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家小史》 自序 一 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毛病。毛病中最让我感到痛切的，是它纵容谣言。 在《何谓文化》一书中，我曾用八个押韵的短句概括过谣言在中国的优惠待遇： 造谣无责， 传谣无阻； 中谣无助， 辟谣无路； 驳谣无效， 破谣无趣； 老谣方去， 新谣无数。 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告诉我，这几句话他们已经能背诵了，因为实情确实如此。只要是中国人，一读就能会心微笑。 但是我必须指出，当这种实情充分展开的时候，受害者的遭遇极为可怖。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气吞山河的将军、贤臣、诗人、智者未得善终，细细追索悲剧的成因，最后总会找到几句关键谣言。 “青史因高尚而立，高尚因谣诼而溃。”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历史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且不说古老的血迹、邻家的悲泣了，就以我自己家里为例吧，谣言之祸害，刻骨铭心。 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杀，就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我爸爸被关押十年，也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他们两人一死一关，我家经济来源断绝，老老少少八口人饥寒交迫、生死挣扎，就是因为那几句谣言。 叔叔刚烈，决心以生命的代价让“革命群众”明白，那些都是谣言。但他一死，“革命群众”齐声说，他是“畏罪自杀”。他们让他的鲜血，加固了谣言。 爸爸老实，原来也想自杀，却又考虑到全家生计而活了下来，天天在歹徒们的暴虐中撰写长文来反驳谣言。这种长文，他连续写了十年，还用蓝印复写纸誊抄，一手擦泪一手执笔，直到眼睛几乎失明。因此有时，经造反派当权者批准，由他口述，由我记录，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实证明，这些堆积如山的长文，并没有反驳掉任何一条谣言。 叔叔和爸爸后来在名义上都已“平反”。他们墓头的草树，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初的造谣者是谁。 叔叔和爸爸是社会最底层的小职员，连个“副科级干部”都挨不上。当时，比他们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国家主席、学术权威、艺术大师，全被谣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每一个单位，都发生了“谣言井喷”，几乎一切稍稍像样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汉奸、坏分子，而且都有大量“细节”、大批“证人”。于是，全国几百万个“专案组”为这些谣言而设立，一设十年，却没有一个专案组破除过一个谣言。这么大的数量，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人类史上的奇观。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难改变。 一些民众喜欢谣言、企盼谣言、参与谣言、庇护谣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结果，造谣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评判，比鲁迅更为严厉。原因是，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那么多民粹，那么多谣言，那么多灾难。 二 我原以为，经历过“文革”，中国人对谣言的癖好也许会稍稍减轻一点。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文革”的谣言只由大字报传播，而现在，谣言凭借着网络和传媒，可以顷刻笼罩万里江山。一次次以谣言为基础的群体投注，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底线因过度消耗而日渐脆弱。那些造谣者，更是具有了呼风唤雨的号召力，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或他们自己的前半辈子。 中国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这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期许，而不是社会真相。因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谣言的道义和胆气。相反，他们的智商很可能成为谣言的动力，使谣言更精致、更耸动、更有传播力。因此，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谣言。 我相信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少数谣言有可能被阻止。但在整体上，我们对谣言基本上无能为力。 谣言在什么时候又会快速点燃人们的轻信、无知而酿发新的破坏性运动，搅起新的社会灾难？几乎难于避免，而且难于预测。在如此无奈中，我能做的，仅仅是记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惨痛教训，那就是：不像叔叔那样为谣言自戕，不像爸爸那样与谣言争辩。 我从父辈身上获得的这两大教训，可能是世间对谣言最明智的认识。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要考验这种最明智的认识，居然，我本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谣言狂潮。 为什么说“前所未有”？只要与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对比，就能明白。 第一，叔叔遭受谣言攻击，半年就自杀了，爸爸则被谣言闷住了十年。而我，已被谣言包围了二十年，等于又经历了两场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集中在本单位，没有报刊参与。而对我，除了本单位没有参与外，全国一百六十余家报刊都参与了。其中南方一家著名报纸主导了每一场谣言围攻，覆盖面之大无与伦比，且被海外华文报刊广泛转载； 第三，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内容比较固定，两三项诬陷而已，而我遭受的攻击，范围漫无边际。从所谓“文革历史”、“文史差错”、“文化口红”、“地震捐款”、“阻止请愿”到“深圳赠房”、“遗产大会”、“美女作家”、“离婚声明”等等，面面俱到，与时俱进； 第四，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来自不知法律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具有暴烈性却不具有权威性。而围攻我的那么多传媒和打手，几乎都在炫耀权势，标榜背景，展示团队、高谈法律，让谣言披上了足以霸凌一切的行政胄甲； 第五，叔叔、爸爸遭受的谣言攻击，从现存的材料看，发动者文化程度很低，只知摆弄极左口号。而攻击我的造谣者，却擅长笔墨，会编故事，懂得版面，巧言令色，有煽动性。 ——仅此五点，我就有信心对叔叔、爸爸说：“千乘万骑，久围一人，比之父辈，纵亡无恨！” 但实际上，我还是有“恨”的。当然不是恨那些造谣者，他们不值得恨，就像我们不会去恨蛇蝎，只会去恨那些欣赏蛇蝎伤人的人。 那么，我究竟恨什么呢？ 在“文革”中我就很惊讶，当一个歹徒喊出口号要“打倒”某个教授时，绝大多数民众的眼睛都会直视那个教授，欣赏他的惊讶、委屈、气愤、失措，而不会回过头来看看，喊口号的歹徒是谁。也会有几个人回头，但那只是好奇和怂恿。过一会儿，“打倒”改成了“吊死”，大家仍然欣赏那个教授的恐惧表情，还是很少有人会回头看歹徒一眼。 我最恨的，就是民众的这种目光走向。 我在遭受每一次谣言攻击时，一开始总想告诉民众，这是假的。但很快发现，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或者不在乎真假，只等待我的狼狈，我的慌张，我的失态。我原来抱怨，大家怎么都成了旁观者？后来发现，根本不是旁观者。因为旁观者是中立的，他们绝不中立。如果中立，就不会有我爸爸的十年，我的二十年。 我等待过，不是等待歹徒消失，而是等待民众的目光能投向歹徒。但是，等了那么久，我等不到了。 我非常失望。因为我是一个历尽艰险寻找民族尊严的人，一个走遍世界阐释中华文化的人，但每次回来，总是谣言、谣言、谣言，而且越来越污浊，越来越肮脏，越来越嚣张，越来越盛大。当然耳边也会听到一些同情的低语，却永远缺少真正的帮助。 我一直企图说服自己，这种现象与我所钟爱的脚下的土地无关。但是，所有的事实告诉我，不是无关，而是有关。 我终于明白了杨长勋教授对我的告诫：赶快离开。但是，我和马兰，都有年迈的父母亲需要照顾。 正这么想着，我爸爸，却被攻击我的谣言气死了。他的死，也有医学上的病因，但不能排除他临终床头的那三份报刊。一份广州的，一份天津的，一份上海的，对他造成了最后残害。 这些报刊在造我的谣，而这些谣言使爸爸联想到了我家在“文革”中的悲惨经历。一种巨大的逆反，让老人家痛彻心肺。这位抗拒了十年谣言而获得过胜利的英勇老将，终于牺牲，为了他的儿子。 对这件事，我写道：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终身不会淡忘“杀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缩得再小，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我的宗教情怀反对我报仇，却不反对我出走。前思后想，觉得我们夫妻两人也算非常对得起这片土地了，只是年纪已大，很想避开歹徒们的惦记，寻个安全，因此即使远离，也已无须汗颜。但是，歹徒们的势力范围很大，欺骗领域更大，欧美很多大城市的华文圈都已有他们的阴影，我们只能敬鬼神而远之。我和马兰讨论过塞浦路斯、以色列、南非，而在这本书的最后，则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那里有可能是几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灭时的先民逃生处，因此也可以看成是远祖的家园。在密克罗尼西亚，我们特别羡慕那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从未上岸栖宿的夫妻，那位妻子还是中国人。但是，看来只能羡慕了，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 当然，不管到哪里，还是阐扬中华文化。可以想象在那个归息之地，我展卷而叹，抚伤而忆。而马兰，则拭泪而歌，仰天而吟。 三 临了，还要以这本书的名义，对谣言表示感谢。 谣言也有正面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在内心确认真实之为真实。 因为有那么多虚假，真实就显得更加珍贵。但在平时，有关真实的记忆常常沉睡了，黯淡了，褪色了。等到谣言一起，真实的记忆从深处唤醒。唤醒一处又会连带多处，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归。 我自己，就曾一次次被谣言带出来的真实所震惊，所感动。 前面提到，爸爸在“文革”十年间天天撰文反驳谣言，其间又因眼疾由我代笔。我发现，一切善良者的反驳其实都是回忆，点点回忆连成逻辑，很快，愤怒的口气变成了动人的自述。 我毕竟懂得文学，总是向爸爸追问人情细节，祖母和妈妈又在一旁补充。结果，在那一个个风雨凄迷的夜晚，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诗渐成雏形。 爸爸把这些自述的一部分，长期珍藏在抽屉里，我在他去世后找得。一页页轻翻旧纸，一次次眼湿鼻酸，觉得还应该继续做点什么。 于是，我以爸爸的自述为线索，开始了“长辈寻访”，这就是《借我一生》那本书前半部分的由来。我把这种写法称之为“记忆文学”。因为是文学，便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 书出版后，更多的长辈、亲友、同事、邻居参与了回忆。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但他们提供的素材，又互相矛盾，还常常与我自己的记忆不同。 因此，我再度一一拜访，细细追问，认真比勘，小心排除。结果，素材越来越多，篇幅反而越来越少，历史的筋骨出现了。因此，我把《借我一生》删改成了《我等不到了》，最后又改写为眼前这本书。有了这本书，以前的那两本只能算是草稿了，不必再出。 有趣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还收到了寄自浙江、福建、湖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的诸多《余氏宗谱》，以及与余姓有关的大量考证、搜辑、名录、事迹、诗文。这使我产生一种兴奋的晕眩，一次次重新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支脉。 你看，如果当初不是谣言对爸爸的反面催动，哪里会有这本书的起点，哪里会有后来的这些篇章？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主要写我们一代，更是由谣言激发出来的。 我甚至认为，正是二十多年一拨拨不间断的谣言进攻，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 因此，我要以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年轻读者，祸福相依的古典哲学，一点不错。如果哪一天你们眼前的坏事已经坏到匪夷所思，那么，千万不要沮丧，里边一定埋藏着一个重大契机。 那么，谣言究竟是怎么帮助我写书的呢？且听我略举数例。 试想，如果没有那个有关“文革写作”的谣言铺天盖地，我怎么可能发布那个著名悬赏？我在悬赏中宣布，只要造谣者举出一个最细微的证据，例如指出我在“文革”中写过他们臆想中的一句话，一句，仅仅一句，便可立即获得全年高额薪水。这个悬赏使造谣者们产生了急迫的金钱向往，非常辛苦地查找了十几年，居然一无所获。这个结果，连我自己也十分惊讶，因为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中国文化界很少有人经得起如此规模的查找。我为什么会这么干净？一幕幕往事渐渐浮现。于是，由长辈写了前半部分的家庭小史就由我延续下去了。此外，我受同一个谣言的刺激，写出了《四十年前》、《寻石之路》等填补历史空缺、重划历史分期的文章，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又如，如果没有那个有关“地震捐款”的谣言轰传天下，我怎么可能把自然灾难与人文灾难放在一起思考，然后从“民族大灾难”的视角来提炼我家三代经历？灾难的形成、扩大、救援、曲解，以及灾难中的牺牲、躲闪、起哄、鼓噪，成了这本书的主导线索，并由此上溯到余家远祖。作为这一谣言事件的具体起因，我个人捐建而被谣言指为“诈捐”的三个学生图书馆，一直屹立在灾区，已无须多言；但我要感谢这个谣言把我拉回到民族命运的瓦砾废墟，使我的写作具备了概括历史的高度。 再如，如果没有那个“文史差错”的谣言奇异爆发，我怎么可能认清我们和对手之间在文化格局上的根本差别？这样的谣言貌似斯文却出自当年“文革”造反派首领的手笔，又受到当代海内外媒体的强烈追捧，我突然明白我家几十年来对付的并不仅仅是无知歹徒。中华文化的歧路选择，隐伏在打打闹闹后面。我后来的数万公里文化历险，在他们看来也都是“文史差错”，因此要用那么多谣言在阻遏。 又如，如果没有那个定期出现的“离婚”谣言，我怎么可能从他们的逻辑推断出当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频率？由于这种谣言的日趋污秽，我明白了造谣者们极为可悯的情感生态和猫爪挠心般的疯狂嫉妒。同时，这个谣言又使我能够更多地记述马兰父母的非凡经历，以及马兰本人作为一个纯净艺术家的坎坷传奇。 …… 总之，几乎一切谣言，对我都大有助益。 就连那些临时涉足又快速退出的造谣者，他们一开口，也就立即开启我的一段记忆。例如，这个，是因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评审时否决了他的申请；那个，是因为我公开声斥了他的变相盗版行径；这个，是因为我没有推荐他担任某个职位；那个，是因为我退回了他吹捧我的几篇长文…… 他们的骂声后面，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他们的假话后面，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于是，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获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沙姓造谣者，我更要深深感谢了。正是他的坚持，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被我救命又被我绝交的往事，因此不断地要用谣言来擦拭。于是，就有了他梦话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 我为什么能“不动如山”，又“疾步如风”？还是要感谢他。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使我成了一个疑点很多，却又谁也不知真相的“雾霭人物”。这种状态，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雾霭”成了一个隔离层，使我能够免除官方和民间的种种“抬爱”，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走那么多路，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 因此，没有他，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当然，更没有这本书。 这，还不值得感谢吗？ 由此，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 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致使“毕生谣业，毁于一旦”。这一来，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写不下去了，真是遗憾。 照理，这本书是应该写得更长一点的。 四 就这样，薄薄一本书，从“文革”的囚室写起，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一路强忍悲痛地写了下来。直到最后，为母亲写出悼词。 回想起来，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魔咒，一是造反，二是造谣，可以概括为“两造”。 “两造”，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倒是一个重大词汇，因此我也不忍糟践，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 我相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因此想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 这本书，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 这历史，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 而正是这区别，使它与生存良知有关，与文学本性有关。 第一章 癸巳春日

一 秘史朦胧

三年前，在上海的一家茶室，一位八十多岁的韩国老人，满脸皱纹，但身板挺直，带着助理和翻译，出现在我面前。 我安排他们坐下，沏上茶水。 老人立即就做自我介绍，他和我一样，也姓余。九百年前，宋朝派出不少使臣去高丽，其中有一位姓余的，办完事情后留了下来。到今天，余氏家族在韩国已经繁衍到两万四千多人，其中有不少成功人士，遍布科学界、传媒界、企业界。他本人，便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老板，已经退休。 九百年前？宋代？姓余的使臣？两万四千多个后裔？我一听，立即来了精神。 老人急切地问我：“我们余姓，在中国怎么样？” “人数不多，但也不错。在我比较熟悉的文化领域，就有不少代表人物。”我说这话的时候，心中想的是顶级诗人余光中，顶级小说家余华，顶级音乐家余隆，以及已故的顶级传媒人余纪忠……这些人，都是我的好友。 “我想证实一下，我们余姓的男人，是否有两个共同点？”老人严肃地问。 “哪两个共同点？”我饶有兴趣。 “一是倔。”老人说。 我想了一想，说：“对。” “二是特别疼老婆。”老人说。 我连忙向翻译确认：“他是说怕老婆，还是疼老婆？” “疼。”翻译说。 我立即轮番想了想那些同姓朋友的家庭，忍不住笑了，便大声地回答：“对！” 老人很满意，立即站起身来与我紧紧握手。 余姓，古代的历史线索比较模糊，好像是从秦代的“由余”氏派生出来的。反正历来不是大姓，也没有出过太大的名人。到了宋代稍有起色，除了那位出使高丽的余姓官员外，还有一位出使契丹的叫余靖。好像余姓比较善于与周边世界交往。据宁波余君方先生考证，宋以后，浙江余姓的线索也渐渐明晰起来，其中“上林车头余氏”一脉显然与我家特别亲近。 但是，余姓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族群，历来颇多纵横驰骋的脚印，因此，我更愿意离开谱牒排列，把目光放得广远一点。例如，公元十三世纪余姓中所出现的奇迹，就特别吸引我的注意。 简单说来，在当时激烈角逐的蒙古军队、西夏王朝和宋朝这三个方面，都十分醒目地冒出了余姓。其中两个方面，显然是由原来少数民族的姓氏改为余姓的。 先看看西夏王朝这边。《元史》这样记载着一个叫余阙的官员的来历： 余阙，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喇臧卜，官庐州，遂为庐州人。 请看，这个余姓的官员是唐兀人。唐兀人其实就是西夏王朝的党项人，来自古羌民族。 西夏王朝是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毁灭的，灭得很彻底，没有多少人活下来。据《西夏书事》记载：“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也就是说，一百个唐兀人只能活下来一个，其他九十九个都死了。这活下来的一个，改姓了余。 奇怪的是，打败唐兀人的蒙古人中，也冒出了一批姓余的人，而且明确表示是从蒙古姓改过来的。一九八二年在四川西昌发现的《余氏族谱》上有这样两句诗：“铁木改作余姓家，一家生出万万家。”还说： 吾余氏祖奇渥温，胡人也，入华夏而起于朔漠，初号蒙古，铁木真出矣。 唐兀人改姓余，和蒙古人改姓余，两者有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唐兀人中极少数的幸存者是先被战胜者改为铁木，后来再改为余姓的。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猜测。对此，我的朋友、西夏史专家李范文教授说，余氏的形成和流脉，是西域历史的一个重大难题，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只不过，有一点已经可以肯定，我们余姓中极为重要的一脉，本来不姓余，也不是汉人，而是由古代羌人繁衍而来。他们从惊天血火中侥幸爬出，改名换姓，顽强生存。他们说不出清晰的家族谱系，却能“一家生出万万家”，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据调查，现在中国各地余姓的绝大部分，都与这一个脉络有关。而且，就精神气质而言，今天的余姓朋友，凡是身心比较坚毅，无惧长途跋涉的，可能都与古代羌人脱不了干系。 十三世纪那些年月，大家还没有搞清余姓和蒙古人的血缘关系，却有一个名字把蒙古人吓了一跳，那就是抗击蒙古军队最有力的将军，叫余玠。 余玠是在一二四二年出任抗蒙总指挥的，具体职位是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当时，半个世界都在蒙古马队的踩踏下颤抖，但是由于余玠的高明策划，合川钓鱼城居然像一座铁铸的孤岛，保持了整整三十六年的不屈态势。结果，蒙古大汗蒙哥死于钓鱼城下，改变了蒙古军队的战略方向，由此也改变了世界历史。只是余玠本人未得善终，才指挥了几年就死于他人的诬陷。 余玠画下了宋朝在军事上最动人的一笔，尽管这一笔已经无救于宋。元朝终于取代了宋朝。 但是，谁能想得到呢，九十几年后元朝也走向了灭亡，而为元朝画下最动人一笔的将军，也姓余。尽管他的这一笔，也已经无救于元。 为元朝画上这一笔的将军，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个由唐兀人演变而来的余阙。在元朝岌岌可危、农民起义军围攻安庆并最后破城的时候，作为守将的他自刎坠井而死，妻子相与投井。与他一起赴死的大批官员中，记有姓名的就有十八人。安庆城的市民知道余阙的死讯后，纷纷搬出楼梯爬到已经破城后的城墙上，说要与此城共存亡，誓不投降。当时城墙已被焚烧，冲入烈焰自愿烧死的市民多达一千余人，实在是够壮烈的。 有记载称，余阙死后没留下后代。但是，当时为余阙作传的著名学者宋濂访问了余阙的门人汪河，知道余阙还留有一个幼子叫余渊。 余渊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为捍卫元朝而死的，但他仍然接受了明朝，还在明朝中过举人。根据几部《余氏宗谱》记载的线索调查，余渊的后代也是强劲繁衍，至今在安徽合肥大约有五千多人，在桐城有一千多人。四川有一万多人也很可能是余渊的嫡传，但还无法确证。 …… 余姓，实在让我晕眩了。早的不说，就在宋代那个去了高丽的使臣之后，就有唐兀人的余，铁木氏的余，抗击蒙古人最坚决的余，最后为蒙古人政权牺牲得最壮烈的余……在十三世纪的马蹄血海中，为什么一切对立面的终端都姓余？为什么最后一面破残的军旗上都写着一个“余”？为什么在战事平息后一切邀功论赏、荣华富贵的名单中却又找不到余？ 细细想来，这几脉余姓几百年来全是被动生存。灾难，灾难，永远是灾难。我的祖先面对一个个扑面而来的灾难，先是尽自己的能力辨别道义，然后就忠于职守。 当然余家也会有一些不肖子孙在一代代的血火沙场上成为败类，但他们好像并没有使自己的家族整个沉沦。因此，历史上很难找到哪一支骠匪悍盗，以“余”为号。记得十七年前我在东南亚游历时曾有一位余姓老者向我出示一本手抄家谱，家谱扉页上用比较生硬的毛笔字写了这样四句诗： 余孙啸荒沙， 财帛奉老家。 闭户逐不肖， 唯仁走天下。 可以猜想，也许是余家的一个孙儿在荒漠上呼啸成势，获得不义之财送回老家，但他的祖父把大门关上了，还在门内教训了他两句。诗就是这位祖父写的，写得比较粗糙，可见是一位乡间的平民老汉。 我想，在余家的历史上，这样的老汉可能不止一位。他们都是灾难中的生存者，因此绝不给别人增添灾难。 余氏家谱我看到过很多，每次翻阅，都能从密密麻麻的长辈姓名间看到他们在接连不断的灾难间逃奔、挣扎、奋斗、苦熬的身影。这个清清朗朗地顶着一个“人”字的姓氏，无法想象为什么自己的一部部家谱全都变成了灾难史。 今后还会这样吗？可能还会这样。这是余家的命。 二 秘史渐近 余家流徙到浙江的流脉，我在这里不做仔细考证了。只说可以排得出辈分的祖辈，在家乡分成了两支。一支在山上种茶，一支在山下养蚕。 简单说来，我的祖辈，安安静静地在青山绿水间向外面提供着茶叶和丝绸。 粗粗一想，这环境，这活儿，都不错。 他们怎么会想到，正是他们提供的茶叶和丝绸，给中国带来了灾祸。 原因是，欧美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对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大量增加。时间一长，他们发现，为了茶叶和丝绸，他们每年要支付中国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白银，也就是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这个情景，与他们现在对“中国制造”的抱怨如出一辙：明明是他们自己的需求，却要惩罚中国。 为了取得贸易平衡，英国商团向中国倾销鸦片，美国商人也参与其间。结果，贸易逆差快速扭转。 鸦片严重地祸害了中国人，毒瘾笼罩九州，到处烟灯闪闪，大批有为之士再也无力从事一切正常劳作，一个个面黄肌瘦，沦为废物。后来连多数官员也在吸食，最后都一一家破人亡。这是西方留给中国的一页人权记录。 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也曾试图反抗，因此引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他许多侵华战争。结果是，中国一次次惨遭失败，一次次割地赔款。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列强势力的进入，带来了上海的畸形繁荣。我家乡离上海只隔了一个海湾，很多走投无路的家乡人都想到上海闯一条生路。 有一个统计，十九世纪后期，上海的人口增长，是世界平均增长数的整整十倍。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不少首领，与我家乡有一点关系。 例如，一个在十四岁就闯荡上海的男孩子叫虞洽卿，就是我们家乡人。他后来出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工商协会会长。此外，上海帮会首领黄金荣、张啸林，上海现代娱乐业创始人黄楚九，算起来也都是我们家乡人。 我的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没有他们那么出名，却与他们基本同龄。与他们一样，也挤到了奔赴上海的人流之中。 余、朱两家只隔半华里，曾祖父和曾外祖父从小就认识。他们是一起坐木帆船渡海湾来上海的，从慈溪的庵东出发，到上海的金山卫上岸。 那天两人是结伴步行去庵东的，各自背着一个不小的蓝布包袱。包袱里除了很少几件替换衣服外，还塞了不少茶叶和丝绸，是准备用来换食换钱的。这是当时家乡出门人的习惯。 两人互相瞟了一眼就笑了，从包袱的大小可以判断，他们所带的茶叶和丝绸，在数量上差不多。 曾祖父稍胖，曾外祖父略瘦，个子一样高。他们走得很快，大概走到胜山头，曾祖父哼起了这里流行的滩簧调。 邋遢包袱重九斤， 出门就是吴石岭。 曾外祖父一笑，含糊地跟了下面两句： 千难万难都是难， 一步一步要小心。 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去了上海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发达，终于都成了大老板。 他们的发家史，可说是干脆利落。曾祖父余鹤鸣先生与别人一起开了一家不小的烟草公司，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则买下了一家很大的染料公司，这已经使他们进入富商的行列。一九一五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染料停运，曾外祖父趁机大大发了一笔意外之财，成了大富商。十年后，一九二五年，上海市民反抗日本、英国暴行的“五卅爱国运动”连带出了“不吸外国香烟”的热潮，给曾祖父的烟草公司带来了巨大商机。 余、朱两家，都成了上海十里洋场中真正的“阔佬”。 花园洋房、私家汽车、银行账户、大批仆役……一切好像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余、朱两家对此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 克服这种不安全感的方法，就是强化对儿子的教育。当时上海的富人，都看不起贵族背景，认为那只是北京、天津的破衫遗老在翻已经发霉的老家谱。他们自己的家谱是新的，正装在儿子的书包里，让儿子一年年去编写。 祖父和外公不约而同地考上了当时极难考的启慧学校，成了同学。 祖父和外公在走进学校的第一天就互相认出来了，两家父母经常餐聚，他们多次见过。一星期后，他们又结交了一位叫余鸿文的同学，细说起来还是祖父的远房堂弟。半个月后又多了一位一起玩的邻班同学叫吴瑟亚，他父亲是一位洋行买办。 外公和余鸿文经常去虹口的一家“复礼书院”，能够见到一些穿着长衫马褂前来演讲的国学名家。祖父和吴瑟亚偏向西学，喜欢去徐家汇的一家“东印度总会”。 不久，曾祖父因病去世。一年后，曾外祖父也走了。那年月，多数人的寿命都不长。两个葬礼办得非常隆重。余、朱两家，就此进入了祖父和外公的时代。只可惜，祖父和外公为了当家，都把学业中断了。中断了国学，中断了西学，一头扎进了当时亚洲最繁华的街市，刚起步，便昂首。 这两个富家子弟，都风度翩翩，堪称典型的“海派俊彦”。但是当他们接手了企业，仅仅十年，两家几乎同时败落。在上海，这个过程之快，甚至来不及细加描述。 像一切败落一样，最后一关是人格灾难。正是在这一点上，祖父首先崩溃。 他，抽上了鸦片。 鸦片肯定是在东印度总会抽上的。