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下的传统》 快看独白下的传统 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中国人了解中国，帮助非中国人棗洋鬼子、东洋鬼子、假洋鬼子棗别再误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太难了解了。中国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世界古国中，它是唯一香火不断的金身。巴比伦古国、埃及古国，早就亡于波斯；印度古国，早就亡于回回。只有中国寿比南山，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有累积。有累积，就愈累积愈多，就愈难了解。 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纪元前八四一年（周朝共和元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纪元前七二二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在长达两千一百多年的时候，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面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儿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策，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 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参考正史以外，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爱困了。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 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库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 古书有多少呢？ 古书多得吓人。 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而是三千倍，古书有棗十万种！吓人吧？ 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 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考古出土……要了解中国，更难上加难了。 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从事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去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中国太难了解了。古人实在不能了解中国，因为他们缺乏方法认d练，笨头笨脑的。明未清初第一流的大学者顾炎武，他翻破了古书，找了一百六十二条证据来证明“服”字古音念“逼”，但他空忙了一场，他始终没弄清“逼”字到底怎么念，也不知道问问吃狗肉的老广怎么念。顾炎武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又如清朝第一流的大学者俞正燮，他研究了中国文化好多年竟下结论中国人肺有六叶，洋鬼子四叶；中国人心有七窍，洋鬼子四奔；中国人肝在心左边，洋鬼子肝在右边；中国人睾九有两个，洋鬼子睾九有四个……并且，中国人信天主教的，是他内脏数目不全的缘故！俞正燮如此误入歧途，劳而无功，而他却还算是第一流的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 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了解中国方面，有没有新的进度与境界呢？有。他们的方法比较讲究了。头脑比较新派了，他们从象鼻子、象腿、象尾巴开始朝上摸了。最后写出来的成绩如何呢？很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只是一群新学究。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其实天知道他们通了多少西学，天知道他们看了多少中学。他们是群居动物，很会垄断学术、专卖学术和拙劣宣传他们定义下的学术。于是，在他们多年的乌烟瘴气下，中国的真面目，还是土脸与灰头。 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还在雾里。 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简直没有合适的书看。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留下合适的，现代的知识分子不能写出合适的。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只有标准本教科书，只有《薛仁责征东》、《薛丁山征西》、《呼延庆征南》、《罗通扫北》，只有大戏考中的《一捧雪》、《二进宫》、《三击掌》、《四进士》、《五人义》、《六月雪》、《七擒孟获》、《八大槌》、《九江口》、《十老安刘》……这太可悲了。 中国的真相不在这里，中国的真相不是这样的，中国的真相既没有这样简单，也没有这样《春秋配》。 中国没能被了解棗全盘的了解。中国被误解了。中国是庞然大物，中国被瞎子摸象。 就说被摸的象吧。中国人一直以为象是“南越大兽”，以为是南方泰国、缅甸、印度的产物。中国人喜欢这个和气的大家伙，酒杯上用它，叫“象尊”；御车上用它，叫“象辇”；游戏里用它，叫“象棋”；最有缘的，在文字里用它，代表了六书中的第一种棗“象形”。象形就是根据象而画出来的形，人一看到就知道是象，又大又好画，大家都喜欢画它，愈画愈像，所以这个“像”的字，就从这个动物演变出来。现在我们写“为者常成”的“为”字，古字中象形写法见上图：左边的象形是手，右边的象形是象，“为”字的原始意思就是“用手牵象”。牵象干什么？打仗、做工，都是最起码的。中国人在用牛用马以前，早就用到了象。象不是外国货，最早在黄河流域，就有这种庞然大物。后来，黄河流域气温变凉了，象开始南下，出国了。在古人写古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它了。所以《韩非子》里说： 人希见生系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也。 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当象再回国的时候，中国人不认识它了，以为它是外国货，把它当成“南越大兽”了，象以珍禽异兽姿态出现，让中国人瞎摸了。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有什么。 中国人对中国无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中国人“希见生象”，又不能“得死象之骨，按其图以想其生”，所以只是瞎摸、瞎摸。瞎摸到生象，还算是“摸象”；瞎摸到死象，就完全是“摸骨”了。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实在还是龙海山人关西摸骨的水准，中国人真可怜！ 问题出在中国知识分子。 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可耻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夹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之间，上下其手。他们之中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好货，可是只占干万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读书不化，守旧而顽固。中国知识分子坚守他们在统治者和老百姓中间的夹层地位，误尽苍生。当特立独行的王安石搞变法，想直接受惠于老百姓的时候，文彦博站出来向皇帝说话了，他说：“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过这批拦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绊脚石。 中国知识分子失败了。有两大方面的失败：一方面是品格上的，一方面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败的特色是：他们很混、很糊涂、很笨。他们以知识为专业，结果却头脑不清，文章不行。这种特色不但使他们品格诺善莫做，并且扶同为恶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众，影响普遍的中国人。他们写的东西，只能自我陶醉，或者给互相捧场的同流货色一起陶醉，实际上，实在不成东西。对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作品，我看来看去，只是可怜的“小脚作品”。它们的集体悲剧，乃是在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什么，它们所遭遇的共同命运，都是“被层层桂桔”的命运。不论它们的呈现方式是“散文”。“骄文”、“时文”、“八股文”、“语体文”，是“论辨”、“序跋”、“志传”、“奏议”、“哀祭”、“书牍”、“诏令”、“论文”，是“诗”、“词”。“歌”、“赋”、“颂赞”、“箴铭”、“弹词”、“小说”，是“气”、“骨”。“神”、“势”、“实”、“虚”、“韵”、“逸”、“用典”、“白描”，是“简洁”、“蔓衍”、“谈理”、“抒情”、“刚健”、“优柔”、‘呼朴”、“绚丽”，或是“革新”、“守旧”、“创新”、“追摹”、“独造”……不论从哪一路的进退冲守，都是“小脚如来”的“掌心行者”，都不能逃开共同被传统“桂格”、“修理”的命运。在这共同命运之下，“文体”的争论也好、“诗体”的争论也罢，乃至什么“雅”“俗”之分、“刚”“柔”之异、“古”“今”之别、“朝”“派”之变、“文”“白”之争……从如来掌心以外来看，它们所能表示的，至多只是被“修理”的轻重深浅而已。换句话说，它们统统都多少被传统的水平观念缠住、被传统的社会背景缠住、被传统的意识形态缠住、被传统的粗糙肤浅缠住……这样的一缠再缠，中国的作品便一直在“裹脚布”中行走，不论十个脚趾如何伸缩动静，都无助于它在一出世后就被扭折了的骨头。 这样子的悲剧命运，使千年的庞大文字遗产，只表露了庞大的繁琐与悲哀。中国千年的文字障中，没有大气魄的诗、没有大气魄的剧、没有大气魄的小说，也没有大气魄的作品。没有好的表达法、没有像样的结构、没有不贫乏的新境界，也没有震撼世界的文艺思潮。表达的方式，至多只在一首小诗、一阙小词、一段小令、一篇小品、一个小故事里打滚，足以自豪的任何作品，在新世界的文学尺度下，都要打回票。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力，至多只是表达一点粗浅的浮情，忧国也好、非战也好、田园也好、香直也好、铁板高唱也好、儿女私情也好……除了在最低浅的层面上，吟咏低唱一阵或乘兴挥毫一笔外，便不能再深入，或因深入而浅出。中国知识分子是集体失败的，集体铸造了历史的纵线失败。我常常想：一部《儒林外史》的部分好题材，在任何二流三流的西方文人手里，都不曾有吴敬样那样糟糕的处理、那样可怕的结构，而吴敬棒已算得上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级文豪。中国摇笔杆的真失败！在这种纵线的失败中，中国人了解中国，已经很难从知识分子的文字障中得到满足，知识分子败北之日，就是愚夫愚妇“罗通扫北”之时。当愚夫愚妇装了满脑袋的孟姜女、包龙图。木兰从军、三娘教子、游龙戏凤、九命奇冤的时候，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也就真够瞧的了！ 中国知识分子文章不行的背景是他们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在知识分子中很难找到明白人。偶尔也有清光一闪，留下一句，可是你刚要鼓掌，下面一句就冒出混话，立刻把你的兴致扫光。因为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常常发现他们争不该争的，又不争该争的。以宋朝的一场闹剧为例。八百年前，宋朝六宗没有儿子，绝了后，新皇帝宋英宗做了皇上。英宗是仁宗堂兄淮王的儿子，他接了仁宗的香火，对他亲生爸爸该怎么叫，竟引起天下大乱。首先，骑墙派知识分子王连不敢发表意见，右派知识分子司马光表示，根据传统文化，该叫亲生爸爸做伯父，原因是，英宗由宗法制度的老二一支，入继老大一支，必须不叫亲生爸爸做爸爸，而该叫法定爸爸即仁宗做爸爸。这种见解，左派知识分子欧阳修反对，他也根据传统文化，认为没有消灭父母之名的道理，所以，六宗不是爸爸，而准王（原来的爸爸）才是爸爸。于是展开混战，从皇帝妈妈以下，全部引用传统文化，大打起来。严重到司马光派的知识分子贾黯留下遗嘱，要求皇上一定得叫原来的爸爸做伯父，不然他死不瞑目。另一个知识分子蔡伉，也向皇上大声疾呼，声泪俱下的表示，天下兴亡，就在这～叫。后来司马光派请求皇上杀欧阳修派，皇上不肯杀，并且违反了司马光派的传统文化，仍叫原来的爸爸做爸爸。司马光派吵着，并且宣布“理难并立”、“家居待罪”。最后闹得双方都赌气要求皇上贬自己，满朝乌烟瘴气。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把精神用来解决小人、解救小民、解放小脚，却用来争所不该争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混、糊涂。笨。 别以为上面举的叫爸爸例子，只是一时一地的现象，才不呢！明朝世宗时候的“大礼议”、神宗时候的“挺击案”、光宗时候的“红九案”、贵宗时候的“移宫案”，以至汉学宋学之争、今文古文之争、孔庙配享之争、保教尊孔之争……没有一件不是认错目标浪费口舌的小题大做，没有一件不是暴殇文字的丧心病狂。 在这些无聊的纠缠以外，中国知识分子把多余的精神用来逃避现实，他们美其名曰研究学术，其实只是另一种玩物丧志。十六八世纪的大思想家李恭，早就为这种现象做了归纳和预言： （知识分子）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投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李世，朝届无一可倚之人，（知识分子）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 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思想上的失败，导致了他们品格上的失败，他们一方面诸善莫做，一方面扶同为恶而不自知。于是，“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的时候，再做什么，都太晚了！ 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特立独行”。缺乏特立独行，自然就生出知识分子的两大方面的失败。结果变得甲跟己没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没有什么两样，大家说一样的话、写一样的狗屁、拍一样的马屁。甲乙丙丁之间，至多只在面目上有点小异，在全没个性与特性上，却根本大同。表面上看，司马光型和欧阳修型不同，其实从基本模式上看，两个小老头完全～样。他们争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解释权，看谁解释得好，使孔夫于和当今圣上高兴。打开《司马文正集》和做阳文忠集》，一对照，就看出他们竟那么像，像得你可以叫司马“修”，叫欧阳“光”，他们都是在传统板眼里一板一眼的顺民，他们两眼必恭必敬地向上看，一点也不敢荒腔走板。中国传统最不允许荒腔走板。中国社会虽然没效率，但对收拾板眼不合的天才与志士，却奇效如神，很会封杀。这种封杀，先天就致特立独行的人于死命。这种人，绝大多数都要早天；侥幸不早夭的，最后也难逃浩劫。伟大的明朝先知李卓吾（赘），七十六岁还要死在牢里，就是最杀气腾腾的例证棗他们走的路，都是到烈士之路。 所以，理论上，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很难存在，存在也很难长大，长大也很难茁壮，茁壮也很难持久，持久也很难善终。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这些人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隐居。中国第一部正史（史记）作者司马迁，这个特立独行的人，在牢里有一段悲惨生涯棗被割掉生殖器；中国第二部正史（汉书徘者班固，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曾两次入狱，第一次靠他弟弟班超的面子脱罪，第二次以涉嫌叛乱死在牢里；中国第三部正史（后汉书徘业范晔，这个特立独行的人，也以叛乱罪下狱，同他一个弟弟四个儿子，一起横尸法场。范晔看出来特立独行的下场，在他的书里，他特别为特立独行的人，列了专传，就是（后汉书）里的“独行传”和“逸民传”。这种传记，变成传统，到《晋书）中变成“隐逸传”，《齐书》中变成“高途传”，（梁书）中变成“处士传”，《魏书）中变成“逸士传”，《南史》以后都叫“隐逸传”。但这种形式的特立独行者，他们只是山林人物、只是不合作主义者，至多只能在品格上特立独行，在思想上还大有问题。换句话说，他们可惜都很笨。他们可能是特立独行的愚者、特立独行的贤者、特立独行的行者、特立独行的勇者、特立独行的作怪者，但很少是特立独行的智者。这些人在中国传统里比例极少，可说只有千万分之一。中国正史里为他们立专传，并不表示他们人多势众，只表示对他们致敬。当然，他们是消极的，消极的高蹈、消极的洁身自好、消极的不能做示众的烈士，只能做示范的隐士。但是，在乱世里，他们能自苦如此，能视富贵如浮云，能坚持信仰、坚持不同流合污，也就天大的不容易了！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有了剧变，群体的趋向愈来愈明显，效率也愈来愈“科学”，古代人至多“天网恢恢”，现代人却会“法网恢恢”。古代人要表现特立独行，归去来兮以后，回家有将芜之田园，有欢迎之童仆，有寄傲之南窗，有盈搏之酒；现代人呢？什么都没有，只有管区警察。 但现代入中有一个例外，有一个“今之古人”，就那是李敖。很多伪善的读者吃不消李敖喜欢捧李敖，所以李敖谦虚一次，用一次海外学人捧场的话，来描写这个例外。（大学杂志）登过这么一段棗 至于攻击传统文化的智识之士当中，倒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足迹从未到过“西洋”，对于中国文史典章之通晓远在他们那；戈.久“西学”之上。主张“打倒孔家店”的四川吴虞便是一个典型。台北的李敖，主张“全盘西化”，那么坚决、那么彻底，然而他也从未出过洋，他对西方任何一国的语文未必娴熟流利，而他的中文已经卓然成家。更基本的，他那种指责当道（包括学术界的当道），横睨一世的精神，完全不是“西方式”的，完全出自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近代愤激的中国智识之士以及若干受他们影响的外国学者，爱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与思想箝制，命忽视了中国传统书生另有一种孤傲决绝的精神，在《时与潮》发表的那篇李敌之文，便表现了这股精神。 这是很教人赶快鼓掌的话。鼓掌以后，再看一遍，再鼓一次掌。 海外学人捧我有“一种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他说对了。我是喜欢搬弄传统的。从十四年前出版《传统下的独白》开始，到十四年后出版这本《独白下的传统》，就证明我对传统有传统。为什么要这么传统呢？因为要了解中国，就不能不弄清传统。 美国人向法国人开玩笑，说你们法国人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就数不下去了，为什么？法国人私生子太多，一溯源，就找不到老爸爸了；法国人也向美国人回敬，说你们美国人也老是自豪，可是一数到你们爸爸的爸爸，也数不下去了，为什么？美国人历史太短，一溯源，也找不到老爸爸了。这个笑话，说明了解历史太短的国家，就不必受传统的罪，直接了解，就可一览无余。了解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固然要了解英国；但了解英国，只要精通北欧海盗史，就可以完工，绝不像了解中国这么麻烦。精神分析学家看病的时候，必须使病人回忆过去；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家面对中国这个庞然大物，也必须如此。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万年、干年、百年、几十年和十几年大量传统的民族，春比南山。南山本是传统细壤所积，不了解钙层土（pedocals）和淋余土（pedalfers）的人，不了解土壤；不了解中国“钙层传统”和“淋余传统”的人，又怎么了解中国？ 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口号”；非中国人不了解中国，非中国人了解的中国只是“中国杂碎”。他们都没工夫了解中国，也没有了解中国的功夫。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有着“高贵的中国‘书生传统”’的人，以“种豆南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情，写下这本中国入门书，它的意义棗不论是说出来的还是没说出来的棗自然就非比寻常。 这是真正的“中国功夫”，这是李敖的“中国功夫”。 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不喜欢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溺儒冠”棗一把将知识分子的帽子抓下来，当众朝帽子里撒尿；明朝的孤臣孽子郑成功，不要做知识分子，他的方法是“焚儒巾”棗跑到孔庙向孔夫子说：“各行其是！”当众把书生装烧了。这一溺一焚之间，真有学问。《旧唐书）里有“救焚拯溺”的话，借用来写中国知识分子的惶恐心情，倒也好玩。中国知识分子最缺乏“溺儒冠”、“焚儒巾”的气魄，读书不化、头脑不清，到处叫爸爸。这本（独白下的传统），是一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奇书，它像溺儒冠焚儒巾一样的唾儒面。有了这样的奇书，中国受苦受难的人才气象万千、才光芒万丈。 这不是写给睑上有口水的人看的书。它的写法，打破了所有的格局与成例。我希望，所有受苦受难的人能看得懂又不看得困；我希望，他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也通过这本书，来了解自己。不论是贩夫走卒、不论是孤儿神女、不论是白日苦工或黑狱亡魂，他们都是受苦受难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的生命，他们是真的中国。 一九七九年经年累月足不出户之日在台湾写 直笔——乱臣贼子惧 孔夫子活的时候，天下大乱了，其实天下永远是大乱的。 孔夫子听说，有的做儿子的，居然杀了父亲！ 孔夫子又听说，有的做臣子的，居然杀了皇上！ 孔夫子气了！ 孔夫子瞪了眼睛，吹了胡子。 孔夫子拿起了一支钢笔，噢，不对，那时候没有钢笔；拿起了一支毛笔，懊，也不对，那时候也没有毛笔；孔夫子拿起了的是棗一把刀！ 呀！孔夫子怎么会拿刀？孔夫子斯斯文文的圣人，拿刀干什么？杀他父亲吗？不是！杀他皇上吗？当然也不是！杀那杀父弑君的凶手吗？好像有点是了。其实孔夫子不是拿刀主杀任何人，孔夫子太老了，孔夫子 杀不死任何人；孔夫子是儒者，孔夫子不会杀人。 但是有人不是说吗？孔夫子当鲁国的司寇（司法行政部长兼警备司令），大权在握，第三天就杀了他的政敌“少正卯”，孔夫子不是杀人吗？ 但有人说这事是假的。即使是真的，孔夫子也不必亲自操刀，因为有刽子手老爷和刽子手老爷的鬼头刀。 那么，孔夫子拿刀干什么？ 孔夫子拿刀并不是要杀人，而是吓唬人。 孔夫子拿起刀来，朝一块竹片刻去，刻了一片又一片，刻了许多字。最后，刻满了一大堆的竹片。这些竹片，就是孔子时代的书。 孔子时代没有笔和纸，只有刀子和竹片，刀子刻在新砍下来的青竹片上，一刻上去，竹片直冒水，像是流“汗”一样，所以叫做“汗青”。 所以，古人一提到“汗青”，就象征着书籍，也象征着历史。古人的诗说：“留取丹心照汗青”、“独留青史见遗文”，就是这个缘故。 孔夫子“汗青”九个月，完成了一部“青史”。 这部“青史”，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历史书，它的名字叫《春秋》。 《春秋》一共有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个字，每八个字，刻在一块竹片上，你说刻了多少片？ 孔夫子写《春秋》的目的，并不是要杀乱臣贼予，而是要乱臣贼子害怕。什么是乱臣贼子？凡是不守臣子的本分的，都是乱臣贼子。 什么是臣子的本分？巨子的本分是要乖乖的听话，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小心翼翼的做事，不要做一点分外的事。