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一 朱频的故乡 朱频在自己的祖国觉得自己像一个陌生人。从广州出发，他乘火车旅行了好几天，祖国一望无际的大地震撼了他的心灵祖国。广袤的土地——从南方的广州，朱频父亲出生之地，一直到北方的北京，朱频即将上学之地，有1100多英里。祖国的历史一样的悠久。他的父亲反复地述说三千年的故乡史。任何事物都有三千年的历史。即便是朱频在圣弗朗西斯科买到的中国花生条，上面的标签也称是用三千年前的工艺制作的。实际上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千年前，大约公元前2700年。同时中国的人口众多，多得让人瞠目结舌。无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国人。朱频得知有四亿中国人，或许有四亿五千万。最近官方公布的数字为六亿，随后又为六亿五千万。没有人真正知道具体的数字，但是中国人口大约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 许多年前，朱频的父亲移居到美国，朱频在旧金山出生并在那里生活。然而他的父亲不愿意让他在一个没有中国文字、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环境中长大成人。朱频14岁时，他的父亲坚持认为应该将孩子送回祖国上学。“朱频不能仅仅会说中国话。”他说，“他必须到北京念书。” 他还想到朱频正在快速地失去中国人的文化特质。像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在故国之中他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他深深地懂得与那些仅仅能说英语的人相比，一个濡浸在中国语言与文学中的人总是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朱频乘船三星期穿越太平洋到达广州，而后在火车上的三天里，朱频透过车窗如饥似渴地欣赏中国多姿多彩的土地。 因为中途停留，朱频从广州到北京花了一星期时间。朱频曾打算乘船沿着海岸参观上海和天津。然而他选择乘火车旅行，一半是因为节省时间，但更主要的是他内心的愿望。“现在我刚回到中国，应该亲眼目睹真实的中国，看看几乎没有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大地。”他确实曾想去上海看看，但是他想上海是一个大熔炉，更像他所熟悉的旧金山，他完成大学学业后会回来参观它的。 乘火车从广州到扬子江畔的汉口是一段既快捷又方便的旅行，在计划旅行之前他还不得不乘渡船过江。最初的旅行就是向北穿过老家所在的广东省。他感觉很自在，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说他自己的方言——广东话。诸多绵延的高山将广东省与中国的中部隔开。这些山脉从东一直延伸到西，并在濒临海滨时向北延伸，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外国商贾云集，各种方言交会，因为沿海地区与中国的其他地方分开了。 火车穿越山脉驶入湖南山区时，朱频意识到有了变化。一切皆变了：气候、语言、民族服装与植物——各种果树，各种各样的花与鲜花盛开的季节。广东属亚热带气候，有棕榈树、柚子（一种葡萄柚），还有朱频最爱吃的荔枝。湖南是中国的大米之乡。火车轰隆隆经过高山地带，他看到高高的竹林、绿油油的山坡、繁茂的草木、飞泻的瀑布和婉蜒的洪流。处处是梯形的稻田。空气清新而清凉，不过火车一进入平原热意就袭来了，夏天的脚步到了。 此时印象最深的是众多的河流与沟渠，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湖泊——洞庭湖盆地。铁路环绕洞庭湖，乘火车需数小时。朱频觉得洞庭湖与其说是湖泊更不如说是大海，因为在遥远的地平线之外看不到陆地。这湖泊恰好位于长江的南面，火车已驶过洞庭湖，但是他还看到了无数的小小的水面。这里陆地丰饶而平坦，这条大河的主流婉蜒曲折，在发洪水的年代，随时准备改变它的旅程和陆地的面貌。伟大的长江将中国一分为二，自然地将中国分为南方与北方。它与在北方的另一条伟大的河流黄河为同一源头，上及中国的突厥和西藏北部。长江流经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区，然后在上海附近汇入中国海。 朱频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旅行抵达长江。由于没有桥，他到达终点站时不得不取下行李，摆渡过江。过江之后，汉口屹立在面前，这是中国中部的工业中心。另一条重要的西北流向的河流汇入这条伟大的河流。实际上这是三城为一的城市（汉口，汉阳与武昌），这座城市被两江汇合处一分为三。这里江深水急。江上交通异常繁忙，那些小小的蒸汽机隐藏在帆船桅杆中，那些桅杆犹如森林中的玫瑰。在江边有许多现代建筑，两三层楼高，一些打着英文广告牌的外国公司在这里拔地而起。 自从朱频已走出广东的高山后，他发现人们说普通话，在中国到处都在说国语——从满洲里到西南边陲——除了东南沿海。朱频的广东话并没有让他觉得特别的疏远，尽管在码头他与那些搬运工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两个中部省份的人们，湖南与湖北（意为湖之南，湖之北），出了名的争强好胜，他们喜欢辛辣的食物。在旅店的房间里，一阵辛辣而刺鼻的味道扑鼻而来，他发现厨房里正在煎炒辣椒。不让湖南人吃辣椒酱，这简直难以想像。 从旅店的窗户望去，他有充裕的时间打量这条河流。他知道这条大河沿九江东流到上海，往上游去在西百有著名的长江三峡。有人告诉他，乘拖船穿越这些峡谷是一段冒险的旅程。高高耸立的悬崖有数百英尺高，只有在中午阳光下才不被悬崖挡住。汹涌的激流很危险，只有熟练的水手才能驾驭它。一座山脉阻断四川的高原，后者面积巨大，再往西耸立着更高大的西藏高原。 因为是乘火车旅行，朱频到河南。如今他已身在中国北方。这里是黄河盆地，中国文明的摇篮。这里也曾是孔子工作、生活与旅行的地方。在公元前6世纪，古中国的疆域就在黄河盆地。因此孔子从来没有见过长江。 朱频注意到中国的北方人在体格上比南方人强健。北方人似乎更穷一些，没有南方的砖瓦房，他见到的大都是土坯房。这里没有南方的水牛，负担重物的是骡子、驴和马；没有水田中的稻子，而是土中的麦子；没有甜玉米而是玉米。绝大多数的农民吃馒头 （看上去像玉米饼）而不是米饭。他看见到处是灰尘和裸露的黄土山，全然不像南方漫山遍野的紫色土。整个中国西北就位于这片黄土区域，黄土泛白、坚硬而细小，黄土能建造坚固的窑洞。 在河南郑州，他看到了被视为大运河一部分的古老工程。在11、12世纪，中国的都城就建在这里。在古代，建造这条大运河的支流，目的是从沿海富饶的省份引来河水哺育庄稼。大运河是伟大的水陆交通系统，从上海稍南面的杭州一直延伸到北京。 如今这次长途旅行快要结束了，旅行中一路风尘，说一路风尘是因为旅行到靠近北京的平原上有从蒙古沙漠刮来的沙尘暴。沙尘细小，能穿透关闭的窗户上的最小的缝隙。 不久朱频见到北京了。夏日的白天长，他看到古城墙时，夜幕已笼罩这片土地。转瞬间，火车呼啸而过，长长的城墙的团团黑影不时留下巨形的影子。城墙下是一条大约三十英尺宽的护城河，成排的柳树在河堤上亭亭玉立，火车经过时柳树正弯着腰。 朱频走出前门车站时，天已彻底暗下来。前门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南大门。坍塌的城墙为现代交通让出道路，但是大约八英尺高的宏伟的门楼还保存完好。朱频提着行李走出车站，他突然置身于城市耀眼的光线和小汽车、黄包车和自行车的铃声中。在广场的灯光下，前门的门楼有点模糊了。五十英尺高的门楼基座由巨大的灰砖砌成，上部为栏杆和朱红色的木制阁楼，屋顶卷曲，在基座之上又有三十英尺高。此时北京城消隐在黑夜之中。 朱频又累又饿，但是他兴奋无比。他到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这个有六百多年历史的政治中心。北京有金色屋顶的官殿，两次被外来的入侵者征服：先是成吉思汗，后来是满族。不过北京嘲笑那些入侵者，因为他们总是被同化；北京也嘲笑那些不断改换门庭的军阀和统治者，因为他们的行为富有喜剧性。因为北京毕竟是北京，一个有中国建筑风格和多样中国文化的独特城市。蒙古的骆驼和西藏的喇嘛走在北京的街道上，但是北京的各种风俗和节日、北京的寺庙和宫廷、北京的灯市和集市、北京的学校和医院是中国的心脏，著名的西山护卫着北京。 自从孙逸仙1911年创建中华民国之始，中国步入一系列的内战和眼花缭乱的军阀变换的时期，每一个军阀以城市为根据地来统治国家。但是到1927年，国民党发动了北伐战争，中国的民族主义政党从广州出发重新统一了国家。各种军阀被打败，力量逐渐削弱。国民党军队在国民党的领导人蒋介石率领下一点一点地蚕食了军阀的力量。 蒋介石将南京作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一词的含义为“南方的首都”，北京一词的含义为“北方的首都”，因此蒋介石政府下令将北京改为北平，意思是“北方的和平”。 然而古老北京有诸多耳熟能详的名字。回到忽必烈大汗的时代，北京在汉语中被称为开平。马可?波罗使用当地的名字上都，意思是“伟大的都城”，同时它在蒙古语中的含义为kanbalu，或kambalu。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再次成为中国的首都，它的名字又改为北京。 二 北京 二北京1 朱频到达这座城市时，北京仍被官方称为北平。1930年国民党还在掌权。军阀混战的时代一去不复。中国再一次统一。共和国经历最初几年的骚乱之，中国始终坚定发展为一个现代国家的信念。朱频此感到自豪和幸福。 在朱频抵达北京的六百五十五年之前，另一位旅行者，一个名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商人访问了这座美丽的城市。那时北京还是一座新的城市，是蒙古帝国的宏伟巨大的首都。忽必烈下令将这座城市建立在与中华帝国的古老皇城相对的河对面。 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与他父亲尼克罗和舅舅马夫罗（他们二人曾在十五年前造访过忽必烈的宫廷），他们三人穿过小亚细亚、波斯湾与阿富汗。因为在波斯湾染病所以耽搁了一年，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地前行，他们必须跋涉岩石丛生、白雪皑皑的荒凉的“世界屋顶”——帕米尔高原，向东穿过中国的突厥地区、戈壁滩和中国北方的黄河盆地，最后抵达忽必烈的宫廷。这次旅行花了他们三年半的时间。他们旅行的全部地域——从小亚细亚到中国——都是忽必烈的祖父成吉思汗创建的伟大蒙古帝国的疆域。 马可?波罗到达上都时，大汗忽必烈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已经征服了北方的鞑靼人，在马可?波罗抵达一年之后，他继续与汉人战争并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1277年大汗忽必烈成为中国的皇帝。他创建了众所周知的蒙古王朝，他建立了这座新的都城，这预示着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 六百多年前年轻的马可?波罗描绘了北京这座新的都城： 这座新城的形状为正方形，周边二十四英里，每一边六英里，土墙环绕，墙根厚十步，但是愈高愈薄，墙头厚不到三步，在各个部分中防御墙是白色的。一条中轴线主导了整个城市，城市规划很齐整，街道通常笔直，一个人登上一道门上的墙径直向前看，能看到在城市的另一端与其相对的门。在大街两边各种商店和货摊林立。分配给全城居民的土地都是方形的，彼此在一条线上。每一块分配的土地足以建造一栋漂亮的房子，还有相应的庭院和花园。这些土地都被分配给各个家庭的主人。之后财产代代相传。在这样的规划下，整个内城规划在各种正方形之中，类似一个棋盘，规划的精确和美观程度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城墙共有十二道门，这个正方形的每一边上有三道门，在每一道门和墙的连接处的上面有一栋典雅的建筑；在这个正方形的每一边上有五栋这样的建筑，里面有诸多的大房间，在其中驻扎着守卫城市的军队，每一道门有三千名军人把守。如果说驻扎在这里的军队是为了应对任何敌对力量的威胁，无论如何这都难以让人理解，但是这里的卫兵与王朝的荣誉和的威严很相称。 在城市中心，一座高楼上悬挂着一口大钟，每晚都会听到钟响，夜晚鸣钟三下后，无人敢在街上行走，除非发生某种紧急事件，比如妇女生子或者有人突然患病。在这些万不得已的场合中，那个人还必须提着灯。 每一道城门外都是城郊，城郊开阔，它能延伸到与那些离得最近的门外的城郊连成一体，有三四英里长。居住在郊区的居民人口超过了城里的人口。每一个郊区与城市的间隔有一英里，来自各地的商人住满了众多的旅社或客店；对于每一个不同的民族皆有专门地方安排，正如我们常说的，一个人去伦巴族人住的地方，另一个人去德国人住的地方，第三个人去法国人居住的地方。 北京城依然被一分为二：内城和外城，南面的前门。数英里的城墙环绕这座城市，尽管它不像内城人口稠密，但是在前门旁有许多繁华的街道、公园、娱乐场所和剧院。城外的房屋矮小，有许多桑树地、小鸡舍与池塘，最南端是天坛和地坛，这里是皇帝过去举行新年祭祀，祈神保佑之地。 到达之后的第二天朱频参观了这座城市，他见到的北京城与马可?波罗所说的布局基本上相同。北京是一个规划合理布局严整的城市，正如马可?波罗所说的棋盘布局。两条著名的大街，一条在东面而另一条在城市的最西部，从最南面的门楼一直延伸到六英里之外的最北面的门楼。因为没有障碍物，所以一个人通常能从很远的地方一眼看到这些门楼，不过在暮色或薄雾中观赏的效果最佳。 朱频喜欢北京城的空间感，又宽又直的街道的远景。站在前门广场，正好在内城的南大门，他能看到外城南大门的轮廓。视线向北穿越前门的拱门进入到内城之中，他看到一系列的门楼，这些门楼把他的视线吸引到故宫的金色屋顶上，故宫原名紫禁城即帝王之城，昔日禁止百姓进入之地。径直走进南门是一个广场，稀疏地种植了一些洋槐树，广场足以容纳百万人。在这儿沿着宏大的天安门大街向东和向西，赫然耸立着进入故宫和帝王宫殿的泥墙。马可?波罗曾经描绘过大汗的宫殿。在这些城墙之内，矗立着大汗的宫殿，人们所知道的最大的宫殿，城墙有四英里。一座空旷的庭院横亘在南墙与北墙之间，在里面地位显赫的王公贵族和卫兵来来往往。里面没有高层楼房，但是屋顶非常高大，地基和平台高处距地平面十步，大理石围墙宽二步。每一边都是如此。这种墙作为一个露台，在里面行走的人不被外面的人看见。在墙外的边缘安装了带柱子的精致的扶手，容许人们靠近。宏大的殿堂和寝宫的每面都用雕刻与涂金的龙装饰，还有各种鸟形。勇士、兽形以及战斗的场面。屋顶的装饰也是这种风格，能见到镀金的装饰和绘画。 在宫殿四周的每一面都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石阶，人可从地面拾级而上到环绕宫殿的大理石墙边，这也是进入宫殿的通道。 宏伟的殿堂出奇的深与宽，众多的人足以在那里聚餐。宫殿也有许多独立的寝室，高贵华丽，处理精当，对其做任何的改进都显得多余。屋顶外部漆上红绿蓝紫及其他诸色。屋顶坚固多少年来不坏。光彩夺目的窗户精雕细琢，犹如水晶一般。 金碧辉煌的故宫仍然耸立在内城，另一条护城河环绕着它。故宫的地盘大得惊人，有三个湖（马可?波罗提到两个），这些地方已对公众开放了。在中央公园，穿过天安门城门有一个巨大的覆盖着数百年柏树的公园。北京人来这里散步或者悠闲地坐在藤椅上，在柏树下品茶或者吃面条，打发时间。这里有许多露天的大排档，朱频很快就学会品评二十种中国茶并打发掉整个下午。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很好的旅伴，他可以徒步到北海或者到南海参观那座小小的破旧的建筑，当年慈禧太后将那位年轻的奉行改革的光绪帝囚禁在那里，从1900年一直到1908年光绪帝死去。朱频的父亲曾经告诉他，随着光绪帝之死，在中国传统皇权专制之下的现代改革的最后希望也随之消亡了。光绪帝的继任者，那位小皇帝“宣统”溥仪在四岁时加冕，满族帝国腐朽到了极点，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轻而易举地让满族帝国寿终正寝。 那个无知顽固的寡妇皇后，在她末日来临之时，她的统治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有相似之处，她的侄儿——年轻的光绪皇帝也应该一起死，因为她坚信光绪的复仇欲对她的纪念会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光绪帝早死她两天。奄奄一息的太后下令毒死光绪帝，这种观点通常被人们接受。 然而朱频在探访北京时并没有去想清朝的土崩瓦解。皇城的典雅让他目瞪口呆，他被宏大的紫禁城深深地折服了，从远处看每一座宫廷建筑都可自由而无障碍的欣赏。假如没有这么长的如镜面的池塘的倒影，马大哈将漏掉许多的美景。假如美国纽约的任何一座摩天大楼都可以被无阻拦地看到，那么参观者就无需伸长脖子去获得高大宏伟的景象了。 然而北京的规划不同于巴黎市中心的规划。著名的凯旋门是巴黎的一颗明珠，从这里开始大街像射线一样散开。从远处看这颗星星气势恢宏，站在协和广场是欣赏其美的最佳方式，另一端微微升起的香榭丽舍大街有半英里远，在日落的天空下欣赏它更加妩媚。 巴黎的规划呈放射状，但是北京的规划基于一条中轴线，一系列的门楼从遥远的外城南门穿越一系列的庭院到内城的皇宫与殿堂。 清朝时期禁止北京人建造高于一层楼的房子，防止他们在远处就能看到故宫。如今二三层的建筑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一层，这就给城市一种并不拥挤的空间感觉。 众多的矮墙和宽大的房子成为这里的标志，比如门楼和景山从昔日皇帝休闲的公园耸立出来，这样人们容易从远处欣赏到它们。主道宽约六十英尺，中间是一条小汽车和人力车通行道，还有两条人行小道，每一边还有骡车道。宫殿前面的大街至少有一百英尺宽，城市中的某些地方与在地平线上的西山顶上弥漫着更多的乡村气息。 朱频也注意到中国宫殿屋顶与西方高大的教堂和建筑物的不同效果。哥特式教堂漂亮的尖塔象征灵魂的飞升与进入天国的灵魂。宽、平、深的中国官殿屋顶象征的不是崇高的灵魂，而是宁静、宽广与回归生活的真实。 光彩夺目的各种装饰砖瓦构成宫殿的外观美。皇城的砖瓦颜色是帝国的黄色，但是也用其他色。朱频看到景山上众多亭子的顶有绿色的、紫色的、天蓝色的与深紫蓝的，正如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一样。 对北京来说，典雅的皇城和宏伟的景色值得大书特书，然而街道上的日常生活也让朱频着迷。到处是人群，普通人构成的巨大人群在日常生活中忙忙碌碌。朱频看到处处都是人的海洋，大多数人都穿着各式各样的蓝布衣。 在寒冷的天气中普通人穿着厚厚的棉夹克和长衫，在膝盖上系着护腿以抵御寒风的侵袭，这样在任何一个季节都可遮蔽灰尘。有时人们还在裤子上面套上裁剪好的套子。这是一双专门的腿套，裁剪到臀部处以免过于肥大，为了避免滑落下来还在前面系一根带子。 二北京2 在夏天蓝色的海洋中有一道亮丽的白色风景线，朱频看见许多衣着时髦的女孩穿着现代的长衫（朱频说粤语的父亲会把它叫做衬衫）。 驮着煤炭来自蒙古的骆驼队汗流浃背地经过打着小阳伞、手持鹿角和其他物品的人，统一着装的士兵走过骑着毛驴的农妇身边或者走过在汽车道边的宽阔泥地中行进的蒙古骡车。有时送葬的队伍戏剧性地散开一百码远，那些专职的葬礼师让男人穿着灰绿的服装，看上去像三明治师傅，还像纽约大街举着广告牌的人。女学生的头发烫得鬈曲，她们的围巾随风飞舞，她们坐着人力车经过，一些高官坐着豪华轿车从站立在道两旁的卫兵中间匆匆通过，这些小车的司机喜欢按喇叭，最喜欢接的那种喇叭声就是“索—多—软—米”。这里古老的与现代的交汇融合。有时还可能见到满族妇女，她或许是一个昔日的公主，涂着厚厚的胭脂，戴一英尺高的头饰。满族的审美观念似乎是女人以高为美，结果就是既有高高的头饰也有高高的鞋底。 人力车到处都是，一旦潜在的顾客出现，六个人力车的车夫冲向前来。人力车的设计考虑到拉车者的重量与坐车者重量之间的平衡，人力车很方便，朱频喜欢坐人力车。拉人力车的男孩请人让路时，他喜欢听脚下的车铃声和急促的“借光！”叫喊声。“借光”字面上的意思是“借你的光”，但在这里其意思更接近这样的含义：“麻烦你让一条路好吗？” 一个人从来不会在北京失去方向感，原因之一在于拉人力车的男孩在向左或向右转时指称方向——北、南、东或西——对于后面的人来说是一个提醒。他们从来不犯错误。朱频也形成这样的习惯。坐在人力车上，他喜欢对车夫说“往东”、“往西”。 在大街的后面是许许多多的胡同或小巷，这也是北京生活最迷人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大街是直的，那么胡同就不是，这些胡同的名字上生土长，稀奇古怪，比如说牛尾胡同、甜井胡同和小哑巴胡同。胡同和平宁静，因为房子矮，所以有乡村的情调。这里一些是普通人家的房子，一些富贵人家的大宅院和一些有花园的房子有时也隐藏在不起眼的入口之中。只有人力车的声音、旅行者的脚步声与缥缈而高亢的叫卖声偶尔会打破胡同的平和与安宁。 胡同中的每种小贩都有自己特有的吆喝方式和肩扛的行头。白天，肉贩、鱼贩和水果贩方便了家庭主妇。一些小贩收集废旧瓶子。一些小贩卖给家庭妇女小东西——针线、纽扣、丝带和化妆品——还有各种糖果和各种小孩玩具。这些小贩用一根棒敲击一个小手鼓吆喝买卖；小贩用的棒弯曲，由丝线将小金属头悬在棒的两头，来回摆动，快速而有节奏地敲打在鼓上。一个大而沉闷的声响表明那是路边理发师，担子的一端火炉上烧着一盆热水，另一端是为顾客服务的工具箱，刮胡刀和毛巾摆放在工具箱的抽屉里。 在夜晚，小贩的叫卖声总是那么优美，那么富有韵律感，叫卖声各不相同。朱频学会分辨每一种叫卖声，为了听到卖冰糖葫芦或粘糖的野山楂的小贩叫卖声，他常常睡得很晚。夜晚宁静，然而有时也不这样。喜鹊和乌鸦长久以来在东面空地的大树上安了家。不一会儿他会听到细小的空空声，那是卖葫芦的小贩。几分钟后他会听到远处传来有节奏的卖元宵小贩的吆喝声，小小的圆圆的汤圆在热水里翻滚，这种声音是小贩用汤匙敲击碗发出来的，两件东西由一只手拿着，好像一个西班牙舞者在打响板。这些卖消夜的小贩叫卖声低沉、柔和而幽远，他们为夜晚的宁静增添了意蕴。 假如朱频一直熬夜，他能听到远处钟楼传来的钟鼓声，钟鼓声告诉他晚上的时间。最后在午夜，当城市的更夫经过街道，用木板敲击三下，朱频知道已经半夜三更。这就是胡同中的音乐。 在这些北京小贩身上还有更为特别的东西。当一个小贩吆喝他的买卖时，他通常将手握成杯状放在耳朵背后好像可以增加音量将吆喝声传得更远。一个人通常将手做成杯形放在嘴边以便将声音放大，但是在耳边这样做只不过能使自己听得更清楚些。小贩们好像觉得如果他们能听到自己的回音，那么他的声音也能传得更远。 朱频喜欢在北京的街头闲逛，喜欢观察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朱频的参观漫无目的。他去过喇嘛庙和天坛，他特别喜欢赶庙会，在一个月的固定日子里，在不同的寺庙中轮流开庙会（比如6号、16号、26号在一个寺庙；5号、15号、25号就在另一个寺庙）。这里人们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从二手鞋、古董到绘画赝品。许多宫殿博物馆收藏有数百年的丰富藏品，这些都是昔日皇帝的藏品。如今它们都对公众开放了。许多街道两边都是二手书店，甚至有两条街全是卖灯笼的。 离朱频住地半英里远的阜成门外有一个休闲公园，普通的市民去那里娱乐。这里有玩魔术的、耍杂技的和打拳的，拳击手用拳击的方式吸引顾客购买他们的铁打损伤药。这里也进行京剧表演。 京剧是普通人的嗜好，在中国戏剧中因为没有 “钻石马掌”，不追求荣华富贵。“京剧迷”并不少见，他们狂热而身无分文，在大街小巷中字正腔圆唱京剧，一次又一次复活历史中的英雄人物的痛苦、悲剧性和伟大的生活。中国的文盲正是通过剧场和戏剧学到他们所知道的中国历史。 朱频在城南休闲公园中狂热地喜欢上一个女演员的演唱，她唱花鼓戏。这是一种独角戏，用有节奏的语言讲述一段历史的插曲并饱含深情的唱出。这也是古代中国史诗产生的方式——在一种乐器的伴奏下一些自弹自唱者讲述历史的片段。使用的惟一乐器是直径一英尺的小鼓。它被放在台上的一个合适位置，那个女孩用一根棍子有节奏的击鼓并与她说的故事和演唱的节奏一致。她通常在对话中扮演两个角色，通过她的手势和训练有素的声音塑造人物的性格，流畅而波浪般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耳朵。 屯干集市（tunganbazaar）是朱频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假期意味着人多，那么在这样的集市中，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假日。因为这样的集市是由许多小商店的街道组合而成，因此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如同在一个百货商场，你能买到你想要买的东西，在这里鳞次栉比的小商店就像百货商场中的柜台一样。这些街道有二十英尺宽，商店中摆放着各种货物，前面没有地方摆东西。在商店中的人可以自如的与街道对面商店中的人交谈。当然这些街道不准许小贩进入。 集市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从商店里卖的化妆品、五金、水果、零食、古玩、灯具、书和文具到小吃店、固定的餐馆和戏院。各阶层的人士汇集在这里，构成购买和娱乐消费群体。这里每个人都融为一体：男人、女人和孩子，官员与普通人，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他们形成一个巨大的有中国人文特色的人群——讨价还价的买卖、欢声笑语、忙碌与悠闲的生活——这是中国的一个横断面。在这里你能感受到北京的生活与平凡人的日常生活，辛勤劳作的人总是准备嘲笑别人的痛苦，如同自嘲自已的痛苦一样。在这里你感受到北京的各种味道，倾听到北京的各种声音，还有男人的呵斥声和婴儿的哭声。同时并不令人讨厌的而有节奏的黄铜茶碟丁当声表明这是卖饮料的小贩。这里的人忙碌、充实、辛劳和欢笑，街上的男人平和地打理自己的生意好像这里几千年来就是这样一般，甚至在异族统治之下也是如此。 这是中国北方，比起南方人，北方人更高大、更强壮、更直率。 在过去的两千年中，各民族不断的融合，很难说谁是真正的中国人。尤其在公元四、五六世纪，来自北方的蒙古人和突厥部落占领中国北部，在这里汉人与这些入侵者存在广泛的通婚。 早在六到八世纪，犹太人经过突厥地区来到中国，聂斯脱利派经卷仍流传至今，其中谈到从小亚细亚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像其他部落一样他们逐渐被同化。但是直到十二世纪初，在河南（一个中部省份）仍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他们保留了自己的会堂，但是他们说汉语，像中国人一样穿着并与中国人通婚。 数百年来中国人同化了许多外来的民族，甚至大汗忽必烈，第一个成功的在中国建立一个异族王朝的入侵者，他自己也被中国人的文化和中国人的文明所同化。最初，尽管忽必烈的武力所向无敌，然而事实上在他统治的最兴盛时期，中国贡献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成果——印刷术、纸币、安逸的生活、高档的烹饪，恬淡的生活方式。然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具有一种人之为人和人性化的生活观念，判定一个人不是以他的种族而是严格依照好人与坏人的标准进行判定——依照他个人的品性。中国人面对武力的优势时，他们采取一种玄妙而迂回的不抵抗方式并为这种武力和权力高唱赞歌，在形式上美化入侵者。通常说来中国人同化外来民族的办法就是解除他们的武装，不是把他们当一个外来者对待，而是试图让他们忘却异族的身份。 在任何时候北方人总是比南方人养育的高大些。在北方遭受入侵时期，鞑靼人和胡人从长城的另一边来到中国北方安营扎寨，南方（围绕南京）因为其文化幽雅和深邃而闻名。富有和古老的家族迁居南方，一些城市重新命名为南常州、南湖州，如同早期美洲殖民者命名那些城镇为纽约或新伦敦一样，那些名字都是他们昔日国家中的城市名。 几个世纪以后我们仍能看到北方人与南方人之间的差异，南方上海和杭州周边的人们更擅长做生意而不善于做一个战士。他们喜欢舒适和奢华的生活。这里的男人长得矮小一些，一些男人根本就不长胡子。殷实人家的孩子娇生惯养，缺乏足够的锻炼。最典型的当属苏州，其以美女闻名天下。苏州话有女性化的特征，这里丰衣足食，舒适无度。富有的苏州年轻男人通常到茶店喝茶，吃早餐，读报一直到十一点。据说一个苏州男人打架时，一边挽起衣袖说“过来！”一边一步一步往后退，等到衣袖挽起时他已安全地站在自家的房门前。然而这块地方还以学术和众多大图书馆闻名。书香门第的女孩在书山中耳濡目染地成长。她们中的许多人能写就漂亮、甜美与忧郁悲伤的爱情诗篇。在中国北方，引入外来血统是有益的。唐朝（公元八至九世纪）民族间的融合非常明显。许多唐朝的将军都有异族的血统，众多的唐朝公主下嫁给附属国的首领。李白——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他身上大概也有外族血统。他的家族有三代流落生活在里海北部，更有可能的是他的父亲和祖父娶了塔吉克姑娘。从这个观点看，这个人必定是新人了。李白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 三 中国人的语言 三中国人的语言1 在一位远方叔叔的安排下来频暂时住进一处在北京的广东人互助会所，这种会所或地区互助会——在美国称为会社，意思是“会堂”，是某个地区的人们或者某个家族群体帮助他们在陌生地的同乡的组织。在这里一般有旅行者居住的地方，有时还有属于自己的学校和教师帮助以满足不时之需，事实上这种会所的成员来自相同的地方，操同样的方言，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家族之情是中国家庭制度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很真切的情感。一个人帮助他来自同族的亲戚，他为他同乡当中出现这样杰出的成员由衷地感到自豪。 生活在广东老乡的会所中，朱频的孤独感减轻了许多，因为他现在有许多朋友。一些来自老家的底层官员的家庭也生活在这里。他不感到孤单，他能用广东话与他们愉快地交谈。 朱频想他应该学习普通话以便使得自己更容易融入这座城市，但是他还没有这样做。他的发音不好。在北京的第一天，他要买早报，服务员送来的却是带馅的蒸包。他发音不对，两个词的发音都是pao－tse，但是音调不一样。 普通话特别是更纯正的北京语言是中国的国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通行全中国。方言千差万别，但是除了东南沿海一带的省份外，正如已经谈到的，那种差别没有大到西北的满族人不能够与西南边陲的云南人正常交流。在广州与上海之间的沿海地带有三种主要的方言群体，除了上海大山将剩下的方言区与中国的其他地方隔开：上海人，福建人和广州人。这些方言本身之间的差别以及方言与中国语言大家庭的差别如此之大犹如意大利语与西班牙语的差别。比起纯正的普通话外国人更熟悉这些方言，因为国外的商人经常用它们进行联系和交流。但是从上海出发经过长江，人们说话仅仅有些许口音，这种语音与北京普通话的差别不会大于一个弗吉尼亚人的语音与新英格兰人的区别。如今所有学校的课程都用普通话教学，普通话普及到全中国。 （中国移居到美国的移民大多是广东人，他们说广东的方言；另一方面，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的海外华人说的是福建厦门话。） 汉语属于印藏语系，这一语系包括汉语、藏语。暹罗语和缅甸语。（与日语全然不同，毫不相关。）这些语言有诸多特征：它们由单音节构成，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词由单音节词构成；通过不同的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然而确切地说，一个个的词根只有一个音节，因为很难确定它包含了哪一个词。有许多双音节的汉字，比如huo，意思是“火”，加che，意思是 “车”，成为huoche，即“火车”。electrictalk意为“电话”，而electricsee意思是“电视”。但是单音节的基本词汇总是可辨认的。 各种音节看似相同——li、liu、lin、long就是这样的例子——它们数量有限。它们没有两个末尾辅音的音节，像lsp、usk、arp、ost，或者甚至像单个辅音的音节，如it、ik、lp。也没有双辅音，像sp-、st。sir-、br-或者dr。在南方的方言中一些末尾的p、t和k’s仍保留着。常见的名字如chiangkai－shek，这是广东人的发音（chiangchieh－shih为普通话的发音）。chiang姓的拼写源于广东的国民党的语言大众化推广之中，从此迅速普及。现在仅存于普通话中的末尾辅音是n与ng，这是由于它们具有音乐性的同时使得它们容易产生音乐性的语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迅速念出像chang、chin、chen这样的姓。 一个奇怪的结果是汉语总共只有大约四百个音节的形式，通过这些表达所有语言中的词汇。不同的语言都有自身的模式：意大利语与夏威夷语总是喜欢在末尾用元音（roma，mno，honolulu）；德语并不在意爆破性的辅音，像hm。ch，nuch。如英国人倾向于软化这些辅音形式：ughter和flight二词与ht和flucht二词相关，虽然仍然在拼写中保留ght，但是不再发音。不同民族的爱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族语言的变化。 因为相似的单音节字的数量有限，汉语逐渐依据音调区分不同的词语。汉语不断地消除末尾的辅音，如p，t，k，甚至m，众所周知这些曾存在于孔子时,代，现在还保留在福建话和广东话中。在不同的语调中同样音节表达的意义不同。发音改变时同一音节指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汉语中只有四种音调。说明一个词汇的含义是如何随音调而改变，tao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一声的tao=刀 二声的t’ac=桃 三声的tao=逃 四声的tao=到、道 一声就像约翰，一如你在远处轻声呼唤他。 二声滑行而出，如同一个人在问一个问题：“你能肯定吗，约翰？” 三声慢而轻，像一声轻轻的责备：“好了，好了，约翰，不要紧。” 四声如同一个紧急的命令，非常突然；“约翰！” 中国人说话并没有意识到发音。如果你问一个广东人在他们的方言中有多少音调，他的回答是不知道。他说话仅仅是带有天生的音调特征，同样一个德国孩子说半年（halbesjahr），也从不会想它是中性的。他也从不会说hatherjahr（阳性）或者halbejahr（阴性），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听说过。 尽管只有四种音调，在四个音调的变化中，汉语依然有大约一千六百种音节的形式。然而依然有许多词语具有同一发音和同样音调，这促使了古汉语的演进，不是往字母拼写方面而是往一种写作图像类型演进。 字母的拼写顺序基于不同的声音，显然它不能区别一个词汇的不同意义，用不同音调的发音可以指示不同的事物。汉字的书写最初作为一种图像体系出现，但是这种描述仅仅部分正确。从原初的意义上讲，绝大多数象征文字为单一的图像的。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形式固定下来。 后来发生了改变。因为语言很少有音节的形式，拼写时许多字看似相同。“包”字，不同的拼写，指代不同的事物：“一个包”，“抱”，“跑”，“吃了个饱”，“一件长袍”，“一个气泡”，“鞭炮”等等。这太容易混淆了。 “包”的最基本的象征意最初来自孕育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形象。 为了在拼写中区别一个pao与另一个pao，中国人形成一种词汇等级体系，称为“词根”，在基本象征词上加上偏旁来确定指代不同事物。因此pao成为纯粹的语音象征，随即我们有以下系列的字：词根含义抱包加上手拥抱跑包加上脚跑袍包加上衣一件袍子饱包加上食旁吃个饱泡包加上水一个气泡炮包加上火鞭炮 图像原则产生作用，但是在使用中受到限制。许多场合需要区分沙子的图像与米的图像。因此，一只鸟儿在水边（河边）的足印用来代表沙子。然而一个人如何用图像来表示“但是”这个词？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古汉语“借”意思是“点火”，用它来表示“但是”，因为它们有同样的发音。逐渐的许多重要的词汇由于它们的语音价值得到广泛的运用，这种语音象征加上词根成为创造汉字的最常见的方式。如同我们在上面见到的“包”的例子，关键词成为一个语音象征并发展出其他特征。 三中国人的语言2 如今最全的汉语百科词典列举了40000多个这样的构词特征，大约有四分之三不在当下文学中使用的古代和方言词汇。一个好的综合性的大学词典包括大约14000个这样的特征。一个小型的城市出版社熟悉7000到9000这样的特征就够用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了解这些构词特征，但是一个人熟悉3000到4000这样的特征就能熟练阅读报纸。这就是一个中国高中生应该掌握的。许多这样的特征是变化的，或重复或仅仅运用在少数的地方，进一步的限制是可能的。日本人运用汉语的构词特征，但是在官方已经限制这些特性的数量，现在使用的大约有1850个这样的特征，小学生只需掌握大约800个这样的特征。从上面我们所谈到的汉语词汇的多音节特征，很容易见到2000个这样的特征构成数量众多的词汇；学校、社会、教育、插图、会议和解决都是双音节词汇，拼写为两个特性。 这种书写方式对中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这的确太难了，如果要练习写好一手漂亮和形式完美的书法不费苦功学习这些特征是不行的。这种追求漂亮书法的练习消耗了难以估量的时间。它也限制了文化在民众中普及。读写能力成为知识阶层的特权。 古代中国社会存在四个社会阶层：第一是士大夫，第二是农民，第三是艺术家，第四是商人：其中士大夫总是最受尊敬。 在一千多年的岁月里，中国文明中最为独特的事情之一就是封建社会的考试制度，即针对知识分子的国家考试。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总有一个机会扬名全国，并获得国家的承认和荣誉。 这些考试如同一个在文学领域进行国家选拔冠军的系列测试。首先，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地方考试，局限在他生活的地区。那些通过这些考试成绩为优或良的人（类似学士学位）才有资格参加省试。通过省试的成功选手（类似一个硕士学位）才能参加在首都举行的每三年一次的殿试，由皇帝亲自监考。这些考试题目有关于历史论文、道德文章、当前的政治问题、古典艺术和诗歌。可以想见在众多知识分子中胜出的全国冠军该是多么的荣耀！皇帝亲自嘉奖他，赏赐一匹白马，并在首都游行庆祝。皇帝通常还将一个公主许配给他做妻子，他在政府中被授予一个很高的官阶。他“飞黄腾达”。这是值得好好打拼和珍视的功业，这也是全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奋斗和梦想的目标。 无论是不是第一，通过殿试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荣耀，也是对一个人的学识的承认。在首都的孔庙里，这些知识分子的名字被刻在石碑上，以示其荣耀。一百年后，一个村庄依然能够记得他们那里曾经有一个知识分子中了进士。整个村庄和整个家族引以为荣。大多数进士被委任为大学士或者翰林，掌管朝廷学院的编撰工作。其他的被委任为地方官。 这些考试成为国家机构选拔贤才的一种手段，整个国家的教育体制围绕这种考试制度建立起来。乡村的学校、省一级的大学和知识分子培养选手。众所周知，一些知识分子年龄大了还竭力通过这些考试。通过考试本身就是成功。假如在这些考试中失败，甚至只是地区一级考试的失败也被认为是人生中的一大失败。在现代的学校中有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没有通过这样的考试。也有些特殊的大学与这种考试没有丝毫关系。它们是真正大学的雏形，即书院，书院致力于研究与学习。在一个导师的指导下，书院成员帮助提高青年知识分子的水平，不过没有学位。书院是一个致力于学问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组织。根据他们的地位、成绩和家庭背景，通过国家考试的成功者被选拔为内阁大臣、政府官员和文官。知识分子自然地成为统治阶级。这是件好事，这种地位的取得是依靠个人的业绩和才能；每个具有这方面学习潜质的人都有机会，因为实际上家族愿意为有上进心的孩子投资。学问始终得到尊重。不好的是，成功者仅限于掌握诗歌和韵文写作的人。这种考试在1904年被废除了。现在初级学校、中级学校和大学的考试替代了它。 中国的书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书写成为统一中国的重要手段。不管他们所说的语言如何变化，因为书写的文字的视觉特征并不依赖发音，因而也不会产生误解。基督十字架的象征是一个类似的例子。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以不同的方式说出和拼写它（cross，crois，kreuz），然而各国的人对于十字架图像的含义对于各国的人都非常明白，不会受到语言的影响。 这对中国人的情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的尊崇感。如今，有文化的中国人能够轻松地阅读并准确地理解孔子的著作，虽然在流失的岁月中发音改变了许多，然而书写的文字并没有发生改变。孔子说古语，然而其书写的文字没有改变。如果一个人能自如地阅读中国现代文学，那么通过同样的训练他能阅读五百年、七百年或两千年前的中国哲学典籍。比较一下西方人阅读英国诗人杰弗里?乔叟作品的难度，他只不过生活在六百年前。要是孔子的著作在一千年前就难以卒读，中国人还会对孔子顶礼膜拜吗？ 图像文字的书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它也引发了另一个真正巨大的困难。两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用古代的汉语进行书写，完全不同于当今口语。学习古代汉语付出的劳动堪比西方人学习阅读和书写拉丁语。对于处于统治阶层的知识分子来说，掌握书面语言也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1917年中国发生了一次最重要的革命，一位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胡适领导了汉字书写的革命，并取得了胜利。如今所有学校都接受了这种体系。这使得书写汉字更容易。 由于这些原因，汉语的单音节特征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不知其最初从何而来，很少辅音和音节，也很少强调语音。无论如何这使得汉语在形成过程中远离了拼音的书写。这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专门的知识分子阶层，成为一种强大的统一国家的力量，一条连接历史的强有力的纽带。如今大众教育正在打破少数人才能读写的特权。我觉得中国人不会放弃他们传统的书写方式，因为这与中国文化和书法韵味深厚的美感联系在一起，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可以与绘画相媲美并与绘画唇齿相依。但是在保留这些特征的同时，至少尽可能减少目前使用的数量，同时通过减少笔画和消除更复杂的形式达到简化文字的目的。 这是一个满月的夜晚，朱频绞尽脑汁地琢磨中国汉字的拼写。现在他毫无倦意。他在广东会馆的白色庭院中漫步，沐浴在银色的月光中，他的思绪飞回自己的家里。父亲教他的一首诗又萦绕心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这是李白的一首诗。朱频用汉语念出来，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中国人。突然，汉语的语音和语言纯粹的神奇力量——无与伦比的简洁——征服了他。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简洁的发音和词语的音调使得汉语如此的独特。此时他看到中国汉语婀娜多姿的美，他渴望了解得更多。 四 中国人的节日 朱频不久就明白普通的中国人从不缺少节日。这些节日通常庆祝不断变化的季节或者拜祭祖先，在古老的中国，这些节日代替了西方世界中的周六休息日。因为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星期的概念，正是这些节日成为中国人摆脱工作，放松、休息和娱乐的一个机会。 因为古老中国的历法是建立在阴历基础上的（只是在共和国开始后，中国才开始使用西方历法），节日在每一年中都在不同日子中来临。中国的阴历年有一个月是29天或30天，因此每月的第15天总是满月。12个月只有354天，少于阳历年，所以若于年后需要用一个特别的月来补足。 古老帝国的天文学家非常明白阳历年有365天，但是农民的历书是根据阳历的。他们总是能为冬至或夏至给出一个合适的日子，“立秋”或“收获季节的到来”。农民所使用的这些季节性日子基本上与西方的日历相对应。 中国人通过阳历与阴历年来计算时间，但是节日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建立在阴历基础之上的。 新年的庆祝发生在每年1月21日到2月19日之间，这可能是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除夕之夜是过去一年的所有欠账被勾销的日子。庆祝的时间都花在宴席和走访上了。那些祝福敬献给祖先、父母和朋友。来年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大了一岁。依照中国的旧俗，一个孩子在出生时就算一岁，过了第一个新年就算2岁。（这是中国人的普遍愿望，渴望大些，再大些，到60、70、80岁，尽可能的大些。）一年中的最后10天，灶神应该回到天上汇报一年中每个家庭成员的表现。 朱频知道这个节日是在一个新年的前几天，一次他从学校回家，在厨房发现一个张大嘴巴的灶神。灶神印在一张红纸上。有人还在他的嘴周围涂上厚厚的浆糊。朱频问厨娘图画的含义。 “他是灶神，今天他要回到天廷休假10天，并向玉皇大帝汇报我们一年来所做的事情。” “谁在他嘴边抹上浆糊于什么呢？” “我抹的，现在他不能说话。”她抿着嘴笑了，她看墙上的灶神时，眼睛闪闪发亮，“主人，这样会让他去做好事。其他的神仙也很好，但是灶神知道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他知道一年中家庭成员所做的一切。我们不能让他说话，每家都这样做。” 对于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来讲，新年只有三、四天。但是理论上新年实际上在第一个月的第15日的元宵节结束。这常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巨大的纸龙在街上游行，人们还放焰火，在夜晚的灯笼展中，每一个家庭都在比谁的灯设计得最独特和谁的灯最美。 中国人重要的春节也包括复活节，在中国称为清明节，即“扫墓日”。在这一天大家都到乡下去拜祭祖先的坟墓，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尤其对于家庭中很少有机会到乡间休闲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 在每一座墓碑之前，通常有一个摆放酒和鲜花等祭祀用品的平台。家庭中的长者跪着诵读祭文。随后酒作为祭酒洒在地上，祭文被烧掉以便死者收到它，一些人也烧“纸钱”，折叠的纸钱在中央贴上银色的锡箔纸，这样他们的亲戚就能在阴间使用。像其他许多民族一样，中国人是超神灵的民族，纸钱是一种超神灵的表达，填补人们精神的需要。人们不能肯定这些纸钱是不是阴间的通行货币，但是人们都喜欢肯定地去这样想。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事情，因为它你会感到更好。这类似于一个美国人对无名烈士的崇敬之情。没有人相信烈士会意识到他所得到的荣誉，重要的是他为活着的人带来了什么。 扫墓通常很喧嚣，仅仅因为这是一个仪式。一些孤儿寡母或不幸的妇女和生活艰难的女孩也把这种场合当做向死者倾诉烦闷和痛苦的机会。因而这样的哭诉很真挚也很感人。一位失去丈夫的媳妇，依照中国的风俗，她必须与她丈夫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在扫墓时她会向她丈夫的灵魂哭诉：“我亲爱的丈夫啊，如果你没有离开我，我的命就没有现在这样苦啊。”她恶毒的婆婆不喜欢听到这些，但是她对此也毫无办法。 7月7日这天是牛郎和织女相会的日子，是一个重要的情人节，一个庆祝浪漫爱情的节日。牛郎和织女是被银河系分开的两个星座。传说牛郎是一个英俊勤劳的男孩，织女是一个沉静的女孩，擅长针线活，直到有一天他们相遇。那一刻牛郎忘了放牛，而织女的心也从针线上飞了出去。她织的金袍因而没有完成。玉皇大帝不久发现了其中的原因，盛怒之下，他下令将这对情人拆散，除了一年中的7月7日那天以外永不相见。 整整一年的日子，男孩与女孩要忍受分离的孤独与寂寞，他们度日如年，等待他们一年中相会的这一天，等待所有夜晚中的这一个真正属于爱情的夜晚。喜鹊目睹了这一切，情人们的幽怨深深地打动了它们，于是它们从巢穴中衔来石头，在银河上（天堂之河）搭建了一座桥，这样两位相亲相爱的人能在7月7日那天到来时在鹊桥相会。 这个节日对妇女和年轻的姑娘们来说尤为特别，在旧时代她们深锁在闺房里，提及这个节日她们脸上见不到笑容，因为传说把她们被压抑的爱情象征化了。在古时，未婚的女孩和男孩才庆祝这一节日。穿着装饰有红色丝绸的盛装的男孩女孩来到开阔的地方，如果有一只喜鹊在头顶鸣叫，大家就认为这是爱情的好兆头。有时还专门为女孩举行在月光下穿针线的比赛。如果她们成功，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 朱频赶上盂兰盆节（又称“中元节”、“鬼节”）纯属偶然，这是一个佛教的节日，通常在7月中旬，是为了那些死在异国他乡的没有进行体面下葬的人而进行的祈祷。这些灵魂没有每年墓前的供品。在盂兰盆节日中供品摆放在开阔的地方，有时摆放在繁忙的大街的路旁。在一些城市，大街上都在庆祝这一节日，商店的雇员也在这一天休息。 那个无名的情人墓，在较远的外城西南角，如今北京人最喜爱去那里幽会。出于某些原因，这座无名坟墓吸引了许多的文人墨客。据说一个自杀的漂亮女人葬在这里，她的母亲毁掉了她的爱情。由于年代久远，墓志铭早已脱落：她的姓名和生活年月无从考证。墓处在一个荒凉的池塘边，覆盖着草丛灌木，无人关心，听之任之。但是在万灵节许多的人尤其是年轻的恋人带着他们的。心愿来到无名的墓前，向数百年前的无名的甜蜜爱情表达深深的敬意。最有名的是刻在上面的诗句，应该是女孩的恋人写的，诗句还隐约可见。诗歌的开头充满无限的悲伤：世间如悲伤之海，人生幽怨无数。短歌咽绝，圆月残缺。 诗歌蕴含着一个巨大的悲剧：很久以前的两个恋人的悲剧，虽然他们的名字不为人知，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一些参观者带来野炊的篮子在这里午餐。夕阳倒映在灌木覆盖的池塘的平静水面上，乌鸦在空中哀鸣，献给死者的水果摆放在那里，纸钱烧起。有时点燃一堆篝火，夜幕降临，人们坐视篝火，默默的祈祷随轻烟慢慢飞升天际。月亮出来了，又一对情侣可能要出现了。灰烬在搅动，火苗还会闪现。恋人们或默然或呢喃，坐在皎洁的月色世界里，沉浸在美轮美奂的景致之中。在远处——在乡间和附近的村庄，或在路旁——相同的火光点亮了黑夜。这是朱频所见到的最动人和最落寞的景象。 下一个月就是中秋之月。在中国人心中，这个词意味着中秋节。几个星期来，朱频已吃了太多的月饼。一个他所在会所的阿姨开办了一个店铺，这里制作的月饼与在广州制作的月饼一样。这些月饼是圆的，中间的馅有忘忧果、绿豆沙或甜票子。月饼有不同的尺寸，最大的直径有十英寸大，它们在国家的不同级别的考试之后命名。在古时人们期待看谁会获得那个最大的月饼，一如看在国家考试中谁得第一一样。 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聚会和庆祝之日。会所举行盛大的午宴，正是在午宴上朱频遇到朱先生，他是国民党政府中的一位要员。朱先生在英国接受教育，在公众场合总穿西装。他是在北京广东会所中最杰出的一员，但是在聚会中他并没有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座位上。座位按辈份安排，一位七十多岁的舅公坐在最上端，舅公被安排坐在最荣耀的位置上，朱先生则坐在他旁边。 朱先生和朱频一见如故，看到这位年轻学子离乡背井，朱先生便邀请朱频去他家坐坐。朱频说认识他这样一个杰出的同乡叔叔感到非常的荣耀。朱先生要离开时，他再一次邀请朱频。朱频没有料到他将看到的是一个在北京最古老富有的家庭之一。 五 朱先生的房子 五朱先生的房子 朱先生住在北京的西南面，在大门入口处的上方有一块大的门牌，门牌有三个重要特征：一英尺高。绿色的底与金色的门牌。“祖先的荫产”意思是一个人生活在祖先传下来的遗产之中，如同一个人在一棵大树下躲阴乘凉。朱先生的爷爷曾中探花，赢得很高的声誉，探花在国家考试中排名第三。正是他为他的五个孩子和后代置办了这处房产。 朱先生的房子是为一个大家庭建造的。走进大门，必须绕过一个巨大的木制屏风，屏风将屋中的庭院与外面隔开。因而路过大街的行人永远猜不到屋主人的富有，也猜不到屋中的陈设，除了知道围墙的长度和瞥见弯曲的屋顶。 中国房子的本质是私人性的，封闭的，不为外人所见。像一个寺院中的修道院，中国人的房子沿庭院而建，庭院释放出公共性的私人空间，庭院也是房子内部结构的一部分。在大富人家，庭院是一处景观性的公园，得到妥善的运用，有秋千、石凳、苔藓覆盖的露台和藤蔓植物。在那些底层人家，庭院是一个集中的家庭化的活动场所，放着个大水缸可以在这里洗东西。但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一棵枣树或一棵石榴树和金鱼缸通常用来美化庭院。根据与庭院的关系，房间称为东厢房、西厢房、南厢房、北厢房。在穷人家，几个家庭共同分享一个庭院。 在朱先生的家里，有几个庭院，庭院旁的月拱门将一个庭院通到另一个庭院，通过有顶的走廊将庭院连接起来。在这样的房子中，这些走廊两边开着或一边开着，当走廊沿墙布局时，走廊是一个内在空间的联系体系。走廊互相联系并有共同的入口。 通过庭院分隔房子的方式与现代公寓的观念一致。在这样的方式下，一个家庭的成员能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自己的厨房和卧室。对于儿孙满堂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中国家庭来讲，这种房子是最理想的。 朱先生的庭院是用上等的石板铺的，其中有装饰的盆花，成荫的绿树、灌木和石桌。廊窗的造型各种各样——圆形、方形、菱形、扇形或百叶形——这些窗用砖或木头为骨架。目光穿越这些窗户，朱频得以见到里面的陈设。 当朱频一个庭院接一个庭院游览时，每一个庭院都让他大开眼界，他感觉步入迷宫一般。这样的惊异是有根据的，是工匠早设计好了的。在一个庭院里，一般会有一个戏台，一个三边开放的露台，石柱矗立在一个小小的荷塘上，支撑着戏台。这样的戏台在中国的房子中是一个特例，或许只有富有的主人在过去常常拥有自己的剧团。 私人的观众包括家人和邀请的客人，视线跃过池塘观看戏曲表演。在后院，这位年轻的客人沿着“之”字形的道来到一处有许多树、小土堆和亭子的大花园，一条小溪穿过一处五英尺长的石桥。古代中国的工匠竭尽所能设计出各种遮蔽视线的方式，令参观者惊喜万分。 朱先生的房子特别大——房子的屋顶有三十英尺高，逐渐向低处延伸，有雕刻和绘画的柱子支撑它们——过后朱频记不起他所见到的一切。他至多记得有许多的月拱门和六边形的门以及许多曲曲折折的长廊，漆着红色和绿色，还有矮凳子以便游者歇息。房间中都是木刻，矗立着巨大柱子，雕刻着金色人物，还有蓝紫色底的手工隔墙，朱频知晓，妇女的闺房是忌讳男性参观的。 作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众多军阀之一，朱先生自己受益匪浅。事实上西方教育从来没有改变他多少；他发现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舒适惬意。他也学习过现代的金融学和经济学，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以及生活观念。朱频初见朱先生身穿西服，而在家里他非常诧异地看到他穿着蓝布的大褂。朱先生六十三岁，着装朴素，但是在重重下垂的眼须和白色胡须之上的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过目不忘。他看上去像一位封建时代九品以上的高官，尽管受过现代教育，朱先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本色。 朱先生穿着有白色衣袖的长衫，内衬的夹克向外翻，露出一英寸左右，这样穿起来更方便。他踱着方步走路，这突出了宽套的长衫。他言语泰然自若，声调里传达出一种沉静的威严，而这些如今不可能在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官员中看到。品茶时他也轻咂嘴唇，清清嗓子而不是故意发音洪亮，这也是他的一个习惯。并不是身体的姿势，如一个大摇大摆的步态，或清嗓子、或支吾和向痰盂吐痰，显出朱先生的气度与威严。而是来自他的眼睛，一双懂得正确思考、同时坚持自己想法的男人的眼睛。这是一双有生活智慧的男人的眼睛，这个男人学会等待，洞察到生活中众多的邪恶和悲伤，既不保守也不叛逆，也不对人性抱过多的奢望。朱先生内心平静如水，他从容地面对任何难以预料的困难和灾难，同时有无限的耐心。 从他的阅读来看，他吸收和消化了中国三千年历史的人生经验，有时悲伤有时执著追求。他是一个儒者，他相信生活会更好，如果一个人有勇气和自信同时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压根儿瞧不起军阀和年轻而“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是旧式的官员，甚至维护纳妾的制度。 朱频并不难理解这些，因为他知道朱先生出生于 知识分子家庭。朱先生家庭的传统文化背景可以在他 数量众多的成套书籍中明显地看出来。在成千上万套书籍中，朱频好像置身在各个时代的智慧海洋之中，置身在所有塑造中国人生活和中国文明的知识、哲学、法律、雕像和艺术之中。 中文书籍平放在书架上，最后看到的是书脊，很难在软纸的边缘印刷，因此封面用很好的刷子手工描绘。一本书通常有七卷，布面，放在书盒里，一本中文书的一张包括在中间折叠的两页，由于纸张大得不足以在纸的两边印刷，印刷的文字就垂直的从右到左。一个人开始读中文书是从我们称为背面的地方开始的。 古书在薄薄的米纸上用木板雕刻印刷而成，并总用纸的封面。由于纸既薄又非常有弹性，如果书不铺展在桌子上，一卷书就通常卷在手上。 在古代，早在商朝就用刀在骨头上雕刻文字。这种中国最早存在的文字就是甲骨文，在公元前14世纪，刻在动物的肩骨或在长而狭窄的骨纹上。这种文字形式比起在周朝（公元前1122年至前247年）的青铜器上的文字要古老得多。后来古书都用皮革线将竹简系在一起，据说因为孔子过于频繁地阅读自已最喜爱的书，所以皮革线断了三次。文字用墨水印在竹简上，竹简上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一位英国学者奥瑞尔?斯泰恩爵士在干涸的突厥地区沙漠中发现了这些文物。这些文字详细记载了中国军队的配给方式与返回汉朝的时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64年）。在那时也在丝绸上书写文字，但是丝绸非常昂贵。 