情感经历、还是生活经历。遗憾的是，两部戏推出的时间比较靠近，《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没有从人们的记忆里降温，从感情上，不太接受《军歌嘹亮》。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观众再重新审视这两部剧时，终于能够开始接受《军歌嘹亮》了，认为它仍是一部好戏。“高大山”作为文学人物，他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 在我的“父亲系列小说”里，所有主人公的名字都叫“石光荣”，但在电视剧里，为了有所区别，才改成了“高大山”。 系列小说中的“石光荣”，也不是一个个体，仍是一代人中的代表。我试图通过不同角度、不同经历的“石光荣们”，去书写那一代人共同的、和不同的经历。 有时看一部作品，需要拉开一定的时间，理智、客观地来看待。《军歌嘹亮》其实就是这样。这部典藏版《军歌嘹亮》的诞生，可以让读者透过小说，去重新审视高大山，审视《军歌嘹亮》。 2006年3月于北京 第三章 万年生长的幸福——《一个女人的风景》序 这个世界上大致有两种人——一种人，不论怎么生活、何种生活方式，都不会令他快乐；还有一种人，生活成什么样子，都能感到幸福。这个命题，就是我在“幸福系列小说”里所探讨的内容。 把欲望比喻成沟壑或者是一个很浅的坑儿；把天空飘落的雨丝，比喻成从天而降的幸福，当然，我们期待幸福的时候，也一直是这么希望的。沟壑难平，不论多大的雨，也填不平沟壑；而对于浅小的坑儿来说，很容易就满了。就像我前面说到的两种人的心态，后者很容易获得幸福感。不论怎么生活，在别人眼里生活成什么样子都会感到幸福，无边的幸福，对生活、对他人没有更多的奢求，只是面对自己幸福的心，幸福就是一片汪洋。 在旁观者眼里，他可以说是不幸的，甚至是很大的不幸，然而我们的主人公却浑然不觉，为自己的生活满足着，为自己的追求幸福着。这样的人，看着就让人感动。你不得不对这样的人充满了敬意。相反，有一种人，这么生活了，又那么生活了，在别人眼里，已经过上了天堂一样的生活，而他却仍然痛苦着，莫名的、无缘由的愁苦着。 思来想去，我想还是这两种人对待生活态度的问题，一种是傻呵呵、乐观向上的，一种是愁眉不展地面对生活。说实话，任何一个人都想快乐、幸福地生活，没人愿意愁肠百结地苦度人生。如果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能改变一下，重新审视自己和生活，也许就会变得快乐起来。将内心难填的沟壑，变成浅小的土坑儿。当象征着幸福的雨丝均匀地飘落时，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会像花儿一样，充满芬芳和色彩。 2005年3月于北京 第四章 母亲，活着真好——《母亲》序 这是我的一部中篇小说的名字，后来改编成电视剧后，就叫《母亲》了。电视剧和小说所表现的主题，永远是有差距的。这里我无意品评两种文学样式所表现的主题，孰优孰劣，毕竟文学式样不同，表现在思想上的差异，也属正常。 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母亲，一提起母亲，就会让我们想起了温暖。母亲在，就有了遮风避雨的家，而家永远是温暖的。一杯茶，轻声的呵护，我们看到了母亲慈祥的脸，无怨无悔，漾满了温情和怜爱。出门时，耳边回绕着母亲不变的叮咛，听着有些絮叨，想起来，却是温暖。 母亲是树，儿女就是树上的枝杈，根深方能叶茂。风霜雪雨，母亲一个人扛着，把一点一滴的生命原浆，给了她的儿女们。枝繁叶茂着，树干却变得苍老起来。时间如同蛀虫，咬噬着母亲的生命，母亲却依然用部分健康的生命，支撑着儿女的人生。 小时候，扯着母亲的衣袖过马路，感觉是踏实的。长大后，母亲在儿女的眼里，一天天弱小了下去，生命的轨迹已是锈蚀斑驳。儿女的翅膀长硬了，只想往外飞，去经风雨、见世面，而母亲仍然是那棵树，苍老枯败，但飞向远方的儿女，累了、乏了，仍会回来，落在母亲这棵老树上，梳理一番心情，重温一遍母亲的絮叨，攒足气力，又振臂去闯了。母亲期盼的目光，随着儿女的飞离，变得越来越长。 油干灯尽的母亲，拼着最后的一丝力气，用目光去找寻她熟悉又陌生的儿女们，哪个都是她身上掉下的肉，她不想、也不忍撒手离开他们，即使苟延残喘。作为母亲，她已不再是为自己活下去了，她知道自己就是儿女们的天。天塌了，家也就没了，母亲撑着最后的心力，继续替儿女们操着一颗心。终于，那棵老树倒了下去，只留下最后的叹息。 母亲走了，儿女们成了没娘的孩子。母亲活着时，孩子们无论有多大，在母亲面前永远还都是孩子。现在，失去娘亲的孩子，也要把自己生成一棵树了，就像母亲那样。 生活还在继续，生命还要传接，于是就有了一代又一代被人们传颂的母亲。 母亲，活着真好！有母亲在，我们就永远是快乐的孩子。 2006年3月于北京 第五章 幸福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幸福还有多远》序 每个人知道“幸福”这一概念时，就在追求着幸福了。忙忙碌碌，赴汤蹈火般地去追寻。后来，我们发现，幸福似乎在和我们开着同样一个玩笑，不管我们追求的速度或快或慢，幸福似乎一直和我们保持着相同的距离。有时候，我们觉得已经唾手可得了，当我们伸出手去，她又溜掉了——在前方，离我们不远不近的地方，冲我们招手，微笑。于是，我们又奋不顾身地向前奔去。这就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生存法则。 人们常说，知足者常乐。这是一条真理，可我们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又有多少时间是知足常乐的呢？于是，快乐就远离了我们。我们在忙碌与愁苦中，不知疲倦地去追求我们认为的那个幸福。 幸福对我们人类来说，似乎是一则寓言。 我想，每个人对幸福都有着不同的理解、或者是目标，我们都在为这个目标忙碌、奋斗着。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经济和文化越不发达的地区，人的幸福指数就越高，这也印证了这样的现实：经济、文化的落后，使得人的欲望就小；欲望小了，幸福感也就强了。人们似乎明白了，幸福是和我们每个人心底里的欲望是息息相关的。 欲望有多强，幸福就有多远。 欲望是人类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幸福呢？这又是人类存在以来终极的话题。 《幸福还有多远》是我的“幸福系列小说”的第二部，第一部《幸福像花儿一样》已经拍成了电视剧。《幸福还有多远》不久也将被拍成电视剧，呈现给观众。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电视剧的原著小说，讨论的就是关于幸福的话题。我想，读者看过后，不会失望的。 2006年3月于北京 第六章 悲壮的英雄——《中国血》序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中国军队远赴境外作战，在我的记忆中一共有两次，一次是我们都熟知的志愿军赴朝参战，另外就是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作战的目的都是为了抵御外寇，保家卫国；不同的是10万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是国民党的部队。 当我了解了这一段历史后，我被那场战争的悲壮和残酷惊骇了，整整10万人的军队，最后死里逃生的不足3万。我最初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就是被这种悲壮打动了，许久，我都被这种悲壮震憾着，为了这10万远征军同是中国人。为了国家，为了把侵略者早日赶出自己的家园，他们背井离乡，唱着豪迈的军歌，承载着正义出兵缅甸，每一次战役他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在《中国血》这部小说中探讨的不是这些，我着重描写了他们的种种境遇，以及人性的回归。我试图通过这一支小队伍，折射出10万大军的命运。 一个武文弄墨的军人，被几十年前这样一支军队感动着，震憾着，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作为一个军队的责任感。在我创作生涯里，我一直崇尚英雄，以抒写英雄而感到自豪。我承认我的骨子里埋藏着英雄主义的情结，这种情结时常让我激动不已。于是我开始了创作这部小说。当有人听说我创作这样一部小说时，有人为我担心，怕我犯政治错误。我领会他们的好意，内心里也嘲笑他们的神经过敏。这是一支中国军队，如果他们还在的话，说不定就是我们中哪个人的祖父或祖母。他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身体里至今还流淌着他们的骨血。他们是一群铁骨铮铮的男儿女儿，他们为了保家卫国，洒血异域。在缅北的丛林里，至今还飘荡着他们的孤魂，我时刻惦念着他们，景仰着他们。我为能走近他们，书写他们而感到自豪。 历史是不能被忘记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中国10万远征军，是悲剧中的英雄，我向英雄们致敬！ 第七章 关于兄弟的话题 兄弟如手足。这是古人说过的话。 文学作品里，最让我感动的是《三国演义》里“桃园三结义”中的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英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就凭这份侠义，就让人热血沸腾。刘、关、张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他们的柔情和侠义是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至今，这样的事仍感染着我们。 还比如，像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话，也是老人说过的，当然这是指冷兵器时代。 从古至今，我们这个民族，以及我们的文化观，都在一直称颂着友情和亲情。无疑，亲情是文学中不朽的主题。时代几经轮回，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而我们的感情和审美，仍然驻足于传统。这是我们民族的幸事。我不敢想象，没有了亲情和友情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关于亲情这一主题，一直在我的心灵里缠绕着。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我们最传统、也是最现代的亲情式的情感，始终盘亘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 一部文学作品在诞生之前，早就有一粒种子埋藏在作家的心间了。遇到合适的阳光、环境，自然就会冒芽儿，最后就成了一棵大树。这棵树就是完成后的作品。 我认为，一部作品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打动人。