不该你做的事，你不该管闲事。管闲事就是“越阻代瘤”。 孔夫子写情秋》，目的就是要大家个个都在自己岗位上做事，该做什么的，就做什么，不要不守本分！ 可是，怪事就出在这儿，写这本《春秋》劝人守本分的人，自己就不守本分！ 因为孔夫子的本分，不是“写历史的官”棗史官，他没有资格写历史，《春秋》不该是他写的，就好像耗子虽讨厌，狗却不可抓耗子。可是，孔夫子老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他还是写了。 他不但写，还不许别人参加意见，他的学生“子夏”站在旁边，两眼瞪着，一个屁也不敢放，只能帮忙搬竹片、磨刀。 孔夫子太伟大了，伟大得使学生“不能赞一辞”！ 孔夫子把《春秋》写好了，双手一拍，向学生说：他知道他不该写这部书，可是希望大家原谅他。看了这部书，了解他的人，可以根据这部书了解他；骂他的人，根据这部书，也有足够的理由骂他。他自问凭良心写，管不了那么多、管不了那么多、管不了那么多。 但是，糟糕的是，孔夫子自己却没完全凭良心棗孔夫子在《春秋》里，竟做了好多好多的手脚。孔夫子是春秋时代鲁国人，在《春秋》所记的两百四十年中，鲁国的皇帝，四个在国内被杀，一个被赶跑，一个在国外被杀，这样六件重大的事，孔夫子竟在《春秋》里，一个字也不提。这哪里是写真相呢？这不是有意说谎吗？ 正因为孔夫子在有意说谎，所以，他的学生们也就跟着造 谣，竟说：“鲁之君臣，未尝相弑！”意思是说：“我们鲁国呀，没有家丑。皇帝和臣子之间，没有凶杀案！” 像这一类有意说谎的例子，还多着呢！ 如狄国灭了卫国，孔夫子为了替齐桓公遮盖，竟把这样一件大事一笔带过，写也不写。又如晋国诸侯竟传见周朝的皇帝，这是很不成体统的事，孔夫子为替晋文公遮盖，他意改变一种写法，与事实的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孔夫子为什么要做这些有意说谎的行为呢？研究他的原因，乃是由于孔夫子主张棗 为尊者讳 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 换成白话，是棗 为所尊敬的人瞒瞒瞒 为亲人瞒瞒瞒 为贤者瞒瞒瞒 孔夫子写书的目的，本是要把那些他看不惯的人的行为，记入青史的；但是人总是有缺点的，连孔夫子所尊敬的人和他的亲人、贤者也不例外，竟也有使人看不惯的行为出现，如果孔夫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这些看不惯的行为，一古脑儿写进去了，那么人家一看到，对“所尊敬的人”、对“亲人”和“贤者”的敬意，也就大打了折扣。所以，孔夫子呀，宁愿说谎。这种在历史上说谎，有一个专名词，叫做“曲笔”。“曲笔”就是该直着说的话，要把它歪曲了来说。相反的，有什么，就说什么；该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做法，也有一个专名词，叫做“直笔”，就是正直的笔。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 孔夫子主张写“直笔”的意思，并不是他发明的，在孔夫子以前，中国早就有了这种传统。中国字历史的“史”字，最早的写法是上面是“中”字，下面是“又”字，就是“手”字。用“手”把持住“中”字，是什么意思，你就不难明白。 这个“史”字，一开始的意思不是指“历史书”，而是指“史官”。“史官”在上古时候，是地位很重要的一种官，他掌管天人之间的许许多多的事，像天时、历法、预言等等，做史官的，都脱不了分。后来史官的权力渐渐缩小，缩小到只记录国家大事。史官的名目很多，像“大史”、“小史”、“内史”、“讲史”。“左史”、“右史”，记录的范围从日月星辰变化，直到内政外交，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史官的刀尖。（不是笔头）。现在举一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史官的刀尖”的 例子：周朝成王小时候，曾跟他的弟弟叔虞一块玩，成王用树叶刻了一块“硅’（“硅”是刻图章用的一种玉，皇帝给别人官做，要给印，就是“硅”），然后随手把这片树叶送给他弟弟，说：“拿这个封你！”这时候史官在旁边，一听就记下来了。后来史官请成王真正去封他弟弟，成王奇怪了，问为什么？史官说某月某日，你拿树叶刻图章给你弟弟，不是说要封他吗？成王说，我是开玩笑的！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这样一来，成王只好封他弟弟了。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千年前，成王的弟弟被封后，成立了一个新国家，就是晋国。 现在流行的口号是“司法独立”，“教育独立”，古代若有流行的口号，该是“历史独立”。在古代的史官，他们的地位可说是相当独立的；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最有名的例子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说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公元前六百零七年，晋国的灵公，被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了。晋国的史官叫董狐，他竟在史书上写道： 赵盾弑其君。 赵盾跑过来，质问董狐说：“董先生，你写错了吧？明明是我弟弟赵穿杀了皇帝，你怎么写我呢？”董狐说：“你是朝廷大员，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躲在外面，可是没出国门；你回来了，又不追究凶手。你还脱得了干系吗？杀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谁呢？”于是赵盾心虚了，只好让董狐这样写，没法子。（当时赵盾真可以杀董狐一刀或一百刀，开始他太“笨”，没想起来干涉历史，所以就背着恶名，一背两千五百多年！）董狐的例子，就是上面所说的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 孔夫子就称赞过董狐，说他“书法不隐”，就是直笔写历史，不隐瞒什么。只可借孔夫子自己，却是个“书法每隐”的家伙！董狐这件事情过后五十九年，齐国又发生了皇帝被杀书件。凶手是大臣崔抒。于是史官又来了，史官叫太史，他写道： 崔纾弑庄公。 崔纾可没有赵盾那种好脾气，他光火了，立刻把史官杀掉！可是，事情却没完。史官的弟弟来了，还是这样写： 崔纾弑庄公。 崔纾又气了，又杀了一个。 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 崔纾弑庄公。 崔纾更气了，又杀了史官的弟弟的弟弟。 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 崔纾弑庄公。 于是，崔纾不气了，泄气了，他只好认输，不杀了，让史官随便写吧！（史官到底兄弟多，所以他们赢了！这样看来，兄弟少的，最好别干这一行。）如果崔纾不泄气，硬是要把史官的兄弟都杀光，那可怎么办？别忙，史官还是有办法，齐太史只是“北史氏”，当时还有“南史氏”。南史氏听说崔纾杀史官，立刻跑去，也要歪着脖子，接着写直笔。后来看到齐太史家的老四成功了，南史氏才打道回府。 由此可见，史官的“人海战术”也满可怕，它教你来个杀不杀由你、写不写由我，看你拿武土刀的，把我这拿刻竹刀的怎么办！ 又由此可见，史官不但是独立的，并且还是家族企业的，父亲传儿子的。历史上为直笔而使脑袋搬家的，并不少见。前赵昭武皇帝（匈奴人）时候，公师或就因写国史被杀；北魏道武皇帝（鲜卑人）时候，崔浩也因为写国史被杀。但尽管有这一类干涉历史的例子，究竟木能算是“正宗”。在正宗上，皇帝还是要尊重史官的。公元六世纪的一个皇帝，就向一个著名的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又一个皇帝，也向魏收说：“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做魏太武（北魏道武皇帝）诛史官。”这些都是皇帝尊重史官的说话。 本来，在制度上，史官的独立，使皇帝都不能看他写的历史（历史是要留给后人看的）。凡是尊重制度的皇帝，没有不守这道行规的。甚至汉朝最凶狠的皇帝汉武帝，也不着史官司马迁写的《史记》，所以《史记》中才能批评他。到了后汉时候，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指《史记》流于后世”。其实王允不知道：光就这一点，说明了汉武帝的尊重史官、遵守制度。这种制度，到唐朝以后，开始动摇。唐朝的一些皇帝，总忍不住要看史官写些什么。（看看骂老子没有？）这么一来，慢慢的，史官就不敢直笔了。 在史官的历史发生问题以后，在民间，有一些“野史”出来，表现直笔。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革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纪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的、千方百计的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部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没完。坏蛋们真没法子。 避讳——非常不敢说 五代时候，有一个号称“长乐老”的大臣，叫做冯道，他又字“可道”。这个人在遇到危难的时候，别人着急，他却自自在在。他很俭朴，一点也没有大官的架子，他跟仆人们一起吃饭，吃同样的东西。有的凶狠的将军们，抢来漂亮女人，送给他，他表面上收下，骨子里却把漂亮女人送还她自己的家里去。在五代的纷乱局面里，他跟过四个姓的朝代，在十个皇帝手下做过大臣。他的人生观是“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他永远是乐观而机智的。当契丹灭了后晋这个朝代，冯道也跟着跑到契丹的朝廷里，契丹的皇帝驾冯道说：“你跑来干嘛？”冯道说：“我们没有城，也没有兵，打不过你们，怎么敢不来？”契丹的皇帝是野蛮人，要把中国人一城一城的杀光，可是自从冯道投降后，契丹的皇帝便放弃了这种野蛮的手法，因为他接受了冯道的巧妙劝说，冯道的智慧太高7，外国头脑简单的皇帝，不得不听他的。 冯道虽然使中国老百姓免于被屠杀，可是历史上，他却背上“汉奸”的罪名。历史家说他不应该伺候那么多朝代、那么多皇帝，可是冯道说：“管你什么人做皇帝呀！只要对老百姓有好处，少杀一点老百姓，我都干！”冯道活了很久，活到七十三岁，跟孔夫子同年。 冯道是个快乐的聪明人，有一些关于他的笑话。据说有一天，他的学生读《老子）这部书，一开头是： 道可道，非常道。 因为“道”是冯道的名，“可道”是冯道的字，他的学生不敢直接叫老师的名字，所以碰到“道”和“可道”，就念成“不敢说”，而把这两句老子，念成了： “不敢说”“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这是一个历史上的笑话，可是却有许多深远的意思。为什么做学生的，竟不敢叫老师的名字呢？老师不是明明叫那个名字吗？叫那个名字而又不敢说，到底是怎么回于事呢？ 要知道这是怎么回子事，得先飞象过河，知道另外一门大学问，这门学问叫做“避讳学”。 “讳”是什么？讳就是“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呢？有的因为顾忌的缘故，有的因为隐匿的缘故，把一个名字或一件事实，知道了却不说，反倒说成别的，这就叫做“讳”。 为什么一个名字、一件事实，知道了要不说呢？照中国传统的高见，是因为说了就是不吉祥或不恭敬或大逆不道，所以才“不敢说”。“不敢说”的意思，用文言文的说法，是“讳言”。是“讳莫如深”，这一类的说法，还有很多。 对一件事实的“讳”，大部分是指隐匿一种真相。比如说，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事实，可是古人却忌讳提到它，认为不吉祥。所以古人说一个长辈快死了，用的表达法是“倘有不讳”。“倘有不讳”的意思翻成白话是：“假若有隐瞒不住的时候”，就是“倘若死的时候”。除了认为不吉祥的意思外，还有一种是指对某种事实的隐瞒。汉朝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在他的（上林赋）里就有“鄙人固陋，不知忌讳”的话，这里的讳，就是指对事实的隐瞒。《后汉书》刘陶的传里，有“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的纪录，就是说；他敢在大家都隐瞒不说的朝廷里说真话。照古代思想家兼政治家晏子的认定，一个国家大家敢说真话，“民无讳言”，才是政治清明的表示。反过来说，若人人都“讳莫如深”，就是政治黑暗的证明。对～个人名字的避讳，在中国有好长久好长久的历史。这种讳的风俗，起于周朝，盛行于唐朝宋朝。名字上避讳的方法，共有四种花样： 一、改字棗用另外一个意义相近或声音相近的字，来代替他想避讳的字。 二、空字棗把要避讳的字空一格。 三、缺笔棗把要避讳的字少写一笔，认为少写～笔就恭敬了。 四、用xx来代替；或用某某代替；或用“讳”字代替。避讳的例子，在历史上可多着啦！ 汉朝第一个皇帝，是流氓出身的汉高祖，他的名字叫“刘邦”。为了避“邦”字的讳，很多书都把“邦”字改成“国”字。例如，把（论语）中“何必去父母之邦”改成“何必去父母之国”，把孔夫子的话都改了。汉朝又有一个皇帝，叫汉明帝，名字叫“刘庄”。为了避他的讳，一个有名的人叫做“庄光”的，硬给改名叫“严光”了。任光是明帝父亲光武帝的好朋友，光武做了皇帝，可是庄光却不拍他马屁，仍旧在乡下钓他的鱼。光武帝特别把他拉到皇宫里去，要他住在一起，他也不肯。光武帝因此怪他“咄咄逼人”棗因为每个人都要买皇帝的帐的，可是庄光却不买，弄得皇帝心里有被欺负的感觉。庄光万万没想到，他的名字，竟限后来的皇帝“冲突”起来，并且不得他的同意，把姓都给改了，他要是知道，真会很生气。好在“庄严”、“庄严”，“庄”字和“严”字也差不了好多，严光就严光吧！汉朝的皇帝不但要避讳，皇后也要避讳。例如汉高祖的太太目后，是一个最残忍的女人，她的名字叫“吕雉”。“雉”是一种叫“野鸡”的动物。因为皇后用了这个“雉”字，就不许“野鸡”再用了，从此以后，“野鸡”就叫“野鸡”，再也不叫“雉”了。 唐朝时候，为避第二个皇帝叫“李世民”的讳，许多当时的人的名字，都给硬改了：如“王世充”，硬改为“王充”；如“李世责”，硬改为“李责”。你说被改名的人倒霉不倒霉？他们的名字，好好的拦腰被抽去了一块，真好像亚当被抽去肋骨一般。唐朝的花样还多着呢！唐朝还有一种避讳的花样是：如果你要做官，而这官的名称，有一个字跟你老子或老子的老子一样，你就没希望了，你就不能干了。例如说：你爷爷的名字里若有一个“安”字，那么陕西长安县的县长，你就不能做了； 又如你爸爸的名字里若有一个“军”字，那么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做将军。如果你实在想做官，同时心里想：你们怎么知道我爸爸、我爷爷叫什么名字，干脆不告诉你们，我先把县长将军做了再说。如果你这样，可以，可是千万不能让别人查出来。若有一天被查出来，那你不但要从县长或将军宝座上被赶下来，还要捉到法院，判一年徒刑，教你知道厉害！唐朝又有一个人叫贾曾，他被派当了“中书舍人”一种官，他的父亲正好叫“贾忠”，他怕“忠”字踉“中”字一样，犯了忌讳，若徒刑一年，怎吃得消？所以他请求不做这个官算了。后来，经专家审定的结果，认为“忠”、“中”可不算是一个字，这个官可以做，于是贾曾才放心了。 唐朝又有一个人，是短命的诗人李贺，他的爸爸叫“李晋肃”。当时就有老夫子们指出，李贺这个小子，一辈子都不可考“进土”，因为“晋”、“进”同一个声音，李贺该避他父亲的讳！有一个古人叫田登，他做一个州官。他大概是一个老夫子，看到皇帝们的讳来讳去，怪过瘾的，因此他也想找个对象讳地一讳。正好正月十五号灯节到了，灯节时候习惯，是准点灯三天。可是田登认为“灯”字触犯了他的名字“登”，于是贴布告，只说“放火三日”而不说“点灯三日”。后来老百姓讽刺他，造7一句话，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清朝初年，一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将军吴三桂，他在中国西南称王，为了避讳，特地把西南的“桂林”，改为“建林”。又因为他那被李自成杀掉的父亲叫“吴襄”，所以也得找个地方来做避讳的对象。找来找去，找到个湖北的襄阳，于是就飞缀直奔襄阳，改名叫汉南府。 清朝因为是满洲人统治中国，满洲人在中国历史上，是所谓“夷”、“狄”、“胡虏”，这些称呼，都有轻视的意思的。到了满洲人做皇帝，这种轻视，自然不能再来了，所以古书的字，都一一改了。像“夷”字改成了“彝”字，“狄”字改成了“敌”字，“虏”字改成了“卤”字，都是避讳的例子。 此外，还有一些避讳的例子，也很有趣：、孔夫子是中国人最尊敬的大偶像，所以关于他的避讳，也就更精采。孔夫子的名字叫“孔丘”，宋朝时候，政府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不准念成“丘”字，该念成“某”字，才算尊敬，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所以你看书的时候，要带一支红笔，才不违法）。又在清朝的时候，由政府会议决定：凡是天下姓“丘”的，从此以后，都要加个耳字旁，改姓“邱”字，并且不许发音为“邱”，要读成“七”字。于是，天下姓“丘”的，从此改姓“邱”了。到了今天，有姓“丘”的，又有姓“邱”的，原因就是有的改了，有的又改回原来的“丘”字了。 还有些避讳的原因，是因为家族的缘故。例如中国最有名的史学家，《史记》一书的作者司马迁，他因为他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在他写的《史记》里，把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都不得同意，一律改了个名儿。例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后来《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跟他学，因为范晔的父亲叫“范泰”，所以在（后汉书》里，叫“郭泰”的，竟人不知鬼不觉的变为“郭太”了；叫“郑秦”的，也变为“郑太”了。 又如唐朝的诗人杜甫，父亲的名字叫“杜闲”，为了避“闲”字的讳，杜甫写了一辈子的诗，却没在诗中用过“闲”字。 又如“宋朝”的老苏家讳“序”字，所以苏洵不写“序”字。碰到写“序”的地方，改成“引”字；苏转也跟着不用“序”字，他以“叙”字来代替。今天一本书中，在序的地方有人用“序”字，有人用“小引”、“引言”或“叙”字，就是由于被老苏家的家讳暗摆一道的缘故。 避讳有的也不全是为了尊敬，有的因为厌恶或怀恨，这是例外的讳，也构成了避一避的理由。例如唐朝的肃宗最恨叛变的将军安禄山，所以，凡是郡县中有“安”字的，他都给改了，比如“安定”改变“保定”；“安化”改为“顺化”；“安静”改为“保静”，都是由于同一个理由。 明朝的世宗最恨“夷狄”，竟恨到不愿意看“夷狄”这两个字的程度，你说恨得多厉害！所以凡是写到“夷狄”这两个字的时候，都要写得特别小，愈小愈好，因为写得小了，皇帝才高兴。 清朝时候一个人叫“王国钧”，考试成绩很好，正要被派个官儿做，可是被西太后见到了他的名字，不见到不要紧，一见到太后就气起来，太后说：“王国钧”三个字的音，正好是“亡国君”，是指亡国的皇帝，这种人，这种名字，还能要他做官吗？于是，可怜的“王国钧”，由于他爸爸没把他的名字起好，竟闹得断送了前程。 这些都是因为厌恶或怀恨的缘故，造成的心理忌讳。 避讳这套想起来实在没有什么道理的习惯，在世界上，可说是中国独有的坏习惯，自找麻烦的坏习惯。我们再反看外国，外国正好和中国相反，洋鬼子们觉得，尊敬一个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 洋鬼子尊敬华盛顿，特别把美国国都叫做“华盛顿”，大家你叫我叫老头子叫小孩子叫，丝毫没有觉得该“避”什么“讳”，同时觉得，这是对华盛顿最大的恭敬和纪念。 洋鬼子尊敬一个人，常常把自己儿子的名字，起名跟他所尊敬的人一样，在中国人看起来，这简直大逆不道！例如你姓张，你尊敬孔夫子、孔丘，而把自己的儿子叫“张丘”，你这样做，若在中国古代，不挨揍才怪；不但挨揍，并且还要坐牢呢！那时候的“张丘”，不但不能叫“张丘”，恐怕得叫“张囚”了，不，不对，也不能叫“张囚”，因为“囚”与“丘”同一个声音，要避讳！ 中国在走入二十世纪以后，慢慢的，也学会了用一个尊敬的人的名字了，也慢慢知道这并不是不可以的事了。“中山县”、“立煌县”、“罗斯福路”、“麦克阿瑟公路”等等，都是这种转变的证明。时代毕竟是进步的，中国也不知不觉的在进步。在进步过程中，一切落伍的；日习惯，都必须被抛弃。在没有忌讳的新时代里，一切；日的忌讳，都将是历史的陈迹。让我们了解它，可是不要再复兴它。 谏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中国古代的政府是专制政府，专制政府的代表人是皇帝。 皇帝是被尊为“天子”的人，“天子”是上天的、老天爷的儿子，来头极大，大家都怕他。 皇帝的权力很大，大到有时候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有多大。因为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所以，他常常要试试看，看自己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所以，他要做很多事，要对付很多人，甚至要代表老百姓，跟“鬼神”和“自然”打交道。关于最后一项，皇帝的权力就显得很小很小，因为“鬼神”和“自然”并不买他的帐。比如说，天不下雨了，皇帝的表现就是向“鬼神”和“自然”求雨，求呀求的，碰到他运气好，雨来了，于是老百姓就说皇帝很行；若碰到运气不好，任凭你怎么求，雨还是不来，皇帝也无所谓，他还是照样做他的皇帝——绝不让你做。 所以，在历史上，很多人做了皇帝，很多人想做皇帝。因为做皇帝太过痛了，做皇帝权力很大。 皇帝由于权力很大，当他做一件对的事的时候，他会把一件事做得很好很好；当他做一件错的事的时候，他会把一件事做得很坏很坏。一般傻头傻脑的小百姓都以为：皇帝的身分，既是上天的儿子，一定有一种“天纵之圣”，有一种天才与聪明，可以把一切事都做得很对。对这种情形，不但傻头傻脑的小百姓以为如此，就是一些皇帝自己，也以为如此。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是天才的化身，他们不会做错市。于是，做呀做的，结果许多错节竟做出来了！于是，为了使皇帝少做一点错事，一种制度便慢慢冒出来了，这种制度，叫做“谏官’制度。－“谏”，是一种劝告，“谏官”，是一种专门管劝告皇帝的官。这种官劝告皇帝不要做错事，劝告皇帝在做一件节前多想想，再想想。他们整天跟在皇帝身边，到处找皇帝的错。找到错以后，便提醒皇帝。 这种谏宫，有许多种。有的叫“拾遗”，意思是把皇帝“遗”忘的东西“拾”起来，免得因遗忘而做错了事。 唐朝有一个大诗人，叫杜甫，他就做过这种“拾遗”的小官。 “拾遗”真是小官。为什么要把拾遗设计成小官呢？因为拾遗要给青年人做，青年人有火气，比较不老油条，看不惯的，就要说出来。一说出来，“谏官”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谏官一类的职务，本来就是有话就要说的官，本来就是张开嘴巴哇哇说话的官。为了使谏官肯说话、敢说话，不怕一切后果和损失，所以给他们的职位，便愈小愈好，一个人做了小官，便不在乎得失，大不了不干，不干就不干，一点也不会有恋栈惋惜的心情。官愈小，便愈敢说话，所以谏官都是小官。 除了“拾遗”以外，还有一种小官叫“补阙”，表示要替皇帝弥补过失；还有一种小官叫“司谏”，表示专门管谏净的事；还有一种小官叫“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总之，这～类的小官们，名目很多。不管什么名目，他们的使命，统统都是向皇帝进忠告；他们的做法，统统都是挑皇帝的错。 当然，古代傻瓜们挑皇帝的错，并不止于“谏官”、“拾遗”。“补网”、“司谏”、“正言”这一类小官，一般大臣们，他们也可以劝皇帝。劝得成功，大家都高兴；劝得不成功，他一个人倒霉。 就人之常情而论，没有人喜欢在他做一件事的时候，旁边插了个多嘴的人来捣蛋，何况这个多嘴的人还是要你给他薪水的。做皇帝的也不例外。做皇帝的有大权力，他本可以把向他多嘴的人杀掉或赶跑，或者按在地上打屁股，但他要忍耐着不这样做，这种忍耐，的确需要一点功夫。 古代皇帝中愈有忍耐功夫的，愈会被人称赞，他们接受臣子们劝告，或者虽不接受，但有耐心听听，就会被称为是好皇帝。他们这种作风，就被称为“纳谏”，翻成白话，是接“纳”“谏”言；如果皇帝不接受臣子们的劝告，也有～个名词，叫做“拒谏”，翻成白话，是“拒”绝“谏”言。谏言拒绝多了，或者因为谏言而发脾气、赶人、打人、杀人，这种皇帝，历史上就叫做“昏君”，是坏皇帝。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拒谏”传说，是殷朝的比干的故事，比干因为劝皇帝，皇帝气起来了，下命令挖掉他的心，当时的皇帝叫商纣，所以以后一提到“拒谏”的坏皇帝，大家就说商纣考第一（有一次，汉朝的高祖被大臣周昌骂做商纣，可是他没生气，他没生气，就表示他不是商纣）。中国最有名的“纳谏”例子，是皇帝唐太宗和谏官魏征。魏征在唐太宗生气的时候，也不怕，也要劝他，在这种“紧要关头”（紧要关头是指有的皇帝就要因忍耐不住而赶人、打人、杀人的关头），唐太宗却常常把气按住，不生了。唐太宗和魏征之间，常常有一些有味儿的故事： 有一次，唐太宗要到南山去，都准备好了，刚要出发，魏征来了，唐太宗立刻装做没事的样子，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反对他去南山的。但是魏征很直爽，他问：“听说皇上要去南山，怎么没走呢？”唐太宗说：“本来是要走的，因为怕你生气，所以决定不走了。” 