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挲大地》 总序 一 我的一个学生，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段经历。 有一天，他从家里的一个旧箱子里翻出来几张老照片。照片拍的是同一个人，一个风姿绰约的美女，服饰打扮在今天看来也显得大胆而前卫。他连忙拉过父亲询问，父亲说：“这是你的祖母。” 这让我的学生大吃一惊。看父亲和母亲，平时是那么谨慎、朴素、节俭，只要走出家门几步就立即融入灰暗的人流中再也无法找到，居然，他们的前辈是那样一副模样！ 我的学生愣了片刻便相信了，因为照片上美女的眉眼神色，与父亲非常相似。 于是，一场艰难的问答开始了。凡是父亲最含糊其辞的地方，恰恰是我学生最大的兴趣点。 这使我的学生产生一种有关自己生命来历的好奇，不久，他就带着那几张照片来到了老家的小镇。 认识祖母的老人还有一些。奇怪的是，本来以为最知情的老太太们都说不出太多的东西，而那些老大爷却目光炯炯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扑朔迷离地说出一些零碎的细节。 几天下来，我的学生锁定了三位老大爷，重点探问。结果，他越来越迷惑：自己的祖父有可能在这三人中间，也有可能不是。他离开小镇时有点慌张，甚至不敢看任何一个路边的老年男人。他还犹豫，要不要把这几天的经历告诉父亲。 我看着这个学生，只说了一句话：“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丽的基因。” 二 我们生活在自己非常熟悉的家里，甚至已经成了家长，却未必知道这个家的来历。 小家庭这样，大家庭也是这样。 我自己年轻时也曾经突然发现了小家庭的来历，然后产生巨大的疑问，进而去探询大家庭的秘密。 那时我二十岁，家庭突然被一场政治灾难席卷，我天天帮父亲抄写他的“坦白材料”。掌权的极左派根据一个人含糊其辞的“揭发”，断言我父亲有政治历史问题，却又不知道要他坦白什么，每天问的问题完全不着边际，因此这个材料永远也写不完。 我在抄写中充分了解了自家的历史，包括各种细节，经常边抄边为长辈们紧张、悲哀、高兴、羞愧。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世间子女是不可能知道长辈那么多事情的。 我怕父亲的回忆不准，又不断地向祖母、母亲、舅舅核实，他们的叙述使相关的资讯又增加了很多倍。我终于明白，这是一个辛劳、怯懦、善良的佛教徒家庭，从屋檐到墙脚，找不到一丝一毫有可能损及他人的印痕。 这一明白，反而造成了我更大的不明白：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遭此祸孽？原来以为是那几个掌权者居心不良，但他们很快下台了，单位的负责人换了几任，为什么祸孽还在延续？更奇怪的是，周围的同事、朋友都不难看出这是一个荒唐的冤案，已经造成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无法生存，为什么都不肯稍稍帮助一下？这种帮助，当时对他们来说毫无风险。 我在冷漠表情的包围中，懂得了鲁迅当年解剖“国民性”的理由。而且我已经知道，“国民性”也就是一个国家民众的集体潜意识，是一种深层文化。 我被这种深层文化刺痛了。但是，当时社会上又恰恰是在猛烈批判传统文化，我又一次陷入了困惑：这是一种劣质文化在批判一种过时的优质文化，还是两者都是劣质文化？ 不管哪一种答案，都让我非常悲观：既然中华文化是如此不明不白，那么，做一个中国人也就要一直不明不白下去了？ 因此，我觉得还是少沾文化的边，一心只想终身从事体力劳动。我在农场时的劳动劲头，很多老同事直到今天说起来还印象深刻。 三 后来，掌权的极左派上层因内讧而受挫，一场由政府中“开明派”领导人发起的文化抢救行动，把我也“抢救”了。我泥迹斑斑地被裹卷到了恢复教学、编写教材、编撰词典的繁忙中，并开始知道文化是什么。再后来，当极左派又把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称之为“右倾翻案风”要进行反击的时候，我就潜藏到浙江的一座山上，开始了对中华经典的系统研读。由此一发不可收，直到后来独自去寻觅祖先留在书本之外的文化身影，再去探访与祖先同龄的异国老者们的远方故宅，走得很远很远。 终于，我触摸到了中华大家庭的很多秘密，远比想象的精彩。 这当然不能由自己独享，我决定把自己阅读和旅行的感受写成文章，告诉同胞，因为他们都为中华文化承担过悲欢荣辱。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很难，因为世界上华人读者的数量太大、支脉太多。为此我不得不暂时远离早就形成的学术癖好，用最感性的“宏伟叙事”来与广大读者对话，建构一种双向交流的大文学。 我的这个试验，受到了海内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受欢迎的热烈程度让我惊讶，我询问白先勇先生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碰到了中华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种文化dna，融化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大家读你的书，也就是读自己。 四 一路上写的书已经不少，由于读的人多，遇到了意想不到的盗版狂潮。 我的书在国内的盗版本早已是正版本的十倍左右。前些年应邀去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演讲，馆方非常热情地把他们收藏的我的中文版著作一本本推出来向听众展示。但是，我与妻子不得不苦笑着交换了一下眼色，因为所推出来的大多也是盗版书，其中还有不少是盗版者为我编的各种“文集”。 因此，我觉得不应该再麻烦这些盗版者了，决心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出版物。更何况，重访文化遗迹时所产生的新感觉需要补充，很多当时漏编、漏写的篇目需要加入，不少自己现在已经不满意的文章需要删削。 为此，我花费不少时间等待以前出版的那些书的合约到期，然后不再续签，让全国各地正版书市场上我的专柜“空架”了很久。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以前的文章进行大幅度的改写，又增补了不少关及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 这样就构成了一套面貌崭新的“文化苦旅全书”。其中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关中国的路程，第二部分有关世界的路程，第三部分有关自己的路程。 眼下这本《摩挲大地》，精选了原来《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里那些著名的篇章，这次对每一篇都进行了改写。书的后半部分有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呈现。 从此，我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 二〇〇八年初春 道士塔 一 莫高窟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片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我去时，有几座已经坍弛，还没有修复。只见塔心是一个木桩，塔身全是黄土，垒在青砖基座上。夕阳西下，朔风凛冽，整个塔群十分凄凉。 有一座塔显得比较完整，大概是修建年代比较近吧。好在塔身有碑，移步一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再小的个子，也能给沙漠留下长长的身影；再小的人物，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王圆箓既是小个子，又是小人物。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随处可以见到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在甘肃当过兵，后来为了谋生做了道士。几经转折，当了敦煌莫高窟的家。 莫高窟以佛教文化为主，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当家？中国的民间信仰本来就是羼杂互融的，王圆篆几乎是个文盲，对道教并不专精，对佛教也不抵拒，却会主持宗教仪式，又会化缘募款，由他来管管这一片冷窟荒庙，也算正常。 但是，世间很多看起来很正常的现象常常掩盖着一个可怕的黑洞。莫高窟的惊人蕴藏，使王圆篆这个守护者与守护对象之间产生了文化等级上的巨大的落差。这个落差，就是黑洞。 我曾读到潘絜兹先生和其他敦煌学专家写的一些书，其中记述了王道士的日常生活。他经常出去化缘，得到一些钱后，就找来一些很不高明的当地工匠，先用草刷蘸上石灰把精美的古代壁画刷白，再抡起铁锤把塑像打毁，用泥巴堆起灵官之类，因为他是道士。但他又想到这里毕竟是佛教场所，于是再让那些工匠用石灰把下寺的墙壁刷白，绘上唐代玄奘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做完这些事，他又去化缘，准备继续刷，继续砸，继续堆，继续画。 这些记述的语气都很平静，但我每次读到，脑海里也总像被刷了石灰一般，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些草刷和铁锤。 “住手！”我在心底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脸困惑不解。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恳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二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从一个姓杨的帮工那里得知，一处洞窟的墙壁里面好像是空的，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一个洞穴。两人挖开一看，嗬，果然一个满满实实的藏经洞！ 王道士完全不明白，此刻，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而且，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实际地位已经直蹿而上，比世界上很多著名的遗迹博物馆馆长还高。但是，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他随手拿了几个经卷到知县那里鉴定，知县又拿给其他官员看。官员中有些人知道一点轻重，建议运到省城，却又心疼运费，便要求原地封存。在这个过程中，消息已经传开，有些经卷已经流出，引起了在新疆的一些外国人士的注意。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等列强，正在中国的西北地区进行着一场考古探险的大拼搏。这个态势，与它们瓜分整个中国的企图紧紧相连。因此，我们应该稍稍离开莫高窟一会儿，看一看全局。 就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前几天，在北京，英、德、法、俄、美等外交使团又一次集体向清政府递交照会，要求严惩义和团。恰恰在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当天，列强决定联合出兵——这就是后来攻陷北京，迫使朝廷外逃，最终又迫使中国赔偿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平均每个中国人都要赔偿一两白银）的“八国联军”。 时间怎么会这么巧呢？ 好像是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里一作出进攻中国的决定，立即刺痛了一个庞大机体的神经系统，西北沙漠中一个洞穴的门霎时打开了。 更巧的是，仅仅在几个月前，甲骨文也被发现了。 我想，藏经洞与甲骨文一样，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因此必须猛然出现在这个民族几乎完全失去自信的时刻。 即使是巧合，也是一种伟大的巧合。 遗憾的是，中国学者不能像解读甲骨文一样解读藏经洞了，因为那里的经卷的所有权已经被悄悄地转移。 三 产生这个结果，是因为莫高窟里三个男人的见面。 第一个就是“主人”王圆篆，不多说了。 第二个是匈牙利人斯坦因，刚加入英国籍不久，此时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博学、刻苦、机敏、能干，其考古专业水准堪称世界一流，却又具有一个殖民主义者的文化傲慢。他精通七八种语言，却不懂中文，因此引出了第三个人——翻译蒋孝琬。 蒋孝琬长得清瘦文弱，湖南湘阴人。这个人是中国十九世纪后期出现的买办群体中的一个。这个群体在沟通两种文明的过程中常常备受心灵煎熬，又两面不讨好。我一直建议艺术家们在表现中国近代题材的时候不要放过这种桥梁式的悲剧性典范。但是，蒋孝琬好像是这个群体中的异类，他几乎没有感受任何心灵煎熬。 斯坦因到达新疆喀什时，发现聚集在那里的外国考古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与中国学者合作。理由是，中国学者一到关键时刻，例如，在关及文物所有权的当口上，总会在心底产生“华夷之防”的敏感，给外国人带来种种阻碍。但是，蒋孝琬完全不是这样，那些外国人告诉斯坦因：“你只要带上了他，敦煌的事情一定成功。” 事实果然如此。从喀什到敦煌的漫长路途上，蒋孝琬一直在给斯坦因讲述中国官场和中国民间的行事方式，使斯坦因觉得懂这些比再读几个学位更重要。到了莫高窟，所有联络、刺探、劝说王圆箓的事，都是蒋孝琬在做。 王圆箓从一开始就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躲闪、拒绝的态度。蒋孝琬蒙骗他说，斯坦因从印度过来，是要把当年玄奘取来的经送回原处去，为此还愿意付一些钱。王圆篆像很多中国平民一样，对《西游记》里的西天取经故事既熟悉又崇拜，听蒋孝琬绘声绘色地一说，又看到斯坦因神情庄严地一次次焚香拜佛，竟然心有所动。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时，王圆篆虽然迟疑、含糊了很久，但终于还是塞给了他几个经卷。 于是，又是蒋孝琬，连夜挑灯研读那几个经卷。他发现，那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这几个经卷，明明是王圆篆随手取的，居然果真与玄奘有关。王圆箓激动地看着自己的手指，似乎听到了佛的旨意。洞穴的门，向斯坦因打开了。 当然，此后在经卷堆里逐页翻阅选择的，也是蒋孝琬，因为斯坦因本人不懂中文。 蒋孝琬在那些日日夜夜所做的事，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破读，因为这毕竟是千年文物与能够读懂它的人的第一次隆重相遇。而且，事实证明，蒋孝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广博的知识、不浅的根底。 那些寒冷的沙漠之夜，斯坦因和王圆箓都睡了，只有他在忙着。睡着的两方都不懂得这一堆堆纸页上的内容，只有他懂得，由他作出取舍裁断。 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至沓来，满载而去。 有一天王圆箓觉得斯坦因实在要得太多了，就把部分挑出的文物又搬回到藏经洞。斯坦因要蒋孝琬去谈判，用四十块马蹄银换回那些文物。蒋孝琬谈判的结果，居然只花了四块就解决了问题。斯坦因立即赞扬他，这是又一场“中英外交谈判”的胜利。 蒋孝琬一听，十分得意。我对他的这种得意有点厌恶。因为他应该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谓的“中英外交谈判”意味着什么。我并不奢望在他心底会对当时已经极其可怜的父母之邦产生一点点惭愧，而只是想，这种桥梁式的人物如果把一方河岸完全扒塌了，他们以后还能干什么？ 由此我想，对那些日子莫高窟里的三个男人，我们还应该多看几眼。前面两个一直遭世人非议，而最后一个总是被轻轻放过。 比蒋孝琬更让我吃惊的是，近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一些评论者一再宣称，斯坦因以考古学家的身份取走敦煌藏经洞的文物并没有错，是正大光明的事业，而像我这样耿耿于怀，却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是“正大光明”吗？请看斯坦因自己的回忆： 深夜我听到了细微的脚步声，那是蒋在侦察，看是否有人在我的帐篷周围出现。一会儿他扛了一个大包回来，那里装有我今天白天挑出的一切东西。王道士鼓足勇气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条件很严格，除了我们三个外，不得让任何人得知这笔交易，哪怕是丝毫暗示。 从这种神态动作，你还看不出他们在做什么吗？ 四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九千多个经卷、五百多幅绘画，打包装箱就整整花了七天时间。最后打成了二十九个大木箱，原先带来的那些骆驼和马匹不够用了，又雇来了五辆大车，每辆都拴上三匹马来拉。 那是一个黄昏，车队启动了，王圆箓站在路边，恭敬相送。斯坦因“购买”这二十九个大木箱的稀世文物，所支付给王圆篆的全部价钱，我一直不忍心写出来，此刻却不能不说一说了。那就是，折合成了银子的差不多三十英镑！但是，这点钱对王圆箓来说，毕竟比他平时到荒村野郊去化缘的所得多得多了。因此，他反而认为这位“斯大人”是“布施者”。 斯坦因向他招过手，抬起头来看看天色。 一位年轻诗人写道，斯坦因看到的，是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流血。 我又想到了另一位年轻诗人的诗——他叫李晓桦，诗是写给下令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斯坦因这些学者，这些诗句也许太硬。但是，除了这种办法，还有什么方式能阻拦他们呢？ 我可以不带剑，甚至也不骑马，只是伸出双手做出阻拦的动作，站在沙漠中间，站在他们车队的正对面。 满脸堆笑地走上前来的，一定是蒋孝琬。我扭头不理他，只是直视着斯坦因，要与他辩论。 我要告诉他，把世间文物统统拔离原生的土地，运到地球的另一端收藏展览，是文物和土地的双向失落、两败俱伤。我还要告诉他，借口别人管不好家产而占为己有，是一种与军事掠夺没有什么区别的文化掠夺…… 我相信，也会有一种可能，尽管概率微乎其微——我的激情和逻辑终于压倒了斯坦因，于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了下来。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送缴京城。但当时，藏经洞文物不是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有木箱，只用席子捆扎，沿途官员缙绅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有些官员还把大车赶进自己的院子里精挑细选，择优盗取；怕到京后点数不符，便把长卷撕成几个短卷来凑数搪塞。 当然，更大的麻烦是，那时的中国处处军阀混战，北京更是乱成一团。在兵丁和难民的洪流中，谁也不知道脚下的土地明天将会插上哪家的军旗。几辆装载古代经卷的车怎么才能通过？怎样才能到达？ 那么，不如叫住斯坦因，还是让他拉到伦敦的博物馆里去吧。但我当然不会这么做。我知道斯坦因看出了我的难处，因为他一次次回头看我。 我假装没有看见，只用眼角余光默送他和蒋孝琬慢慢远去，终于消失在黛褐色的山丘后面。然后，我再回过身来。 长长一排车队，全都停在苍茫夜色里，由我掌管。但是，明天该去何方？ 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左思右想，最后只能跪倒在沙漠里，大哭一场。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在黑夜里嗥叫。 五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八十二岁的斯坦因在阿富汗的喀布尔去世。 此时是中国抗日战争进行得最艰苦的日子。中国，又一次在生死关头被他人认知，也被自己认知。 在斯坦因去世的前一天，伦敦举行“中国日”活动，博物馆里的敦煌文物又一次引起热烈关注。 在斯坦因去世的同一天，中国历史学会在重庆成立。 我知道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坦因不可能听到这两个消息。 有一件小事让我略感奇怪，那就是斯坦因的墓碑铭文： 马克·奥里尔·斯坦因 印度考古调查局成员 学者、探险家兼作家 通过极为困难的印度、中国新疆、波斯、伊拉克之行，扩展了知识领域 他平生带给西方世界最大的轰动是敦煌藏经洞，为什么在墓碑铭文里故意回避了，只提“中国新疆”？敦煌并不在新疆，而是在甘肃。 我约略知道此间原因。那就是，他在莫高窟的所作所为，已经受到文明世界越来越严厉的谴责。 阿富汗的喀布尔，是斯坦因非常陌生的地方，整整四十年一直想进去而未被允许，刚被允许进人，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就离开了人世。 他被安葬在喀布尔郊区的一个外国基督教徒公墓里，但他的灵魂又怎么能安定下来？直到今天，这里还备受着贫困、战乱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包围。而且，蔓延四周的宗教极端主义，正好与他信奉的宗教完全对立。小小的墓园，是那样孤独、荒凉和脆弱。 我想，他的灵魂最渴望的，是找一个黄昏，一个与他赶着车队离开时一样的黄昏，再潜回敦煌去看看。 如果真有这么一个黄昏，那么，他见了那座道士塔，会与王圆箓说什么呢？ 我想，王圆箓不会向他抱怨什么，却会在他面前稍稍显得有点趾高气扬。因为道士塔前，天天游人如潮，虽然谁也没有投来过尊重的目光；而斯坦因的墓地前，永远阒寂无人。 至于另一个男人，那个蒋孝琬的坟墓在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有知道的朋友，能告诉我吗？ 点评一： 小人物改变历史——这个主题为何一再发人深省？我们痛恨这个道士，又何尝不羡慕他所拥有的权力？历史不能假定，但谁都有咀嚼的权利。谁不渴望扮演历史的一个角色而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相对于英雄的传奇故事，小人物的小肚鸡肠更让人觉得亲切。（老愚） 点评二： 当人与历史相遇，引发解码文化基因的冲动。所谓大文化散文，正好联系着两个关联性主题：历史探访与文化询问。探访是一种有意识的精神漫游；询问是一种尊重史实的谦卑姿态，一种理性的知识分析。目的是辨析历史/文化的确定性，清理我们的来路。在最好的时刻，它应该是极富人文关怀的隐喻性写作。 《道士塔》不仅是历史的一声叹息，更是沉重的悲泣——因敦煌经卷被掠夺这道流血的文化口。但是在开掘历史资源时，作者主观抒情用力过甚，而细节建构的历史场景则不够充分。无论叫大历史散文也好，叫大文化散文也罢，如果不坐实在历史叙事上，这个“大”就不免自动消解文本的人文深度。（马策） 点评三： 《道士塔》以鲜活的历史、厚重的文化与诗意的语言，诠释着作者对民族悲剧的悲悯之情。 “我好恨”是全文的情感线索，恨贪婪无知的王道士，恨对民族文化淡漠的昏庸官吏，恨洗劫敦煌文化的外国学者，恨民族国力式微。这种“恨”是与“爱”并存的对称语境，没有对民族文化的无限钟爱，便不会有对民族悲剧的绵绵之恨。（廖国清） 莫高窟 一 世界上的几个大文明，就像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些大人物，身份越高、年岁越长，越不容易放下身段来互相学习和切磋。大家都威风凛凛地站立着，虽然心里很在乎对方，却不愿意在眉眼间流露出希望亲近的表情，反而超常地敏感着对方是不是尊重自己。结果，很多隔阂千年未化，大量冲突无由而起，甚至爆发一次次彼此都宣称是“捍卫尊严”的血腥大战。 文明本是对野蛮的摆脱，为什么文明自己的历史却又回到了野蛮？这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才好。 但是，世界上也有一个地方，居然让世界上几个最大的文明相遇了，交流了，甚至局部地融合了。 这个地方，在中国古代叫“西域”，大致是指现在的甘肃西部、青海北部、新疆全部。不管是近一点的印度文明、波斯文明，还是远一点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希腊文明，都出现在这个地方。当然，更不必说中国自己的中华文明了。 这么一些大文明为什么都会到这里来汇合和交流？ 原因是，这里离那些大文明的政治中心都比较遥远，到处是荒原和沙漠，要让大规模的军团来长途跋涉，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但是，如果要让一支支商队依赖着骆驼慢慢穿越，则就成了每一个文明都企盼的好事了，因此便有了丝绸之路。商贸之间也会产生恶性竞争，幸好，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还有不少宗教人士，让这片辽阔的土地获得了精神安顿。宗教和宗教之间也会产生严重纠纷，幸好，这儿的宗教以佛教为主，而佛教是唯一没有引发过宗教战争的世界性宗教。 于是，这片看似荒昧的土地，不经意间拥有了蓬勃的文明生态：以丝绸之路为经络的物质文明，加上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精神文明。这样的文明生态虽然还无法阻止各个小邦国之间的征战，却意味着各个大文明之间的重大讨伐不可能在这里发生。 有趣的是，我发现，这个区域内各个小邦国之间的征战，往往是为了争夺一个佛教大师。这样的战争规模大不起来，被争夺的佛教大师说一声“别打了，我跟你走吧”，事情也就了结了。 我非常喜欢这些地方，只要有机会总会过去，站在沙漠之中，倾听着一两千年前的马蹄驼铃，遥望着早已远去的袈裟背影。我想，再好再大的文明，一直置身于它的中心地区也一定会逐渐僵化；只有到了这样的边远地带，任何一种文明都无法霸道，彼此之间相见而欢，这才叫人类文明的敞亮地带。 在这个敞亮地带，有一些著名的路线，沿着路线又有一些著名的重镇，其中一个就是敦煌。 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位僧人在敦煌东南方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开始开凿石窟，后来代代有人继续，这就成了著名的莫高窟。 佛教在印度传播之初，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场所，却不在里边雕塑和描绘佛像，要表现也只用象征物来替代，用得比较多的有金牛、佛塔、法柱等。后来到了犍陀罗时期，受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带来的希腊雕塑家们的影响，开始开凿佛像石窟。因此，人们往往可以从那里发现希腊雕塑的明显痕迹。 你看，仅仅是佛像石窟，就已经把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包罗在里边了。这些石窟大多处于荒山野岭之间，远远看去很不起眼，哪里知道里面所蕴藏的，却是两个伟大文明的精彩。 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主体的中华文明。佛教从印度一进入中国，立即明白这是一个需要用通俗、形象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国度，因此在石窟造像艺术中又融入了越来越浓重的中华世俗文明。结果，以人类的几大文明为背景，一代代的佛像都在石窟里深刻而又通俗地端庄着，微笑着，快乐着，行动着，也苦涩着，牺牲着。渐渐地，这一切都与中华历史接通了血脉，甚至成了一部由坚石雕刻的历史。 莫高窟，便是其中的典型。 二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让人惊奇的是，历来在莫高窟周边此起彼伏的各种政治势力，互相之间你死我活，却都愿意为莫高窟做一点好事。 北魏的王室、北周的贵族都对莫高窟的建造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更不必说隋代、初唐、盛唐时，敦煌一带的官府和民众，一起把明丽的时尚融入莫高窟的欢快景象了。连安史之乱以后占领敦煌的吐蕃势力，以及驱逐吐蕃势力的张议潮军队，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却也都参与修护莫高窟。五代十国时期的曹氏政权对莫高窟贡献很大，到宋代，先后占领这一带的西夏政权和蒙古政权，也没有对莫高窟造成破坏，这实在是奇迹了。莫高窟到元代开始衰落，主要是由于蒙古军队打通了欧亚商贸路线，丝绸之路的作用减弱，敦煌变得冷清了。 为什么那么多赳赳武将、权谋强人都会在莫高窟面前低下头来？我想，第一是因为这里有关人间信仰，第二是因为这里已经构成历史。宗教的力量和时间的力量都是极其强大的，强大在默默无声中，足以让这些燥热的心灵冷却下来，产生几分敬畏。他们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一路撒野下来，到这里却睁大了眼睛，希望获得宗教裁判和时间裁判。 出于这种关系，莫高窟一直在不断地建造、修补、延伸，真正构成了一个有呼吸、有代谢、有年岁、有传承的生命群。 在这个过程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全民参与。佛教在莫高窟里摆脱了高深的奥义，变得通俗和简约，着重展现因果报应、求福消灾、丰衣足食、繁衍子孙等内容，与民众非常亲近。除了壁画和雕塑外，莫高窟还是敦煌地区民众举行巡礼斋会的活动场所、学习佛教仪式的教育场所，也是享受日常娱乐的游览场所。但是，这种大众化趋向并没有使它下降为一个类似于乡村庙会求神驱鬼式的纯庶民形态，因为敦煌地区一直拥有不少高僧大德、世族名士、博学贤达，维系着莫高窟的信仰主体。他们是全体民众的引领者、文明等级的守护者。 于是，在莫高窟，我常常走神。不明亮的自然光亮从洞窟上方的天窗中淡淡映入，壁画上的人群和壁画前的雕塑融成了一体，在一片朦胧中似乎都动了起来。他们身后，是当年来这里参加巡礼的民众，一群又一群地簇拥着身穿装装的僧侣。定睛一看，还有很多画工、雕塑家在周边忙碌，他们是在修改原作，还是在重新创造？看不清楚。这么多人走了，又来了一批。一批就是一代，一代代接连不断。 也有了声音：佛号、磬钹、诵经声、木鱼声、旌旗飘荡声、人们的笑语声，还有石窟外的山风声、流水声、马蹄声、驼铃声。 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我发觉自己也被裹卷进去了。身不由己，踉踉跄跄，被人潮所挟，被声浪所融，被一种千年不灭的信仰所化。自己已经碎成轻尘，甚至连轻尘也没有了。 这样的观看是一种晕眩，既十分陶醉又十分糊涂。因此，我不能不在闭馆之后的黄昏，在人群全都离去的山脚下独自徘徊，一点点地找回记忆，找回自己。 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分外清冷。山脚前有一泓泉流，在月色下波光闪烁。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 三 记得每进一个洞窟，我总是抢先走到年代标示牌前，快速地算出年龄，然后再恭敬地抬起头来。 年龄最高的，今年正好一千六百岁，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十六国时期的作品。壁画上的菩萨还是西域神貌，甚至还能看出从印度起身时的样子，深线粗画，立体感强，还裸着上身，余留着恒河岸边的热气。另一些壁画，描绘着在血腥苦难中甘于舍身的狠心，看上去有点恐怖，可以想见当时世间的苦难气氛。 接下来应该是我非常向往的魏晋南北朝了：青褐的色泽依然浑厚，豪迈的笔触如同剑戟。中原一带有那么多潇洒的名士傲视着乱世的苦难，在此地洞窟里也开始出现放达之风，连菩萨也由粗短身材变得修长活泼。某些形象，一派秀骨清相，甚至有病态之美，似乎与中原名士们的趣味遥相呼应。 不少的场面中出现了各种乐器，我叫不全它们的名字。 有很多年轻的女子衣带飘飘地飞了起来，是飞天。她们预示出全方位舞动的欢快趋势，那是到了隋代。一个叫维摩诘的居士被频频描绘，让人联想到当时一些有身份的士族门阀企图在佛教理想中改变一下自己的心愿。壁画上已经找不到苦行，只有华丽，连病态之美也消失了，肌肤变得日渐圆润。只是那些雕塑还略显腿短头大，可能较多地取材于北方的游牧生态。马背上的历练，使他们神定气闲。 整个画面出现了扬眉吐气般的欢乐，那只能是唐代。春风浩荡，万物苏醒，连禽鸟都是舞者，连繁花都卷成了图案。天堂和人间连在了一起，个个表情生动，笔笔都有创造。女性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不管是菩萨还是供养人，都呈现出充分的女性美。由于自信，他们的神情反而更加恬静、素淡和自然。画中的佛教道场已经以净土宗为主，启示人们只要念佛就能一起进人美好的净土。连这种简明的理想，也洋溢着只有盛唐才有的轻快乐观。 唐代画面中的那些世间人物，不管是盔甲将军、西域胡商，还是壮硕力士、都督夫人，都神情飞扬、炯炯有神。更难得的是，我在这些人物形象中分明看到了吴道子画派的某种骨力，甚至在背景山水中还依稀发现了李思训、李昭道父子那一派的辉煌笔意。欢乐，就此走向了经典。走向了经典还在欢乐，一点也没有装腔作态。 除了壁画，唐代的塑像更是有血有肉地展示着自己的风姿，不再清癯，更不再呆板，连眉眼嘴角都洋溢着笑意，连衣褶薄襞都流泻得像音乐一般。 唐代洞窟中的一切都不重复，也不刻板。我立即明白，真正的欢乐不可能重复，就像真正的人性容不得刻板。结果，唐代的欢乐诱发了长久的欢乐，唐代的人性贴合了永恒的人性，一切都浑然一体。恍惚间热闹的洞窟里似乎什么也没有了，没有画，没有雕塑，没有年代，也没有思考，一切都要蒸腾而去，但又哪里也不想去，只在这里，在洞窟，在唐代，在吴道子笔下。 突然，精神一怔，我看到了一个异样的作品，表现了一个尽孝报恩的故事。与一般同类故事不同，这个佛家弟子是要帮助流亡的父母完成复国事业。我心中立即产生一种猜测，便俯身去看年代标示牌——果然，创作于安史之乱之后。 安史之乱，像一条长鞭，哗啦一声把唐代划成了两半。敦煌因为唐军东去讨逆而被吐蕃攻陷，因此，壁画中帮助流亡父母完成复国事业的内容并非虚设。 悲壮的意志刻在了洞壁上，悲惨的岁月却刻在了大地上，赫赫唐代已经很难再回过神来。此后的洞窟，似乎一个个活气全消。也有看上去比较热闹的场面，但是，模仿的热闹只能是单调。 在单调中，记得还有一个舞者背手反弹琵琶的姿态，让我眼睛一亮。 再看下去，洞窟壁画的内容越来越世俗化，连佛教题材也变成了现实写生，连天国道场也变成了家庭宅院，连教义演讲也变成了说书人的俗众故事会。当然这也不错，颇有生活气息，并让我联想到了中国戏剧史上的瓦舍和诸宫调。 唐宋之间，还算有一些呆滞的华丽，而到了宋代，则走向了一种冷漠的贫乏。对此我很不甘心。宋代，那是一个曾让中国人拥有苏东坡、王安石、司马光、朱熹、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的时代啊，在敦煌怎么会是这样？！我想，这与河西走廊上大大小小的政权纷争有关。在没完没了的轮番折腾中，文化之气受阻，边远之地只能消耗荒凉。 到了元代，出现了藏传密宗的壁画，题材不再黏着于现实生活，出现了一种我们不太习惯的神秘和恐怖。但其笔触精致细密，具有装饰性，使人想到唐卡。 这是一个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窥互征的时代，蒙古文化和西藏文化在这一带此起彼伏。倒是有一个欧洲旅行家来过之后向外面报告，这里很安定，他就是马可·波罗。 明清时期的莫高窟，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记住。 四 当我在夜色中这么匆匆回想一遍后，就觉得眼前这个看上去十分寻常的“小山包”实在是一个奇怪的所在。 它是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博物馆，也是半部中国艺术史，又是几大文明的交汇地。它因无比深厚而长久沉默，也许深厚正是沉默的原因，恰如喧闹总是浅薄的表情。 但是，就像世界上的其他事情一样，兴旺发达时什么都好说，一到了衰落时期，一些争夺行动便接连而至。除了我们一再感叹过的莫高窟藏经洞事件，藏经洞之外的壁画和雕塑也成了争夺的对象。 莫高窟本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友好交往的现场，这下倒成了某些人对中华文明很不讲情义的见证。他们如果看上了什么要有所动作，总需要给它的主人打个招呼吧。主人是谁？只能是莫高窟历代开凿者、续建者、绘画者、雕塑者、供养者、巡礼者的血缘后裔。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群，不应该偷偷绕过。 主人再穷再弱，也总是主人。 主人再不懂事，也总是主人。 而且，谁能断定主人完全不懂事呢？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莫高窟曾经成为越界白俄士兵的滞留地。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锅灶，生火做饭，黑烟和油污覆盖了大批壁画和雕塑。他们还用木棒蘸着黑漆，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这些士兵走了以后，不久，一群美国人来了。他们是学者，大骂白俄士兵的胡作非为，当场立誓，要拯救莫高窟文物。他们的“拯救”方法是，用化学溶剂把壁画粘到纱布上剥下墙壁，带回美国去。 为首的是两位美国学者，我要在这里记一下他们的名字：一位是哈佛大学的兰登·华尔纳，一位是宾夕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 兰登·华尔纳带回美国的莫高窟壁画引起轰动，他非常后悔自己当初没有带够化学溶剂，因此又来了第二次。这次他干脆带来了一名化学溶剂的调配专家，眼看就要在莫高窟里大动手脚了。 但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次在莫高窟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事态变得十分棘手，约有几十个村民放下他们的工作，从大约十五公里外的地方跑来监视我们的行动……以便有理由对我们进行袭击，或者用武力把我们驱逐出境。 结果，他们只是拍了一些遗迹的照片，什么也无法拿走。化学溶剂更是一滴也没有用。 这几十个从十五公里之外赶来的村民，就是我所说的“主人”。说实在的，我很为他们的行为感动。 后来华尔纳在美国读到一本书，是他第二次去莫高窟时从北京雇请一位叫陈万里的翻译写的。这才知道，那些村民所得到的信息正是这位翻译透露的。陈万里先生到敦煌的第二天，就借口母亲生病离开了华尔纳，其实是向村民通报美国人准备干什么了。 为此，我还要向这位陈万里先生致敬。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知识分子，加上几十个他原先不可能认识的当地村民，居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做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对比之下，我看那些不负责任的官员，以及那些助桀为虐的翻译，还怎么来寻找遁词？ 陈万里先生不仅是翻译，还是一位医生和学者。中国另有一位姓陈的学者曾经说过一句话：“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位陈先生叫陈寅恪，后来两眼完全失去了视力。 陈寅恪先生看不见了，我们还张着眼。陈万里先生和村民没有来得及救下的那些莫高窟文物，还在远处飘零。既然外人如此眼热，可见它们确实是全人类的精粹，放在外面也罢了；只是，它们记录了我们历代祖先的信仰和悲欢，我们一有机会总要赶过去探望它们，隔着外国博物馆厚厚的玻璃，长久凝视，百般叮咛。 莫高窟被那些文物拉得很长很长，几乎环绕了整个地球。那么，我们的心情也被拉长了，随着唐宋元明清千年不枯的笑容，延伸到整个世界。 点评一： 看敦煌，作者是一个好导游。感伤的笔触，恰恰好地传达出对文明的幽思。在这里，“导游”又讲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只不过，这人做的是拯救莫高窟的壮举。好人的事情总是太过简单，似乎也没有更多的人想知道此人更多的事情，包括我自己。（老愚） 点评二： 《莫高窟》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作者对历代壁画的个性化描述，它简约地传递出壁画后面各时代性格特征的信息，将静态的壁画赋予活跃的文化内涵。有如一道历史回音壁。（马策） 点评三：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于此，看艺术，北魏奔放，唐时的壮丽，宋时灰暗却不乏雅丽；看历史，暴戾的隋炀帝只能是那样的结局，辉煌的唐王朝才会有这么瑰丽的色流，元代的神秘注定了它没有红色……莫高窟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但更准确地说，它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汗水的结晶。可是，在中国国力衰微之际，这样的瑰宝却被他人巧取豪夺。这是作者悲情所发的基点，于拷问、反思之外，也更多地寄予了对敦煌文化的赞美和歌咏。（廖国清） 沙原隐泉 沙漠中也会有路的，但这儿没有。 远远看去，有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 顺着脚印走吧？不行，被人踩过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难走。只能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路。回头一看，为自己长长的脚印高兴。不知这行脚印，能保存多久？ 挡眼是几座巨大的沙山。只能翻过它们，别无他途。上沙山实在是一项无比辛劳的苦役。刚刚踩实一脚，稍一用力，脚底就松松地下滑。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厉害。才踩几脚，已经气喘，不禁恼怒。 我在浙东山区长大，在幼童时已经能够欢快地翻越大山。累了，一使蛮劲，还能飞奔峰巅。这儿可万万使不得蛮劲。软软的细沙，也不硌脚，也不让你磕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气力。你越发疯，它越温柔，温柔得可恨至极。无奈，只能暂息雷霆之怒，把脚底放松，与它厮磨。 要腾腾腾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这儿来。有的是栈道，有的是石阶，千万人走过了的，还会有千万人走。只是，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属于你自己的脚印。来了，那就认了吧，为沙漠行走者的公规，为这些美丽的脚印。 心气平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顶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简直像儿时追月。 已经担心今晚的栖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罢，爬！再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了，何必自己惊吓自己。它总在的，看也在，不看也在，那么，看又何益？ 还是转过头来打量一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吧。我竟然走了那么长，爬了那么高！脚印已像一条长不可及的绸带，平静而飘逸地画下了一条波动的曲线，曲线一端，紧系脚下。 完全是大手笔，不禁钦佩起自己来了。 不为那越来越高的山顶，只为这已经画下的曲线，爬。 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 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永久的顶端，不断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 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 脚下突然平实，眼前突然空阔，怯怯地抬头四顾——山顶还是被我爬到了。 完全不必担心栖宿，西天的夕阳还十分灿烂。 夕阳下的绵绵沙山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进行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风，把风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 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 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信众、艺术家要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倾注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我把自身的顶端与山的顶端合在一起，心中鸣起了天乐般的梵呗。 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尚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湾清泉，横卧山底。 动用哪一个藻饰词，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藏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慈父心疼女儿一样叫一声：这是什么地方，你怎么也跑来了！是的，这无论如何不是它来的地方。要来，该来一道黄浊的激流，但它是这样清澈和宁谧。或者，来一个大一点的湖泊，但它是这样纤瘦和婉约。按它的品貌，该落脚在富春江畔，雁荡山间，或是从虎跑到九溪的树阴下。 漫天的飞沙，难道从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飓风，难道从未把它吸干？这里可曾出没过强盗的足迹，借它的甘泉赖以为生？这里可曾蜂聚过匪帮的马队，在它身边留下一片污浊？ 我胡乱想着，随即又愁云满面。怎么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巅，它委身山底。向着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时此刻，刚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 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 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亟亟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 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亲近。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骨豁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 然而，奇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才两脚，已出溜下去好几米，又站得十分稳当。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时变作了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 再稍用力，如入慢镜头，跨步若舞蹈，只十来下，就到了山底。 实在惊呆了：那么艰难地爬了几个时辰，下来只是几步！想想刚才伸脚时的悲壮决心，哑然失笑。康德说，滑稽是预期与后果的严重失衡，正恰是这种情景。 来不及多想康德了，亟亟向泉水奔去。 一湾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一条中等河道。水面之下，漂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竟有三只玄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波纹。真不知它们如何飞越万里关山，找到这儿。水边有树，不少已虬根曲绕，该有数百岁高龄。 总之，一切清泉静池所应该有的，这儿都有了。至此，这湾泉水在我眼中又变成了独行侠——在荒漠的天地中，全靠一己之力，张罗出了一个可人的世界。 树后有一陋屋，正迟疑，步出一位老尼，手持悬项佛珠，满脸皱纹布得细密而宁静。 她告诉我，这儿本来有寺，毁于二十年前。我不能想象她的生活来源，讷讷地问，她指了指屋后一路，淡淡说：会有人送来。 我想问她的事情自然很多，例如，为何孤身一人长守此地？什么年岁初来这里？终是觉得对于佛家，这种追问过于钝拙，掩口作罢。目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唯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 以此推衍，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唯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 因此，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当她在陋室里听够了一整夜惊心动魄的风沙呼啸时，明晨，即可借明净的水色把耳根洗净。当她看够了泉水的湛绿时，抬头，即可望望灿烂的沙壁。 山，名为鸣沙山；泉，名为月牙泉。皆在敦煌县境内。 点评一： 每个人都会有的爬山心得，被作者描摹得细致入微。对泉水的拟人化描写，透露出作者胸中迷人的丘壑。小夜曲般的独奏，呈现的却是“寻找”与“隐匿”的主题。对自然造化的礼赞，因为作者的虔诚，使本来略显做作的感悟也可令人接受。（老愚） 点评二： 本文看上去就像一首散文诗。作者对上、下鸣沙山有着饱含质感的描述。然后对隐于鸣沙山的月牙泉进行抽象的精神分析，并一步推衍至人生、世界、历史的开阔语境，对此，好之者自然会看出深度、大气之类，恶之者则以为勉为其难。倒是“独行侠”用词精准，尤其是那个从泉边陋屋闪出的老尼，让人眼睛陡然一亮。（马策） 点评三： 本文写景述理。第一部分写关于沙中的脚印的思考，表达的意象是人应走自己的路，开自己的道。第二部分写爬山的感悟，那些关于“顶端”的议论多少有点禅悟禅意。第三部分写游月牙泉，赞月牙泉，悟游泉之路——不上高峰发现不了月牙泉，上了高峰又难以亲近它。第四部分是作者概括和联想部分，是对全文的升华和揭旨。（廖国清） 阳关雪 在中国古代，文官兼有文化身份和官场身份。在平日，自己和别人关注的大多是官场身份。但奇怪的是，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崇楼华堂也都沦为草泽之后，那一杆竹管毛笔偶尔涂画的诗文，却有可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在洌洌的秋霜中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除夕的深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古诗。 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 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想象，为无法言传的文化归属。 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 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薄薄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褶皱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 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没有被吞食、被遮蔽，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 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 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 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 地上有一些奇怪的凹凸，越来越多，终于构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我猜了很久，又走近前去蹲下身来仔细观看，最后得出结论：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塌，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 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咆哮时的怒目，丢盔弃甲后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 我相信，死者临死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座。 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几行墨迹？堆积如山的中国史籍，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是历代王朝的边远地带，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铺陈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眼下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这里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陈开来的坦诚，一切都在花草掩映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冤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使每片土地都疑窦重重。相比之下，这片荒原还算荣幸。 远处已有树影。疾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 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拌和着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 向前俯视，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直伸天际。我突然觉得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的笔触实在是温厚。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文静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也许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 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声声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神貌，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由此联想到，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笑容那么肯定，神釆那么自信。 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以多年的奋斗，执意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而更早就具有这种微笑的唐代，却没有把它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只允许他们以文化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人文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人性寄托。 于是，九州的文风渐渐刻板。阳关，再也难以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越来越少，只有陆游、辛弃疾等人一次次在梦中抵达，倾听着穿越沙漠冰河的马蹄声。但是，梦毕竟是梦，他们都在梦中死去。 即便是土墩、石城，也受不住见不到诗人的寂寞。