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闻见录》 第一章 一九七七年九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 报到前有半个月假。三年没探家，很想家，想母亲。但我打算分配单位确定了，工作几个月后再探家。我非常希望尽早知道我的工作单位将是何处，非常希望尽早对这个单位产生感情。 走出北京站，像三年前走出上海站一样，我有些茫然。“大串联”时期，我作为“红卫兵代表”，曾往返两次到过北京。我是全校一千二百多学生，按每十五人一名代表选出的。我的中学母校在“文革”初期颇为“保守”，选“红卫兵代表”的条件还不是以“造反性”为原则，其实跟选“三好学生”的条件差不多。到京后，据说大学、中学包括小学的“红卫兵”，已近百万之多。我们先是在天坛公园内的临时席棚里冻了一夜，尔后住到了地质博物馆。各地的“红卫兵”见我们胸前别着“代表”的红绸条，大加嘲讽。说“革命串联”，赴京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是每一个“红卫兵”，每一个革命学生的权力。你们有何资格以“代表”身份剥夺他人权力？我们无不大惭，纷纷将引以为荣的“代表”标志扯下扔掉了。 被检阅后，我孤身前往四川的乐山，去探望父亲。父亲的通讯地址是代号信箱，问许多人全不知，到邮局问，答晓得这地方，但属军工单位，保密，不能告诉我。无奈按信箱地址给父亲拍了一封电报。父亲的回电只有三个字“速返哈”。后来听父亲说，当时他们那里大乱，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他怕我去了，就永远“留”在那儿了。 我又回到了北京。又幸福地赶上了一次“检阅”。怎样的形式，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住在东单外交部家属宿舍，一位什么参赞的家里。我与武汉某“长征队”的九名男学生同住。一间十二平米左右的房间，薄薄的一层干草，上面铺着肮脏的被褥，有虱子。“长征队员”们对住的条件很不满意，就用大毛笔饱蘸墨汁往洁白的墙壁上写各种标语口号。我离开那天，四堵墙壁仿佛挂了四张荷兰奶牛皮，黑一块白一块。其实，主人家的“外婆”对我们挺亲热的。我虽然没往墙上涂过一笔，却替别人感到十分内疚……我伫立在站前广场，想到今后将要在北京工作，成为一名首都公民，心中自是不免有些激动。 九月的阳光耀得我眯起了眼。柏油马路散发的热气在地表蒸腾，车辆行人街边树木似乎全在微微抖动。 车站的大钟敲响了。我扭回头望着它，心中喃喃自语：“北京，北京，今后请多关照啊！……” 哈尔滨—北大荒—上海—北京，十年弹指间。我仿佛由十八岁开始，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一觉醒来，二十八岁了。可小时候，我连做梦都不曾想到过，二十八岁后我会成为一个北京人。“大串联”时期北京并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到处都油漆成红色，使人心里骚乱不安，而且秋季的风沙还那么大。到军事博物馆去参观，西风卷着巨尘在马路上奔嚣。使人联想到骠骑赳赳过长街，蹄下宏沙乱飞扬的“元大都”时期。 尽管北京并不使我觉得亲切，但我心中还是充满了幸运感。是幸运感，而不是幸福感。想想看，在我的同代人中，还有几十万仍留在北大荒呢！其中包括十余万北京知识青年。可我这个哈尔滨的小子，竟不知命运中有哪位神祗保佑，摇身一变成了北京人！ 人的命运真是充满了机遇啊！一切人的一切成功，都有着某个时期的某种机遇在起重大作用。这乃是人和社会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对每一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善于掌握住机遇，因为机遇毕竟不可能属于那些毫无准备的人。比起同代人，我的命运这么好，无论我分配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我一定要好好工作，否则太对不起我家的祖坟。这就是我站在北京站广场上，头脑中所产生的最强烈的想法。我问许多人文化部在什么地方，都说不知道。也难怪，我问的多半是外地人。在北京站，十个人中至少有六七个是外地人。而且我也根本看不出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我问一个年轻的警察。 他回答：“不知道。你要问我公安部在什以地方，还算问对了。文化部……我压根儿就没想到过有人会问我文化部在什么地方。” 到底是大学生了，我的头脑比三年前灵活多了。我到车站对面的邮电局去查电话簿子。查到号码，拨通了电话，问我们共和国的最高文化机关在什么地方。 接电话的，是传达室的人，反问我是什么人？要到文化部来干什么？口气带有很高的警惕性。 我恭而敬之地说明我是报到的大学毕业生。 “沙滩。”对方回答了两个字，就把电话放了。 我买了一张北京市内交通路线图，不再问任何人，按图换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站在了文化部大门外。 持枪站岗的士兵问我有何公干？我从书包里翻出学校发的介绍信给他看。 他看了一下，还给我，说：“这不是文化部，这是《红旗》杂志社。” 《红旗》！难怪有士兵持枪保卫。积“文革”之成见，在我心目中，它是“文化司法部”的别称。它是一个时期内代表“党中央”给文化艺术定罪的权威刊物。批《海瑞罢官》，批《燕山夜话》，批《上海的早晨》，批《红日》，它都发表过大块文章。一切文化艺术，一切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物，经它一批，不是成了“反动”的，便是成了“封建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这是一个在“文革”中专门罗织罪名，以进行“焚书坑儒事业”为己任的地方啊！不但给中国的文化艺术和文化艺术界人士定罪，还给外国的也定罪。比如就洋洋万言地批判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体系，批判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在一篇歌颂中国现代芭蕾舞的文章中，还批判过古典芭蕾舞。 我心想，我要找的是文化部，怎么来到了这么个地方啊！虽然我不过是普通的十亿中之一蚁，即使“文革”中犯了什么文化罪，也没有被《红旗》“坑”一下的资格。但我对这个地方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我掉头便走。 走了两步，忍不住转身说：“可人家告诉我文化部就在这个院里啊！” 站岗的士兵说：“不错，就是在这个院里，就在那大楼。这个门，是‘红旗’的门，绕到前面那条街的正门，才是文化部的门。” 我请求道：“那你就让我进去吧！” 士兵说：“不行！各走各的门。” 我说：“好，好，好。” 就又绕了十分钟，绕到了正门。看到文化部的牌子，犹如孩子看到了姥姥，心中涌起一番亲情。 “姥姥”家大门口也有持枪的士兵站岗。 被允许进入院内，急急地就往大楼奔去。 没想到在楼口又被一站岗的士兵横臂拦住，朝我要在大门外传达室填写的“来客登记单”。可我在院内急急走着时随手扔掉了。 士兵说：“你找回来。” 我见那士兵是个没法商量的人，无可奈何，只得返身慢慢地边走边找。院里有两个人站住，好奇地瞅着我，大概以为我丢了钱包或什么贵重的东西。 还找到了。怕受到士兵的斥责，认认真真地用手抚平展了，才敢持着重新入楼。 终于进入楼内，先前那种孩子见到了姥姥般的亲情，一扫而光。院门楼口，双重警卫，不算“戒备森严”，也可谓“步步设防”了。我怀疑自己来到的不是文化部，而是什么兵种的司令部。 上楼时，就一级级走的很稳重，怕毫无精神准备之下，又从哪里冷不防闪出一个士兵，被拦住盘查。 还好，也就两重岗而已。 走上文化部那一层楼，碰到一位五十余岁的男同志，问他“毕业生分配办公室”在哪一房间。 答曰：“还没成立啊！” 我着急了，一时怔怔地竟不知说什么好，汗也顿时淌了下来。 他见我急成那样，说：“有一个人可能将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我替你去问问。” 我便站在走廊等候。 一会儿，那男同志引来了一位年近四十的女同志。她问我：“你是来报到的？” 我说：“是。” 又问：“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说：“复旦。”再次翻出介绍信递给她。 她看了看，说：“你报到得太早了啊！还有半个多月呢！昨天才让我负责这项工作，我一点都没头绪呢，你十天后再来吧！” 我急忙说：“那可不行，这十天我住哪儿啊？”她问：“你家在哪儿啊？” 我说：“哈尔滨。” 她说：“那你就回哈尔滨嘛，晚来报到几天也没什么的。” 回哈尔滨——我衣兜里只剩下十来元钱了，不够买火车票的。 我不好意思言明，只说：“反正我是不能回哈尔滨的。要能，我就不在北京下车了。” 她听了我的话，以为我有什么特殊的隐衷，又问：“北京没有亲戚？” 我摇头道：“没有。” 再问：“也没有同学。” 我摇头道：“没有。” 继续问：“一个熟悉的人也没有？” 我说：“有几个当年在北大荒同连队的北京知青。”她似乎替我解了一大愁，说：“这就好啦！住他们家吧。三天后你来找我。不能再提前了。我这已经算照顾你了！……” 还说什么呢？不能再说什么了。我表示了十二分的谢意，心情沮丧地离开了文化部。 四点多了，我不知该向哪里去？头脑里倏然想到一个人——黄宗江。 便决定去找他。 那时我还不认识黄宗江老师，但已认识了黄宗英老师。在上海读书三年，我觉得最荣幸的事，便是认识了两个我极尊敬的人：一个是黄宗英老师，一个是茹志鹃老师。每每想到她们，心中便怀着感激。 我认识她们，说来也算“机遇”。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市文艺工作者的大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多少多少周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出席了一名教师，两名学生。我是其中之一，参加小说组讨论，担任记录员。如果我没记错，茹志鹃老师，好像担任副组长。小说组还有巴金老、师佗、任干……共十几人。 巴老那年身体尚健，行走时步子也很稳。给我的印象是不多言词，平易近人，说话很慢，仿佛句句都须经过思考。虽然“文革”中遭受摧残，名誉还未得到公开恢复和平反，但毫不自轻。从那张“思想者”型的脸上，不难看出内心的刚强自尊。会议开了五天，我们常在一张桌上吃饭。我没与他交谈过。因为过于敬重这矮小而又难以压垮的老人。但吃饭时，常替他盛饭，或主动将他夹不到的菜盘往他面前递一下。茹志鹃老师发言不多。身为讨论主持者不得不“请求”别人发言。我看得出她把那“差事”当成一种罪受。读过《百合花》的人，都说茹志鹃老师该是个清秀女性。似乎不应像她本人身材那么高，手那么大，还吸烟。似乎她写《百合花》时，不是个百合花般的女性就不太对劲。而且还有的说她的名字也是那样的文雅。 我没见到她之前，想象中这位使我崇敬的女作家，也不是她本人那个样子。但见到她之后，又觉得她就该是那个样子。觉得吸烟对她来说是一种特殊的风度。她那双男人般的大手，就是该写出《百合花》的手。如果她那双手小巧，倒是有点不像女作家茹志鹃的手了。 我基本上没发言。都是长者，都是令我崇敬的人。我不愿说，只想听。 但是有一天开全会，《朝霞》编辑部的一位代表发言，竟说什么“像《百合花》这样的小说，思想情调毕竟是不健康的，毕竟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学习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学工作者们应自觉地努力地加以克服……”云云。 这使我很恼火。《百合花》是我在中学时代就非常喜爱的小说。对一个我喜爱的人，或一篇我喜爱的作品，我容不得别人在大庭广众面前贬低。于是下午继续讨论时，我便措词激烈地发了一次言。那只不过是一种感情式的发言，没有谈出什么有逻辑的理论。当时我也谈不出什么理论。那次发言之前，我与茹志鹃老师虽然一块儿开了几天会，同桌吃了几次饭，但也并未说过话。我对自己所尊敬的人，只愿将尊敬放在心里，不愿溢于言表。 我发言时，茹志鹃老师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神态有些惊讶，有些意外，似乎还有几分担心。兴许怕我说得“走了火”，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 我没“走火”。 记得我说：我们无产阶级所谓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我认为实实在在是人类非常富有诗意的情调。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缺少了这种情调，那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愿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我们的文学中多一些这样的情调…… 迄今为止，我认为自己说过而且说得挺好的话，实在不多。这番话便算是。所以我未忘。 我发言后，众人沉默良久。没人支持我，也没人反对我。大家继而发言，都与这话题无关。 接着又开了一天半会。茹志鹃老师仍未与我说话。我也仍未与她说话。 直至散会，她交给我一页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她家的地址，真诚地对我说：“有空儿到我家来玩吧，我这人挺随便，绝不会使你感到拘束的。而且我也喜欢接近年轻人。” 我共去过她家两次。 第一次是毕业前，带了两位同学，与她交谈了近一个半小时。她对我们很坦率，谈了许多与当时仍很“革命”的文艺理论相左的文艺观。 交谈中间，她忽然说：“我把我女儿叫下来和你们认识一下吧，她也喜爱文学。” 就是在那一天，我认识了王安忆。当时安忆还在徐州地区文工团，个子起码比现在矮半头，皮肤晒得很黑，披散着并不浓密的头发，穿一条上海人常在家中穿的睡裤，趿拖鞋。茹志鹃老师对安忆说：“他们称我老师，按理说你也该称他们老师，因为他们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安忆并不称我们“老师”，也没打量我们，似乎是为了遵从母命，才不得不坐在我们对面，手中还拿着一本什么书。茹志鹃老师又说：“你们都是年轻人，今后都有志于文学，你们之间应该有更多共同的话题。” 安忆仍不作声。 我记不得自己对她提了一个什么问题，她才显然是出于礼貌不得不回答。怎样回答的，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她说话极快，标点符号不分明。给我的印象是，她急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可她头脑中的思想又是多层次的，内涵广泛的，是只适于用笔而不适于用话表达的。另一个印象是，她从内心里不大瞧得起我们这三个工农兵学员。 她说完，也纯粹是出于礼貌，陪坐了几分钟，便起身上楼去了。 茹志鹃老师连忙对我们解释：“安忆的性格就这样，你们别见怪。” 我们起身告辞时，茹志鹃老师对我说：“晓声你先留步，我还有话跟你讲。” 我便留了下来。 她说：“《朝霞》就要取消了，《上海文学》就要恢复了。你毕业后，如果愿意留在上海，我可以替你向学校争取。”我说：“我是北方人，我还是想回哈尔滨。生活在上海人之间，我常常会感到孤独。” 她沉吟片刻，说：“我能理解你。那么今后不管你分配到哪里，再来上海，我都欢迎你到我家里来。” 这话当时使我很受感动。 她又说：“你是一个好青年。你可别以为你替《百合花》说了些辩护之词，我才夸奖你啊！我是凭直感。你长的像上海人，性格却太是北方人的性格了。我喜欢北方人的性格。” 今年五月，我在上海为《上海文学》改稿，抽时间去茹志鹃老师家中看望她时，她向安忆的父亲介绍我，第一句话仍是：“晓声是个好青年……” 她说这话从来是很认真的。 也许她无法知道，这句话对我是多么重要。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好青年，但认为自己还不坏。从复旦到北影，至今已经八年，在名利场上，在影视圈中，没有沾染什么很可恶的坏毛病，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实在是因为经常情不自禁地想到：假如我变成了某一类人，茹志鹃老师将会如何看待我？假如我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将有何面目再见茹志鹃老师？ 第二章 今年五月见到茹志鹃老师那一次，她还说：“我向人探问过你的情况。让你当文学部副主任，你没当是不？没当对。你年轻，创作上刚刚取得一点成绩，不要就被官位所诱惑，那没出息。” 我想，她不真心关心我，是不会向人探问我在北影的工作情况的，也不会对我很坦率地说那番话的。 我真希望，受青年尊敬的，有威望的人们，能够很慷慨地对许多青年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即便这个青年本身并不怎么好，如我一样。但那句话，具有着某种使一个不怎么好的青年朝好的方面去努力，不朝坏的方面随意发展的约制力。当然，那句话也只有出自一个受这青年尊敬的人之口，才可能具有约制力。 为了这一点，和由这一点使我从生活中领悟的一个道理，我感激茹志鹃老师。 与黄宗英老师相识，比与茹志鹃老师相识晚两天，因为开会的前两日她未到。 我是在楼梯上见到她的。我上楼，她下楼。她怀中抱着一大摞红彤彤的塑料贴面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掉了几册，我替她捡了起来。 她道了谢，问：“买一册吗？” 我说：“不买。” 又问：“为什么不买啊？” 我说：“有了。” 她说：“有了也肯定不是这样的。这可是第一批塑料贴面的啊！” 我想：这人可怪，我不愿买，干嘛非动员我买啊！就答：“那也不买。再伟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她笑了，说：“回答得好。他们叫我帮忙卖，我只好尽这份义务。可是推销半天了，一本也推销不掉，岂不是令我感到有点扫兴吗？” 我说：“谁尽这份义务，都会感到扫兴的。如今肯定人人都有了啊！” 她又笑了，说：“看来我只好‘完璧归赵’，给会务组送回去了！我就对他们说你刚才那句话吧——再伟大的著作保存一本也可以了。你不买非常对，一楼正在卖新书，莫如省下钱多买一本没买过的书是不是？你快去！” 我立刻转身下楼。 听到背后有人叫了一句：“黄宗英！”不禁站住，见一个人在同她说话。 我恍然大悟——热情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推销员”，竟是大名鼎鼎的黄宗英！ 我至今仍不确知她的年龄。但当时肯定已五十多岁了，却一点也不像五十多岁的女性，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左右。她神采奕奕，焕发着一种似乎永不会被生活的砺石所磨灭的热情、爽朗和乐观精神。 在大学里，我读过她的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后，曾有意识地翻阅各种旧报刊，寻找她的作品当范文读。她讨论时发言很踊跃。我从她当时那些发言中得出结论，她是位非常重视深入生活的作家。 记得她当时曾这样说：“只要有可能，我就一定争取深入到生活中去。要像一条蚯蚓钻入泥土中一样。在作家圈子以外的生活中，有许多人和许多事，实在是太令作家激动、太令作家感动了！我真想走遍全中国，深入到各种各样的生活中去！……” 于今重新思考她这番话，我仍认为很有道理。无论对于报告文学作家还是小说作家，熟悉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生活，都是大有裨益的。排除作家的文学功力和才情这两方面因素，一位作家究竟拥有多少生活底蕴，究竟拥有多么大的“创作园林”，决定作家将取得多大的成就。 会议结束后，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请她给我们复旦中文系的学生们，讲讲报告文学写作中的种种问题。但又怕她会拒绝，使我“下不来台”。最终还是鼓起勇气，讷讷地向她提出了请求。 她说：“哎呀，这可不行！给你们复旦中文系的大学生们讲课，我真没那么高的水平！” 我说：“我的许多同学都很喜爱读您的报告文学，我是在代表他们请求您呀！” 她看了看我，说：“你好像还诚心诚意的？” 我说：“是诚心诚意的。” 她犹豫着。 我又说：“您放心好了，我们会组织得很有纪律，绝不许任何一个同学跟您捣乱。” 她说：“我倒不怕这一点。大学生们和一位作家有什么过不去的呢？无非是提出几个使我为难的问题。那我就来一句‘无可奉告’，他们还能如何呢？” 我说：“您答应了？” 她说：“并没有啊。” 我说：“您真令我失望。” 她又犹豫了一会儿，说：“你这诚心诚意的样子也真叫我感动了，不是装的吧？” 我说：“不是装的。” 她终于说：“好吧，我答应了。不过得给我几天时间准备准备。