又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玩一只鸟，正好魏征进来了，唐太宗怕给魏征看到他在玩，不好意思，赶忙把鸟藏在胸前的衣服里。魏征说了一大堆话才走，唐太宗赶紧把衣服解开，可是鸟已经闷死了。 关于魏征的故事，后代的人都很向往。有一天，元朝的英宗踉大臣拜住说：“我们这个时代，可还有像唐朝魏征那样敢说话的人吗？”拜住回答说：“什么样的皇帝，才有什么样的大臣。一个圆的盘子，水放进去，是圆的；一个方的杯子，水放进去，是方的。因为唐太宗有度量肯‘纳谏’，所以魏征才敢说真话、才肯说真话。”元英宗听了，报以为然。所以，还是皇帝重要，碰到一个坏皇帝，你乱多嘴，脖子不挨刀，那才怪！ 有一部古书，它是中国的（十三经）之一，叫机记），里面有一段话，是告诉做臣子该如何动皇帝的。（礼记）说： 对皇帝，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就逃掉算了；但是对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态度就要不同了。对父母，你要劝他；他不听，再劝他；再劝不听，第三次劝他。第三次劝他他还不听，你不能逃掉，你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到他听了你的话为止。 《礼记》这一段指示，其实许多古人都没听它。古人中有的劝皇帝，劝一次皇帝不听，就吓得不敢再劝了；有的劝三次不听，他还是要劝，甚至要哭哭啼啼起来。 宋朝光宗的时候，他忽然不想上朝了。可是大臣们去请他，请得没法，他只好出来，走到门口，忽然皇后把他拦住，说：“天好冷啊！我们喝酒去嘛！”皇帝一听，就又不朝前走了。这时候，有一个大臣叫传良的，立刻跑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拉住皇帝的衣服，不让他回去喝酒。皇后气起来了，大骂说：“你是不是要找死？”传良听了，立刻哭哭啼啼的说：“君臣如同父子，儿子劝父亲不听，一定要哭哭啼啼的跟着他！” 这个故事，说明了古代劝皇帝的人，并没有一定的中央标准局劝法，并不如机记晰要求的，劝三次不听，就逃掉。 有些古代的巨子们，他们劝皇帝，常常采取激烈的法子。有的拉皇帝衣服；有的拉皇帝的马；有的要表演自杀；有的拚命磕头，磕得满脸是血。有的皇帝对劝他的人很讨厌，为了怕人劝他做某件事，干脆在做某件事之前，先来个声明，声明的文字常常是—— 有谏即死，无赦！（翻成白话是“不要劝我呀！谁劝我我就宰谁，绝不饶他！”） 敢有谏者，斩！（翻成白话是：“谁敢劝我，我砍谁的脑袋！”） 做皇帝的，本以为这样“有言在先”，应该不再有人多嘴了，应该把那些长舌头的男士们吓唬住了，这样一来，应该少去不少麻烦了。可是呀，没用，还是没用，还是有一些敢死队前来冲锋，来把脖子朝皇帝的刀下塞。例如楚国的庄王，说了谁谏就杀谁的，可是苏纵还是要去劝他；又如晋国的灵公，也说了谁谏就杀谁的，可是孙息还是要去劝他。做皇帝的，简直气得没法。 有些大臣看到皇帝做错事，劝他不听，常常要用无赖的方法去阻止。汉朝光武帝本来要出去玩玩的，刚上车，大臣申屠刚劝他不要去，申屠刚的理由是：天下还没平定，你皇帝大人怎么好去玩？光武帝不听，下令开车，申屠刚见皇帝不听，立刻趴在地上，把头塞在车轮子里，意思是说：“你要不听我的，我就不要活了！你干脆用车把我压死算了！你压呀！你压呀！”这么一来，光武皇帝服了，只好不去玩了。 宋朝徽宗的时候，有一次大臣陈禾向皇帝说话，皇帝听得不耐烦，气得站起来了，陈未立刻跑过去，拉住皇帝的衣服，说；“请听我讲完。”皇帝不听，硬是要走，陈示非要他听，硬是拉住不放，结果裂帛一声，皇帝的衣服被撕破了，皇帝大骂：“你看，你把我衣服弄破了！”陈木说：“你为了不听我的话，不在乎衣服；我为了使你听我的话，也不在乎脑袋！” 像这类当作纪念品，当作一种鼓励和象征的事，宋徽宗是有根据的。汉朝成帝的时候，一个叫朱云的，本是陕西地方的一个小官，但他要求见皇帝。在大庭广众之间，皇帝接见了他。朱云说：“现在朝廷的大臣，都是站着职位吃白饭、不管事的，都不能帮皇帝的忙，我请求皇帝给我一把剑，杀个坏大臣，好给这些人一点警告。”皇帝一听，气起来了，说：“这个小官，居然在朝廷上侮辱大臣，杀掉他！”于是左右的人跑来抓朱云，朱云用手攀住宫殿的栏杆，死不肯放，别人用力一拉，结果连坚固的栏杆都给弄断了。朱云大叫说：“我这回可跟比干等忠臣一起到地下去云游了，只不知道你们可怎么办！”这时候，将军叫辛庆忌的，立刻跑到皇帝前面，磕起头来，他说：“这个小官太直爽了，如果他的话说得对，不该杀他；如果说得不对，我们应该包容他。我愿意以一条老命，来为朱云争取他的命！”话说完了，辛庆忌就梆梆梆梆磕起头来，磕个没完，磕得满头是血。于是，皇帝气消了，说算了。后来木匠要来换栏杆，皇帝说：“不要换了，补一补就好了！就让它那个样子，作为一种鼓励、一种象征。” 还有一种情形，表面上，皇帝准许巨子可以有话直说，原因却不是由于皇帝度量大，而是伯外国人知道了，不好看。明朝仁宗时候，大臣戈谦劝他不听，旁边有人拍皇帝马屁，知道皇帝讨厌戈谦，特进马屁要求把戈谦赶走，皇帝同意了。这时候，一名叫杨士奇的，立刻劝皇帝说：“现在外国人来朝见皇帝的很多，这件事著传到外国去，洋鬼子们就要说我们没有度量、没有自由了，这是不好的。”于是皇帝就算了。 另外一种情形，皇帝宽大是为了怕历史，怕历史家记他的不好。宋朝的太祖赵匡风，喜欢打鸟（那时候没有猎枪，用的是弹引。有一天，玩得高兴，左右报告说，有大臣为了急事来求见，皇帝叫人把这个大臣叫进来听报告，听了半天，只是普通的事情。宋太祖气了，他问：“为什么这种普通的事现在来报告？”那大臣答说：“我认为这种事并不普通，至少比打鸟还重要！”’皇帝更气了，立刻拿家伙打这大臣的嘴，结果门牙两颗，打掉在地下。那个大臣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弯下腰来，把门牙捡起，往口袋里一放。皇帝奇怪了，问他说：“你检门牙，是不是要到法院告我？”那大臣说：“我怎么敢告皇帝？这件事，自然会有历史家去写！”皇帝一听，笑起来了，下令送这大臣许多钱，表示抱歉。 历史上关于臣子劝皇帝的故事，很多很多。为劝皇帝而挨刀流血的，也很多很多。可是一些不要命的臣子们，还是要一个接一个，劝个没完。宋朝一位做过谏官的，叫做范仲淹，他曾有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他还做过一篇《灵乌赋》，高叫作为知识分子的人，要—— 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 表示一个人只有为“鸣”不计一切，才算是一个人。一个人要宁肯为“鸣”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国历史上，向皇帝谏净的人，理由并不见得正确，目标也不见得远大，但是他们的基本精神则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 看到坏的，我要说； 不让我说，不可以！ （附记）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分，小心翼翼地劝你。 传今——全国大跑马 古代皇帝常常向四方诸侯发命令，命令很多、很怪。 有时候，皇帝向四方堵侯要钱；有时候，叫四方诸侯挑选漂亮的女孩子；有时候，皇帝得了盲肠炎，躺在“龙床”上，哼呀哼的，叫四方诸侯从四面八方赶到京城来，来看他病，听他哼呀哼。 但是，四方诸侯有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皇帝叫他，他听不到，皇帝没有麦克风，有也不行，太远了。他照样可以耍赖皮、装聋、装孙子。 当然皇帝也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不但没有，皇帝甚至不能想像这些玩艺是怎么一回事。当时有些聪明人，整天把枕头垫得高高的，躺在床上想，想来想去，想他们的白日梦。 他们居然想出一种“千里眼”，可以看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他们又想出一种“顺风耳”，可以听到一千里外，他的丈母娘在骂他。 可是这些只是“想”、只是“梦”，压根儿没实现过。 我们的老祖宗很容易满足，他们只想想就算了，他们懒得花脑筋。他们不会用脑筋去发明望远镜或电视机，也不会发明麦克风和电话，他们只会用脑筋去“神游四海”，用脑筋去歌颂“精神文明”、歌颂“形而上”的“道”。 可是聪明人这样做可以，皇帝这样做却不可以。皇帝要统治全国，皇帝要发脾气，皇帝要教人知道他在发脾气，皇帝要得盲肠炎。 于是皇帝叫道：‘来人哪！你们各地的诸侯派代表来，站在我身边，替我传话给你们！” 于是，各地的诸侯都派了代表。 皇帝高兴了，他为代表们盖了官邪，整天朝他们下命令。 代表们一接到皇帝的命令，立刻忙得头昏眼花，大家赶忙把命令转出去，转给四方诸侯，这种来自京师官邪内含命令的报告，称做《邸报》。 这种《邸报》，就是四方诸侯专用的消息，很像是今天政府的“官报”。当时这种官报，读者非常有限，小百姓根本没得看，他们至多看看墙上的政府告示，或是听听传说和谣言，他们对政治没兴趣，他们的口号是——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这种人生观，翻成白话，就是—— 天亮就工作， 天黑就上床， 纳税又完粮， 皇帝管他娘！ 可是，小百姓可以不管皇帝，四方诸侯却不能不管，因为他们有了专用的“官报”看，不能再装聋了。所以，“官报”一到，四方诸侯的眉毛就皱起来，皱得像老太婆的脸，非用熨斗来熨平不可。 唯一的好处是，四方诸侯虽不能装聋，却可以偷懒。因为“官报”来得很慢，一般情形，“官报”每天只能走三百里。往往一条命令，十天半月才能到四方诸侯手里，那时候，皇帝可能气消了，盲肠炎也好了。 所以，四方诸侯可以“拖死狗”，事情一来，就先给它一拖，不肯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拖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所以，历史中国官场中的一个大特色，就是不讲办事效率，不育讲也不必讲办事效率，办事总是馒腾腾的，好像没睡醒一样。 但有的时候是例外——那就是大家抢官做的时候。大家都想做官，做大官，再升官。 可是官太少了，人太多了，你做了这个官，我就做不成了，所以我要揭你的蛋。 汉昭帝时，一天诸侯燕王忽然派人来，向皇帝上书告了大臣霍光一状，说他检阅羽林军准备造反。霍光吓得躲在家里，不敢见皇帝。皇帝那时候才十四岁，可是很聪明，他把霍光找来说：“你不要怕，我知道你是冤枉的，你检阅羽林军的事还不到八天，燕王怎么会知道呢？可证明有人从中搞鬼。”于是霍光便无罪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没有电报电话飞机火车，所以消息传得非常慢。 当时传送消息的工具是“驿”和“马”。“驿”就是今天的车站，站里养了很多“马”，一有消息，就骑马跑。跑了三十里有一个“驿”，于是连人带马都可以休息，或者换人换马再继续跑。这样跑，一天可跑十个驿（三百里）。不过遇到紧急和机密的公算，为了保密起见，往往把公事封在“邮差”背后，盖上大印，非到目的地，任何人不准碰，于是快马加鞭，限时专送，一天跑五百里。这时候，这个邮差就苦了，一驿一驿地跑过去，换马不换人，跑到后来，邮差支持不住了，于是驿站的人（邮政局长）干脆把他（邮差）绑在马背上，反正那条路马跑熟了，识途老马可以不由人操纵，而把昏倒的或死掉的邮差带到目的地。所以那时候，谁都怕做绿衣人，绝不像现在这样抢破头。 这些苦命的绿衣人，和今天的绿衣使者一样，不但送信，还可以送包裹。唐朝玄宗（明皇）的小心肝杨贵妃，住在京城（陕西长安）里，娇滴滴的，整天朝唐明皇要东西吃。可是她要的东西都在京城附近买不到，她喜欢吃荔枝，荔枝产在广东佛山，当时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福，只好动用大量的快马与骑士，接力赛跑式的，日夜不停传送新鲜荔枝。一看远处的快马来了，尘土飞起来了，杨贵妃就笑了，所以荔枝又叫“妃子笑”，这个典故，起源在唐朝诗人杜牧的两句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不错，没有人知道快马运来的是荔枝，但是没有人不知道人和马的血汗与辛酸。那时候的邮差，真他妈的太苦了！ 上面说到古代的车站叫做“驿”，这是指一般的情形说的。这一类的名目，还有一些别的。例如有一种叫做“亭”的，是秦朝、汉朝最流行的“车站”。每个“亭”都有个“亭长”，亭长除了是邮政局局长以外，还是旅馆老板、警察局长、调查站站长。亭长有时候会因执行职务而杀人，有时候会利用职务而谋财害命，有时候也做好事，帮助一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汉朝最有名的将军韩信，在年轻时候，就靠着南昌亭长吃过饭，后来亭长的老婆不给他饭吃了，他才跑掉。 汉朝的亭大概近三万个，和亭配合设立的，有一种叫做“邮”，“亭”是十里一个，“邮”是五里一个，当时习惯也连在一起，叫做“邮亭”。这“邮亭”两个字，直传到今天还在用，可是意思已经不同了。 “驿”在唐朝，有一千六百多个，有的驿很小，只有八匹马；有的驿就很大，有七十五匹马，多得可以开一家跑马厅。唐朝法律对驿的规定很多很多，多得很好玩，例如说： 一、从驿中骑马的，要凭“符券”才成，这等于现在的“先买票、后上车”。没票骑马的，处一年徒刑。 二、有“符券”了，还得在一定时间内骑马，过时不候。好像今天买票，“限当日有效”。 三、只用一匹马就行的，若多用了一匹，处一年徒刑。 四、多跑了路，跑了冤枉路的，多跑一里，多打一百下屁股。 五、该换马的时候不换马，打八十下屁股。这叫做“虐待动物”。 六、不该带的东西多带了，叫做“超载”，也是“虐待动物”，多带一斤，打六十下屁股。 七、犯上面各种错误，毛病都出在骑的是马；若骑的不是马而是驴，那么罪就轻一点，被处罚的时候，可打八折。 为什么要有这些严格的规定呢？这是由于古代的驿，本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原因而设的，有关国家大事，所以不能马马虎虎。谁要马虎，就打谁屁股，或者就把谁关起来。 宋朝时候，驿的情形有四种： 一、步递——用人走路来送消息。 二、马递——用马。 三、急脚递——用快马。 四、金字牌急脚递——用快马加木牌。 最后两种，要加以说明。所谓“急脚递”，是用快马来跑，每天可以跑四百里，本来已经很快了。可是，为了行政上和军事上的原因，有时候，还嫌“急脚递”不够快，因为“急脚递”常常在路上碰到一些挡路的，由于“交通拥挤”，难免耽误时间。这时候，就有人发明一种花样：用一块木牌，上面漆上金字，放在马背上，由于反光的缘故，老远便可以看到金光闪闪，这时候，路上的其他人员车辆就得赶快让开，因为人人都知道“金字牌急脚递”来了，还是赶快让开为妙。 现代的警察车、救火车、救护车，走在路上当当乱响或哇哇怪叫，就好像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就会让开。 现代的国宾护卫仪队，在马路左右两旁由摩托车呜呜开道，不许你先走而要你让他先走，也好像是古人的“金字牌急脚递”。大家一听到一见到，也就赶快自认倒霉，干脆让开。 历史上最有名的“金字牌急脚递”的故事，就是”十二道金牌”的故事。 宋朝的将军岳飞，本来在北方正和金人打仗，后来朝廷方面主张跟金人讲和，所以要用最迅速的方式，赶忙把岳飞弄回来。那时候用的最快的方法，就是挂着金牌的急脚递。当时宋朝政府一连用了“十二道金牌”来催岳飞，急得简直用快马跑成了一条线。于是，岳飞只好回来了。 用快马去跑，当然是一个很笨的法子，可是中国的古人们实在没有更好的法子，他们没有电报、电话、电视，也没有飞机和火车，也没有汽车和摩托车，他们若要办急事、急办事或事急办，只有倚靠快马加鞭。 像岳飞这种将军，现代处理起来就方便多了……（略——编者）科学真是了不起，也真可怕，它可以增加统治的效率，使命令传达得快快快……（略——编者） 到了元朝、明朝和清朝，驿站的情形更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一直发展到清朝后期，接受了近代科学的通讯设备为止，才慢慢淘汰了古老的驿站。 对增加传达命令的速度，中国古人曾有过美丽的幻想。旧小说（水讲传》中，曾说有一个叫戴宗的人，外号叫“神行太保”。因为他有一种秘密的魔术：他有一种叫做“甲马”的小东西，当把两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的法术，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来，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于说把八个“甲马”绑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讲传）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不好乱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现代科学的高速进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经是一个可笑的小数字了；但对我们善于幻想的古人说来，却已是一个不能想像的伟大速度。在制造速度一方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个落伍的纪录，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清朝的大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俄国去，他的报告由电报打到上海，时间只花了一天；可是这个报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转，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为上海北京之间，没有电报，只有船和马。这件事，使当时大臣李鸿章起了大念头，他立刻要求政府赶快设立电报局。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国家，才开始多了的的答答的电报声，少了答答答答的马蹄声。那个时候，已是公元一八七九年，距离发明电报的日子，已经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多么教人落伍的日子呵！ 新闻——报纸像杂志 现代人早上一起来，就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怎么了；下午一睡醒，又看报，一看报，就知道日本皇帝的老婆（学名皇后）又怎么了。现代人所要知道的事，从报纸上，一看就知道了。昨天地球上北极发生的事，今天地球南极的人就知道了；早上美洲发生的事，下午亚洲就知道了。消息的传达快极了。 古代人就不这样了。 古代人愈古愈没有报纸看，消息传得慢极了，慢得像老牛，甚至比老牛还慢。 古代人要知道消息，大都是用布告和嘴巴。布告和嘴巴太慢了，所以一件“新闻”传来传去，传到最后听到的，已经变成“历史”了。保”。因为他有一种秘密的魔术：他有一种叫做“甲马”的小东西，当把两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的法术，一天便能走五百里路；若把四个“甲马”绑在腿上，再做起“神行法”来，一天便能走八百里路。至于说把八个“甲马”绑在腿上是不是能走一千六百里路，（水浒传》中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不好乱猜了。就算是一天能走一千六百里路，又如何呢？在现代科学的高速进步下，一天一千六百里，已经是一个可笑的小数字了；但对我们善于幻想的古人说来，却已是一个不能想像的伟大速度。在制造速度一方面，我们的老祖宗留下一个落伍的纪录，在清朝末年的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当清朝的大臣、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到俄国去，他的报告由电报打到上海，时间只花了一天；可是这个报告再由上海朝北京转，就要花十天的工夫，因为上海北京之间，没有电报，只有船和马。这件事，使当时大臣李鸿章起了大念头，他立刻要求政府赶快设立电报局。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国家，才开始多了的的答答的电报声，少了答答答答的马蹄声。那个时候，已是公元一八七九年，距离发明电报的日子，已经晚了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是一个多么教人落伍的日子呵！ 古代人最早有报纸一点模样的记载，是唐朝，当时的报纸，叫做《邸报》。 “邸”是什么呢？和现在一般常用的“官邸”字眼一样，就是“官邸”。不过这个官哪是专指四方诸侯在京城的办事处。四方诸侯进京来的时候，就住在这种官邪里；等到离京回去，官哪仍有人代为联络、传达，联络、传达的文件，都是朝廷里最新的消息，所以这种文件就叫做《邸报》。 这种《邸报》，产生的时间，大概在一干两百年前，在唐朝玄宗的时候。 除了《邸报》以外，还有一类名称像“杂报”、“报状”、“事状”、“朝报”等，也都可说是报纸的雏形。到了宋朝以后，《邸报》愈来愈流行了。宋朝时候邪里办公的小职员们，整天打听政治行情，一打听到些捕风捉影，就赶忙写在一张小纸上。比如说张三被皇帝打了一个耳光、李四被皇帝踢了一脚、王五脑袋瓜子上挨了皇帝飞来的一个茶杯……总之，都是半真半假的马路新闻，这些小纸当时叫做小报，非常受人欢迎。小报一来，大家齐声欢呼，你抢我抢，就好像现在人们抢买“号外”一样。因为这种小报的新闻不是官方发布的，也不是新闻局长告诉记者的，所以难免不合当局的胃口，而要被查禁。 到了元朝，《邸报》中所记的范围渐渐宽了。王家着小了等社会新闻也出现了。再到明朝的时候，由于宦官汪直等的当政，为了怕他们的丑事外扬，曾经检查其中内容，禁止《邸报》的流传，这可说是邮电检查和新闻封锁的老祖宗了！到了明朝崇侦皇帝十一年，一件重大的改变发生了，《邸报》不再用手写了，《邸报》进了排字房，开始用活字板排印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大改变，这一年是一六三八年，距离今天，报纸进排字房，足足有三百四十年了。 清朝初年，有一家纸店叫“荣禄堂”，店里的老板跟政府的要员有点关系，通过要员，把传出来的消息印成（京报）。这些京报在京城里，并不觉得稀奇，可是一带到西北各省去，销路就非常好。因为有利可图，于是，所谓“报房”纷纷成立了，就是今天的报馆或报社。当时的报纸不是一张或几张大纸，而是一本像杂志一样的书。长九英寸、宽三英寸半，封面黄色，最多有十九页，最少也有五六页，用的是竹纸或毛太纸，木刻活体字排印，很不清楚。（京报）的内容，可分三大部分： 一、“宫门钞”——抄皇宫里头的消息。 二、“上谕”——皇帝的命令和告示。 三、“奏折”——大臣向皇帝说的话、报的告。 这些材料，一到报纸编辑的手里，就按照次序，一条条排将起来。报纸的编排很单调，没有标题，你一定得全部看完，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想偷懒是不行的。出报的时间是每天黄昏或晚上，所以等于是晚报。这种晚报在京师当天虽可以看到，但是外省就麻烦了，比如说浙江，可能三四个月后才能转到，那时候，“新闻”可能早已变成“旧闻”了。；在清朝文宗咸丰元年（一八五一），一个有心人名叫张带的，看到（京报）内容既简陋，流传得又馒，卖得不但贵而且不容易买。于是，上书给皇帝，请政府来办报，结果被皇帝狠狠的骂了一顿，说这种意见“可笑之至”！ 现在看来，真正“可笑之至”的，不是张带，而是西太后的丈夫。 可是，我们不能怪咸丰皇帝，因为他压根儿没有这种观念。过了八年（一八五九），又一个有心人出来了，他的名字叫洪仁歼，他是太平天国的军师。他向天王洪秀全献了一部（资政新篇》，其中有一部分劝天王设立“新闻馆”，并在各省任命品行好的人做“新闻官”，职务要独立，别的官儿不能管他。他这个建议，很有眼光，他所以有这种眼光，乃是因为在他家里有几个洋鬼子传教士替他打派司。 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很觉得没面子，连小日本都打不过。大家研究打不过的原因是：中国太落伍了，在新世界中完全跟不上时代。要跟得上时代的法子，一定要宣传新思想，工具就是办报。在当时，北京维新派官绅像文廷式等，办了一家“强学会书局”，出版了一种《中外纪闻》的报纸，也叫做《中外公报）。这份报纸的最早赞助人，就是后来中华民国第一任想当皇帝的大总统袁世凯，他捐了五百块钱做基金。五百块钱在那时候，没有能力买印刷机，所以报纸是用木板刻的，每天出一张，内容以社论为主，新闻反倒次要。主持这个报纸的实际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这个报，可说是有史以来，中国民间的第一份像样的报。 当时的中国人，根本没有订报的观念。所以这份仲外纪闻》，也不敢公开发行。它印了三千份，拜托并且买通送惊报》的报憧，每天随着（京报》，“分送诸官宅”。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子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根憧们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报，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中外纪闻）发行了半年，正巧当时御史老爷杨崇伊攻击这个报，说它“诽议朝政”，请下令封它。于是皇帝就下令查封，并且把文廷式赶回家乡去，还说永远不再用他当官了。 （中外纪闻》被封门后，维新派的书局也被没收、改组，变成了“官书局”，由孙家鼐主持，正式出版一种官报，这可说是中国最正式的官报，大名叫（官书局报）。用黄土纸做封面，长九英寸，宽五英寸，内容除了也有“上谕”和“奏折”一类的东西外，还有一些世界新知识的翻译。这个报纸为了怕当政者不满意，特别声明凡是批评政治的和人物的文章，都不能登。虽然这个报如此委曲求全，可是到了“戊戌政变”发生，西太后还是把它看做传播新知识的眼中钉，还是停刊了。