外公和余鸿文先生一直认为，这是那个总会的两个英国经理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为了报复曾祖父在五卅运动中令他们遭受的亏损。但是，这种说法缺少证据。 一切高明的报复都缺少证据，何况，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小。说大了，鸦片是对茶叶的报复；再说大一点，毒品是对快乐的报复。人类的一切灾难都因报复而来，只是人们找不到其间的因果线索。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置身在密密麻麻的报复图谱中。 天地间再小的报复，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可能是灭顶之灾。而且，灭顶的，不止是自己。 祖父上瘾后，不敢到家里抽。他知道这事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此一直隐瞒着，不露任何痕迹。 祖父不仅把家吸穷了，而且把身体吸坏了，但他已经不能自拔。他变卖和典当了家里的大量财物，而他那时已经有了七个孩子。 每天下午，祖父避开家人的耳目偷偷摸摸出门。他去的地方既明确又不明确，因为当时上海的鸦片馆数不胜数，仅法租界就有一万多个。 深夜回来，祖母还没有睡，祖父总会从皮包里拿出七八本书交给祖母，说：“收在书柜里，以后孩子们要读。” 这事一直让祖母感到奇怪。孩子们不都在学校里读书吗，为什么还要在书柜里存放以后要读的书？ 原来，祖父已经看到自己的末日。他算来算去，被自己吸剩下来的家产，今后没法让七个孩子都上学了，那就只能让他们去做工，回到家里还有一柜书可读。但是，吸到后来，他已经举债累累，断定自己走后，妻子根本养不活这么多孩子，只能送人。因此，不再买书。 “你已经一个多月没买书了。”那天祖母对祖父说。 “读书也没用。”祖父说，“大难一来书作坟，乱中添乱是儒生。” 祖母疑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怎么了。 三 还债 一九三七年的春节，我未来的外公朱承海先生向祖父、祖母拜年。外公是个热闹人，还带来了自家的几个亲戚。其中一位，大家叫她“海姐”。海姐一进门，就伸手挽住了祖母的手臂，亲亲热热叫了声“阿嫂”。 祖母平常是受不了这种亲热的，但今天很高兴，没有让开海姐的手。 海姐是上海市民中那种喜欢附着另一个女人的耳朵讲悄悄话的人。她拉祖母到二楼的一个小客厅，突然反身把门关上，扣住，把祖母按在椅子上，随即轻轻问了一句：“阿嫂，你先生每天晚上是什么时辰回家的？” 这句听起来很普通的话，被她神秘兮兮的动作一衬托，祖母的脸唰的一下就红了。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丈夫。 海姐知道祖母误会了，立即解释道：“放心，不是轧姘头。是这个——”她伸出右手，翘起拇指和小指，把中间三个指头弯下，再把大拇指移到嘴边。这是对鸦片烟枪的摹拟。 祖母稍稍松了口气，却又坐在那里发怔。 海姐细声地在一旁劝慰，祖母听不进。海姐终于要走了，祖母疲乏地站起身来，送到门口。 是的，丈夫不仅说了“大难一来书作坟”的话，而且身体也变得越来越奇怪了。似乎成天没精打采，脾气变得异常柔顺，眼角里却又会闪出一些特别的光亮。晚上回家，身上有一股幽幽的气息，不香，不臭，不清，不腻，有点像乡下道士炼丹炉边发出的味道。 祖母没想多久，就做出了确定无疑的判断。她在晚饭时想对丈夫开口动问，看到满桌孩子的眼睛又停止了。丈夫放下饭碗就出了门，祖母追出去，早已不见踪影。 祖母把家事全都托给女佣陈妈，自己一家家找去，想把丈夫拉回家。她知道找到也没用，但还是找。 天下妻子对丈夫的寻找都是这样，要找了，已经没用了。追上了，也不是自己的了。 祖母一直没有追上祖父，而是祖父实在跑不动了，自己倒下。 祖父临终前两眼直直地看着祖母，牵一牵嘴角露出笑意，嗫嚅道：“本来想叫孩子们多读点书，出一个读书人。我这么走，不说读书，连养活也难……” 祖母擦了一下眼泪，按着祖父的手说：“会养活，会读书。” 祖父轻轻地摇了摇头，又嗫嚅道：“天天都在防灾难，没想到，灾难出在我身上……” 没说完，他头一歪，走了。 周围的人都在猜测，带着七个孩子的祖母会做什么。 出乎大家意料，祖母做的第一件事是卖房还债。 祖父在最后的日子里已经向祖母一一交代过家里的账务，自己欠了哪些人的债，哪些人欠了自己的债。祖母一笔一笔记住了。按照当时闯荡者的习惯，这些债，大多是“心债”，没有凭据。 那天晚上祖母把家里的女佣陈妈叫到房间，感谢她多年的照顾，说明今后无法再把她留在家里，然后，就细细地打听穷人的生活方式。陈妈早就看清这个家庭的困境，却没有想到祖母会做出卖房还债的决定。 “这房子卖了，不能全还债。选一选，非还不可的还了，有些债可以拖一拖。孩子那么多，又那么小……”陈妈像贴心老姐妹似的与祖母商量。 “这没法选。”祖母说，“还两笔，拖两笔，等于一笔也没有还。” 陈妈叹了一口气，说：“老爷前些年借给别人的钱也要去催一催。那些人也太没有良心了，明明知道这一家子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么多天来也不来还！” “有两个到灵堂来了。”祖母说。 “那就去找！”陈妈忿忿地说，“领着最小的两个，志杏和志士，上门去要，我也陪着。” 祖母想了一想，说：“没凭没据，上门要债，他们一尴尬反而会把账全赖了。这样吧，我领着孩子上门去向他们一一讨教卖房事宜。这比较自然，顺便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还债的心思。你就不要去了。” 从第二天开始，祖母就领着两个最小的孩子，在三天之内“讨教”了五个人。结果比祖母想象的还要糟糕：他们谁也没有提到那些账。 一双大人的脚，两双小人的脚，就这样在上海的街道上走了整整三天。 很快，原来在英租界戈登路的房子卖掉了，去偿还祖父生前欠下的全部债务。 还债的事，祖母叫十八岁的大儿子和十五岁的二儿子一起去完成。大儿子叫余志云，是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大伯伯；二儿子叫余志敬，那就是我的父亲，他后来习惯于“以字代名”，叫余学文。 两兄弟把一沓沓卖房得来的钱用牛皮纸包好后，放在书包里，一家家去还债。很奇怪，好几家都在准备搬家，房间里一片凌乱。搬家最需要用钱，一见有人来还债都高兴地说是“及时雨”。只有最后到一家鸦片烟馆老板家还债时，那个黑黑瘦瘦的老板不说一句话，也并不数钱，只是用手按了按纸包，便翻开账簿，用毛笔画掉了欠债。 兄弟俩正准备离开，忽听得屋子角落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慢慢交走！” 随着声音，一个浓妆艳抹的高挑女子趿着绣花拖鞋从背光处走了出来。她嘴上叼着一支香烟，懒懒地走到兄弟俩跟前后举手把香烟从嘴里取下。她的手指又长又细，涂着指甲油。 她问志云：“听你刚才说，这烟债是你父亲欠下的。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志云懒得理她，低头轻轻地说：“他刚过世。” 女人顿了顿，问：“他过世，与鸦片有关吗？” 志云点点头。 女人停顿的时间更长了。 终于她又问：“那你们为什么急着来还鸦片债？” 志云不语。弟弟志敬抢着说：“妈妈说了，好债坏债都是债……” 女人又问：“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 志云想拉住志敬不要说，但志敬还是说出了口：“我们把房子卖了！” 女人又紧接着问：“你们有兄弟姐妹几个？” 志敬说：“七个。” 女人走到桌子跟前，看了黑黑瘦瘦的老板一眼，说：“这事我做主了。”顺手就把那包钱拿起来，塞在志云手上。 志云、志敬大吃一惊，连忙把钱包放回桌上，说：“这不行，这不行……” 女人又一次把钱包塞给志云，说：“回去告诉你们妈妈，我敬佩她这样的女人！” 志云毕竟懂事，拉着志敬向着女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阿姨，你退还给我们这笔钱，等于救了我们家。我想请教你家老板的尊姓大名，回去好向妈妈禀报。” 女人笑了，说：“他叫吴聊，一听就是假名。真名我也可以偷偷告诉你，叫吴瑟亚，琴瑟的瑟，亚洲的亚。” 五 朱家小姐 第二天下午，志敬到安定盘路的朱家叩门，开门的是一位小姐。她的容貌，让志敬吃了一惊，连讲话都不利索了。 眼前这个小姐，眉眼间埋藏着浙江山水，而神情又分明被大都市描绘。这对志敬而言，有双重的亲切感。他突然想起，远房堂叔余鸿文曾经说过，他一生所见好女子，以朱家二小姐为最。那位海姐也说过，朱家家境日衰，最大的财富是两个女儿。两个都好看，但论身材，大小姐更胜，而论品级，二小姐更高。 志敬想，眼前的，一定是二小姐了。 “你是余家兄弟吧？”小姐主动开口了，“我爸爸的字写好了，你请进来，坐下喝口茶，我马上去叫爸爸。” 志敬在客厅坐下，小姐就招呼女佣上茶，然后又很随意地说了一句：“我最崇拜你母亲。” “你认识我妈妈？”志敬奇怪地问。 “不认识，但她的事情我全知道。一个女人，无依无靠，卖房还清了丈夫欠下的债，用自己的力量养育那么多孩子，而且都养得那么登样。” 小姐在说“都养得那么登样”的时候，还用手向着志敬比画了一下，使志敬很不好意思。 “你是二小姐吧？”志敬问。 “我是大小姐，二小姐是我妹妹。”她笑着问志敬，“你是不是也听说了，二小姐更漂亮？” 志敬哪里听过这么爽直的小姐谈吐，连忙解释：“没有，没有，我是看你年轻……” 正说着，朱承海先生从书房出来了，手里拿着一沓折好的宣纸，递给志敬。 志敬站起身来，叫声“朱叔”，恭敬接过。 朱承海先生说：“除了主碑外，我还写了两翼副碑。告诉你母亲，要请好一点的石匠来凿。如果做不好，我对不起你父亲。” 志敬连忙答应，一再道谢。 就在这时，听到内门传出一阵笑闹声，又是大小姐。她说：“来，二小姐在这里！既然你点到了她，就让你看看！谁叫我崇拜你母亲呢？” 二小姐显然在挣扎，传来轻轻的声音：“别这样，姐，不要拉……” 志敬终于看到二小姐了。个子比大小姐略小，满脸因害羞涨得通红，眼睛完全不敢正视客人。志敬一看就明白了，海姐说二小姐品级更高，是指书卷气。有她在边上静静一站，大小姐就显得有点过于热闹，哪怕只是稍稍。 朱承海先生对着大小姐说：“客人在这儿呢，不要哗啦哗啦。” 大小姐笑着声辩：“爸，我什么也没有说啊，怎么变成哗啦哗啦？” 志敬给二小姐打了个招呼：“二小姐。” 二小姐这才抬起头来看了志敬一眼，轻轻地点头一笑，但目光快速移开了。她躲在大小姐身后，一起送志敬出门。 余鸿文先生一手握着酒杯，一手点着朱承海先生说：“你家大小姐，算是许对了人家。王家的两家纱厂去年突然停产，厂房都改作了仓库，囤积了不少棉布和大米，到今年赚了十倍！这真叫闷声大发财啊。” 朱承海先生叹了一口气，说：“哪一天，一仓库的东西都不值钱了，这可怎么办？” 余鸿文先生说：“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亲家，钱财上总算有依靠了。” 朱承海先生说：“嫁女儿不为这个。为这个就对不起孩子了。” 余鸿文先生问：“那你说为了什么？” 朱承海先生说：“人品。找一个人品好的，苦一点也能过一辈子。幸亏王家的少爷人品不错，老实，不刁。” “要说人品，我们余家堂弟的几个孩子倒是都很挺刮。可惜现在只能免谈婚事了。”余鸿文先生在说我的爸爸和叔叔。 “为什么？” “他们家多灾多难。要不然，那个叫志敬的后生真可以成为二小姐的候选。咳，我这只是随口说说，余家配不上。”余鸿文先生怕老朋友产生误会。 “志敬？那个后生？到过我家。”朱承海先生说，“本分，有家教，看上去也还聪明。” “他到过你家？二小姐见过吗？”余鸿文先生问。 “见过。姐妹俩都见了。”朱承海先生说。 一九四二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朱承海先生派了一个仆人给余鸿文先生送来一份邀请喝酒的短信。 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十个月之后，上海已经全被日本军队占领。他们约在一家叫状元楼的宁波菜馆，中午，人很少。朱承海先生早到一步，已经点好了几个菜。 “今天完全没事。大事说也没用了，只说家里小事。”朱承海先生端起了酒杯。 余鸿文先生也把酒杯端了起来，笑眯眯地等他说下去。 “我家弄堂口，有家银行，这你是知道的。银行宿舍就在我家隔壁，那些职员，成天围着我的两个女儿转。后来知道大女儿已经订婚，就盯上了二女儿。前天，连行长也上门来，说来说去都是他儿子。我知道他的意思。”朱承海先生很苦恼。 “那你不妨认认真真挑一个当女婿。”余鸿文先生说。 “没法挑，”朱承海先生说，“看到他们那一副副长相，就不适意。”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其实并不急。上海结婚的年龄要比乡下大。如果你家表侄，那个叫志敬的，愿意好好出息几年，我们倒是可以等等看。” 余鸿文先生不知道他所说的“好好出息几年”是什么意思，便问：“你是说，让他有能力在上海成家？” 在上海成家，是一件难事。朱家嫁女，上层社会的亲戚朋友一大堆，大小姐已经与巨商王家订婚，更会牵出一批贵客，从新房到礼仪总要说得过去。但是，“说得过去”又谈何容易！例如，只要亲戚中哪个女人悄声问一句，婚后落户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就能把人憋晕了。因此，很多闯荡上海的男人只敢回到老家乡下去娶妻生子，自己每年去探亲。像志敬这样的贫困背景，当然也只能走这条路。可惜他从小出生在上海，连家乡话也不会讲。他要“出息”到哪一年才能在上海成家，娶得起堂堂朱家二小姐呢？ 余鸿文先生想到这里苦笑一下，也不等朱承海先生回答了，只顾埋头吃菜。 “也不一定在上海成家。”这是朱承海先生的声音。余鸿文先生吃惊地抬起了头。 “二小姐受得了吗？” “她没有吃过苦，但她吃得起。”朱承海先生回答。 六 乡下 从此，朱家门里的两个小姐都算是订了婚。 她们突然变得客气起来，分头做着各自的事，又会天天抬眉看一眼对方在做什么。 大小姐到平桥路虞洽卿路口的“冯秋萍女子服饰训练班”报了名，又每月一次到“新世界”听金陵女子大学校友的家政知识讲座。她也曾要妹妹陪她去，但妹妹笑着摇摇头。妹妹通过海姐的介绍，到冠生园设在郊区七宝的一个种植场去见习，每次回来脸上都是晒得红扑扑的。 朱承海先生坐在餐桌的上方，喝着酒。他的妻子坐在他的正对面。他的左右两侧，应该是两个女儿的位置，但她们都还没有回来。朱先生看了妻子一眼，说：“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巨富，一个嫁给赤贫。这可不是我的故意。” “还好，是阿凤到富家，阿秀到穷家。要是倒一倒，阿秀哪能抗得住富家，阿凤哪里熬得住穷家？”妻子说。她所说的阿凤，是大小姐的小名；阿秀，是二小姐的小名。 “这是命。”朱先生说。 “说来说去我还是不放心阿秀。结婚后在乡下安家，志敬在上海，只有一个婆婆陪着。要是和婆婆脾气不合怎么办？想来想去，索性我也到乡下去吧，有个照应。”妻子说。 “你走了，我怎么办？”朱先生说，“我也一起回去？” 妻子没有吱声。 这次餐桌闲聊，几个月后，渐渐变成了一种明确的行动。朱先生夫妇在一件件地变卖家产，最后，连房产中介都上门了。 大小姐本来一直觉得自己有点对不起妹妹，寻思着今后嫁入王家后一定要尽力接济。但是，当她真的看到父母亲都要陪着妹妹住到乡下去时，立即产生了惶恐。 那天，大小姐终于爆发了。 也还是在餐桌上，她听到父母亲又在谈回乡的一些具体事项，便放下筷子哭了起来。 她边哭边说：“嫁给王家也不是我定的，你们全走了，丢下我一个人在上海？我不嫁了！我不嫁了！” 二小姐也哭了。姐妹的哭是最容易传染的，何况二小姐马上明白这事与自己有关。 朱先生夫妇不知道怎么来劝慰自己的这两个女儿。朱夫人跟着擦起了眼泪。她这一擦，两个女儿哭得更厉害了。 朱承海先生在三个女人的哭声中两眼发直。 他又喝了半杯茶，把脸转向大女儿，说：“阿凤，不是丢下你。是我实在没钱了，在上海过不下去。到了乡下，什么都便宜，好过一点。” 大小姐长这么大，从来没听过父亲对自己讲那么坦诚的话，便把哭声收住了，抽抽噎噎的。朱先生还在说下去：“我和你母亲在乡下，还指望你寄点钱回去呢。你不嫁，跟着我们，大家吃什么？” 大小姐说：“我如果熬不住，一定逃婚，逃到乡下来！” 二小姐破涕为笑，说：“如果你逃婚，王家少爷还不跟着你私奔？” “那就把财产偷出来私奔。”大小姐也笑了。 余家委托媒人余鸿文先生和冯老板，去与朱家商量结婚的日期。两位媒人很快就带来了回音：朱家二小姐说，长幼有序，只有在姐姐结婚半年后她才能结婚。 那天余家正好全家都在，大家听了一起点头，觉得二小姐说得有理。志杏突然站起来说：“那我也在哥哥结婚后半年结婚吧！”她强装大方，却还是红了脸。 原来她与一个“革命同志”的关系，早在一系列生死考验中成熟。他们的结婚方式，也会非常简单，甚至连是不是请客吃饭也说不定。 志士也站起来了，大声说：“那我，我也在姐姐结婚半年后结婚吧，可惜还没有女朋友。” 大家都笑了起来。 朱家大小姐与王家少爷的结婚日期是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结婚仪式之隆重，震动了上海商界。 朱家二小姐与余志敬的结婚日期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九日。结婚仪式在浙江省余姚县桥头乡余家村和朱家村之间举行，两个村子相隔半华里。 朱承海先生和夫人早几个月就到乡下定居了，边收拾房舍边为二小姐准备嫁妆。 朱家的宅第是朱承海先生的父亲朱乾利先生建造的，当时正是朱家的鼎盛期，造得很有气派。一个高墙围成的院子，大门和正厅之间有贴墙的护花长廊。此刻，二小姐正在几个伴娘的护送下经过这条长廊，走向那顶放了好几天的华丽花轿。 照例新娘子上轿时要哭几声，但二小姐哭不出来，只是微笑着到母亲怀里偎一偎，再伸出双手搂了一下父亲的双臂。朱先生以为她会因势跪下，忙着翻过手来阻止，但她并没有跪的意思，只附耳对父亲轻声说：“等一会儿还要在余家正式拜堂。” 朱先生对女儿客气起来：“免了，免了。” 朱夫人从旁拍了他一下：“拜堂怎么能免？糊涂了吧？” 这时，预先雇来的两位“哭轿嫂”突然高声“哭”了起来。这种“哭”是带词的—— 花轿一抬就要出门， 父亲大人你真狠心。 求你再宽限一两天， 我要与母亲诉衷情…… 二小姐对这种哭轿毫无思想准备，更没想到有这样的词句。她觉得很对不起父亲，便撩起轿窗上的花布帘，用手指点了点哭轿嫂，笑着向父亲皱了皱眉。朱先生根本没有听到那词句，迎到轿窗口问女儿：“还有什么事？” 女儿摆摆手，又向母亲摆了摆，放下了花布帘。 花轿抬出了花岗石的大门。经过平整的青石板铺成的门场，越过一条“穿堂”，便到了河边。船码头上有挑夫把嫁妆小心搬到船上，花轿不上船，只沿着河边一道道缠满藤蔓的竹篱，走上了田边小路。 过了一座小小的老桥，便到了余家村。余志敬就在村口迎接。 在婚宴上，媒人之一的冯老板指了指门口一桌，对朱承海先生说：“你认识那两个后生吗？” 朱承海先生眯缝着眼看了一会儿，说：“有点眼熟，记不起来了。” 冯老板说：“这是你女儿在上海的同学，与我搭同一条船来的。他们很多男同学都不相信你女儿真会在这么贫困的乡村住下来过日子，就打了赌。今天他们看了婚礼，回去报告，有一拨同学就输了。” 正说着，便看到新娘子在新郎倌的陪同下向那两个后生去敬酒。新郎倌走到一半突然站住，又立即快步上前，大叫一声：“阿坚！吴阿坚！” 阿坚，就是那个鸦片馆老板的儿子，由于他妈妈吴太太的关系，早已成为志敬的好朋友。但志敬哪里知道，他竟然是自己妻子的同学。 “志敬！”阿坚也在欢快地喊着。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引起打赌的婚礼中，新郎居然是志敬。 “算你凶，把我们班里多数男同学的梦捣碎了。”阿坚不轻不重地砸了志敬一拳。他所说的“凶”，在上海话里的意思是厉害，而不是凶恶。 “酸去吧。”冯老板笑着说。 七 那天下雨 从爸爸、妈妈结婚到我出生，这段时间，天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爸爸、妈妈结婚后的四个月，德国宣布投降，欧洲战争结束；再过三个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结束。 这些大事，在上海闹得天翻地覆，但乡下却不知道。没有报纸，没有公路，没有学校，无从知道外面的消息。四乡村民都过着最原始的日子，种稻，养蚕，捕鱼，自给自足，又总是不足。真正统治这些村落的，是土匪和恶霸。 祖母回乡后面对这种情况，立即明白只有一个地方可去，那就是到吴山庙去念佛。这位在上海叱咤风云的社会活动家，丧失了所有的社会资源，便在佛堂里为一个个死去的亲人超度。 这天佛堂里一起念佛的，有七八个中老年妇女。闭着眼睛的祖母突然听到有轻轻的脚步声在自己跟前停下了，连忙睁开眼睛，只见这所小庙的住持醒禅和尚站在面前。祖母赶紧站起身来，醒禅和尚便目光炯炯地说：“刚才金仙寺的大和尚派徒弟来通报，日本人已经在昨天宣布无条件投降！” “无条件投降？”祖母低声重复了一句，大颗的眼泪立即夺眶而出。那几个中老年妇女惊讶地问她怎么回事，她只向醒禅和尚深深鞠了一躬，便立即转身回家，她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告诉我妈妈。 身后，醒禅和尚正在向那些妇女兴奋地解释。 祖母回家给我妈妈一说，妈妈说“这事必须马上告诉我爸”，便匆匆出门，去了朱家村。 外公听到这个消息后，站在天井里抬头看了一会儿天，然后不紧不慢地走到墙角，弯腰旋出一坛酒，拿一个小石头轻轻敲开坛口的封泥。 外婆说：“厨房里那半坛还没有喝完呢，又开？” 外公说：“这事太大，半坛不够。” 他用长柄竹勺从酒坛里取出酒，倒在一个很大的青边瓷碗里，端起来，走到大厅前面的前庭中央。他把酒碗举到额头，躬身向南，然后直起身子，把酒碗向南方泼洒。做完这个动作，他又拿着那个青边瓷碗返身回里间，仍然用长柄竹勺向酒坛取酒，再端到前庭中央，向东泼洒。接着，再重复两次，一次向西，一次向北。 四个方向都泼洒完了，他向我妈妈挥一挥手，说：“阿秀，今天你要陪我喝酒！” 妈妈说：“爸，我陪你喝几口。现在那边家里只有婆婆一个人，我要早点回去。” 妈妈回到余家，祖母仔细问了外公听到消息之后的反应，然后说：“阿秀，今天晚上多点一盏灯吧。” 妈妈说：“好，把那盏玻璃罩灯点上！” 当时村庄里点的灯，都是在一个灰色的煤油碟上横一根灯草。那盏玻璃罩灯是妈妈的嫁妆，在村庄里算是奢侈品了。妈妈点亮那盏灯后，又说：“我把它移到窗口吧。” 祖母说：“对，移到窗口。” 窗外，一片黑暗。妈妈知道，如果在上海，今天晚上一定是通宵游行，祖母会带领着难民收容所的大批职员出来参加全民欢庆。 “我去炒点花生吧。”祖母说着站了起来。 “好，我来帮你。”妈妈跟着向厨房走去。 过了七天，妈妈特地上街，去看看挂邮箱的南货店有没有上海来的快信。 一问，刚到。妈妈站在街角赶快拆开，果然是爸爸来通报日本投降消息的。但信后有一段话，使妈妈紧张起来。 爸爸在信里说，我的姑妈余志杏，已经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个晚上，当街向民众宣布，与她的那个革命战友正式结婚。当时像他们一样宣布结婚的，有十几对。到第二天，姑妈才突然醒悟，这事祖母知道了一定会生气，但已经来不及了，她决定过些天带着丈夫一起到乡下向祖母请罪。爸爸在信中要妈妈先对祖母做一点试探。 那天吃过晚饭后，妈妈对祖母讲述爸爸的来信。她绘声绘色地称赞上海青年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夜的狂欢场面，又故作轻松地说到很多恋人当场宣布结婚，祖母听了，笑得合不拢嘴。 “妈，我真希望志杏、志士他们那天晚上也把自己的对象拉出来一起宣布结婚呢！”妈妈说，小心地看着祖母。 祖母说：“他们哪有这种好福气！” 妈妈说：“志杏可是说过，要在我们结婚半年后宣布结婚。那天晚上……” 祖母立即转过头来，看着妈妈：“是不是志敬信上还写了什么？”真是敏感。 妈妈笑了，说：“果然是做娘的厉害。志杏那天晚上真的宣布了……” 祖母的脸，突然被打了一层寒霜。 这下妈妈慌乱了，支支吾吾劝解了好半天。 祖母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如泥塑木雕。 终于，祖母说了声“睡吧”，就回自己房间了。 第二天，吃早饭时，祖母对妈妈说：“那个人，我连见也没有见过。我一个人，这么多年，就她一个女儿了，她都知道……” 妈妈听出祖母今天讲话很不利索，连声调也变了，便立即打断，说：“是不对。让他们在谢罪时多跪一会儿！” “你写信给志敬，我不见他们，叫他们不要来，来了也没用。”祖母说得斩钉截铁。 我出生那天正下雨。雨不大，也不小，接生婆是外村请来的，撑一把油纸伞。雨滴打在伞上的啪啪声，很响。 按照我家乡的风俗，婆婆是不能进入儿媳妇产房的，因此祖母就站在产房门外。邻居妇女在厨房烧热水，进进出出都会问接生婆“小毛头是男是女”、“小毛头重不重”。祖母说：“不要叫小毛头，得让他一出生就有一个小名。” “叫什么小名？”邻居妇女问。 祖母想了一会儿，又看了看窗外，说：“小名随口叫。秋天，下着雨，现成的，就叫秋雨。过两天雨停，我到庙里去，请醒禅和尚取一个。” 第二天雨就停了，祖母就滑滑扭扭地去了庙里。醒禅和尚在纸上画了一会儿就抬起头来说，叫“长庚”吧。他又关照道，不是树根的根，是年庚的庚。 回家的路上祖母想，管它什么庚，听起来一样的，村里已经有了两个，以后怎么分？ 她还是没有进产房，站在门口对妈妈说：“和尚取的名字不能用，和别人重了。还得再找人……咦，我怎么这样糊涂，你就是个读书人啊，为什么不让你自己取？” 妈妈躺在床上腼腆地说：“还是您昨天取的小名好。” “我取的小名？秋雨？” “对。我写信给他爸爸，让他定。” 妈妈也想借此试一试爸爸的文化修养。爸爸回信说：“好。两个常用字，有诗意，又不会与别人重复。” 于是，留住了那天的湿润。 从此，我就成了我。那么，这本书里的一切称呼也就要根据我的身份来改变了。除了祖母、爸爸、妈妈外，爸爸的妹妹余志杏我应该叫姑妈了，爸爸的弟弟余志士我应该叫叔叔。妈妈的姐姐，那位朱家大小姐，我应该叫姨妈，而朱承海先生夫妇，我则应该恭恭敬敬地叫外公、外婆。 外公是我出生后第七天上午才来的。他一进门就是高嗓子：“听说取了个名字叫秋雨，好，这名字是专门送给我写诗的。”他清了清嗓子，拿腔拿调地吟出一句：“竹篱——茅舍——听秋雨，哦不对，平仄错了。秋是平声，这里应该放仄声……” 妈妈知道，这是外公在向自己卖弄，便轻轻一笑，对着产房门口说：“爹，竹篱茅舍也落俗套了！” 外公说：“那好，等我用点心思好好写一首。你姐生的儿子取名叫益生，也不错，但不容易写诗。” 妈妈说：“志敬也说秋雨的名字有诗意。” “志敬也懂诗？他怎么不早说！”外公嚷嚷开了，“要不然，我也不用犹豫了。让他赶紧回来一次，看看孩子，再与我对诗。” 第二章

一　无产地主

一九四九年的政权更替，在家乡并没有发生战争。一天傍晚，有人远远地看到有几十名穿黄衣服的军人在快速行走，据两个过路的小贩说，这就是共产党的解放军。 第二天，来了一帮人，号称是“浙东农民接管司令部”的，敲着锣要村民到祠堂开会。大家去了以后，听一个首领站在凳子上宣布，要每一个三口以上的家庭，在十天之内缴一担谷子一匹布到吴山庙，供解放军用。十天不缴，就要加倍。再不缴，关起来。说完，这帮人又到别的乡去了。 其实，村里人已经认出来了，这帮人里有好几个是当地匪首陈金木的喽啰。果然，四天后，这批人被真的解放军抓了起来。 这让村民更害怕了，因为陈金木是一个让当地人一听就冒冷汗的名字，如果他来报复，一定是一场血腥恶战。 村民战战兢兢等了几天，没等来陈金木，倒是等来了一支“土地改革工作队”。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与叔叔去安徽的情况差不多。 这些村子本来也有乡长、保长、甲长，但都不管事。土改工作队一来，召集大家开会，说要“耕者有其田”，平分土地。因此，先要按各家土地划分出阶级，再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农。 村民听了几次，还是说不明白，工作队有点苦恼。突然有一个邻村的中年男人找来了，斯斯文文的，坐下后把邻近四乡一切有钱人的户头和财产说得清清楚楚。工作队大喜过望，记下了他的名字：余颐贤。 从第二天开始，工作队就发现他提供的情况很少有错，因此把他确定为这个地方第一个“土改积极分子”。余颐贤提醒工作队，吴石岭、上林湖周边三十七个村落，最富贵的是朱家，也就是我外公家。但是到第六天就有人说了真话：这个人是盗墓的，村子里的人叫他“夜仙”。了解各家境况，是他的专业功课。我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的墓多次被盗，相信都与他有关。 工作队一听大吃一惊，向村民们求证，村民都点头。但这时再找余颐贤，却不见了。他以一个文物商人的身份游走于杭州、绍兴、宁波之间，偶尔也回村，工作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他总是夜里回来的，名副其实成了个“夜仙”。 那天，两个工作队员来到外公家。领头的一个告诉外公，自己是队长。 两个工作队员并不怎么讲话，只是静静地看了整个宅院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 房子比邻村所有的地主都讲究，但问来问去，朱家却没有地。两个工作人员立即决定，评为“破产地主”。 几天后，外公敲开了工作队的门，说：“破产的说法不大好，听起来有点晦气。其实我一直没有地，那就改一个字吧，叫无产地主，听起来倒是名副其实。” 他不知道，共产党里有一个光荣的词汇叫无产阶级。 几个工作队员一听“无产地主”这个名词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只有队长低声喝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外公一听口气，就知道事情不妙，连忙说：“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边说边转身推门离开，步子很快，像逃一样。 外公挨了几次批斗，还被抄了家。但是他与本村村民没有土地关系，也没有其他经济往来，批斗的时候找不到话题，大家也就没有怎么为难他。 农会抄家，并没有从外公家抄走什么东西。除了一些细软外，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把红木象牙太师椅。 这是外公的父亲早年从鸣鹤场买来的。听说还是道台家的旧物，清朝灭亡后道台家败落，流到了市场。原来是一对，买来后不久另一把散架了。这把太师椅从外公家抄出来之后，所有的村民都觉得它又笨又重又不实用，没人要，搁到了农会。一年以后，外公看到，东村一个叫李龙的人背着这把椅子在走路。 外公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游荡的雇农，其实是一个懒汉，绰号叫“滥料”。这样的人当时在周边几个村很多，平时有一顿没一顿的，等到时势有变就都冲在头里，像个革命者，但时势一太平他们又赖巴巴地不知道到哪里去吃饭了。 李龙从农会里要下这把红木象牙太师椅，是等着卖个好价钱。因此哪儿有集市就把它搬到哪里，一天天风雨无阻，一次次汗流浃背。 一天，外公来我家，祖母在闲聊中顺便提起：“听志敬说，你家有一把很讲究的红木象牙太师椅？” 外公说：“有。但现在不是我的了。” “到哪里去了？”祖母问。 “李同志保管着。”外公说。 祖母问：“这个李同志是谁？为什么要他保管？” 外公说：“就是东村的李龙。” 祖母听了一愣，然后就放声大笑：“滥料啊，我的最没有出息的表侄儿！我想天下只有你一个人会叫他李同志，他是哪世修的？” 这件事，祖母每次想起总要笑出声来。她觉得可笑的不是李龙，而是外公。 “真是虎落平阳啊，”祖母说，“几年前，他摆酒席，恨不得把半个上海都请来。现在倒好，一把椅子都是‘李同志保管着’！” 二 妈妈下楼了 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更，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 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村长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灰蒙蒙的。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她成天躲在楼上，哼一些上海流行的歌曲，看着我，等我一点点长大。 有一天，村里一片热闹，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几个村的干部联手，配合解放军，领着民兵，把匪首陈金木抓住了。 那天，妈妈不再哼歌，下楼了。她陪着祖母坐在家门口，与邻居谈这件事。看到跛脚村长在远处走过，妈妈和祖母还破天荒地招呼他来喝茶。 妈妈端着一杯绿茶送到村长手上，说：“为民除了害，你们辛苦了！” 村长接过茶杯坐下了，他抬头一看，觉得对于眼前两位有知识的上海女人，应该谈一点大计划。他说：“这次在清除土匪时发现，多数喽啰都是村子里的懒汉。” “那准备怎么办？”妈妈问。 “政府已做出决定，清除土匪之后，就要大规模地教育懒汉。让他们正常劳动，开荒地，种点蔬菜瓜果，自食其力。” 这件事几个月后就初见成效。连李龙，也约了另外两个懒汉到河滩地里种茭白，然后卖给小贩，有了稳定收入。妈妈看到，随着懒汉数字的一点点缩小，整个乡村的气氛变了。照她写给爸爸信里的话来说：“依然穷困，却不再无望。” 在清除土匪、教育懒汉之外，妈妈看到了第三件事，更高兴了。原来，当地农家婆婆，传代性地存在着虐待儿媳妇的恶习，而且家家仿效，互相比狠。被虐待的儿媳妇，都憋着一股恶气，一憋二十年，只等着儿子快点长大成婚，她们可以在自己的儿媳妇身上报复。半年前，几个从城里来的女学生，在每个村子里发动成立了妇女会，一些最凶悍的“恶婆婆”被揭露，年轻媳妇在家里被打、被烫、被捆绑、被饿饭的事情也公布了。 那天妈妈向跛脚村长提了一个建议：把那些刚刚有了笑脸的年轻媳妇们组织起一个剧团，演戏。 村长立即同意，说：“好！只要不关在家里，在外面多聚聚，虐待的事也就不会有了。但是，谁会教她们演戏呢？你吗？” 妈妈说：“我不会教。但我知道有一个现成的人，村北的笃公。” “笃公？那个特别贫困的孤老头？”村长很惊讶。他是复员军人，对村里的隐秘还不摸底。 妈妈直到晚年还记得很清楚，她发现笃公的秘密，是在刚嫁过来不久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她在蒙眬的睡梦中被一种声音惊醒。是一个女人在唱戏，幽幽的，让人毛骨悚然。妈妈连忙划了火柴点灯，几次点不亮，像是被风吹了。后来发现不是风，是自己慌张的喘气。 第二天问祖母，祖母居然没有听见。正好李龙过来，祖母向他打听，李龙说：“那是隔壁楼上的一个女疯子在唱，唱给北村的笃公听。” 女疯子？笃公？祖母和妈妈都好奇极了，细加盘问。