我在创作《天下兄弟》这部作品时，力图做到这一点。小说中叙述的三兄弟，只是大千世界中微小的侧影。也许真实的生活中，还有比我小说中更为感人的故事，但是，我没有碰到。我只能在我的想象中完成我的创作。 创作是靠想象完成的，然而想象又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在我的生活，我的耳、目、心所能涉猎的关于亲情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着、打动着我们。但那是生活的，不是文学的。 《天下兄弟》是生活的，也是文学的。我相信，有幸读到这部作品的人，会被作品中的兄弟感动的，并唤醒沉睡在心底的良知和亲情。让我们的现实生活，一如兄弟般温暖。这就是我想在《天下兄弟》这部作品中想说的话。 第八章 战争 人性 爱情 《战旗如画》这部作品在《啄木鸟》杂志连载，在编辑者的精心策划下，同时配发了一组评论，让我心存感动。作为一个写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评论家和读者所关注。我的作品很少有人说什么话，原因不外乎有以下这么几点：第一，是自己的作品太一般，没引起评论家的重视，这一点非常合乎情理；其次，有的作品也一般，但非常被评论家“重视”，原因不说，大家也明白。我这个人从写作到现在为止，一直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态，听说过许多评论家的名字，有的也在某种场合很荣幸地谋过一两次面，但都是淡淡之交，只甘愿当这些评论家的读者。有时候，读到某位评论家言之凿凿的评论，被深深折服；更多的时候，读到一些出自大名鼎鼎的评论家的作品时，我的脸都有时发红发热，生出许多虚汗来。我能理解这些评论家的苦衷，大家都不容易，都想混口饭吃，从那以后，关于对某部作品的评论文章，我就很少看了，匆匆地看一眼题目，和题目下显赫的名字，仅此而已。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 《啄木鸟》的编辑者组织了几篇关于《战旗如画》的评论，编辑杨桂峰通过电邮发给我，我心怀忐忑地认真拜读了，受益匪浅。在这里，向三位老师和学长，致以深深的敬意。桂峰编辑嘱我写点什么，没有文体限制，于是就写了如上一些琐话。如对某位评论家老师有得罪的话，我深表歉意，但这是我的真心话。 言归正传，看了这几位老师、学长的评论，我深受启发，思考了一些以前没有想到过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写作上的，更重要的是对人生、人性的思考，的确受益；但对军人和人性的话题，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我一直不赞成对作家称谓的细化，比如说，我经常被冠以军旅作家的称谓。大家都知道，文学即人学，军人首先是我们人群中的一分子，因为职业的不同，他们被称为军人。但别忘了，军人也是普通人。真正能称得上职业军人的，在我们部队的序列里应该说少之又少。人并不是因为穿上军装而就成为了军人，应该是骨子里的军人情结，才决定这个人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我在武行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对国人应该说是很熟悉的，在穿着军装的这些人中，有许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军人，市民气或者农民气都太重了，正如知识分子的队伍里充斥着许多假冒和伪劣一样。我觉得是否是军人，首先看他的职业，更重要的是他的灵魂深处的内核。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播放到现在，仍有许多热心的人和我探讨军人的问题，以及军事题材作品的出路问题。这类题材的作品并不鲜见，为什么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众所周知，一个是创作者的艺术观念问题，另外还是一个生活态度问题。艺术观念决定生活态度，也就是说，怎么去看待生活。也许我这两者解决得好一点，于是有了“父亲系列小说”，然后又有了《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创作“父亲系列”小说的最初动因是觉得还生活以本来面目，替父辈们说些公道话，其实就这么简单。 说到这里，话题就回到了老康先生在《战旗如画》这部作品里提到的关于军人和人性的问题。早在《父亲进城》的发表，到《激情燃烧的岁月》的播放，也有些人想到过类似的观点，就是对“石光荣”这样的人从根儿上的不认同，因为他剥夺了褚琴的真爱，强取豪夺地把褚琴据为己有。这是典型的男权主人，是毫无人性并可憎的，应该受到批判和谴责。 我非常理解这些善意的指责和评判，包括老康先生的观点。我也思考过这样的问题，我也想很人性化地去处理这样的艺术问题。但艺术并不等同于生活，稍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石光荣”式的婚姻，在我们的历史中曾真实地发生过，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一部文艺作品的真实与否，就在于它是不是真正地尊重客观和历史。虚伪的作品是立不住脚的，“石光荣”们，包括《战旗如画》中的爷爷、父亲和“我”这三位男性的爱情观，以及他们和不同时期的三位女性建立起来的关系，都不能抛开历史的局限性。如果站在我们今天的高度，在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去关照生活的话，那么我们有许多的指责和不满。当我们成为了历史，我们的后人也有许多的不满和批评，这就是生活和历史。 在爱情的问题上，人性永远是自私的，爱情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爱情的终极结果是幸福，但更多的人总结幸福时，都在回忆这个过程，只有过程才是津津乐道的。在大千世界里，历朝历代上演了数不清、又疲乏不明的爱情故事，什么样是幸福的，什么样又是不幸的？个中滋味没人能说清楚，如果有个换算幸福的公式的话，那幸福又太简单了。 爷爷爱着小凤是一种幸福，小凤仍幻想着周家少爷也是一种幸福。生活不能重来，艺术也不能重来，如果爷爷没有通过暴力的手段把小凤据为己有，小凤仍和周少爷生活在一起，谁敢说小凤又是幸福的。周少爷说不定还会纳上三妻四妾的，新鲜的小凤在周少爷眼里也许不再滋润，甚至缺乏吸引力，而把自己的爱转移到别的女人身上，被冷落的小凤能说她幸福吗？现在毕竟有爷爷在坚定不移、海枯石烂地爱着她，虽然她不爱爷爷，但生活毕竟留给了她一份怀念的空间——周少爷。小凤的生活因此有了念想和盼头。世上的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这种得不到的虚幻过程中，真的得到了，又不幸福了。这就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人类不断进步的一剂兴奋剂。 生活的复杂造就了多彩的种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才是迷离的人生和现实，让我们每个人生活在其中，期待着又一个日子的来临。有观众看过《激情燃烧的岁月》后问我，假如褚琴没有和石光荣结合，而是和枫继续好下去，甚至结婚生子又会如何？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明白问这话的人都是善良的，如果就故事本身的话，那又是另外一部作品了。 还有就《战旗如画》，老康先生指出了作品中的“父亲”嗜血成性的看法，“父亲”不仅杀敌如麻，还杀死了自己的警卫员。关于军人，那个年代的军人，我们也要客观地去看待，“父亲”那一辈军人在革命前、或者革命期间，他们的动机并不纯洁，目标也不坚定。虽然一入伍，组织就教育他们，我们要建立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但对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来说，新中国和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如天方夜谭；即便对于今天的我们，共产主义仍然是摸不到、看不清的一个名词而已。我们现在的努力，更多的是关注自己身边的生活，为自己一个又一个短期的目标努力、奋斗着。 那一代没有很高觉悟的军人，在一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战斗面前，谁能不怕死？就是在今天，当我们面对生死时，我想百分之百的人都会选择生。临阵脱逃在任何一支部队的纪律里，都是死罪一条。一方要战胜另一方，一支部队的凝聚力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父亲”不杀死临阵脱逃的警卫员，那么在下一次的战斗中还会有人用这样的办法脱逃。这样的队伍还会有战斗力吗？没有战斗力的结局，当然又是另一种结局了，比如国民党的队伍。 应该说“父亲”在那样的瞬间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英明的，因为“父亲”是职业军人，他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用局部的一点残忍换来更多人的人性——胜利了，就保存了实力，那就是生；如果失败了，那就是死，死的就不是警卫员一个人了，有可能是当时“父亲”所率领的一个连队。这么比较起来，哪个更人性一些呢？不仅“父亲”那一代的军人如此，包括现在的军人，假如在战场上临阵脱逃，那也是死罪，指挥员有权就地处决。这是更大的人性。我对这样的军人不能不用出色来形容他们。军人的这份职业，就是为战争而设定的，任何一支军队都希望胜利，但真正在生与死面前却是无法选择的，只能战斗到底。 我理解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怀着巨大的人性情怀，站在历史的高度关注我们的社会和人性，我非常赞成。但有时考虑人性的角度是不太一样的，军队是国家的暴力机器，为了国家的存亡和一场战役的胜利，不能用简单的人性去衡量一切。我们一直提倡和平，只有和平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我们的人性、人权，但和平遭到威胁时，我们只能先牺牲暂时的人性，用非人性的手段去消灭“敌人”，换取自己的胜利，然后才会有和平。 关于《战旗如画》这部小说引发的一些话题，拉拉杂杂地说了这么多，我并不是想辩白什么，好像听不得批评家的一点意见，只是在某些问题、观点上的一些商榷罢了。老康的意见代表了一批人的想法，文无定法，观念更是多种多样，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能有序和健康。 再次感谢老师、学长对拙作的批评和指导。 