大约在公元100年，蔡伦发明用树皮、大麻碎屑与旧渔网造纸。印刷术的发明在8到10世纪的唐朝，比古登堡格在欧洲创建出版社早了数百年。商业书籍印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0世纪后半期。在使用泥字印刷的过程中发明活字印刷。但是因为泥土容易散，泥字印刷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运用，也没有普及开来。 六 中国人的家庭 朱先生有十六个家人，加上三个男仆和四个女仆，他身居高位这是可以想见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七个仆人算是相当简朴的了，四个女仆服侍一个妻子、一个妾，四五个孙子并不令人稀奇。作为一家之主，朱先生要对家庭的每一个成员负责。即便他内心很不情愿担当这些责任，他也不得不去承担。这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的家庭制度植根于中国社会。这种制度形成于这样的观念中，男人并不是单独生活的人，而是生活在一个团体之中的人，一个人必须学习的第一门课程就是要学会与男人融洽相处，而学习这些最自然的地方就是在家里。因此家是重中之重，一切都是从家庭的角度来看的。如果一个人发达，全家人都从中受益并发达起来；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他的家庭会帮助他。 像一棵大树，树的枝丫形成常见的树阴。一些枝丫死去，另一些枝丫又长了出来，因此树将永远地存活下去。如果有三个兄弟，其中的一个死了，还没有孩子，通过过继一个兄弟的孩子作为死者的孩子，这样香火得以延续，用中国的俗话说是“续香火”，在祖先的祠堂里，在无子的兄弟的墓碑前。 除了朱先生的直系亲属外，他还负责他家庭的其他几个成员，如今他们与他生活在一起，并靠他生活。其中有两个守寡的舅妈，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需要他资助上学的二三个同族堂兄弟。 在中国，在父亲去世后，兄弟有时将家产瓜分，通常也不分家。常常有这样的观念，但如果没有或者有争议，在世的父母一辈的亲戚仍被作为财产的受益者。但是不管愿意不愿意，一个没有工作的舅舅总是有权利得到帮助的。 朱先生的爷爷并不喜欢有分家这样的想法，或在几兄弟中瓜分家产。所以事实也是如此。即使其中一个守寡的舅妈有足够的钱养活自已，她也有权利生活在后代的屋檐下。另一个守寡的舅妈已经过继过一个孩子给第二个舅舅做孩子，因为二舅舅没有孩子。想法并不重要，但是延续一个家族的血脉是最重要的。如今，当二舅舅去世后，他将继续有一个儿子来延续“香火”。当然，整个家庭就必须赡养这个舅妈。 在中国社会中，家庭是一种社会保险。需要帮助的人在家庭中获得帮助。通常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提供援助并不太难，如果所有的救助只是一张床或者餐桌，那么一张床仅仅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一张餐桌仅仅意味着“再放一个碗和再放一双筷子在桌子上”。 这句谚语来源于在餐桌上与大家分享食物的中国传统。任何人都一样，没有特殊服务。一个普通的宴会有三个或四个菜，一碗汤，所有的东百都放在餐桌中央。这不是为一个突然到访的客人做的额外食物。中国饮食的主食是米饭（在北方常见的是面条与馒头），肉与蔬菜仅仅“下饭”。如果仅仅是多了一个人，看看就可以判断出来，桌上的普通菜肴更少，只是能用米饭把肚子填饱而已。 中国烹饪习惯将肉和蔬菜烹任成各种花样——烹饪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艺术——大多数的菜经济实惠。蔬菜和肉一起烹饪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蔬菜与蔬菜一起也能烹饪出更多的花样。反正，在中国饮食中有各种各样的菜。不需要大量昂贵的肉，点一桌非常像样的酒席是可能的。同时这份菜单中的菜营养丰富。 但是物质的帮助并不是中国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的部分，家庭的荣誉才是它的主心骨。这是儒教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儒教是中国三大哲学流派之一。在儒教的教义中和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行为惟一导向就是要维护家庭的荣誉，至少不能轻贱家庭。一个偷了邻人的男孩招来的是对这个家庭的社会鄙视，这件事表明这个家庭没有“教养”。如果一个男人粗鲁或者没有礼貌，这也说明他的家教不好，社会对他的指责还不及社会对他父母的指责多，因为父母没有在家里教他这些，责任在父母身上。依照儒家的教导，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首要的品德”。如果一个男人通过国家考试给家庭带来殊荣，他会被原谅以往的许多罪过。当两位年轻的华裔科学家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其中一位科学家的母亲在佛罗伦萨的家中得到隆重的祝贺，因为她教子有方。 这种家庭荣誉感作为一种人生的目标有时会到不遗余力的地步。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远离家乡居住在新加坡的华人离中国大陆有1000英里远，自己情愿偿还病危的哥哥的债务，从而维护家庭的荣誉，尽管在法律上他并没有义务偿还债务。有时家庭责任感会到另一个极端。从前在我的家乡，一个犯罪者因为谋杀被处决，在最后还鞭打了他的母亲，只是因为在他幼年时他的母亲没有好好教育他。 因此当一个母亲打一个孩子的屁股，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每个人都明白她正在雕琢一块朽木，直到有一天他能自立。孩子也懂得这个道理。他长大之后，至少也能分辨哪些事情是正确哪些事情是错误的。 家族崇拜是中国家庭整体性的象征。在城市乡村有许多宗祠，大富人家还有单独的祠堂，正如在欧洲的城堡中，贵族还有私人的礼拜堂。祖先的牌位上没有图像，一块块修理过后像大角尺似的木片上面刻有祖先的名字，它们一排排地安放在祭坛和香火的中央。在纪念日或新年第一天，或任何重大的场合，如一个家庭成员荣升政府高官，燃香，点蜡烛，供品摆在祭台上，子孙们跪在牌位前祈福。这一天也是提醒后人向祖宗致谢的一天。 在日常生活中，从家庭的角度思考事情的习惯在许多方百都可以见到。一个男人的妻子被称为“媳妇”——“你儿子娶媳妇了吗？”——因为新娘是一家之长选定的。因而一个人参加婚礼就是去看一个男人娶一个“新媳妇”，新娘生下的不是“孩子”，而是“孙子”。 与西方家庭成员关系相比，中国的更加复杂。有各种的称谓，根据她是不是年龄大的哥哥的妻子、年轻的弟弟的妻子或妻子的姐姐。舅妈、舅舅和堂叔也用同样的方式称呼。因而，一个父亲的姐妹是 “姑”，一个母亲的姐妹是“姨”，一个叔叔的妻子是“婶”，诸如此类。 中国家庭制度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尊重老人，尊敬长辈。在美国，一个家庭通常由一对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组成，在中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家庭成员还包括爷爷奶奶。 在这样一种统一的生活模式之中，有内在美存在。当孩子年幼时父母照料他们，他们长大之后又照顾他们年长的父母。生活如此轮回。当你是一个无助的婴儿时，年轻的妈妈照料你；当她年岁大，没有生活能力时，你照顾你的妈妈。在中国人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在古代，妇女不参加公众的生活。如今随处可见中国妇女工作在政府部门、银行和商业楼里。与美国一样，妇女很少做高官。但是在中国古代传统中前所未有地强调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一旦一个人认识到家庭在中国的重要性，他就能理解那个角色是多么的重要和多么的荣耀。即便儿子是丞相，当他母亲说话时他得立即闭嘴，如果他犯了大错甚至得下跪道歉。 中国最伟大的小说《红楼梦》里就有这样的描写，小说中的所有妇女都是那么的伟大和迷人。对于如何去管理家务事，男人们知之甚少，如果要管、结果看上去总有点好笑。丈夫们和父亲们谈论家事时，他们能做的就是独断，理所当然就显得很好笑了。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会说妇女没有智慧。 在古代中国教育女孩就是培养一个淑女，在女性的技艺方面成为佼佼者，包括针线活、烹饪、文学、艺术和音乐，一如18世纪的欧洲。缠足是过度追求淑女化的一个恶果。因为其本质是性别追求的结果。妇女渴望拥有一双小脚，越小越好。所以母亲们预想和希望一双值得自豪的小脚，女孩子很小时大人就开始给她们缠足，不让脚自然地生长。在古代中国，缠过的脚才被认为是美的。另外，她们完全改变了走路的步态和妇女的仪态，一如妇女穿高跟鞋地的效果。现在妇女很少缠足了，但是纵然缠足的风俗还延续，拥有一双小脚的妇女也没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纳妾制度提供了一种解决大龄婚问题的方式。在西方，婚姻破裂就通过离婚来解决。而在中国，丈夫通过纳妾来解决，妾通常是一个来自偏远地方或娱乐场所的女孩。法律上妻子的地位高过妾，妻子具有头人和母亲的地位，妾的孩子是合法的，与妻子的孩子一视同仁。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传统，丈夫有权娶第二个妻子——即妾——假如在他四十岁时妻子还不能生子的话。 在中国也有离婚现象，便是特别少见。如果儿媳虐待公婆，或让他们挨饿，或歧视他们，丈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在衙门中得到离婚的判决。在中国家庭中父母总是比了郪更重要。根据中国法律，在丈夫成为富人之后，是不允许他与曾经共患难的妻子离婚的。有一句中国谚语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即使你飞黄腾达。 祖宗崇拜和将家庭视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成为儒家教义中的一部分。当然，比起家庭品德教育，儒教的内容更为博大。但是家庭道德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培养其他社会品德的基础。孔子没有创立或者创造祖先崇拜，早在他之前的七百年，这种观念已经形成了。 七 儒教、佛教写道教 孔子是一位令人心悦诚服的人，他不讲哲学，不谈神，也不论死后之事。像苏格拉底，或者像美国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孔子只是一个聪明的、年长的、深刻的、非常机智的思想家。他只论日常的生活和如何生活。 《论语》中有孔子的谈话，开篇三句话就谈到学习的乐趣、交友的乐趣和内心丰富的快乐。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的教育关注人的道德本性的培养。虽然他不把神和哲学神秘化，但他谈论平白的日常感受，这不可能将它置于一个神的地位。因而在中国人的信仰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佛教和道教深入其中，填补了大众的想像和大众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有三大宗教的原因：儒教、佛教和道教。在三者中，儒教影响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模式最为深远。 在佛教和道教中，有一个善的哲学体系，但是这种哲学适合知识分子，远非普通民众所能理解。哲学家还把其他的内容加入其中，比如一个善的天堂、一个邪恶的地狱，可见的偶像和为数众多的令人迷惑的神灵和圣人，这些使得它们被称为“大众的宗教”。 佛说生活中有痛苦，痛苦源于人对欲望的追求。一条解脱的道路就是不断地克服掉肉体的欲望，从而获得内心的宁静。 但是不断发展的佛教具备了大众宗教的一切特征，特别是大乘佛教在中国和日本盛行。其他的佛教国家有缅甸、泰国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信仰小乘佛教。佛教有一个邪恶与多姿多彩的天堂和地狱（地狱分为十八层）。通过默念佛主释迦牟尼的名字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更容易得到拯救。许多的人为死者祈祷。有大量的圣徒、高级的圣人或低级别的神被称为菩萨。这些圣徒已取得真经，本该圆寂，但是他们仍选择了世俗的生活，并联系着人类。有许多寺庙和不结婚的和尚，当然个别的除外。 通常说来，佛教教导人生是一个生死轮回的圆圈，我们现在为我们前生所做的接受惩罚，我们将来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接受惩罚。这个圆圈是痛苦的和一个永不休止、应接不暇的幻影。人要逃脱这个圆圈才能获得拯救。信仰灵魂转世的教义导致教徒对动物有侧隐之心，并禁止杀生，包括拍死蚊子、踩死蚂蚁。素食主义或不吃肉通常在佛教徒中践行。吃素可以限制在某个时期中，像罗马天主教徒在周五吃素一样。转世的教义给人这样的感觉：一个人骑的驴或许曾经是一个前世的人和一个兄弟，虽然他不认识他，不记得他前世的存在。这也带来一种伟大而普遍的侧隐之心，这也带来一种信念：无人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为何要去做。 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道德经》包括大量的警句，尽管只有五千字。老子点明弱小的力量、谦卑的胜利特性、自负的危险与退后一步的禆益。（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水是道家品格的象征，水能寻找到更低的地面并渗透到任何地方。下面一段是表现《道德经》的内容与风格的好例子： 天下人都对我说，道广大，却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正因为它广大，所以不像任何具体的东西。如果它像的话，早就渺小了。 我有三种宝物，持守和保全着。第一种是慈爱，第二种是节俭，第三种是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 一个人有慈爱就无所畏惧；一个人节俭就能宽广；一个人不敢居于天下人的前面，所以能成为万物的首领。如果一个人舍弃慈爱而寻求勇武、舍弃节俭而求取宽广、舍弃退让而寻求争先，是走向死路一条！慈爱用来征战就能胜利，用来守卫就能巩固。上天要保护谁，就用慈爱来武装他。 但是随着道教向大众化形式的发展，其彻底地成为另外的宗教。佛教起源于印度，而大众化的道教则是中国人的心灵创造。中国人将道教视为巫术和邪恶的魔法，念咒文和咒语，大众道教中有许多强大的恶魔，同样也有降伏这些恶魔的强大的超自然的神灵。在神话传说中，这些恶魔之间的战斗非常有趣。道教有自己的道士和道观，过去还有一位教主。但是道教不再有老子自己所创造的哲学化的教义了。老子是一位神秘主义者，道教是一种为老子创造的玄学以及开放的信仰。 幸运的是，儒教避免了大众化的腐蚀。一个人不能用普通的情感进行欺骗，也不能围绕它创建一个天堂和地狱。儒教是一种普通情感的宗教。 孔子教导，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事业就是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当询问死后之事，他回答：“未知生，焉知死？”他对古代的宗教实践做了大量的历史性研究，但是他避而不谈超自然的东西。 孔子有一段金玉良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所有的教导都与人的道德修养相关。苏格拉底有一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孔子的箴言是：独善其身，或完善你自己。他说：“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经常反躬自省‘我在做什么’，那么就不知晓如何与人打交道。”根据这种培养和完善自己的方式，他教导的两件事非常特别。 首先需要教育和训练。他认为所有人的本性多少相似，但是习惯和训练成长出不同的人性，因此需要对孩童加以训练。 根据儒家的观念，做一个善良的儿子是最重要的品质。一个人必须在家里和在少年时代学会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一个人对人和责任要有正确的态度。孔子教育非常具有实践性的特征。当然，每个人应该尽力成为善良的人。但是什么是善良的人？这很含糊。在家成为一个好儿子是确定性的和不能回避的。一个确定性的空间包含一种确定性的责任。这包含原则、服从、爱和奉献，以及责任。这并不容易，但是个性的培养得从孩童时代形成正确的习惯开始。 其次，孔子认为，法律与政治是表面上的，社会秩序必须基于个体的培养。孔子说，这是智慧的开端和终点。因此在儒家的《四书》中的最初段落，直到现代，中国学生上学后都要学习。这段是这样说的： 古人，想要使得美德显明天下，首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想要整治好自己家庭的人，首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想要提高自己道德修养的人，首先要使自己的心正；想使自己的心正，首先自己要诚实；要想做个诚实的人，首先要获得真正的知识（一种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理解人与人生的知识）；而获得知识的方法就是穷究事物的原理。 只有将事物的原理—一探究到极致，然后才能获得诚实的目标。当具有诚实的品质，才能心正。心正之后，然后才能涵养自身的道德。道德修养提高后，才能调理家庭生活。当规划好家庭生活，国家才能治理好。治理好国家，而后才能天下太平。 从皇帝到老百姓，最根本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要是这个基础破坏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不可能的。没有一棵这样的树，其树干又细又小，而其顶部的树枝长得繁茂。这就是事物之本的含义。 八 中国的长城 八中国的长城1 自从朱频到达中国，他一直渴望看到中国的长城。对于他和所有的人来说，长城——世界上的奇迹之一，是巨大而古老的中国的象征。站在长城上你能感受和几乎看到古老中国浮现在眼前。在复活节中的一个上午，一个适合到乡间旅行的舒适日子，在离北京几英里外的门头沟，朱频乘专列到达这一历史胜地，其间大约有两三个小时的行程。 长城的缔造者秦始皇是中国的希特勒，他统治中国三十七年，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10年，大约早于居里斯?凯撒二百年，秦始皇创建了当时最强大的帝国。但是他绝不是古中国的奠基人。而孔子生活在周朝，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秦始皇是一个后来者。孔子诞生时，伟大的古代中国已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 中国有记载的历史应该从四千多年前的黄帝开始，公元前2698年到公元前2597年，比这还早的是传说中居住在树上的人和取火者，那些主人公的名字在史前的岁月里被记忆符号化了。但是从黄帝始，有一个清晰的继任统治者的诺系，整个历史是可信的，虽然神秘的传说与早期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类似于英国历史中的圣?乔治与龙的关系。 黄帝是中国文明起源的象征，他的名字与商业、文字、算术、医药、国家体制、甚至栽桑养蚕的起源息息相关，尽管很难相信这些在同一个时期发生。毫无疑问，所有这些成就是在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渐取得的。 孔子将古代帝王理想化了——尧、舜——他们从公元前2357年到2206年在位。世袭政府开始于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在这个时期青铜器出现了。通过铜器上的雕刻，我们能寻觅到最早的文字形式。这些最早出现在如今的河南省及其周边地区。古代中国文明发源于黄河以南，在随后的商朝中，巫师的巨大权力有据可查——幸运的是，从20世纪初期开始，众多的甲骨文大白于天下，这些甲骨文对这一时期历史有诸多的记载。 随后一股新的力量在西北出现，著名的周朝开始了。名义上它存在了很长时间，近九百年（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247年），这是中国的古典时期。在这一创造力勃发的时期，哲学发展，思想繁荣。同时也打破了奴隶制度，新兴的强大诸侯国为权力和地盘彼此制衡，商业式的诸侯影响深远。侯爵、伯爵和领主逐步取得权力，因此到孔子时期，他生活的地方被一个“帝王”统治，统治的地方就只有现在的两个城镇那么大。 孔子诞生在公元前6世纪。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三大宗教的创始人都诞生在这一世纪。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到公元前479年，释迦牟尼从公元前563年到公元前483年生活在印度，或者可能从公元前557到公元前477年。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同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释迦牟尼出生稍微早几年。（苏格拉底——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出生于公元前469年，几乎就在释迦牟尼逝世之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按照传统的说法比孔子大二十岁，年轻的孔子曾向老子请教智慧方面的问题。 孔子身后的数百年，思想得到重大发展，富有的商业阶层也得到发展。商业式的诸侯能资助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他们拥有自已的剑客和武士，他们能够帮助拯救或者毁灭一个政权。知识分子在他们的府上争论，争论得越多，越多的思想偏离儒家思想并揭开观念之下的各种迷障。一些人主张用严苛的法律治国（法家）；一些人相信上帝的父爱（阴阳家）和人类的兄弟情谊（墨子和墨家）；一些人主张大同的形式，强调取消货币，并坚决主张每人都必须劳作；一些人怀疑文明与进步，是怀疑论者，倡导回归自然（老子和道家）。 在这一个时期，儒教的最大对手不是道教，而是墨子的追随者。他们在理论上不但相信普遍的爱而且相信上帝的父爱；他们主张献身、贫穷、禁欲和无偿地帮助他人。他们反对形成的所有的生活形式和繁文缛节的儒教仪式。 这也是一个侠义的时代。在武士中间存在强烈的荣誉感、献身和忠诚精神，这些武士为死去的朋友复仇而赴汤蹈火，最后坦然面对死亡。 这是一个政治交错、战争和联盟不断的伟大时期，也是一个裁军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受到激发，寻求合适的生活道路。在孔子诞生的六年前，举行了一次著名的裁军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一位知识分子苏秦为和平竭力促成这次会议。那种氛围非常像今天的盟国会议。十二个小国派出代表参加，势力最大的两个国家害怕被排除在外，这两个国家都担心对方成为霸主。于是两个大国都参加了，在会议上那些小国坐在一起，那两个大国的代表拒绝与他们坐在同一个房问。那些代表出席会议时带着全副武装的卫兵，以防有人背信弃义。 孔子在世时，有七十二个“国家”或诸侯国。两三个世纪之后，仅剩七国。那些小的诸侯国已被大国兼并。六个之后五个，四个，最后仅剩两个诸侯国。这时，一支强大的力量在西北出现了——秦。一场伟大的战争持续了两三年时间，最后秦始皇——秦国的第一个皇帝，也是中国长城的缔造者，打败了对手，并统一了全国。 在诸多方面，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家庭制度、宗教和哲学观念——在周朝结束时就已经成形。尽管中国文化博大，然而政治上却四分五裂。如今统一中国的梦想成为现实，但是在某些方面还是令人憎恨的。儒者特别憎恨秦始皇，因为他下令焚烧所有的儒家典籍，他甚至为几百位知识分子设置了一个圈套，因为他们批评他的王国以及他们特立独行。秦始皇耍了一个花招让他们在一个峡谷中相会，结果石头从上面滚下来把他们活活砸死了。秦王朝崩溃后，儒家典籍仍流传下来，因为许多典籍藏在房子的墙壁之中，许多年老的知识分子内心仍然牢记书中的内容。 八中国的长城2 秦始皇征服整个中国后开始考虑他的统治。在他执政期间，中原人被派往像广东这样靠南的地方进行统治。他简化汉字，统一道路系统，这些道路主要是他的马车和步兵的军事通道。他建立了残暴的帝国，农业工具熔铸成兵器，民众不能秘密地制造自己的武器。这样的制度执行到一个极端，最后三个家庭不得不共用一把菜刀。他下令在市场上交头接耳者要被法律惩处。他相信这样就不可能发生叛乱。他的帝国将长命“万岁”。 秦始皇颁布命令让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去修长城。数百万的人在修长城的过程中献出生命。有一个最流行的传说，这个传说与一个名叫孟姜的女子有关。在他们蜜月期间，她的丈夫被抓走了，一走之后杳无音信。绝望中，她决心孤身一人寻找丈夫，历尽千辛万苦，在一个神灵的保护下穿过老虎经常出没的大山。最后她到达长城，得到的惟一的消息是她的丈夫已去世一段时间。在一大堆遗弃的尸骨中丈夫的遗骸已无法辨认。孟姜女决意要找到丈夫的遗骸，她割开自己的手腕，并祈祷她的血将溅在丈夫的遗骸上，人们非常同情这一落寞的年轻妇人。孟姜女认为自己找到丈夫的遗骸之后，号啕大哭，悲天恸地，最后诸神也对她动了恻隐之心。随即长城上下，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与孟姜女的眼泪汇流成河，冲垮孟姜女所站的那段长城。这就是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民间的花鼓戏和舞台上不断地流传，在某种意义上，长城代表了孟姜女的眼泪和人们对独裁的憎恨。不容许人们使用金属武器，好像就不可能有反叛。但事实是这样的吗？这个独裁者非常令人憎恨，结果他梦想万代相传的帝国在他死的那年分崩离析。在他死后七年就彻底灭亡了。这好像纸搭的房子。但是反叛是如何开始的？最初人们揭竿而起。竹竿是人们仅有的武器。由于秦始皇的统治失去了民心，甚至他自己的士兵也反对他并加入起义者的行列，起义者的力量迅速壮大。 在秦始皇去世之前，他生活在被暗杀的恐惧中，他居住在通过地下通道连接起来的三十六座宫殿里，常常从一个寝宫转移到另一个寝宫，夜夜如此，如同他的妄想症一样。历史记载，在一次远离都城咸阳数百英里的巡游中，秦始皇死于一次伤风。他的死一直保密，直到他的灵枢到达都城。由于天气太热，帝王的遗体开始腐烂。为了掩盖腐烂的气味，他的亲信用成车的死鱼和腐烂的贝类放在帝王棺材的旁边。当灵枢到达都城时，每个人都哺咕：“帝王上天了！”秦始皇这个伟大独裁者的辉煌烟消云散了。 然而，秦始皇所建造的长城仍然是一个世人瞩目的奇迹。长城屹立在那里，有二十五英尺高，二十英尺宽，沿着祟山峻岭的山梁蜿蜒盘旋。长城的上部是平整的石头路面，军队能在上面方便而快捷地调动，十个人能并肩前行。城墙两边的防护墙如同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与城堡。坚固的城墙在用大刀、长矛和弓箭战斗的时代起到了防护功能。枪支出现后，防护墙毫无用处，枪弹能轻易地穿透城墙。如今欧洲的城墙各式各样，长城也一样。 然而从历史上看，长城作为抵御北方蛮族侵犯的国家防御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长城总能占据一个山梁的最高峰，获得一个视野开阔的有利位置。长城为军队在不同战场之间的调动提供了一种简便的联系手段。甚至晚近至明朝，每百码就有一个堡垒。在白天敌人入侵的信号为烟，而到夜晚则为火箭。 朱频情不自禁地沉浸在想像中，他靠在防护墙上，视线随着长城婉蜒曲折，一直延伸到最远的地平线。想像弥漫于心，他竭力想将长城尽收眼底，大量坚固的墙砖和泥土从中国东部海岸的山海关一直婉蜒到西部的戈壁滩。长城大约有一千五英里长。宏伟壮观的长城令人过目不忘，众所周知胡佛水坝的长度仅仅只有五分之一英里多一点。 数百年来，长城是中国北部的边界线，长城以北是众多的蒙古族和满族部落、胡人和鞑靼人——所有这些人被汉人统称为狄或北方部落。长城的南面是中国。来自北方入侵的危险始终存在，这些部落渴望攫取富庶的土地并对温暖湿润的中国平原垂涎三尺。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中国式的问题。如果没有一支优秀的军队，长城的防御价值有时也会丧失殆尽，某些北方的部落时不时突破长城的防线。中国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又将那些部落赶到长城以北。 中国本身是一个内陆国家，像美国一样，中国处在气候适宜的地方，直到最近在地理上也是与世隔绝的。中国的东部是中国海；西部是西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除了冒险家几乎无人能通过；南面也是中国海，在西南边陲绵延着喜马拉雅山脉和稠密的缅甸丛林；在北面是蒙古沙漠，居住着文化程度比中国人低的游牧部落。那些与中国有联系并亲眼目睹过伟大帝国并在里面生活过的部落很尊崇中国，如同在四。五、六世纪，那些北方的入侵者尊崇中国一样。他们迅速学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美食、丝绸衣服和家居方式很快地同化了他们。 但是北方的部落依然强大，这些游牧者彪悍体壮，擅长马术。他们不断地威胁中国，不时地修建和修缮长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御他们。这就是中国政治中心总在北方的原因。那些伟大王朝如周朝、汉朝和唐朝选定的都城都在西北的西安。宋朝的都城在洛阳，恰好在弯曲的黄河的南面。明朝的都城在北京。 在北方黄河谷地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孔子生活在黄河的下游，离青岛不远的内陆地区。甚至在孔子时代，仍然有野蛮的部落生活在半岛的东部。生活在长江下游的人被视为蛮夷之人。他们穿短短的粗布衣并文身，据说擅长水上运动。在秦始皇死后，伟大的汉王朝建立起来，并将中国文明进一步向南推进，同时向西扩张到中国的突厥地区。 汉朝一如同一时期的罗马那样繁荣兴盛，见证了中国的征服和扩张过程，目睹了石雕艺术的飞速发展，亲证了纸的发明。在周朝，丝绸、象牙与中国漆得到全面的发展。此时仍延续着侠义和英雄崇拜的传统。在汉中叶——大约在西方基督教兴起时期——佛教由海外的印度传教士传入中国，一些传教士经由突厥地区，一些经由海路到广州。佛教成为中国的第三大宗教，佛教的传入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与外面的世界有了重大的联系。 政治上，汉朝是中华帝国的开始，因为它的存在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随后的两千年。甚至今天，中国人自豪地称自己为“汉人”，比起在朝代中被同化的异族来说，汉逐渐蕴涵着“种族的中国人”的含义。 同样在“唐”这个词中也有这样的含义。汉朝之后，唐朝统治延续了大约四百年，中华帝国的疆界达到最大。有一百多年，唐朝疆域向西就在今天苏联的塔吉克斯坦，接近里海。中国的公主下嫁给西藏的首领并把西藏，将中原的丝绸、茶叶及文化带入西藏地区。在南面唐朝边界延伸到印度支那，中华帝国疆域到尼泊尔与印度尼西亚岛屿。中国移民生活在国外——特别那些来自中国南方的中国人，像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商人——仍然把他们视为唐人（在广东话中称为唐人），将他们的故乡视为唐人的故土。 从公元三世纪一直到七世纪，盛唐出现，佛教在唐朝愈发重要。古诗高度繁荣，文学批评和绘画开始起步，雕塑长足发展（在佛教的影响下）。不只是茶发明之后，人们在这一时期不仅是对茶的兴趣，而是与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的“清谈”。“清谈”不只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且在历史上被看做四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清谈”表明存在一个确定的休闲阶层，同时那些人的精神是自由的（超然于政治之外）。那些人一边摇着用长长的丝绸般马尾制成的蒲扇一边轻轻地梳理自己的胡须，沉浸在艺术、现实与人生目的以及人生虚空的玄谈中，这非常流行。返回自然的道教非常盛行。书法或者漂亮的文字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一直流传到今天。在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中的巨佛与佛教场景雕刻中，中国的雕塑艺术达到一个高峰。 随着唐朝向西和向南的伟大扩张，中国文化也走向繁荣。这是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因为诞生了李白、杜甫这样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他们都生活在八世纪，二人前后相继出生在十年间。在民间佛教风行，在宫廷道教盛行。帝国的考试制度在这时得已确立。 这也是一个与阿拉伯世界频繁联系的时期，因为东面的阿拉伯帝国的边界到了中华帝国的西面边界。 唐朝对所有的宗教坚持一种宽容平和的心态，基督教徒和穆斯林能在自己的教堂和清真寺中做礼拜。在都城，有一特别的区域作为波斯人的居住区。一个波斯王，从冉冉上升的阿拉伯权力中心离开，来到这里生活并最后死在唐朝的都城西安。应该提到的还有中国伟大的旅行者玄类穿越帕米尔高原，抵达阿富汗和印度，十七年后返回祖国成为一位梵文学者。他与一些同道者翻译了佛教经典文献六百多卷。 在唐朝，发明了火药，航海指南针在十一世纪之前已完善起来，印刷术的发明（十世纪），这些经由阿拉伯商人为欧洲知晓。炼丹术（四世纪的中国文献对炼丹术有完整的记载），造纸术和扑克通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也是可能的。 有趣的是不断完善的航海指南针。正如有时人们强调在黄帝时代就发明了指南针，这不是真的。但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时人们就知道了磁石的惊异特性。秦始皇害怕被暗杀，他的卧室门用磁石砌成，这样任何人用暗藏的武器都会被检测出来。在一世纪明确提到一个指南针的杯子，到三世纪一个称为“指南针”的机械结构已存在。它总是伴随在帝王的随从身边，其形状为一个木制的小雕像，其指针朝南。但是这纯粹是一个机械装置并与驱动轮相协调。在五世纪发明了自动记载旅程的仪器。在十一世纪出现了第一个完整地记载航海指南针的文献，其中叙述了人工用磁石制作指南针的方法，但是极有可能的是这个发明已为唐朝的海员所熟知。 在成吉思汗率领蒙古人入侵之前，最后一个伟大的汉人王朝是宋朝。这个朝代为中国文化作出一些重大的贡献。首先，引入一种新的儒家哲学流派，并在哲学化的佛教影响下发展起来，佛教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模式并影响至近世。儒教变得更心理化，关注心中的各种欲望。它也更观念化和一元化，它的基础是对普遍理性的信念，即“理”。这就是理学，或是理性的哲学。中国绘画在这一时期也异常繁荣，搪瓷的发明导致瓷器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得到大量的运用。宋朝瓷器以其纯白与精巧的形式闻名。多色瓷器在后来的明朝得到发展。 九 西方人在中国 在马可?波罗到达中国时，中国第一个成功的外来入侵者蒙古人踌躇满志地打败宋朝，并把他们赶到南方。但是中国社会仍然是高度文明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述的许多事情让西方读者惊奇不已。其中提到一件烧黑色岩块（煤炭）的事情，有些读者拒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游记还提到使用纸币的事情，这在十一世纪发明出来，当时商业印刷刚开始不到半个世纪。马可?波罗也频繁提及遇到的中国基督徒，不但在中国的突厥地区遇到，而且在中国的东南还遇到过。 元朝存在不到一百年时间，标志着在伟大蒙古王朝的灿烂文化、明朝繁荣但缺乏创造性的文化和随后的满族王朝文化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断裂。 唐朝以诗歌和短篇小说闻名，而宋朝以哲学，元朝以喜剧，明以小说闻名。但是从元朝以后——“近代”中国历史开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交往越来越频繁。马可?波罗之后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从未中断过。 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激发了欧洲人的想像力，人们开始寻求一条到东方的捷径。哥伦布在探寻到东方的路线时发现了美洲。葡萄牙的海员在15、16世纪到达中国的沿海。葡萄牙人将烟草传入中国，随后天主教传入中国。 天主教的传教士对明朝朝野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中有一个叫马图?瑞斯（1552—1610），他不仅穿中国服装，而且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国的礼仪。这些天主教徒在帝国的宫廷中找到了乐趣，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封为宫廷天文学家。瑞斯也翻译欧洲的物理学、天文学和地理学书籍，给中国介绍欧洲文艺复兴，一如马可?波罗给西方介绍中国一样。 后来荷兰商人和英国商人来到中国。从16世纪开始中国在一些港口为商人提供便利，但这时已完全不同。从19世纪开始，西方列强用舰船敲开中国的大门，海洋这曾经帮助中国与世隔绝并使得中国免遭入侵的地利，突然之间成为列强到达中国海岸的通道。中国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这场战争是在一个清政府任命的钦差大臣在港口虎门焚烧成堆的英国鸦片之后开始的。中国被迫对外国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这是西方欧洲列强在中国殖民扩张的时期。中国与英国、法国和日本进行了一系列的失败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开进北京，掠夺颐和园，火烧无价的善本图书馆。中国已饱受内乱之苦，渐渐地失去自己的主权。法国以武力取得印度支那。西藏成为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不断讨价还价的对象。日本在1895年占领台湾。 这些事件迅速地成为气候。1898年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因为一位传教士的死，中国被迫将青岛赔偿给德国，划山东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有步骤地掠夺突厥地区：如今“租借”东北的旅顺和大连。英国“租借”九龙（与香港相对的内陆城镇）和威海卫，在那里长城连接渤海湾中的中国海。这些事件表现出的奇怪情形使得中国人异常的愤怒。这种特权意味着在中国的外国人可以不遵守中国的法律，不能被中国的警察逮捕。中国人对这些入侵者的憎恨被冠上“反外国”的罪名。一个名为孙逸仙的年轻的中国革命者，看到依靠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终将是泡影，他在汲取西方民主观念之后成立革命团体，这也是在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的国民党的前身。 同时，一幕大戏还在没落的清朝宫廷中，在年轻的光绪帝与他的伯母之间上演，顽固无知的慈禧太后五十年来一直阻碍中国的进步。1898年光绪帝以改革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一史称“百日维新”。改革遇到慈禧大后的暗中反对，改革派密谋将这个无知的妇人赶下台。一个被光绪帝信任的将军背叛了他，随后光绪帝被软禁。 然而，公众反对外国入侵者却此起彼伏，这些力量在不断地聚集，1900年义和团运动大爆发。这些成员是一个个信仰超神灵的乌合之众，相信神灵附身使得子弹都不能穿透他们，慈禧太后也相信他们。灾难性的失败随之而来。在西方联军开进北京的当儿，慈禧与她的侄儿仓皇逃离北京。 中国的革命者懂得中国在外来列强侵略下不能生存，除非中国迅速地进行改革，如今革命者一分为二，形成了保皇党人和共和党人。保皇党人主张在专制的制度内改革；共和党人主张推翻满族政权，成立共和国。最终作出改革决定的既不是保皇党也不是共和党，而是懒散的满族朝廷自身。甚至在义和团兴起和中国人失败之后，中国人还在期盼和等待又一个八年，然而一无所获。年轻的皇帝被软禁在“孤岛上”，1908年慈禧与年轻的光绪帝死后，中国人对软弱的清廷彻底失望了，名义上由一个叫“宣统”即溥仪的四岁男孩统治中国。中国人的耐心彻底耗尽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终结了清政府。1912年在形式上标志了中华民国的开始。 十 今日中国 孙逸仙博士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1930年朱频到达北京时，他已逝世。他的衣钵传给了一个青年男人——蒋介石。 蒋介石在广东领导了北伐战争，最后重新统一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向北开进，轻轻松松地整编了各省的军阀。到1926年底国民党人已到达长江边上的汉口。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在北方仍盘踞着许多实力强大的军阀，但是国民党采取不同的战略安排，这些军阀被征服、吸收和化整为零。到1930年冬天，国民党统治下的统一国家建立起来。 从1930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七年是国家重建的七年。国民党处在兴盛期，还没有进入老年。年轻的中国充满希望、自信和乐观。男人穿着卷袖的衣服而女孩穿着短袖衫在政府部门工作。中国在经过二十五年的分裂和压抑之后重新统一起来，正在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空军在训练；港口在建设；铁路在迅速地延伸；医院、大学和博物馆在修建。就在1937年7月7日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之前 （北京城外的卢沟桥事变），在汉口附近一座双层钢建大桥刚刚落成。 日本人留给中国人的记忆深刻而恐怖。一个强大、统一与现代的中国击碎了日本天皇统治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叫嚣的“大亚帝国”的梦想。 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全国人民向西迁移到不受日本占领的自由之地，主要迁移到四川省的山区，在这里国民党政府在重庆建立了战时临时首都。全部的工厂，还有机械设备，用船和人力沿着长江搬运到内陆。男人、妇女与儿童携带着细软，乘坐车船、骡子或任何可能的交通工具一起迁移到内陆。中国在撤退之后失去大片的河山。蒋介石的战略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战略得到人们抗日情绪的支持，从来没有在优势的武力下屈服。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中国正式成为美国的盟友。但是在之前的1940年，迫于日本的压力，英国关闭了缅甸公路，这是中国惟一的一条来自外国的物资供给线，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和农民为修建它付出艰辛的劳动。 然而，中国正在迅速面临经济崩溃的危险。在经历战后第一年的希望之后，国家士气低落、绝望与茫然。国民党军队缺衣少食，不受重视，堕落到可怜的地步。 从1945年7月一直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占领了满洲里。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争夺满洲里的战争开始了。“中国问题专家”向蒋介石的盟友宣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共产党人。在外来压力和反对这种判断的压力之下，腐败的国民党军队被迫从察尔汗 （kalgsn）撤退。这个战略性的铁路中心控制着通往满洲里的门户，这为争夺日本军事装备的中国共产党打开了一扇大门。装备并不精良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开进满洲里，三年后他们用大炮连续七十二小时攻夺下了炮轰锦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腐败日益盛行，人们对通货膨胀日益不满。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1949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大陆的统一，蒋介石政府逃到台湾，成为那些国民党遗老们的堡垒。 在亚洲，中国人的数量在稳定的上升，这并不是好事，人口过剩意味着更多的贫困人口。过多的花如果种植得太近退不会灿烂绽放的。如今官方宣布中国人口达到六亿五千万。 大约一千万的中国人移居到海外，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非洲、南北美洲和欧洲。中国人过着独居或群居的生活，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身影。在纽芬兰岛、特尼尼达、德瑞斯顿、巴黎、伦敦、纽约和海伦娜……他们没有领事保护的权益，像水一样渗透到各处并为各种现实的目的生活下去，他们从来不去考虑它。他们总是懂得最好的保护就是善良的行为，努力地工作，专注自己的事业与节俭储蓄，除了这些和不多的亲戚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在世界各地顽强地生活着。 海外的华人通常通过他们的节俭、勤劳与智慧发家致富，但是在欧洲与美国，他们常常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返身回到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已阻碍他们融入到他们生活的国家之中。他们仍然是中国人。这些普遍的标志是：专注自己的事业，不寻求政治保护、平常心，善意的幽默、对个人关系的极端重视。他们仍然个性十足；他们可能富有也可能不富有，但是他们喜欢那种生活状态。他们相信一切文明的存在目的是为了让人们能够作为一个独立和自尊的个体而生存，人们能自由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并追求他们的种目标。 一 中国人的国民性 中国向来称为老大帝国。这老大二字有深意存焉，就是即老又大。老字易知，大字就费解而难明了。所谓老者第一义就是年老之老。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国家和人一样，总是贪生想活，与其聪明而早死，不如糊涂而长寿。中国向来提倡敬老之道，老人有什么可敬呢？是敬他生理上一种成功，抵抗力之坚强；别人都死了，而他偏还活着。这百年中，他的同辈早已逝世，或死于水，或死于火，或死于病，或死于匪，灾旱寒暑攻其外，喜怒忧乐侵其中，而他能保身养生，终是胜利者。这是敬老之真义。敬老的真谛，不在他德高望重，福气大，子孙多，倘使你遇到道旁一个老丐，看见他寒穷，无子孙，德不高望不重，遂不敬他，这不能算为真正敬老的精神。所以敬老是敬他的寿考而已。对于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中国有五千年连绵的历史，这五千年中多少国度相继兴亡，而他仍存在；这五千年中，他经过多少的旱灾水患，外敌的侵凌，兵匪的蹂躏，还有更可怕的文明的病毒，假使在于神经较敏锐的异族，或者早已灭亡，而中国今日仍存在，这不能不使我们赞叹的。这种地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同时老字还有旁义。就是“老气横秋”，“脸皮老”之老。人越老，脸皮总是越厚。中国这个国家，年龄总比人家大，脸皮也比人家厚。年纪一大，也就倚老卖老，荣辱祸福都已置之度外，不甚为意。张山来说得好：“少年人须有老成人之识见，老成人须有少年人之襟怀；”就是少年识见不如老辈，而老辈襟怀不如少年。少年人志高气扬，鹏程万里，不如老马之伏枥就羁。所以孔子是非常反对老年人之状况的。一则曰“不知老之将至”，再则曰“老而不死是为贼”，三则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骂老人之贪财，容易患了晚年失节之过。俗语说“鸨儿爱钞，姐儿爱俏”，就是孔子的意思。姐儿是讲理想主义者，鸨儿是讲现实主义者。 大是伟大之义。中国人谁想中国真伟大啊！其实称人伟大，就是不懂之意。以前有黑人进去听教师讲道，人家问他意见如何，他说“伟大啊”。人家问他怎样伟大，他说“一个字也听不懂”。不懂时就伟大，而同时伟大就是不可懂。你看路上一个同胞，或是洗衣匠，或是裁缝，或是黄包车夫，形容并不怎样令人起敬起畏。然而试想想他的国度曾经有五千年历史，希腊罗马早已亡了，而他巍然获存。他所代表的中国，虽然有点昏沉老耄，国势不振，但是他有绵长的历史，有古远的文化，有一种处世的人生哲学，有文学，美术，书画，建筑足以西方媲美。别人的种族，经过几百年文明，总是腐化，中国的民族还能把河南犹太民族吸引同化。这是西洋民族所未有的事。中国的历史比他国有更长的不断的经过，中国的文化也比他国能够传遍较大的领域。据实用主义的标准讲，他在优胜劣败的战场上是胜利者，所以这文化，虽然有许多弱点，也有竞存的效果。所以你越想越不懂，而因为不懂，所以你越想中国越伟大起来了。 二 老实讲，中国民族经过五千年的文明，在生理上也有相当的腐化，文明生活总是不利于民族的。中国人经过五千年的叩头请揖让跪拜，五千年说“不错，不错，”所以下巴也缩小了，脸庞也圆滑了。一个民族五千年中专说“啊！是的，是的，不错，不错，”脸庞非圆起来不可。江南为文化之区，所以江南也多小白脸。最容易看出的是毛发与皮肤。中国女人比西洋妇人皮肤嫩，毛孔细，少腋臭，这是谁都承认的。 还有一层，中国民族所以生存到现在，也一半靠外族血脉的输入，不然今日恐尚不止此颓唐萎靡之势。今日看看北方人与南方人体格便知此中的分别。（南人不必高兴，北人不必着慌，因为所谓“纯粹种族”在人类学上承认“神话”，今日国中就没人能指出谁是“纯粹中国人”。）中国历史，每八百年必有王者兴，其实不是因为王者，是因为新血之加入。世界没有国家经过五百年以上而不变乱的；其变乱之源就是因为太平了四五百年，民族就腐化，户口就稠密，经济就穷窘，一穷就盗贼瘟疫相继而至，非革命不可。所以每八百年的周期中，首四五百年是太平的，后二三百年就是内乱兵匪，由兵匪起而朝代灭亡，始而分裂，继而迁都，南北分立，终而为外族所克服，克服之后，有了新血脉然后又统一，文化又昌盛起来。周朝八百年是如此。先统一后分裂，再后楚并诸侯南方独立，再后灭于秦。由秦至隋也是约八百年一期，汉晋是比较统一，到了东晋便五胡乱华，到隋才又统一。由隋至明也是约八百年，始而太平，国势大振，到南宋而渐微，到元而灭。由明到清也是一期，太平五百年已过，我们只能希望此后变乱的三百年不要开始，这曾经有人做过很详细的统计。总而言之，北方人种多受外族的混合，所以有北方之强，为南人所无。你看历代建朝帝王都是出于长江以北，没有一个出于长江以南。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吃面的可以做皇帝，而吃米的不能做皇帝。曾国藩不幸生于长江以南，又是湖南产米之区，米吃得太多，不然早已做皇帝了。再精细考究，除了周武王秦始皇及唐太祖生于西北陇西以外，历朝开国皇帝都在陇海路附近，安徽之东，山东之西，江苏之北，河北之南。汉高祖生于江北，晋武帝生于河南，宋太祖出河北，明太祖出河南。所以江淮盗贼之薮，就是皇帝发祥之地。你们谁有女儿，要求女婿或是要学吕不韦找邯郸姬生个皇帝儿，求之陇海路上之三等车中，可也。考之近日武人，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强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一袁世凯，险些儿就登了龙座，安徽也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南向来没有产过名将，只出了几个很好的茶房。 三 但是虽有此南北之分，与外族对立而言，中国民族尚不失为有共同的特殊个性。这个国民性之来由，有的由于民种，有的由于文化，有的是由于经济环境得来的。中国民族也有优点，也有劣处，若俭朴，若爱自然，若勤俭，若幽默，好的且不谈，谈其坏的。为国与为人一样，当就坏处着想，勿专谈己长，才能振作。有人要谈民族文学也可以，但是夸张轻狂，不自检省，终必灭亡。最要紧是研究我们的弱点何在，及其弱点之来源。 我们姑先就这三个弱点：忍耐性，散慢性及老猾性，研究一下，并考其来源。我相信这些都是一种特殊文化及特殊环境的结果，不是上天生就华人，就是这样忍辱含垢，这样不能团结，这样老猾奸诈。这有一方法可以证明，就是人人在他自己的经历，可以体会出来。本来人家说屁话，我就反对；现在人家说屁话，我点头称善曰：“是啊，不错不错。”由此度量日宏而福泽日深。由他人看来，说是我的修养工夫进步。不但在我如此，其实人人如此。到了中年的人，若肯诚实反省，都有这样修养的进步。二十岁青年都是热心国事，三十岁的人都是“国事管他娘”。我们要问，何以中国社会使人发生忍耐，莫谈国事，及八面玲珑的态度呢？我想含忍是由家庭制度而来，散慢放逸是由于人权没有保障，而老猾敷衍是由于道家思想。自然各病不只一源，而且其中各有互相关系；但为讲解得清楚便利，可以这样暂时分个源流。 忍耐，和平，本来也是美德之一。但是过犹不及；在中国忍辱含垢，唾面自干已变成君子之德。这忍耐之德也就成为国民之专长。所以西人来华传教，别的犹可，若是白种人要教黄种人忍耐和平无抵抗，这简直是太不自量而发热昏了。在中国，逆来顺受已成为至理名言，弱肉强食，也几乎等于天理。贫民遭人欺负，也叫忍耐，四川人民预缴三十年课税，结果还是忍耐。因此忍耐乃成为东亚文明之特征。然而越“安排吃苦”越有苦可吃。若如中国百姓不肯这样地吃苦，也就没有这么许多苦吃。所以在中国贪官剥削小百姓，如大鱼吃小鱼，可以张开嘴等小鱼自己游进去，不但毫不费力，而且甚合天理。俄国有个寓言，说一日有小鱼反对大鱼的歼灭同类，就对大鱼反抗，说“你为什么吃我？”大鱼说：“那么，请你试试看。我让你吃，你吃得下去么？”这大鱼的观点就是中国人的哲学，叫做守己安分。小鱼退避大鱼谓之“守己”，退避不及游入大鱼腹中谓之“安分”。这也是吴稚晖先生所谓“相安为国”，你忍我，我忍你，国家就太平无事了。 这种忍耐的态度，我想是由大家庭生活学来的。一人要忍耐，必先把脾气炼好，脾气好就忍耐下去。中国的大家庭生活，天赋给我们练习忍耐的机会，因为在大家庭中，子忍其父，弟忍其兄，妹忍其姊，侄忍叔，妇忍姑，妯娌忍其妯娌，自然成为五代同堂团圆局面。这种日常生活磨练影响之大，是不可忽略的。这并不是我造谣。以前张公艺九代同堂，唐高宗到他家问何诀。张公艺只请纸连写一百个“忍”字。这是张公艺的幽默，是对大家庭制度最深刻的批评。后人不察，反拿百忍当传家宝训。自然这也有道理。其原因是人口太多，聚在一起，若不相容，就无处翻身，在家在国，同一道理。能这样相忍为家者，自然也能相安为国。 在历史上，我们也可证明中国人明哲保身莫谈国事决非天性。魏晋清谈，人家骂为误国。那时的文人，不是隐逸，便是浮华，或者对酒赋诗，或者炼丹谈玄，而结果有永嘉之乱，这算是中国人最消极最漠视国事之一时期，然而何以养成此普遍清谈之风呢？历史的事实，可以为我们明鉴。东汉之末，子大夫并不是如此的。太学生三万人常常批评时政，是谈国事，不是不谈的。然而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而达到酒德颂的时期。有的避入山中，蛰居子屋，由窗户传食。有的化为樵夫，求其亲友不要来访问，以避耳目。竹林七贤出，而大家以诗酒为命。刘伶出门带一壶酒，叫一人带一铁锹，对他说“死便埋我”，而时人称贤。贤就是聪明，因为他能佯狂，而得善终。时人佩服他，如小龟佩服大龟的龟壳的坚实。 所以要中国人民变散慢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先改此明哲保身的态度，而要改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之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象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但是今日能注意到这一点道理，真正参悟这人权保障与我们处世态度互相关系的人，真寥如晨星了。 二 中国人之聪明 聪明系与糊涂相对面言。郑板桥曰：“难得糊涂”，“聪明难，由聪明转入糊涂为尤难”，此绝对聪明语，有中国人之精微处世哲学在焉。俗语曰：“聪明反为聪明误”，亦同此意。陈眉公曰：“惟有知足人，鼾鼾睡到晓，惟有偷闲人，憨憨直到老”，亦绝顶聪明语也。故在中国，聪明与糊涂复合为一，而聪明之用处，除装糊涂外，别无足取。 中国人为世界最聪明之一民族，似不必多方引证。能发明麻将牌戏及九龙圈者，大概可称为聪明的民族。中国留学生每在欧美大学考试，名列前茅，是一明证。或谓此系由于天择，实非确论，盖留学者未必皆出类拔萃之辈，出洋多由家庭关系而已。以中国农工与西方同级者相比，亦不见弱于西方民族。此尚系题外问题。 惟中国人之聪明有西方所绝不可及而最足称异者，即以聪明抹杀聪明之聪明。聪明糊涂合一之论，极聪明之论也。仅见之吾国，而未见之西方。此种崇拜糊涂主义，即道家思想，发源于老庄。老庄固古今天下第一等聪明人，道德经五千言亦世界第一等聪明哲学。然聪明至此，已近老猾巨奸之哲学，不为天下先，则永远打不倒，盖老猾巨奸之哲学无疑。盖中国人之聪明达到极顶处，转而见出聪明之害，乃退而守愚藏拙以全其身。又因聪明绝顶，看破一切，知“为”与“不为”无别，与其为而无效，何如不为以养吾生。只因此一着，中国文明乃由动转入静，主退，主守，主安分，主知足，而成为重持久不重进取，重和让不重战争之文明。 此种道理，自亦有其佳处。世上进化，诚不易言。熙熙攘攘，果何为者。何若“退一步想”知足常乐以求一心之安。此种观念贯入常人脑中时，则和让成为社会之美德。若“有福莫享尽，有势莫使尽”，亦极精微之道也。 惟吾恐中国人虽聪明，善装糊涂，而终反为此种聪明所误。中国之积弱，即系聪明太过所致。世上究系糊涂者占便宜，抑系聪明者占便宜，抑系由聪明转人糊涂者占便宜，实未易言。热河之败，败于糊涂也。惟以聪明的糊涂观法，热河之失，何足重轻？