给你们复旦中文系的大学生们讲课，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事。”就给我留下了她家的地址。 到了讲课那一天，上午七点多钟，我与中文系的一位老师，坐了一辆吉普车去接她。走进院子，见她正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膝盖上放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聚精会神地思考什么。 她讲的很出色，许多外系的学生也去听了，总共三百余人。 我记得她讲到细节问题时说：“什么叫细节？细节就是你的‘珠子’。你要穿一串项链，这串项链要与别人的不同，你起码得有几颗是你的‘珠子’。一颗珍贵的珠子能使一串项链熠熠生辉。一个好的细节能使一篇作品读后难忘。” 还记得她举了一个例子：日本占领中国时期，有一个日本军官，养了一条狼狗，每天早晨上狼狗叼一个篮子到集市去。狼狗往哪家铺子前一蹲，铺主就得立刻将最好的鸡鸭鱼肉放进篮子里，不敢怠慢丝毫，几年如一日。而那日本军官是从不在集市上露面的。狼狗驯顺得很，并不像有些电影里那样，见了中国人就龇牙咧嘴。但每一个中国人却避之如避猛虎…… 举了这个例子后，她说：“这段生活提供给我们的细节的艺术魅力在于，那个日本军官一定不能露面。根本不必花费笔墨去写他作为一个侵略者的飞扬跋扈。那狼狗一定要写得非常之驯顺。而中国人畏之如猛虎的心理，一定要写得淋漓尽致。数年如一日啊！这就是文学艺术的反效果……”我自己和我的同学们，听了她的讲课，都觉得受益很多。 其后，我又带着《北方文学》的一位青年编辑到她家中向她组稿。 黑龙江省是有对不起黄宗英老师之处的。某一年举行全省业余文艺宣传队大汇演，我们兵团六师宣传队演出了一个小戏。恰值黄宗英老师在哈尔滨，观看了，很高兴，就说了一些热情支持知识青年业余创作，肯定和称赞那个小戏的话。后来有人指出那个小戏写的是“中间人物”，违反了“三突出”创作原则。宗英老师予以肯定和称赞，当然是“别有用心”。成了一条“罪状”，搞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批判风波。《北方文学》那位青年编辑，顾虑有这个前嫌，宗英老师会不待见。见面后，宗英老师却只字未提当年无端受批判那件事。倒是那位青年编辑自己忍不住提起，代表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界表示歉意。 宗英老师说：“这件事我怎么会耿耿于怀呢？对于批判过我的青年人，我尤其应该原谅。青年人受当年极左文艺理论的影响，作了一些错事，我相信他们今后自己会有所认识的。那次在哈尔滨批判我，是有背景的。许多人也是违心的。过去的事今后不要重提了。” 她和茹志鹃老师一样，对青年是爱护和宽容的。不记仇。我认为名人对青年都应取这种态度。这是一种人格方面的修养，是极可敬的品质。当然，对那类做了值得反省值得内疚的事而不知忏悔的人，即使是青年，也当例外。其实呢，普通人之间，也应善于原谅善于宽容。记仇是非常不好的心理。意味着有机会必将实行报复。前一时期“清查三种人”，有些人就翻老账，谁谁谁“文革”中打了我一耳光，踢了我一脚，或者贴过我一张大字报，恨不得就将对方推入“三种人”的圈子里而后快。干嘛呀！“文革”都过去快十年了！要记一辈子呀？十七年前，十七八岁时，骂了你一句“狗东西”，往你头上戴过一次高帽，便没完没了，何报复之心若此呢？我们党的干部如果都这等小肚鸡肠的，我看民心就要失尽了！幸亏我们的邓副主席是宽宏大量的，不曾下一道什么指示，“清查”一下在“批邓运动”中，十亿中国人个个表现如何？真若这样搞，岂不是举国上下又搞个“鸡鸣狗跳墙”么？简短地说，毕业时，我到宗英老师家面别。 宗英老师主动问我：“在北京有什么亲戚没有？”我说：“没有。” 又问：“有什么熟人朋友么？” 我说：“没有。” 宗英老师道：“那你去北京，人生地不熟，可是够孤单的。遇到什么困难，连个帮你解决难处的人都没有。这样吧，我告诉你我两位哥哥黄宗江和黄宗洛的住址，有了困难你就去找他们。”便写下了两个地址交给我。 我说：“不得有您一封信才妥么？” 她正匆匆地欲出门，说：“有没有信都不妨。你就对他们说，是我的学生！” 我就是按照宗英老师写给我的地址，找到了黄宗江老师家。我的本意是，找个借宿之所，我想八一电影制片厂大编剧家，安排一位客人住一宿，大概总是不成问题的。 不料宗江老师家的居住条件，实实出我意外。在杂院深处，好像只有两间屋。厨房是后接的，阳光也不充足。我便未谈“借宿”的话，只说是礼节性的拜访。 宗江老师听我自称是宗英老师的“学生”，放下了正在进行的写作，让我坐沙发上，他自己坐一把藤椅上，面对面与我交谈。 他问我何以成了宗英老师的“学生”？ 我实告之。 他说：“原来如此，这个黄宗英，好为人师！”他又问我可有宗英老师的信？ 我说无有。 他大摇其头，道：“你看她，你看她，既是自己的学生么，却又不让你带封信给我！我要怀疑你是一个小骗子，拒之门外，你今后成名了，岂不要对我耿耿于怀么？”我说：“您不是已经将我当成客人了么？” 他笑道：“这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目光啊！你一身的学生味，毫无骗子行迹！” 说得我也笑了起来。 我见阿姨摆好了桌子，便起身告辞。 他不放我走，说：“你这小青年太岂有此理了！你是我妹妹的学生，第一次到我家里来，又赶上了吃饭的时候，不留下吃这顿饭，怎么讲也都是我的不是了！” 我只得留下。 一会儿，阮若珊老师回来了，他们的小女儿也回来了。加上阿姨，我们五个人，开始吃饭，宗江老师那天似乎特别高兴，为我开了一瓶什么名酒。我沾酒便醉，盛意难却，抿了小小两口，脸便彤红。 他们的小女儿瞅着我直抿嘴笑，使我大大发窘。吃罢饭，天已黑。我要走，宗江老师怕我果真是醉了，让我吃一个梨，喝杯茶再走。 喝茶时，他问我住什么地方。 我撒谎搪塞过去了。 他又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衣兜里只剩十来元钱了，想向他借二十元钱，但羞于开口。 他一直送我至锣鼓巷公共汽车站。 那一夜我是在火车站度过的。 至今我到北京已经整整八年了。我到北京去的第一家是宗江老师家，第一顿饭是在宗江老师家吃的，而且受到的是客人的款待。八年来，我再也没见过他。时时有人转话给我：“黄宗江问你好，叫你到他家去玩。”“黄宗江说，晓声是不是有了点名气，就忘了当年自称是黄宗英的学生，在我黄宗江家里吃过饭啊？”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这篇文字完成之后，一定一定要去看望他，八年了，太说不过去了。我不善交往，又唯恐打扰别人，就有点离群索居。然别人对自己的关怀，帮助，照顾，一次，一点儿，常系心头，不敢轻忘的。谁忘了，谁没人味。 我的不善交往，实实在在是不愿交往。我的不愿交往，实实在在是对目前社会上的一种交际之风的“消极抵御”。如今的中国人，好像都成了“有闲阶级”，睁眼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毫不吝惜地消耗在交际场上。又不像人家外国人，人家的交际，也就是纯粹的交际而已。眼睛再睁大点，看看我们周围，多少人在交际之下，掩盖着种种个人的企图，过去税某某是“交际花”，专指女性而言。于今吾国男性“交际花”，如雨后春笋，参差而出。真可以说是各条战线，百花齐放。我们老祖宗主张的那种“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似乎在本时代有点“迂腐”了，“小人之交”倒大大时髦起来。你交我，你得给予我这种好处。我交你，我将报答你那种好处。各种好处人人想占，十亿之众，哪来那么多好处得以平均分配？不够分，又不能印发优待券，可不就谁有本事谁捞呗！靠真本事兴许还捞不着，靠交际却往往得来全不费功夫。文坛本应是块“净土”，但素来总与名利藕断丝连，斩不断的“情缘”，刨不折的“俗根”，难免也有拉拉扯扯，蝇蝇苟苟之事，我看目下也受交际之风的熏扰。所以我常想，老老实实地写小说吧，能写出来便写，写不出来便罢。别今天拜访这个，明日“探望”那个的。成了习惯，堕入男性“交际花”者流，那可不怎么样了！ 我在北京站度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在车站大厅二楼的洗漱室洗了脸，像个“文明盲流”似的晃出了北京站。 我想，我这个未来的北京公民，今天无论如何得在北京找到个住的地方。我不能接连三天都像个“盲流”似的在火车站栖身。那也太对不起我书包里面的复旦大学毕业证书了。我的北京知青朋友不算少。但与他们在北大荒相处时，从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北京公民，也就从来没有记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的住址。 猛然间想起木材加工厂一个北京知青曾对我说起过，他的妹妹好像是在大栅栏的一个什么鞋帽商店当售货员，决定去碰碰运气。 大栅栏有好几家或大或小的鞋帽商店，我一一询问。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哥哥的名字，这么找人真难找。 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不坏，还终于将她找到了。 她听我说与她的哥哥同在木材加工厂生活过，对我非常亲热，就请了假，将我带回家中。她家住大栅栏茶儿胡同十一号。两间小屋，她的父亲瘫痪在床住外间屋，她和她的母亲住里间屋，睡一张很窄的双人床。她猜到了我没吃早饭，匆匆忙忙地给我做饭。 一会儿她就将饭菜做好了。 我默默吃着，觉得胃肠饱胀，虽然昨天至今天，仅在宗江老师家吃过一顿饭，却吃不下什么，不忍辜负她的好意，强吃。 她则静静地看着我。忽然起身去找出一本像册，重新在我对面坐下翻。翻出一张，递给我，微笑着问：“照片上就是你吧？” 我放下筷子，接过一看，果然是我。和她哥哥一块儿照的，两人各骑一匹高头大马，挺威风的。 我很有感情地注视着那照片，说：“是我。”心中暗想，不知这顿饭吃完了，我还该到哪去？ 她收回照片，问：“你为什么愁眉不展的啊？大学毕业了，又分到北京了，难道还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吗？” 我想，朋友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实话实说了吧！兴许她真能帮我找个住处。就将自己这种暂时不太美好的处境告诉了她。 她思索了一会儿，说：“你看，我们家也没你住的地方。 这样吧，你住我男朋友家！你吃完饭我就带你去！”也只好如此。 能暂时有个地方住，我一口饭也不想再吃。 第三章 她就将我带到了男朋友家。离她家不远，在排子胡同。她和男朋友商量了几句，引我走进一间新接盖起来的砖房里，不大，十来平米。新的双人床，新的被褥，一对绣花枕头，一张新打的还没上油漆的写字台。 她红着脸说：“这是我们未来的新房。” 我也红了脸，说：“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她说：“有什么不行？你是我哥哥的朋友，就像是我的哥哥一样嘛！” 她的男朋友也说：“别见外，我两个姐姐都在北大荒。她们每次探家，在哈尔滨转车，都要在你们哈尔滨知青家里住上一两天，都是哈尔滨知青接站送站。哈尔滨知青讲义气。我们北京人对哈尔滨知青也得够朋友！” 我就这么的，在人家未来的新房里住下了。有了住处，最需要的便是睡觉。从上海到北京坐的是硬座，昨天奔波了一天，又在火车站“夜游”，困乏之极，他们走后，我倒头便睡，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多钟才醒。醒来就去逛大栅栏，逛天安门广场。逛够了才回来吃晚饭。吃罢晚饭，我那“妹妹”来看我，和她的男朋友一块儿陪我聊天。她临走时问：“梁哥，你肯定缺钱用吧？” 我说：“不缺不缺。” 她说：“不管你缺不缺，给你留二十元钱。”将二十元钱压在枕下。 我说：“我第一个月开支就还你。” 她说：“你看，你没说实话吧！这就是你的家一样呀，还客气什么！” 三天后，我又到文化部去。 接待过我的那个女同志问我：“你是愿留在部里，还是愿到具体文艺单位？” 我反问：“留在部里将分配我作什么工作？” 她说：“可惜你不是党员。否则可以分到组织部、干部局。不过你的毕业鉴定不错——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这一条很重要。凭这一条鉴定，你可以先到部‘清查办公室’协助工作，他们的工作量很大，正缺人。” 我说：“那还是分配我到某个具体的文艺单位吧。”她说：“这可关系到你今后的个人前途，你再慎重考虑考虑。留在部里有留在部里的好处，解决组织问题容易些，你档案中那条鉴定对你非常有利啊！” 我说：“没什么可考虑的。” 她说：“随你便！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这四个文艺单位任你自己选择。” 我考虑了足有五分钟。我想，我到中央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去能干什么呢？当教师？我懂什么电影理论或戏剧理论？还不叫学生把我从讲台上轰下来？到青年艺术剧院？我对话剧又不甚感兴趣。到电影制片厂呢？我在电影制片厂又能担当起什么呢？那时，我才真正感到自己各方面的艺术知识、艺术修养太少了！ 我讷讷地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文学编辑呀？比如《人民文学》、《北京文学》这样的单位，我的最大愿望是今后能当一名好编辑。我相信我能。” 她说：“那你就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吧！制片厂也有编辑部，需要编辑。” 我不再思考，说：“行！” 暗想：以前我看的电影太少了，今后可有电影看了。 她留下了复旦给我开的介绍信，重给我开了一张文化部的介绍信。然后，她又把我的档案交给我，让我自己带着到北影去。 我来到北影，见北影厂门旁也有士兵站岗，真是大惑不解。仿佛从文化部到北影，北京的文化艺术单位都在实行“军管”似的。 北影人事科的一位同志看过文化部的介绍信后，说：“部里怎么事先不征得我们的同意就分配人来啊！我们的职工定额已经超编了。我们得向领导请示接受不接受你。你先回去，过几天来听信。” 我的心凉了半截，问：“几天？” 他说：“三四天后吧！” 我要把档案留下。 他说：“你自己先带着吧。” 我沮丧地离开了北影。比三天前离开文化部时的心情还沮丧。 我那“妹妹”见我情绪不佳，询问我结果如何？ 我将在北影碰了一个“软钉子”的情况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她。 她劝慰道：“嗨，这也值得忧愁？北影不要你，不是还有好几个文艺单位可去嘛？你是光明正大的大学毕业生，还怕在北京成了个无业游民不成？” 我说：“这几天我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再住下去，心中不安啊！” 我那“妹夫”说：“别不安。我们又没敬着你供着你的！拿你当自家人看待，你有什么不安的？明天是星期天，我们陪你到北海划船去，或者到颐和园去，开开心心地玩上一天。”经他们劝慰，我的忧郁才稍释。 星期天他们陪我到北海划船。分配去向没有着落，玩得不开心。 晚上回来，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拆开自己的档案袋，看看里边都装了梁某一些什么材料。便光着脚丫，从书包里掏出了它。可又一想，私拆自己的档案袋，不说“违法犯罪”吧，也算是鬼鬼祟祟的行为。放回去了。重新躺在床，心里还是不甘罢休。为什么不允许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档案袋里装着一些有关自己，有关自己父母和亲属的什么材料呢？它像个影子似的，跟随着你一辈子。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你努力像个好人那么生活，但它却很可能向许多人证明你是个坏人。许多人相信它，远胜过相信你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的实际行为和表现。“不得委以重任”，“有政治野心”，“思想意识不良”，“品行不端”，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评语曾写在多少人的各种鉴定上啊！而写鉴定的人却又不见得是个正人君子。你死了，被火化了，装进了骨灰盒。你的档案，又成了你儿子或你女儿的档案的一部分。这样一想都够令人七窍生烟的！ 虽然我明知自己的档案里绝不会有什么黑材料，虽然文化部那位女同志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我对自己的档案袋所产生的那种好奇心，简直就无法转移。他妈的就算写的全是优点，我也想知道我这个人具体都有哪些优点。有利于今后发扬光大嘛！谁叫他们让我的档案袋落在我自己手里呢？不看白不看！这样的机会很难得！ 于是我又光着脚丫蹦到地上，第二次从书包里掏出了档案袋。拿在手里，就像拿着我自己的灵魂，别人为我制造的“第二灵魂”，掂了掂，很轻。他妈的一个二十八岁的人的“灵魂”，怎么才这么一丁点分量啊！ 洗脚水没倒。就用洗脚水浸湿了封口，然后用大头针谨慎地挑开了，心情挺激动地从中抽出几页纸和表格来。 我的档案真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使我大大扫兴。小学的毕业签定，中学的毕业签定，都写的相当好。中学的毕业签定中，居然还有“责人宽，克己严”这样简直等于是赞美的话。不由得想，但愿这一条我死后，悼词上也写着。在北大荒七年中的各种签定也相当好，不乏赞美之词。我忽然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好，怎么不发展我入党呢？逐页逐条细看，看出了点名堂。有两条是：不尊重领导。政治上不成熟。带着这样两条缺点可不是不太容易入党么！难怪难怪。不尊重领导这一条，是公正的。在老连队，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木材加工厂，和连长指导员吵过架。在团机关时，顶撞过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参谋长。我想这一条将来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后，真得努力改正掉。 政治上不成熟这一点，我有点不认可。政治上不成熟，能仅写过一张表态性的“批邓”大字报么？政治上不成熟，能“同‘四人帮’作过斗争”么？从书包里掏出钢笔，就要由着性子将那个“不”字改成“很”字。照量了几下，觉得笔划实在是不好改，悻悻作罢。 没有什么“黑材料”，“红”得还可以，令我不但觉着扫兴，甚至觉着有几分遗憾了。要是有点什么“黑材料”，不妄我作这番手脚。 拆开的档案袋撇在没油漆过的写字台上，索然地睡了。 从此我对装在自己档案袋里的“第二灵魂”不再产生任何好奇，也不再发生任何兴趣。让它在档案袋里安息吧！ 倒是与我肉体同在的灵魂，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某些没有变成行为的欲念，某些没有变成欲念的意识，某些连意识也没有变成的朦胧的不良的冲动，而时常感到羞愧。这个灵魂可是永不安息。 我第二次到北影。 接待过我的那人不在，另一位我未见过的女同志说那人生病了，十几天内不会上班。我问我的工作定下来没有。她说不了解这件事。 我又动肝火了，虎虎地问，“你们厂长在哪儿？我要见他！” 她淡淡地说：“你见不着他。在国外访问呢！”问：“那你们党委书记在哪儿？” 说：“不能告诉你。在开会。” 我瞪起眼道：“你不告诉我，误了我的分配大事我跟你没完！” 她见我来者不善，改换了一种比较客气的口吻说：“我告诉你也没用啊。他在二楼会议室，正开会，能接待你么？” 我也不跟她罗嗦，转身就走。蹬蹬蹬下了一层楼，找到会议室，按捺住肝火敲门。 一个人将门开条缝，探出头说了句：“开会呢！”又欲将门关上。 我的肝火终于按捺不住，一脚踹开门，气势汹汹闯将进去。 十几人都愣愣地瞧我。 我怒目环视他们，大吼：“哪个是党委书记？！”一时无人作声，面面相觑。 我将嗓门提得更高：“哪个是党委书记？！” 一个黄瘦脸上布满皱纹的六十多岁的人，用嘎哑的带有湖南口音的语调颇不安地问：“你找他什么事？”我从书包里掏出档案袋（来时封上的，胶水还没干），当着他们的面，像撕信封一样撕开了封口，抽出我那几页“灵魂”，往一张茶几上使劲一摔，厉声道：“我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由文化部分到北影的，可是过了三天，来了两次，竟然连个具体的答复都得不到！我在北京举目无亲，身上的钱已花光，连个栖身之处都没有。你们如此对待一个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大学毕业生，如此对待大学生分配工作，太不像话了吧？你们心目中还有没有文化部？！难道你们北影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领导之下？！你们不想要我，就干脆说明，也算一种答复！偌大个北京，文化艺术单位多着呢！我不是到你们北影乞求临时工作的盲流！……”我这一番即兴演说，振振有词，效果颇佳。 