卷十一 激情对话 第一章 激情年代从生活中走来 向读者宣泄情感 李：你最初的文学创作是诗歌和散文，后来为什么选择小说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 石：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过来的人，绝大部分都会受到舒婷和北岛的朦胧诗的影响。我最后选择写小说是因为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情感要向读者宣泄，如果仅仅靠诗歌去分句、分行说的话，读者完全不能体会出你想说的话。当我的思维不需要跳跃，需要很直接地把道理告诉读者的时候，就有了小说创作的冲动。 李：写诗的感觉像做音乐，写小说的感觉又是什么呢？ 石：写小说不可能每句话、每个段落都斟字酌句，但首先得有个骨架和基础的东西，不容做作，完全是内心流淌出来的东西。对创作来说，各种文体你都应去尝试，最后选定最适合你的方式。 李：有的人在写小说的时候就为将来的影视剧本改编做准备，你是吗？ 石：其实作家没有选择传媒的权力，事实上是影视创作来选择你。如果你天天做梦，想着自己的小说一定能改编成影视剧，那你的小说肯定写不好。现在的制片人开始注重文学品位，而市场也逼迫他们跟作家队伍联姻。好的小说注定了其影视剧的成功，好小说必定有好的人物形象，好的故事，好的对话。当文学纳入到影视当中，就会使故事更丰满，更戏剧化，有时比小说更好看。 李：因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你做了一回“东方之子”，这种出名的速度只有通过与影视联姻才会出现，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石：莫言名声大噪，是通过电影《红高梁》。张艺谋的《活着》使余华名气更大。池莉所以被老百姓喜欢，电视剧《来来往往》起了很大的作用。莫言和池莉是在文学艺术方兴未艾的时候出名的，大家很容易记住这些作家，而现在，文学处于一种饱和状态，媒体又如此发达，大家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作家和小说。小说如果不是跟影视搭界的话，作家很难走出去。 李：新作《玫瑰绽放的年代》在宣传上说你在写女“石光荣”，是这样吗？ 石：《玫瑰》是写母亲的，但是和“父亲系列”属于同类题材。要很概念化地说它讲述了一个女“石光荣”的家庭和成长、情感经历，这是广告的噱头。我在写“父亲系列”的时候就有种感觉，就是我忽略了那个年代母亲的形象，虽然我写了褚琴、秋英，但她们不是那个时代的母亲形象的代表。那个时代的母亲形象的代表是走在生活第一线的，是叱咤风云的女人，她们从贫困走向部队，从部队走向战争，战争之后又走向和平，由和平而走向家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说妇女是社会的半边天，其实也是我们家庭的半边天，我们情感的半边天。我想既然有了父亲这样的典型形象，希望我的笔下能把那个年代的母亲形象再塑造一下。 生活历练曲折人生 李：你作品里的生活味道特别浓，生活中琐碎的事情让你编织得别有味道。 石：这些其实都是源于生活。我7岁的时候，父母被打成右派去了新疆，他们把我寄养在吉林农村的亲戚家，一直到我16岁参军才离开农村。我想一个人的成长时期非常重要，在我意识形态形成的时候，我就是很平静地这么生活过来的，所以我的作品里注定了这种平民情感。 李：父亲在你的创作里占了很大成分，他对你的一生到底有多大影响？ 石：当我二十多岁时，父亲已经从新疆回来，此时正是我在部队面临升学和提干的人生最关键的时刻，特别需要父亲的关照和帮忙。但是父亲没帮，就像《激情》里反映出来的，因而与父亲产生了重大隔膜。现在回过头来看，对于我的创作而言，其实这是最大的帮助。 李：父亲不帮你的理由是什么？ 石：按照我父亲的那种思维逻辑，就是“我13岁当兵，还没有枪高，我这么个人我靠谁了？我就是靠着党，相信党，只要你努力了，有这个能力，党不会不用你”。后来一想，他说这话也对。但当时我肯定不理解，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自然不自然地在心里不能接受他，觉得他跟自己有距离，甚至现在也有。我曾试图把这个距离找回来，但他现在反而按照自己的固定生活习惯排斥你去接近他。 李：现在你没当上指挥员，却做了拿笔搞创作的人，他又怎么看你？ 石：他一直希望我有出息，只要我站在第一线就不是吃闲饭的，就是有用的人。部队的新闻干事、宣传干事在他心中一点位置也没有，他看我这样，就觉得这孩子已经没出息了。这不仅仅是代沟的问题，还是一种文化的问题。因为他也在琢磨我，我也得琢磨他，互相琢磨对方到底是个什么人。 低调自我纯粹生活 李：文学是研究人的，作为作家，你有着怎样的一种心态？ 石：当我十几岁看到自己的亲人离我而去的时候，那时对生死认识得非常清晰，知道生和死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们死跟我们生是一个样子的。我一直有种人生如梦的感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奔生活，只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走过的路不一样而已，奔生活的结果就是都想过好日子。我是怀着永远感激生活的心态，永远不会去抱怨生活。 李：写作过程最享受的是什么？ 石：我搞了二十多年创作，写作的这种习惯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不搞文学的话会觉得无所事事。我觉得最幸福的过程就是写作的那段时间，那是过得最有意思、最充实的一个过程。我每写完一部长篇就要调整一段时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身心憔悴，过得非常失落，心里一点底儿都没有，因为精神支柱不在这里。可以说，写作的时候精神上是幸福的，身体上是痛苦的，在痛苦和幸福之间煎熬着。 李：也许你写了一辈子，塑造了众多人物，就只有石光荣最精彩？ 石：我想不会。石光荣只是某个时代的一个代表人物，也许过五六年，我还有别的人物去取代他。作为一个作家，一辈子做成一件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我会遵循文学的创作规律，扎扎实实去写，但最后能达到一个什么程度的影响力，则包含许多左右的因素。 李：你是军人，军人的情怀会不会永远渗透到你的作品当中？ 石：肯定永远会有的。父母这方面就不说了，自己16岁到部队，一直到1997年离开。9年后又回到了部队，其间一直在用这个情结支撑着自己，包括气质、人文关怀和情感的东西。虽然我不穿着军装，但时时刻刻骨子里自然、不自然地注入在创作过程当中。现在回过头统计，我的作品跟军人沾亲带故、有瓜葛的占60%多。我想这点在我一生当中是避不开的。 李：你是手写还是用电脑写作？ 石：手写。我觉得写小说讲究一个营造的氛围，铺一叠稿纸，放一杯茶，点一支烟，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农民面对着自己芬芳的土地在耕耘。我在电脑前一坐，自然不自然地有种焦灼感，电脑开着，屏幕一闪一闪的，要是不写的话，觉得那是浪费，在扼杀生命。我做过对比，用电脑写出的小说跟我手写的小说，感觉不一样。用手写出来的东西看着很水灵，很鲜活；电脑写出的东西很规正，缺乏那种有生命力的东西，缺乏人气儿，后来我就拒绝了。 李：到目前为止，你的获奖作品不多。 石：写作太具目的性就束缚你的手脚，最后这个小说肯定写不好。另外文学本身是很纯粹的，它愉悦自己，然后也愉悦别人。我想自己尽量追求这种纯净的东西。 第二章 从激情到悲情 以《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享誉文坛的作家石钟山，近日又出版了他的新作《大院子女》。小说虽然仍以军人生活为主题，但两代人的命运已是大不相同。不同的历史造就了不同的人生。上辈人的激情已经燃烧殆尽，下辈人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充满了更多的悲情。记者就这部新书的创作和感受采访了作家石钟山先生。 赵：请向读者介绍一下新书的主要内容。 石：这部小说写了一群部队大院的子女高中毕业走向社会后的成长历程和情感、事业，以及他们所肩负的历史和道德等责任。故事从1975年开始，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时间来开始讲故事，是因为新时期变革即将开始，人们面临的困惑和迷茫、心灵经历等，是当代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部队大院的这群子女是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同龄人的，因为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和父辈的荣誉所带给他们的影响，使他们既单纯又复杂。 赵：“石光荣”那一辈人与大院子女这一代人有什么不同？ 石：从“石光荣”到他们的子女，最大的不同是他们经历的时代不同。“石光荣”们那个时代应该是单纯的，人们都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他们有理想，生活简单而又单纯。然而，到了他们的子女这一代，社会已经发展到多元化了，以前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在新时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单纯变得复杂，因为复杂，我们这代人就有了许多欲望，而欲望的实现，就一定会付出许多牺牲，以及痛苦和困惑。这是这一代人成长的代价，这也是生活本身给予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逃避，即便是悲情，我们也得去随缘。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代人真诚地羡慕上一代人那种不折不扣的激情岁月。 赵：有人说，这部书揭开了神秘的部队大院生活，是一个“卖点”，你怎么看？ 石：部队大院的生活，首先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既有我们大多数人司空见惯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比如部队军人的构成是五湖四海，操着各种口音的官话，各种省份的风土人情都集中在部队大院里，还比如它的管理——熄灯吹号，起床吹号，上班下班还是吹号。另外就是他们的职业，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军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又因为部队大院一切都是军事化管理，闲散人等是没有机会走进部队大院的；到处都有“军事重地闲人免进”等警示，这就造成了部队大院的神秘。对于任何人来讲，熟悉了就不再神秘了。