李龙说不明白的，再问别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 原来，笃公和那个女子是邻县一个流浪戏班的男女台柱，两人早已日久生情，形同夫妻。一天，笃公的父亲派人带来口信，说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命他快速回家完婚，对方是出生时就由双方父母订过婚约的族亲。笃公一听就回家了，去看望病重的父亲，再看看有没有可能解除那份婚约。但是，他的立即回家，让这位女子误解了。她解散了戏班子，自己削发为尼，进了余家村东边的尼姑庵。但那时尼姑庵中只有她一人，难以为生，又只好嫁给了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老木匠，不久就疯了。等到笃公在家乡为老父送了终，又解除了婚约，已是半年之后，回来已经找不到戏班子和这位女子。他苦苦打听了一年，才找到余家村，但那时，老木匠已死，那个疯女人把自己锁在楼上从不出门。笃公去敲过门，喊过话，都没有回应。只有在晚上，能听到她的哼唱。笃公也就在余家村找了一个屋子，住下了。 妈妈已经偷偷地去看过笃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身板还算硬朗。 跛脚村长是带着好几个年轻媳妇去动员笃公出山教戏的。笃公的屋里没有能坐的地方，大家都站着说话。笃公一口拒绝，说自己再也不会碰演戏的事。村长说，如果他愿意教戏，村里会有一些粮食津贴。笃公听了，看村长一眼，就走到苜蓿地里溜达去了。第二天他告诉村长，同意教戏。 村剧团一成立，我家里热闹了，像是筑了一个喜鹊窝。年轻媳妇们管妈妈叫“阿秀姐姐”，而“姐姐”这个称呼在我家乡的发音，活像喜鹊的叫声。这些喜鹊嫌笃公家太脏，就把他拉到我家来教戏。 笃公每次走进我们家的这幢楼，都会不由自主地瞟一眼隔壁的楼窗。教戏时，他领唱的声音很轻，结果，村剧团的演出全都变成了一种幽幽的闷声腔。 每天学完戏，总有几只喜鹊留在我家，缠着妈妈为她们写信。她们的丈夫，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打工。 写信出去就有回信，妈妈又要为她们读信。几个月下来，妈妈觉得自己不能老在人家夫妻间“传话”，应该教她们识字。她想在村里办一个识字班，就与祖母商量。 祖母说：“这当然好。但这样的班一开，别的村也会来，你忙不过来，还要找一个帮手。” 妈妈想起朱家村有一个从外面嫁过来的新媳妇叫王逸琴，好像有些文化，就抱着我去动员。王逸琴一听很犹豫，后来被妈妈说服了。 识字班开张的前几天，来打听的人很多。这使妈妈犯难了：原打算在我家门口的堂前开张，地方够不够大？又从哪里去找那么多椅子、凳子？ 她把那群喜鹊找来，要她们这几天暂停学戏，全力到各家去借椅子、凳子，大大小小都可以。 但是，借来借去总不够。一位老太太说，据她所知，我家隔壁楼上疯子的房间里还存有不少长凳。那是当年老木匠为了婚宴上的需要，自己打造的。 疯子肯借吗？几十年来这个疯子就靠着老木匠生前留下的积蓄在过最节俭的日子，只让一个哑巴女人每过几天去帮着做点事。前两年土改工作组去敲门，妇女会去敲门，在门外说了好半天，她都没有开门。 喜鹊们轻轻走上了那架陈旧的楼梯，每一步都像要倒塌。到了门口，也不敲门，只派一只喜鹊柔声细气地叫“婶婶”，然后把村里要办识字班的事仔仔细细说了一遍，最后才提出借凳子的要求。 讲完，大家都不吱声。一只喜鹊突然用手指点了点门，果然，有一种极轻微的声音从里边传出，但很快就消失了。这只喜鹊用手推了推门，居然开了。 喜鹊们蹑手蹑脚地进房，想对这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长辈敬个礼，却不见人影。一顶灰蓝色的帐子在大木床上垂落，主人应该就在帐子里边。 一眼就看到叠在那边墙壁前的不少长凳。喜鹊们想，既然开门就表示同意，可以搬这些长凳了。但是，刚想走过去，却发现脚下满地都是浅黄色的奇怪物体。蹲下去一看，全是用麦秆编成的各种小动物，密密层层地铺了一屋子，数量应该上千。 喜鹊们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小动物略略挪移，让出一条路，好搬凳子。 妈妈听了喜鹊们的描述，愣住了：“满地都是黄灿灿的麦秆小动物，还有一顶蓝色的大帐子？” 妈妈是懂艺术的。 三 夜晚 妈妈教识字班，总把我带在身边。在我四岁那年，东边的尼姑庵里办起了一所正式的小学，老师来挨家挨户动员，妈妈笑着问：“还在地上爬的要不要？” 老师说：“要。”说着就把名字登记了。 这就开始了我漫长的学历。 我去上学的前一天晚上，妈妈在灯前坐了很久。 桌上放着一只新缝的小书包，一顶新编的小草帽，这都是邻居送的。在书包和草帽边上，放着一方磨好了墨的砚台，砚台上搁着一支毛笔。一页已经开了头的信笺，摊在桌边。 妈妈本想把我上学的消息告诉爸爸，但一落笔，却觉得分量很重。 这个学校与上海的学校完全不同，不但校舍是破旧的尼姑庵，而且听说几个教师也只有小学水准。妈妈惊恐地想，当年结婚时决定在乡下安家，余、朱两家居然谁也没有考虑到这最冒险的一步。 妈妈握着毛笔在砚台上舔了几次墨，还不知如何下笔。最后，她像是横下了心，抓过那顶小草帽，在帽檐上写下四个大字：“秋雨上学”。 第二天早晨我戴着草帽去上学的时候，妈妈本想搀着我去，因为我毕竟只有四岁，而去学校的路并不近，要穿过村舍、农田和两条河。但是，祖母拉了拉妈妈的衣襟说：“不，让他自己走去。” 每天晚上，妈妈还是在给乡亲们读信、写信。后来村里成立了“生产合作社”，又要记劳动工分、算账了。 因此，我家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每条长凳上都挤坐着三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满了。灯火像一粒拉长了的黄豆，在桌上一抖一抖。全屋的人都围着灯前一个二十出头的短发女子，而这些人自己却都成了黑影。黑影显得十分高大，似乎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在这些夜晚，我总是趁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溜到旷野里去玩。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岗，去爬湖边的吴石岭，都是我带的头。 白天上学，也很好玩。教我们的何杏菊老师刚从外地的小学毕业，短头发，雪白的牙齿，一脸的笑，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阳光女孩。她教我们识字、造句，全在做游戏。她每天都讲好听的故事，我们听不够，她说你们再学一点字，就能自己看书了，书上的故事更多。很快我们真能看书了，我的第一本，是《安徒生童话》。但学校的图书馆一共只有几十本书，是天下最小的图书馆，怎么够同学们借呢？何老师定下规矩，写两页小楷，才能借一本书。我为了多抢几本书看，天天憋着劲儿写毛笔字。 几年后，我已“粗通文墨”。 有一天，妈妈与我商量，弟弟出生后，她家务太多，忙不过来，我能不能帮着她为村民写信、记工分。她知道这些事情会剥夺我玩乐的时间，因此想出了一个补偿方式。她说：“你所有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都由我来代你做。” 我的小学没有每天布置的家庭作业，只有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的提议可以让我免除一切作业了，这样的暑假和寒假会多开心！我当场就答应了。 “但是，每天晚上写信、记工分也够烦的。”我说。 妈妈捋了一下我的头，说：“你听到过老人讲的四句话吗？手巧裁衣，身巧爬梯，识水下河，识字拿笔。” 从此，夜夜与油灯、黑影、劣质烟气混在一起的，是一个七岁的小男孩了。 比较起来，写信、读信比较方便，难的是每天记工分。因为记工分的时候，必须写明劳动项目，有一些字我写不出来。 最早是“挖渠道”的那个“渠”字，后来是“建防疫站”的那个“疫”字，我都写不出来，问了妈妈。妈妈说：“这不怪你。这些字，都第一次到这里，被你碰上了。”第三次，要记下一种新到的农具，叫“双轮双铧犁”，那个“铧”字连我妈妈都不会写，后来看了产品说明书才知道。 那些年，过几个月总有新名堂出来。村里的农民老是拥来拥去看热闹，还觉得跟不上。他们祖祖辈辈过着差不多的日子，来个小货郎都是全村的大事，现在真正的大事一下子来了那么多，连那些茅屋、老桥都像喝了酒似的兴奋着。 每个新名堂要出来，大多先由李龙在桥头石墩上瞎嚷嚷。这次李龙又在嚷：“要放电影了！” “什么叫电影？”坐在他身边的农民问。 “我问过了。是人做戏，那些人比我们真人还大，只能趁着天黑出来，白天不出来。做完戏，就飞走了。”李龙说。 “这算是鬼，还是魂？”大家问。 “大概是魂。”李龙说。 大家说他又吹牛了。李龙远远看到跛脚村长在田埂里走，就拉着身边几个人一起飞奔过去求证。村长说：“真有电影，后天晚上在乡里放映，可以通知村民去看。我在乡里看到布告了，放的是黄梅戏《天仙配》。” 李龙带着一帮年轻的村民到乡里去看了这场电影。临出发时他突然转身把笃公也拉上了，边走边说：“我们都是外行，请你这个内行帮我们讲讲。” 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李龙和其他年轻的村民兴奋地说个没完。一声不吭的，是笃公。不管李龙怎么问，他都好像没有听见，只顾眼睛直直地看着夜路，往前走。 第二天，笃公找到跛脚村长，要求我们村放映一场。 村长说：“我哪里做得了主？这至少也要由乡长发话。” 笃公立即转身朝着乡政府走去。 老人这么性急，村长觉得奇怪。 笃公当面向乡长叙述的理由是，村里成立了一个剧团，应该让剧团的演员看看这部电影。 “你们真有这么一个剧团？我原来以为你们村长夸大其词呢。”乡长说。 “剧团的戏是我教的，要不要我唱几句给乡长听听？” 乡长立即阻止，说：“别了，我答应您，去与电影队交涉，一定到你们村里去放映一场。” 当时在农村放电影是一件麻烦事。首先要运过来一台小小的柴油发电机，嗒嗒嗒嗒地响着，试试停停，停停试试。然后就是悬挂银幕，电影放映队问村长挂在哪里，村长说要问笃公。笃公义不容辞，指挥他们在我家堂前门口的场地里悬挂，一边系结在槐树上，另一边系结在屋檐间。笃公东看西看还是不放心，与我妈妈商量，能不能让他上我家的二楼，从楼窗上看看银幕悬挂的情况。 妈妈当然同意，笃公在我家楼窗口，指挥着银幕的悬挂。 那夜的电影，对我们村，是一种巫术般的降服。这里的农民好像全都中了邪，满脑子全是那些黑夜白布上会动会唱的大头人影。七仙女、天仙配、董永、黄梅戏，这些都成了全村的口头语，从老太太到小孩子都随口说。 那天晚上放映电影的时候，月亮起了很大的干扰作用。当月亮钻进云层时，银幕的图像就清晰；当月亮出来的时候，银幕就模糊。农民都是第一次看电影，以为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属于正常，但祖母和妈妈都在上海看过电影，知道毛病所在，便经常抬头看月亮。 突然，祖母捅了妈妈一下。妈妈转头看祖母，再顺着祖母的目光看去，发现月光下，我家隔壁的楼窗已经打开，一个白色的人影隐隐约约。 妈妈立即领悟，笃公为什么要争取电影到村里放映，为什么到我家楼上查看银幕。 妈妈和祖母天天晚上都在竖耳谛听。她们估计，这些天隔壁的夜半歌声会改成黄梅戏《天仙配》。但一直没等到，不仅《天仙配》没有，连以前经常唱的越剧《碧玉簪》也没有了。 终于，半个月后，当几只乌鸦奇奇怪怪地叫过一阵之后，一种轻轻的唱曲声在黑暗中响起。这声音比以前温柔得多，唱的就是那天晚上看电影时钻到每个人耳朵里的那一段：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绿水青山带笑颜。 随手摘下花一朵， 我与娘子戴发间。 从此不再受那奴役苦， 夫妻双双把家还。 第二天吃早饭时，祖母笑着对我说：“你天天给人家写信，顺便也给安徽的叔叔写一封吧。问问他，黄梅戏在安徽是不是人人会唱？他下次回家乡来，能不能教教村剧团？” 我当天晚上就写了。这是我第一次给叔叔写信，不久就收到回信，叔叔说，那个演七仙女的演员叫严凤英，由于这部电影，在全国出名了。他说他自己没学会唱黄梅戏，能唱几句的还是越剧。 祖母听我读完叔叔来信，笑着说：“不会唱黄梅戏也应该多回来看看。我们住在乡下没什么不好，就是太冷清。” 一场电影使祖母又想念起了上海。她从不在村子里串门，对邻里间的事情毫无兴趣。不管在卧房还是在厨房，她总是长时间地看着北窗外那条新修的公路。 外公每隔几天会来一次，祖母一见就问：“有没有外面来的消息？” 外公说：“我也是想来问消息的，志敬来信没说起？” 两位见过大世面的上海人，实在是感到寂寞了。 四 姨妈和表哥 上海终于有消息了。 那天，外公向祖母和妈妈宣布：上海的姨妈要带着儿子到乡下来探亲！ 这个消息让外公、外婆、祖母、妈妈都紧张了，大家不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位遭遇了不幸的亲人。 姨妈的不幸，大家毫无思想准备。 姨妈嫁入豪门后，自从生下了宝贝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王益生，在王家的地位大有提高。她应酬很多，非常繁忙。只有偶尔坐着雪亮的法国汽车驶过安定盘路朱家的老房子时，才会突然梦醒似的想起已经到了乡下的父母和妹妹。这时，她会快速从手提包里拿出手帕擦一擦眼角的泪花，再打开小镜子补妆。 一九四九年新政权建立后王家的境遇不错，但姨妈也看到，窗外的上海却是麻烦成堆。打了八年抗日战争，加上三年国共内战，中国的元气大为损伤，这在上海看得最清楚。在内战中失败的国民党政权从上海撤往台湾时带走了当时全中国的绝大多数黄金，还派飞机到上海来轰炸，炸了自来水厂和发电厂。这还不算，更严重的是几乎整个西方世界都彻底封锁中国，这对上海这么一座原来的国际商贸大都市而言，等于是抽筋断脉。表现在外面的图像是，工人大量失业，物资严重匮乏，处处需要抢救。 掌权不久的共产党领导人很快就看出来了，物资匮乏的问题与一批大老板的“囤积居奇”有关，应该采取行动。 王家的家长，也就是姨夫的父亲，进入了首先要采取行动的名单。 他一点儿也不想为难新政权，只是出于商人的本能，决定锁住仓库里的油料和纺织品，等个更好的价钱。他很清楚，上海的多数同行都会这么做。 他没想到，这次与他博弈的，并不是他的上海同行。 他以“囤积居奇，破坏经济秩序”的罪名被起诉，结果判刑入狱，还被没收了绝大部分财产。 那天审判，不在法院，临时设在大众剧场。报纸已经连续预告了几天，因此前来旁听的市民人山人海。姨妈握着丈夫的手木然坐着，感到丈夫的手冰冷，还一直在颤抖。 法官上场，被告也被押出来了。但就在这时，姨妈突然发现丈夫的手不颤抖了。扭头一看，已经昏厥。她侧身一把抱住丈夫，并向法警请求，送去了医院。 一年后，姨妈失去了丈夫。 这就不难想象，姨妈即将到乡下来的消息，会在余、朱两家引起什么样的不安。 祖母天天在北窗口张望的那条新修公路，偶尔会开来一辆烧木柴的长途汽车。离我家最近的汽车站，是一个稻草和竹竿搭成的棚。 这天我妈妈陪着外公很早就在汽车站等了。直到太阳偏西，那辆长途汽车才到。 姨妈搀着她的儿子王益生下了车，已经累得走不动路。但是，对妈妈、外公来说，眼前这个女人，原来最熟悉的姐姐和女儿，仿佛来自如烟如雾的香色世界，已经有点陌生。 那天我也跟着妈妈去了，第一次见到了我的表哥王益生。他比我大一岁，穿一身白色的西式童装，脸面也很白，头发整齐，很像我想象中的外国人。我呢，乱乱的头发，土布的衣服，口袋里还鼓鼓囊囊地塞着不少刚从路边捡来的小鹅卵石。姨妈蹲下身来看了我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说：“细细看，眼睛、鼻子、嘴巴，还是个上海孩子。” 妈妈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孩子。” 姨妈住在外公家。外婆事先已经请同村一个本家妇女把房间打扫了，把被褥拆洗了，把能够想得到的一切都整理好了。外婆也是从上海回来才几年，因此很清楚，最大的困难一定是厕所和洗澡。这一点妈妈也想到了，赶到朱家村与外婆一起商量了好半天，终于安排停当。 姨妈很满意。当天实在太累，洗洗就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她把表哥益生托交给外婆，说自己要去余家，拜见我的祖母。 这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不上学。 看到姨妈和妈妈相抱而哭，看到姨妈和祖母关门长谈，我想，应该到外公家去陪表哥益生玩玩。 到了朱家村，我对外婆说：“外婆，我今天不找你，找他。”说着用手指了指益生哥。 益生哥奇怪地问：“找我？什么事？” 我说：“玩。” “玩什么？到哪里去玩？”他笑着问我。 我说：“带你到山上玩。” “到山上玩？”益生哥有点惊慌，转眼看着外婆。 外婆立即关照我说：“益生没爬过山，你走得慢一点。也不要太远，到吴石岭就可以了，不要到大庙岭。” 益生哥一路上东问西问，什么都好奇，我就像主人一样一一回答着。终于见到了大山，益生哥停住步子，仰头看了又看，眼中有点害怕，却不讲话。我带着他走过杨家岙的东麓，往南走，往西一拐，就进了山岙。这时，他更是慌张了，但慌张得满眼光彩。 我拉益生哥在一块岩石上坐下，休息一会儿。 益生哥坐下后抬头看到了上林湖，立即惊恐地左顾右盼，然后“嗬”了一声。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这地方，我梦里到过。” “那梦有点怕人。”他说，“也是这样一个山岙，那边也有一角湖，先听到哗哗的水声，有一匹石马从湖水里冒出来了，上面站着一个石头将军，很奇怪，不是骑着，而是站着。石马一出水面，不动，突然一抖，那个石头将军就掉到湖里去了。石头将军一掉下来，石马就变成了活马，朝我飞奔过来。那马到我眼前停住了，用一种奇怪的声音问我：‘这是你的家吗？’我没有回答，它转眼就不见了。” 益生哥讲得我毛骨悚然。一阵风吹过来，我们俩都用手抱住了肩。 “回家吧！”我领着益生哥赶紧下山。 姨妈与祖母谈完话出来，抬头看了看偏西的太阳，就对妈妈说：“时间还早，你陪我到秋雨的学校去看看吧。” 看学校？妈妈看着姨妈的脸，突然明白了姐姐这次到乡下来的意图。难道，她也可能带着儿子回乡来住？ 姨妈看到我小学的陋屋歪墙时大吃一惊。她回头盯着妈妈的眼睛问了两次：“怎么，这就是小学？” 妈妈不知该不该把姨妈领进校门。幸好，校门里正好走出一个跳跳蹦蹦的女孩子，大声地与妈妈打招呼。 妈妈告诉姨妈，这就是我的班主任小何老师。 姨妈细细地打量着小何老师，问：“这么年轻就做了老师，中学刚毕业吧？” 小何老师笑了：“我的小学文凭才刚刚拿到。” 姨妈紧张地看了妈妈一眼。 她已经没有多大兴趣看小学了，妈妈领着她回外公家。路上，姨妈对妈妈说：“看来，你只能在秋雨做家庭作业时多加辅导了。” “没有家庭作业。”妈妈说，“农民家节省，晚上舍不得点灯，老师也就不布置了。” “那秋雨晚上做什么？”姨妈问。 “他可忙呢，”妈妈笑着说，“帮全村农民写信、读信、记工分，还要挤出时间到野地里玩。” “你真想得开。”姨妈说。 姨妈在乡下只住了三天，就带着益生哥回了上海。 刚送走姨妈，妈妈就拿过我的书包，取出几个课本急急地翻了一遍，然后看着我发呆。 吃晚饭的时候妈妈也不避我，对祖母说：“我知道在乡下上学没法和上海比，却没想到姐姐看到小学房子和小何老师的时候，那么害怕。被她这么一弄，我也有点害怕了。” 祖母说：“我老头走之前，提起小孩读书的事。后来抗日战争这么多年，我看来看去，大奸大恶都是读书人。到底，还是做人要紧。” 妈妈说：“要不，夜里不叫他写信、记工分了？” 祖母说：“这么小年纪天天帮别人做事，是在修菩萨道。顶多，以后不考中学了，在村里做会计，也可以去教小学。” 我连忙抢着说：“我决定了，长大了放电影。” “放电影？”妈妈笑着问。 “对，一辈子放黄梅戏电影，天天可以看了。”我说。 五 上海的事 我读书早，九岁就小学毕业了。 我没有留在村里做会计，也没有去学放电影。爸爸决定，还是要考中学，而且是考上海的中学。顺便，履行他婚前的承诺，把全家搬回上海。 从农村搬一个家到上海定居，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爸爸忙得焦头烂额。但他觉得其中最烦难的，是我考中学的问题。 姨妈的态度最明确。她对爸爸说：“乡下那个小学我去看过了。秋雨到了上海应该先补习一年，明年与益生一起考中学。我会仔细打听，找一所容易考的学校试试看。” 益生哥虽然比我大，却是按照上海规定的年龄上学的，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届。 爸爸不太赞成让我先补习一年的做法，但又没有把握，因此急忙写信给安徽的叔叔，要他到上海来与我谈谈，做一个判断。如果今年有希望考，那就要他对我做一些临时的辅导。 叔叔很快就来了。他穿得非常整齐，一见面，双眉微蹙，嘴却笑着，说：“现在辅导已经来不及了，还不如陪你熟悉熟悉上海。” 他本来想带着我去看外滩，但不知怎么脚一拐，走进了他每次来上海时必去的福州路旧书店。 我第一次看到天下竟有那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 叔叔几乎本能地朝《红楼梦》研究的书架走去，但只瞭了一眼就说“我都有了”，便离开，到隔壁柜台，问公元八世纪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字帖。他弓下身来在我耳边轻轻说，在所有中国古代文人中，他对这位书法家的品格最敬重。 一位上了年岁的营业员打量了一下叔叔，说：“我们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罗版影印的，可能有点贵，是叶家的藏品。” 叶家？那么大的城市，那么多姓叶的，是哪一家？营业员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当作通用常识随口吐出，可见这座城市是有一些惊人家族的，能把千家万户都罩住了。 叔叔是在上海长大的，但此时此地也没有勇气去追问是哪个叶家。这就是上海。 叔叔出高价买下了那个帖子，颜真卿的《祭侄帖》。然后，他又带着我在一排排书架间转悠。他不断地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本书，放在我手上，给我介绍几句。我匆匆翻一下书，傻傻地问几句，又把书交还给他，他随手放回书架。开始时我问得有点害羞，后来胆子大了一点，问了不少。叔叔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总是又短又快。 这天回家后叔叔对爸爸说：“他用不着补习了，今年就报考，找一个好一点的中学。” 全家搬回上海后，祖母把陈妈、吴阿姨、海姐这些老姐妹都叫来了，说的全是老话，一会儿擦泪一会儿笑。 海姐告诉祖母，姨妈为了一门心思把益生哥培养成人，不考虑再嫁。但她已经没有稳定收入，只得瞒着亲戚朋友，通过失业者服务公司的介绍，悄悄地做起了一家菜场的营业员。而且她自己要求，专做拂晓时分的早市。那是菜场最辛苦的时段，但对她来说，却可以躲开以前熟悉的一切目光。那些目光看到的她，还是在南京理发店做头，在德大西菜馆用餐，在原先法租界复兴公园的梧桐树下牵着益生哥散步。 她一个人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每天重复着艰难的扮演，非常劳累。 只有一位姓杨的先生，全都看到了。他先是在复兴公园的林荫道上被姨妈的美丽所震动，后来几天他从种种迹象判断这个女人只有一个儿子却没有丈夫，就开始盯梢和打听。他会起一个大早，在人声鼎沸、灯光幽暗的菜场里排着队向一位包着头巾的女营业员买菜，但那个营业员的眼睛从来没有抬起来看过任何一位顾客。当天晚上，他会坐在一张斜对面的西餐桌上偷看一位高雅女子在烛光下与自己的儿子轻声讲话。终于有一天，在公园的一把长椅上，他跟她开始了愉快的交谈。 但是，交往几个月后他还是被彻底拒绝了，由于他对孩子冷淡。任他再怎么保证，都毫无用处。 祖母说着这事，叹了一口气说：“今后要是益生对他母亲冷淡，我会亲自教训他。” 叔叔显然还掉在杨先生的故事里，笑着说：“在上海，像杨先生这样的男人不可多得。这样拒绝，可惜了。” 六 饥荒 我到上海两年后，一九五九年，一场大饥荒突然降临。上海连摘野菜、网小鱼的地方都没有，大家干饿着。 祖母常常会叹口气，说：“早知道有饥荒，还不如在乡下。”但是，后来听乡下亲戚说，乡下也不好。前两年敲锣打鼓的“大跃进”耗去了农村太多的资源，又张扬了弄虚作假的风气，把饥荒成倍地扩大了了。 家里的稀饭越来越薄，最后，每人每顿只能分到五粒手指头一般大的“面疙瘩”了，吃完还没走到学校就已经饥肠辘辘。开始我一直以为是我家的特殊情况，不敢告诉同学自己饿极了。后来才发现，大家都一样，包括那些最典雅的老师。 典雅中的典雅是教生物课的曹老师。戴着金丝边眼镜，梳着很整齐的发型，每天全身笔挺。他除了校长来听课时勉强讲几句普通话以外，平常只讲老式上海话，又夹了很多英语名词。开课后不久就讲到了早期原生动物“草履虫”，他在黑板上画完长圆形的图像后，转身便说：“这东西和我同名。”原来，他叫曹侣仲，一个很中国、很古典的名字。 一天，正是早晨上学时分，在校门东侧不远处，一个过路的中年市民咳了两下嗓子后，吐了一口痰在地上。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校内，任何人都有权要求那个随地吐痰的同学用纸把痰擦了。但这是在校门外，又是一个中年市民，周围的同学们都用眼光包围着那个人，却不知所措。就在这时，大家听到了熟悉的上海口音：“请大家让一让。”只见曹老师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方叠得很整齐的白色手帕，弯下腰去，把地上的痰迹擦去了。这动作震惊了所有的同学，包括那个中年市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而曹老师则完全不在意众人的目光，把那方白色手帕丢进校门口的废物箱里，静静地进了校门。 我们原先背地里都叫他“草履虫”，从这件事情之后，全都改口叫曹老师了。我相信，只要是我的同学，不管是哪个班的，直到今天垂垂老矣，也没有一个人会有随地吐痰的习惯。曹老师那方白色手帕，实在是擦干净了一大批人的人生。 但是，饥荒来的时候，曹老师却遇到了一次重大打击。那天，就在曹老师曾经用白手帕擦痰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卖烘红薯的小摊子。一个半身高的泥炉子，当场烘烤着红薯，那香气，简直能敌过千军万马。以前也有这种小摊，为什么没有这么香呢？这个小摊的烘红薯卖得奇贵，每天早晨小摊的周围都拥挤着密密层层的人群，却很少有人掏钱购买，大家都在闻香气。其中，多数是我们学校的同学。 摊主一开口，就让同学们大吃一惊。他说：“你们学过物理了吗？香气也是物质，你们再闻我要收钱了！” 他居然用那么斯文的语言嘲讽饥饿的学生，这话被正好过路的曹老师听到了。曹老师立即上前捡起一枚烘红薯让他称秤。 摊主像珠宝商一样小心翼翼地称过，便报出了一个价钱。曹老师二话不说就把一张大面值的钞票付给他，他开始低头找钱。这时，曹老师发现那枚烘红薯上有一块瘢，便顺手换了另外一个。 摊主正将一大把找零的钱数给曹老师，却听得有一个旁观者揭发，红薯已经换了一个。摊主立即来了精神，抢回曹老师手中的红薯再称，分量果然比刚才称的重了一点点，就扬起嗓子大喊“小偷”，拉着曹老师的手要去派出所。 这么小的事情一下子闹得这么大，也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全民性的饥饿。只是有同学说，那个向摊主揭发的人，正是不久前随地吐痰的人。 派出所的警察一听便说：“这算不了偷窃，不是派出所管的事，有争执找居民委员会调解吧。” 居民委员会的老大爷、老大娘听完两方叙述，让曹老师按照后一个红薯的分量把钱补足了，就算解决了问题。他们看了一眼跟来跟去的一大群民众，又觉得居民委员会有责任站出来为曹老师讲几句话。 第二天一早，学校大门口就贴出了一份居民委员会署名的布告，上面写着： 昨天在中学门口发生的红薯事件，不属于偷窃性质。曹侣仲老师只是因为饥饿而偶犯小过，已在本会帮助下补钱改正，特此说明。 校长一看，立即命令撕掉，但已经来不及了，全校师生几乎都已经看到。 不管多少人安慰曹老师，他还是决定不再上课，只愿在总务处做一个办事员。 这件事之后，所有的人不再掩饰饥饿。 饥饿会导致水肿，水肿的特点是用手指按在另一只手的胳膊上，陷下去的指凹一时弹不回来。与我同桌的万同学每天一早总是来按我的胳膊，然后说：“还肿，还肿。”我伸手去按他，他一笑，说：“也肿，也肿。” 就在最饥饿的日子里，我收到叔叔从安徽寄来的一封信。 信是寄到学校的，这很奇怪。我拆开才知，他是不希望祖母、爸爸、妈妈看到。 叔叔的信很厚，其实是写给北京国务院的，要我抄写三份，每隔一星期分三次寄出。他焦急地向北京报告，安徽农村的灾荒非常严重，很大程度上被隐瞒了。北京领导来视察时，当地官员临时把各处还没有成熟的庄稼“移植”到路边，掩盖了真相。这就大大加剧了灾情，已经有不少人饿死。更严重的是，当地官员又扣下了一切写给北京中央领导机关的信。扣下后发现是报告灾情的，还会查验笔迹，找出写信人，进行处罚。 因此，叔叔采用了经由上海“曲线投寄”，并由我重新抄写的方式。 我觉得这件事分量很重，回家后立即像做家庭作业一般，埋头抄写。抄着抄着，我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叔叔指名道姓地控告了一个掩盖灾情的当地官员，居然就是江斯达！ 江斯达，这位最早在上海吸引叔叔参加革命，并把叔叔带到安徽的好友，已成了安徽一个地区的主要行政官员。他掩盖灾情的行为一定是得到了省里领导的指令，但在叔叔看来，这也不可容忍。 我抄写了三天。这三天，我像是进入了洞窟修炼。我知道了正义，知道了勇敢，知道了友情必须服从真理，而真理则不必服从什么。我看出来了，叔叔原信的笔迹间有点点泪痕渗化墨水，于是我也时时抬起左手擦一擦眼睛。 我站起身来走到外间，祖母看我神色有异，问：“这两天功课很难？” 我说：“对，又深又难。” 我照叔叔的嘱咐，把那些信每隔几天一一寄向北京。 三个月后，叔叔来信告诉我，上次的事产生了效果。北京派人到他们那里调查，开大会时表扬当地“敢说真话”的人。表扬时还特地加了一句：有人甚至连续几次“借道上海”投寄举报信。 接下来是长达半年的调查。叔叔在一次发言中被调查组人员猜出是写信人，叔叔没有否认。 调查的结果是，安徽的省委书记被撤换。叔叔揭发的老朋友江斯达，受了一个记过处分。他还特地把叔叔请到办公室，对他的揭发深表感谢。 叔叔觉得这位老朋友毕竟有胸怀，因为他知道，安徽有一些地方曾经给揭露灾情真相的人戴上“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帽子进行批判，有的甚至被划为“后补右派分子”，都没有平反。 但他不知道，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将会成为他侄子的岳父。 同一场饥荒，同一个省份，可惜我未来的岳父马子林先生没有一个外省的侄子可以代为抄写举报信寄到北京。他只是当着官员的面直接发言，揭露他们掩盖灾情，被戴上了“后补右派分子”的帽子。 既然我叔叔的举报获得了表扬，我岳父的发言怎么还会成为罪状呢？ 原来，岳父是一个黄梅戏剧团的编剧，出了“发言事件”之后，地方官员伙同几个文人一起检查岳父以前写的每一个剧本，把剧本中一些古人说的话分析成“有敌视现行制度的嫌疑”，而且，一再把剧本中反面人物的台词说成是岳父的“心声”。结果，他的罪状似乎已经与那次发言无关，而是在于“反动剧本”。 在这里，自然灾害已经变成了人文灾害。我妻子，就在这双重灾害的夹缝中出生。 灾难，是我们这代人的共同宿命。 饥荒终于过去了。几顿饱餐竟然让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年轻的生命永远是不可理解的奇迹。明明面黄肌瘦地饿了好几年，一旦得到浇灌，立即变得神采奕奕。女同学本来已经长大，现在营养刚刚跟上，便亭亭玉立地成了天然美女，走到哪个朝代哪个国家都毫不逊色。男同学们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浑身爆发出一种青春豪情，学着男子汉的沉稳步伐天天讨论着天文地理，深信自己的学识一定不会低于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同龄人。 毕业时我们拿过学校发下来的报考大学目录，一页页翻完，再看背面还有没有，只嫌“够得上自己水平的大学”太少。当时的中国和世界，都互相关闭着。 我和两位最要好的同学相约，三人以抽签分工，分别考全国最难考的理科、医科和文科高校，目的是二十年后再聚，就能知道世界的全部了。 我不幸抽到文科，那年全国最难考的文科高校是上海戏剧学院。抽到理科的那位同学考的是清华大学，抽到医科的那位同学考的是第二军医大学，也都是当时最难考的。 在上海戏剧学院的课堂上，紧坐在我边上的同学叫李小林，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儿。但当时巴金的日子已经不太好过，班主任盛钟健老师轻声地告诉我，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揭露，中国作家处于提心吊胆之中，不可能创作出像样的作品，主要是因为有一群“到处乱打棍子、乱扣帽子”的所谓“批判专家”。他指的是张春桥和姚文元，但当时这两个人正受到上海最高领导柯庆施的信任。巴金的发言连美联社也报道了，他的命运可想而知。 这也算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一课。我终于知道天下有一种人，专以批判他人为生，把自己打扮得好像在与强大的黑暗势力斗争，其实真正拥有权力背景的恰恰是他们。因此，他们是恃强凌弱的“伪斗士”。 我再一次问盛钟健老师：“巴金的发言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 盛老师说：“对。” 这正是饥荒最严重的日子。我的叔叔就在那时揭露了饥荒的真相。 巴金先生，在同样的年月揭露了“文化饥荒”。 我当时就想，这就是勇敢和崇高。 这年我刚满十七岁，不知道天下的很多勇敢和崇高都面临着风暴。 第三章

一　大民主