就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很客气地说：“你先别生气，坐下谈，坐下谈。”说着从茶几上拿起我那份档案看起来。看了一会儿，望着其他人又说：“是同‘四人帮’作过斗争。”白纸黑字，那还有假！ 入厂后我才知道，她是北影政治部主任。也是当时北影的“清查小组”负责人，文化部“清查办公室”成员之一。一个与她年龄不相上下，黑红脸微胖的男同志说：“我看一下档案。” 她就将档案送给了他。 他看了一会儿，对那个黄瘦脸的人说，“我们编辑部要他了。” 他是我入厂后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 黄瘦脸连连点头，“同意，同意。” 他便是党委书记。过后我才知道，开的是敦促他“说清楚”的会。在座的都是党委委员，难怪他那么无精打采的。我主演的这出“春草闯堂”正赶在了锣鼓点上。我毕业鉴定中“与‘四人帮’作过斗争”那一条，显然对他们每个人都起到了潜在的影响作用。 编辑部主任对我说：“你去找人事科办关系吧。” 真没想到奔波了数次，一个星期内忧愁得我吃不下睡不着的事，几分钟内就简简单单地解决了。 看来有些时候一味地温良恭俭让不行。该动肝火的事，还是得动动肝火。 “与‘四人帮’作过斗争”的“光荣”，虽然写在我的“第二灵魂”上，却常使我感到滑稽并羞臊。 政治有时对人过分慷慨……编辑部主任又问我：“你的东西什么的都在哪啊？”我说：“都打在托运行李里了。” 他说：“催领单到后，派车给你拉回来。” 我说：“那得先给我解决个住处吧？” 他说：“这事以后再谈。你先到厂招待所去吧，我这就打电话，给你安排一个床位。今天休息，在厂里参观参观，明天上午到编辑部找我。” 我就这样成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部的编辑，分配在外稿组。 成了北影厂的编辑后，我对自己的“闯堂”行为竟感到后悔，感到羞愧，感到不安起来。回想自己当时的样子，总觉得有点“耍光棍”的性质。只怕给那些党委委员们留下的第一印象并不佳。 编辑部的多数同志却对我格外好。从主任到我们的外稿组老组长。后者是“三八”式的延安老干部，“鲁艺”出身，《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作词者之一，电影《画中人》的编辑，肖红的故乡人，当然与我也就沾着点老乡的关系。他个子矮矮的，形象似农民，穿着也似农民，尺半长的烟锅整日不离手。最初我还很奇怪，以为他是位什么老“农宣队”的遗留人员。了解后，极生敬意。 他常于无事时同我聊几句。多次问：“在复旦怎么同‘四人帮’斗争过的啊？讲讲，讲讲。” 每一次都令我大惭。作谦虚状云：“没什么可讲的，没什么可讲的。” 他对我好感愈增，视我为一谦虚青年。 后来主任告诉我，如果我的鉴定中没有那一条，就凭我当时“闯堂”那种“红卫兵”遗风，他是绝不要我的。其实我当“红卫兵”时，反倒“温良恭俭让”。“大串联”回到哈尔滨，见了我的语文老师，当时被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剃了鬼头，我仍在校门口对她行礼，问“老师好”。因为我是她喜爱的学生。我的坏脾气，是到了北大荒后，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养成的。 母亲从小对我的一句教诲——“头三脚难踢”。意思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新单位，在新同志中间，尤其要谨言慎行，给人留下最初的好印象。母亲虽然是普通家庭妇女，目不识丁，但却很重视对我们的家教。希望我们几个子女长大成人后，都文质彬彬的，说话慢声细语的，办事稳稳重重的。她认为的好青年，是那种“像大姑娘”似的类型。我在十八岁前，身上这种家教的成绩特别显著。不但文质彬彬，而且“羞羞答答”。十八岁后。这种家教的印痕开始模糊，开始退化。因为母亲已无暇再训导我。社会替母亲效劳了。社会的教育内容与家庭与学校大不一样，也比家庭比学校的教育具有说服力。它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往往刺激起我的反抗心理。两种教育在我身上都有潜在影响。平素我要求自己尽量文质彬彬，以礼待人。一旦反抗起来，则“怒发冲冠”，恨不得“尸横二具，血溅数尺”。地地道道的“匹夫之怒”。幸亏我身材瘦弱，毫无拳脚功夫。否则，大概早已闹出什么人命官司了。这些只能在看功夫片时体验一下“情绪打斗”。 然而我认为母亲那句教诲不失为至理明言。“头三脚难踢”，便得“踢”好。一般说来，我每到一新单位，新地方，“头三脚”总还是“踢”得可以的。一旦天长日久，免不了来次“头球”或者“倒构”。那“球”多半都是朝领导们射去的，结果常常是好印象一脚“勾销”。谁有忒好耐性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天天地“温良恭俭让”？偶尔露一下“峥嵘”也是要得的。 最初的日子，我在编辑部安分守己。每天早早地就从招待所来上班，拖地，擦桌子，打水，然后正襟危坐看外稿。穿的也很朴素，走在路上也不拿眼乱瞟姑娘们。不像某些年轻人见了有姿色的姑娘便“目灼灼似贼”，更不去搭搭讪讪、粘粘乎乎地结识年轻女演员或者“亚”女演员。下了班则关在招待所自己的房间里看书，从不在厂里东走西窜。节假日一个人闷得慌，就出厂门搭上十六路公共汽车，直达动物园，去看犀牛。所有的动物中，我最看不够的是犀牛。因为它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它，也从不作态。 总之我那时给人的印象是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对编辑部的同志一律称“老师”。有时佯装乳臭未干，不谙世故，装得挺像。 一天终于作了件不文明的事，打了全国男女老少都熟悉的一名电影童星两记耳光。 我住的房间，四张床位。客满时一张床位也不空。那一时期时常客满。 住客中有位锦州汉子。人倒不错，但我对他的存在感到非常头疼。他是位“睡仙”，和你说着说着话，眼皮就合上了。眼皮一合上，就徐徐然如巨石倾倒。人一倒下，鼾声顿起，如雷贯耳。夜深人静，那鼾声犹如一台推土机在发动。我差不多快得神经官能症了。 终于盼着他与我“后会有期”，九点多钟便早早躺下，希望十几天来受摧残的神经得到充分休息。 然而，根本无法入睡。隔壁房间有几个人在高声谈天说地，杂以嘻嘻哈哈的男欢女笑。两个房间不是完全隔死的，一面墙上还开着一扇门，被一张床横住。他们等于是在我的房间里谈天说地，嘻嘻哈哈一样。 请求他们雅静吧，我又不愿意。犯不着为这种事儿请求人。 就用被子蒙上头。无法睡，干眯着。 眯到十点，招待所规定的安息时间。起身在那扇门上轻敲几下，以示提醒。 鸦静片刻，嘻嘻复嘻嘻，哈哈复哈哈。而且那些话语，就有些俗。我们北方人称之为“逗闷子”。 看看手表，十点半了。再忍。 第四章 忍至十一点，“闷子”还未逗完。超过招待所规定的作息时间整整一个小时了，我认为我的涵养是够可以的。第二次起身下床，在那扇门上重重敲了几下，以示警告。 “敲他妈什么敲！”那面咒骂了一句，听得出来是“童星”的声音。 我按捺着性子，隔门道：“请你们小声一点行不行？我接连十几天没睡好觉了，照顾照顾。” 那面静了一会儿，忽然竟齐唱起“小小竹排”来。分明不予“照顾”。 我披上大衣，走出自己的房间，推开隔壁房间的门，厉声质问：“太不自觉了吧？” 那童星说：“管得着吗？这又不是你家！”他看去已有十四五岁了，个子已长得挺高，穿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大眼睛，圆脸盘。有二男三女演员和几个孩子在那屋里。 我说：“不是管你们，是求你们。招待所有规定，超过十点不得喧哗，影响其他住客睡眠。” 其实我的话是说给那二三男女演员的。我想，“童星”们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么？ 那童星说：“我们不知道有什么规定，没人告诉我们。”我指着墙说：“每个房间里都贴着，你们自己好好看。”他说：“眼睛不好，看不清。” 这孩子是在电影圈里被宠爱坏了，显然也没受到多少好影响。那种自我感觉真是优越得很，俨然以为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明星”呢！ 我只好将贴在墙上的“住宿须知”念了一遍，转身离去。 我刚出门，就听他说：“唱！有什么了不起！”我复走进房间，怒问：“你刚才说什么？” 他说：“你看你那德性！你当我怕你呀！” 这孩子简直是在逼我粗暴。 我挥手打了他一记耳光。 他叫起来：“你敢打解放军？” 我从他头上一把抓下军帽，扔在地上，又打了他一记耳光，说：“打的就是你这个解放军！再唱啊！”他捂着脸不作声了。 那几个小演员愣愣地瞪大了眼睛瞧着我。 那二三男女演员不尴不尬地开口了：“哎，你怎么动手打人呀？” “有理讲理嘛！” 我说：“刚才对你们还不够讲理吗？”哼了一声，走回自己的房间，躺下独自气得不行。 第二天，导演找到编辑部来了，向我们的一位副主任告了我一状。“童星”罢演了，“生病”了。 副主任让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当着导演的面儿说：“这就是我们小梁。你一定弄错了，我们小梁怎么会动手打人呢？你看他这副文质彬彬的样儿，只有挨打的份儿！……”我老老实实承认：“是我。” 副主任研究地瞧了我半天，疑问：“你是跟他闹着玩吧？”我脸红了，回答：“闹着玩。” 副主任说：“我猜想你也肯定是跟他闹着玩嘛！你这么老实的青年怎么会打人耳光呢！小演员也太娇气了！”接着当我的面，向导演夸奖我如何如何的稳重老实。还让导演回去对“童星”严格要求，加强教育。又说：“小小一个孩子演员，竟敢装病罢演，太张狂了！” “头三脚”给人的印象如此重要！母亲的教诲真是伟大！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见过那童星。然而这件事，却经常回忆起。因为它使我想到，人是否都具有欺弱畏强的某种本性？那童星当时固然令人着实可恼，我打了他两记耳光也算不得就是怎样地欺负了他。他若他不是比我小近一半年龄呢？而是一个身魁力大的人呢？就是可着嗓子嚎个通宵达旦，我恐怕也是不敢先动手的。就是反过来他打我两记耳光，我恐怕也只有挨了的份儿。如此分析起来，我又似乎是有点：“欺负小孩”了。而我若非我，是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吼一句：“别他妈的乱吵吵乱嚷，惹急了老子扭断你们脖子！”估计小小年龄的“少年”也断不敢对我那般无礼。看来“非礼勿动”，老祖宗的遗训只有成为全民族的德行，才会人人都不失“君子风范”！ 某一年出差，在外地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他因触犯法律，被判徒刑。看了挺难过。心想好端端一个孩子，尚未“童星”而“明星”，不是整个儿毁了么？ 前不久又从一份什么电影报上看到一条有关他的报道，说是到某学校学习了几年，拿到了毕业文凭，目前正参加一部影片的拍摄。还登有他的照片，仍穿军装。才知所谓“判刑”一说，纯属公开贩卖的谣言。某些小报也真正可恶，居然还在耸人听闻的谣言之下印上“本报记者”字样！获得了一次学习机会，拿到了毕业文凭，我挺为他高兴，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我在北影作了两年外稿编辑。每月看五十余个剧本，有时还多。大概总共看了一千五百左右个外稿剧本，却一个也没有扶植成功过。从粉碎“四人帮”至今，寄到北影外稿组的剧本，绝不下六七万之多。经过扶植最后拍摄或发表了的，不超过五个。所以我真希望许许多多在业余创作电影剧本的人，还是量力而行，莫如将创作电影剧本的兴趣转移到看电影方面去。 两年来我没有扶植成功一个外稿剧本，但我自以为曾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外稿编辑。从一千五百多个外稿中，我“慧眼识珠”，发现了张辛欣的电影创作才华，这无论如何是值得骄傲一下的事儿。 那天没吃午饭。一觉醒来，睡迷糊了，还以为是个早晨呢。看看手表，才知是下午。懒得起来，想起书包里还带回个不知什么鸟“剧本”，干脆躺着处理了吧！便掏出来侧头看。一看就没放下。一口气看完了。 稿纸相当干净，字迹很是工整。看得出作者是个对待创作极认真严肃的人。这一点先博得了我三分好感。 剧本的名字我已记不清楚。风格是属于较现代派的。明显看得出受苏联电影文学剧本《礼节性的访问》影响很大，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交叉闪现，剧中有剧，男女主人公是双重身分的剧中人。在一九七八年的北影，电影观念不像如今这么更新，这么解放。所以我断定这样的剧本，是既不能拍摄也不能发表的。 但我又不能不承认，这是我所看过的一千多个外稿中，最好的一个。一个真正的电影剧本。一千多个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我认为我那一千多个不算白看。 剧本对于电影艺术的特点体现得频有匠心。 我再也躺不住，爬起来，匆匆穿上衣服，又去到了办公室。剧本未写作者的姓名和通讯地址，我迫不及待地想从信封上了解到。 老王问我：“怎么又来了？” 我说：“发现了一个好剧本！” 老王一笑：“好剧本会寄到外稿组？” 我也顾不上回答，找到信封一看——北医三院团委——张辛欣。 北医三院离北影很近，而且是北影的“合同医院”。我便决定给作者写封信，邀“他”星期天到北影来面谈，意在结识个文学朋友。我那时在北京一个文学朋友也不认识，常感到无人交谈的寂寞。 写信前还研究了半天。张辛欣——怎么也没有女人味，字迹也颇似男人笔划，断它是“他”而非“她”。 二十九岁时的我，将自己束缚得多么紧固啊！未经组长允许，倘若是将一位女作者在整个主楼无人的情况之下邀到办公室交谈，又倘若不但是位女作者，还是个姑娘，那岂非会引起“瓜田李下”之嫌？谁知你们交谈的是剧本还是什么？外稿组当时有规定，不经组长同意，编辑是不得随意邀作者面谈的。 星期天，买了两盒带过滤嘴的“牡丹”，买了一包五香瓜子，一包茉莉花茶，比我信中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来到办公室。可见我是多么心诚之至！ 刚到约定时间，安安静静的走廊里便传来了脚步声。我暗想，这作者可真是个时间观念强的人。 我才站起，“他”已敲门。 开门，大诧——是一个“她”。个子不高，圆脸，眼镜，短发。翻领银灰女青年衫，银灰裤子，接近银灰的蓝色刷得靠白了的胶鞋。一身银灰。若伸展双臂，如同降落在我的办公室门前一架微型“安二”。那张脸不太容易判断出实际年龄。说十八九不显大，说二十四五不显小。表情是矜持的，流露着不是我来求你，是你“请”我来我才来的意味。互通姓名，果然便是张辛欣。我没料到她是个女的，大概她也没料到我是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我讶然，她扫兴。我的讶然掩饰着，她的扫兴却当“见面礼”全盘“赠”给我。“请”得“神”临，就得敬着。 引进。矜持地进来。 让座。矜持地坐下。 矜持得反倒令我十分拘束。 请茶。 说：“不渴。” 请嗑瓜子。 说：“牙疼。” 犹豫了一下，请吸烟。 说：“你殷勤过分了。” 我搓着手，像考生接受面试一样，有几分紧张地同她谈剧本。 没谈几句，便被她打断，问：“要拍？” 我说：“不拍。” 问：“要发表？” 我说：“不发表。” 怫然站起，大声道：“也不拍摄，也不发表，邀我来干什么？” 我不知所措，交个文学朋友的目的，怎么能当她面说出口？ “我早就知道，没有名人推荐，没有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要在你们北影上一部电影，不过是痴心妄想！”她愤愤地说，从我手中夺去剧本，塞入自己的书包，也不告辞，拔脚便走。 我一时坐在那里发懵。 忽而想起母亲的另一条教诲——凡事要善始善终，就追出去送行。 她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 她不回头，走的很快。 我也不赶上，保持一段“送”的最佳距离。 相跟着走过走廊，走下楼梯，走出主楼，走到厂院内。她猝然回头瞪视我：“你跟着我干什么？！” 我讷讷回答：“礼节性的送行。” 她火了：“少来这一套！”转身加快脚步，扬长而去。 我呆立了一会儿，没趣地回到办公室，心里这个气呀！茶水，泼了。 五香瓜子，扔进纸篓。想了想，又捡出来，自己花钱买的东西，犯不着为如此不识好歹的“小子”扔掉。留着自己嗑！ 坐在椅子上，看着她寄剧本的大信封，越看越来气。忍不住从笔筒中抽出一管大毫毛笔，饱蘸了红墨水，就在“张辛欣”三字上恶狠狠地划了个“x”，判处了她的“死刑”。暗暗发誓：今后只要是这个“小子”寄来的剧本，落我手中，一个字也不看！来一个退一个！……后来，翻《北京文学》，见有她的一篇小说发表其上，读了半页，一句：“平庸！”不再看，心中却未免有点妒嫉。那时我刚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千字的“豆腐块”，还不敢向往能在《北京文学》上发表小说。 再后来，北大荒知青朋友肖复兴、陆星儿、曹鸿翔，同榜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开始与我来往，每每谈及导演系有个张辛欣，这般那般的。 我问什么样的一个“张辛欣”。 他们就对我描绘。 证实竟是与我打过交道的“那一个”。 心中不禁暗暗羡佩：“小子”果有真才实学！不简单！但又很希望“这一个”并非“那一个”。她考入中央戏剧学院也使我妒嫉，有点“工农兵学员”心理。 再后来，《在同一地平线上》发表，文坛瞩目，“张辛欣”三字声誉鹊起。 找来那篇佳作拜读。读罢心怅怅然，妒嫉却消除了。对有才华的人，妒嫉是愚蠢的。所怅怅然者，自己尚无进取耳。 那时安忆也已扬名。记不清是某月份内了，竟在各刊几乎同时有六篇小说发表！ 现在回想起来，安忆、辛欣两位青年女作家当初“异军突起”的创作开端，对我促进很大。丫头们能是，男儿何不能是？！遂更少玩乐，发奋读书，勤勉写作。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听到些溢美之词，多少有些飘飘然起来。领奖期间，安忆对我说：“晓声，你那篇小说我认真看了。你是中篇结构，短篇写法。因此前半部从容，后半部拘谨。” 我本期望也从她口中听到一些溢美之词，未想到她却兜头泼了我一盆冷水。 我便有些不悦，高傲地笑笑，不予回答。 回到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拿起刊物，重看自己的第一篇获奖小说，暗自承认，安忆对它的评价是公正的。 在文学朋友中，安忆从未对我说过言不由衷的话。一句也未说过。 安忆是坦诚的，起码对我是这样。 安忆，谢谢你。 比起来，倒是茹志鹃老师比安忆对我更“扬长避短”一些。 在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上，茹志鹃老师一见我，第一句话便是：“《父亲》我看了，写的很质朴，很好。”还颇严肃地指责我：“它是为我们写的，怎么后来你又给了《人民文学》？” 《父亲》原本确是为《上海文学》写的，因“债台高筑”，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 今年五月去上海，到茹志鹃老师家去看望她，她又对我说，《父亲》是篇成功之作。 安忆在旁听了，淡淡地道：“妈妈，你别总说他爱听的话。我看父亲责备儿子为什么不要求入党那一段，就直露了些。”茹志鹃老师说：“你总挑别人作品的毛病，就不怕别人认为你骄傲？” 安忆说：“晓声是自己人啊！我也希望他经常从我的作品中挑毛病。”又问我，“我挑的毛病，你承认吗？”我说：“承认。” 她笑了。 茹志鹃老师也笑了……《今夜有暴风雪》发表后，中央戏剧学院的三位北大荒知青朋友都与我交谈过它的得失。 我对每一位都这样问：“张辛欣看过没有？” 他们都说看过。 我又问：“她怎么评价？” 他们都说：“辛欣挺喜欢这一篇的。” 还问：“真的？” 答：“当然。” 相信了，也增加了一点写作的自信。 我对自己的作品，常常像一只母鸡孵出了一只小鸭子，怀疑是“怪物”。听到我所敬重的文学朋友们的评价，是我求之不得的。 “清除精神污染”阶段，《青春》丛刊副主编李纪同志来京组稿，找到我，要求我带他去找辛欣。 我问：“辛欣眼下日子不好过，几家刊物将要发表的稿子都被抽下来了，你敢发她的作品？” 老李说：“怕什么？对张辛欣今天批得有没有道理，公正不公正，还需明天作结论呢！” 我说：“你有这种气魄就好！我带你去！”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天很冷，我们到了戏剧学院，九点多了。 辛欣不在，她同宿舍的一位同学告诉我们，她看什么戏去了。 第五章 中央戏剧学院的女大学生宿舍。简直就像东北的“跑腿子老客”们住的最下等的小客栈。起码才华横溢的青年女作家张辛欣，毕业前住的那个宿舍是那样。似乎根本没有暖气，或者有暖气但坏了，不比外边的温度高多少。四张床，两张空着，光床板上堆满杂七杂八的东西。还好，辛欣的被子是卷起来的，像花卷那种省事的卷法。我和老李就坐在她的床上。床头一张小桌，可桌面铺排着稿纸，纸篓里开满“雪莲花”。看来这宿舍中缺少位“撒花仙子”。一个墙角堆了一堆垃圾。碗啦、盘啦、饭盒啦，工艺品似的在窗台上摆了一溜。格外引起我注意的是，辛欣的桌上还有一个破损了的烟灰缸，里面大有“内容”。 辛欣那位同学，煞费苦心地在调一台九英寸的“牡丹”版黑白电视机，却怎么也调不出图像来。 