只有真实地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部队大院中，你才能真正感受到部队大院和外界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时部队大院子女上学，都有专门的“八一学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有专人来管理，基本上达到了半军事化管理。 赵：书中主要讲了4个青年人的爱情和命运，很抓人，你是怎样设置和再现人物情节的。这里面有没有作者的影子？ 石：主人公的爱情命运，我没有刻意去设置，都是生活中来的。按年龄推算，我本人没有这些主人公大，但我清晰地感受到、听到、看到的是这样的命运和故事。我希望通过这4个主人公的命运，折射出那一代人共同的经历来。我努力地照顾到多层面，因为文学不是生活的实录，在创作时也感受到了文学的无奈，生活太丰富了！而文学的表述却是有限的，这是我对文学的遗憾。 这本书毕竟不是自传，但是4个主人公的身上都有我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我希望通过他们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传达一些我对这个世界的思考和判断。情节是虚构的，情感永远是真实的。 赵：我觉得你写的爱情非常注重人物心灵的感受，与现在注重感官享受的爱情小说相比，太“干净”了。你怎么看当下的爱情小说？你对爱情持什么态度？ 石：当下流行的爱情小说我不爱读，因为我认为那样的爱情小说没有审美意识。写这些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道德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上一代人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爱情观也发生了错位。爱情是很美好的事物，因此具有恶性循环。没有美了，便只剩下“性”了，太原始了，不是进步，而是退化了！ 现在的爱情小说与以往的爱情小说相比，不是写法的不同，而是作家对爱情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据我所知，现在的年轻人并不都是像一些小说描写的那样，对待爱情方式的主流仍是古典的，只不过是一些创作者把边缘错位当成主流罢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之所以经典，大概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考验和磨难。 我的爱情观是古典的，相识，相近，相亲，然后才是相爱。爱情的滋味重要的是过程，没有了过程的爱情，还剩下什么呢？爱情是复杂的，是一门学问，它关乎到每一个人未来的生活质量。 第三章 别给我贴红色激情的标签 李：你的名字很有意思，江西有个地方叫石钟山，苏轼更是写过《石钟山记》。石钟山是笔名还是真名？取何意？ 石：我是1964年生的，出生时我父亲刚好在南京出差，家里给他拍电报说生了个男孩，让给取个名字。南京被称为石头城，当地有好多地名比如街道都有“钟山”二字，父亲就说叫钟山吧，就这么简单。 他没多少文化，更没读过苏轼的《石钟山记》 李：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特点，你的作品被打上“红色激情的标签”，你自己认可吗？想突破吗？ 石：我认为这个标签不太准确，也不希望别人给我贴上这个标签。人们知道我更多的是根据电视剧，它的表现手法或内容上可能“红色激情”的感觉更强烈一些，这可能也与我的生活积淀有关。你知道，每个人骨子里都是有创作倾向性的。我不会为了热闹而刻意写某个题材，也不认为写作有过时之说，事实上我认为题材并不重要，那只是一个壳，关键是看你有没有真情实感。 其实我的一些作品如小说《母亲，活着真好》（被改成电视剧《母亲》播出）就是写小人物的，既不“红色”，也不“激情”。 李：你的作品好像不拍电视剧的很少？你认为自己是小说家还是作家？怎么看待小说创作与影视改编？ 石：是，我的小说还是很受制片方的欢迎。但我仍是小说家，可是写小说的人往往把我划人影视圈，影视行当的人又把我当成是写小说的。 在我看，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就像孪生兄弟，影视离开文学不可能走到现在，比如张艺谋的《红高粱》不是得益于莫言的小说吗？许多国外大片也都是从文学母体中脱生而来，反过来没有影视作品，文学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火热。如今不可能有某部作品只靠获得了一两个文学奖就老少皆知，影视是最好的转换媒介，所以说二者没有高下之分。 我自己成名是因为有了电视剧，我一点也不否认。而有人认为作家“触电”是走下坡路了，其实不少这么说的人并非不想去“触电”，有人甚至主动给大导演当“枪手”，人家出思想，他来写本子。 其实大家都想名气大些，这样挣钱容易些，更容易追求生活中的一些物质满足，这都无可非议，无论是影视还是小说作品，评价标准只有一个——观众或读者喜欢就是好！ 李：生活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父亲，那文学创作中呢？ 石：我认为应该是海明威和杰克·伦敦，他们的作品对我启发最大。这是我在后来才意识到的，虽然他们的创作年代、生活背景与我一点也不同，但他们塑造的都是男人为主的硬汉形象，他们追求个性化的敢爱敢恨的精神气质是相通的。我接触他们的作品其实比较晚，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吧，以前读的多是本土文学。 李：怎么想到要写《男人的天堂》这部“半自传”小说？ 石：写作到了一定程度上，开始反省自己的情感与家庭。写得不很流畅，甚至是艰涩，因写自己是一种“审丑”，不断在真实与想象中冲突，有局限性，既想大胆些，又放不开手脚。小说写了三代男性军人面对情感与战争的思考，想通过这个家庭反映出一个社会与民族，我把自己虚构成一个经历自卫反击战的军人，所以说还是作为小说来写的。 我本想用“史诗”的手法写一个家庭的传奇式经历，结果有些“力不从心”，3年写了20万字，感觉很不容易。我想等我50岁时，如果能面对自己的情感了，我会再写一部真正的自传。 李：新作《男人的天堂》书封上打着两句话：战争是男人的天堂，女人是男人的天堂。这是你对“天堂”的理解？ 石：我始终认为优秀的男人应该去做一名军人，而造就一个真正军人梦想的是战争，军人的生命与意义要通过战争来实现，虽然我们都期盼世界和平，但和平是相对的。 而与一个优秀男人的生命过程中，相对应的就要有一个优秀的女人，否则这个男人的一生将不纯粹、不完美。 李：你会一直这么写下去吗？ 石：也未必。如果我还有激情，我就会写下去，我认为目前看来，作家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是最幸福的，生活相对独立自由，有心安理得的理由坐在那儿发呆。而且只要你的大脑还能运转，体力还行，这个职业可以是终生的，不像那些当官的都永远是暂时的。 如果创作渴望消失了，或灵感枯竭了，我一定会换个行当。有些老作家写不下去了，还站在那儿写，再也不能超越当年，感觉很悲哀。到了那一天，我会找个与文艺有关的职业，比如制片人或导演，年轻时曾想过教书，现在不喜欢这行了。 第四章 看石钟山怎样延续红色激情 答《华商报》记者 问：石先生，作为国内家喻户晓的著名作家，广大读者非常关注你目前的小说改编影视剧的情况，你可以介绍一下吗？ 答：除了观众看到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两部电视剧外，根据本人中篇小说《母亲，活着真好》改编的电视剧《母亲》已经制作完成，近期将与观众见面。另外根据本人的长篇小说《玫瑰绽放的年代》《遍地鬼子》改编的电视剧将在今年十月份左右开机；据中篇小说《幸福像花样灿烂》和《角儿》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于近期开机。新近完成的长篇小说《大院子女》的电视剧改编权已转让给中国话剧院影视中心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目前正在改编剧本，预计春节前后开机。 问：你先前的“激情”系列影视和文学作品，都在用一种激昂澎湃，朴实粗犷的原始情感打动观众和读者，这几乎也成为你作品的一种标志性风格，那么，新近完成的长篇《大院子女》是否仍将沿袭这种风格，还是尝试做出突破？ 答：“父亲系列小说”只是我创作题材中的一部分，只不过是通过影视剧让更多人了解了我的作品和我本人。关于小说的风格应根据题材而定，《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军歌嘹亮》的风格应为“石光荣”和“高大山”服务，创作这样的题材，写这样的人，应该是充满激情和血性的，当题材发生变化时，风格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包括文本的叙述风格。在小说《大院子女》中描述的对象已经不是石光荣和高大山了，而是描写他们的子女，社会背景不一样了，经历也不一样了，小说的风格自然也发生了变化。应该说《大院子女》描写的人情人性更加细腻、复杂，更具时代感。 问：你小时候也是生活在部队大院里吧，好像很多作家都有过如此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比如京味作家王朔、旅美女作家陈燕妮，在他们的回忆中，那是一段非常美好、可堪回首的岁月，能否给我们讲述一下你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呢？ 答：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背景，童年生活的背景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和创作理念尤为重要。因为年代的不同，我可能和其他有同样生活经历的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审视生活的角度有所不同，当然对主人公的命运既有阳光灿烂的一面，又有对生活、对人性的思考。关于对部队大院的经历和感受我在《大院子女》一书中已经描述了，只要读者看了这本书，我想对我们这一代有共同经历的人来说就会有一个全面清醒的了解。 问：《大院子女》同时又是一部青春爱情小说，描写了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青年男女甜蜜中又充满苦涩的甚至是不成功的初恋，这其中是否也有你的情感追忆？ 答：每一部作品，只要是作家倾注情感的写作，都会有自己的影子，比如生活经历、情感的态度。《大院子女》中那群青年男女的人生追求，可以说是自己真实生活和情感的写照。我们这代人的困惑、理想和追求，在这部小说里都有所体现。这是一部成长小说，也可以说是爱情小说，人只有在情感中才能成熟，情感也是最考验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命价值的体现。追求的过程是要付出代价的，在痛苦中求得成熟，那才是真正的成熟，没有痛的爱是没有价值的；没有困惑的生活也是没有质量的。 