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旅途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 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如壮汉啸吟，与自然浑和，却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不再欢跃，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点评一： 诸多词语里隐藏着中国文化的秘密。怀揣一个个烫人的词语，作者走在路上。他企图揭开那些诱人的密码。这篇文章传达出“走进历史现场”的美妙感觉，相信有这种情怀的不止先生一人。（老愚） 点评二： 本文是对盛唐文化的一次寻根，对盛唐文化俊逸高迈气象的礼祭。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萦绕在字里行间。（马策） 点评三： 阳关雪是暮天漫卷的边塞风致，阳关雪是定格于历史苍穹上的一抹云烟。然而作者是断取其中有限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从白帝城、黄鹤楼、寒山寺相牵而至，进而阐述历史文人“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的魔力。 问老者，行沙丘，在古战场的坟丘旁踟蹰静思，边塞是如此的苍凉！本文专写阳关点上的文字并不多，作者一笔宕开，写唐人的风范放达而豪迈，苍凉的背景上写出的诗句却如此温厚，让“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最后一句顺手拈得“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弦止韵余。（廖国清） 都江堰 一 一位算不清年岁的老祖宗，没有成为挂在墙上的画像，没有成为印在书里的教言，而是直到今天还在给后代挑水、送饭，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一匹秦始皇时代的骏马，没有成为泥土间的化石，没有成为古墓里的雕塑，而是直到今天还踯躅在家园四周的高坡上，守护着每一个清晨和夜晚，警惕着每一个盛暑和严冬，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这是神话，或是童话，当然无法相信。但是，由此出现了极其相似的第三个问题—— 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没有成为西风残照下的废墟，也没有成为考古学家们苦思冥想的难题，而是直到今天还一直执掌着亿万人的生计，并且注定已经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工程，这样的奇事你相信吗？ 仍然无法相信，但它真的出现了。 它就是都江堰。 这是一个不大的工程，但我认为，把它放在全人类文明奇迹的第一线，也毫无愧色。 世人皆知万里长城，其实细细想来，它比万里长城更激动人心。万里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展现了一个民族令人震惊的意志力。但是，万里长城的实际功能历来并不太大，而且早已废弛。都江堰则不同，有了它，干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中华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有了它，才有历代贤臣良将的安顿和向往，才有唐宋诗人出川入川的千古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时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后方。 它细细深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万里长城短。或者说，它在地面和地底下，筑造了另一座万里长城。而一查履历，那座名声显赫的万里长城还是它的后辈。 二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只是要去青城山玩，要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是本能地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去。 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骤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 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观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 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的一下裁割为二，直蹿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 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向。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千年谈判。 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 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三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三世纪出现过一项并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 据我所知，这项任命与秦统一中国的宏图有关。本以为只有把四川作为一个富庶的根据地和出发地，才能从南线问鼎长江流域。然而，这项任命到了李冰那里，却从一个政治计划变成了一个生态计划。 他要做的事，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灌溉。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 没有资料可以说明他作为郡守在其他方面的才能，但因为有过他，中国也就有了一种冰清玉洁的行政纲领。 中国后来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杰出学者选拔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竭力钻研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二十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 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难以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人了最清澈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故事，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人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做三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四百年后，也许三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三米的“三神石人”以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居然就是李冰的雕像。 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作镇水测量用。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其最合适的岗位。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女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她由此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观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李冰的精魂不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四 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 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一定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 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吧。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一片慈眉善目。人对自然力的调理，居然做得这么爽利。如果人类做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了。 都江堰调理自然力的哲学，被近旁的青城山总结了。 青城山是道教圣地，而道教是唯一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大宗教。道教汲取了老子和庄子的道家哲学，把水作为形象化的教义象征。水，看似柔顺无骨，却能变得气势滚滚，波涌浪叠，无比强大；看似无色无味，却能挥洒出茫茫绿野，累累硕果，万紫千红，看似自处低下，却能蒸腾九霄，为云为雨，为虹为霞；看似没有造型，却能作为滋润万物的救星而被殷殷企盼…… 看上去，是人在治水；实际上，一切成功的治水方案都是因为人领悟了水，顺应了水，听从了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出现天人合一，无我无私，长生不老。 这便是道。 我认为，道教之道也就是水之道、天人之道、长生之道，因此也是李冰之道、都姜堰之道。道无处不在，但在都江堰却作了一次集中呈现。 因此，都江堰和青城山相邻而居，互相映衬，彼此佐证，构成了一个研修中国哲学的最浓缩、最天然的课堂。 那天我带着都江堰的浑身水气，在青城山的山路上慢慢攀登，静静感悟。忽见一道观，进门小憩。道士认出了我，便铺纸研墨，要我留字。我当即写下了一副最朴素的对子： 拜水都江堰， 问道青城山。 我想，若能够读懂都江堰的千年奇迹，又能把“拜水”和“问道”这两件事当做一件事，那么，也就领悟了中华文化的一大秘密。 最近一次去都江堰，惊奇地发现，路边几千条标语都是这副对子，连手初的应接铃声都是它。我突然有点惶恐，忘了那天匆忙写下的那十个毛笔字的书法水准如何——什么时候，好好地重写一遍吧。 点评一： 李冰的都江堰仿佛就在等待作者的到来。他对这项水利工程的体会与总结，令无数文人骚客的浮泛笔触黯然失色。“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他把对中华文化的敬仰贯穿在文化苦旅的字里行间。（老愚） 点评二： 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经受住了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的严峻考验。越过浩渺时空，让人再次感念李冰的不世功勋。都江堰旁近道教圣地青城山，作者由拜水而问道，指出此地为“研修中国哲学的最浓缩、最天然的课堂”，继而“领悟了中华文化的一大秘密”。这就由问道而悟道了，诚不虚此行。（马策） 点评三： 读完本文，对作者曾说的“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非是自然的山水，而是一种‘人文的山水’”理解更深刻了。 写都江堰的壮观景色，盛赞李冰父子，作者立足于现代，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审视，纵横捭阖，这是作者“人文山水”的精神再现。写青城山为道家圣地，意在赞美李冰父子的“得道”，意在昭告世人道生万象，诸事均有其道。 （廖国清） 白发苏州 一 两千多年前，世界上已经有几座不错的城市。但是，这些城市都一一相继沦为废墟。人类的文明地图，一直在战火的余烬中不断改变。往往是，越是富贵的所在，遭受的抢掠越是严重，后景越是荒凉。 不必说多次被夷为平地的巴格达和耶路撒冷，看看一些正常的城市也够让人凄伤。 公元前后，欧洲最早的旅行者看到乱草迷离的希腊城邦遗迹，声声长叹。六世纪，罗马城衰落后的破巷、泥坑、脏水，更让人无法面对…… 有哪一座城市，繁华在两千多年前而至今依然繁华，中间几乎没有中断？我想，那个城市在中国，它的名字叫苏州。 不少学者试图提升苏州的自信，把它说成是“东方的威尼斯”。我听到这样的封号总是哑然失笑，因为不说别的，仅仅来比这两个水城的河道：当苏州精致的花岗石码头边船楫如梭的时候，威尼斯还是一片沼泽荒滩。 二 苏州是我常去之地。海内美景多得是，唯苏州，能给我一种真正的休憩。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智烦乱，而苏州的古迹会让你定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的感叹，读一读，能把你心头的皱折熨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来休憩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外面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住住。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 我有时不禁感叹，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后院，苏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公平的。京城史官的眼光很少在苏州停驻，从古代到近代，吴侬软语与玩物丧志同义。 理由是明白的：苏州缺少帝京王气。 这里没有森然殿阙，只有园林。这里摆不开战场，徒造了几座城门。这里的曲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 这里的流水太清，这里的桃花太艳，这里的弹唱有点撩人，这里的小食太甜，这里的女人太俏，这里的茶馆太多，这里的书肆太密，这里的书法过于流丽，这里的绘画不够苍凉遒劲，这里的诗歌缺少易水壮士低哑的喉音。 于是，苏州面对着种种冷眼，默默地端坐着，迎来送往，安分度日，却也不愿意重整衣冠，去领受那份王气。反正已经老了，去吃那种追随之苦做甚？ 三 说来话长，苏州的委屈，两千多年前已经受了。 当时正是春秋晚期，苏州一带的吴国和浙江的越国打得难解难分。其实吴、越本是一家，两国的首领都是外来的冒险家。先是越王勾践击败吴王阖闾，然后又是继任的吴王夫差击败越王。越王利用计谋卑怯称臣，实际上发愤图强，终于在十年后卷土重来，成了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 这事在中国差不多人所共知，原是一场分不清是非的混战，可惜后人只欣赏越王的计谋和忍耐，嘲笑吴王的该死。千百年来，越国的首府一直被称颂为“报仇雪耻之乡”，那么苏州呢？当然是“亡国亡君之地”。 细想吴越混战，最苦的是苏州百姓。吴越间打的几次大仗，有两次是野外战斗，一次在嘉兴南部，一次在太湖洞庭山，而第三次则是越军攻陷苏州，所遭惨状一想便知。早在越王用计期间，苏州人已连续遭殃。越王用煮过的稻子当做种子上贡吴国，吴国用以撒种，颗粒无收，灾荒由苏州人民领受。越王怂恿吴王享乐，亭台楼阁建造无数，劳役由苏州人民承担。最后，亡国奴的滋味，又让苏州人民品尝。 传说越王计谋中还有重要一项，就是把越国的美女西施进献给吴王，诱使他荒淫无度，懒理国事。计成，西施却被家乡来的官员投沉江中，因为她已与“亡国”二字相连，霸主最为忌讳。 苏州人心肠软，他们不计较这位顶着“越国间谍”身份的姑娘给自己带来过多大的灾害，只觉得她可怜，真真假假地留着她的大量遗迹来纪念。据说今日苏州西郊灵岩山顶的灵岩寺，便是当初西施居住的所在，吴王曾名之“馆娃宫”。灵岩山是苏州一大胜景，游山时若能遇到几位热心的苏州老者，他们还会细细告诉你，何处是西施洞，何处是西施迹，何处是玩月池，何处是吴王井，处处与西施相关。 你看，当越国人一直为报仇雪耻的传统而自豪的时候，他们派出的西施姑娘却被对方民众照顾着，清洗着，梳理着，辩解着，甚至供奉着。 苏州人甚至还不甘心于西施姑娘被人利用后又被沉死的悲剧。明代梁辰鱼作《浣纱记》，让西施完成任务后与原先的情人范蠡泛舟太湖而隐遁。这确实是善良的，但这么一来，又产生了新的尴尬：这对情人既然原先已经爱深情笃，那么西施后来在吴国的奉献，就与人性太相悖。 前不久一位苏州作家给我看他的一部新作，写勾践灭吴后，越国正等着女英雄西施凯旋，但西施已经真正爱上了自己的夫君吴王夫差，甘愿陪着他一同流放边荒。 这还比较合理。 我也算一个越人吧，家乡曾属会稽郡管辖。无论如何，我钦佩苏州的见识和度量。 四 吴越战争以后，苏州一直没有发出太大的音响。千年易过，直到明代，苏州突然变得坚挺起来。 对于遥远京城空前的腐败集权，竟然是苏州人反抗得最为厉害：先是苏州织工大暴动，再是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朝廷特务在苏州逮捕东林党人时，遭到苏州全城的反对。柔婉的苏州人这次是踏着血泪冲击，冲击的对象是皇帝最信任的“九千岁”。这件事情结束后，苏州人把五位抗争时牺牲的普通市民葬在虎丘山脚下，立了墓碑，让他们安享山色和夕阳。 这次浩荡突发，使整整一部中国史都对苏州人另眼相看。这座古城怎么啦？ 脾性一发，让人再也认不出来。说他们含而不露，说他们忠奸分明，说他们大义凛然，苏州人只笑一笑，又去过原先的日子。园林依然这样纤巧，桃花依然这样灿烂。 明代是中国古代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最严重的时期，但那时的苏州却打造出了一片比较自由的小天地。明代的苏州人可享受的东西多得很，他们有一大批作品不断的戏曲家，他们有万人空巷的虎丘山曲会，他们还有唐伯虎和仇英的绘画。再后来，他们又有了一个金圣叹。 如此种种，又让京城的朝廷文化皱眉。轻柔悠扬，潇洒倜傥，放浪不羁，艳情漫漫，这似乎又不是圣朝气象。就拿那个名声最坏的唐伯虎来说吧，自称江南第一才子，也不干什么正事，却看不起大小官员，只知写诗作画，不时拿几幅画到街上出卖。 不炼金丹不坐禅， 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幅青山卖， 不使人间造孽钱。 这样过日子，怎么不贫病交困呢？然而苏州人似乎挺喜欢他，亲亲热热地叫他“唐解元”，在他死后把桃花庵修葺保存，还传播一个“三笑”故事让他多了一桩艳遇。 唐伯虎是好是坏，我们且不去论他。无论如何，他为中国增添了几页非官方文化。道德和才情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金碧辉煌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脱，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五 一切都已过去了，不提也罢。现在我只困惑，人类最早的城邑之一，会不会淹没在后生晚辈的时尚之中？ 山水还在，古迹还在，似乎精魂也有些许留存。最近一次去苏州，重游寒山寺，撞了几下钟，看到国学大师俞樾题写的诗碑，想到他所居住的曲园。曲园为新开，因有俞樾先生的后人俞平伯先生等后人捐赠，原物原貌，适人心怀。曲园在一条狭窄的小巷里，由于这个普通门庭的存在，苏州一度成为晚清国学重镇。几十年后，又因为章太炎先生定居苏州，这座城市的学术地位更是毋庸置疑，连拥有众多高等学府的北京、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不能不投来恭敬的目光。 我一直认为，大学者是适宜于住在小城市的，因为大城市会给他们带来很多繁杂的消耗。但是，他们选择小城市的条件又比较苛刻，除了环境的安静、民风的简朴外，还需要有一种渗透到墙砖街石间的醇厚韵味，能够与他们的学识和名声对应起来。这样的小城市，中国各地都有，但在当时，苏州是顶级之选。 漫步在苏州的小巷中是一种奇怪的经验：一排排鹅卵石，一级级台阶，一座座门庭。门都关闭着，让你去猜想它的蕴藏，猜想它很早以前的主人。想得再奇也不要紧，两千多年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如今的曲园，辟有一间茶室。巷子太深，门庭太小，来人不多。茶客都上了年纪，皆操吴侬软语，远远听去，似乎正在说俞樾和章太炎，有所争执，又继以笑声。 未几，老人们起身了，他们在门口拱手作揖，转过身去，消失在狭窄的小巷里。 我也沿着小巷回去。依然是光光的鹅卵石，依然是座座关闭的门庭。 我突然有点害怕，怕哪个门庭突然打开，拥出来几个人：若是吴门墨客，我会感到有些悲凉，若是时髦青年，我会觉得有些惶恐。 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等着看吧。两千多年的小巷给了我们一个暗示，那就是：不管看到什么，都应该达观。是的，达观，能够笑纳一切的达观。 点评一： 在作者笔下，苏州水性、柔媚、安静，宛如一好女子，成为文人休憩的港湾——中国文化的后院。轻盈飘逸，令人神往。写其阳刚一面时，作者用了“坚挺”一词；这个表示男性力量的用语，似乎太过唐突？一个好女子，她本身就具备勇气与血性，无须借助男性来炫示。 （老愚） 点评二： 本文勾勒出千年苏州的双重面影：柔媚和激越。这是一座古城复杂的文化生成力。（马策） 点评三： 苏州是“白发飘飘的长者”，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城市能繁华两千多年？巴格达吗？罗马城吗？作者起笔，充满了对民族文化能香缭火旺的自豪感。但作者写作此文立意并不在此，我以其写作目的在于揭示出古老的苏州所拥有的古老特质。苏州，她兼容，她包含，她侠骨柔肠，正是这些特质，让她千百年来在历史风云中昌荣不断。全文笔墨飞洒，张弛有度，从容而苍凉。（廖国清） 三峡 一 顺长江而下，三峡的起点是白帝城。这个头开得真漂亮。 对稍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知道三峡也大多以白帝城开头的。李白那首名诗，在小学课本里就能读到。 我首读此诗时不到十岁，上来第一句就有误解。“朝辞白帝彩云间”，“白帝”当然是一个人，李白一大清早与他告别。这位帝王着一身缟白的银袍，高高地站立在山石之上。 他既然穿着白衣，年龄就不会很大。高个，瘦削，神情忧郁而安详。清晨的寒风舞弄着他的飘飘衣带，绚丽的朝霞烧红了天际，与他的银袍相互辉映，让人满眼都是光色流荡。 他没有随从和侍卫，独个儿起了一个大早。诗人远行的小船即将解缆，他还在握着手细细叮咛。 他的声音也像纯银一般，在这寂寞的山河间飘荡回响。但他的话语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他就住在山头的小城里，管辖着这里的丛山和碧江。 多少年后，我早已知道童年时的误解是多么可笑，但当我真的坐船经过白帝城的时候，依然虔诚地抬着头，寻找着银袍与彩霞。船上的广播员正在吟诵着这首诗，又放出了《白帝托孤》的录音。猛地，山水、历史、童年的臆想、美丽的潜藏，涌成一团，把人震呆。 《白帝托孤》是京剧，说的是战败的刘备退到白帝城郁闷而死，把儿子和政事全都托付给诸葛亮。抑扬有致的声腔飘浮在回旋的江面上，撞在湿漉漉的山岩间，弥漫着一种失败的苍凉。 我想，白帝城本来就熔铸着两种声音、两番神貌：李白与刘备，诗情与战火，天真与沉郁。它高高地矗立在群山之上，在它脚下，是为这两个主题日夜争辩着的滔滔江流。 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诗来歌往的乐土。可怜的白帝城多么劳累，清晨刚刚送走了李白们的轻舟，夜晚还得迎接刘备们的马蹄。只是时间一长，这片山河对诗人们的庇佑力日渐减弱，他们的船楫时时搁浅，他们的衣带经常熏焦，他们由高迈走向苦吟，由苦吟走向无声。 中国，还留下几个诗人？ 幸好还留存了一些诗句，留存了一些记忆。幸好还有那么多的中国人记得，有那么一个早晨，有那么一位诗人，在白帝城下悄然登舟。 他刚刚摆脱了一项政治麻烦，精神恢复了平静。他没有任何权势，也没有任何随从。如此平凡而寒碜的出行，却被记住千年，而且还要被记下去，直至地老天荒。这里透露了一个民族的饥渴：他们本来应该拥有更多这样平静的早晨。 在李白的时代，有很多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一行行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把这种行端很当做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 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盛唐时代的诗人，既喜欢四川的风土文物，又向往下游的开阔文明，长江就成了他们生命的便道，不必下太大的决心就解缆问桨。脚在何处，故乡就在何处；水在哪里，道路就在哪里。 他们知道，长江行途的最险处无疑是三峡，但更知道，那里又是最湍急的诗的河床。 一到白帝城，他们振一振精神，准备着一次生命对自然的强力冲撞，在冲撞中捡拾诗句。 只能请那些蜷缩在黄卷青灯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不属于诗人。诗人在三峡的木船上，刚刚告别白帝城。 二 告别白帝城，便进入了长约二百公里的三峡。在水路上，二百公里可不算一个短距离。但是，你绝不会觉得造物主在做过于冗长的文章。这里所会聚的力度和美色，即便铺排开去两千公里，也不会让人厌倦。 瞿塘峡、巫峡、西陵峡，每一个峡谷都浓缩得密密层层，再缓慢的行速也无法将它们化解开来。连临照万里的太阳和月亮，在这里也挤挨不上。对此，一千五百年前的郦道元说得最好： 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 （《水经注》） 他还用最省俭的字句刻画过三峡春冬之际的“清荣峻茂”，晴初霜旦的“林寒涧肃”，使后人再难调动描述的词汇。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到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飕飕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让生命重重实实地受一次惊吓。千万别从惊吓中醒过神来，清醒的人都消受不住三峡。 僵寂的身边突然响起了一些“依哦”声，那是巫山的神女峰到了。 神女在连峰间侧身而立，给惊吓住了的人类带来了一点宽慰。好像上苍在铺排这个仪式时突然想到，要让蠕动于山川间的人类占据一角观礼。被选上的当然是女性，正当妙龄，风姿绰约——人类的真正杰作只能是她们。 人们在她身上倾注了最瑰丽的传说，好像下决心让她汲足世间的至美，好与自然精灵们争胜。说她帮助大禹治过水，说她夜夜与楚襄王幽会，说她在行走时有环佩鸣响，说她云雨归来时浑身异香。但是，传说归传说，她毕竟只是巨石一柱、险峰一座，只是自然力对人类的一个幽默安慰。 又是诗人首先看破。几年前，江船上仰望神女峰的无数旅客中，有一位女子突然掉泪。她终于走向船舱，写下了这些诗行：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舒婷：《神女峰》） 船外，王昭君的家乡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激流把这位女子的心扉冲开了，顾盼生风，绝世艳丽，却甘心远嫁草原。她为中国历史疏通了一条像三峡一般的险峻通道。 船外，屈原故里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奇峰交给他一副傲骨，这位诗人问天索地，最终投身汨罗江，一时把那里的江水，也搅成了三峡的波涛。 看来，从三峡出发的人，无论是男是女，都比较怪异，都有可能卷起一点旋涡，发起一些冲撞。他们如果具有叛逆性，也会叛逆得无比瑰丽。 由此可见，最终还是人——这些在形体上渺小得完全不能与奇丽山川相提并论的人，使三峡获得了精神和灵魂。 后辈子孙能够平静地穿越三峡，是一种莫大的奢侈。但遗憾的是，常常奢侈得过于麻木，不知感恩。我只知道，明天一早，我们这艘满载旅客的航船，会又一次鸣响结束夜船的汽笛，悄然驶进朝霞，抵达一个码头。然后，再缓缓起航。没有告别，没有激动，没有吟唱。 点评一： 作者多情，一汪水变做一行诗。自然山水经由作者妙笔点化，一点一滴落在纸上，凑成诗句。灵性三峡孕育出无数精魂，由于他们的存在，亦幻亦真的巫山云雨，寄住在每个人心中，成为一种久远的文化滋润。（老愚） 点评二： 三峡自白帝城始。长江自白帝城夺峡而出，如野马狂奔，有自由不羁的大欢乐。李白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洋溢着人心与大自然于此珠联璧合的愜意。 文字流传的三峡，前有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后有舒婷的诗歌《神女峰》。舒婷的诗句“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是所谓新时期文学中，诗歌发出的对女性主义的最初吁请。作者的情与思，谦逊地止步于既有的对三峡书写的文字前，有如李白面对崔颢《黄鹤楼》所言：“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马策） 点评三： 三峡的景色是壮美的，但作者只是以此为经，编织着中国文化的历史。在这奇山秀水间的神女、昭君、屈原、三峡等，是中华文化的见证者。三峡有极浓郁的文化气息，是作者心底的圣地。写白帝城，以李白的诗句、《白帝托孤》的录音，道出诗人与山水的亲密关系。三峡喷涌力量，呈现阳光，而神女峰却安详、静谧。“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这是一种反传统的叛逆吗？文章没有过多感叹与抒情，却让读者心如三峡湍流，汹涌澎湃。（廖国清） 贵池傩 一 傩，一个奇奇怪怪的字，许多文化程度不低的人也不认识它。它的普通意义，是指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仪。 我们的祖先埋头劳作了一年，到岁尾岁初，要抬起头来与神对对话了。要扭动一下身子，自己乐一乐，也让神乐一乐了。要把讨厌的鬼疫狠狠地赶一赶了。这就是各乡各村傩祭的来由。 对神，人们既有点恭敬，又不想失去自尊。对鬼，人们既有点畏惧，又不想放弃勇敢。因此表情非常复杂，很难做得出来。于是我们的祖先干脆凝冻表情，戴上面具，把人、神、鬼搅成一气，又让巫在中间穿插，在混混沌沌中歌舞呼号，简直分不清是对上天的祈求，还是对上天的强迫。 反正，在傩祭仪式中，肃穆的朝拜气氛是不存在的，涌现出来的是一股蛮赫的精神狂潮：鬼，去你的吧！神，你看着办吧！ 这种精神狂潮，体现了世俗大地与原始神衹的激烈斡旋，从天人交战到天人合一，如梦如幻，如痴如醉，最终成为一个民族生命力的抒泄仪式。 汉代，一次傩祭牵动朝野上下，主持者和演出者数以百计，皇帝、一品至六品的官员都要观看，市井百姓也允许参与。 宋代，一次这样的活动已有千人以上参加，观看时的气氛则是山呼海动。 明代，傩戏演出时竟出现过万人齐声呐喊的场面。 …… 若要触摸中华民族的精神史，哪能置傩于不顾呢？ 法国现代学者乔治·杜梅吉尔（georges dumezil）根据古代印度和欧洲神话中不约而同地存在着主神、战神、民事神的现象，提出过“印欧古文明三元结构模式”。他认为这种三元结构在中国不存在，这似乎已经成了国际学术界不可动摇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略微关注一下傩祭中的傩神世界，很快就发现那里有宫廷傩、军傩、乡人傩，分别与主神、战神、民事神严密对应。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漫长的年代之中，在史官的记述之外，傩完整地潜伏着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几个文明侧面。 时间已流逝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傩事究竟如何了呢？ 平心而论，几年前刚听到目前国内许多地方还保留着完好的傩仪活动时，我是大吃一惊的。随即便决定把它当做一件自己应该关注的事来对待，好好花点工夫。 一九八七年二月，春节刚过，我挤上非常拥挤的长途汽车，向安徽贵池山区出发。据说，那里傩事颇盛。 二 从上海走向傩，毕竟有漫长的距离。田野在车窗外层层卷去，很快就卷出了它的本色。绵延不绝的土墙、泥丘、浊沟、小摊，簇拥着一个个农舍。“文革”时期刷在墙上的革命标语早已涂掉，只留下一些淡淡的印痕，新贴上去的对联勾连着至少一个世纪之前的记忆。路边有几个竹棚为过往车辆的轮子做着打气补胎的行当，不知怎么却写成了“打胎补气”，让人想起明代的庸医。 汽车一站站停去，乘客在不断更替。终于，到九华山进香的妇女成了车中的主体。她们高声谈论，却不敢多看窗外。窗外，步行去九华山的人们慢慢地走着，他们远比坐车者虔诚。 这块灰黄的土地，怎么这样固执呢？它慢条斯理地承受过一次次现代风暴，又依然款款地展露着自己野拙的面容。世事在一件件褪色，豪语如风，誓言如雾；坟丘在一圈圈增加，纸幡飘飘，野烧隐隐。下一代闯荡一阵、呼喊一阵、焦躁一阵，很快又雕满木讷的皱纹。这么一想，路边的观景全都失去了时间，而我耳边，已经响起了傩祭的鼓声…… 这鼓声使我回想起三十多年前。一天，家乡的道士正在一处做法事，他头戴方帽敲着一个小鼓，在为一位客死异地的乡人招魂。他报着亡灵返归的沿途地名，祈求这些地方的冥官放其通行。突然，道士身后拥出一群人，是小学的校长带着一批学生。 小学校长告诉道士，学校正在普及科学知识，这种迷信活动有可能干扰孩子们的正常课程。 跟在校长后面的学生一起呼应，抵拒招魂。那个时期道士本来就已经发不出太大的声音，一看这个阵势也就唯唯诺诺地离开了。 这就引起了做法事的那家和邻里乡亲的不满，认为不管什么理由，阻断人家的丧葬仪式很不应该。那天傍晚吃晚饭的时候，几乎有小学生的家庭都发生了两代间的争论。父亲拍着筷子追打孩子，孩子流着眼泪逃出门外，三五成群地躲进草垛后面，记着校长和老师的嘱咐，饿着肚子对抗迷信。 月亮上来了，夜风正紧，孩子们抬头看看，抱紧双肩，心中比夜空还要明净：校长说了，这是月球，正围着地球在转；风，空气对流而成。 想到这里我心中一笑，出发前听到一个消息：今天要去看的贵池傩祭仪式，之所以保存得比较完好，要归功于一位小学校长。 也是小学校长！ 我静下心来，闭目细想，把我们的小学校长与他合成一体。我仿佛看见，这位老人在劝阻了许多次招魂法事，讲述了无数遍自然、地理课程之后，终于皱起眉头品味起身边的土地来。 接连的灾祸，犟韧的风俗，不变的人伦，重复的悲欢，单纯的祈愿，循环的时序，使他一次次拿起又一次次放下那些古今书籍，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他慢吞吞地从课本下面抽出几张白纸，走出门外，开始记录农民的田歌、俗谚。 最后，犹豫再三，他敲响了早已改行的道士家的木门。 他坐在道士身边听了又听，又花费多年时间去访问各色各样的老人。终于，有一天，他迟迟疑疑地走进了政府机关的大门，对他以前的学生、今天的官员申述一条条理由，要求保存傩文明。这种申述十分艰难，直到国外的文化考察者的不断来访，直到国内著名学者也来挨家挨户地打听，他的理由才被大体澄清。 于是，我也终于听到了有关傩的公开音信。 三 单调的皮筒鼓响起来了。 山村不大，村民们全朝鼓声拥去。那是一个陈旧的祠堂，灰褐色的梁柱上贴着驱疫祈福的条幅。正面有一高台，傩戏演出已经开场。 开始是傩舞，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是在请诸方神灵。请来的神当然也是人扮的，戴着面具，踏着锣鼓声舞蹈一回，算是与这个村结下了交情。神灵中有观音、魁星、财神、判官，也有关公。村民们在台下一一辨认妥当，看到一年中该指靠的几位都来了，心中便觉安定。 接下来，演出一段《打赤鸟》，赤鸟象征着天灾。又来一段《关公斩妖》，这里的妖有着极广泛的含义。其中有一个妖竟被迫跳下台来，冲出祠堂。观看的村民哄然起身，也一起冲出祠堂紧追不舍。 一直追到村口，那里早有人燃起野烧，点响一串鞭炮，终于把妖魔逐出村外。 村民们拊掌而笑，又闹哄哄地拥回祠堂，继续观看。 如此来回折腾一番，演出场地已延伸到整个村子，所有的村民都已裹卷其间，仿佛整个村子都在齐心协力地驱妖。火光在月色下闪动，鞭炮一次次蹿向夜空。在村民们心间，小小的舞台只是点了一下由头，全部祭仪铺展得很大。他们在祭天地、日月、山川、祖宗，空间和时间都非常广阔，祠堂的围墙形同虚设。 接下来是演几段大戏。有的注重舞，有的注重唱。舞姿笨拙而简陋，让人想到远古。由于头戴面具，唱出的声音低哑不清，也像从几百年前传来。 有一个重头唱段，由傩班的领班亲自完成。这是一位瘦小的老者，毫不化装，也无面具，只穿今日农民的寻常衣衫，在浑身披挂的演者们中间安稳坐下，戴上老花眼镜，一手拿一只茶杯，一手翻开一个绵纸唱本，咿咿呀呀唱将起来。全台演员依据他的唱词而动作，极似木偶。这种演法，虽然粗陋却也自由至极，很有可能遭到现代戏剧家嘲笑，而它也在不露声色地嘲笑着现代戏剧家。 平心而论，傩戏在表演技巧上实在乏善可陈。我曾经读到一些研究者写的论文，盛赞傩戏艺术高超，这显然是言过其实。试想，演者全非专业，平日皆是农民、工匠，匆促登台，腿脚生硬，也只能如此了。演者中有不少年轻人，估计是在国内外考察者来过之后，才走进傩仪队伍中来的。本来血气方刚、手脚灵便的他们，来学这般稚拙动作，看来更是牵强。 演至半夜，休息一阵，表演者们到祠堂边的小屋中吃“腰台”。“腰台”亦即夜宵，是村民对他们的犒赏。 屋中摆开三桌，每桌中间置一圆底锅，锅内全是白花花的肥肉片，厚厚一层油腻浮在上面。围着圆锅的是十只瓷烧杯，一小坛自酿烧酒已经开盖。 据说，吃完“腰台”，他们要演到天亮。从日落演到日出，谓之“两头红”，颇为吉利。 我已浑身乏困，陪不下去了，约着几位同行者，离开了村子。住地离这里很远，我们要走一程长长的山路。 四 翻过一个山坳，我们突然被一排火光围困。 又惊又惧，小心走到近前。拦径者一律山民打扮，举着松明火把，照着一条纸扎的龙。见到了我们，也不打招呼，只是大幅度地舞动起来；我们不解其意，不知所措。 舞完一段，才有一位站出，用难懂的土音大声说道：“听说外来的客人到那个村子看傩去了，我们村也有，为什么不去？我们在这里等候多时！” 我们惶恐万分，只得柔声解释，说现在已是深更半夜，身体困乏，不能再去。山民认真打量着我们，最后终于提出条件，要我们站在这里，再看他们好好舞一回。 那好吧，我们静心观看。 在这漆黑的深夜，在这阒无人迹的山坳间，看着火把的翻滚，看着举火把的壮健的手和满脸亮闪闪的汗珠，实在是一番雄健的美景，我们由衷地鼓起掌来。 掌声方落，舞蹈也停，也不道“再见”，那火把，那纸龙，全都迤逦而去，顷刻消失在群兽般的山林中。 太像是梦，唯有鼻子还能嗅到刚刚燃过的松香味，信其为真。 我实在被这些梦困扰了，直到今天，仍然无法全然超脱。 我对贵池傩事的考察报告，已经发表在美国夏威夷大学的学报上，据说引起了国际学术界不小的关注。但是，对我自己而言，有一些更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此，只得常常在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土俗文明和文本文明间，左支右绌，进退维谷。 勉强可以说几句的是：文化，是祖先对我们的远年设计，而设计方案则往往藏在书本之外、大山深处，而且大多已经步履踉跄、依稀模糊。 我们很难完全逃脱这种设计，但也有可能把这种设计改变。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不必强求统一。然而，不管哪一种，大家都应该在听完校长和老师的教诲之后，多到野外的大地去走一走。 点评一： 把一次田野考察写得如此摇曳生姿，好生了得。本是生民表达与鬼神嬉戏的地方戏，作者却发现了其中所具有的文化人类学的新意。在那个禁锢的年代，作者不便直言自己的观点，只能含蓄地提醒众人：多到野外的大地上走一走。（老愚） 点评二： 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敬而远之，这是孔子的态度。在中华文化的源头，祭祀鬼神代表先民对自然的最初感知。如今，傩祭作为文化活化石为我们所认知。由远古庄严的仪式发展成后世的娱乐表演，傩舞似乎已然被注入狂欢的酒神精神。传统文化以改造的方式延续其现代生命。据说，傩舞不仅在安徽贵池，而且在江西南丰乡间同样大盛。（马策） 点评三： 《贵池傩》是在介绍中国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然而作者并没有作一般性的遗风介绍。文章揭开了傩的神秘面纱，写了两位校长对傩釆取的不同态度，也具体描写了傩戏演出时的情形。作者大胆联想、对比，以全新的视角审视傩事，提醒我们如何看待科学、迷信及宗教。 （廖国清） 青云谱 一 在中华文化史上，江西的地位比较奇特。初一看，它既不响亮，也不耀眼，似乎从来没有成为全国向往的文化中心或文化热土，就像河南、陕西、山东、江苏、浙江、北京、上海等地承当过的那样。但是如果细细寻访，就会发现它是多重文化经络的归置之地。儒家的朱熹和白鹿洞书院自不必说，即使是道家和佛家，江西都有领先全国的道场。在文学戏剧上，从陶渊明到汤显祖，皆是顶级气象。 总之，江西在文化上呈现出一种低调的厚实，平静的富有，不事张扬的完备。这种姿态，让我尊敬。 南昌郊外的青云谱，又为江西的蕴藏增加了一个例证。 二 青云谱原是个道院，主持者当然是个道士，但原先他却做过十多年和尚，做和尚之前他还年轻，是明朝皇室的显赫后裔。 不管他的外在身份如何变化，历史留下了他的一个最根本的身份：十七世纪晚期中国最杰出的画家。 他叫朱耷，又叫八大山人、雪个等，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个儿子朱权的后代。在朱耷出生前两百多年，朱权被徙封于南昌，这便是青云谱出现在南昌郊外的远期原因。 说起来，作为先祖的朱权虽然贵为皇子却也是一个全能的艺术家，而且也信奉道教，这与两百多年后的朱耷构成了一种呼应。但是，可怜的朱耷已面临着朱家王朝的最后覆没，为道为僧，主要是一种身份遮蔽，以便躲在冷僻的地方逃避改朝换代后的政治风雨，静静地在生命绝境中用画笔营造一个精神小天地。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院落，能给一部艺术史提供那么多的荒凉？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朽木、衰草、败荷、寒江，泄露着画家道袍里裹藏的孤傲？我带着这些问题去寻找青云谱，没想到青云谱竟然相当热闹。 此处不仅有汽车站，而且还有个小火车站。当日道院如今园圃葱翠，屋宇敞亮。游客以青年男女居多，他们一般没有在宅内展出的朱耷作品前长久盘桓，大多在花丛曲径间款款缓步。突然一对上了年岁的华侨夫妇被一群人簇拥着走来，说是朱耷的后代，满面戚容，步履沉重。我不无疑惑地投去一眼，心想，朱耷既做和尚又做道士，使我们对他的婚姻情况很不清楚。后来好像有过一个叫朱抱墟的后人，难道你们真是朱抱墟之后？即便是真的，又是多少代的事啦，如此凄伤的表情毕竟有点夸张。更重要的是，如果真是他的后代就应该明白，他们的前辈是一个名扬历史的大画家，这千古笔墨早已不仅仅属于一姓一家。 这一切也不能怪谁。有这么多的人来套近乎，热热闹闹地来纪念一位几百年前的孤独艺术家，没有什么不好。然而无可奈何的是，这个院落之所以显得如此重要的原始神韵已经很难复制，朱耷在生命绝境中的精神小天地更不容易重现。这是世界上很多名人故居开放后共同遇到的难题，对我这样的寻访者来说，毕竟有一点遗憾。 到青云谱来之前，我也经常想起他。为此，有一年我招收研究生时曾出过一道知识题：“略谈你对八大山人的了解。”一位考生的回答是：“中国历史上八位潜迹山林的隐士，通诗文，有傲骨，姓名待考。” 把八大山人说成是八位隐士我倒是有所预料的，这道题目的“圈套”也在这里；把中国所有的隐士一并概括为“通诗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于在考卷上写“待考”，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与这位考生一样的对朱耷的隔膜感，我从许多参观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来。他们知道朱耷重要，却不知道他的作品好在哪里。这样潦倒的随意涂抹，与他们平常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习惯差距太大了。他们在苦恼地自问：中国传统艺术的光辉，难道就闪耀在这些令人丧气的破残笔墨中？ 因此，青云谱其实是一个艰深的课堂，让很多困惑的参观者重新接受一门有关生命绝境的美学课程。 三 对于中国绘画史，我比较看重晚明至清一段。朱耷就出现在这个阶段中。 在此前漫长的绘画发展历史上，当然也是大匠如林、佳作迭出。但是，如果要说到艺术家个体生命的强悍呈现，那就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徐渭、朱耷、原济以及“扬州八怪”等人身上了。 毫无疑问，并不是画到了人就一定能触及生命的底线。中国历史上有过一些很出色的人物画家，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张萱、周昉、顾闳中，等等，我都很喜欢，但总的说来，他们笔下的人物与他们自己的生命未必有直接的关联。他们强调“传神”，但主要也是“传神”地在描绘着一种异己的著名人物，并不是本人灵魂的酣畅传达。在这种情况下，倒是山水画、花鸟画，更有可能直截地展示画家的内心世界。 山水花鸟原是人物画的背景和陪衬。当它们独立出来之后，大多喜欢表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学意境，基本格局比较固定。画家们也就把心力倾注在笔墨趣味上了。 笔墨趣味能够导致高雅，但毕竟还缺少一种更强烈、更坦诚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出现另一种作品，让苦恼、焦灼、挣扎、痴狂在画幅中燃烧，人们一见便可以立即发现画家本人，并且从生命根本上认识他们，就像中国人在文学上认识屈原、李白，就像欧洲人在美术上认识罗丹、毕加索和凡·高？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艺术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正好与西方艺术的分裂呼号、激烈冲突相反。对此，我一直存有怀疑。我认为，世界上的艺术分三种：一种是“顺境挥洒”，一种是“逆境长叹”，一种是“绝境归来”。中国绘画不应该永远没有第三种。 果然，到了文化专制最为严重的明清时代，它终于出现了。 很多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过一次画展，我在已经看得十分疲倦的情况下突然看到徐渭的一幅葡萄图，精神陡然一振。后来又见到过他的《墨牡丹》、《黄甲图》、《月竹》和《杂花图长卷》。他的生命奔泻得淋漓而洒泼，躁动的笔墨后面游动着千般不驯、万般无奈。在这里，仅说笔墨趣味，显然是远远不够了。 对徐渭我了解得比较多。他实在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大艺术家，但人间苦难也真是被他尝尽了。他由超人的清醒而走向佯狂，直至有时真正的痴癫。他曾自撰墓志铭，九次自杀而未死。他还误杀过妻子，坐过六年多监狱。他厌弃人世、厌弃家庭、厌弃自身，产生了特别残酷的生命冲撞。他的作品，正是这种生命冲撞所飞溅出来的火花，正是我所说的“绝境归来”的最好写照。 明确延续着这种美学格调的，便是朱耷。他实际的遭遇没有徐渭那样惨，但作为大明皇帝的后裔，他的悲剧性感悟却比徐渭更加辽阔。 他的天地全部沉沦了，只能在纸幅上拼接一些枯枝、残叶、怪石，张罗出一种地老天荒般的残山剩水，让一些孤独的鸟、怪异的鱼暂时躲避。 这些鸟鱼完全挣脱了秀美的美学范畴，夸张地袒露其丑，以丑直锲人心，以丑傲视甜媚。它们是秃陋的、畏缩的，不想惹人，也不想发出任何音响。但它们却都有一副让整个天地都为之一寒的白眼，冷冷地看着，而且把这冷冷地看当做了自身存在的目的。 它们似乎又是木讷的、老态的，但从整个姿势看又隐含着一种极度的敏感。它们会飞动，会游弋，会不声不响地突然消失。 毫无疑问，这样的物像，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象征。 某些中国画家平素在表现花鸟虫兽时也常常追求一点通俗的具体象征，例如，牡丹象征什么，梅花象征什么，喜鹊象征什么，老虎象征什么，等等。这是一种层次很低的符号式对应，每每坠入陈词滥调，为高品位的画家们所鄙弃。看了朱耷的画，就知道其间的差异在哪里了。 四 比朱耷小十几岁的原济也是明皇室后裔，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他与朱耷都是“金枝玉叶老遗民”。人们对他比较常用的称呼是石涛、大涤子、苦瓜和尚。他虽与朱耷很要好，心理状态却有很大不同，精神痛苦没有朱耷那么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与更广阔的自然有了深入接触，悲剧意识有所泛化。 但是，当这种悲剧意识流泻到他的山水笔墨中时，则呈现出一派沉郁苍茫、奇险奔放，局面做得比朱耷还大。 这就使他与朱耷等人一起，与当时画坛的正统潮流形成鲜明对照，构成了很强大的时代性冲撞。有了他们，中国绘画史上种种保守、因袭、精雅、空洞的画风都显得萎弱了。 徐渭、朱耷、原济这些人，对后来的“扬州八怪”影响极大，再后来又滋养了吴昌硕和齐白石等近现代画家。中国画的一个新生代的承续系列就这样构建起来了。我深信这是中国艺术史上最有生命力的激流之一，也是中国人在沉闷的明清之际的一种罕见的骄傲。 齐白石有一段话，使我每次想起都心头一热。他说： 青藤（徐渭）、雪个（朱耷）、大涤子（原济）之画，能横涂纵抹，余心极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之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 早在齐白石之前，郑燮（板桥）就刻过一个自用印章，其文为“青藤门下走狗”。 这两件事，说起来都带有点痴癫劲头，而实际上却道尽了这股艺术激流在中国绘画史上多么难于遇见，又多么让人激动。 为了朝拜一种真正的艺术生命，郑、齐两位高傲了一生的艺术家，连折辱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了。由此可知，世上最强烈的诱惑是什么。 五 我在青云谱的庭院里就这样走走想想，也消磨了大半天时间。面对着各色各样很想亲近朱耷却又看不懂朱耷的游人，我想，事情的症结还在于我们一直没有很多强健的作品去震撼他们，致使他们常常过着一种缺少艺术激动的生活，随之与艺术的过去和现在一并疏离起来。因此说到底，还是艺术首先疏离了他们。 什么时候，我们身边能再出几个那样的画家，他们强烈的生命信号照亮广阔的天域，哪怕普通老百姓也会由衷地热爱他们；即便只是冷冷地躲在一个角落，几百年后的大师们也想倒赶过来做他们的仆人？ 什么时候，徐渭的“绝境归来”将由紫霞迎接，朱耷的孤寂心声将由青云谱就？ 点评一： 游八大山人纪念馆，释放出艺术与人生的大课题。作者骨子里有对艺术的苛刻要求，真的艺术必然表现真的人生律动。循规蹈矩的中国画，被人们淡漠视之，连带殃及真正伟大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先生笔端蕴含千钧力气，雷霆霹雳一般照亮庸常人间。（老愚） 点评二： 地以文传。想必本文对传播青云谱道院、刺激南昌旅游业颇有贡献。对艺术与时代、生命的美学关系，我想到苦修二字，或卡夫卡的“饥饿艺术家”，而作者以“绝境归来”概括之。八大山人的画作，折射出明清易代之际酷烈的时代悲情。（马策） 点评三： 不得不叹服作者对艺术进行历史审视时所具有的独特视角。八大山人朱耷的画，高标孤绝，抗拒沉沦。徐渭的作品“正是这种生命冲撞所飞溅出来的火花”，是“绝境归来”的最好写照。所有这些，让人不得不反思，什么才是艺术的灵魂。（瘳国清） 黄州突围 一 这便是黄州赤壁，或者说是东坡赤壁。赭红色的陡坡直逼着浩荡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供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仰望。 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时间和空间的倒错，因此也就有了冥思的价值。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但是，这个僻远的黄州却给了他巨大的惊喜和震动，他甚至把黄州当做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案”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作上纲上线的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他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确实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尊重祖母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很值得研究。 使神宗皇帝动摇的，是突然之间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到了一起。他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不能为苏东坡说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于是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 这人可称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加以辅导，这本是朋友间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信，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翻版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 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他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 他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如此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如果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理由里边显然埋藏着一个最神秘的元素：妒忌。 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 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 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 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 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向皇帝检举揭发。他在信中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这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 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哪怕是被同一时代的人印写在印刷品里。 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做“砸窗子”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捡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 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嫉妒而伤害过苏东坡，批评苏东坡的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提到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有点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站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觉得沈括不可亲近。当然，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超越时空的中国式批评者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地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舆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幽默，一〇七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然而不知所措。 