我和老李干坐无聊，搭讪着问：“是坏了吧？”她说：“没坏啊，从家里搬来前我还看的。”又问：“你们是哪儿的？” 我说：“我是北影的，他是《青春》的。” 问：“北影的梁晓声你认识吧？” 我说：“那小子是我。” 她仔细地打量着我：“是你？” 我说：“没错。” “天啊！”她说，“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我问：“你是谁？” 她说：“我是李小龙啊！我和我们老师到你家去过好几次，你记不起来了？” 我终于记起来了，说：“你也变化很大。” “胖了。”她说，“我结婚了。” 由女大学生而少妇，质的变化。我当然难以认出她。她复打量着我，憾慨系之地说：“真没想到三年未见，你就变成这样子了！第一次见面时，觉得你还可以呀！”我说：“我当爸爸了。” 她非常同情地“哦”了一声。 我九月份剃的光头，那时十一月份，头发长出不足一寸，胡子却经久未刮，荒芜了满脸。而且大病初愈，神情倦怠，面如涂铅。穿着一件破“棉猴”，旧皮鞋不系鞋带，整个一副俗装恹态的恶和尚形象。变得不如以前“可以”了，倒也不仅仅是由于当了爸爸，由于剃了光头，由于病，还由于当了作家。当了演员们的女人，是越变越好看，越“摩登”，以“摩登”而维持着好看。当了作家们的男人，则注定的越变越不“可以”了。功夫会花在“打扮”稿纸上，自己是什么鸟模样倒大抵不在乎了。 老李说：“我们多等会儿不打扰吧？” 她说：“没事，没事。” 我问：“辛欣情绪如何？” 她说：“辛欣挨批的次数多了，好像也不太在乎了。”又是一种“不在乎”。 我说：“不在乎，这是境界。中国的作家，要习惯挨批，泰然处之才好。” 她说：“没批到你头上，你才泰然。” 我说：“是啊。别人的孩子被掐死了，总不像自己的孩子被掐死了那么痛不欲生。” 正说着，辛欣回来了。 我将老李介绍给她，替老李向她表明诚意。她坐下去，默然无声。 我说：“老李是我朋友，诚心诚意来向你组稿的，不看僧面看佛面。” 辛欣沉吟良久，方开口道：“晓声，不是我不讲交情，我近来差不多发一篇，挨批一篇。寄出去的，各编辑部都不敢发，你说我还写个什么劲？还他妈的写得下去吗？”翻弄着桌上的稿纸给我看，又说，“其实倒也不是不想写了。还想写，但实在写不下去啊！一个星期了，写了还不到六千字。我想冷却一个阶段，思考一些问题，我希望能不受任何干扰地进行思考。”说完，她将桌上的稿纸全部收拢，放入抽屉，锁上。仿佛今生今世不再拿出。 老李说：“我不逼你为《青春》写稿。我来的目的更主要是看看你，代表本刊向你表示关注之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来日方长。作为刊物负责人，不能作家有难，则疏之，作家扬名，则近之，那就太势利了！” 老李真好编辑，不愧我朋友。 我们聊了近一个小时，十点后方告辞。夜风瑟瑟中，我们缓缓地走着，心中都有说不出的惆怅。当时《青春》也因为一篇什么小说，“散布了污染”，上了简报。我理解他的心情。自己顶着压力却来京专程找辛欣组稿，作为一个刊物的负责人，这“侠肝义胆”使我敬佩。 至于我自己，用解放前上海滩小报记者评论三四流这个“星”那个“星”的语言说——正很“走红”。然而我也忧郁，我也压抑，大有“兔死狐悲”的凄凉。因为我不可能终生扮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歌手”或“鼓手”的角色。我一旦也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说几句冷的、酸的、尖刻的话，哪怕这话是真的，也便会与辛欣“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了。而一个作家，不，一个人，某些时对某些事，大抵总难免要皱皱眉，摇摇头，或者瞪瞪眼睛的。也总难免要说些什么使某些人们不大受用的话的。达到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超脱则超脱矣，悠然则悠然矣，而作家也便在这种“超脱”和“悠然”中，不复是作家了！文坛从来不是佛殿。要想“超脱”倒莫如抛弃纸笔去数念珠，遁入空门为好。 后来有某报的编者来访，说是要写篇文章，举两位青年作家为例，梁晓声代表“正确的”创造道路，张辛欣代表“错误的”创作道路。逼我谈点“正确代表”的体会，始大厌，进而大怒，不客气地“送”出门去。 我并不老谋深算，也不愿在文坛沉浮中捞取什么“政治稻草”。需要你作某种“政治道具”时，便将你高高举起；紧锣密鼓一停，便甩手将你扔在台上，摔你个“仰巴叉”。积成人后之政治常识而非经验，这一点儿“悟性”还是有的。而某些编者记者，明明心中瞧不大起你，为了职业的缘故也许还为其他的什么缘故，却偏要将你涂了某种颜料，高高地插在什么幌子上，也忒不仗义了！ 再后来，某刊约我写篇“我与文学”之类的文章。当时心中觉得有那么多话，似乎不吐不快，便写了。八千余字，其中有两千余字谈到辛欣及她的作品。记述了我与李纪同志深夜访她归来时那种心境，那种感受，那些思想。记得其中写到这样的话：“辛欣正在思考。我认为思考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严肃的时刻，神圣的时刻，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干扰别人的思考，无论以什么方式，出于什么动机，良好的也罢，善意的也罢，其实都是讨嫌的。在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起码是不文明的行为。奉劝他们学得懂点礼貌……” 一吐为快的文章必然失之含蓄。这篇文章当时被退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本欲寄给辛欣看看，一想有讨好卖乖之嫌，便放置起来了。至今仍保存着。 四届“作代会”期间，一位评论家，问我：“读了张辛欣发在《人民文学》上的长篇散文《回老家》么？”答未读。 说：“一定要读，写得极好。” 后两天离开会议，带着那期《人民文学》到石家庄去。在招待所里看完了，果然好。那期《人民文学》上，刊有“推荐‘读者最喜欢的作品’启事”。便连夜写了一篇很严肃很认真的推荐信，约千余字，寄给了《人民文学》。《回老家》竟未评上“读者最喜欢的作品”，据说是仅有我那一份选票。唉，好作品常有被埋没之时！难怪王蒙同志主张编辑出版“落选作品选”，以补“遗珠之憾”。 至今我仍认为，辛欣有创作电影剧本的才华。在她的分配去向拖了半年多尚未落实前，曾托人达意她，愿“保举”她到北影来。读了《回老家》，不免后悔。暗想：梁晓声，梁晓声，你才是个大傻瓜！没谁会像你似的，拉来个强者“盖”自己！张辛欣进了北影，你自己就干脆“回老家”吧！心中产生了这想法，就好像一个人照镜子照出了一张狰狞的鬼脸，灵魂不由出汗。承认别人的某一篇作品比自己的作品好，还写封“推荐信”什么的，这类小小“高尚”，有利而无害，不过是“高尚”的自我表现。而要将别人拉到自己身旁，让别人的光彩照出自己的平庸来，心中那鬼就会啃你的灵魂了！ 人啊，人！为什么都免不了有那么点嫉妒心理呢？回厂后我还是向领导“保举”了她，领导也表示可考虑。她自己又犹豫，我只好作罢……张辛欣，听着！你这辈子不写一——三个好电影剧本，你才对不起你自己呢！写吧，必要时我愿像当年那样，极负责任地为你当一次编辑。我如今已是编剧，不是哪个编剧都他妈的乐于给别人当编辑。而且有一条你是可以放心的，无论你写出多么好的剧本，我都不会在你的名字之后再挂上我自己的名字。我这人从不沾别人的光。到时候你拿你的编剧费，我拿我的责编费。即使你写出的剧本可能得“奥斯卡”奖，我也不动心。这点职业道德还是有的，更何况你也不是个“善茬子”。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替电影编辑们辩白几句。因为我又想起了数年前你第一次与我见面时说过的话：“我知道，一无名人推荐，二无后门方便，像我这样的，在北影上一部影片是痴心妄想……” 当时你我还都不是青年作家，都属“文学青年”一类。我“迂”得可怜，你“狂”得非凡。但我和你一样，都急切地要早日显示自己的能量，都不免感受到某种压制。 其实呢，我作了几年电影编辑，倒认为靠名人推荐，或走个什么“后门”，达到在北影上一部影片的目的，并不那么容易。编辑之上有编辑组长，编辑组长之上有编辑部主任们。主任们也说了不算，还得经过编辑部定稿小组讨论。讨论之后也还无效，得经党委通过，有时甚至还惊动电影局、文化部、中宣部。升到更高级的“阶段”，则非党中央的某某领导同志出面说一句话不可。 一部电影的拍摄，真是层层把关，难乎其难。如今“拍摄自主权”下放各厂，情况是略有好转，但那“犯错误”的可能也便同时下放到了各厂。把关者们还是比刊物的负责人们更其顾虑重重。一篇稿子发排了又抽下来，也不过就损失个几千元，至多上万元。而一部影片若投入拍摄又中途“下马”，那损失则可能是十几万，几十万。如今讲究“经济效益”，损失中包括了全厂职工的奖金，是“怨声载道”的。电影编辑们，除个别人热衷于假什么名人或首长之名，推平庸之作欲获责编费而外，多数还是有艺术良心的。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就无懈可击。谦虚过分实乃虚伪。 在我们北影的《电影创作》即将复刊时，一天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剧本说：“别拖，早看完。看完写一份书面意见给我。” 我接过剧本，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便看。 内中用大头针别着几份“批示”。 第一页，是当时的一位领导同志写给自己秘书的，只称作者名字，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大意是剧本看过了，很电影化，主题思想很有意义。人物形象突出，情节曲折生动云云。要秘书告作者，已代转电影局某负责同志。 第二页，是这位电影局某负责同志的“意见”，当然是“完全同意”上述的“意见”。大概是为了表示虔诚和态度认真，还提了几条无伤大雅的“似可修改”之处。一个“似”字，道出许多谨慎。 第三页，是我们北影厂当时厂长的批条——立转编辑部主任一阅。 主任积稿太多，很信任我，便由我“一阅”了。我看罢这些“官批”，对同室的一位老编辑笑道：“这位作者，不是大干部的儿子，也一定是侄子女婿之类。”老编辑揶揄道：“你的美差来了啊。” 我答：“看看再说吧。” 这个剧本是根据北影已故著名编剧海默同志的遗作《战马》改编的。 看过后，竟没看出什么“匠心”之处。凝思良久，又去资料室翻出原作细读。读罢，大不以为然了。海默同志的原作，写的是新疆剿匪时期，一名解放军排长的战马，在战斗中牺牲，战马是骑兵的“第二战友”，思念之情深切。后来在战斗中击毙一匪首，获得一匹与自己的“战友”一模一样的雪白马，遂结“生死之交”，屡立战功。小说原作，确不失为一篇较好的作品。 我一向以为，从小说到电影，所谓改编应是“再创作”，要重新体现改编者自己的艺术处理和艺术构思。“再创作”意味着艺术性的“再升华”，思想性的“再开掘”，情节细节方面的“再组合”。不见这些，那改编便是平庸的改编，当一名编剧也就太省事了。而且一篇短篇小说改编为电影，该补充多少改编者自己的生活和艺术方面的积累，是不言自明的。 基于这种艺术观点，我认为那剧本的改编是平庸的，这就与那些负责人的意见大相径庭了。 我又了解到，海默同志生前曾亲自改编过自己这篇小说，北影还曾打印，“文革”中“一扫而光”了。 我便感到左右为难起来，不知该怎样写“书面意见”，索性拿着它找主任当面说。 主任又问：“改编的如何？” 我说：“将小说‘断行’，不等于就算改编。”主任明白了我的意思，沉吟起来。 我又说：“题材也有些陈旧。刚刚粉碎‘四人帮’，人民希望看到正面或侧面反映‘十年动乱’的电影。再者，便拍，也应拍海默同志自己改编的剧本，亦算对我厂著名编剧的一种追忆和纪念。” 看得出，主任也颇感为难，默默吸了一会烟，终于说：“这样吧，再给副主任看看。刊物即将恢复，修改后发一下，也算了结了此事。” 副主任，一位德高望重，很有艺术判断水平的老同志，看后对我说：“即使发表，也需让作者再认真修改几遍。” 我就打电话与作者联系，约他到厂里来听取我和副主任的意见。 他嫌路远，希望到他家谈。 我想到副主任家离他家较近，为了老头少走许多路，应诺了。那时我们的副主任正在家中休病假。 从北影厂到火车站，路是够远的。倒了三次车到了火车站，还要倒一次车，下了车还要走十分钟。那一带我到北京后没去过，街道不熟，约定的时间又早——八点半。六点半便离厂，吃不上早饭，北京站附近买了一个面包，边走边吃。 到了作者家中，我理所当然要请副主任先谈意见。 老头看得很认真，用铅笔在稿纸格边做了许多记号，写了不少句“评语”，一边翻阅，一边谈。 老头谈一条，作者“解释”一条。或曰：“这里你没看明白。”或曰：“这里不能照你的建议改。”或曰：“我自己认为这里改的很好。” 我便有些看不下眼去，打断他说：“我们尊重改编者本人的艺术见地，我们的意见也仅供你参考，要求你修改一稿不算过分。你修改后再寄我们看吧！”说罢起身，也不告辞，便往外走。 副主任也只好跟我走掉。 走到街上，副主任批评我：“干嘛那么没耐心呢？”我说：“他干嘛那么不虚心呢？” 副主任说：“他认为自己非一般作者可比嘛，这一点你还没看出来？” 我说：“看出来了，因此我这一般编辑不愿给他这非一般作者当责编，另请高明罢！” 副主任笑道：“我们研究后，还非你当这责编不可呢！没吃早饭吧？到我家去吃，要不我们找个地方，我请你吃一顿。”数日后，剧本寄回。 我翻看一遍，除了我和老头勾出的几个错别字，毫无变动。再一项作者的“劳动”，便是用橡皮将老头在格边作的记号或评语擦掉了。 我心想也忒吝惜自己的脑细胞了！搁置抽屉，看他怎样？仅仅隔了一天，就打来电话，质问：“你们到底作出决定没有？” 我反问：“什么决定？” 作者说：“有关领导同志都很认真对待这个剧本，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北影厂长也无反对态度，你们为什么鸡蛋里挑骨头呢？” 我说：“那你就让他们直接下道生产令拍摄嘛！还给我这个责编打电话干什么？”说罢挂了电话。 第六章 十分钟后，第二次打来电话，说：“既然你似乎有很多意见，那一天你未开口，我想当面听你谈谈。” 我说：“我的意见，和我们副主任那天谈的意见是一致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还是想同你谈谈。”我说：“我不到你家去谈了，路远，要谈你就到北影来谈吧！”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明天就去。” 我说：“请上午来。”因下午厂内放“观摩影片”，属于艺术学习，我不愿错过机会。 他说：“上午不行。我上午有事。” 我说：“那你就改天来。下星期内哪一天都可以，上下午也请便。” 他说：“除了明天下午，我再哪一天也没有时间。” 我火了，答：“哪一天都行，就是明天下午不行！”我啪地挂上了电话，骂一句：“你他妈的！” 真够矫情的！第二天下午，我便去看电影。原以为只放一部影片，却放了两部。 五天后，政治部主任拿着厚厚一封挂号信，找到我的办公室，说：“小梁，有人写信告你。” 我吃一惊，暗想我没作什么违法犯科的事呀？也没搞过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谁告我什么呢？因问：“张冠李戴了吧？” 政治部主任说：“没错，告的就是你梁晓声，你看看这封信。” 我接过信一看，是那位非同一般的青年改编者写来的，历数我的罪状。不算洋洋万言的一封信，起码也有八九千字。 我真有些“怒发冲冠”了，就要将那封信撕个粉碎。政治部主任手疾眼快，夺过信去，说：“别发火，讲讲，怎么回事？” 我强按怒火，将事情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述说一遍。正述说时，当时的一位厂党委负责人也找到了编辑部，由主任陪着，将编辑们召集一起，询问近期处理稿件中，谁可有什么渎职行为？ 众编辑回答：绝无。 这位厂党委负责人说：肯定有。 原来，他刚参加过一个会。一位负责同志在会上点了北影，说：“你们北影要热情对待业余作者嘛，不要将业余作者拒之门外嘛，不要像‘四人帮’时期一样，搞得像个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嘛！” 众编辑听了，面面相觑，不知这话从何说起。 只有我心中明白。 因为在告我的那封信中写道：“我一无靠山，二无‘后门’（噫！与辛欣语同出一辙），全凭一片关心中国电影事业的热忱，写了这个电影剧本，竟受到种种刁难，被拒于北影大门之外。你们对一位业余作者是什么态度？！你们这种冷漠无情的态度，又如何能使中国的电影事业得以繁荣？！……”他的话同那位负责同志的话何其相似乃尔？ “拒之门外”——确属事实。 他下午来时，门卫没放他进厂。告诉他下午编导部门正进行艺术观摩研讨，请他改日再来。 故他信中还写到：“我在凄风苦雨中徘徊于北影门外近一小时才离去。回家后感冒了，发烧三十九度。我的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我……”是否真实，不得而知。 我对大家说：“负责同志对北影的批评，并非‘莫须有’，肯定是因我而发的。” 政治部主任也说：“肯定是。” 于是当即，我、政治部主任、编辑部主任和副主任，那位厂党委领导，一齐走到二楼小会议室，研究如何妥善对待来自上面的尖锐批评。 厂长同志很重视这件事，也参加研究。 那位厂党委领导说：“我看就让小梁写份检讨，由厂党委转给上级。” 我不禁拍案而起，吼道：“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检讨！我没什么可检讨的，要检讨你们自己检讨！” 编辑部主任说：“让小梁检讨，莫如让我检讨。”副主任问：“检讨什么？我作为编辑部副主任，亲自到一个并不成熟的剧本的改编者家中，认认真真地谈过意见，还要我们怎么样？” 政治部主任说：“我认为有的同志因为这件事而对北影作的批评，是言过其实的。” 厂长最后说：“不必检讨，谁也不必检讨。要是这也值得检讨的话，莫如我检讨了！因为我是厂长嘛！”转脸看着我，又说，“小梁，我要求你给领导同志写封信解释一下，你不觉得过分吧？解释，而不是检讨。” 我说：“这可以。” 回到办公室，铺开信纸，就欲写。忽而想到，并没指名道姓地批评我，我对他解释得着吗？决定不给那位负责人写信，而给他的儿子写信。 握着笔，我想到了两件事。 一件事是：曾有一位山西农村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某日来到编辑部，由我接待。他随身带来三个电影剧本，请求我在两天内看完，并当面向他谈意见。我问他为何给我的时间这样短？他说他是自费来京的，专程送稿。不得花钱住宿，在火车站过夜。问何以不寄来？说·希·望·当·面听到意见。问年终“分红”多少？说一百余元。问岂不是路费就用去了一半么？说值得。大受感到，留他在我宿舍同住了一夜（那时我已分到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第二天，就集中时间和精力将三个剧本全部看完。那三个剧本实在不值得谈什么意见，但唯恐刺伤那农村青年的自尊心，与之委婉地谈了一个上午…… 另一件事是：某日有一精神病患者纠缠在传达室，要求与编辑当面谈构思。传达室为难，组长也为难。传达室说，编辑部若无人出面，便只好找保卫科了。我便自告奋勇，前去进行安抚。我的哥哥也患精神病，我自信颇善安抚精神病人。 走入传达室，但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男子，像待审的犯人似的，双腿紧紧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坐得那么规矩。规矩得可怜。他留中分头，一张瘦脸刮得干净。穿件新蓝干部服，连领钩也扣着。虽旧却熨出裤线的灰裤子。一双黄色塑料凉鞋，赤脚。表情安静。 瞧他那样，并不像精神病人。 可传达室内除了他再无别人。 我问传达师傅：“精神病在哪儿？” 传达师傅朝那人努嘴。 我不禁转身诧异地再次打量那人。 他缓缓站起，文质彬彬地说：“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来送剧本的。” 表情依然如故。 我说：“我找的不是你啊。你误会了。我是编辑室的编辑，你带来的剧本可以交给我啊。” 他打量着我说：“我看你不是编辑。” 我问：“那你看我像干什么的？” 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看你像保卫股的。” 我说：“你错了。”掏出工作证递给他看。 他看了，似乎信了。还给我，从一个黄色的学生书包中掏出剧本，双手捧着，郑重其事地交我。那表情，仿佛将千金至诚相托。 我接过剧本，问：“你的姓名。” 他从传达室的长椅下拖出一个口大底小的白铁桶，自内取出一卷红绸，默默展开来——红稠上，梅花篆体赫然醒目地写着四个毛笔字——齐天大圣。 我惑然。 他说：“这就是我的名字。” 我问：“你住哪儿啊？” 他指桶——桶内一条毯子，说：“盖天铺地”。那时他脸上才显出一种怪异的笑。 我说：“外边在下雨啊，盖天铺地哪成？” 他说：“行者苦中求乐。” 我便断定，他是属于那类主观狂想型精神病患者，一忽儿明白，一忽儿糊涂。这会儿是糊涂了。 传达师傅便上前替我“解围”道：“你是‘齐天大圣’，这里可不是花果山，也不是天宫，剧本留下，你快走，快走。”他瞪目道：“你把我当成疯子？” 我赶紧说：“你若是精神病人，我便也是精神病人了！”又转对传达师傅说：“让我带他入厂，我要和他谈谈。”传达师傅愕然地问我：“带他到办公室？” 