问：在你的作品里，男性在爱情中往往扮演被动的形象，女孩子倒追的故事很多，这是否体现了你对爱情的一种理解，你是否认为这样的爱情才是有意思的或者说是完美的？ 答：应该说我在现实生活中对爱情的表达是含蓄的，不喜欢直来直去。和任何一个人发生情感，当然也包括同性，都需要时间。我在情感的表达当中是被动型的，这一性格自然会影响到创作中，我内心是欣赏那种坦诚、直率的女性，敢爱敢恨，这在作品中无形中会有所表现。在我创作的女性形象中往往都比较有性格，属于主动去追求情感的那一类。 问：从开始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和《玫瑰绽放的年代》，到现在的《大院子女》，你的小说无不以一个真汉子的性情书写人性，真实地再现了那个年代的生活，打动了读者，请问你的经历和生活对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答：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文化性格的背景中，从大处说是社会，往小里说是家庭。我的童年是在部队大院里度过的，父亲又是“石光荣”式的军人，从遗传到后天文化的浸润，对自己的成长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性格和对待生活的那份态度，决定了自己创作中的价值取向，应该说自己童年的经历和家庭的影响，对我当下的创作影响深刻。我个人的喜好和憎恶，在我的作品中都有着完整、清晰的体现。 问：你擅长写男人，那么你觉得时下生活中的男人和你小说中的男人有什么区别吗？你更欣赏哪一类男人？你认为自己更接近于你小说的哪一个人物？ 答：时下的男人缺少的就是那种敢爱敢恨，还有那份责任和坦诚。现实中的男人，尤其是年轻男性，往往更细腻、多情了，却少了阳刚和粗犷。女人已经让世界阴柔了，男人就不需要像女人一样去多愁善感，而应是阳光明媚，放歌生活。从心里说，我欣赏“石光荣”那样的男人，从真实性情中来说，我更应该像“石光荣”一些，虽然背景和年代不一样，但骨子里的精神和对待生活、感情的态度是一致的。这可能和遗传乃至对男人的理解有关。 问：“激情”系列作品成就了你巨大的声望，但同时是否也成了你的一种写作定式和套路？ 答：《激情燃烧的岁月》成功之后，多少对自己的创作有一些影响，这些影响是积极的，比如更坚定了自己现实主义创作的路子。至于固化了创作定式和套路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创作“父亲系列小说”之前，我已经创作了三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而此后我的创作题材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像《大院子女》、《遍地鬼子》，应该说从创作风格和样式都与“父亲系列小说”有很大不同。至于风格和样式，应该是为作品的内容服务，而不应局限于其中。可能有的读者会形成某种思路，去苛求作家其他的作品去如何写作，以至用这部作品去和上一部作品去比较着对号入座。 问：你的作品还有一种主要题材，那就是东北故事，在《快枪手》、《遍地鬼子》等作品里，白山黑水之间，深山老林里，冰天雪地上，猎人、土匪形象格外鲜活，你在东北生活过吗？小说里是否寄托了你的一种“东北”情结？ 答：我从小到大应该说一直生活在东北，包括16岁参军，也是在赤峰、鞍山等东北地区工作，直到1989年9月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才算离开东北的土地。至今东北仍然有着我的亲人和众多儿时的朋友，现在我每年差不多都要回东北走一走，看一看，听听熟悉的乡音，体会少年时代的友情。我的根脉在东北，那里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我的创作源泉，东北文化的情结是我创作的母题。我热爱那片黑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父老乡亲。从“父亲系列小说”到《玫瑰绽放的年代》《遍地鬼子》，还有刚刚完成的《大院子女》都是以东北为生活背景，包括作品中所表现的人情人性和人文内涵等。 问：石光荣、高大山、柳秋莎等等人物，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海量，您也喜欢饮酒吗？是海量吗？能否介绍你的生活爱好？ 答：一直认为一个男人的饮酒风格可以透视其人的性情和为人处事的态度，我喜欢那种豪饮，而不是借故推辞的真性情男人，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这类人。我喜欢喝酒，酒量也还可以，不过现在的身体不再允许像年轻时那般狂饮了，但碰上知已和性情中人还是忍不住要多喝些，身体上的不适早被抛到脑后了。我在生活中喜欢观看有输有赢的体育比赛，像足球等。读书和写作那是工作需要，算不上爱好。另外还喜欢在有山有水的地方静下心来住上几日，是那种从容不迫的小憩。 问：今后有什么写作计划吗？《大院子女》是否标志着你在题材上有新的变化？ 答：现在正在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暂定为《遍地故乡》，是讲述三代军人的故事。从他们的情感入手，表现几代人对战争、生命的认知过程，解读不同年代的军人的使命和责任。预计九月中旬完稿。明年上半年计划创作一部关于20世纪30年代东北题材的长篇小说，内容涉及有青楼女子、淘金者和采人参梦想发财的一群男人，仍然是一部关于男人和女人，情与爱，金钱与生命的故事。 《大院子女》这部小说的题材肯定和以前创作题材有所不同，因为关注点不一样了。不论是书中的内容，还是改编后的电视剧，相信一定会引起不同的反响，在这部作品里不仅有我个人的影子，同时也有着那个时代的你我，这一个关于我们的故事，我期待着会有更多的人会喜欢上她。 答《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 问：请从作家的角度谈谈您对目前军事小说现状的总体看法。 答：看军事题材的文学应该放在全国文学范围内，军事题材的文学是大环境文学的一部分，水涨船高，大环境下的文学兴盛之时，也会是军事题材的文学繁荣之日。上个世纪80年代初，军事题材的文学似乎热闹过一阵子，大概因为是那场局部战争，并不是因为军事题材的作品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而是人们在关注那场局部战争的本身。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曾经红火过的军事题材作品，又能留下几部呢？那种暂时的繁荣只是一种假象。因此，我看军事题材的作品从来没有繁荣过，也就谈不上低俗了。说现在的军事文学不景气，其他题材的文学作品又何尝轰轰烈烈了？部队从事军事题材的作家，同样生活在大环境之中。我希望部队作家所创作的军事题材作品率先打破文学的沉寂。 问：作为一名在社会和军队都有影响的作家，您觉得您的作品打动读者的地方是什么？ 答：大家都知道，文学即人学。只有把人吃透了，把人的命运写到位了，这样的作品人们就会喜欢。文学不是纪录生活，她在讲述人们的幻想和理想，把沉寂在人们心底不易察觉的那份感动调动起来，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喜欢文学。文学说到底是告诉我们生活中不能够达到的内容，是人生的一种概括和总结，如果一个写作者能够清楚这一点，并且把写作技术融入其中，那么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读者或观众就没有理由去不喜欢它。我正在尝试这么去做，努力让自己的作品赢得更多人的喜爱。也有人说，文学是少数人的事情，越卓尔不群越好。我认为文学的形式是大众的，所表叙的思想应该是形象的，文学不是哲学，她是大众的，对于思想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样去表述，首先应该是形象的。 问：据了解，目前军队题材的影视作品很为观众看好，可相关的图书却反应平淡，没有出现热销局面，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答：在众多的影视作品中，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只能占一小部分，有时换一种口味也是件挺新鲜的事。观众关注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大多是关注那种陌生的生活。从我的角度来看，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成功的很少，而形式大于内容的很多。 图书和电视剧作品相比，它们的平台不一样，电视剧是免费的午餐，图书则不一样，看书得自己掏腰包，所以看电视剧的人永远多于读书的人。 问：有的作家说，我只管写书，卖书的事是出版社的事，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作家与图书市场的关系该是怎样的？ 答：作家写书的过程应该说是一件非常纯净、神圣的仪式。书出版后就是商品了，最大的利润就是追求市场化。书稿一离开作家的案头，她就不仅仅是一部作品了。作家和出版社能够联手做一些宣传和策划，如果对图书的销售有利的话，我想这是一件好事，这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读者不仅是出版社的上帝，同时也是作家的上帝。我不赞成作家迎合读者去写作，但我认为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和出版社一起去宣传这部作品，应当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答《新闻出版报》记者： 问：看到书名，我想您也许在试图讲述部队大院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书里的儿女肯定有军人，也应该会有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请问，《大院子女》讲的是什么？ 答：《大院子女》这一题材已经酝酿许久了，和我以前创作的“父亲系列小说”相比，角度和投入的情感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系列小说”对父辈的情感是复杂的和多义的，那个年代的军人的共性很容易找到，读者也很容易接受，欣赏这些人物时带着许多的宽容和理解，然而在创作《大院子女》这部小说的时候，主人公的经历和情感又有了许多自己的经历，可以说《大院子女》这部小说写的是自己这一代人的经历和奋斗史。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与父辈那代人相比，时代背景不同了，经历的文化和社会的变革是父辈那一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活和情感，以及事业的选择丰富了许多，因此，在寻找典型性上就有多种可能性。