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来者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被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 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 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 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几度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 当然也很可能成，那么，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 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把诸多文化大师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战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 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辞，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推断。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 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试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 但是，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 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讥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 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 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了，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 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他的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 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 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 最动情的是那位我们前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 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皇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有意无意地在验证着文化的感召力。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扬扬。有一天他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 他以为，对这么一个哄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 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 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将其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很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又觉得他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一种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在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平素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 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 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 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士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原本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 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 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 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柏杨先生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 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 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阕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 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静无声，那么，迟早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 他想，一段树木靠着瘿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扬扬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答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 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述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溪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点评一： 借由宋代文豪苏东坡的被贬，阐述文人的自我完成主题，既是对中国酱缸文化的声讨，又似乎是自我遭际的悲愤独白。对中国式嫉妒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令人不胜感慨。历经磨难而炉火纯青，最终达成人生的圆满。有点苦涩，又有点无奈！（老愚） 点评二： 作者将苏东坡祭上民族、文明的高坛，诋毁者、诬告者自然被归为小人：“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丟人”，“而把文明的代表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对苏的赞美：“当苏受审挨打时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就连诗人的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动不动就使用国家、民族、文明、良知等字眼，呈现出中国传统文人所谓忧患意识和道德优胜论话语的激越面貌。（马策） 点评三： 苏东坡的突围，不啻是生命的突围，更是文化的突围。 经历了“乌台诗案”后，带着官场、文坛一齐泼来的满身脏水，苏东坡疲倦狼狈地走向黄州。至此，与其说是苏东坡突出了重围，不如说是他被赶出了重围。黄州的残酷现实，使他陷入精神上空前的孤独无告。他自省，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经历了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和艺术才情上的蒸馏和升华，苏东坡走向真正的成熟，从而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 本文旨在借苏东坡的遭遇来探讨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苏东坡只是一个个案，一个缩影。社会灾难铺天盖地，文化精英往往首当其冲，但由文化良知浇灌出来的生命不会轻易低下高昂的头颅。与《宁古塔》相比，本文的悲叹更为深沉，它源自对历史真实的理性探寻，源自对主人公所遭无端迫害之命运的极度愤慨，理智又炽烈的文字掷地有声。（傅应湘） 天涯的眼神 一 几年前读到一篇外国小说，作家的国别和名字已经忘记，但基本情节还有印象。 一对亲亲热热的夫妻，约了一位朋友到山间去野营狩猎，一路上丈夫哼着曲子在开车，妻子和朋友坐在后座。但突然，丈夫嘴上的曲子戛然而止，因为他在后视镜中瞥见妻子的手和朋友的手悄悄地握在一起。 丈夫眩晕了，怒火中烧又不便发作，车子开得摇晃不定，他恨不得出一次车祸三人同归于尽。好不容易到了野营地，丈夫一声不吭骑上一匹马独个儿去狩猎了，他发疯般地纵马狂奔，满心都是对妻子和朋友的痛恨。他发现了一头鹿，觉得那就是自己不忠诚的妻子的借体，便握缰狠追，一再举枪瞄准。那头鹿当然拼命奔逃。 不知道追了多远，跑了多久，只知道耳边生风、群山疾退，直到暮色苍茫。突然那头鹿停步了，站在一处向他回过头来。他非常惊讶，抬头一看，这儿是山地的尽头，前面是深不可测的悬崖。鹿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 他木然地放下猎枪，颓然回缰，早已认不得归去的路了，只能让马驮着一步步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忽然隐隐听到远处一个女人呼喊自己的名字。走近前去，在朦胧月光下，妻子脸色苍白，她的目光清澈而美丽，无奈而凄凉。 我约略记得，这篇小说在写法上最让人注目的是心理动态和奔驰动态的漂亮融合，但对我来说，挥之不去的是那头鹿面临绝境时猛然回首的眼神。 这种眼神对全人类都具有震撼力，一个重要证据是，中国居然也有一个相似的民间故事。 故事发生在海南岛，一个年轻的猎手也在追赶着一头鹿，这头鹿不断向南奔逃，最后同样在山崖边突然停住——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回过头来面对猎手，双眼闪耀出渴求生命的光彩。 猎手被这种光彩镇住，刹那间两相沟通。终于，这头鹿变成一位少女，与他成婚。 这个故事的结尾当然落入了中国式的套数，但落入套数之前的那个眼神仍然十分动人。 两个故事的成立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发生在前面已经完全没有路可走的地方。只有在天涯海角、绝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后的边界，一切才变得深刻。 我们海南岛真有一个山崖叫“鹿回头”，山崖前方真叫“天涯海角”，再前方便是茫茫大海。 人们知道，尽管海南岛的南方海域中还有一些零星小岛，就整块陆地而言那儿正恰是中华大地的南端。既然如此，那头鹿的回头也就回得非同小可了。 中国的帝王面南而坐，中国的民居朝南而筑，中国发明的指南针永远神奇地指向南方，中国大地上无数石狮、铁牛、铜马、陶俑也都面对南方站立着或匍匐着。这种种目光，穿过群山，越过江湖，全都迷迷茫茫地探询着碧天南海。那头美丽的鹿一回头，就把这所有的目光都兜住了。 二 海南岛很早就有人住，长期保持着一种我们今天很难猜度的原始生态。战国时的《尚书·禹贡》和《吕氏春秋》中所划定的九州中最南的两州是扬州和荆州，可见海南还远处于文明的边界之外。在中原，那是政治家和军事家特别繁忙的年代；而在海南岛，只听到一个个熟透的椰子从树上静静地掉下来，吧嗒、吧嗒，掉了几千年。椰树边，海涛日夜翻卷，葛藤垂垂飘拂。 看起来，大陆人比较认真地从行政眼光打量这座岛屿是在汉代。打量者是两个都被称为“伏波将军”的南征军官：西汉时的路博德和东汉时的马援。他们先后在南中国的大地上左右驰骋、开疆拓土，顺便也把这个孤悬于万顷碧波中的海岛粗粗地光顾了一下，然后设了珠崖、儋耳两郡，纳入中华版图。 但是这种纳入实在是很潦草的，土著的俚人与外来的官吏士兵怎么也合不来，一次次地爆发尖锐的冲突，连那些原先自然迁来的大陆移民也成了土著轰逐的对象。有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的外来人不得不统统撤离，挤上木船渡海回大陆，让海南岛依然处于一种自在状态。 当然，过后又会有军人前去征服，但要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待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几番出入进退，海南岛成了一个让人害怕的地方。 前些日子为找海南的资料随手翻阅《二十五史》，在《三国志》中读到一段资料，说东吴赤乌年间统治者孙权一再南征海南岛，群臣一致拥护，唯独有一位叫全琮的浙江人竭力反对。他说： 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一九八六年版《二十五史》第二册，《三国志》第一六八页） 孙权没有听他的，意气昂昂地派兵向海南进军了。结果是，如此遥远的路途，走了一年多，士兵死亡百分之八九十。孙权后悔了，又与全琮谈及此事，称赞全琮的先见之明。全琼说，当时君臣中有不少人也是明白的，但他们怕被当做不忠，不提反对意见。 三国是一个英雄的时代，而英雄也未能真正征服海南。那么，海南究竟是等待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在孙权南征的二百多年之后，一个出生在今天广东阳江的姓冼的女子，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几乎是永久地安顿了海南。公元五二七年，亦即特别关心中华版图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去世的那一年，这位姓冼的女子嫁给了高凉太守冯宝，开始辅佐丈夫管起中华版图南端很大一块地面，海南岛也包括在内。丈夫冯宝因病去世，中原地区频繁的战火也造成南粤的大乱，这位已届中年的女子只得自己跨上了马背。 为了安定，为了民生，为了民族间的和睦，她几十年一直指挥若定，威柔并施。终于，她成了南粤和海南岛很大一部分地区最有声望的统治者，“冼夫人”的称呼在椰林海滩间响亮地翻卷。 直到隋文帝统一中国，冼夫人以近似于女酋长的身份率领属下各州县归附，迎接中央政权派来的官员，消灭当地的反叛势力，使岭南与中原建立了空前的亲和关系。 冼夫人是个高寿的女人。如果说结婚是她从政的开始，那么到她去世，她从政长达七十余年。从中原文化的坐标去看，那是一个刘勰写《文心雕龙》、颜之推写《颜氏家训》的时代；而在他们的南方，一个女人正威震海天。 她不时回首中原，从盈盈秋波到蒙眬慈目，始终是那样和善。 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让我们知道冼夫人年轻时的容貌和风采，但她的魅力是不容怀疑的。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琼州海峡两岸还有几百座冼夫人庙，每年都有纪念活动，自愿参与者动辄数十万，令人吃惊。 一种在依然荒昧背景下的女性化存在——这便是盛唐之前便已确立的海南岛形象。 三 由唐至宋，中国的人文版图渐渐南移，而海南岛首先领受的却是一些文化水准很高的被贬文官，他们为这个岛留下了很多东西。 例如，李德裕是唐朝名相李吉甫的儿子，自己也做过宰相，在宦海风波中数度当政，最后被政敌贬到海南岛崖州（即今琼山县）。这么一个高官的流放，势必是拖家带口的，因此李德裕的子孙就在海南岛代代繁衍，据说，今天岛上乐东县大安乡南仇村的李姓基本上都是他的后裔。在岛上住了一千多年，当然已经成了再地道不过的海南人，这些生息于椰林下的普通村民或许不知道，他们家族在海南的传代系列是在一种强烈的异乡感中开始的。 从李德裕留下的诗作看，他也注意到了海南岛的桄榔、椰叶、红槿花，但这一切反都引发起他对故乡风物的思念，结果全成了刺心的由头。他没有想到，这种生态环境远比他时时关切的政治环境重要，当他的敌人和朋友全都烟消云散之后，他的后代却要在这种生态环境中永久性地生活下去。他竟然没有擦去泪花多看一眼，永远的桄榔、椰叶、红槿花。 海南岛人民把他和其他贬谪海南的四位官员尊称为“五公”进行纪念，认认真真造了庙，端端正正塑了像，一代又一代。“五公”中其他四位都产生在宋代，都是为主张抗金而流放海南的，而且都是宰相、副宰相的级别。一时间海南来了那么些宰相，煞是有趣。主张求和的当权者似乎想对这些慷慨激昂的政敌开个“小玩笑”：你们怎么老是盯着北方疆土做文章，没完没了地念叨着抗金、抗金？那就抗去吧——一下被扔到了最南面。 这“五公”先后上岛后，日子难过，心情不好，成天哀叹连连。但是，只要住长了，就会渐渐爱上这个地方。宋朝的副宰相李光在这里一住十几年，大力支持当地的教育事业，希望建设一个儒学小天地，甚至幻想要在琼州海峡架起一座长桥，把海南岛与大陆连接起来。 “五公祠”二楼的大柱上有一副引人注目的楹联，文曰： 唐宋君王非寡德， 琼崖人士有奇缘。 意思是，这些人品学识都很高的人士被流放到海南岛，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可以不说唐宋君王缺德，而是我们海南岛的一种莫大缘分，要不然我们怎么结交得了这样的大人物呢！这番语句，出于海南人之手，真是憨厚之至，我仰头一读就十分感动。 在被贬海南岛的大人物中，比“五公”更有名的还是那位苏东坡。苏东坡流放到海南岛时已六十多岁，原先他总以为贬谪到远离京城、远离故乡的广东惠州也就完了，辛辛苦苦在那里造了一栋房，把儿孙一一接过来聚居；谁知刚喘一口气，又一声令下要他渡海。苏东坡想，已经这么老了，到了海南先做一口棺材，再找一块墓地，安安静静等死，葬身海外算了。他一到海南，衣食住行都遇到严重困难。他自己耕种，自己酿酒，想写字还自己制墨，忧伤常常爬上心头。然而，他毕竟是他，很快在艰难困苦中抬起了专门发现生趣、发现美色的双眼，开始代表中华文化的最高层次，来评价海南岛。 他发现海南岛其实并没有传闻中的所谓毒气，明言“无甚瘴也”。他在流放地凭吊了冼夫人庙，把握住了海南岛的灵魂。由此伸发开去，他对黎族进行了考察，还朝拜了黎族的诞生地黎母山。 苏东坡在海南过得越来越兴致勃勃。他经常喝几口酒，脸红红的，孩子们还以为他返老还童了： 寂寂东坡一病翁， 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 一笑那知是酒红！ 有时酒没有了，米也没有了，大陆的船只好久没来，他便掐指算算房东什么时候祭灶。因为他与房东已成了好朋友，一定能美滋滋地饱餐一顿。 他还有好几位黎族朋友，经常互相往访。遇到好天气，他喜欢站在朋友的家门口看行人；下雨了，他便借了当地的椰笠、木屐穿戴上回家，一路上妇女孩子看他怪模怪样哈哈大笑，连狗群也向着他吠叫。他冲着妇女孩子和狗群发问：“笑我怪样子吧？叫我怪样子吧？” 有时他喝酒半醉，迷迷糊糊地去拜访朋友，孩子们口吹葱叶迎送，他只记得自己的住处在牛栏西面，就一路寻着牛粪摸回去。 苏东坡在海南岛居留三年后遇赦北归，归途中吟了两句诗： 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海南之行，竟是他一生中最奇特，也最有意思的一段遭遇。文化大师如是说，海南岛也对得起中国文化史了。 对海南岛来说，无论“五公”的恨，还是苏东坡的冤，它都不清楚。它只有滋润的风，温暖的水，畅快的笑，洁白的牙齿，忽闪的眼。大陆的人士来了，不管如何伤痕斑斑，先住下，既不先听你申诉，也不陪着你叹息，只让你在不知不觉间稍稍平静，然后过一段日子试试看。 来了不多久就要回去，挥手欢送；盼不到回去的时日，也尽管安心。回去时已经恢复名誉为你高兴，回去时依然罪名深重也有轻轻慰抚。 初来时是青年是老年在所不计，是独身是全家都可安排。离开时要彻底搬迁为你挎包抬箱，要留下一些后代继续生活，更悉听尊便，椰林下的木屋留着呢。 ——这一切，使我想到带有母性美的淳朴村妇。 四 宋朝的流放把海南搞得如此热闹，海南温和地一笑；宋朝终于气数尽了，流亡将士拥立最后一个皇帝于南海崖山，后又退踞海南岛抗元，海南接纳了他们，又温和地一笑；不久元将收买叛兵完全占领海南，海南也接受了，依然温和地一笑。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间，有一个非常琐碎的历史细节肯定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有一天，一艘北来的航船在海南岛南端的崖州靠岸，船上走下来一名来自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乌泥泾的青年女子。 她抖抖索索，言语不通，唯一能通的也就是那温和的一笑。当地的黎族姊妹回以一笑，没多说什么就把她安顿了下来。 这位青年女子原是个童养媳，为逃离婆家的凌辱躲进了一条船，没想到这条船走得那么远，更没想到她所到达的这个言语不通的黎族地区恰恰是当时中国和世界的纺织圣地。女人学纺织天经地义，她在黎族姊妹的传授下很快也成了纺织高手。 一过三十年，她已五十出头，因思乡心切带着棉纺机具坐船北归。她到松江老家后被人称为黄道婆，因她，一种全新的纺织品驰誉神州大地。四方人士赞美道：“松郡棉布，衣被天下。” 黄道婆北返时元朝灭宋朝已有十七八年。海南给予中原的，不是旧朝的残梦，不是勃郁的血性，而只是纤纤素手中的缕缕棉纱、柔柔布帛。改朝换代的是非曲直很难争得明白，但不必争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前辈都穿过棉衣棉布，都分享过海南岛女性文明的热量。 五 元代易过，到了明代，海南岛开始培育出土生土长的文化名人。流放者当年在教育事业上的播种终于有了收成。 最著名的自然是邱濬。还在少年时代，这个出生在海南岛琼山下田村的聪明孩子已经吟出一首以五指山为题的诗。让人吃惊的不是少年吟诗，而是这首诗居然把巍巍五指山比作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撑起了中华半壁云天，不仅在云天中摘星、弄云、逗月，而且还要远远地指点中原江山！ 果然，后来邱濬科举高中，仕途顺达，官至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政绩卓著，官声很好。多年前我在《中国戏剧史》中曾严厉批评过他写的传奇《五伦全备记》，我至今仍不喜欢这个剧本，但当我接触了不少前所未见的材料之后，却对他的人品有了更多的尊重。特别是他官做得越大越思念家乡的那番情意，让我十分动心。 孝宗皇帝信任他，喜欢与他下棋，据说他每下一步棋就在口中念念有词：“将军——海南钱粮减三分。”皇帝以为是民间下棋的口头禅，也跟着念叨，没想到皇帝一念邱濬就立即下跪谢恩——君无戏言，海南赋税也就减免三分。即便这事带点玩闹性质，年迈的大臣为了故乡扑通跪下的情景还是颇为感人的。 邱濬晚年思乡病之严重，在历代官场中是罕见的。七十岁的老人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呓语，其“治国平天下”的豪情销蚀得差不多了，心中只剩下那个温柔宁静的海岛。 邱濬最终死于北京，回海南的只是他的灵柩。他的曾孙叫邱郊，在村子里结识了一个在学问上很用功的朋友，经常来往。这位朋友的名字后来响彻九州：海瑞。 海瑞的行止体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阳刚风骨，甚至身后数百年依然让人害怕，让人赞扬。与邱濬一样，海瑞对家乡也是情深意笃：罢了官，就回家乡安静住着；复了职，到了哪儿都要踏脚南望。海端最后也像邱濬一样死于任上，灵柩回乡抬到琼山县滨涯村时缆绳突然神秘地绷断，于是就地安葬。 邱濬和海瑞这两位同村名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幼年丧父，完全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我想这也是他们到老都对故乡有一种深刻依恋的原因，尽管那时他们的母亲早已不在。冲天撼地的阳刚，冥冥中仍然偎依在女性的怀抱。 他们身居高位而客死异乡，使我联想到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写到的那头在“上帝的庙殿”高峰近旁冻僵风干的豹子。海明威问：“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 我相信邱濬、海瑞临死前也曾这样自问。答案还没有找到，他们已经冻僵。 冻僵前的最后一个目光，当然投向远处温热的家乡；但在家乡，又有很多“豹子”愿意向别处出发去寻找一点什么。 正当邱濬和海瑞在官任上苦思家乡的时候，家乡的不少百姓却由于种种原因挥泪远航，向南洋和世界其他地方去谋求生路，从天涯走向更远的天涯。这便形成了明清两代不断增加的琼侨队伍。 海南的风韵，从此在世界各地播扬。 不管走得多远，关键时刻还得回来。一八八七年五月，海南岛文昌县昌洒镇古路园村回来一位年轻的华侨。他叫宋耀如，专程从美洲赶来看看思念已久的家乡。他每天手摇葵扇在路口大树下乘凉，很客气地与乡亲们聊天，住了一个多星期便离开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他在操办人生大事前特到家乡来默默地请一次安。 他到了上海即与浙江余姚的女子倪桂珍结婚，他们的三个女儿将对中国的一代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宋氏三姊妹谁也没有忘记自己是海南人。但是，她们一辈子浪迹四海，谁也没能回去。有一天，宋庆龄女士遇见一位原先并不认识的将军，听说将军是海南文昌人就忍不住脱口叫一声“哥哥”，将军也就亲热地回叫这位名扬国际的高贵女性“妹妹”。后来，远在台湾的宋美龄女士为重印清朝咸丰八年的《文昌县志》郑重其事地执笔题写了书名。 对她们来说，家乡，竟成了真正难以抵达的天涯。 只能贸然叫一声哥哥，只能怅然写一个书名，而她们作为海南女性的目光，给森然的中国现代史带来了几多水气、几多温馨。 六 读者从我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感到，我特别看重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我认为这是海南的灵魂。 你看，不管这座岛的实际年龄是多少，正儿八经把它纳入中华文明的是那位叫冼夫人的女性；海南岛对整个中国的各种贡献中，最大的一项是由一位叫黄道婆的女性完成的，直到现代，还出了三位海南籍的姊妹名播远近。使我深感惊讶的是，这些女性几乎都产生在乱世，越是乱世越需要女性；因此也总是在乱世，海南岛一次次对整个中国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女性文明很自然地派生出了家园文明。苏东坡、李光他们泪涔涔地来了，遇到了家园文明，很快破涕为笑；海瑞、邱濬他们气昂昂地走了，放不下家园文明，终于乐极生悲。 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寻常形态的人间情怀，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本来，这是一切文明的基础部位，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中国，过于漫长的历史、过于发达的智谋、过于铺张的激情、过于讲究的排场，使寻常和自然反而变得稀有。 失落了寻常形态和自然形态，人们就长久地为种种反常的设想激动着、模拟着。怎么成为圣贤？如何做得英豪？什么叫气贯长虹？什么叫名垂青史？什么叫中流砥柱？什么叫平反昭雪？……这些堂皇而激烈的命题，一直哧哧地冒着烫人的热气，竟然普及于社会、渗透于历史。而事实上，这些命题出现的概率究竟有多大，而且又有多少真实性呢？ 幸好有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热和酷寒，让海南岛保留住了人类学意义上的基元性、恒久性存在，让人们一次次清火理气，返璞归真。 在飞往海南岛的飞机上，我一直贴窗俯视。机翼下的群山刚刚下过雪，黑白分明，犹如版画。越往南飞，黑白越不分明，琼州海峡一过，完全成了一幅以绿色为基调的水彩画。 这种色彩变化，对文明而言，既是回归，又是前瞻，回归就是前瞻。我希望，在交通日益便利的时代，海南岛不要因为急功近利而损害自然生态。现代人越是躁急就越想寻找家园，一种使精神获得慰藉的家园，一种能让大家抖落世事浮尘、如见母亲的家园，一种离开了种种伪坐标、蓦然明白自己究竟是谁的家园。只要自然生态未被破坏，海南岛有可能成为人们的集体家园。 由于这样的家园越来越少，人们的寻找往往也就变成了追赶。世间一切高层次的旅游都具有哲学意义，看来消消停停，其实是在寻找，是在追赶。 又想起了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两个追鹿的故事。是的，我们历来是驰骋于中原大地的躁急骑手，却一直不清楚自己在驱逐什么、追赶什么。现在逐渐清楚了，但空间已经不大，时间已经不多。 无论在自然生态还是在精神生态上，前后都已经是天涯海角了。 幸好，她回头了，明眸皓齿，嫣然一笑。 于是，新世纪的故事开始了。 点评一： 海南岛一变而为滋润生命、保全文化的女性，具有异常蓬勃的生命力，唯其跟大陆隔离，才绽放动人的光彩。大地常青，人物风流，那是作者心目中最后的家园。海南岛是母性的，呼唤她的是文化游子——疲惫的时候，横过琼州海峡，把头缩进她的怀里恬然入睡。（老愚） 点评一： 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如果有此一说的话）是一体的，也是文明的根基，经过一番推导，作者称其为海南的灵魂。海南本是天涯一隅的流放地，一座陷落在南中国迷雾中的孤岛。将流放地转换成家园，将流放者转换成归家的游子。但这一推导俨然一场价值消解：柔软消解了孤苦，喜剧消解了悲剧，传说中鹿回头幻化成美女的“嫣然一笑”消解了中原朝廷严酷的政治斗争。（马策） 点评三： 海南“滋润的风，温暖的水，畅快的笑，洁白的牙齿，忽闪的眼”，哺育着生长于斯的生命，抚慰着寄籍于斯的灵魂，蔚然而成释然、安然、怡然的生命景观。 一道海峡，挡住了中原大地的燥热和酷寒；温暖的海风、飘拂的葛藤于荒昧之中，一种与大形成挑战与反叛性的、具有人情物理的寻常形态、具有人道民生的自然形态的文明就此孕育萌生，潜滋暗长，这就是仁蔼柔美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它对海峡对岸那种反常的激动表现出漠然，对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表现出蔑视。 文中繁多的人事不待赘言，首尾遥相呼应的极富浪漫气息的“鹿回头”，也紧紧依附于文本的魂魄而非闲笔。（傅应湘） 山庄里的背影 一 我们这些人，对清代总有一种复杂的情感阻隔。记得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讲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眼含泪花，这是清代的开始；而讲到“火烧圆明园”、“戊戌变法”时又有泪花了，这是清代的尾声。年迈的老师一哭，孩子们也跟着哭。清代历史，是小学中唯一用眼泪浸润的课程。从小种下的怨恨，很难化解得开。 老人的眼泪和孩子们的眼泪拌和在一起，使这种历史情绪有了一种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学的同学全是汉族，没有满族。因此很容易在课堂里获得一种共同语言，好像汉族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主宰，你满族为什么要来抢夺呢？抢夺去了能够弄好倒也罢了，偏偏越弄越糟，最后几乎让外国人给瓜分了。于是，在闪闪泪光中，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卖国贼、什么是民族大义、什么是气节。我们似乎也知道了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列强，关键就在于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启蒙者们重新点燃汉人对清朝的仇恨，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又是多么有必要，多么让人解气。清朝终于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国人心里，它仍然是一种冤孽般的存在。 年长以后，我开始对这种情绪产生警惕。因为无数事实证明：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普遍意义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规范大多是从封建正统观念逐渐引申出来的，带有很大盲目性。先是姓氏正统论，刘汉、李唐、赵宋、朱明……在同一姓氏的传代系列中所出现的继承人，哪怕是昏君、懦夫、色鬼、守财奴、精神失常者，都是合法而合理的；而外姓人氏若有觊觎，即便有一千条一万条道理，也站不住脚，真伪、正邪、忠奸全由此划分。由姓氏正统论扩而大之，就是民族正统论。这种观念要比姓氏正统论复杂得多，你看辛亥革命的闯将们与封建主义的姓氏正统论势不两立，却也需要大声宣扬民族正统论，便是例证。 汉族当然非常伟大，没有理由要受到外族的屠杀和欺凌。问题是，不能由此而把汉族等同于中华，把中华历史的正义、光亮、希望全部压在汉族一边。与其他民族一样，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曾一再地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入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作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又未必是倒退。 为此，我要写写承德的避暑山庄。清代的史料成捆成扎，把这些留给历史学家吧，我们，只要轻手轻脚地绕到这个消夏的别墅里去偷看几眼也就够了。 二 承德的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家园林，又称热河行宫、承德离宫，虽然闻名史册，但久为禁苑，又地处塞外，历来光顾的人不多。我去时，找了山庄背后的一个旅馆住下。那时正是薄暮时分，我独个儿走出住所大门，对着眼前黑黝黝的山岭发呆。查过地图，这山岭便是避暑山庄北部的最后屏障，就像一张罗圈椅的椅背。在这张罗圈椅上，休息过一个疲惫的王朝。 奇怪的是，整个中华版图都已归属了这个王朝，为什么还要把这张休息的罗圈椅放到长城之外呢？清代的帝王们在这张椅子上面南而坐的时候都在想些什么呢？ 月亮升起来了，眼前的山壁显得更加巍然怆然。北京的故宫把几个不同的朝代混杂在一起，谁的形象也看不真切；而在这里，远远地、静静地、纯纯地、悄悄地，躲开了中原王气，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它实在使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诱惑，从第二天开始，我便一头埋到了山庄里边。 山庄很大，本来觉得北京的颐和园已经大得令人咋舌了，它竟比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据说装下八九个北海公园是没有问题的。我想不出国内还有哪个古典园林能望其项背。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尤其是山区，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八成，这让游惯了别的园林的人很不习惯。园林是用来休闲的，何况是皇家园林，大多追求方便平适，有的也会堆几座小山装点一下。哪有像这儿的，硬是圈进莽莽苍苍一大片真正的山岭来消遣？这个格局，包含着一种需要我们抬头仰望、低头思索的审美观念和人生观念。 山庄里有很多楹联和石碑，上面的文字大多由皇帝们亲自撰写。他们当然想不到多少年后会有我们这些陌生人闯入他们的私家园林，来读这些文字。这些文字是他们写给后辈继承人看的。我踏着青苔和蔓草，辨识和解读着一切能找到的文字，连藏在山间树林中的石碑都不放过。一路走去，终于可以有把握地说：山庄的营造，完全出自一代政治家在精神上的强健。 首先是康熙。他是走了一条艰难而又成功的长途才走进山庄的，到这里来喘口气，应该。 他一生的艰难都是自找的。他的父辈本来已经给他打下了一个很完整的江山，他八岁即位，十四岁亲政，年纪轻轻一个孩子，坐享其成就是了，能在如此辽阔的疆土、如此兴盛的运势前做些什么呢？他稚气未脱的眼睛，竟然疑惑地盯上了两个庞然大物：一个是朝廷中最有权势的辅政大臣鳌拜，一个是自恃当初领清兵入关有功、拥兵自重于南方的吴三桂。平心而论，对于这样与自己的祖辈、父辈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政治势力，有几人能下得了决心去动手？但康熙却向他们，也向自己挑战了。他，十六岁上干净利落地除了鳌拜集团，二十岁开始向吴三桂开战，花八年时间的征战取得彻底胜利。 他等于把到手的江山重新打理了一遍，使自己从一个继承者变成了创业者。他成熟了，眼前几乎已经找不到什么对手，但他还是经常骑着马，在中国北方的山林草泽间徘徊，这是他祖辈崛起的所在，他在寻找着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的依托点。 他每次都要经过长城。长城多年失修，已经破败。对着这堵历代帝王切切关心的城墙，他想了很多。他的祖辈是破长城进来的，没有吴三桂也绝对进得了，那么长城究竟有什么用呢？堂堂一个朝廷，难道就靠这些砖块去保卫？但是如果没有长城，我们的防线又在哪里呢？他思考的结果，可以从一六九一年他的一份上谕中看出个大概。 那年五月，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康熙竟然不同意，他的上谕是：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 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 说得实在是很有道理。 康熙希望能筑起一座无形的长城。对此，他有硬的一手和软的一手。硬的一手是在长城外设立“木兰围场”，每年秋天，由皇帝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各级官兵一万余人去进行大规模的“围猎”，实际上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们保持住勇猛、强悍的人生风范，又可顺便对北方边境起一个威慑作用。“木兰围场”既然设在长城之外的边远地带，离北京就很有一点距离，如此众多的朝廷要员前去秋猎，当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宫，而热河行宫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 软的一手是与北方边疆的各少数民族建立起一种常来常往的友好关系，他们的首领不必长途进京也能有与清廷交谊的场所。而且还为他们准备下各自的宗教场所，这也就需要有热河行宫和它周围的寺庙群了。 总之，软硬两手最后都汇集到这一座行宫、这一个山庄里来了，说是避暑，说是休息，意义却又远远不止于此。把复杂的政治目的转化为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这不能不说是康熙的大本事。 康熙几乎每年立秋之后都要到“木兰围考”参加一次为期二十天的秋猎，一生共参加了四十八次。每次围猎，情景都极为壮观。先由康熙选定逐年轮换的狩猎区域，然后就搭建一百七十多座大帐篷为“内城”，二百五十多座大帐篷为“外城”，城外再设警卫。第二天拂晓，八旗官兵在皇帝的统一督导下集结围拢。在上万官兵的齐声呐喊下，康熙一马当先，引弓射猎，每有所中便引来一片欢呼。然后，扈从大臣和各级将士也紧随康熙射猎。 康熙身强力壮，骑术高明，围猎时智勇双全，弓箭上的功夫更让王公大臣由衷惊服，因而他本人的猎获就很多。 晚上，营地上篝火处处，肉香飘荡，人笑马嘶，而康熙还必须回到帐篷里批阅每天疾驰送来的奏章文书。 康熙一生打过许多著名的仗，但在晚年，他最得意的还是自己打猎的成绩，因为这纯粹是他个人生命力的验证。一七一九年康熙自“木兰围场”行猎后返回避暑山庄时，曾兴致勃勃地告谕御前侍卫： 朕自幼至今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朕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只，若庸常人毕世亦不能及此一日之数也。 这笔流水账，他说得很得意，我们读得也很高兴。身体的强健和精神的强健是连在一起的，须知中国历史上多的是病恹恹的皇帝，他们即便再“内秀”，也何以面对如此庞大的国家？ 由于强健，他有足够的精力处理复杂的西藏事务和蒙古事务，解决治理黄河、淮河和疏通漕运等大问题，而且大多很有成效，功泽后世。由于强健，他还愿意勤奋地学习，结果不仅武功一流，“内秀”也十分了得，成为中国历代皇帝中特别有学问，也特别重视学问的一位。 谁能想得到呢，这位清朝帝王竟然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热爱汉族传统文化。大凡经、史、子、集、诗、书、音律，他都下过一番工夫，其中对朱熹哲学钻研最深。 他亲自批点《资治通鉴纲目大全》，还下令访求遗散在民间的善本珍籍加以整理，大规模组织人力编辑出版了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字典辞书，文化气魄铺地盖天。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还离不开那些重要的工具书。在他倡导的文化气氛下，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史专家。在这一点上，很少有哪个年代能与康熙朝相比肩。 以上讲的还只是我们所说的“国学”，可能更让现代读者惊异的是他的“西学”。因为即使到了现代，在我们印象中，国学和西学虽然可以沟通，但在同一个人身上深谙两边的毕竟不多。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在北京故宫和承德避暑山庄认真研究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经常演算习题，又学习了法国数学家巴蒂的《实用和理论几何学》，并比较它与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差别。他的老师是当时来中国的一批西方传教士，但后来他的演算比传教士还快。以数学为基础，康熙又进而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法、物理、医学，与中国原有的这方面知识比较，取长补短。在自然科学问题上，中国官僚和外国传教士经常发生矛盾，康熙从不袒护中国官僚，也不主观臆断，而是靠自己认真学习，几乎每次都作出了公正的裁断。 这一切，居然与他所醉心的“国学”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天射猎三百一十八只野兔互不排斥，居然与他一连串重大的政治行为、军事行为、经济行为互不排斥！ 我并不认为康熙给中国带来了根本性的希望，他的政权也做过不少坏事，如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之类。我想说的只是，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这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帝王具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他的人格比较健全。 有时，个人的生命力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重重的印记。与他相比，明代的许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样了，鲁迅说他们是“无赖儿郎”，的确有点像。尤其让人生气的是明代万历皇帝（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亲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时间躲在深宫之内不见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国事，连内阁首辅也见不到他，不知在干什么。他聚敛的金银如山似海，但当辽东起事，朝廷束手无策时问他要钱，他死也不肯拿出来，最后拿出一个无济于事的小零头，竟然都是因窖藏太久变黑发霉、腐蚀得不能见天日的银子！这是一个失去了人格支撑的心理变态者，但他又集权于一身，明朝怎能不垮？他死后还有后代继位，但明朝已在他的手里败定了。康熙与他正相反，把生命从深宫里释放出来，在旷野、猎场和各个知识领域挥洒，避暑山庄就是他这种生命方式的一个重要吐纳点。 三 康熙与晚明帝王的对比，避暑山庄与万历深宫的对比，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也感受到了，心情比较复杂。 开始，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都坚持抗清复明，甚至在赳赳武夫们纷纷掉头转向之后，一群柔弱的文人还宁死不屈。文人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变节者，但他们往往也承受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 我想这便是文化的力量。一切军事争逐都是浮面的，而事情到了要摇撼某个文化生态系统的时候才会真正变得严重起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当时江南地区好几次重大的抗清事件，都起于“削发”之事，即汉人历来束发而清人强令削发，甚至到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地步。头发的样式看来事小，却关及文化生态。结果，是否“毁我衣冠”的问题成了“夷夏抗争”的最高爆发点。 这中间，最能把事情与整个文化系统联系起来的是文化人，最懂得文明和野蛮的差别，并把“鞑虏”与野蛮连在一起的也是文化人。老百姓的头发终于被削掉了，而不少文人还在拼死坚持。著名大学者刘宗周住在杭州，自清兵进杭州后便绝食，二十天后死亡，他的门生、另一位著名大学者黄宗羲投身于武装抗清行列，失败后回余姚家乡事母、著述；又一位著名大学者顾炎武，武装抗清失败后便开始流浪，谁也找不着他，最后终老陕西……这些宗师如此强硬，他们的门生和崇拜者们当然也多有追随。 但是，事情到了康熙那儿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文人们依然像朱耷笔下的秃鹰，以“天地为之一寒”的冷眼看着朝廷，而朝廷却奇怪地流泻出一种压抑不住的对汉文化的热忱。开始大家以为是一种笼络人心的策略，但从康熙身上看，好像不完全是。 他在讨伐吴三桂的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下令各级官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向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辞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做“博学鸿词科”。 这次被保荐、征召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后来录取了五人。其中有傅山、李颙等人被推荐了却宁死不应考。傅山被人推荐后又被强抬进北京，他见到“大清门”三字便滚倒在地，两泪直流。如此行动举止，康熙不仅不怪罪，反而免他考试，任命他为“中书舍人”。他回乡后不准别人以“中书舍人”称他，但这个时候说他对康熙本人还有多大仇恨，大概谈不上了。 李颙也是如此，受到推荐后称病拒考，被人抬到省城后竟以绝食相抗，众人只得作罢。这事发生在康熙十七年，康熙本人二十六岁。没想到二十五年后，五十余岁的康熙西巡时还记得这位强硬的学人，要召见他；李颙没有应召，但心里毕竟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派儿子李慎言做代表应召，并送自己的两部著作《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给康熙。这件事带有一定的象征性，表示最有抵触的汉族知识分子也开始与康熙和解了。 与李颙相比，黄宗羲是大人物了。康熙对黄宗羲更是礼仪有加，多次请黄宗羲出山未能如愿，便命令当地巡抚到黄宗羲家里，把黄宗羲写的书认真抄来，送入宫内以供自己拜读。这一来，黄宗羲也不能不有所感动。与李颙一样，自己出面终究不便，由儿子代理，黄宗羲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进入皇家修史部门，帮助完成康熙交下的修《明史》的任务。你看，即便是原先与清廷不共戴天的黄宗羲、李颙他们，也觉得儿子一辈可以在康熙手下好生过日子了。这不是变节，也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开始认同。既然康熙对汉文化认同得那么诚恳，汉族文人为什么就完全不能与他认同呢？ 黄宗羲不是让儿子参加康熙下令编写的《明史》吗？编《明史》这事给汉族知识界震动不小。康熙任命了大历史学家徐元文、万斯同、张玉书、王鸿绪等负责此事，要他们根据《明实录》如实编写，说“他书或以文章见长，独修史宜直书实事”。他还多次要大家仔细研究明代晚期破败的教训，引以为戒。汉族知识界要反清复明，而清廷君主竟然亲自领导着汉族的历史学家在冷静研究明代了。这种研究又高于反清复明者的思考水平，那么，对峙也就不能不渐渐化解了。《明史》后来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直到今天还要承认的事实。 当然，也还余留着几个坚持不肯认同的文人。例如，康熙时代浙江有个叫吕留良的学者，在著书和讲学中还一再强调孔子思想的精义是“尊王攘夷”。这个提法，在他死后被湖南一个叫曾静的落第书生看到了，很是激动，赶到浙江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和学生几人，筹划反清。 这时康熙也早已过世，已是雍正年间，这群文人手下无一兵一卒，能干成什么事呢？他们打听到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想来肯定能继承岳飞遗志来抗击外夷，就派人带给他一封策反的信，眼巴巴地请他起事。 这事说起来已经有点近乎笑话。岳飞抗金到那时已隔着整整一个元朝、整整一个明朝，清朝也已过了八九十年，算到岳钟琪身上都是多少代的事啦，居然还想着让他凭着一个“岳”字拍案而起，中国书生的昏愚和天真就在这里。 岳钟琪是清朝大官，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要反清，接信后虚假地应付了一下，却理所当然地报告了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逮捕了这个谋反集团，又亲自阅读了书信、著作，觉得其中有好些观点需要自己写文章来与汉族知识分子辩论。他认为有过康熙一代，已有足够的事实证明清代统治者并不差，可为什么还有人要对抗清廷？于是这位皇帝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而且特免肇事者曾静等人的死罪，让他们专到江浙一带去宣讲。 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写得颇为诚恳。他的大意是：不错，我们是夷人，我们是“外国”人，但这是籍贯而已，天命要我们来抚育中原生民，被抚育者为什么还要把华、夷分开来看？你们所尊重的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这难道有损于他们的圣德吗？吕留良这样著书立说的人，将前朝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赫赫盛德都加以隐匿和诬蔑，实在是不顾民生国运只泄私愤了。外族入主中原，可能反而勇于为善，如果著书立说的人只认为生在中原的君主不必修德行仁也可享有名分，而外族君主即便励精图治也得不到褒扬，外族君主为善之心也会因之而懈怠，受苦的不还是中原百姓吗？ 雍正的这番话带着明显的委屈情绪，而且是给父亲康熙打抱不平，也真有一些动人的地方。但他的整体思维显然比不上康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外国”人、“夷人”，在一些前提性的概念上把事情搞复杂了。他的儿子乾隆看出了这个毛病，即位后把《大义觉迷录》全部收回，列为禁书，杀了被雍正赦免了的曾静等人，开始大兴文字狱。 除了华夷之分的敏感点外，其他地方雍正倒是比较宽容、有度量，听得进忠臣贤士们的尖锐意见和建议，因此在执政的前期，做了不少好事，国运可称昌盛。这样一来，即便存有异念的少数汉族知识分子也不敢有什么想头，到后来也真没有什么想头了。其实本来这样的人已不可多觅，雍正和乾隆都把文章做过了头。真正第一流的大学者，在乾隆时代已经不想做反清复明的事情。 乾隆靠着人才济济的智力优势，靠着康熙、雍正给他奠定的丰厚基业，也靠着他本人的韬略雄才，做起了中国历史上福气最好的大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他来得最多，总共逗留的时间很长，因此他的踪迹更是随处可见。乾隆也经常参加“木兰秋猎”，亲自射获的猎物也极为可观，但他的主要心思却放在边疆征战上，避暑山庄和周围的外八庙内记载这种征战成果的碑文极多。 这种征战与汉族的利益没有冲突，反而弘扬了中国的国威，连汉族知识界也引以为荣，甚至可以把乾隆看成是华夏圣君了。但我细看碑文之后却产生一个强烈的感觉：有的仗迫不得已，打打也可以，但多数战争的必要性深可怀疑——需要打得这么大吗？需要反复那么多次吗？需要杀得如此残酷吗？ 好大喜功的乾隆把他的所谓“十全武功”雕刻在避暑山庄里乐滋滋地自我品尝，这使山庄回荡出一些燥热而又不祥的气氛。在满、汉文化对峙基本上结束之后，这里洋溢着的是中华帝国的自得情绪。 一七九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个英国使团来到避暑山庄，乾隆以盛宴欢迎，还在山庄的万树园内以大型歌舞和焰火晚会招待，避暑山庄一片热闹。英方的目的是希望乾隆同意他们派使臣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希望中国开放贸易口岸，在广州附近拨一些地方让英商居住，又希望英国货物在广州至澳门的内河流通时能获免税和减税的优惠。本来，这是可以谈判的事，但对于居住在避暑山庄，一生喜欢用武力炫耀华夏威仪的乾隆来说，却不存在任何谈判的可能。 他给英国国王写了信，信的标题是《赐英吉利国王敕书》。信内对一切要求全部拒绝，说“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使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从无外人等在北京城开设货行之事”，“此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 至今有人认为这几句话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凛然大义，与以后清廷签订的卖国条约不可同日而语。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本来康熙早在一六八四年就已开放海禁，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分设四个海关欢迎外商来贸易。过了七十多年，乾隆反而关闭其他海关只许外商在广州贸易。外商在广州也有许多可笑的限制，例如，不准学说中国话、买中国书，不许坐轿，更不许把妇女带来，等等。我们闭目就能想象清廷对外国人的这些限制是出于何种心理规定出来的。 康熙向传教士学西方自然科学，关系不错，而乾隆却把天主教给禁了。 乾隆在避暑山庄训斥外国帝王的朗声言辞，在历史老人听来，不太顺耳了。这座园林已掺杂进某种凶兆。 四 我在山庄松云峡乾隆诗碑的西侧，读到了他儿子嘉庆写的一首诗。嘉庆即位后经过这里，看到父亲那些得意扬扬的诗作后不禁长叹一声：父亲的诗真是深奥，而我这个做儿子的却实在觉得肩上的担子太重了！（“瞻题蕴精奥，守位重仔肩。”） 嘉庆一生都在面对内忧外患，最后不明不白地死在避暑山庄。 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近四十岁，没有什么才能，只知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竞相模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 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猎，打听能不能不经过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兰围场”，回答说没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 避暑山庄一直关到一八六〇年九月，突然接到命令，咸丰皇帝要来，赶快打扫。