西太后虽然不许别人办报，可是她却不得不承认：报纸这件东西也有它的好处。所以，在八国联军以后，她也想办报了。（甲午战争那一次，被日本一个国家打破，中国人气得想办报；这回八国联军，一次被八个国家打破，中国人当然更气得想办报了！） 西太后办的报叫《政治官报）（后来改名叫《内阁官报），这个报，还是杂志的形式，不过里面的花样多了：“上谕”、“奏折”、“电报”、“法制章程”、“条约合同”、“外事”、“广告”等，都是基本内容。它的宗旨是：“凡私家论说及风闻不实之事，一概不录。”显然是针对以前（中外纪闻狸“社论”而发的。这个《政治官报》只是要报道政治，并不是要谈政治，所以要议论的，免啦！ 专制政府不欢迎办报，可是爱好自由的人却要办。他们办报，找到了一个好地方，就是租界。租界是专制政府管不到的地方，是大城里面一些由洋鬼子管辖的地区。专制政府欺负自己人很拿手，可是欺负老外却不行，手反被拿，只好同意洋鬼子在中国大城里划分势力范围，割据称雄。洋鬼子有新闻自由的传统，欢迎办报，中国知识分子就在租界大办特办起来，其中最有名的，是《苏报》。《苏报》是章炳磷（太炎）、蔡元培、邹容这些老少革命党办的报，他们在上海租界里攻击专制政府，骂清廷皇帝是“小丑”等等，愈骂愈高兴。骂得专制政府吃不消了，秘电这个地区的封疆大吏说： 沪上各报内，苏报近更狂吠，愈无忌惮，着即拿办。转饬密派干役，将单开各要犯分别严拿，各获禀办，毋稍泄漏疏虞，致被克脱。 专制政府虽然大喊拿人，可是不得洋鬼子同意，拿不进去。专制政府于是跟洋鬼子打商量，洋鬼子也买几分帐，但一看专制政府的严刑峻法，却不能赞同。原来专制政府“宽大”得没有“出版法”，只有“造妖书妖言”、“大逆不道”等的罪名，要用这些法律办人，就如意算盘如下：章炳麟作垃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悼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彼椚苏撸裣嗉茫首镂n滴竟煞ㄋ蝗荩辔鞴ㄋ凰2槁稍兀翰焕诠蔽i琊10矗焕诰蔽w诿砦竽妫还材闭撸环质状樱粤杞λ馈s致稍兀耗北潮竟贝铀眩还材闭撸环质状樱孕隆s致稍兀和夹把浴6樾凑盘5炕笕诵模渍咝铝14觯诱呓始嗪颉h缱奕荨17卤跽章芍巫铮缘贝觥＝穹晖蚴倏疲悴蓟嗜剩漳饧酰ㄎ涝都嘟远怕颐榷溉诵摹y伦饨缫蝗翰怀阎剑瑁桓椅耍型庑疑酢?/p> 这下子把老外给吓坏了，老外没想到“礼义之邦”的法律竟这样野蛮。照专制政府的法律，要“凌迟处死”，就是一刀一刀剐死，幸亏统治者过生日，优待，改为“永远监禁”，就是无期徒刑。这样重的刑，洋鬼子是看不过去的。所以，洋鬼子只肯抓人，要办人、要审人、要关人，都行，可是都得由他们代办，拒绝引渡。私下里，他们还通知章炳磷等人：“赶快跑！” 章炳麟是书呆子，不肯跑，被抓去了；邹容跑了，可是忍不住吴敬恒（稚晖）挖苦他的风凉话，自行投案，也关到牢里。小型文字狱判下来，章炳磷三年，邹容两年。邹容年纪轻，黑狱亡鬼，受不住气，结果死在牢里，鸣呼二十岁，时间是一九0三。 专制政府开始有“出版法”，包括《大清印刷物专律）（一九o六）、（报章应守规则）（一九o六）、《大清报律》（一九o七）。这些出版法除了采取“预审制”以外，其他倒也宽大。例如要想办报，不论张三李四，只要 一、年满20岁以上之本国人。 二、无精神病患者。 三、未经处监禁以上之刑者。 就可以在发行二十天以前，向衙门一呈报，缴点保证金，开始言论。绝不会借口报纸太多了，不许你登记。专制政府许你办了，他来封；绝不会根本就不许你办。 中华民国成立，内务部（内政部）的大官人忽发雅兴，拟订了（暂行报律）三条。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立刻发布（令内政部取消暂行报律文》，予以痛斥： 昨据上海报界俱进会及各报馆电称：接内务部电，详定暂行报律三章，报界全体万难承认，请转饬部知照等语。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推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籍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 这是一篇划时代的文献，它告诉中国人，现在是自由民主的时代了，“满清籍制舆论之恶政”，已经不会也不该“复见于今”了。这～天是中华民国元年三月九号，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每一个孙中山的信徒，都该想到在这日子里的这个启示。 这篇文献发布后两年零二十四天，袁世凯公布了（报纸条例），取消了“预审制”。从此，中国的报纸在不断的各种法律夹道赋喝中活下去，它们历经了袁世凯（出版法）（一九一四）、（管理新闻营业条例）（一九二五）、（出版条例原则）（一九二九）、（出版法）（一九三o）……虽然任重道远，可是总还混得活。直到“报阀”出来，天下一统为止。 回忆中国的报纸史，真教人发思古之幽情，令人怀念那些脱法而出或逍遥法外的“老祖宗报”。 前面谈的中国报纸，不外是两类，一类是老百姓办的，一类是做官的办的。在这两类之外，还有一种报纸（就是杂志），是外国人为中国人办的，也很重要。最早的有一八一五年（中华民国前九十七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这是一个怪名字。其实它的英文名字的意思，就是“中国每月杂志”。这个报每月出版一次，内容有宗教、科学、历史、地理、商业等等。五花八门，名堂很多。这个报是洋鬼子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梁发等人办的，梁发可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正式厕身报界的第一人。这个报，一直办了六年半，到一八二一年才停止。 现在我们所看的报纸，都是前面这些“老祖宗报”以后的产品，所以只是一些“小孙子报”。这些“小孙子报”的最大特色，就是它的版面变大了，大得像一张报，而不再像一本杂志。现在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老祖宗报”的时候，你绝对不会以为那原来是一份报，你一定以为那是一本杂志，其实那才是报——道道地地原原本本的报，你可别认错了。 征兆——来头可不小 中国人几千年来有一个大传说，人人都信。 这个传说就是：凡是有点名儿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 所谓不简单，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他的家人总要碰到些怪事，或是看到些怪光、或是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些怪梦……总之非常那个。 所以大人物，生起来皆吓人倒怪。 可是，中国人并不说这些事情怪，他们说这是“祥瑞”，祥瑞就是“可喜可贺的征兆”。 每个大人物生时都有“可喜可贺的征兆”，这叫“生有异禀”。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若来得稀松平常，那就前生注定没发展。 所以，你看到这里，应该赶紧把这本书放下，快到厨房去，问问你妈，你生下来的时候，她跟你老子有没有碰到些怪事？看到些怪光？听到些怪声怪调？或是做了些怪梦？ 如果她说没有，你千万拜托她仔细想想看，如果实在一点也没有印象，那你就糟啦！ 你这辈子，休想成大人物啦！ 你若不服气，请看下面的一些传说： 老子——传说他老先生生的时候，是骑着一头白色的鹿到妈妈肚里的。 孟夫子——他妈妈生他，梦神人攀龙凤，自泰山来。邻居看到五色云，罩住孟家。 萧何——他妈妈生他，是“感员星之精”。 张良——他妈妈生他，是“感弧星之精”。 樊啥——他妈妈生他，是“感狼星之精”。 程成——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白头公”拿药给他吃，并且说：“服此当生贵子。”于是她吃了，就有了孕。 刘元海——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两条大鱼，后来鱼变成人，给她一包东西，说吃了以后，可以生贵子。于是她吃了，怀胎十三个月，才生刘元海。 徐陵——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有五个颜色的云彩，化成风，站在她左边肩膀上，于是就有了孕。 梁防——他妈妈生他以前，梦到五个颜色的彩旗子，旗子四角挂了铃，一个铃掉在她怀里，于是就有了孕。 李白——他妈妈梦到“长庚星”跑到怀里来。 刘济——刚生下来，老妈子看到一条“黑气勃勃”的大蛇， 后来就变成他。 杨大年——他妈妈梦到是仙人托生，结果生下一条小鹤，再变成他。 刘法——他妈妈生他时候，蚊帐掉下来了，出现一条大蛇，他出生后，再找大蛇，只剩下蛇皮了。 岳飞——他生的时候，屋里飞来一只大鹏鸟，所以他的名，就叫“岳飞”；他的字，就叫“鹏举”。 文天祥——他生的时候，他的爸爸（这回不是妈）梦到文天祥乘着紫云而下，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云孙”。 张居正——他妈妈梦到青衣童子绕床，因而怀孕。 郑成功——他生的时候，他妈妈梦到在岸上看大鱼，一船冲上来，冲到肚子里。 曾国藩——他生的时候，他的曾祖父（这回不是爸）梦到一条“神虬”从天空下来，全身发金光。 上面随便举的例子，都是踉历史上的大人物有关的“征兆”，你看了，一定觉得很奇怪了。可是，更妙的还在后头。历史上，比上面这些大人物更显赫的人物，是皇帝，关于皇帝的征兆，也就更多。据说所谓皇帝，是上天的儿子，是“天子”。既然所谓天子，来头应该更大，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一些天子的来头吧： 夏朝第一个皇帝时候，郊外有青龙。 商朝祖先的妈妈在野外洗澡时候，正巧有一只鸟下蛋，她捡来吃了，就有了孕。 周朝祖先的妈妈在野外玩（好像他们的妈妈都喜欢在野外玩），看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她在脚印上踩了一下，就觉得有孕了。后来生了儿子，她认为不吉祥，就把儿子丢在路上。可是，路上马走过来、牛走过来，都躲开这个儿子，不敢碰到他，于是这个妈妈又把儿子带到树林里，放在一条结了冰的河上，可是这时候，有鸟飞过来，用翅膀遮盖这个儿子。天意已明，这个妈妈感到她的儿子不简单了，就把他抱回家里来。 周朝的武王建国的时候，有白颜色的鱼，跳到武王的船里面；又有红颜色的乌鸦，表示“祥瑞”。 秦朝祖先的妈妈在织布的时候，有鸟下了蛋，她捡来吃了，就有了孕。 汉朝高祖刘邦的妈妈，常常在野外的大湖边睡觉，梦到神仙。一天，她的丈夫去看她，却看到有龙趴在她上面，她就有了孕，生出汉高祖来。汉高祖长大后，喝酒后睡觉，有人看到他上面有龙（龙是“天子”的象征）。 后汉光武帝刘秀生的时候，有满屋子红光。那一年县界长出嘉禾，一茎九穗。所以起名“秀”。 三国魏文帝曹丕（曹操的）l子）生的时候，有云气青色；同如车盖，整天罩在他头上。 晋朝元帝生的时候，“有神光之异，一室尽明。” 南北朝宋武帝刘裕生的时候，有神光照亮房子，甘露下降。南北朝梁武帝萧衍，他妈妈梦到抱住太阳，不久就怀孕生他。他一出生，右手就有个“武”字。 南北朝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他妈妈生他时，梦到太阳从屋里出来；生的当天晚上，天上发亮光。 南北朝北齐文宣帝高洋，他妈妈怀他的时候，每天晚上有红光照进屋里来。 南北朝北周文帝宇文泰，他妈妈怀他的时候，梦到抱他升 天，可是没升完，就醒了。醒后把梦告诉了老公，老公高兴说：“虽不至天，贵亦极矣！”生的时候，有黑气如盖，下覆其身。他背上有黑子，黑子且成图案，像条幡龙。他脸上又有紫光，教人看了心里发毛。隋朝文帝杨坚，他妈妈生他的时候，一屋子紫气。来了个尼姑，说这小家伙不简单，帮忙照顾。他妈妈抱他，忽然看见他头上生出角来，浑身长出鳞片，吓得把他掉在地上，尼姑跑进来，说，小朋友给吓到了，将来他得天下要晚一点了（他得天下时，已四十八岁）。他手上有个“王’字，但不知道在哪一手。 唐朝太宗李世民生的时候，有两条龙在房门外玩，连玩三天。李世民四岁的时候，有个书生说会看相，看了李世民，说有天子相。唐高祖怕泄漏，要杀这书生，可是书生忽然不见了。 五代后梁太祖朱全忠，他生的那天晚上，家里有红气上升，邻居跑来叫说：你们朱家着火了。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妈妈带他住在老刘家。刘家老太太告诉家人说：“朱三那小孩子不是常人，你们可要对他好啊！”人家问凭什么？老太太说：“我看过他的睡相，睡的是一条红色的蛇。”五代后唐武宗李克用，他妈妈怀胎十三个月，生的时候难产。大家跑去买药，碰到一位“神臾”。这位神老头说：“巫医帮不上忙的。赶快回家，大家要全副武装，骑马敲鼓，环绕李家三圈才成。”于是照办，果然生产不难了，“红光烛室，白气充庭，井水暴溢”的情形下，李克用出世。后来李克用搂着妓女睡大觉，有人要行刺他，走到床前，看到床上一团烈火，吓跑了。李克用的第二代，后唐庄宗李存励，也来路不凡。他妈妈怀他的时候，“常梦神人黑衣拥扇夹侍左右。”生的那天，有紫气从窗户冒出来。 五代后晋高祖“儿皇帝”石敬增，他妈妈生他的时候，“有白气充庭”。 五代后周太祖郭威，他妈妈生他的时候，“赤光照室，有声如炉炭之裂，星火四迸。” 宋朝太祖赵匡凤，也照有红光不误，他妈妈生他的时候，“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 元朝祖先的妈妈守寡的时候，梦到一道白光，从天而降，化为金色神人，走到床前，立刻有孕生子。 元朝太祖铁木真生下来的时候，手握一把血块，像红色的石头。明朝太祖朱元漳，他妈妈怀他的时候，梦到神送一药丸，放在掌中有光，吃下去，醒了，口里有香气。生的那天，红光满室，夜里光露出来，邻居以为着火了，跑来救。 清朝祖先的妈妈，说是天女下凡，吞了朱果，不夫而孕，生了先祖。先祖生下来就会说话。 以上这些历朝各代的来头不小的神话，都麦示了一个幻想的事实，就是“凡是有点名儿的人物，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都不简单”，都有“祥瑞”。 祥瑞是表示这个人的来头可不小，背后有鬼神撑腰。古人都疑神疑鬼的敬鬼神而不远（孔夫子劝人“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没人敢远），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就跟鬼神搭上关系，自然就得天独厚，不由你不另眼看待，不由你不服。 祥瑞外一章是身体上的特征，所谓“圣人皆有异表”。什么“伏羲人身蛇首，神农人身牛首”、什么“黄帝龙颜”、什么“帝曾骄齿”、什么“尧眉八彩”、什么“舜目重瞳”、什么“禹耳三漏”什么“汤臂三肘”、什么“文王四乳”、什么“武王望羊”、什么汉高祖“左股七十二黑子”、什么三国刘备“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什么司马懿‘面正向后，而身不动”、什么晋元帝“白毫生于日角之左”、什么南北朝陈武帝“日角龙颜，垂手过膝”、什么唐高祖“体有三乳”等等等等，鬼话连篇，翻翻古书，就不难碰到。身体上的特征，在古人看来，虽是祥瑞的一种，但一经科学检定，就毫无道理。即以“舜目重瞳’为例，古代名流，重瞳的，帝王级有虞舜、项羽、王莽、吕光、李煌；臣子级有额回、沈约、鱼俱罗、朱友孜等人。但重瞳是什么？只不过是白内障而已！如果重瞳算是伟人，那么眼科医生整天要被伟人烦死了。在所有来头可不小的鬼话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孔夫子的征兆。孔夫子的妈妈到野外玩，玩累了，就在野地里睡起来。做了梦，梦到黑帝和她性交。醒来就有孕，生下孔夫子。孔夫子生有全套异象：双龙绕室，五老降庭，长得海口、牛唇。虎掌、龟脊、头像尼丘山，名字就叫孔丘。胸前有“制作定，世符运”六个字。照古史说法，孔夫子是商汤的后人，五帝轮流做，本来该轮到商汤的后人的，可惜孔夫子被早生贵子，生在周朝，水火相冲，时不当令，所以只能为未来的汉朝制作法典——六经，自己不能做皇上，反倒帮了别人做了皇上。孔夫子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位，与中国人相见恨早，结果功亏一资。 中国帝王从汉朝以后捧孔夫子，大家只注意到捧孔夫子的儒家哲学跟统治者结合，却忽略了孔夫子的神性背景跟统治者的串通，而不知道捧“作之师”的孔夫子本人，无异就等于捧“作之君”的统治者自己。巩固孔夫子的地位，就等于巩固统治者自己的地位。征兆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只此一家大传统，当然也是五千年来只此一家的大骗局。它的历史太深了、太远了。深远得变成了一个坚固的骗人公式，大家一提到某某名人，就会公然用公式套他一下，明知是鬼话，可是谁也不敢说破，只要有利，谁也乐得相信，或者教别人相信。你别以为这些是历史了，才不呢，就是这套大哲学，使中华民国袁大总统世凯先生抛弃了总统，想改行当皇帝，为了他相信他自己曾以“五爪大金龙”的正身，睡在过床上。“真龙转世”的大哲学，在上为帝王将相，在下为王元龙李小龙，以至看相摸骨的龙海山人，人人都多少反射到。你老兄一定也有这种传统的荒谬反射，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老是在浴室镜子里，偷偷看你“主贵”的那颗德？ 吃人——动物吃人，人也吃人 你一定看过中国的一部小说《水游传》，《水游传》第二十六回是—— 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 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这回里的“母夜叉”是指孙二娘，她开了一家黑店，“……盖些草屋，卖酒维生。实是只等客商过住，有那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切馅子包馒头。” 在第二十六回里，你又可以看到宋江被强盗抓住后，强盗王矮虎大叫说：“孩儿们，快动手取下这牛子（指宋江）的心肝来，造三份醒酒酸辣汤来！”在第四十二回里，你又可看到“黑旋风”李逵在杀掉“假黑旋风”李鬼以后，“三升米饭早熟了，只没菜蔬下饭。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口，看着自笑道：‘好痴汉！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会吃！’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把些水洗净了，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一面烧一面吃。” 这个吃人肉的李逵，早在（水济传）第四十回里，就吃了人肉了：“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黄文炳，笑道：‘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且会说黄道黑，拨置害人，无中生有，掇撺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惨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另一种等于吃人肉的，是用人肉来祭死人。如（水讲传》第二十五回，武松对他哥哥武大郎，“将两颗人头供养在灵前”；第六十七回“将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盖”等，都属这一类。 上面这些吃人肉的故事，有的原因是经济的（像卖人肉的孙二娘）、有的是饥饿的（像吃李鬼的李逵）、有的是嗜好的（像要吃宋江肉的王矮虎）、有的是仇恨的（像以人头祭死人）。吃人肉的原因，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人不但吃动物的肉，还要吃人的肉；不但动物吃人，人也吃人。吃人肉的事，经济的和饥饿的两种原因，本来很接近。以汉朝为例，单就（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里，我们就可看到这些吓人的纪录： 一、汉高祖二年（纪元前二0五）——“人相食，死者过半。” 二、汉高祖二年（纪元前二0五）六月——“关中大饥，……人相食＂ 三、汉武帝建元三年（纪元前一三八）——“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四、汉武帝建元六年（纪元前一三五）——河南……父子相食。” 五、汉武帝鼎元三年（纪元前—一四）——“关东郡国十份，饥，，人相食。” 六、汉元帝初元元年（纪元前四八）——“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 七、汉元帝初元二年（纪元前四七）——－“琅邢郡人相食。” 八、汉成帝永始二年（纪元前一五）——“梁国平原郡人相食＂ 九、汉王莽天凤元年（纪元一四）——“缘边大饥，人相食。” 十、汉王莽地皇三年（纪元二二）——“关东，人相食。” 十一、汉王莽时——“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 十二、汉光武帝建武元年（纪元二五）——“民饥饿，相食。” 十三、汉光武帝建武二年（纪元二六）——“三辅大饥，人相食。” 十四、汉安帝永初二年（纪元一0八）——“州郡大饥，……人相食。” 十五、汉安帝永初三年（纪元一0九）三月——“京师大饥，民相食。” 十六、汉安帝永初三年（纪元一0九）十二月——“并凉二州大饥，人相食。” 十七、汉桓帝元嘉元年（纪元一五一）——“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十八、汉桓帝永寿元年（纪元一五五）——“司隶冀州饥，人相食。” 十九、汉灵帝建宁三年（纪元一七0）——“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 二十、汉献帝兴平元年（纪元一九四）——“人相食吹。” 二十一、汉献帝建安二年（纪元一九七）——“江淮间民相食。”上面随手所举的例子，都是中国人吃人的历史。这些残忍现象的发生，主要的原因是荒年。还有一些人为的因素，最明显的，就是战争。 唐朝“安史之乱”，张巡、许远的部队，被安禄山的军队包围在雅阳。后来因为被包围得太久了，东西都吃光了，战马。老鼠、麻雀等等都吃光了。于是大家互相换小孩子来吃（不忍吃自己的，所以互换）。小孩子吃光了，张巡竟把他的姨太太杀掉，他对守城的军人说：“你们为国家拚命，好久没东西吃，可是你们仍旧忠贞。我自己的身体不能给你们吃，岂能可惜一个女人吗？”于是，从吃张巡的姨太太开始，大家又拚命吃女人。女人吃光了，又吃男人。全雅阳城一共有六万人，最后被安禄山攻破的时候，只剩下几百人了。（张巡这种杀亲人吃亲人的做法，当然很有问题，因为守城的目的是抵抗“没人性的”叛军。但是自己竟连老婆都吃掉，所谓人性，又在哪里？） 又如唐朝信宗的时候（纪元—八六），杨行密围住广陵城（现在的扬州），一围就是半年。城里的人都饿得吃不消了。军队公开抓人来卖，捆起来，像杀猪一样的杀人吃肉。这又是一个残忍的例子。 像这一类的例子，还多着呢！唐朝昭宗天复二年（纪元九0二），凤翔城被朱全忠所围，城里公开卖起人肉来。人肉的价钱不如狗肉，狗肉每斤五百钱，人肉每斤只一百钱。 宋朝高宗绍兴三年（纪元—一三三），杭州也有吃人肉的场面，同时还有了称呼：瘦的男女叫“饶把火”；女孩子叫“下羹羊”，小朋友叫“和骨烂”，这些被吃的人，统一被称做“两脚羊”。 清朝六宗嘉庆六年（纪元一八0一）。四川人罗思举的部队缺粮，于是开始吃俘虏，一共吃了三千五百多人！ 上面最后一个例子是指吃敌人的肉。在历史上，这种情形也很多。春秋、战国时候，早就有这类事实。战国时候，中山君对于私通外国的臣子，就要吃他的肉，还要一个人独吞，不分给别人。汉朝王莽被杀，几十个人抢着吃他。 梁朝侯景死了，身体也被老百姓分吃。侯景的参谋王伟，也被公开烹掉，再被老百姓分着吃了。 隋朝场帝把叛臣制斯政烹死，把肉分给百官吃。 冶朝关西地方的薛仁泉，恨庾立不肯投降，把质立放在火上割掉，肉分给军人吃（度立是文学家庾信的儿子）。 隋朝的张金称本在河北作乱，被官兵抓住，把他绑在架子上，由他的仇人吃掉。唐朝武则天时候，一个凶狠的官吏来俊臣被斩，他的仇人争着吃光他的肉。 唐朝玄宗时候，宰相杨国忠（娇滴滴的杨贵妃的哥哥）被军人杀掉，因为大家恨他，所以给吃掉了。后晋时候，张彦泽被处死，老百姓抢着喝他的脑髓，又把他的肉吃光。 元朝世祖时候，一个叫阿合马的讨厌鬼被杀，当地军民高兴极了，大家分地的肉，全部吃光。 明朝武宗时候的太监刘理（京剧中《法门寺》的主角），被杀的时候，老百姓恨他已极，竟花钱买他的肉来吃。 这些都是因仇恨而吃人肉的例子。 还有一种是嗜好性的，这些都是极残忍的坏蛋。例如唐朝的大盗朱案，就是个吃人精。他专门烹吃小孩子，也吃女人。他竟说：“食之美者，宁过于人肉乎！”他的感觉是：天下最好吃的东西，就是人的肉！还有一个吃人精，是五代时候的赵思倌。他最喜欢人肝，还喜欢用酒吞人胆。他迷信吃人胆可以使自己胆子大，他说：“吞此干枚，则胆无敌矣！” 这一类的吃人精，历史上还有很多很多。最残忍的是元朝时候的“淮右军”。这种军队最喜欢吃人。他们的吃法是把人拥在铁架子上生烤，有的用开水来烫熟。残忍的程度，真没法写出来。 除了上面各种吃人肉的情形外，另有一种特殊的例子，就是为了治病的理由。原来在中国的传统里，有一种迷信，叫做“割股救亲”，就是认为在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若想病好，非得吃病人自己亲人的肉不可。这种认为人肉可以治病的迷信，是唐朝开始的。唐朝有一个叫陈藏器的，写了一本医书叫《本草拾遗》，里头指出人肉可以治病。此后慢慢流传的结果，一般傻懂懂的小百姓也就真的相信起来。在爸爸妈妈公公婆婆生病的时候，就会有孝子孝媳们出来，用刀“割股”（割大腿上的肉），妄想用自己身上的肉，可以对亲人的病有一点儿帮助。他们的用心是好的，可是却是蠢的。历史上关于割股治病的故事，举不胜举。宋朝就有朱云孙的太太刘氏，他的婆婆第一次生病的时候，由她的丈夫割股；第二次生病的时候，就由她自己割股了。在《宋史》里头，她是“孝妇”。 