《大院子女》这部小说已经不是家族史的写作，应该说是对群像的描述——作为“大院子女”的两男两女所走进社会后的不同经历。作品的主题内涵更具有了当代性和多义性。 作为“大院子女”这种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命运和出身文化背景的不同，注定和社会上众多人的命运有所不同，他们的理想和经历也就存在着许多独特的故事和心理历程，但毕竟是生活在同一时代当中，又有着和大多数人共性的东西，那就是社会的命运决定了这一代人的命运。 在《大院子女》这部小说里，我无一例外地写到了军人，既有上一代军人，也有我们同时代的军人。作为军人的描写，上一代军人共性的东西容易找到，那就是他们经历了战争，在战争里锤炼的军人，有着他们的特殊性，创作起来也容易一些。然而在和平时期对军人的描写的把握，的确是作家矛盾和困惑的感情，但在《大院子女》这部作品中，对军人的描写注定了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内心经历，他们在这种经历中一步步地走过来，最后走向成熟。我认为，情感是一个人性的标志，对情感的把握和抉择最能展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人的内心又是最能折射出这个人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我想对一个人的把握和了解，应该从他的感情入手，况且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都生活在情感的世界中。 对于军人，在创作时我首先界定他们是普通的一群人，因为职业的不同，工作经历才不同起来，经历和故事也就有了特殊性，但文学永远是“人学”，把“人学”搞清楚了，对军人的把握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问：您从前说过，您今后要把写作的对象从父辈那代军人转向现代军人。《大院子女》里面对于您这一代军人，也就是现代军人着了多重笔墨？是不是对于军人性格和生活方式的描写仍然是这本书的重点，仍然是您今后写作的重点？ 从《父亲进城》开始，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经常重复一个观点：您父亲和他的老哥们，都有那股子劲。您成功地以父亲的故事表现了一个群体，这些也说明，那一代军人在精神世界甚至是生活作风上都是相似的。那么，《大院子女》里的军人，现代军人，在思想世界和生活作风上，究竟还能找到多少共性？在和平年代，没有战火硝烟的洗礼，没有峥嵘岁月的磨练，军人和非军人，在性格上，还存在很大差异么？ 您1981年入伍，1997年转业，2002年再次回到部队，您说部队对您的创作更为有利。那么，军队到底给了您什么？ 答：我是1981年入伍的，在空军雷达部队和航空兵部队生活过许多年，1991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又在部后某单位工作，历任过战士、排长、干事、教导员等职务。1997年转业后在地方单位工作5年，2002年底又一次穿上武警制服，现在是武警部队的专业作家。 第二次入伍后，有许多人问过同一话题，在地方工作好好的，为什么又第二次入伍呢？我自己有时也说不清，可能就那个叫“情结”的东西在起作用吧。有时人生活在一种环境中久了会产生倦意，但一旦离开这种熟悉的环境，你会觉得失去了许多最宝贵的东西。 对军人的情结，这和自己的经历有关，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青春年少时又走进军营，接受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应该都是“部队式”的，离开部队那会儿，做的梦大都还是在部队经历的那些，这是无法改变的。又一次走进军营，应该是说一个梦的开始和一个梦的结束。 问：无论是部队作家还是地方作家，对描写和平年代下的部队都存在着困惑和迷茫，没有重大事件和情感冲击，如何把军人的价值体现出来？您在写完《父亲进城》之后，曾坦言您对于该书引发火爆有预感。当下，您写完这本书，有没有产生那样激动人心的预感？ 答：军人这个职业其实就是为了战争而生的，大家都知道，部队为的是战争才存在的。军人只有在战争的时候，才显示出他的可爱与可敬。在和平年代里，军人是寂寞和无奈的。不管自己是否受社会的重视，他们只能在默默地等待和生活。如果一个写作都把战争与和平这种关系弄清楚了，军人也就好理解了，首先要把军人定位为普通人，那么军事题材的作品就宽泛了，创作起来就好写了许多。战争会成就军事文学的兴盛，但为了和平，我甘愿让军事文学平淡下去。军事文学是否兴衰，我想关键的问题还是战争与否，重要的是选择的人性角度。 《大院子女》这部小说，我同样写到了军人，和平时期的军人，但是他们作为军人的人性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他们首先是社会中的一员，是生活主流中的群，《大院子女》这部作品，我想会受到读者青睐的，因为他们在这部作品中会找到自己的影子和所追求的人生坐标。 问：《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喜欢看，我在看电视这个问题上和您的父亲有一点相似，我只看新闻节目和访谈节目，其他节目我也“不认”，《激情燃烧的岁月》是我最近几年唯一看过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我爸爸妈妈也爱看，我爷爷奶奶也爱看，我的同学同事，这些非常新新人类的23—27岁的年轻人说起它来都兴致勃勃的，没事就学学石光荣的口头禅，大家都能从中得到欢乐。一部作品，20—80岁的人都爱看，您认为这说明了什么？ 答：从我的“父亲系列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军歌嘹亮》后，的确我的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了。包括一些影视制作单位，现在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目前制作完成的有《母亲》，即将投拍的有《玫瑰绽放的年代》、《幸福像花样灿烂》、《遍地鬼子》、《角儿》等。 《大院子女》目前还尚未发表，改编权已被中国话剧院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公司买断，即将拍成电视连续剧。 这些情况也不排除一些效应的存在，但我想更主要的是我的作品贴近生活，有人物有故事，讲述的是我们生活中的主流，有更多人的喜欢，我想也不奇怪了。 第五章 复活英雄时代 王：您已经连续创作了多部军旅题材的小说，是不是在追求创作上的连续性，形成一个关于军人的系列？ 石：追求连续性的想法是有的，对军人系列倒没有过多考虑。新作《男人的天堂》还有一个名字叫《战旗如画》，根据领域的不同可以有针对性地使用，小说写的三代男人的故事，围绕战争和爱情这两个主题展开，战争是男人的天堂，爱情是男人的天堂，在通往两个天堂的路上发生了很多故事。小说中我创作了爷爷、父亲和儿子，首先他们都是男人，然后他们又都和战争联系在了一起。男人是野性的，男人的出生就是和血与火联系在一起的。在血与火的浸润下，男人才是可爱的，同时也是有生命的，男人为了烈性而生。 王：读您的作品，虽然很少看到硝烟弥漫，但读者总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从骨子里冒出来的“军事感”、“战争感”，有人说，您通过复活一个个打马而过的军人，复活了那个被血性照亮的英雄时代，唤醒了久违的悲壮情怀和远逝的崇高渴望，而这正是这个时代最贫乏、最需要的东西。您是否把这当作是军旅作家的最高使命？ 石：一个作家，喜欢描写什么样的主人公这是命里注定的，我喜欢、甚至可以说崇拜石光荣那一代人。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军人，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男人，只有真正的男人才能复活一个真正的军人，这样的军队才是战无不胜的，少些鸡零狗碎，多些铮铮铁骨。石光荣是我迄今为止塑造的最为满意的男人形象。 王：您为什么不写和平时期的当代？是因为只有过去在战争年代的军人才更能进入宏大的叙事过程里吗？ 石：反映当代军人的小说我写过不少，尤其是早期创作，如《旧辙》、《大风口》等一系列反映当代军营生活题材的小说，也被圈里人称道，但是那些小说都局限于写兵情，故事性、趣味性比较强，写着写着就觉得自己写不动这些题材了，走进了一条死胡同。1997年开始，就从当代军人转向了回忆军人的系列创作。 王：您在创作中充满了激情，在爱情上却是那么冷静，呈现这种分裂现象，您不觉得奇怪吗？ 石：可以这么说，我把所有的激情全都用在了创作上，一个人无论是心理还是生理的负载都是有限的。我选择了把激情放在创作上，可以说我对写作有一种爱情，是那种绵长的爱情，想了上篇就会有下篇，总是认为没有写出的永远是最好的，所以不得已地就一直写下去。妻子以前是做编辑的，在文学上跟我很有共同语言，她不会有太多的抱怨和不理解。 王：下一步您还有什么创作打算？我们期待着您为读者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石：写作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已经是他生活及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一如既往地写下去，才能证明生命的存在。我历来对自己的写作没有精细的打算，一切都是随着感觉走，但写什么、不写什么，我是清楚的。 第六章 答《华商晨报》记者 问：很高兴能看到您的这又一本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告诉大家创作这部军旅题材的小说有故事原型吗？ 答：没有原型，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又无处不在，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问：这部作品的创作用了多长时间？ 答：作品从构思到创作大概也就是半年之久。 问：大家都了解您本身就是成长在一个军人家庭，那么这部作品中的浓郁的部队大院气质都是和您的生活成长经历有关，对吗？ 答：生活都是相通的，作家描写的生活肯定会有一部分是自己熟悉的，或者是亲身经历过的。想象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 问：说实话我本人在读这本《天下兄弟》的时候就几次感动得要流泪，您在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内心的情感一定相当丰富，能跟大家谈谈你的创作过程吗？ 答：生活进入到了今天，许多善良、纯真都在丧失或沦落，许多真性情的东西再也找不到了，于是我想创作一部反映人类真情怀的作品。