此拾得和尚所谓“且过几年，你再看他”之观法。锦州之退。聪明所误也。使糊涂的白种人处于同样境地，虽明知兵力不敌，亦必背城借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人一战。夫玉碎瓦全，糊涂语也。以张学良之聪明，乃不为之。然则聪明是耶，糊涂是耶，中国人聪明耶，白种人聪明耶，吾诚不敢言。 否所知者，中国人既发明以聪明装糊涂之聪明的用处，乃亦常受此种绝顶聪明之亏。凡事过善于计算个人利害而自保，却难得一糊涂人肯勇敢任事，而国事乃不可为。吾读朱文公《政训》，见一节云：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逐旋挨事过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理会事。且恁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轻挫抑，则自悔其 太惺惺了了，一切刻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风俗如此，可畏可畏！ 可见宋人已有此种毛病，不但“今世士大夫”然也。夫“刻方为圆”，不伤人感情，不辨是非，与世浮沉，而成一老猾巨奸，为个人计，固莫善于此，而为社会国家计，聪明乎？糊涂乎？则未易言。在中国多—见识长进人时，便是世上少一做事人时；多一聪明同胞时，便是国事走入一步黑甜乡时，举国皆鼾鼾睡到晓，憨憨直到老。举国皆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之圣贤，而独无一失计之糊涂汉子。举国皆不吃眼前亏之好汉，而独无一肯吃亏之弱者，是国家之幸乎？是国家之幸乎？ 然则中国人虽绝顶聪明，归根结蒂，仍是聪明反为聪明误。呜呼，吾焉得一位糊涂大汉而崇拜之。 三 粘指民族 染指、中饱、分羹、私肥，还是中国民族亘古以来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小卒文武老幼男女贤愚共同擅长的技术。根据这技术之普遍性及易学性，我们几乎可以主观的演绎的断定这染指性已是中国人之第二天性了。最近普斯基大学生物学教授摩尔君发明，中国人巴掌上分泌出来一种微有酸味之粘性液质，分泌管之后有脑系膜直通第五脊椎与眼系脑筋联络。凡眼帘射到金银铜时，即引起自然反应作用，分泌额外加多，钱到手时尤甚。此时所发出之泌液特富粘性，特别见于拇指与食指之末，而巴掌正中的一生蒂米突见方亦然。因此银钱到手，必有一部分胶泥手上，十元过手，必泥一元，乃无可如何之事。故中国人向来认为钱不沾手，违反天性，“粪夫挑粪，亦必醮一醮。”此粘指性，科学名词名为agglutindigitalism。最近赈灾委员（记不清姓名，但必是慈善家，又必是仁义之徒），以侵水灾款而被老蒋枪毙，即粘指性下之冤魂。又本日（一月五日）《福尔摩斯》载《东北捐款七百万元查无着落》一文，令人想到“若不染指，非中国人”八个大字。因此我们梦想中国自杀团计划也不能实行了。原来中国人很可以自杀，大规模的相约投入东海，以免身受亡国之痛。但自杀团亦必举出几位委员，办理该团旅行购票事项。然而自杀委员如果是中国人，定必大做其中饱、克扣、私肥、分羹的玩意起来，因此自杀委员之旅费亦无着落，并自杀亦不得。呜呼，神明帝胄！ 四 中庸之道 普通感性之宗教或信仰,或情理的精神,是孔教人文主义之一部分或一分段。就是这种情理精神产生了中庸之道,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关于情理精神前面曾经论及,它是与逻辑或论理相对立的。情理精神既大部分为直觉的,故实际上等于英文中的“常识”,从这种精神的显示,即任何信条,凡欲提供于中国人的面前,倘只在逻辑上合格,还是不够的,它必须“符合于人类的天性”,这是极为重要的概念。 中国经典学派的目的,在培育讲情理的人,这是教育的范型。一个读书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为讲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为他的常识之丰富,他的爱好谦逊与节约,并厌恶抽象学理与极端逻辑的理论。常识为普通人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学家反有丧失此等常识的危险,因而易致沉溺于过度学理之患。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举一个例子:历史家福劳第(froude)说:“亨利八世之与加塞琳离婚,完全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克莱顿主教宣称:“这件事故完全出于兽欲”。若令以常情的态度来评判,则认为两种原因各居其半,这种的见解其实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种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理想,另一种则着魔于环境的意识,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性竭力证明自己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这样自慰自足的态度,有时可以挑怒一个讲逻辑的人,要问一问到底是怎样?讲情理的人常能保持平衡,而讲逻辑的人则丧失了平衡。倘有人谓中国绘画家可以像毕加索(picasso)采取完全逻辑的观察,把一切绘画的对象简化到单纯的几何形体,圆锥、平面、角、线条来构图,而把逻辑的学理运入绘画,这样的理想在中国显然是不会实现的。吾们有一种先天的脾气,不信任一切辩论,若为太完全的;又不信任一切学理,若是太逻辑的。对付此等学理上的逻辑怪想,“常情”是最好最有效的消毒剂。罗素曾经很正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中国人竭力求精细;在生活上,中国人竭力求合情理。” 崇拜此常情之结果,乃为思想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学理,道德上的厌恶一切过度的行为。此种态度之天然趋势,为产生“中庸之道”。它的意思实在相同于希腊的“不欲过分”的思想,中文意思适相同于moderation的字为“中和”,它的意义是“不过分而和谐”;相同于restraint的字为“节”字,意义是“克制至适宜之程度”。《尚书》为中国记载政治公文最早之史籍,内载当尧禅位之时,劝告其继承者舜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孟子赞美汤说:“汤执中,立贤无方。”《中庸》上说:“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他的意义是谓他必须听取相反的两端议论,而给双方同样打一个对折的折扣。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覆被了一切,包藏了一切。它冲淡了所有学理的浓度,毁灭了所有宗教的意识。假定有一次一个儒教的老学究与一个佛教法师开一次辩论,这位大法师大概很能谈谈,他能够引出许多材料以证明世上物质的虚无与人生之徒然,这时候,老学究大概将简单地用他的实情而非逻辑的态度说:“倘令人人脱离家庭而遁迹空门,则世界上的一切国家与人民,将变成怎样情形呢?”此非逻辑而极切人情的态度,其本身具有一种紧张的力。这个人生的标准不独反对佛教,抑亦反对一切宗教,一切学理。吾人势不复能致力于逻辑。实际,所有学理之得以成为学理,乃一种思想,发育自创始者的心理作用。弗洛伊德神经学学理之内容实即为弗洛伊德(freud)之化身;而佛教学说之内容,乃佛陀之化身。所有一切学理,不问弗洛伊德或佛陀的学说,都好像基于过度夸张的幻觉。人类的苦难,结婚以后生活之烦恼,满身痛楚的叫化子,病人的呻吟,此等景象与感觉,在吾们普通人可谓随感随忘;可是对于佛陀,则给予其敏感的神经以有力之刺激,使他浮现涅槃的幻景。孔子学说适与此相反,乃为普通人的宗教,普通人固不普于敏感,否则整个世界将瓦解而分崩。 中庸的精神在生活与知识各方面随处都表现出来。逻辑上,人都不应该结婚,实际上,人人要结婚,所以孔子学说劝人结婚;逻辑上,一切人等都属平等,而实际则不然,故孔子学说教人以尊敬尊长;逻辑上男女并无分别,而实际上却地位不同,故孔子学说教人以男女有别。墨子教人以“兼爱”,杨朱教人以“为我”,孟子则两加排斥,却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以爱物。孟子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子思则劝人取中和之道。这三种不同之方式,诚为极动人之比较。 专把性欲问题来谈。性道德上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极端由佛教及喀尔文(calvin)主义来代表,这一派认为性是罪恶之极点,故禁欲主义为其天然之结论。另一极端为自然主义,这一派推崇传殖力,现代有许多摩登男女是秘密的信徒。这两派意见的矛盾,惹起现代摩登青年所谓精神的不安。像哈佛洛克?厄力斯(havelockeills),他在性的问题上曾努力寻求纯洁而健全的见解以适应正常人类的情欲,他的见解显然转向希腊民族的意识方面,也就是人文主义的意见。至于孔子学说所给予“性”之地位,他认为这是完全正常的行为,不但如是,且为人种与家族永续的重大关键。其实对于“性”有最明晰之见解者,著者一生所遇,莫如《野叟曝言》。这是一本绝对孔教主义的小说。内容特着重于揭露和尚的放浪生活。书中主角,为一孔教的超人,他奔走说合那些光杆土匪和土匪姑娘的婚姻,劝他们好好替祖宗延续胤嗣。此书与《金瓶梅》不同,《金瓶梅》专事描写浪子淫妇,而《野叟曝言》中的男男女女是贞洁而合礼的人物,结成模范夫妻。这本小说之所以被视为淫书,其惟一原因为作者把书中男女,有意处之尴尬之环境。但是他的最大成果,确为婚姻与家族问题之可信的辩论,并发扬了母性精神。这一个对于“性”的见解为孔教学说关于情欲之惟一表彰者,子思在《中庸》中对于人类七情之意见,盖反覆申述“中和”以为教焉。 今以东方人所称为“过分”的西方学理而取此态度,就觉颇有难色,西方人实在太易于被种种主义所奴役,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种种都是过度膨胀的机械工业制度的后果。人忘却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非人民为国家而生存;像一个共产国家,视人民为某阶级之一员或国家机构的一分子,此等见解衡之以孔子学说对于人生真目的之解释,怕不立即丧失其动人之魔力吗?反对诸如此类的一切制度,人人可以主张其生存之权利而寻求幸福。人类享受幸福的权利,驾乎一切政治权利之上。中国倘成立了法西斯政权,那须得舌疲唇焦去劝服一般仁人君子,谓国家之强力,远较个人之幸福为重要。一位精密观察者观察了当时建立于江西的共产政府,贡献了共产政权所以在中国必须失败的最大理由,不管他如何优越于其他封建军阀统治的区域,其事实为那儿的人民生活太机械化,太不近人情,总是不相宜的。 中国人之讲情理的精神与其传统的厌恶极端逻辑式的态度,产生了同等不良的效果,那就是中华民族整个的不相信任何法制纪律。因为法制纪律,即为一种机械,总是不近人情的,而中华民族厌恶一切不近人情的东西。中国人厌恶机械制度如此之甚,因之厌恶法律与政府的机械论的观法,致使宪法政府之实现为不可能。严厉峻刻之法制统治权,或非人情政治的法律,在吾国盖已屡屡失败,它的失败盖由于不受人民之欢迎。法制政治之概念,在第三世纪中,吾国曾有大思想家建议而付诸实施,商鞅即为实验法制政治之一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大政治家,相秦孝公,威震诸侯,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但其结果,把他的头颅偿付了政治效力的代价。秦本为僻处甘肃边陲的次等邦国,历史上怀疑其混合有野蛮的部落,赖商鞅之努力擘划,建立了勇武的军队,征服了全部中国。乃其统治权曾不能维持四十年,反抗者蜂起,秦社稷卒悲愁地倾覆。此无他,盖其以商鞅所施于秦国之同样政治方式,施之于中国人民全体之故耳。秦代之建筑万里长城,确有其不朽之功绩,然亦为不可恕之“不近人情”,致断送了秦始皇的帝统。 加以中国人文主义者不断宣传其教义,而中国人民在过去常统治于个人政权之下,故“法制纪律”中国人称为“经”者之不足,常能赖“便宜行事”中国人称为“权”者来弥补。所谓“权以经济之穷”。与其受治于法治的政治,中国宁愿赞成贤能的政府,贤能政府是比较的近人情,比较的有伸缩性。这是一个大胆的思想——天生有如此众多的贤人,足以遍布全境而统治一个国家!至谓德莫克拉西能从点算普通人民意见混杂的投票中获得真理,亦属同样大胆的论断。两种制度都有不可免的缺点,但以人为标准的制度总是对于中国人的人文主义,中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爱好自由,是较合脾胃的。 这个癖性,缺乏纪律,成为吾国一切社会团体的特性,一切政治机关、大学校、俱乐部、铁路、轮船公司——一切的一切,除掉外国人统制的邮政局与海关——都有这样的特性。其结果则为引用私人,嬖宠弄权,随时随地如法炮制有不学而能者。只有一颗不近人情的心,铁面无私的性格,始能撇开私人的感情作用而维持严格之纪律,而这种铁面在中国殊不受大众欢迎,因为铁面都是不纯良的孔教徒。这样养成了缺乏社会纪律之习惯,为中华民族之最大致命伤。 是以中国之错误,毋宁说是太讲人情。因为讲人情其意义相同于替人类天性留余地。在英国对人说:“做事要讲情理”,等于教人放任自然。你读过萧伯纳著的《卖花女》吗?那剧本中那位卖花姑娘的爹爹杜律得尔要向歇琴斯教授敲一张五镑钞票的竹杠时,他的理由是:“……这样合理吗?……这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杜律得尔更进一步地表征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精神,他只索取五磅,而拒绝了歇琴斯教授所欲付给的十磅。因为金钱太多了会使他不快活,而真实的人文主义者所需要的金钱只消仅够快活,仅够喝一杯酒。换言之,杜律得尔是一位孔教徒,他知道怎样求快活,且也只需要快活。因为时常与情理相接触,中国人的心上,发育了一种互让的精神,盖为中庸之道的天然结果。倘有一位英国父亲打不定主意,是把他的儿子送进剑桥大学呢?还是送进牛津大学?他可以最后决定把他送进伯明汉(birmingham)。这样,那儿子从伦敦出发而到达了白莱却莱,既不转而东向剑桥,又不转而西向牛津,却是笔直地北指而往伯明汉。他恰恰实行了中庸之道。这一条往伯明汉之路是有相当价值的,因为笔直的北去,既不东面得罪了剑桥,也不西面得罪了牛津。倘使你明白了这个中庸之道的使用法,你便能明白近三十年来全盘的中国政治,更能从而猜测一切中国政治宣言的内幕而不致吃那文字火焰之威吓了。 五 中国的人文主义 欲明了中国人对于生命之理想,先应明了中国之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这个名词的意义,未免暧昧不明。但中国人之人文主义,自有其一定之界说,它包括:第一点,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确的概念;第二点,对于此等目的之不变的信仰;第三点,依人类情理的精神以求达到此等目的。情理即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义又可以释作普通感性之圭臬。 人生究有何种意义,何等价值,这个问题曾费尽了西方哲学家许多心思,错综纠纷,终未能予以全般之解释——这是从目的论的观点出发的天然结果,目的论盖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连同蚊虫和窒扶斯菌在内,都是为了人类的福利而产生的。因为这个人生太痛苦,太惨愁,殆无法创设一完善之解答以满足人类的自尊心。目的论因是又转移到第二个人生,这个现世的尘俗的生命因是被看作下一世生命的准备。这种学理与苏格拉底(socrates)的逻辑相符合,他把悍妻视作训练丈夫性情的天然准备。这一个论证上左右为难的闪避方法,有时给吾们的心灵以暂时底安宁。但是那永久不熄的问题又复出现:“人生究有何种意义?”尼采则毅然决然不避艰难地拒绝假定人生应有目的,而深信人类生命之进程是一个循环,人类的事业乃为无目的之野人的舞踊,非为有目的之往返于市场。但是这个问题仍不断地出现,有似海浪之拍岸:“人生究有何种意义?” 中国人文主义者却自信他们已会悟了人生的真正目的。从他们的会悟观之,人生之目的并非存于死亡以后的生命,因为像基督所教训的理想谓:人类为牺牲而生存这种思想是不可思议的;也不存于佛说之涅槃,因为这种说法太玄妙了;也不存于事功的成就,因为这种假定太虚夸了;也不存于为进步而前进的进程,因为这种说法是无意义的。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国人用一种单纯而显明的态度决定了,它存在于乐天知命以享受朴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与和谐的社会关系。曩时,启蒙的学童所习诵的第一首诗即为下面的一首: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这一首小诗不独表现诗的情感,它同时表现着人生的“至善至德”的概念。中国人对于人生的理想是浸透于此种情感中的。这一种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怀着极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议,它是无尚的真理,我还得说它是放着异彩的淳朴的理想,只有脚踏实地的中国精神始能领悟之。吾人诚不解欧美人何以竟不能明了人生目的即在纯洁而健全地享受人生。中西本质之不同好像是这样的:西方人较长于进取与工作而拙于享受,中国人则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质。这一个特性,吾们的集中于尘俗享乐的意识,即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结果。因为你倘使不相信现世此一生命的终结系于下一世的生命的开始,天然要在这一出现世人生趣剧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宗教之不存在,使此等意识之凝集尤为可能。 从这一种意识的凝集,发展了一种人文主义,它坦白地主张以人类为中心的宇宙学说而制下了一个定则:一切知识之目的,在谋人类之幸福。把一切知识人性化,殆非容易之上作,因为人类心理或有陷于歪曲迷惑之时,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逻辑所驱使而使他成为自己知识的工具。是以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坚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见者然,人文主义始克自维其生存。人文主义在拟想来世的宗教与现代之物质主义之间占一低微之地位。佛教在中国可说控制了大部分民间的思想,但忠实的孔教徒常含蓄着内在的愤怒以反抗佛教之势力,因为佛教在人文主义者的目光中仅不过为真实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 另一个方面,现代文明的世界方劳役于过度发展的机械文明,似无暇保障人类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质。铅管设备在美国之发达,使人忘却人类生活之缺乏冷热水管者同样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实,像在法国,在德国,许许多多人享着舒适之高龄,贡献其重要的科学发明,写作有价值的巨著,而他们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着水壶和老式水盆也。这个世界好像需要一个宗教,来广布耶稣安患日之著名格言,并宣明一种教义:机械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为服役于机械而产生。总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极点,一切知识之问题乃在于怎样使“人”不失为“人”和他的怎样善享其生存。 六 公共精神的缺乏 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在中国人思想中初无“社团”这个名词的存在，不可谓非奇事。在孔教的社会和政治哲学里面，吾们可以看出人民组织范型的接续阶段乃自家直接上升于国。《大学》有云:“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又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欲求一与“社团”这个字眼意识最相近的名词，在中文里头乃不能不推两个单字缀成的“国家”一个连语，这是中国抽象名辞构成原则而来的。 “公共精神”为一新名词，“公共意识”一词亦然，“社会服务”一词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但“社会事件”当然也是有的，如婚丧喜庆，僧侣仪仗，四时令节。所缺乏者，乃属于那些足以构成英美人士的社会生活者，如运动，如政治结社，如宗教，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中国没有教堂也没有教会。中国人视谈论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们不投票，也没有讨论政治的党社。他们不事放纵于运动，运动乃为连系合群的最佳方法，固为英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当然，中国人也玩玩种种游戏竞技以资消遣，不过此等游戏竞技大率系属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性的。中国式的游戏并不把竞技者的分组对立两大组合，如斗蟋蟀，并非以一个组合对另一组合而作竞赛。组合这件事情，向非所知。中国人的斗牌游戏，每人各自为战。中国人欢喜打扑克一类的牌戏而不欢喜bridge一类的牌戏(bridge与whist相类，系四人成局以两人为一组，两两相对的一种牌戏)。中国人常喜搓麻将，固已久著盛名，麻将即近似扑克，非似bridge。从这个麻将哲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素质。 中国人的个人主义的例证，可见之于中国新闻纸的组织。中国人经营报纸，譬如搓麻将。著者常见中国日报请了主任编辑，专门担任写写社论;国内新闻，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的篇幅;国际电讯，又另有主编的人，他有他的固定篇幅;本埠新闻也另有编辑的人，他也有他的固定园地。如此四人各自掌理各自的部分，好比搓麻将的四个搭子，各人要竭力揣摩别人手中捏着的什么牌，各人想让自己先挺张，而掉出所不要的牌给下家的人。倘遇国内新闻过于拥挤，他可以随随便便地移入本埠新闻版，倘遇本埠新闻亦甚拥挤，又可移入盗警火警栏的地位(对于读者向来不通知)。这样一来，固需乎第一版的特意编排，材料无需乎选择，没有调和作用，也没有首要次要之分，每个编辑先生都能写写意意早些回府。制度本身固已很够简单，加以编者和读者，两方面都是生而为个人主义者。出版新闻为编辑先生的职务，而阅读新闻，乃在读者，故两方互不相涉。这是中国几种最老最大最广销的报纸所延用迄今之专门技术。 假定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调和作用，其惟一答句即为缺乏公共精神。因为假使总编辑而意欲施行改组，或许觉得本埠编辑之庸暗而欲予以开除，他就与家庭制度相冲突。他的干涉他人事务，居心何在?是不是他的用意在撵出这位本埠编辑，敲碎他的饭碗，更连带的使一切依赖于这位编辑身上的人同陷饥饿;更倘遇这位本埠编辑的夫人是老板的外甥女，他能不能撵他出去呢?这还了得!假使这位总编辑稍具中国式的社交觉悟，他不致干出这等事情;若遇这位总编辑是新近回国的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毕业生，还是快些走开为上策。于是来一个熟知中国人社交方式者取而代之，旧的制度乃仍延续工作下去，读者照样赖以查阅新闻，而报纸照样扩展其发行额而赚钱。 许多这样的整理都隐藏于一切中国人的社交往来后面，吾们可以很容易举出许多例子显示缺乏公共精神，简直使二十世纪的西洋人难以置信。我所说“二十世纪的人”，因为他已经接受过十九世纪博爱主义的精神的教养而具有较为广阔的社会眼界。举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真堪为中国社会事业的思想代表。下面一段是我逐句从《论语》两周刊(一种幽默杂志)上摘录下来的，它记述一位中国军阀对于民众教育运动的演说。有些青年醉心于现代美国社会服务的热情，组织一种团体，推行“扫除文盲”运动。这位军阀便发挥其鸿论说:“学生应该勤勉读书而不宜干预外界事务。人家吃饱了自己的饭，干自家的事情，而你们却要扫除他们!”那动听的论据是这样说法的:不识字的人不来干预你们，为什么你们偏偏要去干预他们?这些字句何等简短，何等有力，而且那样真实。因为这些字句，字字直接发自演说者的心坎，毫无遮隐，毫无润饰。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工作常视作干预他人的事。一人热心于社会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业，看来常觉得有些可笑。吾们不顾他的诚意，又不能了解他为什么跑出来干这些事业，用意何在?是不是在向社会公众献殷勤?为什么他不效忠于家庭，更为什么不巴图上进，升官发财，俾及早帮助其亲戚和自己的家庭?吾们决定他因为是年轻，或则为正常人类典型的迷路者。 常有这样迷失人类正常典型的人物被称为豪侠，可是这些人无疑即为盗贼或漂泊浮浪的人物。他们是单身汉，不结婚，有一颗浮浪不肯安稳的心儿，常很愿意纵身入水以拯救一个不相识的小孩。或则他们是结了婚的人，而死的时候，往往身后萧条，不名一文，让他的妻子含辛茹苦以度日。吾们欢迎这种人，爱这种人，但不愿我们自己的家庭中产生这样一个人物。当我们瞧见一个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丰富，勇于参加困难纠纷，吾们将确信地预言这个孩子定为父母的致命伤。倘使吾人能及早挫折他，压服他，他或许会从家庭流浪出去而加入行侠的盗伙。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被认为舍离正道的理由。 这样的情形怎会发生，中国人不是那样的邪教徒，深陷于罪孽若基督徒所想像者。虽然中国人因为不是基督徒，仍可用受尽基督教诅咒的“邪教徒”这个名词加诸其身。倘基督教会能尽力以求了解他们，而从根源攻击他们的劣点，则似较为适宜，因为劣点的背后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基督教的社会哲理观念，这不同就是双方观点不同之由来。受了现代教育的中国最优秀之青年还是不能明了西洋妇女一定要组织“禁止虐待动物会”的意义，她们为什么高兴去替狗担心事，又为什么不好好坐在家里看护看护自家的孩子。吾们可断定他们是因为没有孩子，因之在家里也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这样的推断或许往往是不差的。矛盾常存在于家族观念与公共精神二者间，一个人倘勤俭积财，而悭吝得够程度，常可发现其家族观念在发生作用。 因为家族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底，中国的一切社会特性无不出自此家族制度。家族制度与村社制度——村社制度为家庭组织进一步而范围稍为扩大的范型——可以统括地说明一切中国社会生活的现象。面情，宠嬖，特典，报恩，礼仪，官吏贪污，公共组织，学校，基尔特(同业联合会)，博爱，慈善，优待，公正，而最后全部中国政治组织——一切都出自此家族及村社制度，一切都从它摄取特质和状态，更一切都从它寻取解释特殊性质的说明。从家族制度里头产生了家族观念，更从家族观念产生社会行为的某项法规。将此等特性加以研究是很有兴趣的，吾们将看出人生在缺乏公共精神的环境里，怎样作为社会一分子而行动着。 七 南方与北方 研究任何一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aurelius)或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villon)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纪”那样的名称，还不如称为“约翰逊时代”来得有意义。因为只稍提醒约翰逊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伦敦四法学院怎样，他所常与交谈的友侪怎样，整个时代便觉得生动而充实起来了。设使有与约翰逊同时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伦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许有同样足资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伦敦市民终不足引起吾人之兴趣，因为普通人总归是普通人。不论普通人喝烧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只算是社会上无足轻重之偶发事件，毫无特色可言，因为他们是普通人。 倘若为约翰逊，则他的抽烟和时常出入伦敦四法学院，倒也是于历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伟人的精神用一种特具方法反应于当时社会环境而垂其影响于吾人。他们的优越之天才，能影响于他所接触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响。他们受所读书本之影响，亦受所与交际之妇人的影响。若令较为低能的人物与之易地而处，则不会有甚么特征可以发现。是以在伟人的生命中，生活着整个时代的生命。他们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优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论到研究一整个国家，那普通人民便千万不容忽略过去。古代希腊的人民，并非个个都是索福喀丽(sophocle)，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处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种子。谈论希腊而只想到索福喀丽、伯里克理斯(pericles)、阿斯佩细亚(aspasia)寥寥数人，势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错。盖吾人尚须想及索福喀丽的儿子尝以家务纠纷控诉乃父，更须想及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同时代的人物，他们不完全是爱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却是终日狂饮饕餮，唯以醉饱为务。争辩纷纭，谲变狡猾，唯利是图，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唯利是图，诈谲多变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颠覆之理，适如伯里克理斯与阿斯佩细亚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为伟大。倘个别的加以评价，则他们的价值几等于零，但倘以集体来观察，则他们之所影响于国运之力量至为宏大。是以过去的时代，已无法将他们加以改造，至现代国家中，所谓普通人民，固未尝一日与吾人须臾离也，安得以等闲视之? 但是谁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样一个形象?所谓“中国人民”，在吾人心中，不过为一笼统的抽象观念。撇开文化的统一性不讲——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国人民在其脾气上、体格上、习惯上，大抵异于北方人民，适如欧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异于诺尔曼民族。幸而在中国文化之轨迹内，只有省域观念之存在，而未有种族观念之抬头，因而在专制帝政统治下，赓续数世纪之久，得以相安无事。历史上复遗传下来一种宝贵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中国语言统一上之困难。中国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经数世纪之渐进的安静播植，而同化比较温顺之土著民族。这替中国建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友爱精神，虽欧洲今日犹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说的语言所显现之困难，亦不如今日欧洲分歧错杂之甚。一个欧洲籍人倘旅经西南边境如云南者，虽略费麻烦，仍可使其意思表达而为人所懂，语言的技巧在中国使其拓植事业逐渐扩展，其大部盖获助于书写之文字，此乃中国统一之显见的标识。 此种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时令吾人忘却中国内部尚有种族歧异、血统歧异之存在。仔细观察，则抽象的“中国人民”意识消逝，而浮现出一种族不同之印象。他们的态度、脾气，理解各个不同，显然有痕迹可寻。假使吾们用一个南方籍贯的指挥官来驾驭北方籍贯的军队，那时立即可使吾们感觉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为一方面，吾们有北方人民，他们服习于简单之思想与艰苦之生活，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爱滑稽，常有天真烂漫之态，他们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脑筋来得保守，因之他们对于种族意识之衰颓，如不甚关心者。他们便是河南拳匪，山东大盗，以及篡争皇位之武人的生产者。此辈供给中国历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国许多旧小说之描写战争与侠义者均得应用其人物。 循扬子江而至东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异。他们习于安逸，文质彬彬，巧作诈伪，智力发达而体格衰退，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男子则润泽而矮小，妇女则苗条而纤弱。燕窝莲子，玉碗金杯，烹调极滋味之美，饮食享丰沃之乐。懋迁有无，则精明伶俐;执戟荷戈，则退缩不前;诗文优美，具天赋之长才;临敌不斗，呼妈妈而踣仆。当清廷末季，中国方屏息于鞑靼民族盘踞之下，挟其诗文美艺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孙。 复南下而至广东，则人民又别具一种风格，那里种族意识之浓郁，显而易见，其人民饮食不愧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为一男子;富事业精神，少挂虑，豪爽好斗，不顾情面，挥金如土，冒险而进取。又有一种奇俗，盖广东人犹承受着古代食蛇土民之遗传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见广东人含有古代华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强度混合血胤。至汉口南北，所谓华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骂而好诈之湖北居民，中国向有“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之俗谚，盖湖北人精明强悍，颇有胡椒之辣，犹不够刺激，尚须爆之以油，然后煞瘾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头鸟。至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 因往来贸易而迁徙，与科举时代应试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结果，自然而然稍稍促进异种人民之混合，省与省之差异性乃大见缓和，然大体上仍继续存在着。盖有一颇堪注意之事实，即北方人长于战斗，而南方人长于贸易，历代创业帝王，几从无出自大江以南者。相传食米之南人，无福拱登龙座，只有让那啖馍馍的北方人来享受。实际上除却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创业帝王，出自甘肃东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盖莫不起自比较阻塞的山陵地带，靠近陇海铁路，此地带包括东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东和北部安徽。这个开业帝王的产生地带，倘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它的幅径距离不难测知。汉高祖起于沛县，即现在之徐州;晋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县;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凤阳。 直到如今，除了蒋介石将军出身于浙江——他的家族谱系尚待考——大半将帅，多出自河北、山东、安徽、河南，也以陇海铁路为中心点。山东产生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产生了齐燮元、李景林、张之江、鹿锺麟;河南产生了袁世凯;安徽产生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不出大将，而产生了几位出色的旅馆侍者。五十年前，中国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国藩，这个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证明上述之定律:因为曾国藩是一位第一流学者，同时也是第一等大将，但他既系出生于长江之南，是以为食米者而不是啖馍馍者，从而他的命运注定应为贵显大臣，而不能为中华民族开创一新的皇朝。因为开创帝业这种工作，需要一种北方典型的粗厉豪放的态度，要具备一种淳朴而令人可爱的无赖汉之特性，要有爱好战争，不厌劳动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视学问与孔教伦理学，直至大局底南面称皇，那时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样大讲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迈之北方，与柔荏驯良之南方——二者之异点，可以从他们的语言音乐与诗歌观察而得。你可以把陕西的歌曲跟苏州的歌曲做一对比，立可发觉其绝然不同之差异。一方面陕西歌曲声调铿锵，乐器用击筑拊嗒板而和歌，音节高而嘹亮，颇类瑞士山中牧歌，歌声动则回风起舞，似在山巅，似在旷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则有那耽安淫逸之苏州的低音歌曲，其声调呜咽哽嗌，似长叹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强哼嘘而成颤抖之音律。即从寻常对话中，亦可以察觉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话，其声调轻重之转变分明，令人愉悦;而苏州妇女之甜蜜柔软之喋喋琐语，多圆唇元音，抑扬波动，着其重处不用高朗之发声，而徒拖长其柔悦婉转之缀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异固甚显然。 关于南方与北方语言腔调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据说一次有一位北籍军官，尝南下检阅一连苏籍之军队，当这位军官大声喝令“开步……走!”的时候，全体士兵屹立不动，屡次喝令，均属无效，正无法施行其命令之际，其连长系久居苏州习于苏俗者，乃禀请军官准其另自发令，军官准之，连长乃一反军官之清楚明朗的“开步……走!”的急促腔调，而出以婉转诱惑之苏州口音，“……开……步……走……嗳……”果然，全体军队应声而前进了。 诗歌里面，像这样歧异的色彩，表现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纪者，尤为浓厚。当时北部中国初次经鞑靼民族之蹂躏，汉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时抒情诗方发皇于南朝，而南朝统治阶级，颇多为抒情诗能手。民间复通行一种体裁别致之恋情小曲，名为“子夜歌”。把这种热情的小诗，与北方新兴的富有朝气的质朴诗作一对比，二者情调之歧异是深刻而明朗的。吾们且看那时候南朝歌曲的作风怎样: 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 弹去乌臼鸟。 愿得连瞑不复曙， 一年都一晓。 子夜歌 路涩无人行， 冒寒往相觅。 若不信侬时， 但看雪上迹。 南宋之际，又有一种韵律长短错综之活泼的抒情诗，称为“词”。其内容大抵描写妇女之深闺幽怨，绣闼伤春;或则吟咏黛眉粉颊，素抹浓妆;或则吟咏红烛朱栏，丝帏锦屏;道相思之苦，热恋之情。“红烛自怜无好计，夜寒空替人垂泪”“惜弯浅黛，长长眼”。其幽韵多似此类。人民而习驭于此种恋情诗歌之萎靡情绪，其被发表豪放质朴简短诗歌情绪之北方民族所征服，固为自然之结果。北方之诗歌盖直接取自荒凉北方之景色而不加润色者。下面一首为很好的例子: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地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看她一首小诗，倒是魔力非凡，相传一位北朝大将，竟能藉此短短数句之力，于新败之余，收集余众，激励将士，使军心复振，因能重整旗鼓，杀回战场。下面又一首小诗，为另一北族将领所作，乃咏其新购之宝刀，其情绪风格，适与南方的恋情诗词成一对比: 新买五尺刀， 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挲， 剧于十五女。 另一首则风格音调更见雄壮: 遥望孟津河， 杨柳郁婆娑; 我是胡家儿 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 快马须健儿; 跋黄尘下， 然后别雄雌。 像这样的诗歌——南北两方作品的内容与技巧之完全不同——对于吾人今日研究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南北二大血统之异同上，有很大贡献，值得吾人之玩味。吾人于此更可进而了解何以具有二千年磕头历史，习于户内生活，缺乏普遍运动，而能不追踪埃及，罗马，希腊之后尘而退化、而崩溃。然则中国果何以能免此厄运乎? 一 圆熟 德性“cha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封建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藉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haract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者作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吾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进，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底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的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斯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老苍，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地?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分子。 二 忍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它们是怎样产生的?吾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若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天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痛，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诅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吾们的顺从暴君之苟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吾们的忍苦量虽假使小一些，吾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吾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行。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吾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守有之乎?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吾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倩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缣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常书写于朱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何以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三 无可无不可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吾人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tombrown)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之所易于理会。 据吾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吾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滕尼(taine)说过:“罪恶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分。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吾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淡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的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质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而惹了祸，吃了一次二次亏而学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兴致。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含存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共事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吾们的二位最有胆略之新闻记者——一九二六年被满洲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轰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辞以言之，无可无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王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吾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埃莉诺•格林(elinor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遂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浸渐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一六六至一六九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佯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荒淫，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乃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无组织”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巴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 四 老猾俏皮 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猾俏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导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把俏皮的人生观与西方人的文明机构来作一比较，则西方的文明就显见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做一个譬方，假设一个九月的清晨，秋风稍有一些劲峭的样儿，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兴冲冲地跑到他的祖父那儿，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兴，拒绝了他的请求，那时那少年端的一气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诧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则仅仅愉悦地微笑一下，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过谁也不能说二者之间谁是对的。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上的问题。 俏皮者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使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的爱苗而嫁给他们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甚么，那就是拿和气慈祥教了人们以一大教训。中国人之思想已体会了此中三昧，并非由于发觉了宗教上的善义，而是得自深奥广博的观察与人生无限之变迁。这个狡猾的哲学观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诗僧的对话见其典型: 寒山曾问拾得：“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厌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吾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乖人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负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付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机构，人生于是充满了“再三思维”，充满了“三十六着”;顽梗的素质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国最高的智慧——限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它捶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它讥诮人类底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物的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类最大愿望为饮食和女人，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大家吃”。黎总统是一位凶刻的实体论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说的，比较他所知道的来得聪明，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经济背景。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亦犹如左拉(enilez)学派之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实体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是中国人，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轻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轻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坯子，无论怎样，吾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了。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是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文生、巴莱，这些人具有天性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合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轻，我们称之为“不朽”。 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任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煅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灭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 因是当顺利发皇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吾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行，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吗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毛病。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际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的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地接近老庄思想甚于教育之接近孔子思想。吾们忝属人民一分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吾人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固在法庭以外所解决。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看待它作为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复旧有之政制。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玩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吾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示以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吾人无所用之，因为吾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吾们不教导青年使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唯人主义者”，基督教必须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地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国人所诚信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行，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属性。 