接着在元朝，也有这一类的例子。阮史》就记载着河南的秦氏姐妹，为了替爸爸治病，姐姐竟凿出自己的脑浆，妹妹也割下大腿的肉。脑浆是用来熬药，大腿肉是用来煮粥，你说这种行为蠢不蠢？ 元朝还有割肋肉来为亲人治病的例子。割肋肉的人名叫胡伴侣，为了治爸爸的病，才这样做的。这种行为，还特别得到政府的奖励，你说这种政府蠢不蠢？（当时政府的奖励，除了荣誉奖以外，还给绢五匹，羊两头，田一项。） 割股的行为，虽然动机是“孝”，但是踉中国传统的“孝”的观念比起来，却是冲突的。中国传统的“孝”的观念是：一个人的身体、头发、皮肤，都是爸爸妈妈传给他的，他不能也不敢毁了它们。这种行为的最有名代表人是曾参（曾子）。曾子临死以前，还战战兢兢地把自己全身检查了一番，发现没短少什么、没毁坏什么，才觉得对得起自己的爸爸妈妈，才放心的死去。还有一个例子是三国时候的一个将军，传说他在作战时候，眼睛被一支箭射中了，他赶快一拔，眼珠子都被拔了出来。他当时大叫说：“身体是爸爸妈妈给的，不能丢掉，所以这颗眼珠子，我把它吃到肚里去！”说着，就吃下去了。既然传统的“孝”的标准是不敢毁伤身体，“割股”的行为，当然是和这标准冲突的，所以这种行为，一方面可说是“孝”，一方面又可说是“不孝”。于是政府的处境便感到很困难。纪元一二七o年，元朝政府想出了一条法律，决定“今后遇有割股之人，虽不在禁限，亦不须旌赏”。这意思很明白，政府是决定既不阻止，也不奖励了。 到了明朝、清朝，也沿着元朝，订了很类似的法律，但是实行得并不彻底。政府有时候，还是要对这些愚蠢的孝子们“加思准其族表”——政府还是忍不住要鼓励！ 上面这种割股的例子，有的不仅限于为亲人治病，有的竟还有政治作用在内，因而间接影响了历史。春秋时候，晋文公在外面逃亡，他的大臣介之推，就割遇大腿上的肉，给晋文公吃。另一个最富有政治作用的例子，是清朝的西太后。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她虽是咸丰皇帝的老婆，但不是大老婆，大老婆是慈安太后。传说咸丰皇帝临死前，怕慈安被慈禧欺负，特别给慈安一个密令，内容说如果慈禧欺负人，就可以把她宰掉。咸丰皇帝死后，慈禧对慈安非常尊敬，目的就是要骗慈安，使慈安毁掉那个密令。有一天慈安病了，慈禧竟在胳膊上割下一块肉来熬药，送给慈安吃、慈安很感动，认为慈禧简直是她的亲姊妹，对亲姊妹还要密令干嘛？决定把密令烧掉。谁想到慈安把密令一烧，慈禧再也不买她的帐了，再也不听话了。后来传说慈安的暴毙，还是被慈禧下毒的。说来说去，这一切，都是当时吃人肉惹来的麻烦。 总之，吃人肉，不管是什么理由，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真没想到这种荒唐的事情，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那么多的血淋淋的纪录。现在人唱（满江红），唱到“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竟然洋洋自得，大概是传统老毛病的发作吧？不然的话，怎么这样莫名其妙？ 喝酒——喝也不行，不喝也不行 清朝乾隆皇帝的时候，主编（四库全书）的大文人纪昀（晓岚），是一个大幽默家。他长得很怪：大秃头、大鼻子、大耳朵。一对三角眼睛、两行细眉毛——好像隔壁那少奶奶一样。有一次，一个大富翁造了一幢大房子，听说纪购很有名气，特地请他为这幢大房子起个名字。纪购打听出来这个大富翁本是铁匠出身，后来发了财，十足一个暴发户，暴发户附庸风雅，他认为是可笑的。于是，他提起毛笔，为这幢房子起了一个名儿“酉斋”。 大富翁欢天喜地的，把这两个字捧回家去，见人就说：“这是纪大学土给我写的！”可是，一当别人问起“酉”斋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大富翁就愣住了，他怎么猜也猜不出什么意思；他偷偷查（康熙字典），也查不出个所以然来；他问别人，别人也直摇头，人入都纳闷，大富翁更纳闷，他不知道纪大学士搞什么鬼。终于有一天，他忍不住了，他望着这个“酉”字发呆，最后一狠心一跺脚，决定去找纪大学士。 纪大学土一看大富翁来，笑起来了。等到大富翁开口，问起这个“酉”字，他笑得更厉害了。他说：“这个‘酉’字，有两个意义，都是字典里查不出来的： 第一个意义要直着看——酉——这好像是打‘铁’用的铁砧； 第二个意义要横着看——酉——这好像是打‘铁’用的风箱。这两个意义都符合你是铁匠出身，所以这个‘酉’字，正好用来叫你这幢房子！” 这个故事主要建筑在一个“酉”字上面，这个酉字在古字里写做——本来的意义是酿酒的器具，下面是个缸，缸里有原料，缸外头有个盖和搅动器，这就是今天的“酉”字，也就是“酒”字在没进“文字美容院”以前的老模样。 但是，酒这个东西，跟许多可爱的老公公一样，愈老愈有味道，所谓“陈年老酒”，愈喝愈香。陈年老酒从酒窖里搬出来，上面一层灰，所以在小篆里，把陈年老酒写做——就是今天的“酉”字。后来这字慢慢抽象化，慢慢把管酒的官（字酒公卖局局长）也叫做“酋”（“大酋”）！ 慢慢的，这个“酉”字又开始变，因为人人都爱喝酒，三杯下肚，酒意方浓，一看瓶里，酒没有了，于是着急了，于是开始找酒。你也找，我也找，最后找到一个能够拿酒给大家过瘾的人，于是你高兴了，我也高兴了，大家都说这个人好，这个人可爱，在我们需要酒的时候他够意思，能够帮我们，我们欢迎他，干脆拥护他做“总统”——不对，那时候没有总统；拥护他做“皇帝”，也不对，那时候没有“皇帝”；拥护他做“领袖”，更不对，那时候还没有领袖这个词儿，他们拥护他做的是——“酋”长！ 拥护这个人要举双手赞成，所以要—— 这个字，表示两个手在推举“酋”。可是举呀举的，左面的手举累了，所以放了下来，变成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尊”字。我们平常说“尊长”、“尊师”，事实上，“尊”的并不是那个“长”、那个“师”，而是那个“尊”字上头的酒坛子。 所以，如果有人说他“尊”敬你，为了保险起见，你最好问问他妈妈，他是不是爱喝酒，如果他不爱喝酒，那他才真是值得你“尊”敬的；当然啦，在你“尊”敬他以前，他也该问问你妈妈，你是不是酒鬼。 因为“酉”这个字这么可爱，所以很多高贵的词儿，都跟它扯上了裙带关系，例如：至尊——皇帝。 祭酒——大学校长、教育部长。 这两个词儿比起来，“祭酒”比“至尊”事实上还来得神气。在宋朝的时候，“祭酒”（大学校长）可以跟皇帝面对面的瞪着’眼睛，一点都没有马屁相。 在民国初年，“祭酒”（教育总长）蔡元培，当“皇帝”袁大总统世凯去看他的时候，他只在会客室接见袁大胖子，不许他乱“巡视”；聊天完了，大胖子要走了，他只送大胖子到会客室门口，绝不肯多走一步，更不会在大门口送往迎来拍马屈了。 所以，“祭酒”比“至尊”来得神气。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祭酒”，居然对“至尊”或“大官”干送往迎来拍马底的丑态，他就没有上一代人有骨头。“酒”字的历史既然这么久，喝酒的人既然这么多，所以，在历史上，酒所占的重要地位、所发生的微妙影响，自然也就多得不得了。 酒在历史上最早也是最大的作用，是它一开始就弄亡了两个朝代。中国夏朝最后的皇帝叫姆莱（她是他的姓，莱是他的名）据说他后来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叫做“酒池”，整天喝呀喝的，结果把国家喝丢了；还有一个商朝的，也是最后一个皇帝，叫子受（子是他的姓，受是他的名，他又叫纣，一般人叫他商纣），据说后来他也造了一个大池子，全装满了酒，也叫做“酒地”，也整天喝呀喝的，结果也把国家喝丢了。夏架和商纣的故事，本来不必轻于相信，因为很可能是他们的敌人编造的。但是故事的一种作用，都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喝酒过度的害处。 夏朝的第一个皇帝是传说中治水的夏禹。夏禹有一次喝了仪狄做的好酒，非常喜欢喝，可是他忍住了。不但忍住不再喝，并把仅狄赶跑了（因为仅狄在，他又要做好酒。）夏禹戒酒以后，很感慨地说：“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但他绝没想到，他自己的后世就是一个个的酒鬼。夏朝的第三任皇帝叫太康，就因为“甘酒嗜音”（喜欢酒和披头音乐），惹了大祸，最后到了夏架，就闹出传说中的“酒池肉林”来，因而亡国。由于一开始，酒就在中国历史上闯了大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警告喝酒的文献。文献中最有名的就是“酒诰”，就是动人戒酒的文章。 尽管劝来劝去，古代人还是喜欢喝酒，喝酒如故。 古代人喜欢喝酒，所以喝酒的名堂也最多，喝酒的家伙比现代人还丰富。以商朝而论，当时光是酒杯和装酒的，就有许许多多花样。要说，也说不清楚，你还是看看图吧，或者到博物院去看看真家伙。 这张图里，“尊”是装酒的容器，“禁”是放酒的柜，“勺”是盛酒的大匙子，“爵”、“角”、“*”、“*”是把酒弄热的工具。你看古人这些喝酒的道具多多！ 在历史上，喝酒是一种普遍的习惯，也是一种社交和礼节，这种风气，一直演变到今天。但是在喝法上面，许多地方已经不相同了。古人喝酒，很讲究礼节，不能乱喝或乱不喝。该喝的时候，不喝也不行；不该喝的时候，要喝也不行，像汉朝高祖刚当皇帝的时候，他的大臣们以为大家打天下有功，拚命在朝廷上喝酒、争功。结果，有一个叫叔孙通的出来，劝汉高祖制订一套规矩，不准大家乱喝酒。最后规矩订了出来，大家就不敢乱来了。后来汉高祖死了，皇后有了权，皇后姓吕，吕家的人都挤到朝廷里来。在历史上，这叫“外戚当权”卜｝戚是外面的亲戚，是吕后那一边女家的亲戚）。当时大臣许多都反对外戚，总想找机会干掉他们，正巧有一天，吕后请客，派一个叫刘章的做“酒史”（就是主持喝酒的人）。刘章就是反对外戚的大将，他乘机说：“我是军人，我为了维持秩序，请求皇后准许我用军法来对付不守酒礼的人。”吕后答应了。于是大家喝酒。喝到一半，一个外戚喝醉了，发起酒疯来，跑出去了，刘章真的军法从事，立刻拔出宝剑，把这外戚杀了。从这件节开始，一套铲除外戚的计划立刻行动了，最后刘家的天下保全了，吕家的外戚都吃不开了。这个故事，不但证明了古代人爱喝酒，并且非常考究“酒礼”。喝酒失礼，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严重得要引发一次政变。 三国时候，有一次吴国的孙权请客，大家拚命喝喝喝。最后孙权亲自来敬酒，到了虞翻面前，虞翻翻在地上，装得醉得不能再喝了。等孙权走过去，虞翻又翻起来，表示没醉。孙权～回头，看到了，气起来，拔剑就要杀他。这时，一个叫刘基的，赶忙跑过来，一把抱住孙权，说：“大家都喝了这么多酒，即使虞翻有罪，你也不能杀他。你杀了他，你怎么对外面解释？何况天下都说你度量大、能容人，你这么一杀，什么都完了！”于是，孙权才算了，虞翻才算为了喝酒失礼，保住颗脑袋。像这种因为喝酒而出的麻烦，历史上还多着呢！ 晋朝时候，有一天，王导王敦兄弟到王悄家里去吃饭。王悄是一个有名的凶煞神。他的习惯是拚命叫漂亮女人劝你喝酒，你喝不光，他就怪那个陪酒的女人，就要把她杀掉。当时王导怕陪酒的女人被杀，只有拚命喝酒；可是王敦却不买帐，你要杀女人，就让你去杀好了！ 像这种残忍的“酒”的故事，正说明了我们老祖宗们，正有一些根本不知道人权是什么的暴徒，他们的残忍行为，也正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在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又一次显示了古人对喝酒时“不喝也不行”的心理，你看他们多爱酒！有的古人爱酒，甚至为酒闹出了战争。楚国在古代是大国，有一次，向各国要酒。赵国为了不给酒，竟闹得自己的京城被围。这种小题大作的例子，虽然可笑，也反证了古人多爱酒。 最有名的酒鬼，该是晋朝的刘伶。刘伶是晋朝的大名士，整天喝酒，然后光着屁股乱跑。有一天，他的太太把酒杯藏起来，要他戒酒。他说好，不过为了表示郑重，我要在神前发誓，你可置五斗酒来敬神。他的太太信以为真，把酒买来了，不料刘伶却在神像面前，叫着说： 天生刘伶， 以酒为名。 一饮一石. 五斗解醒。 妇人之言， 慎莫可听！于是把敬神的五斗酒也喝光了！刘传还有～个杰作，就是一边喝酒一边骑马，后面叫一个人背着锄头跟着他。他的说法是：“死便埋我。”他宁要醉着死，也不要醒着活。 这有一个醉死派是唐朝的傅奕。傅奕向他的医生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墓志铭要这样写—— 傅奕， 青山白云人也。 以醉死。 呜呼！ 还有一个三国时代的郑泉（孙权的吴国人），临死以前，要求把他尸体埋在做陶器的工厂旁边。他说：“以后我的尸体真成了土，土又可被陶器工厂做成酒壶，那样我多过瘾呵！” 这是中国人爱酒的故事，也是中国人的幽默。 喝酒一件事，本来是一种享受，但是中国人却把它过度礼节化。弄得反倒不自然，反倒逼出些纵酒吐酒的酒鬼。一个攻击瞩礼的故事，很有意思：钟硫和钟会兄弟小时候，以为爸爸睡觉了，一起偷酒喝。其实爸爸没睡，正在偷看他们的偷酒表情：钟毓喝酒的时候，“拜而后饮”；钟会呢，却“饮而不拜”。爸爸奇怪了，便起来问理由。钟疏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可是钟会却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古人喝酒的手续多麻烦。它不要你先享受，而是要你先磕头！ 这个故事的另一说法是，两个小鬼不姓钟，而是孔融的儿子。孔融为直言无隐贡献了生命，在他被杀以前，是思想家兼酒鬼。统治者禁酒的时候，他反对，理由是： 酒之为德，久矣！ 天垂酒星之曜； 地列酒泉之郡； 人着旨酒之德： 尧不干钟，无以见太平； 孔非百银，无以堪上圣； 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 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描写酒的伟大，这篇要考第一。孔融让梨，但若不是梨而是酒，你看他会不会让？ 历史上，用酒来办事、来避祸的例子也很多。曹参为了怕官吏打扰老百姓，整天喝酒示范，表示我们做官的，只要喝酒就好了，别去找老百姓麻烦；陈平也为了对政事不表示意见，整天喝酒装糊涂。很多人很多人，他们在酒中得到了真理与存在。历史上禁酒的工作都没有成功，也永远不会成功，因为酒——如果喝得好、喝得少、喝得巧，到底是一个不会出卖价的朋友。 音乐——华夷交响乐 你高兴的时候，除了吃牛肉干以外，是不是还会哼呀哼的，哼个不停？ 你不高兴的时候，除了也吃牛肉干以外，是不是也还会哼时哼的，哼个没完？你这样，你的老祖宗们也是这样，只是他们吃的，不是牛肉干，而是一块干牛肉。 四只猫，会瞄瞄叫；四只狗，会汪汪叫；四个人，会瞄瞄叫也会汪汪叫，可是他们不甘心学猫叫狗叫，他们觉得那样叫太单调。并且，他们发现，他们的喉咙（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声带”）和嘴巴，出声的本领实在很奇妙，它会发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声音，高高低低一串一串的出来。那时候，他们一点也不晓得，这些稀奇古怪的声音，会被后来人类叫做“原始音乐”。他们如果晓得，四人一组，一定毫不需要准备的，就成立四千个“披头歌唱团”！ 古代的披头们，他们本来高兴的时候就哼呀哼，不高兴的时候也哼呀哼或呀哼哼的，本来哼得好好的，大家又跳又唱，十分快乐。不料就在这时候，有一些老夫子们出现了，老夫子们听了他们的歌声，皱起眉毛，翘起胡子，表示不满意了。老夫子们给这些自自然然的音乐家戴了一顶可怕的大帽子，叫做“亡国之音”。什么是“亡国之音”呢？“亡国之音”是当时老夫子们眼中的活泼泼的音乐，比如说山歌啦、情歌啦、民间的轻快歌曲啦、令人兴奋的小调啦，都是一般群众喜欢而为老夫子们所反对的。 老夫子们赞成什么呢？老夫子们赞成的歌儿叫做“雅乐”——所谓高“雅’哟音“乐”。这种“雅乐”，听起来是死板板的，唱起来是要立正站着的，奏起来是要恭恭敬敬的，听这些所谓“雅乐”，你会静、静、静、静得像井里的水、像睡大觉。老夫子们认为，只有这种严肃的音乐才是音乐，轻轻快快蹦蹦跳跳的音乐不是音乐；只有这种严肃的音乐才是“德育”——所谓有道“德”的声“音”；轻轻快快蹦蹦跳跳的音乐是“溺音”——所谓不道德的声音。当然，你只要有一点思考能力，你就会奇怪，声音怎么会有“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分别呢？（就好像说：电灯光怎么会发生“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分别呢？一杯白开水怎么会发生“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分别呢？）可是老夫子们不管这些，他们也不许年轻人们怀疑这些，反正他们总是不断的抬出“雅乐”、“雅乐”、“雅——乐”！ 老夫子们喜欢“雅乐”，还能从“雅乐”里听出味道，是很玄的事。古代“雅乐”中有一种叫“大韶”的，是大音乐家蔓作的。田和虞舜是“乐教”的开山祖师爷，大大的有名。韶乐传到春秋时代，传到齐国，被孔夫子听到了，孔夫子听得着了迷，迷得竟只有听觉，失掉了味觉，使他“三月不知肉味”。他赞美“不因为乐之至于斯也”！他大叫“尽美矣！又尽善也！”为什么尽善尽美？书上说，因为这种音乐能够上面感动神仙，下面感动鸟兽的缘故！ 可是，孔夫子对“雅乐”的起劲，无论如何也影响不了别人。他在鲁国当政，大力从事全国的音乐改革，从事所谓“正乐”的工作，所谓“正乐”，翻成白话，就是使音乐立正的工作。但是，使音乐立正，谈何容易？事实上，立正了半天，一旦齐国将美女加流行歌曲外销到鲁国的时候，鲁国君臣上下，就大有“三月愿知肉味”的香艳感觉了。孔夫子一气，就走了，所有的正乐都“稍息”了。～还有一种比孔夫子更彻底的一派，就是道家和墨家。他们的代表人是老子、庄子和墨子。他们对音乐，根本上就不太领教，“雅乐”也好、俗乐也罢，他们都觉得多此一举，一切声音还是自然最好。自然的声音叫“天籁”。人造的音乐是多余的，甚至是奢侈品，都该滚它的蛋。 另有一种比孔夫子更雄心勃勃的一派，就是梁武帝萧衍的一派。梁武帝萧衍年轻时候是个大军阀，篡了别人的王位。后来忽然迷上佛教，变成婆婆心肠了，他三次舍身到同泰寺，每次都被大臣们给赎出来。他到处盖庙，花了无数的钱，搞得艰后以八十六岁的高年，饿死在南京玄武湖。他迷上佛教的伪佞，也来过一番。正乐。的工作，不过他使音乐立正的目的，泪眼孔夫子不一样，他的雄心是用音乐来讲述佛法、弘扬佛法、至于音乐怎么能够讲述到佛法、弘扬到佛法，那真是玄之又玄，大概只有释迦牟尼晓得了。 总之，老夫子们从他们成为老夫子的时候起，就立大志将音乐五花大绑，加上大道理，成为“乐理”。他们抬出“雅乐”，他们不但自己抬，还要说动皇帝，要皇帝下命令一起抬。所以，历代许多皇帝都拚命的在提倡“雅乐”、“雅乐”、“雅——乐”，虽然皇帝本人却关在后宫，大听其“雅乐”以外的音乐。（像这种皇帝多得很，先举两个有名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唐玄宗，他曾有过美人jl杨贵妃的故事，他最喜欢“雅乐”以外的音乐，并且在宫里左面开一个讲习班，右面开一个讲习班，自己聘自己是班主任，亲自来教流行歌曲。当时，有老夫子们看不过去了，特别指摘他，可是唐玄宗不听，但为了表示容夫子之言，不但不生气，反倒给指摘他的老夫子们一些奖品；又一个大名鼎鼎的喜欢“俗乐”的皇帝是清朝的乾隆帝，他曾有过美人）l香妃的故事，他一方面对老夫子们说：“好，你们要恢复古代的‘先王乏乐’，我赞成，我支持你们去做！”可是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却跟着小百姓喜欢起民间的“昆曲”来，于是他也像唐玄宗一样的，设了小衙门，叫做“升平署”，“升平”是“歌舞升平”的意思，表示有我做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大家还是高高兴兴唱唱歌吧！） 古代皇帝们提倡“雅乐”，并不是真的喜欢“雅乐”，而是因为老夫子们说要提倡，不提倡，表示不敬老、不尊古，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就提倡、提倡、提倡。在大叫提倡、提倡、提倡以后，皇帝忽然转过头来，偷偷的问老夫子，到底提倡什么东西呢？老夫子白了白眼睛，轻轻地说：“我们要提倡古代的音乐，那叫做‘先王之乐’！”于是皇帝就说好，我们提倡“先王之乐”，于是你提倡，我也提倡，可是谁也闹不清“先王之乐”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的音乐。隋朝的皇帝们提倡了六次，可是还是弄不出。套“雅乐”；宋朝的皇帝们改了六次，可是还是弄不出一套“雅乐”，最后到了清朝的康熙帝，他气起来了，他气得大叫，各朝各代都提倡“雅乐”、“雅乐”、“雅乐”，可是都“各雅其所雅，而非先王所谓雅也”！他认为过去的皇帝都搞错了，只有他才能搞得对，于是他动员一大批人，花了两年的时间，编了一部大书，叫做（律吕正义）。书编好后，他要天下照着吹吹打打，可是还是没有效果，最后连他自己的子孙都喜欢起“昆曲”来，你说悲哀不悲哀？ 为什么“雅乐”会闹到这一个下场呢？ 我们来研究研究原因。 音乐这个东西，本来是一种用声音表达基本感情的玩艺儿，它本是～种自自然然的流露，再根据自自然然的流露，加以各种规则什匕如高低、长短、强弱，以及一定的起、承、转、合等等）。因为音乐是自自然然的，所以它最能感动人心烟为它能感动人心，所以就有老夫子们想出怪主意，要利用音乐来达成伦理的、政治的目的，于是毛病就出来了……老夫子们相建造一个他们眼中的安定社会，但他们不知道，要想社会安定，需要有很多很多疏导的因素才行。不知道如何疏导，只会一味加以硬性规定，是达不到他们的目的的。可是老夫子们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愿知道。于是，本来活泼设的音乐，竟被老夫子们用来做冷冰冰的教育工具了。例如弹琴，弹琴本是快快乐乐的事，可是老夫子们却来了一番大道理，说什么“琴者，禁也！禁邪念也！”这么一规定、一解释，把活生生的音乐立刻弄得阴森森起来；把本来轻松的感情立刻吓得紧张起来。古代的教育理想是“六艺”的教育，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可见古人是重视音乐教育的，不像现代只把音乐当作“副”科，当做升学考试考都不要考的一科。但是，古人重视“乐”教的目的，却想从音乐训练出一批感情收敛、喜怒不形于色、严肃而又严肃的小国民，要用音乐来灌输大量的体制、道德和迷信。于是，官方的音乐教育最后失败了；真正的音乐还是在民间，在民间自自然然地唱着、活活泼泼地流传着。 中国一些固有的乐器，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古董，有的在古庙（像台南的孔庙）或博物院（像士林的故宫博物院）还可以看到，这里提供一点说明，使你在看到那些古董的时候，多少有一点帮助。 中国的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可分八类： 一、金属做的，像“钟”。有的“钟”只是一个挂在那儿，叫“特钟”；有的成群结队叫“编钟”，“编钟”敲起来声音每个不同，有高低变化。 二、石头做的，像“馨”。也和钟一样，有“特”字号的，和“编”字号的。台南的孔庙就可以看到。 三、丝做的，像“琴”。最代表中国人的乐器，它象征着君子和隐士。古人有的一个人弹（像诸葛亮），有的一个人弹一个人听（像伯牙和钟子期。伯牙弹琴，弹山，钟子期知道他在弹山；弹水，钟子期知道他在弹水。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把琴弦弄断了，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知道他的好朋友了。这个故事传下来，成为一个典故：我们把好朋友叫做“知音”。要弹琴，就要弹给知音听，不然，就是“对牛弹琴”）。 四、竹做的，像“萧”。又叫“尺八管”，因为它有一尺八寸长。古代用竹做的乐器很多，横着吹的叫“笛”，直着吹的叫“会萧”、叫“管”、叫“笛”。后来吹得开的，淘汰成两类：直着吹的“萧”和横着吹的“笛”。笛在唐朝以前就叫“横吹”，吹起来可以怪声怪调，所谓“短笛无腔信口吹”。笛本来只有六个孔，没有膜。到隋唐以后，外来的乐器传进来，在风口和音孔中间，另开了一孔，贴上苇膜，这一膜之有无，决定了络小姐的身价。这个岛上复兴固有文化的人提倡国乐，可是他们造不出一支像样的笛。造出来的每支标准音（pitch）都不标准，比起样鬼子的“竖笛”（r）来，立刻出尽了洋相。 五、匏做的，像“竿”。齐宣王的时候，吹“竿”的人有三百个，其中有一位南郭先生，根本不会吹，只是挤在中间凑数。后来齐宣王死了，齐漫王做了皇帝，他要听吹竿的人一个个单独表演，吓得南郭先生逃掉了。这个故事，后来形成一句成语，叫做“滥竿充数”。 六、土做的，像“击”。击本是用来装酒的土器，敲打起来，闪算是音乐了。战国时候秦王和赵王在混池地方喝酒，秦王贝赵王敲，赵王敲了；但秦王自己竟不敲。赵国的大臣商相如看不过去，一定要求秦王敲，不敲他就拚命，秦王没办法，只好也用一下。其实“击伍”的声音难听死了，大家却要敲来敲去，真想不开。七、革做的，像“鼓”。“鼓”的种类很多，有一种叫“腰鼓”。三国时候自由文人弥衡曾打着“腰鼓”指摘曹操，后来变为一用京剧，叫做（击鼓骂曹）。理八、木做的，像“祝”形状像个方斗，上面宽，下面窄，边上有个洞，把一支柄相放进去。台南孔庙可以看到。贫古代乐器虽然很简陋，就连这些，许多都来自外国（那时俟，叫做“胡人”。有些从名称上，就可看得出来。“胡茄”、“胡琴”、“洋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有人感到外来的这么多，太设面子，所以硬要说“胡琴”不是胡人的琴，而是“胡胡响”的琴。当然说这种神话的人，中国民族精神考一百分，中国民族史吃鸭蛋。在古代，常常有外国的一些小乐器，进到中国，然后风行一时。例如战国到汉朝时候，有一种乐器叫“筑”，很得当时人喜欢。这种乐器有十三根弦，演奏时候以左手拨，右手用竹尺来敲。秦始皇就很喜欢这种玩艺，结果荆坷的朋友高渐离利用秦始皇这一嗜好，竟用“筑’来接近他、行刺他，结果没有成功。后来汉朝的高祖得了天下，回到家乡去玩，一边唱他的《大风歌》，一边敲打的，就是这种“筑”。可见当时外国乐器流行的程度。回顾中国的音乐史，使我们得到的最大教训；是：旧式中国的音乐和乐器，在二十世纪的新世界里，已经落伍了、落伍了！