选择兄弟这一题材，也是缘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独生子女现象，他们体会不到兄弟、姐妹间那种大家庭式的情感，所以刻画了兄弟式的亲情。让独生子女们去领悟、感受到这样一种情感，同时让有着兄弟姐妹的读者，再经历一次怀旧，呼唤人间血浓于水的真情。 问：读您从前的作品，感觉您的文字是以军旅中父子情愁见长的，这部作品应该算是较之从前作品情感脉络的一种突破，您能把三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描摹得如此催人泪下，感觉您的创作正在从情节型转型到了催泪型，不知道您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吗？ 答：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是悄然转型的，有些题材写过了，不能再去重写，只能去转换新的题材。我的这部小说立意就是要写出兄弟间的真情实感，如果说能够打动读者，这就证明我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达到了。 问：您的文字风格非常有东北话的特点，里面好像还掺杂着不少老沈阳的方言，读起来非常轻松亲切。记得几年前您曾在沈阳居住过一段时间，现在仍然生活在沈阳吗？还常回来吗？ 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家也不例外。熟悉的环境和语言永远是我创作上的动力。作家不能没有根，他的出生地和成长的环境对作家很重要，会伴随作家走完其创作的一生。 问：您的文字好像和目前文坛上的作家们差别很大，叙述和切入好像也很漫不经心，情节上倒是有些过多的奇迹和巧合，比如田村和刘栋的血型偏偏是稀少的类型，只有他们能相互输血，再比如刘树捐献角膜给田村，这些巧合是不是有意在夸大兄弟情深这样一个意图呢？ 答：生活其实就是一场没有谢幕的戏剧，戏剧也是生活的一种。如果没有戏剧因素，作家也就无法创作了。作品中的叙述我是有意为之，直白、散淡，可以很好的突出作品所要传达的真情，我不想让繁杂的语言破坏表达的主题。在这里，语言只是引领读者走进作品的一座桥。 问：这个传奇故事很多读者读后都感觉太完美了，没有缺憾，尽情演绎了一个动人故事，展现了人世间的真善美，不过也有的读者说，您的作品千篇一律，您自己怎么样看待这些评价呢？ 答：描写真情实感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初衷，我的追求就是一次对完美和美好的一次写作。说到作品的千篇一律，我有些不明白了，这部作品和以往我的任何一部作品都不一样，如果说主题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一直在追求描写一种真实和真爱。 问：在这部作品中，有的网友称您笔下的刘树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大哥”，就是那种父亲式的兄长，在您的生活经历中有这样的一个原型吗？ 答：这种想法我觉得很贴切。中国的传统就是长兄如父，这是我们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这样的生活回归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比比皆是。 问：小说《天下兄弟》的画面感非常强，这样是为了方便电视剧的摄制吗？什么时候观众能看到影视版的《天下兄弟》？ 答：写小说时没有想到拍电视剧的事。目前电视剧正在筹拍中，明年应该可以制作完成。 问：有网友盛赞《天下兄弟》能评上矛盾文学奖，不过还有一个网友提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这部小说存在一个致命伤，就是我国法律禁止健康人眼睛捐献眼角膜。您在创作的时候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答：评不评奖，我没有过多的考虑。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只要读者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至于小说中刘树捐眼角膜的细节，我没有从法律的角度考虑，只是从人的情义出发，觉得当大哥的刘树就应该为弟弟捐出眼角膜。艺术永远高于生活。 问：文坛上给您定位在“军旅作家”，部队大院给您的写作带来多大的影响？以后的创作会改变方向吗？ 答：任何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对他的写作都很重要。自己的出身和成长过程，无疑也影响到了我的创作，我的笔触和描摹的情感，自然不自然地会涉猎到与军人有关的故事，这很正常。以后的创作方向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把心贴近生活，用积极的姿态热爱生活、感受生活，然后去认真地创作。 问：您的下一部作品有计划了吗？我们拭目以待，祝您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军旅题材的作品。 答：一部新长篇刚刚完成，叫《火红的青春》，年底将会和读者见面。 第七章 栗振宇和石钟山的对话 石钟山（以下简称“石”）栗振宇（以下简称“栗”） 在目前和我有联系的作家当中，石钟山先生不但是联系最早的，也是联系最多的一位。几年前，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全国热播的时候，我和他通过一次电话。而此后的第二次通话，却又隔了一年之久，没想到电话接通后，石先生很快就说出了我的名字。此后，由于写作上的事情，我经常打电话去找他，电话中，石先生不但对我提出的问题，耐心细致地作答，而且对我的学习乃至文学理想，都仿佛对待自己的亲弟弟般关心。而其实，石先生两年多中，从来不曾与我谋面。石先生待人之宽厚、热情可见一斑。直到几个月前，我终于有机会到北京，见到了这位对我关心备至的作家、朋友和老师。 石先生的作品，如同他的为人，充满着浓厚的东北气息。豪爽却不失机智，粗犷却不乏细腻。他对人性的理解，对于文学的观念，对于生活的透悟，都始终洋溢着他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他对于英雄的观点，更让我深深感受到这位作家涌动在内心的创作激情。 人是生活的主体 栗：在您晚近的作品中，我比较关注你对旧女性的塑造，如《快枪手》中的秋菊、《关东镖局》中的杨四小姐、《横赌》中的文竹、《关东女人》中的麦花、《角儿》中的春芍等，这些人物各有个性，几乎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东北旧女性的画卷，但同时我总觉得你在她们身上又都倾注了大致相同的气质，是这样吗？如果是，那么这个气质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把视角停留在她们身上呢？ 石：一方水土一方人。这些旧女性身上的特征是东北女性身上最具共性的东西。创作离不开生活，另外在我的潜意识里，也欣赏或同情这样的女性。她们的爱与恨，她们的幸与不幸，同时也是我对待生活的感受和看法。当然，在这些小说里还有那么多个性鲜明的男人，这些人物是我在创作中放大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和这些女人组合在一起才是一台精彩的演出。一台戏有众多角色，仅靠主角出彩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配角也出彩，这才是完满的一台戏。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大都是男人，但读者往往记忆最深刻的还是这些不同命运的女性，往往配角强大了，才能突出主角的色彩和力量。这是写作上的着色问题。 栗：从您的作品看，您塑造的人物类型非常多，有和平年代的老军人、战争年代的军人、现代机关工作人员等等，请您谈谈对于“把人当人来写”这句话的理解？ 答：把人当人写这句话，我想是对待人生的态度。我们都是人群中的一分子，但人又是什么，又有多少人能讲得清楚？说清楚的事便让文学去说，文学是最模糊、也是最接近复杂人生的一种再现生活的方式，文学即人学，这道理我们都懂。反过来说，典型的人学也是最好的文学。文学应该关注人的本体，否则文学会死路一条。当然，这种关注取自于作家对待生活的态度。你对生活冷漠，生活就会严肃；你对生活微笑，生活就还给你一缕阳光。毕竟人是生活的主体。 栗：您曾经在被采访时谈及自己对于写当代军人时的困惑，你认为自己产生这种困惑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打算写写当代军人？ 石：当代军人的困惑主要原因就是价值体现问题，这不仅是军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军人是什么？答案大家都清楚，军人是为了战争而特有的这么一个群体，战争是为了和平。有了军人才有了和平，和平时期的军人无法体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一对矛盾和困惑。建国以后，志愿军出兵朝鲜然后是中印边境的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南疆战事等。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军人的地位在国人的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进入80年代后，军人的价值和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换。军人的矛盾和困惑也就因此而生。 当代军人的作品我写了不少，长中、短篇都有，只是没有引起读者足够的重视，因为和平时期的军人不具备军人的典型性了，能引起轰动的因素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作品很难写，也费力不讨好，但我会一直关注着军人的当代生活。 不刻意追求一种风格 栗：从“激情系列”到“土匪系列”，在阅读了几十部您的作品后，我想大致概括您作品的风格：特征明显的人物性格、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干净利落的语言、真情洋溢的情感基调，不知道这样概括准不准确？或者说，在实际的创作中，您追求的是什么样的风格？ 石：创作中题材的广泛是为了变换视角，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我们各阶层的人，在创作上也是尝试着换一种口味，就如同我们的胃口，同一道大餐吃多了，也有厌烦的时候，当然也是为了激发创作激情。但这种题材的变化和自己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我第一次转业后，当过公务员，干过电视编导，一切从生活出发，有了生活，有了感悟，自然就有了创作上的冲动。 在创作中刻意追求一种风格肯定会是失败的，应该说你适应什么样的风格。