咸丰这次来时带的银两特别多，原来是来逃难的，英法联军正威胁着北京。咸丰这一来就不走了，东走走西看看，庆幸祖辈留下这么个好地方让他躲避。他在这里又批准了好几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但签约后还是不走，直到一八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在这儿，差不多住了近一年。 咸丰一死，避暑山庄热闹了好些天，各种政治势力围着遗体进行着明明暗暗的较量。一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辛酉政变”的行动方案在山庄的几间屋子里制定。然后，咸丰的灵柩向北京起运了，刚继位的小皇帝也出发了，浩浩荡荡。避暑山庄的大门，又一次紧紧地关住了。而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间，很快站出来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女子，她将统治中国数十年。 她就是慈禧，离开了山庄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她又下了一道命令，说热河避暑山庄已经几十年不用，殿亭各宫多已倾圮，只是咸丰皇帝去时稍稍修治了一下，现在咸丰已逝，众人已走，“所有热河一切工程，着即停止”。 这个命令，与康熙不修长城的谕旨前后辉映。康熙的“长城”也终于倾塌了，荒草凄迷，暮鸦回翔，旧墙斑驳，霉苔处处，而大门却紧紧地关着。 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在康熙看来，这儿就是他心目中的清王朝，但清王朝把它丢弃了。被丢弃了的它可怜，丢弃了它的清王朝更可怜，连一把罗圈椅也坐不到了，恓恓惶惶，丧魂落魄。 后来慈禧在北京重修了一个颐和园，与避暑山庄“对峙”。塞外朔北的园林不会再有对峙的能力和兴趣，它似乎已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热河的雄风早已吹散，清朝从此阴气重重、劣迹斑斑。 当新的一个世纪来到的时候，一大群汉族知识分子向这个政权发出了毁灭性声讨。避暑山庄，在这个时候是一个邪恶的象征，老老实实躲在远处，尽量不要叫人发现。 五 清朝灭亡后，社会震荡，世事忙乱。直到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大学者王国维先生在颐和园投水而死，才让全国的有心人肃然沉思。 王国维先生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们且不管它，只知道这位汉族文化大师拖着清代的一条辫子，自尽在清代的皇家园林里，遗嘱为“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他不会不知道明末清初为汉族人是束发还是留辫之争曾发生过惊人的血案，他不会不知道刘宗周、黄宗羲、顾炎武这些大学者的慷慨行迹，他更不会不知道按照世界历史的进程，社会巨变乃属必然。但是，他还是死了。 我赞成陈寅恪先生的说法，王国维先生并不是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而是死于一种文化：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王国维先生实在无法把文化与清廷分割开来。在他的书架里，《古今图书集成》、《康熙字典》、《四库全书》、《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乾嘉学派、纳兰性德都历历在目，每一本、每一页都无法分割。在他看来，在他身边陨灭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意义上，而且更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古典时代。 他，只想留在古典时代。 我们记得，在康熙手下，汉族高层知识分子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已开始与朝廷建立文化认同，没有想到的是，当康熙的事业破败之后，文化认同还未消散。为此，宏才博学的王国维先生要以生命来祭奠它。他没有从心理挣扎中找到希望，死得可惜又死得必然。 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他们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明末以后是这样，清末以后也是这样。 文化的极度脆弱和极度强大，都在王国维先生纵身投水的扑通声中呈现无遗。 王国维先生到颐和园这也还是第一次，是从一个同事处借了五元钱才去的。颐和园门票六角，死后口袋中尚余四元四角。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 今天，我面对着避暑山庄的清澈湖水，却不能不想起王国维先生的面容和身影。我轻轻地叹息一声：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秋雨注：这篇文章发表于一九九三年，后来被中国评论界看成是全部“清宫电视剧”的肇始之文。“清宫电视剧”拍得不错，但整体历史观念与我有很大差别。我对清代宫廷的看法，可参见本书另一篇《宁古塔》。 点评一： 在汉人与清王朝之间，浮动着一层怪异的氛围，一个绵延数百年的朝代，只剩下几个滑稽的碎片。作者寥寥数笔，就给我们勾勒了一幅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兴衰史。跳出汉人失败主义的哀怨泥潭，不带偏见，展现了一组少数民族帝王入主中原后复杂的心路历程。（老愚） 点评二： 本文原名《一个王朝的背影》，以文化为支撑的国家认同为其主旨。 承德避暑山庄，名为消夏休憩之所，实为康熙大帝巩固边境的前哨。康熙治理国家高超的一面，表现在亲近汉文化、和解汉儒，以化解反清复明危机，使中原节士尊王攘夷的民族主义怒火慢慢熄灭。中原士人投入清廷怀抱，标志着民族主义对国家主义的认同。但是到1927年，王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实为对清朝所代表的最后的古典文化的殉节。文化乃国家的精神仪表，文化人（士人或知识分子）可以像王国维那样坚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也可以被国家主义彻底软化、臣服。（马策） 点评三： 本文以“背影”——承德避暑山庄为依托，以清代政治功业与文化生态的关联为经，以与之相关的史实、明清两朝的对照以及作者的体悟为纬，交织成一幅内涵丰赡、视点多元的立体的历史文化画卷。关于帝王，作者浓笔重墨于康熙。不仅写康熙不修长城、重视学问、开放海禁，也历数康熙狩猎之丰，意在称道其建立在身体强健之上的精神强健；雍正的作为在承续，也在蓄势；乾隆是座高峰，也是个分水岭；至于后来的几位，则多手足无措，其中咸丰帝竟把象征其先祖康熙功绩与骄傲的避暑山庄当成了避难所。至此，群像毕现，毁誉倶呈，我们心底从埋下的历史情绪和民族情绪，该有了一番过滤、一份去留。 本文从世俗的情感阻隔着笔，以大师的殉葬文化作结，摈弃截取文化断面的线性方式，选择对文化作通体的理性观照，着力表现政治与文化的“生死与共”。当年满汉两族由势不两立走向思想、文化上的认同与兼容，而当政治功业灰飞烟灭之后，具有惊人的文化韧度的知识分子竟用生命来祭奠它，以致为王朝打下句点的竟是“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傅应湘） 宁古塔 一 东北终究是东北，现在已是盛夏的尾梢，江南的西瓜早就收藤了，而这里似乎还刚刚开旺，大路边高高低低地延绵着一堵用西瓜砌成的墙，瓜农们还在从绿油油的瓜地里一个个捧出来往上面堆。买了好几个搬到车上，先切开一个在路边啃起来。一口下去又是一惊，竟是我平生很少领略过的清爽和甘甜！ 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蓝天白云下面全是植物，有庄稼，也有自生自灭的花草。与大西北相比，这里一点也不荒瘠；但与江南相比，这里又缺少了那些温馨而精致的曲曲弯弯，透着点儿苍凉和浩茫。 这片土地，竟然会蕴藏着这么多的甘甜吗？ 我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心头不禁一颤，因为我正站在从牡丹江到镜泊湖去的半道上，脚下是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称之为“宁古塔”的所在。只要对清史稍有涉猎的读者都能理解我的心情。在漫长的数百年间，不知有多少“犯人”的判决书上写着：“流放宁古塔。” 有那么多的朝廷大案以它作为句点，因此“宁古塔”这三个字成了全国官员心底最不吉利的符咒。任何人都有可能一夜之间与这里产生终身性的联结，就像堕入一个漆黑的深渊，不大可能再泅得出来。金銮殿离这里很远又很近，因此这三个字常常悄悄地潜入高枕锦衾间的噩梦，把那么多的人吓出一身身冷汗。 清代统治者特别喜欢流放江南人，因此这块土地与我的出生地和谋生地也有着很深的缘分。几百年前的江浙口音和现在一定会有不少差别了吧，但是，云还是这样的云，天还是这样的天。 地可不是这样的地。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写道，当时的宁古塔几乎不是人间的世界，流放者去了，往往半道上被虎狼恶兽吃掉，甚至被饿昏了的当地人分而食之，能活下来的不多。当时另有一个著名的流放地叫尚阳堡，也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但与宁古塔一比，尚阳堡还有房子可住，还能活得下来，简直好到天上去了。也许有人会想，有塔的地方总该有点文明的遗留吧？这就搞错了。宁古塔没有塔，这三个字完全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六个”（“宁古”为“六”，“塔”为“个”），据说很早的时候曾有兄弟六人在这里住过，而这六个人可能还与后来的清室攀得上远亲。 由宁古塔又联想到东北其他几个著名的流放地，例如，今天的沈阳（当时称盛京）、辽宁开原市（当时的尚阳堡）、齐齐哈尔（当时称卜魁）等处。我，又想来触摸中国历史身上某些让人不大舒服的部位了。 二 中国古代历朝对犯人的惩罚，条例繁杂，但粗粗说来无外乎打、杀、流放三种。打是轻刑，杀是极刑，流放“不轻不重”，嵌在中间。 打的名堂就很多，打的工具（如鞭、杖之类）、方式和数量都不一样。民间罪犯姑且不论，即便在朝堂之上，也时时刻刻晃动着被打的可能。再道貌岸然的高官，再斯文儒雅的学者，从小接受“非礼勿视”的教育，举手投足蕴藉有度，刚才站到殿堂中央来讲话时还细声慢气地调动一连串深奥典故，用来替代一切世俗词汇，突然不知是哪句话讲错了，立即被一群宫廷侍卫按倒在地，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五一十地打将起来。苍白的肌肉，殷红的鲜血，不敢大声发出的哀号，乱作一团的白发，强烈地提醒着端立在一旁的其他文武官员：你们说到底只是一种生理性的存在；用思想来辩驳思想，以理性来面对理性，从来没有那回事儿。 杀的花样就更多了。我早年在一本旧书中读到嘉庆朝廷如何杀戮一个行刺者的具体记述，好几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我终于对其他杀人花样也有所了解了，真希望我们下一代不要再有人去知道这些事情。他们的花样，是把死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可供细细品味、慢慢咀嚼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组成人的一切器官和肌肤全部成了痛苦的由头，因此受刑者只能怨恨自己竟然是个人。我相信中国的宫廷官府所实施的杀人办法，是人类成为人类以来百十万年间最为残酷的自戕游戏，即便是豺狼虎豹在旁看了也会瞠目结舌。 残忍，对统治者来说，首先是一种恐吓，其次是一种快感。越到后来，恐吓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则越来越多。这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毒素，扫荡着人类的基本尊严。统治者以为这样便于统治，却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华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础。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直到已经废止酷刑的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 现在可以说说流放了。 与杀相比，流放是一种长时间的折磨。死了倒也罢了，可怕的是人还活着，种种残忍都要用心灵去一点点消受，这就比死都繁难了。 就以当时流放东北的江南人和中原人来说，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流放的株连规模。有时不仅全家流放，而且祸及九族，所有远远近近的亲戚，甚至包括邻里，全都成了流放者，往往是几十人、百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 别以为这样热热闹闹一起远行并不差，须知道这些几天前还是锦衣玉食的家都已被査抄，家产财物荡然无存，而且到流放地之后做什么也早已定下，如“赏给出力兵丁为奴”、“给披甲人为奴”，等等，连身边的孩子也都已经是奴隶。一路上怕他们逃走，便枷锁千里。我在史料中见到这样一条记载：明宣德八年，一次有一百七十名犯人流放到东北，死在路上的就有三分之二，到东北只剩下五十人。 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这些奴隶分配给了主人，主人见美貌的女性就随意糟蹋，怕其丈夫碍手碍脚就先把其丈夫杀了。流放人员那么多用不了，选出一些女的卖给娼寮，选出一些男的去换马。 最好的待遇是在所谓“官庄”里做苦力，当然也完全没有自由。照清代被流放的学者吴兆骞记述，“官庄人皆骨瘦如柴”、“一年到头，不是种田，即是打围、烧石灰、烧炭，并无半刻空闲日子”。 在一本叫《绝域纪略》的书中描写了流放在那里的江南女子汲水的镜头：“舂馀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也。”在这些可怜的汲水女里面，肯定有着不少崔莺莺和林黛玉，昨日的娇贵矜持根本不敢再回想，连那点哀怨悱恻的恋爱悲剧，也全都成了奢侈。 康熙时期的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 南国佳人多塞北， 中原名士半辽阳。 这里该包含着多少让人不敢细想的真正大悲剧啊！诗句或许会有些夸张，但当时中原各省在东北流放地到了“无省无人”的地步是确实的。据李兴盛先生统计，单单清代东北流人（其概念比流放犯略大），总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普通平民百姓很少会被流放，因而其间“名士”和“佳人”的比例确实不低。 如前所说，这么多人中，很大一部分是株连者，这个冤屈就实在太大了。那些远亲，可能根本没见过当事人，他们的亲族关系要通过老一辈曲曲折折的比画才能勉强理清，现在却一股脑儿都被赶到了这儿。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儿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 树上叶子那么多，不知哪一片会出事而祸及自己，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什么时候会危害到整棵大树，于是只能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此这般，中国怎么还会有独立的个体意识呢？ 我们也见过很多心底明白而行动窝囊的人物：有的事，他们如果按心底所想的再坚持一下，就坚持出人格来了，但皱眉一想妻儿老小、亲戚朋友，也就立即改变了主意。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那么，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 三 我常常设想，那些当事人在东北流放地遇见了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次却因自己而罹难的远房亲戚，该会说什么话，有何种表情？而那些远房亲戚又会作什么反应？ 当事人极其内疚是毫无疑问的，但光内疚够吗？而且内疚什么呢？他或许会解释一下案情，但他真能搞得清自己的案情吗？ 能说清自己案情的是流放者中那一部分真正的反清斗士。还有一部分属于宫廷内部钩心斗角的失败者，他们大体也说得清自己流放的原因。最说不清楚的是那些文人，不小心沾上了文字狱、科场案，一夜之间成了犯人，与一大群受株连者一起跌跌撞撞地发配到东北来了，他们大半搞不清自己的案情。 文字狱的无法说清已有很多人写过，不想再说什么了。科场案是针对科举考试中的作弊嫌疑而言的，牵涉面更大。 明代以降，特别是清代，壅塞着接二连三的所谓科场案，好像鲁迅的祖父后来也挨到了这类案子——幸好没有全家流放，否则我们就没有《阿q正传》好读了。 依我看，科场中真作弊的有，但是很大一部分是被恣意夸大甚至无中生有的。例如，一六五七年发生过两个著名的科场案，被杀、被流放的人很多。我们不妨选其中较严重的一个即所谓“南闱科场案”稍稍多看几眼。 一场考试过去，发榜了，没考上的士子们满腹牢骚，议论很多。被说得最多的是考上举人的安徽青年方章钺，可能与主考大人是远亲，即所谓“联宗”吧，理应回避，不回避就有可能作弊。 落第考生的这些道听途说被一位官员听到了，就到顺治皇帝那里奏了一本。顺治皇帝闻奏后立即下旨，正副主考一并革职，把那位考生方章钺捉来严审。 这位安徽考生的父亲叫方拱乾，也在朝中做着官，上奏说我们家从来没有与主考大人联过宗，联宗之说是误传，因此用不着回避，以前几届也考过，朝廷可以调查。 本来这是一件很容易调查清楚的事情，但麻烦的是，皇帝已经表了态，而且已把两个主考革职了，如果真的没有联过宗，皇帝的脸往哪儿搁？ 因此朝廷上下一口咬定，你们两家一定联过宗，不可能不联宗，没理由不联宗，为什么不联宗？不联宗才怪呢！既然肯定联过宗，那就应该在子弟考试时回避，不回避就是犯罪。 刑部花了不少时间琢磨这个案子，再琢磨皇帝的心思，最后心一横，拟了个处理方案上报，大致意思无非是，正副主考已经激起圣怒，被皇帝亲自革了职，那就干脆处死算了，把事情做到底别人也就没话说了；至于考生方章钺，朝廷不承认他是举人，作废。 这个处理方案送到了顺治皇帝那里。大家原先以为皇帝也许会比刑部宽大一点，做点姿态，没想到皇帝的回旨极其可怕：正副主考斩首，没什么客气的；还有他们统领的其他所有考官到哪里去了？一共十八名，全部绞刑，家产没收，他们的妻子儿女一概罚做奴隶。听说已经死了一个姓卢的考官了？算他幸运，但他的家产也要没收，他的妻子儿女也要去做奴隶。还有，就让那个安徽考生不做举人算啦？不行，把八个考取的考生全都收拾一下，他们的家产也应全部没收，每人狠狠打上四十大板。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群考生的父母、兄弟、妻子，要与这几个人一起，全部流放到宁古塔！（参见《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判决，处罚之重，到了完全离谱的程度。不就是仅仅一位考生与主考官有点沾亲带故的嫌疑吗？他父亲出面已经把嫌疑排除了，但结果还是如此惨烈，而且牵涉的面又如此之大。这二十个考官应该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居然不明不白地全部杀掉，他们的家属随之遭殃。这种暴行，今天想来还令人发指。 这中间，唯一能把嫌疑的来龙去脉说得稍稍清楚一点的只有安徽考生一家——方家，其他被杀、被打、被流放的人可能连基本缘由也一无所知。但不管，刑场上早已头颅滚滚、血迹斑斑，去东北的路上也已经排成长队。 这些考生的家属在长途跋涉中想到前些天身首异处的那二十来个大学者，心也就平下来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何况人家那么著名的人物临死前也没吭声，要我冒出来喊冤干啥？ 这是中国人面临最大的冤屈和灾难时的惯常心理逻辑。一切理由都没什么好问的，就算是遇到了一场自然灾害。 且看历来流离失所的灾民，有几个问清过台风形成的原因和山洪暴发的理由？算啦，低头干活吧，能这样就不错啦。 四 灾难，对于常人而言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文人而言就不一样了。在灾难降临之初，他们会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但在渡过这一关口之后，他们中一部分人的文化意识有可能觉醒，开始面对灾难寻找生命的底蕴。以前的价值系统也可能被解构，甚至解构得比较彻底。 有些文人，刚流放时还端着一副孤忠之相，等着哪一天圣主来平反昭雪。有的则希望自己死后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两句公道话。但是，茫茫的塞外荒原否定了他们，浩浩的北国寒风嘲笑着他们。 流放者都会记得宋金战争期间，南宋的使臣洪皓和张邵被金人流放到黑龙江的事迹。洪皓和张邵算得上为大宋朝廷争气的了，在捡野菜充饥、拾马粪取暖的情况下还凛然不屈。 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人在东北为宋廷受苦受难十余年，好不容易回来后却立即遭受贬谪。倒是金人非常尊敬这两位与他们作对的使者，每次宋廷有人来总要打听他们的消息，甚至对他们的子女也倍加怜惜。 这种事例，使后来的流放者们陷入深思：既然朝廷对自己的使者都是这副模样，那它真值得大家为它守节效忠吗？我们过去头脑中认为至高无上的一切，真是那样有价值吗？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东北流放地出现了一个奇迹：不少被流放的清朝官员与反清义士结成了好朋友，甚至到了生死莫逆的地步。原先各自的政治立场都消解了，消解在对人生价值的重新确认里。 当官衔、身份、家产一一被剥除时，剩下的就是生命对生命的直接呼唤。著名的反清义士函可，在东北流放时最要好的那些朋友李裀、魏琯、季开生、李呈祥、郝浴、陈掖臣等人，几乎都是被贬的清朝官吏。但他却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了一个“冰天诗社”。 函可的那些朋友，在个人人品上都很值得敬重。例如，李裀获罪是因为上谏朝廷，指陈当时的“逃人法”立法过重，株连太多；魏琯因上疏主张一个犯人的妻子“应免流徙”而自己反被流徙；季开生是谏阻皇帝到民间选美女；郝浴是弹劾吴三桂骄横不法……总之都是一些善良而正直的人。现在他们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但善良和正直却剥夺不了。 函可与他们结社是在顺治七年，那个时候，江南很多知识分子还在以仕清为耻，因此是看不起仕清反被清害的汉族官员的。但函可却完全不理这一套，以毫无障碍的心态发现了他们的善良与正直，把他们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来尊重。 政敌不见了，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我敢断言，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和南荒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文士们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友谊佳话，外部雕饰太多了。 除了流放者之间的友谊外，外人与流放者的友谊也有一种特殊的重量。 在株连之风极盛的时代，与流放者保持友谊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何况地处遥远，在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要维系友谊又非常艰难。因此，流放者们完全可以凭借往昔友谊的维持程度，来重新评验自己原先置身的世界。 元朝时，浙江人骆长官被流放到东北，他的朋友孙子耕竟从杭州一路相伴到东北。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蔡毓荣获罪流放黑龙江，他的朋友上海人何世澄不仅一路护送，而且陪着蔡毓荣在黑龙江住了两年多才返回江南。 让我特别倾心的是，康熙年间顾贞观把自己的老友吴兆骞从东北流放地救出来的那番苦功夫。 顾贞观知道老友在边荒时间已经很长，吃足了各种苦头，很想晚年能赎他回来让他过几天安定日子，为此他愿意叩拜座座朱门来集资。但这事不能光靠钱，还要让当朝最有权威的人点头。他好不容易结识了当朝太傅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纳兰容若是一个人品和文品都不错的人，也乐于帮助朋友，但对顾贞观提出的这个要求却觉得事关重大，难以点头。 顾贞观没有办法，只得拿出他因思念吴兆骞而写的词作《金缕曲》两首给纳兰容若看。两首词的全文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 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试看杜陵消瘦。曾不减，夜郎僝僽。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从君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 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翻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不知读者诸君读了这两首词作何感想，反正纳兰容若当时刚一读完就声泪俱下，对顾贞观说：“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做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了。” 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 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 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吴兆骞终于被赎了回来。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某种关联。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厚的精神世界，使我们得惠至今。 五 在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还想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由于气候和管理方面的原因，流放者也有不少空余时间。有的地方，甚至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给了文化人一些微小的自我选择的机会。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替代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捡野菜、拾马粪、烧石灰、烧炭的行为吧？想来想去，这种事情和行为，都与文化有关。因此，这也是一种回归，不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回归。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叶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利用一切机会传授佛法。 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流放者用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了这块土地上文明的进步。 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者则把东北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并把考察结果留诸文字，至今仍为地域文化研究者所钟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桭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等等，这些著作具有很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常缺乏实证意识。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让人惊喜的一页。 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辛酸，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方面，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所起的作用特别大。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族，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浙江的杨越、杨宾父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留良（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 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老资格的“土著”。那么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面对这个问题，我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六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 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让磨难超越基本的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害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離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可以一变再变，甚至终身陷于囹圄，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销蚀。这正像有的人，不管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毫无疑问，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又终究低下头来，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他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的地方，更为他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点评一： 流放，作者又为我们触摸了大清帝国一个令人尴尬的部位。揭露鞭挞暴戾的统治者只是一个引子，作者要礼赞那些承受屈辱的文化人。他看重的是文明传播的价值，他在文化人前面加上“高贵”这样的修饰词。（老愚） 点评二： 黑龙江宁古塔，清朝流放之地。大规模的流放，是对生命和文明的摧残。作为流放的副产品，它很可能锻造高贵心灵，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化育流放地风俗。（马策） 点评三： 在此地，生命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和空间。在经历了剧烈的创痛与无情的挤压之后，流放的文人在陌生而荒芜的土地上重拾生活的欲念。他们开始吟诗，开始传递友情，开始拂去心灵的垢与阴霾，继而他们教书，他们传授佛法，他们教授耕作与商贾之法，以强烈的实证意识进行着文化的考察，全方位地推动着这块土地走向文明。于是，他们由可怜的流放者变为可敬的拓荒者。生命因苦难屈辱而蜕变，生命因播扬文明的火种而高贵。 尽管流放这种人生际遇给知识分子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中也多有铺陈与渲染，但对生存灾难的呈示远非文章的终极目标，满腹满腔的冤屈、漫漫无际的孤独，并没有让流放的生命放慢或停止执著前行的步履，生命的长度、韧度、硬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文明的艰难进化，这份由苦难而滋生出的高贵，才是作者双目的聚焦点和笔管的着力点。因了这种轻重取舍，使本文走离了一般性的欷歔喟叹的框束，在完成对文化灵魂由流放到复苏的探访的同时，闪烁着不灭的理性光芒。（傅应湘） 一个庭院 一 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外研究者笔下的“文革”灾难，仍然是北京上层政治圈的一串人事更迭？其实，站远了看，当时有一些真正的大事会让今后的历史瞠目结舌，却被今天的研究者们忽略了。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全国规模的停课废学。 停课废学，不仅使中华文化立即面临着中断的危险，而且向社会释放出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批完全失控的人群——他们快速转化成了破坏性暴力，很多悲剧便由此而生。 其实，那批青年学生本身承受的悲剧更大。他们虽然号称“造反”，却完全是响应当时报纸的号召赶时髦，恰恰没有任何“造反”意识。但后来，他们为此要长时间地上山下乡，而且在灾难过去之后还要背一辈子的恶名。 那是我十九岁那一年的夏天。我领着一批同学反对“造反”，其实也不是出于任何政治意识，只是反对他们打、砸、抢，阻止他们批斗老师。但是，“造反派”同学越来越得势，他们根据上级指示夺了学院的权，成了当权者。本来围在我身边的很多同学也就投向他们，我显得非常孤立，因此也非常危险。正在这时，我的父亲又遭到他所在单位“造反派”的批斗，我叔叔也被迫自杀。这种家庭背景一旦被我们学院“造反派”知道，必然招致祸殃，因此我就离开学院，出走了。 当时全国交通除飞机之外全都免费向青年学生开放，说是“革命大串联”。其实“造反派”还处于刚刚掌权的兴奋和忙碌之中，怎么也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单位，因此挤在火车、汽车、轮船上的，大多是走投无路的人。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因此车船上很挤很挤。我，就成了他们中间的一个。 不知道会在哪里停下，更不知道会停多久，火车常常停在荒山野岭之间一停十几个小时。不断有人要爬窗出去解手，因为车厢里的厕所也早已挤满了人，无法使用。也有学生爬到了窗外，火车突然开了，车上的同学就把他们的行李包扔下去。所有的行李包都一样，小小的，轻轻的：两件换洗衣服，一条毛巾包着三四个干馒头，几块咸酱菜。没有书，也没有笔。因为这些行李包的主人虽然还被称为“学生”，却已经没有课堂，没有黑板，没有老师。 扔行李包的事情往往发生在深夜。车下的学生们边追边呼叫，但隆隆的车轮终于把他们抛弃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在想：他们最后找到了下一站了吗？那可是山险林密、虎狼出没的地方啊。 我们那趟车开到长沙就不走了。我背着小小的行李包，随着人流来到了岳麓山。到了山上，大家都拥向著名的爱晚亭。我怕挤，就在压顶的暮色下找一条僻静的山路走去，却没有目标，没有方向。 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出现了一堵长长的旧墙，围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这是什么地方？沿墙走了几步，就看到一个边门，轻轻一推，竟能推开。我迟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进去。 我有点害怕，假装着咳嗽几声，直着嗓子叫“有人吗”，没有任何回应。但走着走着，我似乎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控制了，脚步慢了下来，不再害怕。 这儿没有任何装点，为什么会给我一种莫名的庄严感？这儿我没有来过，为什么处处透露出似曾相识的亲切？这些房子可以有各种用途，但它的原本用途是什么呢？ 再大的家族的用房也用不着如此密密层层，每一个层次又排列得那么雅致和安详。这儿应该聚集过很多人，但绝对不可能是官衙或是兵营。 我在这个庭院里独个儿磨磨蹭蹭，舍不得离开。最后终于摸到一块石碑，凭着最后一点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认出了那四个大字：岳麓书院。 二 那天晚上我在月色下的岳麓书院逗留了很长时间，离开时一脸安详，就像那青砖石地、粉墙玄瓦。 我很快回了上海，学院里的情况和我家庭的处境都越来越坏。后来我又不得不到农村劳动去了，彻底远离了学校和教育。但是，奇怪的是，那个青砖石地、粉墙玄瓦的梦，却常常在脑际隐约闪动。待到图书馆重新开放，我努力寻觅有关它的点滴记载。再后来，中国走上了一条新路，我就有机会一再访问它了。 我终于明白，很多年前那次夜间潜入，让我在无意中碰撞到了中华文化存废之间的又一个十字路口：一条是燥热的死路，一条是冷清的生路。这条生路，乃是历代文化智者长期探索的结果，岳麓书院便是其中一个例证。 说远一点，早在三千三百多年前，商代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公办学校。到了孔子，成功地创办了私学。从此，教学传统成了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的命脉。到了唐代，就出现了教学等级很高的书院。宋代书院之风大盛，除了很早就开办的白鹿洞书院外，还出现了石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丽正书院、象山书院，等等。这些书院，有的是私办，有的是公办，更多的是“民办官助”。共同特点是，大多选址于名山胜景，且由比较著名的学者执掌校务，叫“山长”。 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与书院所在的名山对应，而且又幽默地表示对官场级别的不在意，自谦中透着自傲。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在历任山长居住的一个叫“百泉轩”的小院落里徘徊很久，想象着山长们的心态。他们，只想好生看管着这满院的书声泉水、满山的春花秋叶，就已经足够。山下的达官贵人为了各自的文化形象，也会到山上来叩门拜见。来就来吧，听他们谈谈平日不太谈的先秦诸子、楚辞汉赋，然后请他们到书院各处走走，自己就不陪了。在山长们的眼中，他们都是学生一辈，欠学颇多，因此自己要保持住辈分的尊严。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文化。 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 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査。 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 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 三 书院所有课程的最终走向，是要塑造一个个品行端庄的文化人。 对于这一点，曾经统领过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的大哲学家朱熹有过系统的思考。他说，人性皆善，但在社会上却分成了善的类别和恶的类别，因为每个类别里风气和习惯不同，熏染而成。只有教学，能够从根本、从大道上弘扬善的风气和习惯，让人们复归于善。他又说，教学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使他能够从修身出发，齐家，治国。 正是出于朱熹所说的这个理想，很多杰出的学者都走进书院任教，把教书育人和自己的研究融为一体。 一一六七年八月，朱熹本人从福建崇安出发，由两名学生随行，不远千里向岳麓山走来。因为他知道比自己小三岁的哲学家张栻正主讲岳麓书院。他们以前见过面，畅谈过，但还有一些学术环节需要进一步探讨。朱熹希望把这种探讨与书院的教学联系在一起。 朱熹抵达岳麓书院后就与张栻一起进行了著名的“朱、张会讲”。所谓会讲是岳麓书院的一种学术活动，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派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进行探讨和论辩，学生也可旁听。果然如朱熹预期的那样，会讲既推动了学术，又推动了教学。 朱熹和张栻的会讲是极具魅力的。当时一个是三十七岁，一个是三十四岁，一个徽州婺源人，一个四川绵竹人，却都已跻身中国学术文化的最前列，用精密高超的思维探讨着哲学意义上人和人性的秘密。他们在会讲中有时连续论争三天三夜都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两种浓重的方言，一种是夹杂着福建口音的徽州话，一种是四川话，三天三夜唇枪舌剑，又高深玄妙，使听讲的湖南士子都毫无倦意。 除了当众会讲外，他们还私下交谈。所取得的成果是：两人都越来越佩服对方，两人都觉得对方启发了自己。 《宋史》记载，张栻的学问“既见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而朱熹则在一封信中说，张栻的见解“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朱熹还用诗句描述了他们两人的学术友情： 忆昔秋风里， 寻盟湘水旁。 胜游朝挽袂， 妙语夜连床。 别去多遗恨， 归来识大方。 惟应微密处， 犹欲细商量。 （《有怀南轩老兄呈伯崇择之二友二首》） 这种由激烈的学术争论所引发的深厚情谊，实在令人神往。可惜，这种事情到了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几乎看不到了。 除了与张栻会讲外，朱熹还单独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的名声已经很大，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不仅讲堂中人满为患，甚至听讲者骑来的马都把池水饮干了，所谓“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朱熹除了在岳麓书院讲学外，又无法推却一江之隔的城南书院的邀请，只得经常横渡湘江。张栻怕他寂寞，愉快地陪着他来来去去。这个渡口，当地百姓后来就名之为“朱张渡”。此后甚至还经常有人捐钱捐粮，作为朱张渡的修船费用。两位教育家的一段佳话，竟如此深入地铭刻在这片山川之间。 “朱、张会讲”后七年，张栻离开岳麓书院到外地任职，但没有几年就去世了，只活了四十七岁。张栻死后十四年，即一一九四年，朱熹在再三推辞而未果后，终于接受了湖南安抚使的职位，再度来长沙。要么不来，既然来到长沙做官，就一定要把旧游之地岳麓书院振兴起来。 这时离他与张栻“挽袂”、“连床”，已经整整隔了二十七年。两位青年才俊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六十余岁的老人。但是今天的他，德高望重又有职有权，有足够的实力把教育事业按照自己的心意整治一番，为全国树一个榜样。他把到长沙之前就一直在心中盘算的扩建岳麓书院的计划付诸实施，聘请了自己满意的人来具体负责书院事务，扩充招生名额，为书院置学田五十顷，并参照自己早年为庐山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颁发了《朱子书院教条》。如此有力的措施接二连三地下来，岳麓书院重又显现出一派繁荣。 朱熹白天忙于官务，夜间则渡江过来讲课讨论，回答学生提问，从不厌倦。他与学生间的问答由学生回忆笔记，后来也成为学术领域的重要著作。被朱熹的学问和声望所吸引，当时岳麓书院已云集学者千余人。朱熹开讲的时候，每次都到“生徒云集，坐不能容”的地步。 每当我翻阅到这样的一些史料时总是面有喜色，觉得中华民族在本性上还有崇尚高层次文化教育的一面。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还有高洁典雅的篇章。只不过，保护这些篇章要拼耗巨大的人格力量。 就拿书院来说吧，改朝换代的战火会把它焚毁，山长的去世、主讲的空缺会使它懈弛，经济上的人不敷出会使它困顿，社会风气的诱导会使它变质，有时甚至远在天边的朝廷也会给它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朝廷对于高层次的学术文化教育，始终抱着一种矛盾心理：有时会真心诚意地褒奖、赏赐、题匾；有时又会怀疑这一事业中是否会有知识分子“倡其邪说，广收无赖”，最终构成政治上的威胁。因此，历史上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由朝廷明令“毁天下书院书院立即拆去”的事情。（参见《野获编》、《皇明大政纪》等资料） 四 这类风波，当然都会落在那些教育家头上，让他们短暂的生命去活生生地承受。说到底，风波总会过去，教育不会灭亡，但对具体的个人来说，置身其间是需要有超人的意志才能支撑住的。 譬如朱熹，我们前面已经说到他以六十余岁高龄重振岳麓书院时的无限风光，但实际上，他在此前此后一直蒙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诬陷和攻击。他的讲席前听者如云，而他的内心则积贮着无法倾吐的苦水。 大约在他重返长沙前的十年时间内，他一直被朝廷的高官们攻击为“不学无术，欺世盗名，携门人而妄自推尊，实为乱人之首”。中国总有一些文人喜欢对着他们无法企及的文化大师动刀，而且总是说他们“不学无术”，又总是说他们有政治问题。可见七百年前就是这样了。 幸好有担任太常博士的哲学家叶适出来说话。叶适与朱熹并不是一个学派，互相间观点甚至还很对立，但他知道朱熹的学术品格，便在皇帝面前斥责那些诬陷朱熹的人“游辞无实，谗言横生，善良受害，无所不有”，才使朱熹还有可能到长沙来做官兴学。 朱嘉在长沙任内忍辱负重大兴岳麓书院的举动，还是没有逃过诬陷者们的注意。就在朱熹到长沙的第二年，他向学生们讲授的理学已被朝廷某些人宣判为“伪学”。再过一年，朱熹被免职，他的学生也遭逮捕。有一个叫余嚞的人甚至上奏皇帝要求处死朱熹： 枭首朝市，号令天下，庶伪学可绝，伪徒可消，而悖逆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新，祸且不测，臣恐朝廷之忧方大矣。 这个与我同姓的人，居然如此祸害一个大文化人，实在是“余门之耻”。 又过一年，“伪学”进一步升格为“逆党”。朱熹的学生和追随者都记人“伪学逆党籍”，不断有人被拘捕。这时朱熹已经回到了福建，他虽然没有被杀，但著作被禁，罪名深重，成天看着自己的学生和朋友一个个地因自己而受到迫害，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但是，他还是以一个教育家的独特态度来面对这一切。一一九七年官府即将拘捕他的得意门生蔡元定的前夕，他闻讯后当即召集一百余名学生为蔡元定饯行。席间，有的学生难过得哭起来了，而蔡元定却从容镇定，表示为自己敬爱的老师和他的学说去受罪，无怨无悔。 朱熹看到蔡元定的这种神态很是感动，席后对蔡元定说：我已老迈，今后也许难与你见面了，今天晚上与我住在一起吧。 这天晚上，师生俩在一起竟然没有谈分别的事，而是通宵校订了《参同契》一书，直到东方发白。 蔡元定被官府拘捕后杖枷三千里流放，历尽千难万苦，死于道州。一路上，他始终记着那次饯行、那个通宵。 世间每个人都会死在不同的身份上，却很少有人像蔡元定，以一个地地道道的学生的身份，踏上生命的最后跑道。 既然学生死得像个学生，那么教师也就更应该死得像个教师。蔡元定死后的第二年，一一九八年，朱熹避居东阳石洞，还是没有停止讲学。有人劝他，说朝廷对他正虎视眈眈呢，赶快别再召集学生讲课了，他笑而不答。 直到一二〇〇年，他觉得自己真的已走到生命尽头了，自述道：我越来越衰弱了，想到那几个好学生都已死于贬所，而我却还活着，真是痛心，看来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果然这年四月二十三日（农历三月初九），他病死于建阳。 这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之死。他晚年所受的灾难完全来自于他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对此，他的学生们最清楚。当他的遗体下葬时，散落在四方的学生都不怕朝廷禁令纷纷赶来。不能来的，也在各地聚会纪念。官府怕这些学生议论生事，还特令加强戒备。 不久之后，朱熹又备受朝廷推崇——那是后话，朱熹自己不知道了。让我振奋的，不是朱熹死后终于被朝廷所承认，而是他和他的学生面对磨难时竟然能把教师和学生这两个看似普通的称呼背后所蕴藏的职责和使命表现得如此透彻，如此漂亮。 朱熹去世三百年后，另一位旷世大学问家踏进了岳麓书院的大门，他便是我的同乡王阳明先生。王阳明先生刚被贬谪，贬谪地在贵州，路过岳麓山，顺便到书院讲学。他的心情当然不会愉快，一天又一天在书院里郁郁地漫步，朱熹和张栻的学术观点他是不同意的，但置身于岳麓书院，他不能不重新对这两位前哲的名字凝神打量，然后吐出悠悠的诗句：“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 不错，在这里，时隔那么久，具体的学术观点是次要的了，让人反复细思的，是一些执著的人和一项崇高的事业。 五 对于一个真正的教育家来说，自己受苦受难不算什么。他们在接受这个职业的同时，就接受了苦难。最使他们感到难过的，也许是他们为之献身和苦苦企盼的“千年教化之功”，成效远不尽如人意。 我们如果不把教育仅仅看成是接受知识和技术的过程，而是看成是陶冶人性人格的事业，那么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当老一代教育家颓然老去时，新一代教育家往往要从一个十分荒芜的起点重新开始。 这是因为，人性人格的造就总是生命化的，而一个人的生命又总是有限的。一个生命的终结，也可以看成是几十年教学成果的断绝。这就是为什么几个学生之死会给朱熹带来那么大的悲哀。当然，被教师塑造成功的优秀学生会在社会上传播美好的能量，但这并不是教师所能有效掌握的。很多学生所散布的消极因素，很容易把美好的东西抵消掉。还会有少数学生成为有文化的不良之徒，不断剥蚀社会文明，使善良的教师不得不天天为之而自责自嘲。 我自己，自从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傍晚闯入岳麓书院后，也终于做了教师，一做三十余年，其间还在自己毕业的母校——一所高等艺术学院担任了几年院长，说起来也算是尝过教育事业的甘苦了。我到很晚才知道，教育固然不无神圣，但并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一个教师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我们无力与各种力量抗争，至多在精力许可的年月里守住那个被称做学校的庭院，带着为数不多的学生参与一场陶冶人性人格的文化传递，目标无非是让参与者变得更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但是，面对这个目标，又不能期望过高。 突然想起了一条新闻，法国有个匪徒闯进了一家幼儿园，以要引爆炸药为威胁向政府勒索钱财。全世界都在为幼儿园里孩子们的安全担心，而幼儿园的一位年轻的保育员却告诉孩子们，这是一个没有预告的游戏。她甚至把那个匪徒也解释成游戏中的人物。结果，直到事件结束，孩子们都玩得很高兴。 保育员无力与匪徒抗争，她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场灾难，她所能做的，只是在一个庭院里铺展一场温馨的游戏。 孩子们也许永远不知道这场游戏的意义，也许长大以后会约略领悟到其中的人格内涵。我想，这就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面对社会历史的风霜雨雪，教师掌握不了什么，只能暂时地掌握这个庭院、这间课堂、这些学生。 是的，我们拥有一个庭院，像中国古代的书院，又像今天和未来的学校。别人能侵凌它，毁坏它，却夺不走它。很久很久了，我们一直在那里，做着一场文化传代的游戏。至于游戏的结局，我们都不要问，因为事关重大，甚至牵涉到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点评一： 作者追忆岳麓书院和朱熹传学的故事，惊心动魄。文脉的传承竟然要承受如此大的磨难。这篇哀伤之文，实则是夫子自道。教育背离人格塑造，蜕变为晋级发财之雕虫小技，身为教师，心绪难平。（老愚） 点评二： 作者的历史散文，向来只谈古不论今，但结语暗示了通向现实的栈道，读者不难暗度陈仓。比如，书院“会讲”式的学理交锋和自由讲座引领学生相互讨论的教学方法，可以为“现代科举”填鸭式的中学应试教育，以及大学不再是知识实验的课堂而沦为就业培训班的教育体制提供借鉴。（马策） 点评三： 简朴的庭院，千年的传承。岳麓书院的成功首先是管理操作上的成功，在山长的执掌下，其教学方法比较自由，但学规明确，考核严格，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酿造出一种令人醉心的学习气氛”；同时，书院以其独特的内蕴，吸引上下的达官贵人前来“叩门拜见”，以自身的文化品格把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并最终受惠。这是岳麓书院管理者的想，也是切合国情的关于教育的理想造型。 作为一篇散文，本文的醉心之处在于“于斯为盛”——作者不惜笔墨着意营设的暖意融融的教学盛况。先看那“朱、张会讲”，两位大师“挽袂”、“连床”，于深邃高雅之余留下了高山流水的佳音；再看朱熹讲学，不仅“生徒云集，坐不能容”，而且“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通过这些情境创设，人物被激活了，真情复苏了，“中国历史在战乱和权术的旋涡中”依然存有的高洁典雅的篇章出现了。读者在经受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享受了充分的审美愉悦之后，不禁会引发类似这样的联想：当今教育遭遇尴尬与掣肘时，似乎可以去触摸一下那搏动的祖脉。（傅应湘） 十万进士 一 在我七岁那年，因为帮村东重病卧床的老太太写了几次信，又读了几次信，她就夸我：你这孩子心善，总有一天，会有很多萤火虫给你照路，去考状元！ 两年后我到上海读中学，一天晚上约了几个同学去看电影，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就躲进了一家杂货店。店老板询问了几句，不相信我们这么小就成了中学生，我们只得拿出学生证给他看。他一一看罢，叹一声：你们全是秀才。 再过几年，我获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的大奖，领奖时主持人说：这位就是状元。 ——这些零散的记忆说明，直到我的少年时代，像“状元”、“秀才”这些科举概念，还是人们的日常用语。 几年前，我去四川阆中，仔细参观了那里保存得非常完好的科举考试场所——贡院。两位记者问我：“如果把时间倒退两百年，您会在这样的贡院里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我说：为了不让我父母伤心，我一定会来考，而且会考得很好，因此不久又会成为考官，主持这里的考试。但是，如果开始来考试时遇到不礼貌的待遇，我会拂袖而去，从此浪迹天涯。 可见，科举考试虽然已经废止了一百年，但对于现代中国文人而言，仍然是“前世今生”，一种集体的生命贮存。 但是，从少年时代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读到的书本，看到的戏剧，基本上都是否定科举制度的。陈世美、蔡伯喈、范进、孔乙己，这些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都以自己的人格沉沦，阐述了否定的理由。 既然曾经与全国文人的命运息息相关，那么，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当然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褒贬好恶。我们这一代已经不在其中差不多一个世纪，距离给了我们冷静，理应对这个问题重新作出整体的理性判断。 除了阆中贡院外，我还参观过南京和北京的科举考试遗址。