落伍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老夫子们想利用它，结果没利用成，反倒扼死了它，使它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无法精益求精的进步，无法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例如乐器，中国人只会拉拉共鸣箱小得不能再小的胡琴，就发明不出来庞大的钢琴；又如歌谱，中国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和声学”、“曲式学”或是什么“对位法”。所以，在全世界都走向现代音乐的步伐里，我们实在没办法抱残守缺，妄想像历代皇帝一般的，恢复固有音乐。目前残余的“国乐”，只是不伦不类的用来做“观光表演”和“国乐伴舞”罢了，其实也并不是什么真的国乐。靠恢复国粹食色性也的人，在表演《昭君出塞》的时候，硬给王昭君塞了一具她根本不曾用过的乐器——“琵琶”，好可怜的王昭君啊！她也被盲目的用来“发扬国乐”了！王昭君死而有知，一定手抱琵琶全遮面，暗中叫苦。因为“琵琶”、“琵琶”，正是道道地地的外国货呀！ ［附记］埃及有一种弹弦乐器，叫“诺夫尔”（nofre），是琵琶的老祖宗。诺夫尔传到阿拉伯，传到波斯、大夏，再传到中国。张骞通西域的时候，传来了用琵琶弹的“西洋流行歌曲”，演变到中国出了许多琵琶专家。有姓曾的一家，“父祖子孙兄妹皆称琵琶名手”。唐朝人最迷琵琶，武则天送给东洋鬼子的琵琶，现在还保存在日本，可见当时的流行程度。流行到和尚都不守清规，在庙里大弹特弹；至于《琵琶行》中的怨女，琴瑟不调，琵琶别抱，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家族——人愈多愈好 一个男人，只是一个男人，造不出来什么。 一个女人，只是一个女人，也造不出来什么。 一个男人加一个女人，两人一块儿活，造出来的玩艺可就多了，他们可以造出许多小男人和小女人，也造出来所谓的“家。 从古代到今天，全世界许多国度，都有许多男人和许多女人造了许多家，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的家，和别人比起来，却实在有点特别——只此一家。中国的家的特别之点，让我们看看： 第一个特点是“爸爸系统”。“爸爸系统”意思就是只算爸爸那一支，算爸爸的爸爸，算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算个没完；至于妈妈那一支，算了一两代，就不算了。所以，在中国的家中，爸爸的祖宗愈算愈长，愈长愈好；而妈妈的祖宗，大概只算到外公，外公以外的公，都“见外”了。正因为是“爸爸系统”，做妈妈的，都好像得了“健忘症”，并且在家里的地位，也不能挂头牌，因为“一家之主”是爸爸，或是爸爸的爸爸。.中国的家的第二个特点是“爸爸权力”。“爸爸权力”是爸爸是有权。爸爸在家里的地位是“家长”，他的权力是最大的。最多的，也是绝对的。历史上做爸爸的权力表现，有好多例子：一、爸爸有杀人权——如古代皇帝虞舜的爸爸，老是想杀丛舜，可是没有成功；有一个叫易牙的，就杀了自己的儿子，并且把儿子的肉做成了羹。爸爸杀儿子，不但爸爸认为没什么，被儿子的，竟也认为是当然。秦始皇叫他的儿子死，他的儿子奉命自杀，认为“父赐子死，尚安复清？”一点也不讨价还价，就自杀了。二、爸爸有打人权——人都可以杀，打打当然更不在话下。爸爸打儿子的故事，最有代表性的，是曾子和他爸爸。曾子有一天种瓜，不小心把瓜的根子弄断了，他的爸爸生气了，他的爸爸拿起了大棒子，他的爸爸使劲打他，把他打昏了。很炎以后，曾子才醒过来。这件事被曾子的老师孔夫子知道了，不但不怪曾子的爸爸，反倒把曾子骂了一顿。孔夫子说：“你爸爸拿了小号棒子的时候，你该让他打，教他出气；但他拿了爱号棒子的时候，你就该逃掉，否则他真的赌气，把你打死了，你教他怎么下台？”三、爸爸有卖人权——中国古书中有“粥妻子”等记载，就是爸爸可以卖妈妈和子女的证据。元朝的法律中还特别禁止把妻妾子女典押给人家，可以看到当时这种风气的盛行。爸爸不但在活的时候，有卖子女的；甚至死了，为了埋葬他，他的子女都要被妈妈卖掉。孔夫子在卫国的时候，就碰到过这种情形。四、爸爸有财产权——爸爸做家长，所有的财产都是他的，儿女不可以有私人的财产，更不能把家里的东西随便决定怎么处理。这种规矩，在中国古书中，像十三经中的《礼记》。像宋朝司马光的《涑水家仪》，都有记载。五、爸爸有主婚权——孔夫子时代，他老先生认为公冶长是一个好人，就把自己的女儿嫁了给他；他老先生又认为南容也是一个好人，就把自己的侄女嫁了给他。孔夫子这样做，根本不需要得到自己女儿或侄女的同意，这就是古代爸爸的特权。不但子女活的时候，婚事要爸爸做主，就便是死了，爸爸也有权给他们来一次“讨鬼婆”。曹操的儿子曹冲，是一个能知道如何称象重量的聪明小孩，不幸年轻轻的就死了，正好那原的女儿也年轻轻的就死了，曹操希望这一对少年男女能够在死后结婚，于是向邴原征求同意，不料邴原却反对，认为不合礼法，这门亲事并没弄成功。六、爸爸有离婚权——爸爸对妈妈有主动的离婚权。例如妈妈嫉妒，爸爸就可以跟她离婚；妈妈话太多，爸爸也可以跟她离婚；妈妈偷东西，爸爸也可以跟她离婚。爸爸不但可以跟自己的太太离婚，还可以叫儿子跟儿子的太太离婚。儿子自己喜欢的太太，没有用，要爸爸喜欢才行，爸爸不喜欢，就得赶出家门。 中国的家的第三个特点是“大哥权力”。中国的家，除了爸爸的权力以外，就算大哥最有权，大哥是男孩子中最大的，他比所有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吃得开。大哥若生在皇宫里，他是皇帝的当然继承人；大哥若生在诸侯家里，他是诸侯的当然继承人；大哥若生在普通人家里，他也是爸爸死后的一家之主。“兄权”代替、‘父权”，“兄权”就等于是“父权”。中国的家的第四个特点是“男人权力”。爸爸是全家第一男，他最有权；大哥也是男人，他是第二男，也有权，但他的权就比较受限制，因为，有个妈妈。在“孝顺”的传统底下，大哥要听妈妈的；在“男尊女卑”的传统底下，妈妈又得听大哥的。中国传统中的女人要“三从”，所谓“三从”，是一个女人在家从父（父死从兄）——第一从。 出嫁从夫——第二从。 夫死从子——第三从。在这个标准下，妈妈在爸爸死后，也得听大哥的。但是因为妈妈毕竟是妈妈，所以大哥对妈妈的威风，还是得收起一大邪分来。爸爸死后，妈妈可说是家中唯—一位能够跟家中男士抗衡的女性，姊妹们是没有地位的，权力都被大哥以下的兄弟们占住，家里的财产也不会分给她们，只在出嫁的时候，送一点嫁当而已。女人在中国家中的地位，是非常可怜的。 中国的家的第五个特点——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大家庭的结构”。所谓大家庭，就是家中不只父母子女两代几个人的小家庭，而是要所有有亲属关系的人住在一块儿，大家谁都不要跑。“大家庭”的理想形态是“五代同堂”，堂是家里的大庭，大庭中要有五代的亲属，才算过瘾。至于五代如何同堂，是什么人，实际情形，你快看下面：第一代——家长前二世代 祖父 祖母 外祖母（在外祖父死了以后）第二代——家长前一世代 父 母 伯父 婶母 伯母 舅母第三代——家长自己一世代 家长自己 妻 兄弟 姐妹 嫂嫂及弟媳妇 姐妹文 堂兄弟 家长童养媳（童养媳是未来的儿媳妇，先进家门来做j） 兄弟童养媳第四代——家长后一世代 已婚子 未婚子 女 媳妇 女婿 侄 外甥 姨侄 侄女 侄媳“外甥女 童养媳（）l子的） 童养使媳一第五代——家长后二世代 孙 外孙 孙女 孙媳妇 侄孙 侄孙女 童养孙媳 童养侄孙媳 这就是所谓“五代同堂”的大结构——实际的结构。中国人对这种大家庭，最着迷不过，他们对“五代同堂”的希望是“五世其昌”——五个世代代代代代代都繁荣而有福气。当然，搞不好，也可能五世其“娼”。“五代同堂。”只不过是一个标准形态，当然还有“四代同堂、“六代同堂。等等。反正代愈多，愈证明了老公公老婆婆们的长寿，和小孙子小孙女们的早婚。中国最有名的大家庭是唐朝的陈崇一家。这家一连十三代，都没分开。前后累积的家人，有七百多。唐朝皇帝特别给他们奖励。 唐朝另一个有名的大家庭是张公艺一家。这家的特色是“九世同居”，南北朝时代、隋朝时代，到唐朝时代，都受过当时皇帝的奖励。有一次唐朝的高宗皇帝到他们家里去，问张公艺维持一个大家庭的秘决是什么，张公艺最后把秘决公布了，那是一百个同样的字——一百个“忍”字。维持大家庭的秘决，是忍耐。 “大家庭”在事实上，有它不能存在的困难，时代的推演，一定使大家庭慢慢解体，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本已发生。在“纪元五世纪的时候，就有大臣指出当时有父母还没死、兄弟就分家了的现象，并且这种现象，竟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在纪元十世纪的时候，皇帝还特别下令不得在祖父母、父母没死以前分家，要分家，就不孝，甚至可判死刑！（甚至劝别人分家的人都有罪！） 但是，任何不合人情的规定，都抵挡不住时代的推演，“大家庭”的美梦仍旧在继续解体中。先是在大家庭中，有小家庭各个独立，各自为政，“同居异*，一门数灶”，大家分开吃饭，然后就分开住了。父母大都跟着大哥，算是一家“三代同堂”，其他便只有两代。自此以后，“三代同堂”的，便已算是大家庭了。由于中国人以大家庭为一个理想，所以，因家而生亲属关系，也就特别累赘，这点就跟西方国家大不相同。在西方国家，对上一辈只有一种称呼的，在中国，却可分化为伯父、叔父、堂伯父、堂叔父、族伯父、族叔父、表伯、表叔、姑丈、母舅、姨丈等等十一个称呼；在同辈方面，也是一样，在西方国家只有一种称呼的，中国人却可分化为堂兄、堂弟、再从兄、再从弟、三从兄、三从弟、表兄、表弟、姨表兄、姨表弟、堂表兄、堂表弟、堂姐、堂妹、再从姐、再从妹、表姐、表妹、姨表姐、姨表妹。童表姐、堂表妹等等二十二个称呼。由此可见，中国的亲属关系多复杂！中国人喜欢称道的亲属关系是“九族”，九族的关系是： 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自己->子->孙->曾孙->玄孙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一个人并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他的家族；他不代表他自己，代表的也是他的家族。所以，当一个人犯了罪，惩罚的对象并不止于这个“罪人”自己，而要连累他的家。秦始皇帝时代就有“诛三族”的法律，要杀一个“罪人”的时候，他的父母一族、他自己和太太一族、他的儿女一族，都要杀得光光光。这种残忍而不人道的法律，一直流传着，甚至还变本加厉。隋朝时候，杨玄感造反失败，所受的惩罚，就是“诛九族”。明朝方孝孺为了反对明成祖篡位，大骂成祖。成祖向他说：“你难道不怕杀九族吗？”方孝孺说：“就杀我十族，又怎么样！”成祖说：“就杀你十族！”于是，除了方孝孺的九族外，连他的学生，也当做一族被杀光了！＿这就是由中国畸形的家族关系，演变出来的畸形法律和残忍事实。 由于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强，它的流弊也就多得不得了，变成了中国进步的障碍。综合它的大缺点是： 一、年轻一代没有自由。 二、年轻一代容易养成倚赖心，缺少开创精神。 三、男女不平等。 四、婚姻不自由。 五、容易伤感情，把八十岁到十八岁的女人，挤在一起，自然“妇姑（姑是婆婆）勃峪”、“妯娌不睦”、“姑嫂口角”、“兄弟阅墙”了。 六、太重“家法”，忽视法律。 七、太重自己家族的利益，缺乏公益和爱国观念。 中国家族的流弊，可真不少。家族观念走火入魔的时候，还要进一步“开词堂，执家法”，包括依“族规”第几条第几款，应该打多少大板或别的。更超越前进的，是以族姓为单位，统统有奖。张献忠到四川，杀得兴起，“百家姓”中个个遭殃，但对“张亚子庙”、“张桓侯（张飞）庙”，因为同宗，一律优待；张献忠的老前辈黄巢更宽大，他在湖北，不但不杀姓黄的，甚至连带黄字的地方都一律放生，所以能留下许多“黄冈”人“黄陂”人给我们领教、给我们消受，这真所谓“盗亦有道”、“盗亦友盗”了！ 女性——牌坊要大，金莲要小 在古代，有一件怪事：男人离木开女人，可是男人又看不起女人；更怪的是，不但男人看不起女人，连女人也看不起她们自己。 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放在床上；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放在地下。或者放在水里，干脆淹死。这是因为养不起，又没有“安无妊”或“乐普”，只好即时生杀了事。这种风俗叫做“溺女。 淹死。这是因为养不起，又没有“安无妊”或“乐普”，只好即时生杀了事。这种风俗叫做“溺女。男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穿漂亮的衣裳；女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只穿背心式的内衣。 生男孩子叫“弄璋之喜”，璋是好的玉石，使男孩玩玉石，据说可增进他的德行；生女孩子叫“弄瓦之喜”，瓦不是瓦片，是纺车上的零件，使女孩子玩纺车上的零件，据说可使她将来勤于家事。 子叫“弄瓦之喜”，瓦不是瓦片，是纺车上的零件，使女孩子玩纺车上的零件，据说可使她将来勤于家事。 为了奖励生男孩，汉朝章帝发明了“胎养令”，对生儿子的有优待，生女儿的就不行，除非生杨贵妃，生杨贵妃可以“不重生男重生女”。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杨贵妃好生？何况万一生不好，生出了黄承彦家的丑丫头，除了嫁给诸葛亮，也没人要。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的诸葛亮？非生杨贵妃，生杨贵妃可以“不重生男重生女”。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杨贵妃好生？何况万一生不好，生出了黄承彦家的丑丫头，除了嫁给诸葛亮，也没人要。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的诸葛亮？ 有的人笑，在笑脸里面充满了慈祥；有的人笑，好像是在哭；有的人笑，笑里好像有把刀。唐朝有个宰相叫李林甫，他的笑脸里面好像有把刀——“笑里藏刀”的典故，便由此而来。 唐朝有个宰相叫李林甫，他的笑脸里面好像有把刀——“笑里藏刀”的典故，便由此而来。他没死以前，杨贵妃的干儿子兼老相好安禄山不敢造反，因为安禄山一见他，就吓得浑身冷汗直冒，安禄山知道李林甫不是好惹的，因为他笑里藏刀，那把刀，随时可能扎到安禄山的胖肚皮上。 冷汗直冒，安禄山知道李林甫不是好惹的，因为他笑里藏刀，那把刀，随时可能扎到安禄山的胖肚皮上。 有一天，李林甫的一个亲戚生了一个小男孩，李林甫提起毛笔，写了“弄障之喜”四个字，送到亲戚家，大家一看，都笑起来了，因为他写了一个大别字，把“璋”误写做“獐”（獐是一种鹿，头很尖，有种人头尖眼睛小，就容易被人骂做“獐头鼠目”，这个成语也出在唐朝。你要特别注意，随便一个中国的成语，都有它的传统。你弄不清，便会闹李林甫的笑话）。送到亲戚家，大家一看，都笑起来了，因为他写了一个大别字，把“璋”误写做“獐”（獐是一种鹿，头很尖，有种人头尖眼睛小，就容易被人骂做“獐头鼠目”，这个成语也出在唐朝。你要特别注意，随便一个中国的成语，都有它的传统。你弄不清，便会闹李林甫的笑话）。 古代中国女人，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嫁做妈妈。她们在没出嫁以前，整天关在家里，绝不会出来念书或出来跳舞，或出来做女秘书、女护士，是没有这些的。 绝不会出来念书或出来跳舞，或出来做女秘书、女护士，是没有这些的。 她们没有上学的权利 口号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不会念书反倒是美德！ 她们没有职业 蹲在家里，就是她们的职业。 她们没有继承权 财产都分给兄弟们了。”他们没有人格权 人格权已经被爸爸、丈夫、儿子所吸收。 她们没有自由意志 不需要她们有意志，坏事不让做，好事也轮不到她们做。 她们被“圣人”看不起 孔夫子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她们很容易就被丈夫赶走 有七个理由，丈夫可以赶走她，其中一个理由是“不生儿子”。不生儿子不怪丈夫，要怪她！她！ 她们还很容易就被连带杀头 要是她的爸爸、丈夫、儿子犯了大罪，她就跟着倒霉， 她自己若想犯个大罪，教别人也倒霉，不行，没机会！ 她们很难再婚 不论离婚后或丈夫死后，总之，她们想结第二次婚， 很难很难；并且很多人根本也不想，她们宁愿糟蹋了青春。清朝有一个“高节妇”，十七岁起守寡，守到九十六、岁，共守了七十九年，是“守寡大王”。 岁起守寡，守到九十六、岁，共守了七十九年，是“守寡大王”。 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汉朝开始才有女人私人的名字，有的还是没有，只叫做什么什么“氏”而已。你一看到什么什么“氏”，比如说陈氏”、“王氏”，你就知道“是个姓陈的女人”、“是个姓王的女人”，这就“够”了卜‘氏”字是一个表示“是女人”的通用说法，其他同类的字还有“姬”、“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古代有个女人叫“孟姜”，传说中为了找丈夫，曾哭倒长城，后来人们不知道“孟姜”的意思就是“是个姓孟的女人”，以为“姜”是她的名字，于是硬把她叫做“孟姜女”，这是不通的，“姜”就是“女”，这么一叫，孟姜“女”岂不成了“孟女女”了吗？么什么“氏”，比如说陈氏”、“王氏”，你就知道“是个姓陈的女人”、“是个姓王的女人”，这就“够”了卜‘氏”字是一个表示“是女人”的通用说法，其他同类的字还有“姬”、“姜”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古代有个女人叫“孟姜”，传说中为了找丈夫，曾哭倒长城，后来人们不知道“孟姜”的意思就是“是个姓孟的女人”，以为“姜”是她的名字，于是硬把她叫做“孟姜女”，这是不通的，“姜”就是“女”，这么一叫，孟姜“女”岂不成了“孟女女”了吗？从上面一些现象里，你一定感到中国古代女人的处境实在很特殊，要了解这些现象，你必须再进一步，多了解一点。 须再进一步，多了解一点。 在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叫班昭，她的丈夫姓曹，所以她又被叫做“曹大家”（“家”在这里念做“姑”），她有两个有名的哥哥：一个是写《汉书》的班固；一个是出使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这位妹妹，实在是个莫名其妙的女入，她若不莫名其妙，她不会写一部叫做《女诫》的书，这部书，是女人写来教人如何压迫女人的，你说莫名其妙不莫名其妙？在这里念做“姑”），她有两个有名的哥哥：一个是写《汉书》的班固；一个是出使西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班超。这位妹妹，实在是个莫名其妙的女入，她若不莫名其妙，她不会写一部叫做《女诫》的书，这部书，是女人写来教人如何压迫女人的，你说莫名其妙不莫名其妙？《女诫》这部书，其实也不算是一部书，因为从出版大家萧孟能、沈登恩眼光看来，它的字太少了，它只有一千六百个字。但这一千六百个字，却集了压迫女人思想的大成，并且变为以后两千年女人的修身教科书，它的势力可真大！ 字太少了，它只有一千六百个字。但这一千六百个字，却集了压迫女人思想的大成，并且变为以后两千年女人的修身教科书，它的势力可真大！ 在《女诫》里，有很多“奇妙”的理论： 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卑下、要软弱，女孩子生下来第三天，就该把她放在床下面，来表示她的卑弱；示她的卑弱； 比如说，它主张女人要无条件的服从丈夫，丈夫就是“天”，因为“天”是不可以违背的，所以丈夫也不可以违背。对丈夫要像忠臣对皇帝、孝子对爸爸一样；＿ 所以丈夫也不可以违背。对丈夫要像忠臣对皇帝、孝子对爸爸一样；＿ 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可以再娶，可是太太不能再嫁； 比如说，它主张做太太的方法，是在使丈夫不打她、不骂她； 比如说，它主张丈夫对太太，是一种“恩”情——这部书的作者，根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情！ 从班昭这部书以后，也有一些书跟着冒出来，大谈女人该如何如何，像魏晋时代张华写的《女史箴）、唐朝太宗长孙皇后写的《女则》、陈逸太太郑氏写的《女孝经》、宋若华写的《女论语》、明朝成祖仁孝文皇后写的《内训）、吕坤写的（闺范）、清朝篮鼎元的（女学）等等，和班昭那本《女诫》一样，也有很多很多的“奇妙”理论出现。现以《女论语》为例，在《女论语》中，宋若华主张女人《女史箴）、唐朝太宗长孙皇后写的《女则》、陈逸太太郑氏写的《女孝经》、宋若华写的《女论语》、明朝成祖仁孝文皇后写的《内训）、吕坤写的（闺范）、清朝篮鼎元的（女学）等等，和班昭那本《女诫》一样，也有很多很多的“奇妙”理论出现。现以《女论语》为例，在《女论语》中，宋若华主张女人走路的时候，不要回头； 说话的时候，不要掀嘴唇； 坐的时候，膝盖不要动； 站的时候，裙子不能摆；高兴的时候，不能有大声；不能跟男人在一起；不要朝墙外面看；不能走出家里的大庭。只能待在家里，看李敖的文章。除了上面所说的.中国女人所处的地位以外.还有两个早大的特色，就是“贞节”与“小脚”。“贞节”观念是所谓“忠臣不事二君‘列女不嫁二夫，这本是古代中国人认为的美妙理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宋朝，才开始大行特行起来。大行特行的原因，是由于宋朝的“哲学家”程额的一段话：有人问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的时候，那可怎么办？谁想到程颖老夫子的不近人情的答复是：“饿死就饿死算啦！饿死是小事情，可是失掉贞节却是大事情！”不能走出家里的大庭。只能待在家里，看李敖的文章。除了上面所说的.中国女人所处的地位以外.还有两个早大的特色，就是“贞节”与“小脚”。“贞节”观念是所谓“忠臣不事二君‘列女不嫁二夫，这本是古代中国人认为的美妙理想，到了一千年前的宋朝，才开始大行特行起来。大行特行的原因，是由于宋朝的“哲学家”程额的一段话：有人问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的时候，那可怎么办？谁想到程颖老夫子的不近人情的答复是：“饿死就饿死算啦！饿死是小事情，可是失掉贞节却是大事情！”程颢有一个大徒弟叫朱熹，就是后来被人称为“朱子”的，在程颢以后，大力宣传他老师的这种错误说法，从此以后，中国人便中了他们的毒，着迷起来，中国的女人便在盲目的宣传下，不断的做着不近人情的维护贞节运动：有的甚至被男人拉了一下胳膊，就气得自己把胳膊砍下来，认为那只胳膊已被那男人弄脏了；有的甚至要和未婚而死的丈夫——死人——结婚，抱着死人的灵牌举行婚礼……提倡贞节提倡到这个样子，你说荒唐不荒唐？的这种错误说法，从此以后，中国人便中了他们的毒，着迷起来，中国的女人便在盲目的宣传下，不断的做着不近人情的维护贞节运动：有的甚至被男人拉了一下胳膊，就气得自己把胳膊砍下来，认为那只胳膊已被那男人弄脏了；有的甚至要和未婚而死的丈夫——死人——结婚，抱着死人的灵牌举行婚礼……提倡贞节提倡到这个样子，你说荒唐不荒唐？ 政府方面，为了奖励贞节，有所谓“贞节牌坊”，是用石头架起来的牌坊，鼓励那些守寡守得最久的女人，或是那些为了维持贞节而死的女人。 守得最久的女人，或是那些为了维持贞节而死的女人。立“贞节牌坊”，表面上很简单，骨子里大不简单，并不因为你守寡或殉情做得好，就可以立的，还是要看“关系”。比如说：这个寡妇的儿子有钱或者做大官，他妈妈的“贞节牌坊”就自然而然立了起来，所以这种奖励，内幕重重，实际是“众寡悬殊”的。 以立的，还是要看“关系”。比如说：这个寡妇的儿子有钱或者做大官，他妈妈的“贞节牌坊”就自然而然立了起来，所以这种奖励，内幕重重，实际是“众寡悬殊”的。 因为“众寡悬殊”，传说里有人死了也不服气。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看见“一妇人举止异常，行不甚速，而常在御舟之前”。找来问她是不是有冤？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戚家寡妇也。”就忽然不见了，原来是女鬼。乾隆皇帝说：“此必节烈妇人，来求族表者也！”于是如其所愿。异常，行不甚速，而常在御舟之前”。找来问她是不是有冤？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戚家寡妇也。”就忽然不见了，原来是女鬼。乾隆皇帝说：“此必节烈妇人，来求族表者也！”于是如其所愿。 要想看“贞节牌坊”是副什么模样，台南、金门都有，台北新公园有两个残余的牌坊，一个是“贞节牌坊”，一个是“孝子牌坊”。 个是“贞节牌坊”，一个是“孝子牌坊”。 孝子牌坊大都是给“殉母”的孝子立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川。说里，就记有这种孝子，原来不是什么“以身殉母”，而是因纵欲过度死在妓院里的“火山孝子”。这小说中的孝子，确有其人，名叫岑德固，是请求西太后让他“做一看家恶犬”的大官岑春渲的儿子。他被旌表成孝子，是官官相护的大官张之洞、端方等联名请求的，硅表以后，他的事迹宣付国史馆，当然不包括命丧青楼在内。子，原来不是什么“以身殉母”，而是因纵欲过度死在妓院里的“火山孝子”。这小说中的孝子，确有其人，名叫岑德固，是请求西太后让他“做一看家恶犬”的大官岑春渲的儿子。他被旌表成孝子，是官官相护的大官张之洞、端方等联名请求的，硅表以后，他的事迹宣付国史馆，当然不包括命丧青楼在内。“贞节”以外的另一个特色，是“小脚”。 小脚是把小女孩的两只脚，用布带用力裹起来，裹到骨头也断了、肉也烂了，可是不管断不断、烂不烂，还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个畸形的新脚长出来，才算完事，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再也不会活活泼泼的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谈不到跑来跑去了。 