人生中，会有这一天。 就像一队人长途赶路。在这天之前，你是一个被牵着走的人，跟在后面的人；在这天之后，你变成了一个搀扶别人的人，走在头里的人。 这是一个“成人礼”，却没有预告。 我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爸爸让我牵住了全家人的手。但抬头一看，前面的路没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傍晚，夕阳凄艳，十分炎热，我从学校回家。 爸爸小心地看着我，目光有点躲闪，嘴角有点笑意。好像做错了事，又好像要说他没有做，却不知如何解释。这神情，使我和他的关系突然产生了逆转。 爸爸扫了我一眼。对祖母说：“阿坚揭发了我。” “阿坚？”祖母问，“他揭发你什么？” 爸爸支支吾吾地说，吴阿坚揭发的是历史问题。说是共产党刚刚解放上海的几天之后，有一个人在路边拿出小本子写了一句反共的话给大家看，爸爸看了，却没有把那个人扭送到公安局。 爸爸说，阿坚已经把这个揭发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 祖母立即问：“照阿坚的说法，他自己也看到了，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苦笑一下，说：“这是每次政治运动的规则：他一揭发我，自己就安全了。” “这个黑良心，还是眼红我家。”祖母说，“你先定下心，看他怎么闹。” “没法定心了。”爸爸说，“一人揭发，大家跟上。所有的老朋友都争着划清界限，大字报已经贴了一大堆。” “老朋友？揭发什么？”祖母问。 爸爸突然语塞，低下了头。 祖母看了我一眼，轻声问爸爸：“是不是真有什么把柄？” “没，没有！”爸爸连忙辩解。他以最快的速度扫了一眼妈妈，说：“也有大字报说我岳父是地主，是赌徒，还把大姐的公公判刑的事连在一起了。” 妈妈皱起了眉头。祖母的眼光立即从妈妈脸上移开，紧接着爸爸的话头问：“他们有没有揭发你父亲抽鸦片？”她要把话题从朱家挪回余家。 “那还没有，恐怕快了，阿坚一定会揭发。”爸爸说。 “他揭发？那鸦片是在哪里抽的？鸦片馆是谁开的？你也该反过来揭发他！” 祖母说到这里突然噎住了，摇摇头，叹口气，说：“别，我家不做这样的事，到死也不贴别人大字报。” 这时妈妈抬起头来，问爸爸：“这么乱贴大字报，大家都咬来咬去，胡言乱语，你们单位的领导也不管一管？” “领导说了，这是大民主。群众大鸣大放，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打倒别人。中央提倡的，谁也阻挡不了。”爸爸说。 “大民主？”妈妈疑惑地看着我，希望这个已经成为大学生的儿子能给她解释几句。 我看着妈妈，摇摇头。这时我发现，爸爸和祖母也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 ——在我家出现的，是一场当时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被简称为“文革”的政治运动。 爸爸最想知道的问题，不是吴阿坚为什么要揭发他，而是执政者为什么要搞“文革”。 当时所有的报纸天天都在回答这个问题，说发动“文革”是为了“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曾是苏联元首，他清算了他的前任斯大林。这使中国元首产生了担忧，怕在自己去世后也出现这样的清算者。对于这种说法，爸爸就听不懂。他想，既然睡在身边，伸出手去就能一把抓住，多么简单的事，为何要把这么大的中国都搞乱？ 两个自称从北京来的高干子弟，站在街边的一条长凳上在发表演讲。他们先介绍了自己的父亲是谁，一个是副总理，一个是大将。接着他们甩了几下拿在手里的皮带，就像甩鞭一样。他们说，躲在中央的赫鲁晓夫，由全国各地的很多小赫鲁晓夫保护着。他们又说，共产党的干部绝大多数都烂了，对劳动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因此必须全国造反夺权，实行大民主。接着，他们又举起拳头喊了很多口号。 这些口号乍一听全是“反政府言论”，但政府的报纸也都渐渐这么说了。我联想到叔叔写信投诉的那些隐瞒灾情的干部，觉得真该用民主的办法好好整治一下。但是，眼前的事实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爸爸不仅不是赫鲁晓夫，他连一个科长都不认识啊。 原来，政治口号只是一种引爆，仅仅几天，就成了一种全民性的互斗互咬。 全民性的互斗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灾难。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并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处的邪恶获得了全面的鼓励、释放、凝聚、扩散，并固定为生态习惯。这是人文灾难的狂欢仪式，几十年都清除不了。 与爸爸谈话的第二天一早，我又回到学校。学校已经停课，很多同学开始造反，扎着塑料皮带到处贴大字报，满脸悲壮地宣称“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好像明天就要抛头颅、洒热血。但是这种“造反”恰恰是中央发动的，而攻击的对象却是走投无路的弱者。 我今天走进教室，心里忐忑不安。不是怕别的，是怕一句粗话。“文革”爆发以来，造反派对父母亲被打倒的同学，都叫“狗崽子”。从此，由人类学进入动物学。我低着头，不敢看别的同学，只敢慌张地看我的邻座李小林一眼。 李小林也看了我一眼。我立即直觉到，她也恐惧着，而且恐惧的内容和我差不多。 正在这时，高声喇叭突然震响，几乎把所有的人吓了一跳。喇叭里的广播夹带着不少“革命谩骂”，然后又全变成了“革命样板戏”。 我正呆呆地坐着发愣，忽然高音喇叭停了。我这才隐隐听到，教室楼下好像有人在扯着嗓子高喊我的名字，声音有点耳熟。 到窗口一看，是高中的两个老同学，一个姓许，一个姓万。好几年不见了，我赶紧下楼，拉他们到操场边的草地上坐下说话。 他们很焦急，说是昨天回了一次母校，发觉我们中学里的老师至少有一半都有了“历史问题”，贴满了大字报。 教英语的孙老师在抗日战争中担任过美军翻译。大字报说，他很有可能顺便做了美国特务； 教历史的周老师的祖父考上过清朝进士。大字报推测，极有可能见过慈禧太后，既然见了就一定有政治勾结； 教地理的薛老师在课堂上说法国地图像男人的头，意大利地图像女人的靴，却独独把中国比作动物，说是像一只大公鸡，显然是汉奸； 教生物的曹老师的“历史问题”在时间上最近，那就是在饥荒年代偷窃过烘红薯； …… 我一听，说：“这一定是教师们互相揭发的。你们想，曹老师的烘红薯事件，后来的小同学们怎么知道？还有，什么美军翻译、清朝进士……” 许同学说：“现在最麻烦的是孙老师，美国特务，不能回家了，关在生物实验室的一个笼子里。” “笼子里？”我惊叫一声。 我们三人，花了一小时想出了一个营救方案，并立即实施。他们两位到街上买了两个造反队的袖章戴上，回到中学，冒充毕业生要“揪斗”孙老师。中学生造反队毕竟是孩子，看到两个戴着造反队袖章的老校友站在前面，已经矮了半截，提出可以用一百张写大字报用的白纸换出孙老师。 我的那两个老同学一听有门，就假装认真地与他们讨价还价，结果只用了三十张白纸，孙老师就转移出来了。 二 同一个省 因“样板戏”而入罪的事，上海不止一件，报纸都报道了。大家一看才明白，这场带着“文化”之名的政治运动，现在果真狰狞到了文化。 当时上海的报纸是直接覆盖邻近省份的。安徽，我叔叔所在的安徽，听到风就是雨，比上海更狰狞。 有人揭发，那位主演了电影《天仙配》的黄梅戏演员严凤英，也曾经“攻击样板戏”。严凤英在观看样板戏《沙家浜》时说，这个戏后半部分“太长，有点闷”。就是这短短的评论，引来了同一个剧团演员们的轮番批斗。 她没做任何答辩，吃惊地看着这些天天一起演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小兄弟、小姐妹，不知他们怎么突然变成了这副模样。 几次批斗会后，她看了看院子里密密层层的大字报，回家抽了一堆香烟，然后拿起水杯，吞食了一大把安眠药，自杀了。 造反派断言严凤英的自杀是一种挑战，并由此做出决定，文化艺术界的斗争要进一步深入。 于是，同一个省的另一个黄梅戏剧团的一个“后补右派分子”，我未来的岳父马子林先生，又一次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 他面临的必将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当街批斗。他只担忧，自己的三个孩子看到父亲被捆绑在大街的高台上受尽污辱，会不会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他与妻子商量很久，决定把孩子赶紧送到一个陌生的农村去，他们认识一个上街来的农民。 面对着别人强加给自己的巨大污辱，这对年轻夫妻只担忧如何使自己的子女不要对人世种下太多的仇恨。我对岳父、岳母的当日高贵，肃然起敬。 孩子们被一辆牛车拉到了一个不近的村庄。最小的一个是女孩，才五岁，好奇地看着一路野花。那些日子，过得又苦、又野、又快乐，只是她一直奇怪：爸爸、妈妈怎么把我们忘了？ 这就是我未来的妻子马兰。 马兰渐渐长大，十二岁初中毕业，考上了省艺术学校。全部复杂的手续都由她这个小女孩自己办完，但遇到了最后一道门槛跨不过去了：作为右派分子的女儿，政治审查通不过。 对此，岳父本人没有发言权，站出来的是岳母。这天她正与剧团一起在一个山区演出，听到女儿上学居然政治审查通不过，就悲愤交加，破罐子破摔，不演了。 当时正好有一个上级机关的官员在乡里做调查，急急地找来了，对我未来的岳母说：“你看，远近几十里的乡亲们都举着火把来看戏了，主角演员罢演，这可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啊！” 岳母说：“那你们就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好了！我女儿考上了学校却不准上学，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官员又抬头看了看暮色中的群众，火把越来越多，远远看去望不到头，像一条神秘而光亮的长龙。他觉得今夜如果不开演，真有可能酿成重大事端，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样吧，你女儿上学的事，不难办，我明天一定给主任说。” “我很难相信你们。”岳母说。 “那我现在就向你保证，一定让你女儿上学！”官员说。 “你说了不算数。”岳母还是很硬。 “那我现在就出发去找主任，你上台！”官员急了。 “那好，你出发，我上台！”岳母说着也看了看山路。 官员逆着火把的队伍出发了，她也开始化装。 几天后，十二岁的小马兰拖着一个大木箱，里边塞着棉被和棉袄，挤上长途汽车向省城出发。岳父、岳母看女儿太小，想送一送，但所在的单位都不批准。 这次长途汽车，坐了整整八个小时。 十余年后，马兰主演的长篇电视传记片《严凤英》播放时，全中国万人空巷。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彻底地揭示“文革”灾难的影视作品，严凤英自杀前头发飘乱、双眼逼视，穿过屏幕质问着二十年后的山河同胞。这样一部作品很难想象能够被批准播放，但在八十年代却奇迹般地被通过了。 全国观众和专家一次次投票，都毫无分歧地把全国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奖，授予马兰。 说回去，严凤英去世时，五岁的小女孩马兰并不知道城里的父母在受难。同样，当时的我，也不知道安徽的叔叔在受难。 严凤英、我的岳父、我的叔叔，几乎都是同龄，又在同一个省。 妈妈亲自到学院里来嘱咐我写给叔叔的那封求助信，已飘飘荡荡地向叔叔飞去。家里遭遇大难，现在已经断炊，这会让叔叔多么心焦啊，但那时的叔叔，自己已走投无路。 叔叔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也因受到严凤英自杀事件的波及，正在寻找文化艺术方面的“阶级敌人”。可惜那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人物，因此就把经常喜欢向年轻人讲述《红楼梦》的叔叔，当作了“疑似敌人”。 这个地区的领导人就是叔叔的老朋友江斯达。当时江斯达还没有被打倒，为了不让造反派的矛头指向自己，也出席了第一次批斗叔叔的会议。后来有人说，江斯达此举，可能还出于对叔叔几年前举报他隐瞒灾情的不满。 这次批斗会的主题是“狠批封建主义大毒草《红楼梦》”。当时，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江斯达，都不知道毛泽东喜欢《红楼梦》。当然，我叔叔也不知道。 按照惯例，批判一定引来揭发，一个与叔叔同样着迷《红楼梦》的朋友在会上高声揭发，叔叔曾在一次读书会上说到，《红楼梦》的主角贾宝玉与书中写到的一位演员蒋玉菡，可能是同性恋。当时的中国人基本不了解同性恋，断定叔叔在散布下流色情。 叔叔被拉上了一辆垃圾车，挂着牌子游街示众。牌子上写着六个字：“《红楼梦》，同性恋。”在当时，民众看游街示众是一件乐事，每一次都人山人海，一个个踮着脚，伸着脖子，指指点点，像过节一般。这么爱干净的叔叔坐在垃圾车上被那么多人观赏，他觉得是奇耻大辱，便把头低下，却不小心发现街角有一个年轻女子在观看。 这位年轻女子，就是叔叔给妈妈提到过的那位演员。此刻她态度冷漠，没怎么看叔叔的脸，却目不转睛地看着叔叔胸前牌子上的六个字。 叔叔的目光快速从这个女子身上移开，心想幸好这个女子最近没有来给自己洗衣洗鞋。叔叔抬头注视街边密密层层的民众，突然不觉得有什么奇耻大辱了。他从上海西郊一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出发来到这里，家里的亲人都不知道这里什么样，却都知道这是他的地方。他为这里的民众做了多少事，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清楚，那就是江斯达。但前几年，他又为了这里的民众，把这个人得罪了。他冒险上书北京，只想把这里的民众拉出灾难，但眼下，他们全都兴高采烈，成了自己的灾难。他闭上了眼，任垃圾车摇摇晃晃，满脑子都是那个丹麦人住宅的地下酒窖。 叔叔那天晚上就割脉自杀。那个揭发他的朋友正从窗前走过，发现情况不对，与别人一起破门而入，把叔叔送到医院。抢救回来才三天，叔叔第二次割脉，又被抢救，因此有了第三次割脉。 叔叔是一个血性男子，悲怀壮烈。他三次割脉，完成了三次最决绝的政治抗议和文化抗议。他让我想到我们的余家先祖，在一片血泊中举起了最后那面旗。 当时我写给他的求援信，他没有收到。几天后，他们单位通知了我家。妈妈和祖母决定瞒过我们下一代，两个人坐火车去料理后事。 祖母怔怔地看着自己最小儿子的遗体，又横了一眼四周密密麻麻看热闹的人群，拉了拉妈妈的手，要她别再哭下去。 没有人理她们，在一片冷脸中操持完火葬事务，妈妈捧着叔叔的骨灰盒，与祖母一起走在寒风凛冽的江淮平原上。祖母脸色木然地看着路边的蓑草荒村，心想，这就是他的土地。老娘我夜夜做梦都在猜测这片土地的模样，猜测他不愿离开的理由。现在，终于离开了，还是跟着娘。 祖母对妈妈说：“让我捧一会儿吧。” 妈妈犹豫了一下，恭恭敬敬地把骨灰盒递到祖母手上。祖母抱过后停住了脚步，对妈妈说：“你看我这个女人，一辈子都在送走一个个儿女，现在连最小的一个也捧在手上了……” “姆妈！”妈妈轻轻叫一声，双手扶住了她。 祖母还是无泪。她说：“现在只剩下志敬一个了，千万要让他活下来。” 她们一脚高、一脚低地走到了火车站。 火车开动后，她们从车窗里看到，有一个男人慌忙从月台上跑过来，看着这趟列车，双手拍了一下腿。 祖母说：“这个人很像江斯达，他怎么会这样老了？” “江斯达？”妈妈问，“他跑来干什么？” 后来马兰听我讲叔叔在安徽自杀的事，每次都心事重重。她觉得，应该为叔叔做点事。 “他太孤独了。”马兰说，“这片土地不应该这么对待他。” 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隆重首演，产生爆炸般的轰动效应。这出戏获得了全国所有的戏剧最高奖项，在海内外任何一座城市演出时都卷起了旋风。 全剧最后一幕，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每场演出都是这样。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这儿在演《红楼梦》！ 三 那个冬天 叔叔的死亡，使余家的生计失去了最后一个希望。 祖母与妈妈一起，想到爸爸单位去，要求他们看在全家要活下去的分上，多发一点生活费。但她们一去，正遇上批斗爸爸的群众大会。 她们从门缝里看到，爸爸站在台上被一个正在发言的批判者推了一个踉跄，台下所有的人都畅怀大笑。坐在第一排的是爸爸的老朋友们，祖母和妈妈都认识。平常来我家，他们都轻松得像自己家里人一样。但这下让祖母和妈妈吃惊了，因为他们笑得最开心。 “都是奸臣！”祖母在回家的路上气鼓鼓地对妈妈说。这是她一生用过的最坏词汇，是从老戏里看来的。她说：“这几个老朋友，明知我们全家有那么多人，已经活不下去……” 我听妈妈说了这个过程，觉得申请增加生活费的事，应该由我来做。 我打听了一下，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归属于“工总司”，全称“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这个“工总司”可厉害了，几乎已经掌管全上海的各行各业。它的司令叫王洪文，后来高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当时“工总司”的成员号称有上百万人，但我家里人一个也不认识。 百般无奈，我只得去找那两位来往较多的中学老同学。他们说，曹老师的那个“红薯造反队”地位太低，领导他们的最高司令部设在上海师范学院。如果疏通了关系，可能与“工总司”说得上话，帮一把我家，每月增加几元生活费。 我想到中学里还有一位不同班的张姓同学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可以找到他问问看，认识不认识司令部的任何一位首领。当时这些首领，其实也是学生。 四 裸体 我们到农场那天，正下大雪。我小时候在农村都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雪，看不见房，看不见树，看不见路，只是一天一地的白色旋涡。原以为看不见的东西是被大雪盖住了，等到在旋涡里挣扎了很久才发现，其实地上真的没有房，没有树，也没有路。 终于走到了大地的尽头，前面是一个冰封的湖。湖边有一些芦苇，我们要在芦苇荡边搭建自己的宿舍。没有砖瓦，只用泥土一方方夯紧，垒墙，盖上稻草，算是房了。然后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的时候就在上面搁一块木板，这便是床。 两个军人指挥着这一切，这里是军垦农场。 搭建了宿舍，军人宣布，我们的任务是砸冰跳到水里去，挖起湖底的泥，一点点垒堰，日积月累，在湖中开出一个新的农场来。而且，说干就干，立即跳下去。冻僵的脚在水底被芦苇根割得鲜血直冒，还没有感觉。 从水里上岸，还是一片滑溜溜的污泥塘。大家不断摔跤，爬起来又摔。就在这时，我脚下的奇迹出现了：只有我，稳稳地走着，不摔跤，还可以去搀扶这个，拉拽那个。一开始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但立即就明白了，这是童年的历练，幼功未废。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家里没有鞋，只是太享受赤脚在泥塘里滑溜的痛快。没想到那么多年过去，家乡和童年，还被我带在脚下。我由于这点本事，立即在“难友”间建立了威信。 农场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点钱，可以购买一些日用品。我一拿到，就立即全数寄回上海，祖母应该已经买了火车票回到家乡。 我猜得出她要做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拉一个邻居小孩陪着，到吴石岭去上坟。那儿，有她的老伴，我的祖父，还有她的一堆孩子，包括不久前去世的叔叔。 “集合，集合！”这是管我们的排长在喊。他姓陈，一个朴实的军人，与我们已经很熟。他说，来了一个副营级的年轻军官，要对我们这些大学生训话。 我们在坑坑洼洼的泥地上排好队，那个瘦精精的年轻军官踱着步子站到一个泥堆上。他板着脸，压低了嗓门说：“大学生，没什么了不起。请诚实回答，你们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问一遍：你们蠢不蠢？” “蠢——”大家懒洋洋地拖着音，不知道他在玩什么幽默花招。 他来劲了，再问一句：“你们傻不傻？” “傻！”大家突然明白该怎么回答了，喊得回肠荡气，像是在高声欢呼。 “那好，”他得意地宣布结论了：“你们现在要全体脱裤子——”他故意在这儿停顿，双目炯炯地扫视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学面面相觑。幸好他终于说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资产阶级的尾巴！正是这条尾巴，让你们又蠢又傻！” 他说完就转身走了，步态矜持而快速。大家立即笑成一团，包括陈排长。 大家打听，这个军官姓什么。陈排长说，好像姓齐，因为是副营级，大家都叫他“齐营副”，名字搞不清。 这事当天就被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即刻勃然大怒，当着我们的面说：“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现在一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士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叫他示范！” 我们想象着那个瘦精精的“齐营副”一丝不挂地站在土堆上的样子，很痛快。 大家笑眯眯地看着罗股长，觉得他真做得出来。罗股长扭头对陈排长说：“别受他干扰。今天倒有正事，上级来通知，收缴大学生行李中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明天就办。”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下乡，知道是一辈子的事，都带了一些书，防止自己真的成了农民。这些书，有哪一本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呢？第二天，两只装满书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都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两本。我看到陈排长嗜烟如命，就向一位抽烟的同学借了一包烟，塞给他，顺便也就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和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这两本书，正是那天我到废品回收站去卖书前，按照祖母的指令留下来的。 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地翻看了一会儿，便问：“里边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彪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农活，没有一个季节有空闲。我的肩，一直血肉模糊，因为天天有重担在磨，愈合不了。 但是农活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一旦下手就牵肠挂肚。天天去看秧芽活了没有，禾苗站住没有，水沟渗漏没有。过一阵，又去看稻子抽穗没有，穗子饱了没有……为了这个，还要朝朝观云，夜夜听风，像是着了魔，差一点把外面的政治运动忘了。有时，把家里的伤心事也忘了。 终于到了潮汛季节，农场的堤坝受到了严重威胁。那天傍晚传来警报，东北段的堤坝已经出现险情。我一听大事不好，立即招呼二十几个伙伴飞速跑去，到了那儿正遇到决口。这一决口，整个农场都会淹水，我们所有的劳动全泡了汤。 我二话不说就纵身跳进水里，二十几个伙伴一起跟着跳了下来，我们紧紧地挽着肩膀，用身体堵坝，不让决口扩大，一直等到部队和农民赶来。我们被拉上岸来的时候已经冻僵，被送到宿舍后，一个叫沈立民的盲人伙伴，用双手把我们的身子一一按摩回暖。 我在身子暖过来之后躺在床上，突然对于自己纵身堵坝的行为产生了后怕。倒不是怕死，灾难年月大家对生命看得不重。我怕的是，一旦自己出事，爸爸、妈妈、祖母和弟弟怎么办？ 由于这件事，农场认为我们是“英雄”，正逐级上报，准备颁奖。与报纸上经常宣传的英雄相比，我们的动机、动作和效果都与他们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我们还活着。 就在这个时候，从刚刚修复的堤坝上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我以为是报社记者来采访“英雄事迹”了，但很快发现不太像。 还没有来得及打听，它又开走了，却抓走了一个学生。两天后，又来了一辆吉普车，又抓走一个学生。 两个被抓走的学生，原来都是学生造反派的首领。这些天，还有不少上海工人乘长途汽车到县城，然后一批批朝农场赶来，他们也是来审查学生造反派的。 学生造反派，本来在学校里是我们的对头，但到农场后天天一起劳动，早已没有对立，成了朋友。想想也是，他们当时“造反”，只是响应上级号召罢了。我们不接受他们，也只是不理解上级号召罢了。现在上海的工人掌权者要大规模地整治他们，我们的立场立即站到了他们一边。更何况，与我一起跳到洪水里去以身堵坝的二十几名伙伴中，有十个是原来的造反派。我们早已“生死与共”。 突然传来消息，三连正在审查着的一个学生造反派首领，跳水自杀了。 死者是女生，审查她的是上海财经学院的一个工宣队员，农场方面就让那个“齐营副”配合。他们两人一星期来天天轮流找她谈话，结果给谈死了。各连学生一听说，义愤填膺又同病相怜，立即就赶到了三连。 出了人命，罗股长显然急了。他用手指着“齐营副”和那个上海来的工人，厉声问：“你们说，到底查出了她什么问题？” 那个工人支支吾吾地说：“只说她在造反派中被人家叫外交部长，有向政府夺权的嫌疑……” 边上的学生立即大喊：“这是同学间开玩笑，他们上纲上线！” 罗股长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铁青着脸上前一步，说：“我还被老战友叫过总统呢，你来抓吧！” 五 稍稍打开的窗 当天晚上就知道了，我在农场期间，爸爸单位的造反派已经下台，一些老干部在掌权，但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爸爸平时可以回家，一有“风吹草动”，还要去单位报到，接受关押。 现在掌权的老干部，在“文革”初期也是与爸爸一起被“打倒”的。为什么他们没事了，爸爸还有事？到底什么事？ 我怕触动爸爸的伤心处，没敢问。 过了两天我试探性地问爸爸：“什么叫风吹草动？” 爸爸说：“不大清楚，好像是指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 我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张报纸，说：“现在外面的阶级斗争形势是，连美国总统尼克松都要来了！” 尼克松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下旬到上海的，离林彪事件还不到半年。周恩来要与他在锦江饭店谈判，他的车队从西郊宾馆出发，要经过南京路。 那天我回家，看到爸爸、妈妈都准备出门。 尼克松的来到，就是爸爸上次所说的“风吹草动”，而且是大吹大动。爸爸作为被审查对象，有破坏嫌疑，必须到单位关押。这对他来说早已不用做什么准备，心情轻松地坐在一边等妈妈。他单位正好在南京路，可以与妈妈一起走。 妈妈为什么要去南京路？是为了站在沿街的窗口欢迎尼克松。这不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而是看上了他们对南京路沿街住户的陌生，因陌生而构成安全制衡。 我问妈妈：“上级对你们提过什么要求吗？” 妈妈说：“已经到居民委员会开过会。一要防范有人向尼克松车队开枪，二要防范有人与尼克松车队联络。” 爸爸笑了：“第一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国宾；第二种防范，是把尼克松当敌人。” 妈妈说：“还规定了，三分之二的窗关闭，三分之一的窗打开。我幸好分在关闭的窗里。” 我问：“为什么说幸好？” 妈妈说：“打开的窗子里要挥手，很麻烦。规定了，不能把手伸出去大挥大摇，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 “那怎么挥？”爸爸好奇地问。 妈妈说：“居民委员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伸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高兴，而是微笑。” 爸爸按照这个标准练习起来。妈妈说：“你不用练，你的窗户一定关闭。” 正说着，阳台下有人喊妈妈。我伸头一看，下面很多中老年妇女已经集合，中间还夹杂了一些老年男人。 爸爸、妈妈下楼了。我在阳台上听到居民小组长在说：“你们两个都去？太好了，我们正愁人数不够。” 爸爸说：“我还有别的事，只是顺路。” 我暗笑，“别的事”，就是去关押。 在爸爸、妈妈的窗口下经过的尼克松，与周恩来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随之，中国又要恢复联合国的席位。整个局势转眼间就发生了重大改变。 后来才知道，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几个月，就到上海布置了重建教育文化的一系列工作。他认为，要结束封闭，首先要结束灾难。当时上海的官员中有不少“文革派”，他们从林彪事件和中美交往中知道形势已经逆转，多数人在万分惶恐中转变了立场。周恩来在上海下令，为了应对重返联合国和推进中美关系的紧迫人才需要，大学立即复课，所有的教师回校编教材、编学报、编词典。 中文教材最容易受到极左派指责，按照当时的主流意识，只有用“革命样板戏”和毛泽东诗文做教材，但周恩来决定，先以鲁迅为教材。因为鲁迅是真正的文学家，经由他，可以兼及现代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各种文体。同时，周恩来还考虑到，鲁迅是毛泽东肯定过的，先用他的作品做中文教材，极左派虽然不高兴，却也不便立即大声反对。 这件事，就与我有点关系了。 周恩来指示成立的鲁迅教材编写组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学生宿舍，由上海各文科高校的教师组成。我受学校的指派去参与，但分到的事情很少，只注释了鲁迅的两篇小说，写了鲁迅在广州几个月的事迹，几天就做完了。然而，看着各校教师刚刚从农村回来就全心投入了教材和词典的编写，又听说北京也在大规模地标点古籍、翻译名著，我产生了一点感动。 很快，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了，复旦校园里又出现了阔别多年的热闹景象。说是“工农兵学员”，其实就是前些年中断学业“上山下乡”的中学生。他们是幸运儿，多数同龄人还在农村，没有获得上学复课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出现，却使周恩来领导的教育文化恢复工程有了生命化的证明。教师们一见，知道这事是真的了。 几乎所有的教师都立即手忙脚乱地抢时间，要把损失的几年补回来。他们当时所写、所讲的内容，还比较粗糙，来不及筛去时代的杂质。可理解的是，这是在救急，就像救灾的米麦中夹带着杂质一样。 我由于前几年已经彻底绝望，因此面对这样的大转折，走在校园里一次次眼眶湿润，心里总重复着四个字：“天佑中华。” 我这个人一直对政治人物缺少理解，但对于在灾难中恢复教育文化的周恩来，却是佩服。因为如果他不在一九七一年就开始做这件事，中国教育文化的精气神难免散尽，再收拾就不容易了。我曾说，为什么后来恢复高考时所有的大学都有能力立即开课？因为周恩来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做准备。 但是，这么重大的壮举，在极左派看来是“右倾翻案”，他们坐立不安。 那天我回学院，看到教育楼的红砖外墙上新贴出一条标语： 不要资产阶级文痞， 宁要无产阶级文盲。 这种标语在当时看得多了，但这次，显然是针对着周恩来领导的复课。 我历来不怕极左派，现在更不怕了，就立即在标语边贴了一张纸条，这在当时叫“戳一枪”。我写的是： 上海的流氓总把别人说成是流氓，上海的文痞也是一样。 写完，签上自己的名。刚贴出，就围着很多人在看，表情兴奋。可见，社会气氛已变。当天下午，张可老师在路边看到我，一笑，说：“那一枪，很准。” 我说：“我看了那么多年，发现破坏文化的，都是文人。他们是真正的文痞。” 张可老师说：“文痞很滥，你要小心。” 我说：“不怕他们。” 果然，第二天下午，在我贴纸条的上方，一条新标语又出现了： 警惕老保翻案！ “老保”，指的是反对文革的“保守派”。在我们学院，领头的有三个，被造反派称为“三座大山”，我是其中之一，大家都知道。 我又在这条标语边“戳一枪”： 天地大案尚未审， 何人翻案未可知。 这次我干脆署名为“老保大山”。如果在几年前，这样署名一定会遭来暴徒们的批斗，但现在形势已经不同。周恩来、尼克松、联合国、编教材……这一切，加上我家与造反派的生死仇恨，再加上自己在农场的极限挣扎，已使我浑身胆气。 就在这时，我爸爸得了重病。急性肝炎并发糖尿病、高血压，已从关押处转到医院，医院连续发出六次病危通知。 医院里的爸爸，脸色姜黄，骨瘦如柴，看到我，居然满眼抱歉。他的意思是，带着那么多麻烦没有解决，却要离世而去，整副家庭重担撂给我这个还没有工作的大儿子身上了。 爸爸看来已经凶多吉少，没想到，一位叫姚鸿光的医生用中西医结合的实验，救了他一命。 我的几个弟弟都在农村和渔船上艰苦劳作，只能由我陪妈妈到医院照顾爸爸。但是，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复旦大学离市区实在太远。 因此，我离开教材组回到市区，与妈妈轮替着到医院病房照顾爸爸。爸爸的病情，似乎在一点点好起来。我觉得这是天大的侥幸。我两次暗暗自勉：天不绝人，人不该自绝，既临绝境，正无妨更加勇敢。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医院附近有一家创办不久的文学杂志《朝霞》，遇到了大麻烦。 这家文学杂志很“左”，没有什么水准，却有一篇小说被认为有讽刺“工总司”之嫌。