一个个小小的房间，密密层层地排列着，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 二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不少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杰出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 我始终认为，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特例，科举制度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试想，在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上，每隔三年就有大批文官选拔出来，参与管理庞大的疆域，这种奇迹，其他古文明连做梦都无法想象——它们始终没有构建起可长期持续的管理者选拔机制。更重要的是，选拔的标准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这使一代代无数年轻的生命为了争取仕途而朝夕诵读，一旦考中为官，又以这种文化“治国平天下”。因此，文化也就获得了最有效的延续。这种情况，在其他古文明中也没有出现。 这还不重要吗？ 此外，为了选出这些文官，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民众的独特心态，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 科举制度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三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 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可能遗传；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制由于过于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 一个贵族，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贵族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 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已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 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查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査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你说这个好，他说那个好，结果，小才任大职，大才任小职，造成行政价值系统的无序。为了克服这种毛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作为推荐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不想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都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 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 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宋代以后的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 四 然而，科举制度实实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论。 首先是整个社会心态因它而发生了变异。 本来是为了显示公平，给全社会提供可能，结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举赛场，一切有可能识字读书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败荣辱全都抵押在里边，科举考试的内涵大大超重。 本来是为了显示权威，堵塞了科举之外许多不正规的晋升之路，结果别无选择的人们不得不把科举考试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恶战，创设科举的理性动机渐渐变形。 遴选人才所应该有的冷静、客观、耐心、平和不见了，代之以轰轰烈烈的焦灼、激奋、惊恐、忙乱，一千多年都凉不下来，几乎把长长的一段历史都烤出火焦味来了。 我们中国从很早开始就太注重表层礼仪，好好的一件事情总被极度夸张的方式大肆铺陈。早在唐代，科举制度刚刚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装饰、太重的渲染，把全国读书人的心情扰乱得不轻。每次进士考试总有一批人考上，庆贺一下是应该的，但不知这么一来，没完没了的繁复礼仪把这些录取者捧得晕头转向。进士们先要拜谢“座主”（考官），参谒宰相，然后游赏曲江，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樱桃宴、月灯宴，等等，还要在雁塔题名，在慈恩寺观看杂耍戏场，繁忙至极，也得意至极。 孟郊诗中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张籍诗中所谓“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就写尽了此间情景。据傅璇琮先生考证，当时的读书人一中进士，根本应付不了没完没了的热闹仪式，长安民间就兴办了一种牟利性的商业服务机构叫“进士团”，负责为进士租房子、备酒食、张罗礼仪，直至开路喝道，全线承包。“进士团”的生意，一直十分兴隆。 这种超常的热闹风光，强烈地反衬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得意的马蹄在身边蹿过，喧天的鼓乐在耳畔鸣响，得胜者的名字在街市间哄传，轻视的目光在四周游荡，他们不得不低头叹息了。他们颓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还客气拱手的邻居成了新科进士，其仆役正在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有一种传言，如能讨得一件新科进士的衣服，下次考试很是吉利；于是便厚着脸皮，怯生生地向中榜者的仆役乞讨一件。乞讨的结果常常讨来个没趣，而更多的落第者不愿做这种自辱的事，只是关在房里想着如何回家。 一个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家属，在心理上都千难万难。据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这位妻子的诗句实在是够刻薄的，但她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着夜色偷偷回来的心情也十分真实。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便是困守长安，下了个死决心，不考出个名堂来绝不回家。 这中间所造成的无数家庭悲剧，可想而知。《唐摭言》载，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京城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与他相遇。 他看见有一个穿粗布衣服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相别时间太长，彼此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才知道果然是对方，就在路边抱头痛哭。 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钱易《南部新书》就记载过这样一位老人。他是一位屡试不第的老秀才，在京城中等着春试。除夕之夜，全城欢腾，他却不能回家过年。正沮丧着，听说今夜宫中有傩戏表演，就挤在人群里混了进去。 不想，进去后他被乐吏当成了表演者，一把推进表演队伍，跌跌撞撞地在宫内绕圈。绕了千百转，摔了好几跤，又要他执牛尾演唱，做各种动作。闹腾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动路。让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举考试也耽误了。 看来老人还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这位老人是否还有老妻在家乡等着，他们分别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子女，这些子女是否在挂念孤身在外的老父亲。除夕夜他在宫中转圈时明明体力不支，为什么不早一点拔身而出？难道他在傩戏的扮演中获得了某种有关人生恶作剧的感悟？ 由于屡试不第给读书人和他们的家人带来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一旦中举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报到处，怪事丛生。 我在《玉泉子》中读到一则记载，曾颇觉惊异，但那则记载的语气却非常平静，像是在谈一宗日常小事。 一位级别很高的地方官设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的家属人数不少，还带来一位已出嫁的女儿。这女儿嫁给一个叫赵琮的读书人，赵琮多年科举不第，穷困潦倒，将军的女儿抬不起头来。将军全家也觉得她没脸见人，今天既然一起跟来参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挂一块帷幔遮羞。 宴会正在进行，突然一匹快马驰来，报告赵琮科举得中的消息，于是将军起座高喊：“赵郎及第矣！”家人闻之，立即将赵琮妻子棚座前的帷幔撤去，把她搀出来与大家同席而坐，还为她装扮，而席间的她已经容光焕发。 家属尚且如此，中举者本人的反应就更复杂了。 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考上进士使他们感到一种莫名的轻松。虽然官职未授，但已经有了一个有恃无恐的资格和身份，可以比较真实地在社会上表现自己了。这中间最让人瞠目结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所记的那位王泠然了。 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在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高昌宇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我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这封无赖气十足的信，可以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素材。是变态心理学还是社会心理学？都可以算，而我更看重它的普遍性。当年的士子们如果读到王泠然的这封信，也许会指责他的狂诞和唐突，但就他们的内心而言，王泠然未必是独一份。 五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很多上筛的种子给颠蔫了、颠坏了。 科举像一个精致的闸口，本想会聚散佚处处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过于险峻，把很多水流都翻卷得浑浊了。 在我看来，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伺机心理。 伺机心理也可称做苦熬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以竞争求发达是人间通则，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和竞争并不追求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 未曾及第，连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气焰蔽天。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华大地上无数谦谦君子、温文儒者，灵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净，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祥和。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一切社会竞争都被科举制度提炼成一种官方竞争，而且只有这种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样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暗示怀才不遇。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那就是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 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 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这些前不久还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这些从春风得意的马背上跳下来，从杏园宴、闻喜宴的鼓乐中走出来的新科进士，授官之后便能调停钱粮、管理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 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开始，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学术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却无法贯串生命。 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百无一用是书生”，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得没有支点，圆通得无所作为。 其三，矫情倾向。 科举考试的成功率很低，因此必须割舍亲情牵连，让全家男女老少一起投入没有期限的别离和等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乡间，只怕考不上。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后来这些人互相间构建起一种价值原则——只有铁石心肠的男子才会被看成胸有大志而被充分赞扬，那就全然走向了矫情和自私。 铁石心肠不要感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 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考上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平康里的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内容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 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无聊。 男人有家眷而抛舍亲情，妓女有感情而无以实现，两相对视，谁的眼睛会更坦然一点？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死亡。 这位进士之死，看似不登大雅之堂，其实颇为高贵，因为他把功名、官职全都放到了爱情之下。与他相比，其他很多功名中人反倒虚假了。 六 除了上述三方面人格扭曲外，科举制度还不得不对考生进行一次严重的人格污辱，那就是一整套反作弊的措施。 反作弊是从宋代开始的。在唐代，一切都比较宽松随意，在科举考试的同时托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是常有的事，例如，大诗人王维、白居易、杜牧、李商隐都做过这样的事，如果没人推荐，他们很可能被数量不小的其他考生所埋没。在当时，这不算作弊。那种明目张胆的当场作弊，例如，请人代考，在唐代也是被禁止的，但禁止也仅止于禁止，没太当一回事。诗人温庭筠据说就是替别人代考的高手，有一次居然为八位考生完成了诗卷，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到了宋代，朝廷实行严格的文官制度，科举考试成了全国官吏的唯一来源，竞争日渐激烈，反作弊也就当做了一件大事。明清两代，这种制度越来越严格，如果再出现温庭筠这样的“枪手”，哪怕仅仅是代一位考生完成了试卷，他也必须在考场门外戴枷示众三个月，然后再万里流放。 如果是托人推荐，那么，在清代就变成了惊动朝野的科场案，结果很可能是推荐者、受荐者、被荐者，连同全体考官全部处死，并全家流放，株连九族。 我曾参观过一个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展览，面对那些实物，强烈感受到自宋以后，作弊和反作弊成了某些考生和官方之间层层递进的一场智力竞赛，而竞赛的结果是两方面都走向卑微。 考生作弊的最常用方式是挟带，把必然要考到的《四书》、《五经》、前科中举范文和自己的猜题习作，缩小抄写后塞在鞋底、腰带、裤子、帽子里。一切可以想得到的角角落落都塞，有的干脆密密麻麻地写在麻布衬衣里。 于是，堂皇的经典踏在脚底，抖索的肉体缠满墨迹，一旦淋雨或者出汗，烂纸污黑也就与可书生的绝望心情混作一团，一团由中国文字、中国文明、中国文人混合成的悲苦造型。 作弊挟带的，也不见得全是无能之辈。例如，一〇一二年的一次考试，搜出挟带者十八人，于是重考，十八人中还是有十二人合格。由此我一直怀疑，许多主持考试的考官说不定也有未被査出的作弊历史。作过弊的考官对作弊的防范只会更严，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也许是因为深谙其诀窍，他们会想出许多搜査挟带的机智办法。未曾作过弊的考官则会对作弊者保留着一种真诚的气恼，一旦有权，气恼也就化作了峻厉。 无论是机智还是峻厉，最终都要交给看守考场的士兵来操作。有时还公开悬赏，搜出一个挟带者奖赏一两银子。士兵们受此刺激，立时变成凶神恶煞，向全体考生扑来。 到清代，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过，甚至还要査看肛门，实在有辱斯文。北方无论是春闱还是秋试，都会遇到寒冷的日子，为了防止考生在羊皮袄里挟带，规定一切进考场的羊皮袄不能有面子，只能把单张羊皮穿在身上。一眼看去，考场内外一片白花花，宛若纷乱的羊群。 这景象在我想来是触目惊心的。这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群读书人，只能以动物的形态来表白自己对文化的坦诚？只能以最丑陋的仪仗来比赛自己的文明？ 任何考试都应该反作弊，这没有错。但是，我们中国常常会遗忘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一切防范都不应该剥夺所有无辜者的尊严。当人的基本尊严可以被随意糟践时，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 几百年反作弊的夸张行动也给中国文化本身带来一个毛病，那就是特别注意记忆功能。直到现代，很多人被尊为国学大师、学富五车，基本上都是在称奖他们的记忆功能，而不是创造功能。我认为，这完全是出于那些挟带不成的考生对于不必挟带的考生的佩服，居然延续至今，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定式。 反作弊的夸张行动，反映出考官和考生之间的极度不信任。在这种不信任的气氛中，考官也不能不战战兢兢。 例如，公元一五一一年的那次会试，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很小的知识性误差。估计当时考官太欣赏文章的立意和文辞了，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结果，落第考生大哗，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尽了脸面，不敢吱声。 又如，清代有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过两棵槐树之间一口井这样一种普通的景象，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写出文章来容易被人觉得没有学问，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 他写得那么从容，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即便他大体猜测到这位考生有可能是杜撰典故，也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他“用典有据”。这是考生对考官的一次成功逗弄，就像老鼠逗猫一般。 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这种麻烦。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优秀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还是应该相信他确实看到过“闾面”。沉淀了数千年的文史深潭，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都提供可能性，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 考官和考生在这方面的长久对峙，挑动了中国文人在文史细节上数百年的不正常敏感，常常使中国语文亲切、活泼、灵动的美好风范，变得刺猬般地不可接近。 七 科举制度积累了很多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它遇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十九世纪的中国，面临着列强的船坚炮利，突然发现自己最缺少的就是人才，这一下使科举制度和中国文人一起晕眩了。 一千多年前当科举制度刚刚盛行的时候，中国在世界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科举制度不就是要发掘更多的人才来为这个形象增色添彩的吗，怎么增添了一千多年反而成了人才空缺？ 是中国上了科举制度的当，还是科举制度上了中国的当？或是它们彼此上当，或是大家都上了一种莫名的历史魔力的当？ 据齐如山先生回忆，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国大地仍然愚蠢地以科举制度抵拒着商业文明。一个人参加了一次哪怕是等级最低的科举考试，连秀才也没有考上，在当时也算是文童了，有事见知县时可以有座，也可以与官员们同桌用餐。与此相反，一个商人，即便是海内巨贾，富甲一方，见知县时却不会有座，也不准与官员们同桌用餐。 于是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造像：一个读了几年死书而没有读出半点门道的失败者傻乎乎地端坐着，一个已经创造了大量财富而且有可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的实践者像仆役一样侍立着。这一历史造像，离我们并不遥远。 那么，这些端坐着的人在十九世纪晚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参加考试的呢？周作人先生回忆道，那是大寒季节，半夜起床，到考场早早坐定，在前后左右一片喧嚣中等到天亮。天亮后有人举着一块木板过来，上面写着考题，于是一片喧嚣变成了一片咿唔，考生们边咿唔边琢磨怎么写八股文了。一直咿唔到傍晚，时间显得紧张，咿唔也就变成呻吟： 在暮色苍茫之中，点点灯火逐渐增加，望过去真如许多鬼火，连成一片；在这半明不灭的火光里，透出呻吟似的声音来，的确要疑非人境。 齐如山先生对此还作了一个小小的补充，即整整一天的考试是无法离座大小便的，于是可想而知，场内污秽横流，恶臭难闻。 读到这类回忆，我总是蓦然发呆：灿烂的中国文明，繁密的华夏人才，究竟中了什么邪，要一头钻进这种鬼火、呻吟和恶臭里边？ 出于时代的压力、国际的对比，一九〇一年慈禧下令改革科举，考试内容中加中外政治历史、艺学，仍考四书五经，但不再用八股文程式。同时，开设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到国外留学。 这个弯转得既没有基础又不彻底，结果发生了很多并不轻松的趣事。为了要加入西洋文化的内容，有一次考官出题时把法国的拿破仑塞进去了，而且把中国古代的一位失败英雄项羽与他作对比，成了一道中外比较的试题——《项羽拿破轮论》（当时译名初设，把拿破仑译成拿破轮）。出题的考官赶时髦，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考生怎么跟得上呢？一位考生一开笔就写道： 夫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岂有破轮而不能拿哉？使破轮自修其政，又焉能为项羽所拿者？拿全轮而不胜，而况于拿破轮也哉？ 这位考生理所当然地把“拿破轮”看成是一个行为短语：某某人伸手去拿一个破轮子。项羽有没有拿过破轮子他不知道，但八股文考试鼓励空洞无物的瞎议论，文章也就做下去了。 当我在舒芜、吴小如先生的文章中读到这则史料时，像其他读者一样不能不哑然失笑。我想，科举考试在当时确实已成为一个破轮子，它无论如何不能再向前滚动了。为了不让这个破轮使整个大车倾翻，在鼎沸呼声中，科举终于被废除。科举废除后，新式学校一所接一所办起来了。这不仅释放了一大批原先已经走上科举之途的读书人，如上文提到的齐如山、周作人他们，而且实实在在地造就了一大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新型人才。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光明面，基本上是由这些新型人才造就的。如果科举制度再延续一些年月，那么中国在二十世纪将会更加死气沉沉，无所作为。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理由嘲笑它。它支撑了中国千余年社会管理人才的有序选拔，维系了中华文化的有效延续，而且如上文所述，它又塑造了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 十万进士、百万举人，都是我们的文化前辈。中华文化的大量奥秘都在他们身上。他们被污辱、被扭曲、被推崇，都是代表着中华文化在承受。因此，他们是我研究中华文化最根本的坐标。 不要糟践他们，也不要为他们过度辩护。由于他们传代久远，由于他们庞大的人数，更由于他们的基本功能，我们还是应该给予尊重。这也是我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态度。 八 科举实在累人。考生累，考官累，整个历史都被它搞累，我写它也实在写累了。我估计，读者也一定已经读得很累，那就到此为止吧。 眼前突然浮现一个舞台场面，依稀是马科导演、陈亚先编剧的《曹操与杨修》。曹操新当政，急需管理人才，下令在全国招贤；一个年轻的差役满街敲锣，敲一下喊一声：哐！“招贤啰！”哐！“招贤啰！”…… 曹操的时代还没有科举，但那几下锣声，足可概括千年科举的默默呼喊。 戏一场场演下去，招来的人才卷入了纷争的旋涡，困顿、后悔，直到死亡。但在每一场幕间，招贤的锣依然在敲，一声比一声怪异，一声比一声凄凉。记得最后一场，年轻的差役早已须发皓然，步履蹒跚。锣破了，嗓子哑了，但那声音分明还在一声声传来：哐！“招贤啰！”哐！“招贤啰！”…… 那个场面好像下了雪吧？积雪的土地仍然埋藏着对人才的渴望吧？敲傻老人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地排过去，凛冽的寒风卷走了锣声和喊声。 但是，锣声和喊声都会有人听到，渴望的大地总会等来大批脚印。很多历史悲剧，站远一看，都成了历史幽默。 一个理想主义的天才构思，实行了一千多年竟然变成了幽默，实在让人悲欣交集，归于蔼然。 点评一： 状元、进士、举人就是早先的文化人，他们不应是一个被嘲弄讽刺的对象；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他们理应得到尊敬。选拔人才直至今日依旧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高考制度制造的黑色幽默并不比科举少。对悠悠千年的文化现象，我们何时方能客观、公正地予以评判呢？（老愚） 点评二： 对古代权力系统向寒门读书人开放从而改变人生命运的科举制度的本质揭示，再没有比“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句话更为形象的说法了。 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是帝国政治学中最了不起的制度安排，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儒家文官系统，维持帝国的行政运作，所谓“治国平天下”。科举制甚至启迪了美国、英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但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制度创新，也有可能在实施过程中被人念歪了经。科举终于被演绎成帝国僵硬的人生博弈。1905年，选拔过“十万进士，百万举人”的科举制被废止。这以后是新式学堂的开设，是如今的新科举式的高考。可以说，科举塑造的民族心理结构至今未变。（马策） 点评三： 打破垄断，全面开放，将文化水准列为首选条件，曾经让整个国土燃起希望之火、让天下学子枯守寒窗孜孜以求的科举，最终竟沦落到如张之洞所说的“一日不废，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的地步。当其盛时，个人的命运沉浮荣辱变迁被举世所瞩目，进而被融入最广泛的社会心态，造成了展开方式的严重失度，于是，天平失衡了，负面成了主流，伺机心理、骑墙态势、矫情倾向由此衍生并蔓延，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格急遽退化，科举顿时走向悖论。 本文结构宏大，纵横跨度极大，但作者思接千载，从容拾掇，其情其理，各得其宜，各尽其妙。（傅应湘） 处处有他们 一 我用双手摩挲中华大地。 有高山，有深谷，有大河，有莽原。但是，为什么手下总有一些黏黏糊糊的感觉？定睛细看，那些地方都显得阴暗朦胧。 中华大地和中华历史本该更加敞亮爽利，本该有更多万人景仰的圣哲、白马凯旋的英雄。然而，谁都看到，事情一直不是这样。原因是，有密密麻麻的一群特殊人物悄悄地掌控了不小的局面。 我们居然常常把他们忽略了，遗忘了。 这群人物不是英雄豪杰，也未必是元凶巨恶。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极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论，他们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学者。很难说他们是好人坏人，但由于他们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躁，许多简单的历史事件一一变得混沌、暧昧、肮脏，许多祥和的人际关系慢慢变得紧张、尴尬、凶险，许多响亮的历史命题逐个变得黯淡、紊乱、荒唐。 他们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他们的全部所作所为并没有留下清楚的行为印记，他们绝不想对什么负责，而且确实也无法让他们负责。他们是一团驱之不散又不见痕迹的腐浊之气，他们是一堆飘忽不定的声音和眉眼。 你终于愤怒了，聚集起万钧雷霆准备轰击，没想到这些声音和眉眼也与你在一起愤怒，你突然失去了轰击的对象。你想不予理会，掉过头去，但这股腐浊气却又悠悠然地不绝如缕。 我相信，历史上许多钢铸铁浇般的政治家、军事家最终悲怆辞世的时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确的政敌和对手，而是曾经给过自己很多腻耳的佳言和突变的脸色，最终还说不清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的那些人物。 处于弥留之际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颤动着嘴唇艰难地吐出一个词：“小人……” ——不错，小人。这便是我这篇文章要写的主角。 小人是什么？如果说得清定义，他们也就没有那么可恶了。小人是一种很难定位和把握的存在，约略能说的只是，这个“小”，既不是指年龄，也不是指地位。小人与小人物，是两码事。 在一本书上看到欧洲的一则往事。数百年来一直亲如一家的一个和睦村庄，突然产生了邻里关系的无穷麻烦，本来一见面都要真诚地道一声“早安”的村民们现在都怒目相向。没过多久，几乎家家户户都成了仇故，挑衅、殴斗、报复、诅咒天天充斥其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准备逃离这个恐怖的深渊。 可能是教堂的神甫产生了疑惑吧，他花了很多精力调查缘由。终于真相大白，原来不久前刚搬到村子里来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个爱搬弄是非的长舌妇，全部恶果都来自于她不负责任的窃窃私语。村民知道上了当，不再理这个女人，她后来很快搬走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村民间的和睦关系再也无法修复。解除了一些误会，澄清了一些谣言，表层关系不再紧张，然而从此以后，人们的笑脸不再自然，即便在礼貌的言辞背后也有一双看不见的疑虑眼睛在晃动。大家很少往来，一到夜间早早地关起门来，谁也不理谁。 我读到这个材料时，事情已过去了几十年。作者写道，直到今天，这个村庄的人际关系还是又僵又涩、不冷不热。 对那个窃窃私语的女人，村民们已经忘记了她讲的具体话语，甚至忘记她的容貌和名字。说她是坏人吧，看重了她，但她实实在在地播下了永远也清除不净的罪恶的种子。说她是故意的吧，那也强化了她，她对这个村庄未必有什么争夺某种权力的企图。说她仅仅是言辞失当吧，那又过于宽恕了她，她做这些坏事带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冲动。对于这样的女人，我们所能给予的还是那个词：小人。 小人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这件欧洲往事因为有前前后后的鲜明对比，有那位神甫的艰苦调査，居然还能寻找到一种答案。然而谁都明白，这在“小人事件”中属于罕例。绝大多数“小人事件”是找不到这样一位神甫、这么一种答案的。我们只要稍稍闭目，想想古往今来、远近左右，有多少大大小小、有形无形的“村落”被小人糟蹋了而找不到事情的首尾？ 由此不能不由衷地佩服起孔老夫子和其他先秦哲学家来了，他们那么早就浓浓地划出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诚然，这两个概念有点模糊，相互间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的弹性，但后世大量新创立的社会范畴都未能完全地取代这种古典划分。 孔夫子提供这个划分，是为了弘扬君子、提防小人。但是，后来人们常常为了空洞的目标和眼前的实利淡化这个划分，于是，我们长久地放弃这个划分之后，小人就像失去监视的盗贼、冲决堤岸的洪水，汹涌泛滥。 结果，不愿多说小人的中国历史，小人的阴影反而越来越浓。他们组成了道口路边上密密层层的许多暗角，使得本来就已经十分艰难的民族步履，在那里趔趄、错乱，甚至回头转向，或拖地不起。即便是智慧的光亮、勇士的血性，也对这些霉苔斑斑的角落无可奈何。 二 然而，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不会放过小人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历史症结，于是在他冷静的叙述中时时迸发出一种激愤。 例如，司马迁写到过发生在公元前五二七年的一件事。那年，楚平王要为自己的儿子娶一门媳妇，选中的姑娘在秦国，于是就派出一名叫费无忌的大夫前去迎娶。费无忌看到姑娘长得极其漂亮，眼睛一转，就开始在半道上动脑筋了。 ——我想在这里稍稍打断，与读者一起猜测一下他动的是什么脑筋，这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小人的行为特征。 看到姑娘漂亮，估计会在太子那里得宠，于是一路上百般奉承，以求留下个好印象。这种脑筋，虽不高尚却也不邪恶，属于寻常世俗心态，不足为奇，算不上我们所说的小人；看到姑娘漂亮，想入非非，企图有所沾染，暗结某种私情。这种脑筋，竟敢把一国的太子当做情敌，简直胆大妄为。但如果付诸实施，倒也算是人生的大手笔，为了情欲无视生命，即便荒唐也不是小人作为。 费无忌动的脑筋完全不同，他认为如此漂亮的姑娘应该献给正当权的楚平王。 尽管太子娶亲的事已经国人皆知，尽管迎娶的车队已经逼近国都，尽管楚宫里的仪式已经准备妥当，费无忌还是骑了一匹快马，抢先直奔王宫。他对楚平王描述了秦国姑娘的美貌，说反正太子此刻与这位姑娘尚未见面，大王何不先娶了她，以后再为太子找一门好的呢？楚平王好色，被费无忌说动了心，但又觉得事关国家社稷的形象和承传，必须小心从事，就重重拜托费无忌一手操办。三下两下，这位原想来做太子妃的姑娘，转眼成了公公楚平王的妃子。 事情说到这儿，我们已经可以分析出小人的几条行为特征了： 其一，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也能发现美好，有时甚至发现得比別人还敏锐，但不可能对美好投以由衷的虔诚。他们总是眯缝着眼睛打量美好事物，眼光时而发红时而发绿，时而死盯时而躲闪，只要一有可能就忍不住要去扰乱、转嫁，竭力作为某种隐潜交易的筹码加以利用。 美好的事物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最消受不住的却是小人的作为。蒙昧者可能致使明珠暗投，强蛮者可能致使玉石俱焚，而小人则鬼鬼祟祟地把一切美事变成丑闻。因此，美好的事物可以埋没于荒草黑夜间，可以展露于江湖莽汉前，却断断不能让小人染指或过眼。 其二，小人见不得权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小人的注意力总会拐弯抹角地绕向权力的天平；在旁人看来根本绕不通的地方，他们也能飞檐走壁绕进去。他们敢于大胆损害的，一定是没有权力或权力较小的人。他们表面上是历尽艰险为当权者着想，实际上只想着当权者手上的权力。但作为小人，他们对权力本身并不迷醉，只迷醉权力背后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因此，乍一看他们是在投靠谁、背叛谁、效忠谁、出卖谁，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稳定的对象概念，只有实际私利。 其三，小人不怕麻烦。上述这件事，按正常逻辑来考虑，即便想做也会被可怕的麻烦所吓退，但小人是不怕麻烦的。怕麻烦做不了小人，小人就在麻烦中成事。小人知道，越麻烦越容易把事情搞浑，只要自己不怕麻烦，总有怕麻烦的人。当太子终于感受到与秦国姑娘结婚的麻烦时，当大臣们也明确觉悟到阻谏的麻烦时，这件事也就办妥了。 其四，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急于事功又不讲规范，有明明暗暗的障眼法掩盖着，办起事来几乎遇不到阻力，能像游蛇般灵活地把事情迅速搞定。他们善于领会当权者难以启齿的隐忧和私欲，把一切化解在顷刻之间，所以在当权者眼里，他们的效率更是双倍的。有当权者支撑，他们的效率就更高了。费无忌能在为太子迎娶的半道上发起一个改变皇家婚姻方向的骇人行动而居然快速成功，便是例证。 暂且先讲这四项行为特征吧，司马迁对此事的叙述还没有完，让我们顺着他的目光继续看下去—— 费无忌办成了这件事，既兴奋又慌张。楚平王越来越宠信他了，这使他满足，但静心一想，这件事上受伤害最深的是太子，而太子是迟早会掌大权的，那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开始在楚平王耳边递送小话：“那件事情之后，太子对我恨之入骨，那倒罢了，我这么个人也算不得什么，问题是他对大王您也怨恨起来，万望大王戒备。太子已握兵权，外有诸侯支持，内有他的老师伍奢帮着谋划，说不定哪一天要兵变呢！” 楚平王本来就觉得自己对儿子做了亏心事，儿子一定会有所动作，现在听费无忌一说，心想果不出所料。于是立即下令杀死太子的老师伍奢、伍奢的长子伍尚，进而又要捕杀太子。太子和伍奢的次子伍员，只得逃离楚国。 从此之后，连年的兵火就把楚国包围了。逃离出去的太子是一个拥有兵力的人，自然不会甘心；伍员则发誓要为父兄报仇，曾一再率吴兵伐楚。许多连最粗心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关注的著名军事征战，此起彼伏。 然而楚国人民记得，这场弥天大火的最初点燃者是小人费无忌。大家咬牙切齿地用极刑把这个小人处死了，但整个国土早已满目疮痍。 ——在这儿我又要插话。顺着事件的发展，我们又可把小人的行为特征延续几项了： 其五，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在本质上是胆小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不必害怕具体操作上的失败，但却不能不害怕报复。设想中的报复者当然是被他们伤害的人，于是他们的使命注定是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你如果被小人伤害了一次，那么等着吧，第二次、第三次更大的伤害在等着你。因为不这样做，小人缺少安全感。楚国这件事，受伤害的无疑是太子，费无忌深知这一点，因此就无以安生，必欲置之死地才放心。小人不会怜悯，不会忏悔，只会害怕，但越害怕越凶狠，一条道走到底。 其六，小人需要博取同情。明火执仗的強盗、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是恶人而不是小人，小人没有这份胆气，需要掩饰和躲藏。他们反复向别人解释，自己是天底下受损失最大的人，自己是弱者，弱得不能再弱了，似乎生就是被别人欺侮的料。在他们企图吞食别人产权、名誉乃至身家性命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让低沉的喉音、含泪的双眼、颤抖的脸颊、欲说还休的语调一起上阵，逻辑说不圆通时便哽哽咽咽地糊弄过去，你还能不同情？而费无忌式的小人则更进一步，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心为他人、为上司着想而招致祸殃的人，那自然就更值得同情了。职位所致，无可奈何，一头是大王，一头是太子，我小小一个侍臣有什么办法？苦心斡旋却两头受气，真是何苦来着？这样的话语，从古到今我们听到的还少吗？ 其七，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小人要借权力者之手或起哄者之口来卫护自己，必须绘声绘色地谎报敌情。费无忌谎报太子和太子的老师企图谋反攻城的情报，便是引起以后巨大灾祸的直接诱因。说谎和造谣是小人的生存本能，但小人多数是有智力的，他们编织的谎言要取信于权势和舆情，必须大体上合乎浅层逻辑，让不习惯实证考察的人一听就立即产生情绪反应。因此，小人的天赋就在于能熟练地使谎言编织得合乎情理。他们是一群有本事诱使伟人和庸人全都沉陷进谎言迷宫而不知回返的能工巧匠。 其八，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小人精明而缺少远见，因此他们在制造一个个具体的恶果时并没有想这些恶果最终组接起来将会酿成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当他们不断调唆权势和舆情的初期，似乎一切顺着他们的意志在发展，而当权势和舆情终于勃然而起挥洒暴力的时候，连他们也不能不瞠目结舌、骑虎难下了。小人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们是这些灾难的最初责任者。平心而论，当楚国一下子陷于邻国攻伐而不得不长年以铁血为生的时候，费无忌也已经束手无策，做不得什么好事也做不得什么坏事了。但最终受极刑的仍然是他，司马迁以巨大的厌恶使之遗臭万年的也是他。小人的悲剧，正在于此。 三 解析一个费无忌，我们便约略触摸到了小人的一些行为特征，但这对了解整个小人世界还是远远不够的。小人，还没有被充分研究。 我理解我的同道，谁也不愿往小人的世界深潜，因为这委实是一件令人气闷乃至恶心的事。既然生活中避小人唯恐不远，为何还要让自己的笔去长时间地沾染他们呢？ 但是，回避显然不是办法。既然人们都遇到了这个梦魇却缺少人来呼喊，既然呼喊几下说不定能把梦魇暂时驱除一下，既然暂时的驱除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于正义的信心，那么，为什么要回避呢？ 我认为，小人之为物，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道德品质的畸形，这是一种历史的需要。 中国式的人治专制隐秘多变，迫切需要一批这样的人物：他们既能诡巧地遮掩隐秘，又能适当地把隐秘装饰一下昭示天下；既能灵活地适应变动，又能庄严地在变动中翻脸不认人；既能从心底里蔑视一切崇高，又能把统治者的心思洗刷成光洁的规范。 这样一批人物，需要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快速的判断能力、周密的联想能力、有效的操作能力，但却万万不能有稳定的社会理想和个人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小人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对极权专制体制的填补。 为了极权专制的利益，这些官场小人能够把人之为人的人格基座踩个粉碎，并由此获得一种轻松，不管干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可以一一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恻隐之心也可以一一抛开，这便是极不自由的专制社会所哺育出来的“自由人”。 这种“自由人”在中国下层社会某些群落获得了呼应。 我所说的这些群落不是指穷人，贫穷不等于高尚却也不直接通向邪恶，我甚至不是指强盗，强盗固然邪恶却也有自己的道义规范，否则无以合伙成事，无以长久立足，何况他们时时以生命作为行为的代价；我当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价虽然不是生命却也是够痛切的，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方面，她们都要比官场小人贞洁。 与官场小人真正呼应得起来的，是社会下层的那样一些低劣群落：恶奴、乞丐、流氓、文痞。 恶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窥知堂堂朝廷要员也与自己一般行事处世，也便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资格自称“朝中有人”的皇亲国戚。 这种遥相对应产生了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一种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运动，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会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呢？ 那么，就让我们以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的分类，再来更仔细地看一看小人。 恶奴型小人： 本来，为人奴仆也是一种社会构成，并没有可羞耻或可炫耀之处。但其中有些人，成了奴仆便依仗主子的声名欺侮别人，主子失势后却又对主子本人恶眼相报，甚至平日在对主子低眉顺眼之时也不时窥测着吞食主子的各种可能。这便是恶奴了，而恶奴则是很典型的一种小人。 谢国桢先生的《明季奴变考》详细叙述了明代末年江南一带仕宦缙绅家奴闹事的情景，其中涉及我们熟悉的张溥、钱谦益、顾炎武、董其昌等文化名人的家奴。这些家奴或是仗势欺人，或是到官府诬告主人，或是鼓噪生事席卷财物，使政治大局本来已经够混乱的时代更加混乱。 为此，孟森先生曾写过一篇《读明季奴变考》的文章，说明这种奴变其实说不上阶级斗争。因为当时江南固然有不少做了奴仆而不甘心的人，却也有很多明明不必做奴仆而一定要做奴仆的人，这便是流行一时的找豪门投靠之风。 本来生活已经挺好，但想依仗豪门以逃避赋税、横行乡里，便成群结队地签订契约卖身为奴。“卖身投靠”这个词就是这样来的。孟森先生说，前一拨奴仆刚刚狠狠地闹过事，后一拨人又乐呵呵地前来投靠为奴，这算什么阶级斗争呢？ 乞丐型小人： 因一时的灾荒行乞，是值得同情的，但是，把行乞当做一种习惯性职业，进而滋生出一种群体性的心理模式，则必然成为社会公害。 乞丐心理的基点，在于以自秽、自弱为手段，点滴而又快速地完成着对他人财物的占有。乞丐型小人的心目中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他们认为世间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的，又都是自己的。只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人格形象来获得人们的怜悯，不是自己的东西也可能转换成自己的东西。他们的脚永远踩踏在转换所有权的滑轮上，获得前语调诚恳让人流泪，获得后立即翻脸不认人。 乞丐一旦成群结帮，谁也不好对付。《清稗类钞·乞丐类》载：“江苏之准、徐、海等处，岁有以逃荒为业者，数百成群，行乞于各州县，且至邻近各省，光绪初为最多。”最古怪的是，这帮浩浩荡荡的乞丐还携带着盖有官印的“护照”，到了一个地方行乞简直成了一种堂堂公务。 行完乞，他们又必然会到官府赖求，再盖一个官印，作为向下一站行乞的“签证”。官府虽然也皱眉，但经不住死缠，既是可怜人，行乞又不算犯法，也就一一盖了章。 由这个例证联想开去，生活中只要有人肯下决心用乞丐手法来获得什么，迟早总会达到目的。 流氓型小人： 当恶奴型小人终于被最后一位主子所驱逐时，当乞丐型小人终于有一天不愿再扮可怜相时，这就变成了流氓型小人。 《明史》中记述过一个叫曹钦程的人，已经做了吴江知县，还要托人认宦官魏忠贤做父亲，其献媚的态度最后连魏忠贤本人也看不下去了，说他是败类，撤了他的官职。他竟当场表示：“君臣之义已绝，父子之恩难忘。” 不久，魏忠贤阴谋败露，曹钦程被算作同党关入死牢。他也没觉得什么，天天在狱中抢掠其他罪犯伙食，吃得饱饱的。 这个曹钦程，起先无疑是恶奴型小人，但失去主子，到了死牢，便自然地转化为流氓型小人。我做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嘴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嘴里！你来打吗？我已经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说什么也多余了。 流氓型小人比其他类型的小人显得活跃。他们像玩杂耍一样交替玩弄着诬陷、偷听、恫吓、欺诈、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泪血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 流氓型小人乍一听似乎多是年轻人，其实未必。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时间积累的恶果，因此有不少倒是上了一点年岁的。谢国桢先生曾经记述明末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慎卿的人，他做过家奴，贩过私盐，也在衙门里混过事，人生历练极为丰富，到老在乡间组织一批无赖子不断骚扰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而黠”，简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间那些有流氓习气的年轻人并不属于这个范围。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时，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 明明是文人却被套上了一个“痞”字，是因为他们的行事方式与市井小痞子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是以攻击他人作为第一特征，攻击的方式是掷秽泼污，侵犯他人的名誉权，对于自己的劣行即使彻底暴露也绝不道歉，立即转移一个话题永远纠缠下去，如此等等。 但是，文痞型小人毕竟还算文人，懂得伪装自己的文化形象，因此一定把自己打扮得慷慨激昂、疾恶如仇。他们知道当权者最近的心思，也了解当下舆论的热点，总是抛出一个个最吸引众人注意力的话题作为攻击的突破口，顺便让自己成为公众人物。 在古代，血迹斑斑的文字狱的形成，最早的揭发批判者就是他们；在现代，“文革”中无数冤假错案的出现，最早的揭发批判者也是他们，在当代，借用媒体的不良权力一次次围啄文化创造者，致使文化严重滞后的，也是他们。他们不断地引导民众追恶寻恶，而最大的恶恰恰正是他们自己。 我曾经做过几次试验，让一些德行高尚的文化人来排列古代、现代、当代的文痞型小人名单，结果居然高度一致，可见要识破他们并不难。但是，在当今中国，文痞型小人仍然特别具有欺骗性和破坏性，因为他们利用广大民众对于文化的茫然，对于报刊的迷信，把其他类型小人的局部恶浊装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污染。因此，他们是所有小人中最恶劣的一群。 影响虽大，但他们的人数并不多，这可能要归功于中国古代的君子观念的渗透。历来许多文人有言辞偏激、嘲谑成性、行止不检、表里不一等缺点，都不能目之为文痞型小人。 四 值得深思的是，有不少小人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组织能力和敢死精神，为什么正常的社会群体对他们也失去了防御能力？如果我们不把责任全部推给此前的专制王朝，在我们身边是否也能找到一点原因？ 好像能找到一些。 第一，观念上的缺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社会上特别痛恨的都不是各种类型的小人。我们痛恨口出狂言的青年，我们痛恨死死纠缠异性的情痴，我们痛恨极端的激进派或保守派，我们痛恨跋扈、妖惑、酸腐、固执，我们痛恨这痛恨那，却不会痛恨那些没有立场的游魂、转瞬即逝的笑脸、无法验证的美言、无可检收的许诺。 很长时间我们都以某种意识形态的立场决定自己的情感投向，而小人在这方面是无可无不可的，因此容易同时讨好两面，至少被两面都看成中间状态的友邻。 我们厌恶愚昧，小人智商不低；我们厌恶野蛮，小人在多数情况下不干血淋淋的蠢事。结果，我们苛刻地垂顾着各色人等，却独独把小人给放过了。 第二，情感上的牵扯。 小人是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来说正中下怀。 在这个问题上小人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为知己的人。 到后来，人们也会渐渐识破他们的真相，但既有旧情牵连，不好骤然翻脸。 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特别能在情感的迷魂阵中识别小人的是两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他们的千古贤名，有一半就在于他们对小人的防范上。 管仲辅佐齐桓公时，齐桓公很感动地对他说：“我身边有三个对我最忠心的人，一个为了侍候我自愿做太监，把自己阉割了；一个来做我的臣子后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看过父母，另一个更厉害，为了给我滋补身体居然把自己儿子杀了做成羹给我吃！” 管仲听罢便说：“这些人不可亲近，他们的作为全部违反人的正常感情，怎么还谈得上对你的忠诚？”齐桓公听了管仲的话，把这三个小人赶出了朝廷。 管仲死后，这三个小人卷土重来，果然闹得天翻地覆。 