不断、烂不烂，还是要裹下去，直裹到一个畸形的新脚长出来，才算完事，这时候，这个女孩子再也不会活活泼泼的蹦蹦跳跳了，她走路都走不好了，更谈不到跑来跑去了。原来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老买”了。还有的中国古人竟认为：女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美”了。审美的眼光可真他妈的怪！正确的说法，这不是审美，是审丑。 人被这样裹了两脚，就“美”了。审美的眼光可真他妈的怪！正确的说法，这不是审美，是审丑。 中国人骂人写文章又臭又长、讲演又臭又长，说是“王母娘娘裹脚布”。王母娘娘传说是黄帝的老相好，那个时代，还没流行小脚，太早了；宋朝人的笔记里，说小脚起于五代“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可能又太晚了。因为它无法解释一千图百年前“双行缠”、“履头皆锐”、“底平趾敛”、“弹弦维足”等现象。小脚的形成是慢慢演变的，但在中国，起码已缠了一千年！缠小脚，除了道德上的和审美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性的，就是“足恋”。古代罗马、中古西班牙，都有足恋的现象，汉朝成帝对“可怜飞燕”的妹妹赵合德，曾有过这种喜爱。中国性变态的文人，很多都喜爱小脚——尤其是臭的小脚，难怪他们作品臭不可闻。中国文人为了喜爱小脚，要写（香莲品藻）这种书，对小脚大做科学分类，分为五类十八品，整天向往“凤鞋半折小弓弓，莺语一声娇滴滴”；至于性变态的武人，就没这么风雅，他们要把小脚砍下来吃，“足下”害人，一至于此！有些乡下女人，居然成了漏网之鱼，有了天足或解放脚，这种人最怕成名，因为一成名，人人就注目足下，害得老太无法交代。明太祖朱元库的马后，有对全国闻名的大脚，明太祖为了维护这对大脚，不知砍了多少人的脑袋；李鸿章的妈妈也有大脚，外号叫“大脚夫人”。西太后五十大庆时，母以于贵，要召见李太太。李老太坐轿子到北京，满朝文武拍李鸿章马屁，都去欢迎。李老太从轿子里无心伸出一脚，李鸿章怕她着凉，请她缩一下。李老太勃然大怒，大叫：“你老子都不嫌我脚大，你倒嫌我脚大！”一气宣布不下轿了。经过好说歹说，指天画地，多方疏通，李老太才回心转意，最后见到小脚的西太后，出尽风光。使全国观感为之一变；全国大脚为之一新。西洋婆子要靠鼻子高低影响历史，中国李老太单凭这双大花脚，就踏破铁鞋。今天中国以大脚丫子露面色相的脚色，都要感谢李老太，因为有了李老太，足下才能满足。附带要说的是，中国人小脚哲学如日中天的时候，竟发展到连男人的脚也以小为贵。所假“君子大头，小人大脚”。要想做君子，脚大是不行的。所以男人也有以白布包脚的习俗，先包好，再穿袜，因此鞋前面比较尖。中国书呆子谈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固有文化，却没看到中国人的小脚哲学，非但有眼不识泰山，也有眼不识泰水的脚了！ 光绪朝对节妇贞女的旌表 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春在堂全书本）记乔氏一条，很可代表晚清对贞节观念的立论： 松江邹生，娶妻乔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岁而邹死。乔守志抚弧，家尚小康，颇足自存。而是时粤贼已据苏杭，松江亦陷于贼。乔虑不免［失们，思一死以自全；而顾此孤弧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决。其夜忽梦夫谓之曰：“吾家三世单传，今止此一块肉，吾已请于先亡诸尊长吴，汝宁失节，毋弃孤儿。”乔辖而思之，夫言虽有理，然妇人以节重，终不可失，意仍未决。其夜又梦夫偕二老人至，一翁一温，曰：“吾乃汝舅始也。汝意大佳。然为汝一身计，则以守节为重；为吾一家计，则以存孤为重。愿汝为吾一家计，勿徒为一身计。”妇辖，乃设祭拜其舅姑与夫日：“吾闻命吴！”——后母子皆为贼所得，从贼至苏州。 乔有绝色，为贼所屡。而乔抱阿九，无一日离。语贼曰：“若爱妄者，愿兼爱儿。此儿死妾亦死吴！”贼恋其色，竟不夺阿九。久之，以乔为“贞人”，以阿九为公子。——贞人者，贼妇中之有名号者也。 一日，乔氏“抱阿九登张秃子舟以遁”： 张〔秃子〕夫妇意乔居贼中久，必有所青。侦之，无有，颇失望。乃载之扬州，鬻乔于娼家，乔不知也。 娼家率多人篡之去，乔仍抱阿九不释，语娼家日：“汝家买我者，以我为钱树子耳！此儿死，我亦死，汝家人财两失矣！若听我抚养此儿，则我故失行之妇，岂当复论名节卜’娼家然之。乔居娼家数年，阿九亦长成。乔自以缠头资为柬修，傅阿九从塾师读。 俄而赋平，乔自蓄钱偿娼家赎身，享阿九归松江，从其兄弟以居。阿九长，为娶妇。乃复设祭拜舅姑与夫日：“囊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妇人究以节为重。我一妇人，始为贼贞人，继为娼，尚何面目复生人世乎？”继而死。 俞曲园曰：“此妇人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节，不失为完人。程子云：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饿死失节，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一名节，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则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节轻矣！”可见在旧礼教的桎梏下,被强xx，是为不贞；与非法定人有性行为（不论自动被动），是为不贞； 被强xx，而不死，是为失节；改嫁，是为失节。 对这种毫不近人情的陈腐观念，在光绪朝时，曾有过激烈的抗议，宋恕在他的（六斋卑议）（页二九，敬卿楼业书本）里，他曾托古以驳流行的贞节说： 赵宋以前，大家妇女不禁再适。名臣名儒，如范文正，其媳亦再适；程正叔虽创饿死事小苛刻不情之说，徒快一时口舌耳！其胞侄女仍由正叔主持再适。自洛闽余党，献媚元明，假君权以行私说，于是士族妇女始禁再适。而乱伦兽行，其风日炽；逼死报烈，惨事日闻。夫再适再娶，均为名正言顺之举。古圣所言，不为失节。失节古谊，专指淫乱。今严禁古圣所许之再适，而阴纵古圣所恶之淫乱，洛党私说，流殃至此！ 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严复译孟德斯鸠的催意》，在案语中，他写道： 己则不义，而专责事己者以贞。己之滕妾，列屋闲居；而女子其夫虽亡，虽不足恋，贫不足存，而其身犹不可再嫁。夫日事夫不可以二，团也。而幽居不答，终风且暴，又岂理之平哉？夫妇之际，以他人之制，为终身之偿。稍一违之，罪大恶极。乌乎！是亦可谓束于礼而失其和矣！但是，这些开明的立论，毕竟是空谷中的足音，史乘中的残酷纪录稍一披览，一件件极不入道的故事，立刻出现在眼前。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的（旌表事实姓氏录）（采访局印行），洋洋八册，只不过是江苏九个县的贞节名册，就足以使我们震骇了！光绪以后，虽然没出过这类巨性，但从笔记和“实录”中，还可以看到不少的鸿爪遗痕。 在《清会典》风教门里，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对贞女节妇族表的典范；在台南赤茨楼的碑石上，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贞烈坊的样本。从这些典章和实物上，我们知道，光绪朝的一切旌表事实，都是“师承有自”的，都是有所本的，在观念上有了这种背景，我们就可以正式探讨本题了：李慈铭（桃花圣解盒日记）（丙集二页一九）光绪元年（一八七五）记道： 近来妇女之以到股旌者，累日有书，倭指难尽。盖格今之外，请必见从。闺阅之中，事无左证。职彤管者，疲于铅柴也！从这段记载里，可以略窥当时节妇之多！ 下面从（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里，酌辑此类史料，排比如下： 一、卷三百三十五，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二月： 放在骂贼捐躯烈妇安徽涡阳县袁旭占妻邓氏：过门守制贞女直隶清苑县监生李均聘妻钱氏；节妇大城县民李柏龄妻陈氏。（页一六）二、卷三百三十九，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四月： 程表过门守贞安徽桐城县张宗翰未婚妻章氏。（页六） 三。卷三百四十四，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秋七月： 以贼至投井，施表新疆阜康县济木萨烈妇郭韩氏，及二女，如例。（页一） 四、卷三百五十三，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十一月： 施表仰药殉夫烈妇山东荣城县候选通判于建基妻梁氏。（页八） 五、卷三百五十七，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甲午十二月：程表未婚完乞江苏江阴县候选巡检夏话植聘妻陆氏。（页三） 六、卷三百六十，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正月： 以捐设义学并建桥梁，于贵州思南府节妇杨周氏建坊。（页三一四） 七、卷三百七十，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六月： 以捐助学田经费，予四川罗江县文生何自兴为其父母；暨雅安县缩妇余氏，各建坊。（页一七） 八、卷三百七十四，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末八月： 以捐宅作节孝词，并筹祭费，予四川郸县节妇彭郑氏为其故翁士古建坊。（页五） 九、卷三百七十五，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末八月： 追予各省阵亡殉难官绅署安徽寿春营外委傅沛霖等，士民湖北汉阳团长哈清源等，妇女陕西白水县文童吴凌云妻节妇马氏等，共一千一百二十一员名口，分别施恤，并建词建坊如例。（页五a） 十、卷三百八十二，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十二月： 予临阵伤亡陕西副将唐焕文优恤；妻符氏恸夫殉节，并予旌表。（页一四） 十一、卷同上： 追予各省阵亡殉难官绅妇女等一千一百二十二员名口，分别旌恤如例。（页一六） 十二、卷同上： 以临难抗节，予奉天复州文童王圣德；暨民人徐广升妻王氏，旌表。（页一八b） 十三、卷同上： 追予陕西阵亡殉难官绅妇女等一百六十二员名口，分别施恤士如例。（页二一b） 这些纪录，没有一条不是“投世而名不彰”的纪录，望门寡也好、殉节也罢，这些可怜女子们的一片痴心，只能“彰”了一下她们丈夫或未婚夫的名字，而她们自己那些“芳名”，却和她们的痴心一样一起掷诸虚化了！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夜十一时半动手写 七小时写毕，在碧潭山楼 参考文献及实物： 一、俞樾：《右台仙馆笔记）（春在重全书本）。 二、宋恕：（六斋卑议）（敬师楼丛书本）。 三、严复泽人法意）（严译名著丛刊本）。 四、（硅表事实姓氏录）（同治七年十二月采访局印行）。五、（清会典）。 六、台南赤茨楼藏蔡偕娘贞烈坊（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奉旨社在故处士张金生妻蔡氏，丙寅季秋谷旦立）。 七、李慈铭：（桃花圣解孟日记）（丙集）。 八、（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大满洲帝国国务院发行）。 从高玉树为儿子冥婚看中国两面文化 五月二十九号中午，台北市长高玉树先生的大少爷高成器，在山仔后别墅，突然踉吴家大小姐吴纯纯双双服毒，从容自杀。出事以后，高玉树先生和女方家长们“悲喜交集”——在丧事中加办了一椿喜事，为这两位青年人补办一场婚礼。消息传出，大家只注意这个事件的新闻意义，但它的历史意义，却看不见有谁提出来。 “冥婚”有历史意义吗？有的，不但有，并且有得源远流长。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冥婚”事件，是在纪元二0八年——一千七百六十年前的曹冲冥婚。曹冲是曹操的小儿子，是个神童。当时孙权送来一头大象，曹操要知道有多重，谁也没办法，亏得曹冲想出了刻舟求“重”的主意，才算把问题解决。曹冲的主意，其实与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archmedes）称皇冠方法同出一辙，他若早生四百多年，并且生在希腊，一定前途大有可为。可惜他生在一个权力起伏的世家里。他死的时候，他的哥哥曹丕（后来的魏文帝）劝他爸爸不要难过，曹操讽刺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原来曹操太爱这个小神童，曾打算叫他代他哥哥接棒。 曹冲死的时候只有十三岁，曹操难过极了，认为这小孩连婚都没结就死了，太说不过去了，因此打主意替他来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很重义气的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帐，邴原说：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几庸也！明公焉以为哉？ 你不能不佩服曹操是很有度量的人，他碰了手下人的钉子，并不生气，可是也不泄气，他还是要给儿子讨媳妇，他并不要守什么训典而不易，他终于找到了一位甄家的女孩儿，跟他心爱的曹冲，来了一次合葬。 故事说完了，让我们来看看理论。 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冥婚合葬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有这样的话：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再按注解，“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妇，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合葬。而这种冥婚合葬，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请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宗”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结论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三国志）中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典中的传统文化。曹冲的冥婚是中国史中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例如在（大隋左武卫大将军吴公李氏女墓志）碑中，就有这样的话： 女郎姓尉字富娘，河南洛阳人。……以大业十一年（纪元六一五）五月十三日，终于京师京宅，春秋以十有八。……母氏痛盛年之无匹，悲处女之未异，虽在幽媾，婚归于李氏，共字元支，同穴在斯。这是曹冲死后四百多年的例子。到了唐朝，冥婚仍旧流行，甚至流行到皇家。（旧唐书）戴德太子传：中宗即位，追赠太子，说曰懿德，陪葬乾陵。仍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与之合葬。这是前面那位尉富娘小姐死了出嫁后九十年的事。 在唐朝，有冥婚不稀奇，稀奇的是还有冥婚后的离婚。唐一朝的韦后为她弟弟与萧至忠的女儿结了冥婚，合葬以后——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框归。台泰山做了盗墓人，你说怪不怪？ 唐朝冥婚流行的程度，不但见之于实事，并且载之于小说。戴君半《广异记》中，就有这种“倩女幽魂”式的故事，可见这类思想早已深入民间。在宋朝文献中，更可看到冥婚的细节。康誉之《昨梦录》一书里，这方面记载最多。元朝以后的冥婚，从（马可波罗行“记》，直到清朝孙椿的《余墨偶谈》、凌扬藻的《蒜勺论》等，都有不少材料，我不再多举了。民国以来，冥婚的风俗也相沿不衰。我举民国十二年《中回民事习惯大全》第四编“冥婚之习惯”里的两段，以见一斑：“娶鬼妻”（河南河北等处习惯），豫西河北等处，凡子未婚而故，往往择别姓字而殇之女，结为冥婚。俗谓之“娶足妻”，又日“配骨”，以结婚后往往合葬也。 “冥配”（浙江平湖县习惯），平湖县，上中下三等社会，凡子弟未婚夭亡，类多择一门户相当，年龄相若之亡女，为之定婚，迎接木主过门，礼节如生人嫁娶，名曰“冥配”。盖以不如是，则灵魂将无所依归，不能入词祭把，且不能立后，一经冥配，即取得被继承人之资格，得为之立后屯。至于台湾，真婚的风俗，也和大陆各地一样，除流行死人与死人结婚外，还有活人跟死人结婚的风俗。最有名的前例，是丘念台先生的父亲丘逢甲先生跟林家小姐的冥婚（详情见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二号（新生报）丘秀孟的“我的家族中，有关人鬼联姻的故事”），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林瑞芳的（台湾冥婚制与记事）最为生动，这篇文章，收在娄子匡编的（婚姻大事》一书里。高市长为他儿子的“冥婚”，轰动了整个台湾。很多人为之长吁短叹，却很少有人为之左思有想——想这件事在历史上的意义。因此，我“引经据典”的讨论它一番。“冥婚”虽然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传统“巨流”，可是它却一直“藐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部分，于是，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个面。这两个面谁是谁非，就留给大家去争个面红耳赤吧！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三日 欢喜佛 欢喜佛“欢喜”一个词，最早见于《战国策》。《战国策》秦策记载武安君的话，说：“长平之事，秦军大克，赵军大破，秦人欢喜，赵人畏惧。”佛教传到中国以后，翻译佛经的人，把这个本国语借来用做佛语，例如《法华经》譬喻品中，就有“欢喜踊跃”的话；并且，还把释迎的弟子阿难阳尊为欢喜。此外有“欢喜海”、“欢喜贤”、“欢喜九”、“欢喜日’等种种词汇，欢喜两个字，佛味很浓。“欢喜佛”是性交的佛像，性交姿式以立姿为主。为什么有欢喜佛呢？欢喜佛的意义在哪儿呢？”欢喜佛出自梵语“欢喜天”（mandkesvara），就是“难提计湿婆罗”，也叫“大圣欢喜天”、“大圣天”。欢喜佛是乱伦的佛，指（大圣欢喜供养法》，性交的当事人竟是“兄弟夫妇”！、大圣自在天，乌摩女为妇。所生有三千予：其左千五百，毗那夜边王为第一，行诸恶事；右千五百，扇那夜迎持善天为第一，修一切善利。此扇那夜迎王，则观音之化身也。为调和彼毗那夜迎恶行，同生一类，成兄弟夫妇，示现相抱同体之形，其本因缘，具在大明咒贼经。为了调和一千五百个做恶事的，才以一千五百个做善事的来配成“兄弟夫妇”，这一千五百个调和派，又是“观音之化身”，由观音出面，以性交的方法来软化恶行。这种设计真绝透了。 清朝北京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欢喜佛像就这样有了租界地。在雍和宫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佛像铸得——照《故都文物略》说法——“穷极丑怪”。我小学时候，亲眼看过，只记得要另外给喇嘛钱，他才带给你看。上楼走的是阴暗的木梯，佛像不大。据我一惊华游览记》的描写： 殿有欢喜佛十余，玻璃为龛，垂以绸幕，揭视之，秘戏杂陈，殆所谓事事无碍者软！有妇人裸卧，与一巨牛交，更数人伏于牛身者；有男女裸抱，而项间腰际，悬人头累累者。壁间悬图，幕以黄绸，去幕审视，亦复士。是；且多人与兽合，不知何说？游客欲观此，必更纳资，又必先局户而后出以相示，寺僧殆奇货居之也。“穷极丑怪”的佛像、“项间腰际，悬人头累累”，正是“其左千五百，毗那迎王为第一，行诸恶事”的象征，不了解“大圣欢喜供养法”这些佛经，自然就有“不知何说”的疑问了。 这是欢喜佛的第一层意义——软化恶行。由调和派出面，大家欢天喜地，敦伦出善事。，。这是佛书上的说法。 根据佛书以外的说法，欢喜佛的意义，还有别的。《清稗类钞）宗教类“欢喜佛”一条，明指欢喜佛的意义在鼓励生育： 欢喜佛，作人兽交猜状，种类甚多。有男与雌兽交。者，有女与雄兽交者。相传出自蒙古。某喇嘛因佛教盛行，人多持独身主义，而不欲结婚。于是人种日衰，一部落仅有数人，见而大悲，恐人类之灭绝也，遂幻其说，谓交姑本佛所有事，制为各种雌雄交借状，名之日“欢喜佛”，＜独身之俗渐消。后盛行于满洲，而流弊所及，遂至淫风大小甚，男女无别。大内交泰殿，即供奉欢喜佛之所也。这是欢喜佛的第二层意义——鼓励生育。告诉人：独身是不对的，“交清本佛所有事”，连佛都性交，你人还清高什么？、这是一种很动听的解说。惠（清稗类钞）说欢喜佛“相传出自蒙古”，是不清楚来龙去脉的话。欢喜佛实在是印度货，是印度传到西藏的佛像。它伯动物模特儿是象、是牛，都是印度传统中有神性的动物。《西藏新志》载：四月十五日，龙王塘大会，庙在水中，周匝水环，须以舟渡，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秘戏像，即俗所谓“欢喜佛”。喇嘛云：“是佛公佛母”。 印度思想中，动物在地位上，并不低于人类，甚至有高的一面。这种观点，不但印度有，从埃及古人到加拿大色里利（salish）印地安人，很多地方都有。所以，一旦发生了“兽交”（bestial-ty），并不认为是可耻和犯罪（对“兽交”的严刑峻法，是中古以后的事）。甚至印度还把它拟神化，这就是欢喜佛。据（大圣欢喜形象品仪轨》： 夫妇二天，令相抱立，二天俱象头人身，白肉色，着赤色裙，各以二手互抱腰上。正写出“观音之化身”是表现在“象头人身”的造形上。前面引的文献中。所谓“与一巨牛交”、所谓“数人伏于牛身”j厅谓“多人与兽合”、所谓“作人兽交媾状”、所谓“有男与雌兽交者”、所谓“有女与雄兽交者”，都是对“兽交”的一种拟神化。 这是欢喜佛的第三层意义——对“兽交”的拟神化。 值得注意的是，神很多，为什么要选中观音菩萨出场，化身成人兽同体甚至雌雄同体的怪相？照上引（大圣欢喜供养法）的描写，观音该是女性或雌方。但观音的性别，一般稍通佛理的人、却和一般善男信女看法不同。一般善男信女，都以为观音是女的，但一般稍通佛理的人，却说观音不是女的，只不过看起来像女入而已，观音实际“男人女身”，根本是男的。 这个观音是男是女的糊涂帐，所以发生，是由于一般人不看书的缘故。观音是男是女，早在《琅缳记》里有了精巧的解释： 一人问应元回：“观音大士女子平？”答曰：“女子也。”又一人曰：“经云观音菩萨，男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也。”又一人曰：“观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答曰：“非也。观世音无形，故普门品述现众身为人说法，既能现众身，则飞走之物以至线檬酸鸡，皆可耳，岂直男女乎？由此可见，高明的解释是观音不男不女，亦男亦女，可男可女。不但可男可女，并且可以“现众身”，上自飞禽，下至走兽，无一不可。因为观世音本身是“无形”的，佛门弟子却妄费心机为观音造像、画像，当然是可笑的。 说不定发明欢喜佛的人，是一个佛法高深的顽童，他故意用恶形恶相的欢喜佛来移俗、来讽世。这个顽童也许不是别人，就是观音自己。我大胆地认为，这是欢喜佛的第四层意反。在《元史》卜鲁罕皇后传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京师创建万宁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丑怪，后以手帕蒙覆其面，寻传旨毁之。 这显然指的是欢喜佛。这表示了，十三、四世纪的时候，欢喜佛已经流传到中国的新庙里，虽然皇族对它还不习惯。到明朝，情形就不同了，明朝时候，欢喜佛已经直奔皇宫。世宗嘉峪十五年（一五三六），有大臣要求除去皇宫中的欢喜佛像，《通俗编》记录如下： 留青日札：禁中自来有佛堂释殿，嘉靖时议除去。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人看“大喜殿”，内有金银铸男女淫亵状者，名曰“欢喜佛”，传闻，欲以教太子，虑其长于深宫，不知人事也。十五年五月，夏言题请毁灭。明世宗信道教入迷，所以“佛堂释殿”吃不开了，欢喜佛沦为教太子房事的模型，最后还被“题请毁灭”。这样看来，清朝的欢喜佛像，大概是一批新贵，不是早来的那一批。 这段纪录告诉我们，欢喜佛出现的第五层意义，是教长在深宫的皇太子知道“人事”。到7清朝以后，照《清秽类钞》说法，已达到“淫风大甚”的效果。这么一来，欢喜佛的哲学意义、宗教意义、历史意义、民俗意义、讽世意义等等，都给“垂以绸幕”了——欢喜佛弗欢喜了。 欢喜佛在造形上，虽是外国货，但在思路上，中外是心同此理的。一千八百年前，东汉桓帝时候的武梁词石刻（词在山东嘉祥），刻的就是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交尾图像。这种图像表示了多种意义：血族相好、人兽同体、天人交感、“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何尝不跟欢喜佛的意义相像？欢喜佛离开了印度，窝藏在中国，构成了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怪例，使人好奇、使人责备、使人皆大欢喜。