简言之，吾们固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忍它的虚枉。这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切计划纲领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吾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庶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饿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间以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的十分客气，连喊“来哉来哉”以应，而身体并不弹动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二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五 和平 前面吾们讲过了三种恶劣的德性，它们麻痹了中国人的组织力量。此等德性出于一般的人生观，亦机敏，亦圆熟，尤卓越于能容忍的冷酷。不过这样的人生观，很明显不是没有它的美德的价值的，这种美德是老年人的美德，这老年人并不是怀着野心热望以求称霸于世界的人物，而仅仅是目睹了许多人生变故的一个人，他对于人生并无多大希望，不问此人生之辛甜苦辣，他总是乐于容受，他抱定一种宗旨，在一个人的命运所赋予的范围以内必须快快活活地过此一生。 中华民族盖老于世故，他们的生活，没有夸妄，不像基督徒自称“为牺牲而生存”，也不像一般西方预言家之找求乌托邦。他们只想安宁这个现世的生命，生命是充满着痛苦与忧愁的，他们知之甚稔;他们和和顺顺工作着，宽宏大度忍耐着，俾得快快活活的生活。至于西方所珍重的美德、自尊心、大志、革新欲、公众精神、进取意识和英雄之勇气，中国人是缺乏的。他们不欢喜攀爬博朗山或探险北极;却至感兴趣于这个寻常平凡的世界，盖他们具有无限之忍耐力，不辞辛苦的勤勉与责任心，慎重的理性，愉快的精神，宽宏的气度，和平的性情，此等无与伦比之本能，专以适合于艰难的环境中寻求幸福，吾们称之为知足——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性，其作用可使平庸的生活有愉快之感。 观之现代欧洲之景象，吾们有时觉得她所感受于繁荣不足之烦恼，不如感受于圆熟智慧不足之甚。有时觉得欧洲总有一天会逢到急剧少壮性与知识繁荣发达过甚之弊，科学进步倘再过一世纪，世界愈趋愈接近，欧洲人将想到学取对于人生和人与人相互间比较容忍的态度，俾不致同归于尽。他们或许宁愿减少一些煊赫气焰而增加一分老成的气度。我相信态度之变迁，不缘于灿烂之学理，而缘于自存之本能而实现。至此，欧美方面或许会减弱其固执之自信心，而增高其容忍。因为世界既已紧密地联系起来，就免不了相互的容忍，故西方人营营不息的进取欲将为之稍减，而了解人生之企望将渐增。骑了青牛行出函谷关的老子之论行将扩传益广。 从中国人之观点观之，和平非为怎样高贵而应崇拜的德性，不过很为可取，仅因其为“习惯上共通的理性”，大家以为然，如是而已。假使这一个现世的生命是吾们一切所有的生命，那么吾们倘要想快快乐乐底过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从这一个见解，则欧美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中国人浸渍于东方哲学观念中，已能看透;这种不成熟性在欧洲的最近之将来是终究会消灭的。因为万分狡黠的道家哲学，或许叫你诧异，却处处浮现出“容忍”这个连语。“容忍”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品性，也将成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最大品性，当这现代文化生长成熟了以后，要磨炼容忍这种工夫，你需要一些道家典型的阴郁和轻世傲俗之气概。真正轻世傲俗的人是世界上最仁慈的人，因为他看透了人生的空虚，由于这个“空虚”的认识，产生了一种混同宇宙的悲悯。 和平，亦即为一种人类的卓越的认识。若使一个人能稍知轻世傲俗，他的倾向战争的兴趣必随之而减低，这就是一切理性人类都是懦夫的原因。中国人是全世界最低能的战士，因为他们是理性的民族。她的教育背景是道家的出世思想揉合以孔教的积极鼓励，养成一种和谐的人生理想。他们不嗜战争，因为他们是人类中最有教养，最能自爱的民族。一个寻常中国儿童能知一般欧洲白发政治家所未知之事，这事便是:战争的结果会使人丧其生命或残断其肢体，不问为一国家抑为个人。中国人双方起了争论，很容易促起此种自觉。此种斟酌的哲学诱导他们缓于争论而速于妥协。此种圆熟，老练而俏皮的哲学，教导中国人以忍耐，临困乱骚动之际则出之以消极的抵抗;更警诫以勿夸张一时之胜利。中国有一种流行的谦约箴，常说:“财钱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独断过甚或利用个人之地位过甚，俗称为“锋芒太露”，此常被视为粗鄙之行为而为颠覆之预兆。英国有句通行俗语，为一般所信守的，叫做“勿打跌倒之人”，盖出于尊重“堂堂正正之竞争”的心理。而中国与此相近的谚语却说:“勿逼人太过”，乃纯粹为修养关系，吾们叫它“涵养工夫”，是中国人之文化更进一步。 是以照中国人之眼光看来，凡尔赛和约不仅不公平，而且是粗野，缺乏涵养工夫。假令法国人在战胜之日，染渍一些道家精神，也就不会硬订凡尔赛和约，到今天，她的脑袋儿也可以稍稍安枕了。可是法兰西还是少壮，德国当然也要同样干，没有一方面觉悟双方都是愚拙的，而大家想永远把对方镇压在铁蹄之下。只因克雷孟梭(clemencean)没有读过《道德经》，希特勒亦然，致令两方斗争不息，而老庄之徒，袖手作壁上观，莞尔而笑。 中国人的和平性情大部分亦为脾气关系，兼有人类谅解的意义。中国小孩子在街道中殴斗的事情，远较欧美孩子为少。忝为人民，吾们成年人也终鲜争斗，少于吾们应有之程度，虽然吾们尚有不息的内战。把美国人置于同此弊政之下，在过去二十年中，至少要发生过三十次革命，不是三次。爱尔兰现在很平静，因为爱尔兰曾经艰苦奋斗，们目前还在继续奋斗，因为吾们还没有奋斗得够艰苦。 中国的内战实在也够不上战争这个名词的真意义，内战从未有任何价值。国民征兵之义务向非所知，兵士挺身于战场者是那些穷苦饥寒的人民，没有其他糊口的方法，这样的兵士从不感兴奋于作战。而军阀则对战争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不致亲临战场，历次较大内战总是大洋钿操了胜算，尽管让胜利的大帅在巨炮隆隆声中威风凛凛的凯旋，内幕还不是托了大洋钿的福不成。大帅凯旋时的隆隆炮声乃是一种表示战争的声浪，不失为历来一贯的典型，因为中国私人间的争吵或军阀内战，都是让声浪构成战争的原素。人们不大容易在中国目睹战争，只可耳闻战争，如是而已。著者曾耳闻过二次这样的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对于耳官，那是满足了。通常优势的军队常威吓退了劣势军队，而在欧美可以延续长时期的战争，在中国只消一个月就可以结束了。失败了的军阀，根据中国祖传的公平待遇之理想，让他拿十万大洋钿旅费作一次考察实业的欧游，盖战胜者洞悉天道循环之三昧，下一次内战或许尚有借重他的长才的地方，果然，下一次来一个转局，十之八九你可以瞧见上次战胜者和上次逃亡的军阀共坐一车如同盟兄盟弟。这是中国人涵养工夫的“妙”处，当此际，人民实实在在一无干系。他们痛恨战争，永远地痛恨战争，好百姓从来不在中国战争。 六 知足 到了中国的游历家，尤其是那些任性深入的游历家，他们闯进了外人踪迹罕至的内地，无不大吃一惊。那里的农民群众生活程度如此之低，却人人埋头苦干，他们盖兴奋而知足。就像在大饥荒的省份，如陕西，此种知足精神，普遍地广播遐迩，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而且陕西的农民也还有能莞尔而笑的。 现在有许多为局外人认为中国人民之痛苦者乃系衡以邪僻的欧美生活标准之故耳。若欲处处衡以欧美生活标准，殊无人能感受幸福，除非少数阶级能住居于高级的大公寓而自备一架无线电收音机者。这个标准假使是正当，那么1850年以前就未尝有幸福之人，而美国之幸福人必尤多于巴威(bavaria)，因为巴威地方很少回转轻便的理发椅，当然更少电链和电铃。但在中国的乡村里头，这些设备可更少，虽然在极端欧化的上海，那些老式理发椅已经绝迹。其实这极老式理发椅才是货真价实的椅子，而这些老式椅子你倒可仍在伦敦的kingswav和巴黎的mrtroartre发现。照著者想来，一个人要坐还是坐一把名副其实的椅子，要睡还是睡在名副其实的床上(而不是白昼应用的沙发)，这才觉得幸福些。一种生活标准，倘使拿每天使用机械设备的次数来测量一个人的文明程度的那种标准，一定是不可靠的标准。故许多所谓中国人知足之神秘，乃出自西方人之幻觉耳。 然无论如何，倘把中国人和西洋人分门别类，一阶级归一阶级，处之同一环境下，则中国人或许总是比西方人来得知足，那是不错的。此种愉快而知足的精神流露于智识阶级，也流露于非智识阶级，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渗透结果。可以到北平去看看著劲儿而多闲话的洋车夫，他们一路开着玩笑，最好让同伴翻个筋斗，好叫他笑个痛快。或则可以上牯岭去看看气喘喘汗流浃背抬你上山的轿夫;或则可以到四川去看看挽航船逆急流而上行的拉纤夫，他所能获得以维持每天生活的微薄报酬，仅足敷一天两顿菲薄而满意的苦饭。照中国知足原理上的见解，倘能够吃一顿菲薄而安逸的苦饭，吃了下肚不致担什么心事，便是大大运气。中国有位学者说过:“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又为“慈祥”“和气”的代名词，此等字眼到了旧历新年，大家用朱红笺写在通行的门联里，这是一半为谦和的箴训，一半为人类智慧，明代学者即以此意劝人“惜福”。老子有句格言，现已成为普遍口头禅，叫做“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在文学里头，这个意识常转化而为田园思想，为乐天主义，吾人可于诗及私人书翰中常遇此等情绪。著者暇时尝于明人尺牍选集中拣出陆深致其友人书一篇，颇足以代表此等情绪: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舫，载鼓吹同泛何如?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冠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此种情绪当其渗入流行的学者思想，使他们安居茅舍之中而乐天知命。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物体，因为“神”老是嫉妒人类的幸福。幸福问题因而是人生不可捉摸的问题。人类对于一切文化与物质进步虽尽了全力，幸福问题毕竟值得人类一切智慧的最大关心以谋解决。中国人竭尽了他们的常识，下过最大毅力以谋求此幸福。好像功利主义之信徒，他们常热心于幸福问题，胜于物质进步问题。 罗素夫人曾聪慧地指出:“快乐的权利”在西方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权利，从前到现在，一向未有人注意及之;西方人的心灵常被次一等的权利观念所支配着，他们注意于国家预算的表决权，宣战投票权，和被逮捕时应受审讯的私权。可是中国人从未想到逮捕时应受审讯的权利，而一意关心着快乐的幸福，这快乐不是贫穷也不是屈辱所能剥夺他们的。欧美人的处理幸福问题常取积极的态度，而中国人常取消极的态度，所以幸福问题最后可以收缩为个人的欲望问题。 可是一讲到欲望问题，吾人就感觉到茫无头绪，吾们真正所需的是什么呢?为了这个缘故，第俄泽尼(diogenes)的故事常令吾人发笑，同时也着实又羡又妒，因为他宣称他是一个快活人，原因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当他见了一个小孩子双手捧水而饮，索性把自己的饭碗也摔掉。现代的人们，常觉得自己困扰于许多难题中，而大部分与他的人生有密切之关系。他一方面羡慕第俄泽尼的逃禅的理想，同时又舍不得错过一场好戏或一张轰动的影片的机会，这就是吾们所谓的摩登人物之不安顿的心情。 中国人藉知足哲学消极地企求快乐，但其逃禅的程度尚未达到第俄泽尼之深，因为中国人任何事情从未想深进，中国人与第俄泽尼不同之点，即中国人到底还有一些欲望，还需要一些东西。不过他所欲望的只是足令他快乐的东西，而要是无法达到目的，则亦并无坚持之意。譬如他至少需要两件清洁的衬衫，但倘是真正穷得无法可想，则一件也就够了。他又需要看看名伶演剧，将藉此尽情地享乐一下，但倘令他必须离开剧场，不得享乐，则亦不衷心戚戚。他希望居屋的附近有几棵大树，但倘令是地位狭仄，则天井里种一株枣树也就够他欣赏。他希望有许多小孩子和一位太太，这位太太要能够替他弄几色配胃口的菜肴才好，假使他有钱的话，那还得雇一名上好厨子，加上一个美貌的使女，穿一条绯红色的薄裤，当他读书或挥毫作画的时候，焚香随侍;他希望得几个要好朋友和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善解人意，最好就是他的太太，非然者，弄一个妓女也行，但倘是他的命宫中没有注定这一笔艳福，则也不衷心戚戚。他需要一顿饱餐，薄粥汤和咸萝卜干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又想弄一甏上好老酒，米酒往往是家常自酿了的，不然，几枚铜元也可以到汾酒铺去沽他妈的一大碗了;他又想过过闲暇的生活。而闲暇时间在中国也不稀罕，他将愉悦如小鸟，若他能: 因过竹院逢僧话， 偷得浮生半日闲。 倘使无福享受怡情悦性的花园，则他需要一间门虽设而常开的茅屋，位于群山之中，小川纡曲萦绕屋前，或则位于溪谷之间，晌午已过，可以拽杖闲游河岸之上，静观群鹈捕鱼之乐;但倘令无此清福而必须住居市尘之内，则也不致衷心戚戚，因为他至少总可得养一只笼中鸟，种几株盆景花，和一颗天上的明月，明月固人人可得而有之者也。故宋代诗人苏东坡就为了明月写了一篇美丽小巧的短文，叫做《记承天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 一个强烈底决心，以摄取人生至善至美;一股殷热的欲望，以享乐—身之所有，但倘令命该无福可享，则亦不怨天尤人。这是中国人“知足”的精义。 七 幽默 幽默者是心境之一状态，更进一步，即为一种人生观的观点，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无论何时，当一个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产丰富之智慧足以表露其理想时则开放其幽默之鲜葩，因为幽默没有旁的内容，只是智慧之刀的一晃。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人类智力能领悟自身之空虚、渺小、愚拙、矛盾时，就有一个大幽默家出世，像中国之庄子，波斯之喀牙姆(omarkhayyam)，希腊的亚里斯多德，雅典民族倘没有亚里斯多德，精神上不知要贫乏多少，中国倘没有庄子，智慧的遗产也不知将逊色多少。 自从有了庄子和他的著作，一切中国政治家和盗贼都变成了幽默家了，因为他们都直接间接地接受了庄子人生观的影响。老子先于庄子已笑过清越而激变幻谲的狂笑。他一定终身是个独身汉，否则他不能笑得这样俏皮，这样善于恶作剧，无论如何，他到底娶过亲没有，有无子嗣后裔，史籍上无从查考，而老子最后的罄咳之首却被庄子抓住。庄子既属较为少壮，喉咙自然来得嘹亮，故其笑声的环轮，历代激动着回响，吾们至今忍不住错过笑的机会，但有时我感觉我们的玩笑开得太厉害，而笑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欧美人对于中国问题认识之不足，可谓深渊莫测;欧美人有时会问:“中国人可有幽默的意识否?”这样的问句，适足以表示其无识，其语意之稀奇，恰好像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sahara)沙漠中有无沙土?”一个人之存在于国家中，看来何等渺小，真是不可思议。从理论上观察，中国人应该是幽默的，因为幽默产生于写实主义，而中国人是非常的实体主义者;幽默生于常识，而中国人具有过分的常识。幽默，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超乎寻常之量。一个幽默家常常为失败论者，乐于追述自己之失败与困难，而中国人常为神志清楚，性情冷静之失败论者，幽默对卑鄙罪恶常取容忍的态度，他们把嘲笑代替了谴责。 中国人又有一种特性，专能容忍罪恶。容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中国人两面都有。倘使吾们在上面讲过的中国人之特性——知足，容忍，常识和老猾俏皮是真确的，那么幽默一定存在于中国。 中国人幽默见之于行为上者比之文字为多，不过在文字上有种种不同形式的幽默，其中最普通的一种，叫作“滑稽”，即许多道学先生，也往往多用别号掩其真姓名纵情于此等滑稽著作。照我看来，这实在是“想耍有趣而已”。此等著作乃为刚性过强之正统派文学传统束缚之放纵。但幽默在文学中不能占什么重要地位，至少幽默在文学中所担任的角色及其价值未被公开承认过，幽默材料之包容于小说者至为丰富，但小说从未被正统学派视为文学之一部。 《论语》、《韩非子》和《诗经》里头，倒有天字第一号的幽默。可是道学先生装了满肚的清正人生观，到底未能在孔门著作中体会什么诙谐的趣味，即似《诗经》中的美妙生动的小情诗也未领悟，竟替它下了一大篇荒唐古怪的注解，一如西方神学家之解释《圣诗集》(songofsongs)。陶渊明的作品中也含有一种美妙的幽默，那是一种闲暇的知足，风趣的逸致和丰富的舍己为人的热情。最好的例子，可见之于他的责子诗: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念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杜甫和李白的诗也孕涵着相当的幽默，杜甫作品常令人惨然苦笑。李白以其浪漫恬淡的情绪令人愉悦，但吾人遂不以幽默称之。一种卑劣的威风，道学先生所挟持以为国教者，限制了思想情绪的自由发展，而使小说中自由表现的观点和情绪成为禁物，可是幽默只能在小说和天真观点的领域上生存。事实于是很明显，像这样的因袭环境，不会增进幽默文学之产生的。假使有谁要搜集一个中国幽默文字的集子，他务须从民间歌谣、元剧、明代小说选拔出来，这些都是正统文学栅垣以外之产物，其他如私家笔记，文人书翰(宋明两代尤富)，态度的拘谨稍为解放，则亦含有幽默之材。 但中国人人都有他自己的幽默，因为他们常常欢喜说说笑话，那种幽默是刚性的幽默，基于人生的诙谐的观感。尽管报章的社论和政治论文格律极端谨严，不大理会幽默，可是中国人的重要革新运动和建设方案所采取的轻妙方法，常出乎外国人意想之外，未免幽默过度，像政府的平均地权计划，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禁烟委员会。有一位美国教授新近来游上海，历在各大学演讲，不意听讲的学生每逢听到他诚恳引证到新生活运动时，辄复哄堂大笑;假使他再郑重地引证禁烟委员会，不知要引起怎样更响亮的笑声哩! 幽默是什么?我已经说过，是一种人生观的观点，是一种应付人生的方法。人生是一出大趣剧，而我们人类仅仅是其中的傀儡，一个人把人生看得太认真，遵守图书馆章程太老实，服从“草地勿准践踏”的标牌太谨饬，常让自己上了当而给长老的同伴笑话。不过笑话是有传染性的，不久他也就变成幽默汉了。 此种幽默汉的滑稽性质结果削弱了中国人办事的严肃态度，上自最重大的政治改革运动，下至微末的葬狗典礼。中国人的丧葬仪式，其滑稽性足以雄视全球。中国人上中阶级所用的送葬仪仗就满储滑稽资料，你可以看见其中有街头流浪顽童排成行列，体肤污秽，而穿着绣花的彩袍，错杂伴随以新式乐队，大奏《前进！基督精兵》(onwardchristiansoldiers)。如此情形，常被欧美人引为口实，证明中国人的缺乏幽默。其实中国人的送葬仪仗正是中国幽默的十足标记，因为只有欧洲人才把送葬仪仗看得太郑重，太想使它庄严化。庄严的葬仪是中国人所难以想像的。欧洲人的错误是这个样儿:他们把自己先入为主的意识，演绎的断定葬仪应该是庄严的。葬仪宛如嫁娶，应该热闹，应该阔绰，可是怎样也没有理由说它必须庄严。庄严其实只配备于其夸张的服装里，其余的都是形式，而形式是趣剧。直到如今，著者犹不能辨别送葬和婚娶的仪仗二者之间有何区分，如非最后看见了棺材或者是花轿。 中国的幽默，观乎高度滑稽的送葬仪仗的表现，是存在于外表的形式，与现实的内容无关。一个人倘能赏识中国葬仪的幽默，大概已能读读或好好地翻译中国政治方案了。政治方案和政府宣言是存乎形式的，它们大概系由专门的职员来起草，专司起草职员系宏丽辞藻、堂皇语法的专业者，恰如贳器店之专备婚丧仪仗、灯彩行头以出租为业者，故有见识之中国人士便不当它一回事。倘若外国新闻记者先把送葬彩服的印象放在心上，则他大概不致再误解中国的一切方案宣言，而慢慢地放弃把中国当作不可理解的特异民族的念头了。 诸如此类之趣剧味的人生观和分辨形式与内容的公式，可以用千千万万不同的方法来表明。数年前，国民政府根据中央党部之建议，有一条命令禁止政府各部会在上海租界区内设立办事处，倘真欲实行这条命令，于各部长殊感不便，他们在上海置有公馆，又得敲碎许多人的饭碗。南京各部长既不公然反抗中央之命令，亦不呈请重行考虑，或老老实实申述其不便和不可实行之理由。没有一位专业的师爷，其智力技巧足以草拟此类呈文而适合于优良之形式。因为中国官吏定欲住居租界区域的这种欲望，即是不爱国。不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想出一个巧妙别致的方法，就把驻沪办事处的招牌换了一块，叫做“贸易管理局”，每块招牌的花费只消二十大元，结果使得没有人敲破饭碗，也没有人失面子。这个玩意儿不但欢喜了各部长，抑且欢喜了颁发这条命令的南京中枢当局。吾们的南京各部长是大幽默家，梁山好汉之流亦然，军阀亦然，中国内战之幽默处，前面早已交代明白。 与此恰恰相对照，吾们可以把教会学校做例子，来指出西洋人之缺乏幽默。教会学校几年前碰到了一大尴尬，原来那时接到地方当局的命令，要他们办理登记立案手续，外加要取消圣经课程，还要在大礼堂中央悬挂中山遗像，每逢星期一则照例举行纪念周。中国当局殊不解教会学校何以不能遵守这些简单的条款，而教会学校方面亦殊想不出接受之道，于是乎双方陷入僵局。有几个教会团体曾有停办学校之意，某一个时机，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解决了，只有一位头脑固执的西籍校长真是顽梗而诚实。他拒绝从他的学校章程上取消任何一句字句，那章程盖明定以推行教义为主要目的者，西籍校长意下颇欲直率地公开表明宗教课程确为办理学校之重要使命，故迄至今日，某一所教会学校一直未尝登记。这事情真不好办。其实教会学校只要摹仿南京各部长的智慧来遵守一切官厅训令:悬挂一张中山遗像，其余的一切便可算作按照中国式而进行的了。不过恕我无礼，这样办理的学校，将为天晓得学校。 中国人的趣剧的人生观便是如此这般。中国日常语言里头便充满了把人生当作戏剧的比喻。如官吏的就职卸任，中国人称之为“上台”“下台”;而人有挟其夸张之计划以来者，谓之“唱高调”。吾们实实在在把人生看作戏剧。而此等戏剧表现之配吾人之胃口者常为喜剧，此喜剧或为新宪法草案，或为民权法，或为禁烟局，或为编遣会议。吾们常能愉悦而享受之，但我希望我国人民有一天总得稍为严肃一些才好。幽默，驾乎各物之上，正在毁灭中华民族，中国人所发的欣悦的狂笑，未免太过分了。因为这又是俏皮的大笑，只消跟它的气息一触，每朵热情而理想的花，无不立遭枯萎而消逝了! 八 保守性 每一个中国人，即从其外表上看来，未有全然不带保守之色彩者。保守就其字义本身而言，非为玷辱之辞。保守性不过为一种自大的形相，基于现状之满足的感觉者。因为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保守性是以实为一种内在的丰富之表征，是一种值得羡妒的恩赐物。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堂堂大族——恕我夸大，倘把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一番全盘的检讨，除掉最近百年来的屈辱，你当首肯斯言。虽在政治上他们有时不免于屈辱，但是文化上他们是广大的人类文明的中心，实为不辩自明之事实。——惟一之文化劲敌代表另一种不同的观点者是印度的佛教，至于佛教教义，忠实的儒者常嗤之以鼻。因为儒学家常无限地引孔子以自傲，既夸耀于孔子，即夸耀于其民族，夸耀中国人之能以道德的素质理解人生，夸耀其认识人类天性的知识，夸耀其解决了伦理与政治关系之人生问题。 他的态度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孔教不独寻求人生的意义，抑且解答了这个问题，使人民以获得人类生存的真意义而感到满足。这个解答是确定而清楚的，而且条理分明。故人民不需再推究未来的人生，亦无意更改现存的这个人生，当一个人觉察他所获得的既有效而且为真理，天然变成保守者了。孔教徒除了自己的社会以外，未见及别种人生的范型，认为为人之道，没有第二种范型的可能。故西方人也能有组织完善的社会生活，伦敦警察于孔氏敬老之道一无所知而竟能扶持老妇人跨过热闹街道，此等事实叫中国人听来，多少未免吃惊。 当他察觉西方人具有一切孔教所涵孕之德行:智、仁、勇、信、礼、义、廉、耻，并且孔老夫子本人亦将赞许伦敦警察之义行，民族自尊心未免深深地动摇起来了。有许多事情使中国人老大不悦意，使他们震惊，使他们生卤莽粗野之感，如夫妻俩挽着膀子同行街市，父亲和女儿互抱接吻，银幕上又是接吻，舞台上又是接吻，车站月台上又是接吻，什么地方都是接吻。此等举动使他确信中国文明诚为万邦轩冕，无与伦比。但是另外有种种事情，像普通平民都能识字，妇女而能写信，普遍的爱尚清洁(这一点他认为是中世纪的遗传而非为十九世纪新发明)，学生的敬爱师长，英国小孩对答长辈之“是了，先生”的随口而出，诸如此类，俱堪无穷之玩味。再加以优良之公路，铁道、汽船、精美的皮靴、巴黎香水、雪白可爱的儿童，奇妙的爱克斯光，摄影机，照像，德律风和其他一切之一切，把中国人固有之自尊心打成粉碎。 受着治外法权的庇护，西欧人慷慨博施的皮靴之对中国苦力而没有法律之救济，使中国人自尊心之丧失更进而变为本能的畏外心理。天朝之尊贵，靡有孑遗。外国商人为预防中国之可能的进攻租界而所取的种种骚动的措施，实为他们的胆略和对于现代中国认识不足之铁证。反抗西洋人之皮靴及其自由使用于中国苦力身上，确常含有相当内在的愤怒。但倘外国人因此就认为中国人将总有一天会暴露其愤怒而还飨外人以较次等之皮靴，则属大误。倘使他们真暴露其愤怒，那不是道地的中国人，那是基督教徒，坦白地说，崇拜欧洲人而畏惧他们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是广泛而普遍的心理。 有许多这样的冲动一定曾经引起了过激主义，结果产生了中华民国。没有人相信中国会变成民主国家。这种变动太广大，太雄伟，没有人敢担当这个责任，除非是呆子，否则是鼓吹出来的人物。那好像用彩虹来造一架通天桥，而欲步行其上。但是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家真给鼓吹出来了。自从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革新中国的宣传运动极为活跃，当时有两派人物，一派系君主立宪主义者，主张维持君主而革新并限制其君权;一派则为民主革命主义者，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前者为右翼，后者为左翼。左翼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右翼则由康有为及其弟子梁启超主持。梁启超后来脱离了他的恩师而向左转了。这两个固执的党派在日本笔战了好久，可是这问题终究给解决了，不是双方辩论的结局，而是清廷之不可救药，与民族自觉之本能的抬头之结果。一九一一年的政治革命之后，紧随以一九一六年的文学革命，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由胡适所倡导，风靡一时。 九 智慧 前面所述中国人之德性倘能获得一共通的结论，则应为“心灵战胜物质环境的优越”。这样说法，其意义非一。不仅谓能引用人类的智慧改变充满痛苦惨愁的世界，使转化为适合人类住居的场所，它也指出一种轻视体质上的兴奋与力量之意义。孔子老早把子路训斥过一番，说他粗鲁。吾想他一定会嘉许琴妮•泰奈(gunney)之辈，能与文人学士相周旋，而彬彬有礼，不失君子之风。孟子也曾区别过用智与用力二者之不同，而毫不迟疑的以智力位于劳力之上，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中国人从无平等之胡说，而尊敬智识阶级殆已成为中国文明之出类拔萃的特性。 这尊重学问的意义又与西方通常的解释略有不同。因为像许多中国学者终身孜孜不倦以专致于其笼统的所谓学问，欧美学者像几位大学教授乃聚精会神以研究某一特殊的专门科目，其治学精神有时几等于病态的矜夸与职业的嫉妒，故所予人之印象远较为深刻。中国人之尊敬学者，基于另一不同之概念，因为他们尊敬学者的那种学问能增进其切合实用之智慧，增进其了解世故之常识，增进其临生死大节严重关头之判断力，这一种学者所受的尊敬至少在学理上是从真实的价值得来的。无论地方的或国家的纠纷，人民都盼望饱学先生下一个冷静底判断，盼望他放出眼光远大的观察，盼望他在一个关系复杂的行动和决议上获得较清楚之悟解，因之视为天然的指导和领袖;而真实的领袖亦即由于心理上的领袖而孕育成了，因为大多数普通群众之目不识丁，维持领袖地位本非难事，有时只消讲几句成语，令不识字者听之一知半解，或引用一些历史上的古训，一般人民只能从戏台上略窥一二的也就够了。引证史实常能解决争论，这是出于民族特性。因为中国人之思考是具体的类比的，此观念多少能把当前的情形纳入一般人民所能全体了解的范型。 著者前面说过，中华民族受了过分聪明的累，像表现于他们的老猾俏皮，表现于他们的冷淡无是非心，表现于他们的和平性格者，此等性格已跟懦怯相差无几。大概聪明有理性的人都是懦夫，因为聪明理性的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使吾们能澄清思虑观察一下，一个人倘把脑袋向前奔撞，鼓其如发了酒疯的锐气以期迎击一颗铅弹而准备为新闻纸所激动的原因牺牲，这样的行为当然再愚笨没有了。倘他能用他的脑筋读一读新闻纸，他不会冲头阵，倘他能善自约束，少喝一杯烧酒而保持一个清静的头脑，他将理智地畏缩起来。上一次世界大战告诉吾们许多仁慈之君子，平时在大学中称一时俊彦，及大战爆发他们所忍受的心灵上的痛苦，非一般壮健而浅智者之流所能想见其万一。故私逃兵役为一个人对本人尽职之一之德行，这不是一个新兵的感觉，而是当了四年军役的士兵才始有此感悟，这实在是开放于理性的诚实人面前的惟一明哲之道。 但是中华民族之一般的智力，在懦怯以外，亦有别种材料可用以表明。中国留学欧美之大学生多能在文学方面显其优异，著者觉得这不能认为出于拣选方法的关系。盖中国人之“心”在国内久已熟习于文学之探讨。日本人曾讥讽地予中国人以“文学国家”之雅号，盖并未说错。随手举一例子，便是现下流行杂志之大量生产，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一本杂志，只要有三四友人合作经营，不难吸收无数之著作家，名作如林，纷至沓来，直可使编辑先生头为之晕，目为之眩。昔日之科举制度，亦为一种灵才之考试，故中国人盖已久经琢磨于辞藻之美的使用法与机灵之文学特性，而诗的培养尤足训练他们养成优越的文学表现技巧和审美能力。中国的绘画已达到西洋所未逮的艺术程度，书法则沿着独自的路径而徐进，达到吾所信为韵律美上变化精工之最高程度。 是以中国人之心灵不能谓为缺乏创造力。他的发明才能则与中国工业相等，滞留于手工艺阶段。由于发展科学方法之失败，和中国人思考之特殊性，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是落伍了。著者深信倘能适当利用外来的科学方法，予以充分之研究便利，中国自必亦能产生大科学家，而于未来世纪中一显其好身手。 至中国固有之智识，亦不限定读书人阶级。中国人仆役亦常具有相当智慧，故善解人意而颇受欢迎，其地位至少足与欧美仆欧并驾而齐驱。中国商人在马来，在东印度与在菲律宾，事业都极为发达，其主要原因即中国人之智巧高于土人，并出智慧所生之美德，似俭约、勤恳、坚忍、目光远大，亦常高于土人。尊敬读书人之结果，使中下阶级，亦产生一种崇尚文雅之心理，这一点，向不为外人所注意。上海西侨有时颇触恼了各大公司的售货员，因为外国人而对他们讲起洋泾浜来，却不知道他们的英语之高明，连一分离不定词(splitinfinitive)也颇讲究。凡需要精细的工作者，中国工人很容易训练成高明的技师。你倘有兴到贫民窟工厂区去溜跶一趟，包管你碰不到像西方同样区域里头所遇到的魁梧粗壮强兽型的人物，像那些阔腮腭低额角，臂力雄健的人物;你碰到的人物却属于另一典型，他们有伶俐的目光，愉悦的容貌，和理性的脾气。智力高下不同之等级，中国人远较许多西方民族为简少，女子智力之高下分别率则较之男人家为尤小。 十 逻辑 再进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性: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表出中国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笑，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真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欢喜把许多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纭，凑在一起。 中国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二段论辩，便下结论。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他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经达到了结论了。笔记中之最佳者，如顾炎武之《日知录》(十七世纪初期)享盛名之由来，非由于逻辑，而由其记载言论之本质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只有留待后人的证明的。《日知录》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时需要后人几年的考据，这真是再科学没有了;又如要决定历史事迹上的一点，会需要数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书那样渊博的学问，而他的错误终属不易校正，即说是正确的，一时也没有可能明见的佐证，但只可以意会的加以赞同，因为在他的著作问世以后三百年来，未有人能举出反对的论据，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见逻辑对普通感性之对峙，在中国代替了归纳与演绎论理之地位。普通感性往往较为高明，因为分析的理论观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几多分散的片段，因而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而普通感性则将对象当作一个活动的整体看待。妇女具有比较男性为高强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发生，吾宁愿信赖女子的判断强于男子的判断。她们有一种方法，能估量一种情况的整体会不致被其个别的小景所惑乱。中国小说之最佳者如《红楼梦》、《野叟曝言》，女性被描写成应付环境的最健全的判断者，而她们的语言，有一种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圆滑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逻辑而缺乏这种普通感性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人有了一种意见，很容易用他的文学性的脑筋把种种论据曲解文致，使满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middlemareh里头的加索绷先生一样，竟至不能体会人人所能体贴的爱妻的生活。 此所谓普通感性自有其性学的基础，那是很有趣的。中国人之判断一个问题的是与非，不纯粹以理论为绳尺，而却同时权度之以理论与人类的天性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的混合，中国人称之为“情理”:情即为人类的天性，理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韧的人类本性，而理代表宇宙不变的法则。从这两种元素的结合体，产生人类行为的是非和历史的论题的判断标准。 这个特征或可由英文中“理”与“情”的对立的意义中见其一二，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论理的而不是讲情理的动物。中国哲学也容认这个说法，但却加一补充，谓人类尽力成为有理性即讲情理的而不仅仅为论理的动物。中国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为道理是抽象的、分析的、理想的而趋向于逻辑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精神常常是较为实体论的，较为人情的，并密接于观实而能认识正确的地位的。 对于西方人，一个问题倘能逻辑地解决，那是够满足的了，而中国人则不然。纵令一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还须同时衡之以人情。确实，“近乎人情”是较胜于“合乎逻辑”的伟大考量。因为一个学理可以根本违反普通感性而却很合乎逻辑。中国人宁愿采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为，却不能容许任何不近人情的行为，此种情理的精神与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国人理想上树立了最重要的态度，结果产生了“中庸之道”，这是吾在下面将要讲到的。 十一 直觉 话虽如此，此种思想方式自亦有其限度，因为普通感性的逻辑，只能适用于人事和人类行为上，但不能适用于解决宇宙之奥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们的争论，但不能勘定心肺的关联的位置，或决定膵液的功用。因此天象的神秘和人体内容的奥秘，中国人只有委之于直觉。因此有许多学说，未免过于奥妙，盖中国学者直觉地察悉心脏位置于胸膛的右偏而肝脏位置于左偏，有一位鸿博的中国学者大概是俞正燮，他的卷帙浩繁的笔记《癸巳类稿》传诵遐迩，为世所重，他曾发现一本基督教会翻译的人体解剖学，书中谓人体的心脏位于左偏，而肝脏位于右偏，因此下了一个粗鲁的断语，说是西人的内脏组织是不同于中国人的内脏的。从这一个重要结论演绎出来，又下了一个推论，说是因为他们的内脏组织之不同，他们的宗教信仰自亦必相异——这个演绎的推论为直觉论理法很好的标本——职是之故，只有内脏组织不完全的中国人才会信仰基督教。这一位博学的著作家又怯生生地说，倘使耶稣教会知道了这个内容，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够劲儿的在中国传教，而收容内脏不完全的畸人为教徒了。 这个论断不是开玩笑，却是很正经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中国人的直觉的典型。于是有人觉得科学方法毕竟有些道理。因为用了科学方法虽然你得小心关切像“糖在冰淇凌制造中主要作用在使之甜”这种发现，但也可以用别种幼稚的思考像上述笔记所代表者以图省事。他至少能够用自己的手扪一扪自己的心房的跳动，可是中国读书人是所谓书香子弟，从来就是只开口不动手的。 中国学者这样免去了劳目劳手的愚拙苦役，而具一种基于直觉的质朴信仰。中国学者竟复依据之进而解释人体和宇宙之神秘，至感满足。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型。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几无以施药物。一个人患了高血压，则认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则认为土太旺，泻药可用以增进肾脏之作用，盖所以助养水行，而不消化症却往往而愈。倘遇神经错乱，则可以饮清水并服镇痛剂，庶肾水上升，稍杀肝火之势，因而维持其精神之常态。无疑地，中国的药物是有效的，问题乃在其诊断之学理。 中国人这种思考方法是残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觉的思考既无需科学方法之校正，故具有较为自由之余地，而常常接近质朴的幻想。有几种中国药物乃基于文字上之游戏性质的，或为一种奇幻的联想。蟾蜍(蛤蟆)因为生有绉栗之皮肤，即用以治疗皮肤病;又如一种生于阴冷山谷深涧中的田鸡，则认为于身体上有清凉之效用;最近两年来，上海新闻纸上常年登载有出售“肺形草”的广告，此草产生于四川，据称系肺痨病之最良治疗剂。诸如此类同样的奇说，不计其数，至谓小学生不可食鸡爪，食之则会养成抓破书籍之习惯，更属想入非非。 中国人对于文字之魔力，迷信至深，可从生活的各方面证之，此等特性既非逻辑，又非普通感性，乃不外乎一种原始民族时代之心理。幻想与真理之区别，从不加以分辨，亦无意从事于分辨。蝙蝠和鹿常为刺绣出品中很通行的题材。因为蝙蝠之蝠谐音“福”，而鹿字谐“禄”也，中国新郎新娘成婚后，得吃一顿成双酒，席上一定有一颗猪心，它的意义是新夫妇吃了此心，将来终身义结同心。 那也很难说究有多少事情是郑重其事的信仰，又有多少是游戏性质的幻想。不过有许多禁例真不是玩的，比方你在船上进膳，千万莫把鱼翻身，要是你真把鱼翻一个身，那船夫便会狠狠着恼，因为鱼的翻身，提出了船舶翻身的暗示。他也不见得十分清楚这是煞有介事还是无介于事的，但人家都如此说，如此忌讳，他却也不愿费心费力去研究稽考以图证实。这是一个心理阶段，介临乎真实与假托之间，真假混淆，富含诗意，有似黄粱一梦中之境界。 一 中国式的家庭理想 我颇以为《创世纪》中关于创造一节，应该从头写过。中国小说《红楼梦》里边的才子是一个极富于感情的柔性男人，最喜和女人为伴，万分崇拜他许多姊妹的美色，而常常自恨是个男人。他曾说，女人是水做的，而男人则是泥做的。其理由是：女人都是伶俐聪明，娇媚可爱，而男人则都是愚蠢粗鲁，面目可憎。如若《创世纪》的著作人换了贾宝玉，心地和他那么明白，则《创世纪》必不是这样写法。上帝抓了一把泥土，捏成一个人形，从鼻孔吹一口气进去，亚当就此造成。但是亚当渐渐燥裂，泥土松碎，一片片掉落下来。所以上帝又取了一些水和将进去，使泥土凝结。这种掺入亚当生命的水，就是夏娃。亚当的生命中非有这水不能完成。我以为婚姻的特别意义至少是如此。女人是水，男人是泥土。水渗入泥土而使之成形，泥土盛了这水而使之有形质。水即流动生活于这当中而有了具体。 元朝名画师赵孟頫，他的太太管夫人也是一位著名画家，早已引用过这个泥土和水的譬喻。当夫妻俩都在中年的时候，孟兆页对她的爱情似乎减退，想纳一个妾。管夫人即作了下面这一首小令，使她的丈夫看了非常感动，便取消纳妾的念头。 你侬我侬， 忒煞情多， 情多处热如火。 把一块泥， 捻一个你， 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 一齐打破， 再捻一个你， 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 你泥中有我； 与你生同一个衾， 死同一个椁。 中国的社会和生活都是组织于家庭制度基础上的，乃是人所共知的事。这个制度决定并润色整个中国式生活的模型。但这个对于家庭生活的理想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过。因为中国人都视为理所当然，而外国则自觉不够资格去问这句话。把家庭制度做为一切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大家都知道孔夫子曾给予一个哲学的根基。他非常的注重夫妻关系，认为是一切人类关系的根基，也注重孝顺父母，每年祭扫祖墓，崇拜祖先，和设立祖先祠。 中国的祖先崇拜，曾被某些著作家称为一种宗教。我相信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中是很对的。至于它的非宗教方面就在于它的里边很少超自然的成分。它不涉及神怪，所以崇拜祖先不妨和信仰基督仙佛或回教神道同时并行。崇拜祖先所用的礼仪造成一种宗教的形式，非常自然而且合理。因为凡属信念是不能没有表现方式的。照这种情形而论，我以为对着一块长约十五英寸的长方木牌表示尊意，其尊敬程度和英国把英王肖像印在邮票之上并没有什么高下。第一，中国人对于这种祖先之灵并不十分视同神道，而不过当他如在世的老长辈一般侍奉，他并不向他祈求福佑，也不求他治病，并不像普通的崇拜者和被崇拜之间的必有一种施必望报的情形；第二，这种崇拜仪式不过是借以对已死的祖先表示敬意的典礼，不过借这一天使全家团聚一次，并纪念祖先对于这家庭所贻的世泽。这种仪式充其量不过如替长辈做一次小规模的生日，和平常替父母做寿，和美国的举行母亲节并没有什么分别。 基督教士不许中国信徒参加崇拜祖先的仪节，其惟一反对理由，是因为祭祖时大家都须跪地磕头，认为这是违反十诫中的第一条。这是基督教士太缺乏谅解的表征之一。中国人的膝盖不若西方人的膝盖那样宝贵，中国人都向他们的皇帝、官府磕头，新年都向在世的父母磕头，被视为常事。所以中国人的膝弯较为易于柔曲，而跪在神主牌之前磕几个头，也不会使他即因而变为一个崇信异端的人。城市村镇中的中国信徒即因此和一般的社团生活相隔绝，不能去参加大众节日的欢聚，也不便捐助这些节日的戏份。所以中国的基督信徒是差不多和本族的人不相往来的。 这种对于一己的家庭的虔敬，和神秘性义务的感觉，有时确也能变成一种很深的宗教态度，例如十七世纪的儒者颜元在老年的时候，独自出外，周历天下，找寻他的哥哥。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所以希望寻到他的哥哥和一个侄子，以便传宗接代。他是四川人，笃信儒宗，专事力行。他的哥哥失踪已经多年，他忽然厌弃教读生活，如奉神召一般的决计出外寻兄。他连哥哥的影踪都不知道，盲目找寻，这是何等艰难的事情。况且这个时期正值明朝覆亡，全国混乱的时候，遍地伏莽，旅行极为危险。但他不顾一切，冒险前行，所到之处都贴下招纸，悬赏找寻。他走了一千余里的路程，经过中国北部数省。直到数年之后，他走过某处时，被他的侄子看见了他手中所拿伞柄上刻着的姓名，知道是他的叔父，方将他引导到自己家中。那时他的哥哥已死，但他的目的仍算达到，因为果然有一个侄子可继香烟了。 孔子极为推崇孝道，其理由何在？没有人能够知道。据吴经熊博士在某篇论文所说，则是因为孔子乃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所以他的心理作用无非也和名歌《甜蜜的家庭》的作者其实从来没有享过家庭幸福完全一样。如若孔子幼时他的父亲尚在，则他的父职概念便不至于会这样的深刻远到。再则如若他已成年，而他的父亲尚在世，则结果恐怕更坏于此。因为，如此他即有机会可以看到他那父亲的弱点，而会觉得力行纯孝未必是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了。总之，他出世的时节，父亲已经故世，并且不知道父亲葬在哪里。他是一个私生子，他的母亲从来没有告诉过他父亲是谁。他的母亲死后，他就将母亲的遗体葬在"五父之衢"，这当中或者含一些故意亦未可知。后来居然有一个年老妇人将他父亲的葬处告诉了他，于是他方将母亲的灵柩迁去合葬。 这一个巧妙的假说有怎样的价值，我们不必苛求。但中国的文学中对于家庭理想的必须，确实举出不少的理由。它是以一个人还不是一个单位，而只是家庭单位中的一分子为出发点。由"生活潮流"假说（这是我所题的名称）所具的生活观念为之支持，而由认力行天性为道德和政治的最后目标的哲理证之为正当。 家庭制度的理想和个人主义的理想显然不能并立。一个人终究不能完全独自一个人过一生。照这样的个人观念，太缺乏实在性。我们对于一个人如若不认他是一个人子，一个兄弟，一个父亲，或一个朋友，则我们当他是个什么东西？如此的个人将成为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物。中国人的心理都偏于生物思想，所以他们对于人类自然先想到他在生物上的关系。因此家庭即自然成为人生中的生物性单位，婚姻也成为一件家庭事件，而不单是个人事件。 和这种西方的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对照的就是家庭理想。在这种理想中，人并不是个人，而被认是家庭的一分子，是家庭生活巨流中的一个必须分子。这个就是我所谓"生活潮流"假说的意义。人类生活就整个而论，可以为包括多种不同的种族生活潮流。但人们所能直接触到和看到的只有家庭中的生活潮流。东西两方都有家庭如大树这个譬喻，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这大树上的一枝，借着树干而生存，尽他协助树干滋长下去的本分。所以就我们所见，人类生活显然是一种生长或连续作用。在这当中，每个人都在家庭历史上有一番作为，尽他对于整个家庭的义务，不过成绩有优劣，有些替家庭争到光荣，有些使家庭蒙受恶名。 家庭意识和家庭荣誉的感觉，或许就是中国人生中惟一的团体精神或团体意识。家庭中每个分子因须振其家声，必须好好地做人，而不得遗羞于家族。他应该和一个球员一般将球推向前去。败家子不但是个人之耻，也是全家之羞，正如一个球员失足而被对方将球抢去一般。凡去考试而得题名金榜的好像是一个获得胜利的球员，光荣不但属于他个人，也属于他的一家。考中状元或不过一个三甲进士的人，光被全族，使全族的人甚至连亲戚和同乡都受到精神上的兴奋和实质的权益。即使在一二百年之后，乡人尚会夸说某某年本乡怎样出过状元。从前人中了状元或进士时，全家全乡都举行庆祝，荣归挂匾，大家何等欢欣兴奋，觉得荣耀非凡，人人有份。和这个相较起来，现代的学校毕业接受文凭时是何等的冷静缺乏兴趣啊！ 在这一幅家庭生活的景象内，其变化和色彩有很大的伸缩余地。人们须经过童年、成人和老年。这几个时期先由别人养育他，再由他去养育别人，最后于老年时重复由别人侍奉他。起先他尊奉别人，受别人的指挥，等到成人以后，他便渐渐地受人尊奉，指挥别人。更重要的，女人的插身于家庭之中，使这幅景象增加不少色彩。女人在连续不断的家庭生活中不单是个装饰品或玩具，也不单是一个妻，而实是这株家庭大树的一个关系生存和必须的分子。因为使连续成为可能者即是女人，而家庭中各个支派的盛衰也是以所娶来的媳妇的体质心性为依归。一个聪明的家长，于选择媳妇时，必注意她的出身是否清白，正如园丁对于接果树的枝必须加以选择一般。很有些人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或苦或乐，都以他所娶的妻为定，而未来家庭的整个性质也由此而决定。孙子体格的强弱，性情的优劣，完全以媳妇的体格性情为依归。因此就产生一种根据于遗传性的无形的，界限不分明的优生学，注重于门第的高低。实则也无非是家长对于未来媳妇的体格姿色和教育的一种取舍标准。普通的标准大都着重于她的家教。依传统的说法，最好的媳妇应出于勤俭书礼之家。有时候家长发现所娶的媳妇不贤惠时，他便要咒骂亲家的家教不良。所以为父母者又多出了一种教养女儿将来成为好媳妇而不致贻羞家声的责任，例如不会烹饪，不会做年糕之类，都须视为没有家教。 依照这种家族制度里边的"生命潮流"假说，永生几乎是可以看到可以触到的东西了。一个祖父看见孙儿背了书包上学校，便觉得他好似已在这个小孩之中重新生活。他用手去抚摸这个小孩时，他即感到这就是自己的血肉。他的生命不过是家庭大树上的一枝，或永远向前流去的潮流中一部分。所以他虽死也是快乐的。因此中国的家长所关切的事情就是：亲见男婚女嫁，视为比将来自己所葬的坟墓或所睡的棺材更重要。他必须亲眼看见媳妇或女婿是怎样的人，方始放心。如若都是很好并且满意的，他便可以含笑而逝，一无遗恨了。 这种生命概念的结果：使一个人对于任何物事都有一种伸长的见解，而不再认生命为始于个人，止于个人。球队当中虽有一两个守卫中途退出，但他们的位置即刻有人填补，而球赛依旧可以继续下去。成败也因而变换了性质。中国的生活理想是：做人须无愧于祖宗，并且无愧于自己的好儿子。中国官员在辞职时每引用下面这两句老话： 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 一个人最不幸的遭遇或许就是儿子不肖，不能维持家声、保持家产。一个富翁看见他的儿子好赌，就觉得他半生辛劳所积聚的家产不能保持。如果儿子失败，这失败便是绝对的。在另一方面，一个眼光远大的寡妇，她如有一个五岁的好孩子，她就能含辛茹苦历尽艰难去教养他。中国历史中这种守节抚孤的女人很多很多，期望经历多年苦况之后儿子成人，一旦飞黄腾达。蒋介石就是这类事件的一个最近榜样。他幼时和寡母常受邻人的欺侮，但寡母因有这个儿子，终愿奋志抚养。寡居的母亲，由于她们的富有实际见解，常常教养出才德俱优的大人物。这桩情形使我觉得单以抚育儿童而言，父亲竟是不必要的。寡妇的笑声最响，因为她总是末了一个发出笑声的人。 因此，生活在这种家庭方式之中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人生的生物性各方面都已顾到。此即孔子所关切的事情。依孔子的见解，政治的最后理想原是异常属于生物性的。他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话不单是对于枝节问题的一种表白，而实是政治的最后目标，所以尤堪注意。此即人性学者所谓的达情哲理。孔子意欲使一切人类天性都得到满足，以为必须如此方能使人在满意的生活中得到道德的和平，而只有道德的和平方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一种政治理想，其目的在于使政治成为不必要。因为这种和平是发于人类本心，极为稳固的和平。 二 家庭制度 吾国古时并无所谓"家族制度"这种社会学上的名辞。吾们所知道的"家",它只是为"契本"或为人类社会之本的家。家族制度渲染了吾们一切社会生活的色彩。它是属人主义的,即吾人对于政府之概念亦系把它看作人格化的。家族制度所教导吾们的孩子们的第一个课程,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的义务:自重、礼貌、责任心,和相互调整补充的要务。责任心的意义,是阐述得很明确的,即是对于父母的感恩图报的义务观念,和对于长老的敬意。它很近乎代替宗教的作用而给予人们以社会长存与家族永续的意识,因以满足人类巴求永生的愿望。经由崇拜祖先的制度,它使永生的意识倍形活跃。它教导人以一种家族光荣的意识,此种意识在西方固不难搜得类似的例证。 家族制度的影响于吾人,就恰恰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从吾们手中剥夺了订婚权,而以之授予我们的父母;它使吾人结婚不是娶了一个妻子,却是娶了一房媳妇,更使吾人妻子生产儿子成为"养孙子";它把新娘的义务加重了百倍;它使年轻夫妇白昼掩扉成为非礼行为,而使"秘密"二字成为中国人所不知的名词。譬方一架收音机,它使吾人安于闹的习惯,闹的婚礼,闹的葬仪,闹的饮食,以至于闹的睡眠。它麻痹了我们的神经而发展了吾们的耐性。欧美人民好像一个闺女,它只消照顾自身,因之她只消使她自己外观整洁美丽;中国人民则好像一位大家庭中的媳妇,她有许许多多家庭的本分须行料理,吾们是以在很小的年龄就已养成了端庄性,它使吾们的青年人恪守本分;它过度保护我们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倒很少有孩子反抗家庭而出走的。凡父母太以自己为中心而太专制,它时常剥夺了青年的事业心和发明天才。著者认为这一点是家族制度所施于中国人的特性最恶劣的影响。父母的丧仪又涉及士子应试的机会,居父母之丧的读书人,必须停止应考三年,同时又为士大夫阶级提出辞呈的最好理由。 家族主义之伦理哲学甚至限制吾人之远游与运动,因为在《孝经》中,产生了一个学理,殆为每个小学生都须熟记者,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曾子为孔子门人之佼佼者,当其临终之际,这样说:"启予足,启予手。"盖曾子保全其身体发肤而终,可告无愧于祖宗。此种思想已极临近于宗教思想。它又限制我们的向外发展,因为孔子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游历的最好形式,本应该是无一定目的地、无预定目的地的,依照孔子的学理,这便不可能了。所谓孝子,应该慎惜身体,不可爬高山,不可走险路。这样一来,阿尔卑斯俱乐部(alpineclub)中遂找不出一个配称孝子的人了。 总之,家族制度为个人主义之否定,它又限制个人的活动有如骑士之缰索控制阿拉伯野马的奔驰。有时遇着骑师是个好人,他帮忙良马在赛马会中夺取锦标,而骑师不常是好人,有时控抑勒制马匹的且不是一个骑师而仅为一辆不中用的货车,你看还成怎个样子。中国社会固无所庸于阿拉伯良马,其最充分之明证即为中国社会之从不产生良马,中国社会把良马屠杀个精光,把它们穷追驱入山林,或把它们禁闭入收容所。中国社会所需要的马为呆滞鲁钝服缰之马,果然,吾们的社会上便真饶有这样的驽马。 "名分学说",即孔子学说通常所被称之代名词,实为家族制度背后的社会哲学。这是一种道理乃所以维持中国社会之秩序者,它同时为社会组织与社会控驭之原理。其基本理想为名分。名分赋予每一个男子或女子在社会上所应处的一定之地位。有如人文主义者的理想欲"令任何事物都归于适当地位"。名分的社会理想亦为个人都处于适当地位。"名"的意义为名称,"分"的意义为本分。孔子学说实际上常被称为"名教"或即为"名分的宗教"。名称是一个称号,所以给予人表明各个在社会上所处的一定地位,即身份,更表明其与别个人的关系。缺乏一个名号,或在社会关系中的定限,一个人就不知道他自己的本分,从而也不知道怎样控制他的行为。孔子的理想便是这样,倘使每个人知道自己的本分,而其行动适合于自己的地位,则社会秩序便能有把握的维持。关于中国社会所宗奉的五大人伦,其中四伦是与"家"有关的。此五大人伦即君臣之关系,父子之关系,夫妇之关系,以及兄弟朋友之关系。其最后一伦朋友之关系可为之合并于家庭,因为朋友乃为那些可以包括入"家"的范围内的人——他们是家族间的朋友。家族是以可为一切道德行为的出发点。 不过吾人于此必须提示者:孔子从未想把家族意识去夺取社会意识或民族意识的地位,亦并未想把它发展成一种高度自私的形式——后世的结果,尽孔子全部实践的智慧,实未能料及。家族制度的劣点,在韩非子时代已很明显(约当基督前三世纪末期)。依著者愚见,韩非子实为那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韩非子》一书所记载的当时政治实况的描写,可以映出今日中国的形貌。例如由于亲贵偏宠而使文官制度的崩坏,不啻攘夺了国家资产而增富了私家。高官显宦之建筑富丽的别庄,渎职官吏之缺乏任何制裁,因此缺乏公民观念和一般的缺乏社会意识。此等劣点都经韩非子一一指出,他主张组织一个法治的政府,他认为法治政府才是政治上惟一的出路。可是韩非子自己的结局却是被迫仰药而死,类乎苏格拉底的命运。 但至少在学理上,孔子并非有意牺牲了社会的完整而使家族意识发展为自私观念的。在他的道德律里面,他也曾容许某种程度的超家族的仁爱。他把家庭内的道德训练作为普通道德训练的基础,他计划想从此普通的道德训练,实现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要很适宜于和谐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只有在这种悟性里面一个人才能了解重视孝道的意义。孝在中国伦理观念里面,是居于百善之先的。中国文字里头,那个教育的教字甚至是从"孝"字蜕化而来的。《孝经》上对于孝的意义,作下面的解释: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在另一节里,孔子又说: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由于这种意义,孔子对他的弟子曾子说: 夫教,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全部道德哲理,在社会上,基于模拟的学理;在教育上,基于习惯的学理。