一个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修养，决定了一个作家的风格。风格是在作家的创作中不经意流露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这是很深刻的哲学命题。对人来说性格即命运，这句话同样适合作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作家的风格也是这样，说模糊点是天注定的。但主宰我们生活的是人而不是天。 栗：读您的小说相对比较轻松，我觉得这主要归因于您对语言的运用和流畅的结构安排，您在创作中是如何处理二者与主题的关系？ 石：我一直认为小说一定要好读，好读的小说并不是削弱思想。文学就是文学，不要给她强加上许多她承受不了的东西，比如哲学、文化等等。文学即人学，把人写透了，自然就有了百味人生。人生又是什么？任何一个哲学命题都是人生的命题。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探讨人的灵魂更深奥的东西了；而文学就是探讨人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她和宗教不同的一点是，她演绎的是过程，而宗教告诉我们的是结果。把文学想透了，把人生想明白一些，就一知半解地知道文学应该往哪里去了，她要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了。所以，我一直以为，小说一定要好读，在好读中把你对生活和人的理解传达出来，仅此而已。 关于语言，我认为这是创作小说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得心应手了，你才能顺利完成任务。语言的修练也不是一日之功，通过语言能看出作家的追求、性格和功力。我对语言的追求就是平实、准确，努力丰富，尽可能地把你的感情传达出来。 栗：20世纪以来，各种文学思潮不断出现，这对作家的创作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比如现代时期中的新感觉派、80年代的先锋派等等，在这种大的氛围下，您为什么对传统现实主义一直情有独钟？ 石：这和一个作家的成长经历有关，更重要的是童年经历。什么样的土地适合种什么样的种子，什么样的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这都是命中注定，无法改变的。如果想改变，那就是嫁接出来的果实，也可能梨不像梨，苹果不像苹果，我们只能叫它“苹果梨”。一个作家的生活背景，包括他从小长大受到的教育，喜欢的书目及他周围的人，对作家的成长经历来说都至关重要。另外不可忽视的就是民族的大文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许多作家都努力尝试过各种流派的文学创作，我欣赏这些作家的勇气。但实践证明，结出来的果实都有些水土不服。一个民族的文学不能脱离民族文化，否则就是一条死路。文学要进步，人类要发展，相互交融、渗透是正常的，但决不是彻底地断裂。这种交融和渗透应该是了无痕迹。 不要为文学担心 栗：有人说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的确，相对于过去，现代社会读小说文本的人越来越少了，电影、电视、互联网对于传统的小说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冲击，您认为作家们该如何面对日益丰富的文学传播手段？另外，在当今风起云涌的大众文化背景下，戏说文学、白领文学、快餐文学等文学样式充斥了我们的文化市场，军旅文学怎样才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整个文学的前景如何？ 答：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全民疯读文学作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如果没有十年“文革”的压抑也不会出现七八十年代那种盛况。随着科技的发展，消遣渠道越来越多，阅读方式也不仅仅是纸媒体一家独揽了。文学的读者因此分流，这种现象很正常。上个世纪文学热不是正常的事，反而现在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才趋于正常。我认为这对文学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让读者和作者都少些浮躁，多些理智和心平气和，往往会催生出真正的文学作品。文学改变不了什么，但文学会给那些热爱生活、对未来有幻想的人提供一种或多种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就是对待生活的态度。最早的文学模式就是神话，现在演变为文学，她会教会我们认知生活的方式。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幻想或设想，文学恰恰具备了这种功能。于是，文学就有了她存在的合理性和生存的土壤。不要为文学担心，过去存在的现在依然有，未来还会有。随着人们对世界认知程度的加深，文学也在发生着变化。 栗：当前军旅文学创作似乎存在一种边缘化的趋势，原汁原味的军旅文学少了，这表现在：许多军旅作家都把自己的部分精力投入到地方题材的创作；许多军旅文学作品看似是军旅题材的，但其中主要内容却基本和军旅无关，军旅文学的内涵在逐步解构。从您的创作来看，您似乎也有这种趋势，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或者，您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旅文学应该具有哪些必须的特质？ 答：我承认有这种趋势，但我认为也属于正常的一种同化或解构。原因就是和平时期的军队的特性已被社会同化。君不见，在我们军队工作的机关人员，不论职务高低，每天8小时上班，上班时间才着军装，下班后穿便服，生活区和其它社区没什么区别。这就是和平时期的军人生活。就是基层部队也只是正常的执勤，没有剑拔弩张的战争态势，不可能要求军人去重复“狼来了”的故事。军人则只有在战争中才显示出他职业的不同，也只有战争才能令军人变得卓尔不群；而和平时期的军人只是一种职业罢了。风险程度远远小于公安干警或武装警察。不仅外军，我军也在强调职业军人这一属性。军人只有在战斗中才能体会出他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和平时期它就是和平的象征。 军旅文学的核心是英雄主义 栗：您认为军旅文学的内核是什么？军旅文学应该体现或者能够体现哪些审美特征？您认为当今军旅文学创作有哪些需要克服的弱点？ 石：军旅文学的核心是英雄主义。只有“英雄”才是符合军旅文学的唯一审美标准。军旅文学这种提法没有科学性，我以为科学的提法应该称之为战争文学，只有战争才生产英雄，让人们为之感动、振奋或涕泪泗流。这是我们顶礼膜拜、为之颤抖的英雄。这样的英雄形象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为之自豪的。 军旅文学（姑且这般称之）的弱点很多，不仅军旅文学，我想当今文学创作都有的共同问题就是：作品的格调，对待生活的态度等问题。描写鸡零狗碎的作品太多，那种阳刚正气的作品太少。这是一个作家的世界观的问题。心里没有阳光，人格委琐的作家又怎么能写出阳刚的文学呢。军旅文学更需要这种阳刚。当然这种阳刚不是概念式的，而应是从我们作家的血肉中喷涌而出的艺术形象。 栗：请您结合自己的军旅文学观念，谈谈对英雄文化和英雄主义的理解？ 石：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评判标准，不论如何评判，人们欣赏的习惯都是一样的。文艺作品承载了这种宣扬英雄的任务，因此，通过文艺作品接受英雄，走进英雄便成了我们的审美需求。 我们平凡的人对英雄都有着一种天然的渴望，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成为英雄，这种情绪使我们的平常生活多了些亮色。因此，凡是塑造英雄、伸张正义的作品都能很快被我们所接受，并广为流传。中国的文艺作品不计其数，包括中国的四大名著中就占了三部，外国的文艺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从古希腊神话到我们的“英雄儿女”，无不是英雄和正义的化身。 作为一个作家，从内心到灵魂应该多些正气，多一些英雄情结，去塑造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式的英雄，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阳光和亮色。我庆幸自己是一名军旅作家，因为战争文学说到底是塑造英雄的文学。 栗：您认为什么叫“英雄史诗”？您又是怎样看待当今创作的史诗化追求的？ 石：我觉得在某些评奖过程中，走入了一条歧途：追求历史的、纵深的、磅礴的、凝重的史诗特征，觉得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好作品。我们回过头来看，真正能够具备史诗特征的，像古罗马史诗那样的作品，的确可以称之为好作品，但这不是说，杰出的作品非得是史诗性的作品。谈到英雄史诗，我头脑中马上出现一种旋律，大气磅礴的、非常凝重的、给人感觉以力量的、以精神的音乐背景作为依托，不是流行歌曲，不是民间小调。我觉得，从中国神话中的《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等，和古希腊的神话比在力量上就弱了很多，其间主要是作为人本身的色彩淡了一些。中国总体上缺少史诗性的作品，特别是英雄史诗。 栗：我想作一下预测：在未来十年左右是极有可能在中国出现英雄史诗性的作品。这种预测主要原因是：首先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着厚重历史的民族，在创作源泉上是非常丰富的。其次，当代中国作家和过去的作家相比，在文学素养和知识储备上已经完全具备了完成史诗性作品的能力。再次，相对于过去，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文学环境是十分宽松的，作家完全可以放开手脚按照文学的规律去创作。对于这种预测，您是什么样的观点？ 石：如果说最近十年左右出现，我感觉有点悬。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英雄的认识不够全面，文学作品中类型化的英雄太多，另外我们在自省上相对缺乏，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劣根。要出现真正的英雄史诗性的作品，这需要作家、评论家的共同努力，而且我觉得是一个较长的过程。 栗振宇：1978年出生，1996年入伍，解放军郑州防空兵学院毕业，留校工作，现为陆军上尉、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