这可不得了，“工总司”司令王洪文在林彪事件后已跃升为中国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毛、周都是生了重病的老人，王洪文眼看要成为全国最高领袖了，这种态势使他在上海造反时的小兄弟骄纵得不可一世。“谁敢讽刺我们？”他们二话不说冲到《朝霞》编辑部，横七竖八地贴了大量威胁标语，说如果不立即认罪就要来“捣烂”、“踏平”、“血洗”。 我去看了一眼编辑部，在树林般的飘飘纸幡下，那些编辑吓得面无人色，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是工总司！”我想，爸爸被他们折腾了那么多年我都找不到他们，他们竟到这里来撒野了。我无力抗击他们，但如果他们得势，岂非白活一遭？第二天我离开爸爸病房后就去找了当时被称为“写作组”的文教管理部门，那家杂志应该也是他们管的。 谁知他们那里更加惶恐，原本联系《朝霞》的一位陈女士已经逃走，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他们不了解我，但从表情看出了我对工总司的厌恶，就对我说：“我们的人不能去了，你方便，去看看工总司的动静，好吗？” 我说：“我早就想会会他们了！” 我去了编辑部，避过两个号称“工人作家”的疑似“工总司”坐探，与其他编辑一起想了一个办法：找几十名工农业余作者，满满地挤在编辑部楼梯口的那间大房间，听我的讲座。这样，工总司如果来动武就有困难了，因为这么多听讲座的作者也全是工人和农民，而我，只是一名青年教师，没有别的身份。 我先讲鲁迅小说。几天后，再讲《红楼梦》。当时已经知道，毛泽东也喜欢《红楼梦》，因此可以大胆讲。但有时我想到屈死的叔叔，会突然语气哽咽，使听讲者大感奇怪。我边讲边关注着房门口的楼梯，等着工总司。 “工总司”如果真来动武，一定会把我抓走，然后查出我爸爸是被他们打倒的对象，后果有点严重。因此，那些天，我真正算得上大胆。门口有了较大的响动，我心一哆嗦，然后吸一口气，继续讲。 后来，据说王洪文在北京也不想上海的兄弟再折腾这等小事，危机过去了。那个先前躲起来了的陈女士重新高调出现，我又回到了爸爸的病床边。但不幸的是，我已传染了爸爸的肝炎，一时病情比爸爸还重，自己要住医院了。 六 老人和老屋 这山间老屋已经很有年岁，处处衰朽。隐隐约约，还能看出当年一点不平常的气息。楼有两层，盛老师在当地的两个朋友用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一把生锈的大锁，破门开了。走上一个满是灰尘的楼梯，在转弯处有一个小小的亭子间，大概有四平方米吧，这就是我的住处。 我知道周围山间都没有人住，那两位朋友已经为我架好了一张小床，留下一个水瓶，关照我不要忘了关门，就走了。我一个人坐下，盘算着什么时候下山搜罗一点耐饥的食品，再到山溪打一桶水。这个晚上，我第一次感受到天老地荒般的彻底孤独。 夜里风雨很大。无际的林木全都变成了黑海怒涛，尽着性子在奔涌咆哮。没有灯火的哆嗦，也没有野禽的呻吟…… 第二天上午，风雨停了，我听到一种轻轻地推开楼下破门的声音。正因为轻，把我吓着了。 更让我发怵的是，破门又被轻轻合上了，传来更轻的走楼梯的脚步声。 再一听，好像不是脚步声，只是老楼梯的木头在自个儿咯咯作响。 我把自己的房门推开一条最小的缝往外看，只见一个极其清瘦的老人，朝我的房间走来。我立即转身把自己贴在墙上平一平心气，等待着有什么事发生。但是，老人并没有进来，他在我门口转了个弯，又继续往上走。到了二楼，他从衣袋里摸出钥匙，把那间朝南正房的大门打开了。他进了门，但没有把门关住。 老大爷显然并不知道我住在这里。但他是谁？在这里做什么？那间房间又是干什么用的？陪我来的那两位朋友并没有提起。 本来，被吓着的应该是我。但是他老成这个样子了，我却担心起他被我吓着。我故意用手在门框上弄响了一点声音，老大爷听见了，从二楼门口看下来，我随即跟他打了个招呼，并告诉他，是谁让我住在这里的。老大爷和气地点了点头，我也就顺便上了楼梯。 楼梯正好十级。我站在二楼正间的门口往里望，嗬，满满一屋子的旧书！老大爷邀我进屋，我坐下与他聊了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说：“我们奉化是蒋介石的家乡，这你应该是知道的。这是蒋介石的图书馆，按他的名字，叫中正图书馆。”听得出来，他对现代年轻人的历史知识有怀疑，因此尽量往浅里说。 我问：“能看看吗？” 他说：“请。” 我走到第一个书橱，就在《四部丛刊》前停了下来，并伸手打开橱门，取出一部，翻看了一下。 老大爷有点吃惊，便随口说：“这《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都是当地一个叫朱守梅的绅士，在一九三〇年捐献的。” 我说：“一九三〇年捐献的可能是《四部丛刊》吧，因为《四部备要》要到一九三六年才出版。” 老大爷眼睛一亮，看了我一会儿，又立即走到另一个书橱前，从里边取出《四部备要》翻看。然后把书放回，笑着对我说：“你是对的，一九三六年，中华书局。” 我看到这满屋子的书早已喜不自禁，为了进一步取得老大爷的信任，不得不继续“显摆”下去。我说：“中华书局是冲着商务印书馆来的，《四部丛刊》应该是商务版。” 老大爷从我眼前取出一套翻了翻，说：“你又说对了。看来中华书局后来居上，《备要》比《丛刊》好读，新式排版，干净清晰。” 我还在说下去：“商务也有更清晰的，你看这，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我用手指了指对面的一个书橱。 就这么扯了几句，老大爷已经完全对我另眼相看。 他拉了把藤椅让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对面，说：“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但你住在这里，这些书算是遇到知音了。” “我能随意借阅这里所有的书吗？”我兴奋地问。 “随意。但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到你那个亭子间也不许，这是一九三〇年定下的规矩。”他说。 我一笑，心想，“文革”初期造反派没发现这儿还算侥幸，他居然还固守着一九三〇年的规矩。但是，这种不识时务，让人尊敬。 “那您几天来一次？”我问。 “如果你要看书，我可以天天来。”他说。 “这多么麻烦您啊。”我说。 “我平日没事。你来看书，我陪着高兴。”他说。 果然，以后老大爷天天来，我也就能天天看书了。 这些书，我以前都见过，大一点的图书馆都有，否则我哪能随口说出它们的版本？只不过，所有的图书馆都在城里，没有这里的安静。在这里读书不仅没有干扰，而且也不存在任何功利，只让自己的心毫无障碍地与书中的古人对晤。这种情景，我没有遇到过，这些书也没有遇到过。 没有功利，却有动力。我刚刚经历过的家庭灾难和社会灾难，至今尚未了结。里里外外吃了那么多苦，死了那么多人，中国怎么了？中国人怎么了？我要在这些书中寻找答案。起点是黄帝、炎帝和蚩尤，重点是老子、孔子和墨子。 这山上，经常有半夜的狂风暴雨。老大爷傍晚就下山了，可怖的天地间仿佛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与古代完全合一的混沌时刻，总觉得有一种浩大无比的东西随着狂风暴雨破窗而入，灌注我的全身。 我每隔四天下山一次，买点最便宜的吃食。不同季节的山野，景色变化无穷。脚下总是厚厚的落叶，被湿湿的岚气压了一夜，软绵绵的踩上去没有任何声音。但是等我上山，太阳已经晒了好一会儿，连落叶也都干挺起来，一下脚便簌簌作响。欢快的蝉声，因我的脚步时起时落。 走山路的经验使我想起家乡。我的家乡离这儿不远。从这里看过去，隔着青灰色的雾霭，有一些水墨画似的峰峦。到了墨枯笔抖的地方，就到了。那儿也有很多老屋，其中一间的屋顶下，住着我的祖母。 祖母。至今余家的最高精神领袖，穿越了多少人生恶战，还在屋檐下设想着聚族而居。我本来打算在这里住一阵之后搭一辆长途汽车，再走多少路，去看看她。但是，这一楼古书已经开始了我的另一份学历，功课紧张得废寝忘食。我请祖母稍稍等待，等我研习完这一段，就过去。 ——我就这样在山路上胡思乱想，抬头一看已到了山下。 我在山上，由于盛老师的两位当地朋友，得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又由于路过的两位山民，知道了毛泽东去世。 在知道第二个消息的当天，我就立即下山，赶往上海。 我有预感，一个时代结束了。 到上海一看，一切依旧。天下所有的大变动，都会有一个“憋劲”的时间。乍一看，风停云沉，鸟雀无声。 一见面，妈妈就忙忙乱乱地到里间去给我寻找洗澡的替换衣服了，爸爸严肃地看着我，说：“益生去世了！” 啊？我呆住了。 益生哥才比我大一岁，生了什么病？爸爸说：“是自杀，为了结婚的事。” 我问了半天，终于把事情的轮廓搞清楚了。 原来，益生哥听了我的话，没有参加“工宣队”进驻大学，但同厂的多数工人都去进驻了，结果生产停顿，无所事事。他成天待在家里不上班，便养起了一缸金鱼。有一天他发现，对窗也有一缸金鱼，比自己养得好，而金鱼缸后面的女主人，更让他眼睛一亮。上海居所拥挤，所谓“对窗”也就是一竿之遥，两人从隔空讨论养金鱼的经验开始，渐渐好上了。但是姨妈听说对窗女子曾经有过一次婚姻，便竭力阻止。 他们母子两人，就此展开了长达几年的游击战。益生哥烦不胜烦，干脆躲到了乡下，住在外公家里。但他与自己的恋人已经很难分开，两人多次在乡下幽会。于是，那位我们的长辈都认识的海姐，出了一个只有小市民妇女才想得出来的坏主意：打电报给益生哥，宣布姨妈昨夜上吊自杀，正在抢救。 这个伪造的消息本来是要诱骗益生哥快速赶回上海的，但是，老实的益生哥只觉得母亲一生全是为了自己，“她死不如我死”，便仰脖喝了农药。 “这么说，他是在家乡死的？”我问。 “对，死在家乡，葬在家乡。”爸爸说。 “姨妈怎么样了？” “几乎疯了。”妈妈说，“长时间住在乡下，天天给儿子上坟，一次次用头撞墓碑，鲜血淋漓。” “她还立了遗嘱，”爸爸补充道，“说自己死了不与儿子葬在一起，怕儿子烦心，但她一定要葬在附近，到了阴间也天天向儿子道歉。”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悲苦的故事。 这个真实的故事再一次证明，天下很多灾难，出自爱。 益生哥和姨妈，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过任何批判。但是社会乱成这样，人人无法沟通，个个都走极端，爱恨全成畸形，连他们也活不下去。 几天后，爸爸急匆匆进门，喘着气，说：“北京那几个最讨厌的人，被抓起来了。三男一女，现在都叫他们‘四人帮’。” 妈妈说：“真爽气！” 我一听便“霍”地站了起来，说：“爸爸、妈妈，我马上到乡下，把祖母接回上海！” 先坐海轮，再乘长途汽车，第二天傍晚我就回到了老家。 进村就见到背靠在槐树上站着的李龙，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老。 我叫了他一声“李龙叔”，他一抖，因为从来没有人这么叫过他。然后，他走近一步，直愣愣地看着我：“你是谁啊，上海来的吧，那就是……秋雨！没错，秋雨。” “跟我来。”他边说边陪我去见祖母。 像村里的其他人家一样，祖母并没有把房门关严，留着一条缝。李龙要去推门，我把他拉住了。我担心祖母那么年老了，经受不住突然的惊喜，便伸手敲了敲门。 一个快乐的声音从里边传出，是祖母。她说：“秋雨到了，进来！” 我连忙推门进去，走到祖母跟前，弯腰捧起她的手，问：“祖母，您怎么知道是我来了？” 祖母拉我坐下，看着我，得意地一笑：“第一，村里没有人会敲门，要敲也不是这种敲法；第二，我知道你这两天会回来接我，北京的事情我在广播里都听到了。”她指了指屋外挂着的一个拉线广播盒子，每家门口都有。 祖母还是祖母，判断力无人能及。 “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但你要在这里多住几天。看看外公，再上一回山。” 我满眼佩服地乖乖点头。 外婆几年前去世后，外公一个人在过日子。他没有祖母那么好的判断力，一见我吓了一跳。然后，他搓着手憨笑，坐下来开始毫无次序地讲各种事情，好像有十辈子的话要吐给我。我假装全都听明白了，不断点头。最后他说：“你要上山，好。你余家长辈的坟都在上面，所有的墓碑都是我写的。” 说着，他突然把自己坐的椅子朝我顿进了一步，轻声说：“我在志士的墓碑上还特地写了‘同志’两字，也算是给他恢复名誉。我看出来了，这报纸上谁的名字下加‘同志’了，也就算平反了。” 这完全出乎意外。首先用这种奇怪方式为我叔叔申冤的，居然是他老人家。想当初，余家要请他为祖父写墓碑的时候，年轻的叔叔还坚决不同意呢。 我想告诉外公，但没有说出口：叔叔一生，与谁也不是“同志”，就他一个人。 三天后，我陪着祖母回到了上海。 第四章

一　紫玉楼梯

祖母回到上海后的那个冬天，我家的楼梯有点拥挤。 家里人都陆续回来了。为了补偿多年来在外面对这个楼梯的想念，每个人登楼时都故意把脚步放重。“嘭、嘭、嘭”，觉得这下终于踩实了，不在梦里。 敲门声更多，一听到，家人又会“嘭、嘭、嘭”地冲下楼梯去开门。然后，好几个客人的脚步声就传了上来。 有客人来，妈妈又要去擦拭楼梯扶手了。但下去两次，都笑着上来。原来那么多人穿着肥肥的棉袄上上下下，早就把扶手擦得纤尘不染。妈妈故意拿着一块雪白的新抹布去擦拭，上来后把那块抹布塞到我眼前，说：“真是，连一丁点儿的污渍都没有。全是衣袖磨的，快要磨成紫玉水晶了！” 来得最多的是爸爸单位的同事。爸爸与他们见面，完全不存在“劫后重逢”的喜悦，而是非常尴尬。 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进门就冲到爸爸跟前，结结巴巴地说：“老余，那次批判会上我失手推倒了你，是造反派强要我……”爸爸这才明白，现在单位里已经反了过来，在查他受十年迫害的事。 “那次是我自己没站稳。”爸爸说。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一起来的赵庸笑着对络腮胡子说，“只要老余不揭发，你也就没事了。” 爸爸没有把头转向赵庸。 赵庸靠近爸爸一步说：“一切都是那个黑边眼镜的事，虽然他早就下台了。这次我们为你整理了一份他迫害你的事实，你签个名，我们交上去，就可以逮捕他了。”说着把一沓材料塞到爸爸手里。 这时爸爸才转向赵庸，说：“就是那个戴黑边眼镜的青年？我并不认识他，他也没有揭发我呀。” 说着，爸爸抬起手来，把赵庸刚刚递给他的那一沓材料撕了。当时的纸质很脆，那么厚一沓，他撕得一点也不吃力。他撕得很慢，也很轻。边撕，边嘟哝：“材料，材料，总是材料。” 赵庸失神地看着爸爸的动作，没有阻止。他知道今天讲不成什么话了，但临行又回身对爸爸说：“那个阿坚，吴阿坚，他也在‘文革’中受了苦，托我……” 没等他说完，爸爸就打断了他：“已经托了六个人来说过了。你转告一下，我不会揭发他，说到底也不是你们的事。” 过了几天，又有三个人敲门找爸爸，说是区政府来的，还给爸爸看了介绍信。他们说，爸爸是单位里受迫害最深的一位，现在拨乱反正，希望爸爸能够负责单位的清查工作，清算造反派，然后把全部领导工作都承担起来。 爸爸说，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又生过肝炎，身体不好，希望提前退休。来的人反复劝说，爸爸就叫妈妈把抽屉里的病历卡拿出来给他们看。 一个月后，那个络腮胡子又来敲门，一次次感谢爸爸对他的原谅，使他免于处分。从他嘴里知道，那个黑边眼镜最近已经被正式开除，由公安局发配到边疆劳动改造。单位的清查工作由赵庸负责，而单位的领导人则是选定了吴阿坚。爸爸因病提前退休的申请也获批准，过些天会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 爸爸随即抽出钢笔写了一张字条，叫络腮胡子带去。条子上没有写吴阿坚和赵庸的名字，只是光愣愣的一句话：“感谢批准我提前退休，我不会来参加任何仪式。” 爸爸的事，总算了结了。 那天，敲门后踏上楼梯来的，是两个陌生男人。他们在楼梯上轻轻讲了几句话，祖母听得并不清楚，却一下子跳了起来。 那是安徽话。 两个陌生男人一上楼就认出了祖母。一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拿出一份东西，打开，然后对祖母说，他要朗读他们市委为我叔叔“平反昭雪”的文件。 读完文件，他们两个坐下，掏出香烟点了起来，准备说话。看到祖母对着飘过去的烟雾皱起了眉，他们立即把香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还是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开口说话，嗓门很响，中气十足。他说，我叔叔“是国家难得的人才，不仅技术精湛，而且道德高尚，为捍卫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我慌忙看了一眼祖母。 年纪轻一点的好像看出了我的不满，抢过话头说：“这次的平反工作是江斯达书记亲自领导的。江斯达书记一再指示，余志士先生作为一个上海知识分子，把自己的一生完全贡献给了安徽大地……” 听到江斯达的名字我又看了祖母一眼，但祖母好像没有听到。她此刻的眼神，涌动着一个年幼女孩被夺走了手中珍宝的无限委屈。她，已经八十四岁。 两个陌生男人也看到了祖母的这种奇怪眼神，怕出事，连忙停止对叔叔的歌颂，改口说：“老太太，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加入新长征！” 祖母显然没有被“新长征”感动，抖着嘴唇开始说话：“他第一、第二次自杀后救活，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 那个年纪大一点的男人说：“老太太，这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没有经验，等到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好了……” “你们还要搞？”祖母问。 “嗯。” “什么时候？” “再过七八年吧。主席说过。” “那你们走吧。”祖母说罢，站起身走进了里间。 二 齐华 从庐山回到上海，学院的同事告诉我，好像上海人事部门的一个科长找过我，留下了地址、电话，和一个潦潦草草的“齐”字。 人事部门找我会有什么事？我两次打电话过去，都没有人接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按照他写的地址找到了高安路的一个门牌号，伸手敲门。 门开了，我眼前站着一个瘦精精的人，但是，那间房子西窗的阳光直射开来，使他成了逆光中的剪影，我看不清他的脸。他亲热地叫了我的名字，并侧过身来。这下我看清了，却又僵住了：他竟然是农场里人人讨厌的“齐营副”！ 我敢说，农场难友们对“齐营副”的讨厌，一定达到了最高等级。那个漫长的苦难岁月是从他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又要我们脱裤子割尾巴开始的，而又结束在他对美丽的造反派女学生的审查上。很多男同学都下决心要找机会打他一顿，为此宁肯接受任何处分，可惜很快就离开了，没打成。他，他怎么钻到了上海，还在人事部门当科长？ 我想夺门而去，却听到了他的声音：“我知道你们都讨厌我，我也讨厌自己。坐下听我说几句吧，听不下去你再走。” 听他这么说，我看了他一下，却看到了一种非常诚恳的眼光。眼光很难骗人，稍有伪善也能立即发现，但他今天的眼光里没有。 我坐下了，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先说公事。你前两年写到北京中央办公厅的很多信，都转回到了上海，这几个月才由我们部门接收。几位同事看了，都对你非常佩服。你已经看到，上海市的主要领导苏振华和文化部门的主要领导车文仪都已经去职。” “那没用。”我没好气地说，“一场灾难的责任，已经搞乱。几乎所有的文革研究，都不可信。中央的事我们管不着，我只问民间：我叔叔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严凤英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老舍死亡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把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的直接责任者究竟是谁？我怎么一个也不知道？怎么变得似乎人人有份又人人没有责任？” 他没想到我会以这么激烈的口气批评大局，张大眼睛看着我。 我憋在心里的话一旦挑开，再也关不住，不管眼前是谁。我继续大声说：“还有，我们的对头造反派，最多也就闹腾了一年多时间，后来八年多时间谁在掌权？工宣队和军宣队。所有的斗争、审讯、迫害，都是他们在指挥。但是请问，到今天，全国究竟有没有追究过任何一个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把最长时间里最主要的责任人全都放走了，他们连一个地址也没有留下！” 我还在说下去：“全国学校里几十万宗历史冤案，都是谁揭发的？全国报刊上几百万篇批判文章，都是谁写出来的？怎么一转眼，每一个教师和文人都成了‘受迫害的知识分子’？那些揭发，那些批判，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很多领导干部更不像话，明明在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都一批批回到了领导岗位，现在却硬说自己被打倒了十年，把整整五年抹掉了。那么，在那五年里受他们领导的民众怎么办？” …… 听到这里，他伸出手来阻止我，说：“你所说的问题都很大，我要好好想一想。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再也不能继续生活在虚假中。”他顿一顿，又说：“我想与你多谈一会儿，换一个话题。这个楼下有一个小饭馆，现在时间不早了，如果你不嫌弃，我请你吃个饭，边吃边聊。” 对他这么一个并不熟悉的人，我单方面地倾吐了那么多话，突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就点了点头说：“好吧。” 那个饭馆很小，六张小桌子，除了我们没有别的顾客。我们点了一个葱烤鲫鱼，一个臭豆腐，还点了两个什么菜，忘了，只记得菜价很便宜。 “我叫齐华，不要叫齐科长，更不要叫‘齐营副’了。那个‘齐营副’已经阵亡。”他给我夹了几筷子菜。 既然提到了“齐营副”，我就不客气，把藏在心里很多年的疑问提了出来：“那次你问我们蠢不蠢、傻不傻，是从别的地方搬来的吧？” “那是司令员给全体文化教员做报告时问的。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读书越多越愚蠢，司令员认为文化教员比较愚蠢，我觉得你们大学生比我读书多，应该更愚蠢。所以那天就学了司令员的腔调，连站相和手势都是模仿的。” 我听着就笑了起来。他立即说：“我知道你要问脱裤子割尾巴的事了。” 我说：“你猜对了。” 他说：“这是部队里的一句土话，我那次讲，有一点不健康心理。” “怎么说？”我问。 “其实是流氓心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漂亮的女大学生，就故意这么说，想看看她们狼狈的表情。”他说出这句话有点艰难，越说越轻，低着头。 这倒确实是流氓心理。但是，能这么直言的人是不多的，何况他是个转业军人，是个科长，与我也不熟。 “齐科长，不，齐华，我觉得有点奇怪，你为什么要把这种心理告诉我？”我问。 他抬起头来，说：“为了一个人，那天她也在下面听了我的这句脏话。我……我们能喝点酒吗？” 我向服务员要了一瓶黄酒，一人一杯斟好，他缓缓喝了一口，说：“是这个女学生彻底改变了我。” “谁？”我问。 “就是那个自杀的女学生，她叫姜沙。” “那时，她母校的工宣队到农场来查她，农场要我协助，我就在旁边听了他们的全部谈话，工宣队还给我看了他们带来的揭发材料。简单一句话，原来追求她的所有男朋友，全都揭发了她。” “这些男朋友都是当年的造反派首领，工宣队希望激怒她，让她反过来揭发他们。但是，她看了那些揭发材料后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想死。” “我看得出她决心已下。在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思路都非常狭窄。她完全不知道像她这么漂亮、善良、有学问的女孩子有多么广阔的世界。我当时也不知道，想劝，又找不到话。好几次，我着急地流出了眼泪，又不能让她看到，更不能让那个工宣队看到，连忙擦去。谁知道，她不知什么时候在我的笔记本里夹了一张小纸条。” 齐华说到这里，解开上衣的第二颗纽扣，把手伸进去，从衬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对折的牛皮纸信封。打开，从里边取出一张小小的白纸条。再打开，小心翼翼地递给我。纸条上写着—— 齐华：你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为我三次流泪的男人。谢谢你！ 姜沙 “她死了以后你没有把这张纸条给领导看？”我问。 “当然没有。这是写给我个人的。”齐华说。 叹了口气，他又说：“我当时没有勇气对她说：活下来，与我一起过日子。我可以放弃一切，全为她。我倒不是怕别的，就怕她看不起我。读了这纸条，我才知道，不一定。” 这天，从下午到晚上，我只是傻傻地倾听，一时还无法消化这个让我震动不已的故事。听齐华说，他转业到上海，是自己要求的，就想照顾一下她的家，再每年扫扫她的墓。 在小饭馆门口与齐华告别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却说不出话。 他倒说了：“一个人会彻底改变另一个人，我好像有了一个新起点。我想请教你，如果想集中钻研一下人性和爱情的价值，应该读什么书？” 我说：“读莎士比亚和《红楼梦》，反复读。” 三 祖母无名 那天，我正在家里想着齐华和姜沙的事，楼梯上拥上来一群老太太。上海的老太太一成群就喜欢高声谈笑，我和妈妈连忙为她们端椅倒茶。 她们是来找祖母的。女人在这个年龄上多年未见，变化比男人大。但是，一会儿我就认出来了，领头两位，一位是吴阿姨，一位是海姐。 这样的称呼把辈分搞混了。“吴阿姨”，应该是爸爸、妈妈他们对她的称呼，“海姐”，更应该是祖母一辈的称呼了。但那两个称呼已经成了她们的别号，我们心里也这么叫，只是表面上一律尊称“阿婆”。 今天她们领来的，都是祖母在抗日战争时的朋友。后来大家都各忙各的，没有什么来往。现在总算安定了下来，而她们也都老得可以不必忙了，所以来走动走动。 但是，祖母一见吴阿姨和海姐，还是卡住了。卡在心里，也卡在脸上。卡住海姐的理由很简单，她为了阻止益生哥的恋爱，出主意伪造了姨妈自杀的电报，导致益生哥真的自杀。这件事，亲戚朋友圈里都轰传过，海姐早就被老太太、老大爷们斥骂得抬不起头来，今天一见祖母也是怯怯的。祖母一道凌厉的目光扫过去，她立即低下了头。 卡住吴阿姨，当然是因为她的儿子吴阿坚。正是吴阿坚的揭发，成了我爸爸十年蒙冤的导火索。但这事，其他老太太都不知道。祖母在这痛苦的十年间曾经无数次地想起过自己的老朋友吴阿姨，很想让她知道，由于她的儿子，我们家陷入了什么样的困境。但祖母又知道，吴阿坚放了第一把火之后，却没有再做火上浇油的事。 祖母凌厉的目光扫向了吴阿姨，但吴阿姨没有低头，反而大咧咧地上前一把拉住了祖母的手，大声说：“你倒好，到乡下隐居去了，留下我家在上海受了那么多年的屈！” “什么？你家受了屈？”祖母十分诧异。 “我家当年开鸦片馆的事，被揭发了。我当时还猜想，这鸦片馆害过你老头，很可能是你儿子揭发的，但阿坚摇头，说不会。阿坚在单位里换了好几个工作，不管换什么，揭发信总是跟着来。半年前终于平反，销毁材料时一看才知道，是当时鸦片馆里的一个小伙计揭发的。你看，我在心里冤枉了你儿子这么多年！” 我祖母听她这么说，头顶就像被浇了一桶泥浆。怎么？你儿子点了我儿子第一把火之后，自己也遭了殃？你那么多年还在怀疑我儿子揭发了你儿子？这世间的事，真是太荒腔走板了！祖母以一个老练女人看另一个女人的眼睛判断，吴阿姨没有撒谎。 面对这么一个老姐妹，该是从头向她说明余家受她儿子伤害的真相，还是该抱住她大哭一场？祖母没有选择这两项。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连吴阿姨也没有听到，她只是吐给自己听。 老太太们在交流着过去这些年的奇怪经历。说了好几个小时了，还没有停的意思。 突然吴阿姨高声说：“现在总算听出来了，每个人家都被别人揭发了。那么我要问一句，我们这些老婆子为什么怕揭发？干瘪了的茄子难道还怕霜打？” 这个问题立即使屋子里一片安静。 吴阿姨的声音低了下来：“这事我想了好几个月，后来想明白了，是为了儿孙的名声。” “太对了！为了儿孙的名声！”一位老太太在应和。 “现在好了，那些政治历史帽子一笔勾销，谁也不用怕了。”这又是吴阿姨的声音：“更想不到的是，年轻人可以出国留学了。这两个月，我儿子阿坚一直反对孙子吴杰到美国留学，倒是我坚决支持，这事才成。” 我听了一笑，原来我中学的老同学吴杰也要到美国留学去了。近半年来我周围的人几乎都在忙着出国留学，但按吴杰的年龄，大概不是去读本科，可能是读博士学位，或者做访问学者。 半天没说话的海姐终于开口了。她说：“这正巧了，我家也是一样，孙子要出国留学，他爹不同意，我同意。” 这下祖母说话了，一开口就高于一般老太太的水平。 她说：“我知道原因。我们这批老婆子，年轻时在上海都知道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到了儿子一辈，中国和外国互相封锁，就不知道了。现在封锁解除，是该由我们把断线接上。” 海姐说：“我家孙子不让我接。他说，出去后就怕不能为我送终，就决定不出去了。” 海姐说完，屋子里又没有声音了。 海姐总是这样让人不喜欢，她这么一说，好像别家孙子出国都不如她家孙子孝顺。而且，送终不送终的说法，在这么一堆老姐妹的谈笑间又是那么不合时宜。 一位老太太站起来说：“时间不早，我要去做晚饭了，大家散了吧！” 众老太起身下楼，没有了来时的欢乐。 祖母没下楼，一个人坐着。见我送完老太太们回来，就叫我坐在她身边。 祖母直愣愣地看着我问：“你为什么不出国？也是怕不能为我送终？” 我说：“您想到哪里去了。我不出去，是为了我自己。” “怎么说？”祖母要我说明白。 我想了想，说：“打个比方吧。我们一直住在一个贫穷的村庄却无法离开。现在传来两个好消息，一是可以离开了，二是村庄有可能变好了，祖母，您会选择离开还是留下？” 祖母一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里又开始了苦读，时间长达七年。从古希腊、古印度开始，一点点往下啃，一共钻研了十四个国家的人文经典。其实，这项苦读我在文革后期已经悄悄开始，现在可以公开、大方地进行了。我从一家家图书馆借书，当时很多著作还没有翻译成中文，我翻着辞典一句句抠，不断地去请教隐居在上海街道间的老一代学者。到第七年，我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让我脱胎换骨的，有三十几位不同时代的智者，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jean paul sat-tre）。有了他们，我对于在半山老楼接触过的中国古典，也有了新的认识。 我在这个过程中写成了四部学术著作，《世界戏剧学》、《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艺术创造学》。 这些书出版时都遇到一个困难：撞上了“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几乎注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毕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碍都能快速冲破。我正咬着牙齿准备坚守风骨呢，事情却已逆转。这些学术著作不仅一一出版，而且相继获得各种大奖，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等。不久，我在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荐下，破格晋升为当时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说，我连一天“副教授”也没有做过。 更没有料到的是，国家文化部根据连续三次全院的“民意测验”，决定由我执掌学院。 我推辞了四个月，还是抗不住老师们的细磨慢劝，勉强答应了。同时，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了破除“论资排辈”的顽疾，任命我为上海市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教授资格评审的负责人。 有一天，上海各报都刊登了一条消息，上海市有关部门为了表彰我的学术成就，给我连升两级工资。我们学院的教师还为此聚餐庆祝，但细问起来，是从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币升为八十七元。一位与我同年龄、同专业的香港教授对此深感惊讶，说他的工资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却为他担心，说：“这怎么用得了？” 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没时间考虑待遇，只想赶快多做一点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势不会那么顺利，迟早会有反复，如果能在新的灾难来到之前做出一个样子，那就能给中国留下一个看到过的文化之梦。 各种冲突几乎天天发生。所有长期扭曲的历史力量全部释放了，立即产生纠缠和打斗，一次次让我目瞪口呆。 例如那些老干部，在“文革”中受尽造反派的冲击，现在又出来担任各级领导了。但其中不少人，竟然左得比造反派还厉害。那天，一位很有“革命资历”的老太太在会议桌边霍地站起身来，手上拍着一个油印的本子大声说：“反动！反动！”我细问，原来，这是一个叫赵耀民的学生写的剧本，第一句话是舞台装置的说明：“舞台中央放着一把空椅子。” 老太太说：“舞台中央，当然是影射党中央；空椅子，什么意思？说是中央没人，他们要来坐天下吗？” 另一位与她一样资历的老太太比较平静，拍着她的手臂要她坐下，说：“这样的人现在也不必抓了，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开除吧。”