我说：“带他到我宿舍。” 传达师傅不放心地看着我，低声说：“小梁，你何必？”我说：“不会发生什么事的。”见他还不放心，又说，“我哥哥也是精神病。” 我带“齐天大圣”到我宿舍，待之为客，与之攀谈。他糊涂劲过了，又明白起来，谈吐很是文雅。 攀谈中，我知他是北大毕业生，五七年打成右派，劳改六年。现虽已平反，重新分配了工作，单位却不要求他上班。无所事事，便写电影剧本。 我心中对他充满了同情。 当晚，留宿我处。 第二天，送至火车站，替他买了回河北的火车票。送入站内，又送至车上，与乘务员特别交待了一番，望着火车开走才返…… 想起这两件事，我觉得，自己算得上一个有责任感的编辑。尤其对业余作者，从未劣待过，即使对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于是倍感大有回一封信的必要。 我在信中写道：“你的父亲是高级干部，你的靠山可谓固矣。你的剧本由各级负责人推荐，你的‘后门’可谓大矣。像大作这种水平的剧本，北影厂每年收到数千份。我厂委派了一位编辑副主任和我这位编辑加以扶植，对你可谓另眼看待矣！你乃三十多岁人，感冒发烧，区区小病，你的父母便‘放弃非常重要的革命工作，精心照料’也忒娇贵忒宝贝你了吧？老实讲，按一般稿件处理，你只能得到一张退稿笺罢了，而且将在三个月后……” 写完，装入信封，填了地址，怕自己忽然产生什么顾虑，立刻寄走。 之后，静坐片刻，想到文化部成立了一个什么“剧本委员会”，在部长同志直接领导之下，遂生一智，便又给“剧本委员会”写了一封信。 大意是：该剧本系某负责人之子改编，且有文化部及电影局领导同志肯定之评语。我厂拍摄任务已满，现寄你们，你们指示其他兄弟厂拍摄，似更加顺理成章，成人之美……附在剧本之内，一并寄走。 仅仅五六日后，“完璧归赵”。剧本被“剧本委员会”退回，附函曰：“该剧本既然已经你们扶植，你们还是扶植到底吧！恕不提意见。” 碰上了和我一样不具慧眼，也无伯乐精神的编辑！走投无路，不再犹豫，不再顾虑，草草填了信封，便退。我想，主任要我来当这个剧本的责编，还真是选对了人。我自以为“不辱使命”。 我想，权力之与文学艺术，恰如铁树之与菊花，本非同科木，“嫁接”也难活。偏若移花接木，何类“狗扯羊皮”？ 现今有种说法：一等智商者经商，二等智商者从政，三等智商者才从文。“文”的经济基础，在“倒爷”们之下；“文”的社会地位，在“政府官员”之下，因此某些干部子女，便经商，便从政。“三等智商”的，便往什么电影制片厂啦，电视台啦，以及其他与“文学艺术”有关的单位或部门挤。果有“文学艺术”才华的，自当别论。并无“文学艺术”细胞的，岂非授柄于人，传诟于世么？且“文”假以权，权佐以“文”，结果必然是“文”腐蚀了权，权亵渎了“文”。那才是悲夫哉！ 我顶讨厌文学艺术领域内现今种种假权势而压“文”、而欺“文”的风气。 动辄：“这个电影剧本某某领导同志看过，给予肯定了！”“这个电视剧本某某领导同志非常欣赏。” “这篇小说某某领导希望发表并配合评论。” 文学艺术的圈子里，也真真有些俗不可耐之人。 某某领导“看过了”，“给予肯定”了又怎样？某某领导“非常欣赏”又怎样？ 某某领导的“希望”便一定要“照办”么？ 某某领导究竟是“领导”，还是文学艺术工作者？ 你是市长，我是公民，公民该尽哪些公民义务，我听你的。 我是编辑，你是市长，市长写电影剧本，或写小说，写诗，写话剧什么的，对不起，你听我的。 这才对劲。 否则，大不对劲。 这叫“社会分工不同”，应该彼此尊重彼此的分工。也是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社会原则之一。 一九七九年春，全国第四次高等教育会议在北京西苑召开。各新闻和文艺单位派代表列席参加。 我作为北影厂代表，参加了华南大组学习讨论。 会议最初几天，讨论内容是肃清“四人帮”极左教育路线的流毒，发言踊跃热烈。 “工农兵学员”——这建国三十年来“高教”大树上结下的“异果”，令每一位代表当时都难以为它说半句好话。而每一位发言者，无论从什么角度什么命题开始，最终都归结到对“工农兵学员”的评价方面。不，似乎不存在评价问题——它处于被缺席审判的地位。如果当时有另外一个“工农兵学员”在场的话，他或她也许会逃走，再没有勇气进入会议室。 我有意在每次开会前先于别人进入会议室，坐在了更准确说是隐蔽在一排长沙发后不易被人发现的角落。我负有向编辑部传达会议情况和信息的使命。我必须记录代表们的发言。 我是多么后悔我接受了这样一个使命啊！然而我没有充分的理由，要求领导改换他人参加会议。 第三天下午，还有半个钟点散会，讨论气氛沉闷了。几乎每个人都至少发过两次言了。 主持讨论者时间观念很强，不想提前宣布散会，也不想让半个钟点在沉闷中流逝。他用目光扫视着大家，企图鼓励什么人作短暂发言。 他的目光扫视到了我。我偏偏在那时偶然抬起了头。于是我品质中卑俗的部分，一瞬间笼罩了我的心灵，促使我扮演了一次可鄙而可怜的角色。 “你怎么不发言啊？也谈谈嘛！”主持者目光牢牢盯住我。 多数人仿佛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纷纷向我投来猜测的目光。 大家的目光使我很尴尬。 坐在我前面的人，都转过身瞧着我，分明都没想到沙发后还隐藏着我这么个人。 我讷讷地说：“我……我不是工农兵学员……”几乎是不由自主的这么说了。 这是我以列席代表身份参加讨论三天来说的第一句话，当着许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说的第一句话，当着华南大组全体代表说的第一句话。 谎话，是语言的恶性裂变现象。说一颗纽扣是一颗钻石，并欲使众人相信，就得编出一个专门经营此种“钻石”的珠宝店的牌号，就得进一步编出珠宝店所在的街道和老板或经理的姓名…… 我说，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文·革”·前的毕业生。我说，某某著名电影导演曾是我的老师。 我说，如果不发生“十年动乱”，我也许拍出至少两部影片了…… 为了使代表们不怀疑，我给自己长了五岁。 散会后，许多人对我点头微笑。“·文·革”·前的毕业生，无论毕业于文、理、工学院，还是毕业于什么艺术院校，代表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学生。 第七章 会议主持者在会议室门外等我，和我并肩走入餐厅。边走边说，希望我明天谈谈“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教育路线，对艺术院校教育方针教育方向的干扰破坏。我只好“极其谦虚”地拒绝。 我不是一个没有说过谎的人。但是，跨出复旦校门那一天，我在日记上曾写下过这样的话：“这些年，我认清了那么多虚伪的人，见过那么多虚伪的事，听过那么多谎话，自己也违心地说过那么多谎话，从此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我这“要作一个诚实的人”的人，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撒了一次弥天大谎！ 那的确是我离开大学后第一次说谎，不，第二次。第一次是——我打了“电影童星”一记耳光而说是“跟他闹着玩”。 我第二次说谎，像一个谎话连篇的人一样，说得那么逼真，那么周正。 我内心感到羞耻到了极点。 一个毕业于名牌大学的青年，仅仅由于在某一个不正常的时期迈入了这所大学的校门，便如同私生子隐瞒自己的身世，在许多高等教育者面前隐瞒自己的“庐山真面目”，真是历史的悲哀！ 就个人心理来说，这是十分可鄙的。 但这绝非我自己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心理。这种心理，像不可见的溃疡，在我自己心中，也在不少“工农兵学员”心中繁殖着有害的菌类。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又多么可悲！宛如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中倒出了“山楂丸”。 我的谎话，当晚就被戳穿——我们编辑部的某位领导来西苑看望在华南组的一位老同事……我不晓得。 第二天，我迟到了十分钟。在二楼楼口，被一位老者拦住。 他对我说：“你先不要进会议室。” 我迷惑地望着他。 他又说：“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问：“知道什么了？” “知道你是一个‘工农兵学员’。”他那深沉的目光，严肃地注视着我。 我呆住了。 他低声说：“大家很气愤，正在议论你。你为什么要扯谎呢？为什么要欺骗大家呢？”他摇摇头，声音更低地说：“这多不好，这真不好！有的代表要求向大会简报组汇报这件事啊！……” 不但不好，而且很糟！ 在全国“高教”会上，在粉碎“四人帮”后，谎言和虚伪正开始从崇高的教育法典中被肃清，一位列席代表，一位“工农兵学员”，却大言不惭地自称是“·文·革”·前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这的确是太令人生气了。 我垂下了头，脸红得发烧。 我羞惭地对那老者说：“您替我讲几句好话吧，千万别使我的名字上简报啊！” 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了。” 他的目光那么平和。 平和的目光，在某些时刻，也是最使人难以承受的目光。我觉得他那目光是穿透到我心里了。 他说：“我们到楼外走走好吗？” 我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我们在楼外走着，他向我讲了许多应该怎样看待自己是一个“工农兵学员”的道理。当他陪着我走回到会议室门前，我还是缺乏足够的勇气进入。 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人敢声明自己从未说过谎。进去吧！”挽着我的手臂，和我一齐进入了会议室。 那一天我才知道，这位令我感激不尽的老者，原来是老教育家吴伯箫。 吴老是我到北京后，第一个引起我发自内心的无比尊敬的人。 “高教”会结束后，他给我留下了他家的地址，表示欢迎我到他家中去玩。 那时他家住沙滩。我到他家去过两次。 第一次他赠我散文集《北极星》。 第二次他赠我散文集《布衣集》，并赠一枚石印，上刻“布衣可钦”四字。他亲自替我刻的。 两次去，都逢他正伏案写作。一见我，他立刻放下笔，沏茶，找烟，面对面与我相坐，与我交谈。 他是那么平易近人，简直使我怀疑他是个丝毫没有脾气的人。 他脸上的表情总是那么安详。与我说话时，眼睛注视着我。听我说话时，微微向我俯着身子。他听力不佳。 我最难忘的是他那种目光，那么坦诚，那么亲切，那么真挚。注视着我时，我便觉心中的烦愁减少了许多许多。 那时他家的居住条件很不好。因附近正在施工，院落已不存在。他家仅有两间厢房。每次接待我的那一间，有十三四平米左右，中间以木条为骨，裱着大白纸，作为间壁。里边一半可能是他的卧室，外边一半是他的写作间。一张桌子，就占去了外间的大部分面积。我们两人落座，第三个人就几乎无处安身了。房檐下，生着小煤炉，两次去他家都见房檐下炊烟袅袅，地上贴着几排新做的煤饼子。 我问他为什么居住条件这样差？ 他笑笑，说：“这不是满好吗？有睡觉的地方，有写作的地方，可以了。” 告辞时，他都一直将我送到公共汽车站。 我向他倾述了许多做人和处世的烦恼。他循循善诱地开导了我许多做人和处事的道理。 他这样对我说过：多一份真诚，多一个朋友。少一份真诚，少一个朋友。没有朋友的人，是真正的赤贫者。谁想寻找到完全没有缺点的朋友，那么就连他自己都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一个人有许多长处，却不正直。这样的人不能引为朋友。一个人有许多缺点，但是正直，这样的人应该与之交往。正直与否，这是一个人品质中最重要的一点。你的朋友们是你的镜子。你交往一些什么样的朋友，能衡量出你自己的品质来。我们常常是通过与朋友的品质的对比，认清了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北影的一位同志，从前曾在吴老领导下工作过。他敬称吴老为自己的“老师”——他已经是四十五六岁了。我常于晚上看见他在厂院内散步，却从未说过话。 有次我们又相遇，他主动说：“吴老要我代问你好。”我们便交谈起来，主要话题谈的是吴老。 他告诉我这样一件事：当年他与六个年轻人在吴老直接领导之下工作，某天其中一人丢了二百元钱，向吴老汇报了。吴老嘱他不要声张，说一定能找到。过了几天，六个年轻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吴老将二百元钱交给失主，说：“你的钱找到了。不知是哪位同志找到后放到我抽屉里了。”失主自然非常高兴。当天，又有二百元钱出现在吴老抽屉里。原来他交给失主的那二百元钱，是他自己的。但对这件事，他再也没追究过。六个年轻人先后离开他时，都恋恋不舍，有的甚至哭了…… “因为吴老当时很信任我，只对我一个人讲过这件事。”我那位北影的同事说：“吴老认为，究竟谁偷了那二百元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六个年轻人中，有一个犯了一次错误，但自己纠正了。这使我感到高兴啊！” 听了这件事以后，我心中对吴老愈加尊敬。他使我联想到了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 对年轻人宽宏若此，真不愧老教育家风范。 因吴老身体不好，业余时间又在写作，我怕去看望他的次数多了，反而打扰他，就再未去过他家。 我最初几篇稚嫩的小说发表，将刊物寄给他。 他回信大大鼓励了我一番，而且称我“晓声文弟”，希望我也对他的作品提出艺术意见，使我愧怍之极。信是用毛笔写的，至今我仍保存。 半年后，我出差在外地，偶从报纸上看到吴老去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将自己关在招待所房间里，失声恸哭一场……《北极星》和《布衣集》，我都非常喜爱。我们中学时期语文课本中的一篇《延安的纺车》，便收在《北极星》中。但相比之下，我更喜爱《布衣集》。 我将《布衣集》放在我书架的最上一档，与许多我喜爱的书并列。 吴老，吴老，您生前，我未当面对您说过这句话，如今您已身在九泉之下，我要对您说——您是我在北京最尊敬的人。不仅仅因为当年您使我的姓名免于羞耻地出现在全国第四次“高教”会的简报上，不仅仅因为您后来对我的引导和教诲，还因为您的《布衣集》。虽然它是那么薄的一本小集子，远不能与那些大部头的长篇小说或什么全集、选集之类相比，虽然它没有获得过什么文学奖。您真挚地召唤并在思想上、情操上实践着“布衣精神”。这种精神目前似乎被某些人认为已经过时了，似乎已经不那么光荣了，似乎已经是知识分子的“迂腐”之论了。 您在给我的信中却这样写道：“我所谓的‘布衣精神’，便是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利，不为名，不为贪图个人一切好处而思想，而行为，而努力工作的精神。知识分子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知识方面的贡献。共产党人有了这种精神，才会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方面的贡献。因而‘布衣精神’不但应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尤其应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吴老，您是老知识分子，您亦是老共产党员。从这两方面，我都敬您。您是将“布衣精神”，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原则的，也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品格原则的。您对这种精神，怀着一种儿童般的执着锲而不舍。但愿我到了您那样的年纪，能有资格毫不惭愧地对自己说：“我不为权，不为钱，不为利，不为名，清清白白地写作，清清白白地做了一辈子人，没损害过侵占过或变相侵占过老百姓一丁点利益！……” 如今穿布衣的知识分子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人少了。穿布衣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少了。因为有了的确凉、的卡、混纺、其他什么什么的。共产党如果成了布衣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的今天，未免滑稽可笑。但共产党如果成了失掉“布衣精神”的党，那则不滑稽也不可笑了，而令人心中产生别的一番滋味了！ 您正是在身后留下“布衣精神”的一息微叹，召唤着一种党风，召唤着一种党的干部之风啊！ 现实真真有愧于您生前那儿童般执着的信念和寓言般朴素的思想啊！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因民族心理的积淀和种种历史渊源所至，一向是崇尚权力的。而封建王权便是以这种崇尚为其社会基础的。这是我们民族愚昧的一面。人类不应受王权的统治，而只应受知识的统治。这叫人类文明，或曰“精神文明”。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社会似乎有一股崇尚知识的良好风气开始发端，但很快又被对金钱的崇拜所涤荡了。 金钱，这个讨人喜爱的怪物，吞噬着某些中国人的灵魂，吞噬着某些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 前一时期，省委书记有兼某某公司经理者，市委书记有兼某某公司经理者，地县委书记们更趋之若鹜，甚至连军区司令员副司令员，也成了戴着红领章红帽徽的买卖人。是为老百姓嫌钱么？还是赚老百姓的钱？更有他们的妻子儿女，假经商之名，堂而皇之地行走私之实。不走私，国外银行何以能够几万十几万地立户头？ 连《参考消息》上都登了，大概总不至于是无中生有，阶级敌人对共产党的诬蔑吧？ 不是说“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么？应该是先使人民中的一部分人富起来才对啊！倘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们，都利用职权，着急慌忙地，争先恐后地先使自己富起来，还算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中国的一切财富，巨细无遗，都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任何侵吞、挥霍、浪费人民财产的行为，都不应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们的行为，都是丑行，都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人民希望是这样。如今人民对党也只有希望而已。希望“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不变；希望党风彻底好转；希望党内有几位“包龙图”，铲除邪恶，辅佐“朝纲”；希望改革之举成绩更大，弯路更少。而最大的希望则是——党内损公肥己、以权谋私者们不再继续下去。人民是既痛恨他们，又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人民已将权力交给了他们，就像李尔王将王杖，交给了对自己始而恭顺继而飞扬跋扈的女儿女婿们一样。 老百姓有句话——“再一再二不可再三”。这也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仁义最厚道的老百姓。他们很通情达理。江山是老共产党人打下的，打下了江山的人们有资格伸手向人民要好处。人民给，而且人民已经给了。包括他们的子孙辈们伸手向人民要或者就是像拿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去拿，去捞种种特殊的好处，人民也能宽宏地沉默着。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太仁义太厚道了。但是中国很穷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普遍还很穷啊！要达到小康，还得努力奋斗到本世纪末呢！人民给不了那么多，人民负担不起。什么事情都得慢慢儿来，也得容人民慢慢儿给。别捞得太急了。即便是再一再二又再三，老百姓也还是只有希望而已。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仁义更厚道呢？哪个国家的老百姓比中国的老百姓更善于忍耐，更善于在忍耐之中仍怀抱着不泯的希望呢？以权谋私者，一心只想自己先富起来，全不将人民利益放在心上者，是应该感到羞愧的。 就在几天前，哈尔滨市一家制本厂厂长来找我，还讲到这样一件事：他们厂要买一台某种型号的印刷机，难以买到，就有人好心地为他介绍了一位经商的干部子弟。 对方说：你们要买的印刷机我有，可以卖给你们，但你们得给我百分之十的“个人劳务费”。给，明天就可提货。 一台印刷机十七万元。百分之十——一万七千元。问：“给开发货票吗？” 答：“‘个人劳务费’，开什么发票？” 