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很多小人，难于尽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谏议大夫程师孟，他有一天竟然对王安石说，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而自己的内心却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先死，您就会给我写墓志铭，好流传后世了。” 王安石一听就掂出了这个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会。 只有像管仲、王安石这样，小人们所布下的情感迷魂阵才能破除，但对很多人物来说，几句好话一听心肠就软，小人要俘虏他们易如反掌。 第三，心态上的恐惧。 小人和善良人们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长的情谊上的“蜜月期”。当人开始有所识破的时候，小人的撒泼期也就来到了。 平心而论，对于小人的撒泼，多数人是害怕的。小人不管实际上胆子多小，撒起泼来有一种玩命的表象。好人虽然不见得都怕死，但死也要死在像样的地方；与小人玩命，他先泼你一身脏水，把是非顛倒得让你成为他的同类，就像拉进一个泥潭翻滚得谁的面目也看不清，这样的死法多窝囊！ 因此，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再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 在很多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格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这般口舌、这般耐心、这般情绪，他们知道你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候，只要继续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到达极限的一刻。他们也许看到过古希腊的著名雕塑《拉奥孔》，那对强劲的父子被滑腻腻的长蛇终于缠到连呼号都发不出声音的地步。想想那尊雕塑吧，你能不怕？ 有没有法律管小人？很难。小人基本上不犯法。这便是小人更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无赖小人牛二缠上了英雄杨志，杨志一躲再躲也躲不开，只能把他杀了，但犯法的是杨志，不是牛二。 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贴住一具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生命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贵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旦付出代价后人们才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失衡。 这种失衡又倒过来在社会上普及着新的恐惧：与小人较劲犯不着。中国社会流行的那句俗语“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实在充满了无数次失败后的无奈情绪。谁都明白，这句话所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着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无知者羡慕，他们的队伍扩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误。 中国历史上很多不错的人物在对待小人的问题上每每产生策略上的失误。在道与术的关系上，他们虽然崇仰道，但因为整个体制的束缚，无法真正行道，最终都垂青于术，名为韬略，实为政治实用主义。 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政敌。这样做初看颇有实效，其实后果严重。政敌未必是小人，利用小人对付政敌，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用小人扑灭政见不同的君子，在文明构建上是一大损失。 如果是利用小人来对付小人，那就会使被利用的那拨小人处于被弘扬的地位，一旦成功，小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将邀功论赏，发扬光大。 中国历史上许多英明君主、贤达臣将往往在此处失误，他们获得了具体的胜利，但胜利果实上充满了小人灌注的毒汁。他们只问果实属于谁而不计果实的性质。因此，无数次即便是好人的成功，也未必能构成文明的积累。 第五，灵魂上的对应。 有不少人，就整体而言不能算是小人，但在特定的情势和境遇下，灵魂深处也会悄然渗透出一点小人情绪，这就与小人们的作为对应起来了，成为小人闹事的帮手和起哄者。 谣言和谎言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市场？按照正常的理性判断，大多数谣言是很容易识破的，但居然会被智力并不太低的人大规模传播，原因只能说是传播者对谣言有一种潜在的需要。 只要想一想历来被谣言攻击的对象，大多是那些有理由被别人暗暗嫉妒却没有理由被公开诋毁的人物，我们就可明白其中的奥秘了。谣言为传谣、信谣者而设。按接受美学的观点，谣言的生命扎根于传谣、信谣者的心底。如果没有这个根，一个谣言便如小儿梦呓，腐叟胡诌，会有什么社会影响呢？ 一切正常人都会有失落的时候，失落中很容易滋长嫉妒情绪，一听到某个得意者有什么问题，心里立即获得了某种窃窃自喜的平衡，也不管起码的常识和逻辑，也不做任何调查和印证，立即一哄而起，形成围啄。 更有一些人，平日一直遗憾自己在名望和道义上的欠缺，一旦小人提供一个机会能在攻击别人过程中获得这种补偿，也会在犹豫再三之后探头探脑地出来，成为小人的同伙。 如果仅止于内心的些微需要试图满足，这样的陷落也是有限度的，良知的警觉会使他们拔身而走。但也有一些人，开始只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心对立而已，而一旦与小人合伴成事后又自恃自傲，良知麻木，越沉越深，那他们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小人而难以救药了。 从这层意义上说，小人最隐秘的土壤，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即便是吃够了小人苦头的人，一不留神也会在自己的某个精神角落为小人挪出空地。 五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显然没有消解小人的良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 我认为，最根本的是要不断扩大君子的队伍，改变君子和小人的数量对比。一定需要有一批人成为比较纯粹的君子，而不受任何小人生态的诱惑。 君子的古代标准，也就是他们与小人的原始区别，我们的祖先早有教导，例如“君子怀德”、“君子坦荡荡”、“君子求诸己”、“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周而不比”，等等。这些教导，对君子的风范、目标和生态作了经典描述。君子的现代标准，就要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系列全人类公认的价值标准，诸如人权、人道、民主、自由、互助、慈善、环保，等等，并由此展现出更加关爱苍生、牺牲自我、温和坚毅、光明磊落的风范。 真正的君子行迹，是一种极其美好的人生体验。只要认真投入，很快就能发现，自己什么也不害怕了。过去想做君子而犹豫，不就是害怕小人吗？一旦成了真君子，这种担忧就不再存在。 不再害怕我们害怕过的一切。不再害怕众口铄金，不再害怕招腥惹臭，不再害怕群蝇成阵，不再害怕阴沟暗道，不再害怕那种时时企盼着新的整人运动的饥渴眼光，不怕偷听，不怕恐吓，不怕狞笑，只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在人格、人品上昭示出高贵和低贱的界限。 此外，有一件具体的事可做。我主张大家一起来认真研究一下从历史到现实的小人问题，把这个问题集中谈下去，总有好处。 想起了写《吝嗇鬼》的莫里哀。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根治人类身上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吝嗇这个老毛病，但他在剧中把吝嗇解剖得那么透彻、那么辛辣、那么具体，使人们以后再遇到吝嗇，或者自己心底再产生吝啬的时候，猛然觉得在哪里见过，于是，剧场的笑声也会在他们耳边重新响起。那么多人的笑声使他们明白人类良知水平上的是非。他们在笑声中莞尔了，正常的人性也就悄悄地上升了一小格。 吝嗇的毛病比我所说的小人问题轻微得多。鉴于小人对我们民族昨天和今天的严重荼毒，微薄如我们，能不能像莫里哀一样把小人的行为举止、心理方式用最普及的方法袒示于世，然后让人们略有所悟呢？ 研究小人是为了看清小人，给他们定位，以免他们继续以无序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生活的各到各处，使人们难以招架。研究仅止于研究，尽量不要与他们争吵。争吵使他们加重，研究使他们失重。 虽然小人尚未定义，但我看到了一个与小人有关的定义。一位美国学者说： 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大家都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这个定义十分精彩。小人总有，但他们的地位与时代本身的重量成反比。既然专制极权和政治乱世造就了小人，既然庸众意识和恐惧心理助长了小人，那么，如果出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气压，使小人在社会上从中心退到旁侧，从高位降到低位，从主宰变成赘余，这个时代已经在问鼎伟大。 我们的时代已经出现了一些好的趋势。快速推进的时代节奏，无限开阔的全球视野，渐渐使很多小人的行为越来越失去效用。前几年还在闹腾的事件，现在一看全变成了笑话。尤其是那些以折腾人著称的“大批判专家”，连名字也完全被人们淡忘。 但是，我们的时代与伟大显然还有距离。大家已经发现，主要距离在于精神文化方面；大家没有发现的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其实不少，却仍然被小人啃噬着。中国民众固然已经厌烦小人了，但是，以往很多年被小人扯来扯去的视线，至今还没有恢复仰望精神文化的功能。结果，小人被冷落了，而精神文化也被冷落着。 我相信，这种双向冷落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 最后我必须补充一个观点才能结束本文，那就是：尽管小人在整体上祸害久远，但就他们的个体生命而言，大多也是可怜人，包括其中最令人厌烦的文痞型小人，无非也就是一些喝了“狼奶”的失败者和抑郁者。他们，还有被拯救的可能。 冷落他们，搁置他们，然后拯救他们，这便是当今君子的责任。 说到底，他们是在一个缺少关爱的环境里长大的一群，因此也应该受到关爱。我们鄙弃的，是他们以往的作恶方式，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集合状态。 点评一： 对浸润于酱缸文化而浑然不觉的人而言，“小人”从来都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只有渴望健康人际关系、期望正直生活着的人，才会有痛彻心扉的感受。英雄创造历史，小人改写历史。一个不健康的社会才会有小人的用武之地。（老愚） 点评二： 本文既是对“小人”的判决书，也是一纸道德审判书，但不是对历史的重新阐释。面对复杂隐秘的人性（比如机会主义、有限理性），以君子/小人这一边界模糊的人二元对立语义结构识人，恐怕不是现代人应有的态度。（马策） 点评三： 人类历史总体上是在相对明亮的主题上行进的，但由于小人的存在，“许多鲜明的历史形象渐渐变得瘫软、迷顿、暴躁”。本文条分缕析地指出小人的八大行为特征：小人见不得美好，见不得权势，不怕麻烦，办事效率高，他们不会放过被伤害者，他们需要博取同情，他们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他们最终控制不了局势。他们组成了密密层层、形形色色的历史暗角，使民族前行的步履更加趔趄和错乱。其社会性后果不可小觑。 小人现象在历史上的充分呈现，固然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专制和社会下层低劣群体的微妙结合，结合双方虽然地位悬殊，却互为需要、相辅相成，终于化合成一种独特的心理方式和生态方式。静心检视，我们观念上的缺陷、情感上的牵扯、心理上的恐惧、策略上的失误、灵魂上的对应，也使得“滋生他们的那块土壤总是那样肥沃丰美”，小人于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面对小人，我们理应疗救，这又是一个相当宏大的论题。尽管良方难觅，不妨在心理上强悍起来，“以更明确、更响亮的方式，在人格、人品上昭示出高贵和低贱的界限”。 全篇吐纳古今，驰骋中外，揣摩文化心态，让人频生共鸣，由人而事，由事而理，自然而自如。（傅应湘） 抱愧山西 一 十余年前的某一天，我在翻阅一堆史料的时候大吃一惊，便急速放下手上的其他工作，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査检了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稿，终于将信将疑地接受了这样一个结论：在十九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那些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纪初，山西仍是中国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大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山西商人之富，有许多数字可以引证，本文不作经济史的专门阐述，姑且省略了吧。反正在清代全国商业领域，人数最多、资本最厚、散布最广的是山西人；毎次全国性募捐，捐出银两数最大的是山西人；要在全国排出最富的家庭和个人，最前面的一大串名字大多也是山西人；甚至，在京城宣告歇业回乡的各路商家中，携带钱财最多的又是山西人。 按照我们往常的观念，富裕必然是少数人残酷剥削多数人的结果。但事实是，山西商业的发达、豪富人家的消费，大大提高了所在地的就业幅度和整体生活水平。而那些大商人都是在千里万里间的金融流通过程中获利的，并不构成对当地人民的剥削。因此与全国相比，当时山西城镇民众的一般生活水平也不低。有一份材料有趣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八二二年，文化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政治建议。他认为自乾隆末年以来，民风腐败，国运堪忧，城市中“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因此建议把这种无业人员大批西迁，再把一些人多地少的省份如河北、河南、山东、陕西、江西、福建等地的民众大规模西迁，使之无产变为有产，无业变为有业。他觉得内地只有两个地方可以不考虑（“毋庸议”）西迁，一是江浙一带，那里的人民筋骨柔弱，吃不消长途跋涉；二是山西省： 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土著者不愿徙，毋庸议。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百零六页） 龚自珍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富商，而且也包括土生土长的山西百姓。 其实，细细回想起来，即便在我本人有限的见闻中，可以验证山西之富的信号也曾屡屡出现，可惜我把它们忽略了。例如，现在苏州有一个规模不小的“中国戏曲博物馆”，我多次陪外国艺术家去参观，几乎每次都让客人们惊叹不已。尤其是那个精妙绝伦的戏台和观剧场所，连贝聿铭这样的国际建筑大师都视为奇迹。但整个博物馆的原址却是“三晋会馆”，即山西人到苏州来做生意时的一个聚会场所。说起来苏州也算富庶繁华的了，没想到山西人轻轻松松来盖了一个会馆就把风光占尽。记得当时我也曾为此发了一阵呆，却没有往下细想。 又如，翻阅宋氏三姊妹的多种传记，总会读到宋蔼龄到丈夫孔祥熙家乡去的描写，于是知道孔祥熙这位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也正是从山西太谷县走出来的。美国人罗比·尤恩森写的那本传记中说：“蔼龄坐在一顶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里，孔祥熙则骑着马。但是，使这位新娘大为吃惊的是，在这次艰苦的旅行结束时，她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因为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所以这里常常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我初读这本传记时也曾经在这些段落间稍稍停留，却没有去琢磨让宋蔼龄这样的人物吃惊、被美国传记作家称为“中国的华尔街”，意味着什么。 看来，山西之富在我们上一辈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常识，我们的误解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在我们这一辈，产生这种误解的远不止我一人。 因此，好些年来，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期待着一次山西之行。 二 我终于来到了山西。为了平定一下慌乱的心情，我先把一些著名的常规景点看完，最后再郑重其事地逼近我心里埋藏的那个大问号。 我的问号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们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书店的角角落落寻找有关资料。黄鉴晖先生所著的《山西票号史》是我自己在一个书架的底层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包罗着大量账单报表的大开本《山西票号史料》则是一直为我开车的司机李文俊先生从一家书店的库房里“挖”出来的，连他也因每天听我在车上讲这讲那知道了我的需要。 待到资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电视编导章文涛先生、歌唱家单秀荣女士等一批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驱车向平遥和祁县出发了。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在平遥、祁县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遥为最。 朋友们都笑着对我说，虽然全车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这次旅行的向导应该是我，原因只在于我读过比较多的史料。 连“向导”也是第一次来，那么这种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寻找。 我知道，首先该找的是平遥西大街上中国第一家专营异地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的旧址。这是今天中国大地上各式银行的“乡下外祖父”。 听我说罢，大家就对西大街上每一个门庭仔细打量起来。 这一打量不要紧，才两三家，我们就已经被一种从未领略过的气势所压倒。这实在是一条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连不断，森然的高墙紧密呼应。经过一二百年的风风雨雨，处处已显出苍老，但风骨犹在，竟然没有太多的破败和潦倒。 街道并不宽，每个体面门庭的花岗岩门槛上都有两道很深的车辙印痕，可以想见当年这儿是如何车水马龙地热闹。这些车马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境之外，驮载着金钱，驮载着风险，驮载着扬鞭千里的英武气，驮载着远方的风土人情和方言，驮载出一个南来北往经济血脉的大流畅。 西大街上每一个像样的门庭我们都走进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气吞海内的日昇昌，仔细一打听又都不是。直到最后，看到平遥县文物局立的一块说明牌，才认定日昇昌的真正旧址。一个机关占用着，但房屋结构基本保持原样，甚至连当年的匾额楹联还静静地悬挂着。 我站在这个院子里凝神遥想：就是这儿，在几个聪明的山西人的指挥下，古老的中国终于有了一种大范围的异地货币汇兑机制，卸下了实银运送重担的商业流通，被激活了。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们怀疑成日昇昌的门庭当时都在做着近似的文章，不是大票号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业构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务系统来配套，其中包括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当年平遥城会繁华到何等程度，约略可以想见。 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个领导部门建议，下一个不大的决心，尽力恢复平遥西大街的原貌。 因为基本的建筑都还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现代涂抹，便会洗出一条充满历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几个世纪的自豪。 恢复西大街后，如果力量允许，应该再设法恢复整个平遥古城。平遥的城墙、街道还基本完好，如果能恢复，就可以成为中国明清时代中小型城市的一个标本。 平遥西大街是当年山西商人的工作场所，那他们的生活场所又是怎么样的呢？离开平遥后我们来到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一踏进大门就立即理解了当年宋蔼龄女士在长途旅行后大吃一惊的原因。我到过全国各地的很多大宅深院，但一进这个宅院，记忆中的诸多名园便立即显得过于柔雅小气。万里驰骋收敛成一个宅院，宅院的无数飞檐又指向着无边无际的云天。钟鸣鼎食不是靠着先祖庇荫，而是靠着不断的创业，因此，这个宅院没有任何避世感、腐朽感或诡秘感，而是处处呈现出一代巨商的人生风采。 为此，我在阅读相关资料的时候经常抬起头来想象：创建了“海内最富”奇迹的人们，你们究竟是何等样人，是怎么走进历史又从历史中消失的呢？ 我只在《山西票号史料》中看到过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昇昌票号门外，为了拍照，端然站立着两个白色衣衫的年长男人，仪态平静，似笑非笑。这就是你们吗？ 三 山西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自然条件并不好，没有太多的物产。经商的洪流从这里卷起，重要的原因恰恰在于这一带客观环境欠佳。 万历《汾州府志》卷二记载：“平遥县地瘠薄，气刚劲，人多耕织少。” 乾隆《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渉数千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富，实由此焉”。 读了这些疏疏落落的官方记述，我不禁对山西商人深深地敬佩起来。 家乡那么贫困、那么拥挤，怎么办呢？可以你争我夺，蝇营狗苟，可以自甘潦倒，忍饥挨饿；可以埋首终身，聊以糊口，当然，也可以破门入户，抢掠造反。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观，过去的一切贫困都出自政治原因，因此唯一值得称颂的道路只有让所有的农民都投入政治性的反抗。 但是，在山西的这几个县，竟然有这么多农民作出了完全不同于以上任何一条道路的选择。 他们不甘受苦，却又毫无政权欲望。他们感觉到了拥挤，却又不愿意倾轧乡亲同胞。他们不相信不劳而获，却又不愿将一生的汗水都向一块狭小的泥土上灌浇。 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多数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提供了一些另类思考。 他们首先选择的，正是“走西口”。口外，驻防军、垦殖者和游牧者需要大量的生活用品，塞北的毛皮又吸引着内地的贵胄之家，商事往返一出现，还呼唤出大量旅舍、客店、饭庄……总而言之，口外确实能创造出很大的生命空间。 自明代“承包军需”和“茶马互市”，很多先驱者已经做出了出关远行的榜样。 从清代前期开始，山西农民“走西口”的队伍越来越大，于是我们都听到过的那首民歌也就响起在许多村口、路边： 哥哥你大西口， 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有话儿留： 走路要走大路口， 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汪汪泪水扑沥沥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早回家门口。 我怀疑，我们以前对这首民歌的理解过于肤浅了。我怀疑，我们直到今天也未必有理由用怜悯的目光去俯视这一对对年轻夫妻的离别。 听听这些多情的歌词就可明白，远行的男子在家乡并不孤苦伶仃。他们不管是否成家，都有一份强烈的爱恋，都有一个足可生死与之的伴侣。他们本可过一种艰辛而温馨的日子了此一生，但他们还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门。他们的恋人竟然也都能理解，把绵绵的恋情从小屋里释放出来，交付给朔北大漠。 哭是哭了，唱是唱了，走还是走了。我相信，那些多情女子在大路边滴下的眼泪，为山西终成“海内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种子。 这不是臆想。你看乾隆初年山西“走西口”的队伍中，正挤着一个来自祁县乔家堡村的贫苦的青年农民，他叫乔贵发，来到口外一家小当铺里当了伙计。就是这个青年农民，开创了乔家大院的最初家业。 乔贵发和他后代所开设的“复盛公”商号，奠定了整整一个包头市的商业基础，以至出现了这样一句广泛流传的民谚：“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谁能想到，那一个个擦一把眼泪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青年农民，竟然有可能成为一座偌大的城市、一种宏伟的文明的缔造者！因此，当我看到山西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走西口》以大气磅礴的交响乐来演奏这首民歌时，不禁热泪盈眶。 山西人经商当然不仅仅是“走西口”，到后来，他们东南西北几乎无所不往了。由“走西口”到闯荡全中国，多少山西人一生都颠簸在漫漫长途中。当时交通落后、邮递不便，其间的辛劳和酸楚也实在是说不完。一个成功者背后隐藏着无数的失败者，在宏大的财富积累后面，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黄鉴晖先生曾经记述过乾隆年间一些山西远行者的辛酸故事—— 临汾县有一个叫田树楷的人从小没有见过父亲的面，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在外面经商，一直到他长大，父亲还没有回来。他依稀听说，父亲走的是西北一路，因此就下了一个大决心，到陕西、甘肃一带苦苦寻找、打听。整整找了三年，最后在酒泉街头遇到一个山西老人，竟是他的父亲。 阳曲县的商人张瑛外出做生意，整整二十年没能回家。他的大儿子张廷材听说他可能在宣府，便去寻找他，但张廷材去了多年也没有了音信。小儿子张廷楌长大了再去找父亲和哥哥，找了一年多没有找到，盘缠用完了，成了乞丐。在行乞时他遇见一个农民，似曾相识，仔细一看竟是哥哥。哥哥告诉他，父亲的消息已经打听到了，在张家口卖菜。 交城县徐学颜的父亲远行关东做生意二十余年杳无音信。徐学颜长途跋涉到关东寻找，一直找到吉林省东北端的一个村庄，才遇到一个乡亲。乡亲告诉他，他父亲早已死了七年。 不难想象，这一类真实的故事可以没完没了地讲下去，一切“走西口”、闯全国的山西商人，心头都埋藏着无数这样的故事。于是，年轻恋人的歌声更加凄楚了：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苦在心头， 这一去要多少时候， 盼你也要白了头！ 被那么多失败者的故事重压着，被恋人凄楚的歌声拖牵着，山西商人却越走越远。他们要走出一个好听一点的故事，他们迈出的步伐既悲怆又沉静。 四 义无反顾地出发，并不一定能到达预想的彼岸，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 山西商人全方位的成功，与他们良好的人格素质有关。 我接触的材料不多，只是朦胧感到，山西商人在人格素质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十分引人注目—— 其一，坦然从商。 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这种心态，在我们中国长久未能普及。士、农、工、商，是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定位序列，商人处于末位，虽不无钱财却地位卑贱，与仕途官场几乎绝缘。为此，许多人即便做了商人也竭力打扮成“儒商”，发了财则急忙办学，让子弟正正经经做个读书人。在这一点上可以构成对比的是安徽商人，本来徽商也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商业势力，完全可与山西商人南北抗衡。但徽州民风又十分重视科举，使一大批很成功的商人在后代的人生取向上进退维谷。 这种情景在山西没有出现，小孩子读几年书就去学着做生意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最后连雍正皇帝也认为山西的社会定位序列与别处不同，竟是：第一经商，第二务农，第三行伍，第四读书。（见雍正二年对刘于义奏疏的朱批） 在这种独特的心理环境中，山西商人对自身职业没有太多的精神负担，把商人做纯粹了。 其二，目光远大。 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因此经商时很少有空间框范，而这正是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本质差异。整个中国版图都在其视野之内，谈论天南海北就像谈论街坊邻里，这种在地理空间上的心理优势，使山西商人最能发现各个地区在贸易上的强项和弱项、潜力和障碍，然后像下一盘围棋一样把它一一走通。 你看，当康熙皇帝开始实行满蒙友好政策、停息边陲战火之后，山西商人反应最早，很快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面向蒙古、新疆乃至西伯利亚的庞大商队组建起来了，光“大盛魁”的商队就拴有骆驼十万头。商队带出关的商品必须向华北、华中、华南各地采购，因而他们又把整个中国的物产特色和运输网络掌握在手中。 又如，清代南方以盐业赚钱最多，但盐业由政府实行专卖，许可证都捏在两淮盐商手上，山西商人本难插足。但他们不着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紧缺的时候给予慷慨借贷，条件是稍稍让给他们一点盐业经营权。久而久之，两淮盐业便越来越多地被山西商人所控制。可见山西商人始终凝视着全国商业大格局，不允许自己在哪个重要块面上有缺漏。人们可以称赞他们“随机应变”，但对“机”的发现，正由于视野的开阔、目光的敏锐。 当然，最能显现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脉络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者的地位上。我想，拥有如此的气概和谋略，大概与三晋文明的长久陶冶有关，我们只能抬头仰望了。 其三，讲究信义。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 只要稍一涉猎山西的商业史料，便立即会看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联号”。或是兄弟，或是父子，或是朋友，或是乡邻，组合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集团势力，大模大样地铺展开去，不仅气势压人，而且呼应灵活、左右逢源，构成一种商业大气候。 其实，山西商人即便对联号系统之外的商家也会尽力帮助。其他商家借了巨款而终于无力偿还，借出的商家便大方地一笔勾销，这样的事情在山西商人间所在多有，不足为奇。 例如，我经常读到这样一些史料：有一家商号欠了另一家商号白银六万两，到后来实在还不起了，借人方的老板就到借出方的老板那里磕了个头，说明困境，借出方的老板就挥一挥手，算了事了，一个店欠了另一个店千元现洋，还不起，借出店为了照顾借人店的自尊心，就让他象征性地还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机智而不小心眼，厚实而不排他，不愿意为了眼前小利而背信弃义，这可称之为“大商人心态”——在南方商家中虽然也有，但不如山西坚实。 众所周知，当时我国的金融信托事业还没有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即便失信也几乎不存在惩处机制，一切全都依赖信誉和道义。金融信托事业的竞争，说到底是信誉和道义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山西商人长久地处于领先地位，他们能给远远近近的异乡人一种极其稳定的可靠感，这实在是很了不得的事情。 其四，严于管理。 山西商人最早发迹的年代，全国商业、金融业的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例如，众多的票号就从来不必向官府登记、领执照、纳税，也基本上不受法律的约束。面对这么多的自由，山西商人却没有表现出放纵习气，而是加紧制定行业规范和经营守则，通过严格的自我约束，在无序中求得有序。因为他们明白，无序的行为至多得益于一时，不能立业于长久。 我曾恭敬地读过清代许多山西商家的“号规”，内容不仅严密、切实，而且充满智慧，即便从现代管理学的眼光去看也很有价值，足可证明在当时山西商人中已经出现了一批真正的管理专家。例如，规定所有的职员必须订立从业契约，并划出明确等级，收入悬殊，定期考査升迁；高级职员与财东共享股份，到期分红，使整个商行在利益上休戚与共、情同一家；总号对于遍布全国的分号容易失控，因此制定分号向总号和其他分号的报账规则，以及分号职工的汇款、省亲规则……凡此种种，使许多山西商号的日常运作越来越正规。一代巨贾也就分得出精力去开拓新的领域了。 以上几个方面，不知道是否大体勾勒出了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质？不管怎么说，有了这几个方面，当年“走西口”的小伙子们也就像模像样地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走进了一代中国富豪的行列。 何谓山西商人？我的回答是：“走西口”的哥哥回来了，回来在一个十分强健的人格水平上。 五 然而，一切逻辑概括总带有“提纯”后的片面性。实际上，只要再往深处窥探，山西商人的人格素质中还有脆弱的一面。 他们人数再多，在整个中国还是一个稀罕的群落；他们敢作敢为，却也经常遇到自信的边界。他们奋斗了那么多年，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能够代表他们说话的思想家。他们的行为缺少高层理性力量的支撑，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赋予雄辩的历史理由。儿乎所有的文化学者都一直在躲避着他们。他们已经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社会改革家们却一心注目于政治，把他们冷落在一边。 说到底，他们只能靠钱财发言，但钱财的发言在当时又是那样缺少道义力量，究竟能产生多少社会效果呢？没有外在的社会效果，也就难以抵达人生的大安详。 是时代，是历史，是环境，使这些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能成为历史意志的觉悟者，他们只能是一群缺少皈依的强人，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还不能掌握得住自己的掌柜。 他们的出发地和终结点都在农村，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是他们可追慕的唯一范本。于是他们的商业人格不能不自相矛盾乃至自相分裂，有时还会做出与创业时判若两人的作为。在我看来，这正是山西商人在风光数百年后终于困顿、迷乱、内耗、败落的内在原因。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几家票号历史上一些不愉快的人事纠纷。 最大的纠纷发生在日昇昌总经理雷履泰和副总经理毛鸿翗之间。毫无疑问，两位都是那个时候堪称全国一流的商业管理专家，一起创办了日昇昌票号，因此也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创者，都应该名垂史册。雷履泰气度恢弘，能力超群，又有很大的交际魅力，几乎是天造地设的商界领袖；毛鸿翙虽然比雷履泰年轻十七岁，却也是才华横溢、英气逼人。两位强人撞到了一起，开始是亲如手足、相得益彰，但在事业获得成功之后却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个中国式的大难题：究竟谁是第一功臣？ 一次，雷履泰生了病在票号中休养，日常事务不管，但遇到大事还要由他拍板。这使毛鸿翗觉得有点不大痛快，便对财东老板说：“总经理在票号里养病不太安静，还是让他回家休息吧。”财东老板就去找了雷履泰，雷履泰说：“我也早有这个意思。”当天就回家了。 过几天财东老板去雷家探视，发现雷履泰正忙着向全国各地的分号发信，便问他干什么。雷履泰说：“老板，日昇昌票号是你的，但全国各地的分号却是我安设在那里的，我正在一一撤回来好交代给你。” 老板一听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万别撤分号。雷履泰最后只得说：“起来吧，我也估计到让我回家不是你的主意。”老板求他重新回票号视事，雷履泰却再也不去上班。老板没办法，只好每天派伙计送酒席一桌、银子五十两。 毛鸿翙看到这个情景，知道自己不能再在日昇昌待下去了，便辞职去了蔚泰厚布庄。 这事件乍一听都会为雷履泰叫好，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是味道。是的，雷履泰获得了全胜，毛鸿翗一败涂地，然而这里无所谓是非，只是权术。用权术击败的对手是一段辉煌历史的共创者，于是这段历史也立即破残。中国许多方面的历史总是无法写得痛快淋漓、有声有色，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代表性人物之间必然会产生的恶性冲突。商界的竞争较量不可避免，但一旦脱离业务的轨道，在人生的层面上把对手逼上绝路，总与健康的商业动作规范相去遥遥。 毛鸿翙当然也要咬着牙齿进行报复。他到了蔚泰厚之后，就把日昇昌票号中两个特别精明能干的伙计挖走并委以重任，三个人配合默契，把蔚泰厚的业务快速地推上了新台阶。雷履泰气恨难纾，竟然写信给自己的各个分号，揭露被毛鸿翙勾走的两名“小卒”出身低贱，只是汤官和皂隶之子罢了。 事情做到这个份上，这位总经理已经很失身份，但他还不罢休，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拆蔚泰厚的台，例如，由于雷履泰的谋划，蔚泰厚的苏州分店就无法做成分文的生意。这就不是正常的商业竞争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雷、毛这两位智商极高的杰出人物在钩心斗角中采用的手法越来越庸俗，最后竟然都让自己的孙子起一个与对方一样的名字，以示污辱——雷履泰的孙子叫雷鸿翙，而毛鸿翙的孙子则叫毛履泰！ 这种污辱方法当然是纯粹中国化的，我不知道他们在憎恨敌手的同时是否还爱惜儿孙，也不知道他们用这种名字呼叫孙子的时候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口气和声调。 可敬可佩的山西商人啊，难道这是你们给后代的遗赠？你们创业之初的吞天豪气和动人信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让如此无聊的诅咒来长久地占据你们日渐苍老的心？ 也许，最终使他们感到温暖的还是早年跨出家门时听到的那首《走西口》。但是，庞大的家业也带来了家庭内部情感关系的复杂化，《走西口》所吐露的那种单纯性已不复再现。据乔家后裔回忆，乔家大院的内厨房偏院中曾有一位神秘的老妪专干粗活，玄衣愁容，旁若无人，但气质又绝非用人。 有人说，这就是“大奶奶”，主人的首席夫人。主人与夫人产生了什么麻烦，谁也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当他们偶尔四目相对时，当年《走西口》的旋律立即就会走音。 写到这里我已经知道，我所碰撞到的问题虽然发生在山西却又远远超越了山西。由这里发出的叹息，应该属于我们父母之邦更广阔的天地。 六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把山西商人败落的原因全然归之于他们自身。一两家铺号的兴衰，自身的原因可能至关重要；而牵涉到山西无数商家的整体败落，一定会有更深刻、更宏大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是因为中国近代社会的极度动荡。一次次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表面上都有改善民生的口号，实际上却严重地破坏了各地的商业活动，往往是“死伤遍野”、“店铺俱歇”、“商贾流离”。山西票号不得不撤回分号，龟缩回乡。有时也能发一点“国难财”，例如，太平天国时官方饷银无法解送，只能赖仗票号；八国联军时朝廷银库被占，票号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但是，当国家正常的经济脉络已被破坏时，这种临时的风光也只能是昙花一现。 二十世纪初英、美、俄、日的银行在中国各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清政府也随之创办大清银行，开始邮电汇兑。票号遇到了真正强大的对手，完全不知怎么应对。辛亥革命时随着一个个省份的独立，各地票号的存款者纷纷排队挤兑，而借款者又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山西票号终于走上了末路。 走投无路的山西商人傻想，新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总不会见死不救吧，便公推六位代表向政府请愿，希望政府能贷款帮助，或由政府担保向外商借贷。政府对请愿团的回答是：山西商号信用久孚，政府从保商恤商考虑，理应帮助维持，可惜国家财政万分困难，他日必竭力斡旋。 满纸空话，一无所获，唯一落实的决定十分出人意料：政府看上了请愿团首席代表范元澍，发给月薪二百元，委派他到破落了的山西票号中物色能干的伙计到政府银行任职。这一决定如果不是有意讽刺，那也足以说明这次请愿活动是真正地惨败了。国家财政万分困难是可信的，山西商家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走西口”的旅程，终于走到了终点。 于是，人们在一九一五年三月份的《大公报》上读到了一篇发自山西太原的文章，文中这样描写那些一一倒闭的商号：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这便是一代财雄们的下场。 七 有人觉得山西票号乃至整个晋商的败落是理所当然，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但是，问题在于，在它们败落之后，中国在很长时间之内并没有找到新的经济活力，并没有创建新的富裕和繁华。 社会改革家们总是充满了理想和愤怒，一再宣称要在血火之中闯出一条壮丽的道路。他们不知道，这条道路如果是正道，终究还要与民生接轨，那里，晋商骆驼队留下的辙印仍清晰可辨。 在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之前，他们一直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他们立誓要带领民众摆脱贫困，而要用革命的手段摆脱贫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剥夺富裕。要使剥夺富裕的行为变得合理，又必须把富裕和罪恶画上等号。当富裕和罪恶真的画上等号了，他们的努力也就失去了通向富裕的目标，因为那里全是罪恶。这样一来，社会改革的船舶也就成了无处靠岸的孤舟，时时可能陷入沼泽，甚至沉没。 中国的文人学士更加奇怪。他们鄙视贫穷，又鄙视富裕，更鄙视商业，尤其鄙视由农民出身的经商队伍。他们喜欢大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来没有把“兴亡”两字与民众生活、社会财富连在一起，好像一直着眼于朝廷荣衰，但朝廷对他们又完全不予理会。他们在苦思冥想中听到有骆驼队从窗外走过，声声铃铛有点刺耳，便伸手关住了窗户。 山西商人曾经创造过中国最庞大的财富，居然，在中国文人浩如烟海的著作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述。 一种庞大的文化如此轻慢一种与自己有关的庞大财富，以及它的庞大的创造群体，实在不可思议。 为此，就要抱着惭愧的心情，在山西的土地上多站一会儿。 秋雨注：此文发表于一九九三年，距今已经整整十五年了。发表时被评为中国第一篇向海内外报告晋商和清代商业文明的散文。由这篇文章，我拥有了无数山西朋友。平遥民众为了保护我在文章中记述的城内遗迹，在古城外建市民新区，作为搬迁点，市民新区竟命名为“秋雨新城”，真让我汗颜。更有趣的是，有一度外地几个无事生非的人突然针对了我，山西的报刊、出版社也有涉及，但很快就有山西学者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山西应该对得起余秋雨》。厚道的山西人立即围起了一道保护我的墙，让我非常感动。 点评一： 当代中国对晋商的了解自这篇文章始。一个政治化的社会，文争武斗，大开大阖，以血泪与文辞吸引眼球，商人一直躲在历史的阴影里喘息。曾经叱咤风云的晋商，有着怎样辛苦的创业史？又如何走向衰败？我们又该如何尊重创造价值的商人？（老愚） 点评二： 本文“秋雨注”提到《抱愧山西》的巨大影响，《山庄里的背影》文后注也提到彼文的影响。也许还可以为作者增加一条影响：作者的系列历史散文，甚至也是如今方兴未艾的从电视业到出版业的“重述历史”的通俗文化景观之滥觞。 中国有号称五千年悠久漫长的历史文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为文学“重述历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这是中国最大的财富，也是中国话语之幸。当历史进入文学话语，要么是重新阐释历史，提供新的史识，从而发现历史；要么是重构历史现场，以新的故事形态想象性地呈现历史。余先生重在阐释，轻于呈现。融文学呈现与新史识于一体的《万历十五年》，依然是“重述历史”的现代样本。（马策） 点评三： 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这些共性与个性兼备的商业人格逐渐形成、会聚与辐射，让当年走西口的人迎来了生命中的一片晴空，他们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跻身“海内最富”；而又由于缺少皈依，精神贫乏，商业人格出现自相矛盾而分裂，加上时局连续不断的动荡，这种种内因与外因齐在，使这些“海内最富”作别历史的前台，消失于历史的苍茫之中。 文章着意呈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一个断面——山西商业文明的盛衰。这个断面，乍看是一段群体命运的晴雨变迁，细读则历史忧患感、民族使命感赫然在目，充盈于胸，折射出作者对构建现代文明的渴望。本文的逻辑结论从鲜活的故事中来，文章由感性中见知性，充满质感。（傅应湘） 风雨天一阁 一 已经决定，明天去天一阁。 没有想到，这天晚上，台风袭来，暴雨如注，整个宁波城都在柔弱地颤抖。第二天上午来到天一阁时，只见大门内的前后天井、整个院子，全是一片汪洋。打落的树叶在水面上翻卷，重重砖墙间透出湿冷冷的阴气。 是宁波市文化局副局长裴明海先生陪我去的。看门的老人没想到局长会在这样的天气陪着客人前来，慌忙从清洁工人那里借来半高筒雨鞋要我们穿上，还递来两把雨伞。但是，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筒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蹚水进去。 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先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 我知道天一阁的分量，因此愿意接受上苍的这种安排，剥除斯文，剥除悠闲，脱下鞋子，卑躬屈膝，哆哆嗦嗦，恭敬朝拜。今天这里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个朝拜仪式显得既安静，又纯粹。 二 作为一个藏书楼，天一阁的分量已经远远超过它的实际功能。它是一个象征，象征意义之大，不是几句话所能说得清楚的。 人类成熟文明的传承，主要是靠文字。文字的选择和汇集，就成了书籍。如果没有书籍，那么，我们祖先再杰出的智慧、再动听的声音，也早已随风飘散，杳无踪影。大而言之，没有书籍，历史就失去了前后贯通的缆索，人群就失去了远近会聚的理由；小而言之，没有书籍，任何个体都很难超越庸常的五尺之躯，成为有视野、有见识、有智慧的人。 中国最早发明了纸和印刷术。书，已经具备了一切制作条件的书，照理应该大量出版、大量收藏、大量传播。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它遇到了太多太多的生死冤家。 例如，朝廷焚书。这是一些统治者为了实行思想专制而采取的野蛮手段。可叹的是，早在纸质书籍出现之前，焚书的传统已经形成，那时焚的是竹简、木牍、帛书。自秦始皇、李斯开头，隋炀帝、蔡京、秦桧、明成祖都有焚书之举，更不必说清代文字狱的毁书惨剧了。 又如，战乱毁书。中国历史上战火频频，逃难的人要烧书，占领的人也要烧书。史籍上出现过这样的记载：董卓之乱，毁书六千余车，西魏军攻破江陵时，一日之间焚书十四万卷；隋朝末年农民起义，焚书三十七万卷；唐朝末年农民起义，焚书八万卷…… 再如，水火吞书。古代运书多用船只，汉末和唐初都发生过大批书籍倾覆在黄河中的事件。大水也一次次地淹没过很多藏书楼。比水灾更严重的是火灾，宋代崇文院的火灾，明代文渊阁的火灾，把皇家藏书烧成灰烬。至于私家藏书毁于火灾的，更是数不胜数。除水火之外，虫蛀、霉烂也是难于抵抗的自然因素，成为书的克星。 凡此种种，说明一本书要留存下来，非常不易。它是那样柔弱脆薄，而扑向它的灾难，一个个都是那么强大、那么凶猛、那么无可抵挡。 二百年的积存，可散之于一朝，三千里的搜聚，可焚之于一夕。这种情景，实在是文明命运的缩影。在血火刀兵的历史主题面前，文明几乎没有地位。在大批难民和兵丁之间，书籍的功用常常被这样描写：“藉裂以为枕，爇火以为炊。”也就是说，书只是露宿时的垫枕，做饭时的柴火。要让它们保存于马蹄烽烟之间，几乎没有可能，除非，有几个坚毅文人的人格支撑。 说起来，皇家藏书比较容易，规模也大，但是，这种藏书除了明清时期编辑辞书时有用外，平日无法惠泽文人学士，几乎没有实际功能，又容易毁于改朝换代之际。因此，民间藏书就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民间藏书，搜集十分艰难，又没有足够力量来抵挡多种灾祸，因此注定是一种悲剧行为。明知悲剧还勇往直前，这便是民间藏书家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又不仅仅是他们的，而是一种希冀中华文明长久延续的伟大意愿，通过他们表现出来了。 天一阁，就是这种意愿的物态造型。在现存的古代藏书楼中，论时间之长，它是中国第一，也是亚洲第一。由于意大利有两座文艺复兴时代的藏书楼也保存下来了，比它早一些，因此它居于世界第三。 三 天一阁的创始人范钦，诞生于十六世纪初期。 如果要在世界坐标中作比较，那么，我们不妨知道：范钦出生的前两年，米开朗琪罗刚刚完成了雕塑《大卫》；范钦出生的同一年，达·芬奇完成了油画《蒙娜丽莎》。 范钦的一生，当然不可能像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那样踏出新时代的步伐，而只是展现了中国明代优秀文人的典型历程。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通过一系列科举考试而做官，很快尝到了明代朝廷的诡谲风波。他是一个正直、负责、能干的官员，到任何一个地方做官都能打开一个局面，却又总是被牵涉到高层的人事争斗。我曾试图用最简明的语言概述一下他的仕途升沉，最后却只能放弃，因为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旋涡太奇怪，又太没有意义了。我感兴趣的只有这样几件事—— 他曾经被诬告而“廷杖”入狱。廷杖是一种极度羞辱性的刑罚。在堂堂宫廷的午门之外，在众多官员的参观之下，他被麻布缚曳，脱去裤子，按在地上，满嘴泥土，重打三十六棍。受过这种刑罚，再加上几度受诬、几度昭雪，一个人的“心理筋骨”就会出现另一种模样。后来，他作为一个成功藏书家所表现出来的惊人意志和毅力，都与此有关。 他的仕途，由于奸臣的捉弄和其他原因，一直在频繁而远距离地滑动。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的地方，至少有湖北、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等地，当然还要到北京任职，还要到宁波养老。大半个中国，被他摸了个遍。 在风尘仆仆的奔波中，他已开始搜集书籍，尤其是以地方志、政书、实录、历科试士录为主。当时的中国，经历过了文化上登峰造极的宋代，刻书、印书、藏书，在各地已经形成风气，无论是朝廷和地方府衙的藏书，书院、寺院的藏书，还是私人藏书，都相当丰富。这种整体气氛，使范钦有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藏书家，而他的眼光和见识，又使他找到了自己的特殊地位。那就是，不必像别人藏书那样唯宋是瞻、唯古是拜，而是着眼当代，着眼社会资料，着眼散落各地而很快就会遗失的地方性文件。他的这种选择，使他成了中国历史上一名不可替代的藏书家。 一个杰出的藏书家不能只是收藏古代，后代研究者更迫切需要的，是他生存的时代和脚踩的土地，以及他在自己最真切的生态环境里作出的文化选择。 官，还是认认真真地做。朝廷的事，还是小心翼翼地对付。但是，作为一名文官，每到一地他不能不了解这个地方的文物典章、历史沿革、风土习俗，那就必须找书了。见到当地的官员缙绅，需要询问的事情大多也离不开这些内容。谈完正事，为了互表风雅，更会集中谈书，尤其是当地的文风书讯。平时巡视察访，又未免以斯文之地为重。这一切，大抵是古代文官的寻常生态，不同的是，范钦把书的事情做认真了。 一天公务，也许是审问了一宗大案，也许是理清了几笔财务，衙堂威仪，朝野礼数，不一而足。而他最感兴趣的，是差役悄悄递上的那个蓝布包袱，是袖中轻轻拈着的那份待购书目。他心里明白，这是公暇琐事，私自爱好，不能妨碍了朝廷正事。但是当他历尽宦海风浪终于退休之后就产生了疑惑：做官和藏书，究竟哪一项更重要？ 我们站在几百年后远远看去则已经毫无疑惑：对范钦来说，藏书是他的生平主业，做官则是业余。 甚至可以说，历史要当时的中国出一个杰出的藏书家，于是把他放在一个颠覆九州的官位上来成全他。 范钦给了我们一种启发：一生都在忙碌的所谓公务和事业，很可能不是你对这个世界最主要的贡献；请密切留意你自己也觉得是不务正业却又很感兴趣的那些小事。 四 范钦对书的兴趣，显然已到了痴迷的程度。痴迷，带有一种非功利的盲目性。 正是这种可爱的盲目性，使文化在应付实用之外还拥有大批忠诚的守护者，不倦地吟诵着。 痴迷是不讲理由的。中国历史上痴迷书籍的人很多，哪怕忍饥挨冻，也要在雪夜昏暗的灯光下手不释卷。这中间，因为喜欢书中的诗文而痴迷，那还不算真正的痴迷；不问书中的内容而痴迷，那就又上了一个等级。在这个等级上，只要听说是书，只要手指能触摸到薄薄的宣纸，就兴奋莫名，浑身舒畅。 我觉得范钦对书的痴迷，属于后一种。他本人的诗文，我把能找到的都找来读了，甚觉一般，因此不认为他会对书中的诗文有特殊的敏感。他所敏感的，只是书本身。 于是，只有他，而不是才情比他高的文学家，才有这么一股粗拙强硬的劲头，把藏书的事业做得那么大、那么好、那么久。 他在仕途上的历练，尤其是在工部具体负责各种官府、器杖、城隍、坛庙的营造和修理的实践，使他把藏书当做了一项工程，这又是其他藏书家做不到的了。 