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我。我说：“这是文字狱。今天终于明白，造反派的极左是有来源的。被打的人，很可能是打手的师傅。” 两位老太太一起站了起来，冲着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包庇反动学生，应该立即下台！我们会向上级反映，等着吧！” 我说：“请赶快反映，我从一开始就不想上台。” 过后，我在办公室等着下台的通知，但没有等到。 在办公室等到了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人，一个蒙冤二十几年的教师获得平反昭雪，从流放地新疆回来了。荒沙大漠中瘦骨嶙峋的知识分子，自然应该成为我重振教育的骨干力量。见面后谈得不错，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我不知所措：他几乎每星期都给我写纸条，报告教师中的“不良思想”。我几次劝阻，他只是改换了纸条上的语气，仍然频繁交送。原来，这是他在受难期间养成的习惯，戒不掉了。 我看着老人的背影，在笔记本上怆然写道： 灾难的最后恶果， 是人格崩溃； 崩溃的第一标志， 是毁损他人。 中国千年官场，历来鼓励互相揭发，而不在乎揭发的真假。一次次政治运动，更是以毁损他人为基础。这种长期训练，积累成一种集体本能，时时在很多人身上迸发。 不久之后，有一个机会，让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在担任上海市中文专业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时，不断地收到各校教师对申报者、候选人的各种实名揭发，数量很大。照道理，对这种实名揭发，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派出不少人与各校相关部门会合，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是：完全诬告，大约占七成；严重夸大，大约占二成；事出有因，大约占一成。 而且，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揭发别人有什么问题的，往往自己在这方面劣迹斑斑。 我听了一笑，说：“当然只能如此。汉奸眼中，人人都会变节；色鬼眼中，天下只有淫欲；盗贼眼中，世间无偷不立。” 但在当时，我们对此毫无办法。能做的，除了专业公正外，只对申报者中那些确实的“文革打手”，予以否决，静观他们今后的作为。 这种“静观”的结果也很幽默。十年后，我所受到的种种诬陷，大多来自他们。要他们不报复，是不可能的；而要十年后的民众知道起因，也是不可能的。 对我而言，如果预知这种结果而当初收手，更是不可能的。 四 在位和退位 怪不得那么多人想做官。 担任院长之后，我每天收到的邮件都来不及拆了。也怕拆，怕里边喷出来的热气把手指烫着了。 拆开一个很厚的邮件，是湖北一个姓古的人寄来的，一篇研究我的“学术成就”的万言长文，要我推荐给任何一家杂志发表。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宣称，我将以卷帙浩繁的著作对艺术做出终极回答。我看了一笑，退回了那篇长文，在心里给他起了一个便于自己记忆的名号——“古终极”。后来北京又有一个姓肖的编辑人员评价我是“民族的脊梁”，我同样给他起了一个好记的名号——“肖脊梁”，与“古终极”并列。 如果不小心，一做官，天天都可以遇到一个个“古终极”和“肖脊梁”。 今天与我吃饭的人，倒是我自己约来的。 他就是戏曲史家徐扶明教授，曾经因为说过样板戏两句话，被人揭发，关押了很久。他的案子早就应该平反，但由于没人管，一直拖着。我向有关部门询问过好几次，也没有回应。这次我以院长的身份再问，立即解决了。这就是做官的好处。我已经约了他好几次，他老说“不便打扰”，这又是做官的坏处。 今天他实在推不过，终于来了。我在学院后门口找了一家小饭馆，拉他到墙角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他穿得像一个老农民，缩着脖子，嗓子哑哑的，笑着与我握手，手很热，握了好一会儿。 “昨天文化局当着我的面，把那个人揭发我的材料焚烧了。”他说：“这很可惜，留着多好呢。你我都是研究文化史的，最看重原始材料。为难的是，我如果坚持不让烧，很可能以为我还要记恨。” “那人现在在哪里？”我问的是当年揭发徐扶明“攻击样板戏”而造成多年冤狱的那个曾远风。 “在这里。”徐扶明从口袋里取出厚厚一沓折好的报纸，放到我眼前，用手指点了点折在最上面的一篇文章。 我一看，那是一份南方有名的周报，文章的标题很长，叫作《“文革”可以被遗忘，却不可以被掩盖》，作者正是曾远风。 我吃惊地匆匆看了几眼。曾远风在那里用愤怒的口气写道，有人要掩盖“文革”罪行，他绝不答应，一定要战斗到底。 徐扶明教授告诉我，曾远风在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摇身一变，成为“文革”的批判者。很多读者把他当作一名反“文革”的英雄好汉，完全不知道他在“文革”中是如何让人闻风丧胆的。 “你难道不想给南方的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写封信？”我实在气不过，咻咻地问徐扶明教授。 “这没用。”他说，“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是挨打。” 他摇头苦笑了一下，又缩起了脖子。猛一看，真像曾远风说的要想掩盖罪行的逃犯。 这很像我爸爸，关押了那么多年，现在平反了，却像是自己理屈，躲躲闪闪地过日子，从来不控诉、不揭发、不声讨。那些慷慨激昂的事，仍然由当年慷慨激昂的人在做。 在中国，社会政治话题可以不断翻转，但揭发、声讨、控诉的，却永远是同一批人。把他们的徒弟算进去，也是同一帮人。前后之间的程序、逻辑、对象也一模一样，只是内容相反、时空倒置而已。 与徐扶明教授碰面后大约半个月，一天下午，傍晚时分，一个高高大大、鼻子尖尖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他进门就说：“院长，我叫曾远风，有十万火急的事找你！”说着伸出手来要与我握。 我听说是曾远风，心里一咯噔，没有伸手去握，立即回身坐到我的办公椅上，问：“什么事？” 曾远风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神秘地说：“上海在‘文革’初期演过一台戏叫《边疆新苗》，你知道吗？” 我既没有吱声，也没有点头，等他说下去。 “这是‘文革’期间上海最坏的戏，比样板戏还坏。样板戏剥夺了人民看别的戏的权利，《边疆新苗》剥夺了青年上学的权利！” 听到这话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要不是想到了被眼前这个人伤害了多年的徐扶明教授，我还有可能点一下头。 但是，我看他一眼，已经对他有了鼓励，他的声调提高了：“这个月，正是当年上海学生到边疆去二十周年，受害者们已经集中起来，准备找剧作者沙叶新算账，要他归还青春。现在这个剧作者已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听说，他已在托人找您，请您出场去说服那些受害者。我今天紧急赶来，就是劝您千万不要为这个文痞出面！” 不管曾远风是不是夸大其词，如果一群二十年前去边疆的人员真的包围住了那个剧作者，这可不是小事。大家一激愤，极易造成围殴事件，闹出人命都有可能。 我便问曾远风：“真有这事？”他就把消息来源详细说了一遍，我听完，就把他打发走了。 我立即把我的好朋友胡伟民导演找来，商量这件事。胡伟民像我岳父一样是个“右派分子”，“文革”中不在上海，不知道有《边疆新苗》这个戏。但他显然看不起沙叶新，理由是那人实在太左，又太喜欢哗众取宠。我说：“有那么多人来讨二十年前的旧账，可见那个戏确实很坏。但当时逼迫青年学生下乡，是北京的号令。那个左派编剧只是曲意逢迎，现在如果把历史责任都推到他一个人身上……” “这不妥！这不妥！”胡伟民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 两天后，那个左派编剧果然来找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人，他的态度，不是我预想的那样忧虑和谦恭，而是一种带有一点滑稽的友好，这使我觉得比较舒服。 第二天傍晚，我就出现在那个现场。是安福路上一个剧场的门厅，我去时已经挤满了人，门外还有不少人要挤进来。一看就知道，全是二十年前上山下乡的学生，社会上统称为知识青年，又简称为“知青”。 那个左派编剧靠墙坐在一把塑料的折叠椅上，“知青”们都站着，由于后面推挤，对他越逼越近。我怕出事，就站到了他身边。 一看就知道，这些人不是来闹事的。他们最好的年月都被拿走了，但是谁也没有为这件事承担责任，只是草草地让他们回了城。城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找不到出路，于是像没头苍蝇一样撞到了这里。安福路在上海是一条小路，并不好找，但他们还是找来了。眼前这个坐在塑料折叠椅上的胖乎乎、矮墩墩的男人，显然不是他们真正要找的人。但是，除了他，他们再也找不到别的人。 这种无言的包围，令人窒息。 幸好有人用平稳的口气打破了沉默。这是一个高个子的中年人，他叫了一下那个左派编剧的名字，说：“不瞒你说，在江西龙南县的深山里，我们有几个人曾经多次商量，只要回上海，就要打你一顿。”他顿了顿，接着说：“但是我们终于长大了，不会再有这种念头。今天只是想问你，你自己读过大学却说读书不好，你要我们到农村去自己却不去，这，能安心吗？” 剧作者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僵住了，他不知道要不要站起来回答，便征询似的看了我一眼。我正犹豫，四周的话匣子却打开了：“编剧编剧，怎么能胡编乱造！” “你也是有儿女的人，请想一想二十年前的我们！” …… 虽然大家很激动，但话说出来了，情绪也就释放了一大半。我觉得应该说话了。 我站出一步，说：“大家知道，我也去了农场。最痛心的是，一位女同学在农场自杀了。我刚才还在想，活下来，就是胜利。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还不老！” “余院长，我们老了。”这声音，悲凉中带着点儿谐谑，气氛松动了。 “你们这样还算老？请看看我！”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我伸头一看，是胡伟民，他也来了。 胡伟民一身牛仔服，叼着根香烟，缓步上前。一个大导演的自然风度有一种无形的光，大家纷纷后退一步，为他让道。 他走到了这个门厅的台阶上。台阶是通向剧场的，现在剧场正锁着门，他踏上三级，就在那扇锁着的大门前站住了，转过身来，对着大家。 他扫视了一下全场，平静地自我介绍：“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从上海戏剧学院刚刚毕业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这就是说，他高出大家整整一辈。 “我当时算是阶级敌人，发配到北大荒，零下四十度还必须在野外干活。”胡伟民说。 这几句话，把这个门厅收纳得鸦雀无声。胡伟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便慢慢地抽一口香烟，再把白烟圈缓缓吐出。大家等着他，他让大家等。发现香烟即将燃尽，他便弯下腰去把烟蒂按灭在花岗石台阶上，直起身来再掏出一盒香烟，抽出一支，衔在嘴上，摸出打火机点上，抽一口，再喷出白烟，才重新讲话。 他说：“我算过，我比你们各位的平均年龄，大十八岁。我真正做专业的事，是‘文革’结束后才起步的。你们算一算，那时候我几岁了？” 他又抽烟了。我连忙抓住机会说：“胡伟民先生是目前上海戏剧界无可争议的第一导演，也是全国四大导演之一。他的全部业绩，都是这几年从头建立起来的。” “所以，”他又把烟圈吐完了，接着我的话说：“你们现在起步，一点儿也不晚。我们中国，只要方向走对了，所有浪费的时间都能追回来。如果方向错了，再让你们回二十岁，也没用！” 全场肃静。突然响起了掌声，很快全场响成了一片。胡伟民，就像他每天在舞台上谢幕一样，一手叼着烟，一手挽着我，朝周围点着头，缓步离场。我顺手把那个左派编剧也拉在一起，三个人一起离开。 胡伟民在一个路角弯腰打开了一辆十分破旧的脚踏车的锁。这辆脚踏车，我和他都叫“老坦克”。按照往常的习惯，他会推着这辆“老坦克”与我一起步行一个多小时，边走边聊天，但今天因为多了一个人，他走了几步就翻身上车了。上车时他还特地关照了我一句：“你也早点回家休息。”为了玩帅，他骑得很快。 第二天，那个左派编剧又到我的办公室来了，一开门就对我和胡伟民昨天晚上的及时解围，深表感谢。 我说：“昨天的事，结束得很好，主要是胡伟民的功劳。不过，你老兄也要吸取一点教训。在过去那样的年代，任何文人都可能写错一点什么。但是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要不要教育、要不要学校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人类学问题，却千万不要——”我本来要说“昧于良知”，但毕竟是两个人在聊天，便口气一软，说成了“马虎”。 他说：“我真不清楚那个戏的后果那么严重。但我确实很不满意自己。” 他认错的口气很诚恳，我立即联想到那个曾远风，产生了对比。 这件事之后，这个左派编剧和我、胡伟民的关系越来越近。他后来请求我为他的新作集写序言，我写了。他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的著作是“神品”，这听起来有点不是味道，但我也没有阻止。因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又在发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的运动，极左势力再度抬头，我几次看他，居然痛改前非，也与我们一起反对极左势力，我就把他当作了“改恶从善”的朋友，顾不得用词不当的小节了。后来，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我还推荐他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 有一次，胡伟民骑着“老坦克”到我家来，在我家吃饭。他边吃边对我说：“我们的那位朋友，最近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我在广州偶尔看到他发表的几篇文章，从口气看，要把自己打扮成‘异议分子’了。但他能有什么像样的异议？我们还不知道？” 我说：“他啊，仍然是一个蹩脚编剧急于表演多种角色的职业病。去过几次香港，又去了一次美国，觉得中国的‘异议分子’在那里很吃香，就学着扮演。” 胡伟民说：“我看他是挂羊头卖狗肉，不知道会不会被那些真的‘异议分子’打一顿！” 我一听就笑了：“到时候我们还要再救他一次。” 事情的发展，远比我们的谈笑严重。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坐着，胡伟民敲门进来了。他坐在我对面，一支支地抽着烟，不断地摇头叹气。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发，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审查。揭发的是最新的政治问题，我因为跟不上形势，又不想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因此麻烦不小。 北京来的审查者却很同情我，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企图把我的问题解释成“保护学生”。胡伟民看着我，说：“大家都不好受，朋友间你担子最重，管着这么一个学院，带着这么一批学生，千万要保重！” “那个人被我开除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 “谁？”我问。 “还有谁？写《边疆新苗》的那个人，开除出朋友圈！”他厌恶得连名字也不想说。 我一听就明白了。前两天那人在报纸上代表剧团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政治声明，正好与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一起时的态度彻底相反。 我看到报纸后曾打电话向那个人严厉质问，那个人在电话里慌忙解释：“我是处级干部，又是新党员，必须表个态，实在没办法。” 我立即大声说：“你是处级，我比你高两级，所以很清楚，上级并没有要你这么表态！”随即摔了电话。 没想到，胡伟民比我更厉害，直接找上门去了。 “你去找他了？”我问胡伟民。 “我当面对他说，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的投机。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人格！”胡伟民边说边站起身来，说：“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气得我浑身颤抖，胸口发闷！” 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像是要走。 我问：“你现在去哪里？” 他说：“半个月来身体一直不好，昨天晚上又这么一吵，伤了元气，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你要保重！” 我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看他下楼梯。然后，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看他翻身骑上“老坦克”。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扭身抬头看我的窗，腾出左手向我挥了挥。左手上，还是夹着香烟。 华山医院就在学院东边不远。他把“老坦克”搁在医院门边的砖墙前，锁上，就进了医院。 很长时间过去了，昏黄的路灯照着这辆脚踏车。它的主人，再也没有出来。 深夜的街道上，没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义：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时代，而这个时代刚刚结束。 就在这时，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我拿起话筒就叫“伟民”。 不是他，但有关他。 两天后，我在追思会上说：“一个人的去世，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行业的关系。从今以后我将不再与上海戏剧界交往，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 我在发言前已经看到，那个左派编剧，还有那个曾远风，都来了。那天回家，我遵循胡伟民有关“开除”的决定，给那个左派编剧写了一封斩钉截铁的信。 我的绝交信，可能给他带来了不太好的名声，从此，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编造我与他绝交的原因。编造出来的原因都很有趣，好像绝交是他提出来的，因为他“发现”了我的很多问题。一会儿，似乎与“石一歌”有关；一会儿，似乎与地震有关；一会儿，似乎与离婚有关……神神叨叨二十多年，全是因为一九八九年我的那封绝交信。 这是后话了。让我们还是赶快回到一九八九年。 在胡伟民去世之后半个月，对我的审查也结束了。 审查者做出了一个温和的结论，果然说我当时站在学生一边，只是为了保护学生。学院里一位教授悄声在我耳边说：“胡伟民的在天之灵保佑了你。” 我随即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滞留了八个月。好几年前，新加坡的大艺术家郭宝昆先生曾邀请我和高行健、赖声川三人一起去那里聚会和讲课。当时我们三人都还很年轻，也不出名，不知道怎么被郭先生挑上的。这次重返，他们两人都不在那里了，这座热带城市显得有点冷清。郭宝昆先生经常在浓郁的树丛下长时间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叹口气，说：“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中国这难忘的十年，结束了。” “我知道。”他说，“赖声川已经联系上了，他会过来陪你。高行健一直联系不上。” 五 绣花婴儿鞋 祖母去世之后，我很少回家。 以前是因为繁忙，后来是因为远行。 爸爸、妈妈很想能经常见到我，却完全不想知道我在外面做什么。对于我写了什么书，走了什么路，怎么做了院长，又怎么辞职，他们都不清楚。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我不仅要走完中国古路，还要摸遍世界废墟。但是，那数万公里，却是古墓荒草、血污凶道。直到今天，国际间没有另一个人文教授走通。这个纪录，要由我来打破了。 那一次，我准备出发去考察全世界所有最重要的古文明遗址，目的是与中华文明进行全方位深度对比。因此，决定不乘飞机，只驾吉普贴地而行。这当然是九死一生的漫漫长路，马兰扪着嘴唇看了半天世界地图，最后一撩长发说：“那就必须与爸爸、妈妈做一次隆重告别。” 到了爸爸、妈妈那里，只是出神地看着他们，什么也不说。谁知，妈妈向马兰招手，把她引进了卧室。 妈妈对马兰说：“今天我要送你一个好东西。”说着，打开了一个绸布包，取出一双精致的绣花婴儿鞋。 “这是秋雨出生下地后，穿的第一双鞋，你收着。”妈妈说。 马兰立即激动起来，说：“妈，您知道不知道，就是那双肉团团的小脚，走遍了全中国，还想走遍全世界！” 由于路越走越远，越走越险，也就越来越不能告诉父母亲，我去了哪里，将去哪里。 在中东和南亚的恐怖主义控制地区，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失去生命，而这生命是父母亲给的。我心头突然一恸：他们的东西丢失在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这对他们很不公平。 马兰瞒着双方老人，也陪着我走了一段。 那些堆积如山的废墟，那些巨石贮留的辉煌，那些不知由来的恐怖，给这位典型的中国艺术家带来了巨大的冲撞。每一次，她都会快速攀登上那些曾经发生过重大流血事件的山冈，前前后后看个究竟。更让她震撼的是眼前一系列破碎的艺术遗迹，虽然非常陌生，却立即就能感知非常伟大。她听到雄浑的晚祷声，黯然泪下，一次次披上当地的白色长巾在神秘的碑刻前长久站立，我曾为她拍下几张照片。 记得在耶路撒冷一条小巷道的石窟咖啡馆里，我们坐在一起，看着门外慌乱行走的神秘人群。我移了一下凳子，郑重地告诉她：“我对文明和文化的看法，全变了。” 她说：“我的看法也变了，先听你说。” 我说：“我出发的时候，只想对比中华文明和其他古文明的差异。但一路上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文明都面临着共同的大灾难：恐怖主义、核竞赛、地震海啸、气候暖化、大规模传染病。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看不到这一些，只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我现在完全明白，他错了。” 马兰对这些问题并不陌生，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又叹气了：“我们中国的多数文化人，连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关心，更不要说全人类的大灾难了。他们中不少人，只想给身边的人制造点灾难。” “恰恰是，中国多数民众喜欢观赏别人的灾难。这一点，鲁迅说过，罗素也说过。”我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她问。 “忍受小灾难，呼唤大善良。唤不出还是唤。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说。 她握住了我的手。 一些埃及民众听说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将要驾着吉普车继续向东，穿越目前世界上最恐怖、最危险的地区，不禁大吃一惊。他们断定我们此行凶多吉少，便在金字塔前开了一个“送别中国英雄”的音乐会。 马兰当时还觉得埃及朋友把我们说成“中国英雄”太夸张，可能是一种友情语言，便上台唱了一首小时候学的埃及民歌感谢他们。埃及乐手们毫无思想准备，愣了一下，随即熟练地伴奏起来。 后来我们终于知道，埃及朋友的隆重送别并非夸张。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几个伙伴要在无法办齐一切手续的情况下冒险进入伊拉克，此后全部行程的恐怖层级将大大提高。马兰未被允许进入，要坐车返回，我们夫妻俩在约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别。 我们早已感受到一路越来越不祥的气氛，因此彼此不说话。她上车后，我绕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脸贴着窗，我的手掌从外面拨去窗上的尘沙，画着，按着。 她后来告诉我，车开走后，她看我像一根木头一样在中东的旷野里站着，一动不动。等到看不见了，她的手就从窗里边合着我刚刚留下的手掌印，很久。这儿的天气已冷，车窗很凉，她只想，什么时候，我的手掌印能够重新回暖。 当天我日记上写的是：“妻子，但愿我们还能见面。” 但是，当她回到国内家里，打开电视，听到的是我们几个在伊拉克失踪的消息。 其实是伊拉克当局封死了我们所有的通信工具，包括手机，我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到处乱窜。 她知道中东的局势，判断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门，不吃饭，不睡觉，不梳洗，成天趴在电视机前，面无人色，蓬头散发。直到我们找到大使馆，报告我们还活着，她才大哭一场。 其实，比伊拉克更凶险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境地区。 在那里工作了十几年的外交官和记者都不敢去，他们都曾经无数次地来劝阻我们，特别是劝阻我。劝阻的理由很充分，因为当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早已习惯通过绑架外国人质来索取赎金，包括一次次绑架中国人质。 但是，我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古代文明发祥地与当代恐怖主义的关系，并及时向全世界报道，还是壮胆进去了。 当无限辉煌全已沦于无限恐怖，我一路感受着人类文明的逆反泥淖。 真正完整地穿越全部逆反泥淖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国学者，我听到了张骞和司马迁的遥远笑声。 终于活着回到了国内。 好几个国家在第一时间翻译了我每天传回的考察日记，出版后极为轰动。我也想把一路的灾难感受好好地告诉国人，完成一系列宏观的文明比较。然而没想到，国内正用一种浓缩的灾难“欢迎”我。 明明看到了老家的炊烟却又遇到了剪径的马帮，这实在不可思议。但细细一想，还是有最通俗的原因。 原来，我的漫长历险，香港凤凰卫视全都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观众追着看，大家都认识了我。随之，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都邀请我去演讲。这下，按照一种典型的“中国逻辑”，麻烦就来了。这种逻辑的核心，除了我太受欢迎，更由于我毫无官职。 那天，妻子挽着我的手走在上海的街道上，像是拣回了好不容易没有摔破的家传旧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侧，让我走里侧。但奇怪的是，每当走过书报摊时，她总是拽着我往前走，一连几次都是这样。我终于在一个书报摊前停住了，扫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与我有关的盗版书，一堆又一堆，上面还都明目张胆地标着“首印五十万册”、“首印三十万册”。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没找着。边上还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却从来没听到过的书，随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说。在这些书的上面，挂着不少报刊，标题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张地看着我，用故作轻松的语气说：“中国文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说着还是把我拽走了。 六 妓女和口红 过了几个月，忘了从哪里回到上海，已经有一位广西来的年轻学者在等着我。这位学者个子不高，眼睛很亮，很像历史资料里描写的李白。 他叫杨长勋，广西艺术学院副教授，曾经花力气研究过我早年的几部学术著作，发表过很多论文。现在，连我的远行考察和回来之后的遭遇，也成了他的研究内容。他这次来，说有一些重要想法要与我谈谈。 正准备与他长谈，又接到一个让我高兴的电话，那是齐华打来的。自从那次见面后，很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听从了我对莎士比亚和《红楼梦》的推荐，努力钻研，写出了一些论文，已经从人事局调入一所大学的研究机构。他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经常去请教老前辈余鸿文先生，最近才知道余鸿文先生和我家的关系，所以要见个面，另外说点别的事。 我想，既然凑到了一起，就把齐华和杨长勋拉在一起聊天吧。齐华比我大六岁，而杨长勋则属于下一代，不同年龄会有不同视角，加在一起一定比较有趣。 这是一个雨天，雨下得出奇的大。我通过熟人，找了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安排一个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茶水。三个人就看着玻璃窗上如泻的雨柱，开始畅谈。 根据长幼有序的礼节，我请齐华先说。齐华有一点老了，却显得比以前经看，很有风度。 齐华告诉我，余鸿文先生退休后住到了他女儿、女婿家，远在长江边的宝山月浦镇，来往很不方便。我请他先代我问好，很快我会陪着父母亲去拜访。 说完余鸿文先生，齐华停了停，压低了声音问我：“你，是不是为一个叫王北珍的女画家写过序言？” “写过。”我说，却又奇怪地问：“你怎么问这个？” 齐华没回答我，继续问：“你知道她是谁的女儿吗？” “当然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流亡人士王若望。”我说。 “你是一九八九年之后写这篇序言的吧？”齐华又问。 “是啊。”我说。 “这篇序言在大陆报纸上发表过吗？”齐华还在问。 “发表过。”我说。 “报纸怎么会同意发表？”他问。 “不知道，不是我送去的。”我说。 “听说你写序言的画册上，有他们父女俩的合影？” “对。” “发表后，那个姓王的流亡人士说过什么？”齐华问。 “他叫他的女儿感谢我。”我说。 “可见告发的内容完全属实。”他叹了一口气。 “什么告发？”我问。 “真有一个叫曾远风的人告发你了。”齐华放轻声音说，“把这些材料复印后到处寄，寄给各家报纸的领导，连我工作过的人事局也寄了。效果显而易见，你看，全国那么多官方报刊，那么密集地发表攻击你的文章，为什么得不到丝毫阻止？” 我还是摇头，说：“这是你的推测，现在已经不是告发的时代，不会有用。报刊发表那些文章，只是为了发行量，而且也不算密集。”我说。 立即响起响亮的笑声，是杨长勋。我没想到，他的嗓音那么好听。他对着我说：“你说告发信不会有用，我相信；你说那些文章不密集，那就太谦虚了！” 他又转向齐华说：“余先生的谦虚，是因为他不知道。不读报纸不上网，连个手机也没有，害得我们代他受了好几年气！” 我连忙解释：“其实也有人说起，但我不想听。对于假话脏话，倾听就是鼓励，反驳就是对弈。” “但是，除了你和他们，还有第三者，那就是广大读者。读者分不清假话脏话，也会把你看脏了。”这是齐华在说。 我立即回答他：“我是一匹赶路的马，千里风尘之间，哪有时间洗刷自己？也顾不得别人的眼睛怎么看我，只顾睁着眼睛看前面的路。” “说得妙！但是——”齐华紧逼着说，“你这匹被围袭的马，是你，又不仅是你。你不能过于洒脱。” 我沉默了，端起杯子喝一口水。显然，他们说得有理。 “那，你们就给我简单介绍一下围袭的情况吧。”我说。 杨长勋从提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翻开一页，看一眼，就说：“据我统计，这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报刊的发行量，那么，与你名字相关的恶言恶语在全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 “他们哪有那么多话可说？”我问。 杨长勋又拿出一大沓复印材料，随手抽一页，介绍几句，再抽一页，读出几句……这样折腾了十分钟，他突然停止了。 “这些脏话从我嘴里说出来让你听到，我已经造孽！”杨长勋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几个杯子都抖了一抖。我看他前面介绍情况时口气还比较平静，没想到他压着一肚子气。 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让他平静一点。