拿国家生产的机器转手倒卖，一张口就敢一万二万的要“小费”，还美其名曰：“个人劳务”，这叫干什么？！而且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持介绍信为扩大再生产买不到，怎地竟会在某些人手中囤积居奇？他们靠的是哪方面的权力？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写作，父亲来叫我，说家中来了一位个子高高的外国人。 我到北京后，素少交际，更从未结识过外国人，心中不免十分疑惑。 回到家中，果见一外国人静坐以待——申·沃克！ 自从他离开复旦后，我从未见过他，以为他再也不会到中国来了。 想不到他竟从天而降，我们彼此的高兴心情，不必赘述。 我向父亲介绍道：“这是我的朋友，瑞典人。” 沃克站起身，头触到了吊灯罩子，噼里啪啦掉下无数塑料饰穗。 他脸倏地红了，立刻弯腰去捡。他那高个子，弯下去就很困难。只好曲一膝，跪一膝，像一个高高挑挑的外国小姐，正行着曲膝礼时一条腿抽筋了。 我忍笑帮他捡。 父亲则冷冷地瞧着他，又冷冷地瞧着我，不知我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之下认识了这个外国人，而且称他为“朋友”。父亲是怕我出了点名，忘乎所以，犯什么“国际错误”。父亲习惯于将“里通外国”说成“国际错误”。对与外国人交往这种事，父亲的思想认识仍停滞在“文革”时期，半点也没“开放”。 他常说：“别看那些与外国人交往的中国人今天洋洋得意的样，保不准哪一天又会倒霉，到时候哭都来不及。” 沃克将那些被碰掉的塑料饰穗全部接过去，从容不迫地往吊灯罩上安装。 我见父亲那种表情，怕沃克敏感到什么，又补充介绍道：“在复旦时，我们俩一个宿舍住过呢！” 沃克安装完毕，对父亲笑笑，落座，也说：“我和晓声是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国交往的第一个朋友。那时还是‘四人帮’时期呢，我们的友谊是经过了一些考验的。”说着转脸瞧我，意思是问我——对吗？ “正是这样。”我对他说，也是对父亲说。 父亲“哦，哦……”应着，退出屋去，再未进来。 如今，一个中国人能称一位外国人为自己的朋友，倘若这外国人又是来自所谓西方世界，诸如瑞典这样一个“富庶国家”，并且还是一位年轻的博士，那么仿佛便是某些中国人的不寻常的荣耀了。 我称沃克为自己的朋友，不觉得在名分上沾了他什么光。他视我为朋友，也肯定不会自认为是对我的一种抬举。他的博士头衔，在我看来也并不光芒四射。他获得这学位的论文——《中国古代民歌研究》，还是在大学时我帮他搜集资料、抄写卡片，互相探讨之下完成的。 他这次是到驻中国的一个办事机构工作的。他从“青年报”上看到介绍我的小文章，才询问到我的住址的。 以后，他几乎每星期六晚上都到我家中来做客。他喜欢喝大米枣粥，喜欢吃炸糕，黄瓜罐头，还喜欢吃饺子。我们就每个月让他吃上两顿饺子，更多的日子只以粥相待。 第八章 榆树上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肉虫，我们北方人叫它“贴树皮”，又叫“洋瘌子”。寸余，黑色，有毛，腹沟两侧尽蜇足。落人衣上，便死死贴住，抖而不掉。落人皮肤上，非揪之拽之不能去。虽去，则皮肤红肿，似被蜂刺，二三日方可消肿止疼。这一点类同水蛭，样子却比水蛭更令人讨厌。而且它还会变色，在榆树上为黑色，在杨树上为白色，在槐树上为绿色。 有些中国人，真像“贴树皮”。其所“贴”之目标，随时代进展而变化，而转移。研究其“贴”的层次，颇耐人寻思。先是贴“官”。 “某某局长啊？我认识！” “某某司令员啊？他儿子和我哥儿们！” “某某领导啊？他女儿的同学的妹妹是我爱人的弟弟的小姨子！” 七拐八绕，十竿子搭不上的，也总能搭上。搭上了，便“贴”。 此真“贴”者。 还有假“贴”者，虽也想“贴”，也毫无机遇，难以接近目标，在人前故出“贴”者语而已，为表明自己是“贴”着什么的。 我们在生活中，不是经常能看到一些人，为了巴结上某某首长，或某某首长的儿子女儿，极尽阿谀奉承，钻营谄媚，讨好卖乖之能事么？图的什么呢？其中不乏确有所图者。也有些人，诘之却并无所图，仅获得某种心理安慰而已。仿佛“贴”上了谁谁，自己也便非等闲辈，身份抬高了似的。 继而“贴”港客。港客本也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我们同胞。相“贴”何太急？盖因港客在“贴”者们眼中都挺有钱。有钱，现今便仿佛属“高等华人” 一类了。其实，他们除了比一般大陆人有些许钱，究竟“高”在哪儿呢？就钱而论，香港也绝非金银遍地，香港人也绝非个个都腰缠万贯。“港客”中冒牌的“经理”、伪装的“富翁”，心怀叵测到大陆来行诈的骗子，近几年仅披露报端的还少吗？ 然而“贴”者们为了捞到点好处，明知对方是骗子，也还是要不顾一切地“贴”将上去的。骗子身上揩油水，更能显示其“贴”技之高超。 “贴”港客，比“贴”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实惠。小则打火机、丝袜、化妆品、假首饰什么的，大则录音机、照相机、彩电、录像机等等。只要替他们在大陆效了劳，论功行赏，是不难得到的。港客还似乎比某某领导某某干部们大方。你要从某某领导某某干部家拎走一台录音机？休想！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习惯了收受而不习惯给予的。“贴”领导干部者，实“贴”权势二字也。古今中外，权势都并非可以白让人走“贴”的。得“上税”。以靠攀附上了某种权势而办成一般人们办不成的事的，统计一下，不付出什么的有几个？“贴”港客者。实“贴”钱“贴”物也。钱亦物，物亦钱，都是手可触眼可见的东西，“贴”到了，实实在在。 港客照我看也分三六九等。 一等的正派地办事业和正派地经商。 二等的就难免投机牟利。 三等者流，行诈行骗，不择手段，要从大陆揣两兜钱回去吃喝玩乐罢了。 某一时期大陆上穿港服者，留港发者，港腔港调者，港模港样者，“贴”港客者，假充港客者，着实使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热闹了一阵子。 “贴”者为男性，不过令人讨厌；“贴”者为女性，那就简直愈发令人作呕了。男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技巧，女性“贴”者凭的是无耻和色相。凡“贴”，技巧也罢，色相也罢，总都得无耻一点。恰如馒头也罢，叉烧也罢，总都少不了要用点“面引子”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饭店去访人，见一脂粉气十足的妖丽女郎，挽着一位矮而胖的五十余岁的丑陋港客，在前厅趋来复去。女郎本就比港客高半头，又足蹬一双特高的高跟鞋，犹如携着一个患肥胖症的孩子，实在令人“惨不忍睹”。那女郎还傲气凌人，脖子抻得像长颈鹿，“富强粉”面具以下就暴露出一段鹅黄色来。仿佛被她挽着的是拿破仑。真让你觉得大陆人的脸，被这等男女“贴”者们丢尽了。 还有一次，我在一家饭店与我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女儿吃饭，邻桌有二港仔，与几个大陆“摩登”女郎举杯调笑，做派放肆。 其中一个港仔，吐着烟圈，悠悠地说：“我每分钟就要吸掉一角七分钱啦！”炫耀其有几个臭钱。 那几个女“贴”者便口中啧啧有声，表示无限崇拜，一个个眼角荡出风骚来。 另一个港仔，不时地朝我们的桌上睃视。终于凑过来，没事找事地与我对火。然后盯着我的女伴，搭讪道：“小姐，可以敬您一杯酒？” 她红了脸，正色道：“为什么？” “因为您实实在在是太美丽了呀！我来到北京许多天啦，没见过您这么美丽的姑娘呀！”那种港腔港调，那种涎皮赖脸的样子，使我欲将菜盘子扣他脸上。 我冷冷地说：“谢谢你的奉承，她是我妻子。”对方一怔，旋即说：“真羡慕死你了，有这么美丽的一位妻子哟，一看就知道她是位电影演员啦！” 我的女伴的脸，早已羞红得胜似桃花。她的确是位美丽的姑娘，那几个女“贴”者与之相比愈加显得俗不可耐。“你的眼力不错。”我冷冷地说，决定今天扫扫这两个港仔的兴。 “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呢，我们是……”他摸出一张名片放在桌上，一股芬芳沁入我的鼻孔。 名片我也有。二百张。印制精美。我们编辑部为了工作需要，给每个同志印的。也是喷香的。 我用手指轻轻一弹，将那张名片弹到地上，说：“你们可不配与我交朋友。” 他打量了我一番，见我一身衣服，旧而且土，问：“您是什么人物哇？”口气中含着蔑视。 我从书包里翻出自己的作协会员证，放在桌上，说：“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虽然是小人物，可这家餐厅的服务员中，就必定有知道我的姓名的。” 一位服务员小伙子来撤菜盘，我问：“看过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么？” 那几天正连续播放。 回答看过。 我说：“我就是原作者。” 小伙子笑了，说：“能认识你太高兴了，我也喜欢文学，就是写不好，以后可以去打扰你吗？” 我说：“当然可以。”就从记事本上扯下一页，写了我的住址给他。 那港仔讷讷地不知再罗嗦什么话好，识趣地退回到他们的桌旁去了。 那一伙俗男荡女停止了调笑，用各种目光注视着我们。我的女伴低声说：“咱们走吧。” 我说：“不。饭还没吃完呢！你听着，我出一上联，看你能不能对——男‘贴’者，女‘贴’者，男女‘贴’者‘贴’男女。” 她毫无准备，低下头去。 我又说：“听下联——红苍蝇，绿苍蝇，红绿苍蝇找苍蝇！”说罢，站了起来。 她也立刻站起。 我低声说：“挽着我的手臂，咱们走。” 她便顺从地挽着我的手臂，与我一块儿走了出去。走到马路上，走了许久，我一句话未说。 她欲抽回手臂，然而我紧紧握着她的手。 她不安地问：“你怎么了？” 我这才说：“听着，你知我将你当妹妹一样看待，你就要调到广州去工作了，那里这类港客也许更多，那类女孩子们也许更多，如果你变得像她们一样分文不值，一样下贱，你从此就别再见我了。见了我，我也会不认识你！”她使劲握了一下我的手，低声说：“你看我是那种女孩子么？” 我知她绝不会变成像她们那样，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我常想，中国人目前缺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是金钱么？为什么近几年生活普遍提高了，中国人反而对金钱变得眼红到极点了呢？在十亿中国人之中，究竟是哪一部分中国人首先被金钱所打倒了？！社会，你来回答这个问题罢！ 有一次，我在北太平庄碰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外地的司机向人询问到东单如何行驶路近？那人伸手毫不羞耻地说：“给我两元钱告诉你，否则不告诉。” 司机又去问一个小贩，小贩说：“先买我一条裤衩我再告诉你。” 司机长叹，自言自语：“唉，这还是在首都啊……”那天我是推着自行车，带儿子到北太平庄商场去买东西。儿子要吃雪糕，尽数兜中零钱，买了四支。交存车费时，没了零钱，便用一元向那卖雪糕的老太婆兑换。 她却问：“还买几支？” 我说：“一支也不买了，骑车，还带孩子，拿不了啦。” 她说：“没零钱。”将一元钱还我，不再理我。我说：“我可是刚刚从你这儿买了四支啊！” 她只作没听见，看也不看我一眼。 倒是看自行车那老人，怪通情达理，说：“算啦，走吧，走吧。”又摇首道：“这年头，人都变成‘钱串子’了……”所幸并非人人都变成了“钱串子”。否则，吾国吾民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那社会光景也实实在在并不美好。 看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民族素质的提高，并不见得就成正比。 门户开放，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来到中国。“贴”者们又大显身手，以更高的技巧去“贴”外国人。 此乃“贴”风的第三层次。 我看也就到此了。 因为“火星人”三年五载内不会驾着飞碟什么的到中国来。据说“火星人”类似怪物——果而有的话，不论技巧多么高超的男女“贴”者，见之也必尖叫惊走。 “贴”风有层次，“贴”者则分等级。 一等“贴”者，“贴”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加拿大人、意大利人、瑞典人……二等“贴”者，就“贴”黑人。 在这一点上，颇体现了中国人的国际态度——不搞种族歧视。 三等“贴”者，只有依旧去“贴”港客了。一边“贴”住不放，一边又不甘心永远沦为二等，用俗话说：“骑着马找马。”有一次沃克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如今在外国人面前怎么变得这么下贱了啊？和外国人认识没三天，就会提出这样那样的请求，想摆脱，却纠缠住你不放……” 我虎起脸，正色道：“请你别在我家里侮辱中国人！” 他没想到我会对他说出如此不客气的话，怔怔地望了我片刻，不悦而辞。其后旷日不至，我以为我把他得罪了。他终于还是来了，并诚恳地因那番说过的话向我道歉。 其实沃克的话，对某些中国人来说，是算不得什么侮辱的。他不过说出了一种“下贱”的现象。 “贴”外国人者，已不仅是为了钱，为了物，还为了出国。“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们的老祖宗自尊若此，实乃可敬。 有时不免胡思乱想，倘哪一个外国阔佬，别出心裁，在天安门广场大摆案条，置种种外国货于案上，大呼：“嗨，你们中国人来随便拿吧！”会不会有千人万众，蜂拥而抢，挤翻案条，打破脑袋呢？ 沃克常到我家来，而且次次开着小汽车来，就引起一些人对我的格外注意。 于是就有人问我：“能不能帮忙换点外汇券？”我总是干干脆脆地回答两个字：“不能。” 便被某些人认为太“独”，连点“方便”也不给予则个。我自己也不走这个“方便”之门。 那时我的家里还没有录音机，没有电冰箱，没有彩电，只有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比较而言，电冰箱对我们的生活，比录音机重要得多。北京的夏季太热了，剩饭剩菜，孩子的牛奶，隔日必坏。电冰箱简直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而电冰箱又脱销，实在不易买到。但“友谊商店”却是有卖的。可我无一张外汇券。 妻不免经常对我说：“你就开口求沃克一次吧！咱们就求他一次还不行么？凭你和沃克的友谊，求他用外汇券替咱们买一台电冰箱，难道他还会拒绝呀？咱们给他人民币……”连老父亲也说：“我看沃克会帮这个忙的，你开一次口，求求看。” 我想，只要我开口请求，沃克是肯定会答应的。 我向自己发誓，绝不对沃克提出这样的请求，以及类似的请求。 因为有一天，晚饭后，喝茶时，沃克望着我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忽然说：“我第一次到你们家，小梁爽还不会单独玩耍，如今小梁爽已经会叫我‘沃克叔叔’了，可我连一具玩具还没送给他过。”面有愧色。 妻说：“他的玩具可不少啦！” 沃克说：“我下次来，一定送给他一件玩具。”我说：“你何必这么认真呢。” 沃克看我一眼，说：“晓声，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我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愿在你我的友谊之中，掺入任何一点杂质。” 从那天以后，我牢牢记住了沃克的话——“你是我结识的中国人中，唯一没向我提出过任何请求的”。 我不甚知道沃克——一位年轻的瑞典博士——在中国结识了多少中国人，也不甚知道这些中国人曾向他提出过怎样的请求。但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政府官员”们是不少的。而我，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在全部他结识的那些中国人中，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一个。“如果你我不是复旦同窗，你我就根本不会结识。因为以你的性格，你不太可能进入我所结识的那些中国人的社会圈子。”——这是他对我说的话。 我相信他的话。 “我很尊敬你们中国的学者、专家和知识分子们，他们谦虚，普遍事业心强，在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对于他们提出的请求，我从来都尽力而为。他们提出的请求，很少涉及个人物质方面，都仅限于事业方面。我能帮助他们做某些事，心里常常感到很高兴。他们的事业，代表着中国的某些事业。事业与个人利益，文化科学知识与物质，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请求，区别了我所结识的两类截然不同的中国人的素质。”——这是他对我说过的另一番话。 他的这些话，使我为某些中国人自豪亦为某些中国人悲哀。 有一次我故意问他：“在你结识的中国人中，有请求你帮助他们买电冰箱的吗？” 他说：“岂止是买电冰箱啊！” 他告诉我，有一位什么什么局长，通过什么什么关系认识了他，然后便多次主动请他到家中做客，并把自己的两位女儿介绍给他。再后来通过第三者向他暗示，希望他这位年轻的瑞典博士成为那局长“同志”的大女婿或二女婿。“无论我爱上哪一个都可以。‘两个之中任你挑’——他们的原话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沃克那张英俊的，王子气质的脸上，呈现出极其鄙夷的表情。 我说：“那你就挑一个呗！你不是希望寻找一个中国姑娘作你的妻子吗？” 沃克愤愤地说：“可我是要在中国自己寻找，而不是要别人向我兜售！” 我说：“你应该理解他们的心情啊！” 沃克说：“我当然理解，简直太理解了！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在那两个姑娘之中，我一个也爱不上！并劝他们死了这条心！我觉得他们是在侮辱我，可你猜他们继而又向我提出什么样的请求？” 我说：“猜不到。” 沃克说：“你认真猜猜。” 我想了一会儿，摇头。 沃克说：“他们请求我，将别的外国人介绍给那位局长的两个女儿！我问他们，中国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要替自己的女儿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他们回答得很坦率：‘在北京，局长一级的干部多的是。而且我这位局长快退休了，女儿们没什么大本事，找个外国人做丈夫，将来可以到国外去，幸福有个依靠。’你们某些中国人替自己女儿考虑的所谓的幸福，竟是找一个外国人做丈夫？” 他感到又失口了，连忙看着我说：“请原谅。”我说：“你问得有道理。”也许我的表情过于严肃，沃克的表情也郑重起来。 他思考片刻，低声道：“我今后再遇到这类事情，当面轻蔑他们不过分吧？” 我说：“随你。” 妻接着我的话说；“沃克，别听他的！他是存心想当现行反革命，我今年才三十二岁，对这类事连听也不听。我可不想当现行反革命家属！” 我说：“如果我说这番话便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那他妈的中国算是没救了！” 妻用恳求的目光瞪着我，我不忍再增加她心中的不安，便换了个话题。 但接下来的交谈却显得非常勉强。 第九章 那天，沃克分明也是怀着一种不佳的心情告辞的。 我没料到父亲在门外偷听到了我与沃克的那番谈话。沃克走后，父亲进屋来，指着我狠狠地大声训斥：“你小子别烧包！你他妈的从北大荒到了上海去念大学，又从上海分配到北京，每个月六十多元的工资拿着，连奖金算上起码七十元，比我当四级泥水工时的工资少不了几元，老婆也有了，儿子也有了，你还对这不满那不满，你还怂恿一个外国人去骂共产党的干部！我要是共产党，我要有权，也坐地打你一个现行反革命！再把你发配到北大荒去劳改一辈子！看你还烧包不烧包！……” 对于父亲的怒斥，我只有低头默默而已。 父亲还说：“我告诉你，以后你写文章，只许说共产党好，不许说共产党不好，一句不好都不许说！一篇文章一百多元的稿费，再好的党也不肯花钱雇你骂它的！” 我依旧默然而已。 有这样一位老父亲，我常感到在家中的言论颇不自由。别说我脑后并无“反骨”，即便生着块所谓“反骨”，有老父亲天天对我“警钟长鸣”，“反骨”也会渐渐变成软骨的。何况我对我们的党，没来由怀什么刻骨仇恨？不过是希望它更伟大更纯洁更光明更正确罢了。 但为了向父亲表示，我铭记了他的话，我就将儿子从地板上抱起，亲了一下，说：“爸爸是绝不会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今天的共产党已经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了！爷爷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儿子却从我怀中挣向妻，奶声奶气地说：“妈妈抱，摸咂咂！……” 下一个星期六，沃克又来时，果然给儿子带来一个玩具，是一只黄色的，毛绒绒的，会叫的小狗。说是在“友谊商店”买的。 妻问：“那里有电冰箱么？” 沃克回答：“有啊。有双开门的日立牌电冰箱，你们要买？”