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日以两个小时初稿 五月十日以四个小时修订 中国民族性 世界上，任何专家都犯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历史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中国历史家的专家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都是“相圻书”、是“帝王家谱”、是“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会，“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了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了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坐牛车。我愿举一个没有被唯的例子，一段根本被抹杀了的历史。 在《易经）的“序卦”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这是一篇很简单的演绎，从“条件述辞”（conditionalstate-ment）中，我们可以知道，“男女”一项，在我们老祖宗的眼睛里，究竟占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它是“天地”、“万物”以下，最被我们老祖宗重视的一环。它的地位，不但远在“父子”、“君臣”、“上下”、“礼义”之上，甚至还是产生这些抽象名词的必要条件。 在同一部《易经）的“系辞”下传里，又有一段看来跟上段有点矛盾的文字，简直把“男女”的地位，超过“万物”以上去了。原文是： 天地姻愠，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又明明是说，“男女”的“构精”，构成了“万物”的“化生”。跃地”虽像麻缕（细）棉絮（组）般的附着在一起，可是“万物”在这种附着的状态下，只是醇醇重重的而已，并不能化而为一种生命体。只有在“男女构精”的条件下，才能把“万物”赋予生命。～这种对“男女”关系的热烈颂赞，是我们两千多年前，老祖宗的真知灼见，也是见诸文书记载的最早史料。 除了这种文书的记载以外，还有更早的，那是实物的遗留。这种实物，最足以表示我们老祖宗的早期性观念是一个价么样子，在陈仁涛的检匾论古初集》（页六，图初一、1九）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llicism）的图片，那在河南安阳侯家庄发现的“五男根”——一条上面刻着三角绳纹鏊餐的、青铜文化风格的石做男人生殖器。看过以后，我们可以恍然大悟：我们这个“礼义之邦”的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样，也不例外的崇拜过这个玩艺儿，甚至崇拜得别有天地呢！少文书的记载和实物的证据，都证明了老祖宗们对“男女”问题早有认识，并且这种认识，从某些角度看来，甚至比今天的某些人还来得开明正确。至少老祖宗们没有把“男女”之事看做卑恶不洁。相反的，他们要把“男女”捧在“父子”、“君臣”之上，敬重膜拜，顶礼有加！古史中，最能代表性观念开通的例子，莫过于做国策》韩策中，秦国宣太后的一段话。宣太后对韩国来求救的使臣尚靳说： 妄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位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这段对外国大臣现身说法，公开描写性交姿式的文字，不了解当时性观念的开通程度，自然看了要大惊小怪。无怪乎清朝的王士侦，在他的《池北偶谈》卷二十一“谈异”里，在“秦宣太后晏子语”条下，要叹气说： 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其实，若了解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这是毫不足奇的。 又如《左传》宣公九年（纪元前六百年）这段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戏于朝（按：此处在《谷梁传》中记为“或农其衣，或衷其儒”，以相戏于朝）。泄冶谏日：“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日：“吾能改吴！”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这种不分君臣，一块儿把大家共有的情妇的内衣，在庙堂上相互炫耀、大开玩笑的做法，不但呈露了“礼义之邦”、“守礼谨严”的真相，并且十是反证了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 性观念的开通，原本是一种动物性的自然现象的流变，我们的老祖宗本来是“洒脱”得很的。他们当时缺乏下列这一套观念： 一、他们缺乏性的嫉妒的观念。 二、他们缺乏贞操观念。 三、他们缺乏羞耻观念。 四、他们缺乏亲父子的观念。 五、他们缺乏“罗曼蒂克恋爱”（romanticlove）观念。 这五项重要的特征，我们在古代的文书和实物里，可以找到许多证据。这些证据，可以为我们描绘出一种景象——一种性开放的景象……在这种性开放的景象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如何在生殖器崇拜、如何重视阴阳的理论、如何公然宣淫、如何“男女杂游、不媒不娉”、如何血族相好、如何私通野合、如何同性恋和鸡好、如何性变态、如何写《素女经》、《洞玄子》如何因“性”的因素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影响到部分中国民族的历史。’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的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庞”姐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斌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榜；吕后的人彘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及，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母忘在营；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跳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做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 在中国许多“肯定‘性’的”（pro－sexual）历史现象以外，另有一种“反对‘性’的”（anti－sexual）历史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是对“性”的规律、约束，乃至压抑。它的发生，约有四种原因： 一、对“性”生神秘与恐俱：老祖宗们缺乏生产知识，他们对异性相交而产生的结果，感到神秘，也感到恐惧。 二对“性”的疲乏：“性的疲乏”（sexualfatigue）是由性满足后或过度后而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一种反动——对性感到憎恶或厌倦，走向节欲或弃世绝欲的信仰。 三、嫉妒心和占有心：在古代，女人只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由于对产业的占有心，引发嫉妒心，再配合家庭、子女等观念，慢慢建构出许许多多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四、精神因素：由于有人不能满足现状，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来弥补尘世上的空虚，因而有“禁欲主义”（asceticism）或类似禁欲主义的思想产生。于是，不得不宣扬“性”的罪状，夸大或栽诬有关“性”的一切。 上面四种原因，构成了“反对‘性”’的条件，因而老祖宗们开始说明什么是“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扈”了，什么是“防隔内外，禁止淫佚”了，什么是“妇道”、“女诫”了，什么是“男女不通衣裳”了，什么是“富贵不能淫”了，什么是“坐怀不乱”、“秉烛通宵”了，什么“去势”、“幽闭”了，什么是“绝房事”的好处了 这些“反对‘性’的”历史现象，跟前面所说的“肯定‘性的”历史现象一样，同样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也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历史。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不出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中国是礼义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的扶口不言，或声色俱厉的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正因为“性”的问题，被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乃至压抑。劫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有了数不尽的“性”的“发霉”现象：从娈童到“御女车”，从“萤幸”到“蝶幸”，从“肉台盘”到“肉屏风“、“肉双六”、“肉吐壶”，从人狗交到奸尸案，从缠小脚到丐恋。从老年癫狂到性戾换，从贞节牌坊到“冒耻求种”，从花旋风到壮阳药，从自阉到阔人……试问哪一件不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试问有哪一件我们敢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干的事？”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认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有了上面所说的种种认识，我们必然发现：“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何等被有意忽略的大题目！我们必然关切：我们老祖宗们的“性”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的“性”行为，怎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我们必然提出：“性”的因素，对中华民族的部分历史，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 能够满足这些声音的，很显然的，起码是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始终在“回避”（？）这个重大的研究主题，我们不能在这个主题上做一次“科际整合”的示范，也不能在乌烟瘴气的“性”的暗流里做一次学理的澄清，为小百姓和大官人做点指示迷津的依据……这些因‘旧避”而生的缺憾，十足证明了我们在真理面前的萎缩，证明了我们在寻求真理上面的无能和胆怯。这篇文字的用意，是尝试用现代的方法，提出一些确定的解释和“解释草案”（exnationsketch），求出历史上中国“性”生活的真相和可能的真相，至少我提供的，是一种可供讨论的合理怀疑，也许值得专家和学者的评判。 在现代方法的妙用下，历史万象虽多，其实不乏理路可寻。例如真的专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易经）中的“威卦”等卦是描写性交姿式的；《诗经》“寨裳”里说的“且”字是男人生一殖器八周礼）中“地官”里“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话是一种“交配季”（matingseason）、一种“节期杂交”（feastpromlscu－ity）；（老子）中的“元扎”是女人生殖器；《论语）中孔夫子骂女人的缘故是因为他离过婚；伶玄《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有“足恋”；常遽《华阳国志》中的关云长背离曹操是因为他吃醋；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女子男饰”里的六朝女子娄逞是性戾换；柳宗元《柳河东集）中“河间传”是写唐朝一个女人的花旋风；徐士鸾的《宋艳）中“残暴”里记宋朝的王继勋是一种虐恋（虐待狂）；陶宗仪《辍耕录）中“奇遇”一篇是写元朝人性爱的白日梦；明朝张岱《琅环文集》中“鲁云谷传”是描写洁癖；清朝薛福成《唐*笔记）中“入相奇缘”里写和坤“对影谈笑”是一种影恋……所有的大量历史文化，都禁不得真正专家的一双法网，用这种法眼来“复兴中华文化”，才够资格，否则只是口号。关于这类性质的写作，在西方很多。性质近的像泰勒（g.rattraytalor）的“sexinhistory”（一九五三伦敦thames＆hudson版）就是一例。西方过去，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笼罩下，对性的禁忌，跟历史上的中国，真可说是老兄老弟。可是他们在近几十年的努力之下，终于摆脱了传统上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与压抑，终于使他们逐步走上一个开放的社会，建立一种“约定俗成”的性道德。培养了风俗、修正了法律，使他们的青年男女，又恢复了在“伊甸园”里没吃苹果前的歌唱。 反观我们中国，相对起来，我们不得不惭愧我们还是一个老大的闭锁社会。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与压抑，还是这个闭锁社会的主要闭锁项目之一。从电影检查到出版管制，从教条宣扬到性教育的空白，从警察的冲动到道德家阳屡以后的阴谋，已经把我们的“性”空气搅得极不清洁。在这些不清洁的空气里，我们呼吸到的，是禁忌、是妈妈跟在屁股后面的恋爱、是买卖式的婚姻、是手铐式的离婚、是情杀与毁容。是通好的残忍惩罚、是电影接吻的禁止、是情书的火葬与公布、是春药广告、是春牛横行、是廉价的初夜权、是文坛的新鸳鸯蝴蝶派、是姨太太第一号第二号、是婚姻法律的莫名其妙。是灵肉分裂、是衣服暴露的管制、是政府纵容的公娼、是私娼的七折优待、是节育的反对、是李敖这类先知式专题讨论的完全缺乏……所谓“礼义之邦”的“国情不同”，以及所谓“有伤风化”的管制法令等等，都不足作为上述这些“性空气不清洁”的护符，一切的护符，都更会增助我们耻辱的标记——那跟西方文明社会比起来，“性水准低落”的耻辱标记。 漫无心肝的中国知识分子，漫无心肝的日子太久了，实在应该认清自己，振作一下，洗洗这些耻辱的标记。 人能感动蝙蝠论 研究中国人想什么，怎么想，一定得注意中国人的怎样想什么。中国人有时候会发伟大的奇想，这种伟大的奇想，想入非非，使人怎么也想不透人为什么要这样想、能这样想，这样想又何苦来。 中国人怎样想什么，七想八想，其中妙的很多。最妙的一则是，中国人相信人事感天，相信自然现象有时是受了人的感动而生，感动到火候十足的时候，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可以天雨票、乌白头，可以天地含悲、风云动色。 别以为这是中国民间愚夫愚妇的迷信、别以为这是我开玩笑，中国的第一流知识分子，的的确确把这种怎样想什么，郑重其事的认真处理。我举一代大儒顾炎武为例。顾炎武在（田知录》中有一篇人事感天，就公然胡扯如下：易传言先天后天。考之史书所载，人事勤于下，而天象变于上，有验于顷刻之间，而不容迟者。宋武帝欲受晋样，乃集朝臣宴饮。日晚坐散，中书今傅亮叩扉人见，话还都谋祥代之事。及出，已夜，见长星竞天。树辟叹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验矣！隋文帝立晋王广为皇太子，其夜烈风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坏，压死者百余口。唐玄宗为临淄王，将诛韦氏，与刘幽求等微服入苑中。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日：天道如此，时不可失。文宗以右军中尉王守澄之言召郑注，对于浴堂门。是夜管出东方，长三尺。然则荆何为燕太子丹谋刺秦王，而白虹贯日；卫先生为秦阳画长平之事，而太白食昂。固理之所有。孟子言气壹则动态，其此之谓与？这就是第一流知识分子满纸荒唐言的第一号证据。 其实不怪顾炎武，顾炎武只不过师承前代那些大儒和大理论。前代那些大儒和大理论认为人事感人，所谓天，从广义解释，上自老天爷，下至一条猪，都无一不可以感动、无一不受人的掌风。 最早的感动文献是《易经》。《易经》里中军卦说： 豚鱼吉 意思是说，人类的诚信所及，哪怕像猪那样蠢的、像鱼那样冷血的，都可以-一感化，这种感化，有专门成语，叫信及豚鱼。 既然猪也可以、鱼也可以，理论上，什么动物都应有同感。于是，感动的范围就扩大到无所不包。于是，就出来鼎鼎大名的祭鳄鱼文。唐朝的韩愈到潮州，看到鳄鱼为患，他居然写了一篇《祭鳄鱼文》，给鳄鱼一只羊一只猪，要鳄鱼搬家，其率尔丑类，南徙于海！如果冥顽不灵，人类就要把你们杀光，你们不要后悔啊！据说鳄鱼看了他的文章，就都搬走了。这篇千古妙文，（古文观止》就有，实在值得一读再读： 维年月日，潮个！刺史韩愈，使军事行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泽，罔绳搞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掩，扬州之近地，刺史县分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礼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上，治此民；而鳄鱼焊然不安豁潭，据处食民畜。熊、象、鹿、漳，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抗拒，争为长雄。刺史虽写弱，亦安有为鳄鱼低首下心，似仙眺跳，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之命而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颁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大家读了《古文观止》，以为韩愈的神通只在写这篇文章，就错了。韩愈还有别的神通呢！别的神通，一看张读写的（宣室志》便知。张读《宣室志》里记泉州南面有山潭，中有歧搞，尝为人患。有一天，山崩了，山石填塞潭水，水流出来，其中有蚊馆的血。而石壁之上，有凿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势甚古，郡中士庶无能知者。后来这十九个字给韩愈看到了，他认出是诏赤黑视之鲤鱼天公卑杀牛入王癸神书急急，字体是哦料篆书，详究其义，似上帝责蚊蝇之词令，戮其害也。这个故事，表示了不但韩愈能够同鳄鱼说话、谈判、写文章，甚至老天爷也和他同感，不但对鳄鱼的水友蚊蝇说话、谈判、发命令，还让韩愈夹在其中，做了翻译官。这篇文章，写到这里，题目应该是人能感动鳄鱼论，可是我害怕，不敢这样写。因为前一阵子，刚发生了诽韩案，韩愈的后人（？）到法庭控告写文章批评韩愈的人，而妙不可言的法官大人，居然判了被告的罪。这是典型的一场文字狱。我李敖刚坐完了叛乱罪的大牢，黑狱亡魂，浩动余生，实在不敢惹韩愈（和他的鳄鱼）只好另想题目。 幸亏我学富五车，居然被我找到好题目，叫做人能感动骗幅论。为什么又来了编蛹呢？请看明朝柳应聘的大文便知。 柳应聘在（先师庙驱幅记）大作里说，一座孔庙里，因为有容乃大，结果容来了许多编蛹丑类实繁，无虑千百，岁月滋久，势不可驱。大家威为积愤，而无如之何也！于是有学政詹先生来，十天斋戒，又遣投幅以食，而誓之一似昌黎（韩愈）谕鳄之旨。于是，偏幅飞走了。还有个学正黄先生，也在这类庙中学韩愈方法，以文谕之，煽幅看了他的文章，也统统飞走了。 柳应聘这篇驱幅记中，封这种行为，提出人能感动动物论。他拿骗幅飞走事件，跟脱鳄之功比较: 虽显微巨细，事有不伦，然精诚所通，有感斯应。则旷百世而同符也！所谓诚能动物，而信及豚鱼者，非耶？他认为这种现象，一点也不是偶然的，他说：夫气盛者化神而绩异者传永，盖自古，包之矣！故鲁公作宰，而蝗避；刘昆出牧，而虎渡；韩退之在酒籍，而鳄徙，虽时异事殊，而精诚之极，感通无间，其致一也。则其所以实著当时，而声流后世者，岂偶然之故哉！ 看了这种妙论，再回头核对旷百世而同符的《祭鳄鱼文》，那篇文章，一再声声呼唤鳄鱼的芳名，同它交谈，一次与它约定，三次要它听话。全篇又讲理、又讲情、又哄、又劝、又贿赂、又骂、又挖苦、又威协。韩愈费了那么大的劲儿，前提当然是基于鳄鱼有知，可以看懂他的大文章，可以晓以大义。这种由于动物有知，与人文相通，人的精诚，自然可以和它们感通无间，可以有感斯应，最后自然构成了人能感动动物论。在韩愈小的时候，一个人能感动动物论的先进冯希乐，一天，去拜访县太爷。县太爷请他吃饭，酒席上，冯希乐柏县太爷马屁，说你太伟大了，你仁风听感，虎狼出境！县太爷听了，很高兴。正在这时候，有小的跑来报告，说不得了了，昨天晚上有老虎吃了人了！县太爷一急，转过头来质问冯希乐：你不说仁风所感，虎狼出境了吗？冯希乐不慌不忙，回县太爷的话，他说：我们县里虎狼是出境了。这头老虎，一定是别的县里过路的!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三小时写成 人能感动老虎论 校对《人能感动蝙蝠论》的时候，意犹未尽，再写一篇。 中国书中，关于这类纪录极多。大体上说，这都是一种动物泛灵信仰（zoologimism）的流变。鳄鱼问题并不是韩愈以后就完了，照《欧阳文忠集》的说法，好像鳄鱼又回国了。欧阳修《陈文惠神道碑》说： 潮州恶帮，鳄鱼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伐鼓于市，以文告而修之，鳄患屏息。潮人叹曰：昔韩公论之而听，z分公戮之而惧。所为虽异，其能动异物丑类，革化而利人，一也。 足证韩老一死，鳄老又率其丑类，北归中国了。欧阳修笔下的陈文惠就是陈尧佐，他在潮州，也写过大作《谬鳄鱼文》： 已亥岁，予于潮州，作昌黎先生调堂，作招韩词，载鳄鱼事以旅之。明年夏，郡之境上，地日万江，村日硫黄，张氏之子，年甫十六，与其母准与于江佳，为鳄鱼尾去。其母号之勿能，被乎中流，则食之无余。予闻而伤之，命郡邑李公，将邵吏往捕之。前后力之者，几百夫，曳之而出，缄其吻，械其足，槛以巨舟，）顺流而至。 从内容看，全篇一律动武，我奇怪为什么欧阳修硬要说以文告而谬之？大概鳄鱼留学方归，不好不意思一下。 还是手里有刀的人比较聪明，《清史稿》列传第一0八曹孝先传里，记有乾隆皇帝一段话说： 蝗害稼，唯实力捕治，此人事所可尽。若假文词以期感格，如韩愈祭鳄鱼，鳄鱼远徙与否，究办无稽。 真比文人天纵英明得多了！ 我写了半天人能感动鳄鱼论、人能感动蝙蝠论，却忘了写人能感动老虎论，现在补写如下： 后汉书》童恢传，记循吏童恢做地方官的时候—— 民尝为虎所害。乃设槛捕之，生获二虎。恢闻而出咒虎口：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虎狼当食六畜，而残暴于人，王法：杀人者死；伤人则论法。汝若是杀人者，当垂头伏罪；自知非者，当号呼称冤。一虎低头闭目，状上。震惧，即时杀之；其一视恢鸣吼，踊跃自奋，送个放蜂。更人为之歌颂。这次比较简单，没写文章，只是对老虎用嘴巴晓以大义而己，结果一虎不能马虎过关，一虎竟得人口余生，公正廉明，一样不少，真好！这种人虎恩仇记，主角只是重恢和两只老虎吗？才不呢，多得很呢！ 一、《后汉书》宋均传：虎相与东渡江。 二、《南史》杜慧度传：猛兽伏，不敢起。 三、《南史》孙谦传：先是郡多猛兽为暴，谦至，绝迹。 四、《南史》傅昭传：郡多猛兽，常设陷阶，昭命去陷阶，猛兽竟不为害。 五、《南史》萧晔传：旧多猛兽为暴。晔为政六年，此暴遂息。 六、《南史》萧象传：旧多猛兽为暴，及象任忡！日，四猛兽死于郭对，自是宁息。 七、《唐书》李绅传：霍山多虎，撷茶者病之。治机讲，发民迹射，不能止。绅至，尽去之，虎不为暴。 八。《明史》胡伊传：县有虎伤人，伊斋沐告于神，虎遁去。 九、《明史》张吴传：有寡妇止一人，为虎所噬，诉于吴。篙于妇期五日，及斋戒告城隍神。及期，二虎伏廷下。吴叱日：孰伤吾民？于法当死。无罪者去。一虎起，敛尾去；一虎伏不动，吴射杀之。 十、《明史》谢子夏传：都有虎患，岁又早蝗，祷于神，大雨二日，蝗尽死，虎亦遍去。 够了，够了。 以上所写，都限于一般人（文人、循吏等）对动物的感动，其中我有意做了一个重大的遗漏——不含孝子在内。为什么？因为一扯上孝子，这种文章再也做不完了。中国历史上，孝子和动物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从虞舜孝感动天，使象为之耕，乌为之耘起，涌泉跃鲤也、负上成填也、虎即避去也、猛兽下道也、豺狼绝迹也、群雁俱集也、慈乌衔主也、双鹤来下也、鸟亦悲呜也、犬乳邻猫也、祷河得维也、水獭献鱼也……怎么写也写不完。换言之，每个孝子都可以开个动物园，他所感动的，又岂是蝙蝠、老虎而已！所以，我声明在先，不含孝子在内。孝子一来，只有写书，不能写文章了。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一个小时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