他喝了一口，我和齐华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窗外还在下雨。 雨点打在窗上，发出一种杂乱的音响，使我们的谈话不能不提高了嗓门。 齐华开口了：“不能再这么下去。想想看，该怎么办？” 杨长勋转头对我说：“这就是我这次赶到上海来的目的。我静静地看了几年，觉得形势对你非常不好。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攻击你这个大名人会大大增加他们的发行量，又不会承担政治风险，因此越闹越刺激。” 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啃余族”。谁为你辩解，谁就跟着挨骂。 我想来想去，你唯一的办法，是留下一份写给读者的声明，在以后适当的时候发表，然后离开。离开上海，离开中国，而且要快。否则众口铄金，真会被他们灭了。 “不，战士宁死不逃！”这是齐华的声音。这声音让我想起，他曾经是个军人。 齐华看着我好一会儿，终于说：“所有的诽谤都刊发在媒体上，而我国所有的媒体又都是官办的。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是厅局级了，现在的好几位国家领导人都是你当时的直接上司和同事，而且我听说他们都是你的读者。如果拨一个电话给他们任何一位的秘书……” 我立即站起身来，按住了他的手背，说：“如果我拨了这样的电话，十多年前的辞职就失败了一半。与其求救，宁肯逃走。” 齐华伸起手来想反驳我，但他伸起来的手停在半空了。停了几秒，这只手伸出了大拇指，朝我颠了颠。 “但是——”他又迟疑了，“能不能，不离开中国？” 我当然理解他的意思，点了点头。 “那就必须离开上海！”杨长勋说，“我统计了，这些年诽谤你的文章，发表最多的是广州、长沙、天津、香港，但发起者全在上海。你只要在上海一天，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静不下来。” 外面雨已经停了，图书馆走廊两边的树木还在滴水。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都来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觉得变小了。已是傍晚时分，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 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说：“余先生，上海那个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个妓女在读你的《文化苦旅》。”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转身就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因此要道歉；至于第三种可能，就不好说了……” “说！”我命令他。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 我回想她低头低声、快速离去的样子，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却道歉了！齐华，你说呢？” 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发傻一样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喃地说。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刚才我看这个女青年的时候真还觉得几分眼熟呢，不错，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谁？”杨长勋问我。 “一时说不明白，”我说，“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吧。” 七 “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这句话如果是事实，也不至于掀起对《文化苦旅》和作者的声讨吧？但在上海，这种声讨快速形成，并推向全国。 按照文章大批判的逻辑，《文化苦旅》转眼上升为“妓女读的书”。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说自己受了污辱，强烈要求我通过官司来为他们洗刷。但我知道，这事打不得官司。难道要法院证明没有妓女读过这本书？我可以肯定，如果要追问那个写文章的上海人：是哪一个妓女？他一定不会说；再问：是否认识那个妓女？关系如何？他也不会说。 谢晋导演气鼓鼓地找到我，大声为我辩护，说中外历史上很多妓女的人品、文品都很高，为此，他还要拍电影来表现。我很感谢这位大导演，但也明白他的辩护思路错了。 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是突然唤醒了上海街市间曾经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报文痞、情色讼笔。那个被我绝交的左派编剧更是兴奋，觉得终于等到了给我“写回信”的机会。他十分内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口红，《文化苦旅》既然放在一起，也就成了“文化口红”。从此，很长时间，批判“文化口红”成了他的主业之一。随着他，“啃余族”全线活跃。 当时的上海文坛，除了谢晋导演继续气鼓鼓地毫无办法外，百岁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报刊辱骂，而他还在听人朗读我的书，我的那些“文化口红”。黄佐临先生则给我留下了“让他们骂去”的遗言，已告别人世。再也没有人理会这些过时的人，大家热衷关注的，还是妓女、口红，口红、妓女……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 事情看来不大，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看了一阵，得出一个结论：上海，真的必须离开了。 杨长勋教授没有说错。 其实不止是上海。妓女和口红的话题如此连篇累牍，全都凭借着官方出版物，上上下下没有出现半句非议。在这种整体气氛中，我想，自古以来没有一个文化人能够安适地生存下去。很多国家的华文读者都纷纷来信劝我移民，我和马兰想了好久，最后想到了我与郭宝昆先生讨论过的“文化身份”，止步了。 八 爸爸的秘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 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 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停止了呼吸的他却一直张着嘴，好像有一些话没有讲完。 我用手托在他的下巴底下让嘴慢慢闭合，但一松手又张开了。最后，当妈妈伸手一托，爸爸的嘴就闭合了。 妈妈轻轻地抚摩着爸爸的脸，很快又抽回手来捂住了自己的嘴。她不让自己哭出声音来，因为她知道隔壁的几个病房都在抢救，不能让那些病人听到哭声。 从医院回到家里，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却又发现抽屉里藏着大量文字资料，一沓又一沓，一袋又一袋。 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年男人的最后秘密。这位老年男人与我的关系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后坐下，闭上眼睛，静一静心。过了很久，我才敢去轻轻翻动。 尽管我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真的一页页翻看那些文字资料时，仍然非常吃惊。 第一部分是他三十五年前写给造反派当权者的“借条”留底，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来，在他关押期间，妈妈前去探监时给他说起家里的事，他毫无办法，只得冒险向当权者借钱。他在十年间没有借到过一分钱，而每张“借条”都必然引来一次次残酷的批斗。有几张“借条”，我刚刚一读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领养的表妹要在安徽农场结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决定用叔叔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作为陪嫁，却想“借”一点点钱，买一床被褥装在这只旧箱子里。 又如，一张“借条”上说，寒冬已临，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还没有用过一寸，希望当权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点钱…… 第二部分是三十五年前他们单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隔了这么久，我现在一读。还背脊发凉。例如这一段，好像是一篇新闻报道—— 当天斗批大会上余学文这个坏家伙的画皮被层层剥开了，在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原形毕露。但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他还要伺机反扑，不要以为余学文是“死老虎”，这个老虎还没有死，还要咬人，我们不要被他装出一副可怜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继续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这些空话又不全是空话。其中所谓“装出一副可怜相”、“穷追猛打”、“再踏上一只脚”等等都是实情描述。 爸爸，真是受大苦了。 为什么要让爸爸“永世不得翻身”呢？印刷品中又写明了他的罪行—— 当“二月黑风”刮起之后，这个死不悔改的坏家伙就跳了出来，公然为刘、邓及其代理人陈丕显翻案，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真是狗胆包天，罪上加罪。 文中所谓“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第一、第二号人物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 这下子，我终于明白了三十多年前就产生的疑惑。爸爸这么一个小人物为什么会承受那么严重的迫害，直到造反派下台、老干部上台之后仍不得解脱？原来，他所在单位的“广大人民群众”从他的日常闲谈中提炼出了这么多“上及天庭”的政治罪名！ 在灾难时期，他怕吓着我们，没有说；灾难过去之后，他不想拿这样的东西为自己贴金，还是没有说。但他又舍不得丢掉，就藏下了。 我敢断言，这样的印刷品，是后来全国绝大多数号称自己在“文革”中“立场坚定”的文人拿不出来的。他们如果有一份，或者他们的爸爸有一份，哪怕上面只有一句半句，不知要做出多少文章让大家景仰。但是爸爸却把它们全都锁在抽屉里，直到此刻，三十二年之后，我才看到。 等我看到，他已经走了。 我连当面说一声钦佩的机会都没有。 我犹豫了很久，曾经选了几页这样的大批判印刷品照片，附印在《借我一生》那本书中。 我在那本书里讳避了一个细节：在爸爸临终的床边，放着两沓近几年诽谤我的报刊。以广州的《南方周末》为主，有天津的《文学自由谈》，上海的《文学报》，和别的几份报刊。这些报刊诽谤我的内容，全与文学无关。爸爸在这报刊的字里行间，画下很多抖抖索索的铅笔痕迹。可见，几乎已经失明的爸爸，还是逐字逐句读了。 我看到这些遗物后曾急忙向他熟悉的几位医生打听，这些报刊是怎么到他手上的。医生说，是他自己不断索取的，说我在国外，要代我收集资料。他还一再要医生放心，为了眼睛，他不会看。 其实那些医生上当了，他不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彻底。他把相隔三十几年的两种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复对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后岁月。他的高血压，他的心脏病，他的白内障，他因浑身乏力而摔倒，都与这些报刊直接有关。爸爸，是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屉的文章中的文字压了他半辈子，而那两沓近些年的报刊，则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捆稻草。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终身不会淡忘“杀父之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缩得再小，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我有几位兄长般的朋友，都是堂堂男子汉，在自己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有国际声誉。他们几乎都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在某个笔记薄的角落记着一个名单。那是一些曾经残害过自己长辈、家人的歹徒，也包括一些用谣言、文章袭击过自己的恶人。这些人现在看上去都过得不错，有的还经常在某些媒体上高谈阔论，有的已经移民美国或加拿大，却怎么也抹不去他们留世的血污孽债。 我常常会接到朋友的来电，低声而欢快地说：昨夜，又有一个名字用红笔画掉了。 我想，我们的社会也不必伪装遗忘，因为很多遗忘就是纵恶。应该留下一些名单，那些投污的，栽赃的，砸窗的，扔石的，造谣的，仗势的，喷毒的，起哄的，都应该被记录在一些笔记薄上。然后，让很多曾经投诉无门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生死沉浮。 善良的人们不至于动手报复，但都有权利在默默间隐藏一个名单，随之隐藏一支能逐一画去这些名字的红笔，隐藏一种强烈的有关净化世间的企盼。 追悼会之后，我们把爸爸的骨灰盒寄存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里，准备择日移回家乡安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叔、姨妈、益生哥，一大批亲人都等着他。 在这批亲人中，爸爸历来地位不高，原因是嘴笨。可以想象，这次他到那里见了亲人们，也会像往常一样谦恭地点过头，便找一个不引起注意的角落坐下，只听大家讲话。 但是，这次亲人们不会让他那么躲闪了。即使他最敬畏的家长，我的祖父，见到他也会深感羞愧。毕竟，祖父走得那么不负责任，而爸爸在人世间坚持了那么久，苦熬了那么久。 祖母最了解自己的这个儿子，外公、外婆也会满意这个女婿。我叔叔，曾为姑妈的死亡承担了责任，而爸爸，又为叔叔的死亡承担了责任。 在“文革”灾难中，如果不是叔叔先自杀了，爸爸多半会自杀，因为爸爸的意志远没有叔叔坚强，但是，坚强的叔叔为了更重要的坚强，把祖母托付给了爸爸。爸爸终究不辱这番重托，还维持了全家。 爸爸终生信仰佛教，我把他的灵位，安放在佛教圣地普陀山。一来二去，我和马兰对佛教有了更多的亲近，还一起成了普陀山的“荣誉岛民”。 与此相应，我们又与台湾的星云大师结了缘。星云大师仔细读过我写的所有书籍，很早就邀请我为世界多国的僧侣演讲，并参加了很多气势宏伟的佛教典礼。他在美国完整地观看过马兰演的电视剧，极为赞赏，因而产生了双重的亲切。 他让我们看到，生于多灾多难的现世，人们还可能以一种无边无界的大善，带来精神上的解脱。他创办的佛光山道场，果然是无边无界地遍布世界五大洲，天天都播撒着觉悟和快乐。 每次想到星云大师，我们就会对身边的祸害，看轻一点。 佛教，是庇护我们在恶风邪雨中安详生存的竹竂。 九 悬崖守护 我爸爸的突然离去，使马兰更担心起她的爸爸、妈妈来了。 事实一次次证明，受那些诽谤文章最直接伤害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长辈。马兰的爸爸、妈妈，仍然把那些污浊的报纸看成是“中央文件”。中国的很多老人都有这样的认知。 “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马兰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任何一个节目，让我的爸爸、妈妈看到，‘中央’并没有‘打倒’你。” 这事既可笑又凄凉。 我说，让我想一想。 正好中央电视台有一个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节目，需要找一位专职的“文化素质评委”，希望我担当。照理，一个辞职的高校校长是不可能参与这样等级的事情的，但我想起妻子的话，犹豫了。最后，答应了。 没想到这个节目在全国的收视率极高，而且，我主持的“文化素质”考核比歌曲比赛更有吸引力。选手们从题库里随机抽出了古今中外的文化课题，支支吾吾地回答得非常有趣；与此同时，全国无数家庭的电视机前，子女正在调皮地测试着父母亲，而妻子又在斜眼看着丈夫。这一来，这个节目很快变成了一个有上亿人参与的文化大课堂。一次比赛长达五十多天，我每天都要讲述很长时间，我想岳父、岳母应该宽心了。 据统计，收看这档节目的全国观众，有百分之八十三是为了看我的文史知识点评。 但是，由于全国观众对我的文史知识评价太高了，很快有一个姓金的上海文人写出一本书来，指出我的《文化苦旅》里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另一个姓郝的上海文人，与他呼应。 还是由南方那家周报领头，全国一百六十多家报纸全都兴高采烈地报道并摘引了他的书，台湾也快速出版这本书，这本书登上了亚洲畅销书排行榜，他本人还被“香港书展”作为特邀嘉宾邀请到现场签名售书。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伪造了“剽窃”事件，并借此发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大全”上“驱逐”我的运动，“啃余族”一呼百应，他们全都成功。 很多老人告诉我，发动此事的那两个主角，是“文革”造反派中的著名首领。对此，我没有兴趣查证，只看到现在这帮人闹事的速度和效力，早已远远超过“文革”中最有势力的造反派。难道是两代造反派、三代造反派的结合？ 这不是没有可能。历史的病毒向来顽固，看似不见了，却会以更大的规模变异、爆发。 对这一系列的怪事，有一个人血脉贲张，那就是杨长勋。他已经从广西艺术学院调入广西师范大学，天天关注着我所面临的文化灾难，气愤至极。来几次电话，在痛骂之后又抽泣不已。他说自己正在动手写一本长长的书，把我这几年所承受的一切，一一予以剖析。这就使他不能不汇集全部资料，结果，越读越愤怒，越写越激动。有几次，他在电话中说：“昨夜一夜没睡，喝了不少酒，我快灭绝了。” 整整两年，他都在写这本我不知道标题的书。他数度自费到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调查。有时，我会在清晨接到他的电话，他总是恨恨地说：“我必须揭露这些人。这些人的经历我都搞清楚了。如果不揭露，中国文化就被他们糟蹋完了！” 我知道，他又写了通宵。 电话里传来钢琴声，我问是谁在弹，他说是年幼的孩子。说起孩子，他口气才稍稍变得柔和。 元旦刚过，他打来电话说：“书终于写成了，我要让你看一看。但请答应我，你看的时候不要过于愤怒。我已经用几年时间代你愤怒过了，你再愤怒，就便宜他们了。” 他不想把这部书稿邮寄，因此希望我的助理金克林能到广西南宁去取。他说，这两天，他会最后润饰一遍。 金克林是一月七日抵达南宁的。杨长勋为了书稿已经两天没睡，见了金克林，他又流着眼泪喝酒。结果，发生了谁也没有想到的悲剧：一月八日，杨长勋副教授在沉睡中去世，终年四十三岁。医院鉴定为：心源性猝死。 那部书稿，由金克林带到了上海，标题是：《守护余秋雨》。 又一个生命，为我离去。他想守护我，但我没有能守护住他。 他想在悬崖边上艰难地为我清理一小块立足之地，但他自己却失足了。一下子，粉身碎骨。 我会一辈子记住这个名字：杨长勋。 我不知是怎么看完书稿的。但是，看完后，我决定通过金克林，与杨长勋的妻子商量，暂时不出版这本书。书中的内容太彻底了，那些诽谤者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在新时期中的投机表现，以及后来与盗版集团的关系，都有了证据。 我不同意出版，原因有二： 第一，我们面临着一个只审视被害者、不审视伤害者的巨大陷阱，没有人会去关注那些诽谤者的真相； 第二，即使有人关注了，也只是为社会增添了恶的观感，但这种观感，在中国已经积累太多。 而且，我还从杨长勋整理的材料中看到，那些诽谤者的恶，大多是因为从小缺少善和爱的滋养，形成了一种可谓“攻击亢奋型”的精神障碍，其实都是病人。例如湖北那个纠缠我很久的人，小时候居然是被父母亲当作物品卖掉的，即使变态，也很值得同情。 据金克林说，杨长勋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同意我的决定。 我和马兰每天都躲在深圳家里，很少外出。楼下大门口有一排信箱，也有我们的一个。 马兰关心楼下的信箱，只是因为还在等相关政府部门来信给一个说法。 这天她又沮丧地上楼了，手上拿着一封从上海转来的英文信，交给我。 我拆开，看了一遍。不相信，再看一遍。 马兰发觉我的鼻子轻轻抽搐了一下，赶紧过来，问我怎么了。 我闭了一会儿眼，抬起头来对她说：“这是美国纽约市文化局、林肯艺术中心和美华协会联名写给你的一封公函，通知你，你已被他们评为亚洲最佳艺术家。而且，还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我尽量说得平静。 “这不可能。我已经好几年没演了。”她摇头。 “信上说，这是美国二十四位资深戏剧评论家投票的结果。他们中不少人，在十年前看了你在洛杉矶的演出。其他评委，也看了你的录像。”我说。 她的表情开始凝冻。 我继续说下去：“信上还说，这个奖的评判标准很严。‘亚洲最佳艺术家’已经很不容易，而其中的‘终身成就奖’更是少而又少，除了电影艺术家黑泽明，舞蹈艺术家林怀民外，中国戏曲界只有张君秋、袁世海等寥寥数位得过。你是几十年来这个奖项的最年轻获得者。他们正在安排时间，你要亲赴美国纽约领奖，还要准备做一个获奖演讲。” 她不说话，一直呆坐着。 我说：“我陪你到外面散散步吧。” 这是傍晚时分，深圳的空气中充满潮气，有点闷。我们在一条木架路上默默地走了很久，她突然说：“这事千万不能让国内的媒体报道。” 我一听，苦笑了一下。前两天，到深圳书城走走，被总经理陈锦涛先生发现。陈经理到办公室拿出一份印刷品，上面有全国近十年来最畅销的十本书排行榜，十本中，我一人竟占了四本。我一见就让陈经理赶快收起来，不要让很多人看见。因为，这就是我遭受围攻的原因之一。 北京《中关村》杂志来信，说我被投票评上了“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我立即回信央求他们，尽量不报道、少报道。他们很惊讶，但还是答应了。 然而，不管怎么掩盖，也总有缺口被那些人挤进来。眼前又有了一件：我在家乡出生的老屋，由于经常有不少海内外的读者来参观，给现在的屋主带来很大的困扰。我听说后就把它买下，赠送给镇里，请他们见到参观的人开一下门。但是，老屋已是危房，维修、打扫、看管的事情超出了乡亲的能力，因此镇里就问县里，能不能由县里保管。 这本是一件芥末小事，不知怎么被一个年轻村民捅上了网，那些“啃余族”一见，又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所有的矛头都针对着我可怜的乡亲，骂他们怎么胆敢把我家老屋当作“文物保护单位”而试图赚钱。 我知道，这铺天盖地的网上风潮，一定把镇里的乡亲和县里的官员吓着了，哪里还敢再保存老屋。我连忙写信给乡亲，请他们在村庄建设时把老屋拆除。 我想，拆了也好。老屋有太多牵动我情感的故事，千万不能被现代邪恶纠缠。一来纠缠，不如沦为瓦砾。 于是，我又和马兰一起，回了一次老家，特地在老屋前拍照。这屋，确实破败了。但是，就在这些老旧的砖瓦间，有过父母亲的结婚鼓乐，有过妈妈的油灯书信，有过祖母的大灾孤居……一切美丽和悲怆，都将随风飘散。 从老屋，又想到妈妈。 我在心中轻轻地说：妈妈，那些人不仅不让我们在任何一座城市居住，而且还不准保留我们最早的住所！ 妈妈一定会问是什么样的人？ 我说：就像几十年前我们经历过的一样，是一片叫不出名字的泥淖，是一团紧随不放的阴云。 妈妈一听就懂。 我和马兰又赶回上海，去看妈妈。妈妈坐在一把藤椅上，我捋着她花白的头发，回忆着一个个与那间老屋有关的故事。但是，老屋已经不能保留的事实，却不能向她透露。 老人家对于越老的事，记得越清楚。 我问她，从进门到灶间，一共是几步，她快速说出。 我又问她，后门小巷间的雨水缸，直径多大，她立即张开双臂比画了出来。 我还问她，我出生的那张床，床框上刻着哪几句古诗，她也毫不顿挫地流畅背出。 但是，这一切都将变为废墟。 马兰获“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颁奖仪式，在哥伦比亚大学礼堂隆重举行。纽约市文化局的局长、林肯艺术中心的总监、哥伦比亚大学的副校长，都出席了。仪式上播放了马兰历来的演出片段集锦，她发表了获奖演讲，题目是《中国戏曲的昨天和明天》。她的思考等级和表达能力，让全场大为惊讶，因而掌声不断。 我作为“家属”，非常低调地陪在一旁，却还是被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那就免不了也要发表一个演讲了，我的讲题是《重构中国文化史》。年迈的夏志清教授听了鼓励我：“你历来在纽约的每一次演讲，我都来听了，一次比一次好。”由他热情推荐，我再度到美国的著名大学做了一番巡回演讲。 由于我的思路比较独特，在各大学又一次引起轰动。但我反复地请求当地华文报刊的记者，绝对不要向国内报道。 马兰作为“亚洲最佳艺术家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再次受到当地华语艺术团体的移民邀请。马兰的回答是：“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十 回国后与齐华通了一次电话，他说余鸿文先生已在四个月前去世，他也刚刚从余鸿文先生的女婿那里听说。我问，老人安葬在哪里。他说骨灰盒暂时安放在一个殡仪馆的安灵堂。正巧，与我父亲是同一个殡仪馆。 那天下午，马兰在家里陪妈妈，我一个人去了殡仪馆的安灵堂。马兰太敏感，那样的地方不适合去。 在安灵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鸿文先生的灵位。他们的位置，离得不远。我特别向余鸿文先生的灵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辈的长者，又是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大媒，因此，也是我生命起点的攒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还是用那种忧郁而幽默的眼神看着我，我立即退后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走过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个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头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条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给我讲的话：“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挨打。” 我想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人的位置移开一点，不要靠得那么近。但一想这必须通过双方家属，非常麻烦。而且，说不出理由。 走出安灵堂大门时我又停步了。我的眼角仿佛扫到，就在最靠大门的地方，有一个骨灰盒上的名字有点奇怪。也姓余，这是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再看，叫余颐贤，原来是他。家乡的盗墓者，又做过不少好事。真是他吗？他什么时候到了上海？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从骨灰盒上的生卒年份看，他是在九年前去世的。 我希望真是他。从故乡山间的月色下一路走到这里，很不容易。 归结

一　侍母日记