我瞪了妻一眼，妻立刻回答：“不，我们已经托别人买了。”沃克说：“要是买不到，我给你们买。” 我说：“能买得到。” 儿子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板箱，把里面的玩具一样样摆在地板上：飞机、火车、大炮、坦克、小狗、小猫……等等，摆了一长溜。 儿子不知从哪儿翻出一个小盘大的毛主席像章，还挺新的。 沃克用一串钥匙从儿子手中哄过主席像章，一边欣赏一边说：“只听说中国‘文革’中有这么大的毛主席像章，今天头一次见了！”欣赏一会儿，拿着问儿子：“知道这是谁么？”两岁半的儿子回答：“大胖子！”从沃克手中夺过像章，就在地板上滚着玩。 我非常生气，从地上捡起像章，举手就欲打儿子。妻赶快将儿子抱走，说：“你打孩子干什么？他出生的时候，毛主席已经逝世五年了，他不知道毛主席是什么人就成过错了？” 我举起的手，缓缓地放下了。 我暗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崇拜。这就是历史。历史有它自己的法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将来儿子长大了，当然会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什么样的历史人物的。但是会不会崇拜毛主席，那就很难说了。也许他会崇拜一位足球名将、电影明星、哲学家、艺术家、作家、歌星、音乐家，或者一位时装模特，或者一位改革者，或者一位非常非常有钱的什么什么人…… 让他自己去选择吧！ 他那一代的精神和思想，应比我们这一代获得更大的自由。 而精神和思想，它所代表的全部人类社会的文明，其实只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自由。 没有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所谓社会文明，不过是写在布满灰尘的桌面上的词句，在擦桌子的时候便被抹布一块儿擦掉了。 儿子受到我那一句喝骂，又见我欲打他，吓哭了，哭得十分之委屈。妻便将他抱往邻居家去。 沃克见我沉思，问：“你想什么呢？” 我说：“我在想崇拜这个问题。” 沃克又问：“你至今仍崇拜毛主席？” 我沉思良久，说：“崇拜是人类的童年心理，我们这一代人的崇拜季节已经过去了。” 于是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谈到了毛主席的功过方面。我说：“我依然认为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十分伟大的人物。也是世界历史上十分伟大的人物。” “可你刚才还说你们这一代人的崇拜季节已经过去了……”沃克表示不解。 我一时不知如何才能向他解释清楚。 我又陷入了沉思，在沉思之中回顾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 我耳畔仿佛有千百万童声在齐唱着这样一首歌：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 继承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红领巾是我们的骄傲。少先队队礼表达着我们对美好事物的崇高敬意。少先队队鼓使我们的童心激动无比。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幼年、童年乃至青少年时期不知巧克力为何物。五十个人的玩具加在一起也没有儿子的玩具多。一件新衣服会使我们欢欣雀跃。新衣服是爸爸或者妈妈买的，可我们都普遍地认为最应该感激的是毛主席和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衣服。我们的父辈虔诚地在我们的头脑中打上这种“胎记”。全社会唯恐我们忘却了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生存下去的意义只有一个——知恩图报。后来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开始唱另外一首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要为真理而斗争，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 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山高海深，高举革命的大旗， 激浪滚滚永向前，永向前！……我们唱着这首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的胃，消化过野菜、草籽、树叶。而“人造肉”、豆饼、糠皮在我们看来是好东西。可我们唱那首“青年进行曲”时声音嘹亮，并不气短。 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悲剧在于我们追求一种“革命思想”的热情，超过我们追求文化知识的热情，而任何“革命思想”如果没有文化知识作为奠基石，与宗教教义相差无几。我们不懂得这一点，社会也不懂得这一点。我们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是在“革命思想”的灰锰氧中浸泡过的。而我们所受到的一切“革命思想”教育的全部内涵，其实只用两句词儿就足以概括——热爱吧！感激吧！在中学政治课堂上，我们的头脑中渐渐形成了这样一条结论——领袖即党。 于是，我们的热爱之情，感激之情，集于一人一身。明白而又明确。 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一代的热爱、敬仰、崇拜、服从便达到了“无限”的“光辉顶点”。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狂热，整整一代人的迷乱。而整整一代青年的迷乱与狂热，对于社会来说，是飓风，是火，是大潮，是一泻千里的狂澜，是冲决一切的力量！当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们累了。当我们感到累了的时候，我们才开始严峻的思考。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真正长大成人。当我们长大成人了，我们才感到失落。当我们失落了，我们才感到愤怒。当我们愤怒了，我们才感到失望。当我们感到失望了，我们才觉醒。当我们觉醒了，我们才认为有权谴责！ 试问，有谁比这一代人精神上所造成的失落更空洞？有谁比这一代人所感到的失望更巨大？有谁比这一代人的谴责更激烈？ 然而今天，当中国的历史又翻到崭新一页的时候，我与我的同龄人谈到毛主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历史的评价是那么公正地体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不再是历史的奴仆。我们拿历史来作我们的眼睛。我们用我们的思想来作中国这一段历史的终结。它将不仅仅是用文字写在种种历史的或政治的教科书上，它是用我们昨天的和明天的社会行为写在我们的心理历程和思想历程上。 我对沃克讲到这样一件事：不久前我到河南某市某工厂去体验生活，见一车床前竖立一木牌，上写“光荣车”三个红字。我以为操作这台车床的青年工人是劳模，一问却不是。原来某某中央领导同志到这个工厂来视察过，同这个工人握过手，说过几句话。 因问：“谁让竖这块牌子？” 答曰：“厂党委决定的。” 又问：“不影响视线么？” 答曰：“当然影响。” 再问：“出了事故怎么办？” 那青年工人默然。 问：“你并不喜欢在自己车床前竖这块牌子吧？”说：“叫我如何回答你呢？” 我对他讲，他应该向领导阐明利害，建议领导去掉这块牌子。 他说：“这样的建议怎么能向领导去提呢？” 我说：“那我替你去向领导提。” 他慌了：“千万别，领导会以为我对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说：“你放心好了，我只字不提你。” 我便去找这个厂的领导们，希望他们去掉那块木牌。 他们大不以为然，都用不乐意接受的目光瞧我。我说：“这不仅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批评。每一个中国人在今天都有权对这一类事情提出批评。第一，那块牌子竖在车床前，一天不擦，就会积满灰尘，有碍观瞻。天天都擦，使工人增加了一件小小的麻烦事。他们嘴上不说，心里并不高兴。崇敬若非出于自愿，定然适得其反。第二，它挡住光线，也挡住工人的视线，违反安全生产条例，也许会成为什么不幸事故的隐患。第三，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不知道你们这种做法，知道了也会批评你们。第四，它早早晚晚是要被去掉的。早去掉，主动。晚去掉，被动。晚去掉莫如早去掉的好。第五，它竖立在那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们面面相觑了一阵，其中一个说：“我们将那块牌子竖在那儿还没多久。竖在那儿的时候，无须解释什么，人人明白。再由我们决定去掉，就总得解释几句吧？不解释不太像话吧？可又叫我们如何向工人们解释呢？” 传统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照“传统”去做什么事，人们大抵心安理得。但某些“传统”也往往是一种腐朽的力量。正是借助了这种力量，封建帝王的黄绫圣旨演变成为“最高指示”，…… 我想，他们在车床旁竖起那块木牌时，内心里的虔诚无疑是要比迷信的老太婆拜菩萨少得多的，否则他们绝不会对我说出那么一番左右为难的话。他们不过是习惯地按照“文革”中的一种“传统”行事罢了。没竖起之前是木头，竖起之后就成了“圣物”。若再去掉则有亵渎之嫌。我想了一会儿，便对他们说：“不必为难，小事一桩。我有三全其美之策，保证做得使你们满意。” 几日后我离开那工厂时，他们主动问我，那“三全其美”之策落实没有？ 我回答落实了。 他们继而追问何策？ 我告诉他们，我已给中央办公厅写了一封信，请他们转中央领导，由领导批示，他们照办就得了。 他们尽数哑然、怔然、愕然。 我笑盈盈道：“由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批示去掉‘光荣’牌，显示了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地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共产党人风范，此谓一美。你们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只须向工人传达此示即可，不必作任何解释，此谓一美。工人们受一次反对个人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现场教育，此又谓一美。故谓‘三全其美’，难道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吗？”沃克听我讲到这里，忍俊不禁，大笑起来。 一个月后，我陪沃克到八达岭游玩。正值京郊万山红遍季节，风和日丽，天高云淡，站在万里长城之上，俯瞰四野，极目远眺，心旷神怡，顿生叹人间沧桑，发思古之幽情。我斜倚长城堞口，吸着烟，向沃克讲了“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 “太美了，太悲了，爱得太伟大了！孟姜女的爱情，是应该与长城共存于后世的！”年轻的瑞典文学博士竟大受感动，泪水旋旋欲坠。 沃克要为我拍一张照片，忽然有一人鬼鬼祟祟地凑到我们跟前，低声问沃克：“买毛主席像章么？要外汇。”“你卖毛主席像章？”沃克惊讶地反问。 那是一个年轻人，身材很高，穿一件驼色毛料西服，皮鞋闪闪发光，几乎一尘不染。发式也很潇洒，架宽边珐琅框眼镜。样子颇有几分书卷气。我早已见他在游览长城的外国人中周旋，以为他是陪同翻译，未格外加以注意。我问：“你是干什么的？” 他乜斜了我一眼，说：“你刨根问底的干嘛？我是在和这位外国先生做买卖，又不是和你！”转对沃克说：“先让您见识见识货色！”便解开西服扣子，将衣襟对迈克一敞——在他的西服里子上，在他的毛衣上，缀挂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琳琅满目”。“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人民币一分不要！”对方说着，关上了他的“商品橱窗”。斯文的瑞典文学博士，突然用极其粗野的中国话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 “不买拉倒，你怎么骂人？！”对方慌乱地扣着衣兜。我说：“你真是生财有道啊！快滚，要不对你可没好处！”“我滚，我滚，何必呢？买卖不成仁义在嘛……”那人嘟哝着转身怏怏地溜掉了。 我和沃克互相望着，游兴一扫而光。 沃克低声说：“我想回去了。” 我说：“那我们走吧。” 我们默默走下长城，乘沃克的小汽车离开了长城。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在自己的外国朋友面前，心中已不复是感到羞耻，更加感到悲哀。 人类有一种不良的心理，我们叫它作“报复”。历史有一种无情的规律，被历史学家们解释为“逆转”，被哲学家们解释为“走向反面”，被迷信者们解释为“轮回”。 迷信的瓦解是神祗的悲剧。权威的沦丧是伟人的不幸。“一句顶一万句”实现不了共产主义。对金钱的贪婪却也必定迷乱一个民族的心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的反思，但物质文明并非就是与精神文明天生连体的双胞胎。所以我最反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种报纸上，宣扬“时间就是金钱”这种观念。 时间是历史，是生命，是无尽的永远接续的成功与失败的记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 时间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存在。而后者存在的真正意义绝不是用金钱覆盖地球。 时间不等于金钱。“时间就是金钱”却等于说“金钱就是一切”。 于是我想到了北京流传的一句话——“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 “侃”者——“侃大山”之谓也。 虽然夸大其词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却道出了现实的某一“剪影”。 富则兴许富得很快，但却未必会使中国人变得更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现代人。 一路望着车窗外飞闪的树木，我的头脑中闪生着许多思想的碎片。 与沃克分手时，他说：“当着你的面骂中国人，我总感到对你是一种严重的伤害。” 我说：“别介意。” 他笑了。 我却笑不起来。 他告诉我，他要到重庆去一次。 我问他公事私事？多长时间？ 他说一切待他回来后向我“汇报”……半个月后，沃克又出现在我家里。 我用枣粥、炸年糕款待他。 我不主动问他到重庆干什么去了，虽然我那么想知道。 不探问别人的私事——我尊重这种西方的礼貌。 不知为什么，我断定他到重庆去是为了某件私事。 他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快乐，似乎更年轻了，也似乎更潇洒了。 吃过晚饭，我吸烟，他喝茶。他不吸烟，正如我对再好的茶也不感兴趣。 他跟我谈最近的几场足球赛。 我在电视里看足球赛时，无论如何激动不起来。我坦率地告诉他，能够使我激动起来的只有两件事——看书和打斗片。再谈一次恋爱都白搭。 他表示大为怀疑地问：“你也看打斗片？” 我说：“太爱看了！不知为什么，我走在马路上的时候，经常产生一些极其古怪的念头，比如一掌击断一根水泥电线杆，运用气功使一辆疾驶的大卡车骤然停住什么的……”他就开心地笑。笑罢，瞧着我的脸，忽然问：“你为什么不问我？” 我佯装莫名其妙，反问：“问你什么？” 他说：“问我到重庆干什么去了啊。” 我说：“你说过回来后向我‘汇报’的。” 他说：“我不‘汇报’，你便不问？” 我说：“是的。” 他说：“我现在希望你问我。” 我说：“如果是这样，那么我问——你到重庆干什么去了？” 他说：“为了爱情。” “爱情？……”这我可万万没想到。 “我爱上了一个重庆姑娘。”他庄严地说。 我这才看出，洋溢在他脸上的，不仅是快乐，而且是由衷的幸福。 他问：“你还记得我们当年离别时，在上海朱家角小饭馆的谈话么？” 我回答：“记得。” 是的，我记得。他曾说他如再到中国来，希望寻找到一个配作他妻子的中国姑娘。而且希望我帮他寻找。我认为爱情靠的是机遇，靠的是命运。 所以我从未履行自己当年承接的义务。沃克毕竟是个外国人，将一个优秀的中国姑娘介绍给一个外国人作老婆，总有点那个。 第十章 据我所知，目前凡作了外国人老婆或者差不多做了外国人老婆的中国姑娘，大抵凭的是脸蛋和身材。外国人可不会因为一个中国姑娘“心灵美”而爱她。 选择带有物质属性的东西便要讲求质量。只有漂亮的脸蛋和美好的身材那不过是“包装美”，算不上十分优秀。拿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就我所知的几例，不过是“输出”的“花瓶”而已。物质属性为主的东西。 我无法猜测到沃克爱上了一位什么样的重庆姑娘，希望他爱上一个优秀的。他到底还是我的朋友。 沃克见我一言不发，忍不住又说：“你为什么不问我爱上了一位什么样的姑娘？” 我说：“我想她一定很漂亮英俊。” 沃克说：“比你们的刘晓庆还漂亮。” 我说：“我认为刘晓庆是位出色的电影演员，可从来也不认为她是个漂亮女人。” 沃克说：“影迷们不是都认为刘晓庆很漂亮么？”我说：“道理很简单，刘晓庆如果不是电影演员，就不会有那么多影迷认为她漂亮了。” 沃克大为扫兴，情绪有些低落。 我其实并不愿扫他的兴，便问他怎么与那姑娘认识的。 他含糊地告诉我，是在一位什么干部家中认识的。“她报考电影学院表演系，没考上。被那位干部的儿子看上了，我就与她的情人展开了一场争夺，结果我大获全胜。”我一声不吭。 我知道，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或其他什么剧团歌舞团招考时期，正是纨绔子弟们“采花逐蝶”的季节。文明点的就“凤求凰”，“蝶恋花”，肆无忌惮的就“王老虎抢亲”。考场上被淘汰的姑娘们，就转向情场上去碰碰运气。当不成演员，能作某某大人物的儿媳妇、孙媳妇或近乎的什么角色，虚荣心理也获得了些许满足。世界从来分为两大阵营——男人和女人。某些姑娘的美貌在她们自己看来不过是“通货”，是“股票”。可悲的是不能存入什么银行，吃点“利息”。岁月无情，时间总使美貌贬值。不趁行情看涨换点什么是最大的浪费，而有时间有精力有不泯的兴趣在她们之中“采购”的，非纨绔子弟们莫属。所以她们的归宿也就大抵只能有一个，成了们他的配偶。这个词比老婆、爱人或妻子更准确。“自古红颜多薄命”，一点不假。穷小子买不起。买得起的也便换得起。“红颜”们也忒命苦！ 沃克见我半天不语，低声问：“你是不是认为我……不道德？” 我说：“争夺者的胜利从来都是被争夺者的最终选择。我不过是在考虑你碰到的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他说：“小雯当然非常好！不但漂亮，还很……”嗫嚅地不说下去。 “还很性感？”我替他说完。 “是的。”他脸微微一红。又说：“就是文化太低，才小学水平。字也写得太糟糕。不过这不要紧，我会帮助她提高文化水平的，还要教她学外语。我想在我的帮助下，她以后至少能掌握两门外语——英语和瑞典语。”他有些兴奋起来，接着便对他的小雯大加赞美。 我的外国朋友对我赞美一个中国姑娘，而且这姑娘又将成为他的妻子，我心中自是很高兴的。这总比他当着我的面骂中国人好。但他的许多赞美之词却使我心中产生忧郁。一个才小学文化水平，字也写得太糟糕，还想当电影演员，当不上了还成为一个素昧生平的纨绔子弟家中的寄宿客，最终又倒入一个外国人怀抱的中国姑娘，总有令人感到不那么可爱的地方。 于是我就说：“沃克，百闻不如一见啊，哪天你带她来玩吧！” 沃克说：“我怎么能不带她来呢？下个星期六我们来，一定！” 沃克告辞后，我的情绪一直忧郁。 妻问：“你又怎么了？” 我反问：“你觉得沃克与小雯的结合会美满吗？”妻说：“你脸上的皱纹够多了，省点心吧！” 我想可也是，就开始跟儿子疯一阵。我一边给儿子当马骑，在地板上奔跃驰骋，一边不可摆脱地继续想：将来我的儿子长大了，我是无论如何绝不允许他给我搞回来一个才小学文化水平，字也写得太糟糕，一心想当电影演员的儿媳妇的。这种姑娘怎么也不能引起我的好感。当客人对待也觉得别扭，别说当儿媳妇了！……星期六，妻提前下半天班，从三点多钟就开始忙忙碌碌地做饭炒菜，预备款待沃克和他的小雯。 我拿本书，带着儿子在厂院玩。 忽然一辆小汽车在我身旁停住，我认出是沃克那辆乳白色的旅游小汽车。车门开处，沃克春风满面地钻出，打开后车门，牵着手引下一位姑娘来，向我介绍她便是小雯。 她身材窈窕，穿件样式美观大方的藕荷色连衣裙，一双咖啡色高跟皮鞋，长发披肩，化了妆，不算过分。