社会教育的方法,即自儿童时代培植纯正的心智态度,其出发点乃天然开始于家庭中。这种方法,并为差误。它的惟一弱点为政治与道德的混合,其结果对于家庭是有优良的成效的,而对于国家则为危害。 家族制度又似社会制度,它是坚定而又一贯的。它肯定地信仰一个宜兄宜弟、如手如足的民族应构成一个健全的国家。但是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孔氏学说在人类五大人伦中,脱漏了人对于异域人的社会义务,这遗漏是巨大而且灾苦的。博爱在中国向非所知而且实际加以消极地抑制的。学理上,博爱的精义可谓已包容互助说里面。孔子称君子者谓:"夫仁者,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但是这个施仁于他人的热忱,却是不列于五伦之内,亦无明确之定义。一个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壁的堡垒。在其内部为最高的结合体,且彼此互助,对于外界则取冷待的消极抵抗的态度。其结局,由于自然的发展,家族成为一座堡垒,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夺物。 三 徇私舞弊和礼俗 每个家族,在中国,实际系一互助小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头,各人尽其力而取所需。其间分子与分子的互助,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盖受着一种道德意识和家族光荣的鼓励。有时一个兄弟会渡海离家数千里,以恢复那破了产的哥哥的名誉。一个环境较好的人常拨其全家消费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资助其侄儿的就学,此固视为寻常事,非有任何功绩可言者。一个功名利达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给他的亲戚;而倘没有现成的差使,亦可以生产几个拿干俸的闲职。这样拿干俸和徇私的习惯,随着每度政治变革运动而发展起来。这种习惯加上经济的压迫,变成一种不可抗拒之力,毁损人而不受人之毁损。这种力量是异常巨大的,虽经政治改革期的屡次努力,秉着十分热情的好意也终于收了失败的结局。 公平地观察一下,徇私并不劣于别种恶习的"情面"。一个部长,不独位置其侄儿于部内,同时还须安插其他官员的侄儿——倘这些官员是比他高级的,还写着荐贤书给他,那么许多贤侄儿往哪里去安插呢?除非拿干俸或予以咨议顾问之类的名义。经济压力和人口过剩的排挤是那样尖锐,而同时又有那么许多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读书人,却没有一个人会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机,致令每一个新公事机关成立或官吏就职之日,就有数百封介绍书蜂拥而来。是以那是很天然,慈善事业乃从家族为始,因为家族应看作中国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每个家各自照顾自己的失业分子,既经照顾失业分子,其第二步较好的工作为替他寻觅位置。这种办法应略胜慈善事业一筹,因为它教训那些运气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识,而那些受到这样资助的人又转而帮助家族其他分子。此外,这些大官僚掠夺了国家的财产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给养当世的一代,或可接续蓄养三四代,积资常自数十万至数千万,仅志在光耀门楣而为家族中的好分子。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对于家族却是美德。因为一切中国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国语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动词活用,像辜鸿铭说过是动词"把"字(英文本原文系squeeze一字,有榨取剥削的意义),好似吾们的常用语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这卖国的奸臣……他把我带到这儿……"这个把字是正规的动词。 如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培养出了个人主义,而限于家族以内的合作观念,产生了盗窃狂的结果,此盗窃狂却又带着利他主义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盗窃狂——舞弊的习性——又可以和个人的诚实性并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爱并行而不悖,这情形在欧美,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会上的巨头——他们是中国报纸上时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动人物——他们对于慈善事业不仅一诺千金,往往轻松地捐个十几万块钱给一个大学或市立医院,这种捐赠,其实不过将其自人民掠夺而来的金钱返还于人民。这样的情形,东亚和欧美却不谋而合,其不同之处仅在欧美则唯恐此等真情之败露,而在东亚则似获得社会的默许的。 在中国,即使一个人为了偷窃金钱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为了偷盗国家资产。就是北平故宫博物院里的无价之宝,被博物院管理当局所盗窃而经社会揭发,仍不当作盗窃国家财产看待。因为吾人好像有一种政治腐败的宿命的,这宿命在逻辑论体系上是紧随着"贤能政府"的学理(参阅第九节"贤能政府")。孔子教导我们,政府要受贤人君子的统治,吾们乃真当这班统治者作贤人君子看待,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政府岁支报告),人民没有立法上之同意表决权,政治犯也没有牢狱。其结果,他们的道德素养,敌不住摆在眼前的引诱,因而大多数忍不住舞弊起来。 不过这样掠夺来的或盗窃来的金钱,仍常能渗漏而返还之人民,这殆便是德谟克拉西精神的美处,这返还的途径倘不经由大学,则经由一切依赖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听差走役。那些仆人揩揩东家的油水,不过在帮助他东家返还金钱于人民,而他们的揩揩油水是有着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后,也有一个家庭问题,虽其量的大小与东家不同,家庭问题之性质则无异。 除了上述偏爱徇私和政治腐败之外,另有种种社会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们可以统括地称为缺乏社会训练。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恰如它的徇私恶习破坏了文官考试制度,它教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不是何等的恶行,更坏的是使人倾倒(即垃圾)于邻居的门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证,莫如所谓中国人的殷勤礼貌,这是很被误解的论旨。中国人的殷勤礼貌,不能依照伊墨逊(emerson)氏所下的定义"做事情的欣快的样子"来下界说。中国人办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的看谁是他所与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国人对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们的礼貌恰如英国人在殖民地上对待其同种族以外的人。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说:"我们对待自己人是从不骄傲的,这是可喜的一点。"这在英国人应该很感满足了,因为他们的自己人布满于全球。中国人对待其朋友及其熟习的人是并非无礼貌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则在社会行动上常对其旁边人取积极的敌意的;如果他是公共汽车的同车乘客,或戏院子买票间附近的客人,彼此的争先恐后,不让于世界大战时火线上冲锋的勇猛。 著者有一次在一个下雨天,在内地的公共汽车站瞧见一位同车乘客,他正在发狂一样争夺一个座位,谁知所占据的乃是司机的座位,却还是坚决地拒绝车站职员的要求,不肯让座。只要用一些社会常识考虑一下,谁都知道没有司机,车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这一些常识。假使你更进一步地分析,这个人是不是被认为可耻?吾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这样下雨天只有一辆车子以容纳八十多个乘客。原来其他车辆被当地的军事长官征调去充运输之用,所运输的是他私人的物件——那么这位军官的社会常识是在哪里呢?制度既经紊乱,人们被迫发狂样地争夺座位,大家耽搁于离家三十里的路程上,在一个下雨天,谁不焦急着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个占着司机座位的人站了起来,谁保不有第二人来抢夺这个座位呢?拿这件事情可以作为标准:它显示农村的天真而田野风的礼貌与时代进展速度二者之间的差率的欠整理;显示政治的紊乱,这一切驱使个人之间起争夺,而缺乏新的社会意识的遗传法式,是需要时间去补救而发育生长的。 缺乏社会常识正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公共汽车公司都折了本,许多采矿公司都关了门。缺乏社会知识的范围,延展至广,自图书馆章程以至土地法。高级官吏破坏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坏关系较小的法典,其结果即为全部缺乏社会训练和普遍的蔑视公众章程和规律。 事实是如此的,原来家族制度处在极端的个人主义与现代社会意识二者之中途,这社会意识在欧美是包括了整个社会的。中国的社会,已被家族制度割裂成许多小个体;在它的里面存在着其固有的合作,但个体与个体之间,没有真实统一的联系,除了国家。因为过去中国在这个世界上实际是孤零零地生存着,未受剧烈的竞争倾轧,因而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没有积极地发展起来。如是,家族意识替代了欧美的社会意识和民族意识。有几种类似民族主义形式是在发展着,但欧美人士毋庸为之吃惊。"黄祸"不会从中国出发。中国人的本质里头,深深伏有一种根性,吾们愿意为自己的家族效死,但不欲为国家而死,更没有一个人肯为世界而死。 倘把民族全盘地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地保存守旧生活。一九三五年曾游历过日本与中国的游历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对照情形。把日本人比较一下:他们终日忙忙碌碌,读报纸的时间总是在电车上或火车上;他们带着固执猛厉的脸色,咬紧坚决的下颚,在他们的眉头,罩着一层迫近眉睫的国难暗影,看似具有果决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这个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别人所粉碎,是以必须准备这个时代的来临。而中国人穿了长袍,宽衣博带,雍容温静,优游自得,一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什么可以把他从酣梦中摇醒过来。无论你走进中国家庭,上中国馆子,走在中国街道上,你真不会相信世界的惨祸或国难行将临头!中国人常自承自己的国家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另一方面,日本国家是结合在一起,像一块花岗石。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花岗石虽然坚固,世界大战的巨弹,或许会把它爆裂开来;但是那一盘散沙,你至多仅能使它散开一下。沙粒固然仍为原来的沙粒。 四 恋爱和求婚 有一个问题可以发生：中国女子既属遮掩深藏，则恋爱的罗曼斯如何还会有实现的可能？或则可以这样问：年轻人的天生的爱情，怎么样儿的受经典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年轻人，罗曼斯和恋爱差不多是寰宇类同的，不过由于社会传统的结果，彼此心理的反应便不同。无论妇女怎样遮掩，经典教训却从来未逐出爱神。恋爱的性质容貌或许可以变更，因为恋爱是情感的流露，本质上控制着感觉，它可以成为内心的微鸣。文明有时可以变换恋爱的形式，但也绝不能抑制它。"爱"永久存在着，不过偶尔所蒙受的形象，由于社会与教育背景之不同而变更。"爱"可以从珠帘而透入，它充满于后花园的空气中，它拽撞着小姑娘的心坎。或许因为还缺少一个爱人的慰藉，她不知道什么东西在她心头总是烦恼着她。或许她倒并未看中任何一个男子，但是她总觉得恋爱着男子，因为她是爱着男子，故而爱着生命。这使她更精细的从事刺绣而幻化的觉得好象她正跟这一幅虹彩色的刺绣恋爱着，这是一个象征的生命，这生命在她看来是那么美丽。大概她正绣着一对鸳鸯，绣在送给一个爱人的枕套上，这种鸳鸯总是同栖同宿，同游同泊，其一为雌，其一为雄。倘若她沉浸于幻想太厉害，她便易于绣错了针脚，重新绣来，还是非错误不可。她很费力的拉着丝线，紧紧地，涩涩地，真是太滞手，有时丝线又滑脱了针眼。她咬紧了她的樱唇而觉得烦恼，她沉浸于爱的波涛中。 这种烦恼的感觉，其对象是很模糊的，真不知所烦恼的是什么；或许所烦恼的是在于春，或在于花，这种突然的重压的身世孤寂之感，是一个小姑娘的爱苗成熟的天然信号。由于社会与社会习俗的压迫，小姑娘们不得不竭力掩盖住她们的这种模糊而有力的愿望，而她们的潜意识的年轻的幻梦总是永续的行进着。可是婚前的恋爱在古时中国是一个禁果，公开求爱真是事无前例，而姑娘们又知道恋爱便是痛苦。因此她们不敢让自己的思索太放纵于"春""花""碟"这一类诗中的爱的象征，而假如她受了教育，也不能让她多费工夫于诗，否则她的情愫恐怕会太受震动。她常忙碌于家常琐碎以卫护她的感情之圣洁，譬如稚嫩的花朵之保护自身，避免狂蜂浪蝶之在未成熟时候的侵袭。她愿意静静地守候以待时机之来临，那时恋爱变成合法，而用结婚的仪式来完成正当的手续。谁能逃避纠结的情欲的便是幸福的人。但是不管一切人类的约束，天性有时还是占了优势。因为象世上的一切禁果，两性吸引力的锐敏性，机会以尤少而尤高。这是造物的调剂妙用。照中国人的学理，闺女一旦分了心，什么事情都将不复关心。这差不多是中国人把妇女遮掩起来的普遍心理背景。 小姑娘虽则深深遮隐于闺房之内，她通常对于本地景况相差不远的可婚青年，所知也颇为熟悉，因而私心常能窃下主意，孰为可许，孰不惬意。倘因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私心默许的少年，纵然仅仅是一度眉来眼去，她已大半陷于迷惑，而她的那一颗素来引以为自傲的心儿，从此不复安宁。于是一个秘密求爱的时期开始了。不管这种求爱一旦泄露即为羞辱，且常因而自杀；不管她明知这样的行为会侮蔑道德规律，并将受到社会上猛烈的非难，她还是大胆的去私会她的爱人。 而且恋爱总能找出进行的路径的。 在这两性的疯狂样的互相吸引过程中，那真很难说究属男的挑动女的，抑是女的挑动男的。小姑娘有许多机敏而巧妙的方法可以使人知道她的临场。其中最无罪的方法为在屏风下面露出她的红绫鞋儿。另一方法为夕阳斜照时站立游廊之下。另一方法为偶尔露其粉颊于桃花丛中。另一方法为灯节晚上观灯。另一方法为弹琴（古时的七弦琴），让隔壁少年听她的琴挑。另一方法为请求她的弟弟的教师润改诗句，而利用天真的弟弟权充青鸟使者，暗通消息；这位教师倘属多情少年，便欣然和复一首小诗。另有多种交通方法为利用红娘（狡黠使女）；利用同情之姑嫂；利用厨子的妻子；也可以利用尼姑。倘两方面都动了情，总可以想法来一次幽会。这样的秘密聚会是极端不健全的；年轻的姑娘绝不知道怎样保护自身于一刹那；而爱神，本来怀恨放浪的卖弄风情的行为，乃挟其仇雠之心以俱来。爱河多涛，恨海难填，此固为多数中国爱情小说所欲描写者。她或许竟怀了孕！其后随之以一，热情的求爱与私通时期，软绵绵的，辣泼泼的，情不自禁，却就因为那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尤其觉得可爱可贵，惜乎，通常此等幸福，终属不耐久啊！ 在这种场合，甚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少年或小姑娘或许会拂乎本人的意志而与第三者缔婚，这个姑娘既已丧失了贞操，那该是何等悔恨。或则那少年应试及第，被显宦大族看中了，强制的把女儿配给他，于是他娶了另一位夫人。或则少年的家族或女子的家族阖第迁徙到遥远的地方，彼此终身不得复谋一面。或则那少年一时寓居海外，并无意背约，可是中间发生了战事，因而形成无期的延宕。至于小姑娘困守深闺，则只有烦闷与孤零的悲郁。倘若这个姑娘真是多情种子，她是患一场重重的想思病（想思病在中国爱情小说中真是异样的普遍），她的眼神与光彩的消失，真是急坏了爹娘，爹娘鉴于眼前的危急情形，少不得追根究底问个清楚，终至依了她的愿望而成全了这桩婚事，俾挽救女儿的生命，以后两口儿过着幸福的一生。 "爱"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因而与涕泪、惨愁，与孤寂相揉和，而女性遮掩的结果，在中国一切诗中，掺进了凄惋悲忧的调子。唐以后，许许多多情歌都是含着孤零消极无限的悲伤，诗的题旨常为闺怨，为弃妇，这两个题目好象是诗人们特别爱写的题目。 符合于通常对人生的消极态度，中国的恋爱诗歌吟咏别恨离愁，无限凄凉，夕阳雨夜，空闺幽怨，秋扇见捐，暮春花萎，烛泪风悲，残枝落叶，玉容憔悴，揽镜自伤。这种风格，可以象林黛玉临死前，当她得悉了宝玉与宝钗订婚的消息所吟的一首小诗为典型，字里行间，充满着不可磨灭的悲哀：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但有时这种姑娘运气好，也可以成为贤妻良母。中国的戏曲，故通常都殿以这样的煞尾："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 五 家庭和婚姻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著者有一次尝到苏州乡下去游玩一番,却让女人家抬了藤轿把我抬上山去。这些女轿夫拼命着要把我这臭男子抬上山去,那时我倒有些恧颜,没了主意,只得忸怩地让她们抬了这么一程。因为我想此辈是古代中国女权族长的苗裔,而为南方福建女人的姊妹。福建女人有着笔挺的躯干,堂堂的胸膛,她们扛运着煤块,耕种着农田,黎明即起,盥洗沐发,整理衣裳,把头发梳得清清净净,然后出门工作,间复抽暇回家,把自己的乳水喂哺儿女。她们同样也是那些豪富女人统治着家庭统治着丈夫者的女同胞。 女人在中国曾否真受过压迫?这个疑问常常盘桓于我的脑际。权威盖世的慈禧大后的幻影马上浮上了我的心头,中国女人不是那么容易受人压迫的女性。女人虽曾受到许多不利的待遇,盖如往时妇女不得充任官吏,然她们仍能引用其充分权力以管理一个家——除掉那些荒淫好色之徒的家庭是例外,那里的女子真不过被当作一种玩物看待。即使在这等家庭中,小老婆也往往还能控驭老爷们。更须注意者,女子尝被剥夺一切权利,但她们从未被剥夺结婚的权利。凡生于中国的每一个姑娘,都有一个自己的"家"替她们准备着。社会上坚决的主张,即如奴婢到了相当年龄,也应该使之择偶。婚姻为女子在中国惟一不可动摇的权利,而由于享受这种权利的机会,她们用妻子或母亲的身份,作为掌握权力的最优越的武器。 此种情形可使两面观,男子虽无疑的尝以不公平态度对待女子,然有趣的倒是许多女子偏会采取报复手段者。妇女的处于从属地位,乃为一般的认女人为低能的结果,但同时也由于女子的自卑态度,由于她们的缺乏男子所享受的社会利益,由于她们的教育与知识的比较浅薄,由于她们的低廉而艰难与缺乏自由的生活,更由于她们的双重性本位——妻妾。妇女的痛苦,差不多是一种不可明见的隐痛,乃为普遍的把女性认作低能的结果。倘值夫妇之间无爱情可言,或丈夫而残暴独裁,在此场合,妻便没有其他补救的手段,只有逆来顺受。妇女之忍受家庭专制的压迫,一如一般中国人民之能耐政治专制的压迫。但无人敢说中国之专制丈夫特别多,而快乐婚姻特别少,其理由下面即可见之。妇女的德行总以不健谈不饶舌为上,又不要东家西家地乱闯闲逛,又不宜在街头路侧昂首观看异性。但是有许多女人却是生来格外饶舌,有许多女人便是喜欢东家西家地乱闯,有许多女人偏不客气地站立街道上观看男人。女子总被期望以保守贞操而男子则否。但这一点并不感觉有甚么困难,因为大部分女人是天生的贞节者,她们缺乏社交的利益,如西洋妇女所享受者。但是中国妇女既已习惯了这种生活,她们也不甚关心社交的集会,而且一年之间,也少不了有相当胜时令节,好让她们露露头面,欣赏一番社会活动的欢娱景象,或则在家庭内举行宴会,也可以尽情畅快一下。总之,她们除了在家庭以内的活动,其他一切都属非主要任务,在家庭中,她们生活行动有她们的快活自由。故肩荷兵器以警卫市街之责任,亦非她们所欲关心者。 在家庭中,女人是主脑。现代的男子大概没有人会相信莎士比亚这样说法:"水性杨花啊!你的名字便是女人。"莎翁在他自己的著作中所描写的人物李尔王的女孩和克利奥潘曲拉(cleopatra)所代表者,便否定了上述的说法。倘把中国人的生活再加以更精密的观察,几可否定流行的以妇女为依赖的意识。中国的慈禧太后,竟会统治偌大一个国家,不问咸丰皇帝的生前死后。至今中国仍有许多慈禧太后存在于政治家的及通常平民的家庭中,家庭是她们的皇座,据之以发号施令,或替她儿孙判决种种事务。 凡较能熟悉中国人民生活者,则尤能确信所谓压迫妇女乃为西方的一种独断的批判,非产生于了解中国生活者之知识。所谓"被压迫女性"这一个名词,决不能适用于中国的母亲身份和家庭中至高之主脑。任何人不信吾言,可读读《红楼梦》,这是中国家庭生活的纪事碑。你且看看祖母贾母的地位身份,再看凤姐和她丈夫的关系,或其他夫妇间的关系(如父亲贾政和他的夫人,允称最为正常的典型关系),然后明白治理家庭者究为男人抑或女人。几位欧美的女性读者或许会妒忌老祖母贾老太太的地位,她是阖家至高无上的荣誉人物,受尽恭顺与礼教的待遇。每天早晨,许多媳妇必趋候老太太房中请安,一面请示家庭中最重要事务。那么就是贾母缠了一双足,隐居深闺,有什么关系呢?那些看门的和管家的男性仆役,固天天跑腿,绝非贾母可比。或可细观《野叟曝言》中水夫人的特性,她是深受儒教熏陶的一个主要角色。她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为足以代表儒家思想的模范人物,在全部小说中,她无疑又为地位最崇高的一人。只消一言出口,可令她的身为卿相的儿子下跪于她的面前,而她一方面运用着无穷智慧,很精细的照顾全家事务,有如母鸡之护卫其雏群。她的处理事务用一种敏捷而慈祥的统治权,全体媳妇是她的顺从的臣属。这样的人物或许是描摹过分了一些,但也不能当作完全虚构。不差,阃以内,女子主之。阃以外,男子主之,孔夫子曾经明白地下过这样分工的定则。 女人家也很明白这些。就在今日上海百货商店里的女售货员,还有着一付妒嫉的眼光侧视那些已经出嫁的女人,瞧着她们手挽肥满的钱袋,深愿自身是买客而不复是售货员。有时她们情愿替婴孩结织绒线衫裤而不复是盘数现金找头、穿着高跟鞋赓续站立八小时之久,那真是太长久而疲倦的工作。其中大多数都能本能地明了什么是比较好的事情。有的甘愿独立,但这所谓独立,在一个男子统治权的社会里存在的事实不多。善于嘲笑的幽默家不免冷笑这样的"独立"。天生的母性欲望——无形、无言、猛厉而有力的欲望,充满了她们的整个躯体。母性的欲望促起化妆的需要,都是那么无辜,那么天然,那么出于本能;她们从仅足以糊口的工薪中积蓄下来,只够买一双她们自己所售卖的丝袜。她们愿意有一个男朋友送些礼物给她们,或许她们会暗示地,羞答答地请求他们,一方面还要保全她们的自重的身份,中国姑娘本质地是贞洁的,为什么不可请求男人家买些礼物送她呢?她们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购买丝袜呢?这是本能告诉她们是爱情上的必需品。人生是一大谜!她们的悟性再清楚没有,她们很愿意终身只有一个人购买礼物给她。她们希望结婚,她们的直觉是对的。那么婚姻上有什么不对,保护母性又有什么不对? 结合了家庭,女人们踏进了归宿的窝巢。她们乃安心从事于缝纫与烹调。可是现在江浙中等人家女人倒不事烹调与缝纫,因为男子在她们自己的圈地上打倒了她们,而最好的缝工和司厨是男人而不是女人。男子大概将在其他事业上继续排挤她们,除了结婚是惟一的例外。因为男子在任何方面所可获得的机会、便利远优于女子,只有结婚为否。至于婚姻分内,女子所可获得的便利,优于男子,这一点她们看得很清楚。任何一个国家中,女人的幸福,非依赖乎她们所可能享受的社交机会之众多,却有赖乎跟她们终身作伴的男人的品质。女人的受苦,多出于男人的暴戾粗鲁过于男人的不够公民投票资格。倘男人而天生的讲情理,脾气好,慎思虑,女人便不致受苦。此外,女人常挟有"性"的利器,这对于她们有很广的用途。这差不多是天所予以使她们获得平等的保证。每一个人,上自君王,下至屠夫,烘饼司务,制烛工人,都曾经责骂过他的妻子而亦曾受过妻子的责骂。因为天命注定男人和女人必须以平等身份相互亲密着。人生某种基本关系像夫妇之间的关系,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所差异的程度至微;远非如一般读了游历家的记述所想像的。西洋人很容易想像中国人的妻子当作像驴子样的供丈夫作奴隶。其实普通中国男子是公平的讲情理的人物。而中国人则容易想像认为西洋人因为从未领受过孔子学说思想的洗礼,所以西洋妻子不关怀丈夫的衣服清洁与果腹事宜,终日身穿宽薄衬裤,逍遥海滩之上,或纵乐于不断的跳舞会中。这些天方野乘、异域奇闻,固为双方人民茶余酒后之闲谈资料;而人情之真相反忘怀于度外。 那么实际生活上,女人究并未受男人之压迫。许多男人金屋藏娇,逢着河东狮吼,弄得在女人之间东躲西避,倒才真是可怜虫。此另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性的吸引力,使各等亲属的异性之间不致嫌恶过甚,是以女人倒不受丈夫或公公的压迫;至于姑嫂之间,系属平辈,纵令彼此不睦,不能互相欺侮。所剩留的惟一可能事实,是为媳妇之受婆婆虐待,这实在是常遇的事情。中国大家庭中,媳妇的生活,负着许多责任,实在是一种艰难的生活。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婚姻在中国不算是个人的事件,而为一个家族整体的事件,一个男人不是娶妻子,而是娶一房媳妇,习惯语中便是如此说法。至若生了儿子,习惯语中多说是"生了孙子"。一个媳妇是以对翁姑所负的义务较之对丈夫所负者为重大。盛唐诗人王建尝有一首咏新嫁娘绝句,真是足以引起人类共鸣的传神的笔墨: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未谙翁食性,先遣小姑尝。 一个女人能取悦于一个男子,是一种珍贵的努力,至能取悦于另一女人,不啻为一种英勇的行为,所惜许多是失败的。做儿子的,介乎尽孝于父母与尽爱于妻子二者之间,左右为难,从不敢大胆替妻子辩护。实际上许多虐待女人的残酷故事,都可以寻索其根源系属一种同性间的虐待。不过后来媳妇也有做婆婆的日子,倘她能达到这个久经盼望的高龄,那实在是荣誉而有权力的身份,由一生辛苦中得来的。 六 乐享余年 据我的见解，中国的家族制度大概是对老者和幼者的一种个别准备的布置。因为童、幼、老三个时期须占到人生岁月之半，所以幼者和老者都应当心使他们过满意的生活。其中幼者虽因不知人事而比较不会自己当心自己，但对于物质的享用，则其需要不如老者那么深切。小孩对于物质供给的缺乏，往往不太有感觉。所以贫苦人家的孩子常和富家的孩子一样的快乐。他因没有鞋穿而赤脚，但在他未始不是一种舒适。而在老者，则赤足便觉得十分难受了。这是因为幼童都较为充满生气。他有时虽也知道忧虑，但一会儿便会忘却。他不像老者那般并没有钱财观念，他有时也会收藏几张香烟里边的赠品券，但他的目的不是积财，而是想去调换一支气枪。老年的人便与此不同，而去收藏自由公债了。这两种收藏举动在意趣上是不能做比较的。其理由是：因为幼童不像成人那么受过生活的压迫，他的个人习嗜尚没有形成。他喝咖啡并不一定非某种牌子不可，无非是有什么吃什么。他并没有什么种族偏见，他的思想和概念都尚没有固定的轨道。所以老者比幼童更需要他人的帮助，这事好似很奇怪，但其原因则是因为老者的恐惧心较为明显，欲望较为无限制而已。 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已有优视老年人的意识。这种意识我以为可以比拟西方的武士精神和优视女人习惯。其实这种举动也可以称为武士精神。孟子所说："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即表示一种优良政治的最后目标。孟子又列述世上四种最困苦的人为鳏、寡、孤、独。他说，第一第二两种应由一种政治经济的安排方法使他们男婚女嫁，各将其偶。他对于孤儿的处置没有提起，但当时已有养老院的设立，而育婴堂也是各时代都有的。不过人人知道养老院和育婴堂终不足以替代家庭一般的感觉，都以为只有家庭能给老年和幼童以一种相当满意的供给。小孩子自有父母爱护他们，可毋庸细说。不过晚辈对于长辈的孝养，则正如中国的俗谚"水往低处流"那句话一般，不像长辈爱小辈那么自然，而必须由文化去培植出来。一个自然人必会爱他的子女，但只有受过文化洗礼的人才会孝养父母，敬爱老年。这个教训到现在已成为大众所公认的原理，并且据有些学者说来，能得孝养父母的机会已成一种权利，而为人所渴望的了。父母病的时候未能亲侍汤药，死的时候未能送终，已被中国人视为终身莫大的遗憾。官员到了五六十岁尚不能迎养父母，于官署中晨昏定省，已被认为犯了一种道德上的罪名，而本人对于亲友和同僚也必要时常设法解释他不能迎养的理由。从前有一个人，因回到家里时父母死了，即不胜悲憾，说了下面这两句话：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 我们应该可以假定如果人们能过一种诗意的生活，他就会拿晚年当做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代。他非但不会再畏惧老年，而且反将希望这个时期早些来临，当它是一生中一个最美好最快乐的时期，而时常来先预备去享受它。我将东西两方的生活拿来做比较的时候，觉得两者之间虽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绝对不相同的实在只有这个对于老年的态度这一点。这态度在东西两方绝对的不同，而且区别分明，毫无折衷调和的余地。两方对于性，对于女人，对于工作娱乐和成就，在态度上虽是不同，但其不同之处都不过是相对的。例如：中国的夫妻之间的关系和西方的夫妻关系，根本上没有什么很大之分别。即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此外如对于个人的自由、民主制度、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等等的观念，实在也并没有什么极大的不同之处。但对于老年一事的态度，则两方的态度竟绝对的不同，所持的见地竟绝对的相反。这一点在向人询问年龄和说出自己的年龄时，就可以极明白地看出来。中国的习惯在拜访生人时，问过尊姓大名之后，接下来必问他贵庚。如对方很谦虚地回说只有二十三或二十八岁，则问者必以"前程远大后福无量"一语去安慰他。但那人如回说已经三十五或三十八岁，则问者便会表现尊敬的态度，而赞他好福气。总之所回报的年龄越高，则所受到的尊敬越深。如答话的已经五六十岁，则问者必低声下气地以晚辈自居，表示极端的尊敬。所以凡是年老的人，如可能的话，都应该到中国去居住。因为在那里哪怕是白发龙钟的乞丐，他讨起饭来也比别人容易些。中年的人常希望快些过他的五十岁生日，得意的商人和官员常大做四十岁的生日。但是五十岁生日，即所谓年已半百，更为人所重视。以后每隔十年必做一次寿，六十岁的生日比五十岁更快活。七十岁的生日比六十岁更快活。如能做八十岁的生日时，更将被人视为得天独厚。颔下留起长须来，是祖父一辈人的特权。没有到这资格的人，例如还没有孙子或年龄未过五十者，如若留须，常会被人背后讥笑。因此，年轻的人也都喜学做老成持重，抱着和老年人相同的见解。刚从中学毕业的少年书生，已在那里写"青年应知"和"青年应读"等类的文章，并以为父母者的态度而讨论青年的堕落问题了。 我们如了解中国人之如何珍视老年，便能明了为什么中国人都喜欢倚老卖老，自认为老。第一，照中国的礼貌，只有长者有发言的权利，年轻的人只许静听。所以中国有"少年用耳不用口"那句老话。凡有年龄较高的人在座时，年轻的人只许洗耳恭听。世人大都欢喜发言而受人听，因此，在中国必须到相当的年龄才有发言权利这件事，便使人期望早些达到老年，以便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多说几句话。这种生活程序之中，人人须循序而进，每个人都有同等达到老年的机会，而没有一个人能躐等超前。因此，当一个父亲教训他的儿子时，如若祖母走来插口，那做父亲的便须停口，谨敬恭听。这时他当然很羡慕那祖母的地位。年老的人能说："我所走过的桥比你所走过的街还要多几条。"因此，以经验而言，年轻的人在长者面前，没有发言的权利，自只能洗耳恭听，这是很公允的。 我虽然已很熟悉西方的生活，并很明白西方人对于老年的态度，但有时所听见的话仍使我非常诧异，很出我的意料。这种使我奇异的态度，常有所遇。我曾听见过一位年老的妇人说，她已有几个孙儿女，其中以长孙儿使她受到的感触最大。她的意思是长孙儿已如此长大，将反映她自己的年龄之高。我很明白美国人最恨别人说他已老，但我意料不到他们的畏惧心竟会到这个地步。五十岁以下的人大都希望旁人视他为依然年富力强，这很在意中。但是一个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妇人，在旁人提到她的年龄时尚要顾左右而言他，实在使我觉得出于意外。当我在让一位老者先走进电梯或公共汽车时，我心中自不免有认为他已老的意思，但我总不敢形之于口。有一天遇到这样一件事时，我无意之间说了出来，不料那位很尊严的老者于坐下去时，竟会向坐在他下手的太太用着讥笑的口气说我："这年轻的人，竟以为他比我年纪轻的多啊！" 这种情形太缺乏意识，使我不解其所以然。我很谅解年轻和中年未嫁的女人因为保爱其青春，所以不愿意将年纪告诉旁人。中国女郎达到二十二岁而尚未出嫁或定亲时，也常要感到一些恐惧。岁月很忍心地按部就班地消逝，一刻也不肯停留。女人常怕被岁月所遗弃，如在公园晚间园门关时不及出去而被关闭在里边一般。因此常有人说，女人一生中最长的一年是二十九岁，直可以延长到三四年之久而依然是二十九岁。但除了这种情形以外，隐瞒年龄便属毫无意思。在旁人的眼光中，人非已老何以能够聪明。年轻的人对于生命婚姻和真有价值的事物能知道些什么？我很谅解。因为西方生活的整个模型都过于重视青春，所以不论男女都不敢将自己的年龄告诉他人。一个年纪四十五岁的女书记，其实很富于精力，办事效能很高，但是假使她将年龄一旦说破，便将为了不可解的理由被人认为毫无用处。无怪她为了要保全饭碗起见，而不能不隐瞒年龄。这种生活的模型，和对于青春的过于重视，都太缺乏意识，照我看来，竟毫无意义。这种情形显然是职业生活所造成，因为我深信在敬老上，家庭胜于公事房。除非美国人民渐渐觉得憎嫌工作效能和成就，上述的情形竟是无可避免的。我颇以为等到美国的为父者能视家庭而不是公事房为他生活中的理想处所，能公然如中国父亲一般泰然自若地告诉旁人他已有一个好儿子，可以继续他的事业，并且觉得受其奉养很可夸耀时，他便会期望这种快乐时期的来临。在尚未到五十岁的时候，即要屈指计算，好像等得不耐烦了。 美国身体康健的老年人常对人说他尚年轻，而旁人也说他年轻。但实在的意义则是说他康健，这真是一种语言上的不幸。老年健壮是人生的莫大幸运，但改称之为健壮年轻，便将减削意义，使原来很完美的东西变为不完美了。实在说起来，这世界中再没有比一个健壮而智慧的老者更美丽的，它有着红的面颊，雪白的头发，以通晓世故的态度，用和蔼的口气，谈着做人的道理。中国人很明白这一点，所以画起老翁来总是红面白须，视之为人世终极快乐的象征。中国人所画的寿星，美国人大概也看见过的，他那高高的额角，红红的面孔，雪白的长须，笑容可掬的样子，这画像是何等的生动。他手抚长须，悠然自得，何等的庄严，令人起敬。因为从没有人对他的智慧发生疑问，所以他极端自信。因为他见惯了人世的忧苦，所以极仁慈。我们对于富有生气的老者每说他们是老当益壮，像劳合·乔治这样的人，我们每称他为老姜，意即姜桂之性，越老越辣。 我在美国几乎连白须老者的影子也看不到，他们好似结了伴躲避我。我在美国已那么久了，只有一次在纽裘赛州看见过一个略具白须老者样子的人。这或者是保安剃刀的成绩，其可惜和愚笨正如中国北方的农民将各处山上的树木一起砍伐净尽，弄得美丽的青山都变成秃顶光皮一般不相上下。美国尚有一处宝藏需待他们去发现，这就是美丽和智慧的宝藏，美国人民发现时方能觉得这宝藏是何等的悦目赏心。飘飘长髯的山姆老叔已不复可见，因为他已用保安剃刀将长须剃去，交成一个双颧高耸，双颊凹瘪，戴着一副牛角框眼镜，透出炯炯目光的滑稽样子了。这一变立刻使他失去了旧日的庄严伟大，那是何等的可惜。我对最高法院问题所取的态度（这问题其实和我并不相干），完全系以爱好却尔斯伊文思许斯的面貌而决定的。他简直已是美洲硕果仅存的伟大老人。试问此外还有别个吗？为了优待起见，自应让他退休，但如果说他已衰老不堪任事，则在我看来竟是绝大的侮辱。他的面貌是雕刻家所认为最合理想的。 美国的老人依旧要如年轻人一般的忙劳，显然是个人主义推行得太过分所致。他以自立为荣，而以依赖晚辈为耻。美国宪法曾替人民规定下许多应享的权利，但不应遗漏了老年人应由其子女赡养这一条。因为这也是由服役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和义务。为父母者在子女幼小时何等的辛劳，子女小有病痛必整日整夜的服侍，换下来的尿布每天必须洗涤，须费二十余年的功夫方能完成教养，使他们可以出去应世做事。他们即费了这大的辛苦，则到了老年时，应该由他们的子女赡养并受人尊敬，尚有拒绝不给予他们的道理吗？在普通方式的家庭生活中，凡是人都先受父母的教养，后来则接下去教养自己的子女，最后则受子女的赡养，程序极为自然，其间没有个人自傲的余地。中国人因为他们对生活的概念是完全以家庭中互助为基础，所以并没有个人独立的意识。因此，到了老年受子女们的赡养时，也不觉得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反而将因有子女赡养他们而自己觉得欣幸。中国人的生存目的也仅此而已。 西方人则不然，他宁可去住在附近有烹饪室的旅馆中。出于大公无私的愿望，不愿为子女所累，不愿去干涉他们的家庭生活。但他其实有干涉的权利，这种干涉即使将使子女们不愉快，但确属十分自然。因为一切生活，尤其是家常生活，本是一种节制课程。试想人在幼时，岂不都受父母的干涉吗？操行主义者以为子女须离开父母，在这种思想中，我们看到不干涉的逻辑。父母曾为我们费过一番极大的辛劳，如若我们在他们老而无能时尚不能容忍他们，则我们在家庭中尚能容忍什么人？一个人无论如何须学习自制，否则连婚姻也失去效力。试想骨肉的情爱奉侍，岂是旅馆仆役所能代替的吗？ 中国人对于年老父母的躬亲奉侍概念，系完全根据于有恩必报的理由。一个人从朋友方面所受到的恩惠都可以用数字计算，但父母的养育之恩则绝不是数字所能记录。中国的教孝论文中，一再提起洗尿布。这件事使轮到自己做父母时觉得有意义。所以为了报答起见，父母年老时，为子女者岂不应好好地侍奉，视其所好，每天以精美的膳食供养吗？为子女者尽孝道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不单是像医院看护服侍一个陌生病人一般，但求尽职就能算数的。以下是屠羲时所著《养正遗规》中的一节。这篇文字从前小学生都当做教科书读，中间详述子女应该怎样对父母尽其孝道： 夏月侍父母，常须挥扇于其侧，以清炎暑，及驱逐蚊蝇。冬月则审察衣被之厚薄，炉火之多寡，时为增益；并候视窗户罅隙，使不为风寒所侵，务期父母安乐方已。 十岁以上，侵晨先父母起，梳洗毕，诣父母榻前，问夜来安否？如父母已起，则就房先作揖，后致问，问毕，乃一揖退。昏时，候父母将寝，则拂席整衾以待，已寝，则下帐闭户而后息。 因此在中国，哪个不期望做老人，做父母或祖父母？这类事情常被普罗级著作家所讥笑，视为封建遗毒。但其中实有一种佳趣，因此，中国内地的老年人都还牢守这个思想，而以为新的中国太不像话。最重要的一点是：凡人如有相当的长寿，他不能不老。愚拙的个人主义似乎假定个人可以在抽象的境地中生存，可以实际的独立。我们如若舍弃这个思想，便会承认我们必须如此计划我们的生活方式，以使人生的极乐时期出现在老年之时，而并不在知识未充分的青年时期。因为我们如若取持和此相反的态度，则我们将于不知不觉之间和光阴做必不能获胜的竞赛，对于未来永远怀着一种恐惧，深怕它的莅临。一个人绝不能不老，凡自己以为不老的人，都是在那里自欺。人类不能和大自然相对抗，则何不安于由此而老呢？生命的交响曲，其终点处应是伟大的和平晴朗，物质舒适和精神上的满足，而不是破锣破鼓的刺耳响。 窗内人于窗纸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 当为花中之萱草，毋为鸟中之杜鹃。 值太平世，生湖山郡，官长廉静，农道化裕，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 胸藏丘壑，城市不异山林；兴寄烟霞，阁浮有如蓬岛。 清宵独坐，邀月言愁；良夜孤眠，呼恐语恨。 居城市中，当以画幅当山水，以盆景当苑圃，以书籍当朋友。 延名师训子弟，入名山习举业，丐名士代捉刀，三者都无是处。 方外不必戒酒，但须戒俗；红裙不必通文，但须得趣。厌催租之败意，丞宜早完粮；喜老衲之谈禅，难免常常布施。 万事可忘，难忘者名心一段；千般易淡，未淡者美酒三杯。 酒可以当茶；茶不可以当酒；诗可以当文，文不可以当诗；曲可以当词，词不可以当曲；月可以当灯，灯不可以当月；笔可以当口，口不可以当笔；婢可以当奴，奴不可以当婢。 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忙人园亭，宜与住宅相连；闲人园亭，不妨与住宅相远。 有山林隐逸之乐而不知享者：渔樵也，农圃也，缁黄也；有园亭姬妾之乐而不能享不善享者：富商也，大僚也。 痛可忍，而痒不可忍；苦可耐，而酸不可耐。 闲人之砚，固欲其佳；而忙人之砚，尤不可不佳；娱情之妾，固欲其美；而广嗣之妾，亦不可不美。 鹤令人逸；马令人俊；兰令人幽；松令人古。 予尝欲建一无遮大会，-祭历代才子，一祭历代才人。俟遇有真正高僧，即当为之。 美味以大嚼尽之，奇境以粗游了之，深情以浅语传之，良辰以酒食度之，富贵以骄奢处之，俱失造化本怀。 七 人生的归宿 既将中国人的艺术及其生活予以全盘的观察,吾人才将信服中国人确为过去生活艺术的大家。中国人的生活,有一种集中现实的诚信,一种佳妙的风味,他们的生活比之西洋为和悦为切实而其热情相等。在中国,精神的价值还没有跟物质的价值分离,却帮助人们更热情享乐各自本分中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愉快而幽默的原因。一个非基督徒会具一种信仰现世人生的热诚,而在一个眼界中同时包括精神的与物质的评价,这在基督徒是难于想像的。吾们同一个时间生活于感觉生活与精神生活,如觉并无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人类精神乃用以美饰人生,俾襄助以克服吾们的感觉界所不可避免的丑恶与痛苦,但从不想逃免这个现世的生命而寻索未来生命的意义。孔子曾回答一个门人对于死的问题这样说:"未知生——焉知死?"他在这几句话中,表现其对于人生和知识问题的庸常的、非抽象的、切实的态度,这种态度构成吾们全国的生活与思想的特性。 这个见地建立了某种价值的标度。无论在智识或生活的任何方面,人生的标准即据此为基点。它说明吾们的喜悦与嫌恶心。人生的标准在吾们是一种种族的思想,无言辞可表,无庸予以定义,亦无庸申述理由。这个人生的标准本能地引导吾们怀疑都市文化而倡导乡村文化,并将此种理想输入艺术,生活的艺术与文化的艺术;使吾们嫌恶宗教,玩玩佛学而从不十分接受其逻辑的结论;使吾们憎厌机械天才。这种本能的信任生命,赋予吾们一种强有力的共通意识以观察人生千变万化的变迁,与智识上的盈千累万的困难问题,这些吾们粗鲁地忽略过去了。它使吾们观察人生沉著而完整,没有过大的歪曲评价,它教导吾们几种简单的智慧,如尊敬长老,爱乐家庭生活,容忍性的束缚与忧愁生活。它使吾们着重几种普通道德像忍耐、勤俭、谦恭、和平。它阻止狂想的过激学理的发展而使人类不致为思想所奴役。它给我们价值的意识而教导我们接受人生的物质与精神上的优点。它告诉我们,无论人类在思想上行为上怎样尽了力,一切知识的最终目的为人类的幸福。而吾们总想法使吾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快乐,无论命运的变迁若何。 吾们是老大的民族。老年人的巨眼看尽了一切过去与一切现代生活的变迁,也有许多是浅薄的,也有许多对于吾们人生具有真理的意义。吾们对于进步略有些取冷笑的态度,吾们也有些懦弱,原来吾们是老苍苍的人民了。吾们不喜在球场上奔驰突骤以争逐一皮球,吾们却欢喜闲步柳堤之上与鸣鸟游鱼为伴。人生是多么不确定,吾们倘知道了甚么足以满足吾们,便紧紧把握住它,有如暴风雨的黑夜,慈母之紧紧抱住她的爱子。吾们实在并无探险北极或测量喜马拉雅山的野心。当欧美人干这些事业,吾们将发问:"吾们干这些事情为的是什么?是不是到南极去享快乐生活么?"吾们上戏院或电影院,但是在吾们的心底吾们觉得一个真实小孩的笑容,跟银幕上幻想的小孩笑容一样给我们快乐。吾们把二者比较一下,于是吾们安安顿顿住在家里。吾们不信接吻自己的爱妻定然是淡而无味,而别人的妻子一定会更显娇的,好像"家主婆是别人家的好"。当吾们泛舟湖心,则不畏爬山之苦,徘徊山麓,则不知越岭之劳,吾们今朝有酒今朝醉,眼底有花莫掉头。 人生譬如一出滑稽剧。有时还是做一个旁观者,静观而微笑,胜如自身参与一分子。像一个清醒了的幻梦者,吾们的观察人生,不是戴上隔夜梦景中的幻想的色彩,而是用较清明的眼力。吾们倾向于放弃不可捉摸的未来而同时把握住少数确定的事物,吾们所知道可以给予幸福于吾人者,吾们常常返求之于自然,以自然为真善美永久幸福的源泉。丧失了进步与国力,吾们还是很悠闲自得的生活着,轩窗敞启,听金蝉曼唱,微风落叶,爱篱菊之清芳,赏秋月之高朗,吾们便很感满足。 因为吾们的民族生命真已踏进了新秋时节。在吾们的生命中,民族的和个人的,临到了一个时期,那时秋的景色已弥漫笼罩了吾们的生命,青绿混合了金黄的颜色,忧郁混合了愉快的情绪,而希望混合着回想。在吾们的生命中临到一个时期,那时春的烂漫,已成过去的回忆;夏的茂盛,已成消逝歌声的余音,只剩微弱的回响。当吾们向人生望出去,吾们的问题不是怎样生长,却是怎样切实地生活;不是怎样努力工作,而是怎样享乐此宝贵为欢乐之一瞬;不是怎样使用其精力,却是怎样保藏它以备即将来临的冬季。一种意识,似已达到了一个地点,似已决定并寻获了我们所要的。一种意识似已成功了什么,比之过去的茂盛,虽如小巫见大巫,但仍不失为一些东西,譬如秋天的林木,虽已剥落了盛夏的葱郁,然仍不失林木的本质而将永续无穷。 我爱好春,但是春太柔嫩;我爱好夏,但夏太荣夸。因是我最爱好秋,因为她的叶子带一些黄色,调子格外柔和,色彩格外浓郁,它又染上一些忧郁的神采和死的预示。它的金黄的浓郁,不是表现春的烂漫,不是表现夏的盛力,而是表现逼近老迈的圆熟与慈和的智慧。它知道人生的有限,故知足而乐天。从此"人生有限"的知识与丰富的经验,出现一种色彩的交响曲,比一切都丰富,它的青表现生命与力,它的橘黄表现金玉的内容,紫表现消极与死亡。明月辉耀于它的上面,它的颜色好像为了悲愁的回忆而苍白了,但是当落日余晖接触的时候,它仍能欣然而笑。一阵新秋的金风掠过,木叶愉快地飞舞而摇落,你真不知落叶的歌声是欢笑的歌声还是黯然销魂的歌声。这是新秋精神的歌声。平静、智慧、圆熟的精神,它微微笑着忧郁而赞美兴奋、锐敏、冷静的态度——这种秋的精神曾经辛弃疾美妙地歌咏过: 少年不识愁滋味,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一、中国的悠闲理论 美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中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悠闲者。因为相反者必是互相钦佩的，所以我想美国劳碌者之钦佩中国悠闲者，是跟中国悠闲者之钦佩美国劳碌者一样的。这就是所谓民族性格上的优点。我不晓得将来东西文明是否会沟通起来，可是在事实上，现在的东西文明已经联系起来了。如将来交通更进步，现代的文明更能远布时，它们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现在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机械的文明中国不反对，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这二种文化加以融合——即中国古代的物质文明——使它们成为一种普遍可行的人生哲学。至于东方哲学能否侵入西洋生活中去的这一个问题，无人敢去预言。 机械的文明终于使我们很快地趋近于悠闲的时代，环境也将使我们必须少做工作而多过游玩的生活。这虽然是环境问题，当人类觉得有很多的闲暇工夫时，他不得不去想出一些消磨空闲的聪明方法。这种空闲是飞快进步的结果，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必须接受。一个人终不能预测下一代的事物。三十年后的生活怎样，只有大胆的人们才敢去拟想。对于这世界不断的进步，人类总有一天会感到厌倦，而去清查他对于物质方面的成就。当物质环境渐渐改善了，疾病灭绝了，穷困减少了，人寿延长了，食物加多了，到那时候，人类绝不会像现在一样的匆忙。而且我相信这种环境或者会产生一种较懒惰的性格。 此外，主观的因素常是和客观的因素同样重要的。哲学不但变换了人类的观念，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性格。人类对于机械文明的反应，是视人类本性而异的。在生物学上讲到有下列一类的情形，如对刺激的敏感性，反应的缓急。以及各种动物在同样的环境之下所做的不同行为。有些动物的反应比较迟缓。就是在机械文明里（美英法德俄等包括在内）我们看见各民族的不同气质，对于这个机械时代也产生不同的反应，同时，在个人方面，在同样的环境中也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我认为中国未来的机械文明所创造的生活方式，一定近于现代的法国生活方式，因为中国人和法国人的气质是极相近的。 今日的美国是机械文明的先导者，大家都以为世界在未来的机械控制下，一定倾向于美国那种生活形态。这种理论我却抱着怀疑，谁也不会知道未来的美国人又将是怎样的一种气质，勃鲁克（vanwychbrook）在新著《新英格兰文化时代》一书中所描写的也许会重现于今日，我以为这是可能的。没有人敢说新英格兰文化的产物不是典型的美国文化，也没有人敢说惠特曼在他的民主主义的憧憬里所预测的理想——自由人类和完美母亲的产生——不是民主主义进步中的理想。假如美国能有短期的休息，我相信它或许会产生新的惠特曼，新的梭罗与新的罗威尔（lewell）。到那时候，那种采金狂热所弄糟了的美国旧文化，也许会再开花结果。这样说来，美国将来的气质，不是又要跟今日的两样了吗？不是将接近于爱默生和梭罗的气质吗？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也便是受教化最深的人。在哲学的观点上看来，劳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优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在此我不想讲些中国人的悠闲过活技巧和分类，只是想说明那种养成他们喜闲散，优游岁月，乐天知命的性情——常常也就是诗人的性惰——的哲学背景。中国人那种对成就和成功的发生怀疑，和对这种生活本身如此深爱的脾性研究是怎样生出来的呢？ 中国人的悠闲哲学，可以在十八世纪的一个不大出名的作家舒白香所说的话里看出来，他以为时间之所以宝贵，乃在时间之不被利用："闲暇之时间如室中之空隙。"做女工的女人租不了小小的一个房间住着，房里满是东西，一无旋转的余地，因而感到不舒服；如果一旦她的薪水略为增加，她便要搬到一间较宽敞的房子里，在那里除了放置床桌和煤气炉子外，还有一些回旋的地方，这就是她感到舒适。同样理由，我们有了闲暇，才能感到生活的兴趣。我曾听说纽约公园街（parkavenue）有一位富婆，她把住宅旁边的无用地皮都买了下来，原因是恐防有人在她的住宅旁造摩天大厦，她仅仅是为了要得一些弃置不用的空地，不惜花费大量金钱；但我以为她花的钱，再没有比花在这种地方更精明的了。 关于这点，我可以报告一些我个人的经验。原先我看不出纽约市中摩天大厦的美点，后来到了芝加哥，才觉得只要在摩天大厦的前边有相当的地面，而四周又有半里多的空地，倒可成为庄严美丽的。芝加哥在这方面比较幸运，空地较纽约曼哈顿市区多一些。如果那些大建筑物间的距离比较宽阔，则在远处看起来，就似乎没有什么东西阻碍了视线。这样比较起来，我们的生活太狭仄了，使我们对精神生活美点不能得到一个自由的视野。我们精神上的屋前空地太缺少了。 二、金圣叹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则 现在让我们来观察欣赏一位中国学者自述的快乐时刻，十七世纪印象派大批评家金圣叹在《西厢记》的批语中，曾写下他觉得最快乐的时刻，这是他和他的朋友在十日的阴雨连绵中，住在一所庙宇里计算出来的。下面便是他自己认为是人生真快乐的时刻，在这种时刻中，精神是和感官错综地联系着的： 其一：夏七月，赤日停天，亦无风，亦无云；前后庭赫然如洪炉，无一鸟敢来飞。汗出遍身，纵横成渠。置饭于前，不可得吃。呼簟欲卧地上，则地湿如膏，苍蝇又来缘颈附鼻，驱之不去。正莫可如何，忽然大黑车轴，疾澍澎湃之声，如数百万金鼓。檐溜浩于瀑布。身汗顿收，地燥如扫，苍蝇尽去，饭便得吃。不亦快哉！ 其一：十年别友，抵暮忽至。开门一揖毕，不及问其船来陆来，并不及命其坐床坐榻，便自疾趋入内，卑辞叩内子；"君岂有斗酒如东坡妇乎？"内子欣然拔金簪相付。计之可作三日供也。不亦快哉！ 其一：空斋独坐，正思夜来床头鼠耗可恼，不知其戛戛者是损我何器，嗤嗤者是裂我何书。中心回惑，其理莫措，忽见一狻猫，注目摇尾，似有所睹。敛声屏息，少复待之，则疾趋如见，橄然一声。而此物竟去矣。不亦快哉！ 其一：于书斋前，拔去垂丝海棠紫荆等树，多种芭蕉一二十本。不亦快哉！ 其一：春夜与诸豪士快饮，至半醉，住本难住，进则难进。旁一解意童子，忽送大纸炮可十余枚，便自起身出席，取火放之。硫磺之香，自鼻入脑，通身怡然。不亦快哉！ 其一：街行见两措大执争一理，既皆目裂颈赤，如不戴天，而又高拱手，低曲腰，满口仍用者也之乎等字。其语刺刺，势将连年不休。忽有壮夫掉臂行来，振威从中一喝而解。不亦快哉！ 其一：子弟背诵书烂熟，如瓶中泻水。不亦快哉！ 其一：饭后无事，入市闲行，见有小物，戏复买之，买亦已成矣，所差者甚少，而市儿苦争，必不相饶，便掏袖下一件，其轻重与前直相上下者，掷而与之。市儿改笑容，拱手连称不敢。不亦快哉！ 其一：饭后无事，翻倒敞箧。则见新旧逋欠文契不下数十百通，其人或存或亡，总之无有还理。背人取火拉杂烧净，仰看高天，萧然无云。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科头赤足，自持凉伞遮日，看壮夫唱吴歌，踏桔槔。水一时奔涌而上，譬如翻银滚雪。不亦快哉！ 其一：春眠初觉，似闻家人叹息之声，言某人夜来已死。急呼而讯之，正是-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不亦快哉！ 其一：夏月早起，看人于松棚下，锯大竹作筒用。不亦快哉！ 其一：重阴匝月，如醉如病，朝眠不起，忽闻众鸟毕作弄晴之声，急引手搴帷，推窗视之，日光晶荧，林木如洗。不亦快哉！ 其一：夜来似闻某人素心，明日试往看之。入其门，窥其闺，见所谓某人，方据案面南看一文书。顾客入来，默然一揖。便拉袖命坐，曰："君既来，可亦试看此书。"相与欢笑，日影尽去。既已自饥，徐问客曰："君亦饥耶？"不亦快哉！ 其一：本不欲造屋，偶得闲钱，试造一屋。自此日为始，需木，需石，需瓦，需砖，需灰，需钉，无晨无夕，不来聒于两耳。乃至罗雀掘鼠，无非为屋校计，而又都不得屋住，既已安之如命矣。忽然一日屋竟落成。刷墙扫地，糊窗挂画。一切匠作出门毕去，同人乃来分榻列坐。不亦快哉！ 其一：冬夜饮酒，转复寒甚，推窗试看，雪大如手，已积三四寸矣。不亦快哉！ 其一：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为比丘，苦不得公然吃肉。若许为比丘，又得公然吃肉，则夏月以热汤快刀，净割头发。不亦快哉！ 其一：存得三四癞疮于私处，时呼热汤关门澡之。不亦快哉！ 其一：箧中无意忽检得故人手迹。不亦快哉！ 其一：寒士来借银，谓不可启齿，于是唯唯亦说他事。我窥见其苦意，拉向无人处，问所需多少。急趋入内，如数给与，然后问其必当速归料理是事耶？为尚得少留共饮酒耶？不亦快哉！ 其一：坐小船，遇利风，苦不得张帆，一快其心。忽逢舟艑舸，疾行如风。试伸挽钩，聊复挽之。不意挽之便着，因取缆，缆向其尾，口中高吟老杜"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之句，极大笑乐。不亦快哉！ 其一：久欲觅别居与友人共住，而苦无善地。忽一人传来云有屋不多，可十余间，而门临大河，嘉树葱然。便与此人共吃饭毕，试走看之，都未知屋如何。入门先见空地一片，大可六七亩许，异日瓜菜不足复虑。不亦快哉！ 其一：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不亦快哉！ 其一：佳磁既损，必无完理。反覆多看，徒乱人意。因宣付厨人作杂器充用，永不更令到眼。不亦快哉！ 其一：身非圣人，安能无过。夜来不觉私作一事，早起怦怦，实不自安。忽然想到佛家有布萨之法，不自覆藏，便成忏悔，因明对生熟众客，快然自陈其失。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作擘窠大书，不亦快哉！ 其一：推纸窗放蜂出去，不亦快哉！ 其一：做县官，每日打鼓退堂时，不亦快哉！ 其一：看人风筝断，不亦快哉！ 其一：看野烧，不亦快哉！ 其一：还债毕，不亦快哉！ 其一：读《虬髯客传》，不亦快哉！ 可怜的拜伦，他一生中只有三个快乐的时候！如果他不是一个病态而又心地不平衡的人，他一定是被那个时代的流行忧郁症所影响了。如果忧郁的感觉不那么时髦的话，我相信他至少有三十个快乐时刻。这样说来，世界岂不是一席人生的宴会，摆起来让我们去享受——只是由感官去享受；同时由那种文化承认这些感官的欢乐的存在，而使我们也可坦白地承认这些感官的欢乐的存在；这岂不显而易见吗？我疑心我们所以装做看不见这个充满着感觉的美妙世界，乃是由于那些精神主义者弄得我们畏惧这些东西的缘故，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较高尚的哲学，我们必须重新信任这个"身体"的优美收受器官，我们把轻视感觉和畏惧情感的心理一律摒除。如果那些哲学家不能使物质升华，不能把我们的身体变成一个没有神经，没有味觉，没有嗅觉，没有色觉，没有动觉，没有处触的灵魂，而我们也不能彻底模仿印度禁欲主义者的行为，那么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着这个现实的人生！惟有承认现实人生的那种哲学才能够使我们获得真正快乐，也惟有这种哲学才是合理的、健全的。 三、心灵欢乐吗 这里让我们来讨论这种所谓心灵和精神的高等欢乐，究竟它们和我们的情感（不是智能）有什么关系，它们的关系达到何种程度。谈到这件事，我们就不期然生出以下的问题，这些有别于高等欢乐的下等情感欢乐，究竟是什么东西？它们可是同样东西的一部分，生于情感而又回到情感？它们是否和情感是难于分解的？当我们研究到这些较高的心智欢乐时——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我们发现，智能比之情感和感觉实占着较为无关重要的地位。一幅美丽的图画，它的功用，只是使我们回想到一片真的风景或者是一个美丽可喜的面貌，因而生出一种情欲的欢乐，此外可还有什么作用？文学也只是重作一幅人生的图画，表现它的环境和色彩，表现草地的香味和都市中沟渠的臭味，此外，可还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大抵都有一个观念，认为一部小说必须要描写出真正的角色和真实的情感，才近于真正文学的水准。