2012年11月18日 马兰来电急告，我妈妈的病情突然危重，已经失去意识，但暂无生命危险。马兰遇到急事，总是会用一种平静的口气，但今天却无法平静了，要我尽快从北京回到上海。 已经失去意识？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北京我刚到两天，是来讲课的，半年前就安排好了的课程。 我急忙给讲课单位去电话。对方说：“啊呀不好，听课的都是忙人，已经从各单位请假，集中在一起了。这门课，实在很难调。” 我一再道歉，说：“最后陪侍妈妈，也是我的一门大课。这门课，一辈子只上一次，没法调。” 对方被感动了，称赞我，但又支支吾吾地说：“能不能……”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先抢着讲几次课，再回上海。 我说：“各种模范人物为了工作而牺牲亲情的事，老是被宣扬，我却不大赞成。亲情是生命哲学，又是中国哲学，正是我要讲的课。” 我又加了一句：“欠你们的情，我以后一定加倍补上。” 2012年11月19日 在上海长征医院的病房里，我看到了妈妈。 她闭着眼，没有表情。 我俯下头去，轻轻呼喊，还告诉她，我是谁。 几十年来，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都快速反应，而且非常高兴。只要听到我的声音，她可以在酣梦深处猛然醒来，她可以在喧闹街市突然回头。但今天，她没有反应。在我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 马兰凑在她耳边说：“妈，阿雨来了。妈，是阿雨呀……” 还是没有反应。 按照我们都看熟了的文艺作品，妈妈虽然没有反应，却有可能在眼角沁出一痕泪水。 但是，妈妈没有。 马兰直起身来对我说：“如果眼角有泪，证明妈妈还很清醒，但这种清醒就是痛苦。” 我说：“对。子女不应该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 医院病房里经常传来年轻人对老人的大呼小叫，其实是不应该的。老人敏感，平日稍稍听到一点噪音就不能入眠，此刻更想安静。因此，在这样的时刻不吵不闹，可能也是一份孝心。如果想用大呼小叫换来老人的一点点反应，则是在踩踏一种极不对称的生理天平。 我想，在生命幽微的时刻，老人已经进入一种烟水迷蒙的“渐隐”状态。如果再让他们怆然睁眼，重新感受生离死别，实在有点过分。 幸好，我妈妈的“渐隐”过程没有被阻断，满脸安详，眼角干爽。 2012年11月20日 我几经询问，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毕生的最后话语。 前天进医院后，保姆小许问她，想吃什么。妈妈嘴角一笑，说：“虾。” 其实不是她现在想吃，而是顺口念叨了一种晚年最喜爱的食物。 她说的虾，是小虾，清水煮的，不腥不腻，口味很鲜。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生活贫困，妈妈到河边淘米时，会顺手在长满青苔的埠头石上摸下一把小螺，我们乡下叫“丝螺”，算是荤菜了。偶尔，也会用淘箩捞到几只小虾，那就是当天盛事，会在饭桌上让来让去。 妈妈晚年，常用筷子拨着餐桌上那一碟子清水小虾，回想起家乡小河边的蕰藻蝌蚪、芦苇蜻蜓。专家证明，人们在食物上的毕生爱好，大多与早年有关。 小虾对于妈妈的早年，只是稀罕，却不常见。比较常见的美食是一种小点心，叫“橘红糕”。其实是一些软软的米粉粒，制作时加了一点橘子皮和糖。我家有一个远房亲戚是一家南货店里的制作工匠，因此吃到的机会比较多。我每次拉着祖母的衣襟到南货店去，那位老板娘与祖母年龄相仿，总会抬起手来，用一个大拇指按到祖母嘴里，那是按进去了一粒橘红糕。第二下，就会按到我嘴里了。 这种小点心，居然留在了妈妈的记忆深处。 医生来查病房时，想与妈妈说几句话，便弯下腰去问：“奶奶，您最想吃什么？” 妈妈看着陌生的医生，随口说：“橘红糕。” 她似乎立即觉得不太对，怎么把几十年没吃过的东西说出来了，便害羞地笑出声来。 妈妈笑得很敞亮、很天真。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语言，最后笑声。 你看她，先说清水虾，晚年最爱；再说橘红糕，早年最爱。妈妈用两种最小的食品，“起点性的食品”和“终点性的食品”，概括了自己的一生。 在这两种食品之间，无限的风雨，无尽的血泪，都删去了。她把人生压到了最低最简，让她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因此就用笑声自嘲。 自嘲之后，她不再有片言只语。 我听保姆和医生一说，便用一字总结：“禅。” “什么？”医生没听明白。 “禅。只记住一种最简单的生活方式，打破了虚假常规，至低即是至高。”我说。 医生点头。 2012年11月21日 妈妈好些天已经不能进食，用“鼻饲”的方式维持生命。我妻子定时用棉签蘸一些蒸馏水，湿润她的嘴唇。 妈妈的嘴，一直很好看，到了九十高龄还是不瘪不垂，保持着优美的形态。 舅舅多次说，我妈妈年轻时是个大美女，没嫁到乡下去时，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多少人都在看她，走过去了还不断回头。 舅舅是从上海路人的眼光来判断美丽的，在这一点上，我比舅舅厉害。我小时候在那个贪瘠的小山村中，并没有路人的眼光帮助我，只凭着一个孩子的自然天性，就知道妈妈很美。 美具有一种“跨界传染性”。我从妈妈的美，扩展到对自然美的认知，最后，抵达艺术美和文学美。 为此，我对美学的理解，与别的学者不同。我相信人类与美在起点上是一种天性对应，并不是通过教育。小孩子都会在五六岁时就被山光水色惊呆，为秋山晚霞痴迷，并无任何课堂指引。 当然，仅有天性并不够，还必须加注内涵。这内涵，主要不是来自学问，而是来自经历。例如此刻马兰用棉签在一点点湿润的妈妈的嘴，曾经面对过一大堆小嘴。那些小嘴要吞食，要咀嚼，要饮啜，要滋润。这个包围圈，一直延续了很多年。这就使妈妈的嘴有了另一番生命力度和美学力度。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和祖母一样，喜欢在我们吃东西的时候看我们的嘴。有时，是她们喂我们，勺子送到我们嘴边，她们的嘴先张开了，直到我们把食物咽下。转眼，下一勺又来了，她们的嘴又再度张开。这就是我对她们的嘴的最鲜明记忆，却怎么也记不起来她们自己吃东西的样子。 那么多年天天坐在一起吃饭，竟然记不起来她们吃东西的样子，可见我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眼前的饭菜了。真是不懂事的后辈，现在想来，还是万分羞愧。 直到今天，随着马兰手上的棉签，我才细看妈妈的嘴。它的张合，是我们的童年；它的紧闭，咬过了饥饿和灾难；它的微笑，是我们的家园。此刻，它终于干涸了，干涸在不懂事的后辈前面。 2012年11月22日 昨天晚上妈妈呼吸急促，今天早上又回到了常态。 我们家兄弟众多，一批又一批来轮流守候。各家的“另一半”也都不断地来，再加上舅舅、舅妈、亲戚、朋友，这个病房肯定是整个医院最拥挤的。好在，所有来的人都轻手轻脚，细声交谈，没有出现一丝嘈杂。 开始，医生和护士门见到这么多人有点皱眉。但不久，他们感动了。一位医学博士对我说：“现在很少再有这样的家庭了，全体出动，又那么有序。而且，像您和马兰老师这样的大名人，也都天天陪着……” 这么多人来来去去，需要有一个总指挥。这个人既要与医生密切联系，商讨各种医疗方案，又要安排轮流值班，还要接待老老少少的探望者，更要让所有的人都由衷地服从，发现任何特殊情况都要立即调整。这个总指挥，就是我的妻子马兰。 整整二十几年，马兰一直是余家上下最有威信的“大嫂”。各种事情，只要产生了纠缠或麻烦，大家都会等待她来处理。而她一处理，总是干脆利落，各方心服。 妈妈最早是从电视上认识马兰的。待到我们成家后，妈妈看到我原来乱麻般的生活状态，突然变得井井有条，轻松愉快，她实在吃惊不小。马兰有语言才能，很快学会了妈妈那种半是慈溪话、半是上海话的奇怪语言，两人就变得非常亲热了，一见面便搂在一起。 马兰有一种不露声色的感染力。在她的影响下，我们四兄弟的四个媳妇，都变成了知心姐妹。她们与妈妈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丝一毫的“婆媳纠纷”。无论是她们还是妈妈，对这种“纠纷”完全无法想象。 那时候，妈妈的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还非常健全。她始终认为，我作为她的大儿子，毕生的最大成绩并不是写了那么多书，也不是拥有那么多读者和学生，而是找到了一个好妻子。 直到一个月前，我们全家一起吃饭，妈妈当时还没有生重病，拍了一下坐在身边的我，附耳说了一句：“看来看去，马兰是真正的漂亮，你长得一般。” 说完她笑了一下，轻轻地摇头，为她把我生得“一般”而抱歉。 对谁抱歉？当然不是对我。好像，是对马兰的父母亲。 2012年11月23日 医生说，妈妈发生了脑萎缩，有一段时间了。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都在回想。 不错，最大的标志，是迷路。 前年，妈妈就有过一次让全家紧张的长时间迷路。她历来喜欢独自走路，而且对认路颇有自信。但那一次，她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她边走边看路牌，相信前面一条路应该认识。但是，到了前面一看，还是不认识。她不认为这是迷路，因此绝不问人。 我儿时在乡下跟着她走远路，在田埂间也迷过路，她同样不问人。那时是因为害羞，一切漂亮的女孩都会有这种障碍。后来年纪大了，但羞于问路的习惯却留了下来。 这次迷路，非常严重。她这么大的年纪，竟然在上海的街市间步行了整整十一个小时！我们全家上下十几个人一起出动，分头寻找，还报了警。直到几近绝望之时，终于接到了警方的电话：“发现了一个头面干净又大汗淋漓的老太太。” 见到她时，她已经喝了警察提供的热豆浆，还吃了一个汉堡包，体力又恢复了。她完全不承认，自己在外面走了那么久。 “最多两三条街，不到一个小时。”她说。 那时她已经八十八岁，我们不能不赞叹她惊人的生命力。但也曾掠过一丝担忧：她其实一直在近处绕圈子，脑子是否出了一点小毛病？ 尽管她嘴上很硬，但在行动上，从此再也不敢一人走长路了。我们也吩咐保姆小许一直跟着，不要离开太久。 我相信，她在找路的十一个小时中间，已经深深受到惊吓。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了，不知道街道今天怎么了，不知道上海今天怎么了，不知道世界今天怎么了。 这种生命体验十分恐怖。眼见的一切都是陌生，连任何细节也找不到一点亲切。她要摆脱这种恐怖，因此走、走、走，不敢有一步停息。 与她有关的一大堆生命都在寻找她，但不知是谁的安排，有那么长时间，她“不被找到”。而且，是没有理由地“不被找到”。 这是一次放逐，又是一个预兆。 为了感谢那几位警察，我送去几本自己写的书。警察一看，笑着说：“原来是您的母亲，连迷路都让人震惊。” 2012年12月23日 妈妈今天有点发烧，医生在吊针里加了药，过几小时就退了。 蔡医生把马兰拉过一边，问，如果妈妈出现了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采取那些特殊抢救方式？ 马兰问：“什么样的特殊抢救方式？” 医生说：“譬如电击，切开器官，等等。” 马兰问：“这样的抢救能让意识恢复吗？” 医生说：“那是不可能了，只是延续生命。” 马兰问：“能延续多久？” 医生说：“最多一两个星期吧。” 马兰说：“这事要问秋雨，但我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尊严。” 我和弟弟们听说后，一致同意马兰的结论。 很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会做出相反的选择。为了短暂的延续，不惜做出“残忍抢救”。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就没有孝心，会被别人指责。 其实，让老人保持最后的体面和尊严，是子女的最大责任。我相信，我们的结论也就是妈妈自己的结论。 在这一点上，我们遗传了她，有把握代她发言。 妈妈一生，太要求体面了。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个星期？ 记得几年前，我曾用轻松的笔法写过一篇《体面人生三十项》的小文章，其中三项与死亡有关。那就是：一、拒绝“残忍抢救”；二、拒绝穿统一的“寿衣”；三、拒绝在碑文上写官职。 妈妈从来没有官职，前面两项当然都会做到。 2012年11月24日 妈妈今天的脸色，似乎褪去了一层灰色。 马兰轻声在我耳边说：“妈妈会创造生命的奇迹吗？” 我说：“但愿，却不会。” 妈妈，您真要走了吗？我童年的很多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即使忘了，一提起还会想起。您不在了，童年也就破碎了。 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源了。 我每次做出重大选择，总会估量会不会对您带来伤害。您不在了，我可以不做这种估量了，但是，那些行动也就失去了世代，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妈妈，您知道吗，您虽然已经不会言语，却打开了我们心底的千言万语…… （注：日记太长了，先选八天吧。） 二 为妈妈致悼词 感谢诸位，来与我们一起，送别亲爱的妈妈。 我妈妈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六日出生，于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九日凌晨去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整整九十年，也算高龄了。妈妈在最后的日子里没有任何痛苦，只因老年性的心血管系统疾病失去了意识。我们这些晚辈一天天都轮流陪在她身边，她走得很安详。 因此，我要求几位弟弟，在今天的追悼会上不要过于悲伤，更不要失声痛哭。 悲伤和痛哭，容易进入一种共同模式，这是妈妈不喜欢的。记得十年前我们也在这里追悼爸爸，从头到底，妈妈一直都没有哭，大家以为她过度悲痛而失神了。但是，回到家里，在爸爸那个小小的写字台前，她突然号啕大哭，哭得像一个小女孩一样。马兰抱住她，抚摩着她的背，她哭了很久很久。从此，整整十年，直到她自己去世，她不再哭过一声，不再流一滴眼泪。她此生的哭声和眼泪，全都终止于爸爸。 妈妈拒绝一切群体化的悲伤，避过一切模式化的情感。我们今天，也要顺着她。那就让我们在心底，为这独一无二的生命，唱一首独一无二的送别之歌。 妈妈的独一无二，可以从一件小事说起。几天前，我们守在妈妈床边，为她服务了十年之久的保姆小许动情地说，整整十年，没有听到过她的一句责备，一句重话。 我说：“你只有十年，我是她的大儿子，多少年了？从小到大，也没有听到过。” 其实，今天到场的舅舅、舅妈和所有年长的亲友都可以证明，在你们漫长的人生记忆里，有没有留下一丝一毫有关我妈妈稍稍发火的记忆？ 我看到你们全在摇头，对，肯定没有。我一生见到的妈妈，永远只是微笑，只是倾听，只是腼腆，最多，只是沉默。直到半年前一起吃饭，我说她毛笔字写得比我好，她还腼腆得满脸通红。 但是，我要告诉今天在场的年轻人，不要小看了微笑和腼腆。你们眼前的这位老人，还留下了一系列艰深的难题。 对于这些难题，我曾多次当面问过妈妈，她只是三言两语匆匆带过。每次，我总以为还有机会细问。也许在一个没有旁人的安静下午，让她一点点地回答我。但是，这个机会再也没有了，她把一切答案都带走了。 于是，我心中的难题，也就成了永远的难题，无人可解。 第一个难题。她这么一个大城市的富家之女，为了在战争年月支撑一个小家庭，居然同意离别在上海工作的丈夫，到最贫困的乡村度过自己美丽的青春，一切生活细节都回到她完全不熟悉的原始起点。对她来说，就像一下子跌进了石器时代。这，怎么可能？ 第二个难题。回去的乡村，方圆多少里只有她一个人识字，她却独自挑起了文明启蒙的全部重担。开办识字班，为每家每户写信、读信、记柴账、谷账……她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却没有任何人要她这么做，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这，又怎么可能？ 第三个难题。她和爸爸，这对年轻夫妇，当初是怎么冒险决定的，让他们刚刚出生的大儿子，我，在如此荒昧的农村进入至关重要的早期教育？在那所极其简陋的小学开办之前，是由妈妈独自承担吗？在我七岁的时候，妈妈又果断地决定，我每天晚上不再做功课、写作业，而是替代她，来为所有的乡亲写信、记账。她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是为了培养我的人生责任感，但她难道完全不考虑我的学业了吗？ 第四个难题。有些亲友曾经认为，妈妈是在瞎碰瞎撞中很偶然地完成了对我的早期教育。这确实很有可能。但是，我到上海读中学后，很快获得了全市作文比赛第一名和数学竞赛大奖，原因是我为乡亲写过几百封信，又记了那么多账。妈妈知道我获奖的消息后，居然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难道，她不是瞎碰瞎撞，而是早有预计？ 第五个难题。到上海后，遇到了饥荒和“文革”。全家遭受的最大困顿就是吃饭，这事全由妈妈一人张罗。“文革”中，一切被“打倒”人员的全部生活费，是每月每家二十六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家，是整整八口人，其中包括一名因失去父母而被收养的孩子。家里早就没有任何余钱，所有稍稍值钱的东西也都已经卖完。那么，二十六元，八口人，这道完全无解的算术题，妈妈到底是怎么一天天算下来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结果，那就是全家都没有饿死。这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与前面几个难题不同的是，这个难题出现时我已经长大，留下了一些片段记忆。 例如，“文革”灾难中的一天，妈妈步行到我所在的学院，找到了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一顿饱饭的我。在一片吵闹的高音喇叭声中，她伸出温热的手掌紧紧贴在我的手掌上。我感觉到，中间夹了一张纸币。她说，还要立即赶到关押爸爸的地方去。我一看手掌，那是一张两元钱的纸币。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过几天我就侦查到了。原来妈妈与几个阿姨一起，在一家小工厂洗铁皮。那么冷的天还赤着脚，浑身上下都被水浇湿了。几元钱，就是这么挣来的。 前几天，妈妈已经失去知觉，我坐在病床边长时间地握着她的手掌。突然如迅雷闪电，记起了那年她贴着两元钱纸币握住我手掌时的温热。还是这个手掌，现在握在我手上。然后，我又急急地去抚摩她的脚，四十多年前的冷水铁皮，让我今天还打了个寒战。 妈妈的手，妈妈的脚，我们永远的生命支架。难道，这些天要渐渐地冷却了吗？ 我一动妈妈的手脚，她肩头的被子就有点滑落，马兰赶忙去整理。肩头，妈妈的肩头，更是我家的风雨山脊。 有关妈妈肩头的记忆，那就更多了。例如，我曾写过，“文革”中有一次我从农场回家，吃惊地看到一张祭祖的桌子居然在自动移位。细看之下才发现妈妈一个人钻在桌子底下，用肩在驮桌子。家里的人，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逼死了，有的被流放了，没有一双手来帮她一把，她只能这样。 “文革”结束后，公道回归，被害的家人均获平反，我也被选拔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但是，不管声名如何显赫，我的衣食负担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直到今天，集体宿舍的老邻居们还都记得，我妈妈每隔几天就肩背一个灰色的食物袋来为我做饭，后面还跟着爸爸。 现在，很多当年同事仍在美言我在那个年代的工作效能，不少出版社也在抢着出版我那时写的学术著作。但是只有我知道，这一切的一半分量，都由一副苍老的肩膀扛着，直到马兰的出现。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都已明白，妈妈一生的微笑和腼腆，绝不是害怕、躲避、无能、平庸。恰恰相反，她完成了一种特殊的强大。 妈妈让我懂得，天地间有另一种语言。记得当年爸爸单位的“革命群众”每隔几天就会来威胁妈妈，说爸爸如果再不交代“反党罪行”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妈妈每次都低头听着，从不反驳一句，心里只想着下一顿饭能找一些什么来给孩子们吃。后来叔叔在安徽被逼死，妈妈陪着祖母去料理后事，当地的“革命群众”又在一旁厉声训斥，妈妈只是捧着骨灰盒低头沉默，随便他们说什么。 几十年过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妈妈的沉默是对的。那些“革命群众”不值得辩论。一辩论就进入他们的逻辑系统，必定上当。妈妈固守的，是另一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是天道天理。只有沉默，才能为天道天理让出位置，才能为历史裁判留下空间。 妈妈心中的天道天理，比我们常说的大是大非还要高。妈妈并不否认大是大非，例如，在“文革”灾难中，她和我都知道，只要我去与造反派疏通一下，表示服从，爸爸的处境也许会改变，但我坚决不去疏通，她也赞成我这么做。又如，她知道我曾经到一个出版社单独与“工总司”暴徒对峙，又冒险悄悄地主持了上海唯一的周恩来追悼会，她都没有阻止我，只说“做事不大声，做完就走人”。 但是，这些事，还不是她心中的终点。她的终点听起来很平常：不管别人怎么闹，都要好好活下去。 在这一点上，妈妈显然高于爸爸。爸爸是典型的儒家，相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套，成天要为正义挺身而出，为此受尽折磨。直到十年前，还被广州、上海、天津的三份诬陷我的报刊活活气死。他临终床头那几份报刊上的颤抖笔画，便是生死遗命。其实爸爸和妈妈同龄，妈妈能够多活十年，原因之一，是她压根儿不听那些恶言。因此，这些恶言只能折腾爸爸，却无伤妈妈。 针对这个对比，我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当然忘不了杀父之仇；但我又是妈妈的儿子，懂得绝不能让自己受恶言操控。我想，朋友们都会认同，我受妈妈的影响更深一些。 很多读者都奇怪，我为什么受到媒体间那么多谣言的一次次围攻而从不解释，从不反驳？只要见过我妈妈，就明白了。 最后，我想用一件远年往事，作为这个悼词的归结。 在我六岁那年，一个夏天的傍晚，妈妈翻过两座山，吴石岭和大庙岭，到上林湖的表外公家去了，当夜必定回来。我为了让妈妈惊喜，就独自翻山去接妈妈。那时山上还有很多野兽，我却一点儿也不害怕。后来在第二座山的山顶遇到栖宿在破凉亭里的一个乞丐家庭，他们还劝我不要再往前走，但我还是没听他们的。终于，我在翻完第二座山的时候见到了妈妈。现在想来，妈妈也是够大胆的，那么年轻，那么美貌，独自一人，走在黑夜山路上。然而，更有趣的是，妈妈在山路上见到我，竟然不吃惊，不责怪，不盘问，只是高兴地说一句“秋雨来了”，便一把拉住我的手，亲亲热热往回走。这情景，正合得上布莱希特的一个剧名：《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 是的，我毕生的大胆，从根子上说，都来自妈妈。十几年前我因贴地冒险数万公里考察了密布着恐怖主义危险的人类古文明遗迹，被国际媒体誉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其实那每一步，还是由妈妈当年温热的手牵着。 妈妈，您知道，我为您选定的归息之地，就在那条山路边上。爸爸已经在那里安息，山路的另一侧，则安息着祖父、祖母、叔叔，以及您的父亲——我们的外公。因此，您不会寂寞。 您先在上海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明年春天，我会领着弟弟们，把您送到那里。 妈妈，这是我们的山路，我们的山谷。现在，野兽已经找不到了，山顶上的凉亭早就塌了，乞丐的家也不见了。剩下的，还是那样的山风，那样的月亮，那样的花树。 妈妈，我真舍不得把您送走。但是，更舍不得继续把您留在世间。这世间，对您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整整九十年，越想越叫人心疼。那就到那里去休息吧，妈妈。 谢谢大家，陪我和妈妈说了这么多话。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在妈妈的追悼会上。） 三 远方的海 一 二〇一二年深秋时节。 此刻我正在西太平洋的一条小船上，浑身早已被海浪浇得湿透。一次次让海风吹干了，接着又是劈头盖脑的浪，满嘴咸苦，眼睛渍得生疼。 我一手扳着船帮，一手抓着缆绳，只咬着牙命令自己，万不可哆嗦。只要一哆嗦，绷在身上的最后一道心理防卫就会懈弛，那么，千百顷的海浪海风会从汗毛孔里涌进，整个生命立即散架。 不敢细想现在所处的真实位置，只当作是在自己熟悉的海域。但偶尔心底又会掠过一阵惊悚，却又不愿承认：这是太平洋中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西南部，海底深度超过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按世界地理，是在“狭义大洋洲”的中部，属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最近的岛屿，叫雅浦（yap），那也是我们晚间的栖宿地。 二 最深的海，海面的状况有点特别。不像海明威所写的加勒比海，不像海涅所写的北海，也不像塞万提斯所写的地中海。海水的颜色，并非一般想象的深蓝色，而是黑褐色，里边还略泛一点紫光。那些海浪不像是液体，而有凝固感。似乎刚刚由固体催动，或恰恰就要在下一刻凝固。 不远处也有一条小船，看它也就知道了自己。一会儿，那小船似乎是群山顶上的圣物，光衬托着它，云渲染着它，我们须虔诚仰视才能一睹它的崇高。但它突然不见了，不仅是它，连群山也不见了，正吃惊，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巨大深渊，它正陷落在渊底，那么卑微和渺小，似乎转眼就要被全然吞没。还没有回过神来，一排群山又耸立在半天了，那群山顶上，又有它在天光云影间闪耀。 如此极上极下，极高极低，却完全没有喧嚣，安静得让人窒息，转换得无比玄奥。 很难在小船上坐住，但必须坐住，而且要坐得又挺又直。那就只能用双手的手指，扣住船帮和缆绳，像要扣入它们的深处，把它们扣穿。我在前面刚刚说过，在海船中万不可哆嗦，现在要进一步补充，在最大的浪涛袭来时，连稍稍躲闪一下也不可以。一躲闪，人就成了活体，成了软体，必然会挣扎，会喊叫，而挣扎和喊叫在这里，就等于灭亡。 要做到又挺又直，也不可以有一点儿走神。必须全神贯注地拼将全部肢体，变成千古岩雕。面对四面八方的狂暴，任何别的身段、姿态和计策都毫无用处，只能是千古岩雕。哪怕是裂了、断了，也是千古岩雕。 我是同船几个人中的大哥，用身体死死地压着船尾。他们回头看我一眼都惊叫了：怎么整个儿都成了黑色？ 被海水一次次浇泼，会让衣服的颜色变深，这是可以解释的，但整个人怎么会变黑？ 我想，那也许是在生命的边涯上，我发出了加重自己身体分量的火急警报，于是，生命底层的玄铁之气、墨玉之气全然调动并霎时释出。古代将士，也有一遇强敌便通体迸发黑气的情景。 不管怎么说，此刻，岩雕已变成铁铸，真的把小船压住在狂涛之间。 三 见到了一群海鸟。 这很荒唐。它们飞到无边沧海的腹地，究竟来干什么？又怎么回去？最近的岛屿也已经很远，它们飞得到那里吗？ 据说，它们是要叼食浮游到海面的小鱼。但这种解释非常可疑，因为我看了那么久，没见到一只海鸟叼起过一条小鱼，而它们在狂风中贴浪盘旋的体力消耗，又是那么巨大。即使叼到了，吞噬了，体能又怎么平衡？ 它们，到底为了什么？ 一种牺牲的祭仪？一种求灭的狂欢？或者，我心底一笑：难道，这是一群远行到边极而自沉的屈原？ 突然想到儿时读过的散文《海燕》，高尔基写的。文章中的海燕成了一种革命者的替身，居然边飞翔边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我海旅既深，早已怀疑，高尔基可能从来没有坐着小船来到深海远处。他的“暴风雨”，只是一个陆地概念和岸边概念。在这里，全部自然力量浑然一体，笼罩四周，哪里分得出是风还是雨，是暴还是不暴，是猛烈还是不猛烈？ 在真正的“大现场”，一切形容词、抒情腔都显得微弱可笑。这里的海鸟，不能帮助任何人写散文，不能帮助任何人画画，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创作交响乐。我们也许永远也猜不透它们翅膀下所夹带的秘密。人类常常产生“高于自然”的艺术梦想，在这里必须放弃。 四 我们的船夫，是岛上的原住民。他的那个岛，比雅浦岛小得多。 他能讲简单的英语，这与历史有关。近几百年，最先到达这些太平洋小岛的是西班牙人，这是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半道歇脚点。德国是第二拨，想来远远地拾捡殖民主义的后期余辉。再后来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和美国了，这儿成了辽阔战场的屯兵处。分出胜负后，美国在这里留下了一些军人，还留下了教会和学校。 “每一拨外来人都给岛屿带来过一点新东西。这个走了，那个又来了。最后来的是你们，中国人。”船夫笑着说。 船夫又突然腼腆地说，据岛上老人传言，自己的祖辈，也来自中国。 是吗？我看着他的黑头发、黑眼珠，心想，如果是，也应该早已几度混血。来的时候是什么年代？几千年前？几百年前？ 我在研究河姆渡人和良渚人的最终去向时，曾在论文中一再表述，不排斥因巨大海患而远航外海的可能。但那时，用的只能是独木舟。独木舟在大海中找到岛屿的几率极小，但极小的几率也可能遗留一种荒岛血缘，断断续续延绵千年。 这么一想，突然产生关切。便问船夫，平日何以为食。鱼吗？ 船夫的回答令人吃惊，岛上居民很少吃鱼。主食是芋头，和一种被称为“面包树”的果实。 为什么不吃鱼？回答是，出海打渔要有渔船，一般岛民没有。他们还只分散居住在林子中的简陋窝棚里，日子非常原始，非常贫困。 少数岛民，有独木舟。 独木舟？我又想起了不知去向的河姆渡和良渚。 “独木舟能远行吗？”我们问。 “我不行。我爸爸也不行。我爷爷也不行。我伯伯也不行。亲族里只有一个叔叔，能凭着头顶的天象，从这里划独木舟到夏威夷。只有他，其他人都不行了。”船夫深深叹了一口气，像是在哀叹沧海豪气的沦落。 “一个人划独木舟，能到夏威夷？”这太让人惊讶了。那是多少日子，多少海路，多少风浪，多少险情啊。 “能。”船夫很有把握。 “那也能到中国吧？” “能。”他仍然很有把握。 五 那海，还是把我妻子击倒了。 她在狂颠的小船上倒还从容，那天晚上栖宿在岛上，就犯了病。肠胃功能紊乱，狂吐不止，浑身瘫软，不得动弹。 栖宿的房舍，是以前美国海军工程兵建造的，很朴素，还干净。妻子病倒后，下起了大雨。但听到的不是雨声，而是木质百叶窗在格吱吱地摇撼，好像整个屋子就要在下一刻粉碎。外面的原始林木又都在一起呼啸，让人浑身发毛。什么“瓢泼大雨”、“倾盆大雨”等等说法，在这里都不成立。若说是“瓢”，那“瓢”就是天；若说是“盆”，那“盆”就是地。天和地在雨中溶成了一体，恣肆狂放。 一位走遍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历险家告诉我，这儿的雨，减去九成，只留一成，倾泻在任何城市，都会是淹腰大灾。他还说，世间台风，都从这儿起源。如此轰隆轰隆的狂暴雨势，正是在合成着席卷几千公里的台风呢！ 这一想，思绪也就飞出去了几千公里，中间是无垠的沧海巨涛。家，那个我们常年居住的屋子，多么遥远，遥远到了无法度量。在这个草莽小岛上，似乎一切都随时可以毁灭，毁灭得如蚁蝼，如碎草，如微尘。我的羸弱的妻子，就在我身旁。 她闭着眼，已经很久颗粒未进，没有力气说话，软软地躺着。小岛不会有医生，即使有，也叫不到。彻底无助的两条生命，躲在一个屋顶下，屋顶随时可以掀掉，屋顶外面的一切，完全不可想象。这，就是古往今来的夫妻。这，就是真实无虚的家。 我和妻子对家的感受，历来与故乡、老树、熟路关系不大。每次历险考察，万里大漠间一夜夜既不同又相同的家。漂移中的家最能展示家的本质，危难中漂移最能让这种本质刻骨铭心。 总是极其僻远，总是非常陌生，总是天气恶劣，总是无法开门，总是寸步难行，总是疲惫万分，总是无医无药，总是求告无门。于是，拥有了一个最纯净的家，纯净得无限衰弱，又无限强大。 六 大自然的咆哮声完全压过了轻轻的敲门声，然而，不知在哪个间隙，还是听到了。而且，还听出了呼叫我们的声音，是汉语。 赶快开门。一惊，原来是那位走遍了太平洋南部和西部几乎所有大岛的海洋历险家。他叫杨纲，很多年前是北京一名年轻的外交官，负责过南太平洋国家的交往。多次往返，就沉浸在那里了，又慢慢扩展到西太平洋。因喜爱而探寻，因探寻而迷恋，他也就辞去公职，成了一名纵横于大洋洲的流动岛民。 不管走得多远，心里却明白，一个中国人在病倒的时候最需要什么。他站在门前，端着一个小小的平底铁锅，已经熬了一锅薄薄的大米粥，还撒了一些切碎的青菜在大米粥里。 我深深谢过，关上门，把小铁锅端到妻子床前。妻子才啜两口，便抬头看我一眼，眼睛已经亮了。过一会儿，同行的林琳小姐又送来几颗自己随身带的“藿香正气丸”。妻子吃了就睡，第二天醒来，居然容光焕发。 青菜大米粥，加上藿香正气丸，入口便回神，这就是中国人。 这就牵涉到了另一种“家”，比在风雨小屋里相依为命的“家”要大得多。但这个“家”更是流荡的，可以流荡到地球上任何地方。中国有一个成语叫“四海为家”，听起来气象万千，可惜这“四海”两字，往往只是虚词。这些年才慢慢发现，把这两个字走实的中国人，并不太少。他们心中的那个“家”，与国内很多人老挂在口边的所谓“常回家看看”的那个“家”，全然不同。 对我和妻子来说，我们的家，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又是一座抗击风浪的小岛。“家”的哲学意义，是对它的寻常意义的突破。因此，这次居然走得那么远。是的，越远，越要来。 七 这个岛上，多年来已经住着一个中国人，他叫陈明灿。作为唯一的中国人住在这么一个孤岛上，种种不方便可想而知，但他一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想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实在太爱海、太爱岛了。他也是那种在本性上“四海为家”的人，没有海，就没有他的家。 老家，在广东河源。他曾漂流到太平洋上另一个岛屿帕劳生活了十年，后来又来到了这里。他现在无疑是岛上的“要人”了，开了一个小小的农场，陆续雇来了五个中国职工。酋长有事，也要找他商量。 他居住的地方，是一间可以遮蔽风雨的简单铁皮棚屋，养着几只家禽，放着一些中国食物。他装了一条天线能接收到香港凤凰卫视，因此见到我便一顿，立即认出来了。在太平洋小岛上听一位黑黝黝的陌生男子叫一声“秋雨老师”，我未免一惊，又心里一热。 在岛上还遇到了一对中国的“潜水夫妻”，那就比陈明灿先生更爱海了。全世界不管什么地方只要有良好的潜水点，他们一听到就赶去，像是必须完成的功课，不许缺漏。去年在非洲塞舌尔的海滩，他们一听说这里有上好的珊瑚礁，就急忙赶过来了。丈夫叫李明学，辽宁铁岭人。我一听铁岭，就聊了几句熟人赵本山。妻子是沈阳人，叫张欣，我一听这个名字，又聊了几句熟人潘石屹，他太太也是这个名字。 李明学、张欣夫妇原本都有很好的专业，在上海工作。但是他们在读了不少有关“终极关怀”的古今文本之后，开始怀疑自己上班、下班的日常生态，强烈向往起自由、自在、开阔、无羁的生活，于是走向了大海。在大海间，必须天天挑战自己的生命，于是他们又迷上了挑战。 “我先在海岸边看他潜水，自己不敢潜。后来觉得应该到水下去陪他。从马尔代夫开始学，终于，等到用完了二十个气瓶，我也潜得很自如了。”张欣说。 “这么多年总是一起潜水，必须是夫妻。”张欣突然说得很动情：“潜水总会遇到意外，例如，一个人气瓶的气不够了，潜伴就要立即用自己的气瓶去援助。如果不是夫妇，首先会考虑自身安全。我丈夫喜欢在水下拍摄各种鲨鱼，这也有很大危险，我必须长时间守在他身边，四处张望着。只有夫妻，才耐得下这个心。” “世上的潜水夫妻，天天生死相依，一般都没有孩子，也没有房子。脑子中只想着远方一个个必须去的潜水处。欧洲有好几个，更美的是南美洲。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都有潜水者心中的圣地。对中国潜水者来说，近一点的是东南亚，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都有。澳大利亚也有很好的潜水处。我们中国海南岛的三亚也能潜，差一点。” 她用十分亲切的语调讲述着全世界的潜水地图，就像讲自己的家，讲自己庞大的亲族。 八 两个月前，这个海岛上来了另一对夫妻，住了一个月就走了，与我们失之交臂。他们对海的痴迷，我听起来有点惊心动魄。 丈夫是比利时人，叫卢克（luc），妻子是美籍华人，叫贾凯依（jackie）。他们居然，在不断航行的海船上住了整整二十五年！ 靠岸后当然也上岸，做点谋生的事，但晚上必定回到船上。从一个海岸到另外一个海岸，每次航行一般不超过半个月，为的是补充淡水和食物。在航行途中，晚上两人必须轮流值班，怕气象突变，怕大船碰撞，怕各种意外。 由于走遍世界，他们船上的设备也在年年更新，卫星导航、电脑、冰箱，都有了。但在茫茫大海中，在难以想象的狂风巨浪间，他们二十五年的航行，与那个凭着天象划独木舟的土著大叔，没有太多区别。 渺小的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走了一条坚韧的路，而且是水路，海路，一条永远不可知的路，当然也是一条惊人的生命之路，忠贞的爱情之路，人类的自雄之路。 我们能设想这二十五年间，日日夜夜在狭小的船上发生的一切吗？我觉得，人类学、伦理学、文学、美学，都已经被这样的夫妻在晨曦和黄昏间，轻轻改写。 我看到了贾凯依的照片，果然是一个中国人，相貌比年龄更为苍老。那是狞厉的空间和时间，在一个中国女性身上留下的隆重印痕。 很多航海者告诉我，夫妻航海，年年月月不分离，听起来非常浪漫，其实很难坚持，首先离开的必定是妻子，因为任何女性都受不了这种生活。因此，这对能在大海上坚持二十五年的夫妻，关键性的奇迹，在于这位中国女性。 看着照片，我想起一路上所见的那一批批爱海、爱岛爱到了不可理喻的中国人。因此我必须说，中国文化固然长期观海、疑海、恐海、禁海，而对无数活生生的中国人来说，则未必。他们可以入海、亲海、依海，离不开海。文化和生命，毕竟有很大不同。 其实，从河姆渡、良渚开始，或者更早，已有无数从中国出发的独木舟，在海上痴迷。可惜，刻板的汉字，与大海不亲。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葬身在哪个海域、哪个海岸？居然也没有清晰记载。中国的一半历史，在海浪间沉没了。慵懒的巷陌学者，只知检索着尘土间的书本。那些书本上，从未有过真实的大海，也没有与大海紧紧相融的中国人的生命。 幸好到了一个可以走出文字、走出小家的时代。终于有一批中国人惊动海天，也唤醒了中国文化中长久被埋没的那种生命。 在密克罗尼西亚的日日夜夜，妻子几次看着我说：“早该有一条船……” 我知道她这句话后面无穷无尽的含义。 我说：“必须是海船。” 她一笑，说：“当然。” 二〇一二年十月，写于返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