颈上挂着一串金项链。对我笑笑，脸腮上梨窝浅现。 我暗想：还可以。没看出多少明显的俗来，但也说不上如何漂亮。北影厂漂亮姐每天出出入入的，我见得多了，对美貌的评价就有点苛刻。 她可不像二十四岁的姑娘，倒像一位颇有风韵的少妇。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沃克眼中，才很性感。这是女人们对付男人们的强大武器。我想沃克肯定已受“内伤”。 还有她那笑，也说不上妩媚，也说不上娇娆，更说不上天真烂漫。怎么说呢？总之令我觉得放射出一种独特的魅力，也显示出性感的成份。 这可真是挺要命的！ 笑非表情，而属武器，女人身上可怕的意味就大大超过可爱的意味了。 我已在电影制片厂工作多年，对这类女人和她们的笑颇有研究。这是一门学问。掌握了这门学问，就不太容易被她们所迷乱了。她们尽是一元一次方程，你不必列式便能解出“根”。 虽然表面看不太俗，但却分明不属优秀。我心中暗暗替沃克悲哀。我深知我这位外国朋友并非到中国来寻花踏柳的，他是要找一个妻子。可他对所谓“东方女性美”，却有点书呆子的盲目崇拜。殊不知这玩意目前已成了“大熊猫”。我抱起儿子，陪他们回家。 儿子却要叫“阿姨”抱。 她便将儿子抱了过去。儿子不回家，要进小汽车里玩。她说：“那我就陪孩子先在车里玩会儿吧。” 沃克见我的儿子很喜欢他未来的妻子，特别高兴，同意了。 我们上楼时，沃克问：“你看她怎么样？” 我说：“挺好，挺好。用你们西方人的话讲，挺性感的。” 却暗想：沃克，沃克，你是太求妻心切了些呵！沃克说：“你一定没看出来吧？她非常爱生气呢！前天我陪她逛‘友谊商店’，她看到一件貂皮大衣，要我买下来，我没买。她就生气了，晚上不理我。今天我把钱都带出来了，是她先陪我到你这里，还是我先陪她去‘友谊商店’，我和她争论了半天，最后我大获全胜！”他脸上洋溢出一种快乐，仿佛女人的脾气，对他是特殊的受用。 我说：“博士先生，女人的脾气永远和男人对她们的爱成正比，这一点你都不懂么？我看她是个很聪明的女人，会掌握分寸，不超过极限的。” 沃克笑了，说：“想不到你对女人很有见解。”我说：“别忘了我是作家，研究女人是我的职业本能。” 上了楼，见在走廊里做饭的妻子，正忙碌到高xdx潮。 妻急切地要见到小雯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关了煤气，停止了操作。我和沃克连屋也没进，又陪同妻走下楼来。这两个女人的见面，好像两位外交官夫人的初次结识。妻腰里还扎着围裙，将小雯当成老朋友似的，拉着手亲亲热热地说话。小雯则显得那么矜持，矜特中流露出几分高傲。那种对于男人是武器的微笑，在妻面前又变为盾牌，遮掩着只有女人们之间才能敏感地看出的什么。 她的高傲在我内心里引起了一种潜在的厌恶。虽然什么也没交谈，我却觉得已经将她看透了。我心中忽然产生一个念头，趁她还没与沃克结婚，我应该坦率对沃克讲出我的直觉印象，否则对不起朋友。如果沃克仅只是一时迷乱地爱上了一个女人而不打算与之结婚，我的话未必起什么作用。但他是要娶一个女人作自己的妻子，我的话对他肯定会发生重大影响。我知道这一点。 妻和沃克却分明什么也没看出来。既没看出小雯那种令我厌恶的高傲，也没看出我内心有所活动。他们都高兴得太早了。沃克的高兴，无疑是因为感到幸福。妻是因为沃克高兴自己才高兴。 儿子不肯从小汽车上下来。 小雯提议，让沃克带着她和我的儿子去兜兜风。沃克征询地看着我。 我点头表示同意。儿子早已与“沃克叔叔”厮熟，会乖乖地听他的话。 他们开车走后，我和妻回到家中，首先交换印象。妻说，“挺漂亮的。” 我说：“包装如此。”将心中的念头告诉了妻子。妻说：“你可千万别作孽啊！” 我就有些犹豫起来，不知对沃克讲算作孽，还是不讲算作孽。 我帮妻将饭菜做好，沃克“伉俪”还不回来。我一次次蹬着自行车到厂门口去迎，终不见他那辆小汽车的影子，心中不悦。 妻一遍遍嘱咐我：“他们回来后，你可千万别给人家冷脸看啊！” 两个半小时后，他们才回来。沃克抱着儿子，儿子抱着一个电动火车，小雯拎着一个纸板衣箱。 儿子一被放到地上，就将全副注意力集中在那辆电动火车上。它呜呜鸣叫，在地板上跑来跑去，儿子在它后面爬来爬去。我相信那时对儿子说电动火车要用爸爸换，他也会舍得我的。 妻问小雯：“买了件什么衣服？” 小雯回答：“貂皮大衣。” “貂皮？那得多少钱呀？”妻不胜惊羡。 小雯淡淡一笑：“才三千九百多元。” “天！……”妻瞪大了眼睛，就请求小雯打开衣箱让她欣赏欣赏。 我瞪了妻一眼说：“吃饭吧！” 这顿饭吃得并不怎么欢快。 刚刚吃完，小雯便看手表。 妻问：“你们今晚还有别的事？” 小雯说：“去海员俱乐部参加舞会，瑞典使馆举办的。”我说：“那我就不留你们了。” 沃克看着小雯说：“再坐会儿吧？” 小雯不语。 他只好站起。 妻送小雯下楼，沃克有意缓步，对我说：“三天后我们将在海员俱乐部举行婚礼。我希望你们夫妻能抽出时间去参加。你知道，我的中国朋友不多。你是我在中国留学时期的同学，是我最好的中国朋友，又是一位年轻的中国作家，你能参加我会感到特别高兴的。” 我说：“到那天再说吧！有没有时间参加，我会提前打电话告诉你的。” 他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打印着中英文的精美请柬，郑重地交给我。 那时刻我真想将一直盘绕在头脑中的念头说出来，但努力克制了。 沃克又说：“你了解的，我们瑞典人，对性的观念是很解放的。我所以要在中国与小雯举行婚礼，而不在瑞典，为的是让人们知道，我是按照中国的观念娶她为妻的。将来我也要尊重中国这一观念。你相信吗？” 我说：“相信。” 是的，我完全相信。沃克是位对待爱情和婚姻比较严肃的外国人。正因为我完全相信，心中才忧郁。 我没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几天后收到沃克一封短信，知他与小雯完婚后第三天，便双双回瑞典探望他的父母双亲去了。信中说他们要在瑞典住一个月。 但是三个半月后他才又出现在我家里，内心里似乎藏着许多难言之隐。 我问他为什么不带小雯一块儿来？ 他说：“小雯今晚跳舞去了。” 我便不再问什么。 以后他又恢复了单身时的习惯，每个星期六晚上必开着车到我家来吃晚饭。却再也没有带小雯来过一次。他的快乐消失了。 他内心的烦恼似乎愈来愈重了。 第十一章 一九八五年的除夕之夜，沃克也是在我家中度过的。仿佛他仍是单身汉。 那一天我们喝酒了。他带来一瓶外国酒，我拿出的是“中国红葡萄”。 他喝得有些醉了。 我忍不住开诚布公地说：“沃克，你再也不能对我隐瞒什么！你和小雯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要求你告诉我！因为我是你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我有责任了解！”“我真没想到，她会是那样的女人！”沃克盯着酒瓶说，“她严重地践踏了我的自尊和人格，我恨她！她什么都不肯学。她自私。她认为有了美貌就有了一切！她以我的妻子的身份，整天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认识的外国人比我认识的还多！她居然背着我接受其他外国人送给她的贵重首饰！这是我无法忍受的！她还与人约会，情书往来……” “什么人？”我简直不能相信。 “美国人。” “什么身份？” “记者。” “哪家记者？” 沃克说出了美国一家大报。 “你胡说！”我吼道，“你在用谎话欺骗我！……” “我？……胡说？……”沃克的眼睛定定地瞧着我。“对！就是这样！”我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最后站在沃克面前，大声说，“你在中国耐不住单身汉的寂寞了，你希望有一个中国姑娘能在中国合法地晚上陪你睡觉，在你感到无聊的时候为你解闷儿！如今你对她腻烦了，就编造出这些谎话，为你抛弃她在我面前制造口实！如果你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证实你的话，你就不再是我的朋友！你在我心目中就与那些欺骗和玩弄我们中国姑娘的外国佬没什么两样！……” 在地板上搭积木的儿子抬起头，不安地瞧着我，不理解我何以突然对“沃克叔叔”大光其火。 “你这是干什么？！你怎么能这样对沃克说话？！”妻严厉地制止我。 沃克呆望着我。 “对不起，我有些醉了。”我因自己的失礼感到羞愧，重新在沃克对面坐下。 “你没醉。”沃克低声说，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你看吧！既然你把我想象得那么坏，你看吧！如果你刚才不对我说那样一番话，我绝不会将这样一封信给你看的。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来看。 那是一封情书，是小雯的字。在沃克送给我的他们的八寸结婚彩照背后，有沃克的签名，也有她的签名。 我认出了信上确是她的字迹。笔划歪歪扭扭，紧紧巴巴的，像蜷缩在母腹中的婴儿。 满纸难看的中国字，写的尽是不知羞耻的词句。确是写给美国人的。不，一个美国人。 看完后，我半天半天不知对沃克说什么好，也找不到能够安慰他的话。 妻从我手中拿过那封信去看。看完后，愤愤地说：“沃克，离婚！你和她离婚！这样的女人，怎么还配做你的妻子？你不肯离的话，我们可就太瞧不起你了！……” 沃克说：“不，我不能。这正是她巴不得我作出的决定。只要我一与她离婚，那个美国人就会想方设法将她带到美国去的。我就会遭到耻笑！那个美国人比我有钱，有地位！这件事会使我的父母感到难堪，也会影响到我回国后谋求职业的问题！……”他拍了一下桌子，显得那么冲动。我和妻都同情地望着他。 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沃克又低声说：“也许我不该对她讲实话。” 我问：“什么意思？” 他说：“我告诉她，也许在中国的这两年，是我以后十几年内经济情况最好的两年。因为我在中国享受的是专家待遇。虽然我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回国后得自谋职业。如果没有地方聘用我，我就会成为一个失业者。所以我劝她，为了我们今后的生活，不应要求我给她买那么多奢侈而无用的东西。在我同她进行了这样一场严肃的谈话后，她才结识了那个美国人。就是这样，我什么都如实地告诉你们了……” 我说：“你能不能将她带来一次，让我同她谈一谈？”他说：“这我办不到。这根本不可能。虽然你是一位作家，但在她心目中毫无地位。她瞧不起你，正如你瞧不起她这一类中国姑娘一样。她对文学不感兴趣，她对一切艺术都不感兴趣。她崇拜的只是金钱。她感兴趣的只是社交、舞会、服装首饰和吃喝玩乐……” 妻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说：“那么对她就毫无办法了么？”他又沉默了一会，喃喃自语地说：“只有一个办法，我在中国的合同一到期，就带她立刻回瑞典。摆脱了那个美国人的纠缠，她也许会变好……” 一九八五年的除夕，我们度过得一点也不愉快。沃克十一点之后才忧虑地告辞。 我和妻躺在床上，熄了灯，还一直在谈论他和小雯的事。 妻后悔地说：“当初我真不该反对你阻止沃克与小雯结婚。” 我什么都没说。 我在想：金钱、金钱、金钱，它使多少中国姑娘，包括少女，将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廉价地奉献给了某些外国人啊！或者一次性的“拍卖”，或者“零售”。她们在这种交易中显得那么匆匆忙忙，那么迫不及待，仿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她们简直有点“不惜血本大牺牲”。在这种交易中，她们的青春和美貌是秤砣，爱情，如果有的话，不过是秤星。为了金钱，舞蹈演员嫁给浑身铜臭的鄙俗港商。为了金钱，电影明星甘作外国佬的“厨房夫人”。也许是一百比一，出了个小雯。像外国人玩弄中国姑娘一样，玩弄了一个外国人！是一报还一报么？不过它落在我的外国朋友申·沃克头上，有欠公允，也不仁义。 小雯使我联想到了巴尔扎克笔下的“贝姨”，“搅水女人”，左拉笔下的“娜娜”。外国人在中国廉价地得到了多少，总有一天他们也将为此付出多少！就好比火药从中国传到外国，八国联军的洋枪队再利用它入侵中国一样！这是观念对观念实行的报复，生活方式对生活方式实行的报复。金钱——美貌能够兑换金钱，不妨也可视为金钱——对金钱实行的报复。小雯她以多么特殊的方式向到中国来寻花踏柳的外国人警告：小心报复！ 只是我又多么为沃克悲伤！ 枯干的树枝被月辉投映在窗帘上，像动脉、静脉、毛细血管。野猫在天棚乱窜，发出一阵阵令人惊悸的叫声……整整两个月内，沃克没有再来我家。 他最后一次来时，车内放着一台二十英寸“日立”牌彩色电视机。 他告诉我，他在中国工作的合同已经期满。办事机构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希望他延长合同，他没有答应。他要回瑞典，机票已订好了，第二天。 “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一直到我离开中国，你都是我的朋友。两年多来，你们夫妻一直视我为最受欢迎的客人。每次到你家，我都体会了这一点。十年内，也许我不会再到中国来了，这辆小汽车，这台电视机，送给你们作个纪念吧！……”他真挚地对我说。 我表示接受他的好意，却不能接受他的小汽车和电视机。 我拿出储蓄存折给他看——我的存款当时已足够买三台彩色电视机，不过有黑白的看着，不急于买。 至于小汽车，我不会开，没处存放，更弄不到汽油，它只能给我带来许多麻烦。 “我真傻，”沃克说，“明知你不会接受，可我还是……”我说：“沃克，记住两句话，‘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轻受一文，不敢忘一粥’。这是我们更多的中国人作人的原则。我们要努力保持我们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我们不但靠发展经济，也靠保持民族自尊，才能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接受了你的小汽车和电视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理，将会感到永远失去了平衡。希望你能谅解我……” 我将预先买下的一对景泰蓝花瓶送给了他……沃克回国一个半月后，我才收到他的信。 信中说：我在中国，按照中国的观念，与小雯结婚。我在瑞典，按照瑞典的法律，已与小雯离婚。她将在瑞典居住半年以上，获得瑞典国籍后，去美国。请你不必为她的处境担忧，按照我们瑞典的离婚法，半年内我将担负她起码的生活费用。她很善于交际，周围已经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朋友。她还有“本钱”。我倒有点佩服她了，一个重庆街道小工厂每月三十多元工资的保育员而能到瑞典，继而将去美国，不靠权势，不靠关系，她不是很有点了不起么？我已不再恨她。我重新评价她，认识她。我觉得她身上有一种西方女性的冒险精神。上个世纪是不少西方人到中国冒险，如今某些中国姑娘到西方冒险的世纪似乎开始了，用你们中国的话说，她算不算一个“女强人”呢？但愿她在美国交好运……我回信说：目前的中国，政策对外开放，几乎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渴望扩展自己精神的、思想的、观念的、经历的和生活的天地。更多的中国人凭的是天才、学问、知识、勤奋，在国外获得荣誉和学位，使全世界相信中国人的普遍智商一点也不比西方人低。他们是真“强人”。而小雯，不过是一个商品化了的女人。因而她的冒险精神，不过是“通货膨胀”现象。这种女人，中国有，瑞典有，美国也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有。 半年后，沃克从英国给我来信，告知他经朋友推荐，在英国某大学任教。附带一笔，小雯已获瑞典国籍，到美国去找那个美国人了…… 我就想到了《娜娜》这本书结尾的两句话：打到巴黎！打到巴黎！…… 算来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小学文化水平，字写得很糟糕，没有任何才情，只有一张漂亮的脸，只有一具女人的身体，再从纽约“打”到巴黎，她又能混得怎样呢？作为一个将自身当成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女人，她永远达不到“娜娜”那么“辉煌”的顶点。 我将沃克与她那张彩色结婚照翻了出来，一剪刀从中间剪下了她，撕碎后扔进了纸篓。 她已不再是中国人。也不再是我的外国朋友的妻子，我没来由在我的影集中保存这一“商品”的“广告”。 除了沃克，我还与几位外国人有过友好交往：三位日本人，一位美国人。三位日本人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留学生佐藤素子、外语学院留学生原田秀美、日本综研化学株式会社工程设计事业部中国室室长味方重雄。那位美国人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研究课程主任毕克伟教授。 门户开放，身在文学艺术界，谁没几个外国朋友呢？我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从来都不是我的作品。我深知它们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应摆列哪一档级。我值得自傲的是，在我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我遵循着老祖宗们的一句古训——“不轻受一文”。我从来没有向外国朋友提过任何请求，诸如出国啦，从国外带什么东西啦，兑换外汇券啦……对于为了得到某些洋货，为了出国，为了其他种种个人好处和欲望，而忘记自己应该怎样作一个中国人者，我——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大声对你们说——我一概瞧不起你们！ 我这人今后可能会犯三类错误：因为写了一篇什么不合时宜的作品而受批判；违反交通规则而被罚款；有朝一日失去理智堕入情网而播“轶事”于文坛，传诟柄于世人。 即使在我犯了这三类错误以后，我也还要对你们说——我瞧不起你们！ 噫！不好了！ 打住！打住！我这篇笔记是该就此打住了！言多必失！而且我已“失”过几次了！ 就在前不久，有同志要求我去给中央党校研究生班讲点有关文学的什么。本不愿去。到中央党校，我算个人物么？配去讲么？但那诚意实很难却。断然拒绝，又未免显得过于“高傲”。拖了几次，终拖不过。便去了。便讲了。结果就生出是非来，有人写信至某中央领导同志，说是梁晓声大谈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永远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查查这个梁晓声平时表现如何？查查是谁“请”他到党校去的？果有其事，要严肃处理。于是就有调查人员到中央党校去调查。 安有其事？！ 我们的党毕竟正在恢复着实事求是的作风。调查结果——“梁晓声的讲话基本上还是进步的”。一个非党作家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基本上”是“进步”的，也就可以了吧？如今谁敢说自己的话句句都正确无比？ 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保护了我。 人生易老天难老。 屈指算来，我成为北京公民已经九个年头了。 九年内，我们的共和国热热闹闹地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我们北影厂的大门，架上了民族风格的牌楼。我由二十八岁而三十六岁。跻身于热热闹闹的文坛，离群索居，苦心经营地“爬格子”，同时往自己的瘦脸上刻皱纹。 今天，我在离首都四十多公里的昌平县境内一座园林招待所里写下这篇散记的最后文字，这地方叫“红泥沟”，附近有个小村叫“虎峪村”。 时已入冬。西北风从大山深处窜出来，猛烈地呼啸着，嘶嚎着，从树枝上往下掠着枯叶。整个招待所大院里，算服务员在内，只五六人，几排空房，门扉作响，仿佛闹鬼。还没来暖气，我的房间冻手冻脚，呼气可见。桌上，几枝月季，插于瓶内，蓓蕾维持着最后的生命力。是我白天剪下来的，不忍它们于寒冷过后，落红满地。 稿纸旁放着一封无落款地址的匿名信——编辑部转来的，刚刚读罢。 信中说：“梁晓声，你小心点！像《溃疡》那类狗屁小说，奉劝你今后少写！用小说和我们对着干，没你什么好结果！有朝一日看我们如何整治你！……” 充满威胁的一封信。 倒不怕。就是有点冷。 冷也还是要写下去。 我们毕竟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他们，是否也沿用一颗子弹夹在信中，向一个作家挑战？ 好吧，我就应战！ 手在抖，心在寒。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愤怒……北京，北京，我在心中呼唤着你，像呼唤母亲一样。我多想依偎在你的怀中，暖暖我的身子，暖暖我的心！同时，让我倾听母亲的心脏——是在怎样有力而安稳地跳动着。母亲心脏的动音，对我——是一支摇篮曲。 也是我们时代的沉重的鼓音。 我仿佛倾听到了，沉重，然而多么有力！ 母亲，母亲，我爱你！ 我们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