如果一本书的描写脱离了人生，或只把人生做了一个平淡的解剖，那便不是真正的文学；一本书越有真实的人性，也便越是好文学。如果一本小说只淡淡的分析一下，而不把人生的甜酸苦辣描写出来，怎能引得起读者的兴趣呢？ 关于其他的东西，例如诗歌，那不过是渲染着情感的真理；音乐，是无字的情感；宗教，是由幻象中表现的智慧。诗歌之基于音韵及真理的情感，正如绘画之基于色觉及视觉一样。音乐全然是情感，绝用不着那种运用智能所必须的语言。音乐不但能表现牛铃、繁闹的鱼市场以及战场上的声响；并且能表现花朵的美妙、波浪的澎湃起伏、月光的幽丽恬静；但如果要越出感觉的界线，而想表达一个哲学的观念时，我们可说它是没落的，它是一个没落世界的产物。 那么宗教的衰落可也就是由于理智的本身而开始？桑塔耶讷曾说，宗教衰落是由于推理过多，"不幸，这种宗教历来已不是在幻象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而只变成了推理过多的迷信。"宗教的衰落，就是由于迂腐太过，以及由于信条、公式、学说和谢罪文的树立所致。如果要使我们的信仰变成越加正当合理的东西，一定以为我们是对，那么我们将越加变得不敬虔了。各种宗教相信只有它自己所发现的才是惟一的真理，因之，都成为偏狭的宗派，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越是信仰我们是合理的，便越发变得偏狭，这就是目下一切宗教派别的同一现象。因此宗教慢慢地和私人生活上最可憎的偏执仄狭、自私的心理发生了关系。这种宗教造成了个人的自私，不但卑视其他的宗教，并且使宗教的信仰变成了他自己和上帝的私人契约，在这契约之下，乙方颂赞着甲方，终日地在唱着圣诗，祷祝甲方的名字，而甲方为报答起见，也将要拿较给旁人更多的福降给乙方，较给别家更多的降福给乙方的家庭。因此我们所看见的那些按时上礼拜堂最"虔诚"的老太太，都是自私自利的。结果，那种自以为正常的意识，那种自以为发现了惟一的真理，便代替了产生宗教的更微妙的情感了。 我觉得艺术、诗歌和宗教的存在，其目的，是辅助我们恢复新鲜的视觉，富于感情的吸引力，和一种更健全的人生意识。我们正需要它们，因为当我们上了年纪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将逐渐麻木，对于痛苦、冤屈和残酷的情感将变为冷淡，我们的人生想象，也因过于注意冷酷和琐碎的现实生活而变成歪曲了。现在幸亏还有几个大诗人和艺术家，他们的那种敏锐的感觉，那种美妙的情感反应，和那种新奇的想象还没失掉，还可以行使他们的天职来维持我们道德上的良知，好比拿一面镜子来照我们已经迟钝了的想像，使枯竭的神经兴奋起来。这样说来，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它应该可以使我们回复到健康幸福的生活，使我们从过分智能活动所产生的昏热中恢复过来。它应该可以使我们的感觉变敏锐，重使我们的理性和本有的天性发生联系，由恢复原有的本性，把那脱离生活中已毁坏的部分收集起来，重变成一个整体。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 讲到哲学这种运用着卓越的精神的东西，其危险比我们失去生命本身的感觉更大。我晓得这种智能上的乐趣包括写一个很长的数学方程式，或是去发现宇宙间的一个大体系这类事情。这种发现或许是一切智能欢乐中的最单纯的欢乐，但是在我看来，反不如去吃一顿丰盛的餐食来得开心。第一，这种意念本身可说就是一个畸形产物，即是我们心智活动的副产物；它确是令人愉快，因为它是不费钱的，但无论如何它对我们总好像在生活上不大需要。这种智能上的喜悦，充其量，也只是和猜着了纵横字谜（crosswordpuzzle）的喜悦一样。第二，哲学家在这时大都是会欺瞒自己，和这个抽象的完美发生爱情，幻想这世界上有一样比现实本身所能证明者更为伟大合理的完美。这好比是我们把星画成五个尖角一样讹误——我们把一切东西都化成公式的、矫揉造作的、太简单化的东西了。只要我们不太过分，这种对于完美的东西所生的喜悦倒也是好的，不过我们也要晓得许许多多没有发现这个简单一式的图样的人们，他们也是照常快乐的。我们没有这种东西也能生活。所以我情愿同一个黑种的女佣人谈话，而不愿和一位数学大家谈话；她的言语比较具体，笑也笑得较有生气；和她谈话至少对于人类天性可以增长一些知识。我是唯物主义者，所以在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喜欢猪肉而不喜欢诗歌，宁愿放弃一宗哲学，而获得一片拌着好酱汁的椒黄松脆的精肉。 我们只有摆脱思想而生活，才能脱离这种哲学的酷热和恶浊的空气，进而重获得一些孩子的新鲜自然的真见识。真正的哲学家对于一个孩子或甚至是一只关在笼里的小狮子，应该会觉得汗颜的。试看大自然所赋予那只小狮子的掌爪、肌肉、美丽的皮毛、竖直的耳朵、光亮的眼睛、敏捷的动作，和嬉戏的感觉，这些是多么完美啊！自然完美的东西有时被硬弄成不完美的东西，真正哲学家对之应该觉得惭愧；好好一个人要去戴着眼镜，胃口不好，常常感到身心不安，一无人生的乐趣，他们对这些也应该觉得惭愧。我们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所说的话大都是于我们无关痛痒的。只有那种和诗歌相应的哲学，只有那种使我们对大自然和人类天性更有真切见识的哲学，于我们才有用处。 无论哪一种人生哲学，它必须以我们天赋本能的和谐为基础。太过于理想主义的哲学家，不久之后，大自然本身也将证明他的错误。依据中国儒学的观念，对于人类尊严的最高理想，是一个顺其自然而生活，结果达到德参造化之境。这便是孔子的孙儿在《中庸》一书里所倡导的学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1；修道之谓教。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四、大自然的享受——乐园失掉了吗 在这行星上的无数生物中，所有的植物对于大自然完全不能表示什么态度，一切动物对于大自然，也差不多没有所谓"态度"。然而世界居然有一种叫做人类的动物，对于自己及四周的环境，均有相当的意识，因而能够表示对于周遭事物的态度：这是很可怪的事情。人类的智慧对宇宙开始在发出疑问，探索它的秘密，而寻觅它的意义。 人类对宇宙有一种科学的态度，也有一种道德的态度。在科学方面，人类所想要发现的，就是他所居住的地球的内部和外层的化学成分，地球四周的空气的密度，那些在空气上层活动着的宇宙线的数量和性质，山与石的构成，以及统御着一般生命的定律。这种科学的兴趣与道德的态度有关，可是这种兴趣的本身纯粹是一种想知道和想探索的欲望。在另一方面，道德的态度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对大自然有时要协调，有时要征服，有时要统制和利用，有时则是目空一切的鄙视。最后这种对地球目空一切的鄙视态度，是文化上一种很奇特的产品，尤其是某些宗教的产品。这种态度发源于"失掉了乐园"的假定，而今日一般人因为受了一种原始的宗教传统的影响，对于这个假定，信以为真，这是很可怪的。 对于这个"失掉了的乐园"的故事是否确实，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来，可谓怪事。伊甸乐园究竟是多么美丽呢？现在这个物质的宇宙究竟是多么丑恶呢？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花不再开了吗？上帝曾否因为一个人犯了罪而咒诅苹果树，禁止它再结果呢？或是他曾否决定要使苹果花的色泽比前更暗淡呢？金莺、夜莺和云雀不再唱歌了吗？雪不再落在山项上了吗？湖沼中不再有反影了吗？落日的余晖、虹影和轻雾，今日不再笼罩在村落上了吗？世界上不再有直泻的瀑布、潺潺的流水，和多荫的树木了吗？所以，"乐园失掉了"的神话是什么人杜撰出来的呢？什么人说我们今日是住在一个丑陋的世界呢？我们真是上帝纵容坏了的忘恩负义的孩子。 我们得替这位纵容坏了的孩子写一个譬喻。有一次，世界上有一个人，他的名字我们现在暂且不说出来。他跑去向上帝诉苦说，这个地球给他住起来还不够舒服，他说他要住在一个有珍珠门的天堂。 上帝起初指着天上的月亮给他看，问他说，那不是一个好玩的玩具吗？他摇一摇头。他说他不愿看月亮。接着上帝指着那些遥远的青山，问他说，那些轮廓不是很美丽吗？他说那些东西很平凡。后来上帝指着兰花和三色堇菜的花瓣给他看，叫他用手指去抚摩那些柔润的花瓣，问他道，那色泽不是很美妙吗？那个人说："不。"具着无限的忍耐的上帝带他到一个水族馆去，指着那些檀香山鱼的华丽的颜色和形状给他看，可是那个人说他对此不生兴趣。上帝后来带他到一棵多荫的树木下去，命令一阵凉风向他吹着，问他道，你不能感到个中的乐趣吗？但那个人又说他觉得那没有什么意思。接着上帝带他到山上一个湖沼边去，指给他看水的光辉，石头的宁静，和湖沼中的美丽的反影，给他听大风吹过松树的声音，可是那个人说，他还是不感到兴奋。 上帝以为他这个生物的性情不很柔和，需要比较兴奋的景色，所以便带他到洛矶山顶，到大峡谷，到那些有钟乳石和石笋的山洞，到那时喷时息的温泉，到那有沙冈和仙人掌的沙漠，到喜马拉雅山的雪地，到扬子江水峡的悬崖，到黄山上的花岗石峰，到尼格拉瀑布的澎湃的急流，问他说，上帝难道没有尽力把这个行星弄得很美丽，以娱他的眼睛、耳朵和肚子吗？可是那个人还是在吵着要求一个有珍珠门的天堂。那个人说："这个地球给我住起来还不够舒服。"上帝说："你这狂妄不逊、忘恩负义的贱人！原来这个地球给你住起来还不够舒服。那么，我要把你送到地狱里去，在那里你将看不到浮动的云和开花的树，也听不到潺潺的流水，你得永远住在那边，直到你完结了你的一生。"上帝就把他送到一间城市的公寓里去居住。他的名字叫做克里斯建(christian——义译为"基督徒")。 这个人显然是很难满足的。上帝是否能够创造一个天堂去满足他，还是问题呢。以他的百万富翁的心理错综，我相信在天堂住到第二星期，对于那些珍珠门一定会感到相当厌倦，而上帝到那时候一定是束手无策，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博得这个纵容坏了的孩子的欢心了。 一般人都相信：现代的天文学在探索整个看得见的宇宙时，是在强迫我们承认这个地球本身便是一个天堂，而我们梦想中的"天堂"必须占据相当的空间；它既然占据了相当的空间，一定是在穹苍的什么星辰上，除非它是在星辰当中的空虚之中。这个"天堂"既然是在一颗有月亮或无月亮的星辰上，我真想象不出一个比我们的地球更好的处所。当然那边也许不只有一个月亮，而有十二个月亮，粉红色的，紫色的，绀青色的，青色的，橙黄色的，刺贤垤尔色的vender)，绿色的，蓝色的，此外也许还有更好而且更常见的彩虹。可是我相信一个人如果对一个月亮感不到满足，对十二个月亮也会感到厌倦；一个人如果对于时或出现的雪景和彩虹感不到满足，对更好而且更常见的彩虹也会感到厌倦。那边一年中也许不只有四季，而有六季，春和夏，昼和夜的递变也许一样的美丽，可是我不知道那有什么不同。如果一个人不会享受地球上的春和夏，他怎么能够享受天堂上的春和夏？ 我现在说起这种话来，也许是个傻瓜或非常明哲的人，可是我的确不赞成佛教徒或基督教徒的愿望：他们假想着一个不占空间，而由纯粹的精神创造出来的天堂，因此企图逃避感官和物质上的东西。在我自己看来，住在这个行星上跟住在别个行星上是一样的。的确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个行星上的生活是单调无聊的。如果一个人对于气候的变迁，天空色彩的改变，各季节中的果实的美妙香味，各月中盛开的花儿，感不到满足，他还是自杀的好，不要再徒劳无功的企图追求一个无实现可能的天堂，因为这个天堂也许可以使上帝感到满足，却不能使人类感到满足。 以今日的实际事实而言，大自然的景色、声音、气息和味道，与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官之间，是有着一种完美的，几乎是神秘的协调的。这种宇宙的景色，声音和气息与我们的知觉之间的协调，乃是极完美的协调，这种协调成为目的论(伏尔泰所讥笑的目的论)最有力的理由。可是我们不必都变成目的论者。上帝也许曾请我们去参加这个宴会，或许不会请我们。中国人的态度是：不管上帝有没有邀请我们，我们都是要参加宴会的。当菜肴看来那么美味可口，而我们的胃口又这么好的时候，不去尝尝盛宴的味道，可就太不近情了。让哲学家们从事他们的形而上的研究，探索出我们是否也是被邀请的宾客吧；那个近情的人却趁菜肴还没有冷的时候，狼吞虎咽起来。饥饿往往是和健全的常识结连在一起的。 我们这个行星是个很好的行星： 第一，这里有昼和夜的递变，有早晨和黄昏，凉爽的夜间跟在炎热的白昼的后边，沉静而晴朗的清晨预示着一个事情忙碌的上午：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二，这里有夏天和冬天的递变；这两节季本身已经是十全十美了，可是还有春天和秋天可以逐渐地把它们引导出来，使它们更加完美：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三，这里有沉静而庄严的树木，在夏天使我们得到荫影，可是在冬天并没有把温暖的阳光遮蔽了去：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四，这里在十二个月的循环中，有盛开的花儿和成熟的果实：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五，这里有多云多雾的日子，也有明朗光亮的日子：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六，这里有春天的骤雨，有夏天的雷雨，秋天的干燥凉爽的清风，也有冬天的白雪：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七，这里有孔雀、鹦鹉、云雀和金丝雀唱着不可摹拟的歌儿：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八，这里有动物园，其中有猴子、老虎、熊、骆驼、象、犀牛、鳄鱼、海狮、牛、马、狗、猫、狐狸、松鼠、土拨鼠以及各色各样的奇特的动物，其种类之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九，这里有虹霓鱼、剑鱼、白鳗、鲸鱼、鲦鱼、蛤、鲍鱼、龙虾、小虾、蠖龟以及各色各样的奇特的鱼类，其种类之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第十，这里有雄伟的美洲杉树、喷火的火山、壮丽的山洞、巍峨的山峰、起伏的山脉、恬静的湖沼、蜿蜒的江河和多荫的水涯：宇宙间真没有一样东西比此更好。 这种可以配合个人口味的菜单，简直是无穷尽的；人们唯一近情的行为便是去参加这个宴会，而不要埋怨人生的单调。 五、论树与石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又要做什么事情了。我们把房屋造成四方形的，造成一列一列的；我们建筑一些没有树木的直路。再也没有弯曲的街道了，再也没有古旧的房屋了，花园中再也没有井了，城市里如果有私人花园的话，常常好象是一幅讽刺画。我们把大自然完全排除在我们的生活之外了，我们居住在没有屋顶的房屋，屋顶是一座建筑物中被忽略的部分；当实利的目的已经达到的时候，当建筑师有点疲倦，想快点结束工作的时候，屋顶成个什么样子，便没有人去管了。一般的房屋看起来好象是一个乖张的、易变的孩子所造的四方木头，这个孩子还没有把木头造好时，对这种工作已经感到厌倦，终于把没有造好的木头弃置在一边了。大自然的精神已经离开了现代的文明人；在我看来，我们正在企图使树木本身也开化了。如果我们记得把树木种在大街两旁，我们常常用数字把它们编列号码，把它们消毒，把它们修割剪裁，使它们成为我们人类认为美丽的形状。 我们常常把花儿种在一块土地上，使它们看来好象是一个圆圈，一颗星，或几个英文字母。当我们看见这样种起来的花儿生长到旁边去时，我们惶骇了，象看见一个美国西点军官学校的学生走出队伍外时那样地惶骇，我们开始拿剪刀去剪裁它们了。在凡尔赛，我们把这些剪成圆锥形的树木一对一对很整齐地种成一个圆圈，或种成直行，象一排排的军队那样。这就是人类的光荣和力量，这就是我们训练树木的能力，象我们训练穿制服的兵士那样。如果一对树木中有一棵长得比另一棵更高，那么，我们的手便痒起来，把树顶剪平，使它不至破坏我们的均称的感觉，不至破坏人类的力量和光荣。 所以，我们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恢复了大自然，把大自然带回家庭里来。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当一个人居住在公寓里，离开了土地的时候，最优越的艺术脾性又有什么用处呢？纵使他有钱租得起摩天楼上的厢房，他怎么能够得到一片草地，一口井，或一个竹丛呢？什么都错了，绝对地，无可挽回地错了。除了高大的摩天楼和夜间的一列有灯光的窗户之外，一个人还有什么可以欢赏的呢？一个人看见这些摩天楼和夜间的一列有灯光的窗户时，对于人类文明的力量越发感到骄傲而自负，而忘记人类是多么孱弱而渺小的动物。 所以，我只好放弃这个问题，认为无解决之望了。 所以，我们第一步必须给人类很多的土地。不管借口多么有道理，文明如果使人类失掉了土地，便是一种不好的文明，假使在未来的文明中，每个人都能够拥有一英亩的土地，那么，他便有一点东西可以开始发展了。他可以有树木，他自己的树木，他可以有石头，他自己的石头。他会小心谨慎的选择一块已有长成的树木的土地；如果那边还没有长成的树木，他会种植一些可以长得很快的树木，如竹和柳之类。这么一来，他可就不必再把鸟儿关在笼里了，因为鸟儿会飞来找他；他也曾想法子使附近的地方有些青娃，如果同时也有一些蜥蜴和蜘蛛，那就更好了。他的孩子便可以在大自然的环境中研究自然的现象，而不必在玻璃匣中研究自然的现象了。至少他孩子可以看得见小鸡怎样由卵中孵出来，他们对于性和生殖的问题，也不必象"优秀"的波斯顿家庭（good－bostonfamilies）的孩子那样地丝毫不懂。同时，他们将有欣赏蜥蜴和蜘蛛打架的乐趣。他们也将有把身体弄得相当肮脏的乐趣。 关于中国人对石头的感情，我在前一节里已经说明过，或已经暗示过。这个说明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风景画家为什么那么喜欢多石的山峰。这个说明是根本的说明，所以还不能充分解释中国人的石花园和一般人对石头的爱好。根本的观念是：石头是伟大的，坚固的，而且具有永久性。它们是静默的，不可移动的，而且象大英雄那样，具有性格上的力量；它们象隐居的学者那样，是独立的，出尘超俗的。它们总是古老的，而中国人是爱好任何古老的东西的。不但如此，由艺术的观点上说起来，它们是宏伟的，庄严峥嵘的，古雅的。此外更使人有"危"的感觉。一个三百尺高直耸云霄的悬崖，看起来始终是有魔力的，因为它使人有"危"的感觉。 可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想。一个人既然不能天天去游山，必然须把石头带到家里来。讲到石花园和假石洞，（这是在中国游览的西洋人士很难了解和欣赏的东西），中国人的观念还是在保存多石的山峰的峥嵘的形状，"危"崖，和雄伟的线条。西洋的游历者并没有可以责难的地方，因为假山多数造得趣味很低，不能表现大自然的庄严和宏伟。几块石头造成的假石洞，常常是用水泥去粘接的，而水泥却看得出来。一座真正艺术化的假山，其结构和对比的特点应该和一帧画一样。假山景的欣赏和风景画中的山石的欣赏，在艺术上无疑地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宋代画家米芾曾写过一部关于石砚的书，宋代作家杜宽写过一部《石谱》，列举百余种各地所产的可造假山的石头，并详述其性质。可见在宋朝大画家的时代，造假山已经是一种极发达的艺术。 中国人除了欣赏山峰石头的雄伟之外，对于花园里的石头也产生了一种欣赏的趣味，其所注重的是石头的色泽、构造、表面和纹理，有时也注重石头被敲击时所发出的声响。石头越小，对于其构造的质素和纹理的色泽也越加注重。收藏最好的砚石和印石（这两样东西是中国文人每天接触到的）的好癖，对于这方面的发展也大有帮助。所以雅致、构造、半透明和色泽变成最重要的质素；关于后来盛行的石鼻烟壶，玉鼻烟壶，和硬玉鼻烟壶，情形也是如此。一颗精致的石印或一只精致的鼻烟壶有时值六七百块钱。 然而，我们如果想彻底了解石头在房屋中和花园中的一切用途，必须回头去研究中国的书法。因为书法不外是对于抽象的韵律、线条和结构的一种研究。真正精致的石头虽则应该暗示雄伟或出尘超俗的感觉，然而线条正确倒是更重要之一点。所谓线条，并不是指一条直线，一个圆圈，或一个三角形，而是大自然的嶙峋的线条。老子在他的《道德经》里始终看重不雕琢的石头，让我们不要干犯大自然吧，因为最优越的艺术品，和最美妙的诗歌或文学作品一样，是那样完全看不出造作的痕迹的作品，跟行云流水那么自然，或如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无斧凿痕"。这种原则可以应用于各种的艺术。艺术家所欣赏的是不规则的美，是暗示着韵律、动作和姿态的线条的美。艺术家对于盘曲的橡树根（富翁的书室里有时用之以为坐凳）的欣赏，也是根据着这个观念。因此，中国花园里的假山多数是未加琢磨的石头，也许是化了石的树皮，十尺或十五尺高，象一个伟人孤零零地直立着，屹然不动，或是由山湖沼和山洞得来的石头。上有窟窿，轮廓极为奇突。一位作家说：如果那些窟窿碰巧是非常圆的，那么，我们应该把一些小圆石塞进去，以破坏那些圆圈的有规则的线条。上海和苏州附近的假山多数是用太湖的石头来建筑的，石上有着从前给海浪冲击过的痕迹。这种石头是由湖底掘出来的；有时如果它们的线条有改正的必要，那么，人们就会把它们琢磨一下，使它们十全十美，然后再放进水里浸一年多，让那些斧凿的痕迹给水流的波动洗掉。 人类对于树木的感觉比较容易了解，而且这种感觉当然是很普遍的。房屋的四周如果没有树木，看来便很裸露，象男人和女人没有穿衣服一样。树木和房屋的分别就是：房屋是人类建筑的，而树木是生长起来的；而生长起来的东西总是比建筑起来的东西更为美观。我们为了实际上的便利，不得不把墙壁造直，把楼层造平，虽则在地板方面，我们为什么不使屋中各个房间的地板有不同的高度呢？这是很没有理由的。虽然如此，我们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倾向，就是喜欢直线和四方形；这些直线和四方形只有在树木的陪衬下，才能够显出它们的美点。在颜色方面，我们也不敢把房屋漆成绿色。可是大自然却敢把树木漆成绿色。 我们可以在隐藏的技巧中看出艺术的智慧来。我们多么喜欢夸示啊。在这方面，我须向清朝一位大学者阮元致敬。当他做道台的时候，他在西湖上建筑一个小岛屿（今日称为阮公屿），而不愿使岛屿上有什么人造的东西，不要亭子，不要柱石，甚至连纪念碑也不要。他们把自己的建筑家的名誉完全抹煞。阮公屿今日屹立于湖的中央，一片一百多码阔的平地，比水面高不到一尺，岛屿上四周满种着柳树。今日当你在多雾的天气中眺望时，你会看见那个奇幻的岛屿好象是由水中浮起来似的，柳树的影儿反映于水中，打破湖面的单调，同时又与湖面调和。因此，阮公屿是与大自然调和的。它不象隔邻那座灯塔形的纪念物那么碍目；那座灯塔形的纪念物是一位美国留学生造的，我每次看见它就觉得眼睛不舒服。我已经宣告天下，如果我有一天做起土匪将军，攻陷杭州，我的第一道命令，一定是叫部下架起一尊大炮，把那座灯塔轰得粉碎。 在种类繁多的树木中，中国的批评家和诗人觉得有几种树木因为有特别的线条和轮廓，在书法家的眼光下是有艺术之美的，所以特别适于作艺术的欣赏的对象。一切树木都是美的，然而某些树木却具有一种特殊的姿态、力量或雅致。因此，人们在许多树木之间，选出这些树木，而使它们和某些情感发生联系。普通的橄榄树没有松树那种峥嵘的样子，某些柳树虽很文雅，却不能说是"庄严"或"有感应力"：这是很明显的。所以，世间有少数的树木比较常常成为绘画和诗歌的题材。在这些树木中，最杰出的是松树（以其雄伟的姿态得人们的欣赏），梅树（以其浪漫的姿态得人们的欣赏），竹树（以其线条的纤细和引动人们家乡的联想，而得人们的欣赏），以及柳树（以其文雅及象征纤细的女人，而得人们的欣赏）。 人们对于松树的欣赏也许是最显著的，而且是最有诗意的。松树比其他的树木更能表现出清高的性格。因为树木有高尚的，也有卑鄙的，有些树木以姿态的雄伟而出类拔萃起来，而有些树木则表现着平庸的样子。所以中国的艺术家讲到松树的雄伟时，正如阿诺特（matthewarnold）讲到荷马（homeros）的雄伟一样。要在柳树的身上找到这种雄伟的姿态，有如在诗人史文朋（swinburne）的身上找到雄伟的姿态一样的徒劳无功。世间有各式各样的美，温柔的美，文雅的美，雄壮的美，庄严的美，奇怪的美，峥嵘的美，纯然的力量的美，以及古色古香的美。松树因为具有这种古色古香之美，所以在树木中占据着一个特殊的地位，有如一个态度悠逸的退隐的学士，穿着一件宽大的外衣，拿着一根竹杖在山中的小道上走着，而被人们视为最崇高的理想那样。为了这个原因，李笠翁说：一个人坐在一个满是桃花和柳树的花园里，而近旁没有一棵松树，有如坐在一些小孩和女人之间，而没有一位可敬的庄严的老人一样。同时中国人在欣赏松树的时候，总要选择古老的松树；越古越好，因为越古老是越雄伟的。柏树和松树姿态相同，尤其是那种卷柏，树枝向下生着，盘曲而峥嵘。向天伸展的树枝似乎是象征着青春和希望，向下伸展的树枝则似乎是象征着俯视青春的老人。 我说松树的欣赏在艺术上是最有意义的，因为松树代表沉默、雄伟，和超尘脱俗，跟隐士的态度十分相同。这种欣赏又和"顽"石与在树荫下闲荡着的老人的形状发生关系，这是中国绘画中常常可以看见的。当一个人站在松树下仰望它时，他感到松树的雄伟，年老，和一种独立的奇怪的快乐。老子曰："天无语。"古松也是无语的。它静默的、恬然自得的站在那里；它俯视着我们，觉得它已经看见许许多多的小孩子长成了，也看见许许多多的壮年人变成老年人。它跟有智慧的老人一样，是理解万物的，可是它不言，它的神秘和伟大就在这里。 梅树一部分由其枝丫的浪漫姿态，一部分由其花朵的芬芳而受人们的欣赏。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在我们所欣赏的众树之中，松、竹和梅是和严冬有关系的，我们称之为"岁寒三友"，因为松和竹都是常青树，而梅树又在残冬和初春开花。所以，梅树特别象征着清洁的性格，那种清爽的、寒冷的冬天空气所具有的清洁。它的光辉是一种寒冷的光辉，同时，它和隐居者一样，在越寒冷的空气中，它便越加茂盛。它和兰花一样，象征着隐逸的美。宋朝一位诗人和隐士林和靖说：他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他在西湖的隐居之地孤山，今日常常有诗人和学士的游迹，而在他的墓下便是他的"儿子"鹤的墓。讲到人们对于梅树的芬芳和轮廓的欣赏，这位诗人在下述这句名诗里表现得最为恰切： 暗香浮动影横斜 一切诗人都承认这七个字最能够表现出梅树的美，要找到更切当的表现法是不可能的。 竹因其树身和叶的纤细而受人们的爱好，因为它比别的树木更纤细，所以文人学士把它种在家宅里来欣赏。它的美比较是一种微笑的美，它给予我们的快乐是温和的，有节制的。种得很疏的细竹欣赏起来最有意思，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上或绘画上，两三株竹跟一个竹丛一样的可爱。人们能够欣赏竹树的纤细的轮廓，所以在绘画里也可以画上两三枝竹，或一枝梅花。竹树的纤细的线条与石头的嶙峋的线条很是调和，所以我们往往看见画家把一两块石头和几枝竹画在一处。 这种石头在绘画中是有纤细之美的。 柳树随便种在什么地方，都很容易生长起来，它常常是长在水岸边的。它是最美妙的女性的树。为了这个缘故，张潮认为柳树是宇宙间感人最深的四物之一，他也说柳树会使一个人多情起来。人们称中国女人的细腰为"柳腰"；中国的舞女穿着长袖子的长旗袍，是想摹仿柳枝在风中摇曳的姿态的。柳最容易种植，所以在中国，有些地方满植着柳树，蔓延数英里之远；风吹过的时候，造成一片"柳浪"。不但如此，金莺喜欢栖息在柳枝上，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上或绘画上，柳树和金莺常常是在一起的。在西湖的十景之中，有一景叫做"柳浪闻莺"。 此外当然还有别种的树木，其中有一些是为了其他的原因而受人们赞颂的。例如梧桐因为树皮洁净，人们可以用刀在其树身上铭刻诗句，所以甚受赞颂。人们对那些伟大的古藤，那些盘绕着古树或石头的古藤，也是极为爱好的。它们那种盘绕和波动的线条，和树木挺直的树身形成了有趣的对比。有些非常美丽的古藤，看来真象卧龙，便有人称之为"卧龙"。树身弯曲或倾斜的古树也为了这缘故大受人们的爱好看重。在苏州附近的太湖上的木渎地方，有这种柏树四棵，其名称是"洁"、"罕"、"古"、"怪"。"洁"有一个又长又直的树身，上头满生枝叶，看起来好象是一把大伞；"罕"蹲在地上，树身蜿蜒盘曲，其形状有如英文字母z字；"古"的树顶光秃无物，树身肥大而矮短，散漫的枝丫已干枯了一半，其形状有如人类的手指；"怪"的树身盘曲，象螺旋那样的一直旋到最高的树枝。 除此之外，人们不但欣赏树木的本身，而且也将树木和大自然其他的东西，如石、云、鸟、虫及人发生联系。张潮说："蓺花可以邀蝶，垒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种蕉可以邀雨，植柳可以邀蝉。"人们同时在欣赏树木和鸟声，同时在欣赏石头和蟋蟀，因为鸟儿是在树木上唱歌，而蟋蟀是在石头间唱歌的。中国人在欣赏青蛙的咯咯声，蟋蟀的唧唧声和蝉的鸣声的时候，其乐趣是比他们对猫狗及其他家畜之爱更大的。在一切动物之中，只有鹤与松树和梅树同属一个系统，因为它也是隐士的象征。当一个学者看见一头鹤或甚至一头苍鹭，既庄严又纯洁的静立在隐僻的池塘时，他真希望他自己也会化成一头鹤呢。 那个与大自然协调的人是快乐的，因为动物是快乐的。这种观念在郑板桥（1693-1765年）寄他的弟弟的信里表现得最为恰切；他在信里不赞成人们把鸟儿关在笼子里： 所云不得笼中养鸟，而予又未尝不爱鸟，但养之有道耳。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洗面漱口啜茗，见其扬翬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大率平生乐处，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比之盆鱼笼鸟，其钜细仁忍何如也！ 六、论花与花的布置 花的享受和花的布置似乎是和机缘有点关系的。花的享受和树的享受一样，第一步必须选择某些高贵的花，以它们的地位为标准，同时以某种花与某种情调和环境发生联系。第一是香味，由茉莉那种强烈而显著的香味到紫丁香那种温和的香味，最后到中国兰花那种洁净而微妙的香味。香味越微妙，越不易辨别出来是什么花，便越加高贵。此外又有色泽，外观，和吸引力的问题，这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的象肥美的少女，有的象纤瘦的、有诗意的、恬静的贵妇。有的似乎是用它们的妩媚去引诱人们，有的则在它们自己的芬芳中感到快乐，似乎以在闲静中过日子为满足。有的颜色鲜艳夺目，有的则表现着比较柔和的色泽。不但如此，花和周遭的环境及开花的节季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我们的心目中，玫瑰花自然而然和晴朗的春日发生关系；莲花自然而然和池塘边的凉爽的夏之晨发生关系；木樨自然而然和收获时的月亮与中秋节发生关系；菊花和残秋吃蟹的节季发生关系；梅花自然而然和白雪发生关系，而且它和水仙花成为我们新年享受的一部分。每种花生在其周遭的环境中似乎是很完美的；爱花的人们最容易使这些花在我们的心中构成各种不同节季的图画，有如冬青树代表圣诞节那样。 兰花、菊花、和莲花，与松竹一样，人们是因为它们有某些质素而选择它们的；它们在中国文学上是君子的象征，尤其是兰花，因为它有一种异样的美。在一切花类之中。梅花也许是中国诗人最爱好的；关于这种花，我在前面一节中已经谈过几句，据说梅花在众花中是占"第一"把交椅的，因为它在新年开花，所以在众花中占第一位。当然，人们也有不同的意见，牡丹在传统观念中是被称为"花王"的，尤其是在唐朝。在另一方面，牡丹因为颜色鲜艳，所以常常被视为富足和快乐的象征；而梅花则是诗人之花，象征着恬静而清苦的学者；因此前者是属于物质的，而后者属于精神的。唐朝的武则天有一天大发狂妄之念，命令皇宫花园中一切的花儿应当顺从她的意思，在仲冬的某一天开花，结果只有牡丹敢违反女皇帝的命令，迟了数小时才开花，因此武则天下令把几千盆的牡丹花由西安（当时的京都）贬到洛阳去。有一位文人就只为了这个缘故同情牡丹花。牡丹花虽然失宠，可是在一般民众之间还保持着它的地位，而洛阳也变成牡丹花的大本营了。我想中国人对玫瑰花之所以不更加重视，乃是因为它的色泽和形状属于牡丹一类，可是没有后者的华丽。据中国古代的记载，牡丹花可分为九十种，每种都有一种极富诗意的名字。 兰花和牡丹不同，象征着隐逸的美，因为它常常生长于多荫的幽谷。据说它有"孤芳自赏"的美德，不管人们看不看它，而且极不情愿被移植到城市里去。如果它被人们移植在城市里，它须顺自然的本性生长起来，否则便会枯萎而死。所以，我们常常称美丽的，隐逸的少女，或隐居山中，鄙视名利权势的大学者为"空谷幽兰"。它的香味是很微妙的，似乎并不故意要去取悦任何人，可是当人们欣赏它的时候，其香是多么飘逸啊！为了这个缘故，它便成为不与凡俗为伍的君子以及真友谊的象征，因为有一本古书说："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因为这人的鼻子已经充满花香了。李笠翁说：欣赏兰花的最好办法，不是把它们放在各房间中，而是只放在一个房间中，使人们进出的时候享受它们的香味。美国种的兰花似乎没有这种微妙的香味，可是其花较大，形状与色泽亦较为华丽。我的故乡的兰花据说是全中国最好的，称为"福建兰"。这种色泽浅绿，上有紫色的斑点，花形比普通的兰花小得多，其花瓣只有一吋余长。最佳最宝贵的兰花种名为陈孟良，与水同色，浸在水里几乎看不出来。牡丹的种类是以出产的地方为名的，兰花的种类则和美国花一样，以它们的主人为名，如"浦将军"，"申军需官"，"李司马"，"黄八哥"，"陈孟良"，"徐锦楚"。 种兰极难，其花又极纤弱易萎，人类公认它具有高贵的性格，其原因无疑地即在于此。在众花中，兰花如栽植稍有不当，最易朽萎。所以爱兰的人往往亲自种植，不把它交给庸仆去照顾；我看见过有些人照顾兰花，有如奉养父母那样地小心。一株极贵重的植物能够象一具极好的铜器或花瓶那样地引起人家很大的妒忌；一个朋友如果不愿分一些新枝给人家，也会造成很深的怨恨。中国古书中有一段记载说，一位学者因为朋友不愿把一种植物的新枝送给他，便实行偷窃，结果被捕入狱。对于这种情感，沈复在《浮生六记》里曾有过这么美妙的描写： "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兰坡临终时，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皆肩平心阔，茎细瓣净，可以入谱者。余珍如拱璧。值余幕游于外，得能亲为灌溉，花叶颇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视之，皆白如玉，且兰芽勃然。初不可解，以为无福消受，浩叹而已。事后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滚汤灌杀也。此后誓不植兰。" 菊是诗人陶渊明所爱的花，正如梅是诗人林和靖所爱的花，莲是儒家学者周濂溪所爱的花一样。菊花开于深秋，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具有"冷香"和"冷艳"的。菊花的"冷艳"和牡丹的华丽比较起来，其特色是显而易见的。据我所知，菊花共有数百种，宋代一位大学者范成大以极美丽的名字去称呼各种的菊花，居然造成一种风气。种类之繁多似乎便是菊花的特色，其形状及色泽具有不同之处。人们视白与黄为菊花的"正"色，对紫与红则视为变体。所以比较低贱。白菊与黄菊的色泽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名称，如"银碗"、"银玲"、"金铃"、"玉盆"、"玉铃"、"玉绣球"等。有的则用著名美人的名字，如"杨贵妃"和"西施"。有时它们的形状如女人剪短了头发一样，有时它们的爪须则和长发一样。有几种菊花比其他的菊花更香，最佳的菊花据说有麝香或"龙脑"香的香味。 莲花自成一类，据我看来，它是花中最美丽的花。因为，它的花与茎叶整个在水上漂着，夏季没有莲花可赏是不觉其乐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个房子在池塘之畔，尽可以把莲花种在大缸里。然而，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却很难享受莲花蔓延半英里的美景，它们弥漫在空气中的香味，以及花上的白色与红色，和点缀着水珠的大绿叶互相辉映的妙趣（美国种的水莲和莲荷不同）。宋代学者周氏写了一篇小品文，说明他爱莲花的原因。他说莲花象君子，生于污浊的水中而保持着清白之身。他所说的话证明他是一个儒家的理论家。由实利主义的观点上看起来，莲花的各部分都有用处。莲藕可以制成一种冷饮，莲叶可以包裹水果或其他的食物去蒸，莲花的形状和香味可供玩赏，莲子被人们视为神仙的食品，或剥出生吃，或晒干拌糖而食。 海棠和苹果花相象，与其他的花同样地得到诗人的爱好，虽则杜甫不曾提起这种产于他的故乡四川的花。人们提出过各种的解释，其中最可相信的解释是：海棠是杜甫母亲的名字，他为避讳起见，故不提起。我觉得只有两种花的香味比兰花更好，这两种花就是木樨和水仙花。水仙花也是我的故乡漳州的特产，此种花头曾大量输入美国，有一时期竟达数十万元之巨，后来美国农业部禁止这种清香扑鼻的花入境，以免美国人受花中或有的微菌所侵染。白水仙花头跟仙女一样地纯洁，不是要种在泥土里，而是要种在玻璃盆或磁盆里，内放清水和小圆石，而且需要极细心的照顾的。说这种花里有微菌，可真有点想入非非。杜鹃花虽有含笑之美，却被视为悲哀的花，因为据说它是杜鹃泣血而化成的；杜鹃从前是一个男孩子，为了他的兄弟被后母虐待而逃亡，特地跑出来寻觅他的。 花怎样插在瓶里，也与花的选举和品第同样重要。这种艺术至少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的时候。在十九世纪的初叶，《浮生六记》的作者曾经在"闲情记趣"一卷里描写插花的艺术。他主张应该把花插得好象一幅构意匀称的图画： 惟每年篱东菊绽，秋兴成癖，喜摘插瓶，不爱盆玩。 非盆玩不足观，以家无园圃，不能自植，货于市者，俱丛杂无致，故不取耳。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取一种，不取二色。瓶口取阔大，不取窄小，阔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于瓶口中一丛怒起，以不散漫，不挤轧，不靠瓶口为妙；所谓"起把宜紧"也。或亭亭玉立，或飞舞横斜。花取参差，间以花蕊，以免飞钹耍盘之病。叶取不乱，梗取不强。用针宜藏，针长宁断之，毋令针针露梗，所谓"瓶口宜清"也。 视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则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须参差高下，互相照应，以气势联络为上。若中高两低，后高前低，成排对列，又犯俗所谓"锦灰堆"矣。 或密或疏，或进或出。全在会心者得画意乃可。 若盆碗盘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面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胶。以铜片按钉向上，将膏火化，粘铜片于盘碗盆洗中。俟冷，将花用铁丝扎把，插于钉上，宜斜偏取势，不可居中，更宜枝疏叶清，不可拥挤；然后加水，用碗沙少许掩铜片，使观者疑丛花生于碗底方妙。 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觅，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必先执在手中，横斜以观其势，反侧以取其态。相定之后，剪去杂枝，以疏瘦古怪为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或曲，插入瓶口，方免背叶侧花 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势必枝乱梗强，花侧叶背，既难取态，更无韵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锯其梗之半而嵌以砖石，则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二钉以管之。即枫叶竹枝，乱草荆棘，均堪入选。或绿竹一竿，配以枸杞数粒，几茎细草，伴以荆棘两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 七、艺术家生活 就著者所见，中国文明范畴的一切状态中，只有艺术可予世界文化以不朽的贡献。这论点，我想无须乎严重的争辩。至论到中国的科学，无论怎样，未见有可为引以自负者，虽中国的无学理根据的医药学，可贡献给世界，予以丰富的研究与发明之园地。中国的哲学，不会在西方留不朽的印象，因为中国哲学以其中庸、谨饬、和平的特性，永远不会适合欧美人的气质的。这种中国哲学的特性，完全系体力减退的结果，而欧美人的气质则充溢着进取的活力。 为了同一理由，中国的社会组织，也将永不会适合欧美的社会。孔子思想太拘守于事实，道家思想的态度太冷漠，而佛教思想过于消极，不适于西洋积极的人生观。欧美的人民怎样的活动着，他们天天在遣送人员探险北极，在征服太空或打破速度记录，一定不会变成纯良的佛教徒。著者曾经遇见过几个欧洲和尚，可以借来作为全体欧洲和尚的标本，他们的说话是那样宏亮而热切，到底也掩不住他们心底的骚攘的情绪。特殊象吾有一次见过的一个和尚，在他的有力的痛斥欧洲社会的时候，他很想叱咤风云，呼风唤雨，从天宫召硫磺烈焰，一把火把整个欧洲烧个干净。当西洋人披上袈裟，竭力想显出平静消极的态度，只觉得颇堪引人发笑耳。 进而言之，倘把中国看做一个没有艺术理解力的国家是不公平的，中国人某种深深隐藏的心曲，只有从他的艺术的反映中被了解，因为，象貌丑心美的柏仇拉克（cyranodebergerac），中国精神的最锐敏最精细的感性，是隐藏于那些不甚引人爱悦的表面后面。中国人的呆板无情的容貌底下，隐蓄着一种热烈的深情，沉郁规矩的仪态背后，含存有活泼豪爽的内心。那些粗鲁的黄色手指会塑造出愉快而和谐底形象，而高颧骨的上面，从杏形的眼睛里闪出温和的光线，很愉快的凝集于细腻的姿容上面。上自祀天的圣殿，下至文人信笺及其他美艺品，中国艺术显示出一种纤巧和谐的情调，判别出人类性灵最优美的技巧的产物。 中国艺术的特性，可由平静与和谐判别出来，而平静和谐出自中国艺术家的心底。中国艺术家是这么一种典型的人，他们天性安静和平，不受社会的桎梏，不受黄金的引诱，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沉浸于山水和其他自然的现象之间。总之，他们的胸怀澄清而不怀卑劣的心意。因为一位优越的艺术家，吾们相信一定是个好人，他必须首先要坚贞其心志，旷达其胸襟，达到这种目的的重要方法为游历，或为沉静的内省。这是中国画家所应经过的严格训练，这样的训练极易举出任何一个中国画家来做例证。文徵明曾言：人品不高者画品便见卑下。中国的艺术家，必先有优越的修养与渊博的学问，董其昌为一代大师，其言曰："读万卷书，行千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鄞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是以中国艺术家的学习绘画，不是走进画室，叫一个姑娘把衣裤剥个精光，然后细细的审察她的肉体的每一部分，描绘它的轮廓与线条；也不摹拟古代希腊罗马的石膏像，——欧美有些守旧的美术学校便用这个方法训练绘画的。中国的艺术家乃纵情于山水之间，注重游历，安徽的黄山、四川的峨嵋都是很好的去处。 中国画家的隐逸山林生活，有几种理由是很关重要的。第一，艺术家须贯注全神于自然界的千变万化的形态以摄取其印象，同时观摹其栖息附着的草虫树木烟云瀑布。欲将此等形象灵活地收之腕底，必先出以真情的爱好，使其精神与之融会贯通，他必先熟悉它们自然的条理，他得熟悉树林早晚阴影色彩之变幻，他得亲历岫云的盘峰岩、绕树林的情景。但较之冷静冲淡之观察尤为重要者，为其全部精神的受自然之洗礼。明李日华（1565-1635）尝这样的描写大画家的精神修养： 黄子久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又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激流轰浪，虽风雨骤至，水烶悲诧而不顾。噫，此大痴之笔，所以沉郁变化，几与造物争神奇哉！ 第二，中国绘画科目有所谓山水画者，常描绘山峦烟树，尤多峥嵘古怪之峰岩，其形状非曾经亲历其境者，几不敢置信。是以栖隐山林，实即为一种对于自然的壮丽之追求。中国画家倘到了美国，他的题材上的第一个目标，将拣选大峡谷（grandcanyon））或班夫（banff）附近的山林。到了这种伟大的环境里面，天然他获得精神上的兴奋，同样也获得体力上的兴奋。说来稀奇，这个世界上精神的兴奋往往是伴随着体力的兴奋而发展的，而生命的观念，居于五千呎高度者与地面上又自不同。欢喜骑马的人时常对人说，当一个人跨上马背，他对于这个世界，另有一种看法。我相信栖隐山林的意义千真万确的亦在提高道德修养，这殆为一般画家从事游历的最重要最终极的理由。这样，那些画家栖居于飘飘欲仙的高处，用其舒泰的精神，俯瞰世界，而这种精神就灌注到绘画里去。及思虑既经澄清，意志既经贞洁然后重返城市生活，以其所获，施舍于那些不得享清福的人们。他的题材可以变更，他的山林的恬静精神永久存留。当他感觉自己丧失了这种精神消磨已罄，则他将重事游历，重受山林清逸之洗礼。 就是此恬静和谐精神，山林清逸之气又沾染一些隐士的风度，表征着一切中国绘画的特性。结果，它的特性不是超越自然，而与自然相融和。 中国人的书法 一切艺术的闷葫芦，都是气韵问题。是以欲期了解中国艺术，必自中国人所讲究的气韵或艺术灵感之源泉始。假定气韵是有世界的通性的，而中国人也未尝独占自然气韵的专利权，惟很可能的寻索出东西两方的感情强度的差异。前面论述理想中的女性时，已经指出，西洋艺术家一例地把女性人体当作完美韵律的最高理想的客体看待；而中国艺术家及艺术爱好者常以极端愉快的态度玩赏一只蜻蜓，一只青蛙，一头蚱蜢或一块峥嵘的怪石。是以依著者所见，西洋艺术的精神，好象是较为肉体的，较为含热情，更较为充盈于艺术家的自我意识的；而中国艺术的精神则较为清雅，较为谨饬，又较为与自然相调和。吾们可以引用尼采（nietzechean）的说法而说中国艺术是爱美之神爱普罗的艺术，而西洋艺术乃为暴君但奥尼细阿斯（dionysius）的艺术。这样重大的差别，只有经由不同的理解力和韵律欣赏而来。一切艺术问题都是气韵问题，吾们可以说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也可以说直到目前，西洋艺术中的气韵还未能取得主宰之地位，而中国绘画则常能充分运用气韵的妙处。 所可异者此气韵的崇拜非起于绘画，而乃起于中国书法的成为一种艺术。这是一种不易理解的脾气，中国人往往以其愉悦之神态，欣赏一块寥寥数笔勾成的顽石，悬之壁际，早以观摩，夕以流览，欣赏之而不厌——此种奇异的愉悦情绪，迨欧美人明了了中国书法的艺术原则，便是容易了解的。是以中国书法的地位，很占重要，它是训练抽象的气韵与轮廓的基本艺术，吾们还可以说它供给中国人民以基本的审美观念，而中国人的学得线条美与轮廓美的基本意识，也是从书法而来。故谈论中国艺术而不懂书法及其艺术的灵感是不可能的。举例来说，中国建筑物的任何一种形式，不问其为牌楼，为庭园台榭，为庙宇，没有一种形式，它的和谐的意味与轮廓不是直接摄取自书法的某种形态的。 中国书法的地位是以在世界艺术史上确实无足与之匹敌者。因为中国书法所使用的工具为毛笔，而毛笔比之钢笔来得潇洒而机敏易感，故书法的艺术水准，足以并肩于绘画。中国人把"书画"并称，亦即充分认识此点，而以姊妹艺术视之。然则二者之间，其迎合人民所好之力孰为广博，则无疑为书法之力。书法因是成为一种艺术，使有些人费绘画同样之精力，同等之热情，下工夫磨练，其被重视而认为值得传续，亦不亚于绘画。书法艺术家的身分，不是轻易所能取得，而大名家所成就的程度，其高深迥非常人所能企及，一如其他学术大师之造诣。中国大画家像董其昌、赵孟畋餐?庇*为大书法家，无足为异。赵孟睿ǎ保玻担础?保常玻玻┪?泄?钪*名书画家之一，他讲他自己的绘画山石，有如其书法中之"飞白"，而其绘画树木，有如书法中之篆体。绘画的笔法，其基本且肇端于书法的"永"字八法。苟能明乎此，则可知书法与绘画之秘笈，系出同源。 据我看来，书法艺术表显出气韵与结构的最纯粹的原则，其与绘画之关系，亦如数学与工程学天文学之关系。欣赏中国书法，意义存在于忘言之境，它的笔画，它的结构只有在不可言传的意境中体会其真味。在这种纯粹线条美与结构美的魔力的教养领悟中，中国人可有绝对自由以贯注全神于形式美而无庸顾及其内容。一幅绘画还得传达一个对象的物体，而精美的书法只传达它自身的结构与线条美。在这片绝对自由的园地上，各式各样的韵律的变化，与各种不同的结构形态都经尝试而有新的发现。中国之毛笔，具有传达韵律变动形式之特殊效能，而中国的字体，学理上是均衡的方形，但却用最奇特不整的笔姿组合起来，是以千变万化的结构布置，留待书家自己去决定创造。如是，中国文人从书法修练中渐习的认识线条上之美质，象笔力，笔趣，蕴蓄，精密，遒劲，简洁，厚重，波磔，谨严，洒脱；又认识结体上之美质，如长短错综，左右相让，疏密相间，计白当黑，条畅茂密，矫变飞动，有时甚至可由特意的萎颓与不整齐的姿态中显出美质。因是，书法艺术齐备了全部审美观念的条件，吾们可以认作中国人审美的基础意识。 书法艺术已具有二千年的历史，而每一个作家都想尽力创造独具的结体与气韵上的新姿态。在书法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艺术精神的最精美之点。有几种姿态崇拜不规则的美，或不绝的取逆势却能保持平衡，他们的慧黠的手法使欧美人士惊异不置。此种形式在中国艺术别的园地上不易轻见，故尤觉别致。 书法不独替中国艺术奠下审美基础，它又代表所谓"性灵"的原理。这个原理倘能充分了解而加以适当处理与应用，很容易收得有效的成果。上面说过，中国书法发现了一切气韵结构的可能的姿态，而他的发现系从自然界摄取的艺术的灵感，特别是从树木鸟兽方面——一枝梅花，一条附着几片残叶的葡萄藤，一只跳跃的斑豹，猛虎的巨爪，麋鹿的捷足，骏马的劲力，熊罴的棱毛，白鹤的纤细，松枝的纠棱盘结，没有一种自然界的气韵形态未经中国画家收入笔底，形成一种特殊的风格者。中国文人能从一枝枯藤看出某种美的素质，因为一枝枯藤具有自在不经修饰的雅逸的风致，具有一种含弹性的劲力。它的类端蜷曲而上绕，还点缀着疏落的几片残叶，毫无人工的雕琢的痕迹，却是位置再适当没有，中国文人接触了这样的景物，他把这种神韵融会于自己的书法中。他又可以从一棵松树看出美的素质，它的躯干劲挺而枝叉转折下弯，显出一种不屈不挠的气脉，于是他这种气脉融会于他的书法风格中。吾们是以在书法里面有所谓"枯藤"、所谓"劲松倒折"等等名目以喻书体者。 有一个著名的高僧曾苦练书法，久而无所成就，有一次闲步于山径之间，适有两条大蛇，互相争斗，各自尽力紧挣其颈项，这股劲势显出一种外观似觉柔和纡缓而内面紧张的力。这位高僧看了这两条蛇的争斗，猛然而有所感悟，从一点灵悟上，他练成一种独有的书体，叫做"斗蛇"，乃系摹拟蛇颈的紧张纠曲的波动的。是以书法大师王羲之（321-379）作笔势论，亦引用自然界之物象以喻书法之笔势： 划如列阵排云，挠如劲弩折节，点如高峰坠石，直如万岁枯藤，撇如足行趋骤，捺如崩浪雷奔，侧钩如百钧弩发。 一个人只有清醒而明察各种动物肢体的天生韵律与形态，才能懂得中国书法。每一种动物的躯体，都有固有的和谐与美质。这和谐是直接产生自其行动的机能。一匹拖重载之马，它的丛毛的腿，和其硕大的躯干，同样具有美的轮廓，不亚于赛马场中一匹洁净的赛马的轮廓。这种和谐存在于敏捷纵跳的灵狸猎犬的轮廓，也存在于蜷毛蒙戎的爱尔兰狌犬的轮廓。这种狌犬，它的头部和足端差不多形成方的构形——这样的形态奇异地呈现于中国书法中之钝角的隶书体（此体流行汉代，经清世邓石如之表扬而益见重于艺林）。 这些树木动物之所以为美，因为它们有一种对于波动的提示。试想一枝梅花的姿态，它是何等自在，何等天然的美丽，又何等艺术的不规律！清楚而艺术的懂得这一枝梅花的美，即为懂得中国艺术的性灵说的原理。这一枝梅花就令剥落了枝上的花朵，还是美丽的，因为它具有生气，它表现一种生长的活力。每一棵树的轮廓，表现一种发于有机的冲动的气韵，这种有机的冲动包含着求生的欲望，意求生长则向日光伸梁，抵抗风的凌暴则维持干体均衡的推动力。任何树木都含有美感，因为它提示这些动力，特别是准对一个方向的行动或准对一个物体的伸展。它从未有意的欲求美观，它不过欲求生活。但其结果却是完美的和谐与广大的满足。 就是自然也未曾故意的在其官能作用以外赋予猎犬以任何抽象的美质：那高而弓形的狸犬的躯体，它的连结躯体与后腿的线条，是以敏捷为目的而构造的，它们是美的，因为它们提示敏捷性。而且从此和谐的机能功用现出和谐的形体。猫的行动之柔软，产生柔和的外观。甚至哈叭狗蹲踞的轮廓，有一种纯粹固有的力的美。这说明自然界范型的无限之丰富。这样范型常常是和谐，常常充溢着饱满的气韵而千变万化，永远不会罄尽他的形态，易辞以言之，自然界的美，是一种动力的美，不是静止的美。 此种动力的美，方为中国书法的秘奥关键。中国书法的美是动的，不是静止的，因为它表现生动的美，它具有生气，同时也千变万化无止境。一笔敏捷而稳定的一划之所以可爱，以其敏捷而有力地一笔写成，因而具有行动之一贯性，不可摹仿，不可修改，因为任何修改，立刻可以看出其修改的痕迹，因其缺乏和谐。这是为什么书法这一种艺术是那么艰难。 把中国书法的美归诸性灵说的原理，并非著者私人的理想，可以从中国通常的譬喻来证明。他们把笔划用"骨、肉、筋"这些字眼来形容，虽其哲理的含意迄未自觉地公开，直到一个人想起要设法使欧美人明了书法的时候。晋时有位女画家，世称卫夫人，王羲之尝师事之，她的论述书法这样说： 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 波动的动力原理，结果产生结构上的一种原理，为了解中国书法所不可不知者。仅仅平衡与匀称的美，从未被视为最高之风格。中国书法有一个原则，即一个四方形不宜为完全的四方形，却要此一面较他一面略高，左右相济，而两个平均的部分，其位置与大小也不宜恰恰相同。这个原则叫做"笔势"，它代表动力的美。其结果在这种艺术的最高范型中，吾们获得一种组织上的特殊形体，它的外表看似不平衡而却互相调剂，维持着平衡。这种动力的美，与静止的仅仅匀称的美，二者之间的差异，等于一张相照着一个人或立或坐取一个休息的姿态，与另一个速写的镜头，照着一个人正挥着他的高尔夫球棒，或照着一个足球健将，刚正把足球一脚踢出去的比较。又恰象一个镜头摄取一个姑娘自然地仰昂着脸蛋儿较胜于把脸蛋保持平衡的正面。是以中国书体，其顶头向一面斜倾者较之平顶者为可爱。这样结构形式的最好模范为魏碑张猛龙碑，他的字体常有鸾凤腾空之势，但还是保持着平衡。如此风格，求之当代书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佑任的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的获有今日地位，也半赖其书法的盛名。 现代的艺术为寻求韵律而试创结构上新的型体，然至今尚无所获。它只能给予吾人一种印象，觉得他们是在力图逃遁现实。其最明显之特性为它的成效不足以慰藉我们的性灵，却适足以震扰我们的神经。职是之故，试先审察中国书法及其性灵说的原理，并赖此性灵说原理或气韵的活力，进而精细研习自然界之韵律，便有很大可能性。那些直线，平面，圆锥形的广博的应用，仅够刺激吾们，从未能赋予美的生气。可是此等平面，圆锥，直线及波浪形，好象已竭尽了现代艺术家的才智。何以不重返于自然？吾想几位西洋艺术家还得用一番苦功，创始用毛笔来写英文字，苦苦练他十年，然后，假使他的天才不差，或能真实明了性灵的原理，他将有能力写写泰晤士大街上的招牌字，而其线条与形态，值得称为艺术了。 中国书法之为中国人审美观念的基础之详细意义，将见之于下节论述中国绘画及建筑中。在中国绘画之笔触及章法中，及在建筑之形式与构造中，吾们将认识其原则系自书法发展而来。此等气韵，形式，笔势的基本概念，赋予中国各项艺术如诗、绘画、建筑、瓷器及房屋装饰以基本的一贯精神。 绘画 绘画殆为中国文化之花。它完全有独立的精神与气韵，纯然与西洋画不同。中国画之异于西洋画，犹如中国诗之不同于西洋诗。这种差异是难于了解亦难于言宣的。绘画有某种情调与气韵，西洋画中亦可见之，但根本上两方是不同的，而且用不同的方法表现出来。中国画显出其材料的经济，可注意其许多空白的地位，一种调合组织的意象，用它自己的和谐来构成，而显著有某种神韵的灵活的特征，更有一种笔触上的豪迈与活泼的情态。这使观者印着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陈设在吾们面前的绘画，它是曾经作者性灵的内在行进的转化的。作者把题材削除其中不对题，不恰当，不和谐的成分，而递予我们只是一个完善的整体，这样真实的表现生命却又这样不同于生命。意匠更为显明，材料之整理更为严峻，相对点与集中点较易于按索，吾们可以坚决地觉察艺术作家一定曾经干涉过材料本身的现实，而呈现给我们仅以现实所表显于他意匠中的形象，而不失其基本的逼真，亦不致丧失别人的可能理解性。它是主观的，但没有西洋画家的强烈的"自我"主张，也没有西洋画之非普通人所能了解之弊，它所构成的主观的物体外观，不致有所歪曲。他并不将一切意匠绘之于画面，却剩下一部分须待观者的拟想，但也不把现实的形体改成令人迷茫的几何体形。有时对于某一直觉对象之专注意味那样浓厚，致整幅画面只画一条梅枝的梢头，就算工作圆满。可是虽经将材料的现实加以主观的处理，其效果不是作家自我的困扰的固执，却为与自然完全的融和。这样的效果何由得之？此特殊的传统法式如何生长起来？ 这种艺术的传统法式非出于幸致，亦非出于偶尔无意的发现。它的特性，我想最好用"抒情性"一词来统括起来。而此抒情性乃来自人类精神及文化的某种典型的。吾们必须注意，中国画之精神与技巧紧密地与书法并与诗相关连。书法赋予它以技巧，原始的一曲即决定它后来的发展，而中国的诗，假之以神韵。因为诗书画在中国为关系很密切的艺术。欲期懂得中国绘画艺术的最好途径，为研究此构成特殊传统法式的各种势力。 简言之，此特殊传统法式吾人所称为抒情性者为二种改革的成果，这种改革现代西洋画还正在行进的过程中，而中国绘画史上在第八世纪已经出现了。这种改革便是反对作家的被奴役于所勾描的物体，反而将题材现实作照相式的重映。中国书法帮助他解决第一难题，中国的诗帮助他解决第二个难题。将此等改革及此传统法式之起源一加研究，使吾人得以明了中国绘画何由演成今日之特性。 中国画的第一个问题亦即为一切绘画的问题：即不论在帆布上绘油画抑在绢本上绘水墨画，第一须问作家将何以善用其线条或涂抹。此问题纯粹为技术问题即"笔触问题"。没有一个画家可以避免笔触的应用，而笔触将决定他的作品的全般风格。倘此线条机械地摹拟所绘对象物体的线条，不够获得具个性的豪放精神，吾人不久终将厌弃之。 这种改革是吾人今日所见于现代艺术之同样的革新，这个改革在中国系由吴道子（713-755）创导，吴道子以其善于运用毛笔而完成了这个改革。他的特色为其笔触之豪放自然，非但不掩省线条，且从而尽量发挥之（吾人在中国建筑中将见此同样原理）。顾恺之（346-407）的死的沉闷的线条，宛如用铁锥所画者，今由吴道子的活泼线条代之而兴，这种笔姿世人喻之为于"莼菜条"，曲折粗细变化无穷，笔意所至，无不暗合自然之韵律。他的门人张旭实脱胎于吴氏的笔触而始创惊雷激电，雄视千古的狂草。王维（摩诘，699-759）更纵其天才，益精练其笔致以从事绘画，时而改进前人模拟轮廓的方法，结果创造了南派画宗。他所远被的影响，吾人在下面即将见之。 第二个问题为作家的个性将怎样映入作品中而使此作品值得称为艺术，超越无意义的写真，但不牺牲物体的真性及和谐？反对单纯的物理上的正确性，亦为现代艺术倾向的骨子，此种倾向可视为逃遁物质的现实而寻求灌注作家自我意识于作品中的方法。这样的革新在中国艺术史上发生于第八世纪，当时有新作风的树立。人们感觉到不满于照相型的物质现实的重映。 另一同样悠久的问题为作家怎样始能将其自我的情愫或反应输入作品中而不致流为怪诞的游戏画？这个问题在中国诗中早经解决。其改革为反对无意义的正确与琐细匠人式的手艺。新作风与旧作风的对峙，有一有趣的故事，李思训（651-716）与吴道子同为盛唐名画家，玄宗时奉命图绘四川嘉陵江风景于大同殿壁上，李思训为北派大师，设色敷彩，金碧辉煌，一月而济事；吴道子泼水墨图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竟。玄宗因说："李思训一月而竣，吴道子一日而成，各尽其妙。" 当此反对琐细手艺之革新发生的时代，产生了一位天才大作家王维，他是一位第一流山水画家，他将中国诗的精神与技巧灌注入画法中，他用诗的印象主义，抒情性，气韵的崇拜，与山川万物皆为灵秀所钟的观念来作画。如是，此具有艺术真价值而享盛名的"南派画宗"的开山大师，乃为一中国诗的精神所养成的人物。 