不讲理由的痴迷，再加上工程师般的精细，这就使范钦成了范钦，天一阁成了天一阁。 五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是在身后。范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自己的意志行为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不妨说，天一阁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开始于范钦死后。我不知道保住这座楼的使命对范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光耀门庭的荣幸，还是一场绵延久远的苦役。 范钦在退休归里之后，一方面用比从前更大的劲头捜集书籍，使藏书数量大大增加，一方面则冷静地观察着自己的儿子能不能继承这些藏书。 范钦有两个儿子：范大冲和范大潜。他对这两个儿子都不太满意，但比较之下还是觉得范大冲要好得多。他早就暗下决心，自己死后，什么财产都可以分，唯独这一楼的藏书却万万不可分。书一分，就不成气候，很快就会耗散。但是，所有的亲属都知道，自己毕生最大的财富是书，如果只给一个儿子，另一个儿子会怎么想？范钦决定由大儿子范大冲单独继承全部藏书，同时把万两白银给予小儿子范大潜，作为他不分享藏书的代价。没想到，范大潜在父亲范钦去世前三个月先去世了，因此万两白银就由他的妻子陆氏分得。陆氏受人挑拨还想分书，后来还造成了一些麻烦，但是，“书不可分”已成了范钦的不二家法。 范大冲得到一楼藏书，虽然是父亲的毕生心血，江南的一大文书薮，但实际上既不能变卖，又不能开放，完全是把一项沉重的义务扛到了自己肩上。父亲花费了万两白银来保全他承担这项义务的纯粹性，余下的钱财没有了，只能靠自己另行赚取，来苦苦支撑。 一五八五年的秋天，范钦在过完自己八十大寿后的九天离开人世。藏书家在弥留之际一再打量着范大冲的眼睛，觉得自己实在是给儿子留下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苦差事。他不知道儿子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如果能，那么，孙子呢？孙子的后代呢？他不敢想下去了。 一个再自信的人，也无法对自己的儿孙有过多的奢望。 他知道，自己没有理由让自己的后人一代代都做藏书家，但是如果他们不做，天一阁的命运将会如何？如果他们做了，其实也不是像自己一样的藏书家，而只是一个守楼人。 儿孙，书；书，儿孙…… 范钦终于闭上了迷离的眼睛。 六 就这样，一场没完没了的接力赛开始了：多少年后，范大冲也会有遗嘱，范大冲的儿子又会有遗嘱…… 家族传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指令，十分违背生命的自在状态。让几百年之后的后裔不经自身体验就来沿袭几百年前某位祖先的生命冲动，也难免有许多憋气的地方。不难想象，天一阁藏书楼对于许多范氏后代来说几乎成了一个宗教式的朝拜对象，只知要诚惶诚恐地维护和保存，却不知是为什么。 我可以肯定，此间埋藏着许多难以言状的心理悲剧和家族纷争。这个在藏书楼下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非常值得同情。 后代子孙免不了会产生一种好奇，楼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到底有哪些书，能不能借来看看？亲戚朋友更会频频相问，作为你们家族世代供奉的这个秘府，能不能让我们看上一眼呢？ 范钦和他的继承者们早就预料到这种可能，而且预料藏书楼就会因为这种点滴可能而崩塌，因而已经预防在先。他们给家族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处罚规则，处罚内容是当时视为最大屈辱的不许参加祭祖大典。因为这种处罚意味着在家族血统关系上亮出了“黄牌”，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 处罚规则标明：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人阁及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那个我每次想起都感到难过的故事了。据谢枋《春草堂集》记载，范钦去世后两百多年，宁波知府丘铁卿家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他的内侄女是一个酷爱诗书的女子，听说天一阁藏书宏富，两百余年不蛀，全靠夹在书页中的芸草。她只想做一枚芸草，夹在书本之间。于是，她天天用丝线绣刺芸草，把自己的名字也改成了“绣芸”。 父母看她如此着迷，就请知府做媒，把她嫁给了范家后人。她原想做了范家的媳妇总可以登上天一阁了，不让看书也要看看芸草。但她哪里想到，范家有规矩，严格禁止妇女登楼。 由此，她悲怨成疾，抑郁而终。临死前，她连一个“书”字也不敢提，只对丈夫说：“连一枚芸草也见不着，活着做甚？你如果心疼我，就把我葬在天一阁附近，我也可瞑目了！” 今天，当我抬起头来仰望天一阁这栋楼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钱绣芸那抑郁的目光。在既缺少人文气息又没有婚姻自由的年代，一个女孩子想借着婚姻来多读一点书，其实是在以自己的脆弱生命与自己的文化渴求斡旋。她失败了，却让我非常感动。 七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縫，终会裂成大缝。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想要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震撼。 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不能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家族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朝廷对质时，竟然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力量融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淡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时间是康熙十二年，即一六七三年。 出乎意料，范氏家族竟一致同意黄宗羲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黄宗羲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一六七三年成为天一阁历史上特别有光彩的一年。 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名字联结起来，广为传播。 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两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其中有万斯同、全祖望、钱大昕、袁枚、阮元、薛福成等。他们的名字，都上得了中国文化史。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 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天一阁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 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百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百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天一阁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这证明天一阁获得了大成功，范钦获得了大成功。 八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近代，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做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 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一九一四年，一个叫薛继渭的偷儿奇迹般地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小船接运所偷书籍。这一次几乎把天一阁的一半珍贵书籍给偷走了，它们渐渐出现在上海的书铺里。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涵着某种象征意义。 一架架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当时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听说天一阁遭此浩劫，并得知有些书商正准备把天一阁藏本卖给外国人，便立即拨巨资抢救。他所购得的天一阁藏书，保存于东方图书馆的“涵芬楼”里。涵芬楼因有天一阁藏书的润泽而享誉文化界，当代不少文化大家都在那里汲取过营养。但是，众所周知，它最终竟又全部焚毁于日本侵略军的炸弹之下。 没有焚毁的，是天一阁本身。这幢楼像一位见过世面的老人，再大的灾难也承受得住。但它又不仅仅是承受，而是以满脸的哲思注视着一切后人，姓范的和不是姓范的，看得他们一次次低下头去又仰起头来。 只要自认是中华文化的后裔，总想对这幢老楼做点什么，而不忍让它全然沧为废墟。因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天一阁被一次次大规模地修缮和完善着。它，已经成为现代文化良知的见证。 登天一阁的楼梯时，我的脚步非常缓慢。我不断地问自己：你来了吗？你是哪一代的中国书生？ 点评一： 当代中国对晋商的了解自这篇文章始。一个政治化的社会，文争武斗，大开大阖，以血泪与文辞吸引眼球，商人一直躲在历史的阴影里喘息。曾经叱咤风云的晋商，有着怎样辛苦的创业史？又如何走向衰败？我们又该如何尊重创造价值的商人？（老愚） 点评二： 本文“秋雨注”提到《抱愧山西》的巨大影响，《山庄里的背影》文后注也提到彼文的影响。也许还可以为作者增加一条影响：作者的系列历史散文，甚至也是如今方兴未艾的从电视业到出版业的“重述历史”的通俗文化景观之滥觞。 中国有号称五千年悠久漫长的历史文明、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为文学“重述历史”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这是中国最大的财富，也是中国话语之幸。当历史进入文学话语，要么是重新阐释历史，提供新的史识，从而发现历史；要么是重构历史现场，以新的故事形态想象性地呈现历史。余先生重在阐释，轻于呈现。融文学呈现与新史识于一体的《万历十五年》，依然是“重述历史”的现代样本。（马策） 点评三： 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这些共性与个性兼备的商业人格逐渐形成、会聚与辐射，让当年走西口的人迎来了生命中的一片晴空，他们掸一掸身上的尘土，堂堂正正地跻身“海内最富”；而又由于缺少皈依，精神贫乏，商业人格出现自相矛盾而分裂，加上时局连续不断的动荡，这种种内因与外因齐在，使这些“海内最富”作别历史的前台，消失于历史的苍茫之中。 文章着意呈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一个断面——山西商业文明的盛衰。这个断面，乍看是一段群体命运的晴雨变迁，细读则历史忧患感、民族使命感赫然在目，充盈于胸，折射出作者对构建现代文明的渴望。本文的逻辑结论从鲜活的故事中来，文章由感性中见知性，充满质感。（傅应湘） 点评三： 《风雨天一阁》是在追叙天一阁的悲怆历史。面对历史陈迹，作者运用其最擅长的悲喜剧表达方式进行表述，变干瘪的说教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演绎。开篇便是在自然风雨中上天一阁，然后沿天一阁的演绎历史，写岁月风雨中天一阁的文化沧桑与范钦及其后人的文化良知。由此而推展，使天一阁变成了民族古老文化这样一个含义更加深广的意象。 文章“散”，作者宕开笔墨，把脑海中联想到与天一阁有关的人和事——道来，旁征博引；文章“美”，散文化的笔调，优美的文句，丰富的内涵；文章“活”，情感表达得体，表达方式多样。 (廖国清） 杭州的宣言 一 《马可·波罗游记》说，杭州是世界上最高贵、最美丽的城市。杭州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别的美丽。 于是，哥伦布把这本游记放在自己的驾驶台上，向大海进发。由他开始，欧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 航海家们没有抵达杭州，但杭州一直隐隐约约地晃动在他们的心理罗盘之上。马可?波罗的话，为什么这样值得信赖？ 因为，他来自于欧洲人心目中最美丽的城市威尼斯，对于城市美景有足够的评判眼光。 其实，马可·波罗来杭州时，这座城市已经承受过一次不小的破坏。在他到达的十几年前，杭州作为南宋的首都沦陷于元军之手。一场持续了很多年的攻守之战终于结束，其间的放纵发泄可想而知。尽管后来的十几年有所恢复，但与极盛时的国都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就这样，还是高贵、美丽到了世界第一，那就不难想象未被破坏时的情景了。 二 杭州的美丽，已经被历代文人倾注了太多的描写词汇。这是世间一切大美必然遇到的悲剧，人们总以为大美也可以被描写，因此总让它们沉陷在一大堆同样可以描写小美、中美、平庸之美、勉强之美、夸饰之美的词汇中间，就像一位世界等级歌唱家被无数嘈杂的歌喉包围。 为此，这篇文章要做一个试验，放弃描写，只说杭州之美是怎么被创造、被守护的。 杭州这地方，本来并没有像黄山、九寨沟、长白山天池、张家界那样鬼斧神工般的天然美景。一个浅浅的小海湾，被潮汐和长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时间长了就不再与外海流通，形成了一个咸水湖。在这种咸水湖中，水生植物会越长越多，而水则会渐渐蒸发減少，慢慢就会变成沼泽地，然后再变成盐碱地。这是被反复证实了的自然规则。 因此，杭州后来能变得这样美丽，完全是靠人力创造。 首先，人们为那个咸水湖浚通了淡水河（武林水）的水源，使它渐渐变成淡水湖，这便是西湖。然后，建筑防海大塘，抵御海潮肆虐，这便是钱塘——中国历史上最早被记载的海塘。 七世纪初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通达杭州，使杭州一下子成了一个重要城市。由于居民增多，这个城市的用水必须取用西湖的淡水，便在八世纪挖通了连接西湖水源的“六井”，使杭州这座城市与西湖更加相依为命。 九世纪二十年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不是来写诗，而是来做事的，而且做得很出色。他遇到的问题是，西湖边上有很多农田等待西湖灌溉，而西湖中间已出现大片苇草地，蓄水量已经大为减少。于是，他认真地研究了“蓄”和“泄”之间的关系，先是挖深湖底，修筑一条高于原来湖面的堤坝，大大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然后再根据灌溉的需要定量泄水。此外，他还把民用的“六井”疏浚了一下。 白居易在这里展现的，完全是一个水利学家和城建专家的风姿。这时候，他已年过半百，早就完成《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新乐府》，无可置疑地成了不仅仅是唐代而且是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极少数的巨匠之一。但他丝毫没有傲慢在这种文化身份里，而是成天忙忙碌碌地指挥湖中的工程。 大诗人在这里用泥土和石块写诗，好让后代的小诗人们感怀吟诵。他自己的诗句，只是永远地躲在水草间、石缝里掩口而笑，绝不出声，以防后人听到了颓然废笔。 三 白居易这样的官员在中国古代总是被调来调去的，因此很多人到任何地方做官都在等待下一次调动，在哪里也不会专心。白居易实在是不容易，在杭州留下了那么实实在在的生态环境改造遗迹。 真正把杭州当做永恒的家，以天然大当家的身份把这座城市系统整治了的，是十世纪的吴越王钱镠。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名字，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城市建筑者。他名字中的这个“镠”字，很多人会念错，那就有点对不起他。镠，读音和意义都与“鎏”相同，一种成色很好的金子，记住了。 这块“金子”并不是一开始就供奉在深宫锦盒里的。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贩过私盐，喜好拳射，略懂卜问，在唐朝后期担任过地方军职，渐成割据势力。唐朝覆灭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创立吴越国，为“十国”之一。这是一个东南小国，北及苏州，南及福州，领土以现在的浙江省为主，中心就是杭州。 钱镠治国，从治水开始。他首先以最大的力量来修筑杭州外围的海堤。原先的石板海堤早已挡不住汹涌海潮，他便下令编造很长的竹笼装填巨石，横以为塘，又以九重巨木为柱，打下六层木桩，以此为基础再筑“捍海塘”，效果很好。此外又在钱塘江沿口筑闸，防止海水倒灌。这一来，作为杭州最大的生态威胁被降伏了，人们称他“海龙王”。 海管住了，再对湖动手。他早就发现，西湖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葑草壅塞、藻荇蔓延，此刻便以一个军事指挥官的风格设置了大批“撩湖兵”，又称“撩浅军”、“撩清卒”。几种称呼都离不开一个“撩”字，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撩，撩除葑草藻荇，顺便清理淤泥。这些人员都是军事编制，可见钱镠把这件事情完全是当做一场大仗在打了，一场捍卫西湖的大仗。 除了西湖，苏州边上的太湖当时大部分也属于吴越国。太湖大，因此他又向太湖派出了七千多个“撩湖兵”。太湖直到今天还在蔓延的同类生态灾难，钱镠在一千多年前就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除了太湖，他还疏浚了南湖和鉴湖。 总之，他与水“標”上了，成了海水、湖水、江水的“冤家”，最终又成了它们的“亲家”。 治水是为了建城。钱镠对杭州的建设贡献巨大。筑子城、腰鼓城，对城内的街道、房屋、河渠进行了整体规划和修建，又开发了周围的山，尤其是开通慈云岭，在钱塘江和西湖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此外还建塔修寺，弘扬佛教，又对城内和湖边的各种建筑提出了美化要求。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钱镠在从事这些治理和建设的时候，非常注意属地的安全，避开各种有可能陷入的政治灾难，以“保境安民”为施政宗旨。他本有一股顽泼的傲气，但是为了百姓和城市，他绝不希望与强权开故，因此一直故意看小自己，看大别人，恭敬从事，一路秉承着“以小事大”的方针，并把这个方针作为遗嘱。到了他的孙子钱俶，北方的宋朝已气势如虹，行将统一中原，钱俶也就同意把吴越国纳入宋朝版图。这种方略，体现了一个小国的智慧，保全了一个大国的完整，很值得赞赏。 而且，也正因为这样，安静、富足、美丽的杭州也就有了可能被选定为南宋国都，成为中国首席大城市，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汇集地。 钱镠这个人的存在，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产生了一些疑问。他，不是抗敌名将、华夏英烈，不是乱世枭雄、盛世栋梁，不是文坛泰斗、学界贤哲，因此很难成为历史的焦点、百世的楷模。他所关注的，是民众的福祉、一方的平安、海潮的涨落、湖水的浊清。为此，他甚至不惜放低政治上的名号、军事上的意气。 当中国历史主要着眼于朝廷荣显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地位，而当中国历史终于把着眼点更多地转向民生和环境的时候，他的形象就会一下子凸显出来。因此，前些年我听说杭州市郑重地为他修建了一座钱王祠，就觉得十分欣慰，因为这也是历史良知的一项修复工程。 任何一座城市的居民都不应该忘记所在城市历史上的几个重要修建者，尽管他们的名字常常黯淡于史册，茫然于文本。 四 杭州实在是太幸运了，居然在这座城市成为南宋国都之前，还迎来过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的苏东坡。 苏东坡两度为官杭州。第一次是三十多岁时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五十多岁时任杭州知州。与白居易一样，他到这座城市里来的时候也一点儿没显出旷世诗人的模样，而是变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水利工程师甚至，比白居易还彻底。 他不想在杭州结诗社，开笔会，建创作基地，办文学评奖。他甚至不想在杭州写诗，偶尔写了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寻常的比喻，算不得成功之作，苏东坡仅仅是随口吟过，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他那忧郁的眼神，捕捉到了西湖的重大危机。如果一定要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那么，这位美女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 诗人的职责是描写美女将死时的凄艳，而苏东坡是想救她。因此，他宁肯不做诗人，也要做个真正的男人。 他发现，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经被葑草藻荇堙塞了十分之三，而当第二次来做知州时，已经堙塞了一半；从趋势看，再过二十年，西湖将全然枯竭，不复存在。 没有了西湖，杭州也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如果湖水枯竭，西湖与运河的水资源平衡将会失去，咸潮必将顺着钱塘江倒灌，咸潮带来的泥沙将会淤塞运河，而供给城市用水的“六井”也必将归于无用，市民受不了咸水之苦又必将逃散……那么，杭州也就成了一座废城。 不仅杭州成为一座废城，杭州周围农田也将无从灌溉，而淡水养殖业、酿酒业、手工业等也部将一一沦丧，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地，也就会随之消失。 面对这么恐怖的前景，再潇洒的苏东坡也潇洒不起来了。他上奏朝廷，多方筹集工程款项，制订周密的行为方案，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救工程。他的方案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湖中堙塞之处已被人围而成田的，下令全部废田还湖； 第二，深挖西湖湖底，规定中心部位不准养殖菱藕，以免湖底淤积； 第三，用挖出的大量葑泥筑一条跨湖长堤，堤中建造六座石桥使湖水流通，这就是“苏堤”； 第四，在西湖和运河之间建造堰闸，做到潮不入湖； 第五，征用千名民工疏浚运河，保证漕运畅通； 第六，把连通西湖和“六井”的输水竹管更换成石槽瓦筒结构，使输水系统长久不坏，并新建二井。 这些事情，仅仅做一件就已经兴师动众，现在要把它们加在一起同时推进，简直把整个杭州城忙翻了。 杭州人谁都知道，这位总指挥叫苏东坡，但谁都忘了，这个苏东坡就是那个以华美辞章震撼了华夏历史的苏东坡！ 苏东坡之后的杭州和西湖，容光焕发，仿佛只等着做国都了。至于真的做了国都，我就不想多说了。已有不少文字记载，无非是极度的繁华，极度的丰富，极度的奢侈，又加上极度的文雅。杭州由此被撑出了皇家气韵，西湖随之也极度妩媚。 宋代虽然边患重重，但所达到的文明程度却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峰，文化、科技、商业、民生，都让人叹为观止。这一切，都浓浓稠稠地集中在杭州了，杭州怎能不精彩？ 然而，过度的精彩也容易给人造成误会，以为这一切都是天造地设，本来就应该这样。很少有人想到，全部精彩都维系在一条十分脆弱的生态茎脉上，就像一条摇摆于污泥间的荷枝，支撑着田田的荷叶、灿烂的荷花。为了救护这条时时有可能折断、枯萎的生态茎脉，曾经有多少人赤脚苦斗在污泥塘里，而且，这种苦斗并不久远。 这种在污泥塘里苦斗的景象，当然也不是马可·波罗所能想象的。 五 先有生态而后有文化，这个道理，一直被杭州雄辩地演绎着；雄辩到，连最伟大的诗人来到这里也无心写诗，而是立即成了生态救护者。 杭州当然也有密集的文化，但我早就发现，什么文化一到杭州就立即变成了一种景观化、生态化的存在。且不说灵隐寺、六和塔、葛岭、孤山如何把深奥的佛教、道教转化成了山水美景，更让我喜欢的是，连一些民间故事也被杭州铺陈为动人景观。 最惊人的当然是《白蛇传》里的白娘娘。杭州居然用一池清清亮亮的湖水，用一条宜雨宜雪的断桥，用一座坍而又建的雷峰塔来侍奉她。 她并不包含太多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文化”。她甚至连人也不是，却愿意认认真真做一个人。她是妖，也是仙，因此什么事情都难不着她。但当她只想做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时，那就难了。 这个故事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诘难。中国历史“两多一少”。一是多妖，以及与此近似的魔、鬼、奸、逆，二是多仙，以及与此近似的神、圣、忠、贤。 这两个群落看似界限森严却时时可以转换。少的是人，与妖与仙都不同的人。因此，白娘娘要站在人和非人的边缘上郑重告诉世间的人，人是什么。民间故事的这个构想，惊心动魄。 杭州似乎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这个民间故事的伟大，愿意为它创制一个巨大的实景舞台。这个实景舞台永远不会拆卸，年年月月提醒人们：为什么人间这么值得留恋。与这个实景舞台相比，杭州的其他文化遗迹就都显得不太重要了。 像《白蛇传》的故事一样，杭州的要义是追求人间之美。人间之美的基础，是生态之美，尤其是自然生态之美。 在杭州，如果离开了自然生态之美，什么文化都不成气象。 这与我们平常所熟悉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旨，有很大差別。 六 我到杭州的最大享受之一，是找一个微雨的黄昏，最好是晚春季节，在苏堤上独自行走。堤边既没有碑文、对联，也没有匾额、题跋，也就是没有文字污染，没有文本文化对于自然生态的侵凌和傲慢，只让一个人充分地领略水光山色、阴晴寒暑。这是苏东坡安排下的，筑一条长堤让人们有机会摆脱两岸的一切，走一走朝拜自然生态之路。我觉得杭州的后人大致理解了他的这个意图，一直没有把苏堤做坏。 相比之下，现在中国很多地方有点做坏了。总是在古代文化中寻找自己这个地方可以傲视别的地方的点点滴滴理由，哪里出过一个状元或进士，有过几句行吟诗人留下的句子，便大张旗鼓地筑屋刻石。如果出了一个作家，则干脆把家乡的山水全都当做了他作品的插图。大家全然忘了，不管是状元、进士还是作家，他们作为文化人也只是故乡的儿子。在自然生态面前，他们与所有的乡亲一样谦卑和渺小。 近年来杭州的城市建筑者秉承这座城市的独特精魂，不找遥远的古代理由，不提空洞的文化口号，只是埋头疏浚西湖水源，一次次挖淤清污，把西湖的面积重新扩大到马可·波罗见到时的规模。重修完杨公堤，打理好新西湖，又开发了一个大大的西溪湿地，表达出杭州人在生态环境上的痴迷。对杭州这座城市提出的标准，也没有花里胡哨的种种大话，而只是干净、整洁，最适合人居住。 这一来，杭州就呈现出了一个贯通千年的人文宣言。这个宣言，曾经由钱镠主导，由白居易、苏东坡参加起草，由白娘娘从旁润饰，又由今天的建设者们接笔续写。 宣言的内容，很复杂，又很简单：关于美丽，关于自然，关于生态，关于人间。我对杭州的许多建议，没有提出就实现了，而且比我心中预想的更好。现在只剩下一个最小的建议了：找一个合适的角落，建一座马可·波罗的雕像。雕像边上立一块碑，把他最早向世界报告的那些有关杭州的句子，用中文、意大利文和英文镌刻出来；而且，一定要注明年代。 因为这些句子，曾经悄悄地推动过那些远航船队，因此也推动了世界。 点评一： 这是一曲拯救山水的赞歌。一个城市的命运，是由那么几个武将与文人决定的。作者简化之后的杭州西湖史，抓住了缔造这个伟大山水城市的根本。人性充沛的管理者，因着自己热爱自然的本性，建造了一个合乎自然之道的优雅之都。（老愚） 点评二： 柳永《望海潮》词赞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白居易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本文亦为一篇颂词，颂杭州之美，尤其颂治理杭州有功的白居易、苏东坡等人。本文以古为鉴，也语涉当下杭州生态环境治理，并奉献个人文化治理建议。（马策） 点评三： 写雷峰夕照，写断桥霜雪，写灵隐钟声，写虎跑泉的绿壁……这些都难以状出杭州的本色与太美。还是回归到文化根脉来吧，以保护杭州的生态入笔，洞开杭州文化的窗口，以白居易、钱镠、苏东坡为骨骼支点，管窥蠡测，探寻杭州文化的灵脉与历史回声。因此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构思之巧、立意之深。 杭州之美，在于人力，却似浑然天成。作者虽是从生态保护这么一个既现代又直白的话题入手，却运笔不俗，同样写得跌宕多姿，文采、文才与西湖的美景交相辉映。（廖国清） 上海人 一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心理规则，说得好听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对于别种文明的敏感。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不管东南西北，几乎各地都对上海人没有太好的评价。精于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骄傲排外、目无领导、缺少热情、疏离集体、吝啬自私、时髦浮滑、琐碎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中的上海人。 上海人被骂的由头还有很多。比如，不止一个骚扰了全国的政治人物、帮派头子是从上海发家的，你上海人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句：“他们哪里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和渔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二 上海人的尴尬，责任主要不在上海人。 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中华文化在近代的不适应。上海人身上的半近代半传统、半国际半乡土的特质，使他们成了中华文化大家庭中的异数。照例，成为异数的命运是不好的，但上海人似乎又有点明白，当时的中华文化在国际近代化进程中更是异数，异异得正，因此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得意劲儿。 在我看来，上海文明的早期代表者，在物质意义上，是十三世纪的纺织改革家黄道婆；在精神意义上，是十七世纪的官员科学家徐光启。黄道婆使上海成为一个以纺织业为中心的商贸重镇，而徐光启则以惊人的好学和包容游走在科学、国学、朝廷、外邦之间，为后代上海人的正面品质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这实在是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生命组合体。你看，他那么认真地向欧洲传教士们学习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测量学、水利学，自己参与翻译，还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在朝廷的官也越做越大，当上了礼部尚书和文渊阁大学士。与此同时，他居然还一丝不苟地编写了中国农业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农政全书》和天文历法的鼎新奠基之作《崇祯历书》。他去世时，朝廷深深哀悼、追封加谥，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文。这么一个贯通中西、左右逢源的大人物，在日常饮食起居上又非常节俭，未曾有过中国官场习惯的铺张浪费。 他提供了一种历史可能。那就是，中华文化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遇到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对待西方文明，而徐光启以自己的示范表明，如果两方面都采取明智态度，就有机会避开大规模的恶性冲突。 可惜历史走向了另一条路。但是，就在恶性冲突之后，西方列强在上海发现了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族会聚地，叫徐家汇。当初徐光启的示范没有被历史接纳，却被血缘遗传了。西方人对此深感惊喜，于是，徐家汇很快成了传播西方宗教、科学、教学的中心，在上海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遗传，又变成了历史。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遗风，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尤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儿女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可以看做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很久失去自信的上海人偶尔在广播电视里听到宋庆龄、宋美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感到很不习惯。因为多年来上海的“官话”，主要是山东口音和四川口音。一个上海人只要做到了副科长，憋出来的一定已经不是上海话。 由宋庆龄、宋美龄女士的口音作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徐光启与利玛窦等传教士商议各种文化事项时，操的也是上海口音。 三 对于一个封闭而自是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仓，小小的上海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连一个稍稍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延续千年的著名古城，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纪太轻…… 但是，对于一个具有国际眼光的人而言，上海面对太平洋，背靠万里长江，可谓吞吐万汇，气势不凡。 直到十九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一八四二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上海出现了好几个面积不小的租界，西方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把越来越多的赌注投入其间。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惊慌失措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但是，一代上海人，就在这种悖论中跌跌绊绊地成长起来了。 首先是遇到一个个案件。许多新兴思想家、革命者受到清政府追缉，逃到了上海的租界，于是两种法制体系冲突起来了。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渐渐领悟了民主、人道、自由、法制、政治犯、量刑、辩论等概念的正常含义，也产生了对新兴思想家、革命者的理解和同情。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陈旧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与此同时，上海人拥有了与苏州私家园林完全不同的公园，懂得了即使晚间不出门也要缴纳公共路灯费。上海文化的重心转向报纸、出版、电影、广播和公私学校，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文化产业的道路。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 为了延续“农村包围城市”的方略，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快速富裕，腰包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有点自惭形秽，却又没有失去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另一番景象。 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我知道，他们是在守护一种经济之外的东西，那就是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上海人的心理品性。 四 上海人的心理品性，我想先讲三点。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宽容并存。 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摩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 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 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切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与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 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官员，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意思是：“关你什么事？” 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是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別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愤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上海学者大多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権”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点，上海的科学文化在一开始总是具有可喜的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往往又“个体”得过了头，小里小气地不知道如何互相合作，如何依靠他人提升，如何进人宏观规范，因此总是形不成合力，成不了气候。 五 上海文明的第二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伴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參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换哪几次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一个人的轻声询问立即引起全车一场热烈的大讨论，甚至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是全世界各大城市都看不到的景观。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请注意，两方争执的金额差异，往往只是几分钱。他们在争执激动时一次次掐灭又一支支点燃的外国香烟，就抵得上争执金额的几十倍。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比较，大半出于对自身精明的卫护。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名声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如果乘客说“两张七分”，就有一点污辱了售票员的智商，因为这儿不存“七分”之外的第二种可能。你说得快，售票员的动作也快，而且满脸赞许；你说得慢，售票员的动作也慢，而且满脸不屑。 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群体性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态过于痴迷，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精英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他们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 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缜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的疲庸。这种情况我们在上海文化中频频能够看到，而且似乎已经出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也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以取得的效果。这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六 上海文明的第三心理品性，是面对国际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在内心从来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 中国不少城市称外国人为“老外”，这个不算尊称也不算鄙称的有趣说法，似乎挺密切，实则很生分，至今无法在上海生根。在上海人的口语中，除了小孩，很少把外国人统称为“外国人”，只要知道国籍，一般总会具体地说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日本人。这说明，连一般市民，与外国人也有一种心理趋近。 今天，不管是哪一个阶层，上海人对子女的第一企盼是出国留学。到日本边读书边打工是已经走投无路了的青年们自己的选择，只要子女还未成年，家长是不做这种选择的，他们希望子女能正正经经到美国留学，这里普及着一种国际视野。 其实，即使在没有开放的时代，上海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也隐隐埋伏着一种国际性观念，不管当时能不能实现。上海的中学对英语一直比较重视，即使当时几乎完全没有用，也没有家长提出免修。上海人总要求孩子在课余学一点钢琴或唱歌，但又并不希望他们被吸收到当时很有吸引力的部队文工团。 在“文革”动乱中，好像一切都灭绝了，但有几次外国古典音乐代表団悄悄来临，报纸上也没做什么宣传，不知怎么立即会卷起抢购票子的热潮，这么多外国音乐迷原先都躲在哪儿呢？开演的时候，他们衣服整洁，秩序和礼节全部符合国际惯例，很为上海人争脸。 前些年举行贝多芬交响音乐会，难以计数的上海人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通宵排队。 两年前，我所在的学院试演著名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按一般标准，这出戏看起来十分枯燥乏味，国外不少城市演出时观众也不多。但是上海观众却能静静看完，不骂人，不议论，也不欢呼。其间肯定不少人完全看不懂，但他们知道这是一部世界名作，应该看一看，自己看不懂也很自然，既不恨戏也不恨自己。一夜又一夜，这批去了那批来，平静而安详。 毋庸讳言，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的文化追求。但长期置身在这么一个城市里，久而久之也养成了对一般文化的景仰。上海也流行过“读书无用论”，但情况与外地略有不同。绝大多数家长都不能容忍一个能读上去的子女自行辍学，只有对实在读不好的子女，才用“读书无用论”作为借口聊以自慰，并向邻居搪塞一下。 即使在“文革”动乱中，“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始终是视点集中的求婚对象，哪怕他们当时薪水很低，前途无望，或外貌欠佳。在当时，这种对文化的景仰带有非实利的盲目性。最讲实利的上海人在这一点上不讲实利，依我看，这是上海人与广州人的显著区别之一，尽管他们在其他方面颇为接近。 七 上海文明的心理特征还可以举出一些来，但从这几点，已经可以看出大概。 有趣的是，上海文明的承受者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有的人居住在上海很久还未能皈依这种文明，有的人则进入不久便神魂与共。这便产生了非户籍意义上，而是文化心理意义上的上海人。很多文化人分不清这个界限，武断地论述着这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的人，是没有意义的。 无疑，上海人远不是理想的现代城市人。一部扭曲的历史限制了他们，也塑造了他们；一个特殊的方位释放了他们，又制约了他们。他们在全国显得非常奇特，在世界上也显得有点怪异。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他们做过的或能做的梦都太多太多。载着满脑子的梦想，拖着踉跄的脚步。好像有无数声音在呼唤着他们，他们的才干也在浑身冲动，于是，他们陷入了真正的惶恐。 他们也感觉到了自身的陋习，憬悟到了自己的窝囊，却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他们已经倾听过来自黄土高原的悲怆壮歌，也已经领略过来自南疆海滨的轻快步履，他们钦羡过，但又本能地懂得，钦羡过分了，我将不是我。我究竟是谁？ 该做什么？整座城市陷入了思索。 前年夏天在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听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做了认真调查，敢于断言，上海人的素质和潜力，未必比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差。”这种激励的话语，上海人已听了不止一次，越听心里越不是滋味。 每天清晨，上海人还在市场上讨价还价，还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不断吵架。晚上，回到家，静静心，教导孩子把英文学好。孩子毕业了，出息不大，上海人叹息一声，抚摸一下自己斑白的头发。 八 续写上海新历史，关键在于重塑新的上海人。重塑的含义，是人格结构的调整。对此，请允许我说几句重话。 今天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在很大的成分上是百余年超浓度繁荣和动乱的遗留。在二十世纪前期，上海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但无可否认，那时的上海人在总体上不是这座城市的主宰。上海人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助手的地位，是外国人和外地人站在第一线，承受着创业的乐趣和风险。众多的上海人处于第二线，观看着，比较着，追随着，参谋着，担心着，庆幸着，反复品尝第二线的乐趣和风险。 也有少数上海人冲到了第一线，如果成功了，后来也都离开了上海。 直到今天，即便是上海人中的佼佼者，最合适的岗位仍是某家跨国大企业的高级职员，而很难成为气吞山河的第一总裁。上海人的眼界远远超过闯劲，适应力远远超过开创力。有大家风范，却没有大将风范。有鸟瞰世界的视野，却没有纵横世界的气概。 因此，上海人总在期待。他们眼界高，来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的期待，而到手的一切又都不愿意放弃。他们不知道，什么也不放弃就什么也得不到。对于自己的得不到，他们只能靠发牢骚来聊以遣怀。牢骚也仅止于牢骚，制约着他们的是职员心态。 没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没有统领全局的强悍，上海人的精明也就与怯弱相伴随。他们不会高声朗笑，不会拼死搏击，不会孤身野旅，不会背水一战。连玩也玩得很不放松，前顾后盼，拖泥带水。连谈恋爱也少一点浪漫色彩。 由于缺少生命感，上海人也就缺少悲剧性的体验，而缺少悲剧性体验也就缺少了对崇高和伟大的领受；他们号称偏爱滑稽，但也仅止于滑稽而达不到真正的幽默，因为他们不具备幽默所必须有的大气和超逸。于是，上海人同时失却了深刻的悲和深刻的喜，属于生命体验的两大基元对他们来说都颇为黯淡。 即便是受到全国厌弃的那份自傲气，也只是上海人对于自己生态和心态的盲目守卫，傲得琐琐碎碎，不成气派。真正的强者也有一份自傲，但是有恃无恐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变得大方而豁达，不会只在生活方式、言谈举止上自我陶醉，冷眼看人。 总而言之，上海人的人格结构尽管不失精巧，却缺少一个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于是，这个城市失去了烫人的力量，失去了浩荡的勃发。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返驯顺、重归一统。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翻然悔悟。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上海人人格结构的合理走向，应该是更自由、更强健、更热烈、更宏伟。它的依凭点是大海、世界、未来。这种人格结构的群体性体现，在中国其他城市还都没有出现过。 如果永远只有一个拥挤的职员市场，永远只是一个“新一代华侨”的培养地，那么，在未来的世界版图上，这个城市将黯然隐退。历史，从来不给附庸以地位。 失落了上海的中国，也就失落了一个时代。失落上海文明，是全民族的悲哀。 秋雨注：此文发表在二十年前。当时上海的改革开放还没有正式起步，上海人备受全国厌弃，连自己也失去了自信。因此，我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上海人的历史地位和心理品性，从文化上对他们进行了全方位地鼓励，又指出了他们的致命弱点。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在此我要深深感谢上海市民。我对他们的严厉批评居然没有引起任何反感，这在中国各地“地域性敏感”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极不容易。 点评一： 这是一曲拯救山水的赞歌。一个城市的命运，是由那么几个武将与文人决定的。作者简化之后的杭州西湖史，抓住了缔造这个伟大山水城市的根本。人性充沛的管理者，因着自己热爱自然的本性，建造了一个合乎自然之道的优雅之都。（老愚） 点评二： 柳永《望海潮》词赞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白居易说“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本文亦为一篇颂词，颂杭州之美，尤其颂治理杭州有功的白居易、苏东坡等人。本文以古为鉴，也语涉当下杭州生态环境治理，并奉献个人文化治理建议。（马策） 点评三： 写雷峰夕照，写断桥霜雪，写灵隐钟声，写虎跑泉的绿壁……这些都难以状出杭州的本色与太美。还是回归到文化根脉来吧，以保护杭州的生态入笔，洞开杭州文化的窗口，以白居易、钱镠、苏东坡为骨骼支点，管窥蠡测，探寻杭州文化的灵脉与历史回声。因此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构思之巧、立意之深。 杭州之美，在于人力，却似浑然天成。作者虽是从生态保护这么一个既现代又直白的话题入手，却运笔不俗，同样写得跌宕多姿，文采、文才与西湖的美景交相辉映。（廖国清） 点评三： 上海是一个怎样的群落呢？他们特殊，“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靠传统？靠新潮？靠内地？靠国际？靠经济？靠文化？靠美誉？靠实力？靠人情？靠效率？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作者写上海人，从历史地位与文化心理人格上去探寻上海人，有着自己独特的视角，不掩饰上海人存在的瑕疵，而注重掘释上海人群体的光芒。（廖国清） 伞下的侗寨 我在国内的文化考察，是从边远地区开始的。后来，随着一个个研究专题的深入，渐渐偏重于古往今来的一些发达地区。这是必要的，但也容易迷失。发达是一种聚集，聚集是一种重复，重复是一种规范，因此极有可能失去文化真正的独立性。不仅如此，聚集中常常会有智能互耗，把一个个简易的问题引向繁杂。结果，看起来文化浓度很高的地方，反而缺少本真的大文化。 于是，我又要向边远地区求援了。 一 这是翠绿群山间的一个小盆地，盆地中间窝着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寨。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色的吊脚楼，此刻正朦胧着灰白色的雾气和炊烟。把雾气和炊烟当做宣纸勾出几笔的，是五座峭拔的钟楼。 钟楼底层开放通透，已经拥挤着很多村民和过路客人，因为在钟楼边的花桥上，另一些村民在唱歌，伴着芦笙。 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桥的石阶上，唱出来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沉着、柔和、悦耳。这些村民有一年被选到法国巴黎的国际合唱节里去了，才一开口，全场屏息，第二天巴黎的报纸纷纷评论，这是中国所有歌唱艺术中最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种。 村民们没有听过太多别的歌唱艺术，不知道法国人的这种评论是不是有点夸张。但他们唱得比平时更来劲了，路人远远一听就知道：嘿，侗族大歌！ 不错，我是在说一个侗族村寨，叫肇兴。地图上很难找得到，因此我一定要说清它在地球上的准确方位：东经109°10\''，北纬25°50\''。经纬交会处，正是歌声飘出的地方。 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桥就像一般所说的“风雨桥”，很大，筑有十分讲究的顶盖，又把两边的桥栏做成两溜长椅。不管风晨雨夕还是骄阳在天，总有不少村民坐在那里观看河景，说说笑笑。此刻，桥头的石阶变作了临时舞台，原来坐在桥栏边的村民没有起身，还是坐着，像是坐在后台，打量着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的后脑勺。 这些站在桥头石阶上唱歌的村民中，不同年龄的妇女都穿上了盛装。中年妇女的服装比较收敛，是黑色为底的绣花衣；而站在她们前面低一级石阶上的姑娘们，则穿得华丽、精致，配上一整套银饰，光彩夺目。据说，姑娘们自己织绣多年的大半积蓄，父母亲赠与她们的未来妆奁，都凝结在这套服装中了。这里的财富不隐蔽，全都为青春在叮叮当当、闪闪烁烁。 领唱的总是中年妇女，表情比较严肃，但她们的歌声在女儿辈的身上打开了欢乐的闸门。我一遍遍地听，当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边轻轻地介绍着歌曲内容，两头听下来终于明白，这样的歌唱是一门传代的大课程。中年传教给青年，青年传教给小孩，歌是一种载体，传教着人间的基本情感，传教着民族的坎坷历史。像那首《珠郎和娘梅》的叙事长歌，就在向未婚男女传教着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忠贞，为了爱情与忠贞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抗争，付出什么样的牺牲。 歌声成了民族的默契、村寨的共识、世代的叮咛。但是，这种叮咛从来不是疾言厉色，而是天天用多声部自然和声完成。这里所说的“多声部自然和声”已不仅仅是一个音乐概念，而是不同年龄间的一种共同呼应、集体承认。这里的课本那么欢乐，这里的课程那么简明，这里的教室那么敞亮，这里的考试那么动人。 这所永恒的学校，大多以女性为主角。男性是陪衬者，唱着雄健有力的歌，作为对母亲、妻子、女儿间世代叮咛的见证。他们更以芦笙来配合，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着大小不一的芦笙，悠悠扬扬地搀扶着歌声走向远处。女性们获得了这样体贴的辅佐，唱得更畅快了。 我听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几年的外来人说，在这里，几乎每天在轻轻的歌声中醒来，又每天在轻轻的芦笙曲中睡去。我一听就点头，因为我这几天住宿的那家干净的农家旅馆，边上就是一条河，时常有一群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游泳，边游边唱。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们不唱，只向小男孩们泼水。她们是主角，是主角就不轻易开口。明天，或者后天，她们就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桥石阶的最低一级与大人们一起歌唱了。那些小男孩还站不上去，只能在一边学吹最小的芦笙。 我们平日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但到这里才知道，歌唱在这里不是什么“余兴节目”，而是全部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全部历史的凝练和传承，全部文化的贮存和展开。 二 歌声一起，吊脚楼的扇扇窗子都推开了，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口听。这个画面从鼓楼这里看过去，也就成了村寨歌会的辽阔布景。 石桥、小楼、窗口，这本来也是我家乡常见的图像。岂止是我家乡，几乎整个江南都可以用这样的图像来概括。但是，今天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江南石桥边楼房的窗口，往往有读书人在用功，夜间，四周一片黑暗，只有窗口犹亮——我历来认为，那是文明传承的灯火。 我也曾经对这样的窗口灯火产生过怀疑：那里边攻读的诗文，能有几句被窗下的乡亲知晓？如果说这些诗文的功用是浮载着书生们远走高飞，那么，又留给这里的乡亲一些什么？ 答案是，这些书生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不管是回来还是不回来，他们诵读的诗文与故乡村庄基本无关。因此，河边窗口的灯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永远是陌生的、暂驻的，至少，构不成当时当地的“多声部自然和声”。 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日夜攻读的诗文。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们记得，连汉族最高水准的学者都承认，“不著一字”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从最宏观的意义上看，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也会有精彩的特例。 不错，文字能够把人们引向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承担非常繁重的训练、校正、纷争、一统的磨炼，而磨炼的结果也未必合乎人性。请看世间多少麻烦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鲁迅叹一声“文章误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稀罕那么辽阔和深刻，只愿意用简洁和直接的方式在小空间里浅浅地过日子，过得轻松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 可以相信，汉族语文的顶级大师老子、庄子、陶渊明他们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一定会称许有加，流连忘返。 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那就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善于歌舞，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生命的本性原来是载歌载舞的，在他们身上却被褊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 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从维纳斯到大卫，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 三 花桥石阶上的歌唱一结束，有一个集体舞蹈，歌者和观者一起参加，地点就在宽敞的鼓楼底下。这时才发现，在集体舞蹈围绕的圆心，也就是在鼓楼的中央，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 老者们表情平静，有几个抽着长长的烟杆。他们是寨老，整个村寨的管理者群体。一个村民，上了年纪，又德高望重，就有资格被选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会秩序、村民纠纷、节日祭祀等方面的事情，鼓楼的鼓就会击响，寨老们就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议。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议由他主持。寨老们作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以示权威。 寨老们议事也有既定规范。由于没有文字，这些规范成为寨老们必须熟记的“鼓词”——鼓楼下的协调规则，听起来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经搜集过，我读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说到村寨的青年男女们在游玩中谈情说爱是理所当然的，而过度骚扰和侵犯却要受到处罚，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词的风格。且引几句—— 还有第二层， 讲的是男女游玩的事。 耳边插鸡尾，拉手哆耶， 墙后弹琵琶，相依唱歌， 依身在门边，细语悄言， 不犯规矩，理所当然。 倘有哪个男人伸脚踩右，伸手摸左， 狗用脚爬，猫用爪抓， 摸脚掐手，强摘黄花， 这类事，事轻罚酒饭， 事重罚金银，罚他一百过四两。 这种可爱的规矩，本来就包含着长辈的慈祥口气，因此很有禅性。真正处罚起来，还要看事端的性质和事主的态度，有所谓“六重六轻”之分，因此就需要寨老们来裁决了。但是，处罚也仅止于处罚，没有徒刑。因为这里的侗族自古以来都没有警察，没有监狱，当然更没有军队。 寨老不是官员，没有任何特权。他们平日与村民一样耕种，养家糊口，犯了事也一样受到处罚。他们不享受钱物方面的补贴，却要承担不小的义务。例如，外面来了一些客人，他们就要分头接到家里招待。如果每个寨老都接待了，还有剩余的客人，一般就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负责了。 “因此，一位长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征得家里儿女们的同意，需要他们愿意共同来承担这些义务性开支。”两位年轻的村民看我对寨老的体制很感兴趣，就热情地为我解释。 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这些黑衣长者，心想，这就是我心中长久向往的“村寨公民社会”。 道家认为，一个社会，机构越简负累也越简，规则越少邪恶也越少。这个原则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我所说的“村寨公民社会”，还包括另一番含义，那就是，村寨是一个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到街上走走，总能看到很多妇女一起织一幅布的情景。这里的织布方式要拉开很长的幅度，在任何一家的门院里都完成不了，而是需要四五家妇女联手张罗。这到底算是一家织布几家帮忙，还是本来就是几家合织？不太清楚。清楚的是，长长的棉纱把好几家人家一起织进去了。 织布是小事，遇到大一点的事情，各家更会当做自己家的事，共同參与。 更让外来者惊讶的是，家家户户收割的粮食都不藏在家里，大家约定放在一个地方，又都不上锁。一位在这儿出生的学者告诉我，在侗语中，根本没有作为名词或动词的“锁”的概念。 入夜，我站在一个杉木阳台上看整个村寨，所有的吊脚楼都黑糊糊地融成了一色，不分彼此。这样的村寨是真正平静的，平静得连梦都没有。只待晨光乍露时第一支芦笙从哪一个角落响起，把沉睡了一夜的歌声唤醒。 四 我所站立的杉木阳台，是农家旅馆的顶层三楼，在村寨里算是高的了。但我越来越觉得，对于眼下的村寨，万不能采取居高临下的考察视角。在很多方面，它比我们的思维惯性要高得多。如果说，文化生态是一门最重要的当代课程，那么，这儿就是课堂。 当地的朋友取笑我的迷醉，便在一旁劝说：“还是多走几个村寨吧。” 我立即起身，说：“快！” 离肇兴不远，有一个叫堂安的寨子。我过去一看便吃惊。虽然规模比肇兴的寨子小，但山势更加奇丽，屋舍更有风味。这还了得，我的兴头更高涨了，顺着当地朋友的建议，向西走很远很远的路，到榕江县，去看另一个有名的侗寨—— 三宝。 一歩踏入就站住了。三宝，实在太有气势。打眼还是一座鼓楼，但通向鼓楼的是一条华美的长廊，长廊两边的上沿，画出了侗族的历史和传说。村民们每天从长廊走过，也就把祖先的百代艰辛慰抚了，又把民族的千年脚力承接了。这个小小的村寨，一开门就开在史诗上，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荷马。 鼓楼前面，隔着一个广场，有一排榕树，遒劲、苍郁、繁茂，像稀世巨人一般站立在江边。后面的背景是连绵的青山，衬着透亮的云天。这排榕树是力量和历史的扭结，天生要让世人在第一眼就领悟什么叫伟大。我简直要代表别的地方表达一点嫉妒之情了：别的地方的高矗物象，大多不存在历史的张力；别的地方的历史遗址，又全都失去了生命的绿色。 在这排大榕树的左首，也就是鼓楼的右前方，有一座不大的萨玛祠。萨玛，是侗族的大祖母，至高无上的女神。 我早就推断，侗族村寨一定还有精神皈依。即使对寨老，村民们已经给予了辈分性、威望性的服从，却还不能算是精神皈依。寨老会更替，世事会嬗变，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能够维系永久的象征性力量，现在看到了，那就是萨玛。 问过当地很多人，大家对萨玛的由来和历史说法不一，语焉不详。这是对的，任何真正的信仰都不应该被历史透析，就像再精确的尺子也度量不了夜色中的月光。 我问村里几位有文化的时尚年轻人：“你们常去萨玛祠吗？” 他们说：“常去。遇到心里不痛快的事就去。” 我问：“如果邻里之间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矛盾，你觉得不公平，会去找村里的老人、智者去调解，还是找萨玛？” 他们齐口同声：“找萨玛。用心默默地对她诉说几句。” 他们那么一致，使我有点吃惊，却又很快在吃惊中领悟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们看我猜得对不对。找公平，其实是找倾诉者。如果让村里人调解，一定会有一方觉得不太公平。萨玛老祖母只听不说，对她一说，立即就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安慰。” 他们笑了，说：“对，什么事只要告诉她了，都成了小事。” 就这么边说边走，我们走进了萨玛祠。 我原想，里边应该有一座塑像，却没有。 眼前是一个平台，中间有一把小小的布伞，布伞下有很多鹅卵石，铺满了整个平台，平台边沿有一圈小布人儿。 那把布伞就是萨玛。鹅卵石就是她庇荫着的子孙后代，边沿上的小布人儿是她派出来守护子孙的卫士。 老祖母连自己的形象也不愿显露出来，全然化作了庇护的心愿和责任，这让我非常感动。我想到，世间一切老祖母、老母亲其实都是这样的，舍不得留给自己一丝一毫，哪怕是为自己画个像、留个影。 于是，这把伞变大了，浮悬在整个村寨之上。 一位从小就住在萨玛祠背后的女士走过来对我说，村民想把这个祠修得大一点，问我能不能题写“萨玛祠”的三字匾额。 我立即答应，并深感荣幸。 世上行色匆匆的游子，不都在寻找老祖母的那把伞吗？ 我还会继续寻找生命的归程，走很远的路。但是，十分高兴，在云贵高原深处的村寨里，找到了一把帮我远行的伞。是鼓楼，是歌声，是寨老，是萨玛，全都乐呵呵地编织在一起了，编织得那么小巧朴实，足以挡风避雨，滤念清心，让我静静地走一阵子。 秋雨注：这篇文章和后面的《蚩尤的后代》、《我本是树》两篇在互联网上贴出后，据贵州省黔东南旅游局的负责人来电话说，当地的外来游客量立即上升了84%，多数游客都说是看了我的文章才去的。这让我很高兴。真的，我很希望我们的旅游能更多地向边远地区延伸，那儿有一些被我们遗忘已久的人文课题。 点评一： 本文是对一种活泼的生命状态的赞美。文化仅仅是生命与生活的副产品。文化人在本真的少数民族面前，往往会幡然醒悟，知今是而昨非，会不由自主地从人性的藩篱中伸一下脖子，发出自己的声音。（老愚） 点评二： 歌唱、吹芦笙、织布、寨老断事、女神萨玛……这里的生活近自然而远人文，或者说是面向自然的另一种人文。在这里，无为是优于有为的制度选项，自治比他治更为重要。无怪乎作者看出“村寨公民社会”的格局。不过，在现代社会中，在全球化时代，这种边远少数民族生态更具观赏价值。作为原生态旅游资源，恐怕也最终难逃过度开发继而变形乃至消亡的命运。（马策） 点评三： 读此文，如听一部多声部自然和声演奏的侗族大歌，自然、柔美、悦耳。 花桥演唱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主唱者是端庄的侗家女，歌声传承的是历史，向往的是爱情，歌唱的是忠贞。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吹着长长短短的芦笙，悠悠扬扬的歌声飘向远处，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首歌。吊脚楼的窗口飘出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这里没有诗文诵读，他们的诗文全都是“不著一字”的歌唱，窗口对岸的山就是诗，窗口底下的河就是文。他们的舞蹈会让那些饱学的汉家书生“汗颜”，“无字的天书”才会让大师们发出“文章误我”的喟叹，才会让老庄、陶渊明流连忘返。 文章最末揭旨，“是鼓楼，是歌声，是寨老，是萨玛，全都乐呵呵地编织在一起了”的那柄朴实小伞，能挡风避雨，滤念清心。（廖国清） 蚩尤的后代 一 中国哪里美女最多？我没有作过认真比较。但是，那次去贵州省雷江县的西江苗寨，实在被一种拥挤的美丽镇住了。那天正好是这里的“吃新节”，夏收刚刚结束，新米已经上灶，大家远远近近走在一起庆祝好年成。长廊上摆着一长溜看不到头的矮桌，村民们坐在两边吃吃喝喝，长廊外面的广场上已经载歌载舞。这本是寻常的村寨节日，但总觉得眼前有一种不寻常的光华在飘浮，定睛一看，那一长溜矮桌边上已经是数不清的美艳笑容，而广场上的歌舞者和观看者更是美不胜收。 西江苗寨很大，一千多户，四五千人，因此这种美丽很成规模。 西江苗寨的女孩子知道自己长得好，以微笑来感激别人欣赏的眼神。她们喜欢这个青山环抱的空间，不愿意让自己的美丽孤零零地到外面去流浪，因此仪态一派平和。与她们相比，外面城市里很多远不如她们美丽的女孩子成天揽镜弄影、装娇扮酷，真是折腾得太烦人了。 不少中原人士未到这些地区之前，总以为少数民族女孩子的美属于山野之美、边远之美、奇冶之美。其实不然，西江苗寨女孩子美得端正朗润，反而更接近中华文明的主流淑女形象。如果不是那套银饰叮当的民族服装，她们的容貌似乎刚从长安梨园或扬州豪宅中走出。 这使我惊讶，而更让我惊讶的是，问起她们的家史血缘，她们都会嫣然一笑，说自己是蚩尤的后代。 二 实在无法把这番美丽与“蚩尤”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蚩尤是中华文明史上第一轮大战的主要失败者。打败他的，就是我们的共同祖先黄帝。因此，蚩尤成了最早的一个“反面人物”。蚩尤有时又被通指一个部落，那么这个部落也就成了一个“反面族群”。 胜利者在拥有绝对话语权之后，总会尽力把失败了的对手妖魔化。蚩尤就是被妖魔化的第一典型。 妖魔化到什么程度？《龙鱼河图》说，蚩尤和他的兄弟都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述异记》说，“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玄女传》说，“蚩尤变幻多方，征风招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志林》说，“蚩尤作大雾弥三日，军人皆惑”…… 这些妖魔化的言辞，被《史记正义》、《太平御览》、《广博物志》、《古今注》、《初学记》等重要著作引述，影响广远。 更严重的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在创造文字的时候，用两个贬斥性的文字给这个已经妖魔化了的失败者命名，那就是“蚩尤”。有学者检索了一系列最权威的汉语词典，发现这两个字的含义不外乎悖、逆、惑、谬、乱、异、劣、笨、陋、贱，认为其间浇铸了太多的仇恨和敌意。蚩尤是蒙受文字“恶溢”的第一人。 直到现在，我看到一些最新出版的历史书籍里还把蚩尤说成是远古时代“横行霸道”、“蠢蠢欲动”的力量。虽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却承接了一种横贯数千年的强大舆论。 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祖归宗，确认自己是黄帝子孙的今天，这种千年舆论更加难以动揺。 因此，当我听到西江苗寨的这些女孩子轻轻说出一声“我们是蚩尤的后代”，简直惊心动魄。 她们却在平静地微笑。这种表情，能不能对我们的思维惯性带来一点启发？ 三 天下的笑容没有年代。那么，就让我们随着这些女孩子的笑容，再一次回到中华文明的起点。 记得我早年在遇到一次家破人亡的大灾难时曾躲避到家乡半山的一个废弃的藏书楼里读书，不合时宜地猜想过黄帝的时代。猜想黄帝必然会随之猜想他的对手炎帝和蚩尤。但奇怪的是，同是军事上的死敌，黄帝的后代却愿意把炎帝合称为华夏祖先，自认为“炎黄子孙”，却怎么也不愿意把另一个对手蚩尤也纳入其中。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在那场与蚩尤的战争中，黄帝实在打得太艰难了。 根据一些零零落落的记载，黄帝击败炎帝只是“三战”而已，而后来平定天下也只经历了“五十二战”；但与蚩尤作战，连打“七十一战”仍然无法胜利。黄帝慌了，求告九天玄女：“小子欲万战万胜，万隐万匿，首当从何起？” 这个求告既考虑到了战胜一途，也考虑到了隐匿一途，可见是不大有信心了。据说是九天玄女给黄帝颁下了一道制胜神符，也有一种说法是九天玄女派出“女魃”来改变战场的气候帮助了黄帝，还有一种说法是黄帝最终靠指南车战胜了蚩尤。 总之，这场战争打得惨烈无比、千钧一发。极有可能是蚩尤获胜，那么中华历史就要全面改写。正因为如此，黄帝及其史官必须把蚩尤说成是妖魔，一来可以为黄帝的久攻不克辩解，二来可以把正义拉到自己一边，杜绝后人设想万一蚩尤胜利的另一种前途。 杜绝后人设想万一蚩尤胜利的另一种前途，这个意图很现实，因为蚩尤的部族很大。他是九黎族的首领，九黎族生活在今天山东西南部、江苏北部以及山西、河北、河南的黄河流域，人口众多，当然是诛杀不尽的。因此黄帝只能向他们宣告，他们以前的首领是妖魔，现在应该归附新的统治者。 黄帝这样做并没有错，他采取的是让华夏大地归于统一的必然步骤。如果是由炎帝或蚩尤来统一，也有可能实行差不多的策略。但是，当我们切实地想一想那个戴满恶名的蚩尤的真实下场，仍然未免心动。因为他也是黄河文明的伟大创建者。 我曾经在河南新郑主持过中央电视台直播的黄帝祭祀大典，也曾经到陕西祭拜过黄帝陵。但是，那位蚩尤究竟魂销何方？ 多年前读到曲辰先生在《河北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文章，他考证出黄帝与蚩尤交战之地应该是河北省涿鹿县矾山乡三堡村北古城遗址东北方的一块平地。他参考多种古籍，又到现场勘察，用功极深。但在我看来，他可能是把地方说小了。 据《黄帝内传》记载：“黄帝伐蚩尤，玄女为帝制夔牛鼓八十而一震五百里，连震三千八百里。”这里所说的里程数当然不无夸张，难以定为史实，但那场战争规模极太、地域极广、驰骋极远，则是可以想见的。 蚩尤终于战败，被擒被杀，景象也非常壮观。而且，这种壮观的景象也占据了辽阔的空间。 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及郑玄注，蚩尤被黄帝擒获后戴上了木质刑具桎梏（锁脚的部分叫桎，锁手的部分叫梏），从今天河北北部的涿鹿县，押解到今天山西西南部的运城地区。这条路很长，要穿过河北省的一部分和山西省的大部分，将近两千华里。蚩尤的手足都被桎梏磨烂了，桎梏上渗透了血迹。 为什么长途押解？为了示众，为了让各地异心归附。 终点是现在运城市南方、中条山北麓的一个地方，那儿是处决蚩尤的刑场。处决的方式是“身首解割”，因此这地方后来很长时间被称为“解州”。 蚩尤被杀后，桎梏被行刑者取下弃之山野。这副桎梏本来已在长途押解中渗满血迹，此刻更是鲜血淋漓。它很快就在弃落的山野间生根了，长成一片枫树，如血似火。 从此开始，更多壮美的传说出现了。 蚩尤倒下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湖泊，湖水有血色，又有咸味。宋代科学家沈括的《梦溪笔谈》有记： 解州盐泽，方百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阪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 即便仅仅是一种因巧合而产生的传说，也是气壮山河。 蚩尤死后，其遗体又一次长途旅行千里，被运到现在山东省西部的黄河北岸，也就是九黎族聚居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漫长的葬仪呢？一种说法，仍然是示众，以平息蚩尤旧部流传的“蚩尤不死”的谣言；另一种说法，是黄帝仁慈，让自己的对手归葬故土。但是，再仁慈也仍然没有消除后怕，蚩尤的头颅和身躯还是分开埋葬了，而且两地拉开了不小的距离。 对于这一点，蚩尤的在天之灵显然是有点愤怒的。《皇览·冢墓记》有记载，“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由此开始，连天象学中也有了“蚩尤旗”的名称，特指一种上黄下白的云。《吕氏春秋》中就有这项记录。 你看，蚩尤把愤怒化作了云气，连天地都要另眼相看。 有一项关于那场战争的记载更让我心动不已。那天，黄帝的军队包围住蚩尤，把他从马上拉下来，锁上桎梏，蚩尤也就最后一次放开了自己战马的缰绳。这是一员战将与自己真正战友的告别。据《帝王世纪》记载，这个地方从此就有了一个豪壮的地名，叫“绝辔之野”。我曾在台湾的《历史学刊》上读到历史学者宋霖先生就这个地名写下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出现在历史论文中似乎有点突兀，但我非常理解宋霖先生难以压抑的心情。他是这样写的： 绝辔，割断缰绳，一任曾经驮载蚩尤纵横天下的剽悍战马，在溅满鲜血积满尸体的殷红荒原上踽踽踯躅，在铜青色天幕映照下，伴着清冷残血的旷野中长啸悲鸣。 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第一场大战，就此落幕。 面对着远古的浩荡之气，再严谨的学者也不得不动用浩荡之笔。在那绛红的荒昧天际，历史、传说和文学，还分不清界限。 四 我问西江苗寨的两位年轻姑娘：“你们说是蚩尤的后代，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这是一个逗乐的问题，本来不期待回答；而且我想，她们也回答不了。 没想到她们竟然回答了：“打了败仗，一路逃呗。从黄河流域逃到长江流域，再逃到这里。朝廷的官兵在追杀，我们的人越逃越少，就这样啰。” 说完又是一阵笑声。用那么轻松的表情讲述那么残酷的历史，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就进一步问：“正规的史书里可没有记载蚩尤后裔向这里迁徙的确切史实，你们能提供一点证据吗？” “有啊。”她们还是那么快乐，“我们这里有一部传唱的苗族史诗叫《枫树歌》，说我们苗族的祖先姜央就是从枫树中生出来的。我们这里世世代代崇拜枫树，不准砍伐。你知道枫树就是蚩尤的桎梏吗？” 我听了一震，连说“知道”，心中立即浮现出黄河近旁那个由桎梏化为枫树的动人场景。 她们还在说：“朝廷没追上我们，写不出来；苗族没有文字，记不下来。我们只要记住枫树就可以了，那就是历史。” 与她们分手后，我在西江苗寨的石阶路上边走边想：我们所熟悉的文本历史，实在是遗落了太多重要的内容。你看，连中华文明最早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历史，也只留下了一小半。 从影影绰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蚩尤失败后，他的部属九黎族被黄帝做了一次大范围的整编，大致被分为善、恶两类。“善类”迁移到邹鲁之地，也就是今天山东省的南部，后来这里产生了孔子、孟子，“恶类”被流放到北方，据说与后来的匈奴有关。不管“善类”、“恶类”，都记住了自己是九黎之后，是“黎民”。我们后来习称“黎民百姓”，也与此有关。 由此可知，蚩尤的部属并不都是南逃了，而是有很大一部分被收编进了黄帝的主流文明。而且，黄帝的后裔还与蚩尤的后裔有通婚之举，黄帝的后裔是男方，蚩尤的后裔是女方，可见蚩尤不仅不是妖魔，而且有俊美的基因。黄帝的后裔夏后氏，是后来夏朝的创立者。 但是，蚩尤的部属中，确实也有不屈的一群。他们保持着失败者后裔的傲岸，背负着祭祀先祖的使命，不惜与当权者征战。历史上那个与尧的队伍战斗在丹江的“三苗”部落，就自称是蚩尤的“九黎之后”，这有可能是苗族的祖先。 三苗打不过尧，曾经被尧收编，却又时时反抗，尧就把他们流放到现在敦煌的三危山，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所记的“迁三苗于三危”。三苗的首领驩兜则被流放到崇山，即今天湖南大庸市的西南，已属武陵山区。 后来，禹又与三苗打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仗，三苗大败，从此不见于史册。 不见于史册的族群，活动得更加神秘。苏雪林教授认为，屈原所写的《国殇》，就是在描写祭祀无头的战神蚩尤。我虽然觉得还缺少更多的资料佐证，但想起来也觉得热血沸腾。 这一彪不屈的男女，当然不能见容于任何朝廷。如果真如上文所说，九黎族中果真有一批人被流放到北方汇入了匈奴的行列，那么，长期与匈奴为敌的汉王朝，也许寻找到了自己的对手与蚩尤之间的某种关系，因此更进一步贬斥蚩尤形象，追逐南逃匈奴。南逃匈奴与落脚湖南的三苗有没有会合？我们不知道，但大体可以判断，就在汉代，三苗的一部分人进入了贵州、云南一带。 历史学家章太炎、吕思勉先生曾经认为，古代的三苗未必是现在的苗族。我知道他们也是因为没有找见足够的文字记录。但是，对于一个长期没有文字的族群而言，要找到这种记录实在是太难了。我想，如果章太炎、吕思勉先生到西江苗寨走走，听听代代相传的史诗，看看奉若神明的枫树，也许会改变一点看法。 五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里年轻人对于自己祖先的坦然确认。 这等于是确认几千年的沉重恶名，确认几万里的步步落败。 这样的确认也是一种承担，承担多少鄙视和嘲笑，承担多少防范和窥测！ 这种确认和承担对他们来说早已是一种代代相续的历史遗嘱。他们不能书之典册，藏之名山，只有一环不缺地确认，一丝不断地承担，才能维持到今天。不管在草泽荒路，还是在血泊沙场，他们都会在紧要时刻念一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这是无数黑夜的生命密语。他们根本忘了什么是委屈，也不知道需要向什么人为自己的祖先辩护。全部辩护就在这句话里，只是为了自己族群的延续生存。 终于，黑夜过去了，密语已经可以公之于光天化日之下。 经过千年蒸馏，不再有愤恨的印痕，不再有寻仇的火气，不再有诉苦的兴致，不再有抱怨的理由。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蚩尤后代居然那么美丽。 几千年的黑夜逃奔不就是为了维持生存吗？最后得到的，不是“维持生存”，而是“美丽生存”。 耳边又响起了那句话，却是用欢快的嗓音歌唱般传来：“我们是蚩尤的后代！” 我想，蚩尤在此刻是大大胜利了，胜利在西江苗寨女孩子的唇齿间。 这种胜利，彻底改变了横亘于全部历史文本之间的胜败逻辑。 她们用美丽回答了一切。 六 在离开西江苗寨前，村寨的首领——年纪尚轻的世袭“鼓藏头”唐守成把我引到一个地方，去看从雷公坪上移下来的几片青石古字碑。雷公坪是离村寨十五公里的一处高山坪坝，那里的整个山区被看成是天下电闪雷鸣的发源地，风景绝佳，西江苗族先民曾在那里居住，后来也轮番驻扎过苗族起义军和朝廷兵士。这几片青石古字碑，每个字都近似汉字笔画，细看却全然不识。难道素称无文字的苗族也曾经一度拥有过文字？那又是在什么时代？使用过多少时间？使用范围多大？又为何终于消失？ 我弯下腰去，仔细地对比了这些文字与西夏文字的区別，然后继续作各种猜測。如果苗族真的有过文字，那么，也许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发掘出一大堆比较完整的记述？但是，又有谁能读懂这些记述呢？ 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叹，留在已知历史之外的未知历史实在是太多了。因此，任何一种台面上的文明，即使看上去很显赫，也不要太得意、太自恋、太张狂。现在被过于热闹地称为“国学”的汉族主流文明，也同样如此。 有位当地学人告诉我，这些古字碑曾被一位汉族的前辈学人称之为“孔明碑”，因为据传说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到过这里。我想，这位前辈学人完全是站在世俗汉人的立场上把诸葛亮可能来过这儿的传说当做了大事，因此连仅留的不可识文字也似乎只有他才能刻写。其实，比之于黄帝及其对手蚩尤的伟大抗争，诸葛亮参与过的三国打斗只是一场没有什么意义和结果的小阵仗而已。蚩尤的后代好不容易在这雷声轰鸣的山谷中找到了一个奇美无比的家园，千万不要让诸葛亮不合时宜地露脸了。那古字碑，一定与他无关。 我说，不要再叫“孔明碑”了，就叫“古字碑”吧。是不是苗文，也不要轻易论定。 正说着，两个只有七八岁的苗族小女孩奔跑到我跟前，一把拉住了我的手。其中一个仰头对我说：“伯伯，我们的老师说，您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人。您能不能告诉我，文化人是做什么的？” 我笑了，心想这么一个大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我的左手和右手，分别握着这两个小女孩肉乎乎的小手。过了片刻我弯下腰去，说：“听着，文化人做的事情是，热爱全人类和自己的民族，并且因为自己，使它们更美丽。” 我要她们重复一遍。第一遍她们都没有说顺，第二遍都说顺了。 我把手从她们的小手中抽出来，轻轻地拍拍她们的脸，然后与“鼓藏头”告别，踏上了归途。 到了坡上回头一看，西江苗寨已在黄昏的山色中模糊，很快就要找不到它了。 那就赶快记住：西江苗寨，在东经108°10\''与北纬26°30\''的交会处。 点评一： 胜利者的历史好写，因为没有任何风险。追寻失败者的历史往往吃力不讨好。多少年的教育，使我们习惯于站在胜利者的行列里阅读历史。跳出对峙，才能获得大历史的图谱。失败者的后代为何如此美丽？因为她们也是鲜花。（老愚） 点评二： 为历史祛魅，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马策） 点评三： 我佩服作者作为一个知名学者审视历史所具有的良知，感叹蚩尤那不屈的灵魂，也惊诧于苗家女子的惊艳，而更多的是对历史和现实的长空凝眸思索…… 拷问所谓的历史“正统”，反思历史是本文写作的核心所在。蚩尤战败被杀，其灵魂是不屈的，桎梏化作楓林，血流成湖。蚩尤一族也是不屈的，其后人是“黎民”。我们该怎样给蚩尤以应有的历史定位呢？作者在拷问，读者在反思，现实在召唤，历史定会发出响亮回声。（廖国清） 我本是树 一 刚上山，枪就响了。 这是岜沙苗寨的火枪手们在欢迎外来客人。 他们怎么知道有外来客人？原来在左边的高山上有一座高及云天的秋千架，年轻人正在荡秋千。其实那是一个自古以来的观察哨，看看有没有外来之故，顺便也注意一下有没有外来客人。 如果是外来之故，枪声响处一定有人倒下。我们没有倒下，可见他们在秋千上晃晃悠悠看一眼，就知道我们没有敌意。 这个头开得真好。 枪声响过，火枪手们一下子就出现在我们眼前，都是瘦筋筋、油乌乌的健壮男子，没有笑容，却满脸善意。 看得出他们都很想与外来的客人讲话，似乎又觉得自己的汉语不太流利，便推出这里的一位姑娘来引路。这个姑娘笑眯眯地一站出来，外来的客人们都轻轻地“嗬”了一声。她在容貌上，居然比我曾经描述过的西江苗寨美女们还要漂亮。 我觉得她有点眼熟，一问，原来她曾被深圳华侨城的大型演出集团选为演员，在掌声鲜花中风光过四年。终于熬不过对家乡的思念，回到了这深山老林之中，每天踩着枪手们的枪声，与一棵棵大树对话。 外来客人们都奇怪，见过繁华世界那么长时间的她，又怎么能耐得住这里的寂寞？但一听她对一棵棵大树的深情介绍，就知道她真正的寂寞是在深圳时——车水马龙间，揣想着每一棵树的早晨和夜晩。 尽管姑娘那么漂亮，这个村寨仍然以男性为中心，这一行迎客队伍的主角也还是那一队火枪手。 主角中的主角，则是身材矮小的火枪队长滚元亮。他的表情，很像秦始皇的兵马俑。 听说当年滚元亮即将出世的时候，他的母亲向村寨里一位名叫贾拉牯的“鬼师”询问孩子的情况。鬼师，有点像外地的巫师，但在这里有很高的地位，相当于村寨的精神教主和文化传人。这位鬼师卜过一卦之后就向滚元亮的母亲耳语：“这个崽，附着了先祖姜央卫士的灵魂！” 先祖姜央？不就是从枫树里生出来的吗？而那枫树，不就是蚩尤染血的桎梏变出来的吗？ 等到滚元亮一出生，母亲就抱着他到一棵枫树前，拜过，再烧香纸，压石头。他就是“枫树之子”了，立即与蚩尤和姜央接通了血脉。 他长大后很快成了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是村寨中火枪队的首领。 此刻，他正背着枪，把我们领进一条大树密布的山路。 二 苗族作为蚩尤的后代不仅崇拜枫树，而且由于千里奔逃总是以树木作为匿身的掩护，因此也崇拜所有的树，以树为神。 岜沙苗寨的村民相信，每一棵树都有灵魂，护佑着每一个人的生命。 火枪队长和那位漂亮姑娘不断地向我们讲着这些话，一开始大家还不大在意，以为只不过是近似原始宗教的自然物崇拜，但听着听着就发现不对了，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惊人的生命哲学。 我很想用最简单的语言把这种生命哲学的实践方式说一说—— 这里的孩子一出生，立即由父母亲为他种一棵树。今后，这棵树就与他不离不弃，一起变老。当这个人死了，村人就把这棵树砍下，小心翼翼地取其中段剖成四瓣，保留树皮，裹着遗体埋在密林深处的泥土里，再在上面种一棵树。没有坟头，没有墓碑，只有这么一棵常青的树，象征着生命还在延续。其实不仅仅是象征，遗体很快化作了泥土，实实在在地滋养着碧绿的生命。 因此，这个万木茂盛的山头，虽然看不到一个坟头、一块墓碑，却是一个巨大的陵园。但转念一想又不是，因为这里找不到生命的終点。似乎是终点了，定睛一看，怎么又变成了起点？只觉得代代祖辈都聚合在这里了，每一位不管年纪多老都浑身滋润、生气勃勃。 这里没有丝毫悲哀，甚至也没有悼念。抬头一望哪棵树长得高，身边的老人就微笑着说一声：“那是小虎他爷爷，壮实着呢。” 又见到一棵老树挂满了藤花，有人说了：“他呀，历来有女人缘，四代了，年年挂最多的花。” 这里有一棵新树还不大精神，一位火枪手向我介绍：“这是哥们儿，两个月前喝醉了再也不理大家了，现在还没有醒透呢。” 面对前方那棵古树，陪着我们的火枪手停止了说笑。原来那是这个部落世袭苗王滚内拉的生命树，也是这个山头最尊贵的神树。火枪手们用苗语恭敬地称它为“杜霞冕”。 反正，不管尊卑长幼，全都在这个山头盘根错节地活在一起了。这儿的家谱总是沾满了露水，这里的村史总是环绕着鸟鸣。村寨里的哪一个人遇到了忧愁或是喜乐，只要在树丛中一站，立即成了祖祖辈辈的事、家家户户的事。这里是村寨的延伸，也可以反过来说，村寨从这里生成。 现在，世界各国的智者面对地球的生态危机都在重新思考与自然的关系，但在这里恰恰没有这种关系。人即是树，树即是人，全然一体，何来关系？ 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死观念。既然灵魂与躯体都与树林山川全然一体了，那又何来生死？陶渊明所说的“托体同山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我也算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了，却实在想不出世上还有哪一种生死仪式，优于这里让人与树紧相交融的生命流程。在别的地方，“虽死犹生”、“万古长青”、“生生不息”是一种夸饰的美言，但在这里却是事实。 “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这么朴素的想法和做法，是对人类生命本质的突破性发言。世上那么多宗教团体和学术机构从古至今都在研究生命的奥秘，现在我抬头仰望，这个山头的冲天大树，正与远处那些暮色中的教堂、日光下的穹顶、云霞中的学府，遥相呼应。 比来比去，还是这儿最为透彻，透彻到了简明。 因此，我要告诉全世界的生命思考者：这个苗寨，在中国贵州省从江县，贵阳东南方向四百公里，贴近广西。 三 很多年前北京造一座纪念堂，这里有一棵老香樟树被征。全寨民众听说后，都长时间地跪在这棵老树前，隆重祭拜。砍伐那天，没有一个村民在场。北京方面得知这个情景十分震惊，立即拨款在老树原先生长处建造纪念亭，把树根当做神明供奉至今。 一棵树，在别处看来只是一段木料，但在这里不是。这正像甲骨文不是一堆骨料，万里长城不是一堆砖料。 那树根龙飞凤舞，又凝敛成一派尊严。我端身鞠躬，向它深深致敬。然后，收拾心情，放松脚步，随着火枪手们走回村寨。 路边的屋里屋外，有一些妇女在埋头织绣。在一个场地上，有两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在剃头。这似乎很寻常，我小时候在家乡也经常看到类似的景象，但火枪手提醒我了——这一剃，小伙子算是成年人了。 原来，这也算是这里的成年礼。我走近前去，不禁大吃一惊：剃头用的剃刀，居然与割草打柴的镰刀一模一样！显然仔细磨过，头顶四周的头发早已剃得干干净净，露出了青青的头皮。四周剃净了，便突显出了头顶发髻。发髻丰茂，盘束在一起，被村民称为“青山树林”。 我笑了，心想，用镰刀割去乱草，把大树种上头顶，这就是这里的成年礼。 成年了就要恋爱。这里的风俗是由女孩子主动求爱，怪不得这些火枪手走起路来那么威风，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挂着好几个女孩子赠送的相思带呢。真正的定情仪式，是在刚才发现我们的秋千架上。女孩子们在参天古木间荡着秋千，漂漂亮亮地在小伙子们的仰望中施展出百般身段、千般妩媚。她们有时也抬头娇声叫一句“有客人进村”，现今这个观察哨的主要功用是观察脚下的人群。终于见到了意中人，便美目专注不再放过，而摆荡秋千的姿态则愈加飘逸，愈加高远。 目光和目光的对视是确定无疑的：信息，女孩子快速地跳下了秋千，或者那个小伙子也爬上相邻的秋千呼应着荡上一阵，再一起跳下，便手挽着手走进树林。 树林中，一棵高大的马尾松紧紧地拥抱着一棵柔俏的杨梅树。历来村寨里的年轻情人都会让这两棵树为自己证婚。 你看，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树。这下我更加理解那位告别繁华都市回来的姑娘了。熙熙攘攘的街市间当然也能找到爱恋，但是，哪里找得到可以施展百般身段、千般妩媚的秋千架？哪里找得到树林间那两棵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证婚树”？ 是树林的仪式，决定了人生的仪式。若你曾经与这种仪式长在一起，走得再；远也会回来。 回来了，在这普天之下最洁净的山岚间吐出一口浊气，然后自语一声：“我本是树”。 这话语，过去听来觉得原始和天真，现在听来，却蕴涵着一种后现代的浩茫探询。 点评一： 苗族与树的关系让人羡慕，他们把自己看做自然之子，活得坦荡自在，昭示着生命本来该有的姿态。生命之根扎进属于自己的大地，他们没有焦虑、恐惧与贪婪，在近乎伊甸园的环境里宛如处子，诗意地栖居，生生不息。道法自然——道在屎溺？！（老愚） 点评二： “生也一棵树，死也一棵树。”这是苗民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命之道。 （马策） 点评三： 本文写岜山苗家山寨的出生入葬礼俗，写苗家成年恋爱礼俗。但此文并非有关风俗人情介绍的泛泛之作，作者谈苗家的树，谈苗家儿女与树的关系，笔触所到的是，通过谈苗家山寨的人文历史，引发人们对生命的本源、人与自然等有关话题的深层次思考。 “我本是树”，有佛的禅意，有道的本然，它是对人生本相的诠释。（廖国清） 追回天籁 一 五月的草原，还有点冷。 在呼伦贝尔的一间屋子里，我弯着腰，置身在一群孩子中间。他们来自草原深处，都是少数民族。我已经问过他们的年龄，在五岁到十三岁之间。 把他们拉到我眼前的是王纪言先生。他六岁之前也是在呼伦贝尔度过的。现在他是个大忙人，成天穿梭般地往来于世界各大都市之间，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听到一两句有关草原的歌声依稀飘过，他就会骤然停步，目光炯炯地四处搜寻。他说，有关童年的其他记忆全都模糊了，剩下的就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歌声。 人人都有童年，每个童年都有歌声。但是，大多数童年的歌声过于微弱，又容易被密集的街市和匆忙的脚步挤碎。值得羡慕的是蒙古草原，只有它的歌总是舒展得那么旷远而浩荡，能把游子的一生都裹卷在里边。 我有很多学生，来自草原又回到了草原，因此我有幸一次次获得奇特的体验。有一年冬天，这些学生和他们的朋友们汇集在北京，占满了一家餐厅的每一张桌子，我坐在他们中间。才欢叙几句，一个学生的喉头不经意地吐出了一句低低的长调，刹那间，整个餐厅就变成了一个此起彼伏、回荡涡旋的歌咏交响，我左顾右盼，目不睱接，最后只得闭起眼睛，承蒙着一个巨大音响的笼罩。这种笼罩与置身于一般的歌咏会中全然不同，因为笼罩四周的已不是一句句具体的歌声，而是一种忧郁、低沉而又绵远的气压。 这样的场合我后来又多次遇到。未必是学生，也未必有那么多人，只要是与出生在蒙古草原的朋友们坐在一起，不必很久，歌声总会慢慢响起。 唱到最后，他们都会加一首歌，是由席慕容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我相信，这是席慕容女士写那首短诗时没有预料到的。她在诗中告诉人们，父母亲即使把家庭带到了天涯海角，也会把描摹家乡作为教育孩子的第一课。结果，她只是在诗中轻轻地喊一句“我也是高原的孩子啊”，把茫茫一片大地都感动了。 能够让一个成年人自称“孩子”的可能是很难找到的，席慕容找到了，因此也让一大批人找到了。 今天，王纪言先生就是以“孩子”的身份回到呼伦贝尔，来寻找今天埋藏在草原深处的其他孩子的。他带来了自己的女儿，女儿像席慕容女士一样来寻找父亲的童年。他们父女俩不必讲很多话，这儿的朋友一听就懂，帮着寻找。席慕容女士闻讯，也从台北淡水的山坡上出发，七拐八弯地赶来了。 谁都知道，这种寻找既属于个人，又不属于个人。 二 眼前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僻远地区的少数民族。 “家中没有牛羊，有一顶蒙古包，父母给别人家放羊……”孩子们在轻声回答询问。 他们在几个大人的帮助下刚刚组成了一个合唱团，开口一唱就震惊四座。我刚刚听完，便对孩子们结结巴巴地重复着一句话。这句话他们现在一定都听不明白，但明知他们听不明白我还要重复，只因为此时此刻心中只有这句话。 我说的是：“你们正在做一件真正的大事、非常大的大事……” 什么是我所说的“大事”？那就是在文化艺术界越来越陷于假、大、空的华丽套路时，用童声提醒一小部分人，文化艺术的基座是什么，极致是什么。 由于毛病已经不轻，因此，这种提醒也就是救助。那一双双软软的小手，谁都想拉起它们做点什么事；但一上手就发现，它们的力量更大，正要拉着大批成人拔离泥沼。 你看，现在我正抓着一双小手。对，就是他，脸庞清瘦、头发凌乱的鄂温克族男孩子巴特尔道尔吉，刚才穿着一双小马靴走出队列站定，缓慢的步子立即引起了全场肃静。他轻轻地闭上眼睛，又轻轻地张开了嘴，一种悠长的声调随即绵延而出。 茫茫大地无声无息， 心中的母亲在祈祷上苍。 她正为我向上苍献奶， 她正遥望着远方的远方。 我的母亲， 她在远方…… 声音一起，这个孩子立即失去了年龄。几百年马背上的思念和忧伤顷刻充溢屋宇，屋宇的四壁不见了，千里草原上最稚嫩和最苍老的声音都在共鸣。 在场的成年人都深受感动。我打听了，这个孩子完全不识五线谱和简谱，他只是在繁忙的父母嘴边捡拾到一些歌声罢了，竟然能快速地连贯成自己最初的音乐生命。站在我身边的国际著名钢琴家刘诗昆先生轻声告诉我，他的音准无懈可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让人吃惊的事情不断在孩子们中发生。两个月前这里路过一个蒙古国的歌手，看到孩子们在唱歌，便送给孩子们一份描写森林里各种禽鸟生态的复杂歌谱，才教唱了两遍就匆忙回国了。歌谱放在老师那里，却不知怎么丢失了，大家没法再学，深感可惜。没想到站出来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巴尔虎蒙古族的阿木日其其格，她说自己在跟唱两遍的时候已经能够全部背唱，请老师拿出纸笔记录。老师惊奇地记录着。后来歌谱的原稿找到了，一作对比，居然一字不差、一音不差。 这又是怎么回事？ 不仅是唱歌，连舞蹈也是如此。这些刚刚集合在一起的孩子显然没有受过任何舞蹈训练，但是，他们的动作却展现出一种天然的韵律和节奏。有一个名叫娜日格乐的布里亚特蒙古族小女孩，才九岁，一举手一投足都渗透着公主般的高贵和娴静，让我们这些走遍世界各地的大人们都非常奇怪。她的风度与她的经历基本没有关系，那么，她的风度就只能来自于她的经历之前，或经历之外。 这些例证，很可能被人说成是天才。我想换一个字是天籟。天才是个人奇迹，天籁是天生自然。天才并不常见，天籁则与人人有关。 今天中国文化艺术界失落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天籟。 三 在古代汉语中，籁，最早是指一种竹制的乐器。天籟，则把自然当做乐器了，是指自然之声。其实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他们还没有被阻塞、被蒙蔽、被扭曲的时候，最能感受自然生态，并且畅快地吐露出来。这样的人，常常被称为未失天籟、未失天真、未失天性之人。但是，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大多只能从儿童中，从边远地区的荒漠间寻找。 这样的人，说得好听一点，是未受污染之人，说得难听一点，是未受教化之人。但是，他们是那么可爱，那么纯净，那么无拘无束，那么合乎艺术本性，不能不使我们一次次回过头来，对现代文明的所谓“教化”投去怀疑的目光。 现代文明当然也有很多好处，但显然严重地吞噬了人们的自然天性。密集的教学、训导、观摩，大多是在狠命地把自然天性硬套到一个个既成模式中去。自然天性一旦进人既成模式，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只有极少数人在临近窒息之时找到一条小缝逃了出来，成了艺术上的稀世奇侠，或其他领域的神秘天才。当然，也可能在逃出来之后不知所措，终老于混混沌沌的自然状态。但即使这样，也活得真实，躲过了模式化的虚假。 因此，现代文明不能过于自负。在人和自然的天性面前，再成熟的文明也只是匆忙的过场游戏，而且总是包含着大量自欺欺人的成分。例如，大家都以为艺术是现代文明的训练结果，但不妨静夜自问，我们每个人在童年时代就大致分得清人的美丑了，那又经受过什么训练？后来在课堂上说得非常复杂的平衡、挺拔、生动等美学规则，只是教师们对童年直觉的笨拙表述罢了，很难从学术上论定。童年直觉来自何处？天性，天籟。 同样，当我们童年的眼睛第一次面对自然美景时发出惊喜光芒，也与后天的教育基本无关。甚至在我们成年后的写作中，那些不知怎么流泻出来的可圈可点的句子，肯定也与前人或旁人文章关系不大。 清代学者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天籁不来，人力亦无如何。”如果来了，则“不著一字，自得风流”。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尽是人力，尽是文字，尽是雕琢，尽是理念。 大家还以为，这才是进步，这才是文化。 这真让人着急。 我之所以数度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担任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的“文化素质总讲评”，就是想把这种着急之心系统地表达一下。因为每次长达四十多天，天天全国直播，收视的观众上亿。我已经不能不借助于这么大的高台，来呼唤天籟。 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充满了成语、形容词和排比，却又都严重雷同。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得多么虚假和空洞。不管你怎么追问，他们还给你的，是加倍的虚假和空洞。 我不能不对着电视镜头严峻地讲评道：“你说了那么多描述妈妈的话，但很抱歉，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妈妈还缺少感情。因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妈妈的话几乎完全重复，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重复的妈妈。因此，尽管我相信你心中有一个真妈妈，但你口中的妈妈是一个假妈妈。” 我又对另一位歌手说：“问了你三遍最早学歌的原因，你讲的都是宏大词汇，什么历史的审美需求、时代的文化趋势，却与你自己的着迷无关。自己不着迷，可以从事别的职业，却不能是艺术。” 我还一次次要求他们，能不能把他们挂在嘴上的那些句子，像“受众心理的定格”、“第三维度的判断”等说说明白，换成正常人的语言。 当然，我没有让这些歌手在文化素质的考评中及格。但我反复说明，这主要不是针对他们个人，我是在为一种越来越得意、越来越普及的伪文化打分，他们只是受害者。 受害者很多，从学校到官场都未能幸免，就像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文化的传染病比医学上的传染病更麻烦，因为它有堂皇的外表、充足的理由、合法的传播，而且又会让每一个得病者都神采飞扬、炯炯有神。 对于这样的疫情我已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个能让很多人听得到、看得见的高台上呼喊几句：这是病。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赞成我参加这样通俗的电视活动，发表文章说让一个资深学者出来点评年轻人的文化素质，是“杀鸡用牛刀”，可见他们都不在意疫情的严重和紧迫，因此也无法体会我急于寻找高台的苦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只有得过重病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健康，同样，只有见到过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疾病，真是天助我也，正当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歌手来到了我的高台边。他们从服饰、语言到歌声都是原生态，从家乡走到县城都要花几天时间，却长途跋涉地来到了北京。他们显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钩住了。热闹的赛场里立即出现了远山丛林间的夜风豪雨，以及一切生命的质朴起点。 每支歌唱完，是我与歌手对话的时间，全国电视观众都在倾听。 你看这位少数民族女青年，二十来岁，汉语还说得相当生硬。我就简单问了她一个小问题：“这首歌，是从妈妈那里学来的吗？” “我妈妈不唱歌。”她迟疑了一下又说，“但她最会唱歌……” “这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问。 “我爸爸原是村子里最好的歌手，他用歌声引来了另一个村子的最好歌手，那就是我妈妈。但是，在我出生不久，爸爸就去世了，妈妈从此就不再唱歌。” 几句结结巴巴的话，立即使我警觉，此刻正在面对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生故事。她还在说下去：“前些天初赛，妈妈在电视中看到了，我刚回家，她就抱住了我。这时，我听到耳边传来低低的歌声。这是爸爸去世那么多年后她第一次开口，真是唱得好。” 两位歌王的天作之合，二十年的封喉祭奠，最后终于找到了再次歌唱的理由……我还没有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感受，抬头看见这位歌手正等着我的讲评和打分。我说：“请代我问候你的妈妈——这位高贵的妻子，高贵的母亲！” 现场的掌声如山洪暴发，我看到很多担任评委的著名音乐家在擦泪。我轻轻地加了两个字：“满分。” 本来我还想通过电视问候那个村子里的乡亲。整整二十年，这些乡亲知道他们的女歌王为什么封喉，因此你一句我一句地教会了她的女儿。但是，我要表达这种问候需要用不少语言，而当时比赛现场的浓郁气氛已容不得语言。后来才知道，当时几乎整个中国都被这个朴实的故事感动了。 我想，这下，那些用空洞重复的套话来叙述自己父母亲的歌手，该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们及格了。 此刻，我在呼伦贝尔草原又想起了祖国西南地区的那个村庄。两个地方隔得很远，但它们的歌声却能互相听到，因为它们属于同一种美学范畴。其实，这也是人类学范畴。 从眼前的十多岁的小孩子，到中央电视台比赛现场的那位二十岁左右的女青年，到她的母亲和乡亲，再到在评委席里擦泪的著名音乐家们，这一连串面容，在我脑海中连成了一条线。这条线，就叫“人类深层艺术史”。 四 令人惆怅的是，凭着我们的呼吁，天籁还能在我们的生活和艺术中占据多大的分量？ 几个朋友对此非常悲观，认为现代文明的推土机很难抵挡。推土机一过，一切都可想而知。因此，谁也不愿和它作对了，现在的很多文化艺术，都已经成了推土机的伴奏音响。 我对此稍有乐观。不是乐观于推土机的终将停止——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乐观于不少人的心底可能还有文化良知存活。这些存活的因素只是点点滴滴，却是人间真文化千年传承的活命小道。 想到这里，我看了鄂温克族小男孩达维尔一眼，他正站在我的右边。 鄂温克族一直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很多年来，政府部门在山下为他们建造了居住社区，又为了保护珍稀动物而限制狩猎，他们的生态改变了。面对着远比过去舒适和安逸的物质生活，他们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这是一种说不清楚原因的苦闷，其实也就是文化苦闷。因此，他们会在原来的狩猎地养几头鹿，或其他什么动物，过一段日子就上山去与它们一起住一阵，像过去一样。不要嘲笑他们过于怀旧，这是他们吃力地在与自己的文化“谈判”。 那天，十二岁的达维尔从合唱团回家，问刚刚从山上下来的奶奶和妈妈，还有没有老歌可以教给他。于是，几位长辈就开始在灯下一句句地回忆起来。几天下来，达维尔学到很多歌，而奶奶和妈妈则完全变了。像是受到了天神的指点，她们的笑容、步态立即变得自在和坦然。 这，已经属于一个民族的天籟了。 推土机永远会一步步推进。但我们还有骏马，还有不同年龄的骑手，可以扬鞭纵缰，去追回那些重要的东西。 点评一： 社会正在加速将人变成标准产品，充斥耳际的几乎是不带任何个性的交际语，内心的言辞消失之后，每个人所面对的只能是乏味的同类。如果不明白生命的意义，我们就将丧失人类最后的那一点特性。（老愚） 点评二： 天籁是自然的声响，非关教化。在教化的地方，没有自然；在自然的地方，无需教化。“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是魏晋狂狷名士倡自然而反教化的行动哲学。大而概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为教化，道家为自然。而纯粹艺术精神，它更多地存在于自然而非教化中。然而，我们生活的世界是如此教化如此文明的，比如，在青歌赛考察素质环节，余先生面对被教化套牢的歌手充满无奈。好在还有那些“原生态”歌手，让人得以短暂地重返自然。（马策） 点评三： 什么是天籟，“天籁是天生自然”，不造假，不浮夸，不虚作。天籟之声，就是月朗风清之夜谛听到的那来自婆娑竹林绿海之中的本源音响，浑然天成；就是那草原上牧民们喉头不经意吐出的低低长调，沉郁怆然，就是那鄂温克族男孩把思念充溢屋宇，让情感产生双相共振的歌声。换句话，它就是中国文化艺术界逐渐失落的艺术生命特质：质朴天然。（廖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