就年代顺序言，其发展情形可概如下述。大概中国人的艺术天才之初次自觉的注意，约当第四、第五、第六世纪，彼时艺术批评与文学批评相当发达。王羲之以望族世家而擅长书法，有"书圣"之目。继乎六世纪之后，佛教势力颇形发达，遗传给我们以著名之大同石刻与龙门碑志，其书体发展而盛行于北魏者，至今有碑拓存留，为人所珍视，立下很高的书法艺术法则。据著者所见，魏碑实为书法艺术史中最光辉的作品。魏碑之风格至为伟大，它不独为美，而为美、力、工一致融和的结晶。在这个时期，谢赫第一个表彰六法论，树立了"气韵生动"的原则。千四百年来，凡绘画的创作与批评，未尝越过他的范围。 其后继之以伟大的第八世纪，这一个时期为中国历史上创造最丰富的时代，在绘画，在诗，在散文上都有新的伟大的创造。其原由至少一部分是因为前一世纪战乱时代新血胤之混入。李白和王维都出生于西北，那里种族的混和最为活跃，不过吾们对此仍缺乏更适宜的系统论据耳。无论怎样，人类性灵在这个时期变成活泼而富创造力。这个时代传给吾们以李白、杜甫及其他第一流诗家，李思训、吴道子、王维的绘画，张旭的草书，颜鲁公的正楷，韩愈的古文。王维生于699年，吴道子之出生，约当700年，李白701年，颜鲁公708年，杜甫712年，韩愈768年，白居易772年，柳宗元773年，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人物。又适当这个时期，出了个绝代美人杨贵妃以伴天子，而奇才李白以增辉朝廷。惜乎好景不常，这个时代终究也不获久享太平。 无论北派之盛如何，南派终于应运产生。而吾们对于中国绘画所感之兴趣实亦集中于南派。因其为纯粹中国所持有之作风，这一派后世称之为"士大夫画"。到了十一世纪，在宋代学者象苏东坡（1036-1101）、米芾（1050-1107）及其子米友仁（1085-1165）辈创导之下，技巧更趋简单而主观化。此派称为"文人画"苏东坡尝作墨竹，从地起一直至顶，观者不解，问其何不逐节分。苏东坡答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运思清拔类如此。苏东坡又为书家及大诗人，长于画竹，是以极爱竹。尝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的画竹喜用水墨泼成，不施彩色，而气势变化，颇类醉书狂草。他的绘画方法亦往往先酣酒畅饮，即醉且饱，当酒后耳热之际，受着酒性的刺激，用毛笔沾饱水墨，乘意兴之所至，或以作书，或以作画，或以题诗，胸无定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一次在这样意兴之下，提起笔来在壁上题了一首诗，它的字句英气自然，不易翻译，诗云："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那个时候，绘画无复是绘画，却是象书法那样在"写"了。吴道子的绘画，也都乘着酒兴，或当观友舞剑之后，舞剑的旋律，足资他的模拟而灌注于他的作品中。那很明白，在这样暂时兴奋下的作品，只能迅疾的寥寥数笔挥成，过了这个时刻，酒兴的效力怕不早就烟消云散了吗？ 在此一切酒兴的背后，还有一种很优美的画学哲理。中国精研画学的学者，他们遗留给后世篇帙浩繁的艺术批评论著，很精细的分析"形"，即所绘物体的物质的外貌；"理"即物象内含的条理或精神；"意"，即作家自身的概念。"士大夫画"为一种反对"被役而非自主的象真"的抗议。这样为物象所奴役的手艺，自古迄今可资例证者很多。宋代文人特殊着重"理"，物体内含的精神。无意义的外形之精细正确为商业美术家的工作，绘画之值得称为艺术者，其唯一目的为把握住精神。固非是常人所见之无意义的醉态已也。 所可注意者，此等绘画，非为专门美术家的作品，而为文人学士消闲游戏之作。此非专业的游戏三味的特性，使作者得抒其轻淡愉快的精神从事绘画。当十一世纪之际，有所谓"士大夫画"的勃兴，这种士大夫画称为"墨戏"。这是文人学士的一种消遣方法，出于游戏性质，与作书吟诗无异，故没有一些沉滞不活泼的神态。大概那辈文人学士在书法中已把毛笔运用熟了，洞悉笔性，乃出其充溢有余的精力，发挥之于绘画，以为精神上愉快之调剂。书法与绘画，其物质的设备是一样的，同样轴子，同样毛笔，同样水墨，这四五样便是案桌上所有一切齐全的设备。米芾为"士大夫画"派的一大家，他的作画可不用毛笔，有时用卷纸渲泼，有时甘蔗莲梗挥抹。当兴会已至，此辈文人腕下，简直有一种魔力，无不可为之事，因为他们具有把握住基本韵律的本领，此外的一切，都为气韵的附庸。就是当代画家中也有用手指作画，有一人甚且能用舌卷动舐纸而作画者。绘画是以为文人学士陶情遣性，修养身心的娱乐，虽至今犹然。 这种游戏三昧的精神，即为中国画中一种特质的来源，这个特质叫做"逸"。欲将这个逸字译为英文，取其最相近的意义，只好用fugitiveness一个字（这个字在英文中的原义为浮浪性。），或许这个字能同时包括"浪漫性"和"隐逸精神"二种的意义，则他的意义就该很与逸字相近了。李白诗的特点就是这种活泼无挂虑的特性。这个逸，或是浮浪，或是幽隐的特性被视为士大夫画的灵魂，而它是从游戏精神来的。仿佛道家精神，它是人类想摆脱这个劳形役性的俗世的努力，而获得心情上的解放与自由。 这种愿望是容易了解的，只要吾们明白这些士大夫精神上所受道德的政治的何等样束缚。他们只有从绘画中寻求自由的恢复。元代大画家倪云林（1301——1371）尤富于这种特性，他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 是以在南派的水墨山水和人物画中，吾人必须认识其所受书法之影响。第一，你可以看出其敏捷有力而常含高度韵律的笔触，从一枝松干的皴法你可以看出书法中旋曲线条的同样原理。董其昌云："画树之法，须专以转折为主，每一动笔，便想转折处，如写字之于转笔。"而王羲之论书法则云："每作一，笔须有三顿折。"董其昌又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你又可以从怪石的多孔而波浪形的皴法看出一种所谓"飞白"的书体，这种书体系用墨渖较为干燥的毛笔写的，每一笔的中间，露出许多白痕。又可以从纠曲的一枝枯树看出虫纽形的篆文的形体。这是赵孟罡嫠呶颐堑*秘诀。更进一步，空白地位的艺术的处置，亦为一重要书法原理，因为适宜的空白布置为书法之第一要诀，如包慎伯所说："章法为一大事，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令透风，常计白以当黑。"故章法适当，不在墨守左右均齐之形式，如今日于右任之书法可以见之。中国字体的左右不平衡，无关乎宏旨，而结体章法布置失当为不可饶恕之过失，犯了这个毛病，便是充分证明他的书艺之未臻成熟。 从一幅简单的图稿，你又可以进而辨出驾驭毛笔的律动，称为"笔意"。笔的意义为艺术家心中的概念。作中国画实不过为写出胸中的概念，故谓之"写意"。笔墨尚未着纸之先，艺术家胸中已有一确定的概念，然后着手下笔，一路画来。不过经由某些笔致写出此概念。他不能容忍不相干的笔意参入。不欲添加一枝一叶以保存有机的调和，致牺牲胸中的主意；当他已经达出了心上的基本概念，那这幅绘画的任务业已完了。他马上搁笔而完稿。由此理由，可知画面的所以能生动，因其背后的概念是灵活的。那好象读一篇优美精警的小诗，字句已经尽毕，可是韵味无穷，如缭绕于字里行间。中国艺术家形容这种技巧叫做"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因为中国人是讲究余韵的大师，他们歇手于"恰到好处"。中国人喜欢啜上好香茗，又欢喜嚼橄榄，这给予他们一种"回味"。这种回味在喝嚼当时倒辨味不出，直等到喝完了香茗，吃完了橄榄，再隔个数分钟，始使你感觉得。这种技巧在绘画中的效果是一种特质，叫做"空灵"，它的意义是：极度生动而伴之以意象的经济。 中国的诗，赋予绘画以性灵，如上面讲述诗的一节中说过，诗家往往兼为画家，画家亦往往兼为诗家。这种情形在欧美便没有象中国那样普遍。诗和画出乎同一的人类性灵，那天然其精神及本质上的技巧彼此相通。吾们知道了绘画的怎样影响诗的眼界，因为诗人的眼即是画家的眼。但是吾们也可以看出画家的精神即诗人的精神；画家显出跟诗人同样的印象，同样的暗示技巧，同样的驰想于不可解释的宇宙，同样以万物皆灵的想象与自然相融和，这些特质本为诗的特色，诗的心景就是画境活现的一瞬，而艺术家的心景可以用诗的形式发表出来的，稍事研习，也可以用画面描写出来。 所谓眼界，或许在欧美人听来不甚清楚，让吾们再来解释一番，即中国的绘画是假定在很高很高的山岭写作的。你倘使在很高的高度例如从飞翔于离地面六千呎的飞机上所获得的印象，他的眼界一定与处于寻常平面所获得的眼界不同。当然，测视点的地位越高，则符合于中心点的线条愈稀。它又显见地受了中国画轴之长方形的影响，这种画轴的式样，需要离轴底的前景较远的距离，以达足轴顶的天线。 无异于现代的欧美新派画家，中国画家之所欲描摹者非为外表之现实而为其自己印象中之现实，因是他们的画法即印象派的画法。不过西洋印象派画家的毛病是他们似觉过于巧黠又于逻辑。竭尽一切的机巧，中国画家不能产生艺术的幻象足以惊骇庸俗者。他们的印象主义的基本，即为前面所述"意存笔先"这一个原理。是以绘画之要领非为物质的现实，而为艺术家由现实所反映之概念。他们不忘他们所绘画者，乃为贡献给人类同侪而绘画，是以他们的概念，必须为别人所能领悟者。他们受了中庸之道的约束，他们的印象主义是以为人情的印象主义。中国画家作一幅画，他的目的是在传达统一的概念，这概念决定画面上的布局，何者宜描绘，何者宜简略，以达到空灵的美质。 因为概念是绘画的第一要义，他必须用最大之毅力使之含孕诗意的概念。当宋代中叶，政府有画院之设立，四方之能画者，得应政府之画艺考试。从此等画试的评判标准，吾们可以看出此诗意概念何等的超越其他要素而独占重要地位。凡中式的绘画，无一非为表现最优之诗的意象者，而此最优的概念又无不赖乎暗示的方法。画题的本身就已富含诗意，因为它们大都为一句或二句诗句。不过其机巧全赖乎最能用暗示的方法表达诗意者。举一二个例子便能够明了。宋徽宗时有一次考试的画题为： 竹锁桥边卖酒家。 许多应试者，无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故酒店的店景占了全画面的中心部分。一善画者则但于桥头竹外挂一酒帘，帘上写一酒字，画面上但见丛竹孤桥，并无酒家之痕迹，然酒家深藏于竹林之内，意已了然，于是此人被擢魁首，以其善体题中"锁"字之意。又有一次考试，则其画题系采用韦应物的诗句： 野渡无人舟自横。 这首诗的作者，早已运用着暗示的方法，传达一种静寂荒凉的气氛，显示一条孤舟无人管理，受着流水的冲荡而飘泊着；而作画者更把这意思推进一层。那幅中魁首的画，画一只鸟栖息于一条小船上，另一只鸟则下飞作正将栖止之状。这样描写几只鸟的接近船身，暗示这条船是被遗弃着，没有人在近处，它就充分的表现了静寂荒凉的意味。 又有一幅图画，乃在描写贵族府邸的奢华景象。一位现代画家，当他描绘现实弄得烦腻了的时候，或许也想用用暗示画法。但是他的暗示或许将描绘一架saxophone的错杂音波，幻觉的穿越一只香槟酒杯，这只酒杯搁在一个妇人的胸膛上，这个妇人半身隐掩于汽车里面，这辆汽车正在轻轻掠过柯奈特号海舶的烟囱等等情景。中国印象派画家画起来。背景上画一殿廓，金碧辉耀，朱门半开；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以箕贮果皮作掷弃状；如鸭脚，荔枝，胡桃，榧栗，榛黄之属，一一可辨，各不相因。这样很详细的依现实描写出来，其屋内的奢华盛宴不见于画面，但用这些剩余的残物倾倒于垃圾堆的情景来暗示出来。画家的概念是以万能的，技巧上的诗意的美质赖以表现。率直无含蓄的描绘是羞耻的。中国艺术家所时刻留心的是：含蓄一部分，让人去辨味。 中国绘画是否仅以善处概念而感到满足？概念乃思维之产物而为性灵的产物，是以纯粹的放纵意象，会碰到此路不通的一日，因为艺术最主要的作用，应该迎合吾人的情感与意识，否则将退化成机械的奇形或为逻辑的图表，机械的智力技巧的概念倘它不能引起吾人情感的共鸣，从不能产生伟大艺术。这一点吾们在任何伟大作品中都能看得出来，不论是中国或欧洲的名画。是以吾们不如说心景是万能的。画两只鸟栖息于一条船上，恰恰暗示其附近没有舟子，而没有舟子这种概念倘不能同时引起吾人感觉荒凉寂寞之共鸣便了无意义。苟欲引起观者的共鸣，怎的不画一些湍流把那条船冲个横摆呢？当我们观着这幅画而有一种感触，觉得这条船倘不是被遗弃，它将不会被川流冲得这样横摆飘泊，而这种飘泊的景象引起吾人一种对于荒凉景色的回想，便深深打动吾们的心坎。这样，这幅画就是生动而有意义的了。一幅图吾倘但恁画着桥边一家酒店隐于竹林中，不生什么效用，直等到吾们被提示而引起回想，如见许多人民聚集于酒肆中，那儿迢迢永昼。光阴的过去似很觉迟钝，而人民的生活是那么安静闲逸，他们或许在闲坐谈天，消磨整整下午，谈些渔翁的风湿病，以至皇后娘娘年轻时的风流史。是以心景之共鸣作用不论在画中或在诗中是万能的。这使吾人重视气韵生动这个纲领，这是自从谢赫首先阐明六法论之后，千四百年来奉为中国绘画之最高理想，又为其他画家从而推敲讨论之中心。 吾人必须肯定的记取，中国绘画本不欲仅取细小部分之正确，苏东坡有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为诗必以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但是除开了形似，画家还拿什么来贡献给吾们呢？绘画的目的，将是什么呢？他的答语是：艺术家须传达景物底神韵性灵而引起吾人的情感的共鸣。这是最高目的而为中国艺术的理想。吾人固犹忆中国画家常喜历访名山以澄清思虑而培养精神。他攀登最高峰峦以取得精神与道德之提高，他凌冒烈风而淋清雨，以听江海之涛声。他冥坐荒原乱石堆中，或栖息竹林丛树间数日不返以摄取自然界的灵感。他既与自然界的灵感交通，乃以其所获传送与吾人，为吾人创作一幅绘画，充盈着真性情与灵感，其变幻灵活，无殊自然界本身。他将如米友仁，给我们一幅山水画，层云叠嶂，烟雾迷蒙，萦绕山树间，在这一幅画面上，一切详细物景，都沉浸于此润湿的大气中。或如倪云林，给吾们一幅秋景图，带着清凉的景色，间隔着一条露白的云气，如雾如烟，树叶是那么稀疏零落，予吾们一股荒凉凛冽的寒气的感觉。在这种气氛与韵律之下，一切细节都将忘却而只剩留中心的一点性灵。这便是中国艺术的最高理想——气韵生动，于是诗与画又复相通。 这是中国艺术的使命，它教导我们以广溥的爱好自然之精神，因为中国画的最大成功，便是描写自然的山水画。西洋风景画之最佳者，如柯乐（corot）的作品，给我们同样的自然气氛的感觉。 所惜在人物画方面，中国艺术是十分落后的，因为人体被当作自然界物体的点缀物。女性人体美的鉴赏，不可求之于中国绘画。顾恺之、仇十洲的仕女画所给予吾人的印象，不是她们的肉体的美感，而只是线条的波动的气势。照我看来，崇拜人体尤其崇拜女性人体美是西洋艺术卓绝的特色。中西艺术最显著的差异，在两方灵感之不同，这就是东方感受自然之灵感而西洋感受女性人体美之灵感。今画一个女性人体，而命一画题曰沉思，或画一个赤裸裸的浴女，以表现所谓人体美，将使中国人见之，为之惊呼却步。至今许多中国人还是不明了西洋文化需要活的标本，所谓模特儿，剥得精光而放在眼前以供观摩，每日以二小时为度，然后开始学习基本绘画。当然也有许多欧洲人欢喜把喜斯勒（whistler）的名画"我的母亲"高挂壁上，资为范本，而不敢大胆把女性人体供作观摩。今日犹有许多英美人士在房中挂了一幅法国画，歉仄自愧地对人解释：这间房间是租赁的时候早就现成布置了的。倘有友人送了一幅凡尼斯神女像的冬至礼，真叫他不知怎样安排才好呢。我们在通常谈话中绝口不把这些东西称为艺术，而这种绘画的作者一定是"疯狂的艺术家"。话虽如此，正统的西洋画，在其本质上及灵感上是但奥尼细阿斯的（dionysian）。西洋画家好像在裸体或近乎裸体的人像以外看不到甚么东西。如中国绘画家的象征春，将描画一只肥硕而美丽的鹧鸪，西洋画家则象征之以舞蛹的少女，后面追随着神语中的牧神；又似中国画家颇感兴味于蝉翼的纹络或蟋蟀、蟾蛙、蚱蜢的肢体。中国的文人雅士将此等绘画悬挂壁上，可以兴会无穷的朝夕欣赏之，至如西洋画家至少当以海恩纳（henner）的liseuse或madeleihe为标准。否则不感满足。人体的裸露，亦为今日欧洲文化传入东亚的一大势力，因为它改变了艺术灵感的源泉，改变了整个人生的观念。倘予以更精密溯源的考究，则此等势力应称为希腊文化势力。文艺复兴挟崇拜人体之灵感以俱来，并其内心之体认，肯定生命是美丽的。中国文化的大部分传统观念就不有希腊文化的影响本已很切近乎人文主义，可是所怪者"人体是美丽的"这种说法竟始终付之阙如。吾们倘睁开眼睛，一审人体底美质，恐其印象不致会轻易遗忘。这种人体美的发现和女性人体美的崇拜之所为影响最大的势力之一，因为它跟人类最强烈的本能——性——有着密切的连系。由是观之，我们可以说爱普罗的艺术地位已为但奥尼细阿斯的艺术所夺取；宛如今日的中国画在大多数学校中不列入课程，甚至多数美术学校亦然。他们从模特儿或从古典石膏像（希腊的或罗马的）描摹着女性人体轮廓和解剖。此种对于裸体美之崇拜，实无需托辞乎柏拉图的纯洁审美主义藉为口实，因为只有老朽的艺术家才把人体看作无情欲的崇拜对象，也只有老朽的艺术家才谨饬地替自己辩护。老老实实，崇拜人体是含有肉欲的意味的，他必须如此。真实的欧洲艺术家并不否认这些事实，且复公开地说明它。同样的非难不能加诸中国艺术。可是不论吾人愿意与否，这种势力已侵入了我们的艺术界，其势不可阻遏。 建筑 "自然"永远是美丽的，而人工的建筑往往反是。因为建筑不同于绘画，它自始无意于模拟自然。建筑的原始不过是石、砖、三合土的堆砌，所以供人遮蔽风雨。它的第一纲领，在乎效用，虽至今日，此旨不变。因是那些不调和的现代建筑：工厂，学校，戏院，邮政局，火车站，和那些直线的街道，它们的丑恶，郁闷，使人往往感觉到有逃往乡村的必要。因为自然与人工之最大差别为自然的无限丰富与我们的机巧之极端有限。最精敏的人类智力，也不能发明什么，左右不过是那些呆钝的建筑拘泥于有限的传统模型，东一所圆顶，西一所三角顶的屋子。予人印象最深刻的王陵或纪念碑尚不足与树木的意象灵巧相比拟，就是我们大道两旁排列着的经斫削而消毒的树木也不足与之比拟。你看自然是何等大胆！假令这些树木的粗厉的表皮和不规律的形态移之于建筑物，那我们大概将这位建筑师送入疯人救济院。自然甚至胆敢将树木刷上绿色。我们畏怕不规律，我们甚至畏怕颜色，我们于是发明了"灰黄色"这一辞来形容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竭尽了所有才力，仍不减少胡同，新式人行道，直线市街的郁闷，使我们不断的想逃避都市生活而寻求避暑胜地？效用便是答语。可是效用并非是艺术。现代的工业时代使这情形更趋恶劣，尤其因为发明了钢骨混凝土以后，这是工业时代的一个信号，而且这情形将一直延续下去，直到现代的工业文明终止的时期才会转变，多数水泥钢骨建筑甚至忘却了装配屋顶，因为据建筑家告诉我们，这屋顶是根本没有用途的。有几位公然自称他们从纽约的摩天建筑物感到一种美，诚如所言，作者本人却从未看出任何美。它们的美是黄金的美，它们的所以为美，因为它们显示出千万万金元的魔力。它们表现着工业时代的精神。 但是因为我们对于为了自己而建筑的房屋，每日都要见面，我们的日常生活又大部消磨在它们的里头，加以恶劣的建筑会妨害我们的生活典型，我们有一个很近情理的要求，我们要使他美观。房屋的外观很机敏地改变我们的城镇的市容。一架屋顶并非单纯蔽御烈阳风雨的一架屋顶，却是足以影响我们对于家庭的概念的一种东西。一扇门并非是仅仅供人出入，它却引导我们跨入人类家庭生活之奥秘的锁钥。总之，我们敲着一扇褐灰色的小屋门或敲着一扇装着金黄兽环的朱漆大门，二者之间是有些差别的。 所困难者吾人竟将怎样砌石钢筋之类赋具生命而说些美的语言。我们竟将怎样赋予它们一个精灵而使它们说些东西给我们听，好象欧洲的天主教徒常有一种精灵对他们说话，我们能否也希望有这样的精灵说无声的语言将最伟大的美丽与宏壮告诉我们？且让我们看中国的建筑家怎样解决这个难题。 中国建筑术的发展，可以看出，是跟西洋建筑沿着两条路线前进的。它的主要倾向是企求与自然相调和。从许多方面看，它的这种企图是成功的。它的成功，因为它能够摄取梅花嫩枝条的气韵——首先转化入书法的灵活生动的线条，然后转化入建筑的线条与型式。更补充以象征的意象。经由迷信堪舆术的流行，搀入了万象皆灵的基本概念，这使人被迫地审察四周的景色。它的基本精神是和平与知足的精神，产生优越的私人居宅与庭园。它的精神不象高斯（goth）式的尖塔，升指天空，而是覆抱着地面，且甚满足于它的型式。高斯式天主教堂显示崇高的精神，而中国式的庙宇宫殿显示宁静清朗的精神。 书法的影响竟会波及中国的建筑，好象是不可置信的。这种影响可见之于雄劲的骨架结构。象柱子屋顶之属，它憎恶挺直的死的线条，而善于处理斜倾的屋面，又可见之于它的宫殿庙宇所予人的严密、可爱、匀称的印象。骨架结构的显露和掩藏问题。等于绘画中的笔触问题，宛如中国绘画，那简略的笔法不是单纯的用以描出物体的轮廓，却是大胆的表现作者自己的意象，因是在中国建筑中，墙壁间的柱子和屋顶下的栋梁桷椽，不是掩隐于无形，却是坦直地表露出来，成为建筑物的结构形体之一部。在中国建筑中，全部框架工程有意的显露在外表。我们真欢喜看此等构造的线条，它指示出建筑物的基础型式，好象我们欢喜看绘画底稿上有韵律的略图，它是代表对象物体的内容而呈现给我们的。为了这个理，木料的框架在墙壁间总是显露着的，而栋梁和椽桷在屋宇的内面和外面都是看得出的。 这是导源于书法上的一大原理，便是人人知道的"间架"。一个字的许多笔划中间，我们通常拣选其中的一直或一划，或有时拣一个方腔，作为其余笔划的中心支撑点，这一笔我们必定使他格外有力，或格外颀长一些，使它自别于其余的笔划。这一个支撑点既经立定，则其余的笔划，或向它作求心的密集，或向它作滩心的辐射。就是在聚集的多数建筑物中间其意匠上亦存在有"轴线"的原理，好似许多中国字也都有一个轴线。北平全城的设计，——它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古城之一——存在着一个暗中的轴线，南北延展至数里之长，一直从外前门通过皇座而抵煤山及后面的鼓楼。这样的轴线可显明的见之于许多中国字中，象"中""东""束""柬""律""乘"等。 或许比之直径轴线的原则更见重要者，为弧线，波浪形，不规律的韵律线条之应用，所以与直线相调剂。这在中国建筑的屋面上看得再清楚没有。任何中国的庙宇，宫殿或宫邸等建筑物，都是以柱子的直竖线和屋面的曲线相调剂相结合为基本原则的。屋顶的本身，包含着屋脊的直线和下面倾斜线的调剂。这是因为我们受惯了书法的训练，在书法训练中我们被教导说：一方面我们有了直线的主要笔划，不论是一直，一划，一撇，还得用弧线或柔软的断续线条与之相调剂。屋顶的脊骨更用少许装饰意味分裂其单调。只有用了这样的调剂，那些柱子和墙壁的直线始觉可能容忍。倘能看出中国庙宇住宅的最普通的范型，便可以觉察屋顶构成比之墙壁柱子为显著的装饰点（柱子和壁大多不露于前面的）——后者较之屋顶常比例地来得细小。 官家令 官字和家字的顶部，为这两个字的主要组织成分，它表象中国房屋的屋顶。注意其中部的斜倾与屋顶所见之一往直前疾驰的气势。令字的顶部一个人字，很象屋顶的外廓线。更注意底部疾掠的姿态与上向转折的弧形。更注意中国文字所含存的建筑原理。注意官字的有力的垂直线，这是柱子，它这样与上面屋顶的弧形和其他附着的平行线条相调剂，注意家字中央的垂直弧线有别的笔划集中于它的顶部一点，而巧妙地彼此保持平衡。 屋顶斜倾的由来，从未经正确地了解过，而它是中国建筑的最出色最显著的特性。有人想象它是跟我们游牧时代的帐幕形式有联系关系。其实它的理由在书法中可以明见，任何透彻明了中国书法原则者无不能看出其可爱的疾掠线条的纲领。中国书法之最大困难，乃在使笔划饱含笔力，于完全直线的笔划中常尤为艰难。反之，向任何一面略作斜势，立刻可显觉紧张的气脉。只要看一看中国字部首的优美的斜倾表象屋顶，当可见这不是纯粹作者的幻想。 我们爱好含韵律的或波浪形的或断续的线条，而憎恶呆直僵死的线条是很明显的，只要你留意我们从未误会象克利奥潘曲拉尖方碑（cleopstcrsneedle）那样拙劣的东西。有几个摩登中国建筑师仿照了西式建筑搭了几座灯塔模样的东西，叫做西湖博览会纪念馆，它矗立于美丽的西湖景致中间，无异美丽的脸宠儿上留下一个疮疤，使人谛视稍久，非引起刺目之感不可。 那很容易举出几个例子，说明我们打破直线闷郁的方法。最好的模范模本，莫如具栏杆的圆拱桥。圆拱桥的型式便能与自然相调和，因为它是弧形的，又因为它装配有栏杆。它的穹窿不及布鲁林克（brolnyko）桥之长，它的栏杆不及布鲁克林桥之有用，但无人能否认它显出较少的人工机巧，却是含有天然的美丽。又可以观察塔，试想它的全部美观乃因其轮廓的单调经接续的突出檐层所打破，尤其那些弧形朝上翘的檐角，很象书法中的一捺。再看一看北平天安门外特殊的一对大石柱。它的顶部的云形的弧线，极为触目，其意匠的大胆，就在中国艺术中也终鲜匹俦。不论它的名义是什么，总之，石柱上有了波浪形的表面。据说这些波浪形是代表云的，但这不过是艺术上的名称，所以传导神韵于石柱的表面。孔庙中也有石柱则浮雕有围绕的龙形波浪线条，因为这种龙形的波浪线条有助于打破直线的单调，我们觉得这龙形乃有其装饰上的效用，不仅仅为一种表象而已。 随时随地我们尽力以摄取天然的神韵，模拟他的不规律的线条。其精神存在于一切意匠的背后者仍为书法的精灵思想的精神。我们的打破窗框子直线的单调，系用竹形的绿色釉彩瓦管来装饰。我们甚至敢用圆形的，椭圆形的及以花瓶形的门槛子以打破墙壁直线的单调。我们的窗框子之型式，多如什锦饼干的花样，也有作芭蕉叶形的，也有作桃形的，也有作双叠西瓜形的，也有作扇形的。李笠翁是诗人、剧作家，又为享乐主义者，他为竭力提倡镶镂窗栏及女墙隔屏者。窗的骨架通常是直线的，沿着这个骨架，李笠翁介绍一种雕镂小格的镶嵌方法，使其姿态生动。这个方法也应用于隔屏、床柱，及其他格子花样的用器。最后，假山的堆砌殆为我们尽力想把自然的不规律线条介绍入建筑术的最清楚的例子。 换一句话说，中国建筑随时随地设法模拟鸟兽草木的形态以谋补救直线单调的弊病。这种企图自然引起应用象征主义的考虑。蝙蝠常常被用作装饰的标本，因为它的弧形的翼翅可以装饰成多种不同的花样，同时又因为它的名称跟"幸福"的福字谐音。这种象征的用意是很幼稚的，却是很容易明了，虽妇人稚子都能通晓。 但是象征主义另有一种功用，它在几种传统的意匠中包含着民族年龄与希望的思想。它激起了我们的幻想，引导我们走入缄默无言的思想境界，好象基督的十字架与苏联的镰刀与锤。因为这种民族的思想是太伟大，非言语所能传达。一支中国式的柱子，挺直的上升，完全是一种单纯的意匠，直等到它接达顶部之际，它骤然隐失于一群纷繁的意匠中间，那儿是横支柱，檐板，短栅，我们抬头一望，可喜瞧见了生动的意匠，瞧见了一对鸳鸯，或是一只草虫，或是一支笔一锭墨。当我们仰望着一对鸳鸯，那是无时无刻不是成双作对的，我们的印象遂被导至妇人的爱情；当我们仰望着文房四宝，我们想到书斋里幽静的书生。那儿描绘着金黄青绿的色彩的有蚱蜢，有蟋蟀，也有鸳鸯，它充满了快乐，充满了尘世间所能想梦得到的快乐。有时我们描绘着风景，有时描绘着家庭快乐图，这是中国彩描最常用的两个画题。 尤为中国所最尊崇的动物，它是象征皇帝的一个标记。皇帝当然是无往而非幸福的。它在装饰绘画上是最多被应用着的，一部分因为它的盘绕的身体包含着很完美的韵律，优美而有力。我敢说我们也可以把蛇用入装饰意象中，倘非龙的用入装饰意象中，除了它的外形的美，它的美观的爪、角、须、鳞，——那是很有用于打破单调的——它还含蓄着深奥的意义这种特点。龙又代表另一种俗世的思想，那便是上面讲过的逸的原理，它代表道家思想的一大智慧，因为它往往隐匿于云气之间，不大肯显露其全身。这样才是中国的大人物。既挟有权势，又复足智多谋，可是他宁愿隐藏而不显。它可以下沉于泥淖，上腾于天空。当其隐于深山大泽，不可见其痕迹，及其际会风云，若诸葛亮者，则叱咤煊赫，震惊一世。大水灾在中国也往往委诸于龙的行动，我们有时还可以瞧见它的上升，盖当其雷电倏闪之际，一股云气直冲天空，时则狂风大作，废屋盖，拔树根，我们称为龙阵。然则我们为何还不崇拜龙？它是威力与智慧的实体。 那么龙，不是纯粹为神话的或邃古的物体。由中国人的观念，山川都有神灵，而从许多盘曲的山脊，我们看出龙背，当山脉渐次下降而没迹于平原或海，我们看出龙尾。这是中国的泛神主义，是堪舆术的基础。堪舆术虽为不可信的迷信，它具有相当灵学上的和建筑上的价值。这种迷信是这样的令他们信仰；倘把祖先的茔墓安葬于优美的景地，从这个地点可以眺望或俯瞰那龙岭狮峰则可以延福及死者之子孙。倘令安葬的地点及其四周的风景确系卓越，例如五龙五虎聚集而归宿于此茔墓，那茔地的子孙间，必有一个登立帝统，至少为当国宰相。 但是这个迷信的基础是一个泛神的风景欣赏，而堪舆术使我们更锐敏的观察美景。我们乃从山岭的轮廓和一般的地形学上想按索与动物形体一样的韵律。无论向哪一方面观望，我们觉得自然是真神灵的。它的气脉自东往西的疾驰而同归于一点。又似我们在山川地形所观得之美，不是静止的匀称的美，而是动态的美。一个弧形的所以可取，大半因其为一个劲疾的姿势，而非因其为一个弧形，故双曲线比之一个完全的圆圈来得受人欢迎。 堪舆术的审美观念从广义上讲，是以很邻近于中国的建筑术。它迫使辨别地位与风景的优劣。著者有一个友人，他的祖墓旁边有一口池。这口池是吉利的，因为它被当作龙睛，只要等到这口池枯涸起来，这个家族的资产将遭倾覆。不过在事实上，这口池位于离墓穴不远的一面而地势略低，恰巧与墓穴的另一面保持很美观的平衡，故称成全区风景的重要分子之一。它实在很象画面上的最后一笔，画龙点睛，顿使整幅画面生动起来。虽然它是迷信，又往往引起家庭纠纷或氏族械斗，因为有人或建造了建筑物妨碍另一人的祖坟或宗祠的风水，或有人掘了沟道，致破坏了龙的颈项，打消了一家族兴旺的全部希望。——不管这一切，我不信堪舆术所贡献于吾人爱美生活的丰富性，曾不足以盖过阻碍地质学发展底罪恶。 中国建筑的最后和最重要的原则永久是保持与自然的调和。地位的选择，珍视过于拱壁。建筑物倘其本身很完美而不够与四周的风景相配，只觉令人不快，以其不和谐而粗鲁固执，吾人称之为风味不佳。最优美的建筑是以融和而混入自然风景中，成为风景之一分子，亦即属于风景而不可分离。这个原则控制所有的中国建筑，自高拱桥梁以至宝塔、庙宇、池边的凉亭。其轮廓宜柔和而不棱砾，它的屋面而幽静地挨近树荫的下面，让它的柔嫩的枝条轻拂檐际。中国式的屋面并没有剑拔弩张的姿态，它涵养着和平的气息，谦逊地对天空作揖。它是一个人类居住处所的标帜，它掩盖我们的居宅显出相当程度的卑恭。因为我们总是不忘掉把屋面盖上我们一切居室，不让它们无耻地裸露着仰望天空象摩登的水泥钢骨建筑者。 最优良的建筑应该是这样，让我们居住在里面，不会感觉到这一个处所天然景象消灭而人工机巧发端。为了这个缘故，色彩的应用至关重要。中国庙宇的赤圬墙壁很和谐地与青山紫气相糅和而它的屋面涂上绿色的釉彩，或是深蓝的，或是紫的，或是黄金的，与深秋的红叶，明朗的青空相溶合，给我们一个和谐的整景。我们立于遥远的处所而眺望之，不禁击节叹曰：美哉！ 八、论游览 旅行在从前是行乐之一，但现在已变成一种实业。旅行在现代确已比在一百年前便利了不少。政府和所设的旅行机关，已尽力下了一番工夫以提倡旅行；结果是现代的人大概都比前几代的人多旅行了一些。不过旅行到了现代，似乎已是一种没落的艺术。我们如要了解何以谓之旅行，我们必须先能辨别其实不能算是旅行的各种虚假旅行。 第一种虚假旅行，即旅行以求心胸的必进。这种心胸的必进，现在似乎已行之过度；我很疑惑一个人的心胸，是不是能够这般容易地改进。无论如何，俱乐都和演讲会对此的成绩都未见得良好。但我们既然这样专心于改进我们的心胸，则我们至少须在闲暇的日子，让我们的心胸放一天假，休息一下子。这种对旅行的不正确的概念，产生了现代的导游者的组织。这是我所认为无事忙者令人最难忍受的讨厌东西。当我们走过一个广场或铜像时，他们硬叫我们去听他讲述生于一七七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死于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等。我曾看见过女修道士带着一群学校儿童去参观一所公墓，当她们立在一块墓碑前面时，一个修道士就拿出一本书来，讲给儿童听，死者的生死月日，结婚的年月，他的太太的姓名，和其他许多不知所云的事实。我敢断定这种废话，必已使儿童完全丧失了这次旅行的兴趣。成年人在导游的指引之下，也交成了这样的儿童，而有许多比较好学不倦的人，竟还会拿着铅笔和日记簿速记下来。中国人在有许多名胜地方旅行时，也受到同样的麻烦。不过中国的导游不是职业人员，而只是些水果小贩、驴夫，和农家的童子，性情略比职业导游活泼，但所讲的话则不像职业导游那么准确。某一天，我到苏州去浏览虎丘山，回来时，脑筋中竟充满了互相矛盾的史实和年代，因为据引导我的贩橘童子告诉我，高悬在剑池四十尺之上的那座石桥，就是古美人西施的晨妆处（实则西施的梳妆台远在十里之外）。其实这童子只不过想向我兜卖一些橘于，但因此居然使我知道民间传说怎样会渐渐地远高事实，而变为荒诞不经。 第二种虚假的旅行，即为了谈话资料而旅行，以便事后可以夸说。我曾在杭州名泉和名茶的产地虎跑，看见过旅行者将自己持杯饮茶时的姿势摄入照片。拿一张在虎跑品茶的照片给朋友看，当然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所怕的就是他将重视照片，而忘却了茶味。这种事情很易使人的心胸受到束缚，尤其是自带照相机的人，如我们在巴黎或伦敦的游览事中所见者。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已完全消耗于拍摄照片之中，以致反而无暇去细看各种景物了。这种照片固然可供他们在空闲的时候慢慢地阅看，但如此的照片，世界各处哪里买不到，又何必巴巴地费了许多事特地自己跑去拍摄呢。这类历史的名胜，渐渐成为夸说资料，而不是游览资料。一个人所到的地方越多，他所记忆者也越丰富，因而可以夸说的也越多。这种寻求学问的驱策，使人在旅行时不能不于一日中，求能看到最可能的多数的名胜地。他手里拿着一张游览地点程序表，到过一处，即用铅笔划去一个名字。我疑心这类旅行家在假期中，也是讲究效能的。 这种愚拙的旅行，当然产生了第三种的虚伪旅行家：即定了游览程序的旅行家。他们在事先早已能算定将在奥京或罗京耽搁多少时候。他们都在起程之前，先预定下游览的程序，临时如上课一般的切实遵时而行。他们正好似在家时一般，在旅行时也是受月份牌和时钟的指挥的。 我主张真正的旅行动机，应完全和这些相反。第一，旅行的真正动机应为旅行以求忘其身之所在，或较为诗意的说法，旅行以求忘却一切。凡是一个人，不论阶级比他高者对他的感想怎样，但在自己的家中，总是惟我独尊的。同时他须受种种俗尚、规则、习惯和责任的束缚。一个银行家总不能做到叫别人当他是一个寻常人看待，而忘却自己是一个银行家。因此在我看来，旅行的真正理由实是在于变换所处的社会，使他人拿他当一个寻常人看待。介绍信于一个人做商业旅行时，是一件有用之物，但商业旅行是在本质上不能置于旅行之列的。一个人倘在旅行时带着介绍信，他便难于期望恢复他的自由人类的本来面目，也难于期望显出他于人造的地位之外的人类天然地位。我们应知道一个人到了一处陌生地方时，除了受朋友的招待，和介绍到同等阶级的社会去周旋的舒适外，还有比这更好的，由一个童子领着到深山丛林里去自由游览的享受。他有机会去享受在餐馆里做手势点一道薰鸡，或向一个东京警察做手势问道的乐趣。得过这种旅行经验的人，至少在回到家里后，可以不必如平时地一味依赖他的车夫和贴身侍者了。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绝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遭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屠隆曾在他所著的《冥廖子游》中很透彻地阐明这一点。——这游记我译引在下文里边。他在某处陌生的地方并无一个朋友，但恰如某女尼所说："无所特善视者，尽善视普世人也。"没有特别的朋友，就是人尽可友，他普爱世人，所以就处身于其中，领略他们的可爱处，和他们的习俗。这种好处是坐着游览汽车看古迹的旅行家所无从领略的。因为他们只有在旅馆里边，和从本国同来的游伴谈天的机会。最可笑的是有许多美国旅行家，他们到巴黎之后，必认定到同游者都去吃的餐馆中去吃饭，好似藉此可以一见同船来的人，并可以吃到和在家时所吃一样的烘饼。英国人到了上海之后必住到英国人所开设的旅馆里边去，在早餐时照常吃着火腿煎蛋，和涂着橘皮酱的面包，闲时在小饮室里坐坐，遇到有人邀他坐一次人力车时，必很羞缩地拒绝。他们当然是极讲究卫生的，但又何必到上海去呢？如此的旅行家，绝没有和当地的人士在精神上融合的机会。因此也就丧失了一种旅行中最大的益处。 流浪精神使人能在旅行中和大自然更加接近。所以这一类旅行家每喜欢到阒无人迹的山中去，以便可以幽然享受和大自然融合之乐。所以这些旅行家在预备出行时，绝不会到百货公司去费许多时刻选购一套红色或蓝色的游泳衣，买唇膏尚可容许，因为旅行家大概都是崇奉唇骚者，喜欢色色自然，而一个女人如若没有了好唇膏，便会不自然的。但这是终究为了他们乃是到人所共赴的避暑地方或海滨去的缘故，而在这种地方是完全得不到和大自然发生更深的关系的益处的。往往有人到了一处名泉欣然自语说："这可真是幽然独处了。"但是在旅馆吃过晚饭在起居室内拿起一张报纸随便看看时，即看见上面载着某甲夫人曾在星期一到过这地方。次日早晨他去"独"步时，又遇到隔夜方到的某乙全家。星期四的晚上，他又很快乐地知道某丙夫妇也将要到这幽静的山谷中来度夏。接着就是某甲夫人请某乙全家吃茶点，某乙请某丙夫妇打牌。你并能听见某丙夫人喊着说："奇啊，这不是好像依旧在纽约吗？" 我以为除此以外，另有一种旅行，不为看什么事物，也不为看什么人的旅行，而所看的不过是松鼠、麝鼠、土拨鼠、云和树。我有一位美国女友曾告诉我，有一次，她怎样被几个中国朋友邀到附近杭州的某山去看"虚无一物"。据说，那一天早晨雾气很浓。当她们上山时，雾气越加浓厚，甚至可以听得见露珠滴在草上的声音。这时除了浓雾之外，不见一物。她很失望。"但你必须上去，因为顶上有奇景可见呢。"她的中国朋友劝她说。于是她再跟着向上走去。不久，只看见远处一块被云所包围的怪石，别人都视作好景。"那里是什么？"她问。"这就是倒植莲花。"她的朋友回答。她很为懊恼，就想回身。"但是顶上还有更奇的景致哩。"她的朋友又劝说。这时她的衣服已半潮，但她已放弃反抗，所以依旧跟着别人上去。最后，她们已达山顶，四围只见一片云雾，和天边隐约可见的山峰。"但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可看啊。"她责问说。"对了，我们特为上来看虚无一物的。"她的中国朋友回答她说。 观看景物和观看虚无，有极大的区别。有许多特去观看景物的，其实并没有看到什么景物，但有许多去观看虚无的倒反而能看到许多事物。我每听到一位作家到外国去"搜集新著作的资料"时，总在暗暗地好笑，难道他的本乡本国中，其人情和风俗上已没有了可供他采集的资料吗？难道他的论文资料竟已穷尽吗？纺织区难道是太缺乏浪漫性吗？格恩赛岛太沉寂，不足以为一部杰出小说的背景吗？所以我们须回到"旅行在于看得见物事的能力之哲学问题"，这就可使到远处去旅行和下午在田间闲步之间，失去它们的区别。 依金圣叹之说，两者是相同的。旅行者所必须的行具就是如他在著名的剧曲《西厢记》的评语中所说："胸中的一副别才。眉下的一副别眼。"其要点在于此人是否有易觉的心，和能见之眼。倘若他没有这两种能力，即使跑到山里去，也是白费时间和金钱。在另一方面，倘若他有这两种能力，则不必到山里去，即坐在家里远望，或步行田间去观察一片行云、一只狗、一道竹篱或一棵树，也能同样享受到旅行的快乐的。我现在译引一段金氏所论真正旅行艺术的说辞如下： 吾读世间游记，而知世真无善游人也。夫善游之人也者，其于天下之-切海山方狱，洞天福地，固不辞千里万里，而必一至以尽探其奇也。然其胸中之-副别才，眉下之一双别眼，则方且不必直至海山方狱，洞天福地，而后乃今始曰："我且探其奇也。"夫昨之日而至一洞天，凡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既毕其事矣；明之日，又将至一福地，又将罄若干日之足力目力心力，而于以从事。从旁之人不能心知其故，则不免曰："连日之游快哉!始毕一洞天，乃又造一福地。"殊不知先生且正不然。其离前之洞天，而未到后之福地，中间不多，虽所隔止于三二十里，又少而或止于八、七、六、五、四、三、二里；又少而或止于一里半里，此先生则于一里半里之中间，其胸中之所谓一副别才，眉下之-双别眼，即何尝不以待洞天福地之法而待之哉？ 今夫以造化之大本领、大聪明、大气力而忽然结撰而成一洞天、一福地，是真骇目惊心之事，不必人道也。然我每每谛视天地之间随分一鸟、一盆、-花、一草，乃至鸟之-毛、鱼之一鳞、花之-瓣、草之-叶，则初未有不费彼造化者之大本领、大聪明、大气力而后结撰而得成名者也。谚云："狮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全力。"彼造化者则直然矣。生洞天福地用全力，生随分之一鸟、一鱼、一盆、-花、一草，以至一毛、一鳞、一瓣、一叶，殆无不用尽全力。由是言之，然则世间之所谓骇目惊心之事，固不必定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有此，亦为信然也。 抑即所谓洞天福地也者，亦尝计其云：如之何结撰也哉？庄生有言："指马之百体非马，而马系前者，立其百体而谓之马也。"比于大泽，百材皆度；现乎大山，水石同坛。夫人诚知百材万木，杂然同坛之为大泽大山，而其于游也，斯庶几矣。其层峦绝，则积石而成，是穹窿也；其飞流悬瀑，则积泉而成，是灌输也。果石石而察之，殆初无异于一拳者也；试泉泉而寻之，殆初无异于细流者也。且不直此也，老氏之言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嚣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然则一一洞天福中间，所有回看为峰，延看为岭，仰看为壁，俯看为溪，以至正者坪，侧者坡，跨者梁，夹者涧，虽其奇奇妙妙，至于不可方物，而吾有以知其奇之所以奇，妙之所以妙，则固必在于所谓当其无之处也矣。盖当其无，则是无峰、无岭、无壁、无溪、无坪坡梁涧之地也。然而当其无斯，则真吾胸中一副别才之所翱翔，眉下一双别眼之所排荡也。 夫吾胸中有其别才，眉下有其别眼，而皆必于当其无处，而后翱翔，而后排荡，然则我真胡为必至于洞天福地？正如顷所云，离于前，未到于后之中间，三十二里，即少止于一里半里，此亦何地不有所谓当其无之处耶？一略约小桥、一槎枒独树、一水、一村、一篱、一犬，吾翱翔焉，吾排荡焉。此其于洞天福地之奇奇妙妙，诚未能知为在彼，而为在此也？ 且人亦都不必胸中之真有别才，眉下之真有别眼也。必曰，先有别才而后翱翔，先有别眼而后排荡，则是善游之人，必至旷世而不得一遇也。如圣叹意者，天下亦何别才别眼之与，有但肯翱翔焉，斯即别才矣；果能排荡焉，斯即别眼矣。米老之相石也曰：要秀、要皱、要透、要瘦。今此一里半里之一水、一村、一篱、一犬则皆极秀、极透、极皱、极瘦者也，我亦定不以如米老之相石故耳。诚亲见其秀处、皱处、透处、瘦处乃在于此，斯虽欲不于是焉翱翔，不于是焉排荡，亦岂可得哉？且彼洞天福地之为峰、为岭、为壁、为溪、为坪坡梁涧，是亦岂能多有其奇奇妙妙者乎？亦都不过能秀、能皱、能透、能瘦焉耳由斯以言，然则必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游，此其不游之处，盖以多多矣。且必至于洞天福地而后游，此其洞天福地，亦终于不游已也。何也？彼不能知一篱、一犬之奇妙者，必彼所见之洞天福也，皆适得其不奇不妙者也。 斲山云："千载以来，独有宣圣是第一善游人。其次则数王羲之。"或有征其说者，斲山云："宣圣吾深感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之二言。王羲之吾见若干帖，所有字画，皆非献之所能窥也。"圣叹曰："先生此言，疑杀天下人去也。"又斲山每语圣叹云："王羲之若闲居家中，必就庭花逐枝逐朵，细数其须。门生执巾侍立其侧，常至终日都无一语。"圣叹问此故事出于何书？斲山云："吾知之。"盖斲山奇之特如此，惜乎天下之人，不遇斲山一倾倒其风流也。 九、日常的娱乐 倘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娱乐方法,便不能认识一个民族,好像对于个人,我们倘非知道他怎样消遣闲暇的方法,我们便不算熟悉了这个人。当一个人不在办理应该办理的事务,而随自己的意兴无拘束的行动时,他的个性才显露出来。当社会上的业务的压迫解除,金钱、名誉、欲望的刺激消散,他的意思随自己的所悦而行动时,我们才认识了他的真面目。人生是残酷,政治是污浊,而商业是卑鄙的,是以依着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下批评,往往是不公正的。正因为如此,我察觉许多政治上的恶棍,倒是很可爱的人物;又察觉许多妄夸的大学校长,在家庭里才是道地的好好先生。由此引申之,我想中国人在玩耍寻乐的时候,比之干正经事情的时候远为可爱。中国人上政治舞台,荒诞不经;进了社会,稚态可掬;空闲的时候,方是最纯良的时候。他们有那么许多空闲,又有那么许多空闲的兴致。这一章谈论他们的生活的一段文字,是公开给一般想接近中国人或到中国社会里去的人的。那儿,中国人是保持着真面目的中国人,而且是最纯良愉快的时候,因为他们显露着真实的个性。 有了极度闲暇,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未曾干过呢?他们会嚼蟹,啜茗,尝醇泉,哼京调,放风筝,踢毽子,斗鸡,斗草,斗促织,搓麻将,猜谜语,浇花,种蔬菜,接果枝,下棋,养鸟,煨人参,沐浴,午睡,玩嬉小孩,饱餐,猜拳,变戏法,看戏,打锣鼓,吹笛,讲狐狸精,练书法,咀嚼鸭肾肝,捏胡桃,放鹰,喂鸽子,拈香,游庙,爬山,看赛船,斗牛,服春药,抽鸦片,街头闲荡,聚观飞机,评论政治,读佛经,练深呼吸,习静坐,相面,嗑西瓜子,赌月饼,赛灯,焚香,吃馄饨,射文虎,装盆景,送寿礼,磕头作揖,生儿子,睡觉。 因为中国人总是愉快,总是高兴,总是韵味无穷而敏慧,大多数人仍是保持他们的和蔼和兴致;虽是智识新青年常是性急和悲观,丧失了一切原来的真意味,仍有少数还时而显见其风韵和敏慧。这是很天然的,因为风韵是跟遗传性以俱来的。人们的爱美心理,不是受书本的教导,而是受社会行为之薰陶,因为他们生长于这个风韵雅致的社会里。工业时代的人们的精神是丑恶的,而中国人要废弃一切优美的社会遗传法式,疯狂样的醉心欧化,却是没有欧美遗传本质,那是更见丑恶。全上海的一切别墅,和他的无数豪富家庭,只有一个纯粹中国式的优美花园,而这个花园是一个犹太人的产业。所以中国人的花园都倾向欧洲式的设计,他们布置着网球草地,几何式的花床,整齐的篱栅,修剪成完全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把草花排成英文字母。上海不是中国,上海却是一个摩登中国趋向的不祥之预兆。它在我们的口腔里留下恶劣气味,好像中国人用猪油焙制的西式奶油饼干。它刺激我们的神经,有如中国乐队在送葬仪仗队中大奏其《前进！基督精兵》。遗传法式与审美趣味须经历岁月以逐渐养成。 古代中国是有审美能力的,我们可以从美观的书本装订式,精雅的信笺、古代的瓷器、绘画名作,以及其他未受西洋影响的古玩中看出来。一个人抚弄着优美的古装画,或看见了文人的信笺,未有不能看出中国古人的精神对于色调之和谐有深切的了解者。只不过五六十年前,有一个时期,男人还穿着湖色长袍,妇女们穿着月白袄裤,那时绉纱还是纯粹中国丝织的绉纱,而上等朱红印泥还有销场,现在全部丝厂业已濒于崩溃,因为人造丝价格远为低贱,而且洗涤容易,而上等印泥价格三十二元一两者已绝迹于市场,因为人们都用了橡皮图章和紫罗兰印油。 中国古人的雅韵,愉快的情绪,可见之于一般小品文,它是中国人的性灵当其闲暇娱乐时的产品。闲暇生活的消遣是它的基本的题旨。主要的材料包括品茗的艺术,镌刻印章,考究其刻艺和石章的品质,研究盆栽花草,培植兰蕙,泛舟湖心,攀登名山,游谒古墓,月下吟诗,高山赏潮——篇篇都具有一种闲适、亲昵、柔和的风格,感情周密有如至友的炉边闲话。富含诗意而不求整律,有如隐士的衣服。一种风格令人读之但觉其味锐酷而又醇熟,有如陈年好酒。字里行间,弥漫一种活现的性灵,乐天自足的气氛,贫于财货而富于情感,鉴识卓越,老练而充满着现世的智慧;可是心地淳朴,满腹热情,却也与世无争知足无为,而具一双伶俐的冷眼,爱好朴素而纯洁的生活。这种愉快的精神最可见之于《水浒传》的序文中——这篇序文依托《水浒传》作者的名义,实际为十七世纪大批评家金圣叹的手笔。这篇序文是中国小品文的一个出色的模型,不论在其方法及材料方面,读来大似一篇闲居杂说,未识何意,作者定要把它冒充小说的序文。 中国的人们都很知道生活的艺术。一个文化较晚进的民族,或许是热中于企求进步,文化老大的民族,天然在人生历程上长了许许多多见识,则但切心于求生活。如中国者,以其人文主义的精神——人文主义使人成为一切事物为中心,而人类幸福为一切知识的最终目的——侧重于生活的艺术,没有什么不自然。即令没有人文主义,老大文化一定有其不同的评价标准,因为只有古老的文化才知道"人生的持久快乐之道"。而所谓人生的快乐者不过为官觉、饮食、男女、庭园,友谊的问题。这就是人生本质的归宿。这就是为何历史悠久的城市像巴黎,像维也纳,我们便有好的厨师,好的酒,美貌的女人,优美的音乐。经过了相当阶段,人们的智巧到了碰壁的一日,乃厌倦于问题的考究,走上奥玛开俨的老路线,还是享享家园之乐吧。任何民族,倘不知道怎样享口福,又不知道尽量图人生之快乐像中国人一样者,在我们看来,便算是拙笨不文明的民族。 十七世纪李笠翁的著作中,有一重要部分,专事谈论人生的娱乐方法,叫做《闲情偶寄》,这是中国人生活艺术的指南。自从居室以至庭园,举凡内部装饰,界壁分隔,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饮馔调治,最后谈到富人贫人的颐养方法,一年四季,怎样排遣忧虑,节制性欲,却病,疗病,结束时尤别立蹊径,把药物分成三大动人的项目,叫做"本性酷好之药","其人急需之药","一心钟爱之药"。此最后一章,尤富人生智慧,他告诉人的医药知识胜过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程。这个享乐主义的剧作家又是幽默大诗人,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他的对于生活艺术的透彻理解,可见于下面所摘的几节文字,它充分显出中国人的基本精神。 在他的精细研究各种花卉竹木的种植和享乐方法的文字中,李笠翁便这样谈论"柳": 柳贵乎垂,不垂则可无柳,柳条贵长,不长则无袅娜之姿,徒长无益也。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夏不寂寞,得时间鼓吹者,是树皆有功,而高柳为最。总之,种树非止娱目,兼为悦耳。目有时而不娱,以在卧榻之上也,耳则无时不悦。鸟声之最可爱者,不在人之坐时,而偏在睡时。鸟音宜晓听,人皆知之,而其独宜于晓之故,则人未之察也。鸟之防弋,无时不然。卯辰以后,是人皆起而鸟不自安矣。虑患之念一生,虽欲鸣而不得,鸣亦必无好音,此其不宜于昼也。晓则是人未起,即有起者,数亦寥寥,无防患之心,自能毕其能事。且扪舌一夜,技痒于心,至此皆思调弄,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者是也,此其独宜于晓也。庄子非鱼,能知鱼之乐,笠翁非鸟,能识鸟之情,凡属鸣禽,皆当呼予为知己。种树之乐多端,而其不便于雅人者,亦有一节,枝叶繁冗,不漏月光,隔婵娟而不使见者,此其无心之过,不足责也。然非树木无心,人无心耳。使于种植之初,预防及此,留一线之余天,以待月轮出没,则昼夜均受其利矣。 ——李笠翁《闲情偶寄·种植部》 我们又在他的谈论妇女"衣衫"一节中,获睹他的慧心的观察: 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绮罗文绣之服,被垢蒙尘,反不若布服之鲜美,所谓贵洁不贵精也。红紫深艳之色,违时失尚,反不如浅淡之合宜,所谓贵雅不贵丽也。贵人之妇,宜披文采;寒俭之家,当衣缟素,所谓与家相称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称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试取鲜衣一袭,令少数妇人先后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与衣色有相称不相称之别,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间也。使贵人之妇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缟素,必欲去缟素而就文采,不几与面为仇乎?故曰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面相宜。大约面色之最白最嫩与体态之最轻盈者,斯无往而不宜。色之浅者显其淡,色之深者愈显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娇,衣之粗者愈形其娇,此等即非国色,亦去夷光王嫱不远矣。然当世有几人哉?稍近中材者,即当相体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 记予儿时所见,女子之少者,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未几而银红桃红皆变大红,月白变蓝,再变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迨鼎革以后,则石青与紫皆罕见,无论少长男妇,皆衣玄矣。 ——李笠翁《闲情偶寄·声容部》 于是李笠翁接着大事赞扬玄色之功用,因为玄色是他所嗜爱的颜色,所以他说,"玄之为色,其妙多端,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觉其黑;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觉甚老。贫贱者衣之,是为贫贱之本节,富贵者衣之,又觉脱去繁华之习。"又说"此色以其极深,故能藏垢而不显,使贫家衣此,可较耐穿。而富贵之家,凡有锦衣绣裳,皆可服之于内,风飘袂起,五色灿然,使一衣胜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且莫能穷其底蕴。"娓娓动听,真是韵味无穷。 又在另一节中,他给我们讲"睡眠",这是谈论午睡艺术的最美丽的文字: 午睡之乐,倍于黄昏。三时皆所不宜而独宜于长夏,非私之也。长夏之一日,可抵残冬之二日,长夏之一夜,不敌残冬之半夜。使止息于夜而不息于昼,是以一分之逸,敌四分之劳,精力几何,其能堪此?况暑气铄金,当之未有不倦者。倦极而眠,犹饥之得食,渴之得饮,养生之计,未有善于此者。午餐之后,略逾寸晷,俟所食既消,而后徘徊近榻,又勿有心觅睡。觅睡得睡,其为睡也不甜。必先处于有事,事未毕而忽倦,睡乡之民,自来招我。桃源天台诸妙境,原非有意造之,皆莫知其然而然者。予最爱旧诗中有"手卷抛书午梦长"一句。手书而眠,意不在睡,抛书而寝,则又意不在书。所谓莫知其然而然也。睡中三昧,惟此得之。…… ——李笠翁《闲情偶寄·颐养部》 待人们懂得李笠翁所讲的"睡眠"的艺术,那时人们才不愧以文明自负。 十、居室与庭园 中国建筑的要领,前面"建筑"的一节中已略有所论列。至中国式的居室与庭园,示人以更奥妙的神态,值得特别加以注意。这个与自然相调和的原则,更进一步,因为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居室与庭园不当作两个分立的个体,却视为整个组织的部分。一座住宅跟一座花园倘是一座方形建筑物而围绕以平滑的网球草场,则永远不会连结成一个整体。花园的"园"这个字,并不是草场或几何形花状的涵义,却是指一块土地,那里可以种蔬菜,栽果木,又可以树荫之下闲坐坐。中国人对于"家宅"的概念是指一所住宅,那里要有一口井,一片饲育家禽的场地,和几株柿枣之属的树,要可以相当宽舒的互相配列着,因为要使地位宽舒,在中国古时,以及现代的农村里头,房屋的本身在全部家宅庭园的配置里,退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 人类文明变迁得那么厉害,致使地位这样东西,不是普通人人所能有,亦非普通人人所能享。我们的变迁已如此厉害,致一个人倘能享有一亩经整治的草地,在其中央,他得以掘一口五尺见方的小池,养数尾金鱼,还堆一座假山,它的高度让蚂蚁费了五分钟才爬到顶,则他将不胜自喜。这样一来,全部变换了我们对于家宅的概念。从此不复有饲育家禽的场地,不复有井,也没有空隙的场地可让小孩子捉蟋蟀致高兴地弄脏了衣服。反之,我们的家宅实质地变得像鸽棚一样,美其名曰公寓,其所有者为电铃、电键、衣橱、橡皮垫子、钥孔、电线、警铃,这些东西的混合,我们称之为家宅。没有顶阁,没有尘埃,也没有蜘蛛网,我们对于家宅的曲解的理想,程度真是不差,故有些欧美人方自傲其所睡的床榻原来白昼是一支沙发。他们拿来夸示于亲友,于现代的工艺智识又惊又佩。现代的精神的家宅亦经散裂了,因为实质的家宅已经消失,萨贝尔(edwardsapir)盖已这样说过。人们迁入了公寓的三间一组的小房间仍不解何以总拦不住小孩子们好好住在家里。 通常住在乡村里的中国贫苦民众,他们所有的自己的住所比之纽约的大学教授所有者为大。可是中国人也有住在城市里的,不能人人都有宽大的花园。艺术存在于怎样尽量利用一人之所有而仍能容许人类想像力的活动以打破空洞墙壁的单调。《浮生六记》作者沈复(十八世纪中叶)在这本优美的小册子里替我们计划出怎样一个穷书生也可以想法布置一个美丽的居宅,这反映出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从中国建筑的非规律的原理,我们以人类奥妙的想像力发展一种隐藏奇特的原理,它可以实现于富贵人家的别墅,也可以实现于贫寒书生的居室。《浮生六记》中便有这个原理的重要记述。依照了他的计划,据这位作者所说,可以使一个寒儒的居室布置得充分美观。这个原理有一个公式可表示出来,叫做"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且看沈复怎样说: 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围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间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矣。大中见小者,散漫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嵌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贫士屋少人多,当仿吾乡太平船后梢之位置,再加转移其间,台级为床,前后借凑,可作三榻,间以板而裱以纸,则前后上下皆越绝。譬之如行长路,即不觉其窄矣。余夫妇寓侨扬州时,曾仿此法,房仅两椽,上下卧房,厨灶客座,皆越绝,而绰然有余。芸曾笑曰:"位置虽精,终非富贵家气象也。"是诚然与! ——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趣》 让我们往下读一段,看这两个天真的人物,一个是穷秀才,一个是他的聪明的爱妻,看他们怎样在贫愁的生活中享乐最后一点幸福,却尚恐为造物所妒,致不克永享此幸福。 余扫墓山中,检有峦纹可观之石,归与芸商曰:"用油灰叠宣州石于白石盆,取色匀也。本山黄石虽古朴,亦用油灰,则黄白相间,凿痕毕露,将奈何?"芸曰:"择石之顽劣者,捣末于灰痕处,乘湿糁之,干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兴窑长方盆,叠起一峰,偏于左而凸于右,背作横方纹,如云林石法,巉岩凹凸,若临江石矶状。虚一角,用河泥种千瓣白萍,石上植茑萝——俗呼云松,经营数日乃成。至深秋,茑萝蔓延满山,如藤罗之垂石壁,花开正红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红白相间,神游其中,如登蓬岛,置之檐下,与芸品题:此处宜设水阁,此处宜立茅亭,此处宜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间"。此可以居,此可以钓,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将移居者然。一夕,猫奴争食,自檐而堕,连盆与架,顷刻碎之。余叹曰:"即此小经营,尚干造物忌耶?"两人不禁泪落。 ——沈复《浮生六记·闲情记趣》 私人居宅与公共建筑物的区别,即在吾人所与之接近的感情与我们为它所费的时间与心思。家宅的设计与室内装饰,不是我们所能全然从建筑师购买而得;也不能从百货大公司购买而得;只有当心绪十分闲适,胸中自有温情蜜意的存在时,居家的生活,才会成为一种艺术和乐趣。沈复和李笠翁二人,大家都具有温情蜜意,不忽略生活中的细小琐节,告诉我们许多巧妙方法,怎样栽培花草,怎样装配盆景,怎样利用庭院,怎样熏陶粉泽;又告诉我们各色各样别出心裁的设计:窗棂之布置,使推窗一望,宏丽美景尽收眼底,宛如身入画中,画轴之悬挂,椅桌之陈设,务期清雅;李笠翁又发明一种暖椅之制,使下面烘以炭盆,俾在冬令保其肢体的温暖。至于内部装饰的一切详细当为篇幅所限,不容毕叙,但可总说一句,一切庭院书斋,瓶花陈设,总以简雅为基本标准。许多文人的书斋,面前总有一个清雅的小院子,它充满着幽静的气氛。在这个小院子的中央,矗立着一二块嶙峋有致的假山石,满布着波浪形的纹理;或则几块古怪的木根,形如山石,叫做木假山,旁边挤生一簇细竹,它们的线条是那么精致可爱,假设墙壁上的窗眼是开成扇形的,它的框子用瓦管做成竹竿的形式,暗示着外边是一个农村的世界。 出奇制胜主义如沈复替贫士狭隘居室所拟的画策,也可以拿来应用之富贵人家的花园设计。倘用英文的garden一字来译中文的"园"字,那不啻赋予以误解的意义。因为garden所给人的印象,是一片草地,和各种各样的花,它的形式总是太呆板,大整齐,不适合中国人的趣味。中文的"园"字给人的印象,第一是一个辽广的风景,它的人工的优美,其部位的恰当,或许超过天然的风景,但仍保持着天然的面目,也有树,也有山,也有川、桥,划子、茶畦、草木和花卉。分布在这个天然景色中,有人们的建筑物,桥亭台榭,曲廊假山,那些建筑物在流线型的屋顶那样完美地融合于风景,彼此混成一体。没有平整的篱栅,没有圆形或圆锥形的树木,没有挺直的路径——没有这一切形式,这一切使凡尔赛弄成那么笨拙,叫中国人看不上眼。在中国花园里,随时随地我们所看到的是弯曲、参差、掩藏、暗示。 没有一所中国的大住宅的建筑式样容许外边人从大门看出屋前绵长的车道,因为这样将违反掩隐的原则。对准大门,我们或许看见一方小的庭院,或许是一座假山,一些不使人想起其内部庞大的地位,把一个人逐步逐步的引导至更新颖更宏丽的景色,不断地现出新奇而别出心裁的意匠。因为我们要由小以见大,由大以见小。很少能一览而得一鸟瞰全景,倘一览而尽全景,便没有含蓄供人想像。中国花园的特点为其精密的错综点缀之设计,这种错综的特性才引起"莫穷底蕴"的感觉,尚令人想像他的园景大过于他的实际。 至于饱学而富裕的文人,当其计划自己的花园时,有些意境近乎宗教的热情和祠神的虔诚。祁彪佳(一六○二——一六四五)的记述很有趣的表现这个精神: 卜筑之初,仅欲三五楹而止,客有指点之音,某可亭,某可榭,予听之漠然,以为意不及此。及于徘徊数回,不觉向客之言耿耿胸次,某亭某榭果有不可无者。前役未罢,辄于胸怀所及,不觉领异拔新,迫之而出。每至路穷径险,则极虑穷思,形诸梦寐,便有别辟之境地,若为天开。以故兴愈鼓,趣亦愈浓,朝而出,暮而归。偶有家冗,皆于烛下了之。枕上望晨光乍吐,即呼奚奴驾舟,三里之遥,恨不促之于跬步,祈寒盛暑,体栗汗浃,不以为苦,虽遇大风雨,舟未尝一日不出。摸索床头金尽,略有懊丧意。及于抵山盘旋,则购石庀材,犹怪其少。以故两年以来,囊中如洗。予亦病而愈,愈而复病,此开园之痴癖也。 园尽有山之三面,其下平田十余亩,水石半之,室庐与花木半之。为堂者二,为亭者三,为廊者四,为台与阁者二,为堤者三。其他轩与斋类,而幽敞各极其致,居与庵类,而纡广不一其形;室与山房类,而高下分标其胜。与夫为桥为榭,为径为峰,参差点缀,委折波漏,大抵虚者实之,实者虚之,聚者散之,散者聚之,险者夷之,夷者险之。如良医之治病,攻补互投;如良将之用兵,奇正并用;若名手作书,不使一笔不灵;若名流作文,不使一语不韵,此开园之营构也。…… ——祁彪佳《寓山志》 和谐、参差、新奇、掩藏、暗示——这些是中国园亭设计的几个原则,亦为别种中国艺术的一贯原则。 十一、饮食文化 我们所吃的是什么?时常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我们将回答说,凡属地球上可吃的东西,我们都吃。我们也吃蟹,出于爱好;我们也吃树皮草根,出于必要。经济上的必要乃为我们的新食品发明之母,我们的人口太繁密,而饥荒太普遍,致令我们不得不吃凡手指所能夹持的任何东西。这当然很合理,我们既积极地体验一切可吃的东西,自可不期而获得新的发现,一如多数科学上和医药上的偶然发现。有一件事情,我们发现了一种奇异的人参的滋补效力,它的效力著者愿以自身作证,证明它的确为人类所知的最能滋益精力的补剂,而它的刺激的性能尤为温和。但是除了这种医药上的或烹调上的偶然发现,我们实在为地球上惟一无所不食的动物,只要我们的牙齿健在,我们将永远保持这个地位。也许有一天牙医学者会发觉我们具有最优良的牙齿。我们有这样天赋的健全牙齿,而受着饥荒的驱迫,我们为什么不会在我们的民族生命中某种特殊时期发现盐炒甲虫和油炸蜂蛹为美味精品。其惟一食品为吾人所未发现抑且不喜吃的为干酪(cheese)。蒙古人无法劝我们吃干酪,欧洲人也未见较大功效。 我们的食品是无益于应用逻辑的理论的,那完全是由偏私来决定的。大西洋的两岸,两种介类是很普遍的,一种是软壳蛤类(myaarenaria),另一种是淡菜类(mytilusedulis)。这两种软体动物的种类在大西洋两岸是一样的。在欧洲吃淡菜很通行,但不通行吃蛤子;在美洲其情形恰恰相反,这是汤森德博士(townsend)在科学杂志中所发表的著作里告诉我们的。汤森德又告诉我们,鲽鱼在英格兰和波士顿是以昂价出售的,可是在纽芬兰乡村间,被视为不配吃的东西。我们吃着淡菜像欧洲人,吃着蛤子像美国人,但是我们不生吃牡蛎像美国的吃法,你不必相信我说蛇肉之鲜不亚于嫩鸡。我居住中国四十年,未曾一尝此异味,亦未见亲友中吃蛇肉者。谈讲吃蛇肉的故事,传播比谈吃鸡来得迅速,其实我们吃鸡还较白人为多而且美,而吃蛇肉这种事情,跟西洋人一样是很稀罕的。 惟吾人所可为诸君告者,吾人对于滋味,全国有同嗜焉,而任何明理之论,苟从中国人食桌上取肴馔而食之,可无庸内疚于心。命运制于饥荒,非我们人类所能自决。当其为饥饿所严重压迫,尚有何物不可食者。非至明悉饥荒所加人类之作用,应不配施人以非难。大饥荒之际,我们中间有烹婴孩而食者——虽如此情形,为仁慈所罕有——不过感谢上帝,我们尚未将他生吃,像英国人吃牛肉者然。 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的慎重将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我们曾公开宣称"吃"为人生少数乐事之一。这个态度的问题颇关重要,因为我们倘非竭诚注重食事,吾人将永不能把"吃"和烹调演成艺术。关于食物问题的态度,在欧洲可以英法两国为代表。法国人的吃是热烈地吃,而英国人的吃是歉疚地吃,中国人就其自谋口福而论,是天禀的倾向于法国人的态度的。 不把饮食郑重将事而有退化为随便琐事的危险,可从英人的民族生活研习之。假令他们知道怎样辨别食品的风味,他们的语言文字曾表现这个意思。英国语言中没有"烹饪"一语,使干脆地叫它"烧"。他们没有适当称呼厨师的名称,但老实叫他"火夫"。他们从不讲起菜单,只是知道一般所称的"盘碟"。他们没有美味品评家的名称,就是用催眠曲里的字叫他"贪吃星"。其实际是英国人不大理会肚皮,除非胃部有了病痛,寻常谈话中不提起肚皮。其结果当法国人谈论着他的厨师的烹调——从英国人的眼光看来——用着不知谦逊的态度,而英国人谈到他的火夫的食品总觉得难免损及其辞令的藻饰。当其受着法国主人紧紧逼迫,他将吞吞吐吐透出一句"这布丁是非常的好",而没有旁的话可说。至于倘布丁而好,那一定有好的理由,但英国人殊不愿于此多费脑筋,英国人所最注意者,为怎样保持其身体的结实,以抵抗感冒的侵袭,俾节省医药费。 然而除非你好好地加以辨味,或改变对待食品的意见,殊不易发展一个通国的烹调艺术。学习怎样吃法的第一个条件是先谈论它。只有在一个社会里那里的文雅人士首先考究厨子的卫生而非寒暄天气,始刻发展烹饪的艺术。未吃之前,应先热切盼望着,东西端至己前,先沾一些尝尝滋味,然后细细咀嚼;即食之后,大家批评着烹调的手法,非如此,不足以充分享受食物。教师应可在讲台上大无畏地斥责滋味恶劣的肉排,而学者应可著述专谈烹调术的论文。我们在得到某种食品之前,老早就在想念着它,心上不住地回转着,盼望着,暗中有一种内心的愉快,怀着我们将与一二知友分享的乐趣,因是写三张邀客便条如下:"舍侄适自镇江来,以上等清醋为馈,并老尤家之真正南京板鸭一只,想其风味必佳。"或则写这样一张:"转瞬六月将尽,及今而不来,将非俟明年五月,不获复尝鲱鱼美味矣。"每岁末及秋月成钩,风雅之士如李笠翁者,照他自己的所述,即将储钱以待购蟹,选择一古迹名胜地点,招二三友人在中秋月下持蟹对酌,或在菊丛中与知友谈论怎样取端方窖藏之酒,潜思冥想,有如英国人之潜思香槟票奖码者。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饮馔口福达到艺术之水准。 吾人无愧豪色于饕餮。我们有所谓"苏东坡肉",又有"江公豆腐"。在英国,"华兹华斯肉排"或"高尔斯华绥炸肉片",将为不可思议。华兹华斯高唱简朴生活与高尚思想,但他竟疏忽了精美食品,特殊像新鲜竹笋和香蕈不失为简朴乡村生活的一乐事。中国诗人,具有较重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曾坦直地歌咏本乡的"鲈脍羹"。这种思想被认为富含诗意,故官吏上表乞退时常引"思吴中羹"一语以为最优雅之辞令。确实,我们的爱恋乡土大半为儿童时代兴趣之回溯。许多美国人,当其远客异国,常追慕故乡的熏腿和甜番薯,但是他不承认这些使他兴依恋乡井之思,也不曾把感想写入诗中。我们对于吃的尊重,可从许多方面显现出来。任何人翻开《红楼梦》或其他中国小说,将深深感动于详细的列叙菜单,何者为黛玉之早餐,何者为贾宝玉底夜点。郑板桥致其介弟的家书中,有赞扬糊粥之语: 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呼,嗟呼,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中国人的优容食品一如他们优容女色与生命。没有英国大诗人著作家肯折节自卑,写一本烹调书,这种著作他们视为文学境域以外的东西,没有著作的价值。但是中国的伟大戏曲家李笠翁并不以为有损身份以写菰蕈烹调方法以及其他蔬菜肉食的调治艺术。另一个大诗人袁枚写了一本专书论述烹调术,此外另有许多短篇散文谈论及此。他的谈论烹调术有如亨利·詹姆士(henryjames)的论英国皇家膳司,用一种专业的智识与庄严态度而著述之。但是威尔斯(h?g?wells)此人在英国人心目中最见有写作饮食文章的倾向,可是实际到底不能写,至于博学多识不及威尔斯氏者,将更无望了。法朗士(anatolefrance)那样的作家,应该是可望其写一些优美的烹饪文字的人物了,好像炸牛肝、炒冬菰的妙法,可在他致亲密友人的私函中发现之;我却很怀疑他是否遗留给我们认为文学作品的一部。 中国烹饪别于欧洲式者有两个原则。其一,我们的东西吃它的组织肌理,它所抵达于我们牙齿上的松脆或弹性的感觉,并其味香色。李笠翁自称他是蟹奴,因为蟹具味香色三者之至极。组织肌理的意思,不大容易懂得,可是竹笋一物所以如此流行,即为其嫩笋所给予吾人牙齿上的精美的抵抗力。一般人之爱好竹笋可为吾人善辨滋味的典型例证,它既不油腻,却有一种不可言辞形容的肥美之质。不过其最重要者,为它倘与肉类共烹能增进肉类(尤其是猪肉)的滋味,而其本身又能摄取肉类的鲜味。这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手法。虽中国人也认为有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甚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与鸡或肉类共烹才有好的滋味,那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像芹菜,可以单独生吃,但当中国人在西餐中看见了菠菜萝卜分列烹煮都与猪肉或烧鹅放入同一盘碟而食之,未免发笑,觉得这吃法是太野蛮了。 中国人,他们的恰到好处的感觉在绘画与建筑方面是那样锐敏,可是在饮食方面而好像完全丧失了它,中国人的对于饮食,当其围桌而坐,无不尽量饱餐。凡属重大菜肴,像全鸭,往往在上了十二三道别样的菜以后,始姗姗上席,其实光是全鸭这一道菜,也就够任何人吃个饱畅。这样过于丰盛的菜肴,是出于敬客的虚假形式,也因为当一道一道上菜之际是假定客人乘着酒兴耍玩种种余兴或行酒令,或吟诗句,这天然需要时间的延长,仍容许胃肠以较充分的时间来消化。很可能,中国政府效率的所以低弱,直接导因于全体官僚大老爷个个须每晚应酬三四处的宴会。他们所餐的四分之一是在滋养他们,而四分之三乃在残杀他们。这又为富人多病的原因,像肝病和肾病,这种病症又为报纸上时常发现的名目,当政治陈情乞退,无不引为现成的藉口。 虽说中国在安排宴会时,食料的适量方面应该学学西式才好,但是他们也有许多擅长而出色的烹调法来教导教导西洋人。烹调普通的菜肴像青菜和鸡肉,中国人有很丰富的秘诀可以教教西洋人,而西洋人也很可以服服贴贴学习一下。不过实际上这样的情形不会出现,直要等我们建造了强大炮舰而国力足以吞噬欧美,那时西洋人将认识中国人为较优良的烹饪家,毫无问题。不过到了那个时期,不用再谈烹调那样的琐事了。上海租界里不知有几千几万英国人,从未踏进中国的菜馆子而中国人又是低能的教师。我们从未勉强那样非自动来求教的人,况且我们也没有炮舰,就是有了也不致驶入泰晤士河或密西西比河施行炮舰政策以强制英美人的意志。 在饮料方面,我们天生是很节省的,只有茶是例外。因为比较的缺乏酒精类饮料,我们在街道上是很少瞧见醉汉的。至于饮茶一道,其本身亦为一种艺术。有些人竟至有崇拜的精神。我们有专门谈论品茗的著作,有如专事谈论薰香、酿酒、假山石的著作。饮茶的通行,比之其他人类生活形态为甚,致成为全国人民日常生活的特色之一。于是各处茶寮林立,相仿于欧洲的酒吧间以适应一般人民。我们在家庭中喝茶,又上茶馆去喝茶,或则独个儿,或则结伴而去,也有同业集会,也有吃讲茶以解决纷争的。未进早餐也喝茶,午夜三更也喝茶,捧了一把茶壶,中国人很快活的随处走动。那是到处一样的习惯,且喝茶不致有毒害的后果,除掉少数的例外,像作者的家乡,有喝茶喝破了产的,不过喝茶喝破产只因为他们喝那十分昂贵的茶叶。至于普通的茶是很低廉的,而且中国的普通茶就给王公饮饮也不至太蹩脚。最好的茶是又醇厚又和顺,喝了过一二分钟,当其发生化学作用而刺激唾腺,会有一种回味上升上来,这样优美的茶,人人喝了都感愉快。我敢说茶之为物既助消化,又能使人心气平和,所以它实延长了中国人的寿命。 茶叶和泉水的选择已为一种艺术。这里我引一段十七世纪初期的文人张岱的话以证我说。他写他评选茶叶和泉水的艺术,而在当时,他实为一位罕堪敌手的鉴识家。 周墨晨向余道闵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即访闵汶水于桃叶渡。日晡,汶水他出,迟其归,乃婆娑一老。方叙语,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岂可空去?"迟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尚在耶,客在奚为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畅饮汶老茶,决不去!"汶水喜,自起当炉。茶旋煮,速如风雨。导至一室,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宜窑瓷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瓦瓯无别而香气逼人。余叫绝。问汶水曰:"此茶何产?"汶水曰:"阆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绐余,是阆苑制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产?"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罗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问:"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绐余,惠泉走千里,水劳而圭角不动何也?"汶水曰:"不复敢隐。其取惠水,必淘井,静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瓮底,舟非风则勿行,故水不生磊,即寻常惠水犹逊一头也,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奇!"言未毕,汶水去。少顷持一壶满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扑烈,味甚浑厚,此春茶耶?向瀹者,是秋采。"汶水大笑曰:"余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遂定交。 ——张岱《陶庵梦忆》 此种艺术,现在几已完全消失了,除了少数老年的嗜茶鉴赏家。中国火车上很难得饮优良茶,就在头等车中也是一样,而却是李普顿茶冲调牛奶和方糖而飨客,而李普顿茶对于我个人是最不配口味。当李普顿爵士到上海,他受款待于一位著名的中国富豪家中,他要喝一杯中国茶,竟未达到目的,他被待以李普顿茶冲以牛奶方糖。 我想现在已充分讲过了中国人当其神志清明之际,透彻地知道怎样的生活法。生活的艺术对于他们是第二本能和宗教。谁说中国文明是精神文明便是撒谎。 十二、尘世是唯一的天堂 我们的生命总有一日会灭绝的，这种省悟，使那些深爱人生的人，在感觉上增添了悲哀的诗意情调。然而这种悲感却反使中国的学者更热切深刻地要去领略人生的乐趣。这看来是很奇怪的。我们的尘世人生因为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必须趁人生还未消逝的时候，尽情地把它享受。如果我们有了一种永生的渺茫希望，那么我们对于这尘世生活的乐趣便不能尽情地领略了。基士爵士（sirarthurkeith）曾说过一句和中国人的感想不谋而合的话："如果人们的信念跟我的一样，认尘世是惟一的天堂，那么他们必将更竭尽全力把这个世界造成天堂。"苏东坡的诗中有"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因为如此，所以他那么深刻坚决地爱好人生。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人生不再"的感觉。中国的诗人和学者在欢娱宴乐的时候，常被这种"人生不再""生命易逝"的悲哀感觉所烦扰，在花前月下，常有"花不常好，月不常圆"的伤悼。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一篇赋里，有着两句名言："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王羲之在和他的一些朋友欢宴的时候，曾写下《兰亭集序》这篇不朽的文章，它把"人生不再"的感觉表现得最为亲切：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我们都相信人总是要死的，相信生命像一支烛光，总有一日要熄灭的，我认为这种感觉是好的。它使我们清醒，使我们悲哀，它也使某些人感到一种诗意。此外还有一层最为重要：它使我们能够坚定意志，去想法过一种合理的、真实的生活，随时使我们感悟到自己的缺点。它也使我们心中平安。因一个人的心中有了那种接受恶劣遭遇的准备，才能够获得真平安。这由心理学的观点看来，它是一种发泄身上储力的程序。 中国的诗人与平民，即使是在享受人生的乐趣时，下意识里也常有一种好景不常的感觉，例如在中国人欢聚完毕时，常常说："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宴席。"所以人生的宴会便是尼布甲尼撤（nebuchadnezzar，古代的古巴比伦王，以强猛、骄傲、奢侈著称）的宴会。这种感觉使那些不信宗教的人们也有一种神灵的意识。他观看人生，好比是宋代的山水画家观看山景，是给一层神秘的薄雾包围着的，或者是空气中有着过多的水蒸气似的。 我们消除了永生观念，生活上的问题就变得很筒单了。问题就是这样的：人类的寿命有限，很少能活到七十岁以上，因此我们必须把生活调整，在现实的环境之下尽量地过着快乐的生活。这种观念就是儒家的观念。它含着浓厚的尘世气息，人类的活动依着一种固执的常识而行，他的精神就是桑塔耶讷所说把人生当做人生看的"动物信念"。这个根据动物的信念，我们可以把人类和动物的根本关系，不必靠达尔文的帮助，也能做一个明慧的猜测，这个动物的信念使我们依恋人生——本能和情感的人生——因为我们相信：既然大家都是动物，所以我们只有在正常的本能上获得正常的满足，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这包括着生活各方面的享受。 这样说起来，我们不是变成唯物主义者了吗？但是这个问题，中国人是几乎不知道怎样回答的。因为中国人的精神哲理根本是建筑在物质上的，他们对于尘世的人生，分不出精神或是肉体。无疑地，他爱物质上的享受，但这种享受就是属于情感方面的。人类只有靠理智才能分得出精神和肉体的区别，但是上面已经说过，精神和肉体享受必须通过我们的感官。音乐无疑地是各种艺术中最属于心灵的，它能够把人们高举到精神的境界里去，可是音乐必须通过我们的听觉。所以对于食物的享受为什么比交响曲不属于心灵的这一问题，中国人实在有些不明白。我们只有在这种实际的意义上，才能意识到我们所爱的女人。我们要分别女人的灵魂和肉体是不可能的。我们爱一个女人，不单是爱她外表的曲线美，并且也爱她的举止，她的仪态、她的眼波和她的微笑。那么，这些是属于肉体的呢？还是精神的呢？我想没有人能回答出来吧。 这种人生现实性和人生精神性的感觉，中国的人性主义是赞成的，或者可以说它是得到中国人全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赞成的。筒单讲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识。中国哲学家把一切的抽象理论撇开不谈，认为和生活问题不发生关系，以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理智上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只把握人生，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地生活？"西洋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无聊的。西洋哲学以论理或逻辑为基点，着重研究知识方法的获得，以认识论为基点，提出知识可能性的问题，但最后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却忘记了，那真是愚蠢琐碎的事，像一个人，只谈谈恋爱求求婚，而并不结婚生子；又像操练甚勤的军队不开到战场上去正式打仗。法国的哲学家要算最无谓，他们追求真理，如追求爱人那样地热烈，但不想和她结婚。 一、发现自己:庄子 在现代生活中，如果真有哲学家的话，那么"哲学家"这名词已变成一个仅是社交上恭维人家的名称了。哲学家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受人尊崇，同时也最不受人注意的人物。只要是一个神秘暧昧深奥不易了解的人物即可称之为"哲学家"。一个对现状漠不关心的人也被称为"哲学家"。然而，后者的这种意义中还有着相当的真理。在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asyoulikeit）一剧中，丑角达士东（jouchestone）所说的"牧羊人，你也懂得一些哲学吧？"这句话就是包含后者这种意义的。从这一种意义说来，哲学仅是对事物和人生的一种普通而粗浅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每个人多少总有一点。如果某一个人否认现实的表面价值，或不肯尽信报纸上所说的话，他就有哲学家的意味。他是一个不愿被骗的人。 哲学总带着一种如梦初醒的意味。哲学家观察人生，正如艺术家观察风景一样——是隔着一层薄纱或一层烟雾的。这种看法使生硬的人生琐事变成软化，容易使我们看出其中的意义。至少中国的艺术家或哲学家是如此思想的。所以，哲学家和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的观念完全相反；后者熙来攘往忙碌终日，以为他的成败盈亏，完全是绝对的、真实的。这种人真是无药可救，他连一些怀疑的念头也没有，所以不能得到一个起点。孔子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在孔子少数而有意的诙谐语句中，这句实得我心。 我想在这章中介绍一些中国哲学家对生活图案的观念。他们之间的意见越是参差，越是一致地以为人类必须有智慧和过着幸福生活的勇气。孟子的那种比较积极的人生观念和老子的那种比较圆滑和顺的观念，协调起来成为一种中庸的哲学，这种中庸的哲学可说已成了一般中国人的宗教。动和静的冲突，结果却产生了一种妥洽的观念，使人们对于这个不得完美的地上天堂也感到了满足。这种智慧而愉快的人生哲学就此产生。陶渊明——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有着最和谐的性格——就是这种生活的一种典型。 一切中国哲学家在不知不觉中所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去享受人生？谁最会享受人生？我们不去追求完美的理想，不去寻找那势不可得的事物，不去穷究那些不可得知的东西；我们认识的只是些不完美的、曾死的人类的本性；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调整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得以和平地工作，旷达地忍耐，幸福地生活。 我们是谁？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是不能解答的。不过我们都已承认，我们日常忙碌生活中的自我并不是完全真正的自我。在生活的追求中我们已经丧失一些东西。例如：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田野里东张西望地在寻找东西。聪明的人可以提出一个难题来让那些旁观者去猜猜：那个人究竟失掉了什么东西？有的猜一只表，有的猜一只钻石别针；各人有各人的猜测。聪明人其实也不知道那人失掉了些什么，可是当大家猜不着时，他可以说："我告诉你们吧，他失掉魂儿了。"我想没有人会说他这句话不对。我们往往在生活的追求中忘记了真正的自我，正如庄子在一个美妙的譬喻里所讲的那只鸟一样，为了要吃一只螳螂而忘记自身的危险，而那只螳螂又为了要捕捉一只蝉也忘了自身的危险。 庄周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翼广七尺，目大运寸。感周之颡，而集于栗林。 庄周曰："此何鸟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 蹇裳躩步，执弹而留之。睹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 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 庄周反入，三月不庭。蔺且从而问之："夫人何为顷间甚不庭乎？" 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且吾闻诸夫子曰：’入其俗，从其俗。’今吾游于雕陵而忘吾身。异鹊感吾颡。游于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为戮。吾所以不庭也。" 庄子乃是老子的门生，正如孟子是孔子的门生一样，二人都富于口才，二人的生存年月都和他们老师的距离约一百年。庄子和孟子生在同时，大约老子和孔子也在同时。可是孟子很赞成庄子人性已有所亡，而哲学之任务就是去发现并去取回那些失掉了的东西这句话。据孟子的见解，以为失掉的便是"赤子之心"。他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认为，文明的人为生活，其影响之及于人类赤子之心，有如山上的树木被斧斤伐去一样。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二、情智勇:孟子 最合于享受人生的理想人物，就是一个热诚的、悠闲的、无恐惧的人。孟子列述"大人"的三种"成熟的美德"是"仁、智、勇"。我以为把"仁"字改为情字当更为确当，而以"情、智、勇"为大人物的特质。在英语中幸亏尚有passion这个字，其用法和华语中的"情"字差不多。这两个字起首都含有"情欲"的那种狭义，但现在都有了更广大的意义。张潮说："多情者必好色，而好色者未必尽属多情。"又说："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如果我们没有"情"，我们便没有人生的出发点。情是生命的灵魂，星辰的光辉，音乐和诗歌的韵律，花草的欢欣，飞禽的羽毛，女人的艳色，学问的生命。没有情的灵魂是不可能的，正如音乐不能不有表情一样。这种东西给我们以内心的温暖和活力，使我们能快乐地去对付人生。 我把中国作家笔下所用的"情"字译作passion也许不很对，或者我可用sentiment一字（代表一种较温柔的情感，较少急越的热情所生的冲动性质）去译它吗？"情"这一字或许也含着早期浪漫主义者所谓sensibility一字的意义，即属于一个有温情的大量的艺术化的人的质素。在西洋的哲学家中，除了爱默生（emerson）、爱弥尔（amiel）、琼伯特（jonbert）和伏尔泰（voltairs）外，很少对于热情能说些好话的人，这是奇怪的。也许我们所用的词语虽不同，而我们所指的实是同一样东西。但是，假如说"热情"（passion）异于"情感"（sentiment），两者意义不同，而前者只是专指一种暴躁的冲动的情感而言，那么在中国字中便找不到一个相应的字可以代表它，我们只好依然用"情"这个字了。我很疑惑这是否就是种族脾性不同的表征？这是否就是中国民族缺乏那种侵蚀灵魂去造成那种西洋文学里悲剧材料的伟大热情的表征？这可就是中国文学中没有产生过希腊意义上的悲剧的原因？这可就是中国悲剧角色在危急之时饮泣吞声，让敌人带去了他们的情人，或如楚霸王那样，先杀死情人，然后自刎的原因？这种结局是不会使西洋观众满意的，可是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的，所以在文学上当然也就是这样的了。一个人跟命运挣扎，放弃了争斗，在事过之后，随之在悲剧回忆中，发生了一阵徒然的后悔和想望。正如唐明皇的悲剧那样，他谕令他的爱妃自杀，以满足叛军的要求，过后，便神魂颠倒地成天思念她。这种悲剧的情感是在那出戏剧结束后，在一阵悲哀中才表现出来的。当他在出狩生活中旅行时，在雨中听见隔山相应的铃声，便做了那首雨霖铃曲以纪念她；他所能看到或扪触到的事事物物，无论是一条余香未尽的小领巾，或是她的一个老婢，都使他想起他的爱妃，这悲剧的结束便是由一个道士替他在仙境里寻觅她的芳魂。如此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一种浪漫的敏感性，如不能称之为热情的话，不过这热情已变成一种圆熟而温和的了。所以，中国哲学家有着一种特点，他们虽卑视人类的"情欲"（即"七情"的意思），却不卑视热情或情感本身，而反使之成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基础，甚至于视夫妇之情为人伦之本。 我们的热情或情感是随生命而同来，无可选择，正如我们不能择拣父母一样，我们不幸天生就有一种冷静或热烈的天性，这是事实。在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小孩是生来就是冷心的；当我们渐次失掉那种少年心时，我们才会逐渐失掉我们内在的热情。在我们生活的某一时期中，我们热情的天性是被一种邪恶的环境所摧残压制，挫折或剥削，其所以如此，大概是由于我们没有留意使之继续生长，或者是我们不能从这种环境里解脱出来。我们在获取"世事经验"的过程中对于我们的天性曾多方摧残，我们学会了硬心肠，学会了虚伪矫饰，学会了冷酷、残忍，因此在一个人自夸他已获得了很多的人世经验时，他的神经显已变成不锐敏，而麻木迟钝——此种现象尤其是在政界为最多。结果世界上多了一个伟大的"进取者"（go-getter），把别人挤在一旁，而自己爬到顶上，世界上从此多了一个意志刚强、心志坚定的人，不过感情——他称之为愚笨的理想主义或多情的东西——在他胸怀中的最后一些灰烬，则也渐渐地熄灭了。我很看不起这种人，这世界上冷酷心肠的人实在太多了。如果国家有一天要施行消灭那些不适于生存者的生殖机能的话，第一步，应该先把那些无道德感念的人、艺术观念陈腐的人、铁石心肠的人、残酷而成功的人、意志坚决一无情义的人，以及那一切失掉生之欢乐的人，一起把他们的生殖机能割掉——而不必亟亟于那些疯狂的人和患肺痨的人。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热情而有情感的人，或许会做出一些愚蠢和鲁莽的事情，可是一个无热情也无情感的人却好像是一个笑话或一幅讽刺画了。他跟都德（dandet）的莎复（sapho）两者比较起来，只好算一条虫、一架机器、一座自动机、尘世上的一点污点而已。有许多妓女她的一生比大腹便便的商人来得高洁。莎复虽然犯罪，但也懂得爱；我们对于那些会显示深爱的人，应该给予较大的宽恕，无论怎样，她从一个冷酷的商业环境中走出来的时候，总比我们周遭的那些百万富翁怀着更热烈的心情。对曼丽·玛黛玲（marymagdalene）崇拜是对的。热情和情感有时免不了使我们做错事，因而受罪是应该的。但是有许多宽容的母亲因为过于纵容子女，往往因爱子之心而失掉了理智的判断，不过她们到了老年的时候，她们一定会回忆到她们从前那种融融洽洽的家庭生活，以为比那些苛刻严峻的人的家庭生活来得快乐。有一个朋友曾告诉我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年纪已七十八岁的老妇人对他说："回溯过去的七十八年中，每想到我所做的错事时，我还是觉得快乐的；不过又想到我的愚蠢时，我甚至到今天还不能饶恕我自己。" 可是人生是残酷的，一个有着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许容易受他的比较聪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错了主意，常常因对付仇敌过于宽大，或对于朋友过于信任，而走了失着。慷慨的人有时会感到幻灭，因而跑回家中写出一首悲苦的诗。在中国有许多的诗人和学者就是这样的，例如喝茶大家张岱，很慷慨地替亲友出力帮忙，甚至把家产也因此花完，而结果还吃了他最亲密的亲友的亏；后来他把这遭遇写成十二首诗，那诗要算是我所曾读到过的最辛酸最悲苦的了。可是我很相信直到他老死还是那么慷慨大量的，即使是在他很穷困的时候，有几次几乎穷的要饿死，也必仍然如此。我相信那些悲哀的情绪不久就会烟消雾散，而他依旧会快乐的。 虽说如此。但这种慷慨热烈的心情须有一种哲学加以保护，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勇连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我觉得智和勇是同样的东西，勇乃是了解人生之后的产物；一而二，二而一，一个完全了解人生的人始能有勇。如果智不能生勇，智便无价值。智抑制了我们愚蠢的野心，使我们从这个世界的骗子（humbug）——无论是思想上的或人生上的——手中解放出来而生出勇气。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骗子真是不胜其多，不过中国佛教已经把许多的小骗子归纳于两个大骗子之中；就是名和利。据说乾隆皇帝游江南的时候，有一次在一座山上眺望景色，望见中国海上帆船往来如织。他便问他身旁的大臣那几百只帆船是干什么的，他的大臣回答道，他只看见两只船，一只叫做"名"一只叫做"利"。有修养的人士也只能避免利的诱惑，只有最伟大的人物才能够逃避名的诱惑。有一次，一位僧人跟他的弟子谈到这两种俗念的根源时说："绝利易，绝名心难。即退隐之学者僧人仍冀得名。彼乐与大众讲经说法，而不愿隐处小庵与弟子作日常谈。"那个弟子道："然则师傅可为世上惟一绝名心之人矣。"师傅微笑而不言。 据我的人生观察，佛教徒的那种分类是不完全的。人生的大骗子不只两个，而实有三个：即名、利、权。在美国惯用的字中，可以拿"成功"（sess）这名词把这三个骗子概括起来。但是有许多智者以为成功和名利的欲望实是失败、贫穷和庸俗无闻的恐惧之一种讳称；而这些东西是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的。有许多人已经名利双全，可是他们还在费尽心计想法去统治别人，他们就是竭一生心力为祖国服役的人。这代价常是巨大的。如果你去请一个真真的智者来，要选他做总统，要他随时向一群民众脱帽招呼，一天中要演说七次，这种总统他一定不要做的。白赉士（jamesbryce，近代英国历史学家和外交家）以为美国民主政府现行的制度不能招致国中最优秀的人才去入政界服役。我觉得单是竞选的吃力情形足已吓退美国的智者了。从政的人顶了竭毕生心力为人群服役的名义，一星期常须参加六次的宴会。他为什么不坐在家里，自己吃一顿简单的晚餐，随后穿上睡衣，舒舒服服地上床去睡呢？一个人在名誉或权力的迷惑下，不久也会变成其他骗子的奴隶，越陷越深永无止日。他不久便开始想改革社会，想提高人们的道德，想维护教会，想消弥罪恶，做一些计划给人家去实行，推翻别人所定的计划，在大会中读一篇他的下属替他预备好的统计报告，在委员会的席上研究展览会的蓝纸图样，甚至于想创设一间疯人院（真厚脸皮啊！）——总之一句话，想干涉人家的生活。但是不久，这些自告奋勇而负起的责任，什么改造人家、实施计划、破坏竞争者的计划等问题，一股脑儿抛在脑后，或甚至还不曾跑进过他的脑筋呢。一个在总统竞选中失败了的候选人，两星期过后，对于劳工、失业关税等诸大问题都忘得一干二净！他是什么人，干吗要改造人家，增高人们的道德，送人家进疯人院去呢？可是他如果成功了的话，那些大骗子和小骗子是会使他踌躇满志地奔忙着，而使他想像着以为他的确是在做一些事情，而确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然而，世间还有一个次等的社会骗子，和上述的骗子有同样的魅力，一样普遍，就是时尚（fashion）。人类原来的自我本性很少有表现出来的勇气。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图（democritus）他以为已把人类从畏惧上帝和死亡这两个大恐怖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是一种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虽然如此，可是他还不曾把我们从另一个普遍的恐惧——畏惧周遭的人——中解放出来。人们虽由畏惧上帝和畏惧死亡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但还有许多人仍不能解除畏惧人们的心理，不管我们是有意或无意，在这尘世中一律都是演员，在一些观众面前，演着他们所认可的戏剧。 这种演戏的才能加上摹仿的才能（其实即演戏才能的一部分），是我们猴子的遗传中最出色的质素。这种表演才能无疑地可以得到实在利益，最显而易见的就是博得观众的喝彩。但是喝彩声越高，台后的心绪也越加紧张。同时这才能也帮助一个人去谋生，所以我们不能怪谁迎合观众心理去扮演他的角色。 惟一不合之处就是那演员或许会篡夺了那个人的位置，而完全占有了他；在这世上享盛名居高位的人，能够保存本性的，真少而又少，也只有这一种人自知是在做戏，他们不会被权势、名号、资产、财富等人造的幻象所欺蒙。当这些东西跑来时，他们只用宽容的微笑去接受，他们并不相信他们如此便变成特殊，便和常人不同。这一类的人物是精神上的伟大，也只有这些人的个人生活始终是简朴的。因为他们永不重视这些幻象，所以简朴才永远是真真伟大人物的标志。小官员幻想着自己的伟大；交际场中的暴发户夸耀他的珠宝；幼稚的作家幻想自己跃登作家之林，马上变成较不简朴、较不自然的人；这些都足以表示心智之狭小。 我们的演戏本能是根深蒂固的，以致我们常常忘记离开舞台，忘记还有一些真正的生活可过。因此，我们一生辛辛苦苦的工作，并不依照自己的本性，为自己而生活，而只是为社会人士的喝彩而生活，如中国俗语所说老处女"为他人作嫁衣裳"。 三、玩世、愚钝、潜隐:老子 老子刁慈的"老猾"哲学却产生了和平、容忍、简朴和知足的崇高理想，这看来似乎是矛盾的。这类教训包括愚笨者的智慧，隐逸者的长处，柔弱者的力量，和熟悉世故者的简朴。中国艺术的本身，和它那诗意的幻象以及对于樵夫渔父的简朴生活之赞颂，都不能脱离这种哲学而存在。中国和平主义的根源，就是能忍受暂时的失败，静待时机，相信在天地万物的体系中，在大自然动力和反动力的规律运行之下，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个人永远做"傻子"。 大巧若拙， 大辩若讷。 躁胜寒， 静胜热。 清静为天下正。 （老子《道德经》，下同） 我们既知道大自然的运行中，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或是做着傻子，所以其结论是竞争是徒劳的。老子曰："圣人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又曰："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当今的作家也可加上一句："世间的独裁者如能不要密探来卫护，我愿做他的党徒。" 因此，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善为士者不武； 善战者不怒。 善胜敌者不与； 善用人者为下。 是谓不争之德， 是谓用人之力， 是谓配天古之极。 有了动力与反动力的规律，便产生了暴力对付暴力的局势：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善者果而已； 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骄；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 不道早已。 凡尔赛会议如果请老子去做主席，我想今日一定不会有这么一个希特勒。希特勒自以为他在政治上当权之速，证明他得到"上帝的庇佑"。但我以为事情还要简单，他是得到克列孟梭（clemenceau）神魂的庇佑。中国的和平主义不是那种人道的和平主义——不以博爱为本，而以一种近情的微妙的智慧为本。 将欲噏之， 必固张之。 将欲弱之， 必固强之。 将欲废之， 必固兴之。 是谓微明。 柔弱胜刚强。 鱼不可脱于渊；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关于柔弱者的力量，爱好和平者之总能得到胜利，以及隐逸者的长处这一类训诲，没有一个人再能比老子讲得更有力量。在老子看来，水便是柔弱者的力量的象征——轻轻地滴下来，能在石头上穿一个洞；水有道家最伟大的智慧，向最低下的地方去求它的水平线：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谷"是空洞象征，代表世间万物的子宫和母亲，代表阴或牝。 谷神不死， 是谓元牝。 元牝之门， 是谓天地根。 绵绵若存； 用之不勤。 以牝来代表东方文化，而以牡来代表西方文化，这不会是牵强附会之谈吧。无论如何，在中国的消极力量里，有些东西很像子宫或山谷，老子说："……为天下谷；于天下谷，常德乃足。" 恺撒要做乡村中第一个人，而老子反之，他的忠告是："不敢为天下先。"讲到出名是一桩危险的事，庄子曾写过一篇讽刺的文章去反对孔子的夸耀知识行为。庄子著作里，有许多诽议孔子的文章，好在庄子写文章时，孔子已死，而且当时中国又没有关于毁坏名誉的法律。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 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 曰："然。" "子恶死乎？" 曰："然。" 任曰："予尝言不死之道。 "东海有鸟焉，其名曰’意怠’。其为鸟也，翂翂羽失羽失，而似无能。引援而飞；追胁而栖。进不敢为前；退不敢为后。食不敢先尝；必取其绪。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于祸。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于其意者饰知以惊愚；修身以明污。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孔子曰："善哉！"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 我曾写过一首诗概括道家思想： 愚者有智慧， 缓者有雅致， 钝者有机巧， 隐者有益处。 在信仰基督教的读者们看来，这几句话或者很像耶稣的"山上训言"，而也许同样地对他们不生效力。老子说，愚者得福，因他们是世上最快乐的人。这句话好似替"山上训言"加了一些诙谐的成分。庄子继老子"大巧若拙，大辩若讷"的名句而说"弃智"。八世纪时的柳宗元把他比邻的山叫做"愚山"，附近的水叫做"愚溪"。十八世纪时的郑板桥说了一句名言："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中国文学上有诸如此类不少赞颂愚钝的话。美国有一句俚语是"不要太精明"（don?蒺tbetoosmart），从这句俚语也可看出抱这种态度者的智慧。大智是常常如愚的。 所以，在中国文化上我们看见一种稀奇的现象，就是一个大智对自己发生怀疑，因而产生（据我所知）惟一的愚者的福音和潜隐的理论，而认为是人生斗争的最佳武器。由庄子的创说"弃智"，到尊崇愚者的观念，其中只是一个短短的过程；在中国的绘画中和文章中，有着不少的乞丐，不朽的隐逸者、癫僧，或如《冥寥子游》中的奇隐士等等，在那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出这种尊崇愚者观念的反映。当这个可怜的褴褛癫僧，变成了我们心目中最高智慧和崇高性格的象征时，智人即从人生的迷恋中清醒过来，接受一些浪漫的或宗教润色，而进入诗意的幻想境界。 傻子的受人欢迎是一桩实事。我相信无论在东方或西方，人们总是憎恶那个过于精明的同伴的。袁中郎曾写过一篇文字，说明他和他的兄弟为什么要用那四个极愚笨但是忠心的仆人。任何人只要把他所有的朋友同伴细细想一想，就可以发现我们究竟喜欢怎样的人。我们喜欢愚笨的仆人是因为他比较老实可靠，和他在一起过日子，我们尽可以写写意意，不必处处提心吊胆。智慧的男人多数要不太精明的妻子，而智慧的女子也多数愿嫁不太精明的丈夫。 中国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傻子，都是因为他们的真癫或假癫而讨人欢喜，受人敬爱。例如宋朝著名画家米芾号"米颠"（即癫），有一次穿了礼服去拜一块岩石，要那块岩石做他的"丈人"，因此得了"米颠"的名号。他和元朝的著名画家倪云林都有好洁之癖。又有一个著名的疯诗人赤了足，往来于各大寺院，在厨房里打杂，吃人家的残羹冷饭，不朽的诗便写在庙寺里厨房的墙壁上。最受中国人民爱戴的，要算是伟大的疯和尚颠僧了，他名叫济公，是一部通俗演义的主人公；这部演义越演越长，篇幅比之《唐·吉诃德》（donquixote）还长三倍，但好像还没有完结。他是生活于一个魔术、能医、恶作剧和醉酒的世界里，他有一种神力，能在相距几百英里的不同城市里同时出现。为纪念他的庙宇至今还屹立于杭州西子湖边的虎跑。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伟大浪漫天才，如徐文长、李卓吾、金圣叹（他自号"圣叹"，据他说，当他出世时，孔庙里曾发出一阵神秘的叹息。）他们虽然和我们一样是人，可是他们在外表和举动上多少违背着传统的习惯，所以给人一种疯狂的印象。 四、中庸哲学:子思 我相信主张无忧虑和心地坦白的人生哲学，一定要叫我们摆脱过于繁忙的生活和太重大的责任，因而使人们渐渐减少实际行动的欲望。在另一方面，生于现代的人，大都需要这种玩世主义之薰陶，因为这对他是很有益的。那种引颈前瞻徒然使人类在无效果和浪费的行动中过生活的哲学，它的遗毒或许比古今哲学中的全部玩世思想为害更大。每个人都有许多生理上的工作行动，它随时能把这种哲学的力量抵消；这种放浪者的伟大哲学虽到处受人欢迎，可是中国人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勤勉的民族。大多数人都未成为玩世者，因为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哲学家。 所以这样说来，玩世主义很少会变成大众所崇拜的流行思想的危险，这一点可以不必担忧。中国道家哲学虽已获得了中国人心胸中的感应，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每首诗歌和每幅山水画里都可看得出来；但是大多数中国人依旧过着熙来攘往的生活，依旧相信财富、名誉、权力，肯为他们的国家服役。如若不是这样，人类生活便不能维持下去。所以中国并没有人人都服从玩世主义，他们只在失败后，才做玩世者和诗人；我们的多数同胞依旧还是出力的演员。道家玩世主义的影响，仅是在减低紧张生活，同时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引导人民去信仰自然律的动作和反动作，信仰正义必能因此而得伸张。 然而，在中国的思想上还有一种相反的势力，它和这种无忧无虑的哲学，自然放浪者的哲学，是站在对立的地位的。自然绅士哲学的对面有社会绅士的哲学，道家哲学的对面有儒家哲学。如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的涵义，一个代表消极的人生观，一个代表积极的人生观，那么，我相信这两种哲学不仅是中国人有之，而也是人类天性所固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是生就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一个彻底的道家主义者理应隐居到山中，去竭力摹仿樵夫和渔父的生活，无忧无虑，简单朴实如樵夫一般去做青山之王，如渔父一般去做绿水之王。道家主义者的隐士，隐现于山上的白云中，一面俯视樵夫和渔父在相对闲谈；一面默念着青山、流水，全然不理会这里还有着两个渺小的谈话者。他在这种凝想中获得一种彻底的和平感觉。不过要叫我们完全逃避人类社会的那种哲学，终究是拙劣的。 此外还有一种比这自然主义更伟大的哲学，就是人性主义的哲学。所以，中国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一个不必逃避人类社会和人生，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快乐的人。如果一个人离开城市，到山中去过着幽寂的生活，那么他也不过是第二流隐士，还是环境的奴隶。"城中隐士实是最伟大的隐士"，因为他对自己具有充分的节制力，不受环境的支配。如果一个僧人回到社会去喝酒、吃肉、交女人，而同时并不腐蚀他的灵魂，那么他便是一个"高僧"了。因此，这两种哲学有互通性，颇有合并的可能。儒教和道家的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两种学说，只是代表了两个极端的理论，而在这两个极端的理论之间，还有着许多中间的理论。 我以为半玩世者是最优越的玩世者。生活的最高典型终究应属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他即是《中庸》作者，孔子的孙儿。与人类生活问题有关的古今哲学，还不曾发现过一个比这种学说更深奥的真理。这种学说，就是指一种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酌乎其中学说。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所以理想人物，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资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的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识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给《泰晤士报》的稿件一半被录用一半退回——总而言之，我相信这种中等阶级生活，是中国人所发现最健全的理想生活。李密庵在他的《半半歌》里把这种生活理想很美妙地表达出来： 看破浮生过半， 半之受无用边。 半中岁月尽幽闲； 半里乾坤宽展。 半郭半乡村舍， 半山半水田园； 半耕半读半经廛； 半士半姻民眷； 半雅半粗器具， 半华半实庭轩； 衾裳半素半轻鲜， 肴馔半丰半俭； 童仆半能半拙； 妻儿半朴半贤； 心情半佛半神仙； 姓字半藏半显。 一半还之天地； 让将一半人间。 半思后代与沧田， 半想阎罗怎见。 饮酒半酣正好； 花开半时偏妍； 半帆张扇免翻颠， 马放半缰稳便。 半少却饶滋味， 半多反厌纠缠。 百年苦乐半相参， 会占便宜只半。 所以，我们如把道家的现世主义和儒家的积极观念配合起来，便成中庸的哲学。因为人类是生于真实的世界和虚幻的天堂之间，所以我相信这种理论在一个抱前瞻观念的西洋人看来，一瞬间也许很不满意，但这总是最优越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最近人情的。总而言之，半个林白比一个整的林白更好，因为半个能比较快乐。如果林白只飞了大西洋的半程，我相信他一定会更快乐。我们承认世间非有几个超人——改变历史进化的探险家、征服者、大发明家、大总统、英雄——不可，但是最快乐的人还是那个中等阶级者，所赚的钱足以维持独立的生活，曾替人群做过一点点事情，可是不多；在社会上稍具名誉，可是不太显著。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名字半隐半显，经济适度宽裕，生活逍遥自在，而不完全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人类的精神才是最为快乐的，才是最成功的。我们必须在这尘世上活下去，所以我们须把哲学由天堂带到地上来。 五、爱好人生者:陶渊明 所以我们已经晓得，我们如果把积极的人生观念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度地配合起来，我们便能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介于动作和静止之间，介于尘世的徒然匆忙和完全逃避现实人生之间；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哲学中，这一种可说是人类生活上最健全最完美的理想了。还有一种结果更加重要，就是这两种不同观念相混合后，和谐的人格也随之产生；这种和谐的人格也就是那一切文化和教育所欲达到的目的，我们即从这种和谐的人格中看见人生的欢乐和爱好。这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要描写这种爱好人生的性质是极困难的；如用譬喻，或叙述一位爱好人生者的真事实物，那就比较容易。在这里，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头。陶渊明也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我想没有一个中国人会反对我的话吧。他没有做过大官，很少权力，也没有什么勋绩，除了本薄薄的诗集和三四篇零星的散文外，在文学遗产上也不曾留下什么了不得的著作。但至今还是照彻古今的炬火，在那些较渺小的诗人和作家心目中，他永远是最高人格的象征。他的生活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自然敬畏，会使那些较聪明与熟识的人自惭形秽。他是今日真正爱好人生者的模范，因为他心中虽有反抗尘世的欲望，但并不沦于彻底逃避人世，而反使他和七情生活洽调起来。文学的浪漫主义，和道家闲散生活的崇尚以及对儒家教义的反抗，在那时的中国已活动了两百多年，这种种和前世纪的儒家哲学配合起来，就产生了这么一种和谐的人格。以陶渊明为例，我们看见积极人生观已经丧失了愚蠢的自满心，玩世哲学已经丧失了尖锐的叛逆性，在梭罗身上还可找出这种特质——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标志，而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在宽容和嘲弄的精神中达到成熟的时期。 在我看来，陶渊明代表一种中国文化的奇怪特质，即一种耽于肉欲和灵的妄尊的奇怪混合，是一种不流于制欲的精神生活和耽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奇怪混合中，七情和心灵始终是和谐的。所谓理想的哲学家即是一个能领会女人的妩媚而不流于粗鄙，能爱好人生而不过度，能够察觉到尘世间成功和失败的空虚，能够生活于超越人生和脱离人生的境地，而不仇视人生的人。陶渊明的心灵已经发展到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他内心有一丝一毫的冲突，因之，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诗一般那么自然而冲和。 陶渊明生于第四世纪的末叶，是一位著名学者兼贵官的曾孙。这位学者在家无事，常于早上搬运一百支甓到斋外，至薄暮又搬运回斋内。陶渊明幼时，因家贫亲老，任为州祭酒，但不久即辞了官职去过他的耕种生活，因此得了一种疾病。有一天，他对亲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有一个朋友听了这句话，便荐他去做彭泽令。他因为喜欢喝酒，所以命令县里都种秣谷，可是他的妻子不以为善，固请种粳，才使一顷五十亩种秣，五十亩种粳。后因郡里的督邮将到，县吏说他应该束带相见，陶渊明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于是官也不愿做了，写了《归去来辞》这首名赋。此后，他就过着农夫的生活，好几次有人请他做官，他一概拒绝。他家里本穷，故和穷人一起生活，在给他儿子的一封信里，曾慨叹他们的衣服褴褛，做着贱工。有一次他送一个农家的孩子到他的儿子那里去，帮做挑水取柴等事，在给他儿子的信里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他惟一的弱点就是喜欢喝酒。他平常过着孤独的生活，很少和宾客接触，可是一看见酒，纵使他不认识主人，也会坐下来和大家一起喝酒。有时他做主人的时候，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且去。"他有一张无弦的琴，这种古代的乐器，只能在心情很平静的时候，慢慢地弹起来才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时，或是有兴致想玩玩音乐时，便抚抚这张无弦的琴。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 他心地谦逊，生活简朴，且极自负，交友尤慎。判史王弘很钦仰他，想和他交朋友，可是无从谋面。他曾很自然地说："我性不狎世，因疾守用，幸非洁志慕声。"王弘只好和一个朋友用计骗他，由这个朋友去邀他喝酒，走到半路停下来，在一个凉亭里歇脚，那朋友便把酒拿出来。陶渊明真的欣欣然就坐下来喝酒，那时王弘早已隐身在附近的地方，这时候便走出来和他相见。他非常高兴，于是欢宴终日，连朋友的地方也忘记去了。王弘见陶渊明无履，就叫他的左右为他造履。当请他量履的时候，陶渊明便把脚伸出来。此后，凡是王弘要和他见面时，总是在林泽间等候他。有一次，他的朋友们在煮酒，就把他头戴的葛巾来漉酒，用过了还他，他又把葛巾戴在头上了。 他那时的住处，位于庐山之麓，当时庐山有一个闻名的禅宗，叫做白莲社，是由一位大学者所主持。这位学者想邀他入社。有一天便请他赴宴，请他加入。他提出的条件是在席上可以喝酒。本来这种行为是违犯佛门的戒条的，可是主人却答应他。当他正要签名入社时，却又"攒眉而去"。另外一个大诗人谢灵运很想加入这个白莲杜，可是不得其门而入。后来那位方丈想跟陶渊明做个朋友，所以他便请了另一位道人和他一起喝酒。他们三个人，那个方丈代表佛教，陶渊明代表儒教，那个朋友代表道家。那位方丈曾立誓说终生不再走过某一座桥，可是有一天，当他和他的朋友送陶渊明回家时，他们谈得非常高兴，大家都不知不觉地走过了那桥。当三人明白过来时，不禁大笑。这三位大笑的老人，后来便成为中国绘画上常用的题材，这个故事象征着三位无忧无虑的智者的欢乐，象征着三个宗教的代表人物在幽默感中团结一致的欢乐。 他就是这样地过他的一生，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心地坦白的、谦逊简朴的乡间诗人，一个智慧而快乐的老人。在他那本关于喝酒和田园生活的小诗集，三四篇偶然冲动而写出来的文章，一封给他儿子的信，三篇祭文（一篇是自祭文），和遗留给子孙的一些话里，我们看出一种造成那和谐生活的情感和天才；这种和谐的生活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卓越。他在《归去来辞》那首赋里所表现的就是这种爱好人生的情感。这篇名作是在公元四○五年十一月，就是在决定辞去那县令的时候写的。